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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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6年第4辑/总第21辑)试读：
本辑特稿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在第四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深圳论坛上的发言[1]王伟光同志们：今天，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共深圳市委党校联合发起召开的第四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深圳论坛隆重开幕，我首先代表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向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加本次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欢迎，向会议承办方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届论坛的主题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这是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科学指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我们党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在观察、分析和判断国内外复杂形势，顺应历史和时代潮流，科学把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丰富的理论内涵、坚实的哲学依据和根本性的指导意义。深入学习、研究、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全党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哲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使命。
围绕着会议主题，我谈几点看法，供同志们参考。一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根本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贯穿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根本灵魂。宣传研究和贯彻落实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必须深刻领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
第一，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真理，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2]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纵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马克思主义最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问题的本质，最善于从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理清关节点，最善于从聚讼纷纭的思潮中获得科学的真知。中国今日成功的经验，就在于我们党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在于我们党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从未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学习领会、研究宣传和贯彻落实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必须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把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推向新的胜利。
第二，始终坚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然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3]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任何封闭、僵化、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会抽掉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都是不可取的。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发展也永无止境，我们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根据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4]来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后继者对已经变化了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又用创新理论指导发展了的实践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就在于它同现实紧密结合，不断在实践中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5]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经过了一个逐步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不仅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而且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增添了宝贵的财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历史实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在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6]向前进。”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但时代和社会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面临的风险和难题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执政环境不会一成不变，治国理政需要与时俱进。越是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我们越是要不断增强理论定力和理论自信，推动社会发展稳步向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发展方位有新判断、对发展路径有新思考、对发展目标有新部署，在变与不变中把握住了治国理政的根本和关键。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指导处于新历史起点和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实践的科学指南。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鲜明主题、宏伟目标、战略布局、发展理念和政治保证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具有鲜明主题、宏伟目标、战略布局、发展理念和政治保证，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第一，鲜明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果。实践表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7]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紧紧围绕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而形成的。深入研究和贯彻落实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二，宏伟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中国梦的重大意义、历史逻辑、基本内涵、精神实质、实现路径，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走向，体现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民族自强的坚强意志，抒发了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豪情壮志，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为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确立起来的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实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有机统一，成为当今中国发展进步的高昂旋律、思想引领和精神旗帜。
第三，战略布局是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统筹[8]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提出了“四个全面”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重大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重大战略举措，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保障，“四个全面”相互之间密切联系，有机统一，共同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辅相成、相互贯通、相得益彰，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新领域、新局面、新境界。
第四，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9]措也就跟着好定了。”“五大发展理念”适应了时代发展和实践深化的新要求，凝结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是我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的行动指南，也为世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五大发展理念”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作为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纲要和大逻辑，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五，政治保证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建设理论在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全面从严治党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政治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进一步强调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回应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质疑，提出了“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就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做出新的重大部署，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局面。我们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始终保持“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政治清醒，切实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坚定性，保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政治自觉，始终保持党的先进、纯洁的政治品质，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如磐石的政治保证。三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哲学依据
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及其固有规律的正确的、科学的反映与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理论体系的灵魂、基础和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贯穿了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红线，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产物，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深入学习贯彻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就要学习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贯穿的精神实质，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处理问题的能力，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
第一，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最坚决的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根本思想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就是牢记实事求是精髓，在一切工作中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大意义和基本要求。他认为，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和把握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摸着石头过河[10]就是摸规律。他身体力行，“求客观实际之真，务执政为民之实”，客观分析我国国情实际、党情实际和世界发展变化的世情实际，从客观事物本身具有的规律出发，观察问题、认识问题，导引出解决当前中国一切复杂难题的良方益药。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第一观点的中国化表述和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正是建立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的，本身就是对当今中国实际和世界实际进行全面把握和实事求是分析的科学认识，学习贯彻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首先就要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第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最彻底的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果。毛泽东同志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照辩证法办
[11]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12]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共产党人观察分析处理一切问题的思想方法。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就要做到用辩证法看问题，照辩证法办事。照辩证法办事，就要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一分为二地而不是绝对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这是学习和掌握辩证思想方法的基本要求。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结果。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掌握了矛盾分析方法，也就掌握了辩证法。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娴熟地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运用“矛盾论”“两点论”“重点论”“全面论”来观察和处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他要求我们采取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积极面对矛盾、解决矛盾，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他指出，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抓住关键、抓住问题所在，找准重点。他提示，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他主张，既要坚持两点论、全面论，又要坚持重点论，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重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要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坚持辩证思维方式，反对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正确地观察分析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客观规律，研究解决改革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前瞻性、主动性。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处处体现着高超的辩证思维水平，学习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就要学会运用辩证思维方式分析并全面把握事物变化及其关系，把辩证法运用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第三，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最坚定地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的实践表明，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国情、中国社会运动及其规律，制定正确的革命、建设、改革的路线、战略和策略，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我们党的事业就不会有今天。
生产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首要观点。用生产观点看问题是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的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基本观点，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群众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坚持群众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宗旨意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必须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人民群众中有的是能者和智者，要虚心向他们求教问策，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领导艺术的提高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沃土之中，不断从人民群众中吸收营养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推动全党在全面转变作风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认识阶级及阶级斗争现象的延伸。习近平总书记从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和分析方法出发，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他坚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认识阶级社会的基本现象，主张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他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不断发展的，要把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新变化推进改革开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带动全面改革，推动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他全面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规律，提出了深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原则方针和实施步骤，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健康科学发展。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把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当代中国实践的最新理论成果。学习贯彻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就要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
今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哲学创造、理论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哲学而且一定能够产生哲学新的创新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新的高峰的时代。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面。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指导思想、创新观点、学科体系、话语构建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充分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以及系统性、专业性，这是我国哲学工作者面前最为直接也最为重要的发展任务。中国哲学工作者应当自觉承担起自身的历史使命，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将其转化为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清醒的理论自觉、强大的文化自信，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深入研究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路径与理论体系，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谢谢大家！
[1]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8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42～74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544页。
[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第9页。
[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8页。
[7]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4页。
[9]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10]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第539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00页。
[12]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文本细节甄别、辨析与对马克思思想复杂性的理解[1]聂锦芳【内容提要】马克思是一个特殊的思想家和写作者，其著述中成型、定稿的很少，留存下来的绝大部分是手稿、笔记、摘录和书信；其观点和体系的丰富内涵并不完全体现在那些表述明确的论断中，而是深藏于对这些观点和体系的探索、论证过程中。举凡学界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嘲讽误为他本人思想的转向，将“普遍的个人的解放”理解为“全人类的解放”，无视“巴黎手稿”“原始顺序版”分栏写作的真正意图和还原《德意志意识形态》遗失手稿内容的价值，离开《资本论》不同版本及其手稿的具体内容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随意进行阐释，更没有悉心体悟马克思晚年发出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喟叹和警示的深远意义……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注重对文本细节的甄别、辨析有关，这样也就很难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了。【关键词】马克思 文本 细节 思想
马克思是一个特殊的思想家和写作者——他一生的写作历程长达50余年，但成型、定稿的作品不到其全部著述的1/3，留存下来的绝大部分是手稿、笔记、摘录和书信。对于一个思想复杂且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的理论家来说，马克思观点和体系的丰富内涵并不完全体现在他那些表述明确的论断中，而且深藏于他对这些观点和体系的探索、论证过程中；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及其论证就隐匿于那些散乱的大纲、初稿、过程稿、修正稿和补充材料之中。如果不花大的功夫对其文本细节进行甄别和辨析，而是大而化之、浅尝辄止地对待，乃至满足于外围言说、宏观定性，实际上很难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原初意旨、复杂内涵和思考逻辑，由此会造成简单化、碎片化、片面化乃至极端化的诠释，甚至造成严重误读和曲解。在多年来对马克思著述及其相关文献的学习和研读中，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形，本文撷取几个文本个案集中予以阐发，谨请方家指教。一 对黑格尔的嘲讽还是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转向？
马克思早期有一首有名的诗作：“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遨游，/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而我只求能真正领悟/在街头巷尾遇[2]到的日常事物！”在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论著和传记的解释中，这首诗被视为马克思的自况，并且认为这里蕴含着他以后思想变革的大致方向和意旨，乃至是其转向现实世界、通向唯物主义的初始表证。
但是仔细甄别就会发现，这是脱离原始语境、把这首诗表达单独抽象出来所做出的判断，恰好把马克思的原始意旨弄反了！实际上这首诗出现在他父亲60岁生日时马克思为其编订的诗作中，这是一部[3]由60首作品组成的集子，它出现在其中的组诗《讽刺短诗集》（Epigramme）的第二部分《黑格尔》中，这部分由四首短诗组成，这首诗列为第三首。马克思当时由对包括父爱在内的人类情感的分析延伸到对人性的思考，特别对德国的国民性深为不满；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是这种国民性最完整体现和表达，所以就写了四首讽刺短诗予以讽喻。前两首表达的意思可以做如下的解读。
像黑格尔这样的哲人，性格上自然是很自负的。他自谓长久地漂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一直在探求世界的真谛，最终发现了自认为最崇高的智慧，也领会了这种智慧深邃的奥秘，所以他感觉自己就像神一样，无与伦比。但他又思忖，人毕竟与神是有区别的，所以总是要“披上晦暗的外衣”；在思想的海洋里沉浮，他最看重、感到最艰难的工作是寻找表达的语言，而一旦找到，他就会紧抓到底。
当然，世界上的哲人——智慧者绝不只有黑格尔一个，对此他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他发现，自己找到的这些语言——对世界的理解和描述，不仅没有使其澄明、清晰，反而更加错杂纷纭，一片迷茫。而作为一个哲学家，自己绝不会也不可能束缚每个人的思维和想象，于是，他放弃了对世界的真实性的了解和把握，认定没有客观、没有共识，每个人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正像瀑布从悬崖上直泄而下发出自然的轰鸣和喧响，但一个诗人却可以由此展开无限的遐思，甚至觉得从中可以听出心上的姑娘倾吐的情话和衷肠。总之，人怎么想就怎么认识，有所感触便可以变成思想，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啜饮到这杯智慧的“玉液琼浆”。当然，思虑至最后，黑格尔也感到了自己的工作的虚无和虚妄——自命要“给诸位揭示一切”，但实际上什么真实的东西都讲不出来！
以上两首讽刺短诗中的内容，马克思是以黑格尔的口吻［“我”（ich）］来叙述的，把一代哲人的志向与现实、追求与说教、期许与自嘲等揭示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而以下两首诗，一首仍以“我”（ich）的方式来谈论问题，另一首则以“我们”（wir）来陈述。
如果按照前后一致、上下连贯的原则放在一起解读，那么第三首中的“我”无疑仍然是指“黑格尔”了；事实上也确实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另一种极端主张的嘲讽。黑格尔发现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远离尘世生活，把人们的希望寄托在“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而遗忘了现实世界，鄙视“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于是开始致力于实现思想的“变革”和转向，当然，对此他曾经做过非常明确的表达：“哲学正因为它探究的是理性的东西，因而它乃是对现有的、实在的[4]东西的理解”，“理解现有的东西，——这就是哲学的任务”。所以，诚如戴维·麦克莱伦所说，如果我们把这首诗中的“我”“当成马克思本人的话，那么这段话的意义就会完全被误解。像前一节一样，它是‘黑格尔’自己所讲的主观浪漫主义，是被马克思所批判的，因为它与每日的现实联系得过分紧密了。马克思诗的整个的主题是要对黑格[5]尔作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批评”。
马克思不满黑格尔哲学这“现实”转向的意图还可以在《讽刺短诗集》中另外两首评论“青年德意志”的诗中得到佐证。这一文学思潮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后期，一批激进的作家特别关注政治问题、主张以文学为工具面向现实，据此发起了一次思想上的清算，重点是重新评价曾经在德国文学史上如日中天的歌德、席勒的文学倾向和观念。他们认为，席勒傲世出尘，过于清高，不懂人情，死板严肃，不会逗人发笑，净卖弄些雷鸣、电闪之类的辞藻，普通人该干的日常活儿他却干不了，全没有市井坊间那般的诙谐情调。至于歌德，在他们看来，其作品的格调更是过于高雅，只看重维纳斯式的美貌，眼里根本没有衣衫褴褛的穷人；尽管他塑造的形象原型有的也来自生活底层，但他却把人性刻画得高飞入云，赋予各种事物以过分崇高的外形，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内在的灵魂。当然，相较而言，“青年德意志”认为，席勒稍合人们的胃口，至少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人们可以读到其思想，“虽然一时还看不透它们有什么深刻的含义，/但人们毕竟[6]能说：它们确实印在书上”。
诗歌与现实的关系确是一个亘古常新的问题，“青年德意志”的作家们关注，马克思也是如此。但从马克思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并不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也就是说，诗歌当然要面向现实、反映普通人的生活，但它还应该有超现实的一面，即具有超越庸常、追求崇高、提升精神境界的功能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歌德和席勒的“贵族气派”自然也是必要的。
再回到讽刺短诗《黑格尔》。接下来的问题是，第四首诗中的“我们”指的是谁？还是“黑格尔们”吗？我们看看这首诗表达的是什么：“请原谅我们这些短小诗篇，/如果我们唱的调子惹人讨厌；/[7]我们已把黑格尔的学说潜心钻研，/却还无法领略他的美学观点。”显然这是带有结论性质的陈述，这里的“我们”代表的只能是“马克思们”。当然，这种角色的转换显得有点突兀和缺少过渡，这与马克思诗歌艺术创作上的稚嫩和经验不足有关，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马克思开始从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的角度来梳理从康德到费希特再到黑格尔哲学的变迁，认识到了黑格尔思想的意旨与局限，进而引发了他对德国国民性的特征与时代关系的思考，这也预示着马克思本人思想探索的拓展和深化。二 “普遍的个人的解放”还是“全人类的解放”？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解释为或等同于“人类解放”，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实践中，“解放全世界”“解放全人类”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然而，殊不知，这恰恰是马克思曾经竭力深究、撇清的一个观点和思路，很有必要重新甄别一下。
马克思主要是在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中讨论以上思想的。他认为，曾经作为其思想先驱的布鲁诺·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他无视犹太教徒与基督徒的差异，试图用“人（类）的解放”的信念来消弭其分歧；马克思认为，这样的思路和做法“太抽象”了。相反，他不仅用世俗关系替代鲍威尔的宗教信念作为观察犹太人问题的视角，用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化解鲍威尔所提出的借助“类”的解放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出路的“抽象性”，而且更深刻地注意到，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其实也只是一个“中介”，较之真正的“人（个体）的解放”它们也是“抽象的”。
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当然是一大进步，但它还“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还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8]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人通过国家这个中介得到解放，在政治上从某种限制中解放出来，就是在与自身的矛盾中超越这种限制，当然这只是以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方式超越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的人仍然只是用间接的方法承认自己，仅仅是通过一个中介（尽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而使自己得到解放，由此看来，国家只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正像基督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自己的全部宗教束缚都加在他身上一样，国家也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自己的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仍然不能真正摆脱束缚。
我们知道，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也曾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主将鲍威尔的旗帜和方向。而在现代社会，所谓人权概念、意识和观念更是大行其道，然而只要“看看所谓人权，确切地说，看看人权的真实形式”，就会发现其中大有诡谲和奥妙。
马克思仔细甄别了所谓“人权”。概而言之，它有两方面的内涵及不同的现实意义：一部分是政治权利，即droits du citoyen，它是与他人共同行使的权利，其内容就是参加共同体，确切地说，就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它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而另一部分是个人权利，即droits de l’homme。与citoyen不同的这个homme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不同于droits du citoyen的droits de l’homme，无非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个人的权利。
马克思引用了那部被他称为“最激进的宪法”即1793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的论述，指出droits de l’homme是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具体而言指的是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等等。他[9]特别强调：“这里所说的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就是说，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离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可见，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人，正像他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一样，被认为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是与citoyen不同的homme，因为他是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
据此，马克思明确地阐明他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指出：[10]“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政治解放具有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又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而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导致马克思这种煞费苦心的思考没有被忠实理解的原因，一方面与过去中文译本的翻译不无关系。最典型的例子，如：Niecht die radicale Revolution ist ein utopischer Traum für Deutschland，nicht die allgemein menschliche Emancipation，sondern vielmehr die theilweise，die nur politische Revolution，die Revolution，welche die Pfeiler des Hauses stehen läßt.翻译为中文应该是：“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确切地说，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但过去的翻译却是：“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1956、200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3页、第3卷第210页）和1972、199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第12页）均是如此，直到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4页）和201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页）才得到纠正，但是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不在少数的论者在研读马克思著述时“不求甚解”，并没有深入马克思的语境、思路和论证逻辑理解其思想，结果马克思煞费苦心、苦心孤诣的努力就被漠视乃至曲解了。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后来马克思的思想发生变化，但这一观点是一直坚持的，他不遗余力地予以强调、深化和推进，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哲学的贫困》“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
[11]史”和在该书中更明确提出把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12]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的论断；而《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13]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反复“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那时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认为“这个[14]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可以说，这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始终的中心线索之一。
在马克思思想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把与其基本属于同一时代兴起和流行的欧洲非理性主义观念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复杂关系做一比较。举凡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体系而言，可能既是“另类”和“异数”，但又有可以融通和对话之处。在对社会异化、资本操控、人性沦丧等方面的观察、揭露和批判上，他们之间借助“人的解放”议题和关怀完全可以进行深入讨论。三 “巴黎手稿”第一笔记本分栏写作的真正意图何在？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或《资本论》手稿写作的时间长达40余年，而其旅居“巴黎时期”（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的著述是在这一漫长的思想之旅中竖立的第一块界碑。过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巴黎手稿”、“巴黎笔记”、“穆勒评注”等说法很混乱，所属范围也很模糊或者交错，这明显不利于把握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对此，我做了这样的处理：根据马克思写作方式的不同、思想表述的差异，将这些著述分为两类：一类是马克思对同时代人以及前人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摘录和抄写，其中没有他个人观点的详尽阐发，只有寥寥数语评论或批注，可称之为“巴黎笔记”；另一类是大量的正面阐述和思想论证，或者即便由他人的议题引发，但马克思个人的议论却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可称之为“巴黎手稿”。
为什么一定要做此划分呢？要知道，连原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成员、曾担任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秘书长的尤尔根·罗扬都不做这样的理解，而是认为“巴黎手稿”只是“巴黎笔记”的[15]组成部分，或者可以把它们统称为马克思巴黎时期的著述。然而，只要对“巴黎手稿”的内容做认真的研读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议题出发但又要超越国民经济学的整体考量，体现了他虽然处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始阶段，但确实已经开启和踏上了《资本论》写作的漫长征程，其思想价值和意义不可低估；而仅仅是摘录他人著述的“巴黎笔记”已经不能涵摄这些内容了。这样，根据上述划分，“巴黎手稿”应该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简称“穆勒评注”）。这与多年来学界流行的或者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同于“巴黎手稿”或者把“穆勒评注”归入“巴黎笔记”的做法是有差别的。厘清上述关系，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把握当时刚刚由对“副本”的批判转向对“正本”的批判的马克思的原始思想状况、进展和走向。
此外，还需要提到，鉴于“巴黎手稿”“巴黎笔记”“穆勒评注”等都是后人对马克思“巴黎时期”不同形式的笔记或著述的称谓，而不是他正式撰写的作品，所以我主张用引号（“”）来标注这些著述；但鉴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约定俗成为一本普遍知晓的书，且有单行本问世，所以仍可用书名号（《》）来标注。
那么，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是否实现了从国民经济学的议题出发又要超越国民经济学的意图呢？我认为，从第一笔记本的分栏写作可以突出地体现出来，这就涉及没有引起研究者关注的另外一个版本——“原始顺序版”了。
1982年出版的MEGA2第一部分第2卷刊出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两个版本，除“逻辑编排版”外，还有一个“原始顺序版”。后者是根据“三个笔记本”的原始手稿排版的，可以说是马克思当时写作的真实面貌的直接呈现。但可惜的是，国外只有极个别的研究者在其论著中对此稍加提及，而详尽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进行过；而举凡国内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19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单行本（200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200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等，刊出的无论是节选还是全文，都是基于“逻辑编排版”而进行的翻译，这说明至少在翻译者和出版者看来，“原始顺序版”并不是很重要的，导致的结果是其没有引起过国内学界的注意（国外的研究情形也基本一样）。但我与学生通过多年的悉心研读和思考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比如，“逻辑编排版”的第一笔记本开头是按照“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依次编排的，读起来让人觉得这只是当时三个阶层的不同的收入形式，它们之间现实表现不同，历史渊源和未来命运也看不出有大的关联，这样，就很难把握整个社会的总体状况。但如果回到马克思的原始手稿，认真阅读能够呈现马克思写作过程的“原始顺序版”，就会知道，马克思是将一张稿纸分成三栏或者两栏、分别标上“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来写作的，而在阐述其各自的内容时则是一一对应着写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按照我的理解，这种写法恰恰表明，这时的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这三者之间受到一个社会总结构的控制，这就是“资本”的独特功能。无论在“工资”“地租”部分抑或“资本的利润”本身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资本”如影随形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参与、塑造、渗透和创生着社会现象，影响着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境遇和未来命运，而这些不同阶层的人之间又因此而密切联系在一起了；换句话说，离开资本，其他三者就得不到准确的描述和到位的说明。这正是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做出从“总体性”上把握社会结构和资本的最初尝试和探索成果的深层原因。这样，在作为这部巨著40余年漫长的写作生涯起始阶段的“巴黎手稿”中，他就从国民经济学的议题出发而又达到了对国民经济学一定程度的超越。所以，我认为，“原始顺序版”与“逻辑编排版”带给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四 为什么要还原《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的交往”部分遗失的12页手稿的内容？怎样还原？
在研究者通常的印象中，较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其他章节，“正面阐发”马克思、恩格斯见解的《费尔巴哈》章可能是最好把握和理解的了。然而，如果不是沿袭过去习见的那种抽象而宏观的研究方式，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笼而统之地涉略而不顾及细节，那么，就会发现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近年的文献学研究成果表明，现在被组合在一起进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章节的各个单元并不是连续写作的，除了刊于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2～526页的部分是专为这一章撰写的外，其余几个部分，有的是从《圣布鲁诺》章中抽出来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550页），有的则来自《圣麦克斯》章中的《教阶制》（同上书，第550～555页）和《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同上书，第555～587页）等节。显然，理解《费尔巴哈》章的重要思想的前提是梳理这些片断的内涵和思路，悉心体味马克思何以要抽取这些片断、将它们组合的逻辑是什么，乃至这其中是否包含着他尚有犹疑和困顿之处和有待进一步思考、完善的情况。这里我们撷取《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部分来分析。
这一部分原来出现在“我的交往”一节中。我们知道，《圣麦克斯》章是对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系统的驳斥。按照《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论述顺序，在“所有者”部分“我的权力”之后讨论的是“我的交往”，而基本上是按照该书逐章逐节展开批判的[16]《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通行本目录中却没有出现“我的交往”字样[17][18]。编者在正文中标明“这里缺少十二页手稿”，而从前面的论述看，“我的权力”部分实际上已经接近尾声，因此，遗失掉的手稿中只有很少部分是属于这一节的，绝大部分则属于“我的交往”部分的内容。据此，我认为，在通行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录》中“Ⅲ.犯罪”的第三部分“C.通常理解的和非通常理解的犯罪”之后就应该是“我的交往”部分。遗留下的手稿中这部分最先出现的题目是“5.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这说明前面有四节遗失了。那么这四节的内容是什么呢？这只能回到《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相关部分去探究了。
施蒂纳在其书中的这一部分没有再细列标题，但根据其内容，他一开始就用很大的篇幅论述“社会”问题。按照通常的理解，施蒂纳关于“唯一者”的主张极易被定性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又常被用来指那些不与他人交往、喜欢离群索居、极端自私的人的品性。然而，仔细甄别一下，就可以知道，施蒂纳的“唯一者”与此并不相同，其内涵要远为复杂。我们阅读《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全书，绝对不能得出结论说，施蒂纳是一个无视现实、社会、历史乃至他人的人；不过，他的异人之处在于，他经常思考的是，现实、社会和历史会塑造出怎样的人，它们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所阐发的“唯一者”不是要离开现实、社会和历史，在其之外坚持独自性，而是要在其中甄别“人”与“我”的分野，寻求对现实、社会、历史乃至他人的超越。他指出，社会是现代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因为“除了社会问题外，没有任何其他问题对每个人[19]来说会表现出一种如此活生生的兴趣”。如果对社会问题较少有激情和困惑，那么在观察它时就不会注意到，正是在社会中个体是如何从我们的眼中丧失的；也就不会认识到，只要组成社会的人依然是旧人，社会就不能变成新的社会，是社会成员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的性质。在施蒂纳看来，在社会中人们自然要进行交往，但这里只有“人”的交往，而没有“我的交往”，就是说，在交往中“我”丧失了，没有了。这样，对“我的交往”的讨论自然就要从分析“社会”的症结开始。为此，施蒂纳首先就要对“社会”这一概念的含义做一番考察了。
马克思的分析自然是按照施蒂纳的思路展开的，所以理清他这方面的思考必须还原手稿中遗失了的12页内容，怎么还原？能由解读者、研究者来杜撰吗？显然不行！只能到施蒂纳的书中廓清其思路，然后再根据此前马克思的总体意图、逻辑和写作习惯揣测和推断他写了什么。但是遗憾的是，施蒂纳的叙述是非常散乱的，绝不仅仅在这一节出现，还零星见于原书第二部分《我》中，甚至在第一部分《人》的最后也有所触及，而且他的写法比较特别，有时一个看法前后反复申说，有的重要观点本为其逻辑线索中的一个环节，但他只是点到为止。这样就必须在反复阅读全书的基础上才能梳理和概括出来，再去思考马克思可能对此的评论。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思想考察和巡礼，最终我理出这样的头绪：（1）在社会（Gesellschaft）一词的根源Sal（大厅）上所表征的自然意义；（2）离开自然意义的第一个社会样态监狱社会或监狱集体——离开监狱作为“我们自愿”留下来的共同体形式家庭；（3）“摧毁了家族的羁绊”、从中超脱、超越出来，在国家中寻找真正交往的可能性；（4）针对“现存制度”、向某个特定的国家、向国家的当前状况宣战过渡到超越国家、民族界域的“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
由此可以大致判明，现有的《目录》就需要在“C.通常理解的和非通常理解的犯罪”和“5.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之间插入下列内容：[20]“B.我的交往[21]
Ⅰ.社会[22]
1.施蒂纳的社会
2.作为监狱社会的社会
3.作为家庭的社会
4.作为国家的社会”[23]
据此，留存下来的马克思手稿对这一话题的两页半的评论与此也就能接续起来了——施蒂纳在国家问题上的看法“真是一个乡下佬（Quel bonhomme）”的见识：一是他根本不懂得现代国家结构的复杂关系，在诸如教育观念、教育机构、法律、书报检查机关、政府、人权、个人担保等问题上胡乱联系；二是他对君主专制、共和政体和立宪制度等各种国家形式之间转换的历史过程、同一国家形式在不同地域和国度中的特殊状况“一无所知”；三是他有关国家与个体关系的论述，把国家看作凌驾于这些个人之上的权力，这种看法表明，在他的眼里，国家仅仅是一个观念，并且他相信这一观念的独立权力。而在马克思看来，这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化的抽象和妄言；这一逻辑对于我们理解《费尔巴哈》章的思想是多么重要！五 为什么必须紧扣《资本论》不同版本及其手稿的具体内容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资本批判？
谈及《资本论》，除极少数文献学家外，过去相当多的读者基本上都将其视为一部“俨然已经完成了的著作”，论者也多是借助“成型”的三卷“通行本”来展开研究和阐释。现在看来，这是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的。随着MEGA2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15卷23册出齐，再加上第三部分“书信卷”第8～35卷大量涉及《资本论》的通信和第四部分“笔记卷”第2～9卷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文献的发表，马克思准备、写作、修改和整理这一著述的曲折过程被直观而完整地再现出来，同时也表明，《资本论》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手稿群”，其中包括“笔记”（“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伦敦笔记”和正在编辑的1856～1857年“危机笔记”）、“初稿”（“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7年手稿”）、“整理、修改稿”（德文第1卷6个版本；第2、3卷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和“书信”。“笔记”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正式写作前的准备材料，记录了他从思想先驱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展开自己的思考和重构的思路及过程，几乎触及后来《资本论》手稿中的绝大多数材料和议题。特别是由于后来的手稿实际上也非常凌乱，各部分之间的衔接常常出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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