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金海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皇帝身边人002：东厂试读：
引子印象东厂
武侠影视剧作为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符号之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港台地区推出了许多武侠剧，其中不少堪称经典之作，成为几代人的回忆。在为数众多的武侠剧中，有一部堪称经典中的经典，那就是由徐克监制、李惠民导演的《新龙门客栈》。《新龙门客栈》的故事背景是明朝中期的英宗天顺年间，当时宦官专权，朝政昏暗，许多忠臣遭到由宦官把持的东厂的打击迫害。兵部尚书杨宇轩为官清廉耿直，遭到东厂大太监曹少钦嫉恨，遂假传圣旨，将其迫害致死。侠女邱莫言等人救出杨宇轩子女，逃往大漠边关龙门客栈，与杨宇轩部下周淮安会合。孰知此举正中曹少钦下怀，想趁机引出杨宇轩的部下周淮安，企图斩草除根。在邱莫言一行抵达龙门客栈后，没多久东厂三大档头带领众高手尾随而至，悄然无息地包围了龙门客栈，于是，上演了一出江湖儿女与东厂鹰犬之间的生死搏斗。
大漠黄沙，恩怨情仇，整部影片荡气回肠，尤其是由甄子丹扮演的东厂大太监曹少钦，狡诈阴险，心狠手辣，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其实香港武侠电影中关于东厂的还有很多，《新龙门客栈》是其中比较经典一部。
许多人在观看影片后，都对东厂这一明朝特有的特务组织产生了好奇，但大多数人对它了解并不多，仅限于影视剧呈现出来的形象。东厂作为明朝重要的权力机构组成部分，它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又对整个大明王朝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书无意颠覆历史，只想拨开迷雾，与读者一起走近这个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神秘组织。第一章皇帝的私家侦探——东厂的设立
公元1368年，曾经不可一世的元帝国被推翻，蒙古势力退出中原，在元末诸多起义军中，朱元璋最终脱颖而出，在应天（今南京）建立了大明王朝，是为明太祖。元明鼎移与以往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所不同，作为正统王朝，元朝在中原地区已经全面崩溃，但它并未就此烟消云散，而是全身而退，重返蒙古草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政治势力会甘愿退出历史舞台，蒙元皇室贵族也概莫能外，他们虎视眈眈，伺机重返中原，夺回他们昔日的天堂。
元顺帝逃出大都后，蒙古政权在蒙古高原又先后经历了共二十八位大汗，享国二百六十七年，差不多与明朝相始终。在最初一段时间，还是奉大元正朔，与南方明朝对峙，史称北元。北元以后多次南征，想重新占领大都，但没有成功。明朝也想彻底荡平蒙古，永绝后患，不过数次北伐，收效甚微。时间久了，双方都明白，彻底解决对方几乎没有可能，便一直处于滋扰、防守、反击的拉锯对峙中。
如何防御蒙古人，一直是明朝历任皇帝最头疼的事，虽然在明初发起过几次大规模主动出击，但想要在茫茫草原彻底歼灭飘忽不定的游牧部队，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事。明朝最后只好沿着北部边境大规模修建长城，派重兵把守。这种被动防守，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蒙古人入侵，相反，蒙古人屡次破坏长城，小股骚扰和大规模入侵从来没有停止过，像幽灵一样伴随明朝二百多年，直到东北平原的女真人崛起。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在征服女真三部后大举入侵蒙古，1635年额哲献传国玉玺降金，北元灭亡。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开国皇帝中出身最低微的，这一直是他难以化解的心结。
尽管已是黄袍加身，但巍峨的宫殿，尊贵的帝位，没有给朱元璋带来多少安全感。夜深人静，他一个人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或许会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诚然，北元的存在，使得明太祖始终感觉犹如芒刺在背，不敢掉以轻心。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低贱的出身，虽然现在他已经贵为九五之尊，但这并没有抚平童年时期贫困和卑微生活给他带来的心理创伤。
早年逃过荒，要过饭，做过寺庙沙弥，再加上父母早逝，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亲人的关爱，这一切，让明太祖变得异乎常人地冷酷无情，他不相信任何人，除了手中的权力。
明太祖对权力的迷恋和执着，或许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帝王。他坐在奉天殿宝座上，俯视那些匍匐在脚下的满朝文武百官，心中五味杂陈，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是跟随他出生入死的战友，但如今君臣名分已定，他们已经变成权力的分享者。
历来人们都认为，明太祖诛杀功臣是“走狗死，狡兔烹”，属于卸磨杀驴的卑鄙行为。不排除有这种因素，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彼时一个新的王朝刚建立，王朝体制还在初创之中，崭新的帝国想要正常运转，必须依靠庞大的文官团队，但很显然，明初文官队伍还很薄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庞大的功臣集团。
以李善长、胡惟庸为首的淮西集团，大多与明太祖是老乡，他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朱元璋打天下，不就是为了今天能过上好日子吗？坐江山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大家都以大明功臣自居，根本不把那些普通文官官僚放在眼里。
这些功臣大多劳苦功高，身居要职，甚至拜将封侯，而且大多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感情上容易亲近，于是拉帮结派，互通有无，共同进退，无形中对皇权构成了威胁，这恰恰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
如何处理功臣，在历朝历代都是个大难题，一旦处理不好，就会造成新的动荡。比如汉高祖刘邦为了防止功臣对皇权构成威胁，决定向韩信、英布等异姓王夺权，结果激起诸异姓王造反，花了很大力气才镇压下去。后来，刘邦在讨伐英布叛乱时被流矢射中，引发伤口感染去世。
汉光武帝采取保全功臣、善待功臣的策略，结果造成豪强并起，尾大不掉。纵览历史，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确保大明江山永远掌握在老朱家手里，明太祖决定铲除功臣集团。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明太祖一开始就计划系统性地铲除全部功臣，但权力会腐蚀一个人的性格，尤其是站在权力巅峰的人，明太祖即位时正处于盛年，不过四十岁，但他在位长达三十年，这在历朝开国帝王中都比较少见。随着年龄增长，他愈加害怕失去权力，尤其是到了晚年，他的猜忌心更加强烈。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权力更加安全，毫无疑问，唯有死人才不会争权夺利，为了朕的江山社稷，为了子孙后代，只有磨快手中的刀了。
诛杀功臣元勋的序幕拉开了，理由各有不同，但结局都一样，朝堂上的功臣元勋今天还是峨冠博带，明天就人头落地了。在一场场血雨腥风之后，昔日的强臣悍将消失了，朝堂上反对声没有了。
太子朱标为人仁厚，眼看着朝堂上血雨腥风，实在不忍，便向明太祖求情，希望父皇网开一面，不要过度杀戮。朱元璋一听，心想：“小兔崽子，朕这还不是为了你，你怎么就不明白朕的一片良苦用心呢！”随手将一根带刺儿的荆条扔到地上，让朱标去捡，朱标面露难色。朱元璋于是命人将荆条上的刺儿全部削去，然后意有所指地对儿子说道：“现在再去捡，不就容易得多了吗？”
朱标最终没有阻止得了太祖屠杀功臣，受到很大刺激，加上身体不太好，没多久便撒手人寰。白发人送黑发人对明太祖打击很大，使他变得更加刻薄残忍。
经过一连串大规模屠杀后，淮西功臣集团被屠杀殆尽，在这些消失的身影中有一个人比较特殊，此人是胡惟庸。
胡惟庸是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很早就投靠朱元璋，从底层做起，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台阶爬上来的。胡惟庸能够登上权力巅峰，位极人臣，与他的同乡李善长的提携分不开，与杨宪被杀也有很大关系。
杨宪是一名出色的情报人员，在朱元璋荡平群雄的过程中，常常奉命出使张士诚、方国珍等敌对方，由于处事得体，办事干练，很得朱元璋欣赏。杨宪为人很倔，做事不留情面，根本不管对方是谁，他只忠于朱元璋，正是这一点令朱元璋对他另眼相看。
1367年，朱元璋打败张士诚，在张士诚旧地设立浙东行省，浙东地区非常富庶，地位非常重要，交到外人手里自然不放心，便任命外甥李文忠担任行省右丞，总管军务，负责安抚工作。朱元璋向来疑心很重，就算是骨肉至亲，也并不完全信任，便在他身边安插了一双耳目，此人正是杨宪。当然名义上，杨宪是以李文忠下属的身份前往浙东的。
队伍即将开拔，朱元璋秘密接见了杨宪，对他说：“李文忠还年轻，资历浅，历练少，此去浙东，各方面事物千头万绪，还要你多拿主意。万一出了问题，朕唯你是问。”
杨宪果然没让朱元璋失望。他没有因为李文忠是朱元璋所宠爱的外甥而投鼠忌器，将李文忠的相关消息源源不断传到朱元璋耳中，包括李文忠违规任用当地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橚等人参与政务等敏感消息。
按理说，李文忠提拔任命当地人，对于稳定局面和收买人心有一定作用，但由于双方斗争还未完全结束，张士诚的残余势力还在地下活动，在局势尚未完全明朗之前，这样做是有很大风险的。接到杨宪汇报后，朱元璋二话没说，立刻派人把这五个人押到京城，屠性、孙履被处死，许元、王天锡、王橚三人充军发配。这件事将杨宪敢干敢闯，不怕得罪人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朱元璋的眼里，一切人都可以怀疑，没有谁是绝对值得信任的。后来，朱元璋将杨宪安插到中书省，刺探百官的所作所为，看是否有对自己不满的人员。
杨宪是一个出色的情报人员，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很快向朱元璋检举左丞相李善长，称“李善长无大才，不堪为相”。刚开始朱元璋没在意，后来反映次数多了，他反而怀疑起杨宪来。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征战多年，给他出谋划策，一起出生入死，劳苦功高，是大明开国第一功臣，他的才能朱元璋心里有一本明账。在朱元璋心里，杨宪再能干，也比不上李善长。
杨宪不知进退，最终引来杀身之祸。李善长终于反击了，上书弹劾杨宪“放肆为奸事”，最终杨宪被杀。杨宪是个合格的特务，业务能力过硬，可惜政治嗅觉不行，最终落了个身首异处。
杨宪被杀后，为了防止卧榻之侧再出现杨宪这样的卧底，李善长觉得是该有个可靠的帮手，一旦有事就能互为援引，于是他举荐了胡惟庸。胡惟庸是老乡，又是姻亲，绝对是自己人，但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他走了一步臭棋。
刚开始，胡惟庸做事很谨慎，早请示晚汇报，事事请皇帝拍板定夺，不敢自作主张，也赢得了朱元璋的赞许。身居高位日子一久，胡惟庸难免自我膨胀，做事开始独断专行。朝中各部门的奏章，胡惟庸先要过目，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便扣下不上呈皇帝。
渐渐的，好多官员为了巴结胡惟庸，竞相奔走于他的家门，贿送金帛、名马、珍玩，数不胜数。
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因犯错受到朱元璋严厉斥责，两个人异常恐惧，想到胡惟庸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且专权用事，便与胡惟庸秘密结交，往来频密，一门心思想靠上丞相大人这棵大树。胡惟庸是文臣，也想有两个得力干将，双方一拍即合。
为了让陆仲亨和费聚死心塌地跟着自己，胡惟庸约两人私下到府上饮酒，趁酒酣时屏退左右，拿二人的不利处境做文章，对他们一顿恐吓，使他们非常惶恐。接着胡惟庸令他们在暗中招兵买马，等待时机起事。
胡惟庸还想拉李善长入伙，李善长当时年纪大了，胆子也小，一口拒绝。胡惟庸看人有一套，既然正面拉拢李善长不成，不如从外围入手。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儿女亲家，胡惟庸先把李存义拉下了水。李存义得了好处，便不停地游说李善长。李善长刚开始的时候还严词呵斥李存义，后来听得多了，也就默许了，如此一来，胡惟庸更加有恃无恐。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胡惟庸还积极寻求外援，暗命明州卫指挥林贤出海招引倭寇，又派人到北元请求出兵做外应。
恰好此时，胡惟庸的儿子因乘坐的马车在市区超速驾驶引发车祸，从车上摔下来，当场毙命。丧子之痛让胡惟庸失去了理智，一怒之下将驾车仆人处死。这事传到朱元璋耳中，他勃然大怒，朝廷自有法纪，出了事应该交给有关部门审判处置，岂能由着胡惟庸私自杀人，动用私刑分明是蔑视大明法度，这还了得！
朱元璋下令胡府杀人抵命，胡惟庸起初以为皇帝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便主动提出愿意合理补偿死者家属，谁料皇帝就是不同意，这样一来，胡惟庸觉得事情严重了，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图谋起事。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来进贡，胡惟庸没有及时向皇帝汇报。朱元璋从宦官口中得知后大怒，下敕令责备中书省。胡惟庸和右丞相汪广洋叩头谢罪，但将过失归咎于礼部，礼部大臣又归咎于中书省。这种相互扯皮的做法，让朱元璋更加愤怒，于是将各臣僚全部关押起来。
右丞相汪广洋长期不作为，跟在胡惟庸屁股后面逐波随流，被先贬官，后赐死。在此过程中，汪广洋小妾陈氏的身份引起了朱元璋注意，陈氏的父亲曾是一名知县，因罪抄没家产，家人籍没入官。按照大明律，被没入官的妇女，只能给功臣家，汪广洋作为文臣是怎么得到的？其中肯定有问题，朱元璋下令调查，牵扯到了胡惟庸以及六部属官。
关于胡惟庸谋反，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据说胡惟庸在家中安排好了甲兵，对外称他家的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是大明的祥瑞，邀请皇帝前来观赏。朱元璋很高兴，欣然前往，走到半道上，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冲到皇帝的驾前，紧拉住缰绳，因一时过于紧张，急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用手指着胡宅。卫兵立即冲上来将他拿下，一顿暴揍，他仍然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觉得不妙，当下返回，登上高处看到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便下令将胡惟庸逮捕，立即处死。
然而，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在此四天前，中丞涂节已经上告胡惟庸谋反，以朱元璋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可能还傻乎乎去胡惟庸家。胡惟庸如果真要谋反，在家里埋伏刀兵，怎么可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这种说法漏洞百出，很明显站不住脚。明史学家吴晗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胡惟庸党案考》，把胡惟庸的案子从头到尾缕析了一遍，得出结论，胡惟庸案是一个冤案。
胡惟庸的罪名很多，比如涉嫌毒杀刘基等等。这些罪名中，有不少显得很牵强，甚至相互矛盾。关于胡惟庸是否谋反，在当时就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所谓的胡惟庸案，极有可能是朱元璋为加强权力制造的一个借口。胡案前后遭受牵连者多达三万余人。
胡惟庸一死，明太祖索性把丞相职位也废除了，六部尚书直接向他负责，胡惟庸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
丞相制度，自秦汉起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如今被废除，意味着明太祖国家元首与内阁总理一肩挑，庙堂之上，他事必躬亲，超负荷工作，很苦很累，不过他很享受这种大权独揽的快感。大权集于一身，明太祖并没有因此放松对臣下的警惕性。按理说，朝廷有御史监督官员，但在明太祖看来，他们本身也是技术官僚中的一员，日子久了，难免和各衙门官署官员串通一气，怎么才能对臣下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呢？针孔摄像头、窃听器要几百年后才会发明出来，明太祖当然不能等。
技术问题在政治角度看来根本不是问题，监控臣下这件事，明太祖很快想出了办法。他设立了一个特殊部门，叫作“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合并为锦衣卫，其首领称为“锦衣卫指挥使”，锦衣卫专门负责监督臣下不轨之迹，有了这个机构，对百官的监控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侍从学士宋濂为人忠厚，常得太祖夸赞，但并不代表太祖完全信任他。宋濂有一次设家宴，请几个朋友吃饭。次日上朝，明太祖不露神色地问他：“听说昨天你请人吃饭，都有哪些人参加了啊？”宋濂一五一十作了回答。见他没有撒谎，明太祖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连声说：“好，还是你一向老实，从不讲假话。”说罢拿出一张锦衣卫画的图，上面连客人座次都标注得一清二楚，吓得宋濂后背出了一层冷汗，暗自庆幸没说假话，不然此刻已是脑袋搬家了。
除了防止外臣擅权以外，明太祖对内宫宦官也没有掉以轻心，他早期虽然读书不多，底子薄，但通过后来自学成才，熟读史书，知道东汉、唐朝宦官干政的历史，于是将宦官不得干预朝政定为祖训，制成铁牌立于宫门外，告诫后世子孙，谨防大权旁落宦官之手。
自以为已经为后世子孙做好了所有的顶层设计，明太祖这架权力机器高速运转三十年后，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十日驾崩，皇位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是为明惠帝，亦称作建文帝。
建文帝即位，招来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确切说，是他那些叔叔伯伯们的不满。
明太祖在开创大明江山的同时在造人大业上也取得了辉煌成就，生下一大堆儿子，这些龙子凤孙们都被封到全国各地做王爷。他们中有些人追随太祖立下赫赫战功，排行老四的燕王朱棣就是其中之一。
本来明太祖的皇帝宝座应由太子朱标来继承，可惜他福薄，早早死了，眼看皇位继承人位置空了出来，那些王爷们一个个摩拳擦掌，想奋力一搏。儿子们的心思明太祖自然心知肚明，但历朝历代为了夺嫡上演了多少皇室惨剧，他心里更清楚，权衡再三，决定不再从皇子中策立太子，而是直接立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
消息公布后，有些王爷也就死了心，断了念想，但也有人不甘心，比如燕王朱棣。朱棣本来就自命不凡，朱标在世时，就有点瞧不起他这个比较文弱的大哥，无奈立嫡长子为储君，是历朝历代的铁规矩，尽管内心不服，但也只有感叹造化弄人，没这个命！可如今却要向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俯首称臣，他岂能甘心！
朱棣自认为是诸多兄弟中最像老子的一个，朱元璋也这样认为。他身体里流淌着朱元璋那种对权力极度渴望的基因，还有同样的冷酷无情。
朱棣心里的小算盘，建文帝朱允炆很清楚。朱允炆在做皇太孙时，对这些叔叔藩王们将他不放在眼里，心中颇有不满，暗自与伴读黄子澄商量以后设法除掉他们。
建文帝尽管性子弱，但也不甘心坐以待毙。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道理他懂。作为大明天子，无论法理还是资源，建文帝自认为都占有优势，于是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削藩。
建文帝打算采取剥蒜头的战术，先拿下几个势力较弱的藩王，剪除枝蔓以后，再对实力强悍的燕王朱棣下手。
然而，削藩这事，从来就是个高风险的活儿，历史上汉景帝就由于听晁错的建议削藩，结果引起七国之乱，费了很大精力才镇压下去。而且建文帝缺乏汉景帝的魄力，自始至终犹豫不决。
燕王朱棣自然不会束手就擒，他野心勃勃，就差一个起兵的借口，现在好了，有了送上门的理由，便对外称朝中有奸臣挑拨离间他们老朱家的叔侄感情，举起“清君侧”的大旗，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起兵反抗朝廷。
朱棣率领的燕军驻扎在北部边境，长期与蒙古人交手，经历过生死考验，朝廷军队显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很快朝廷方面便处于不利局面。更要命的是，朝中开国大将已经被明太祖诛杀殆尽，缺乏统领大军的将帅之才。
可笑的是，双方已经撕破脸真刀实枪地干上了，建文帝还心存一念之仁，下诏说：“切不可伤了朕的叔父，让朕背上不孝的骂名。”导致前方战士放不开手脚，士气低落，加上用人不当，任用李景隆这样的草包将军，结果一路败退。
朱棣很快挥师南下，三年后占领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称帝，是为明成祖，这场为时三年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朱棣之所以取得最终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双方将领的军事素质存在差异，建文帝本人优柔寡断、迟疑不决的性格等等，但其中有一个原因不能不提，它对本书所讲的东厂的设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便是建文帝身边太监的反水。
靖难之役起初并不是很顺利，在双方僵持阶段，朱棣收到了重要情报，情报送出者正是建文帝身边的太监们。按照常理，只有建文帝不倒，他们才能活命，这些太监为何做出这种反常的事呢？
原来建文帝坚持明太祖定下的宦官不得干政的大政方针，对太监们比较苛刻，太监们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终日惶惶不宁。他们中有些人心眼活泛，早早和朱棣暗中勾结，将建文帝的一举一动偷偷传到朱棣那里，所以在双方交战中，朱棣对对方军事决策和防守布置了如指掌，占得先机。燕军兵临南京城下，皇宫里的太监们一个个争着去迎接朱棣入城，唯恐落在别人后面，被人抢了新主子心里的位置。
明成祖即位后论功行赏，自然不会忘了在敌后做出杰出情报工作的太监们，对他们大加赏赐，除此之外，他还打破了太祖时期立下的一些规矩，例如提高了太监品秩。成祖时期，太监中涌现出一大批能人，比如有名叫狗儿的太监，在靖难之役中表现得异常生猛，带头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此外，还有家喻户晓的三宝太监郑和，他率领水师扬帆远航，七下西洋，将大明国威远播异域。在内政外交方面，太监中也不乏能干的人，太监李兴出使暹罗（今泰国），侯显出使西域，马靖巡视甘肃，王安等人督军营。
成祖汲取建文帝因太监反叛导致失败的教训，将他们和自己的利益绑在一起，让这些太监们意识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死心塌地为自己效忠卖命。在某种意义上，明成祖成功了，因为在明朝二百多年历史中，不管太监如何嚣张跋扈，在皇帝面前永远是奴才。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不妨将明朝的宦官与前朝的比一比，中国历史上宦官干政比较厉害的当属东汉、唐朝与明朝，跟前朝宦官们的辉煌业绩一比，明朝宦官表面上看同样风光无限，实际上是小巫见大巫。
宦官的权势说到底是皇权的延伸，中国历史上，宦官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根据《周礼》记载，春秋时期，无论在周天子宫室，还是诸侯各国都有宦官，被称作“寺人”，作为近侍，他们比一般臣属更容易接近君王和取得信任，因此有机会攫取权力，参与政事。
齐桓公晚年特别宠幸寺人竖刁，结果竖刁趁他生病之际发动政变，将齐桓公囚禁在宫内活活饿死，等被发现时尸体上爬满了蛆虫。春秋五霸另外一名君主晋文公，早年晋国发生内乱，他被迫逃亡，途中遭到两次追杀，带兵的正是一名叫作履鞮的寺人，后来晋文公返回晋国，饶恕了履鞮，还将他官复原职。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宦官就活跃在政坛上。而第一个登上权力巅峰的宦官，要属秦朝的赵高，他不但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后来还自任丞相，逼死秦二世，一手葬送了显赫一时的大秦帝国。
东汉时期，除了初期的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位皇帝外，其他皇帝都是幼年即位，有的甚至还在襁褓之中就被抱上皇帝宝座，这些娃娃皇帝自然不会打理朝政，只能由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久居深宫，能力有限，如何应付得过来千头万绪的国事，能依靠的唯有自己娘家的势力。然而，小皇帝终究会长大，等他长大后，自然不甘心大权旁落，便要向外戚势力夺权，但小皇帝自小就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能够信任的只有身边的宦官，便只能依靠宦官力量向外戚夺权。可以说，一部东汉史，就是一部宦官和外戚的夺权史，二百年中绝大多数时期就是宦官和外戚轮流坐庄，由士大夫组成的官僚队伍处于夹缝之间艰难生存。宦官权势在桓帝、灵帝时期达到顶峰，皇帝完全被他们玩弄于掌股之间。宦官单超、唐衡、徐璜、具瑗等五人因诛杀外戚梁冀有功，一日之内同时封侯，食邑自一万三千户到二万户不等，时人并称“五侯”。
宦官当政期间，依仗皇帝信任，把持朝政、排斥异己、盘剥百姓、任人唯亲。宦官们的亲属及其党羽占据了从朝堂到地方的大小官职，而大多数太学生及地方儒生的仕进之路被堵塞，朝政昏暗不堪，民生凋敝，百姓困苦，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导致东汉王朝覆灭。
唐朝宦官专政始于玄宗时期的高力士，高力士终其一生，对玄宗忠心耿耿，屡次忠言进谏，为开创开元盛世做出了贡献。安史之乱后，玄宗退位，高力士因维护玄宗，遭到宦官新贵李辅国嫉恨，被流放致死。唐朝自李辅国起，宦官把持朝政，打击异己，甚至嚣张到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比如权宦王守澄弑杀唐宪宗，发动“甘露之变”囚禁唐文宗，一生三度废立皇帝。而唐敬宗也是死在宦官刘克明之手。这一幕幕可谓惊心动魄，骇人听闻。
回顾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明朝皇帝为何要重用宦官。他们不是不知道宦官的危害，只是别无选择，而且与汉唐相比，明朝宦官危害小了许多，因为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对皇权构成威胁，还恰恰是皇权最坚定的维护者，他们的命运始终掌握在大明皇帝手中。
在皇权体制下，宦官专权绝对是另类存在，他们始终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承认，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存在，与皇权相互利用又相互依存，成为畸形权力结构，只要皇权体制不解体，他们就有存在的土壤。
传统戏剧里，宦官统统扮演着小丑的角色，要么阴险狠毒，要么溜须拍马，他们只要一出场，都是手执拂尘的白脸奸臣样。当代影视剧里的太监，大多是一帮面敷白粉，嘴唇涂红，捏着兰花指，说话娘娘腔的恶心家伙，让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其实在宦官中，既有汉朝“五侯”，唐朝李辅国、鱼朝恩、王守澄，明朝刘瑾、魏忠贤这些祸国殃民的家伙，也有汉朝蔡伦这样的科学家，明朝郑和这样的航海家，不能一概而论。总体而言，宦官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大多数人出身低微，命运可怜，再加上生理上的残疾，造成他们人格和心理的扭曲，使他们对权力异常渴求和贪婪，内心阴暗诡谲，一旦掌握帝国中枢权力，会释放出超乎想象的能量。如何驾驭和引导这种能量，决定权不在宦官，而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手中。因为宦官只是皇帝手中的工具而已，它能为善，亦能为恶，皆在皇帝一念之间。
让我们把视线再投向明初永乐年间，成祖朱棣终其一生有一块心病难以消除，那就是建文帝的下落。有人说建文帝在南京城破之时，在宫中纵火自焚身亡，也有人说，他趁乱秘密潜逃，传闻有模有样，坊间不时有建文帝在某地出现的消息，尽管后来被一一证伪，但建文帝的下落一天不被证实，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庙堂他的影响就无法彻底消除。这个死局，一直困扰着明成祖，令他寝食难安。
命运就像跟明成祖开玩笑，虽然打败了侄子建文帝，但他后半生却要一直活在建文帝的阴影里，没法走出来。为了使得自己即位更加名正言顺，成祖大量诛杀建文帝留下的遗臣，曾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和不肯归降的文臣武将都遭到杀戮。齐泰、黄子澄、景清等被灭族，方孝孺下场最惨。
方孝孺为一代名儒，被称作“读书种子”，朱棣深知他在士林中的威望，所以想借他的文笔来粉饰自己，对方孝孺礼遇有加，希望由他草拟即位诏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方孝孺自然不愿归附，严词拒绝。恼羞成怒之下，朱棣下令将方孝孺亲友学生八百余人全部处死，方孝孺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诛十族”的人。
杀戮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朱棣从来不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人，死亡名单很长。
黄子澄，凌迟，灭三族。
齐泰，凌迟，灭三族。
练子宁，凌迟，灭族。
卓敬，凌迟，灭族。
陈迪，凌迟，杀其子。
……
山东布政使铁铉让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吃尽了苦头，所以朱棣对他恨之入骨，竟然下令将铁铉耳朵割下来煮熟，塞到他嘴里，还问好吃不，铁铉回道：“忠臣孝子的肉有什么不好吃！”始终不肯屈服。朱棣恼羞成怒，命令将铁铉处以磔刑（就是将活人肢解），还不解恨，下令将铁铉妻、女，方孝孺女，齐泰妻，黄子澄妹没入教坊司为妓女。
明人笔记中有大量关于朱棣虐杀建文遗臣的记录，字里行间透出一股寒气，令人不由得后背发冷。
大肆杀戮并没有带给成祖安全感，事实证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对自己的法统并没有带来多少自信。
在这场大屠杀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陈瑛天性残忍，利用御史监督百官的职权，不断迎合皇帝心思，使得屠杀规模不断扩大，侍郎黄观、少卿廖升、修撰王叔英、纪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县颜伯玮等人无罪被牵连。
明成祖刚开始还有些质疑，逆臣真的有这么多？陈瑛连夜翻阅方孝孺等人的卷宗，设法将黄观、王叔英等人的名字也添加进去，使他们被判抄家，株连族人，哭声震天。陈瑛的所作所为连同僚们都看不下去了。
永乐元年（1403年）陈瑛升为左都御史，愈加疯狂地诬陷揭发朝臣们。历城侯盛庸和长兴侯耿炳文在他的威逼之下，被迫自杀。
永乐二年，陈瑛弹劾曹国公李景隆图谋不轨，又弹劾李景隆的弟弟李增枝，称他明知李景隆有不臣之心却不劝谏，还多置庄院田产，蓄养佃仆，其心难测，将他们全部逮捕下狱。
陈瑛担任都御史数年，就像一只疯狗到处乱咬，弹劾的勋臣外戚、大臣不下数十人。而他选择弹劾的对象完全是揣摩皇帝的心思，凡是有大臣得罪了皇帝，他就冲上去攻击。顺昌伯王佐、都督陈俊、指挥王恕、都督曹远、指挥房昭、佥都御史俞士吉、大理寺少卿袁复、御史车舒、都督王瑞、指挥林泉、牛谅、通政司参议贺银等人，先后被下狱问罪。
在皇帝眼里，陈瑛检举不阿权贵，公正无私，于是对他很是宠爱，但对他的性格也渐渐有了了解，觉得此人太过残酷。为了不使打击面太广，成祖并没有对陈瑛所有检举都批准，有一部分搁置了，这是变相暗示陈瑛，对他的做法不是太满意。
但是陈瑛还不清醒，在极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一次，一名将领押送粮食的船队在海上遇到了风浪，粮船全部沉没，这本来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天灾，但陈瑛却上奏要求治罪。这一次，皇帝都看不过去了，便说海涛险恶，官军免于溺死已是万幸，怎么还能治罪呢？应该全部释放。
成祖北伐蒙古之际，太子朱高炽监国。御史袁纲、覃珩到兵部索要皂隶，兵部主事李贞一时没来得及答应，两人怀恨在心，便勾结陈瑛诬陷李贞受贿，李贞之妻击登闻鼓为丈夫诉冤，太子命六部大臣在朝廷会审，可是直到中午仍不见人，原来李贞因不胜拷打，已屈死狱中。
由于皇帝对陈瑛很宠爱，太子有所顾忌，只将袁纲、覃珩收押，陈瑛毫发无伤。陈瑛恃宠而骄，竟然连太子都不放眼里，对太子的命令拒不执行，气得太子撂下一句硬邦邦的话：“卿用心刻薄，不明政体，很不符大臣之道。”
太子是未来的皇帝，陈瑛都敢惹，看来自己找死谁都挡不住。永乐九年（1411年）春，陈瑛被下狱处死，他的日子走到头了。陈瑛后来名列《明史·奸臣传》，遗臭后世。
自此以后，明成祖觉得监察御史制度存在重大缺陷，有时候竟将自己也蒙在鼓里，于是开始寻找其他办法。这时有一个人出现在明成祖视野里，此人名叫纪纲。
纪纲，山东临邑人，此人早年不爱读书，是货真价实的纨绔子弟，惹得老师生气，被开除学籍。后来发生靖难之役，燕军路过临邑，他便去投奔。
纪纲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上意，迎合明成祖喜好，卖力替皇帝消灭政敌，很快纪纲升为锦衣卫指挥使，典亲军并掌诏狱。纪纲不愧是一把好刀，在诛杀建文帝遗臣的过程中，干活干净利索，绝不拖泥带水，深得成祖欢心，被视为心腹。
随着权力欲望的膨胀，纪纲胆子越来越大，倚仗皇帝的信任肆意妄为。他假传圣旨，用官船贩卖私盐多达数百万斤，所得利润皆进入私人腰包，但他还不满足，觉得这种方式来钱太慢。
后来纪纲又想出一个法子，诬陷京城富商谋反，指使手下进行敲诈勒索，商人大多胆小怕事，眼看着一个个王侯将相倒在锦衣卫屠刀之下，平民百姓哪敢惹，只好破财消灾，在双手献上家产之际，还要表现出心悦诚服，满心欢喜，如果稍微犹豫或者流露出抵触情绪，轻则倾家荡产，重则送进北镇抚司狱，受尽酷刑折磨，家破人亡。就这样，近百余家富商资产全部变成纪纲的了。
仅仅掠夺平常百姓，远远满足不了纪纲及其爪牙的胃口，他们还将黑手伸向外国进贡使者。
面对飞扬跋扈的锦衣卫，朝臣们受纪纲的淫威震慑，大多敢怒不敢言，但也有不买账的官员。永乐十二年（1414年），一名锦衣卫千户为非作歹，浙江按察使周新将其逮捕，谁料看守不严，让他逃了出来，一溜烟跑去向纪纲告周新的黑状。很快，周新被逮捕，打得体无完肤。周新拒不屈服，结果被冤杀。临刑前，周新大叫：“臣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
纪纲不但疯狂敛财，还介入皇储争夺斗争。
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率军出征，曾经主编《永乐大典》的大才子解缙进京汇报工作，既然皇帝不在，解缙便去觐见了监国皇太子朱高炽。没多久，解缙被心怀夺嫡野心的汉王朱高煦以“私觐太子，企图搞串联谋反”的罪名告发，朱棣命令锦衣卫彻查此事。解缙被关进锦衣卫大牢，此后，他仿佛就被遗忘了，在大牢一待就是好多年。
到了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纪纲按惯例向朱棣呈报锦衣卫狱中在押人员名单，朱棣看见名单上有解缙名字，随口问了一句：“解缙还活着呐？”纪纲一时没回过神来，不知皇帝话中含义，思前想后，觉得的皇帝意思是解缙怎么还没死，便决定让他早点死。纪纲把解缙带出来灌醉，然后扔到雪地里，可叹一代大才子最后被活活冻死。
阳武侯薛禄看上了一名美女道士，纪纲得知后也想抢过来，在争夺过程中，薛禄脑袋被纪纲用铁瓜敲破，差点一命呜呼。对于那种不肯听话的地方官员，纪纲更是随意安排个罪名，抓入牢中。
徐皇后死后，成祖从民间选取美女，纪纲先挑最美的留给自己，再把挑剩的送到宫里，慑于纪纲淫威，朝臣们竟然没有一个敢揭发。
人对权力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纪纲后来甚至有了谋朝篡位的野心，在府里蓄养数百阉割了的童子作为太监服侍他，私藏皇冠龙袍，让手下高呼万岁。后来他不满足于偷偷过皇帝瘾，开始打造兵器盔甲，纠集江湖亡命之徒。
纪纲紧锣密鼓地为谋反做准备，同时，他想测试一下大臣们对他篡位的反应，看看究竟朝中哪些人是他的死对头，好提前一网打尽。
永乐十四年（1416年）端阳节，按照惯例，宫中进行射柳比赛，成祖和满朝文武都出席。纪纲和锦衣卫镇抚司的庞英预谋说：“我故意射不准，你折下柳枝，高呼射中目标，看看有谁敢站出来指正。”
不出所料，比赛中纪纲没有射中柳枝，他的部下却欢声雷动，早已噤若寒蝉的大臣们都装聋作哑，这让纪纲喜出望外，以为改朝换代指日可待。
纪纲在射柳比赛活动上的表现，成祖看在眼里，内心非常震惊，但表面上不动声色。那一刻，成祖感觉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威胁，锦衣卫眼中分明只知有纪纲不知有皇帝。扬扬得意的纪纲没有觉察到，皇帝眼里已经流露出杀机。
两个月后，几个太监揭发纪纲谋反，纪纲很快被送进牢狱，在简短的审讯后便于当天凌迟处死，结案之快，在有明一代也是空前绝后，可见成祖想结果纪纲性命的心情之迫切，对他切齿之痛恨到了何种地步。至于几个深居宫中的太监是如何得知纪纲种种不法罪行，是没人会深究的。
锦衣卫指挥使纪纲谋逆事件，使得成祖对锦衣卫的信任大打折扣。御史靠不住，锦衣卫同样不好掌握，成祖决定成立一支由自己亲自掌控，使起来得心应手的特务组织，而由谁来负责领导它，思来想去，还是认为太监可靠。于是大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东厂应运而生，时为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东厂全称为“东缉事厂”，办事衙门地点位于京师（今北京）东安门之北（一说东华门旁）。
东厂由成祖信任的太监统领，头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公”或“督主”，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东厂最初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就是监察百官及民间对皇帝不满的言论和行径，同时还肩负着监督锦衣卫的职责。作为督察和搜集情报的特务机关，如果不受到监督，就会侵蚀皇帝本身的权力，这是皇帝不能容忍的，因此让东厂和锦衣卫这两大特务机关相互监督制衡，才能保证皇权本身的安全。
在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些误解。
一是宦官和太监的区别。一般人常常把宦官、太监混为一谈，等同于阉人。其实，阉人、宦官和太监尽管都供内宫驱使，但三者之间还是有很大不同。东汉以前，供侍内宫的宦官中既有阉人，也有士人。至东汉，宫廷之内宦官开始全部由阉人充任，不再由士人来担任，自此宦官与阉人开始等同起来。至于太监一词，始于辽朝，是负责朝廷器物铸造、宫室修葺、内廷供应采购等官署长官的称呼，辽朝的太府监、少府监、秘书监等设有太监，元朝继承辽制，各监也都有太监。明清时期，多有宦官担任太监，所以后世人将太监与宦官混淆。明朝太监一般是指担任高级职务的宦官，比如秉笔太监、掌印太监等等，至于太监成为宦官的统称那是到了清朝中后期的事了。
二是东厂并非全部由太监构成。现在许多影视剧中，东厂的人出面必定是敷粉涂唇的太监，而且都是武功诡异莫测的武林高手，善于使用绣花针之类的独门暗器，手段阴狠毒辣。其实历史上真正的东厂除了掌事的头领是太监，具体执行任务的都是从锦衣卫选拔的正常人。
不知什么原因，东厂首任厂公竟然连姓名都没留下来，成了一个历史谜团，或许由于成祖是位强势君主，东厂上下刻意保持低调，或许是首任厂公参与了绝对机密的政治事件，皇帝下令将有关他的所有档案彻底销毁，没给后人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所有这一切我们只能猜测了。不过东厂注定不会甘于寂寞，明代大太监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都曾统领东厂，许多决定大明朝政格局走向的大事中，都有东厂的影子。
任何一件新鲜事物的出现必有原因，东厂也不例外。东厂成立看似是皇帝意志的体现，是偶然因素使得它走上历史舞台，其实不然。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明清是皇帝集权的巅峰，具体事例可以掰着指头列出一大堆来，比如撤销丞相，设立东厂等特务机构，大兴文字狱等，抛开清朝先不论，就明朝而言，也许历史真相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
一切还要从明朝官吏制度说起。明朝的官职制度，是在汉唐等前朝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同时又做了较大调整变动。由于明太祖撤销丞相一职，六部尚书成了最高行政职务，处理国家大事。成祖时期，设立殿阁大学士，充当皇帝秘书班子，以备皇帝顾问。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继任皇帝们没了创业君主的气魄，缺乏拓土开疆建立不朽功业的宏图大志，只想关上门过自己喜欢的日子，做自己喜欢的事。皇帝也是人，也有个人爱好，历史上皇帝的爱好五花八门，像李后主玩诗词，宋徽宗玩丹青，唐庄宗玩票友，这种文艺范儿的东西，明朝皇帝一概不感兴趣。明朝皇帝的爱好很特别，比如世宗嘉靖皇帝喜欢道术，研究炼丹；熹宗天启皇帝酷爱木工活，手艺了得；神宗万历皇帝泡在宫里，几十年神神秘秘不上朝，据后世专家推测他有可能是在抽大烟。总之很多大明皇帝把个人爱好玩乐放在首位，当皇帝才是业余活动。
皇帝撂挑子，但国家大事总不能耽误，朝廷政务千头万绪总要有人处理，于是本来作为皇帝顾问和秘书的殿阁大学士权力不断扩大，尤其是内阁首辅成了没有宰相之名的宰相。内阁所有权力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票拟”，具体来说就是每逢大事在奏章后面附上内阁的处理意见，名义上是仅供皇帝参考，其实无形中剥夺了部分皇权，对皇权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如果赶上张居正这样强势的首辅，皇帝还要看他的脸色。
皇帝名义上高高在上，但内心也很憋屈，整天被内阁压着，还有一帮御史成天盯着，在耳边唠唠叨叨，说陛下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干，想过个舒坦日子也是不容易，有些皇帝干脆罢工，采取不合作主义，以为这样大臣们就会轻易放过自己，可是他们太天真了，雪片似的奏章和唾沫星子就会淹死他们。
绝对的权力必然造成腐败，这个道理绝不是今天的人才悟出来的，古人早就懂得了权力的制衡。如果说朱元璋废除丞相，是杜绝了相权对皇权的侵蚀，那么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扩张，皇帝迫切需要对它进行制衡，东厂此时应运而生，成为皇帝手中的利器。小贴士：明朝司礼监制度明朝的宦官机构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俗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是二十四衙门中权力最大的机构。司礼监的权力有“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凡内官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秉笔、随堂视众辅（《明史》）”，可见司礼监权力犹如外廷内阁，但它还掌握着一项抗击内阁的权力——批红。批红是指对内阁票拟用红笔进行批示，是国家的最高决策权，理论上，只有皇帝才有批红权力，但实际上，明朝中后期皇帝交付司礼监的掌印太监行使批红权，代替皇帝行使批阅阁臣奏章的权力，司礼监权力之大可见一斑。第二章东厂碰上锦衣卫——合作与对抗
按成立时间来说，锦衣卫是大明特务界的老字辈，东厂成立较晚，理论上，它们都是为皇帝服务，双方应该是亲密无间地配合，携手并肩战斗，一起捍卫大明皇帝的统治才对，然而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
在工作中，锦衣卫和东厂互不隶属，有相互协助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相互监督，相互掣肘制衡。在大多数情况下，东厂肩负着监督锦衣卫的职责，锦衣卫唯有仰望东厂鼻息，除非锦衣卫出了一位强势的指挥使，暂时压住东厂风头，但这是个例，并非常态。
自古以来，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历代皇帝们煞费苦心。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设立司隶校尉一职，下属一千二百名中都官徒隶，负责监督京城及地方官员，司隶校尉的设置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南北朝时设侯官、唐朝时设内卫，不管名称怎么变化，它们的职责都是监督官员，防止不法或谋逆行径。
相对于前朝半公开化的特务机构，锦衣卫出现时，其身份是完全公开化的，当然从事具体刺探任务时处于隐蔽和地下。锦衣卫给后世的印象是一支神秘特工队伍，其实对当时的人来说，锦衣卫也很神秘。如果在离京城较远的一个城市，突然出现一支队伍，他们骑着高头大马，穿着华丽服饰，操着京城口音，不管他们的真实身份是谁，大家脑海中浮现的第一感觉就是：锦衣卫来了！这些可都是惹不起的主儿，赶紧走人。
其实，锦衣卫成立之初的目的是作为皇家仪仗队，正式名称叫作“大汉将军”，实际上就是皇帝用来撑门面的，所以挑选标准比较高，要求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声音洪亮，站在皇家宫殿丹墀之前，给人一种威风凛凛的感觉，让文武百官入朝时感受到皇家威仪。
锦衣卫扈从皇帝左右，多是由皇帝亲信来担任，所以使用起来也比较顺手，有些上不了台面的事，不方便让朝廷大理寺等司法机构出面，或者有意要避开司法机构的事，便让锦衣卫去处理，锦衣卫逐渐获得了刑侦缉查权力。锦衣卫的首任指挥使在史书中没有明文记载，但综合各种蛛丝马迹，应该是毛骧。毛骧早年追随朱元璋，明朝建立之前已经是检校的一员，既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又深得朱元璋的信任。
锦衣卫设立以来，只要朱元璋想完全撇开正常的司法程序杀某位官员，就交由锦衣卫办理，外廷的三法司形同虚设。胡惟庸案时，锦衣卫下属的镇抚司诏狱人满为患，大臣们每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恐被锦衣卫盯上。
在声震朝野的“胡惟庸案”“蓝玉案”等大案中，锦衣卫出了大力，但这些大案牵连太广，冤情不少，引来朝野非议，民怨沸腾。在审查李善长的时候，他想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在口供中反咬一口，把毛骧拉进了“胡党”。朱元璋心里明白毛骧冤枉，但他何尝不明白胡惟庸和李善长也是冤枉的。
皇帝本人永远得是正确的，不可能承认错误，这个黑锅必须有人来背。此时，朱元璋觉得朝中的威胁势力基本已经铲除，所以很乐意就此顺水推舟。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废除锦衣卫，所押囚犯转交刑部，内外狱全部归三法司审理，毛骧及其继任者蒋瓛皆作为弃子被轻飘飘抛出处死，以安抚民意。
锦衣卫是皇帝手中的利器，离开皇帝的支持，根本无法与朝中大臣相抗衡。锦衣卫的存在就是作为皇帝的耳目和爪牙，一旦被皇帝抛弃，生命也走到尽头了。
锦衣卫被废除了，许多活儿就没人来干，所以明成祖即位后，又恢复了锦衣卫，设了北镇抚司，专理诏狱，可以直接逮捕和拷问犯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这些司法机关无权过问。
人一旦沉迷于滥用权力，就难以戒除。重生后的锦衣卫办事格外卖命，铲除异己毫不留情。
纪纲事件后，成祖觉得迫切需要一种力量来制衡锦衣卫，必须由绝对忠于自己的人来掌握它，于是四年后东厂成立了，头目由太监担任，成祖觉得只有身边太监才能保证绝对忠心。
在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阶层是瞧不起太监的，其原因是士大夫们大多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以维护道统为己任，以孔孟儒学继承者自居，有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然使命感。
反观深居大内深宫的太监们，其中绝大多数出身低微贫寒，谈不上受教育，文盲睁眼瞎占绝大多数，加上身体被后天人为造成残疾，内心有着深深的自卑感。在明朝，士大夫们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者和传播者，他们的看法代表了社会的主流。受此影响，锦衣卫自然从内心中看不起东厂的那些太监们。加上设置东厂就是要分散锦衣卫的势力，加强对锦衣卫的监视，这就注定东厂和锦衣卫不会是一条心。
东厂成立之初，锦衣卫并没将这个内侍宦官领导的特务机构太当回事。对此，东厂大小头目们心知肚明，他们选择了低调，对锦衣卫也尽量团结与配合，东厂和锦衣卫过了一段不错的“蜜月期”。
既然选择了低调，就要低调到底，在东厂成立的头几十年中，史书上根本找不到他们的任何蛛丝马迹，甚至连东厂厂督的姓名都没有留下来，仿佛那几十年东厂的历史就是一片空白，根本没存在过。明景帝景泰年间的笔记《双槐岁钞》中，首次出现了东厂的影子。至于官方史书，直到明宪宗成化年间官修国史《明实录》中才有东厂的记载。
之所以出现这种奇特现象，首先是东厂成立之初根基还不牢固，不足以与锦衣卫全面抗衡。比如东厂早期并不像锦衣卫那样拥有自己的秘密监狱，它只有缉拿和侦察权力，并没有审讯权，缉拿的犯人交给锦衣卫审讯，与锦衣卫分工不同，两者之间交集比较少。
此外，明太祖内臣不得干政的遗训还在发挥一定影响力，迫使东厂宦官们不得不低调。明太祖为了防止太监干政，特地为后辈儿孙设置了许多“防火墙”，除了宫门口悬铁牌警示外，还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不准太监学文化，因为文盲能力有限，无法处理繁杂的政务。
但选择低调，并不等于就甘心埋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毫无疑问，东厂当家的太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太祖死后也不过数十年，宫廷对太监的管理开始出现松动。宫内有大量事情不得不依靠身边太监去办理，单靠愚民政策，用一帮睁眼瞎，肯定没法办好差。明宣宗时期，皇帝将有些事交给贴身太监帮忙做，然而一群文盲办事，效率低下，很难称心。宣宗认为剥夺太监受教育的权利是不合时宜的，提高太监文化素养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便在宫内设置太监文化培训学堂——内书堂。
据明末太监刘若愚《明宫史》记载，内书堂读书“自宣德年间创建，始命大学士陈山教授之，后以词臣任之。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在皇帝的亲切关怀下，内书堂师资队伍可谓超级豪华，其中领衔首席教师竟然是当时的大学者陈山，教师队伍大多是来自翰林院的饱学之士，讲授内容为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与普通士人学习内容并无二致，如此高级讲师团授课，教出的学生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老师们教得尽心，太监们学得用心，双方都不敢有丝毫马虎。
源源不断的高素质太监在这些大儒辛勤教导之下培养成长起来，委派到内廷各个岗位，其中不少人走上东厂领导岗位，然后用老师教授的知识来和老师及其弟子组成的外廷朝臣官僚斗个你死我活，不能不说是个莫大的讽刺。
东厂正因为是太监掌管，有着锦衣卫所不具备的优势。出任东厂厂督的太监大多是皇帝的心腹，曾在皇帝身边长期服侍，对皇帝的心思揣摩了解得透，知道皇帝喜欢什么，厌恶什么，所以他们知道如何迎合皇帝去办差，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宫禁，随时向皇帝奏事。跟东厂这些优势一比，锦衣卫的劣势就很明显了。搞情报很注重时效性，锦衣卫搜集到了重要情报，无权直接向皇帝报告，只能通过司礼监太监转达，能不能第一时间向皇帝奏报，或者如何奏报，完全要看司礼监太监的心情了。
对锦衣卫的奏报，司礼监充当过滤器的作用，凡是对太监或者东厂不利的都会压住不报，或者直接驳回。要知道东厂掌印太监往往由司礼监二号或三号人物出任，有时候甚至由司礼监掌印太监本人兼任，胳膊肘往外拐的傻事自然不会做。常出现这样情景，司礼监将锦衣卫辛辛苦苦得来的功劳记在东厂名下，面对这种情况，锦衣卫有冤难伸，打掉牙也只能和血往肚里咽了。
锦衣卫处处受到东厂节制和打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锦衣卫见了东厂自觉气焰矮了半截。自从东厂设立以后二百多年，锦衣卫再也没出过像纪纲那样敢于挑战皇权的指挥使，但历任锦衣卫指挥使大多得以善终，没有落得像纪纲那般下场。
不得不说，东厂很好地履行了它的使命，尤其是在明朝中期以前，朝局能够保持均势稳定，东厂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对遏制贪腐也发挥了一定功效。无论是锦衣卫、东厂还是内阁大臣，就其中个体而言，不乏道德高尚的人，也不乏大奸大恶之徒。但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他们在道德天平上并无高下之分。在维护皇权这一终极目标上并没有根本歧义，他们存在的差别，仅是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已。在维护皇权这个前提之下，尽量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毕竟蛋糕有限，唯有想方设法扩张势力，才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生存下去。
不过总体来说，自从成祖去世以后，东厂和锦衣卫都比较低调，这主要和明仁宗和明宣宗两代皇帝对特务机关刻意打压有关，直到明英宗即位后，这种情况才出现转变。
锦衣卫首先登场，正统三年（1438年）四月，大明王朝的最高公务员录取考试——殿试正在举行。理论上，殿试由皇帝亲自担任试卷出题人和主考官，不过当时明英宗还是个十二岁的孩子，指望他全程监考这些成年人显然不可能，他象征性出席了一下，就跑出去玩了。
主考官不在了，考试秩序很快失控，打暗号、传纸条，各种作弊手段纷纷亮相，后来考生干脆来回走动，相互交流，现场一片混乱。殿试乃国之重典，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朝廷颜面无存。
内阁奏请太皇太后张太后，令锦衣卫指挥使刘勉将涉案一干人等捉拿归案。负责现场监考和阅卷的监察御史赵全、编修谢连由于失职，被逮捕到诏狱，一场科考舞弊案被锦衣卫雷厉风行地平息。当时锦衣卫指挥使刘勉、徐恭谨慎守法，在史书上留下美誉。
随后东厂开始崛起，逐渐将锦衣卫踩在脚下。名义上，厂卫不分高下，但锦衣卫昔日风光不再，见了东厂太监们点头哈腰，巴结奉承。到了明英宗正统后期，锦衣卫指挥使马顺，竟然认东厂掌印太监王振为干爹，甘愿沦为东厂走狗。
后来发生土木堡事变，英宗本人被俘虏。消息传到北京，朝野哗然，群情汹涌。大殿之上，监国郕王朱祁钰毫无主见，一脸茫然，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大臣们七嘴八舌，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只能把所有罪责推给东厂厂公王振，控诉他仗着英宗的宠幸，操纵东厂，把持朝政，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反正王振此时早已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捶死，死人是没法反驳的。
大臣们正在发泄心中不满的时候，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很不识相地站出来了。或许是长期以来依仗着王振权势作威作福惯了，他对众臣大声呵斥：“都瞎嚷嚷什么呀！”一句话将群臣彻底激怒了，积压在胸中的怒火犹如火山一般爆发了，户科给事中王竑脾气急躁，性格耿直，早就看王振一党不顺眼，现在王振已死，马顺还敢如此嚣张，不由得怒上心头，冲上前去抓住马顺的头发，先用手中的朝笏劈头盖脸地向马顺打去，顺便咬下了马顺脸上的一块肉。
王竑动手起了示范效应，大臣们立刻蜂拥而上，将马顺团团围住拳打脚踢，无数双拳头、无数只脚冲向马顺，转瞬之间马顺已经是遍体鳞伤。等群臣们停止拳脚时，他早已一命呜呼。
堂堂锦衣卫指挥使竟然被一群文官围殴致死，面对这些不肖后辈，开创锦衣卫的那些特务大佬们如果地下有知，肯定会被气活过来。
英宗正统年间，东厂在王振带领下势力如日中天，达到了锦衣卫无法企及的高度。土木堡之变以及各种遭遇，使英宗改变了看法，复辟之后他一改以前做法，打压东厂，倚重锦衣卫。这与英宗本人的性格也有关系，他是位重感情的皇帝。正统年间，东厂得势是由于英宗依赖王振，天顺年间，重用锦衣卫同样是因为一个人——袁彬。
事情还要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虏说起。原本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一下子沦为阶下囚，从云端坠入谷底，蒙古草原刺骨的寒风让英宗常在半夜冻醒，羊肉的膻味难以下咽，而原先在身边的侍从大多逃散，只有袁彬留在英宗身边不离不弃，无微不至地照料着这位落难皇帝。面对冻得瑟瑟发抖的皇帝，袁彬解开衣服，将英宗双脚放在自己胸膛上取暖。瓦剌人逐水草而居，每当转移牧场，英宗经不起折腾，袁彬便背着皇帝赶路。苦难的生活使得英宗意志消沉，整日长吁短叹，袁彬则反复开导，坚定英宗回国的信心，君臣之间在患难之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就在英宗和袁彬在蒙古大草原流浪之际，朱祁钰被兵部尚书于谦等拥立称帝，改元景泰，是为景泰帝，亦称作明景帝，或明代宗。也先见明朝另立皇帝，觉得英宗作为和大明讨价还价的筹码已大为贬值，再也无法要挟明廷了，只好将英宗放了回来。
景泰元年（1450年）的八月十五日，恰逢中秋佳节，英宗朱祁镇在袁彬陪同下，终于返回北京城。阔别一年后，兄弟俩重逢了，拉着手，流着泪，说不完的知心话。最后，泪流够了，话也说得差不多了，景帝将英宗尊为太上皇，送进南宫软禁起来。这就是政治现实，冷酷无情。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