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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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试读：
弁言
「文明」、「文化」兩辭，皆自西方迻譯而來。此二語應有別，而國人每多混用。大體文明文化，皆指人類羣體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内，屬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傳播與接受，文化則必由其羣體内部精神累積而產生。即如近代一切工業機械，全由歐美人發明，此正表顯了近代歐美人之文明，亦即其文化精神。但此等機械，一經發明，便到處可以使用。輪船、火車、電燈、電線、汽車、飛機之類，豈不世界各地都通行了。但此只可説歐美近代的工業文明已傳播到各地，或説各地均已接受了歐美人近代的工業文明，卻不能説近代歐美文化，已在各地傳播或接受。當知產生此項機械者是文化，應用此項機械而造成人生的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產出文明來，文明卻不一定能產出文化來。由歐美近代的科學精神，而產出種種新機械新工業。但歐美以外人，採用此項新機械新工業的，並非能與歐美人同具此項科學精神。再舉一例言。電影是物質的，可以很快流傳，電影中的劇情之編製，演員之表出，則有關於藝術與文學之愛好，此乃一種經由文化陶冶的内心精神之流露，各地有各地的風情。從科學機械的使用方面説，電影可以成爲世界所共同，從文學蓁術的趣味方面説，電影終還是各地有區別。這便是文化舆文明之不同。
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窮其根源，最先還是由於自然環境有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人類文化，由源頭處看，大別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農耕文化，三、商業文化。游牧文化發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帶，農耕文化發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業文化發源在濱海地帶以及近海之島嶼。三種自然環境，決定了三種生活方式，三種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種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兩類。游牧、商業文化爲一類，農耕文化爲又一類。
游牧、商業起於内不足，内不足則需向外尋求，因此而爲流動的，進取的。農耕可以自給，無事外求，並必繼繽一地，反復不捨，因此而爲靜定的，保守的。草原舆濱海地帶，其所憑以爲資生之地者不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於是而遂有强烈之「戰勝與克服欲」。其所憑以爲戦勝與克服之資者，亦不能單恃其自身，於是而有深刻之「工具感」。草原民族之最先工具爲馬，海演民族之最先工具爲船。非此即無以克服其外面之自然而獲生存。故草原海濱民族其對外自先即具敵意，即其對自然亦然。此種民族，其内心深處，無論其爲世界觀或人生觀，皆有一種强烈之「對立感」。其對自然則爲「天」「人」對立，對人類則爲「敵」「我」對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學心理上之必然理論爲「内」「外」對立。於是而「尚自由」，「爭獮立」，此乃與其戰勝克服之要求相呼應。故此種文化之特性常見爲「征伐的」、「侵略的」。農業生活所依賴，曰氣候，曰雨澤，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類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爲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類之信任與忍耐以爲順應，乃無所用其戦勝與克服。故農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應」、「物我一體」，曰「順」曰「和」。其自勉則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種文化之特性常見爲「和平的」。
游牧、商業民族向外爭取，随其流動的戦勝克服之生事而俱來者曰「空間擴展」，曰「無限向前」。雇耕民族與其耕地相連繫，膠著而不能移，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祖宗子孫世代墳墓安於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間之擴張，惟望時間之緜延。絕不想人生有無限向前之一境，而認爲當髏具足，循環不已。其所想像而蘄求者，則曰「天長地久，福祿永終」。
游牧、商業民族，又常具有鮮明之「財富觀」。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級數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如是則刺激逐步增强。故財富有二特徵，一則愈多愈易多，二則愈多愈不足。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商業民族之財富觀則更益增强。財富轉爲珠寶，可以深藏。以數字計，則轉成符號。由物質的榑成精神的，因此其企業心理更爲積極。農人則惟重生產。生產有定期，有定量，一畝之地年收有定額，則少新鮮剌激。又且生生不已，源源不絕，則不願多藏。抑且粟米布帛，亦不能多藏。彼之生業常感滿足而實不富有。合此兩點，故游牧、商業文化，常爲富强的，而農業文化則爲安足的。然富者不足，强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强。以不富强遇不安足，則雖安足亦不安足，於是人類文化乃得永遠動盪而前進。
文化必有刺激，猶如人身必賴滋養。人身非滋養則不能生長，文化非刺激則不能持續而發展。文化之刺激，又各就其個性而異。向前動進的文化，必以向前動進爲刺激。戰勝克服的文化，必以戰勝克服爲刺激。富强的文化，必以富强爲刺激。然動進復動進，克服復克服，富强益富强，刺激益刺激，而又以一種等比級數的加速爲進行，如是則易達一極限。動進之極限，即爲此種文化發展之頂點。古代游牧民族，其興驟，其崩速。近代之商業文化，雖其貌相若與古代之游牧文化大異，而内裏精神實出一致，因此此種文化常感搖兀而不安。
「安、足、靜、定」者之大敵'即爲「富、强、動、進」。古代農耕民族之大敵，常爲游牧民族。近代農耕民族之大敵，則爲商業民族。然人類生活終當以農業爲主，人類文化亦終必以和平爲本。故古代人類真誠的文化產生，即在河流灌溉之農耕區域。而將來文化大趨，亦仍必以各自給足的和平爲目的。
農業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別，又有新農、舊農之別。何謂大型、小型？古代如埃及、巴比倫等皆小型農國，其内部發展易達飽和點，其外面又不易捍禦强暴，因此古代小型農國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獨中國爲古代惟一的大型農國，因此其文化發展，獨得緜延迄於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猶存，堪爲舉世農業文化和平文化發展最有成績之惟一標準。然中國雖以大型農國，幸得捍禦游牧文化之侵凌而發展不輟。今日則新的商業文化繼起，其特徵乃爲有新科學新工業之裝備，因此中國雖以大型農對之，不免相形見絀。於是安足者陷於不安足，而文化生機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然此非農耕文化不足與商業文化相抗衡。苟使今日之農業國家，而亦與新科學新工業相配合，而又爲一大型農國，則仍可保持其安足之感。而領導當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國家是賴。
今日具此資格之國家，有美國，有蘇聯，與中國而三。虔、_皆以大型農國而又有新科學新機械之裝配。然其傳統文化則未必爲農業的。换言之，即未必爲和平的。中國則爲舉世惟一的農耕和平文化最優秀之代表，而其所缺者，則爲新科學新機械之裝備與輔助。然則中國之改進，使其變爲一嶄新的大型農國而依然保有其深度之安足感，實不僅爲中國一國之幸，抑於全世界人類文化前程以及擧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絶大之貢獻。
然中國改進，其事亦不易。使中國人回頭認識其已往文化之真相，必然爲絕要一項目。中國文化問題，近年來，已不僅爲中國人所熱烈討論之問題，抑且爲全世界關心人類文化前途者所注意。然此問題，實爲一極當深究之歷史問題。中國文化，表現在中國已往全部歷史過程中，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我們應從全部歷史之客觀方面來指陳中國文化之真相。
首先：應該明白文化之複雜性。
不要單獨著眼在枝節上，應放宽胸懷，通視其大體。
第二：則應明白文化之完整性。
人類羣體生活之複多性，必能調和成一整體，始有向前之生機。如砌七巧板，板片並不多，但一片移動，片片都得移，否則搭不成樣子。中西文化各有體系，舉大端而言，從物質生活起，如衣、食、住、行，到集體生活，如社會、政治組織，以及内心生活，如文學、藝術、宗教信仰、哲學思維，犖犖大者，屈指可數。然相互間則是息息相通，牽一髮，動全身，一部門變異，其他部門亦必變異。我們必從其複雜的各方面瞭解其背後之完整性。
第三：要明白文化之發展性。
文化儼如一生命，他將向前伸舒，不斷成長。横切一時期來衡量某一文化之意義與價值，其事恰如單提一部門來衡量全體，同樣不可靠。我們應在歷史進程之全時期中，求其體段，尋其態勢，看他如何配搭組織，再看他如何動進向前，庶乎對於整個文化精神有較客觀、較平允之估計與認識。
本書十篇，根據上述意見而下筆，這是民國三十年間事。其中一部分曾在思想與時代雜誌中刊載。當時因在後方，書籍不凑手，僅作一種空洞意見之敍述。此數年來，本想寫一較翔實的文化史，但一則無此心情，二則無此際遇，而此稿攜行篋中東西奔跑，又復敝帚自珍，常恐散失了，明知無當覆瓿，而且恐怕必犯許多人的笑駡，但還想在此中或可引出二一可供平心討論之點，因此也終於大膽地付印了。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錢穆在無錫江南大學。
修訂版序
本書寫於民國三十年中、日抗戰時期，爲余寫成国史大綱後，第一部進而討論中國文化史有系統之著作，乃專就通史中有關文化史一端作導論。故此書當與國史大網合繽，庶易獲得著者寫作之大意所在。
本畲雖主要在中國方面，實亦兼論及中西文化異同問題。迄今四十六年來，余對冲西文化問題之商榷討論屢有著作，而大體論點並無越出本書所提主要網宗之外。讀此書，實有與著者此下所著有關商討冲西文化問題各書比較合讀之必要，幸讀者勿加忽略。
本書近將重版，余重讀全文，略作修飾。又理出民國三十六年寫於昆明五華書院之筆記兩則附於后。
一九八七年冬錢穆誌於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三歲。第一章中國文化之地理背景
中國是一個文化發展很早的國家，他與埃及、巴比侖、印度，在世界史上上古部分裏，同應佔到很重要的篇幅。但中國因其環境關係，他的文化，自始即走上獨自發展的路徑。在有史以前，更渺茫的時代襄，中國是否與西方文化有所接觸，及其相互間影響何如，現在尚無從深論。但就大體言，中國文化開始，較之埃及、巴比侖、印度諸國，特別見爲是一種孤立的，則已成爲一種明顯的事實。
中國文化不僅比較孤立，而且亦比較特殊，這裹面有些可從地理背景上來説明。埃及、巴比侖、印度的文化，比較上皆在一個小地面上產生。獮有中國文化，產生在特別大的地面上。這是雙方最相異的一點。人類文化的最先開始，他們的居地，均賴有河水灌溉，好使農業易於產生。而此灌溉區域，又須不很廣大，四圍有天然的屏障，好讓這區域襄的居民，一則易於集中而到達相當的密度，一則易於安居樂業而不受外圍敵人之侵擾。在此環境下，人類文化始易萌芽。埃及尼羅河流域，巴比侖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印度印度河流域，莫不如此。印度文化進展到恆河流域，較爲擴大，但仍不能與中國相比。中國的地理背景，顯然與上述諸國不同。
普通都説，中國文化發生在黃河流域。其實黃河本身並不適於灌溉與交通。中國文化發生，精密言之，並不賴藉於黃河本身，他所依憑的是黃河的各條支流。每一支流之兩岸和其流進黄河時兩水相交的那一個角裏，卻是古代中國文化之搖藍。那一種兩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帶，這是一個水椏杈，中國古書裏稱之曰「汭」，汭是在兩水環抱之内的意思。中國古書裏常稱渭汭、涇汭、洛汭，即指此等三角地帶而言。我們若把中國古史上各個朝代的發源地和根據地分配在上述的地理形勢上，則大略可作如下之推測。唐、虞文化是發生在現在山西省之西南部，黃河大曲的東岸及北岸，汾水兩岸及其流入黃河的椏杈地帶。夏文化則發生在現在河南省之西部，黃河大曲之南岸，伊水、洛水兩岸，及其流入黃河的椏杈地帶。周文化則發生在現在陝西省之東部，大曲之西岸，渭水兩岸，及其流入黃河的椏杈地帶。這一個黄河的大隈曲，兩岸流著涇、渭、伊、洛、汾、涑幾條支流，每一條支流的兩岸，及其流進黃河的三角椏杈地帶裏面，都合宜於古代農業之發展。而這一些支流之上游，又莫不有高山疊嶺爲其天然的屏蔽，故每一支流實自成爲一小區域，宛如埃及、巴比侖般，合宜於人類文化之生長。而黄河的幾個渡口，在今山西省河津、臨晉諸縣的，則爲他們當時相互交通的孔道。
據中國古史傳説，虞、夏文化極相密接，大概夏部族便從洛水流域向北渡過黃河，而與汾水流域的虞部族相接觸。其主要的渡口爲平陸的茅津渡。稍東的有孟津。周部族之原始居地，據舊説乃自今陜西渭河上流逐步東移。但據本書作者之意見，頗似有從山西汾河下流西渡黄河轉到陝西渭河下流之可能。無論如何，周部族在其定居渭河下游之後，常與黄河東岸汾水流域居民交通接觸，則爲斷無可疑之事。因此上述虞夏周三氏族的文化，很早便能融成一體，很難再分辨的了。這可以説是中國古代較爲西部的一個文化系統。
中國古代的黃河，流到今河南省東部，一到鄭縣境，即折向北，經今河南濬縣大伾山下，直向北流，靠近太行山麓，到今天津附近之潮海灣入海。在今安陽縣（舊彰德府）附近，便有漳水、洹水流入黃河，這裏是古代殷、商氏族的政府所在地。他們本由黃河南岸遷來，在此建都，達二百八十年之久。最近五十年内，在那裏發掘到許多牛胛骨與龜版，上刻貞卜文字，正爲此時代殷、商王室之遺物，因此我們對於此一時期中在此地域的商文化，增多了不少新智識。原來的商族，則在今河南省歸德附近，那裏並非黄河流經之地，但在古代則此一帶地面保存很多的湖澤，最有名的如孟諸澤、蒙澤之類。也有許多水流，如睢水、濊水（即）之類。自此（歸德）稍向北，到河南中部，則有滎澤、圃田澤等。自此稍東北，山東西部，則有菏澤、雷夏、大野等澤。大抵商部族的文化，即在此等沼澤地帶產生。那一帶正是古代淮水、濟水包裹下的大平原，商代文化由此漸漸渡河向北伸展而至今河南之陽，此即所謂殷墟的，這可以説是中國古代較爲東部的一個文化系統。這一個文化系統，再，或可發生在中國之極東，燕、齊濱海一帶，現在也無從詳説了。
但在有史以前很早時期，似乎上述的中國東西兩大系統的文化，早已有不斷的接觸與往來，因此也就很難分辨説他們是兩個系統。更難説這兩大系統的文化，孰先孰後。
現在再從古代商族的文化地域説起。因爲有新出土的甲骨文爲證，比較更可信據。那時商王室的政治勢力，似乎向西直達渭水流域，早與周部族相接觸，而向東則達今山東、河北兩省沿海，中間包有濟水流域的低窪地帶。向東北則直至边遼流域，向南則到淮水流域，向西南則到漢水流域之中游，説不定古代商族的文化勢力尚可跨越淮、漢以南，而抵達長江北岸。這些地帶，嚴格言之，早已在黃河流域外，而遠在商代早已在中國文化區域裏。及到周代興起，則長江流域、漢水、淮水、遼河諸流域，都成爲中國文化區域之一部分，其事更屬顯明。
我們只根據上文約略所談，便可見古代中國文化環境，實與埃及、巴比侖、印度諸邦絕然不同。埃及、巴比侖、印度諸邦，有的只藉一個河流，和一個水系，如埃及的尼羅河。有的是兩條小水合成一流，如巴比侖之底格里斯與阿付臘底河，但其實仍只好算一個水系，而且又都是很小的。只有印度算有印度河與恆河兩流域，但兩河均不算甚大，其水系亦甚簡單，没有許多支流。只有中國，同時有許多河流與許多水系，而且都是極大和極複雜的。那些水系，可照大小分成許多等級。如黃河、長江爲第一級，漢水、淮水、濟水、遼河等可爲第二級。渭水、涇水、洛水、汾水、漳水等則爲第三級，此下還有第四級第五級等諸水系，如汾水相近有涑水，漳水相近有涑水、濮水，入洛水者有伊水，人渭水者有澧水、滈水等。此等小水，在中國古代史上皆極著名。中國古代的農業文化，似乎先在此諸小水系上開始發展，漸漸擴大蔓延，瀰漫及於整個大水系。我們只要把埃及、巴比侖、印度及中國的地圖仔細對看，便知其間的不同。埃及和巴比侖的地形，是單一性的一個水系與單一性的一個平原。印度地形較複雜，但其最早發展，亦只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與恆河流域，他的地形仍是比較單純。只有中國文化，開始便在一個複雜而廣大的地面上展開。有複雜的大水系，到處有堪作農耕憑藉的灌溉區域，諸區域相互間都可隔離獨立，使在這一個區域裏面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適合的濃度，再一面又得四圍的天然屏障而滿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則極適合於古代社會文化之醞釀與成長。但一到其小區域内的文化發展到相當限度，又可藉著小水系進到大水系，而相互間有親密頻繁的接觸。因此中國文化開始便易走進一個大局面，舆埃及、巴比侖、印度，始終限制在小面積裹的情形大大不同。若把家庭作訾喻，埃及、巴比侖、是一個小家庭，他們只備一個搖篮，只能長育一個孩子。中國是一個大家庭，他能具備好幾個搖籃，同時撫養好幾個孩子。這些孩子成長起來，其性情習慣自與小家庭中的獨養子不同。這是中國文化與埃及、巴比侖、印度相異原於地理背景之最大的一點。
其次再有一點，則關於氣候方面。埃及、巴比侖、印度全都近在熱帶，全在北緯三十度左右，物產比較豐足，衣食易給，他們的文化，大抵從多量的閒暇時間裏產生。只有中國已在北溫帶的較北地帶，在北緯三十五度左右。黃河流域的氣候，是不能和埃及、印度相比的，論其雨量，也遠不如娘及、印度諸地之豐富。古代中國北部應該和現在的情形相差不遠，我們只看周初時代豳風七月詩裏所描寫那時的節令物產以及一般農民生活，便知那時情形實與現在山西、陕西一帶黃河、渭水附近甚相類似。因此中國人開始便在一種勤奮耐勞的情況下創造他的文化，較之埃及、巴比侖、印度之閒暇與富足的社會，又是絕不相似了。二
根據上述，古代中國因其天然環境之特殊，影響其文化之形成，因有許多獨特之點，自亦不難想像而知。兹再約舉其大者言之。
第一：古代文化發展，皆在小環境裏開始，其缺點在於不易形成偉大的國家組織。獨有中國文化，自始即在一大環境下展開，因此易於養成並促進其對於政治、社會凡屬人事方面的種種團結與處理之方法與才能。遂使中國人能迅速完成爲一内部統一的大國家，爲世界同時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二：在小環境裏產生的文化社會，每易遭受外圍文化較低的異族之侵凌，而打斷或阻礙其發展。獨有中國文化，因在大環境下展開，又能迅速完成國家内部之團結與統一，因此對於外來異族之抵抗力量特別强大，得以不受摧殘，而保持其文化進展之前程，逐漸發展。直至現在成爲世界上文化緜歷最悠久的國家，又爲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三：古代文明多在小地面的肥沃區域裏產生，因此易於到達其頂點，很早便失卻另一新鮮向前的刺激，使其活力無地使用，易於趨向過度的奢侈生活，而招致社會内部之安逸與退化。獨有中國文化，因在較苦瘠而較廣大的地面產生，因此不斷有新刺激與新發展的前途。而在其文化生長過程下，社會内部亦始終能保持一種勤奮與樸素的美德，使其文化常有新精力，不易腐化。直到現在，只有中國民族在世界史上仍見其有雖若陷於老朽，而仍有其内在尚新之氣概，此又爲並世諸民族所不逮。
因於上述三點，所以中國文化經過二三千年的發展，完成了他的上古史之後，一到秦、漢統一時代，正爲中國文化開始走上新環境、新氣象之另一進程，渐渐由黃河流域擴展至長江流域的時代。而與他同時的幾個文明古國，如埃及、巴比侖、印度等，皆已在世界文化史上開始退出他們重要的地位，而讓給其他的新興民族來扮演另一幕的主角了。三
若照全世界人類文化已往成績而論，便只有西方歐洲文化和東方中國文化兩大系統，算得源遠流長，直到現在，成爲人類文化之兩大主幹。我們不妨乘便再將此兩大文化約略作一簡單的比較。歐洲文化的遠祖是希臘，希臘文化燦爛時期，正和中國西周乃至春秋、戰國時代相平行。但雙方有一極大的不同。希臘諸邦，雖則有他們共同的文化，卻從没有他們共同的政治組織。希臘永遠是一種互相獨立的市府政治，每一市府，各成一單位。中國西周乃至春秋時代，雖亦同樣有許多國家，每一國家雖則幾乎亦同樣以一個城市，即中國古書中稱爲「國」的爲中心，但這些國家，論其創始，大體都由一個中央政府，即西周王室所分封，或經西周王室之正式承認。因此西周時代的中國，理論上已是一個統一國家，不過只是一種「封建式的統一」，而非後代郡縣式的統一而已。中國此時之所謂「封建」，亦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不同。惟其如此，所以一到春秋時代，雖則西周王室東遷，他爲中原諸侯共主的尊嚴早已失去，但還可以有齊桓公、晉文公一輩在列國諸侯中稱霸爲盟主的起來，代替王室，繼續聯合和好與統一的工作。這是西方希臘政治所不能完成的。因此西方希臘諸市府，一到中國秦、漢時代，便不免完全爲羅馬所吞滅，從此西方文化又要走人一新境界。但中國溱、壤時代，卻並非如西方般，由外面來了一個新勢力，把舊有的中國吞滅，中國秦、漢時代，只是在舊中國的内部，自身有一種改進，由封建式的統一，轉變而成「郡縣式的統一」，使其統一之性質與功能，益增完密與强固而已。
我們繼此可以説到西方羅馬與漢代之不同。羅馬政府的性質，論其原始也和希臘市府一般。後來逐步向外伸張，始造成一個偉大的帝國。這一個帝國之組織，有他的中心即羅馬城，與其四圍之征服地。這是在帝國内部顯然對立的兩個部分。至於中國漢代，其開始並没有一個像希臘市府般的基本中心，漢代的中國，大體上依然承襲春秋、戰國時代來，只在其内部組織上，起了一種新變化。這一種變化，即如上節所説，由封建式的統一轉變成爲郡縣式的統一。因此漢代中國，我們只可説他有了一種新組織，卻不能説他遇到一個新的征服者。羅馬帝國由征服而完成，漢代中國則不然。那時的中國，早已有他二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商、周時代，國家體制早已逐漸完成了。一到漢代，在他内部，另有一番新的政治組織之醒釀與轉化。因此在羅馬帝國裏面，顯然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兩部分之對立，而在漢代中國，則渾然整然，只是一體相承，並没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區分。西方習慣稱羅馬爲帝國（Empire），漢代中國決不然，只可稱爲一國家（Nation）。照西方歷史講，由希臘到，羅馬不僅當時的政治形態變了，由市府到帝國，而且整個的國家和人民的大傳統也全都變了，由希臘人及希臘諸市府變到羅馬人與羅馬帝國。而那時的中國，則人民和國家的大傳統，一些也没有變，依然是中國人和中國，只變了他内部的政治形態，由封建到郡縣。
我們再由此説到羅馬覆亡後的西方中古時期，和中國漢代覆亡後之魏晉南北朝時期，兩者中間仍有顯著的不同。羅馬覆亡，依然和希臘覆亡一樣，是遇到了一個新的征服者，北方蠻族。此後的歐洲史，不僅政治形態上發生變動，由帝國到封建，而且在整個的人民和國家的大傳統上也一樣的發生變動，由南方羅馬人轉變到北方日耳曼人，又由羅馬帝國轉變到中世紀封建諸王國。中國漢代的覆滅，並不是在中國以外，另來了一個新的征服者，而仍然是在中國内部起了一種政治形態之動盪。東漢以後，魏、蜀、吳三國分裂，下及西晉統一，依然可以説是一種政治變動，而非整個民族和國家傳統之轉移。此後五胡亂華，雖有不少當時稱爲撕人的乘機起亂，但此等胡人，早已歸化中國，多數居在中國内地，已經同樣受到中國的教育。他們的動亂，嚴格言之，仍可看作當時中國内部的一種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而非在中國人民與中國國家之外，另來一個新的征服者。若依當時人口比數論，不僅南方中國，全以中國漢人爲主體，即在北方中國，除卻少數湖族外，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主要戶口依然是中國的漢人。當時南方政治系統，固然沿著漢代以來的舊傳統與舊規模，即在北朝，除卻王室由胡族爲之，其一部分主要的軍隊由_人充任以外，全個政府，還是胡、漢合作。中國許多故家大族，没有南遷而留在北方的，依然形成當時政治上的中堅勢力，而社會下層農、工、商、賈各色人等，則全以漢人爲主幹。因此當時北朝的政治傳統，社會生活，文化信仰，可以説一樣承襲著漢代而仍然爲中國式的舊傳統。雖不免有少許變動，但這種變動，乃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所不免。若單論到民族和國家的大傳統，文化上的大趨向，則根本並無搖移。
因此西方的中古時代，北方蠻族完全以一種新的民族出現而爲此下西方歷史之主幹，舊的羅馬人則在數量上已成被壓倒的劣勢而逐漸消失。反之，在中國史上，魏晉南北朝時代，依然以舊的中國人爲當時政治、社會、文化各部門各方面之主幹與中堅。至於新的胡人，只以比較的少數加入活動，如以許多小支流浸灌入一條大河中，當時雖有一些激動，不久即全部混化而失其存在了。這一層是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和歐洲中古時期的絕大不同處。
因此西方的中古時期，可以説是一個轉變，亦可説是一個脫節，那時的事物，主要的全是新輿的。北方日耳曼民族成爲將來歷史和文化之主幹，這是新興的。當時所行的封建制度，亦是新興的。西方的封建，乃羅馬政治崩潰後，自然形成的一種社會現象，根本與中國史上西周時代所謂的封建不同。中國的封建制度，乃古代中國統一政治進展中之一步驟、一動象；西方封建，則爲羅馬政治解消以後一種暫時脫節的現象。那時在西方主持聯合與統一工作的，主要者並非封建制度，而爲基督教的教會組織。這種教會組織又是新興的。希臘、羅馬和基督教會之三者，成爲近代西方文化之三主源。在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雖同樣有印度佛教之流入，並亦一時稱盛，但在歷史影響上，復與西方中古時期的基督教絕然不同。基督教是在羅馬文化爛熟腐敗以後，完全以新的姿態出現而完成其感化北方蠻族的功能的。但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中國，則以往傳統文化並未全部衰歇。孔子的教訓，依然爲社會人生之最大信仰與最大歸趨，只在那時又新增了一個由印度傳來的佛教，而一到唐代以後，佛教也到底與儒教思想相合流相混化。因此我們可以説，在歐洲中古時期，論其民族，是舊的羅馬民族衰歇而新的民族興起。在中國則只在舊的中國漢民族裏面增加了一些新民族新分子，胡人。論政治，在歐洲中古時期，是舊的羅馬統治崩漬，而新的封建社會興起。在中國則依然是秦、漢的政治制度之沿續，根本上並無多少轉換。論文化與信仰，在歐洲中古時期，則由舊的羅馬文化轉變到新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國，則依然是|個孔子傳統，只另外又加進一些佛教的成分。卻不能説那時的中國，由舊的孔教而變成爲新的佛教了。
由此言之，西方的中古時期，全是一個新的轉變，而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中國，則大體還是一個舊的沿褰。那些王朝的起滅和政權之轉移，只是上面説的一種政治形態之動盪。若論民族和國家的大傳統，中國依然還是一個承續，根本没有搖移。
根據上述，來看近代西方新興的民族國家，他們在西洋史上，又都是以全新的姿態而出現的。論其民族和國家的大傳統，他們復和古代的希臘、羅馬不同。但中國史則以一貫的民族傳統與國家傳統而緜延著，可説從商、周以來，四千年没有變動。所有中國史上的變動，傷害不到民族和國家的大傳統。因此中國歷史只有層層團結和步步擴展的一種緜延，很少徹底推翻與重新建立的像近代西方人所謂的革命。這是中西兩方歷史形態一個大不同處，因此而影響到雙方對於歷史觀念之分歧。西方人看歷史，根本是一個「變動」，常由這一階段變動到那一階段。若再從這個變動觀念上加進時間觀念，則謂歷史是「進步」的，人類歷史常由這一時代的這一階段，進展到另一時代的另一階段。但中國人看歷史，則永遠在一個「根本」上，與其説是變動，不如説是「轉化」。與其説是進步，不如説是「緜延」。中國人的看法，人類歷史的運行，不是一種變動，而是一種轉化。不是一種進步，而是一種緜延，並不是從這一階段變動、進步而達另一階段，只是依然在這一階段上逐漸轉化、緜延。
變動、進步是「異體的」，轉化、緜延則是「同體的」。變動、進步則由這個變成了那個。轉化、緜延則永遠還是這一個。因此西方人看歷史，常偏向於「空間」的與「權力」的「向外伸展」：中國人看歷史，常偏向於「時間」的與「生長」的「自我緜延」。西方人的看法，常是「我」與「非我」兩個對立。中國人的看法，只有自我一體渾然存在。雙方歷史形態之不同，以及雙方對於歷史觀念之不同，其後面便透露出雙方文化意識上之不同。這一種不同，若推尋根柢，我們依然可以説中西雙方全都受著一些地理背景的影響。中國在很早時期，便已凝成一個統一的大國家。在西方則直到近代，由中國人眼光看來，依然如在我們的春秋、戰國時代，列國紛爭，還没有走上統一的路。
中國歷史正因爲數千年來常在一個大一統的和平局面之下，因此他的對外問題常没有像他對内問題那般的重要。中國人的態度，常常是反身向著内看的。所謂向内看，是指看一切東西都在他自己的裏面。這樣便成爲自我一體渾然存在。西方歷史則永遠在列國紛爭，此起彼仆的鬥爭狀態之下，因此他們的對内問題常没有像他們對外問題那般的重要，西方人的態度，則常常是向外看的。所謂向外看，是指看一切東西都在他自己的外面，所以成爲我與非我屹然對立。惟其常向外看，認爲有兩體對立，所以特別注意在空間的「擴張」，以及「權力」和「征服」上。惟其常向内看，認爲只有一體渾然，所以特別注意到時間的「緜延」以及「生長」和「根本」上。四
其次説到雙方經濟形態，中國文化是自始到今建築在農業上面的。西方則自希臘、羅馬以來，大體上可以説是建築在商業上面。一個是徹頭徹尾的農業文化，一個是徹頭徹尾的商業文化，這是雙方很顯著的不同點。
依西方人看法，人類文化的進展，必然由農業文化進一步變成商業文化。但中國人看法，則並不如此。中國人認爲人類生活，永遠仰賴農業爲基礎，因此人類文化也永遠應該不脫離農業文化的境界，只有在農業文化的根本上再加緜延展擴而附上一個工業，更加緜延展擴而又附上一個商業，但文化還是一線相承，他的根本卻依然是一個農業。*
照西方人看，文化是變動的，進步的，由農到商截然不同。照人看，則文化還是根本的與生長的，一切以農爲主。這裏自然也有地理背景的影響。因爲西方文化開始如埃及、巴比侖等，他們本只有一個狹小的農業區，他們的農業文化不久便要達到飽和點，使他們不得不轉換方向改進到商業經濟的路上去。希臘、羅馬乃至近代西方國家莫不如此。在中國則有無限的農耕區域可資發展，因此全世界人類的農業文化，只有在中國得到一個繼長增榮不斷發展的機會。
中國歷史，在很早時期裏，便已有很繁榮的商業了。但因中國開始便成爲一個統一的大國，因此他的商業常是對内之重要性超過了對外。若西方各國，則常是對外通商的重要性超過了對内。因此雙方對商業的看法，也便有異。西方常常運用國家力量來保護和推進其國外商業。中國則常常以政府法令來裁制國内商業勢力之過分旺盛，使其不能遠駕於農、工之上。因此在西方國家很早便帶有一種近代所謂「資本帝國主義」的姿態，在中國則自始到今常採用一種近代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政策。
再換辭言之，農業文化是自給自足的，商業文化是内外依存的。他是要吸收外面來營養自己的。因此農業文化常覺得内外一體，只求安足。商業文化則常覺彼我對立，惟求富强。結果富而不足，强而不安，因此常要變動，常望進步。農業文化是不求富强但求安足的，因此能自本自根一線縣延。我們繼此講到科學和工業，科學知識和機械工業在現世界的中國是遠爲落後的。但中國已往歷史上，也不斷有科學思想與機械創作之發現，只因中國人常採用的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不患寡而患不均」。對於機械生產，不僅不加獎勵，抑且時時加以禁止與阻抑，因此中國在機械工業一方面，得不到一個活潑的發展。在中國的機械和工業，是專走上精美的藝術和靈巧的玩具方面去了。科學思想在中國之不發達，當然不止此一因，但科學没有實際應用的機會，自爲中國科學不發達的最要原因之一。五
其次我們再説到中西雙方對於人生觀念和人生理想的異同。「自由」（Liberty&Freedom）詞是西方人向來最重視的。西方全部歷史，他們説，即是一部人類自由的發展史。西方全部文化，他們説，即是一部人類發展自由的文化。「人生」、「歷史」和「文化」，本來只是一事，在西方只要説到「自由」，便把這三方面都提綱挈領的總會在一處了。在中國則似乎始終並不注重「自由」這個字。西方用來和自由針對的，還有「組織」和「聯合」（organization&Unity）。希臘代表著自由，羅馬和基督教會則代表著組織和聯合。這是西方歷史和西方文化的兩大流，亦是西方人生之兩大幹。我們只把握這兩個概念來看西方史，便可一一看出隱藏在西方歷史後面的一切意義和價值。但中國人向來既不注重自由，因此也便不注重組織和聯合，因爲自由和聯合的後面，還有一個概念存在的，這便是「兩體對立」。因有兩體對立，所以要求自由，同時又要求聯合。但兩體對立，是西方人注重向外看，注重在空間方面看的結果。是由西方商業文化内不足的經濟狀態下產生的現象。中國人一向在農業文化中生長，自我安定，不須向外尋求，因此中國人一向注重向内看，注重在時間方面看，便不見有嚴重的兩體對立，因此中國人也不很重視自由，又不重視聯合了。中國人因爲常偏於向内看的緣故，看人生和社會只是渾然整然的一體。這個渾然整然的一體之根本，大言之是自然、是天；小言之，則是各自的小我。「小我」與「大自然」混然一體，這便是中國人所謂的「天人合一」。小我並不和此大自然體對立，只成爲此體之一種根荄，漸漸生長擴大而圓成，則此小我便與大自然融和而渾化了。此即到達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國大學一書上所説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層一層的擴大，即是一層一層的生長，又是一層一層的圓成，最後融和而化，此身與家、國、天下並不成爲對立。這是中國人的人生觀。
我們若把希臘的自由觀念和羅馬帝國以及基督教會的一種組織和聯合的力量來看中國史，便得不到隱藏在中國史内面深處的意義與價值。我們必先瞭解中國人的人生觀念和其文化精神，再來看中國歷史，自可認識和評判其特殊的意義和價值了。但反過來説，我們也正要在中國的文化大流裏來認識中國人的人生觀念和其文化精神。
繼此我們再講到中西雙方的宗教信仰。西方人常看世界是兩體對立的，在宗教上也有一個「天國」和「人世」的對立。在中國人觀念裏，則世界只有一個。中國人不看重並亦不信有另外的一個天國，因此中國人要求永生，也只想永生在這個世界上。中國人要求不朽，也只想不朽在這個世界上。中國古代所傳誦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便從這種觀念下產生。中國人只想把他的德行、事業、教訓永遠留存在這個世界這個社會上。中國人不想超世界超社會之外，還有一個天國。因此在西方發展爲宗教的，在中國只發展成「倫理」。中國人對世界對人生的「義務」觀念，反更重於「自由」觀念。在西方常以義務與權利相對立，在中國則常以義務與自由相融和。義務與自由之融和，在中國便是「性」（自由）與「命」（義務）之合一，也便是「天人合一」。
西方人不僅看世界常是兩體對立，即其看自己個人，亦常是兩體對立的。西方古代觀念，認人有「靈魂」「肉體」兩部分，靈魂部分接觸的是理性的「精神世界」，肉體部分接觸的是感官的「物質世界」。從此推衍，便有西方傳統的「二元論」的哲學思想。而同時因爲西方人認爲物質世界是超然獨立的，因此他們才能用純客觀的態度來探究宇宙而走上科學思想的大園地。中國人則較爲傾向「身心一致」的觀念，並不信有靈肉對立。他看世界，亦不認爲對我而超然獨立，他依然不是向外看，而是向内看。他認爲我與世界還是息息相通，融爲一體。儒家思想完全以「倫理觀」來融化了「宇宙觀」，這種態度是最爲明顯了。即在道家，他們是要擺脫儒家的人本主義，而從宇宙萬物的更廣大的立場來觀察真理的，但他們也依然保留中國人天人合一的觀點，他們並不曾從純客觀的心情上來考察宇宙。因此在中國道家思想裏，雖有許多接近西方科學精神的端倪，但到底還發展不出嚴格的西方科學來。
以上所述，只在指出中西雙方的人生觀念、文化精神和歷史大流，有些處是完全各走了一條不同的路。我們要想瞭解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我們先應該習得中國人的觀點，再循之推尋。否則若從另一觀點來觀察和批評中國史和中國文化，則終必有搔不著痛瘠之苦。第二章國家凝成與民族融和
我們要講述中國文化史，首先應該注意兩事。
第一是中國文化乃由中國民族所獨創，換言之，亦可説是由中國國家所獨創。「民族」與「國家」，在中國史上，是早已「融凝爲一」的。
第二事由第一事引申而來。正因中國文化乃由一民族或一國家所獨創，故其「文化演進」，四五千年來，常見爲「一線相承」，「傳統不輟」。只見展擴的分數多，而轉變的分數少。
由第一點上，人們往往誤會中國文化爲單純。由第二點上，人們又往往誤會中國文化爲保守。其實中國文化，一樣有他豐富的内容與動進的步伐。一
現在先説到中國民族，這在古代原是由多數族系，經過長時期接觸融和而淅遵統一的。迨其統一完成之後，也還依然不斷的有所吸收融和而日趨擴大。這仍可把上章所述的河流爲喻。中國民族譬如一大水系，乃由一大主幹逐段納入許多支流小水而匯成一大流的。在歷史上約略可分成四個時期。
第一期：從上古迄於先秦。這是中國民族融和統一的最先基業之完成。在此期内，中國民族即以華夏族爲主幹，而納人許多別的部族，如古史所稱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類，而融和形成一個更大的中國民族，這便是秦、漢時代之中國人了。亦因民族融和之成功，而有秦、漢時代之全盛。
第二期：自秦、漢迄於南北朝。在此期内，尤其在秦、漢之後，中國民族的大流裏，又容匯許多新流，如匈奴、鮮卑、氏、羌等諸族，而進一步融成一個更新更大的中國民族，這便是時代的中國人了。這又因民族融和之成功，而有隋、唐時代之全盛。
第三期：自隋、唐迄於元末。在此期内。尤其在隋、唐以後，又在中國民族裏匯進許多新流，如契丹、女真、蒙古之類，而再進一步形成明代之中國人。這裏第三次民族融和之成功，因而有间代之全盛。
第四期：直自滿洲人關至於現代，在中國民族裏又繼續融和了許多新流，如滿洲、羌、藏、回部、苗、等，此種趨勢，尚未達到一止境。這一個民族融和之成功，無疑的又將爲中國另一全盛時期之先兆。
上面四個段落，僅是勉强劃分以便陳説。其實中國民族常在不斷吸收，不斷融和，和不斷的擴大與更新中。但同時他的主幹大流，永遠存在，而且極明顯的存在，並不爲他繼續不斷地所容納的新流所吞滅或衝散。我們可以説，中國民族是禀有堅强的持續性，而同時又具有偉大的同化力的。這大半要歸功於其民族之德性與其文化之内涵，關於這一層，我們在下面將絡續申述。二
其次説到國家，中國人很早便知以一民族而創建一國家的道理，正因中國民族不斷在擴展中，因此中國的國家亦隨之而擴展。中國人常把民族觀念消融在人類觀念裏，也常把國家觀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觀念裏。他們只把民族和國家當作一個文化機體，並不存有狹義的民族觀與狹義的國家觀，「民族」與「國家」都只爲文化而存在。因此兩者間常如影隨形，有其很親密的聯繫。「民族融和」即是「國家凝成」，國家凝成亦正爲民族融和。中國文化，便在此兩大綱領下，逐步演進。
就西方而言，希臘人是有了民族而不能融凝成國家的，羅馬人是有了國家而不能融凝爲民族的。直到現在的西方人，民族與國家始終未能融和一致。中國史上的「民族融和」與「國家凝成」之大工程，很早在先秦時代已全部完成了。而且又是調和一致了。我預備在本章裏約略敍述其經過。但在此有一事，須先申述。中國民族是對於人事最具清明的頭腦的，因此對歷史的興趣與智識亦發達甚早。遠在西元前八百四十一年，即中國西周共和元年以來，中國人便有明確的編年史，直到現在快近三千年，從未間缺過。即在此以前，中國也有不少古籍記載，保存到現在。而且此等古籍，早已對歷史與神話有很清楚的分別。因此中國古史傳説，雖也不免有些神話成分之羼雜，但到底是極少的。我們現在敍述中國古代，也不必拘拘以地下發掘的實物作根據。因爲在中國最近數十年來地下發掘的古器物與古文字，大體都是用來證明而不是用來推翻古史記載的。
以下我們對於古代中國「民族融和」與「國家凝成」之兩大事業，分成五個段落來加以敍述。三
中國民族之本幹，在春秋時代人的口裏，常稱爲諸華或諸夏，華與夏在那時人的觀念裏，似乎没有很大分別。據有些學者的意見，華與夏很可能本是指其居住的地名。在周禮和國語兩書裏，華山是在河南境内的，很可能便是今之嵩山，故今密縣附近有古華城。而夏則爲水名。古之夏水即今之漢水。華夏民族，很可能指的是在今河南省嵩山山脈西南直到漢水北岸一帶的民族而言。夏代的袓先即在此一帶，若再由夏代逆溯上去，則黃帝、虞舜等的故事，也在這一帶的相近地面流傳。至於更推而上，説到中國民族的原始情形，則現在尚難詳定。大體上中國民族遠在有史以前，早已是中國的土著了。他們散居在中國北方平原上，自然可以有許多支派和族系的不同。但因中國北方平原，區域雖廣，而水道相錯，易於交通，再則各地均同樣宜於農業之發展，生活情形易於同化，因此中國人在很早有史以前，各地相互間也早已有一種人文同化之趨向。由此在很早也就能形成爲一個大民族，即後代所謂的華夏民族。
華夏民族乃中國民族之主幹，因此中國古代史也以華夏民族爲正統。在中國古史傳説裏，最早而比較可信的，有神農、黃帝的故事。這便是華夏族中的兩大支。中國在很早的古代，即有一種「氏、姓」的分別。大抵男子稱「氏」，表示其部落之居地；女子稱「姓」，表示其部落之血統。在很早時代，中國似乎已有一種「同姓不婚」的習慣，因此各部落的男女，必與鄰居部落通婚姻。這一制度，也是促進中國人很早就能相互同化形成一大民族的原因。黃帝屬於姬姓，神農屬於姜姓。姬、姜兩部族，在華夏系裏是比較重要的兩支。他們的居地，大抵全在今河南省境。黃帝部族稍偏東，在今河南省中部襄城、許昌、新鄭一帶。神農部族稍偏西，在今河南省西部南陽、内鄉一帶，或直到今湖北省隨縣境。我們約略可以説，黃帝部族在淮水流域，神農部族則在漢水流域。兩部族東西對峙而又互通婚姻。古史傳説，神農氏母親，乃黃帝部族裏一個后妃。此雖不可即信，但卻説明了此兩部族互通婚姻，其來已久。古史又説，黃帝與神農氏後裔戰於阪泉之野。據本書作者推測，阪泉應在今山西省南部解縣境。大抵這兩部族的勢力均在向北伸展，渡過黃河。解縣附近有著名的鹽池，或爲古代中國中原各部族共同爭奪的一個目標。因此占到鹽池的，便表示他有爲各部族間共同領袖之資格，廣、濃兩部族在此戰爭，殆亦爲此。此後華夏族的勢力，向西伸展，到渭水流域，因此現在的華山便成爲陝西的山名了。華夏族的勢力向北伸展，到汾水流域，因此今山西省南境，在古代也稱爲夏墟了。在中國古史裏往往只看地名遷徙，可以推溯出民族遷徙的痕跡來。
中國古代各部族間，既已很早便通婚姻，則相互間必有許多問題待求解決，於是各部族間遂有推出一個公認的共主之必要。此事在黃帝、神農的傳説裏，已透露得很明白。此共主的資格，似乎最先由神農部族所傳襄，以後則爲黃帝部族所奪取，但稍後到唐、虞時代，似乎有一種新的推選方法，即所謂「襌讓制度」的產生。自有襌讓制度，便可免得兵戎相爭。根據孟子萬章篇和尚書堯典所説，這一制度大體如下：舊的共主先因其他各部族領袖之推舉（「岳牧咸薦」）而預行物色其繼承人，待繼承人選確定，則在舊共主的晚年，先使繼承人暫代政務，燒老舜攝，又曰濟相一面藉資歷練，一面亦備考驗，舊共主死後，繼承人正式攝政三年，然後退居以待各方意見之表示。後世相傳的三年之喪，即由此起，在此三年之喪的時期内，一切政事由冢宰主持，新王不參加預聞。若各方一致擁戴，則新共主地位始確立，舜、禹皆由此取得其新共主的資格。
孟子、堯典的敍述，是否全屬當時實情，現在無從懸斷。但堯、舜、禹的禪讓時代無疑的爲春秋、戰國時一致公認的理想黃金時代。堯、舜、禹諸人，也爲當時一致公認的理想模範皇帝。我們現在説唐、虞時代尚爲中國古代各部族間公推共主的時期，這大致是可信的。直要到夏禹以後，始由禪讓改成傳子之局，此後的史，遂有正式數百年繼統傳緖的王朝。四
中國古代史，直到夏王朝之存在，現在尚無地下發現的直接史料可資證明，但我們不妨相信古代確有一個夏王朝，這有兩層理由。
第一：是尚書裏召誥、多士、多方諸篇，西周初年的君臣，他們追述以前王朝傳統，都是夏殷、周連説，這是西周初年人人口中的古史系統，宜可遵信。
第二：是近代安陽殷墟發掘的龜甲文字，記載商湯以前先王先公的名號，大致與史記商本記所載相同。這些王公的年代正與夏朝同時，我們既知太史公對商代世系確有根據，也可信他記夏代世系別有來歷。因此我們雖未發現夏代文獻的地下證據，但已可從殷墟遗物上作一間接的證明。
根據古代傳説，夏朝有十七君十四世四百七十多年。夏部族開始，大約在今河南省伊、洛兩水上源嵩山山脈附近，禹都陽城，在今河南登封縣。此後夏朝的勢力，逐漸渡河北向，直到今山西省南部安邑一帶，與唐、虞部族相接觸，因此古史上也常常虞、夏並稱，正可證明這兩支的接近。後來夏王朝的勢力，又沿黃河東下，直達今河北、山東、安徽諸省境，而舆商部族相接觸。
繼夏而起的爲商朝，其存在已有安陽殷墟遺物可資直接證明。其開始建立者商湯，都亳即商邱，在今河南省東部之歸德。他本是夏代一諸侯，後來以兵伐夏，代爲天子。在他前後商代都邑，曾屢經遷徙，直到盤庚，始定居今河南省北部之安陽。據説商代有三十一世，六百餘年。又一説是二九王，四百九十多年。單説他在安陽一段的歷史，已有二百七十多年了。他們自稱其居地曰「大邑商一，這大概是表示他們統治各方爲萬邦共主的意思。那時在陝西省渭水下流的周部族，對商的關係上，根據殷墟甲文有稱「周侯」的，可見在政治意味上他們顯有主屬關係。那時商朝的政治威力，至少在政治名分上，已從今河南安陽向西直達陝西之西安。這已超過今日一千五百里的遙遠路程以外。若把安陽作一中心，向四圍伸展，都以一千五百里爲半徑，則商朝的政治規模必已相當可觀。
又據殷墟出土古物中，有鯨魚骨和鹹水貝等，可見殷代當時，對於東海沿岸之交通，必甚頻繁。貝應爲貨幣之用，則那時已早有相當的商業了。
繼續商朝的周代，那時文字記載的直接史料，留傳到今的更多了，我們對於周代的一切史實，知道得更詳盡更確實。大抵周代有三十七王八百六七十年，其間又分西周與東周。東周以下，中國史家別稱之爲春秋、戰國時代。單是西周自武王滅殷至幽王被殺一段，約佔三百五十多年。
我們現在再從夏、殷、周三代的都邑上來看，夏都陽城、安邑，周都豐、鎬在今陝西省西安境，全在偏西部分。殷都商邱、安陽，則在偏東部分。周人姓，與黃帝同一氏族，夏、周兩朝，似應同爲華夏系之主要成分。商人偏起東方，或應屬之東夷，與黃帝、夏、周諸部，初不同宗，但夏人勢力逐漸東伸，已與商族勢力接觸，而文化上亦得調和。隨後商人勢力西伸，代夏爲中國共主，文化上之調和益密。繼此周人又自西東展，代商爲天下共主。那時的商人，便早已融和在華夏系裏而成爲華夏民族新分子之一支。這正可爲我上文所説民族融和與國家凝成同時並進的一個好例。五
西周時代最重要的事件，厥爲「封建制度」之創始。但我們根據殷墟甲文材料，封建制度，早在商代已有。我們若把許多諸侯公認一王朝爲共主，認爲是封建制度之主要象徵，則理論上，遠在夏朝成立，那時便應有封建制度存在了。所以中國古史上多説封建起於夏代代，實非無因。但一到西周初年的封建，則實在另以一種新姿態而出現，所以我們也不妨説，封建制度由西周正式創始。西周初年的封建制度是间部族一種武裝的移民墾殖與政治統治。經過西周初年兩次對殷決戰，周人絡續將其宗族與親戚不斷分封到東方，成爲西周統治東方各部族的許多相互聯繫的軍事基點，因此造成中國史上更强固的統一王朝。在武王、成王兩世，西周已建立了七十多個新諸侯，這裏面有五十多個是西周同姓，此外大概亦多周代的姻戚與功臣。因此我們可以説，西周封建，實在是中央共主勢力更進一步的完成。
但西周封建，也並不專在狹義的統治方面打算。除卻分封同姓姻戚外，以前夏、殷兩朝之後裔，以及其他古代有名各部族的後代人也一一爲他們規劃新封地或保留舊疆域，這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而且允許他們各在自己封域内，保留其各部族傳統的宗教信仰與政治習慣。因此我們還可以説，西周封建，實在包含著兩個系統，和兩種意味，一個是「家族系統」的政治意味，一個則是「歷史系統一的文化意味。前一系統，屬於空間的展拓，後一系統，屬於時間的緜歷。此後中國文化的團結力，完全栽根在家族的與歷史的兩大系統上。而西周封建制度，便已對此兩大系統兼顧並重。可徵當時在政治上的實際需要之外，並已表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甚深之意義，這是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
論到當時關天子興諸侯間的相互關係，似乎只有一種頗爲鬆弛的聯繫，諸侯對其自己封地内一切措施，獲有甚大自由。然正因此故，更使源王室在名分上的統治，益臻穩固。這些據説全是西周初年大政治家周公的策劃。無怪將來的孔子，要對周公十分嚮往了。
再從另一方面説，周代封建和夏、殷兩朝的不同。大體上，夏、殷兩朝是多由諸侯承認天子，而在周代則轉換成天子封立諸侯。這一轉換，王朝的力量便在無形中大增。那時天子與諸侯間，有王室特定的朝覲（諸侯親見天子之禮）、聘問（派遣大夫行之）、盟會（有事則會，不協則盟）、慶弔諸禮節，而時相接觸，又沿襄同姓不通婚的古禮，使王室與異姓諸侯以及異姓諸侯相互間，各以通婚關係而增加其親密。因此數百年間的周朝，可以不用兵力，單賴此等鬆弛而自由的禮節，使那時的中國民族益趨融和，人文益趨同化，國家的向心力，亦益趨凝定。這便是中國傳統的所謂「禮治」精神。這一種禮治精神，實在是由封建制度下演進而來。
若論调代疆域，較之夏、商兩朝亦更擴大。天子都、在今陝西省西安境，但其封國，在東方的如齊（山東臨淄）、魯（山東曲阜）、吳（江蘇）、燕（河北），都已直達海濱，黃河上下游已緊密聯合在同一政治體制之下。商代遺臣箕子，遠避朝鮮半島王室因而封之，朝鮮半島的文化即由此啓發。古代傳説那時又有越裳氏來朝，越裳是今之安南。安南半島和朝鮮半島，一在中國之西南，一在中國之東北，同樣在很早時期裏便受到中國文化之薰陶與覆育。
以上所述，自唐、虞時代諸部族互推共主，進至夏、商王朝的長期世襲，再進之於周代之封建制度，從政治形態的進展上看，可説是古代中國國家民族逐步融和與逐步統一下之前半期的三階段，國經此三階段，已經明白確立了一個國家民族和文化之單一體的基礎。西周末年，正當西元前七七年，距西方希臘第一次舉行奧林匹克賽神競技不遠的時代，那時西周王室的地位，雖一時發生搖動，但中國人對於民族融和與國家凝成的工作，已經有了很深厚的成績。並不因此中止，下面便是所謂春秋、戰國時代。
現在再把上述三時期的年代，約略推記如下：中國歷史由西周中葉共和元年（西元前八四一年）以下，是有明確年歲可記的，以前則不甚準確，但大體可以推定。西周初年約當西元前一一三〇年左右。從此再推上二百七十年，當酉元前一四〇〇年間，則爲商王盤庚定居安陽的時代。從此再推上三〇〇年，約當商王朝初創之時期，則爲西元前之一七〇〇年。再推上五百年，當西元前二二〇〇年左右，應當中國史上之虞、夏禪讓時代。再上則不可細推了。自從虞、夏襌讓到西周王室傾覆，平王東遷洛邑（西元前七七〇），中間經歷一千五百年左右，始終有一中央共主的存在。而且此一共主的地位繼續强固，勢力繼續擴大，這正是冲嘣歷史上民族融和與國家凝成的兩大事業正在繼續進展中一個極好的説明。六
此下再説到東调周、春秋和戰國時代。東周以下春秋、戰國時代從政治意識與政治形態的進展上看，可以説是從「霸諸侯」到「王天下」的時代。春秋二百四十年是霸諸侯的活動時期，戰國二百三十年則爲王天下的活動時期，用現代術語來説，霸諸侯是「完成國際聯盟」的時期，王天下是「創建世界政府」的時期。
當西周王室避犬戎之禍東遷雒邑（今河南省洛陽）以後，周天子在政治上共主的尊嚴急速崩頹，封建諸侯相互間的聯繫亦因此解體。列國各務侵略，爭不息，各國内部亦政潮迭起，篡弑相尋，因此更招致異族戎狄侵凌之禍。（戎狄詳細見下）在此局面下，便有霸者蹶起。當時的霸業，便是諸夏侯國間的一種新團結。霸業最先創於濟，以後則落於晉（今山西省曲沃附近）。齊國姜姓，爲周代之姻戚；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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