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树雨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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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习文化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探索试读：
总序
用文化传达积极的精神信念，给人以希望和动力，用文化改革释放发展红利，洋溢着温暖和勇气。在文化创新不断推动经济发展换挡升级的时代历程中，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紧扣时代发展脉搏，从立足文化产业现实问题到搭建文化领域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综合学术平台，以“大文化”为发展理念，设计学科架构、搭建文化智库、打造学术重镇，在十年的发展进程中，一直致力于探索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学科群。“文化发展学术文丛”正是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十年来对学科建设、理论建构、智库发展和人才培养等专业问题不断探索的阶段性总结。它既折射着我们打造立体学术平台做出的努力，也见证着我们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构建国家文化发展理论体系的情怀；它既反映了我们作为一支年轻研究团队怀揣的学术梦想，也彰显出我们立足严谨，向构建一流学科体系不断前进的初心与恒心。
文化是一条源自历史、流向未来的丰沛河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它的润泽。文化的强大功能，铸造了“文化+”崭新的发展形态。正因为“文化+”是文化要素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层次的融合创新，是推动业态裂变，实现结构优化，提升产业发展内涵的生命力，“文化发展学术文丛”以“文化+”为出发点，以文化内容融合式创新为研究主题，研究发轫于文化但又不囿于文化本身，它既包括全球视野下的比较研究，也包括文化创新领域的理论前沿；既聚焦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也关注不同行业领域现实问题的具体研究。可以说，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不断增强文化认知的“大融合思维”，既是“文化发展学术文丛”的主要特点，也深刻反映了未来十年文化发展的趋势。
随着我国文化发展的学科建设渐成体系、理论研究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步入新境，未来十年，将有更多的文化理论经典和文化研究著述出现，它们将更好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前行，在支撑国家文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区域文化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文化改革内涵式发展等方面汇聚力量，彰显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是为序。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范周2016年4月
文前辅文
[1]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摘自习近平2014年5月22日在上海外国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2]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摘自习近平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23/c_1110837550.htm.
[2] 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5/c64094-27699249.html.
导论
我中华泱泱大国，漫漫5000多年文明史，踏惊涛骇浪，披荆斩棘，几度沉浮，几度辉煌，一路走来，今日已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前列。发展是中华前进之原动力，学习是发展的前提、途径和手段。学习使中华民族更智慧，学习使中华敢创新，创新使中华发展加速，持续创新使中华国强民富。
学习是时代的最强音，学习是时代的鲜明特征，学习是强国之路，学习是富民之基，学习是世界负责任大国维持世界和平之宝。习近平同志2014年5月22日在外国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要永远[1]做一个学习大国。
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学习基因。习近平同志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先秦时期，我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鼎盛期。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我国制定了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提出了2020年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的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目标。今后的五年是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关键五年。因此，本书力图以全民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视角，阐述我国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与学习型组织建设的历史、现状和发展。
本书从我国古代与近代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等中华学习文化优良传统对中华民族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的影响入手，探寻中华民族学习文化之源。继之，研讨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积极参加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从开始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先进学习文化和理念的引领和推动，转而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有责任有担当、有实践探索、有理论创新，努力为世界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城市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引领作用。
本书的重点，也是更多的笔墨用于总结和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会议精神的指引下，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辉煌成就；探讨学习型社会的两大支柱，即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和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形成的终身学习文化对我国全民终身学习和学习大国文化的影响。本书中提及的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城市的内涵与特征、框架与要素、评估指标，以及我国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是笔者极为关注、认真参与实践和研究的领域，也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
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已经成为国家和各地政府推动全民学习的热词。建立终身学习服务平台和学习资源建设已经成为教育、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精神文明、人社等部门主动引领和社会各界热情参与的社会建设工程。终身学习文化氛围悄然形成，并越来越浓。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城区、学习型街道、学习型乡镇、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机关、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学校、学习型社团、学习型家庭、知识型职工、百姓学习之星等名词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几乎无人不知！这是我国学习大国、学习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学习本身是行动，学习更要有行动；只有学习才能创新，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持续创新。让我们为了世界的和平，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我们的幸福美好生活而努力学习吧！
[1]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23/c_1110837550.htm.
第一章 中华传统学习文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活到老，学到老”的优秀学习文化，中华民族爱学习的优良传统也是世界著名的。源远流长的中华古代文化促进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古代学习文化，也为世界古代学习文化史积累了宝贵的财富。
中华学习文化的优良传统铭刻于中国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教育发展史之中。中国古代、近代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的发展史料是中国学习文化优良传统研究的重要文献。从先秦时期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华学习文化在自成体系的封建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中形成了自有的风格。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华民族经历了外来侵略，西方文化和教育思想涌进中国，受到冲击的中华文化吸收了世界优秀的民主、科学文化思想和教育制度，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融合学习文化。这种学习文化对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最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一节 古代学习文化
中国古代经历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和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之前），其学习文化经历了教育的起源和学校的产生，经历了官学、书院、私塾、学校等教育和学习组织的建设与变迁，经历了科举等选士制度，产生了至今还具有世界影响的孔子教育、学习思想和一大批教育思想家，形成了丰厚的古代学习文化。
一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我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鼎盛时期。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教育的奠基时期。
1.中国教育的起源和学校教育的产生
原始人类进化区别于其他动物最显著的优势之一是，已经懂得了人工取火用火的方法并把这些知识教给下一代。中国原始社会教育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教育不是专门的社会活动；教育的社会性和无阶级性；教育内容十分简单；教育以口耳相传和模仿为主要手段。随着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一部分人逐渐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脑力劳动；教育事务逐渐复杂，需要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文字的产生和文化知识的不断丰富，需要建立有计划的专门教育机构，同时也为教育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内容。对学校的需求便产生了。
中国古代学校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最早的学校类型有两种。第一种是“成均”，被认为是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学校。“成均”是指平坦、宽阔的场地，并且是经过人为加工的，很可能是指原始氏族部落居住区内的广场。第二种是“庠”，被认为是传说中“虞舜时代”的学校，兼作养老、储存谷物之处。夏代的学校，有“序”“校”两种，都非常重视军事教育。商朝学校的记载，比较丰富和详尽。除“庠”“序”“校”等学校外，又出现了“瞽宗”这种学校形式。习礼、习武是商代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
2.从“学在官府”到私学勃兴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是教育制度的特征，也是我国奴隶社会教育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学术和教育为朝廷及各级政府所把持，普通百姓根本无权享受教育；官师不分，政教合一。西周学校可分为两类：国学与乡学。国学按学生的年龄与程度可分为大学与小学。天子所设的大学，规模较大，有“五学”之称，即辟雍、成均、上庠、东序、瞽宗。其中辟雍是中心，四面环水。诸侯所设的大学，规模比较小，仅有一学，半面临水，称“泮宫”。乡学是地方学校，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立。由于地方区域的大小不等，学校也有不同名称，如“闾熟”“党庠”“州序”“乡校”等。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制度的大变革时期。在教育上，形成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私学开始兴起。官学衰落的原因大致是：世袭制度造成贵族不重视教育；贵族统治力量衰落；战争频繁。官学教育的衰弱，反映了“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权力的不断转换，对人才与文化教育的需求更为强烈。以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就以全新的办学形式，聚徒讲学，成为创办私学、传播学术文化的先驱。
私学的发展促进了先秦教育理论的发展。私学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卓有建树的教育思想家，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子等，而且还出现了如《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商君书》《韩非子》等记载了大量教育思想的典籍以及《大学》《学记》等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也开辟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
3.孔子教育思想《论语》是孔门弟子辑录的孔子言行录，也记载着一部分孔子门徒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
在孔子看来，治国治民，最根本的还是教育。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孔子认为教育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工作，因为通过教育可以把社会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传播到民众之中。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来看，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有了众多的人口，就要努力发展经济，使它富足起来，还要加强教育，这就是“庶富教”思想。从教育与军事的关系来看，孔子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立国的基本要素，甚至认为食、兵都可去，民信不可失。
孔子是第一个从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上论述教育的作用的思想家。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有教无类”。孔子创办私学后，在招生对象上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实行“有教无类”，意思是说，实施教育，不分等级和种类。
教育目标上，西周时的教育目标，主要是培养官吏与军事人才，而孔子的教育目标论则有所发展。虽然他也主张通过教育培养官吏，但更重要的是，他从“为政在人”的政治主张出发，致力于通过教育来培养“士”和君子，以完善人格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在教育内容上，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六艺”教育的传统，吸收选择了有用学科，又根据现实需要创设了一些新学科，充实了教育的内容。在孔子的教育内容中，道德教育占首位，文化知识的学习必须为德育服务。孔子在教学中所用的教材，主要是经过他亲自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即后世所称的“六经”，而事实上，由于《乐》的失传，后世的儒家教育便只剩下了“五经”。
孔子强调道德教育，而且把它放在培养人的首位，他认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是成为君子的首要条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孔子总结了一些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立志有恒；自省自克；改过迁善；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学思并重；诚实谦虚。
4.孟子教育思想
论教育作用，孟子是以其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一方面强调教育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在政治上，孟子主张“施仁政”，其中心是“民本”思想。他认为仁政的根本在于“得民”。在哲学上，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人性是先天固有的，是至纯至善的，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是因为人有善性。
论教育目的，孟子主张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君子”“圣贤”及“大丈夫。”同孔子一样，孟子也要求“君子”“圣贤”“大丈夫”以德为主，德才兼备。他有一句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从教育对社会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孟子明确概括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目的——“明人伦”。就是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后世亦称为“五伦”。
在教学原则与方法方面，孟子的认识论倾向于唯理论，把认识看成一种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如，深造自得；盈科而进；专心有恒；教亦多术。论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孟子继承了孔子提倡的“自省”“克己”“过则勿惮改”等思想，并且在其性善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如，持志养气；动心忍性；存心养性；反求诸己。
5.荀子教育思想
在人性论问题上，荀子提出了“性恶论”，批评了孟子的“性善论”。荀子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学习是人的成长的决定因素，任何人只要肯努力，经过长期的教育，就可以改变人的本性。荀子否认了道德先验论，肯定了人是后天环境与教育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
在教育目的和内容上，荀子在《劝学》中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由士到圣人的各种治术人才，他要求培养能推行礼法的“贤能之士”，或者是具有儒家学者身份且长于治国理政的各级官僚，这是对孔子“学而优则仕”思想的继承。
在教学思想上，荀子认为教育是“化性起伪”的过程，是不断积累知识、道德的过程，因此，与孟子“内求”的思路相反，他更强调“外铄”。在学与思的关系上，更侧重于“学”，其教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注重“积”“渐”；闻、见、知、行的教学认识过程；专心有恒；解蔽救偏，兼陈中衡。荀子特别推崇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竭力倡导尊师。在荀子看来，“礼”是最高的社会规范，而教师又是传授“礼”，实行“礼”的榜样，是“礼”的化身，因此学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教师。
6.《礼记》中的教育思想《礼记》是战国末至汉初儒家学者论述“礼”的著作汇编。旧有所谓“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礼记》中有不少内容与教育密切相连。就教育理论阐述的集中性而言，首推《大学》《学记》和《中庸》等。《大学》是儒家学者论述“大学之道”的一部论文，它就大学教育的目的、任务和步骤，提出了一个完整而概括的纲领和程序。《大学》提出的教育目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实现大学教育的三个目标，《大学》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步骤。《大学》的基本思想是教育要服从于封建道德和政治，因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宋以后，被收入《四书》，成为封建教育的基本教科书。《学记》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教育论著，对先秦时期的教育和教学，第一次从理论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学记》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服务政治，“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教育目的有两个：一是培养具有“建国君民”能力的统治人才；二是要“化民成俗”，树立有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良好社会风尚。《学记》以托古方式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学制系统。这种按行政建制设学的思想，对后世兴办学校影响很大。在学校管理方面，《学记》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教学进程和考查标准。“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1]《学记》的精华所在：教学相长；尊师重道；藏息相辅；豫时孙摩；启发诱导；长善救失。《中庸》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与作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还阐述了教育教学的过程和步骤，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阶段。教育途径，一是发掘人的内在天性，达到对外部世界的体认，这就是“自诚明，谓之性”，或称“尊德性”；二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以达到人的内在本性的发扬，这就是“自明诚，谓之教”，或称“道问学”。
7.墨家、道家和法家的教育思想
墨家教育思想。墨家推行教育，主张通过“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建设一个民众平等、互助的“兼爱”社会。墨子主张教育要培养“兼士”，其主要品德是“兼爱”，即能够毫无区别地爱一切人。在教育内容上，除了以“兼爱”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外，墨家还注意对自然科学、生产技能、军事知识等技能的训练。墨家的自然科学教育有很高造诣，涉及数学、光学、声学、力学等许多方面。墨家教育中还包括“辩乎言谈”等方面的训练，即思维方法的教育，目的在于锻炼论辩能力。
道家教育思想。道家的兴盛是在战国时期，分为两派：一是稷下黄老学派；另一派则以庄子为代表。庄子在教育上主张培养一种无己、无功、无名、无情的完全自由的人物，但他的思想代表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潮，对后世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道家认为，在教育目的上，人们应把“道”当作认识、追求、实现的总目标，一切教育思想和活动都应围绕着“道”而展开。老子主张以不言为教，由人自然地发生变化。
法家教育思想。法家虽出自儒家，但反儒又最坚决、彻底，否定传统教育的作用。商鞅不重视教育，而主张“制民”。韩非子继承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性皆恶，应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家所采取的教育措施就是否定人类文化知识的积累，并进而否定学校教育，法家教育思想用于实践，不仅会摧残教育本身，而且会扼制思想文化的发展。
二 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
1.秦汉文教政策的变迁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文教政策的探索、确立时期。这一时期，儒家从惨遭“焚书坑儒”厄运，发展为“一尊”。
秦代巩固统一的文教政策。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为了统一思想，秦采取的文教政策主要有：书同文，以小篆为文字形体的标准。行同伦，就是使原六国旧的风尚习俗均合乎秦朝的法度。设“三老”以掌教化，即负责向乡民宣教统治阶级的思想、法度、纲纪、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禁止私学，焚书坑儒，最大的受害者是以《诗》《书》为经典的儒家。唯一允许学习的就是法令，法教的任务由执法的官吏来担任，结果必然是以法代教，失去了一般意义上的教育。
汉代“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独尊”主要措施：设五经博士；建立博士弟子制；以儒术取士；视学制度。汉代帝王对其最高学府太学非常重视，有时亲临太学视察或指令要员视察太学。东汉时皇帝视学成为一种制度。“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不仅促进了汉代教育的大发展，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更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汉代教育制度和察举选士制度
汉代的官学。太学：汉武帝元朔五年，朝廷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这是汉代太学建立的标志。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达千人，成帝时发展到3000人。东汉质帝时太学达到鼎盛时期，太学生多达30000人。汉代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经教授。此外，汉代太学博士还咨政议政或巡访地方，当时的博士均为一世名儒。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或“弟子”，东汉时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无修业年限，以自学为主，鼓励学生相互论辩。太学注重考试。考试方法具有选拔贤才和督促学生学习的双重作用。专门学校：为贵族子弟开设的四姓小侯学和为文学、艺术见长者设立的鸿都门学。地方学校：汉代地方官学始创于景帝末年，汉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朝廷颁布地方官学学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普遍设学。
汉代的私学。汉初，各级官僚机构的建立急需大批治术人才，便大力网罗民间人才，一批从事私人讲学的学者及其弟子因而得以仕进，促进了私学的发展。汉代的私学有两种类型：初级程度的蒙学（还有乡塾）、高级程度的专经研习（经馆、精舍、精庐）。
汉代的察举选士制度。察举制度是在汉武帝时期确立的，其科目可分为两大类：一为经常性举行的科目，称为常科，一般是每年由州郡长官按规定的名额、标准向朝廷推荐人才；另一类为特科，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选士标准和名目的科目。常科包括孝廉、秀才两科。特科有贤良方正、童子、明经。察举的主要特点是以主管官员（地方长官和中央各部门长官）的推荐为前提。而要引起主管官员的注意，“声望”是很重要的。察举制由推荐发展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为选士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探索了新路。
3.董仲舒、王充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在应对汉武帝的贤良策问时，提出了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他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首先必须统一思想。从此，儒术上升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指导思想，并且成为后世历代君主所奉行的文教总方针。“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在办好中央大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重选举以选用贤才”。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性是“天”赋予人的一种素质，教育的任务应由“承天意”的帝王来承担。为此，他还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与“斗筲之性”。所谓“圣人之性”，是帝王和圣人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一般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所谓“斗筲之性”，指最贫贱的奴婢和那些与朝廷作对的人是无“善质”的，生来就“恶”的，教化无用，只能采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置他们。“中民之性”是万民之性，指有“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的所有人，“有善质而未能善”，必须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他们是主要的教育对象。“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提倡的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董仲舒的这一理论被后人称为“名教”。
王充的教育思想。王充把人性分为三种：有生来就善的，是“中人”以上的人；有生来就恶的，是“中人”以下的人；有无善无恶的，或善恶混杂的，是“中人”。他认为，生来就善或恶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可以通过教育来定型。生来就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使恶为善。他把培养目标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鸿儒”，能独立思考，著书立说；第二是“文人”，掌握知识，能上书奏记；第三是“通人”，能博览古今；第四是“儒生”，只比俗人稍高明一点，既没有“尽才”，又没有“成德”，这部分人是不受社会欢迎的。其教学原则：学以求知、勤学不舍、博达疏通、学为世用。
4.魏晋南北朝的教育和九品中正选士制度
学校设置新举措。立国子学与太学并列：惠帝时规定五品官以上子弟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子弟入太学。郡国学校制度的建立：按郡的大小规定了博士、助教和学生的人数编制，实际上确定了学校的规格，郡国学校制度自此开始。专门学校的设置：三国时魏明帝置律博士，教授刑律，招收律学弟子，这是我国古代法律分科设学之始；晋武帝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在京师开设单科性的“四学”，即玄学、史学、文学、儒学，是我国最早的分专业的综合学校，元嘉二十年开设医学。
九品中正选士制度。是一种由中正官评定士人品级，朝廷按品授官的选士制度。中正官根据标准评定士人，将其分为九个品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朝廷择“上品”（上上、上中、上下）任官；郡置“小中正”，州置“大中正”。
5.隋唐的文教政策和科举制度
隋唐的文教政策。隋唐文教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崇尚儒术，兼用佛、道。隋炀帝时将儒家经典加以整理、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目，分统于经、史、子、集四类，这成为后来史籍分类的正统方法。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之初，就“颇好儒臣”，为了提高儒学的地位，在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崇儒，下令立孔子庙，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令各州县学皆立孔子庙。
隋唐的科举制度。科举分为常科和制举两类。通常所说的科举，指的是常科。参加科举的考生主要是“生徒”和“乡贡”。“生徒”，即各类官学的学生。“乡贡”，即“生徒”以外的自愿报考的读书人，也就是私学的学生和州县自学的知识分子。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学、童子等科。实际上，经常举行的是前六科。科举制是选士制度的巨大进步。
6.隋唐的教育制度
教育行政和官学设置。隋文帝时在中央设立国子寺，国子寺设置祭酒作为长官，这是我国设立专门教育行政部门和专门教育长官的开始。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在国子监中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此外在大理寺还设有律学。至唐代，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学，还设有崇文馆、弘文馆和医学，属于旁系；在各府、州、县分别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在县还设有市学和镇学。
官学的各项制度。儒学各学招收14～19岁子弟（律学为18～25岁）。中央和地方学校一般学习年限为9年，书学、律学学习年限为6年。束脩制：国子学和太学学生每人送绢3匹，四门学学生每人送绢2匹；律学、算学学生每人送绢1匹，地方的州县学生亦送绢2匹；此外，还须赠送酒肉，分量不限。教学计划服从于科举考试的要求。当时把儒经分大、中、小三类：大经为《礼记》《春秋左传》；中经为《诗经》《周礼》《仪礼》；小经为《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中央官学的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等。唐代官学考试分为旬考、岁考、毕业考；假期分为以下几种：短期为“旬假”，10天休1天；长假为“田假”和“授衣假”，“田假”在5月，“授衣假”在9月。每次各放假一个月，准许学生回家探亲。
隋唐的中外教育交流。派遣留学生是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当时，突厥、大食、吐蕃、高昌、渤海国，以及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高句丽等，都派遣留学生来长安。特别是日本，派了大量的官员和学生来华学习。贞观年间，各国留学生来华最盛，人数约在千人以上。
7.韩愈、柳宗元的教育思想
韩愈的教育思想。韩愈的《师说》是我国第一篇专论教师的名作。提倡“尊师重道”是《师说》的中心论点，也是韩愈写作《师说》的根本目的。《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其中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关于治学态度和学习方法，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关于识别和培养人才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马说》一文里。在《马说》中，他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认为，世上有很多人才，关键在于要有人善于识别人才和扶持、培养人才。只有善于识别人才而又培养得当，人才才能大量涌现出来。
柳宗元的教育思想。“明道”“行道”是柳宗元的教育目的和理想。柳宗元所谓的“道”是“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交以为师”的师道观，体现在《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与秀才论为师道书》等十多篇文章中，柳宗元强调师道的重要，阐述了“交以为师”等师道观。“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教育思想是柳宗元从其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天下万物的生长，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顺应它就能健康成长，否则就会枯萎甚至夭折；育人和种树的道理是一样的，教育儿童的根本方法是不要妨害其自然成长，要按照儿童的发展规律进行教育。
三 宋辽金元时期
1.宋代的文教政策
尊孔崇儒，重建封建纲常秩序。宋朝是在结束唐末五代的分裂割据后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宋王朝先后修复了开封、曲阜、长安等地的孔庙，又陆续修复了全国的孔庙。各地文庙的恢复与兴建，为庆历兴学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是宋代州县官学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尊孔、祭孔，封赐孔子后裔，也是宋代尊孔崇儒政策的重要内容，其政策与措施为：给孔子及其门徒追封爵号；给孔子的后裔加封文宣公的爵号，并予以赐官、赐田、赐出身、免除赋税等优厚待遇；君臣亲往祭祀孔庙，将孔庙释奠礼由上公升为帝王之礼；通过教育、科举制度的一系列调整措施，宋朝逐步加强了经学的比重。
尚文抑武，推行“右文”政策。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造成长期战乱的教训，宋代重用文官，削弱武臣的兵权，加强皇帝的绝对权威和中央集权。从中央的国子监到地方的私人讲学活动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朝廷的支持，使得宋代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大力振兴图书事业。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应用，宋代图书出版发行业十分发达。在北宋中期已形成了以国子监为中心，遍布州县地方的全国性图书印制发行网络；建立了专门进行图书收藏、整理、校勘、研究的官方机构——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收藏的图书曾达到8万余卷。国子监既是宋代官方的图书编纂、印制、收藏中心，也是官方教材的编辑审定印制中心。
2.宋代的学校教育
北宋的三次兴学。一为庆历兴学。这是北宋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兴学运动，其措施有：诏州县立学，选部属官或布衣宿学之士为教授，并立听讲日限，规定士须在学校习业300日，方许应举；振兴太学，采用胡瑗苏湖教法为太学法度，以改进太学教学及规章体制，在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创立分科教学和学科的必修、选修制度；设立四门学，允许八品至庶人子弟入学，增加了中小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深造的机会；改革科举考试方法，考试先策论，后诗赋。二为熙宁兴学。朝廷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兴学诏令，包括改革太学体制，扩建太学规模；颁布《三经新义》；加强专科教育，以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变法人才；扩建和整顿地方官学。三为崇宁兴学。包括诏令州县设学；扩建太学；改革科举制度；恢复、扩建专科学校。
宋代的教育制度。中央官学：国子监是国家管理学校的主要机构，又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官员七品以上子弟可入国子学；太学招收八品官员以下的子弟和庶民的俊秀者。地方官学：有州学和县学两级。
3.宋代的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废止“门生”称谓及公荐制；实行殿试制度，将选士大权直接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实行权知、同知贡举制度；实行别头试；实行唱名及第之制；实行锁院和封弥、糊名制度。殿试合格进士头等三名，称进士及第，依次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等称赐进士出身，三等称赐同进士出身。
4.宋代的书院制度
宋代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产生和发展的时期。书院以私人创办和组织为主，将图书的收藏和校对，教学与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书院教育的存在，弥补了封建官学的不足，填补了许多学术文化研究领域的空白，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灵活多变的办学方式为后人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参考。
宋初的著名书院。白鹿洞书院位于今江西庐山五老峰之下，初为私人读书养性之所。岳麓书院位于今湖南长沙岳麓抱黄洞下，由官府创建，书院山长又兼任官职，有一定的官学性质。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位于河南商丘市西北，在真宗、仁宗两朝，得到朝廷的资助。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市太室山麓。石鼓书院位于湖南衡阳北二里鼓山迴雁峰下。茅山书院位于浙江江宁府三茅山后。
南宋书院的复兴。两宋书院大体约为200～400所。其中，北宋和南宋的书院数量比例大致为2∶8。南宋先后创办了贸山、翁州、岱山、慈湖、甬东五所书院，主要分布在今湖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福建、四川等地区。北宋的著名书院在南宋陆续得到修复。
5.朱熹的教育思想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人物，是南宋著名的教育家之一。朱熹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来论述教育目的。朱熹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封建的“三纲五常”，即所谓的“人伦”，反映了“天理”的内容。“明人伦”就是要体认天理，复尽天理。朱熹有关教育目的的论述，首先是建立在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
朱熹论教学原则与方法。居敬穷理：“居敬”，就是正心、诚意、存养收敛的功夫，是“主静”涵养的方法，通过这种静养，可以澄心明志，剔除杂念，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使人的心性与天理相通，达到与天地同体的最高精神境界。“穷理”，反映了体认天理的过程和目的，也就是通过格物致知的功夫，达到穷尽事物之理的目的。学思力行：学与思就是《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功夫，包括学习过程中读书、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思考等各个环节，这也是一个格物穷理的过程。力行管行：是一个实践过程。因材施教：不仅仅是根据学生的专长或材质的高下施行不同的教育，也要求教师把握恰当的时机进行适时的教育，就像时雨化生草木一样深得自然生长的奥妙。循序渐进：“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秩而不可躐等”，“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后传以远者大者”。
朱子读书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
朱熹把学校教育明确划分为大学与小学两个阶段，并规定了大学、小学各自的入学年龄及教学内容。他在《大学章句序》中指出：“人生八岁入小学”，学习日常生活礼节及六艺之文。“十五岁入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并多次强调，小学以“教事为主”，大学明理。
6.辽金元的教育
辽金的教育。辽朝是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教育制度方面，辽代大体参照北宋的教育模式，稍有变化。中央官学也设有国子学和太学，但却分设于辽代的五京（上京、东京、南京、西京和中京），故号称“五京学”。五京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的经典著作为主，学习经传注疏，同时依照唐制设立了科举考试制度，但对科举并不重视，录取的人数很少，每科最多录取6人，并且只录取汉族考生，禁止契丹人应举。
金代的教育。金朝是以女真族为主体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汉化的程度比辽代更深，文化教育的水平也远远超过辽代。金代在太宗时期就创制了女真文字，翻译汉族的经史著作，教女真人学习。金代的中央官学采用汉学与女真学并立的双轨制，设立了以宗室权贵子弟为招生对象的国子监和招收三品以下官僚子弟的太学，学习内容包括经义、辞赋与策论三类课程，完全是汉族的文化知识。此外，还设立了专门以本民族语言施教的女真国子学与女真太学，以教育女真族子弟。金代的地方官学分为京府学与州县学两大类型。金代在京府一级行政区域设立的官学为京府学，全国设有17所，招生对象主要是宗室子弟、皇家五服之外的远亲及落第举人。金代的科举制度实行南北两科分立制，在辽、宋故地分设南北科。
元代的文教政策。实行尊孔崇儒、以文治国，遵用汉法，推崇理学，民族歧视、尚文禁武的政策。教育制度上，采取管理机构的多重化，官学的最高管理机构为集贤院，掌管学校；礼部掌管贡举。官学为三种类型：汉文教学的儒学教育机构——国子学，少数民族文字教学机构——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专业技术教育机构。国子学实行升斋积分制，每季考其学行，依次递升。这些举措根据学业程度的深浅不同加以划分，对每一等级教学内容的规定更加严格规范，已接近现代班级授课制的模式。元代教育全面实行了书院官学化的政策。
四 明清（鸦片战争前）
1.明清（鸦片战争前）的文教政策和科举制度
明清（鸦片战争前）的文教政策。一是尊孔崇儒，推崇理学。为了进一步提高程朱理学的地位，明朝曾多次表彰程朱后裔及其门人。清朝注重学习中原文化，对儒学也采取尊崇的态度，利用它来巩固统治基础。乾隆曾为孔庙御书匾额，还多次到曲阜朝圣。清朝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把它作为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最高纲领，要求人们只准学习和奉行，不得有一丝一毫的违背。清朝统治者和明朝一样，优待朱熹的后裔，进一步提高朱熹的地位。二是网罗士人，禁锢思想。统治者向全国访求贤才，招纳明经儒士，给予高官厚禄，所设的荐举科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儒士、孝廉、秀才等；创设了八股取士，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必须以固定的格式“八股文”作文，而且不能发挥己意，必须以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明代文教政策的精髓均为清朝所承袭。
明清（鸦片战争前）的科举制度。明朝科举常科只有进士一科，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清代沿袭此制。乡试在各省城举行，乡试场所称“贡院”。考期在秋八月，考生为经过府、州、县考试合格的“秀才”。乡试考中者统称“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举人有参加会试的资格，也可以就任小京官、州县属官或教官。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于乡试的第二年在京师举行。考中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乡试和会试的考试内容大致相同。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期在会试一个月以后。殿试没有淘汰，只是通过考试把应试者（即贡士）排出名次。应试者均被正式赐出身“进士”。“进士”一般分为三甲：一甲有三名，赐“进士及第”，一甲第一名曰“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有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兼解元、会元和状元于一身者，称“连中三元”。殿试放榜后，皇帝赐诸进士“恩荣宴”，一甲的三名进士放榜后即授予官职，状元授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予翰林院编修。
2.明清的官学和书院
中央官学。明清时期的中央官学有国子监、宗学、武学等。明朝国子监有南、北两监之分。清代国子监沿袭明代旧制，只是取消了南监。明清时期，国子监既是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也是全国最高的学府。明国子监隶属于礼部，清以后成为朝廷独立设置的机构。国子监的学生通称“监生”，依其来源分为四类：一为“荫监生”，也称官生，是三品以上京官的子弟或皇帝恩准入监的子弟以及土司子弟和留学生；二为“贡监生”，是由地方官学选拔入监的生员；三为“举监生”，是在京师会试下第的举人，由翰林院择其优者送入监内读书；四为“例监生”，是通过捐纳钱物而获得监生资格者。清代依据是否具有府、州、县学生员的身份，分为贡生和监生两大类，前者的地位和待遇高于后者。
地方官学。明清时期，地方官学的设置比较普遍，府、州、县均有学校，乡村设有社学、义学，连戍边的卫、所都普遍设学。明清地方官学由中央任命各省提学官（清叫学政或学院）负责领导。明朝规定，参加科举考试者必须由学校出身，只有取得府、州、县学生员的资格，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要取得地方学校生员的资格，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这种考试称为“童试”。应童试者，无论年龄长幼都称“童生”。童试又分“县考”、“府考”和“院考”三步进行：县考由知县主持，优秀者送至府（州），由知府主持府考，府考取中者参加院考，院考也在府城举行，由各省学政（清也称学院）亲临主持，然后按规定的学额，录取优等者，取中者称为“秀才”。
明清的书院。明清书院的发展经过几度兴衰，基本上已失去高层次私学的办学特点，逐步官学化。明初，书院极不发达，沉寂了100多年后，才逐渐发展起来，嘉庆、万历朝时达到极盛。明朝中后期，政治日益腐败，文化专制越来越加强，不许自由讲学，从嘉庆、万历以后，朝廷先后四次下令禁毁书院，不久又得以恢复，在江南形成一个全国著名的学派——东林学派。东林书院遂逐渐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和议政中心。
3.蒙学和蒙养教材
在我国古代蒙养教育主要是由私学来承担的。明清时期，在民间普遍设置的蒙学主要是私塾。私塾一般按其设立的情况分为三种：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称“门馆”“家塾”；由一族一村延请教师择址建馆教其子弟，称“村塾”“族塾”；由富裕人家独自聘请教师在家设馆专教自家子弟及亲友子弟，称“坐馆”“教馆”。明清时的蒙学，不仅有专门的写字教材，而且有一套写字的教法。
蒙学教材的发展。蒙学教材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是以识字为主的教材，如《三字经》和《千字文》等；二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为主的教材，如《弟子规》；三是诗歌类教材，以《千家诗》《神童诗》为代表；四是综合知识类教材。
4.王守仁的教育思想“致良知”的教育目的。王守仁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靠心的认识而存在；万事万物都不在心外，而在心中；心的本体就是“良知”，“良知”是道德生成的根本及人的本质所在。要想除掉物欲、邪念，恢复本心，必须做为善去恶的功夫，即“致良知”。“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原则。王守仁所说的“知”，是“知善知恶”，即人们的道德意识；“行”是“为善去恶”，即人们的道德实践，包括人内心的欲念。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一是指“知”和“行”密切相连，不可分割；二是指“知”和“行”是并进的，缺一不可。
儿童教育论。王守仁对儿童教育提出了以下改革主张：第一，教育方法上，采取“诱”“导”“讽”的“栽培涵养之方”；第二，在教学内容上，发挥诗、书、礼等各门课程多方面的教育作用；第三，教学活动要注意多种形式搭配进行。
5.王夫之的教育思想
论性与习。王夫之把人“性”分为“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所谓“先天之性”，主要指耳、目、口、鼻、心等感官。所谓“后天之性”，即通过后天的“习”获得的“习性”，指人的非先验的知识、才能和道德观念，包括“恶习”在内。人“性”的生长、发展，是环境和教育影响的结果。
论学与思。王夫之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学而知之”。他主张在教学过程中，要学思结合。学的知识愈渊博，思就愈深远，可融会贯通；思遇到困难，就更知道博学的重要。为学教人都必须重视学与思的结合。
论理与欲。王夫之坚决反对理学家们“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教育观。他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天理”就在“人欲”之中，没有脱离“人欲”的“天理”。人欲是人类生存的自然要求，是保证人类生存的合理要求，“灭人欲”是违反人性的。
论知与行。王夫之主张“行先知后”“知行并进”“相互为用”。他不同意“知先行后”说。他也不同意“知行合一”说，他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着重力行实践，即“教必著行”。教的知识，虽不能完全付诸行，但是教师必须要求学生努力实行；学以致用，才能达到教学的目的。
论师与生。王夫之指出，教学过程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双边活动过程，教师只起指引的作用，进德修业，则靠学生“自悟”。学生勤勉，不能要求教师降低要求来俯就自己，否则将使自己终身“不知不能”；学生要“立志”。教师须是“善教者”，要“躬行谨教”，即教师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教师要有丰富的、正确的知识。
6.颜元的教育思想
关于教育的作用。颜元认为，教育的作用主要在于预防和去掉“引蔽习染”。在人性论上，颜元认为人性善，“恶者，引蔽习染也”，去掉引蔽习染，恢复人的善性，正是教育所应起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教育要发挥“习善”的作用，预防引蔽习染。“实学”的教育内容。颜元强调“实学”，提倡以“六艺”为中心的“三事”“六府”“三物”。“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三物”指六德、六行、六艺。“六德”指智、仁、圣、义、中、和；“六行”指孝、友、睦、姻、任、恤；“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颜元还提出教育要“文武兼备”，“教文即以教武”，强调重视劳动教育。
关于“习行”教学方法。“习行”，是指“躬行而实践之”，去“实做其事”，以获得真知。颜元认为，人们获得知识的目的完全在于“实行”“实用”，在于帮助人们“办天下事”。在他看来，“习行”不仅是获取真知、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主要途径和教学方法，而且是教育的目的。
第二节 近代学习文化
鸦片战争后，外来文化冲击着封建社会制度，学习西方文化成为我国近代学习文化的显著特征。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文化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一 教会学校
1.教会学校的兴办
1594年，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建立了圣保禄学院培训西方传教士。1818年，马礼逊在马剌甲创办英华书院面向当地华人教学，1839年该书院被命名为“马礼逊学堂”，第一批共招收6名穷人子弟，其中就有我国近代早期著名的留学生容闳和我国近代第一个留英医学生黄宽。
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在宁波创办女子学校。到19世纪70年代，我国已有少量教会中学出现，教会学校由主要收贫穷子弟转向注重招收富家子弟特别是新兴买办阶级子弟入学。教会学校到1899年增至2000所左右，学生达4万人以上。一些学校后升格为大学，如苏州博习书院1901年改为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书院1905年改为圣约翰大学，广州格致书院1916年改为岭南大学，还有杭州之江大学、武昌华中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燕京大学等。天主教会办的大学有上海震旦大学和北京辅仁大学。民国初年，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3所，私立大学5所，而教会大学有14所。“庚款兴学”。始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提议将山西省应摊派的庚子赔款银50万两用于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商士庶子弟肄习，不再受迷惑”，并于1902年建立山西大学堂。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将应得的赔款的一半，即1078万美元“退还”中国，作为派遣留学生赴美之用，并在北京创办了一所留学预备学校，即清华学堂。
2.教会学校的教学
教会学校中小学程度的课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宗教课，通常都是教会学校的主课；第二类是传统的中国经学课，如《三字经》《四书》《女儿经》；第三类是近代的科学文化课，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地理、历史、音乐、美术、体育等，绝大部分学校开设外语课程，而且分量很重，到高年级已可用外语进行教学了。
二 中国教育变革的萌动
鸦片战争后，国人在痛感旧教育空疏无用的同时，还意识到知识的闭塞狭隘。近代教育改革的思想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萌发起来的。
1.龚自珍的反思
龚自珍察觉到当时的清王朝危机四伏，他把吏治腐败的原因归结于教育不良，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内容陈旧、空疏；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培养出来的人胸无大志。他作《己亥杂诗》大声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2.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
魏源也将朝政衰败、吏治腐败归于教育不良。他抨击当时的学者虽然“毕生治经”，却“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既然“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又让他们充任各级官职，国家怎能治理得好？他强调教育必须注重实用，做到“综核名实”，为此他提出学习西方的主张。魏源清楚地意识到，西方在工艺技术方面确实有许多先进于中国之处，正是靠这些先进技术武装，他们才能入侵中国。因此，国人要承认自己有落后之处，勇于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可以说是划时代的。魏源是中国最早提出要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思想家，在教育方面也成为近代教育改革在观念上的先导。
3.太平天国对旧教育的冲击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出于策略的考虑，不再一概反对孔孟之道，而是采取改定《四书》《五经》的做法，将其中不适应太平天国利益及教义的内容删除后，允许作为学校和科举用书，但只是用来吸引旧士人而已。同时，太平天国编写了一些新教材，如宣传拜上帝教义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决世训》及《天条书》。还有作为蒙养教材的《幼学诗》《三字经》《御制千字诏》等，利用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的形式，改换成新的内容，对儿童进行有关太平天国的思想道德、识字和生活知识方面的教育。
在教育制度上，太平天国强调普遍的平等教育。成人每礼拜日到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儿童则每日到礼拜堂学习。太平天国还设有育才馆，收容干部子弟及战争中的受害儿童，给予衣食和教育。群众教育，特别是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的广泛开展，是太平天国教育的特色所在，这项举措使教育真正成为全体民众的权利和义务。
4.洪仁玕“学习西方”的教育主张
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被洪秀全封为干王并总理朝政，他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许多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主张，包括兴办交通、银行、采矿、邮政、新闻、医院、学馆和各类慈善事业以及开辟新的专利、保险、财税等。他首推学习太平天国革命教义，其次则是西方的先进制度和科学技术。他认为，“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东西。他主张让外国人来中国传授这些新科技、新知识，在国内要鼓励人们力学求新。洪仁玕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提出学习西方教育体制的人。
三 近代教育和中体西用
1.近代新式学校的创办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人自办的新式学校出现了。最早创办新式学校的是清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当时，与洋人打交道迫切需要大批外事翻译人才。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是京师同文馆，1862年成立。它最初是一所外国语专门学校，隶属于清政府新建立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京师同文馆首开英文班，次年开法文、俄文班，后又设德文班和日文班。1867年以后陆续增设近代学科，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学校，但仍以外语为主，强调“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最初限收八旗子弟，后来也招收其他学生。学制8年，对年龄大免学外语的学生学制为5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