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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10 07: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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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国平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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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出路在哪里

中国经济出路在哪里试读:

前言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在《双城记》开篇,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曾经这样描写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是令人绝望的冬天;我们前面什么都有,我们前面什么也没有;我们在直登天堂,我们在直下地狱。”

狄更斯的这段话正可以用来描写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济。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每年以10%左右的增速而“直登天堂”。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2010年,中国的GDP约为5.9万亿美元,比日本的5.47万亿美元多了大约4000亿美元,中国已经取代日本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GDP第二大国。于是,中国GDP何时将超越美国而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大国再次成为国内外追捧的话题。

英国智库NIESR预测说,中国将在201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GDP第一大国。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预测说,到2040年,以购买力计算,中国的GDP将高达123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40%,位居全球第一,远远超过只占14%的美国,而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10万美元。

然而,在中国经济赶超美国似乎指日可待之际,海外认为中国经济将崩溃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而在认为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人中,不乏经济学界与投资界的名人。

2010年初,美国《新闻》周刊将“中国经济的崩溃”列为“2010年十大世界预测”第二位。2010年1月,美国《纽约时报》以“做空中国”的大幅标题发表了对华尔街空头大师詹姆斯·查诺斯的采访。查诺斯说,中国房地产业的问题比迪拜严重1000倍,中国过多的货币造就了房地产泡沫,中国经济的崩溃将不可避免。另一个宣称中国经济将可能崩溃的人是被称为“末日博士”的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家诺里尔·鲁比尼。鲁比尼说,一旦中国经济无法继续支撑新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势必会大幅放缓。他预计,这种情况会出现在2013年后的某个时间。

除了通货膨胀接近5%外,中国经济算是平安度过了2010年,而且增长率还达到9.7%。2011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高达9.6%。在政府出台房产限购的禁令后,中国房地产市场没有下跌,更没有泡沫行将破裂的迹象。“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说法似乎已经不攻自破。

然而,中国经济没有在2010年崩溃,并不意味以后就不会崩溃,因为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那些问题并没有随着2010年的过去而消失。

2007年3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所谓不稳定,就是投资增长率过高,信贷投放过多,货币流动性过大,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所谓不平衡,就是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所谓不协调,就是一、二、三产业不协调,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的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所谓不可持续,就是我们还没能很好地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而且是需要长期努力的问题。”

四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日趋恶化的迹象。在繁荣的表面之下,中国经济仍然效率低下,缺乏创新能力,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而且,贫富分化严重。

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就将可能“直下地狱”。

中国经济的问题有多严重?

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如何形成,并恶化到今天的?

中国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章 效率低下的经济增长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被视为一个“奇迹”。

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甚至似乎打破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似乎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中国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与“亚洲经济奇迹”曾经让很多人相信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亚洲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一样,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又让人们相信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然而,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并不是什么“奇迹”。

经济增长模式有两种:一种模式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投入资本与人力,这就是常说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另一种模式就是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粗放式的增长。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表1-1、表1-2、表1-3分别是1980—2009年全球主要国家GDP年增长速度、GDP总量与人均GDP。

从1980年到2009年的30年中,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大约9.7%,远远高于全球其他主要国家的增长速度;其间,中国GDP总量从大约1900亿美元增长到了4.99万亿美元,增长了25.32倍,而人均GDP从193美元增长到了3744美元,增长了19.4倍。

中国GDP增长速度不仅高于欧盟27国等发达国家以及由30多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增速,也高于全球平均速度;在被称为“金砖四国”的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是最高的。表1-1 1980—2009年全球主要国家GDP年增长率(%)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表1-2 1980—2009年全球主要国家GDP总量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表1-3 1980—2009年全球主要国家人均GDP(单位:美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

从1950年到1980年,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曾经达到8%左右,被称为“亚洲经济奇迹”。与“亚洲经济奇迹”让很多人相信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于亚洲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一样,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人们相信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北京共识”的提出。

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说,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库珀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在他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是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模式,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北京共识”提出之后,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中国模式”成为国际媒体经常讨论的议题之一。例如,英国《卫报》在2004年5月27日刊登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而中国国内媒体则认为,“北京共识”已经取代了西方国家于1989年提出的“华盛顿共识”,甚至将“北京共识”与“北京模式”这两个概念的提出视为中国崛起的“软实力”。

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甚至似乎打破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似乎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中国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例如,制度经济学认为,完善的法治、政府权力受到公众的制约与监督、严格的产权保护等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但是,中国在所有这些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经济奇迹”。

二、高投资制造出来的高增长

然而,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奇迹”却提出了质疑。

早在1994年那篇质疑“亚洲经济奇迹”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克鲁格曼就曾说,如果以1964年为基础,那么1994年的中国经济同1964年时的中国经济在效率上并没有显著提高,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过在走亚洲其他国家的老路。2008年,在他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克鲁格曼又特别指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克鲁格曼赞扬中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其10多亿人口的收入提高了4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经历如此快的改善。”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因此,与所谓“亚洲经济奇迹”并不是“奇迹”一样,中国经济增长也不是什么“奇迹”。

几乎50%的GDP用于了投资

事实是,中国的投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高投资必然会造成经济的高增长。

表1-4是1980—2009年间,中国与全球其他主要国家的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率就是一个国家当年的GDP中,资本形成所占的比重,而资本形成就是通过购买机器设备、建造高楼大厦、修桥铺路等各种投资,形成固定资产与存货。其中,固定资产通常占绝大部分。表1-4 1980—2009年全球主要国家的资本形成率(%)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1-4显示,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一直在40%左右,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09年,中国47.66%的资本形成率是全球平均水平19.02%的2.5倍。47.66%的资本形成率意味着,2009年,中国的GDP中,有47.66%用于了投资。

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消费,为了改善公众的生活水平。在47.66%的GDP用于投资的情况下,公众的生活是很难有多大改善的。

为什么中国经济不是奇迹:高投资必然带来高增长

在投资率一直在40%左右的情况下,中国GDP的增长率想不达到8%都难,因为高投资几乎必然带来高增长。

投资的增长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即就业人口数量的增加与劳动人口素质的提高;二是土地投入的增长;三是投入资本的增加,例如投入更多的资本购买机器设备、厂房,或者修建道路等基础设施。

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必然带来经济增长。首先,人力资本投入数量的增加会导致经济增长。假如一个小学毕业的工人一天手工生产50公斤面包,每公斤面包卖10美元,那么,一个工人每天可以创造500美元的产值。两个工人手工就可能创造1000美元的产值。其次,人力资本投入质量的增加也会导致经济增长。假如一个受过初中教育的工人一天手工可能生产60公斤面包,那么,他一天就可以创造600美元的产值。

同小学毕业的工人相比,初中毕业的工人每天可以多创造100美元的产值,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这是工人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呢?不一定。从小学毕业到初中毕业,这是教育投入增加的结果,也就是人力资本投入增加的结果。因此,这多创造出来的100美元可能完全是人力资本投入增加的结果,而并非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

资本投入的增长也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在上面的例子中,一个小学毕业的工人手工每天生产50公斤面包。现在,市场上出现了面包制造机,每台机器的售价1000美元。使用机器,这个工人每天可以生产500公斤的面包,那么他创造的产值就必然从原来的500美元增长到了5000美元。产值是原来的10倍,那么,这是不是就是工人的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呢?不是,因为产值增加了10倍完全是因为这个工人有了机器的结果,而机器也是资本。因此,在这个例子中,产值的增加完全是购买这台机器所花的1000美元的资本投入所带来的。使用两台机器的话,产值就可以增加到10000美元。因此,资本投入的增加几乎必然导致经济的增长。

土地投入的增加也会带来经济的增长。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可耕地面积减少了14.43%,直逼养活13亿人口所必需的18亿亩的红线。可耕地面积的大幅减少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土地用于了城市的工业化。

三、没有效率的经济增长

中石油与中石化在中国是垄断企业,垄断了中国国内的石油市场。正因为如此,最近这些年中,不管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如何,中国国内的石油与天然气的价格几乎是只涨不跌。

但是,同国外石油企业相比,中石油、中石化的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怎么样呢?

表1-5是2008—2010年间,按销售收入排名“《财富》500强”中,荷兰皇家石油公司、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中国的中石化、中石油的排名。

可以看出,同外国石油公司的效率相比,中石化与中石油在全部3个指标上都远远落后。2009年,荷兰皇家石油公司的每一名员工能够为公司创造499万美元的销售收入,每一美元的资产能够创造0.093美元的回报(即资产回报率为9.3%),每一美元的销售收入能够创造0.057美元的净利润(即净利润率为5.7%)。而中石化每一名员工只能创造32万美元,每一美元的资产只能创造0.013美元的回报,每一美元的销售收入能够创造0.009美元的净利润,分别只有荷兰皇家石油公司的6.4%、14%与16%。表1-5 中石油、中石化与外国石油公司效率对比数据来源:2008—2010年“《财富》全球500强”。

在衡量公司业绩的各项指标中,权益回报率被认为是一个综合性最强的指标,它全面衡量公司的经营业绩。权益回报率告诉人们,公司将股东一美元的资本用来投资,能够给股东赚回多少钱。从表1-5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权益回报率上,同外国公司相比,中石油、中石化差得实在是太远了。

在中国的产业中,效率低下的绝不仅仅只是石油业。

2007年11月,中石油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中国移动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通讯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商业银行,中国人寿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保险公司。在中国公众与媒体欢呼并陶醉于中国的国有企业一个个地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时,这些国有企业的效率怎么样呢?

表1-6是2007年全球市值最大的10个公司中,中国公司与外国公司的市值与效率对比。表1-6 2007年全球市值最大10个公司的财务数据数据来源:各公司年报。

2007年,在全球市值最大的10个公司中,中国占了5个,它们的效率怎么样呢?我们把这5个中国国有企业与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比较一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市值为4847亿美元,虽然仅次于中石油而位居全球第二,但不到中石油市值的一半。然而,上述5个中国公司的销售总收入只有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1.16倍,净利润则只有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1.01倍,而员工总人数却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22.4倍。

而且,中国这5家公司都是国有垄断企业。其中,中国的利率管制让中国工商银行可以获得高达3.5%左右的利差收入,这就足以让它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在中国移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寿、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公司上市的背后,没有一个创业故事,也没有一项科技突破,有的不过是拿国有资产去圈钱而已;相反,在微软、通用电气的背后,却是一个个鲜活的创业传奇,是一项项科技进步。

再比较一下中美两国制造业效率的整体状况。2009年,美国制造业总产值为1.7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19.9%,而中国制造业的总产值为1.6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8.6%。表面看起来,在制造业上,中国与美国几乎毫无差距。国内媒体预测,最早在2011年,中国就会取代美国而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然而,2009年,美国制造业中从业人员占美国全部就业人口的8.9%,只有900万人,平均每人创造了18万美元的产值。中国制造业中的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9%,大约2.2亿,平均每人创造的产值只有7000美元。

四、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土地、人力资本与资本投入的增长;另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应地,经济增长模式有两种:一种模式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投入资本、土地与人力资本,这就是常说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另一种模式就是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科学技术的进步。

依靠投资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

依靠资本、土地与人力资本大量投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以这种方式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不可能长久维持。

为什么这种方式是不可能持续的呢?

首先,人力资本数量的增长与质量的提高都是有限度的。比如,虽然国家可以通过降低文盲率、提高大学入学率等方式来提高人口的质量,但文盲率一旦降低到0%,你还可能再下降吗?大学入学率到达100%,也就是说,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进入大学后,你还能提高大学入学率吗?

其次,随着土地与资本投入的增加,土地与资本的回报率将不可避免地下降。例如,一个小学毕业的工人手工每天生产50公斤面包,每公斤卖10美元;使用机器,这个工人每天可以生产500公斤的面包,那么他创造的产值从原来的500美元增长到了5000美元,产值是原来的10倍。再增加一台机器,产值从5000美元增长到10000美元,虽然产值总量增加了,但是,使用两台机器的总产值只有使用一台机器总产值的2倍。再增加一台机器,产值从10000美元增长到15000美元,虽然产值总量增加了,但是,使用三台机器的总产值只有使用两台机器总产值的1.5倍。这样,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有两个:一个是增长率不可避免地下降,从10倍下降到2倍,从2倍下降到1.5倍;另一个是为了维持10倍的增长率,而投入更多的资金,购买更多的机器。然而,资金并不是人们需要多少就有多少的。这样,最终的结果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济增长率不可避免地下降。

因此,依靠资本、土地和人力资本等大量投入的经济增长就是简单的消耗资源。随着资源的日益耗减,经济增长率也就不可避免下降,甚至可能爆发经济危机。只有依靠技术进步拉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才是唯一可持续的增长。技术进步还可以打破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瓶颈,为经济增长不断提供新的动力。例如,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日益枯竭越来越制约经济的发展,技术进步将可能创造出替代能源,从而打破石油的枯竭对经济发展的限制。

劳动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只贡献了22%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平均为9.7%左右。国内外的一些经济学家们估计,中国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4.7%,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为大约2.7%,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为2.3%。因此,在中国经济9.7%的增长率中,最主要动力是资本投入,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2%,这一比例甚至比“亚洲金融危机”前亚洲国家的40%还要高很多。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与人力资本投入的总贡献率为78%,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只占22%。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自1996年以来,虽然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只增长了大约1.2%,但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大约2.5%,因此,美国经济增长中,大约50%来自科技的进步。

中国的人力资本已经到极限

中国目前过度依靠投入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

首先,除非中国在人口与教育政策上作出重大改变,否则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看,中国的人力资本已经很难对经济增长作出更多的贡献,我们常说的“人口红利”,即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数量与质量上的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未来不久将被消耗殆尽。

我们先看看中国人力资本的数量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就是年龄在15~65岁之间,可以参与劳动的人口。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仍在增加,但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出现负增长。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的“人口红利”预计在2015年左右结束。而且,中国14岁以下人口所占的比例也在减少。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14岁以下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22.89%,但到2005年底,已经减少到了20.27%,五年之内下降了将近3%。

中国人力资本的质量方面也难以有更大提高。中国的文盲率已经从1964年的33.58%降低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6.72%,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全国大学本专科的招生人数从1978年的40万增长到2009年的639万,而2007年普通高中毕业人数约为830万,也就是说,2009年普通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的比例已经高达77%。硕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从1978年的大约8000人增加到了2009年的45万人,增长了56倍。2009年普通高校本科生升入硕士研究生的比例高达18%。因此,除非中国的大学、研究生招生再大规模地扩招,否则中国人力资本的质量难以进一步提高。

1994年,在以新加坡为例,说明亚洲经济并非“奇迹”时,克鲁格曼就曾说,除非新加坡让所有人都去读博士,否则新加坡经济的增长速度必然下降。

为了促进中国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上的增加,中国可以采取什么措施呢?首先,改变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其次,在基本解决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发展和推进12年义务教育;第三,扩大国内大学的改革,开放高等教育市场,鼓励民营资本与外资投资高等教育,让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进一步走向普及和大众化。

问题是,这些措施真的可行吗?

例如,开放高等教育市场,让民营资本与外资投资高等教育是一条理论上可行的道路。但是,实践中真的可行吗?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深圳创办了南方科技大学,本来希望南方科技大学能够成为中国第一所独立于现行教育体系的高校。结果,南方科技大学的22名理事中,只有4名不是深圳政府官员。舆论普遍认为,南方科技大学被政府“招安”了。

中国的资本投入也已接近极限

资本投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储蓄率。一个国家中,如果国民储蓄率很高的话,投资率会相应地很高,经济增长率必然也会很高。

有经济学家发现,国内的储蓄率高达30%的话,也就是国内储蓄占GDP比重达到30%话,那么经济增长率想不达到8%都很难。原因之一就是,国内储蓄率高的话,银行的贷款利率就会降低,进入股市的资金也会更多,企业就容易得到银行的贷款或者发行股票,增加资本的投入,用来购买机器设备,从而导致经济的增长。原因之二是,国内储蓄率高的话,本国的货币就有可能被低估,从而导致本国制造的产品的价格低廉,促进出口。因此,高储蓄率几乎必然导致经济的高增长率。

在1965—1995年的30年间,美国的国内储蓄率为18%,同期的投资率是17%;而亚洲地区这期间的储蓄率却高达32%,其投资率也因此达到31%的水平,几乎是发达国家的两倍,而亚洲国家的GDP增长率也相应地高达8%左右,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多。

表1-7是1980年到2009年间,全球主要国家历年储蓄率。表1-7 1980—2009年全球主要国家的国民储蓄率(%)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储蓄率(居民家庭储蓄、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三者之和)就一直在上升。2009年,中国的储蓄率为52.08%,是全球18.91%平均储蓄率的2.75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与地区中,国内储蓄率比中国高的只有4个。

中国的储蓄率不可能再高了。储蓄率,尤其是居民储蓄率太高的话,老百姓把钱都存入银行,不去购物,结果是国内消费不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需不足,经济的发展只能依靠出口。内需不足、过度依靠出口正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重大难题。因此,中国国内居民储蓄率不可能再提高,中国政府也不希望居民储蓄率继续提高。

显然,在中国的资本、人力资本都已基本接近极限的情况下,中国现有依靠资本与人力大量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很难维持。

五、苏联、亚洲“四小龙”与中国

卡尔·马克思说,“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世界经济史上,中国式低效率的高速增长曾经出现过。

20世纪50-70年代,苏联经济曾以8%的速度增长;20世纪60-9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的速度几乎就是苏联经济发展的翻版;如今,中国经济高达10%的年平均增长率更超过“亚洲四小龙”8.5%的辉煌业绩。

不过,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也有着与苏联、“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模式同样的缺陷,那就是缺乏效率,难以持续。

从“我们将埋葬你们”到被埋葬

1956年11月18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即政府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脱下自己的皮鞋,拿在手里,用力敲打着讲台,对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叫嚣着,“我们将埋葬你们!”

赫鲁晓夫为什么敢出此豪言?赫鲁晓夫的自信当然不仅来自苏联当时的军事实力,更来自苏联当时高速增长的经济力量。

按苏联官方统计,在战后自1951年至1980年的30年时间里,苏联经济以平均超过8.5%的速度增长,在工业发达国家中,苏联的这一增长速度仅次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让苏联的经济力量迅速地接近美国。195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分别为美国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的31%和30%,而到1980年则分别达到了美国的67%和80%。即使按美国总统经济政策委员会估计,1955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38%,但到1976年,上升到了55%。

苏联的科技实力似乎也在迅速发展。1957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又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将人送入了太空。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在访问中,赫鲁晓夫对苏联的经济成就进行了大肆宣扬。信以为真的美国人对苏联的经济力量开始惊恐起来。著名的《新闻周刊》警告说,苏联“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主宰全球经济”。当年底,在美国国会听证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也警告说,“如果如同我们预测的那样,在未来的十年中,苏联的工业继续以每年8%~9%的增长率增长,苏联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差距将缩小到足以威胁美国的地步。”

最终,苏联经济的迅速增长与科技上的进步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1960年,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宣布将采取措施加速美国经济的发展,在经济上迎接苏联的挑战。肯尼迪在美国国会宣布,美国将在1970年之前将人送上月球。

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经济以10%的速度增长时,西方则正在经历“大萧条”,一些左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于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约翰·凯恩斯为首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加强政府干预和管制的理论,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包括西欧和美国在内的市场经济国家迅速得到推行。在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苏联经济政策的影子。

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经济力量的迅速增长不仅让人们怀疑美国等西方国家能否继续主宰全球,而且让人们怀疑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与制度是否真的如同西方宣称的那么优越。苏联经济的高速增长让西方的很多学者、知识分子开始推崇苏联的经济增长模式。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文·胡佛就这么认为的。曾任前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胡佛被普遍视为比较经济制度学的创始人,他曾长期游历过苏联与欧洲国家。1957年,胡佛发表文章说,虽然苏联的官方数据夸大了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胡佛得出的结论是,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集体主义的、极权制国家”可能本质上就优于自由市场的民主制度。胡佛并预测,在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力量可能将超过美国。

然而,事实却是,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苏联的经济力量在1980年前后达到鼎盛之后,就每况愈下,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差距不是逐渐缩小,而是迅速扩大。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据,1990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只有美国的40%,而在苏联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的1913年,沙皇俄国这一指标就是39%。也就是说,经过长达72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与美国在经济上的差距又回到了沙皇俄国时代。

最终,1991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失败了,苏联也四分五裂。与此同时,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西方国家也无法继续下去。西方重新开始私有化,这才有了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经济的改造,有了之后20年全球范围内的私有化高潮,以及20世纪最后20年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

苏联非但没有能够埋葬资本主义的美英,反而埋葬了自己。那么,苏联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呢?

苏联的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式模式。据西方学者估计,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中,来自资本投入增长的比例,苏联为45%,日本为27%,美国为25%,西欧为18%。也就是说,苏联经济增长依靠资本投入增长的程度差不多是西方发达国家两倍。苏联的工业生产率仅为美国的2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9%。苏联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比发达国家高1~1.5倍,燃料和能源消耗高50%。结果就是苏联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例如,每卢布投资的工业产值增长额,1961—1965年为1.04卢布,1971—1975年降为0.83卢布,1981—1985年又降为0.44卢布。这些数字表明,苏联要获得同样的产出,20世纪80年代比60年代需要加倍的投入才能达到,经济增长只有依靠投资的加倍增长才能维持。

1994年,保罗·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在文章中,克鲁格曼说,苏联、东欧各国经济根本不存在奇迹,因为它们经济的增长几乎完全是靠大量的资本、劳动力投入而带来的,看不到生产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任何作用。

从“亚洲经济奇迹”到亚洲金融危机

在苏联走向衰落的同时,亚洲的一些国家与地区在经济上迅速发展起来。1950年至1980年间,日本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8%,是其他工业化国家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多。几年之后,其他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始以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齐头并进。1960年至1995年间,中国香港经济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7.7%,韩国的年均实际增长率8.1%,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为8.4%,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了8.6%,这几个国家与地区被合称为“亚洲四小龙”。在东南亚,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些“准小龙”们的经济增长率也不逊色多少。

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在短短十数年间走完了西方国家花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完成的变革,即从农业社会转变成了工业社会,它们因此而被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与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被称为“亚洲经济奇迹”。

亚洲经济的“奇迹”让这些国家领导人自信地断言,同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相比,它们的制度更加优越:以强势、甚至集权政府主导;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限制个人自由,并主导经济;为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而牺牲公众短期的利益。“亚洲经济奇迹”也让“亚洲价值观”成了流行的概念,成了美国商学院课堂里面常常讨论的话题。

与苏联的经济高速增长曾经让西方很多知识分子相信苏联的制度优于西方制度一样,“亚洲经济奇迹”开始让很多西方人相信,亚洲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似乎也具有西方国家所不具有的优势。例如,美国著名记者、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首席演讲撰稿人詹姆斯·法洛斯就曾认为,亚洲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亚洲体制”,西方国家无视这一体制的优越性将危及自己的经济安全。

然而,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克鲁格曼说,与苏联经济一样,所谓“亚洲经济奇迹”几乎毫无“奇迹”可言,因为,第一,亚洲经济的增长也几乎完全是大量的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而换来的,几乎看不到生产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任何影响;第二,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克鲁格曼甚至将新加坡的经济称为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的“孪生兄弟”,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增长“只会让斯大林感到自豪”。此外,克鲁格曼说,根据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预言苏联经济将主宰全球已经被证明毫无意义,根据20世纪80-90年代亚洲各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预言亚洲国家经济将主宰全球也将同样地毫无意义。

克鲁格曼的这番言论不仅引起了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的广泛争论,也激怒了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等“亚洲经济奇迹”的缔造者们。很快,克鲁格曼就遭到亚洲各国政府领导人、经济学家们的口诛笔伐。李光耀甚至宣布克鲁格曼为不受欢迎的人。1995年12月,亚洲各国的经济学家们更是聚集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会议,围攻克鲁格曼。这些亚洲经济学家们说,克鲁格曼根本不了解亚洲;亚洲国家的传统“价值观”造就了亚洲经济奇迹,而克鲁格曼对亚洲的传统“价值观”一无所知;克鲁格曼的数据完全是错的,等等。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克鲁格曼对“亚洲经济奇迹”的评论正是现代版“皇帝的新衣”。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亚洲各国经济陷入衰退,金融危机导致的社会动荡与经济萧条甚至引发了各国政治上的动荡。这些表明,亚洲各国经济中的缺陷甚至比克鲁格曼所指出的更加严重。

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并席卷亚洲各国,克鲁格曼成了先前讨伐他的泰国、新加坡等亚洲各国政府的座上宾,当年对他口诛笔伐的那些泰国、新加坡等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大多不得不闭嘴。

毛泽东主席:“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

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疑同样遇到了嘘声。虽然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们没有像当年亚洲其他国家政府领导人、经济学家们那样对他口诛笔伐,但纷纷发表文章予以驳斥。

2003年,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说,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按照常规的方法来衡量中国的资本、劳动力的投入量,因此克鲁格曼的数据不准确,高估了中国资本、劳动力的投入量。克鲁格曼的数据“失之毫厘”,结论也就“谬以千里”。2006年,当时还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的林毅夫说,经济学家们用“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概念来衡量生产效率,而对“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概念的经济学含义,克鲁格曼其实并没有完全弄明白;而且,克鲁格曼用的那些理论也早已过时。

不过,质疑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并不仅仅是克鲁格曼。例如,世界著名的瑞银集团(UBS)亚洲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也说,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是神话,也没有奇迹,不过是中国高储蓄的必然结果而已。安德森说,在中国储蓄率高达40%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想不达到8%都不行。

1952年,毛泽东主席曾经断言,“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毛主席的这个断言成为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流行口号。

毛泽东主席的断言与克鲁格曼等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质疑是否正确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了答案。

第二章 没有消费的经济增长

2009年7月10日,在北京出席“全球智库峰会”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感慨地说,“让中国人花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周小川行长之所以发出如此感叹,是因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需要老百姓花钱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时,中国公众表现不佳,配合无力,不肯花钱。

让国内老百姓花钱消费,即拉动内需,本来是政府与经济学家们应对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外国特别是美国人消费旺盛,中国的产品可以出口到海外,不需要中国老百姓大把大把地花钱消费,不需要什么内需,GDP也能节节攀升。然而,经济危机了,出口受阻,政府想到了内需,老百姓却不配合。

其实,中国公众并不是不会花钱,也不是不舍得花钱。

英国咨询公司做的《2009中国奢华品报告》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并且到2020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将达到120亿美元,中国也将取代日本而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自2010年初英国Burberry等奢侈品专卖点使用中国“银联”支付终端后,这些奢侈品的销量增长了50%左右,主要是中国富人消费造成的。自2009年一季度以来,中国汽车销量全球第一,成为全球汽车消费第一大国。无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以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实力,有这样可观的消费,这也说明,让中国人花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更容易。

中国人在海外的高消费更是不断地引起世界惊呼。澳大利亚旅游部门的统计表明,自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中国内地到澳大利亚旅游的人数超过10万人,居全球各国之首。统计结果还表明,中国人出手也最大方,中国游客在澳州人均消费约2200美元,而日本游客只花费约712美元。

中国人敢于消费,还体现在海外的教育投资上。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中国已有121.17万学子负笈海外,足迹遍及109个国家。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中就有1个中国学生。在这些学子中,肯定不乏在当地购房置业的。据美国媒体报道,2009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达到13万,比2008年增长了30%,其中2/3的学生是自费。

周小川行长的感叹经媒体报道,立即在国内导致很多人评论。有人在网上评论说,以中国人这样的花钱业绩,还说“让中国人花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说这不是一种嘲弄讥讽,便是一种诬陷。

一、直线下降的居民消费

不过,周小川行长还是有依据的。依据之一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中,内需不足,内需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过低;依据之二是,中国居民储蓄总额有增无减。

内需不足就是国内居民对于大众消费品的需求不足,也就是老百姓不愿或者没有能力购买各种耐用、非耐用商品与服务。在中国的GDP中,居民消费占的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在下降,因此,居民消费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且这种贡献还在下降。

直线下降的居民消费

那么,中国内需不足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比较一下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表2-1是1990—2009年间,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的GDP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表2-1 1980—2009年,全球主要国家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从表2-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其他主要国家与地区中,GDP主要是居民消费驱动的。全球平均而言,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60%左右,美国则一直在70%左右。而在中国,这个比例一直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全球202个国家与地区,2009年中国的34.88%居民消费水平位居第180位。

更严重的问题是,虽然最近这几年中,中国政府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刺激居民消费,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而结果恰恰相反——自2000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所占GDP的比重几乎是直线下降,到2009年,下降到了只有34.88%。改革开放前的1976年,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曾经达到过65%。

如果说2000年以前,政府没有给予居民消费以足够的重视,导致国内居民消费不足,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2000年以后,在政府开始给予了重视的情况下,居民消费仍然不断下降,这就说明中国经济确实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国内储蓄的居高不下

与居民消费不断下降相反,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在增长。

在第一章的表1-7中,我们已经看到,从1980年到2009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之高、储蓄率增长幅度之大,世所罕见。

表2-2是中国、美国两国的国内储蓄率比较。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是居民储蓄率、企业储蓄率与政府储蓄率三部分的总和。从1992年到2008年间,中国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全面上升。总储蓄率从1992年的36.4%上升到了2008年的53.2%,也就是说,中国每挣的100元人民币中,53.2元存进了银行。

在同一时期,美国的总储蓄率大约在15%,而居民储蓄率平均只有4.2%,不到中国居民储蓄率的1/5。美国整个社会的总储蓄率还没有中国居民储蓄率高。表2-2 中美两个居民储蓄率(%)数据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正是由于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乏力,2008年12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全面拉动内需被列为着重解决的问题。2010年10月27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扩大内需”首次成为独立章节,而且被列为“十二五”规划十大任务的首位。《建议》还提出,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中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二、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GDP是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之一,它被认为是能够最全面地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

拉动GDP的“三驾马车”

在现实生活中,GDP就是居民、企业、政府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三方面开支的总和。相应地,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就有三个:一是刺激消费,二是增加投资,三是鼓励出口。因此,人们常常把消费、投资与出口称为拉动GDP的“三驾马车”。

在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这三个手段中,长远来看,只有一个是可以持续的,那就是刺激消费。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而依赖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也是不可能持续的。

首先,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中,出口占的比例过高可能导致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依赖甚至依附于外国经济。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当一个国家的GDP中,出口额占了10%,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开始依赖于外国市场,而当这个比例达到30%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开始依附于外国市场了。一旦因为各种原因出口受阻,过度依赖出口甚至有可能引发国内经济危机。其次,鼓励出口可能导致外国政府的反倾销与反补贴,引发贸易摩擦,从而影响国际经济甚至国际政治关系。

那么,拉动中国GDP增长的这三驾马车怎么样呢?

表2-3所示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三大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状况。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很低;而且,自2000年以来,虽然政府在努力刺激消费,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一直在下降。此外,表中的“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两项,而“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一直在25%左右。因此,“居民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比表2-3中显示的低25%左右。

中国经济主要是靠投资在推动。表2-3中,2008年,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7.5%,如此之高的比例在全世界都罕见。由于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受阻,2009年,这一比例更高达骇人听闻的95.2%。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为9.7%,其中的8.7%是由投资带动的。问题还在于,在中国,大部分的投资是由效率低下的政府投资与国有企业投资构成的,而不是由投资效率更高的民营经济进行的。表2-3 三大内需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和拉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内需不足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图2-1是美国与中国的GDP中,净出口占的比重。图2-2是美国与中国的经济中,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图2-1 1990—2007年美国与中国净出口占GDP比重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虽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呼吁要转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从过度依赖出口转向由内需拉动增长。然而,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在不断提高:自1991年到2007年,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7%上升到了37%,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上升到了8%,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从10%上升到20%。2008年,全球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中国出口困难,但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仍然有7%。

依赖出口的恶果

由于内需不足,中国许多商品不仅出现供给过剩,而且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据报道,国内纳入国家监控的650余种商品类别中,生产能力长期过剩的就有620种之多,导致全国40%的产品必须长期依赖国际市场才能“低价倾销”。图2-2 1991—2007年美国与中国净出口对GDP贡献率

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对出口高度依赖的缺陷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

首先,随着中国制造业成本的上升与人民币的升值,中国出口产品的优势已经在削弱。目前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等周边国家的人工成本仅相当于中国的38%,这些国家和地区以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开始挤占“中国制造”的海外市场份额。2008年4月9日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说,根据美国商会上海分会的数据,在接受调查的外国在华公司中,17%的公司准备将部分经营撤离中国,而撤离中国的主要原因就是人民币升值。大量美国公司正准备撤离中国,将公司转移到越南等国家。虽然完全关闭在中国的经营而将业务全部转移到越南等国家的美国公司目前还不多,但包括英特尔、惠普等在内的很多美国公司在通过扩大在越南等地的投资这一方式而将经营撤离中国。

其次,中国廉价产品的大量出口引发了全球性的针对“中国制造”的“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目前全球35%的反倾销调查和71%的反补贴调查是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截至2009年,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与地区,连续4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与地区。仅自2008年11月以来,中国就遭受超过100项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占同期世界各国各地区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1/3,名列世界第一。2009年12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批准对中国产石油钢管征收约10%~16%的关税,这是迄今为止美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印度、墨西哥、阿根廷等国也已对中国产钢管等产品发起“双反”。2010年前3季度,17个国家对中国出口到该国的产品总共发起了54项“双反”调查。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2008年11月,中国出口7年来首次下跌,中国沿海企业大量倒闭,超过1000万流动人口失去了工作。中国政府因此而提出“保八”的目标,争取让2009年经济增长率保持不低于8%,并提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过度依赖出口可能导致中国爆发经济危机。

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尤其美国消费信贷支持下的过度消费)刚好形成互补,中国生产的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美国等发达国家。这种互补消化了中国部分过剩的生产能力,减少了中国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问题是,如果金融危机恶化,发达国家因此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中国商品出口;或者,因国家之间发生纠纷与争执,导致经济制裁,就有可能使中国的产品由于出口不畅而发生严重过剩。

事实上,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很多有可能导致中国出口受到限制的因素。

首先,中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不可能永久性存在下去。2007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2330亿美元,而据美国的统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更高达3210亿美元。对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是美国无法也无力承受的,因此,2009年以来,美国奥巴马政府已经开始要求中国减少出口,实行进出口平衡政策。如果中国以后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强烈要求下而实行进出口平衡政策,减少出口的话,中国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和中国内需严重不足的难题就会显现得更加清楚,那时,对中国而言,可能就会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更何况,即使美国不要求中国平衡进出口,中国自己也不能容许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长期持续下去,因为巨大的贸易顺差对中国也不是一件只有利而无弊的事情;而且,对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将导致美国经济陷入困境,而2008年经济危机已经证明,一旦美国经济出问题,中国也必将受到不利影响。

三、为什么内需不足?

中国长期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呢?

一方面,内需不足是国内居民消费不够,而另一方面,内需不足就是供应过度。所以,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也就是供应过度的问题。

供应过度是如何造成的

前面说过,中国很多商品不仅出现供给过剩,而且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国内纳入国家监控的650余种商品类别,生产能力长期过剩的就有620种之多,导致全国40%的产品必须长期依赖国际市场。

那么,中国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是如何产生的?

这个问题要追溯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拉动经济而不使中国经济陷入萧条之中,当时中国政府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政策就是:第一,政府大搞基本建设投资和重点工程投资;第二,鼓励各种资本扩大投资;第三,鼓励老百姓购买商品房,等等。

当时,为了扩大政府开支,以刺激内需,一方面,中国政府发行国债9100亿元,总计带动了超过3万亿的投资。但是,9100亿国债基本上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实行“医改、房改、教改”,企图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也就是既减少政府财政在这三大领域内的支出,把省下的钱用于大搞基本建设,同时逼迫老百姓在医疗、住房、教育上面花钱。

不幸的是,这种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仅没有解决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的问题,反而导致已有的问题更加严重。

第一,巨额投资用于新建、扩建工厂与基础设施,导致国内商品的生产与供应能力迅速扩张。由于投资效率低下,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率,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最近这十几年中,中国投资规模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结果导致国内生产与供应能力螺旋似地上升。

第二,“医改、房改、教改”给中国老百姓增加了巨大的负担,迫使老百姓不得不存钱。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居民储蓄迅速增加,一路上升,从1998年的5万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28万亿元,成为赶不出去的“笼中虎”。图2-3 1990—2008年中国居民储蓄总额

第三,这种政策从两个方面促进了全国性的地价、房价上涨,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首先,地方政府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支出,从此开始疯狂卖地的时代,其后果是使中国的财政演变成“土地财政”,造成中国愈演愈烈的“土地问题”与“地价问题”。其次,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巨额投资提高了居民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面对“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老百姓只能寻找保值的各种投资方向,大量资金进入中国房市,推动房价不断走高,而不断攀升的房价进一步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中国GDP中,居民消费的比重从2000年开始直线下降,这与中国房价的开始攀升不是巧合的。

第四,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实施之后,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委靡不振之际,中国经济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加上中国对外资提供的税收、土地等各种优惠政策,世界各国追逐利润的资本都看好中国经济的“繁荣”而蜂拥进入中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的外资急剧增加。从1979年到2007年,中国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到8990亿美元,居全球各国之首。虽然外资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资本,但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隐患。这个隐患就是,外资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商品生产与供应能力。每年进入中国的巨额外资,几乎没有增加中国的“内需”,反而增加了中国的供给与生产能力,给中国供应过度、内需不足的问题乱上加乱。

随后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商品出口更是疯狂性地增长,中国经济由此进入出口拉动增长的又一轮高速发展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帮助解决了中国商品的市场问题,中国生产与供应能力的过剩问题暂时得以掩盖起来,直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

为什么内需不足

要形成经济学上的“需求”,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要有对商品与服务的需要,二是要具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内需不足也是老百姓缺乏消费的能力,也就是没有钱来消费。那么,哪些因素导致中国老百姓没有能力消费呢?

中国国内居民对于商品与服务的巨大需要是毋庸置疑的,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前面提到过,根据英国咨询公司的调查,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当然,奢侈品消费只是13亿中国人中极少数人的消费,不能说明中国普通老百姓是不是舍得花钱。那么,中国普通老百姓是不是不舍得花钱呢?

早在2004年11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刘建昌博士在《经济观察报》发表《个人消费信贷是否可持续》一文。据刘建昌统计,2003年,上海的家庭负债率达到155%,北京为122%,而美国是多少呢?115%。中国上海与北京家庭的负债率已经超过远比中国富裕的美国家庭。自2005年以来,中国出现全国性的房价飙升,中国家庭的负债率绝对只会提高,而不会降低。中国人花钱到这种程度,还说“让中国人花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居民消费低是因为中国人的储蓄率高,中国人为什么储蓄率高呢?是因为中国人是孔夫子的后代,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是提倡节俭的;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要怪孔夫子,跟政府的政策没关系,跟经济体制没关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认为,上述看法不仅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而且是在帮政府推脱责任。他说,除非中国人2000年以后变得更加儒家,更加孔夫子化了。但是,事实上,中国人越来越不传统化,很多传统的文化都已经在消失,或者正在消失。因此,用儒家的节俭文化解释不了中国消费低这一现象。而且,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也都受到孔夫子的影响,但是日本、韩国的消费率要比中国的消费率高出20%多。

那么,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花钱花到了家庭负债累累的程度,而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却如此之低呢?

首先,全国性疯狂攀升的房价对居民消费形成了强烈的“挤出”效应。

老百姓的钱只可能花费在两个方面,即消费、投资。既然居民消费都没有增长,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即用于投资了。事实也正是如此。在GDP统计中,购买住房是计入投资,而不是计入消费中。全国性疯狂攀升的房价侵占了绝大部分居民的收入,形成对居民消费与储蓄的强烈“挤出”效应。因此,节节攀升的房价迫使中国老百姓将绝大部分收入用于购买住房,怎么可能还有很多的钱用于消费呢?

2010年2月25日,中央电视台报道,2009年中国全社会总共花掉了12.53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中央电视台没有报道的是,这12.53万亿元中,52%是花在住房上。政府是不会在住房上花钱的,因此,这52%(即6.24万亿元)应该完全是老百姓的住房开支。这样,我们可以算一下,2009年,中国老百姓到底花了多少钱在住房上,花了多少钱在耐用、非耐用品上。这12.53万亿元的52%是住房开支,只有48%(即5.88万亿元)花在政府与居民消费上。按照2008年政府消费占社会总消费27%的比例,5.88万亿元的消费中,政府消费花掉了1.59万亿,真正是老百姓花掉的就只有4.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9年,中国13亿老百姓花了6.24万亿元买房子,但只花了4.29万亿元来消费食品、衣服、家电等等。按人均计算,中国13亿人,平均每人花了4800元买房子,但只花了3300元来购买食品、衣服、家电等。所以,在中国老百姓的家庭开支中,住房开支实际上占了59%。

在《个人消费信贷是否可持续》一文中,刘建昌认为,中国个人消费信贷的主体是住房按揭贷款,而大城市的家庭高负债率主要是高房价引起的。以上海为例,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的价格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54倍,而国外一套住房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数怎么样呢?德国11.41,英国10.3,意大利8.61,法国7.68,美国6.53。连大家普遍认为人均土地资源极度匮乏的日本,这个比例也不过是11.07。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9年12月发表的报告中说,中国85%的家庭没有购买住宅的能力。

因此,毫不奇怪,房地产业成了中国大陆富豪们最主要的财富来源。在2009《福布斯》“中国财富榜”发布会上,《福布斯》全球版副主编范鲁贤(Russell Flannery)说,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前400名富豪,发现“美国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美国的地产商在富豪榜的前40位基本上已经消失,而中国有154位个人或家族房地产富豪扎堆在这个400富豪榜上”。在2009《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单中,前10位超级富豪中有5人从事房地产投资,其中3人的财富完全来自房地产领域;前40位巨富中,有19人从事房地产投资。2011年9月公布的《2011期胡润女富豪榜》的前50名女富豪中,18位来自房地产业,居各行业之首。

其次,中国绝大部分居民的收入并没有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同步增长,绝大部分居民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实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更远远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结果,伴随经济增长而产生的财富集中到了政府手中。在缺乏宪政与公众约束的情况下,集中到政府手中的财富中的绝大部分用于效率低下的投资,而并没有通过第二次分配来解决民生问题,或者解决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例如,在2008年的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72%的资金是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只有不到20%用来改善医疗保健等民生项目。

而且,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中,90%来自税收的增长,而在财政收入的增量部分中,来自税收的比例更高。例如,2007年,财政收入的增量中有91.6%来自税收增收,只有8.4%来自非税收入。根据中共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计算,中国真实的税负已达31%至32%,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真实税负水平。

在美国知名杂志《福布斯》公布的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紧随法国之后,位居全球第二。

问题还在于,中国现行的税制导致税收负担主要落在部分行业和企业及个人身上。高收入者享受着各种各样扣税的优势,而且逃税漏税现象严重;而3亿多工薪阶层由于收入来源只有工资薪金,在工薪项目的个人所得税由工作单位代扣代缴的情况下,工薪阶层根本不可能避税或者偷税逃税,因此工薪阶层成了目前中国税负最重的人群。据《瞭望》周刊2008年2月2日报道,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的工资、薪金所得,而富人的纳税份额不到30%。在美国,10%的最高收入者缴纳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税比重的80%以上。

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老百姓得到的比重越来越低,收入的大部分被政府、企业、资本家获得。2007年,中国的国民收入中,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比为1:3.3:2.8,居民收入小于企业所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已由2000年的51.4%下跌到2007年的39.7%。在私有企业中,私企老板获得的比重越来越高。在国有企业中,2008年以前,国有企业的利润全部由企业所有;2008年以后,才上缴5%~10%。结果,国有企业员工工资普遍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比例的降低,不仅导致大部分居民无力消费,而且导致贫富分化更加严重。

社会保障能力明显不足。美国的国民收入中,80%由国民所拥有。美国政府得到的20%,大部分又以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形式返还给了国民。健全的社会保障让美国人在消费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而中国怎么样呢?在中国,老百姓得到的国民收入仅有40%左右,其余的归政府与国有企业获得。而政府拿到的钱绝大部分用在政府支出与投资上,只有很小部分用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在养老、上学、看病三大重担之下,普通老百姓不可能随便花钱。

四、如何扩大内需,实现增长模式转变?

只有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那么,如何让中国经济由投资拉动、出口拉动转变为内需拉动呢?

严格控制外资的进入

首先,要严格控制外资的进入。中国已经没有继续大量吸引外资的必要,更没有为外资提供优惠政策的理由。

在中国的出口中,外资占了很大比例。2008年3月,北京大学公布的《中国制造蓝皮书》说,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连续多年超过50%。显然,外资是拉动中国投资和出口的“主力军”之一。中国出现长达十多年无法解决的内需不足难题,其原因之一就是大量外资进入中国造成的,外资在中国创造的内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它们创造了巨额生产能力,给中国本已严重的生产与供应能力过剩问题雪上加霜。

其实,外资并不是一个只有利而无弊的东西。外资能够给中国带来先进的技术是中国引进外资的主要理由之一,然而,外资并没给中国带来需要的技术。例如,中国汽车业全行业与外资合资的结果是,中国大街上所有的高档汽车中没有一款是中国拥有自主产权的。

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外资蜂拥进入中国后,面对技术与资金上远远超出自己的外国公司,加上中国各级各地政府给予外资企业的各种优惠,中国本土的企业根本无法发展起来,外资严重挤压了中国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

200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塔洛·卡纳教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印度会超过中国吗》。两位教授认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中国,至今没有出现任何真正能够挑战欧美跨国公司的本土高科技企业,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外资替代了本土企业,抑制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在吸引外资方面,印度远远比不上中国,但是,通过本国国民的创业,印度培育出了Infosys等众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因此,黄亚生与塔洛·卡纳认为,“印度会超过中国吗”已不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城镇化形成不了持久的内需

对于如何扩大内需,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在城镇化,通过城镇化以充分挖掘9亿农民的内需潜力。因此,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

城镇化通过扩大城市消费群体,拉动投资需求,确实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内需提供动力。但是,在目前、甚至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扩大内需的关键并不在于城镇化。

首先,城镇化并不必然导致进入城市的农民们的收入增长,因此,城镇化并不必然会带来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在中国现有城市居民的收入尚且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明显增长的情况下,谁能保证城镇化将必然增加新进入城市的农民们的收入?同在农村时相比,进入城镇后,农民们反而有可能面临更重的税收负担。

其次,城镇化往往伴随大量的投资,而在城镇化不能保障居民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以城镇化拉动经济的增长很可能演变成为新一轮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浪潮,甚至有可能造成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城镇化的恶果。

第三,在没有建立起必要的、新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即使广大农民们进了城,也会因为高昂的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等而面临“住不起、待不下”的局面。在不能保障新进入城市的农民们的收入能够得到增长之前,过快的城镇化有可能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形成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贫民窟”,导致城市化的畸形发展更加恶化。

进行体制改革,培育出一个庞大而富裕的中产阶级

从中国奢侈品消费的暴涨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并不是不会消费,也不是不愿消费。问题是,奢侈品消费只是极端富裕阶层的消费,而内需的旺盛需要庞大而富裕的中产阶级。

然而,在目前的中国,仅仅一套住房就足以消灭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消费能力。这种情况下,中国中产阶级的队伍不是在壮大,而是在萎缩。同时,税费的繁重与社会保障的缺乏更削弱了那些尚存一息的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消费能力。根据瑞银集团亚洲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的估计,即使根据最宽松的定义,中国大陆大约也只有1亿城市居民达到了作为中产阶级的标准。而且,根据美元计算的购买力来比较,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消费与美国中产阶级相比,仅仅是可以忽略不计的1%到2%。

只有富裕而庞大的中产阶级才能够形成持续稳定的消费能力,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培育并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些措施包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者获得的比例,缩小居民收入中的贫富差距;降低个人税收负担,并且改变个税主要由工薪阶层承担的状况;遏制房价的全国性疯狂上涨,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购买住房;增加政府在民生项目上的财政支出,降低老百姓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费用,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

其实,政府并非总是会或者总是能够代表广大人民,因此,政府与广大人民之间有可能存在利益上的冲突。这种冲突就是,在政府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任何政府都有扩大政府财政的倾向,而在社会财富总量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就意味着广大人民能够获得的收入必然会减少;政府常常会以各种手段将社会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并按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消费;政府还有可能将社会财富按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式进行分配。因此,要扩大内需,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就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将政府的权力严格约束在宪法法律之内,让广大人民参与到国家经济决策之中,并对政府的决策进行有效监督。只有这样,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才有可能朝有利于广大人民的方向进行,政府的财政支出才会真正用于解决民生问题,而住房、医疗、教育等广大人民的后顾之忧才可能得到解决。

第三章 没有创造力的经济增长

2009年12月,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来的年度人物是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而年度人物的第二名就是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劳动者”。《时代》周刊说,之所以将“中国普通劳动者”评为年度人物的第二名是因为,正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而让2008年金融危机没有进一步恶化。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时代》周刊在2009年2月19日评选出来的“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负责的25人”名单中,名列第16位的就是普通“美国消费者”。《时代》周刊说,美国公众大手大脚的消费正是造成2008年经济危机的罪魁之一。

对于《时代》周刊将“中国普通劳动者”评为年度人物的第二名,中国公众与中国媒体都感到莫大的荣幸,国内大大小小的媒体几乎都将它作为重要新闻作了报道。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全球经济处于危难之际,中国人的勤劳得到了在全球素负盛名的《时代》周刊的肯定,可是,勤劳的中国人却远没有美国人富有,远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像普通美国人那样能够大手大脚地消费。

一、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2008年经济危机是从美国开始的,而这场由美国引发、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并非美国贫穷导致的。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这场危机可以说是美国人的一场“富贵病”——正是美国人的富有导致的。

2008年金融危机是美国人的“富贵病”

为什么说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美国人的一场富贵病?

2008年金融危机是从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的。到2006年末,美国家庭的住房拥有率达到了70%,超过900万的家庭在1994—2006年间拥有了自己的住宅,美国人均居住面积达到60平方米,很多美国家庭购买了两栋、三栋,甚至更多的住宅,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与美国形成对比的是,2009年12月,一部名叫《蜗居》的电视剧红遍中国大江南北,因为无论是对于暂时做稳了“房奴”的中国百姓,还是对于想做“房奴”而不得的中国百姓,《蜗居》反应的正是当今中国残酷的现实。据说,正是因为《蜗居》反应了当今中国血淋淋的现实,它被禁播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9年12月7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85%的家庭无力购买住房。

那么,为什么如此勤劳的中国人却远没有美国人富有呢?

中国人常说,“勤劳致富”。其实,勤劳只能解决温饱,致富需要天才。中国的企业与工人从事的生产绝大部分就是没有品牌价值、没有科技含量、没有创新的低端加工。今天,创新与科技创造财富的能力远远超过勤劳,更具创造精神、科技远远领先的美国人更容易创造更多的财富,自然比勤劳的中国人更富裕,更有能力消费。

生产一台iPhone,中国只赚6.5美元

最近,美国苹果公司推出的两个产品系列风靡全球,一个是智能手机iPhone,另一个是平板电脑iPad。2011年5月9日,在苹果iPhone的北京专卖店,黄牛党们为了抢购到白色iPhone而插队,结果与维持秩序的专卖店外籍员工大打出手。2011年7月,上海海事大学外语学院教师梁震宇在微博上说,“iPad代表最先进的思想,我的学生也必须如此,没有iPad就不用来上课”。梁震宇的这条微博在媒体与舆论中引起轩然大波。

iPhone的包装上有这样的标志:“加州设计,中国制造(Designed in California, Made in China)”,因此,iPhone也算是“中国制造”。实际上,它是由台湾富商郭台铭的富士康公司在中国大陆组装的。

有人做过研究,第一代iPhone的售价600美元,而它的成本为178美元。在这178美元的成本中,只有6.5美元的制作成本是中国提供的。也就是说,制造一台iPhone,中国只得到6.5美元的收入,而这6.5美元包括富士康公司的利润、工人的工资、水电费等所有开支在内。

在制造业中,生产加工环节是最耗资源、最耗工时、最耗人力的环节。2010年底开始,工作压力导致富士康公司连续发生了12起工人跳楼事件。2011年,在环保组织提供的证据下,苹果公司也承认了、iPhone生产过程对中国的严重环境污染。在iPhone产生的收入中,从事生产加工的人应该获得最大的份额,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从事生产加工的中国只拿到6.5美元。如果我们把生产加工iPhone所消耗的各种资源、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粉尘对工人身体的影响、对环境的各种破坏、高强度工作对工人们心理健康的危害等计算进来,对中国来说,为美国生产加工iPhone很可能就是一件让我们亏损严重的事情。

在这个iPhone的例子中,从事最辛苦的生产加工环节工作的是中国,赚钱的却是美国的苹果公司。为什么呢?因为iPhone这个品牌是苹果公司的,苹果公司拥有这个品牌的价值,而中国没有。

iPhone只是无数个这样例子中的一个而已

2005年5月,面对西方国家指责中国以低廉的价格在外国倾销商品,前中国商务部长在法国巴黎说,中国要卖出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欧洲生产的“空中客车”飞机。为什么中国要用八亿件衬衫换才能换取人家的一架飞机呢?因为生产加工衬衫是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的工作,而仅仅是普通飞机的发动机就有上万个零部件。飞机发动机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整体科技水平。中国为什么不去制造高利润的飞机呢?因为中国没有这个能力,在制造大型航空发动机方面,中国的能力几乎是零。

二、“中国制造”,还是“在中国制造”?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一直高速发展。对于亚洲经济的增长,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有句流传很广的总结,那就是: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勤奋,而不是天才”。克鲁格曼所说的亚洲地区自然包括中国在内。

其实,早在1894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康芒斯是制度经济学早期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他代表作之一的《美国的种族与移民》中,康芒斯就说,“在全球所有种族中,中国人与日本人可能是最勤劳的,中国人也是最温顺听话的。日本人善于模仿,但不像中国人那样可靠。从这两个种族在美国的移民来看,他们都不如美国与英国修理工人那样具有创造性。”

中国早已被称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遍布全球,也让国内舆论与公众感到自豪。其实,称中国为“世界加工厂”可能更贴切,因为“工厂”会有自己的品牌与技术,而“加工厂”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品牌或技术。无论是在字面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Made in China”这个英文标签翻译为“在中国制造”比翻译为“中国制造”更为贴切,因为所谓“中国制造”的产品不过是外国企业在中国利用中国的资源,按照他们的设计与要求,委托中国工人加工生产而已。

iPhone就是一个典型,iPhone由苹果公司设计,然后从德国、韩国、美国、日本采购来所有的关键部件,最后由富士康公司在中国大陆组装。在所有的关键部件中,没有一个是中国生产的。虽然iPhone上有“中国制造”的标签,但中国的角色不过就是一个组装工人而已。

没有自己的品牌

自2001年以来,美国《商业周刊》与Interbrand公司合作,每年对全球最具价值的品牌进行评估。结果怎么样呢?表3-1是这100个品牌中,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家拥有的个数。表3-1 2005—2010年《商业周刊》全球最有价值的100个商业品牌中,美国、中国等国拥有的个数

2010年,前10个最具价值的品牌分别是可口可乐、IBM、微软、谷歌、通用电气、麦当劳、英特尔、诺基亚、迪斯尼、惠普。其中,美国占了9个,剩余的一个就是芬兰的诺基亚。排第一位的仍然是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可口可乐品牌,它的品牌价值为705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按照6.8元人民币兑1美元计算,687亿美元相当于4700亿人民币。2010年,中国的31个省区市中,青海、甘肃、贵州等7个省区市,没有任何一个省区市的GDP达到4700亿人民币。重庆的GDP为5096亿美元,也就是说,可口可乐品牌价值差不多就相当于整个重庆2839万人在2010年勤劳地工作一年创造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口可乐品牌的价值还会上涨。

在2010年最具价值的100个品牌中,美国占了50个。这50个美国品牌的总价值是多少呢?7616亿美元。2010年,中国全国的GDP是多少?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这50个品牌的价值就相当于中国13亿人在2010年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创造出的总财富的15.2%。

最近这些年,中国每年秋季在广州举行广交会。2005年12月1日,在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大讲堂”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作了题为“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的演讲。田力普局长说,在广交会上,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大约50%是贴牌的,30%没有商标、没有牌,只有20%有自己的商标。田力普局长说,要知道,参加广交会的这些中国企业都是出口型的企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能力,是中国比较优秀的企业,但是拥有自己品牌的也只有20%。所以,中国的企业与工人基本上是在给外国企业加工而已。

勤劳创造不了品牌。品牌的创造需要创造性的技术、创造性的设计或者创造性的管理,而中国经济缺乏的正是创造性。“被统计”成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第一大国

几乎从所有统计指标来看,中国都已经是世界上高科技产品出口第一大国。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统计,中国早在2006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2006年,中国高科技出口占世界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的16.9%,而美国只占16.8%,欧盟27个国家总共占15.0%,日本只占8.0%。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无论按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金额计算,还是按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计算,中国在2005年就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当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额214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1%,而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额为1909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0%。

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在1995年只占国际市场的2.1%,在短短的10年间增长了8倍,一跃超过欧美、日本,成为世界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

表面看来,中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是世界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家,事实却远没有如此辉煌。

在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大讲堂”上,国家知识产权局田力普局长说,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大约万分之三,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有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很多人说中国的企业是有制造没有创造,有产权没有知识。像中国的民航客机百分之百从国外进口。高端的医疗设备、半导体以及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和光纤制造设备,基本上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很多重要的装备、制造产品的机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石化装备的80%、数控机床和先进纺织设备的70%依赖进口;彩电、手机的关键技术50%以上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包括电脑,小小的一个鼠标中国也要向外国公司交专利费,DVD播放机要交专利费。类似这些技术的知识产权,都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

田力普局长说,在中国出口总额中,自主创新的高技术产品仅仅占总额的2%。这样,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中国自主创新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真正比例到底是多少?2007年出口总额为1.2万亿美元。据世界银行的统计,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总额占30%,也就是说,2007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金额为3600亿美元。但是,按照田力普局长的说法,出口总额中只有2%,也就是只有240亿美元的出口额真正属于中国自主创新的高科技产品。

那么,中国是如何“被统计”成了全球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的呢?

首先,按世界银行的数据,2007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为3600亿美元。然而,这3600亿美元中,其实只有6.7%(即大约240亿美元)是中国自主创新的高科技产品,其余的93.3%(即3360亿美元)不过是外国的高科技公司利用中国廉价的资源与劳动力,在中国加工生产,出口到国外。贴上“中国制造”标签,按国际贸易惯例,这些产品的“原产地”就是中国,世界银行与欧盟也就把这些出口都算成是中国的高科技产品。

苹果的iPhone就是这样:因为它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当iPhone从中国运送到美国苹果公司总部时,就算是中国的高科技出口,而事实上,在iPhone的整个生产过程中,中国不过是组装而已,与“高科技”这三个字十二杆子都打不着。

2008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发布的《中国制造蓝皮书》说,中国的出口总额中,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连续多年超过50%。因为外资企业出口的产品几乎全部是所谓高科技产品,所以,中国出口产品中的所谓高科技产品几乎完全是外资生产的。

其次,中国已经是彩电、电脑、手机等高科技产品的最大出口国,虽然这些产品的关键技术几乎全部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但是,在出口统计时,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也都算在中国头上。这样,中国很自然就被统计成了世界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

当然,美国与日本等国家也都存在类似的情况。但是,在美国与日本,问题绝对没有中国这么严重,一个显著的证据就是,在中国投资的美国高科技公司的数量远远超过在美国投资的中国高科技公司数量。

关键技术都掌握在外国手中

我们经常看到国内媒体以无比自豪的口气报道说,某某产品已经实现了90%的国产化,或者中国拥有了某某产品90%的自主产权。这些报道常常让我们感觉,中国的科技水平真的在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事实呢,远没有如此光彩夺目。

在中国的自主创新中,虽然某某产品确实实现了90%的国产化率,或者中国拥有了某某产品90%的自主产权,然而,往往是中国没有自主产权、产权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的这10%恰恰是产品的关键部件,才是各国公司竞相要掌握的对象。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第一个例子是手机业。中国早已经是全球手机的生产与出口大国,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手机是高科技出口产品。2008年,中国共出口5.33亿部手机,出口额达385亿美元。手机的关键部件是芯片。然而,中国芯片市场基本上被国际巨头占领。以手机基带芯片为例,2006年国产手机基带芯片基本被美国的三个公司垄断,它们是德州仪器、高通和摩托罗拉,它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超过90%。手机芯片的价值约为25~50美元,占了手机成本的50%~70%,国内手机厂商用于进口手机芯片的开支每年大约200亿美元。中国手机生产企业,因不掌握处于产业链顶端的芯片核心技术,不仅无法获取手机产业链中利润最丰厚的一环,也一直无法成为国际领先企业。

第二个例子是电脑业。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电脑也是高科技出口产品。2008年全球电脑的销量为3.022亿台,中国生产电脑1.47亿台,占全球3.022亿台电脑销量的大约一半。然而,无论是自有品牌,还是代工企业,中国企业在电脑关键部件上都依赖进口:模具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关键部件(内存、主板、CPU、硬盘)是美国的,设计是日本的。中国企业只能做加工和组装,只是扮演着“组装工人”的角色。

在手机与电脑中,芯片的重要性如同人类的大脑。然而,中国的芯片技术落后世界先进水平至少5年。根据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的“摩尔法则”,芯片一代是18个月,5年就是差不多3代。对于芯片而言,3代的差距几乎就是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2003年当上海交通大学宣布开发出拥有100%自主产权、技术水平不亚于英特尔、名叫“汉芯”的芯片时,全中国激动万分,而[1]当“汉芯”被证实是伪造的后,举国愤怒的原因。

与电脑硬件相关的就是软件,以目前中国的软件开发能力,最多也就能做做盗版、几个小程序而已。至于操作系统这样大型复杂软件的开发,中国连摸着门的能力都没有。在中国的个人电脑市场中,微软的“视窗”(Windows)操作系统占有率达到了95%以上。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当有消息说微软要屏蔽使用盗版“视窗”的电脑时,全中国人吓出了一身冷汗。

第三个例子是汽车业。在汽车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实现“市场换技术”的全行业合资战略。结果怎么样呢?国内现在的汽车业出现了很多人说的“产销两旺”繁荣景象。然而,这不过是虚假繁荣而已。目前中国汽车市场90%被德国大众、美国通用、韩国现代等跨国汽车公司所占领,而中国却没有换来技术。虽然很多车型国产化率已经达到70%,甚至90%,然而,从汽车的总体设计到关键的部件,几乎所有的关键技术都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发动机、自动化、导航、成型设计、材料等等都依赖外国。中国以计算机设计汽车的技术非常薄弱,精通者更是稀缺,更不用说汽车设计软件的开发能力了。2005年12月7日,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在北京的一场演讲中说,汽车业“市场换技术”的结果是,没有换来技术,却丢了市场,中国的汽车业真正成了依附型工业。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第四个例子是彩色电视机业。中国早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彩色电视机出口国。然而,中国彩电产业由于“缺心少魂”,被迫购置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模组,占制造成本80%的上游器件(例如,显像管)要从海外进口,成了彻头彻尾的组装工业,中国国内彩电市场实际上被外国公司控制着。例如,最近数年中,平板彩电销量前10名中,有7个国内品牌。表面上,国内企业占据了70%的份额。但是,由于占制造成本80%的上游器件要进口,70%的份额乘以80%的成本,外国企业通过控制关键部件而事实上占据着国内平板彩电56%的市场份额。再加上直接进口的30%市场份额,也就是说,外国企业控制了中国86%的平板彩电市场。

第五个例子,不得不说到飞机制造业。由于目前中国民航客机100%从国外进口,2007年,中国开始尝试自己制造大型商用民航客机。2008年,号称中国首架自主知识产权的商用民航客机ARJ21“翔凤”号进入了交付前的最后阶段。据报道,作为支线飞机,ARJ21的技术水平在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ARJ21的主要部件是哪来的呢?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吗?不是,是以国际采购的方式,来自全球19个供应商。虽然以国际采购的方式购买部件符合所谓的“国际惯例”,但它恰恰说明中国自己没有能力制造这些部件。中国能够制造的话,为什么还要在全球采购呢?ARJ21的发动机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航空电子系统是美国洛克韦尔·柯林斯的,主飞行控制系统是美国霍尼威尔公司的。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是飞机赖以飞行的动力,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与科技水平的最高结晶,而主飞行控制系统是飞机的脑袋。ARJ21“翔凤”号称中国自主知识产权飞机,但是,连心脏部分与脑袋部分都是美国的,还能算是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吗?如果非要说在ARJ21制造中,中国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所谓“系统集成”,即把各种部件组装在一起。因此,ARJ21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高级组装货而已。

改革开放之初,有领导人提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在当时中国既缺资金也缺技术的情况下,这是没有办法下的权宜之计,也是聪明的做法。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做法似乎仍然没有改变。结果就是,中国不断地买更好的“船”,租更好的“船”,但始终不知道“船”是怎么造出来的,也始终造不出“船”来。计算机芯片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不断地引进新的生产线,但始终开发不出来自己的芯片。

没有创新能力

2005年12月1日,在“中国经济大讲堂”上,国家知识产权局田力普局长说,“中国人很勤劳很勤奋也很辛苦,但是我们得到的财富与我们的付出并不相匹配。我想这种分工有一个决定的因素,就是要想占据两端的高附加值,最关键的就是要有自主创新。”

那么,同外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怎么样呢?

自2006年开始,美国《商用周刊》与著名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BCG)每年通过对全球2000多名公司高管进行调查,评出全球最具创造力的公司。表3-2是全球最具创造力的公司中,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家拥有的个数。表3-2 2006—2009年《商业周刊》全球最具创造力的公司中,美国、中国等国拥有的个数

2008年以前,在《商业周刊》最具创造力的100个公司中,中国没有一家公司。直到2009年,才有一家公司入选,就是以商业模式创新而排名第47位的联想公司。2010年的评选标准明显地有利于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企业(尤其是亚洲企业),《商业周刊》也承认了这一点:提高了公司股票回报率在评选标准中的权重。因为金融危机,美国股市不景气,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回报率自然不理想,而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在股市的表现自然相对比较好些。即便如此,在最具创造力的50家企业中,美国仍然占了22家。

在“2010年最具创造力”的100个公司中,中国突然占了4家之多,这让《商业周刊》的编辑们感到震撼。《商业周刊》编辑部评论说,这表明,全球创新中心正从美国转移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

中国的这4家公司是些什么公司呢?它们是排名第8的比亚迪、第28的海尔、第30的联想、第44的中国移动。

比亚迪一直吹嘘它的电动车,加上沃伦·巴菲特的捧场,股市表现不错,而中国移动依靠垄断,赚的垄断钱,经营业绩自然也不差。因此,它们都上了《商业周刊》的“2010年最具创造力”企业榜。

自2006年以来,在全球所有的公司中,华为在全球的专利申请总数位居前20名之列。如果说中国有哪家公司能够进入全球最具创造力企业的前50名之列的话,那也肯定会有华为。但《商业周刊》的排名中居然没有华为,反而有除了将营销做得有声有色、其余什么也不会做的联想;有一直吹嘘电动车、却始终没有能力量产的比亚迪,这让人们不得不怀疑《商业周刊》的评价标准是不是有问题。2011年,比亚迪的股价跌掉了将近90%,因此在《商业周刊》“2011年最具创造力”企业榜上,几乎肯定不会有比亚迪了。

中国企业缺乏创造力在互联网这一高科技业中就可见一斑。在与互联网有关的高科技公司中,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翻版:百度是谷歌的翻版,新浪是雅虎的翻版,阿里巴巴是eBay的翻版,支付宝是Paypal的翻版,当当是亚马逊的翻版,人人网是美国Facebook的翻版,等等。

总体来看,中国企业的创造能力甚至不如韩国与印度。

在2003年发表的《印度会超过中国吗》一文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塔洛·卡纳教授说,虽然“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但几乎没有什么产品是中国本土企业制造的。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没有任何能够挑战欧美跨国公司的本土高科技企业。而印度呢,软件方面有Infosys与Wipro,生物医药方面有Ranbaxy与Dr.Reddy摧s Labs。

中国经济大部分就是技术含量低下、创新水平低下的加工业,关键技术依赖于人,导致产品中利润最丰厚的部分被外国公司获得,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的原因。[1]从2003年开始,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微电子学院院长、“长江学者”陈进连续宣布开发出拥有100%自主产权的芯片“汉芯”1~5号,而且全部通过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等组成的国内专家组鉴定。2006年,“汉芯”被举报并被证实为伪造,陈进买来摩托罗拉的芯片,雇用工人将摩托罗拉的牌子磨去,贴上“汉芯”标签。陈进以此骗取了国家科研经费2亿多元。在被举报之初,上海交通大学校方矢口否认伪造,并称举报者别有用心。在被证实为伪造后,参与鉴定的专家们没有任何人公开向公众表示道歉。

三、为什么中国经济的科技水平低下?

苏联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人力的高投入推动的,而不是靠技术进步推动的,结果到20世纪80年代,它的高增长率就难以为继了。其实,苏联的科技水平并不差,它每年的发明创造并不少。苏联的问题在于,高度集中、高度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导致科研成果采用率非常低,只有25%~30%;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非常长,平均需10~12年,而美国85%的科研成果在5年之内就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在著名的电影《十二怒汉》中,那位说服大家判决嫌疑人无罪的前苏联工程师作出了二极管的重大发明,可是前苏联的官僚体制将他的发明束之高阁。

同苏联相比,中国的问题在哪呢?苏联是有科研成果,只是没有能够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而中国基本上没有多少真正的科研成果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甚至还不如苏联。

中国国内的专利大部分是垃圾

我们先看看中国的专利状况。我们可以从中国每年专利申请与授权方面分析中国与外国在技术上的差距。表3-3、表3-4是《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中国历年专利申请与授权状况。

首先是数量上的比较。在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这三类专利中,发明的科技含量最高。在发明专利的受理数量中,大约40%来自外国的公司,主要是跨国公司。60%来自国内,其中15万多件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申请的。这15万多件与国内几百万家企业这个总数相比显得很少。

其次是质量上的差距,即专利在科技含量上的差距。在专利的科技含量上,国内外的差距是全方位的。

第一,国外申请的重点是放在了高技术领域,放在高端。2005年12月1日,在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大讲堂”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说,国内个人、国内企业专利申请最集中的领域有:第一位是中药,国内申请占98%;第二位是软饮料,占96%;第三位是食品,占90%;第四位是汉字输入法,占79%。这是中国占优势比较集中的领域。而来自国外的专利申请所集中的领域主要是高科技领域:第一位是无线电传输,占93%;第二位是移动通讯,占91%;其后为电视系统,占90%;半导体占85%;西药占69%;计算机应用占60%。显然,国外申请的重点是放在了高技术领域,放在高端。

第二,中国人申请与获得授权的专利中,绝大部分是科技含量较低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而来自外国的申请与获得授权的专利中,大部分是科技含量高的发明。表3-3与表3-4显示,自2004年以来,来自国内个人与企业的专利申请受理中,发明申请占申请总数的26%左右;在获得授权的专利中,发明只占13%左右,而来自外国的专利申请受理中,发明占86%;在获得授权的专利中,发明占了79%。

第三,中国专利保护期限为15年。1985年中国开始受理专利申请,当时大概一共有8000多件,其中国内国外大概各占4000多件。到2000年,15年届满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做了统计,一共还有1200件维持有效,其中只有95件是国内企业申请的,1105件都是国外公司申请的。这体现了国内专利技术的技术含量比较低,水平不那么高,不值得维持那么长时间。表3-3 发明专利申请的数量及其在所有专利申请中所占的比例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表3-4 发明专利授权的数量及其在所有专利授权中所占的比例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企业与个人在国外的专利申请状况怎么样呢?

没有人能够否认,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科技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因此,一个国家或者公司在美国国家专利商标局(USPTO)获得的专利数量足以表明该国或者该公司的科技实力。

表3-5是2000—2010年,主要专利国家在美国国家专利商标局获得的专利授权总数,以及发明专利授权占所有专利授权的比例。中国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授权总数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占全部专利授权的比重也低于其他国家。表3-5 2000—2010年,主要国家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授权数及发明专利所占比重数据来源:美国国家专利商标局(USPTO)网站。

根据国际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统计,2010年,在全球各国申请专利最多的100家公司中,美国、日本、德国、法国、韩国、中国分别有25家、31家、14家、8家、4家、2家;在申请专利最多的50所高校中,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分别有30家、10家、5家、0所。其中,前四名的高校全部是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德克萨斯大学、佛罗里达大学)。

中国的科学论文40%完全是垃圾

我们不说中国大陆至今没有一个人获得过自然科学、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这件事。之所以不说这件事,是因为毕竟每年就那么几个天才才能得到诺贝尔奖。

自1987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开始统计中国科技人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并每年定期公布中国科技论文发表趋势和状况。国际部分的统计采用国际权威检索数据库《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

统计的结果是,从2006年开始,按在国际上公开发表的科学论文发表数量计算,中国一直是第二大论文大国,仅次于美国。而且,中国科学论文的发表数量每年以大约20%的速度迅速增长。在1998—2008年间,发表论文数超过20万篇的共有14个国家,中国的论文总数为573486,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而排在第5位。因此,从论文总数量上看,中国绝对已经是全球论文大国。

但是,中国科技工作者总数大约达2200万人,人数居世界第一位。以如此庞大的一支科技队伍,创造出的论文数量仍然只居全球第5。

再就是论文质量上的差距。在这方面,中国怎么样呢?

衡量论文质量的关键指标就是论文被别人引用的次数,被别人引用的次数越多,说明论文的质量越高。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诺贝尔奖得主们的关键论文就已经上十万次地被别人引用。表6是科学论文平均引用次数排在前12位的国家。数据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8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

中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为4.61次,世界平均次数为9.56次,中国不到世界平均的一半,而美国论文平均每篇被引次数高达14.28。更令人吃惊的是,1998—2008年这11年间,中国共发表科技论文573486篇,而美国共发表了2959661篇,是中国的5倍之多。以高于中国5倍之多的论文数量,美国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次数仍然高达14.28,不能不说美国的科研人员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一奇迹“就是发生了”。全球引用次数最多的1%论文中,超过50%是美国科研人员发表的。可以看出,虽然中国是论文大国,却绝不是论文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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