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辰《重庆日报》百年祭(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绿萍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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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重庆日报》百年祭试读：

《甲辰〈重庆日报〉百年祭》简介

创办于1904年的《重庆日报》，是在四川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份报纸。它是四川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日报，在当时的四川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颇有影响，是在四川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份报纸。该报的创办者之一四川人卞小吾，是著名的反清斗士，也是四川因办报而付出生命的第一人。《重庆日报》因卞小吾被捕、当局查封而夭折，无人再敢保存该报，国内没有该报实物留存，以致关于《重庆日报》的介绍和研究不但稀缺，而且存在若干误传。关于卞小吾的情况，人们也所知甚少。至于该报的另一创办者日本人竹川藤太郎，更是罕有资料提及。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四川地方新闻史，所以对《重庆日报》一直特别关注，千方百计想找到该报实物。经过十多年的寻访，后来终于获知日本存有该报实物，通过辗转联系，承蒙日本友人加藤正彦先生的无私援助，才得到了全套现存《重庆日报》的复印件。由此才得以依据《重庆日报》实物撰写成本书。

全书共分十章。首先介绍了《重庆日报》诞生的时代背景，接着介绍了《重庆日报》的创办者卞小吾和竹川藤太郎的经历，各自的思想发展，以及他们志同道合筹办报纸的过程。

出于防避清政府检查的考虑，《重庆日报》由竹川藤太郎出任社长，以日本人办的报纸的面目问世。但五个多月后竹川因病回国，便由卞小吾继续主持报纸工作。所以《重庆日报》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竹川时期和卞小吾时期。书中的第四、五章分别对这两个时期报纸的主要内容，列出小题作了详细介绍。

由于当时的校对工作很粗疏，所以书中第六章专门对该报期号、出版日期方面的错误进行了勘误。对两位报人共同办报到去世前的情况，分别用专章加以介绍和评述。最后三章，则集中论述了《重庆日报》为什么可以称之为四川最早的现代化报纸，以及它的办报特色、历史地位及其局限。

为了方便读者更清晰地了解卞小吾和竹川，书末附录有对二人的生平简介。附录三是《重庆日报》概览，摘录了该报每天各版的主要内容，以弥补书中介绍的不足。书中引用报纸原文并附较多图片，意在使研究者通过本书可以间接地看到国内已失传的《重庆日报》实物情况。了解《重庆日报》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看到了那时中国社会的缩影。《重庆日报》诞生于1904年即甲辰年，所以书名中在《重庆日报》前冠以“甲辰”，以与其他同名的《重庆日报》相区别。“祭”则取其纪念之意。王绿萍2015年4月

说明

一、1904-1905年间的《重庆日报》，多用半文半白的白话文，有时还夹有方言。对特别拗口难懂的语句，笔者在引用时作了适当改动；对有些没有标点符号的原文，笔者在引用时或添加了标点符号，或以空格代之。

二、原文错漏字较多，引用时酌情予以纠正或补遗。例如“黑添（漆）”, “不够（过）是”, “本国元（原）料”, “我替你们想一个（法子）”等。

三、《重庆日报》于1904年10月17日创刊，1905年6月1日停刊，所以省略年份不致误解。书中提到的10、11、12月，即1904年的10、11、12月；3、4、5月，即1905年的3、4、5月。

四、《重庆日报》上刊印的出版年、月、日、期号，均有出现错误的情况，书中已作说明和订正。但本书在引用原文时，仍按原期号、时间注明出处。

五、引文中遇有模糊不清的字，用“□”代替。序文履平

创刊于1904年的《重庆日报》，是四川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日报，这张报纸的创办人卞小吾，是在重庆地区为办报而付出生命的第一人。这张报纸反对封建专制、鼓吹民主革命，在四川省报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十多年前，我在重庆日报社离开第一线的工作着手编纂《重庆报业志》的时候，就和有关同志一起开始搜集有关这张报纸的资料。

但在市内现有的图书、档案中，除了偶尔查到一点零散的资料外，成篇的文字都查找不到，而当年的老报人也一无着落。

无奈之下，因为想到卞小吾是江津人，也许在江津可以得到一点东西，于是我们去了江津。在江津县志办公室，我们意外得到一个惊喜：卞小吾的嗣子卞稚珊，此时正在县政府。我们便立刻去找他，向他说明来意，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卞稚珊老人颇为犯难。他说他已年届九十，父亲牺牲在八十年前，当时他还是个十岁的孩子，不怎么懂事，加之年久也失去记忆。而且，由于他曾经在旧时代当过“九门提督”（南京警备司令）这样的高官，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被抄家，片纸只字都不曾保留下来。我们反复向他说明，材料确实难找，他如果没有，也可以向亲戚故旧搜求，这样他才勉强答应试试。

一年以后，我们又去江津，在政协见到卞稚珊老人。这次他说，材料已经有了一些，但还要整理，可能对我们有些用处。

又隔了一年，我们再到江津，先去了县志办。县志办同志告诉我们，卞稚珊老人已经仙逝了，不过留有一份整理出来的文字，可以提供给我们。我们带回这份资料和县志办这几年搜集到的文字。我们就这样将零散得来的几篇资料综合起来，杂糅成一篇一千多字介绍《重庆日报》的概述材料，算是敷衍成篇，聊备一格。以志书的体例来说，也还算是可以，但实在说不上学术价值。

我们的修志任务完成了，但还留有不少遗憾。特别是后来听人说起，在日本已经有人出了一本有关《重庆日报》的书，说该报以竹川藤太郎为主，更觉得遗憾。竹川确曾协助卞小吾办过《重庆日报》，但说该报以他为主却未必恰当。我们认为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只有给予恰当的述说和评论才能使人心安，但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王绿萍教授研究四川新闻史，多年反复在四川各地奔走，采访老报人，搜求报史资料，曾多次到我们这个编纂《重庆报业志》的办公室来，探讨有关重庆报业情况的问题，核对材料，订正错讹，并征求我们的见解。她虚怀若谷，探询很深，其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执着深入的钻研精神，使我们深感不及。我们还知道，她多年努力已有一部百多万字的专著成书，等待出版。我们希望早日得见其成，以从中得到教益。

但没有想到的是，近年她还为这张《重庆日报》做了大量工作，完成了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初闻之余，不胜惊喜。想当年我们为凑齐一篇一两千字的简介，已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她能完成这一本书，其用力之勤，工夫之深，可以想像得到。“雁过留声”，她不相信这家报纸竟会找不到一点影子，于是坚持不懈地循着一些“蛛丝马迹”追寻。她不相信在重庆、四川找不到，在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她的思路是对的。她终于得到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帮助，获得有用的线索。后来又得到一位日本朋友的支持，得到了全部《重庆日报》的复印件以及有关竹川的事迹和他办报的资料，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她用了一年时间，仔细翻阅了所有的《重庆日报》，做了五大本笔记，竹川的若干资料也请人翻译成中文，从中进行研究。天道酬勤，她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她把资料全部整理出来，综合排比，订正了不少错讹和传闻失误的地方，并有根有据地改正若干无知妄议。治学态度严谨，成就当系卓然。

这本书重新评定了革命的先行者卞小吾。肯定他在封建统治还很严酷的时候，不畏强暴，威武不屈，敢于大胆冲破黑暗，撒播人间火种的大智大勇，树立起一个足以为后人追怀学习的楷模；也肯定了《重庆日报》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开拓前进的业绩；同时，书中对竹川这位异国朋友，也作了如实的肯定。这些都恰当地还原了历史原貌。对于我们这些曾编写《重庆报业志》的人来说，也帮助我们了却了一桩憾事，从而可以无所愧怍。我们很感谢她。

我们相信，以她多年辛勤得来的丰厚积累和坚持深入钻研不懈的治学精神，会有更大、更多的成果问世，我们热切地期待着。2009年3月19日 重庆

文履平，1925年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今属重庆市）。1946年秋，被中共党组织派到重庆《国民公报》做编辑，同时从事学运工作。此后参加过重庆地下党市委机关刊物《反攻》和机关报《挺进报》的工作，还做过中共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的《中国学生导报》的编辑。1949年冬重庆解放后，即在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工作，直至离休。曾主编《重庆报业志》《抗战时期的重庆新闻界》等书，著有散文集《山海篇》、新闻文集《跋涉集》、革命回忆录《华蓥山传奇》等。

文中所说“已有一部百多万字的专著成书，等待出版”，系《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一书，已于2011年11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重庆日报》诞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凄风苦雨的年代，中国的领土快被帝国主义瓜分完了。中日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谭嗣同于1896年写过一首题为《有感》的诗，代表了当时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诗曰：“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1898年，革命党人谢缵泰曾绘有一幅《东亚时局形势图》（见图1）以警世人。图中以熊、犬、蛙、鹰、日、肠分别代表俄、英、法、美、日、德各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并在图旁题曰：“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之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形象地描绘了在帝国主义瓜分下的中国。图1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潮，由“公车上书”进而发展为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但是，由于顽固势力的反扑，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日本。血的事实告诫人们，靠变法改良，中国是没有出路的。

1900年，北方爆发了大规模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西方八国联军进攻中国，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清政府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不得不实行“新政”进行改革，提出了废科举、办学校、练新军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大量派留学生到外国学习技术，培养人才。这是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后又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起到了开通风气、启迪民智的作用，并培养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四川虽深处内地，但与全国的形势息息相通。19世纪末，英国根据与清政府签订的《烟台条约》，成为最早踏上重庆土地的外国人。继后又根据《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于1891年3月1日成立重庆海关，掌握了重庆海关大权。这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其他西方列强也随之而来。日本根据《马关条约》，享有了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同等权利。英、美、法、德、日先后在重庆设立领事馆。随着列强在四川的势力不断扩张，外国的洋行、公司、工厂纷纷设立，倾销商品，掠夺资源。外国教会势力也随之发展，他们在宗教的掩护下，干预地方政务，霸占房产田亩，侵犯中国主权。于是反洋教斗争遍及四川大部分地区，尤以重庆和川东最为激烈。

20世纪初年，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影响下，全国掀起留学热潮，大批青年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社会学说和科学技术，寻求救国强国的途径。出国留学以去日本的人最多，这时的日本东京也就成为中国各省革命志士荟萃之地。大多数留学生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爱国活动。1903年1月，东京留日学生举行新年团拜会，四川留日学生邹容登台演讲，大倡反清，并已开始撰写讨伐清王朝罪行，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的《革命军》。

这时同盟会虽然尚未成立，但是作为其基础的一些政治组织、团体已经出现。1903年重庆的“公强会”，就是由后来成为同盟会会员的杨庶堪、梅际郇、童宪章、陈崇功、朱之洪等人秘密组织的。稍后杨庶堪、卞小吾又组织“游想会”，同时期还有“羽强会”。这些小团体，为同盟会重庆支部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同年，重庆辅仁书院改名正蒙公塾，宣传革命。正蒙公塾绅董曹顺清、佘农苑、彭致君、刘道（向）荣等均是商人，集资创设广雅书局，贩卖上海等地的书报杂志。在杨庶堪、朱蕴章等人的影响下，公塾绅董同意创办《广益丛报》，广收博采报纸杂志中的论述，以传播新知识、新思想，起到树新风、振民气的作用。

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处在发轫阶段。1900年1月25日，孙中山在香港领导创办了《中国日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办的第一份革命报纸。在《重庆日报》创刊前，革命派办的报纸除《中国日报》外，还有《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唯一趣报有所谓》等，都在香港出版。在国内，由于清政府严厉地控制和打击，革命派报刊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上海，有《苏报》《大陆》《童子世界》《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前身是《俄事警闻》）和《二十世纪大舞台》等。《苏报》创刊于1896年，由胡璋（铁梅）主办，由其日籍妻子生驹悦向日驻沪领事馆注册，而为“日商”报纸。1900年该报转让给陈范（梦坡）。1902年后《苏报》支持革命，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言论机关。1903年后，《苏报》革命色彩越来越浓，由于宣传革命，介绍邹容的《革命军》，而遭到内外反动联合势力的镇压，导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苏报》成为最有影响的革命报纸。创办于1904年的《重庆日报》也是这样的报纸，它在四川一出版就显露出鲜明的革命色彩。《重庆日报》创刊时，四川的新闻业正处于维新后的衰败期。宋育仁创办的《渝报》《蜀学报》，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而夭折。在成都，不甘寂寞的傅樵村于1900年创办了《算学报》，因无人问津，出两期便停刊了。1901年年末，傅樵村约集同志又创办了《启蒙通俗报》，意在开通风气，号召国人自强。成都的维新人士出于对清政府“新政”的幻想，也一度创办《蜀报》旬刊，但也是短暂的。只有地方官府于1904年3月7日创刊的《四川官报》雄踞报坛。在重庆，《广益丛报》是唯一的报刊。所以当《重庆日报》创刊时，全川只有《启蒙通俗报》《四川官报》《广益丛报》尚在出版。

当时人们救亡图存意识增强，民主主义思想开始萌动，广大民众要求变革，但他们缺乏动员，需要引导，而此时进步人士也希望他们的理念得到广泛传播，与民众相结合。在这种形势下，创办宣传新思想的报纸便成为社会的需要，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革命思想的卞小吾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更激发了他创办报纸进行革命宣传的决心。尤其当他到了北京、上海以后，看到清政府的腐败以及上海人民救亡图存意识的增强，人民革命激情的高涨，加之章太炎、邹容对他的鼓励，还有重庆党人的支持，更坚定了他办报的信心。另外，清政府的新政也为报纸的生存创造了一定的宽松环境，可以说这时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已具备，使《重庆日报》的诞生犹如水到渠成。《重庆日报》虽是竹川藤太郎与卞小吾共同创办的，但两人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竹川是想借报纸干一番能改变中国人愚昧落后面貌的事业，这当然也是卞小吾所想，正是有了这样的共同愿望，才有了他们合作的基础。然而卞小吾还有着更高、更大的追求，他不仅要用报纸“惊顽梦”，还要号召人们结成“大团体”，驱逐“异族政府”，让“蜀中开遍自由花”，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报纸在出版的七个多月里，特别是在最后的一个多月，锋芒毕露，确实起到了“醒愚氓”“惊顽梦”、播革命种子的作用。

二、《重庆日报》的创办者卞小吾和竹川藤太郎

创刊于1904年10月的《重庆日报》是由卞小吾和日本友人竹川藤太郎共同创办的。图2

卞小吾（见图2），名鼒，又名章垿，字小吾，笔名白话道人、黄族一青年、犹太遗民万古恨，1872年出生在四川江津县（今属重庆市）稿子乡龙井湾。先辈明初由扬州迁蜀，至卞小吾已是第19代，世代书香，为当时江津十大家族之一。卞小吾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三，自幼聪慧，深得父亲卞元九的疼爱，其父曾不惜重金聘请合江著名学者胡耿堂于龙井湾岱云馆讲授经史百家。久之，卞小吾便不满足于这种学习，经父亲同意，改入江津白沙镇聚奎书院。白沙镇经济、文化都很发达，日本人办的兴利洋行就在白沙镇三角坎。

卞小吾与二兄子宣感情甚笃。1888年他二人曾一同考取秀才，但并非所好。卞小吾性情豪放，对朋友肝胆相照，讲义气。他不畏强权，特别痛恨贪官污吏，乡里官员对他十分敬畏。卞小吾喜欢探讨历代兴亡的历史，非常崇拜明末的思想家黄宗羲（梨洲）。对黄宗羲那种“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治天下“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理念极为推崇。后来他离开了聚奎书院，广游历，广交友，并接受了维新思想，主张实业救国。1897年父丧，他“服阕后，援例纳资为主事”，随即去了重庆。当时的重庆是四川维新思想、民主主义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在这里他结识了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杨庶堪、田心澄、董鸿词、朱叔痴等人，并组织革命小团体“游想会”，于每月初一、十五到重庆郊外相聚，议论时弊，探索救国之路。他对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路线极为赞同，并决心投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01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国家危亡迫在眉睫，许多有志青年联袂去东瀛，寻找救国方略。卞小吾与好友杨庶堪、朱叔痴等人商量后，决定到北京寻求救国之路。他1902年春到北京时，北京兵燹刚过，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清廷惊魂未定，戒备森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卞小吾在北京期间，“阴诇诸权贵，非木隅（偶）即汉奸，心轻之，革命志益坚”。同时也感受到人心思变的要求。是年冬，他南下上海，顿感上海有着浓浓的革命氛围。卞小吾在沪结识了马君武、谢无量、冯自由、章行严（士钊）、汪康年等人士和报社记者，共谈国是。他还积极参加蔡元培领导的“爱国学社”活动，每周的张园集会他必参加。

当时上海最活跃的报纸是在租界里出版的《苏报》。《苏报》在爱国学社的影响下，鼓吹革命，抨击清政府，成为爱国学社的宣传阵地，报纸的编辑人是章士钊。1903年5月，邹容的《革命军》出版，热情歌颂革命，鼓动推翻满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表现出革命党人的大无畏精神。《苏报》陆续刊出一系列文章称赞《革命军》，扩大了《革命军》的影响。6月29日，《苏报》又在显要位置登出章太炎写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对康有为称“革命”将会引发“大乱”的说法进行驳斥，直呼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苏报》的这些表现为清政府所不容，6月30日，中西警察包围爱国学社和苏报馆，逮捕了章太炎等5人，邹容也于次日入狱。7月7日《苏报》正式被查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苏报案”使民众认清了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迫害中国人民的嘴脸，更加激发起人民群众反清反帝的情绪。此时卞小吾正在上海，目睹了这一幕，他不畏风险，多次到狱中探望章太炎、邹容。“苏报案”后，卞小吾便想离开上海，认为四川地处西南边陲，统治势力薄弱，虽然交通不便，但反清活动从未中辍，是用武之地。加之此时他“游资罄”，便决定“癸卯夏返蜀”，于1903年夏回到重庆。在重庆，他与革命党人杨庶堪、朱叔痴、萧九垓等人商议具体行动。卞小吾之子卞稚珊回忆说：“吾父认为首先创办报纸，以揭露清廷的腐败无能，宣传革命思想，唤起民众；其次，旧的科举制度虽已废除，而新型学校尚少开办，应大力提倡新的文化，以开民智。再则，应自力更生，振兴实业，抵制外货，挽回利权。”他的这些主张，得到渝中革命党人的支持。但是经费无着，于是他便回到江津家中，效仿陈范接办《苏报》之举，与其兄子宣商量，“将两房分得祖遗田产全部变价，得银六千余两”，作为开办事业的经费。手头有钱后，卞小吾便“偕胞兄子宣，胞侄孟英重游沪上”，在沪购买了陈天华的《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还有《苏报案纪实》等书籍数百册，准备运回重庆广为散发。这些都是禁书，运输困难，直到1905年春才被秘密运到重庆。卞小吾等在沪停留数月，就在这期间，他通过日驻沪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认识了正在筹办《上海新报》的竹川藤太郎，彼此相见恨晚。

竹川藤太郎（见图3），号峡亩，又号默啭，1868年（明治元年）5月25日出生在日本山梨县东山梨郡日下部村。竹川的先辈是武田信玄麾下的武士。竹川在家排行第四，家庭较富裕。父亲竹川吉左卫门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竹川聪明好学，小学毕业后，父亲让他进了甲府的徽典馆学习汉学，所以竹川懂汉语，通晓中国历史、古典文学。他18岁（1886年）时，独自去了东京，在日本桥青物町私立森学校任汉语教师，同时在附近的国民英学会学习英语。这时他还徒步去鹿儿岛旅游，练就了一双铁脚板。竹川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成长，深受明治维新的影响。维新浪潮在19世纪下半叶席卷日本，使竹川在青年时代就接受了自由民权思想。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日本自由民权思想发展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竹川积极参加，并为设立国会、制定宪法四处呐喊，还“以自由党战士的身份多次登台发表演说”。图3

1889年4月，21岁的竹川首次来到中国，从上海出发，游历了长江一带，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深感对海外事务了解太少。这年秋天，他又辗转去了美国旧金山，与友人恒屋盛服、日向辉武、齐藤省吾共同创办报纸《十九世纪新闻》和《远征》杂志，报道和探讨有关殖民的问题，指导留美的日本同胞。此时竹川认识了旧金山日本领事馆的书记员小田切万寿之助，并与之成为好友。1893年竹川回国，在榎本武杨殖民协会担任事务工作，并主管《殖民时报》。1894年美国芝加哥举办万国博览会，受日驻芝加哥总领事珍田舍己的邀请，在殖民协会资助下，竹川携带展品再次去美国。竹川携带的展品是安本龟八制作的木偶。他想用木偶的形式，介绍神功皇后至德川幕府的这段日本历史。没想到在去芝加哥的途中，轮船上发现天花患者，登陆时全船接受消毒处理，木偶因此受损，成了残破物。多年后，每当竹川回想起那沾满消毒药水的木偶，心里还十分懊恼。1898年，他在榎本武扬等人的帮助下，创立东洋烟草合资会社，产品除供本国外还输往中国。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竹川放弃烟草生意，受《日本新闻》报社的委托，以特派记者的身份随军来华到了天津。竹川此行受到原芝罘（烟台旧称）领事南部次郎很大影响。南部了解中国，对中国问题颇有见地，这使关心和热衷中国事务的竹川非常敬佩，对中国的兴趣由此也更加浓厚。所以当有机会以记者身份去中国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放弃生意前往。这次的选择，是他致力研究中国问题的开端。此后的几年间，竹川在天津、大连、青岛等地洋行帮人做些生意，但做每件事的时间都很短，且不顺利。1902年他在青岛与友人一起做将日本煤炭输入中国的生意。这年初夏，载有一千吨煤炭的轮船从日本九州岛运到青岛。那时的青岛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对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张极为不满，因此船靠岸后即被德国官兵禁止卸货。竹川焦急绝望又束手无策，后经一位嫁给德国军官的日本女子矢岛春的帮助，才使事件没有恶化。

经过这件事后，竹川放弃了在华北的活动。大约1903年秋，竹川与弟竹川昌信一同去了上海，见到他在旧金山时结识的好友小田切万寿之助。小田切此时已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竹川与他交情甚笃。小田切与卞小吾相识，卞小吾与竹川通过小田切的关系彼此相识，意趣相投，也成为好朋友。

那时的上海，有日本侨民2000多人，是日本人在中国活动的重要据点，却没有一份适合日侨看的日文报纸。当时日俄战争一触即发，日侨非常关注时局发展；而且欧美各国在上海都办有报纸，这些报纸上常出现贬损日本的言论。因此小田切请有办报经验的竹川办一份日文报纸，改变目前这一状况。竹川当然很难推诿。其实当时的竹川“自有他更深远的抱负和雄心，便是深入开发中国内陆。这也是他在那段时间逐步萌生的计划，并抱有坚定的信心。他的慧眼所聚之处，便是居于中国西南的巴蜀之地。他到上海的目的，原本也是为了寻找西去的机会”。竹川答应了小田切的要求后，很快便在1903年12月26日出版了日文的周报《上海新报》（见图4）。该报第1号第三版还刊登了卞小吾的祝词，是两首七律诗（见图5）。图4

昨夜分手后，有感成二律，奉赠，并自述，即乞雅正。

整顿乾坤会有期 风潮激荡暗迁移

与君海外联同志 共客天涯各感时

开化不嫌重译阻（同约译编东西洋实业诸书）

富强端赖殖民思（君在东京殖民丛报编纂）

此心颇雄血正热 岂终老大甘人嗤

倘仅清间一已图 当为识字更田夫（君言若自为谋，当归耕南亩）

谈心旅馆留青简（与君） 极目平原多绿芜（敝国地利多未开发）

自爱生人衣食学（约共谋农工商业） 任凭世俗马牛呼（愚处事只问心安否，不计人之毁誉）

欲持大斗挹东海（相约以贵国文明输入敝国） 笑问安期许我无

右呈

竹川峡畝大兄吟席同文弟卞小吾鼒图5

从诗中可见卞小吾与竹川藤太郎的交情非同一般，是共同的理想把两个异国青年人紧紧联在一起。他们相约翻译东西洋实业丛书，共谋发展农工商业，并将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输入中国，也许还谈到到四川办报、办厂、办教育等。他们一直谈到深夜，所以“昨夜分手后”卞小吾激动万分，不能入眠，挥笔写下了上面的诗句。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另有一家和田荣次郎办的日文《上海周报》却早于《上海新报》两天出版了。这样一来两报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并使竹川产生离去的想法。其中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只知“据调查，似是处于核心部位的某人的轻率言行，导致了竹川的失误”。竹川决定离开《上海新报》, “完成第三期的编辑，把后事托付给弟昌信，在物色后任的同时，开始做入蜀的考虑”。竹川此次的巴蜀之行，得到外务次官珍田舍己、早稻田大学总长高田早苗和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赞助，于是竹川便雄心勃勃去开辟他心中的新天地。《上海新报》自第12期起改名《上海日报》，杉尾胜三任编辑兼发行人。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对中国有着很强的求知欲望，到中国考察的人逐渐增多，也深入到了四川。最早到四川考察的日本人是竹添进一郎。他在1877年（明治9年）从北京出发，经直隶、河南，由陕西入川，过古栈道抵达成都、重庆，再顺长江而下到上海，历时一年。竹添进一郎把这次经历写成了《栈云峡日记》和《诗草》。1888年11月，日本在重庆开设乐善堂分店，由前田彪、石川五一、广冈安太、松田满雄等人经营。石川和松田不仅到了四川许多地方，还去了打箭炉（今康定）、贵州。他们对各地的山川地形、交通要道、风俗人情、物产、气候、农工商业状况、水陆资源、金融、运输等做了广泛调查，写出《四川报告书》，并附有详尽地图，是了解当时四川的重要资料。1892年安东不二郎在他的《中国漫游实记》中，对四川也有记载。这些书对竹川了解中国、了解四川有很大帮助。而且竹川在中国生活了几年，切身感受到中国的贫弱、清政府的无能以及列强对中国的蚕食。这使深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影响的竹川，对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产生共鸣，与卞小吾这样的革命派人士志同道合。当时的局势对竹川决定入蜀也有很大影响。中日甲午战后，1896年日本在渝设立领事馆，各方面的日本人不断进入四川，也使竹川对四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竹川认为，当时中国的北方是满人的老家，势力强大，南方地区西洋人活跃，只有在落后的边陲四川可以干一番事业。另外，竹川酷爱中国的古典诗词，四川是杜甫居住过的地方，是李白的故乡，这也坚定了他到四川的决心。

竹川藤太郎离开《上海新报》后，于“1904年1月11日上午11时，登上自上海出发的大贞丸号轮，逆长江而上，于14日晨到达汉口”。竹川在汉口略作停留，拜访了汉口的日本领事馆、三井洋行、大阪公司、大东公司、东肥洋行。东肥洋行在宜昌、重庆贩卖日本商品，竹川从他们那里打听关于重庆和成都的情况。竹川在汉口停留了三四天，然后乘大阪公司商船继续逆水前行到了宜昌。在宜昌因买不到船票，逗留十多天，于2月初才搭乘上英国太古洋行重庆分局的雇佣船, “于3月3日日本女儿节这天到达重庆”。竹川在他的《乘槎日记》中对这段旅途有详细的描述：这种雇佣船“船长7间，宽约1间半，有约3席的客房三个，两间用来做客厅和卧室，一间做食堂兼书斋，都很简陋脏乱。船头是约30来人乘务员的场地，白天是他们划桨的地方兼做厨房，晚上则是他们的卧室。船尾是船主和妻儿的房间。客房过去一间是堆放食品的地方，苍蝇乱飞，还有蝇蛆，奇臭无比。到了晚上，船头成为散发汗臭船员的卧室，还有船员在其随地大小便，同时又有穿着极肮脏衣服的厨师在此烹饪饭菜，所以一提船上的伙食，简直忍无可忍”。“船在闻名的新滩为避风浪停留两日，在巫山又停一日，到白帝城的夔州时，正赶上阴历正月元日，船员放3天假，前后耽搁了6天，真是 ‘三朝复三暮，不觉鬓成丝’，苦不堪言。”虽然如此，竹川却也饱览了沿途风光，欣赏三峡美景，他在夔州还上岸“游孔庙，访古松，又到河滩寻觅八阵图”。后来他在《蜀山楚水》中，有不少对宜昌至夔州的风景描写，诸如：“石骨岩梁矗立两岸，其间或直或斜，峰峦从天劈裂，成万丈悬崖。累累奇石怪岩，俨如军舰似长鲸，或匍匐，或跪坐，或耸立，回澜澎湃，即是那巧夺天工的名匠也必弃凿叹服。”“每过一峡，每转一弯，回望身后，左右峰峦交叉，竟不知船由何处进入；再眺远方，两岸亦是融为一体，不知如何脱身而出。”真是“妙趣横生”, “如油画，若水墨”。他对长江三峡的描述，出神入化，令人神往，可见竹川的文学功底。在旅途中，他还接触到中国下层民众，他们的苦难让竹川有所触动。他在途中得知日俄开战的消息，甚是关心。

曾祥坦在《卞烈士传》中说，卞小吾“邀日人竹川氏同行，供给费颇不资”，似说这时卞小吾与竹川一同回到重庆。此说不确。

竹川到重庆后，通过小田切的介绍信，住进了日驻渝领事馆。他向日本驻渝领事德丸作藏了解重庆各方面情况，拜访在渝的同胞，向宫坂九郎了解他经营的有磷火柴厂。初夏时又去成都考察，以决定是在成都还是在重庆发展。他从重庆一路乘轿西行，观览沿途风光，体察中国民情，经过十多天才到达成都。在成都他首先去拜访在武备学堂的日本教官，但他们因日俄战争都回国了，只会见了在成都高等学堂和东洋预备学堂的日本教员池永太六、和田喜八郎、服部操等人。竹川参观了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文殊院等名胜古迹，游览了街市、望江楼，读了薛涛的诗，还去了都江堰，观赏伟大的水利工程。成都悠久的历史文化氛围，使他很有感触。竹川在成都停留约一个月，然后走水路到乐山，经宜宾、泸州回到重庆。

竹川在这次成都之行中的耳闻目染，使他对四川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便计划要在四川办报、办教育，还要开办工厂。他对比成、渝两地，觉得重庆已经开埠，又是长江一线除上海、汉口之外的第三大城市，工商业发达，交通方便，所以决定把重庆作为发展事业的基地。为了筹措经费，他决定先成立一个东亚同志会，解决资金问题。竹川的想法得到德丸作藏的支持，并通过德丸联系到了重庆商界人士。

德丸作藏（见图6）1860年出生在日本熊本县鹿本部六乡村，1884年年末，随同到天津上任的日本领事原敬第一次到中国。他在天津期间学习了中文，并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担任陆军翻译，1897年（明治30年）被外务省录用。戊戌政变时，他对梁启超的变法主张深表敬佩，后来是他帮助梁启超摆脱清政府的追捕，从北京逃到天津，然后乘日本大岛兵船到了东京。图6

东亚同志会在德丸的帮助下成立了。成员有日方日森洋行的西本三藏，太和洋行的石冢丰次郎，竹川的弟弟竹川昌信此时也从上海来到重庆，当然也是其成员；中方有商人刘向荣、王北枢，富豪罗培根，学者王培村、萧宝珊等，他们都是出资者。东亚同志会的成立，令竹川感到欣慰，他便决定在重庆施展自己的才华，并立即着手做办报的准备。

竹川在德丸作藏领事的支持下筹办报纸，便请此时仍在上海的卞小吾在沪购买印刷设备和聘请技师。这年秋天，约9月，“当秋风飒爽，雾霭渐浓之时，铅字、印刷机陆续从上海运来，不久卞小吾与二三技师也相继抵重庆朝天门码头”。此后竹川在渝的一切活动，都是与卞小吾共同进行的。“竹川以二弟（即竹川昌信）的名义，由中国人出资，举办了东华公司。”此即由竹川昌信负责、卞小吾出资创办的东华火柴厂。《重庆日报》的发行所及账房，均设在东华公司内。东华公司发展至1919年停办。

1904年10月17日《重庆日报》便创刊了。竹川写了发刊辞，并由卞小吾进行润色。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检查，由竹川出任《重庆日报》主干（社长），以日本人办的报纸的面目问世。此时由卞小吾出资、竹川昌信主持的东华公司火柴厂也在重庆开办，以帮助解决《重庆日报》和办学等的经费问题。《重庆日报》维持出版的所需经费，除竹川筹建的东亚同志会给予支持外，广告收入是一项重要来源。《重庆日报》创刊后有大量广告，其中不少是长期客户，他们都是报纸的支持者，有中国的进步商人，也有不少日商。卞小吾则是《重庆日报》理所当然的出资人。卞稚珊在回忆文章中说：“（当）作为报纸主要收入的售报费、广告费都不够开销时，所差经费均由卞小吾以变产之款贴补。”《重庆日报》就是这样两个人办起来的，他们没有政治背景，没有雄厚的资金，只有理想和信念，使报纸别具一格，绽放在巴蜀大地上。像流星划过，时间虽短，却光彩夺目。

三、竹川藤太郎主持下的《重庆日报》

竹川藤太郎主持《重庆日报》是从1904年10月17日创刊至1905年4月9日第137号止，共160天5个多月时间。从翻阅现存的《重庆日报》来看，这期间《重庆日报》办得很是活跃，不仅版面新颖、一反常规引起社会注目，更重要的是报纸的内容能反映时代脉搏，报道人们关心的大事要事以及百姓的身边事。报纸第1号每份12文，到第5号时便降至每份8文，并刊登广告，云：“渝中人士，多欲以廉价购报，本社为开通风气起见，许如共愿不计较，纸印各费减价，六月如前已交价者，一律减价核算。”（见图7）说明报纸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些做法都使人对报纸产生亲切感，因此一创刊便获得读者的青睐。

卞小吾的嗣子卞稚珊写的《辛亥革命烈士先父卞小吾遇难纪实》一文是很重要的资料。但该文中有些内容是不准确的。该文中说：“为了使日报充分发挥人民喉舌的作用，使官府不敢肆意摧残，遂利用当时官府害怕洋人的卑怯心理，物色一个外籍进步人士权作掩护，因此，聘一日人竹川藤太郎出面担任社长。”“办报纸的宣传方针和内容，完全由吾父主持。”此说把竹川仅仅视作掩护报纸的挡箭牌，认为竹川只是挂名而已，一切报社事务由卞小吾操作，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重庆日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创刊到1905年4月9日，是由竹川藤太郎主持的。竹川写了大量言论文章，还亲自进行采访，对办报的方针、方向，稳定报纸的存在，都起了重要的作用。1905年4月9日竹川因病回国后，便进入由卞小吾主持的第二阶段。前后两阶段《重庆日报》的表现有所不同，也说明竹川并非仅仅挂名而已。图7

从报社的经营管理来看，这一阶段的工作有条不紊，报纸的发行量也稳步上升，到出版第8号时，已由创刊时的500份增至800份。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内地办报，在清朝统治下办报，竹川藤太郎深知谨慎的重要性，所以一切都很小心，力求稳妥。尤其在言论方面，凡是可能会引起当局怀疑、猜忌的，他都采用了委婉、含蓄的方式，不留把柄。如第4号的《加厘闭市问答》。由于官府对商人的物品用厘金的方式重复收税，加重了商人的负担，而且极不合理，因此引发商人闭市，以示抗议，此事责任全在官府；而“问答”表面看来语言平和，摆事实讲道理，实则揭露了官府剥削、贪婪的本性，为民伸张了正义。又如第21号的《积极消极之辩》，第23号的《孟子之进步主义》，都是对清政府保守、狭隘、专制的批判，借古人之口挞伐当政者。还有第22号的时事评论《禁书看书之意见》，即是针对邹容的《革命军》被查禁向当局提出的抗议，文章的语言软中带刺，使当政者气急败坏却又哑口无言，无从反驳。这些都反映了竹川求稳的思想，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报纸的生存。报纸偶尔在言论或新闻中也会出现带刺激性的字眼，那是因为卞小吾难以克制积压心头的怒火，他要发泄，要咆哮。竹川懂得卞小吾，都给予理解和包容，但因为是在统治者的包围中办报，亦不能麻痹大意。

报社的业务工作因为人少事多，从报纸一创刊便陷入繁忙中。竹川和卞小吾编、采、撰、发行等无不参与其中。据卞稚珊回忆说：“吾父还聘请了志同道合的好友萧九垓、燕梓才、周拱极等激进的爱国人士，分任编辑和记者等职务。”实际上这些人并没有参与报纸的具体工作。《重庆日报》第8号第四版曾登出《特别社告》:“本社现拟招请精敏探访人三人，一探工商界，一探刑事界，一探人事界，均须以笔记事。如有应招者，可先记数事投本社，至探访方法及酬劳之额，请来社面谈，或信函往复亦可。”（见图7）由此可知，报社是缺人手的。《重庆日报》第18号《答爱重庆日报子书》一文更进一步说道：“本社以记者二人主持撰述，并监督印刷校勘，及办理全社之大要，日夜无夕睱。三日前始加一书记者，吾人深虞力不能任，日夜焚香祷祝天才出现，来膺此任。”可见报社实际上仅卞小吾、竹川和一个招聘的书记员（这名书记员从后来报纸的报道中得知叫陈玉然）。从翻阅现存的报纸情况来看，编、采、发行等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卞小吾和竹川亲自动手，萧九垓等人只是“志同道合者”，他们可能有时对报纸提些建议或提供某些信息，但是对具体报纸业务工作并未插手。在现存的162期《重庆日报》中，言论、社说等，基本上都是由竹川、卞小吾撰写的。

从这一阶段的报纸来看，竹川与卞小吾有大致的分工，主要的言论文章和有关日俄战争的报道由竹川负责，妇女问题、川汉铁路问题、教育问题等，卞小吾负责的多一些。但对此竹川也是关心的，他针对川汉路事曾发表不少文章，如《四川铁路的要紧》（第30号）、《重庆铁路议会的意见》（第42号）、《铁路集议观感》（第54号）、《锡清帅不愧四川总督》（第61号）、《与锡制军论川汉铁路书》（第89号）。这些文章，对修建川汉铁路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发表看法或提出意见和建议，表现了对路事高度关切的态度。现在在他主持出版的137期中，其写的言论性文章已知约29篇，其中不少为连载，有连载3期、4期的，长的达8期、9期。这些文章，除关于川汉路外，还涉及日俄战争、重庆商会、商学、医学、孟子、中国人当自强等方面，表现了竹川观察中国社会的能力和独特视角。

竹川虽然是报社的主干，但许多工作都是与卞小吾商议进行的，他们两人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办好报纸，以实现在《发刊之辞》中的诺言。卞小吾在这一阶段也写了不少文章，已知的约有18篇，其中有的连载多期。他还把竹川的有些文章改写成口语，以适合川人阅读。两位报人对报纸的执着和勤奋，如果没有对理想的追求是难以坚持的。

在这个阶段卞小吾除写言论外，新闻采编和报纸版面的编排也是他的主要业务。另外，发行一份报纸还包括校对、印刷、发行、广告、对外联络、财务等系列事务，一张两个人办的日报，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事无巨细，便很难明确分工了。所有的事务都压在他们肩上，他们承受着极大的工作强度和压力。竹川吐血带病坚持工作，更是难能可贵。他们为报纸倾注了全部精力，表现出高度的敬业精神。下面笔者对竹川主持时期《重庆日报》的内容、事件等详加介绍。

（一）墨雨惊顽梦《重庆日报》创刊

第二、三、四版边框外上方印有“重庆日报 第一号”和“二”“三”“四”字样，分别表示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重庆日报》从第1号到现存的最后一期第175号，版式基本如此，保持不变。

创刊号的第一版是《发刊之辞》，它占去整个第一版，未完又转到第二版。那时没有标点符号，文中用空开一字表示断句。这是一篇阐述《重庆日报》发刊缘由及办报方针的文章，全文如下：发刊之辞

眠者宜觉 觉者宜起 今者则非贪惰眠而醉生梦死之时也

人智进而夺鬼神之魔力 科学开而行缩地之奇术有火车 有轮船 有电线 千里万里天涯是比邻 巴字之江水脉脉而遥连欧美之码头 西洋之潮流滔滔 而直捣东海之岸边 世界大势之一动一摇 倐（倏）忽波及于四海八荒 浑圆球上还无不被其影响之个处 文野智愚强弱贫富 彼此窜入而平均 东西流通而同化 譬者犹水 凸处则奔而为急滩 凹处则汇而为深潭 而欲得彼此平准也 譬者犹氛气 苟有空疏之处 直窜入而填充之 而内外流通不息也 当此时 谁信风水之灵谁夸天府之美 谁谓三峡之险 谁说栈道之难 世界之潮势一荡摇 则不许桃源仙寰之存在也 不容天府之超脱于世外也

内外接触彼此流通 询是为自然之数 由社会进化之大法而观之 吾人知其可庆 未知其可悲也 虽然吾人窃有为巴蜀可虞者 何也 曰 巴蜀人士果有接触外界之风波 而与之融和与之并行之自强心欤 又有输入外界之文物 而咀嚼之利用之自奋心欤 此二问题即是也 诸君不见彼粗造（糙）之玻璃器耶 取热汤注入其内 则其器忽然破碎者何故欤 此其内部之汤水与周围之氛气 冷热异度 而中间之器物其质不坚致 不能堪于内外热度之激变之故也 今夫热汤者外来之风物也盛之器者巴蜀之社会也 周围之氛气者 旧习之思想也 而诸君者组成巴蜀社会之各个分子也 诸君今介在于新旧社会迁移之过渡期 其能融和热汤而利用之 或为热汤见破碎 个中之得失 一系在于诸君之心志坚脆强弱如何 诸君更思 玻璃器之体质 坚致强硬而能盛热汤乎 则器内之热气发散 而加温器外之冷气 器外之冷气浸润 而冷却器内之热气 可以得冷热相调和始济其用也 是谓内外文物之调和也 是谓彼此风气之流通也 若夫不然 则此非调和而破坏也 非流通而并吞也 则虽蜀山蜀江之碧青依旧 巴蜀之精神不免灭亡也 诸君看之于各自之脾胃 脾胃强健者 不问何食物悉消化之而益其血肉 脾胃衰弱者 虽嘉（佳）肴美馔亦害其身 其利害所系 一在于脾胃之强弱如何 看彼印度 早已接触外界之风潮 而可悲 国亡山河独存是何缘故乎 盖其国民意志脆软脾胃衰弱之故耳 更看日本 彼等之意志强硬也 每驾御外界之风潮而利用之彼等之脾胃强健也 常咀嚼外来之风物 消化之 故儒教来则陶冶之为日本的儒教 佛教来则利导之作日本的佛教 泰西之风物来袭则欢迎之 而补益自家之文明也 因之观之 内外之接触 彼此之流通 利害得失之所岐 不在于其事而在于其人 则勇者喜之 怯者恐之 智者利用之 愚者忌惮之 而吾人固知巴蜀人士之非怯者愚者 故欲为巴蜀社会庆祝之者也 呜呼 时也来矣 势也迫矣 诸君夫起 起而为乘此时势之准备今者则非徒唱江山之美而贪醉梦之时也 抑问诸君欲以如何之准备 驾御时代之潮流 应（迎）接新旧转运之过渡期乎 诸君已吃烟卷 饮洋酒 饰表钟 被洋绒其他欢迎一切之洋货 表面颇似开通 然若以之为乘新潮之第一要义者则未也 夫烟卷也 表钟也 洋酒也洋绒也 是等形而下之物质者 文明世界之形骸而已所谓开通者 所谓文明者 皆在于形而上之精神思想若不知吸收清新之空气于形而上之精神思想 而徒爱着其形骸者 则不异向画像之美人寄情也 可知 现下之急务在于形而上之修养开拓 然而吾人确信 诸君亦早有见于此 何得新鲜之粮与水 欲以养精神之饥 医意志之渴而未得也 吾人曾闻之 泰西游历家之到各国都市也 先问新报社之数 而卜知其文野之程度 然 询然 新报是进化之先锋前驱 而运搬精神之粮水之舟车也 思想开通之津梁也 由其多少卜文野之程度者 固不为误 翻顾巴蜀之社会 有新报几何 吁嗟 吾人深悲 此社会未可问新报之多少 而在于可问其有无之时代 诸君欲得精神的粮水而未得者 亦不宜哉 吾人之微力不才 岂敢为诸君供给其粮水云尔哉 惟期为诸君造舟车 为诸君架津梁 于是乎重庆日报生焉 诸君夫起 起而利用此舟车津梁

吾人不自揣 敢为重庆日报之保姆 欲以覆育之今试言吾人平常之职责乎 谚云 新报是社会之盐也夫盐之性有苦味 不如糖蜜之甘美 然糖蜜动（伤）害胃腑 又辄招腐败 不如盐之调理五味 又防物之腐败也 人生一日欠盐害荣（营）养 社会一日无盐来腐败 以新报比盐不为无以 顾（故）吾人元（原）是木强汉 不娴辞令 不解风流 彼巧言令色 媚世谀人甘美如糖蜜者 非吾人之所得学 只夫颠沛流离 常有盐之苦味而为社会之防腐剂 为尽本来之天职 此一事吾人自任可不落人后 世人云 新报是社会之木铎天下之耳目也 然此非吾人之所敢当 吾人岂敢以先觉者自任 而指导诸君云尔哉 只夫为所置于诸君之枕头之自鸣钟 而警醒诸君之惰眠则足焉 为所豫测云气之变动之晴雨表 而为诸君见使用则足焉 为电话机而交通诸君之意志则足焉 为反射镜而映写诸君之像影则足焉 换言则吾人是诸君之器机也 诸君夫起 起而利用此器机

这篇发刊辞，由竹川藤太郎执笔，经卞小吾润色。文章一开始便明确指出，现在不是“贪惰眠而醉生梦死之时”，接着循循善诱地说明世界大势，告诉人们，人类社会已进入科学发达时代，有了火车、轮船、电线，因而虽相隔千万里，亦近似比邻，所以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都会波及地球的每个角落。世界文明就像水和空气一样，从高处流向低处，从密处窜入疏处，以达到平衡。世界各地是需要交流沟通的，使“文野智愚，强弱贫富，彼此窜入而平均，东西流通而通化”，人类才能和谐共进。发刊辞告诫川人在这近世文明到来之际，不要再迷信巴蜀“风水之灵”，自誉“天府之美”，赞叹“三峡之险”“栈道之难”，沉浸于自我陶醉之中。只要“世界之潮势一荡摇，则不许桃源仙寰之存在也”。天府之国不是世外桃源，不能超脱于世界大潮之外，吾川人应该睁开“惰眠”的双眼，快快苏醒，主动融入世界的大潮。

文章用玻璃器皿突然受热膨胀而爆裂的道理，说明面临世界大潮的时候，只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勇敢地面对，才不会在大潮面前惊慌失措，才能够从容以对，就像提高玻璃器皿的温度，使它与外界的温度相适应，倒进开水才不致破碎。文章还以印度、日本两个国家为例，说明由于对待世界潮流有着不同的态度，便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巴蜀人士之非怯者愚者”，所以当西方文明袭来时，应该“欢迎之，而补自家之文明”，也就是“喜之”“利用之”，以补自己之短。并警示川人，这样的风潮已经到来，形势紧迫，要做好迎接的准备，“驾驭时代之潮流”，不要再沉溺于“醉梦”中，故步自封。文中指出，现在虽然很多人吸烟卷，饮洋酒，用钟表，穿洋布，但这只是“等形而下之物质者，文明世界之形骸而已”, “若不知吸收清新之空气，于形而上之精神思想，而徒爱着其形骸者，则不异向画像之美人寄情也”。学习西方不应该是表面的、形式上的，人应该有思想观念的改变，才能真正接受新事物，利用新事物。

发刊辞在一番议论之后进入主题，指出：一个国家“文野之程度”，先“问新报社之数”，因为“新报是进化之先锋前驱”，是“运搬精神之粮水之舟车”，是“思想开通之津梁”，可是“翻顾巴蜀之社会，有新报几何”，大家需要这种精神食粮，却得不到满足，“于是乎《重庆日报》生焉”。竹川、卞小吾把报纸视为社会文明的标志、人类进步的表现。发刊辞最后还把报纸比作盐，说明人们对报纸的需求，如同对盐的需求一样，是不可缺少的。虽“盐之性有苦味”, “不如蜜糖之甘美”，但是糖蜜会伤害胃腑，盐则可以调五味，“防物之腐败”。所以《重庆日报》不会“巧言令色”, “媚世谀人”，而会像盐一样，给人和社会提供营养，做防腐剂，对一切没落、陈腐、衰败、黑暗的思想、习俗、传统、制度进行揭露、批判、斗争，尽自己之“本来之天职”；还说报纸是“社会之木铎，天下之耳目”，并表示《重庆日报》会为此而努力，希望读者把它当成“自鸣钟”“晴雨表”“电话机”“反射镜”，起到警醒惰眠、预测风云变幻、促进交流、映照积弊恶习的作用，要大家使用好报纸这一工具，以便与世界潮流同步。

整个发刊辞平实易懂，似乎是在与读者娓娓交谈，办报人的思想、报纸的宗旨都在深入浅出的叙述中讲得明白，让人对《重庆日报》产生好感，觉得它诚挚可亲，从而相信它，接受它，阅读它。

创刊号第二版（见图9）除了从第一版转过来的一段《发刊之辞》外，还有两个内容，一是对《重庆日报》创刊的祝词，二是日本驻渝领事馆发来的关于日俄战争的公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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