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传播论：新媒体赋权下的居民社区沟通机制(新闻传播学文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斌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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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传播论：新媒体赋权下的居民社区沟通机制(新闻传播学文库)试读：

总序

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突飞猛进，这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继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猛增到2001年的232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5万名之多。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8个，硕士授予点40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揭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新的一页。中国传媒大学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以及亿万国人参与大众传播能动性的不断强化，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全方位的跳跃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及时、须臾不可或缺，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大众化社会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全社会，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前。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满足学科建设、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是当前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问世，便是学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新闻传播学文库”希望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讨学科新体系，论证学术新观点，寻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论述新话语，摸索论文新写法。一句话，同原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成果相比，应该有一点创新，说一些新话，文库的作品应该焕发出一点创新意识。

创新首先体现在对旧体系、旧观念和旧事物的扬弃。这种扬弃之所以必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拥有理论创新的权利，就在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弃旧扬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位俄国作家回忆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国与外国不同，旧中国与新中国不同，新中国前30年与后20年不同，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同于前30年的方法与结论。因此，“新闻传播学文库”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深入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去，深入党、政府、传媒与阅听人的复杂的传受关系中去，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方法，获取新知识，发现新观点，论证新结论。这是本文库的宗旨，也是对作者的企盼。我们期待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都能有助于把读者引领到新闻传播学学术殿堂，向读者展开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创新必然会有风险。创新意识与风险意识是共生一处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说前人未说之语，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说之语。这种对旧事物旧体系旧观念的否定，对传统习惯势力和陈腐学说的挑战，对曾经被多少人诵读过多少年的旧观点旧话语的批驳，必然会招致旧事物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因此，执着于理论创新的学人们，又必须时时唤醒自己的风险意识。再说，当今的社会进步这么迅猛，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这么飞速，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迟缓和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学文库”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有时难以得到鉴证，即便一些正确的新观点新见解要成为社会和学人的共识，也有待实践和时间。因此，张扬创新意识的同时，作者必须具备同样强烈的风险意识。我们呼吁社会与学人对文库作者及其作品给予最多的宽容与厚爱。这里并不排斥而是真诚欢迎对作品的批评，因为严厉而负责的批评，正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厚爱。

当然，“新闻传播学文库”有责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潜心钻研、深入探讨、精心撰写、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些作品或者是对新闻传播学学术新领域的拓展，或者是对某些旧体系旧观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闻传媒主管机构建言的论证，或者是作者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新闻传播学著作的新的解读。总之，文库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的精品。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选三至五种，三至四年之后，也可洋洋大观，可以昂然耸立于新闻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纪刚刚翻去第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全组织，推出这套文库。对于出版社的这种战略眼光和作者们齐心协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谢。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套文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以上絮言，是为序。童兵

序言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一直在开展社会转型研究，但过去二十多年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主要是在传统社会学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方式中开展的，其主要内容是个体身份转变、社会阶层分化、利益格局变动和生活方式变迁等在场社会现象的变化，而网络社会崛起后出现的缺场交往、传递经验和网络社会认同等崭新的社会现象，并没有在社会转型研究的视野之内，但这些是更加深刻的变化。因为网络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在新的社会展开形式、存在基础和权力关系中的变化，是用传统概念框架和研究方式难以说明的新现象、新问题。因此，中国社会学更应以新视野和新境界面对在中国迅速崛起的网络社会。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网络化时代，不仅网民队伍迅速扩大、网络活动空前活跃，而且社会空间、社会事实和社会矛盾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遍及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面的网络化引起的社会变迁中，最明显、最重要的是缺场交往的快速发展、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社会认同的力量彰显和社会权力的结构转变。交往是社会的基本形式，经验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认同是社会的精神指向，权力是社会的支配力量。当这些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就没有理由认为网络化引起的变化仅仅是局部的或枝节的，而应当明确承认网络化引起的变化是社会结构的总体转变，是一种新社会形态的诞生。如果承认网络社会是一种有其真实根据和崭新结构的新社会形态，并且认同网络社会的各种因素已经影响各个社会层面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那么当前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相关机构开展社会治理工作时，应当以这一不可轻视的重大社会变迁为现实基础或重要背景。

从基层社会实践来看，随着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社区生活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复杂变化。在诸多变化中，一个具有广泛普遍性且明显矛盾性的变化是：人们利用新媒体技术开展了内容无限丰富、途径便捷通畅的信息交流，结成了名目繁多、形式多样，以群体认同为纽带的网络共同体，“虚拟社区”成为人们积极参与的广阔空间，社区生活由此而进入了空前活跃的时期。然而，这些崭新的社区现象却是对传统社区的尖锐挑战，有清楚地理边界和确定居住范围的传统社区，遭遇了社区成员凭借新媒体技术而纷纷进入网络空间开展社会交往活动的冲击，传统社区发生了“社区活动脱域”的普遍变化。

网上社区的活跃繁荣，固然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表现，但网下社区因此而走向社区活动“抽离化”，对于现实社会的人际交往与社区整合存在许多不利影响。毕竟人们还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或物理空间中生活的，即便是具有灵活空间流动性的网络交流或网络共同体，也要不可避免地同其所在的实地环境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网下社区不能形成有效的沟通与交流，那么社区成员的邻里关系、房舍院落的物业利益、相邻守望的互助友情、不可回避的人际交往，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无论借助新媒体的网络社区发展到何种程度，传统社区中的信息交流和人际沟通都不可或缺。

王斌博士的著作《社区传播论》，正是在新媒体快速发展引起社区生活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探索如何实现社区居民利用新媒体技术开展有效沟通的一部力作。他聚焦于社区传播这一新概念，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首次对它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理论探究。虽然王斌是新闻传播学的青年学者，但能把信息传播的研究同社会学中的社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其开拓精神难能可贵。本书对新形势下的社区沟通现状和存在问题做了充分考察，提出了一套具有学科交叉色彩的分析框架，特别是对社区沟通媒介、沟通内容、交流机制、社区治理、国家与基层互动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对于推进信息传播在基层社会有效展开和加强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相信这一研究会给传播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有关领域关注社区问题的同仁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持。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网络化和信息化时代，如何把网络信息传播同基层社会建设有效结合起来，是实现“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和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途径。在目前开展的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中，人们往往只注意利用网络媒体技术开展对社区成员的管理和服务，“网格化管理”就是这样一种沿用传统自上而下的、试图实现社区全面管理的行政管理方式。实践证明，对于已经网络化和信息化的社区生活实现全面的行政式管理，而不注意促进社区成员的信息交流和有效沟通，不仅社区活力无法激发，社区矛盾难以化解，社区整合无力实现，而且基层社区工作也会因此而流于形式。应当指出，无论现有的行政体系多么庞大、多么发达，其管理效力都必须以适应当代社会的网络化变迁为前提。如果政府行政管理不顾网络社会的深刻变迁，因循守旧地坚持纵向垂直管理，那么即便细化出再多的网格，也难以对大规模扁平化的社会生活实现有效管理。至于社区中的离退休和闲散人员，虽然应得到必要的社区服务，这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但如果城市社会治理仅仅针对这些人员，那就意味着城市社会治理无论开展到何种程度，都不过是一种边缘化行为。

网络社会的核心是信息的创造与交流。因此，网络化时代的社会治理，不仅要注意社会成员物质生活的需求和问题，更要注意社会成员在思想观念和价值信念方面存在的矛盾与问题，通过灵活的方式实现社会心理或精神价值上的启发与疏导，在人们的网络信息交流与实地社会交往的联系中及时发现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对话和网络交流应当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只有在广泛的网络对话沟通中，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广大社会成员之间才能形成共治、互治的社会治理新局面。

王斌的这本著作把新媒体时代基层社会的沟通问题严肃地提上了学术议程，为在新形势下加强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做出了十分有益的积极探索，其中提出的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所论述的思想观点富有理论创见，具有明显的学术创新性和有效的实践对策性。这部著作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网络社会形态有重要启示，对于开展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我愿意将其推荐给广大读者朋友们。刘少杰[1]2016年7月16日注释

[1]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会理论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社会学理论评析》首席专家，《社会学评论》主编。

序言二

必须指出的是，在当前的“紧要关头”，我们需要竭力呼唤理论的超越意识和批判力，重归时代思想者的关键位置。而正确选择的第一要义是：我们所面对的外部环境究竟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有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来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这便是现时代我们学术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斌副教授的新作《社区传播论：新媒体赋权下的居民社区沟通机制》正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学术力作。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当下中国最为紧要的议题可能莫过于互联网对既有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治理理念及模式的重塑。王斌的著作宏观着眼、微观着手，从新媒体时代社区居民的日常沟通及其联结性行动切入，通过勾连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考察中国当代基层生活实践中的信息传播与权力关系，这是对互联网社会影响的一种视角独到的审视和开掘。

在我看来，现阶段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于，它已经成为类似于计算机“操作系统”般的社会的基础架构存在：它可以创建新的价值、新的力量和新的社会结构，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规则和运作方式的深刻改变。互联网是一种全新的“高维媒介”，而不是基于传统媒介范式的新媒介，对以“个人”为基本社会传播单位的赋权与“激活”是互联网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改变。互联网在激活个人之后对个人的传播行为有了很大的赋权，这种赋权使今天传播主体的权利和既有的政府传播治理管理体系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和谐、不匹配的情况。因而，政府的一个重要责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包青天式”的包办和颐指气使的统一口径，而是充分调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力量和智慧，让他们在社会公共领域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和自我控制权，在自主中实现社会的自我观照和自我治理。从发展战略看，政府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公共平台的构建者以及社会对话的组织者，这是未来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思维突破与战略选择。

任何有效而健康的社会治理都应是建立在对于客体的内在机制及运作规则的科学把握和恰切操作的基础上的。而基于互联网的、个人被激活的社会治理场域的一个突出特性就是它作为由“关系赋权”新型社会资本所运作的一个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复杂性逻辑的深刻内涵在于：对一个元素或者局部的评价不能用就事论事的方式去处理和看待，必须还原到它所处的生态环境的整体链条中加以把握才是科学的和正确的。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一些看似简单明了的要素通过分层、分叉和分支，进而为某种发展模式所锁定，然后被放大，于是一种原来谁都没当回事的微元素、小事件竟会演进为一场风暴、一个趋势、一种潮流……这正如一块手表、一支烟、一个场合下的一个笑容，居然在这种复杂性机制的作用之下形成足以让一个机构、一个官员陷于一场政治风暴旋涡的导火索。诚如法国学者莫兰所言：“自然界没有简单的事物，只有被简化的事物。”

因此，认识复杂性并且在我们的治理规制的构建中体现这种复杂性的要求，便是当下在新媒体传播场域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重中之重。王斌的这部新作《社区传播论》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复杂性思维和传播生态意识。该书集中考察了在社会转型期和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城市社区沟通的现状和问题，特别是对社区居民的沟通媒介、沟通内容、日常事务协商机制、重大事件动员机制、基于新媒体的社区治理创新以及社区传播中的国家－基层权力关系等多个层面进行全面探讨，对当代中国社区沟通这一现实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描述和分析，提出“基层社会的传播建设”这一看似基础实则重大的社会命题，并试图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公民福祉增益两者之间寻找可能的纽带和路径。

依我看，这部著作在学理层面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该书是一部集中探讨社区传播的学术专著，开拓了新闻传播研究的新领域，具有填补学科空白的价值。作者通过将新闻学、传播学与城市社会学、社区管理、社会运动等多个学科融汇，试图从较为多元的维度考察及诠释社区发展与信息传播的关系。在评析国外社区媒介研究的基础上，将社区传播、社区媒介和我国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结合起来，这一学术探索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议题，有助于深化和充实媒介研究的理论视野。

第二，该书创新了新媒体研究的视角与范式。信息技术的发达催生了“地理消亡论”，在现有的关于新媒体意见表达的研究中，对虚拟社区的重视忽视了传播行为发生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存在着去地方化、去空间化的研究倾向。作者从基层社会的微观单元也即社区入手，立足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来考察其新媒体意见表达和群体协商，把以虚拟社区为关注重点的新媒体研究再地方化，通过统合分析行动者的线上协商与线下行动把空间维度和场景因素带回到新媒体研究中。

第三，该书立足于提升新闻传播学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力。在新媒体日益渗入城市居民生活方方面面的背景下，书中对中国社区居民的表达与协商这一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和探讨，通过分析居民使用新媒体互动、协商、行动的机制，为从新闻传播方面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学理探索。作者对于如何善用新媒体改进社区治理、如何构建新型的“政府－民众”对话关系、如何构建和谐有序的利益表达格局等治理问题提出了系统分析和政策建议。

我乐于推荐这本著作，在于它切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某种“症候”。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戾气在上升。一事当前，以我划界；只问利害，罔顾正义。人们在为自身利益最大化努力的过程中，几乎无视传统社会构建起来的脉脉温情而变得急功近利。有人把这一现象形容为社会的“裂口现象”。它像一个不断流着脓血的疮疤，消解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摧毁着社会的公序良俗，恶化着市场环境，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协同协作的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乃至诉求偏好，其实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问题是如何让这种“多元”的竞争实现共生共荣、健康发展。我认为关键点在于推进现实社会利益博弈的规则化、透明化和公平化。汉代刘向曾说：“君子欲和人，譬犹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间，水火不乱，乃和百味。”在社会的运行中，有些分歧是不易消除的，它们尖锐对立如同水火。但如果能够找到一只鼎隔在其间，让它们发挥出各自的作用并指向共同目标即煮熟食物、调和百味，那么存在势如水火分歧的群体也能和谐共处，这便是一个好的规则的价值所在。基层社会的传播赋权和传播建设，正是要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这样的规则再造的角色，而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是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给予传播学研究者的历史责任。

王斌是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还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到荷兰莱顿大学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其后又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瑞典延雪平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地做访问学者。他有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并且有着关注日常民生和社会发展的热忱，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跨学科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道路上勇敢开拓。

是为序。喻国明[1]谨记于北京浩思家园寓所2016年6月16日注释

[1]喻国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会长。

引言

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社会利益重组、社会矛盾频发，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基层民众的利益表达不畅和部分基层官员执政能力较弱，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并引发了一系列影响社会的问题。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看，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基层沟通不畅的传播表现和应对策略进行了集中探索。前者主要是通过内容分析的方式对媒体报道的群体性事件以及网络论坛的热点事件进行收集、归类和总结，特别是在网络舆情的监测和预警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方法应用较为多样和深入；后者主要是分别从媒体和政府的角度研讨观念更新和具体措施，特别是在媒体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政府危机传播、舆论引导、新闻发言人建设等领域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实践性和针对性较强。

相比较而言，国外对网络意见表达研究的切入点更注重传播发生的社会情境。此方面研究的基本思路大多是通过网络意见表达来理解现实社会和政治生活，探讨网络沟通对增强公民意识和参与式民主的作用（Kim，Ball-Rokeach，2006）。此外，考察网络群体通过交流和讨论所构建的群体身份认同，以及这些群体在线下的社会关系、社会阶层和社会交往状况（Hampton，2007），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一、研究背景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并针对我国的现实问题，可以发现当前尚留有以下可以深化探讨的空间：

第一是现有研究视角重点关注结果和对策，对基层社会信息传播的机理机制，特别是民众如何达成意见的过程研究较少。正因为对网络意见本身的生成、演化规律尚缺乏较为透彻的认识，所以现有研究对网络舆论的监测、预警以及引导策略的判断和建议是从传播事件的末端反推的，注重治“标”，在对策的科学性方面还可进一步提升。

第二是现有研究对象重点关注大众传播媒介或网络媒介上的议题呈现和传播，关注的渠道单一，对民众生活中真实的传播环境（包括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社会关系、利益诉求等）研究较少，对议题发生的传播生态观照较少。在新媒体意见表达的研究中，对虚拟社区的重视忽视了传播行为发生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存在着去地方化、去空间化的研究倾向。

第三是现有研究的出发点集中于大众传媒的业务改进以及政府的管理转型，对民众在群体沟通和协商背后的社会生活遭遇、社会关系变化和社会利益重组关切较少。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涉及个人或组织如何通过网络议题的构建、群体对话和讨论来促成对现实资源的调动，并进行程度不同的社会动员。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而言，经由网络人际传播和群体互动而推进的网络意见表达，会如何界定和重塑人们对现实的理解，进而在现实中促成具有较高组织程度的群体行为，这是一个尤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研究视角

本研究的独特定位是从基层社会的微观单元也即社区入手的，立足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来考察其新媒体意见表达和群体协商，研究视角为新媒体对日常生活的嵌入性，把以虚拟社区为主要分析对象的新媒体研究再地方化，也即用系统的、过程的、情境的观点把新媒体意见表达与使用者的实际生活环境统合起来。其意义在于：第一，从理论上看，把研究重心从新传播技术本身转移到人们的日常交往行为，推进网络社区和真实社区的交互研究，分析社区议题在线上线下的传导机制。第二，从实践上看，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规模增大，一方面邻里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社区事务协商和社区文化建设需要居民更好地交流与协作。本研究将有利于了解城市居民的日常沟通机制和社会动员过程，为社区管理、舆情监测、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和化解提供中观及微观层面的考察分析。

媒介与社区的互动关系是一个较为悠久的研究主题。20世纪初期，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帕克研究美国移民的报刊使用对其生活适应的影响，从那时就开启了社区生活与信息传播如何互动的研究传统。社区媒介的重要性在于通过传播地方化的、贴近居民需求的新闻，可以促进社区居民的沟通、认同乃至协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传播学者鲍尔洛基奇主持的“传媒转型：改变社区黏合纽带”研究项目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社会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不取决于是否拥有特定财富或特定的文化背景，而主要取决于有没有更好的关于社区新闻的传播活动和传播机制（张咏华，2005）。这项围绕社区传播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开展的大型实证研究，主要解释了社区传播在形成居民社区共同价值、增强居民归属感凝聚力方面的作用。

目前我国正在经历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程，公众的日常生活也在经历快速变革，但现有的媒介形态和传播内容都有较高的同质化趋势，对于以社区为基础的信息传播形态及其社会影响还缺乏充分、全面的认知。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对社区媒介在西方语境下的厘清（李艳红，2009）、国外社区报的运作（陈凯，2012）、国内社区报发展的个案（如《新闻记者》2013年第7期、《新闻战线》2014年第1期刊发的社区报专辑）等话题展开介绍和讨论，而对社区沟通中除了大众媒介以外的其他要素综合进行考察的研究还较为零星（王斌，2010a；谢静，2013b）。对于中国社会的特定情境来讲，社区媒介和社区沟通之所以愈发重要，值得系统地探究，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传统新闻机构转型刺激了对新的利基市场的挖掘。近年来媒体市场日益碎片化，传统媒体的受众和广告收入都出现了向新媒体的分流，盈利方面的焦虑导致各种新的媒体试水行为不断推出。除了财经资讯、娱乐资讯等较为成熟的利基市场外，一些以往的“长尾”市场也进入媒体的考虑范围之中。国内的社区报实验中，有相当部分是出于探索和占领新市场的动机。社区报和社区新媒体的发展可能会带来一个更为密集和精细的传播网络，为广告的有效覆盖提供新的可能。

其次，市民的信息需求未能被现有传媒体系很好地满足。目前我国的传播体系中有两个基点：一是以党报、行业报、主流新闻节目为主的侧重官方新闻的媒介群体；二是以都市报和民生节目为主的侧重生活资讯的媒介群体。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现在城市居民的生活形态有了很大变化，他们除了需要了解国际政经变局和国内大事要闻以外，还需要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带来决策支持和便利的信息。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人们对饮食、上学、理财、交通等方面信息的掌握程度和更新速度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从这一点看，官方新闻解决了宏观内容，对微观内容照顾不到。民生新闻解决了贴近性，但是针对性不强，尤其是在由于社会阶层差异造成的居住分异持续扩大的城市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不同，微观利益关切不同。社区新闻受众不同于传统大报，他们“对于自己所居住环境的关注，对于自家周边生活信息的要求，以及对于邻里氛围的一种体验和对于社区当中他们个人意见的表达”（张维功，2009）都构成了社区新闻和社区媒介存在的价值。

最后，社会管理创新也需要新的社区沟通机制。随着城市社区在中国的兴起，社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场所。城市居民从原有的“单位人”转变成“社区人”，他们需要在单位联系不断消减的条件下重新建立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建，需要建立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社会管理的重心也逐渐下移，街道和居委会除了上传下达政府的政策外，还扮演着协助居民进行社区自治、社区协商、社区事务处理的角色，而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协商机制是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社区新闻是对社区事务的报道，也是对社区利益的关注，在Web2.0的背景下，社区新闻网站还是一种居民参与生产、分享和使用信息的自媒体形态，也是居民自治和社区治理的重要途径。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因此，社区居民的良性沟通机制不仅是居民促进邻里关系的基础，也是基层民众表达意愿、磋商社区事务的重要渠道，是未来网络舆情监测、媒体新闻报道、社区工作开展、城市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对象。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集中考察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和新媒体环境下我国社区沟通的现状和问题，特别是对其沟通媒介、沟通内容、日常交流机制、重大事件交流机制、社区治理机制、国家－基层互动机制等多个层面进行探讨，对中国的社区沟通这一现实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描述和分析，希望提出“基层社会的传播建设”这一命题，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公民福祉增益两者之间寻找可能的纽带和路径。

由于这一领域的实践及研究都正在起始阶段，本书定位于探索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根据迈耶（Mayer）和格林伍德（Greenwood）的观点，探索性研究是指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特质进行初步理解和概念塑造，这类研究较适合于对所研究的社会现象认识不多、资源不足、相关研究课题较新或较少的情况。描述性研究的目的是要发现事实或社会真实，回答社会情形是什么样的问题，其主要逻辑方法是归纳法。因此，本研究使用归纳法对资料进行深入分析，以探求我国社区沟通的基本样貌。

在搜集资料上，本研究采用多元方法取向（multi-method approach），用不同资料来交叉解释一个社会事实（胡幼慧，1996）。资料获取手段包括内容分析、个案调研、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所获取的一手资料包括问卷数据、个案文本、访谈记录，二手资料包括有关社区管理与社区传播的理论文献、媒体报道和政府工作文件。本书涉及的理论资源来自新闻学、传播学、城市社会学、社区管理、社会运动等多个领域，试图从较为多元的维度考察及诠释社区发展与信息传播的关系。整个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书内各章的内容安排如图0—1所示。图0—1 研究框架图第一章社区媒介的中国语境和理论意涵

社区媒介（community media）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发展，但是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却有着差异化的内涵与具体指向。伴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兴起、虚拟社区等概念的提出，社区媒介的内涵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地民众的实践中更是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区媒介作为另类媒介中的主要类型，形式多样，包括美国的低功率广播电台、社区电视、社区报，英国的移民地下电台，澳大利亚原住民电台，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乡村电台、矿工电台，北美洲和欧洲提供近用互联网机会的社区网络（community network），等等（李艳红，2009）。

缘起于国外的社区媒介，其社会历史语境及价值理念是怎样的？社区媒介在中国以何种方式存在？对社会运行有何研究价值？本章通过阐述社区媒介在中国的社会语境和理论意涵，探讨在新媒体环境下社区媒介作为居民参与式传播的平台，是如何通过赋权和联结性行动发挥其作用的。一、西方语境中社区媒介的价值理念

社区媒介在不同的“国家—社会”权力结构中勾连着具体的历史条件，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事实上，不同国家和社会也对社区媒介有不同称呼，如独立媒介、地方媒介、公民近用媒介、另类媒介、激进媒介等，这些不同的名称指涉着差异化的社会诉求，但总的来说社区媒介可以泛指那些未被主流媒介拒绝接近使用的社区或群体服务的媒介（Thomas，1993）。

进一步看，与另类媒介、激进媒介等概念强调社会变革不同，社区媒介更加强调社区本身的内涵。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最早把社区的概念引入传播学，他把社区定义为“以地区为范围，人们在地缘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并且他还坚信文化和传播是缔结社区的重要途径，人们通过文化所包含的主观价值态度观念，借助于交流和传播进行反射、调节、协商，在此基础上形成社区（柯泽，2013）。可以说，传播建构了社区的共同意识和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以及认同感。以发育成熟的美国社区报为例，其核心宗旨是“报道地方新闻、服务社区，以树立、培植、增强和鼓励‘地域感’等一系列手段建设社区”（陈凯，2012：1），这是对社区媒体基本内涵的很好说明。

事实上关于媒体、传播与社区的关系，早在传播学诞生之前就有一定讨论。杜威（2012：3）在《民主与教育》中说道：“社会不但凭借传递与沟通才能持续存在，而且可以说就存在于传递与沟通之中。”施拉姆（1984：2）也指出，“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与社区（community）一词有着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

但是社区这个概念却在不断地发展，具有更加多元的面向。互联网技术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虚拟社区类型，打破了传统社区的地理界线（王萍，王斌，2009）。新媒体究竟是创造了新社区，还是消灭了原有社区之间的界线？传播技术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模糊了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虚拟社区的出现，似乎使得社区的“地方性”被削弱了。但是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的虚拟社区媒介如小区业主论坛，却能实现网络上弱关系与现实中同一小区业主强关系的共振，在建构社区意识、形成维权组织等方面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我们认为，脱离了具体的社会情境而简单地下结论，会使得社区媒介这一概念失去地方性的色彩。有学者认为，可以将社区媒介置于公民社会也即个体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参加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场所之中，使其成为公民社会成员、组织和运动得以表达各自的观念、身份和文化并促进参与民主的渠道（李艳红，2009）。从社区媒介与社会公共性的联系来看，可以归纳出其在西方语境中具有以下价值理念及诉求：

首先，社区媒介是一种参与式媒介，有助于实现公众的媒介近用权（the right of access to media）。媒介近用权的概念包括传播过程的民主参与以及政治上的公民权，强调那些从事非职业性传播的公民、组织、社区均可主动接近及使用媒介设施、参与内容制作及经营运作。而媒介近用的实践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英美两国，随着反越战、反政治、反文化的新社会民权运动兴起而涌现出大量的地下媒介和独立媒介，形式载体丰富，包括报纸、杂志、纪录电影等，后来这些媒介与社会运动逐渐转向社区议题，与社区组织及居民结合起来一同改造社区（孙曼苹，2011）。

在社区媒介的内容生产方面，其“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生产机制，实现了让居民参与社区媒介的内容生产和组织管理这一目的，从而保障了公民的媒介近用权。在大量的社区媒介组织中，志愿者无偿地参与内容生产，这就是“by the people”，他们既是媒介内容的接收者，更是生产者。而“for the people”则是强调社区媒介的内容是服务于社区居民的，展现的是与当今西方社会主流的商业媒体及公共媒体不同的内容。当然这种“由人民生产，服务于人民”的运营模式也容易导致传播内容在质量上的良莠不齐、在管理上的混乱，从而影响社区媒介的表现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社区媒介是一种另类公共领域（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的载体，有助于实现传播领域的民主化。另类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针对批评者而发展出来的概念。他提出公共领域理论以后，批评家们指出其局限性，认为这一概念是只对中产阶级的白种男性开放的。哈贝马斯随后提出了将工人阶级的文化视为一种另类的公共领域，基于此，另类媒介具备了建构另类公共领域并于其中生存的可能性（罗慧，2010）。英国文化学者威廉斯（Williams，1980：50-63）认为传播民主化的三大特征是：去专业化（de-professionalization）、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去资本化（de-capitalization）。这正是社区媒介另类特性的总结。社区媒介作为另类媒介中的一支，在某种程度上也建构起了另类公共领域。这种另类公共领域的存在，实际上是对以传统的体制内媒体为主要成员、以广告营收为基本运行模式、以雇用职业人士为实践主体的专业化传播体系的补充和挑战。

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社区媒介，实现的不是传播的消极自由（freedom from），而是传播的积极自由（freedom to）。这是因为社区媒介为居民提供了在地发声的公共平台，从而提供了对抗市场媒体和公共媒体的权利意识及实践可能性，有助于传播的民主化。

最后，社区媒介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培养了居民的公共意识（public consciousness），也建构了社区认同，传承着本地文化与本地知识（local knowledge）。社区媒介是一种居民参与媒介生产的集体实践，这种实践的最大特色在于其“由居民生产，服务于居民”和在地发声。社区居民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也激发和强化了其参与社区建设的权力及能力，进而改变这些参与者个人之间、参与者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建构着社区的文化和认同。传播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之间的对话更加普遍。但这种文化对话也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对话中的强势一方常常处于推销自己文化理念、制度安排甚至生活方式的有利地位，而对话中的弱势一方经常处在一种接受别的文化系统的基本理念、制度安排与生活方式的被动境地。”（任剑涛，2003）作为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单元之一，社区在市场化、全球化的文化浪潮中扮演的独特角色在于培育地方文化。社区媒介生产与延续着地方性知识，建构着居民的地方认同。在美国拥有悠久传统的社区报，其最为独特的内容类型就是社区的婚礼、葬礼、婴儿出生、居民文体赛事等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已成为书写地方文化和记录社区变迁的重要历史文本。二、社区媒介的中国样貌与中国语境（一）社区媒介的中国样貌：融合性社区网络

社区媒介的兴起及发展以西方新民权运动为历史背景，以社区居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对媒介近用权的争取为特点，而区别于商业化的市场媒体和精英化的公共媒体，因此具有另类媒介的性质。虽然近些年来由于资金的捉襟见肘导致一些社区媒介消亡，部分社区媒介也开始探讨商业化运营之路，但是大部分社区媒介不以盈利为目的，其存在意义和价值在于发出社区居民、群体组织的声音，给社会呈现多元的观点，创造公共意识。

那么社区媒介在中国以何种方式存在？社区媒介的主要诉求是民众对媒介近用权和传播资源的获取，但是我国现行的媒体管理体制及传媒功能定位，使得在体制内媒体中实现媒介近用权的努力还有较大难度，无论是行政色彩较浓的党报党刊还是市场化程度高的都市报，限于新闻生产的种种因素，必然有报道视野上的盲点和报道视角上的局限。尽管有“三贴近”等指导方针的不断推进和民生类节目的兴起，基层民众在大众媒体中的话语缺失仍是一个结构性的基本社会现实。有研究者认为，媒介近用权的不平等是中国社会的严重不公之一（夏倩芳，袁光锋，陈科，2012）。

在这种媒体布局的结构性制约下，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社区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媒介，而是一种“类社区媒体”（王斌，2014）。第一是因为我们对社区的理解是含混的，一个街道、一个城区、一个城镇、一个城市都有可能作为社区报办报对象，大部分社区报是当地都市报报道范围的向下级延伸覆盖而已，在内容和广告的排他性、本地化上还未能明确地建立起一套生产机制，更不是以构建社区认同感、居民参与感为使命，目前国内的社区报不是扎根于社区发展，而是一种外部主导的办报理念。第二是因为我们的办报主体不是基于居民生活圈的人员，现有主体包括政府机关、社区服务机构、房地产公司和物业公司、传统媒体集团等，但缺乏美国社区报中和居民一起生活、属于社区一员、透彻了解社区发展需求和社区内部脉络的社区报采编人员，因而是一种外部导向的运作机制。这两点决定了我国的社区报是理念尚未清晰、模式尚未确定、市场空间尚未操作化的“类社区报”。换言之，只能说我国的城市信息消费和媒体竞争行为在现阶段出现了社区化趋势，但不能用西方社区媒体的话语和经验来做参考标准，否则是刻舟求剑、南辕北辙。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互联网使用的扩散和城市社区居民权益意识的提高，在我国一部分城市中，以小区业主论坛为代表的社区网络（包括小区网站、小区论坛、居民QQ群、居民微信群、居委会微博等）得到了快速发展。社区网络利用Web2.0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以传播和沟通作为纽带，促进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交融、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交融、媒介空间和生活空间的交融，可以称之为融合性社区媒介（王斌，2010a）。本书认为这些融合性社区媒介作为一种自媒体，实现了社区居民的媒介近用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也是社区自治的平台。并且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业主通过论坛等社区媒介进行抗争、动员、维权的事例屡见不鲜（黄荣贵，桂勇，2009；周善，2011；袁光锋，2012），因此更接近于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媒介。更重要的是，社区网络游离于现有的媒体管理体制之外，没有被冠以非法媒介而被管制，有时甚至在倡导数字城市、数字社区、智能社区的城市信息化政策中得到支持建设，还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语境中因其在社情民意的收集与处理方面快捷有效而被加以推广应用。

当然，不同社区的网络载体，处于不同的培育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形态。其运行机制成熟与否影响到能否真正充当社区自治平台和社区维权动员的渠道。从外部来看，它的发展受到来自行政力量和商业力量的介入影响；从内部来看，也取决于社区居民自身的媒介素养和利益相关性。因此，融合性社区媒介尽管在中国大型城市的新建商品房小区普遍存在，但在特定议题下和特定居民群体中才能浮现出来发挥作用，从作为社会动员及社会抗争的有效机制来看，其功用尚不具备普遍性，其在国内的发展具有事件敏感性和人群敏感性的特点。（二）社区媒介的中国语境：社会结构与新闻业双重转型

首先是在社会结构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基层管理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

对近代社会变迁的研究大都采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研究范式（纪程，2006）。从国家政权的视角来看，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变迁可以总结为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实质是城市治理结构从全能空间向合作空间的转换，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侣传振，崔琳琳，2007）。孙立平（2004：21-25）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全国一盘棋的区域格局被打破，地方社区开始成为利益主体。可以说，在国家权力触角的相对回缩之后，中国民间社会的活力和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了复苏，这体现为社区的兴起、独立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增强。而伴随着社区兴起的是社区媒介的出现与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来，城市社区的业主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进行抗争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业主集体利益的表达和具体诉求的实现。

从传播社会学的角度看，传播与社区、社会变迁有怎样的关系，特别是新媒体技术的出现给社区的发展带来了什么，也开始引起部分学者的研究兴趣。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不一定明确提出社区媒介的概念，但其选择研究的媒介如业主论坛等，在本书看来即为中国语境下的社区媒介。有的研究从微观角度去探讨社区媒介上的信息传播结构（张梅，2010；黄荣贵，张涛甫，桂勇，2011），有的研究从宏观角度探讨抗争传播与国家社会治理的关系（黄荣贵，2010），有的研究则选择较为中观的理论视角如社会资本，探讨地方传播结构中制度性社会资本与非制度性社会资本之间的互动（夏倩芳，袁光锋，陈科，2012）。

其次是在传媒领域，新传播技术给新闻生产的社会环境带来变化，中国新闻业从媒体主导向用户驱动转型。

新媒体的兴起给传统媒体带来了挑战，如何进行新闻生产的革新来保持传统媒体的竞争力成为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话题。新传播技术对新闻业的挑战，一方面体现在人们对资讯内容的需要已经达到社区层面，受众越来越关注个人化的、在地化的生活资讯，如生活区和工作区附近的购物、饮食、交通出行等“街头巷尾”的内容；另一方面体现在人们媒介接触习惯的变化，年轻人已经不再以传统方式去阅读传统新闻机构的新闻，传播接收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王斌，2010b）。由于在内容接近性和传播方式接近性两方面的位差，受众在媒介接触环节与现有的媒体出现脱节。在这种情况下，业界及学术界关注到欧美等地的社区媒介，特别是美国社区报的活力和“超本地化”新闻的生产理念，进而讨论中国的新闻业如何借鉴其成功经验发展社区媒体（纪玘昊，2009；蒋旭峰，2013）。

社区媒介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作为一种另类媒介而存在的，强调的是社区居民的参与产制，营利性并非其追求的首要目的。而社区报纸在欧美的蓬勃发展，依托于其较为发达的公民社会、居民的志愿精神及丰富的社会资本。因此，社区媒介作为一种本地化的新闻生产理念可以给中国的新闻业带来一定的启示，但若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语境来单纯探讨社区报如何发展和盈利，事实上是用市场话语去覆盖社区媒介的社会意涵，用新闻业创新这一话语框定了社区媒介包含的多元面向，忽略了社区媒介与地方情境二者之间的嵌入性（embeddedness）。三、中国社区媒介的理论意涵

所谓嵌入性，就是社区媒介的发展镶嵌于地方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社区媒介在中国语境下表现为融合性社区网络，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技术手段，浸润那些“国家—市场”严格控制之下的传播缝隙也即主流媒体尚未有效覆盖的基层社会空间，进行本地化的信息传播和认同建构。社区媒介让居民获得了媒介近用权，在很多时候也被用来进行抗争传播。这些基层社会空间目前一般被作为市场空间看待和“开发”，也即“利基市场”。然而从嵌入性来讲，它们不只有经济维度，更是基层社会的沟通空间和行动空间，是居民全部日常生活得以展开的有机体。社区媒介的发展不能无视基层社会的整体性，不能沿用大众媒体的生产逻辑对其内涵进行简单剥离和利用。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认识中国社区媒介的丰富理论意涵。（一）融合性社区媒介作为参与式传播的平台和群体性事件的触发空间，是社区营造和社区自治的重要形式

杨敏（2007）认为，居民参与是现代社区形成的机制，不同的参与实践建构出不同的社区类型：强制性（福利性）、引导性（志愿性）、自发性（娱乐性）和计划性（权益性）四种参与类型。这四者的自主性依次升高，对社区共同体形成的影响也由弱到强。在融合性社区媒介上，一方面那些在主流传媒中不易得到报道的议题和内容获得传播；另一方面当居民的共同权利受损时，往往会通过论坛等社区媒介进行联合维权，这种自发性和计划性的社区参与行为有利于社区这种“共同体意识”的建构。社区媒介“由居民生产，为居民服务”的生产机制，在信息的传播与分享过程中，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社区居民自治的机制之一。

融合性社区媒介同时也赋予了群体性事件以空间感和时间感，成为社区营造（community building）的重要方法。人们通过社区媒介的实践，构筑了不同于全球或国家逻辑的地方空间，实现了“再地域化”的过程，即“地点制造”（Fuchtwang，2004；转引自谢静，2013b：67）。从制造地点的角度来看待社区媒介传播，则可以凸显地方性来考察融合性社区媒介的意义。以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为例，番禺华南板块“江外江”社区论坛作为融合性社区媒介在抗争事件中便起了较大的作用。对这一案例的研究，无法抽离其空间因素，广东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前沿，政府具有更为开放的态度，而其业主多为广州的知识分子及媒体人，这些便利条件都成为其维权成功的重要的地方性因素。反过来，这一事件的解决也促进了番禺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和地点制造。（二）融合性社区媒介有助于培育公民意识，是社区居民自我赋权的重要途径

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萌发的重要组织方式（王颖，2008：141）。但“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化不一定意味着国家行政权力的削弱。事实上在我国改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社区并不是扮演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角色，而是主要发挥着国家管理单元的功能（何艳玲，2014）。由于各类行政任务的不断下沉（比如传统的计划生育工作），社区居委会改革陷入了“内卷化”，改革的结果却是更加行政化（何艳玲，2005）。然而融合性社区媒介建立在互联网平台上，居民有着较为平等的准入机会和较为多元的传播权力结构，可以赋予社区居民媒介近用权以便参与社区事务协商，培养了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及参与建设的能力，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居委会的行政化，重塑着社区的权利实践。

赋权（empowerment）这一概念是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用语，作为一个多层次的、宽泛的概念体系，在不同的学科中，其适用的层面也有所不同（丁未，2009）。但总的来说，赋权可以被定义为增强个人、人际或集体的政治力量，使个人、团体或社区有权力和能力采取行动，以改变现状的过程（Boehm，Boehm，2003）。哈梅林克则提出了自我赋权（selfempowerment）的概念，强调让无权者拥有、控制媒体，“让无声者发声”，进而为自己说话（Hamelink，1995）。在中国，融合性社区媒介让居民拥有媒介近用权，利用具有公共性的小众媒介来为自己发声，从而寻求现状的改变，这就是一种自我赋权的过程。

社区媒介让居民拥有了话语权，在抗争传播中，一方面可以对议题进行框架化（framing），这一过程通过事件叙述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形成“什么是问题”的共识，同时找出“问题的原因”以及为“如何解决问题”创造条件（黄荣贵，2010），可以说这种话语权的获得和实践，是凝聚社区共识的过程；另一方面社区传播可以建立社区的公众形象，有利于其在大众媒体的传播和获得更多关注，从而实现大众传媒与融合性社区媒介传播效果的共振，这点在中国语境下的抗争传播中特别重要。

然而，赋权理论具有实践性，对赋权理论不能只停留在理论的探讨上，因为在赋权研究中，一旦脱离了具体的人和情景，其实也就偏离了赋权理论有关权力（或资源）如何在关系的互动中获得（或增加）这一基本命题（丁未，2009）。我们认为，不能抽离时空的因素，片面乐观地认为融合性社区媒介作为居民自我赋权的平台，在抗争传播中就一定有利于社区权利的实现。因为每一次抗争，都是国家、社会、行动者三者权力的拉扯，其成功与否既取决于权力之间的较量，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对社会资源的动员程度。（三）融合性社区媒介作为联结性行动的动员及组织平台，是基层社会进行抗争传播的重要机制

联结性行动（connective action）由华盛顿大学政治传播学教授班尼特提出，他对“占领华尔街”等通过新媒体中介的社会行动进行研究后认为：与高度组织化的、形成集体身份或认同的“集体性行动”（collective action）相对应，联结性行动是建立在网络共享的个人化内容基础上的行动（班尼特，赛格伯格，2013）。联结性行动包括两种类型，即自我组织网络和由组织激发的网络。前者是几乎没有组织的协调行动，是个人通过社交网络分享信息，具有个人化的行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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