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程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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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逻辑试读：
简介
古代宫廷为争权夺利骨肉相争，古代官场为升官发财机关算尽，古代百姓为攀附权力人格丧尽……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从王侯将相到布衣百姓，人人都成了权力的奴隶——为权喜、为权忧、为权生、为权死。然而，权力却像一个善变的小妾，从没有人能长久博得她的芳心。原因何在？就在这独立于人却又无孔不入的衙门逻辑！
衙门逻辑，笼统地说，就是古代官场的种种规则，它们或明或暗，时至今日，仍深深影响着国人的生活。有位哲人曾说过，在中国，你可以不玩政治，但是你不能不懂政治。本书是一本历史通俗读物，更是一本让你读懂两千年封建王朝兴衰成败的政治读物，从中你不仅可以了解鲜为人知的史实、令人捧腹的故事，更能明白古代官场的人情练达，以古鉴今，加深对权力、官场的认知。导言衙门的千古嬗变如何认识中国古代政制
政府的合法性最初来源于武力。谁的力量大，谁的拳头硬，能够镇服其他人，谁就能建立对其他人的统治，组建政府。因此在早期政治史中，各个政权都尚武，统治者很重视麾下能征善战的猛将，大家都用“爪牙”来形容那些猛将，把他们比作猛兽的爪牙利器。《诗经·小雅》中有“祈父，予王之爪牙”一说；《汉书·陈汤传》则说：“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
不消说，官府中人都希望自己是“国之爪牙”，往往将猛兽的爪牙摆放在办公场所，刻意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这成为官府的装饰风尚后，真的猛兽爪牙就供不应求了；加上一些官府中人觉得真实的兽爪、尖牙还不能彰显自己的权力与气派，于是艺术化的爪牙标志就出现了。人们用金属、木头等制成夸张、醒目的猛兽爪牙，来装饰官府、军营等处。比较常见的是，军旅营门的两侧，排列着数个木雕虎头，张着血盆大口、露出锋利的巨齿，逼视着往来者。人们形象地把如此装饰的营门称为“牙门”，进而指代整座建筑。
后来，武力的政治重要性渐渐降低，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多元化了。文官与武将最终分野，形成了强大的文官集团。尽管排斥赳赳武夫的形象，但文官集团继承了对猛兽爪牙的装饰偏好，各级官府保留了“牙门”的造型和称谓。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可能是从唐代开始“牙”字逐渐演变为“衙”字。“衙门”代替“牙门”，成为中国古代官府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的代称。
中国的历史是古代文明中少数没有中断、一以贯之的历史。中国的“衙门”也保持了连贯性。朝代有兴衰更替、人事有起伏代谢，后一代的政治制度总是在前一代的基础上调整、发展。中国式衙门制度为人类历史贡献良多。比如，中国古代高度成熟的文官制度，为现代各国的文官制度提供了诸多遗产。其中的文官考试制度更是直接借鉴了古代科举制度。又比如，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仁政”的宣扬，对道德的重视，与现今“德政”的呼吁有异曲同工之处。硬梆梆的制度、法律和柔性的道德、人性的结合，可能会导向优良的政体。当然，对中国古代政治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比如抨击君主专制独裁，又比如批评肮脏的官场伎俩等等。几千年的政治制度演变下来，优劣并存，泥沙俱下。为裨益阅读，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概况做一扼要分析。
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分类，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长期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这套制度草创于秦始皇。秦始皇之前的先秦政体，则是典型的“封建制度”。天子分邦建国，权力下放；诸侯治理辖区，权力继续下放给大夫。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等级很分明，各级之间存在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央集权代替了分邦建国。尽管还有人被授予各种爵位，建立名义上的诸侯国，但授予爵位的理由不全是宗法血缘，更倾向于贡献与功绩。贵族政治被贤能政治所取代；受封的诸侯不能分裂立国，也不能直接治理辖区，仅仅是接受荣誉，按照爵位享受相应的待遇而已。早先，诸侯国还有实实在在的封地，比如长沙王的封地就在长沙、灵宝侯的封地就在灵宝，到后期爵位完全荣誉化，和封地彻底脱钩，比如福王、郑亲王、辅国公、毅勇侯等。其次，秦始皇被尊称为“皇帝”，取代了周天子。之前上下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被打破，老百姓们直接对君主承担义务、却享受不到权利，最高统治者开始了专制独裁之路。
以秦始皇建制为界，先秦的政治思想和一些管理制度被秦朝之后的政治体制所继承，但前后政体存在明显的差别。我们关注更多的是秦朝之后的政体，它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趋势基本同步，都在不断加强。
中央集权，指的是中央政府（朝廷）对地方政府（州县）的控制，是一种纵向的关系。如果说先秦中国类似于如今一些国家的联邦制，那么秦朝之后中央政府越来越集权化。中央集权成了官民心目中的常态，分裂割据不得人心，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某个地方的老百姓，对朝廷的苛政忍无可忍，生活过不下去了，想到的不是起义，不是地方法规的自我改善，而寄希望于朝廷的幡然醒悟，寄希望于某项全国性的法律或政策的修订。朝廷对州县的控制也日渐加强，一个从九品巡检的任命权都攥在首都朝堂之上。州县官府在理论上没有一丁点儿的财权，一分一厘的钱粮都要缴送国库。朝廷与州县为此进行了多次博弈，比如西汉初年的削藩、唐初的分封辩论、明朝的三司制和巡抚制，结果都以朝廷的胜利而告终。
全国的权力汇聚到朝廷，朝廷的大权操于皇帝之手。专制君主窃取了中央集权的成果。和君主立宪政体下的虚君不同，专制君王握有实权，不仅决策，还把手伸到各个方面。秦朝宰相李斯就劝秦二世要“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发展到后来皇帝乾纲独断，“一切俱决于君”。皇帝的决策错了，那也是“圣意”“圣裁”，皇帝要你自尽也是“隆恩”。后期的皇帝生杀予夺，决定臣民的悲欢离合喜怒祸福，臣民只有匍匐在龙椅之下的份儿了。君王和一般人的地位天壤之别，皇帝完全脱离了人群，成了异类。即便有的皇帝表现得平易近人、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勤俭节约、爱民如子，那也是出于统治的目的，使了几招“帝王术”而已。比如史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唐太宗李世民纳谏，说他是“盖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僇。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李世民目睹了隋炀帝刚愎自用、施政残暴，最终身首异地，还落下了千古骂名的下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李世民纳谏，目的是借助大臣的智慧巩固自己的江山，免得“招祸”，并非真的是一位和蔼、亲民的老爷爷。
君主专制总体趋势是不断加强的，但过程并非直线，各代情况各有不同。秦汉是君主专制肇始之际，但皇帝还谈不上独裁。以宰相为首的朝廷能够与皇帝平等对话，相权制衡君权。皇帝对宰相以礼相待。即便强硬如汉武帝者，也只是利用内朝近臣，逐步摄取外朝的权力，试图架空宰相而已。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君权倒退。权臣和豪强常常挑战皇帝。世族力量恶性膨胀，皇帝非但没有能力夷平地方、压制世族，还要仰仗世族大家们的支持。隋唐重建大一统，君权走出低谷，迅速攀升。三省六部的建立，集体宰相制代替了单人宰相制，变相地分割了相权，便利皇帝插手外朝。同时，科举制大规模推行。其一大功效就是打击世族大家。加上战乱的摧残，世族大家在唐末势力无存。北宋奉行“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国策，人为制造制度复杂性，分割相权，控制地方，君权急速上升。而理学的兴盛，内敛了读书人的思想，进一步保障了君权。“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观念，就出现在宋朝。明初，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干脆废除宰相，朝臣直接听命于皇帝。内阁名为皇帝的顾问班子，在实践中却是皇帝的秘书，一切唯皇帝马首是瞻。皇帝还设立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组织，监督臣民。如此做法，就有些过分了。清朝的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雍正连秘书都不需要，只要奴才。他架空内阁，成立了“跪听圣旨”的军机处作为最高政务机构，来落实自己的指示。清朝还废除了监督皇帝的“谏臣”系统（合并入都察院，台谏合一），大兴文字狱，使得在明末多多少少还存在的知识分子的气节、读书人的抗争精神，荡然无存。
秦汉时期，宰相进出宫廷，皇帝都要起身迎送。双方相互行礼后，相对而坐议事；清朝，军机大臣要随叫随到，对皇帝三跪九叩，得到皇帝“恩准”后才能站到一旁“垂听圣训”。
总之，古代君权强度呈现出一个长勾型，南北朝时期是勾底，明清是长勾的右上方、最高点，但这只是大致情形。在同个朝代不同时期，君权各有强弱。皇帝个人素质的优劣、宦官和后宫的专权等，都会影响君权的强度。比如，明朝的开国皇帝极大抬升了君权，但子孙们慵懒倦怠，导致大权旁落。内阁大臣勾结宫廷，利用秘书替主子代拟意见（票拟）的权力分割君权（如张居正）；监控外朝的宦官狐假虎威，权倾朝野（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君权反而羸弱不振。
第二，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富有流动性，并没有形成阶层固化或贵族政治。
中国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各阶层，却没有贵族阶层。秦朝之后，中国政治制度富有流动性，权力没有为某个阶层所垄断。即便是世族势力恶性膨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大家也没有垄断一切官职，更不能垄断政治权力。一般的寒门子弟还有上升的渠道，且掌握实权。
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五代军阀说：“帝王本无种，兵强马壮者为之耳。”说的是通过暴力改变社会阶层。古代历史每两三百年就来一次天下大乱，造成社会阶层大洗盘，土地和财富近乎重新分配，政府权力几乎颠覆重塑。西方社会大变乱后，原先的贵族大体上还是贵族，变动有限，而中国古代是大换血。乡间的流氓当了皇帝，他的痞子朋友们都封侯拜相；游方和尚杀上了金銮殿，他的发小玩伴和行伍兄弟都开府就藩。前朝旧勋，顽抗的杀头，剩下的不是隐居山林做遗民，就是跌落底层为贩夫走卒，重新开始奋斗。
贩夫走卒们，只要肯奋斗，就有希望从最底层跃升到最顶层。这要感谢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在理论上，向全社会敞开大门。乡野村夫和市井小民都可以通过读书考试，分享政治权力。中国历史上不乏“布衣卿相”，“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书写了不少草根神话。相信现在各地都留有相关的传说或者古迹。一个有才华的人，如果不能进入一个政治体制分享权力，就可能成为体制外的反对者；如果不能在体制内正常流动，就可能成为体制内的批评者。一成不变，带给政治体制的不是安全和稳定，而是僵化和死亡。科举制大体上做到了能者进、优者上、庸者下，笼络了人才，增加了整个体制的流动性和稳定性。有进取心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努力进入现行体制，而不是造反。唐太宗曾看到天下士人蜂拥至长安赶考，感叹：“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后人也称赞：“太宗皇帝真良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古代政治体制能够连贯延续，科举制贡献良多。
科举制存在上千年，后来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但基本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主要原因就是它给了最广大的无权阶层一个希望，一个改变地位、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希望。其潜台词就是大众都承认社会阶层是流动的。权贵之门固然令人羡慕，一旦子孙平庸，旁人就会直言：“可惜可惜，富贵将不保矣！”既得利益阶层也相信，留给子孙黄金万两，不如传下诗书一屋。富不过三代，成了社会共识，也体现了古代社会流动性之强。延续千百年的权贵家族，极难产生。
贵族产生之难，还和皇帝的专制独裁有关。独裁君主不会允许存在贵族阶层，制约君权。因此，皇帝是排斥权贵世袭的。汉高祖刘邦的江山是一帮兄弟和功臣帮忙打下来的。当了皇帝后，刘邦就大肆屠戮功臣，还立誓：“非刘氏不得封王！”即便是封了王的兄弟叔伯们，皇帝们也不放心。因此有了汉景帝时的六国之乱，皇帝用暴力收回宗室诸王的实权；到了汉武帝，他整天琢磨着找借口剥夺宗室的爵位。同胞骨肉都如此，异姓功臣更是不能永葆富贵。卫青—霍去病家族功在社稷，还涌现了皇后与太子，结果只传了两代就被诛灭满门。“盛极而衰”、“月盈则亏”，被权贵们视为真理，后者深谙韬光养晦之道。东晋的王导家族、唐朝的郭子仪家族，莫不如此。贵族人家自己都不敢世袭权贵，以免惹祸上身。
如果一定要说中国古代存在贵族，那么勉强凑数的只有“皇室”了。皇室子孙可以世袭爵位，且有可能染指龙椅，但这不是绝对的。专制君王要防范一切权力威胁，对至亲的兄弟子侄也不放过。如何管束皇族，是历代皇帝考虑的重要问题。一般情况下，对皇室宽容，优待宗室并授予实权的王朝，往往祸起萧墙、同室操戈，比如西晋、南北朝、明初；对皇室严防，苛待皇族甚至软禁皇族的王朝，皇帝往往又在关键时刻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力量，比如遭人篡国的曹魏就苛待皇族。清朝对皇族的态度相对中性，做法比较成功。它只授予近支宗室爵位，不拒绝皇族担任官职，但有严格的规定，和他人一视同仁。结果，清朝皇室骨肉相残的程度最轻，皇权没有在家族内部受到冲击。需要指出的是，皇室成员的人口比例是相当小的，构成不了所谓的“贵族阶级”。
贵族政治的缺失，有利也有弊。弊的一面就是中国社会缺乏“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似乎是一个类比西方历史的概念。西方的贵族不全是建立在爵位和财富之上，更主要是与荣誉和责任相挂钩。真正的贵族视荣誉为生命，独立正直，勇于担当，敢于冲锋陷阵，富有号召力，被视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一个衣着光鲜的暴发户和一个破落寒酸的贵族同时走到大街上，西方民众会向后者致敬。这就像民国时期的云南彝族，成分有黑彝和白彝之分。白彝是普通大众；黑彝是领袖，是战士，服务乡里，操持公务，贡献智慧，类似于西方的贵族。当时，尽管黑彝生活困苦，为生计奔波，但依然把旧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穿着打扮整整齐齐，走路干活挺直腰板。遇事，黑彝急公好义，把握乡里的主导权，白彝服从黑彝。中国传统社会就缺乏类似的贵族，少的是领袖、多的是看客，少的是公义、多的是私利。地方乡绅扮演了类似角色，但乡绅家族本身流动性很大，极难世袭成为贵族家族。
第三，政治体制内部蕴含制约精神和制度设计，保证了体制的生命力。
古代帝王虽然专制独裁，但程度并不绝对，面临软硬两种制约。儒家思想可能是对专制君主的最大的软性制约。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历代帝王都改造儒家思想为我所用，标榜以儒治国。既然标榜了，不管帝王的真实心思如何，就得做足表面文章，接受儒家思想的约束。儒家讲求“仁政爱民”，帝王就要跟着呼喊仁政口号，做出亲民举动，掩饰自己不仁不义无孝无良的言行。而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大夫群体，也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帝王。“臣事君以忠”，反过来要求“君待臣以礼”。君臣各有道，君无君德、臣无臣道，就会被朝野视为天下将乱的征兆。总之，如果帝王不遵照儒家思想仁政爱民，就会丧失执政的合法性。
儒家影响之深广，经后人阐发，衍生出了更多的制约思想。比如，既然仁政爱民是帝王的职责，那么后世就发展出“暴君可伐”的思想。那些残暴无道的君主，也就丧失了继续执政的合法性。这一点甚至成为了王朝更替的口号。许多暴君的统治合法性，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他们开国老祖宗高喊的“暴君可伐”。又比如，“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使得国家的分量很重，并不输于帝王。清初，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把皇帝死活、朝代更替作为兴亡标志，而把思想文化之变作为天下兴亡的标志。这就把帝王的地位排在了思想文化、国家天下之后。再比如，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有参政议政的热情和动力，这就限制了帝王对权力的垄断，抵制帝王的独断专行。南宋著名御史刘黻说：“天下事应当于天下共商议，非君主一人可以私下处置。”潜台词就是皇帝要选贤用能，分权给贤能之士。“贤能政治”是古代的一大政治理念。君主要亲贤能远小人，如果疏远贤能迫害好人，也会损害政治合法性。当然，上述思想和现代民主思想是有差别的。
帝王言行有错，臣民是可以规谏的。这不仅有理论上的制约，更有制度设计。比如大臣们对帝王的政策、举止、作风有意见，可以劝谏乃至指责。历史上就不乏犯颜上奏甚至冒死极谏的大臣。唐代的魏徵、明代的海瑞，就因训斥皇帝而出名。一些脑袋“冬烘”的读书人，还以劝谏皇帝来博出位、立名节，拿着放大镜查皇帝的纰漏，乐此不疲。打屁股、蹲大狱甚至砍脑袋都无所畏惧，甚至欢迎，只要能“名垂青史”就可以。古代政治制度中始终存在“谏官”系统，专门负责纠察劝谏皇帝。因此，《甄嬛传》里的雍正，好不容易去清凉台看望病中的弟弟，还来去匆匆，说：“出宫一趟不容易，多少言官的眼睛盯着朕呢！”
制约虽多，但并没有达到实效。一来，这些制约缺乏强制力，不能对皇权产生实质性的冲击；二来，所有制约的前提观念是承认皇权，承认皇帝的与众不同和无上权力，只是要求皇帝不能做得太差，不能背离原则胡作非为。这和现代的权力制衡思想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当一个皇帝不怕舆论、不畏惧文官集团的死缠烂打，拒不接受制约，儒家思想也好、文官集团也罢，就都束手无策了。历史上还真涌现出不少这类的胡为帝王，比如南朝宋代的前废帝、后废帝，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
第四，政治权力和社会力量存在博弈，官府强而民间弱，但基层自治力量不容忽视。
古代官员似乎很空闲，涌现了不少“官员旅行家”。后人在名胜古迹中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北宋的苏东坡就是众多官员旅行家之一。比如，他主政杭州期间，修了一条苏堤方便观赏西湖风景，白天跑到西湖群山上和僧人们喝茶谈诗，晚上约一票客人夜游西湖。后人有言“东坡到处有西湖”，可以理解为苏东坡处处点景、造景。他宦海沉浮，“历典八州，行程万里”，今人对他的施政举措知之甚少，倒是随处可见“东坡肉”和与其相关的风景。这说的是古代官员政务的清闲。史书中经常出现能臣干吏长年累月不处理政务，一旦处理起来，龙飞凤舞，手写口授，在短短时间内就处理完积压政务的记载。古代官员人数不多，但朝廷每每能以有限官员控制广袤的领土。这说明政府活动有限，远没有到无时无处影响社会的程度。
因为技术限制，古代官府对全国的治理，更多的是观念上的，而非数字上的精细化管理。广度和深度都有限度。黄仁宇在《中国社会的特质》一文中指出：“由于缺乏所谓的技术精细化，中国的官僚政府通常表现得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这一点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一个人如果真正做到不被权力所诱惑，还是能够找到一块世外桃源，自食其力，过上清贫简单但却独立自由的生活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古代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政权却在收缩。秦汉有相当于现在乡政府的亭里政权——刘邦就当过亭长，但从宋朝之后，公权力收缩至县一级。之后，最基层的政权是县政府。县级以下的地区，完全放手由百姓自治。而控制广大农村和绝大多数人口的就是士绅阶层。他们主要由退休或者在乡的官员、有功名的读书人和一部分有文化的富裕人士组成。他们既立足乡土，又明了儒家思想和政权运作，介于官与民之间，表率乡土，处理基层纠纷，主持公益事业，协助官府征收赋税。州县衙门也优待乡绅，重大政策也要征询后者的意见。重大节日、隆重庆典、教化百姓、传达要闻等等，也缺不了士绅代表到场。可以说，乡绅阶层分割了相当一部分基层权力。
基层的另一大自治力量是宗族势力。宋朝之后，宗族力量高涨，把越来越多的人口网络其中。与乡间百姓生活最密切的，首先是宗族，之后才是乡绅，再就是官府。很多人遇到问题，首先找宗族长老商议；宗族中也有一套法律观念来评判是非，处理纠纷；宗族有祠堂，有聚会，有执事，有族田，基本上能解决族人生老病死的多数事务。真的出现了大事，人们也习惯于在宗族内部解决，比较排斥直接让官府插手内部事务。
因此，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才有可能。男耕女织的传统社会，只要不遇到大灾大乱，乡间百姓可能终生都没见过父母官。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直到近代科技和社会结构的侵入，才被打破。
第五，政治制度日渐繁密。这一方面是加强社会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强化统治。
从秦到清，政治机构越来越多，规章制度越来越严，官是越来越难当的。“治官重于治民”是古代朝廷的一大认识。历朝历代都通过驱动官僚群体来统治亿万百姓，严密政治制度就成了重中之重。汉朝的官制还只有职、爵、品级等少数名目，官员从县令县长或者郎官起步，上升一级就是太守，太守调入中央即为九卿级别，再上升就是位极人臣的三公了，层级少、入仕渠道也多。到了明清，官制多了阶、差、加官等许多名目，层级更是扩展到九品十八级。清朝的衙门和规章制度之多，使得制度成了一个专门的学问。一般人几乎没有可能了解掌握难以计数的大清律、格、令和则例的条文，仅一部《钦定六部则例》就够人读个十年八载的，而且规章制度时刻都在增加。比如，制度再严，比不过皇帝的一句话。老皇帝做了某项指示，新皇帝又发了相关的指示，其中有相同的意见、也有不同的旨意。如何处理新旧皇帝的旨意，就是一道难题。各个衙门都有专门的书吏研习此道。他们终生埋首卷宗，熟悉制度的来龙去脉。官员们依赖书吏协理政务，几乎言听计从，以至于有“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之说。
制度要完善，就要创新。古代政治制度在延续发展中，出现了新的制度，但旧的制度并没有完全被抛弃，而是保留了下来，表现出保守的特点。比如，清朝设置军机处来处理中枢政务，就没有废除原来的内阁。内阁大学士依然存在，只是成了荣誉虚职。更典型的要算中央各寺，如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大理寺等，职名起自先秦，确立于秦朝，数代之后职权就被其他衙门侵夺，甚至沦为可有可无的闲曹冷衙，但它们一直存在到清末。鸿胪寺掌管对外交往事务，隋唐后礼部负责具体的朝贡与外交事务，清朝又增加了理藩院参与外交，后期还有总理衙门，后三者都比鸿胪寺重要，但这并不妨碍鸿胪寺存在两千多年。这些“化石衙门”的主要作用，是安置官僚，养官僚的资历和品级。
政治体制内部的权力分配不可能平均，有些机构的权力要远高于其他机构。随着皇权专制的强化，权力始终倾向于同皇权结合紧密的机构。从两汉的尚书，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到两宋的政事堂和枢密院，到明朝的内阁，再到军机处，无一不是各自时期由皇帝掌握、处理政务的中枢机构。它们是权力的核心。机构增减、官员沉浮，皇帝看在眼里，却不记在心里。他真正在意的只是核心权力部门的运行和人事情况。千百年来，政治制度日渐繁密，核心权力机构始终处在聚光灯下，是后人观察古代政治的便捷窗口。何谓“衙门逻辑”
古代政治制度在千百年的实践运转中，产生了自己的逻辑。千古衙门在实践中逐渐背离缔造者和设计者的初衷，产生了独立的、强大的运行规律，诞生了新的标准和规则，自动运转下去，我们可以称之为“衙门逻辑”。衙门逻辑往往是有违常理的。它没有明文的规定，却真实存在；它独立于人们，却让衙门内外的官员、百姓都深陷其中。
这就好比人们设计了机器人，希望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结果机器人有了自己的思维，自行活动起来。人类非但操纵不了机器人，反而受到了机器人之害。做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古代衙门就是那个机器人。
在古代，任何一个立志改革政治弊端的人，必须进入现行体制博取高官显位，才有可能实践抱负。但结果都不是他改变了体制，而是体制改变了他。在攀登高位的过程中，他逐渐变成了体制的一分子，变成了现行体制的“产品”。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尖锐批评晚清体制中的高官“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等位高权重、大权在握，“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他们不仅年老体衰，而且不愿意改革了，“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要知道，如今的老朽高官，倒退几十年也是热血青年，激扬文字、革故鼎新，满口变革。进入体制之日，他们以为自己踏上了实现理想的征程，殊不知最终走到了理想的对立面。
下述例子，也许能更形象、更直观地说明“衙门逻辑”的概念：
例一：天下官员，无论职位高低，在理论上都是朝廷命官，都上对皇帝负责、下为百姓造福。大家是平等的。职权的大小并不代表素养和人品的高低，权力更不能侵犯人格尊严。但在实践中，权力扭曲了人格。官大一级压死人，官职高者欺压职位低者，权力大者侮辱权力小者。可悲的是，这种欺压与侮辱为上下所接受，官卑职小者仿佛觉得自己就低人一等、理应受欺负。而对他人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高官，自身往往受过被侮辱、被打压、被迫害的创伤。秦汉时期，官员关系还相对平等，县令能参见宰相，侃侃而谈；唐宋时期，下官小吏敢跟主管争辩政务，并不唯唯诺诺；明清时期，不要说县令，就是巡抚也要上下运作才能见内阁大学士，大学士一问巡抚一答。有位知县老爷跪在和珅门口求见，和珅骂道：“知县是什么虫豸，也来见我？”总理衙门处理外交，外国使臣说一句话，清朝官员面面相觑，下级看上级、资历浅的看资历深的、大臣看亲王，亲王说一句，大家纷纷响应。在场职位最高的人不说话，其他官员就一片沉默。
不知从几时起，官员相见的礼节也恶化成了跪拜礼，下官拜见上官。如果两人官职相差太大，下官还要行三跪九叩大礼，谨小慎微、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个，仿佛奴才见主子一样。这种不正常的官场礼节，直到清末才从南方省份开始逐步纠正，改为官员相互行作揖礼。官职低者先行礼，高者再还礼。
例二：人类对于疾病，总抱着“早预防、早治疗”的态度，希望把疾病消灭在萌芽之初。讳疾忌医是不对的。政治体制和人体一样，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体制的长远健康发展着想，这些问题也要早预防、早治疗。然而，古代官员对于衙门内外的问题，往往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既关己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暴露出来的问题，官员们的惯常做法是行文发函，似乎用几封文书就能解决问题。其实，文书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是推卸了自己的责任而已。古代官员，尤其是达官显贵们，是社会精英，视野、思路甚至智商都比黔首愚民们要高。他们理应发现潜在的问题，并有责任处理掉。可惜，多数官员任由衙门外狂风暴雨，端坐厅堂之上无动于衷，只盼着问题别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起码别在自己任期内恶化。
究其原因，一来是官员们不愿意做事。多做事就多出事，少做事则少出错。勇于干事的古代官员有，但仕途顺畅的极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干了很多事，经受了很多挫折，最后即便列入正史、名垂千古了，但在生前几十年沉溺于州县下曹，不得升迁。相反，中庸无为的同僚们，则“无病无灾到公卿”，飞黄腾达去了。那谁还愿意去揽事、去直面问题呢？第二，很多问题并不是官员个体力量能解决的。衙门内外的很多顽疾和突发问题，是系统性的、根本性的问题。比如闭关锁国、横征暴敛、皇权扩张、军人干权等等。政治体制有问题，体制中人比一般百姓的感觉更敏锐，也更深刻。他们深知不改变现行体制，就不能根治问题。而根本性的变革，谈何容易？大家坐视衙门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救，只好在血雨腥风中又来一次改朝换代。
例三：凡事都有是非曲直；做人要有对错观，做正确的事情、拒绝错误的
事。相信每个人从小都接受了这样的教育。但是，古代衙门不论对错，只看输赢。比如，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先后做过山东范县及潍县的知县。他刚正不阿，不逢迎上司，却深入民间，洞悉百姓疾苦。一年闹饥荒，郑板桥主动为民请赈，结果忤逆了上司，被参罢官。他去官的那天，百姓遮道挽留。应该说，郑板桥做了正确的事情（勤政爱民），但却是官场上的输家（弹劾罢官）。郑板桥在古代史中并不孤独，官场输家中有许多人做了正确的事情。同样，许多仕途赢家，却做了错事，比如弄虚作假、阿谀奉承、你虞我诈、倾轧伤人、口蜜腹剑、厚颜无耻、趋炎附势等。可叹的是，当时的官民都羡慕后者；后来者，即使嘴上赞颂郑板桥，心里却在羡慕同时期的和珅。“官场莫论对错”的本质是功利政治，抛弃了道德、真理和精神等等，只看是否对仕途有利，是否对处理政务有利。长官决策时，采纳的往往是“可行”的意见，而不是“正确”的意见。因为意见虽然是“对”的，但与现有体制不吻合或者对巩固自己的权势无益，为什么要采纳呢？长此以往，“输赢”绑架“对错”。官场上最后的赢家，自封为或者被认为就是正确的、光荣的。赢家书写历史，强制推行自己的对错标准。如果民众对此熟视无睹，无异议不反抗，就很可能黑白颠倒，贻害无穷。
例四：靠本事吃饭、独立且正直，应该是人类社会公认的正形象、正能量。但在衙门里，真才实学并不是平步青云的通行证；独立与正直非但不为衙门认可，还可能对衙门、对保持者造成伤害。我们在古代史上能找到许多例证。庸才青云直上、尸位素餐的有，阿谀奉承、攀附权贵的官员也不在少数。真正有才华、有抱负的官场中人，免不了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处理与行政无关的事情。很多时候，决定他们宦海沉浮的不是才能和品格，而是哪些“无关的事情”。在施展抱负之前，官员们先要在人情世故、官场明规则潜规则等等编织的巨大网络中纵横捭阖，以求获得干事的身份与地位。
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有真才实学的贤臣干吏，缺少的是既有真才实学，又能折冲缓和，把才学用到实处的能臣帅才。
凡此种种不合常理之处，都因为衙门逻辑的作祟。而衙门逻辑的核心，是“权力本位”，一切行为以获取或保有权力为目的，一切考量围绕权力的得失展开。在政治体制中，各个衙门考虑的是自己的部门利益，官员考虑的是个人的进退荣辱。天下安危、百姓祸福、仁义道德，都退居其次，甚至只停留在口头。因为，品级的高低（权力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官场中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权力，是官员施展抱负、实现目标，甚至保全人身和财产的首要条件。官场中人必须巩固现有的权力并不断扩展权力，才能谈及其他。这一认识，可能是剖析古代政治中种种消极与负面内容的利器。
越往后发展，衙门按照自身逻辑独立运转下来，离初衷就越远。衙门本身发展得越强大，对衙门中人的异化就越严重，改革的难度就越大。
黄仁宇在《中国社会的特质》一文中认为中国的高度中央集权，是由地理环境造成的。“中央集权体制因为不得不持续地被加以完善并维系，使中国的政治和伦理的成熟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制度的发展，如多样化的经济制度、系统化的民事契约法、保护个人的司法体系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述的那些制度相对而言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反而确定无疑地被抑制，以免它们扰乱帝国的统一管理。”中国古代集权的强化，与衙门逻辑也大有关系。衙门逻辑的运行，离不开政府集权。集权环境是衙门逻辑的温室，公平、公开和竞争则是衙门逻辑的“病毒”。集权的需要，塑造了衙门的稳固和规模。衙门为了自身利益，反过来要强化集权。它为了摄取更多的资源，就要跳出政府范畴，插手控制其他领域；为了垄断权力和资源，它就要排斥平等的对话，拒绝妥协、开放和变革；保守是它的特质，僵化是它的趋势，虚弱和奔溃是它的结局。遗憾的是，中国古代少有新意的改朝换代，使得衙门虽然能够被摧毁，但衙门逻辑每每在新的王朝借尸还魂。
绝大多数时候，官民人等并非反对官府，反对朝廷，也不是反对官场中人，而是反对自私保守、封闭僵化的“衙门逻辑”。一皇帝也疯狂古代帝王的幽默感
皇帝看似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中国古代是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有无穷的权力，生杀予夺，掌于一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享受全天下物质，酒池肉林，无尽奢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在理论上，皇帝在任何情境中都处于主动地位。
皇帝却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之一。无穷的权利总是与无尽的义务相伴随，为了做一个“正常的”皇帝，皇帝本人要承担难以忍受的义务、责任、压力。在襁褓之中，准皇帝们就不能享受常人所有的亲情、悠闲与愉悦。登基之后，皇帝时时刻刻要面对威胁与挑战，处理难以计数的工作——恐怖的是，这些工作不能由第二个人来分担，而且工作期限是无期的。老百姓工作做错了，大不了失业而已。皇帝工作做错了，是要皇冠落地、性命堪忧的。
在重重束缚和高压之下，只有很少的皇帝尽心尽职，时刻端着皇帝的架子，夜以继日地工作。大多数皇帝是“不正常的”，消极怠工、荒废朝政，那是常事。沉溺酒色、肆意取乐，甚至挖洞抓老鼠、出宫找姑娘、上山擒猛兽等等，也不在少数。种种荒唐事、疯狂事由此而生，根子就在君主专制制度。
清朝的雍正皇帝是个“折子控”，常常每天批十几个小时的奏折，乐此不疲，还在折子上留下了不少有趣的“回复”。
比如雍正言之凿凿地写道：“朕生平从不负人。”可是后人都评价他是一个刻薄寡恩、冷酷无情的人。又比如，雍正在年羹尧的奏折上亲昵地批复：“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今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结果没几年，雍正就把年羹尧给杀了，一点都不顾“君臣知遇”之情，更不要提什么榜样作用了。除了这些“黑色幽默”外，雍正皇帝也会讲一些浅显的笑话，比如他在折子上说别人坏话：“此人乃天日不醒的一个人，朕当日在藩邸骂他玩，都叫他‘球’，粗蠢不堪，于登极后不记出仕何地。”“朕将王嵩调到，看伊竟是一不堪弃物，满面鄙俗之气。”雍正骂人也很有一套，痛骂之中带着讽刺挖苦：“你是神仙么？似此无知狂诈之言，岂可在君父之前率意胡说的!”“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这样人!”“多赏你些，好为你夤缘钻刺打点之用。”
正襟危坐、生杀予夺的帝王们，多少也有幽默感。只是帝王的幽默感有大有小，有的时候发作、多数时候潜伏着。更重要的是，帝王的幽默感是异于常人的。他们的幽默虽然也会让凡夫俗子会心一笑、嗤之以鼻或者捧腹大笑，但背后的“笑点”另有一番深意。
帝王生来“幽默”
幽默，按笑点来源定义，可以理解为一门自嘲和挑战常识的学问。一头大灰熊穿着芭蕾裙扭扭捏捏地跳上舞台，开口就唱：“我是一只小蜜蜂。”这可以理解为自嘲，自己拿自己开涮。赵高指着一头鹿说：“这是一匹马。”这也很幽默，因为它严重侮辱了旁人的智商。如果旁人都附和说这的确是一匹马，那就更幽默了。因为它挑战了整个社会的常识。
我们先来说说帝王们“自嘲”方面的幽默。高高在上的帝王们断然不会允许其他人嘲笑自己，也不会拿自己开涮。他们几乎都自视极高，自信到自负的程度，认为我是上天之子，哪里有什么可笑之处？雍正皇帝在这方面就很典型，他喜欢在奏折上炫耀自己的英明伟大。比如他写道：“朝中党援亦皆由此分门立户而生恩怨也，看透此者亦惟当年雍亲王（就是他自己）一人耳。”“朕早知其非端人矣，今种种欺隐俱已败露，服朕之明鉴否？”
雍正的儿子乾隆，比老爹更上一层楼，觉得自己武功古今第一、文章独步天下。后人游览大江南北，到处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的“御笔”和大作。据说他还夸口，如果比拼文才，自己也应该是读书人中的皇帝。（类似的大话，据说宋徽宗、康熙皇帝和明武宗朱厚照也曾说过。前两人觉得自己参加科举考试，一定能考中状元；明武宗则认为自己不当皇帝去当兵，也能当个大将
军。）乾隆皇帝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是唐朝所有诗人作品的总和。他平均一天写两首诗，出了十几卷印刷精美的御制诗集，但很遗憾，乾隆的四万首作品中没有一句流传开来，如今的文学史都懒得提及这位皇帝诗人。这算不算是一种幽默？
明太祖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个，造反以后开始识字看书，坐在龙椅上也能处理公文。不过，朱元璋显然认为自己文才了得。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对大臣们创作的作品都不满意，亲自动手写了两篇，作为范文，言下之意是自己的文才比天下文臣都要高。此外，朱元璋对文学史也有兴趣，写文章批判过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韩愈、柳宗元等人，认为他们只会调用几个辞藻，不通人情。几百年之后，朱元璋的范文没有流传下来，文学史对他这个人也不屑一顾。可见，帝王虽然不会自嘲，一旦自负、自恋起来，更有“笑”料。
帝王在“挑战常识”方面的笑料更多，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可能是晋惠帝司马衷，大臣们向他汇报老百姓没有饭吃，司马衷反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他的后代子孙、晋安帝司马德宗，长江后浪推前浪，非但不知道米和肉的区别，连雪花和棉花都分不出来。不过，帝王的无知，情有可原。因为锦衣玉食的司马衷，吃的肉远远比米要多，自然就以为肉比米便宜、常见了。而司马德宗根本不需要知道雪花和棉花的区别，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可以了。
同样，帝王们的自负，也情有可原。乾隆写了一首诗，肯定是喝彩声、叫好声响成一片；朱元璋的“范文”，明朝大臣和秀才们也是组织“学习体会”过的。乾隆的诗集，估计销量差不了，外省的州县官吏说不定还要靠关系才能搞到一两本。皇帝得意洋洋之时，谁敢指出他其实没有“穿新装”？因此，在主动或被动的阿谀奉承声环绕中，帝王们自信满满，逐渐变得刚愎自用起来。
无上的权力和制约的缺失，导致帝王们言行失常。而与生命相伴随的政治压力、权力威胁、感情淡薄，又助长了帝王们的反常言行。举个极端的例子：南朝宋代山阴公主淫恣过度，对皇兄刘子业说：“我与陛下，虽男女有别，可都是先帝的子女。陛下后宫佳丽上万，可我却只有驸马一人。这太不公平了！”刘子业作为哥哥，竟然为山阴公主安排了面首三十人。山阴公主还不满足，看到吏部郎褚渊体壮貌美，请求刘子业把他赏给自己当面首。刘子业竟然同意了，将大臣赏给妹妹。褚渊在山阴公主身边十日，虽然被公主苦苦逼迫，但仍“守身如玉”。山阴公主最后没办法，才把褚渊放回去。这对兄妹已经失常到了变态的地步，完全不顾亲情伦理了。究其原因，南朝是一个“父杀子子弑父”、今日兄弟相残明天叔侄屠杀的动乱时代，刘子业等人“可怜生在帝王家”，从出生到入坟墓都生活在一个没有亲情、没有温暖，只有猜忌和杀戮的环境中。他们的心态怎么能正常呢？怎么不会表演出一些搞笑到匪夷所思的闹剧来呢？
刘子业的母亲病重了，派人去叫儿子来。刘子业却说：“病人房间多鬼，哪能去呢？”不愿意去看望太后。太后大怒，高呼：“快拿刀来，剥开我的肚子，看是怎么生出这样的不孝儿的！”《宋书》是宋代的正史，罕见地承认任何人只要犯了刘子业罪行的其中之一，就足以玷污宗庙、辱没社稷，而刘子业居然把所有罪恶集于一身！《宋书》对刘子业的死持欢呼的态度：“其得亡亦为幸矣！”同样的“幽默”也发生在北齐文宣帝高洋身上。高洋临终时，对弟弟常山王高演说：“你要夺我的位子就夺吧，别杀我儿子。”他很清楚自家王朝勾心斗角、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涌动。而一个个搞笑的独裁暴君，正是被这样的环境给毁了的。
体制和环境决定，不管是谁坐在龙椅上多少都会自负和无知。幽默感几乎是帝王与生俱来的特性。帝王都不正常，搞笑似乎是常态。《晋书》记载前凉的割据君主张天锡纵情声色，荒废政务，就有大臣上疏劝谏。张天锡给了一个相当幽默的解释：“我不是喜欢行乐，而是从中很有收获。我看到晨花就敬重才华俊秀的高士；观赏芝兰，就爱慕德行高洁的大臣；目睹松竹，就思念忠贞节操的贤才；面对清流，就器重廉洁的言行；一看到蔓草，就鄙视贪官污吏；迎着疾风，就痛恨凶狠狡诈之徒。引申开来，触类旁通，为人从政的道理，都在这里面啊！”不得不承认，张天锡是个天才，贪图玩乐还有一套自圆其说的谬论。不过他的“心得”显然不能让国富民强。前凉很快就被前秦灭亡，张天锡本人成了末代君主。有人情味的幽默
说完体制和环境塑造的幽默，我们来看看另外的帝王幽默。
皇帝是一个严肃得有些枯燥的职业，要承担诸多的责任，包括许多形象和工作生活上的义务。意识形态、体制和臣下都要求皇帝在各方面都是楷模。这就造成皇帝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悲摧”——不仅不能为所欲为，一言一行还要受到条条框框的约束。我们似乎习惯了皇帝一本正经的样子，一旦某个皇帝表现出常人的喜怒哀乐，就有“喜剧效果”了。
历史上有不少皇帝追求常人的乐趣。明武宗朱厚照可能是其中的代表。他更出名的称呼是正德皇帝。他禁止民间养猪，因为“猪”“朱”同音，老百姓天天“杀猪”，朱厚照心里受不了。
朱厚照一心想出宫玩玩，可被大臣们死死堵在紫禁城里，不让他出门，还老在他耳边念叨要读书、勤政、亲贤臣远小人。朱厚照烦死了，就“精神分裂”出一个“朱寿”来，让朱寿做大将军、做太师，大夸朱寿。其实，朱寿就是朱厚照。机会终于来了，宁王造反。他大喜过望，马上要求“御驾亲征”。这回，大臣们不好拦他了。朱厚照高高兴兴地“郊游”去了，孰料纵马过卢沟桥时，大意把宠妃刘氏相赠的簪子掉了，朱厚照按兵不行，让三军将士趴在地上找簪子。找了三天没找着，朱厚照悻悻地继续南行。
到了涿州，前线传来“噩耗”：南赣巡抚王守仁——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王阳明，一点都不领会领导意图，竟然抢皇帝的风头，不等御驾到达就独立镇压叛乱、生擒宁王了。朱厚照闻报，顿足大骂王守仁，骂完后对王守仁的捷报不承认不宣传，下令继续南征——很有负气小孩子的作派。到了山东，朱厚照嫌当地安排的宴席不好，不吃，也不生气，笑道：“慢我何甚！”到了扬州，朱厚照大索美女。不过，朱厚照也觉得拆散夫妻不对，所以只抓处女和寡妇。抓来干什么呢？朱厚照不为色，不为享受，而是关起来当肉票，让家人拿钱来赎。看来朱厚照不是贪恋美色，而是贪财。他在扬州钓了一条鱼，以五百金的天价强卖给太守蒋瑶。蒋太守没钱，把妻子的首饰都拿出来了，说：“臣没钱，只有这些了。”朱厚照又想起隋炀帝杨广的故事，要看琼花。蒋太守说，那不是好东西，已经绝种了。朱厚照又要征异物，蒋太守说扬州不产异物。朱厚照笑了，问蒋瑶扬州产不产白布？蒋太守这回给皇帝面子，进献白布五百匹。但随驾的太监们不像朱厚照这么厚道，索贿不成，就用铁链把蒋瑶绑了好几天。扬州官府去求朱厚照，朱厚照立刻下令释放，成全蒋瑶的贤名。
朱厚照这么一路闹下去，花了八个多月才到南京。王守仁早在六个月前就把宁王押到这里等着了。半年来，王守仁多次苦求皇上受俘，朱厚照一概不准。后来，王守仁终于开窍了，重新报捷，说太师“朱寿”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迅速平定宁王叛乱，对自己苦战恶战之情形一字不提。捷报递上去，朱厚照高兴地准奏。不过他下令在南京玄武湖上重新“平乱”：把宁王安置在一艘船上，自己指挥大军再把他抓一次。受俘之后，大军北返。同样的道路朱厚照再玩一遍，觉得无聊，竟然要释放宁王，要和宁王再玩“打仗游戏”。大臣们瞠目结舌，好在朱厚照在清江浦捕鱼时，自己驾的船翻了，落水着寒，玩不了了，只好迅速返回北京，第二年初春就死了，年仅31岁。
朱厚照的所作所为，笑点很多。但如果朱厚照是一个普通人，其言行就是贪玩了些，并没有可笑之处。有人认为，朱厚照是明朝最具人情味的皇帝。可惜皇帝身份不适用常人的标准。比如贪财，就是人之常情，但皇帝贪财就惹人笑话。汉灵帝就贪财，卖官筹钱，把官职按照高低定价，其中地方官因为直接管人管钱，又比同级的京官要贵。因为定价偏高，买卖不好做，汉灵帝就变通先首付后按揭，可以当官后慢慢还，但售价要提高一倍。一次，汉灵帝用500万把司徒卖给了某人，见他很爽快就一次性付清了，对他说：我后悔了，卖你便宜了，本来可以卖1000万的。
古代许多搞笑皇帝或者荒唐皇帝，都是青少年。他们正在贪玩、叛逆又精力充沛的年纪，无上的权力让他们没有约束地挥洒汗水、追逐欲望。这在后人看来不可理喻，但他们其实是被权力宠坏的孩子，并非疯子或者暴君。一些通达人情、老成持重的重臣就看清了这一点，方法得当，能正确劝谏少年皇帝的荒唐举动。比如唐中期的敬宗皇帝，十五六岁即位，白天热衷玩马球，宫里宫外都踢，晚上就带一帮子人去找狐狸洞（史载“抓夜狐”），时常还有一些额外动作。比如一天突然要巡幸东都洛阳。大臣们长篇累牍地劝谏都没用，老臣裴度则说：“国家设立东都，本来就是让皇上巡幸的。但东都因为连年战乱，荒废不堪，皇上要巡幸，得让他们好好修缮个一年半载再说。”唐敬宗觉得很有道理，停止了巡幸计划，改让官府复建洛阳。裴度的劝谏，把一件劳民伤财的坏事变成了对洛阳百姓有利的好事。类似的例子，在古代还有不少。
攀附权力助长皇帝搞笑风
专制体制固然可以解释帝王们搞笑的部分原因，一般人的攀附权力、阿谀奉承，也让帝王们在幽默的道路越走越远，客观上起到了“起哄”的作用。后人在对搞笑帝王肆意大笑的时候，板子不能全打在帝王的屁股上，旁人也难辞其咎。
做大臣的，明知道皇帝写的诗词狗屁不通，还大张旗鼓地捧臭脚，皇帝随手写一个字就恨不得立一座碑亭供起来。拍马屁的好处是立竿见影，却不想想后世人看到皇帝的臭字到底是骂皇帝还是骂你？
南陈末年，杨广率领隋朝六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江南。边关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陈后主陈叔宝面前。尚书仆射袁宪冒死劝谏，认为务必在长江渡口增兵把守，做好防御。但是陈后主左拥张丽华、右抱孔贵嫔，膝上还坐着个龚贵嫔，一边听《玉树后庭花》，一边饮酒作乐，对大臣们说：“北齐侵我三次，北周侵我两次，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我们打得大败而归。为什么？建康有王气在，小小杨广能奈我何？不理他！”话刚落，丞相孔范就献媚附和：“是呀，长江天险，自古隔断南北。杨广黄口小儿，难道能插翅飞过长江来吗？我一直嫌我官小爵低，万一杨广飞渡长江，那我就有了封侯拜爵的机会了。”孔范的话，说得陈叔宝哈哈大笑。不过没几天，隋军就攻破建康，陈叔宝躲在井底，被人拉上来时发现和张丽华、孔贵嫔挤在一个筐里呢！而孔范，早不知道跑到哪里“封侯拜爵”了。这个孔范最擅长给陈叔宝文过饰非，凭着一套拍马屁的本领做的丞相。如果没有孔范，陈叔宝这个笑话的“笑果”就大打折扣；没有孔范，陈叔宝也不会在搞笑的道路上一奔到底。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了一个笑话：
有一天，我在御花园里骑自行车玩，骑到拐角的地方，几乎撞着一个人。我的车子在那里打了个圈子，准备绕过去了，不料这个人却跪下来不走，嘴里还说：“小的给万岁爷请安！”我瞅了他一眼，看见他嘴上还有一抹胡茬子，知道他并不是太监。我骑着车打着圈子问他：“干什么的？”“小的是管电灯的。”“刚才没摔着，算你运气。干吗你老跪着？”“小的运气好，今天见着了真龙天子。请万岁爷开开天恩，赏给小的个爵儿吧！”
我一听这傻话就乐了。我想起了太监们告诉我的，北京街上给蹲桥头的乞丐起的诨名，就说：“行，封你一个‘镇桥侯（猴）’吧！哈哈……”我开完了这个玩笑，万没有想到，这个中了官迷的人后来果真找内务府要“官诰”去了。内务府的人说：“这是一句笑话，你干吗认真？”他急了：“皇上是金口玉言，你们倒敢说是笑话，不行！”……
如果说陈叔宝是笑话的主角，那么发生在紫禁城的这个笑话，主角是那个管电灯的。如果他没有攀附权力、官本位的思想，就不会有笑点。同样，捧臭脚的大臣也好，拍马屁的孔范也好，违背常理，让自己成为笑话的一部分，也是屈服于帝王手中的权力。一来是避祸，避免帝王的绝对权力伤害自己。比如雍正皇帝曾在阿克敦的奏折上批道：“今到广西，若仍皮软欺隐，莫想生还北京也！”一般人都如同阿克敦一样，是有七情六欲的凡夫俗人，能不屈服雍正的威胁，揣摩雍正的意旨办事么；二来也希望专制权力能造福自己，在搞笑中追名逐利。比如雍正就说过：“朕说你好，你才得好。”底下的人只有屈服于他，才能“得好”。
正是上述绝对的权力、残酷的环境和底下人的攀附奉承，让帝王这个“行业”笑料频出，帝王本人却浑然不觉。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皇帝做不了主
晚清大太监李莲英有四个养子，分别是福恒、福德、福立、福海。李莲英自己不是正常人，就特别希望四个假儿子能够过上正常人的好日子，平步青云，光宗耀祖。他们四人都花钱买了郎中的官职，在户、兵、刑、工四部候补。
但是候补毕竟不是实职，空有其名而已。李莲英就请慈禧太后给养子谋个实职。慈禧给李莲英很大的面子，亲自找来刑部尚书葛宝华说情，要求在刑部给李莲英的一个儿子解决实职。葛宝华回答：“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他借口国家有一系列的干部人事制度，自己不敢做主，明确拒绝了慈禧走后门。慈禧没办法，只好对李莲英说：“这事儿办不了。”
在晚清，竟然还有慈禧太后办不了的事情？这事就记载在胡思敬的笔记《国闻备乘》中。
胡思敬认为，革命者张口闭口就骂“君主专制”，其实是不对的。不论是用人还是花钱，君主都不能专制独行。胡思敬在朝廷当言官多年，知道不少这样的段子。一个是鲁伯阳向珍妃行贿了四万两银子，珍妃吹光绪的枕边风，鲁伯阳就谋得了上海道的肥差，走马上任。顶头上司两江总督刘坤一知道后，不等鲁伯阳到任满一个月就把他弹劾罢免了。刘坤一变相否决了皇帝的任命。另一个是同治皇帝大婚，花销很大，内务府的钱不够，就向户部借钱给皇帝娶老婆。户部领导班子集体商议后，决定不借。理由是：内务府和户部，一个负责皇室开支，一个负责政府开支，界限分明，不能混淆。慈禧太后要修圆明园，钱也不够，想挪用户部的钱，户部也不肯，最后才不得不挪用海军费用去修比圆明园小得多的颐和园，权当补偿。可见，在帝制体制下，皇帝的用人权、财政权都有局限，并不能一意孤行，为所欲为。
有位担任领导职务的长者诉苦说，领导不是好当的。大家只看到皇帝端坐金銮殿，一言九鼎，却没想到历史上有多少皇帝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发憷上朝。坐在龙椅上的不一定是主事的，可能只是个傀儡；站在下面的不一定是奴才，可能是幕后操纵者。或明或暗的根根丝线，编织成一张大网，把龙椅上的人包裹得严严实实。
历史上哀叹生在帝王家、不愿意当皇帝的人还少吗？翻阅中国古代史，后人不止一次看到皇家父母对子女感叹“奈何生在帝王家”，听到有乱世皇帝祈求“来生不再降生帝王家”。东魏时，大臣祝孝静帝元善见“长命百岁”，元善见听了，感慨：“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朕怎么能受用这样的话！”在场的权臣高澄发怒了：“朕，朕，狗脚朕！”高澄骂完还不解气，让亲信崔季舒上去打了元善见三拳。当众殴打了皇帝后，高澄这才拂袖而去。这样的皇帝连尊严都没有，谈何威严？
有人可能会说，大权旁落的皇帝毕竟是少数，多数皇帝是大权在握的。其中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等人更是乾纲独断，独裁专制得很。其实，即便是再强势的人物，也不能做到乾纲独断，仍然受到诸多的权力羁绊。（开头的慈禧就是个例子。）下面详细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专制帝王受到官僚体系的权力羁绊。官僚体系中的强权大臣对皇帝的权力构成严重威胁和限制。典型的例子如西汉末年的王莽对汉平帝、孺子婴，东汉末年的董卓、曹操对汉献帝，显然后者的权力远远弱于前者，前者才是无冕之王。
皇帝只是一个人，皇权要发挥威力离不开官僚体系的贯彻落实。这就天然造成了皇权和相权（政府权力、官僚体系的权力）的分野，两者既相互依存，又存在分歧和制约。皇权从一开始就想压制相权，降低相权的羁绊，表现为皇帝对以丞相为首的朝臣集团的防范。
汉武帝创造了“内朝”与外朝对立，还频繁更换丞相。和他“搭班子”的丞相，没一个人得以善终。倒不是丞相们干得不好，而是汉武帝的猜忌心重，刻意和他们过不去。隋唐以后，丞相制变成了集体负责制，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首长”都是丞相，而且皇帝还提拔很多“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隐性丞相。原来一个人领袖朝臣，与皇帝对话，如今变成了一群人分割丞相权力，分别与皇帝对话。到了明朝，朱元璋干脆废黜丞相制，成立内阁作为皇帝的顾问。皇帝总揽决策、行政大权。清朝雍正皇帝干得更绝，另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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