作者：刘全国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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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研究试读：
总序
郝时远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自然地理、人文社会极具特色的地区。雪域高原、藏传佛教彰显了这种特色的基本格调。西藏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是人类生活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藏传佛教集中体现了西藏地域文化的历史特点，宗教典籍中所包含的历史、语言、天文、数理、哲学、医学、建筑、绘画、工艺等知识体系之丰富，超过了任何其他宗教的知识积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十分广泛。因此，具有国际性的藏学研究离不开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理所当然是藏学研究的故乡。
藏学研究的历史通常被推溯到17世纪西方传教士对西藏地区的记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公元7世纪藏文的创制，并以藏文追溯世代口传的历史、翻译佛教典籍、记载社会生活的现实，就是藏学研究的开端。同一时代汉文典籍有关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其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记录，就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本土基础。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的藏学，如同汉学、东方学、蒙古学等国际性的学问一样，曾深受西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但是，西学对中国的研究也只能建立在中国历史资料和学术资源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历史资料、学术资源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史实，而且包括了古代记录者、撰著者所依据的资料、分析、解读和观念。因此，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发展，不仅需要参考、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成就，而且必须立足本土的传统，光大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门学问，藏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是立足藏学研究综合性特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自2009年“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制定了《“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采取发布年度课题指南和委托的方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申报。几年来，根据年度发布的项目指南，通过专家初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工作机制，逐年批准了一百多项课题，约占申报量的十分之一。这些项目的成果形式主要为学术专著、档案整理、文献翻译、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类型。
承担这些课题的主持人，既包括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包括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后生晚辈，他们的学科背景十分多样，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生态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地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诸多学科，分布于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家委员会在坚持以选题、论证等质量入选原则的基础上，对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藏族聚居地区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些地区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大都具有藏学研究的实体、团队，是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具有时空跨度大、内容覆盖广的特点。在历史研究方面，以断代、区域、专题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突出了古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在宗教研究方面，以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影响、寺规戒律与寺庙管理、僧人行止和社会责任为重点，突出了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在现实研究方面，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突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主题。
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也是没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的中国实践，其开创性自不待言。同时，以西藏自治区现代化为主题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对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特点、社会结构等特殊性，而且面对境外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所谓“援藏”势力制造的“西藏问题”。因此，这一项目的实施也必然包括针对这方面的研究选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近代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图谋将西藏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而制造的一个历史伪案，流毒甚广。虽然在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官方承认以往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但是西方国家纵容十四世达赖喇嘛四处游说这种“时代错误”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变。作为“时代错误”的核心内容，即英国殖民势力图谋独占西藏地区，伪造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香格里拉”神话，使旧西藏的“人间天堂”印象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且作为历史参照物来指责1959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诋毁新西藏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以致从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众多西方人（包括英国人）对旧西藏黑暗、愚昧、肮脏、落后、残酷的大量实地记录，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舆论中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进而造成广泛的“集体失忆”现象。
这种外部环境，始终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势力炒作“西藏问题”和分裂中国的动力。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前苏联国家裂变的进程，达赖集团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展开了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分裂活动。达赖喇嘛以其政教合一的身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非暴力”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则挑起中国西藏等地区的社会骚乱、街头暴力等分裂活动。2008年，达赖集团针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而组织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在境外形成了抢夺奥运火炬、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恶劣暴行，在境内制造了打、砸、烧、杀的严重罪行，其目的就是要使所谓“西藏问题”弄假成真。而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则大都出于“乐观其成”的“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西方世界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达赖喇嘛不能接受西藏地区彻底铲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残存的历史影响。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中，有关中国的议题不少，其中所谓“西藏问题”是重点之一。一些西方首脑和政要时不时以会见达赖喇嘛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显示其捍卫“人权”的高尚道义。其实，当“西藏问题”成为这些国家政党竞争、舆论炒作的工具性议题后，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作茧自缚的梦魇。实践证明，只要在事实上固守“时代错误”，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只能导致搬石砸脚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哲学原理没有改变，推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具备抵御任何外部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关注了国际事务中的涉藏斗争问题，而且尤其重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议题。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进程中，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落实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是课题立项的重要指向。“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过程。如何把西藏地区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不仅需要脚踏实地的践行发展，而且需要科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本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课题，诸如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评估，西藏民生改善的目标与政策，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及其管理能力，西藏特色经济发展与发展潜力，西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国内外贸易，西藏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跨越式发展等研究方向，分解出诸多的专题性研究课题。
注重和鼓励调查研究，是实施“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基本原则。对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涉面甚广，特别是涉及农村、牧区、城镇社区的研究，都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课题指南强调实证、课题设计要求具体，也成为这类课题立项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设计了回访性的调查研究项目，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藏区调查基础上，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回访性调查，以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微观社区的变化。这些现实性的课题，广泛地关注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人口、妇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技艺、风俗习惯等文化传承问题，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牧业、旅游业、城镇化等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生态保护问题，等等。我们期望这些陆续付梓的成果，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反映藏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体现科学研究服务于实践需求的智力支持。
如前所述，藏学研究是中国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学术事业方面的重要支点之一。“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涉及的学科众多，它虽然以西藏等藏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从学科视野方面进一步扩展了藏学研究的空间，也扩大了从事藏学研究的学术力量。但是，这一项目的实施及其推出的学术成果，只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加油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综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藏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要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无论是理论预期还是实际过程，都面对着诸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来自国际层面和境外达赖集团的干扰。继续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进入结项和出版阶段之际，我代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项目领导小组几年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指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对“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在组织实施、协调联络、监督检查、鉴定验收等方面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承担“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出版事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课题鉴定环节即介入了这项工作，为这套研究成果的出版付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2013年12月北京序
一
人类历史初期，在洪水退去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从挪亚方舟中走出的挪亚子孙的一支一路东行，来到了地势优美、土地肥沃的示拿地（Shinar）。这些一心想摆脱上帝训诫和束缚的子民全然不顾上帝要求他们散居全地的意旨，决心定居于此，并在此建一座城池、一座高塔，一则防止众人向外迁移，二则纪念他们造城建塔的不朽功勋和无上荣耀，三则建造一个避难之所，以防上帝爽约后再次以洪水灭世。看着塔一天天高耸入云，挪亚的子孙欢欣雀跃。正在他们感叹自己的杰作上可通天之时，上帝下令让他们讲不同的语言。因为语言交流的障碍，盛怒和绝望的人们开始互相责骂攻击，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成了永远无法完成的工程。上帝运用语言的工具，轻而易举地惩罚了狂妄自大、不懂感恩的子民。巴别塔之后，人类语言交际零障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旧约全书》中的这个神话故事在为人类语言图景多元化提供解释的同时，也预示了长期以来人类语言生活的存在方式和演进逻辑：不同语言在相互接触中保持自身的系属特征，因此语际交流障碍无处不在；同时，人们通过各种手段消弭语际交流障碍的努力也始终没有停止。巴别塔之后的人类语言就是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存在和发展的。
作为语言传承的重要手段，双语教育是人类在多元化的语言图景中重建“巴别塔”、努力消弭语言差异、构建多语言交际的一大景观。双语教育是由英语“bilingual education”翻译而来的。国外有关双语教育的界定，把它分为广义的双语教育和狭义的双语教育两种：广义的双语教育指学校中使用两种语言的教育；狭义的双语教育则指的是学校中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传授学科内容的教育。
现代语言学理论和语言习得理论的发展，使平衡理论引起的学习一种语言会消减另一种语言运用能力的论争逐渐平息，思想库模式、阈限理论和依存假说理论等在一定程度上为双语教育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提供了理据支持。在这一宏观语境下，对双语教育的关注热点从或然性和应然性的论证逐渐转向对实然性的关切，双语教育成为现代社会语言图景的重要景观和语言生活的重大事件。
在国外，双语教育已成为多元文化国家和多元文化社区的基本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卢森堡等国实施的双语或多语教育已成为这些国家语言生活中的标志性景观。在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当代语境下，双语教育因与文化认同、民族结构等密切相关，被赋予消除文化壁垒、促进族群交流等历史使命。国外多元文化的实践经验还表明，双语教育在克服群体与个体两个层面的文化冲突后，最终将促进双语个体融入更高一级的文化统一体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双语教育已远远超越了语言教育的内涵与旨趣，而成为促进文化和族群交流（如认同）、培养世界公民的人文手段。
在中国，广义的双语教育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教育中民汉并行的语言教育，而狭义的双语教育主要表现为运用第二语言或外语进行学科知识的教学。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母语为非通用语言的广大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而言，运用第二语言——汉语实施的学科教学就成为双语教育的重要实践形态，而运用外语实行的双语教育主要表现为高等院校和基础教育中运用英汉两种语言实施的学科教学。民汉并行的广义双语教育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教育的普遍形态，也是中国双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民汉双语教育承载着促进中国政治文化建设、掌握民族语言、传承民族文化、习得国家通用语言等现实功能。
二
作为中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在保障中国国家安全与生态安全、储备战略资源、弘扬民族文化、传承民族语言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西藏自治区的语言图景和双语教育是事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重要事件，其战略意义已超越简单的语言使用和传承的本体范畴。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历史悠久、特色鲜明，规约着该地区语言生活的发展和文化图景的建构。
就语言谱系而言，汉语和藏语同属汉藏语系。汉藏语系过去又被称为“藏汉语系”或“印支语系”，是全球仅次于印欧语系的第二大语系。国内的语言学研究一般将汉藏语系分为四个语族，即汉语族、壮侗语族（或称侗台语族、侗泰语族）、苗瑶语族和藏缅语族。汉藏语系的语言大都是孤立语，且有固定声调，元音分长短，声母清浊对立，有复辅音声母，运用量词，以虚词和语序表达语法意义。在汉藏语系中，分属汉语族的汉语与分属藏缅语族的藏语在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中分别承担着目标语言和工具语言的角色，两种语言的并行使用与教育成为双语教育领域极其珍贵的研究素材。汉藏双语教育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像汉藏这样同系异族语言接触和双语教育的迁移机制和互动模式，也可为探索不同语言距离间的语言接触和教育机制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启示。
如前所述，因为特殊的历史文化地位，西藏自治区的双语教育已经远远不止于使用两种语言来实施教育的教育概念，历史性成为考量和解读西藏双语教育的重要视角和维度。就历史起源而言，有文字记载的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是在公元7世纪中叶吐蕃松赞干布创制藏文字后开始的。一千多年以来，双语现象和双语教育成为西藏历史文化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虽然屡经沉浮，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促进汉藏民族进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交流都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西藏历史发展、政治进步和文化交流的晴雨表。唐代文成公主入蕃后汉藏双语翻译和双语教育的萌芽，五代及宋朝西藏封建割据时期高僧和藏医学家外出游学对藏印双语接触和双语教育的推动，元代西藏并入帝国版图后中央官学对藏族贵族子弟实施的双语教育，明代儒学思想向藏区的传播、中央官学和藏区地方官学教育对双语教育和双语翻译的推动，清代僧官学校对双语教育的推动以及对典籍的跨语际翻译等，都是西藏历史上意义深远的双语教育事件，勾勒出古代西藏双语教育的嬗变历程和发展轨迹。
近现代西藏双语教育的科学性和系统性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双语教育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遭受了沉重打击和创伤，但双语教育的科学化和大众化却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和时代特征。张荫棠、联豫对近代西藏双语教育的构想和实施，新中国成立后对西藏双语教育的探索、调整和推进，都对近现代西藏双语教育的成功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双语教育的理论异彩纷呈，双语教育的模式渐趋成熟，双语教育的受众范围逐渐扩大，双语教育的目标日益科学清晰，双语课程的设置与实施、双语教育资源的开发、双语师资的培养、双语教育的评价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可喜的成绩。西藏双语教育成为中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规划和实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和模式。
时下，中国教育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改革和转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高考制度的改革、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职业教育的规模扩容和办学层次的提升都成为当代中国教育生活的鲜明趋势。在这一教育深层改革和资源重组的过程中，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既要凝神聚气反思历史，在历时梳理中扬弃地继承自身的传统遗产，又需敞开胸襟，在共时对比中科学借鉴国外多元文化国家和社区的双语教育模式和经验，同时还应审时度势，在中国当前教育改革的潮流中把握好自身的发展走向。在新的历史时期，西藏自治区的双语教育模式构想和教育规划中，应该综合考量教育历史遗产的传承、汉藏语言的接触和习得、汉藏民族文化的弘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段衔接、基础教育向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分流、计算机辅助和网络支持的双语教育等因素，努力探索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的当代之策与未来之路。
三
本书是在笔者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西藏项目”2011年招标课题“西藏自治区基础教育双语教学研究：模式构想与政策建议”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遵循“历史反观—理论概述—实践形态描写—田野调查—模式分析—政策建议”的架构思路，本书分十二章呈现研究内容。
第一章与第二章论述了从西藏起源到改革开放以后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的历史嬗变，重点论述了唐、宋、元、明、清古代各个时期以及近代和新中国成立以后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的规模、政策、发展和演进。
第三章与第四章分别论述了现有的双语教育基础理论与双语教育理论形态。双语教育基础理论部分介绍了平衡理论、思想库模式、阈限理论、依存假设、兰伯特的态度—动机模式、加德纳的社会—教育模式、输入—输出—情景—过程双语教育模式等双语教育基础理论。双语教育理论形态部分根据双语教育的类型特征，将双语教育分为淹没式双语教育、过渡式双语教育、沉浸式双语教育、保持性双语教育、双向双语教育、主流双语教育六种形态进行呈现，对每种形态的概念厘定和核心特征进行了论述。
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论述了国外和国内双语教育实践形态。国外部分主要介绍了加拿大魁北克省圣伯兰特地区双语教育、澳大利亚贝诺瓦州立中学双语教育、新加坡双语教育、日本浸没式双语教育四种比较成熟的双语教育实践形态，对每种形态中的双语教育背景或目标、双语教育模式或特征、双语教育成效进行了梳理和介绍。国内实践形态部分主要介绍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汉双语教育、内蒙古自治区蒙汉双语教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汉双语教育、西藏自治区藏汉双语教育、云南省彝汉双语教育、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汉双语教育等国内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双语教育实践形态。
第七、八、九、十章呈现了本书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第七章从研究工具、研究日程、样本学校、样本学生、样本教师等方面介绍了田野调查的概况，第八章分别从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的语言生态、学校生态、家庭生态及社区生态等方面论述了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的生态环境，第九章对西藏自治区样本学生与样本教师的双语态度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第十章对西藏自治区样本学生与样本教师的双语能力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第十一章对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模式进行了分析。从双语教育的地域差异、学科差异、学段差异、校际差异等视角对西藏自治区的双语教育特征进行了描写，然后从双语教育目标结构、双语教育政策规划、双语教育课程标准、双语教育教学资源、双语教育课程体系、双语教育师资队伍、双语教育主体认同、双语教育评价体系等维度对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模式进行了分析。
第十二章在回顾总结西藏自治区双语教育历史、国际双语教育基础理论和形态、国内外双语教育实践形态的基础上，结合对西藏自治区开展的双语教育田野调查实证研究和模式分析，从双语教育的系统属性、整体规划、多元衔接、经验借鉴、语言环境、信息化、研究引领等方面对西藏自治区的双语教育提出实施建议。
是愧为序。刘全国2014年4月于金城兰州
历时篇
第一章西藏双语教育史迹钩沉第一节 西藏起源简述自13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后，在历代的王朝更替和政权更换中，西藏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一个省级的自治区，其全称为西藏自治区。
从起源至今，西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西藏的前身为许多小部落割据，经过唐代吐蕃王朝的统一，才形成藏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西藏各地发掘了大量人类活动的遗址，其中对卡若遗址的发掘证明，距今四千多年前，西藏人类种群的一部分正逐渐进入定居时代，迈出了西藏文明史中重要的一步。
西藏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卵生世界的传说。据其古老宗教苯教的文献《什巴卓浦》记载，由五种本源物质产生了最初的世界，并产生了一个发亮的卵和一个黑色的卵。人间的始祖什巴桑波奔赤从发亮的卵的中心生出，人类是从什巴桑波奔赤的后裔——天界和地界的神当中繁衍出来的。也有传说记载，西藏的第一对先祖夫妇是森林猕猴和岩罗刹女的结合繁衍出的人种，并且认为藏族最初的祖先就生活在雅鲁藏布江边，吐蕃的东南处。那里是一片被森林覆盖的山区，丛林中[1]有猕猴出没，气候相对温暖，适宜农业生产。藏文版《第吴宗教源流》和《智者喜宴》记载，西藏地区在人类出现之前曾经由十种（或十二种）非人统治过，那时西藏地区就被称为“博康”（bod-khams）之地。而“博巴”（bod-pa）正是藏族古往今来一贯使用的自称，可见是由地域的名称演变为民族的族称。而青藏高原周边的一些民族，如羌族、纳西族、普米族的创世神话传说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区。在其他少数民族的民间认识中，也可发现西藏文化的原型价值和影响辐射作用。
依据近年在青藏高原的考古发现、民间的神话传说以及对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分析，学者大致得出以下推断：青藏高原的古人类活动起源地域应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森林地带。后来随着古人类学会使用火，人类抵御猛兽的能力逐渐增强、人类获取的食物种类也不断增多，古人类逐步沿着河流分散，分布到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雅隆河流域，并在这些河谷地带发展出早期的农业和驯养家畜。在农业发展到可以驯养成群的牲畜并将野马驯化为家马、将狼驯化为狗以后，古人类开始在辽阔的草原上稳定地生存并发展起大规模的畜牧业，奶制品和肉类成了他们的主要食物，这种饮食结构也提高了牧民的体质。畜群的增长需要开拓新的草场，于是，游牧部落进行长途迁徙，向更大的地域扩散。从藏北草原翻越唐古拉山到达长江、黄河源头的游牧部落，在以青海湖为中心的广大草原地带发展成一个又一个的部落联盟，并继续向东发展到黄土高原，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部落接触、交往。这就是汉文古籍中所记载的羌人（汉文史料解释羌为西方牧羊人，其实际意义还有待研究）和西羌部落。有许多向东发展的羌人部落则先后加入黄河中下游汉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之中。另一部分从青海南下经过横断山脉进入云贵高原，甚至远到缅甸，发展成藏缅语族的一系列民族，从其语言上的相近还能够看到他们在民族起源上的亲缘关系。而留在青藏高原上的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2]经过唐代吐蕃王朝的统一，形成藏族。
由以上材料可看出，在吐蕃统一之前，藏族还没有形成，还处在各小部落分化合并的过程之中，文化处于原始萌芽阶段。关于语言的使用基本没有记载，双语现象和双语教育也是无迹可寻。第二节 唐代吐蕃时期西藏双语教育
在西藏的历史长河中，吐蕃王朝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吐蕃王朝以前，西藏尚处于原始分裂状态，各小部落散居各处，地缘政治概念还未形成，文化形态也极其落后。由于与中原大地地理距离遥远、交通不便，因此，这些部落与中原往来不多。中原历史文献中关于西藏的记载，也只有只言片语。同时，西藏在吐蕃前尚无文字，因此关于双语的记载几乎无从考证，有据可依的西藏双语起源是从吐蕃松赞干布时期创制文字后开始的。由于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后，改建政治体制，创制文字，活跃文化，对周边各国实施开放政策，与其他民族往来密切，交流频繁，早期的双语现象在这一时期便如春之花开自然而然地生成了。
就其理论内涵来说，双语即对两种语言的使用。可以熟练使用两种语言者被称之为双语使用者或双语人，在某种特定场景下同时使用两种语言的现象为双语现象。语言是劳动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在文字创制以前就自然生成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各民族间的交流变得必要而频繁，双语现象也就应运而生。西藏的双语现象在吐蕃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文字的创制、社会的进步而获得发展。藏族文字创制于吐蕃松赞干布时期，在此之前的小邦林立时期虽已有使用文字的需求，一些地区甚至可能使用某几种不太完备的文字，但仍主要依赖刻木结绳记事。早在604年（隋文帝仁寿四年，吐蕃襄日论赞在位），中原的天文知识就开始传入吐蕃，大汉文化与吐蕃文化已有接触，但终因无文字而无法传播，双语现象也无从考证。
634年，松赞干布率领于7世纪崛起的雅隆河谷地区部落一举击败了库库诺尔地区的吐谷浑人，并逐一兼并境内诸部，统一了整个藏族地区，最终建立了强大的实行奴隶制的吐蕃王朝。吐蕃时期，松赞干布采取加强王权、制定法律、建立军制、确定官制、创造文字等一系列建政与改革措施，从而使吐蕃社会出现了安定和管理有效的新局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较大发展。由于农牧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物品交换日益频繁，吐蕃的文化也有了快速提升，文化交流活动[3]十分活跃，并逐步得到发展和加强。
松赞干布时期开始，吐蕃对周边各部族施行了开放政策，以努力扩大与周围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松赞干布迎娶了象雄公主，吸收了象雄文化，并派大臣噶尔东赞到尼泊尔，迎娶尼泊尔国王鸳输伐摩之女墀尊公主入藏为妃，以此加强了与尼泊尔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吐蕃又与中原唐王朝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关系。唐贞观八年（634年），吐蕃与刚建立不久的唐王朝发生军事冲突。冲突后，吐蕃主动遣使与唐通好，随后向唐朝求亲，争取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638年，松赞干布遣求婚使噶尔东赞到长安，向大唐求亲。经过多方努力，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于松赞干布。松赞干布称唐太宗为“天子”，恪守臣子礼。由此，吐蕃和中原实现了首次联姻，建立了和平友好关[4]系，双方使节来往逐年增加，文化交流逐渐增多。649年夏，唐太宗去世，唐高宗即位，遣使入蕃告丧，并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松赞干布派专使到长安吊祭，并上书表示对唐高宗即位的祝贺和支持。唐高宗又晋封松赞干布为王，立松赞干布石像于唐太宗的昭陵前，以示对吐蕃赞普的重视。松赞干布听从唐中央王朝的号令，派兵击“浸失臣礼”的龟兹王。唐景公元年（710年），金城公主又嫁给吐蕃赞普墀德祖赞（704～755年在位）。唐中宗派专使和吐蕃迎亲使者一起护送金城公主入藏，唐朝君臣还和吐蕃的迎亲使者联句和诗，歌颂唐蕃和好。731年，墀德祖赞和金城公主遣使向唐朝请求《毛诗》《礼记》《左传》等，并要求定界互市。墀德祖赞在表文中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当时，吐蕃与唐朝已“和如一家”。823年（唐长庆三年），吐蕃王墀祖德赞（另译作墀热巴金，815～838年在位）与唐穆宗共建“唐蕃会盟碑”于拉萨大昭寺前，其上以汉藏两种文字所刻，称：“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社稷如一，为此大和”。盟文表达了藏汉两族源远流长的情谊和和睦相处的政治关系。在吐蕃王朝633年建立到846年灭亡的213年内，唐蕃双方往来共达191次，唐朝官员入吐蕃者66次，吐蕃官员到唐朝者125
[5]次。皇室联姻、政治联盟、文化交往等，为这一时期的西藏双语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在需求。
吐蕃时期，吐蕃与外族来往甚密，尤其是与中原大唐。可以推测，无论是使者的来往、求婚使者的机智言辩、唐蕃使臣的联句和诗，还是信件表文的往来，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两种语言即藏语和汉语的双语应用。尼泊尔公主、大唐公主的入嫁使西藏的王室首先成为双语使用场所。在吐蕃时期，尼泊尔公主、大唐公主还带去了大量的佛经典籍，于是涌现出大量的翻译事项，譬如对梵文的翻译、对佛经的翻译。大唐公主的入嫁也给吐蕃带去了汉文化与汉文字，双语现象在这一时期已初现端倪。
双语现象有个体和群体之分。同一个体根据不同的情景和不同的对象，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交际的现象为个体双语现象；它的重点在于使用双语者的语言技巧、语言习惯和个性特征。同一言语群体中，两种语言并存的现象为群体双语现象。群体双语现象的特点是两种语言是一个社会、群体或一个特定的社会机构的交际手段。个体双语现象和群体双语现象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群体双语现象是由许多个体双语现象累积而成的；个体双语现象的形成也有赖于特定的双语环境，它是个体根据需要在与使用另一种语言的人进行交际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中，两种语言的并存必然会导致使用双语者的出现，许多使用相同双语的个体造就了一个双语群体。
在吐蕃时期，由于只有上层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机会，才有可能被派到其他民族地区学习，因此，使用双语者仅为一小部分权贵和部分学者，尤以拉萨城内王室权贵为主。此时的双语现象仅可称之为个体双语现象。一 藏文字的产生与推广
关于藏文的起源，说法不一，但都无实据可证。根据敦煌古藏文文献的记载，可以肯定目前使用的藏文是松赞干布时期创制的。
据《汉藏史集》记载：吐蕃有一14岁的国王，即松赞干布，教法护持国政的声名，遍于瞻部洲，四方之国都送来珍奇礼品和书信。吐蕃之王，虽有财宝回送，却无法写信，只能送口信回去。这些文字反映了一个事实：当时的吐蕃尚无文字。然而，当时吐蕃王朝已与唐中央王朝建立良好又密切的关系，须听从号令，上书效忠、献礼朝廷、使臣往来、文化交流等都亟需藏族文字的表达。与邻国往来的加强、使者往来、互通国书、处理外交等事宜，更急需用藏文。因此，松赞[6]干布下决心创制藏族人自己的文字。
文字的创制与推广为日后藏语的传播、经书的翻译、双语教育的大力发展创造了可能性。（一）藏文字的创制
贞观七年（633年），松赞干布派遣16名贤明大臣赴天竺（今印度）学习文字，未能如愿。7世纪初，又派吞米—桑布扎等一行贵族青年前往天竺，学习文字学和佛教文化。吞米—桑布扎拜婆罗门学者李敬为师，向他学习声明（文字和修辞学），并认真学习“兰扎”（天成体梵文）、“哇仕都”（乌尔都文）两派书法，以梵文50声韵字母为蓝本，结合吐蕃的语言实际，创造了藏文辅音30个、元音4个，以及造句之法。吞米—桑布扎学成并带新创造的藏文回国。这是吐蕃使用文字的开端。据敦煌古藏文文献记载，当代西藏使用的藏文，[7]就是松赞干布时期创制的。
据史记载，吞米—桑布扎还学会了翻译，在创制藏文后还翻译了《二十一显密经典》《宝星陀罗尼经》《宝箧经要》《十善经》《般[8]若十万颂》等佛学经典回吐蕃。吞米—桑布扎出使天竺，并学习语言，创制藏文，然后把天竺著作译为藏文，由此可见，吞米—桑布扎及其弟子可谓藏族史上最早使用双语者，其使用的双语为藏、梵二语。（二）藏文字的推广
藏语创制后，松赞干布大力推行藏文的教育和传播。身为一国之君，松赞干布身先士卒，率先专学藏文四年。在吞米—桑布扎的协助下，他制定了王室贵族学习藏文的法规。吐蕃王朝还向各部门、各地方首领大力推行藏文，招一些官吏专门学习，培养了一批藏文人才。然后，将他们分散到各部门、各地方去，使其逐步采用藏文行文发令、书事纪年。对于贵族青年子弟，则是强迫其学习，亦采取奖励、规劝办法。吐蕃人学习藏文，是从学习翻译成藏文的佛教典籍开始的。据《藏汉史集》记载，为了向下臣推广吐蕃文字，国王率先用吐蕃文字写了觉卧菩萨主从三尊赞颂，作为吐蕃文字的崭新字样，以引导人们[9]重视、学习和推广吐蕃文。
藏文字的创制与推广，使这一时期的双语现象由口语双语走向文字双语，西藏双语教育完成了由语到文的转变，双语教育也逐步取得了完整的存在形态。二 小规模双语迹象
随着藏文字的创制，吐蕃文明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吐蕃文化呈现出丰富繁荣的景象。松赞干布实施族际通婚，以其他民族文化来充实和发展本族文化，并派遣本族聪慧弟子前往其他民族学习先进的文化与科学知识。这些都是吐蕃时期双语现象发生的基础与客观条件。吐蕃时期主要的双语现象就是典籍的翻译，以及王室贵族子弟入唐王朝习儒书、学汉文。（一）翻译与双语现象
在翻译的过程中，必定会使用两种语言，译者一定要精通两种语言，因此翻译事项就是一种双语现象。在吐蕃时期，尚无其他专有的双语教育场所，唯有尼泊尔墀尊公主与大唐文成公主所主持的译经场，培养了大批熟悉两种语言的翻译人才，即双语使用者。吐蕃时期对佛经的翻译大大推动了双语现象的兴起。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墀尊公主、大唐文成公主入藏为妃，他们之间必定会使用藏、汉、梵三种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交流沟通时，必然会有言语的翻译，因此他们也是藏族中最早使用多种语言的人之一。
据藏、汉文史记载，文成公主入蕃时，其嫁妆极其丰富，其中有大量关于卜筮、建筑、医方、诊断法、医疗器械、医学论的书。随公主陪嫁的汉族侍女中，尚有许多纺织刺绣方面的能工巧匠。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松赞干布又以公主名义从唐朝请来蚕种、酿酒、碾碨、造纸、造墨、制陶、冶炼、建筑、农具制造等方面的工匠。后来，墀德祖赞赞普（704～755年在位）迎娶唐中宗养女金城公主为妃。金城公主从内地带到吐蕃许多历算、医药方面的图书。金城公主入蕃后，便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向吐蕃传播。可以想象，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带来的各种典籍文献都需要被翻译成藏语才能为吐蕃所用，而她们带来的能工巧匠都需要翻译[10]或懂一定的藏语才能将自己的技能传授于藏人。虽然双语现象在当时的吐蕃只是在小范围内发生，但典籍翻译和科技交往为小规模双语现象和双语教育提供了需求动力，双语翻译成为这一时期双语现象的主要特征。
随着吐蕃同祖国内地、印度、尼泊尔等地区文化交流和科技交流的增强，多方位的佛教文化也逐渐传入吐蕃，佛教典籍也随之传入吐蕃境内。在松赞干布时期，吞米—桑布扎把《宝云经》《宝箧经咒》《大悲白莲华经》等佛教典籍译成藏文。到墀德松赞和墀祖德赞时期，翻译佛经的事业发展更为迅速，这一时期曾把译本整理编目三次：一是钦蒲目录，二是旁塘目录，三是丹噶目录。今日仅存丹噶目录一种，[11]所收经纶约有700种。
据《嘛呢丛书》记载，当时有三个译经场：一个在松赞干布主持下，由印度译师古萨热译《大般若经》，由印度译师婆罗门香噶热译《律藏》；一个在尼泊尔墀尊公主主持下，由尼泊尔译师西拉曼珠译《华严经》等；一个在文成公主主持下，由汉僧大天寿和尚译汉文[12]《医药、医方、医疗法和历算》等。这些译经场，可谓西藏历史上最早的小有规模的双语教育场所，对翻译人才的培养起到重大作用。在这一时期，双语教育是在对佛经的翻译，以及其他经典翻译的过程中，使学习者掌握第二语言，成为双语使用者。这一时期对双语的使用多为文字，即用于笔译，在言语上的使用较少。（二）官方教育与双语教育
吐蕃的官方教育有两种：一是送出去，派遣酋豪子弟去他国学习先进的文化科技知识，并传回本国；二是请进来，聘请外邦人才进藏讲学。两种教育形态都涉及双语使用和双语教育。
1.送出去
从松赞干布执政起，吐蕃开始向外派遣留学生。吐蕃官方首批派遣学生前往印度留学，为吐蕃创制了文字，传播了佛教文化，同时也是早期的印藏双语使用者。第二批派遣学生入唐中央王朝学习国学。吐蕃子弟进入的唐代官学，主要是国子学和太学，是高等贵族、官僚子弟学习之所，学生定员有三百人，招收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国公的子孙。内设博士五人、助教五人、直讲四人，以五经即《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为教学内容。《旧唐书·儒学上》云：“吐[13]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贞观政要》七记也谈道：“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计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几万[14]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旧唐书·吐蕃传》亦云：吐蕃“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15]。《资治通鉴》也有记载：“贞观十四年二月丁丑，上幸国子监……[16]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王森教授在《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也肯定道：“松赞干布曾派吐蕃贵族子弟入长安附国子学读儒[17]书。”
吐蕃赞普派大批贵族子弟前往中原大唐学习汉文化，其中最有名者为仲琮和悉腊。这两人均学有所成，藏汉文造诣颇深，并且通史懂经，熟悉朝廷礼仪，学成返蕃后，担任重臣，成为吐蕃与唐王朝的友好使者，为早期汉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做出重要贡献。在吐蕃迎娶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时，皆因吐蕃派去的迎亲使者精通汉语、巧言善辩，在与各族求婚者的竞争中巧妙应答，机智闯关而成功地迎回公主。《旧唐书·吐蕃传》提到，开元“十八年十月，名悉腊等至京师……悉[18]腊颇晓书记，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长安，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吐蕃还曾派青年人赴唐学习历算学。
派遣学生入唐中央国学，是吐蕃历史上意义重大的双语事件。这些学生在学习了汉字、汉文、科技、天文历算后，把唐朝的文化典籍介绍到吐蕃，如将《周易》《文王八卦》译成藏文，并一直流传至今，使得这一时期的双语现象与双语教育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和文化交流与传播功能。同时，松赞干布任用精通汉文的大臣，掌管同唐朝通信、文书等事宜。每每大臣拟好了准备送往唐朝的文稿、书信时，松赞干布都要和他们一起认真修改，字斟句酌，还研究汉藏文的不同结构和[19]表达方法。中唐以后，唐朝使臣尚曾在逻些（拉萨）贵族官邸见到唐代冯定撰写的《商山记》被书写在屏风上。由此可见，汉文化在吐蕃地区广泛传播，影响非常深远。双语现象在上层社会已经频频出现，松赞干布与其大臣对汉藏文的不同结构以及不同表达方法的研究已经涉及双语研究。藏汉双语翻译、藏汉双语交际、藏汉双语人才培养和藏汉双语研究，都成为这一时期双语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特点。
2.请进来
吐蕃时期，松赞干布除了派遣学生前往其他民族地区学习科技文化知识及礼仪外，还聘请外族、外籍教师来吐蕃王室宫廷，组织他们编写教材，教授藏族学生学习。
松赞干布、尼泊尔墀尊公主和大唐文成公主分别主持的三大译经场，就曾迎请印度译师古萨热、婆罗门香噶热、尼泊尔译师西拉曼珠以及汉僧大天寿和尚等。这些译师在翻译过程中，不仅承担着翻译任务，将有关的经书、医学、药学、疗法、历算等译为藏文，而且承担着文字传授和语言教育的任务。因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译经场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正规的双语教育场所，这些从外邦请进来的译者在他们的讲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实施了双语教育。
在吐蕃时，还有其他的外邦学者前往吐蕃传经讲学。在墀松德赞时期，曾盛传从大唐、印度、大食、尼泊尔及克什米尔等地请来九位名医入吐蕃培养医务人员史称“墀松九太医”。他们入蕃后培养了九位藏族名医，人称“藏族九名医”。其中，宇妥·云丹贡布（史称前宇妥·云丹贡布）为汉族名医东松噶瓦培养出来的藏族医圣。墀松德赞时期，土华那波（又名丁作、班智达钦体里）先后两次来藏，在精心科研和著书立说的同时，还专门吸收培养藏族中有志于天文历算的青年学子。由于当时条件有限，他不能广收门徒，仅能在宫中培养少数[20]人才。毫无疑问，这种精英人才的培养仍然属于小规模双语教育的范畴。
在吐蕃时期的官方教育模式中，无论是派遣学生去他国学习，还是请外邦学者前来讲学，都不可避免地运用了双语。被外派学习的留学生都会使用双语，并带回其他民族的语言与文明。他们运用双语翻译了大量的佛经与典籍，涌现出大批在藏族史上赫赫有名的翻译大家。这一时期留学生在国外的学习经历，无论是学习医学还是科技文化，都具有早期双语教育的基本特征。可以认为这种双语教育模式是“淹没式双语教育”，即一种移民式双语教育模式。淹没式双语教育把语言的学习比喻成学习游泳，把学习者扔到多数民族的语言这个大游泳池里，让学习者在水中自己摸索，从而在游泳池中如鱼得水。
在迎请周边国家和其他民族的专家学者在宫廷任教，教授学生学习先进文化这种授课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语言的转换，也属典型的双语教育模式，与现在的双语教育中使用第二语言实施学科教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吐蕃时期，双语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向前推进，反之又因双语的发展，在双语使用过程中，他国的科技文化知识得以传播，大量典籍被翻译为藏语。同时，在知识的传播与典籍的翻译过程中，语言得到学习与发展，在藏族的贵族阶层中涌现出一批双语使用者和双语人才。
需要指出的是，吐蕃时期的宫廷联姻和政治联盟的建立为双语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通婚政策的实施，吐蕃迎娶了象雄公主、尼泊尔公主与大唐公主。通婚不仅意味着两邦的友好往来，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两族之间的相互学习，使得人员来往密切，为以后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自吐蕃以来，正是由于通婚，双语现象从王朝开始蔓延至贵族府邸，尤以拉萨上层最为突出。由于吐蕃以前尚无文字，也就没有相关双语的记载，因此可以确定西藏双语是从吐蕃时期开始萌芽的。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译经场，官学教育等形式逐渐发展起来并向后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在吐蕃时期，无论是藏文字的学习、译经场对典籍的翻译，还是官办教学中派遣留学生，或聘请外族学者来讲学，所招收的学生都仅限于贵族子弟，与广大劳苦农奴无关。依据加尔德（Gaarder）1976年对双语教育的划分，即“精英双语教育”（elitist bilingualism）和“民间双语教育”（folk bilingualism），吐蕃时期这种双语的教育，可视之为“精英双语教育”，即旨在满足社会统治集团和上层阶级的利益。因此在吐蕃时期，虽然政策开放，多与外邦来往，但双语的使用者仅为个别上层精英。从受众范围来看，当时的双语教育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终究因受众范围有限而发展缓慢。同时，双语教育是在通婚联姻、典籍翻译和文化交流的现实需求下应运而生的，其教育的目标、模式和实施都与成熟的双语教育存在一定距离。第三节 五代、宋封建割据时期西藏双语教育
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吐蕃双语萌芽之后，宋、元、明、清各代继续着缓慢的双语发展之路，其形式与吐蕃时期大同小异。双语现象主要属于个体双语现象，双语主要使用者仍为少数贵族子弟出身的学者与译者，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对佛经典籍的翻译、官派留学生以及聘请外族学者入藏讲学。当时，只有少数精英才有机会接触和使用双语，普通大众鲜有机会使用双语和接受双语教育。
842年，吐蕃本土经历了王室内讧、部落倾轧、边疆混战而日趋支离破碎的局面。吐蕃赞普达摩被杀，吐蕃奴隶制社会政权土崩瓦解，达摩后嗣奥松与云丹分裂；吐蕃多地发生多起奴隶大起义，义军横扫贵族及军政建制，本土和属部分裂，无复统一。《智者喜宴》记载道：“吐蕃本土历经彼此火拼内讧，日趋支离破碎，于是境内各处每每分[21]割为二。”吐蕃境内社会形态缓慢地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吐蕃地区封建割据局面的形成和持续长达436年之久，跨越了843～907年的晚唐，907～960年的五代十国，960～1127年的北宋，1127～[22]1279年的南宋等历史时期。
五代十国、宋代时期，由于各地战乱，西藏与中原的交往基本中断，历史记载极少，仅有关于中原与甘肃、青海等地藏族来往的史记，故这一时期有关西藏的藏汉双语记录也少之又少。
宋时，由于藏族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开始向封建农奴制过渡，农牧业生产得到发展，经济也得到快速提升，但当时吐蕃没有统一的政权组织来管理，引起社会割据分裂、动荡不安，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农牧民，给当地藏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一时期，佛经的大量翻译为西藏的僧侣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各大小寺院纷纷建立。12世纪以后，西藏的教育事业基本上是以寺庙为依托的，寺庙教育基本垄断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和教育事业。所以，当时少有的双语现象也主要是在各个寺院为了宣传各派主张，扩大各派势力范围而广建讲经院；为培养本派传人，战胜他派对手而或请外籍高僧入藏讲经传法，或派本土高僧出国学习深造情形下出现的。
在当时，除了高僧外出留学外，还有一些颇具藏医学造诣的学者，重视吸收当时医学的新成就及国外医学精华，派遣其弟子或子孙前往国外学习，或由地方割据头目出资，派藏医学后起之秀出国深造。比如，著名的藏族译师和藏族医学家仁钦桑布，17岁赴印留学，后来又去了克什米尔深造。藏医学家新宇妥·云丹贡布（亦称小宇妥·云丹贡布），从18岁起，先后六次赴印留学，还到过锡兰，专门学习医学著作的翻译。他还去了印度赛朗等地游学，以求达到搜集资料、开阔[23]眼界、钻研医理、提高医技之目的。
由此可以推断出，宋代封建割据时期，由于与中原的交流与唐代相比在规模和深度上都有所下降，西藏双语现象中藏汉和藏印并行的局面逐渐被打破，这一时期的双语现象和双语教育以藏印双语使用和教育为主。双语使用者仅为少数僧人和医学学者，表现形式为西藏僧人或医者出国学习成为双语使用者，或请高僧、医学大师入藏讲经授学。对于这一时期的双语使用，仅可称之为个体双语现象。总体而言，宋代对于唐代吐蕃以来的双语现象虽有继承，但发展极为有限。第四节 元代西藏双语教育
西藏自吐蕃瓦解后，从10世纪到13世纪约有四百年在政治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直至13世纪中叶元朝将西藏统一于中国，才结束了这种分裂局面，较快地恢复了社会生产力，推动和发展了文化与教育。
1206年，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并于同年兵临西夏国，至青海柴达木地区，甘、青一带藏族归顺蒙古。此后，元政权先后灭西夏，收降临洮、文州等地藏族头人。宋嘉熙四年（1240年），蒙古军进入乌思藏，骑兵前锋抵热振试探。此举震动了西藏地方势力，促其思议对策。藏区统辖者阔瑞在综合考虑各方的利弊得失后，决定派西藏萨迦派高僧萨班·贡嘎坚赞来凉州（今甘肃武威）洽商吐蕃各部归顺蒙古汗国的问题。宋淳祐元年（1241年），萨班抵达凉州。1247年，阔瑞与萨班会晤，议定了西藏归顺条件，从而奠定了元朝中央在西藏地方建立政教合一行政体制、西藏地方直属中央统辖的基础。之后，萨班写信给乌思藏、纳里速各地僧俗首领，反复晓谕吐蕃各地头人归附蒙古汗国，听命于萨迦的金符官，并要求各地呈报官吏、户口、贡赋清册三份，两份呈献给阔瑞与萨班等。自此以后，[24]藏族地区全部成为蒙古汗国的领土。至此，西藏的主权归属过渡到蒙古汗国。
1264年，忽必烈颁布《建国都诏》，定国号为“元”，又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创建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权。在西藏问题上，元朝将其设为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又在西藏设立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加强对西藏的行政管
[25]理。
元朝政府对藏区实行政教结合、僧俗并用的管理方法，重用萨班，特封赏八思巴、桑哥等西藏佛教首领为国师，重视培养藏区上层社会子弟，以强化对藏区的统治，同时发展藏族文化教育。萨迦高僧八思巴受命创制了蒙古新字，促进了藏、蒙、汉等各族文化教育的相互交流，给藏族各种教育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同时，元代藏区儒学，藏族权贵及其子弟入中央和地方官学接受教育或出国留学及藏族天文、医学等科技教育等，都有一定发展和进步，元代藏族社会在文化交流和教育方面出现了自唐代以来较为繁荣的景象。
元代西藏双语教育形式主要表现为派遣藏族贵族子弟到中央官学学习。元代的官学，由“大司农司”管理，包括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和社学等教育形式。中央官学又包括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等；不分种族，蒙古人、汉人和色目人（藏族就包括在色目人之中）都可以入学；但对于入学资格，却限制在宿卫大臣子孙、卫士世家子弟和七品以上官员子孙的范围内。蒙古国子学，创始于元世祖至元八年。创建之初，只有蒙古人、汉人和护卫军官子弟方能入学。后来，[26]又增加了色目人（藏族人），还可招平民子弟做陪堂生。
元代在宗教、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上，沿用了唐代以来“送出去”和“请进来”两大做法。西藏热派译师多吉扎的侄子曲线前往尼泊尔留学，他拜摩诃室利巴扎班智达为师，向他学习本续、注疏、教戒、灌顶和口诀等。这一时期，大师摩诃室利巴扎还被迎请到吐蕃，厘定[27]和翻译时论经典，传播时论教法，并使其发扬光大。这在当时是留学和外请学者讲学授业相结合的一个典型，是这一时期西藏双语教育的重要形式。
在元代西藏的双语使用者当中，有两位杰出的的代表人物，即萨班大师和其侄八思巴。
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年），为萨迦派第四代师祖，23岁时赴印度，从师那烂陀寺高僧释迦室利及其弟子，学习大小五明学。他因学识渊博、口才雄辩而成为享获西藏“班智达”称号的第一人。他被简称为萨班，史称班智达。在其著作《萨班全集》中，《智者入门》一书是第三部，是他学习了梵文《诗鉴》后，根据理解对《诗鉴》所做的介绍与解释。因此可以看出，萨班大师不仅通晓藏语还通[28]晓梵文。更值得一提的是，萨班大师曾在凉州给当地各界各族讲经多年。在他讲经时，由四个译员分别将其讲授内容译为蒙古语、维吾尔语和汉语。这在历史上是较有规模的多语使用现场，其人数之多、时间之久、涉猎的语言种类之多都是之前从未有过的。
八思巴（1235～1280年），本名罗卓坚赞。他自幼从师萨班，是一位多才多艺、知识渊博的大学者和语言学家。他自幼通梵文，精佛理，曾在大圣寺、万安寺用藏语讲经颂卷，由沙—罗巴任汉文翻译。他还用藏汉两种文字，精译了大量梵文经典。八思巴还培养了高徒畏兀儿和雄顿·多吉坚赞。这两人都是有名的大翻译家，前者曾用畏兀儿文翻译西天（印度）、西蕃“吐蕃”经文；后者不仅大量翻译佛经，而且把印度《诗镜论》《如意树故事海》《龙喜记》《百赞诗》[29]等文学作品译成藏文。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应元邀请，萨班[30]与其侄八思巴被推荐前往凉州，商议卫藏地区归顺蒙古事宜。当时的谈判肯定会用到蒙、藏两语，双语使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得到体现。
通过以上史实可以看出，由于元朝形成了各民族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格局，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元朝还建立了官学，藏族子弟可准入学习。当时西藏与中原的来往较为密切，因此双语在这一时期得到一定的发展。元代西藏的双语形式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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