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杨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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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机理与效应——基于物流产业特征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试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1 导 论1.1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投资方向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表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在1970年服务业FDI约占全球的25%，1990年约占全球的50%，2003年约占全球的60%，估计为4万亿美元。而同期，初级部门FDI存量比例由9%下降到6%，制造业由42%下降至34%。2003年服务业FDI存量已超过5.6万亿美元，占世界总存量的67%（UNCTAD，2005）。服务业已是21世纪全球FDI的第一大产业。作为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物[1]流产业FDI发展迅猛，主要原因是：第一，国际贸易的发展推动了物流全球化。国际贸易是物流全球化的前提，当生产与消费或者产地与原材料基地分别处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时，国际贸易就会进行。贸易条件达成之后，为了克服消费活动、生产活动所受限的空间隔离和时间距离，便需要对物资进行物理性移动，国际物流活动便会随之产生。物流全球化与过去的贸易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货物运输有所不同，全球货运只是一种单一的物流全球化方式，它和现在兴起的企业内或者是企业间的物流全球化有很大差别，后者更多的涉及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第二，FDI的发展推动了物流全球化。全球要素成本的地区差异成为FDI的主要动力之一，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寻找最合理的要素组合，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的调配与产品生产、销售也随之产生，物流活动乃至供应链管理的范围也随之延伸到了全球。第三，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物流全球化。全球化的物流系统需要更多的企业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的广泛合作才能建立，而这种合作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条码技术、EDI、电子扫描与传输、传真等通信工具的广泛使用，提高了信息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这种以迅速可靠的信息交换为基础的物流作业安排，为全球物流战略的选择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这从许多全球化企业的准时化战略（JIT）、快速反应战略（QR）、连续补充战略（CR）和自动化补充战略（AR）运作中得到了证明。信息革命还加快了订货需求的传输速度、生产速度、装运速度、清关速度等，降低了全球物流的时间和成本，极大地促进了物流全球化的发展。第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了物流全球化。经济体内部解除管制、经济体之间签订贸易协定和建立贸易区为国际物流提供了广泛空间，贸易壁垒的消除加快了物流全球化的发展。为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放松管制的政策，极大地释放了国际物流的市场空间，而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为国际物流的畅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物流产业FDI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4—1996年）：1984年4月，FedEx登陆中国，开始与代办商在中国开展速递业务。随后，各国速递巨头纷至沓来，随着中国准时化物流需求逐渐增多，尤其是加入WTO后，对外资物流企业在华开展业务的限制不断放宽，越来越多的跨国物流企业纷纷看好中国物流业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潜力并进入中国。
第二阶段（1997—2002年）：物流产业FDI迅速发展，以合资或独资形式拓展中国物流市场的跨国物流企业共有31家，其中速递公司5家、航运企业10家、综合物流企业16家，它们在中国各主要大中城市设立了309个分支机构和办事处。
第三阶段（2003—2005年）：物流产业FDI已成为中国物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阶段（2006至今）：中国物流产业全面对WTO开放。
中国物流产业的规模，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89.9万亿元，物流业实现增加值2.0万亿元，物流业增加值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6.5%，占GDP的比重为6.6%。其中，全国铁路货运总发送量33亿吨，铁路货运总周转量25 118亿吨公里；全国营业性货运车辆完成货运量191.7亿吨，货物周转量32 868.2亿吨公里；全国水路货运完成货运量28.6亿吨，货物周转量40 987亿吨公里；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42.8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28亿标准箱。许多物流指标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物流产业FDI规模，2008年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中新设立外商投资项目300个，比去年同期减少50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21 218万美元。新设立企业数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国同期吸收外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1.09%和2.39%。
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看，中国还不是物流强国。中国物流企业与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物流企业相比，无论是规模、品牌、盈利能力、国际市场份额，还是物流提供能力、服务创新能力、运作模式、供应链管理能力等，均有很大差距。由此中国物流产业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开展对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进而促进中国物流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竞争力，对于有效地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服务业FDI的理论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对物流产业FDI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较少。物流产业所具有的服务业特征和部分制造业特征，使得其在FDI的机理和效应等方面的规律性与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比较具有明显的个性，因此基于物流产业特征的FDI机理和效应的研究成为了物流产业FDI理论问题的研究热点。1.1.1 本课题研究的相关概念
本课题研究的是物流产业FDI问题，主要涉及物流产业的概念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念。
1.物流概念（1）物流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物流”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1915年，美国市场营销学者阿奇·萧（Arch Shaw）在《市场流通中的若干问题》一书中就提到“物流”（physical distribution）一词，并指出“物流是与创造需求不同的一个问题”。因为在20世纪初，西方一些国家已出现生产大量过剩、需求严重不足的经济危机，企业因此提出了销售和物流的问题。此时的物流指的是销售过程中的物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围绕战争供应，美国军队建立了“后勤”（logistics）理论，并将其用于战争活动中。其所提出的“后勤”是指将战时物资生产、采购、运输、配给等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布置，以求战略物资补给的费用更低、速度更快、服务更好。后来，“后勤”一词在企业中被广泛应用，又有“商业后勤”、“流通后勤”的提法，这时的“后勤”包含了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物流，因而是一个范围更广泛的物流概念。
物流概念从1915年提出开始，经过70多年的时间才有定论，现在欧美国家普遍把“物流”称作“logistics”。“logistics”包含了生产领域的原材料采购、生产过程中的物料搬运与厂内物流和流通过程中的物流或销售物流，可见其外延更为广泛。
第一，美国的物流定义。1963年美国国家物流管理协会（National Council of Physical Distribution Management，NCPDM）对物流管理（physical distribution management）的定义是：物流管理是为了计划、执行和控制原材料、在制品库存及制成品从起源地到消费地有效率的流动而进行的两种或多种活动的集成。这些活动可能包括但不限于：顾客服务、需求预测、交通、库存控制、物料搬运、订货处理、零件及服务支持、工厂及仓库选址、采购、包装、退货处理、废弃物回收、运输、仓储管理等。
1985年下半年，该协会组织进行调整，更名为The Council of Logistics Management（CLM），用logistics代替了原来的physical distribution。它对“物流”的定义是：物流是对货物、服务及相关信息从起源地到消费地有效率、有效益的流动和储存进行计划、执行和控制，以满足顾客要求的过程。该过程包括：进向、去向、内部和外部的移动以及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物料回收。
2001年，美国物流管理协会对物流定义做了进一步修订，修订后的定义是：物流是供应链过程的一部分，它是对商品、服务及相关信息在起源地到消费地之间有效率和有效益的正向和反向移动与储存进行的计划、执行与控制，其目的是满足客户要求。
美国物流工程师学会（The Society of Logistics Engineers，SOLE）成立于1966年，1999年更名为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Logistics，该学会对物流的定义是：物流是与需求、设计、资源供给和维护有关，以支持目标、计划及运作的科学、管理、工程及技术活动的艺术。
美国空军1981年关于物流的定义是：物流是计划、执行军队的调动与维护的科学。按照最全面的定义，物流与军事活动的诸多方面有关：1）军事物资的设计、开发、采购、储存、运输、分配、保养、疏散及废弃处理；2）军事人员的运输、疏散和安置；3）军事装备的采购或建设、保养、运营及废弃处理；4）军事服务的采购或提供。
美国国防部1986年在《对系统和装备的一体化物流支持服务的采购与管理》中更是针对军事物流的特点加以了详细说明，认为物流包括：保养计划、人员；补给支持、设施及装备；技术数据；培训及培训设备；计算机资源；包装、搬运、储存与运输；可靠性与可维护性；等等。
韦伯斯特大词典（Webster Dictionary）1963年的定义为：物流指军事物资、装备和人员的获取、维护保养和运输。
美国著名的物流公司Exel Logistics Co.1997年在《物流术语词汇集》（Clossary of Logistics Terns）中给物流下了三种定义：1）物流是与计划和执行供应链中商品及物料的搬运、储存及运输相关的所有活动，包括废弃物品及旧品的回收复用；2）物流是围绕物料管理和实物流通所发挥的功能；3）物流是对动态和静态库存的管理。
第二，欧洲物流协会的定义。欧洲物流协会（European Logistics Association）1994年发表的Terminology in Logistics中将物流定义为：物流是在一个系统内对人员及/或商品的运输、安排及与此相关的支持活动的计划、执行与控制，以达到特定的目的。
第三，日本的物流定义。日本的物流概念是1956年直接从英文的physical distribution翻译而来的。1956年，日本派团考察美国的流通技术，引进了物流的概念。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成为世界上物流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日本日通综合研究所1981年在《物流手册》中对物流的定义是：物流是物质资料从供给者向需求者的物理性移动，是创造时间性、场所性价值的经济活动。从物流的范畴来看，包括包装、装卸、保管、库存管理、流通加工、运输、配送等诸种活动。如果不经过这些过程，物就不能移动。
日本后勤系统协会（Japan Institute of Logistics Systems，JILS）专务理事稻束原树1997年在《这就是“后勤”》一文中对“后勤”下了如下定义：后勤是一种对于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有效率流动进行规划、实施和管理的思路，它同时协调供应、生产和销售各部门的个别利益，最终达到满足顾客的需求的目的。换言之，“后勤”意味着按要求的数量、以最低的成本送达到要求的地点，以满足顾客的需要为基本目标。（2）中国对物流的定义。中国在2001年由国家科委、技术监督局、物资流通协会等制定的《物流术语国家标准》中将物流定义为：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中，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功能有机结合以实现用户要求的过程。
物流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以及一些行业协会都有各自的定义。虽然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地区），对物流概念的理解有所差异，但本质认识是一致的，主要是：
第一，物流概念的形成是与社会生产、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的进步共同发展的。
第二，物流概念与物流实践最早始于军事后勤，而“物流”一词覆盖了商业领域和军事领域，物流概念适用于机构和私人活动。
第三，无论是physical distribution还是logistics，其内涵都强调了“实物的流动”这一本质。
第四，物流的功能主要有运输、储存、装卸、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以及信息处理等。
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中国物流产业的FDI问题，因此以中国的物流定义作为研究基础。（3）物流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GB/T 18354—2001）中对企业的定义是：企业是满足社会需求、为社会提供生产或服务的经济组织。要判断企业的性质，只要看企业所提供的生产或服务的性质即可。因而，要界定物流企业，就要看它所从事的是否为物流活动。
物流活动，是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程，根据实际需要，它是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结合的过程。
物流活动是物流诸功能的实施与管理过程。关于物流活动，中国的国家标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根据物流的定义，物流活动包括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活动以及将它们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有机结合的活动。其中，将基本活动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有机结合的活动包括物流系统设计、物流管理以及更高形式的供应链管理等。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5年颁布的《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GB/T 19680—2005）对物流企业做了如下定义：至少从事运输（含运输代理、货物快递）或仓储一种经营业务，并能够按照客户物流需求对运输、储存、装卸、包装、流通加工、配送等基本功能进行组织和管理，具有与自身业务相适应的信息管理系统，实行独立核算、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组织，非法人物流经济组织可比照适用。《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GB/T 19680—2005）规定，今后中国的物流企业将分为三类五级，即运输型、仓储型和综合服务型三类，每种类型中又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从5A到1A依次降低）。最高的5A级的物流企业标准最为严格，如业务辐射面必须达到全球范围，中高层管理人员80%以上必须有大专以上学历或行业组织物流师认证资格，仓储型物流企业5A标准的自有仓储面积要求必须达到20万平方米以上等。
中国的国家标准将物流企业划分为运输型、仓储型、综合服务型三种类型，并对每种类型的主要业务范围及功能做了具体界定。
运输型物流企业是以从事货物运输或代理运输服务为主，包含其他物流服务的企业。也就是说，除了以传统意义上的运输、货运代理业务为主业或基础，还要进一步从客户的需求出发，能够为客户提供门到门、门到站、多式联运等现代运输服务以及相应的信息服务，在上述四项基本的功能或业务中，以运输为主，其他又缺一不可。此外，运输型物流企业还可以进一步为生产企业、商贸企业提供要求更高的一体化综合物流服务，但这一条不作为运输型物流企业的必要条件。
仓储型物流企业是主要从事区域性仓储服务，同时也从事其他物流服务的企业。与传统仓储企业相区别的是，现代仓储型物流企业在为客户提供储存、保管等仓储服务的同时，还可以提供配送、信息等服务，有条件的还可以开展经销、加工等增值服务。
综合服务型物流企业是专门为企业客户提供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一体化物流服务的企业。一体化物流服务也被称为第三方物流服务，集中体现了现代物流的本质与发展水平，在中国还是处于发展中的新兴运作模式，主要是为客户制订物流方案，以合同形式在一定时期内为客户提供物流一体化（采购、运输、仓储、配送等）全程服务，并应用信息系统进行管理、控制。
国家标准将物流企业的资质分为1A到5A五个等级，并提出了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物流企业的评价指标。
在评价指标的总体设计上，三种类型的物流企业均从经营状况、资产、设备设施、管理及服务、人员素质、信息化水平六个方面来评价。
在评价指标的具体项目中，不同类型的物流企业有所不同。如针对仓储面积这一指标，运输型企业没有要求，仓储型企业要求自己拥有，综合服务型企业要求可控性；针对运输车辆这一指标，运输型企业要求自己拥有，其他企业只要求可控性；对仓储型企业没有运营网点的要求，而是要求有一定数量的配送供应点；对综合服务型企业则特别提出了要能够为客户提供物流规划、资源整合方案的咨询服务等要求。
在评价指标的高低上，对综合服务型企业考虑了软资本方面的要求，即考虑了企业的经验、规范的流程管理、治理制度、关系资源、企业的品牌、人力资源、价值观。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企业的成功取决于公司运营软资产的能力。同时，对综合服务型企业还要求有较多的运营网点，对仓储型企业的营业收入要求较低，对运输型企业的车辆要求较高。
信息化是物流服务的重要内容。上述三种类型的物流企业都要求有相对完善的物流网络信息系统作为网络信息服务的支持，该信息系统须具备货物实时监控、货物信息查询等信息处理功能。（4）物流产业。
1）物流产业的定义。物流产业虽然已成为重要的产业之一，但国内外对物流产业的概念却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一些学者和机构对物流产业的定义给出了各自的观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丁俊发对物流产业的定义是：物流产业是物流资源产业化而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或聚合型产业。物流资源包括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平台等。物流产业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除生产过程以外的其他过程都可以包含在物流过程中，物流产业包括运输业、仓储业、装卸业、包装业、加工配送业、物流信息业、邮政业等，是服务业中的一个新兴产业。
李学工将物流产业定义为：物流产业是指专门从事将商品或服务由起始地到消费地发生空间位移，对其进行高效率与高效益流动及储存为经营（活动）内容的营利性事业组织的集群……它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国内贸易业、对外贸易业、饮食业、物资供销业及[2]仓储业等。
还有两种观点是：物流产业部门从事的是有关商品或服务的活动，其职能日趋社会化、市场化及组织化，因此愈来愈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门类；物流业即后勤服务业，是从事生产和营销服务保障的所有服务单位的总称，是专门为市场提供物流管理服务的企业，这类企业的集成就是物流产业或物流行业。
本研究认为，从产业形成规律来看，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导致许多非核心业务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分离出来，物流业是其中之一。生产企业为增强市场竞争力，将企业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到其核心业务上，寻求社会化分工协作带来的效率最大化。如果将物流业务委托给第三方专业物流公司可以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物流产业独立的可能性就产生了。因此，物流业作为一个产业而独立发展起来是必然趋势。“第三方物流”企业的集合才是真正意义的物流产业。
2）物流产业涉及的领域。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物流经济实体从横向上看就构成了物流产业，物流产业是一个跨行业、跨部门的综合产业，具有渗透性强的特点。根据物流产业功能的不同，可将其分为六大板块：货物运输、仓储、货运代理、物流配送、物流包装、物流管理。
物流产业是流通产业的子集。流通产业是指与商品流通和商业直接相关联或为商品流通和商业提供必要条件的行业及各种投资领域的总称。归纳起来说就是：一是商业，主要指批发和零售业；二是专门为商业服务的行业，包括流通加工业、流通配送业、流通信息业、流通仓储运输业、流通技术业；三是与商业关联的资源、产品供应和终端消费的行为、企业、客户。物流产业又是从流通产业中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和商品实体的移动这些传统部门中分离出来形成的一个独立的产业。按行业划分，它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国内贸易业、对外贸易业、饮食业、物资供销业及仓储业等。
物流产业是集交通运输、通信、物资供应、仓储保管等产业的部分职能于一身的新兴产业部门，绝非各职能的简单加总，而是将上述产业的社会职能依照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的发展规律，并以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撑为前提，浓缩形成的一个崭新的致力于提高社会总体效率和效益的产业部门。
2.外商直接投资（1）国际直接投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或地区）的居民和实体（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与在另一国的企业（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建立长期关系，具有长期利益，并对其进行控制的投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有如下几种具体方式：股权资本，即对外直接投资者在本国之外拥有的企业股权；利润再投资，即对外直接投资者用于再投资的国外分支机构股份（直接参股比例）的未分配红利或未汇回的收益；企业内贷款（或称企业内债务），即对外直接投资者（即母公司）与其分支企业之间的短期或中长期贷款。
日本学者原正行（1992）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企业特殊的经营资源在企业内部的国际转移”。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nla，1981）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所谓直接投资应该理解为向接受投资的国家传播资本、经营能力、技术知识的经营资源综合体。这里讲的经营资源是指在经营企业中发挥各种能力的主体，从表面看是以经营者为核心的，更实质地讲，是指经营管理上的知识和经验，包括专利、技术秘密以及市场调研方法等广泛的技术性的专门知识，销售、采购原料、筹措资金等在市场上的地位，以及商标及信用、情报收集、研究与开发等的组织等。”
澳大利亚学者A.G.肯伍德和A.L.洛赫德（A.G.Kenwood and A. L.Lougheed，1992）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一家公司在另一国设立分支机构或获得该国一家企业的控股权”。
本研究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指对外直接投资者因具有比较优势而进行资本的国际转移，由于获得部分或全部外国企业的经营控制权，进而实现最终目标与直接目标高度统一的长期投资行为。国际直接投资其实质是国内直接投资的延伸、扩展和特殊表现形式。凡是进行对外自接投资的公司、政府、个人和机构都可以认为是对外直接投资者，但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中，对外直接投资者主要特指大型跨国公司，因为其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典型意义。大型跨国公司拥有其他对外直接投资者无法比拟的垄断优势，如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雄厚的经济实力、驰名的商标和卓著的商誉、巨大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和对外贸易额、良好的筹资信誉、遍布世界各地的采购和销售网络等。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表明，大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向东道国所转移的生产要素主要是上述垄断优势，货币资本的转移量较少，一般约为其对外直接投资额的10%。大型跨国公司的个别投资项目甚至无任何货币资本的转移，其所需的资金是在东道国、投资国和国际资本市场筹集的。获得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控制权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特征，也是对外直接投资者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重要条件。对外直接投资的最终目标是唯一的，即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目标则是多元的，如绕开贸易保护主义障碍，维持和拓展国际市场份额；维护与扩大垄断优势；获得国外自然资源；利用东道国廉价的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分散风险；利用东道国和投资国的优惠政策；转移污染；等等。（2）国际间接投资。国际间接投资一直没有统一界定标准，处理方法也不尽相同。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国际投资理论界普遍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间接投资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有效控制权，但在具体确定数量标准时，又有较大的差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国际收支手册》认为，在被投资的企业中拥有25%以上的股份，可以作为获得有效控制权的合理标准，即一笔跨国性投资，不考虑其绝对额的水平，只要达到这一标准，则可视为国际直接投资，反之则为国际间接投资。
美国商务部规定，如某外国公司完全受美国公司控制，或50%以上的股份被一群相互没有联系的美国人所拥有，或20%以上的股份被一群有组织的美国人所拥有，或10%以上的股份被一个美国人（或法人）所拥有，则美国人对该公司的投资就属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范畴，反之则为国际间接投资。
日本政府规定，日本在国外企业中出资比例达到25%以上的投资或贷款，均属于对外直接投资，如日本的出资比例虽然不至25%，但符合下列条件中某一项者，也属于对外直接投资：派遣董事，提供制造技术，供给原材料，购买产品，援助资金，缔结总代理合同，与被投资企业建立其他永久性经济关系等。
美国学者P.H.林德特和C.P.金德尔伯格（P.H.Lindirt and C.P. Kindleberger，1982）认为，只要投资企业拥有接受投资的国外企业的10%以上的股份，则无论是新购入股份还是单纯贷款，都属于国际直接投资，反之则为国际间接投资。
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1981）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明确，在某种情况下，仅获得10%的股份就能获得有效控制权，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即使获得49%的股份，也不能获得有效控制权（因其余的51%的股份被另一投资者独家拥有），因此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判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则被视为对外直接投资：以参加经营管理为目的，取得外国现有企业的股份，或购并国外现有企业；在国外建立新的完全属于自己的子公司，或建立合资企业，并持有其股份；伴随有参加经营因素的长期贷款（如跨国公司总公司对其国外子公司的贷款）。
一般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间接投资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获得所投资企业的有效控制权。二者之间的区别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投资的主要直接目标不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直接目标是获得被投资企业的有效控制权；而国际间接投资的主要直接目标是获得较高的股息收益和利息收益。
第二，对外投资者的权限不同。国际直接投资者亲自到东道国新建或购并企业，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拥有被投资企业的有效控制权；国际间接投资者仅拥有被投资企业的小部分股份，并不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无有效的控制权。
第三，资本的构成不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间接投资是国际投资的两种主要方式，都表现为资本在各国间的流动，但流动主体（即资本）的构成不同，前者表现为“一揽子”生产要素（如货币、原材料和零部件、设备、技术知识、管理能力和劳动力等）由投资国流向东道国，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无形资产，货币资本的流动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后者则表现为单一的货币资本由投资国流向东道国。
第四，对东道国宏观经济短期波动的敏感程度不同。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反应迟钝；国际间接投资对东道国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反应十分敏感。
在国际投资实践中，要对每一笔投资的性质进行准确鉴别，工作量巨大，缺乏可操作性。此外，一笔投资在实施之后，其属性有可能发生变化。（3）外商直接投资。国内学术界将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译成国际直接投资或者外商直接投资。其实，FDI既可指外向的外国直接投资（outward FDI），也可指内向的外国直接投资（inward FDI）。在本书的理论分析中，将FDI译为外商直接投资，与内向的外国直接投资同义。
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基本性质是：FDI属于以增值为目的的、具有有效控制权的国际资本流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对外收支手册》中将FDI定义为“在投资人以外的国家（经济）所经营的企业中拥有持续利益的一种投资，其目的在于对该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有效的发言权”。UNCTAD多年来发表的年度《世界投资报告》中，外商直接投资一直被定义为：一国（地区）的居民实体（对外直接投资者或公司）在其本国（地区）以外的另一国的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分支机构或国外分支机构）中建立长期关系，享有持久利益，并[3]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这一定义被各国广泛地采用。本研究也采用这一定义。
理解FDI的定义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意味着投资者对其他国家的企业的管理可施加显著影响或者进行有效控制。这种投资既涉及两个实体之间最初的交易，也涉及二者之间以及其不论是联合的还是非联合的国外分支机构之间的所有后续交易。有效控制除了可由持股比例来体现外，还可由投资者对海外企业经营资源的直接支配程度或者营销网络、市场及技术标准等来体现。第二，进行FDI的可以是商业实体，也可以是个人和政府。现实经济中，FDI的主体主要是跨国公司。第三，直接投资的资本既可以来自资本输出国，也可以从受资国当地筹措或在第三国/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投入的生产要素既可以是货币形态的资本，也可以是无形的知识资产。第四，“有效控制权”与享有“持久利益”是密不可分的。“持久利益”是目[4]的，而“有效控制”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本课题在分析中国FDI数据时采用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03》第685页对“外商直接投资”统计口径的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包括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中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中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中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中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1.1.2 本课题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系统的FDI理论始于海默（S.Hymer，1960）的垄断优势论，之后得到充分发展，在多个流派的发展和彼此竞争后，当前大多学者认为邓宁（Dunning，1989）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对理解服务业跨国经营的动因、方式、区位状况非常有效，因此，国外对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理论分析就主要集中在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上。由于服务行业涵盖范围广，异质性比较强，因此在不同的服务部门这三种优势的适用程度有所不同。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对服务业跨国公司理论的研究也逐渐延伸到基于服务业整体以及从服务业具体部门或行业的角度来对服务业跨国公司进行研究。在以往的国外研究中尽管针对工业方面居多，但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外商投资理论也能够解释服务业的经济现象，因此无须构建新的理论（Lacayo，2003；McKaig Berliner，2001；Dunning，1989）。而凯夫斯（Caves，1996）提出的研究FDI的六个标准问题（6w）被认为基本覆盖了FDI研究的各主要方面，是研究FDI问题的基本线索。（1）国外学术界关于服务业FDI机理等问题的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FDI的动因、方式、区位等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时，多以制造业为基础，对以服务业FDI为研究对象的实证分析较少，且在现有不多的对服务业FDI的分析中，以金融业FDI为对象的研究居多。在对特定行业FDI的研究成果中，这些行业的FDI问题仍具有特殊性，在依据行业特征对FDI理论的深入研究过程中，发现不同行业FDI的规律显现出较大差异。这些成果对物流业FDI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Culem（1988）对美国银行业FDI的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市场大小、经济增长率、单位劳动成本、贸易量和经济规模是影响其FDI进入的主要因素。Goldberg和Johnson（1990）发现资本费用、市场大小、汇率、经济增长和贸易水平是美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考虑的因素。Grosse 和Goldberg（1991）对美国银行业FDI的研究表明，双边贸易、银行市场的大小、国家政策是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考虑的关键因素。Yamori（1998）对日本银行业FDI的研究表明，东道国市场大小、双边贸易水平、其制造业FDI的流入水平以及国家风险对于吸引日本银行业FDI有显著的正影响。长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率对吸引日本银行业FDI有显著负影响。而汇率及汇率的变化率对其则没有显著影响。Moshirian（1999）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的金融业FDI的影响因素，发现双边贸易、银行外国资产、资产费用、经济增长、汇率和FDI在非金融产业的大小是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主要考虑的因素。Li与Moshirian（2003）对美国保险业FDI的研究表明，东道国的商品贸易额与FDI的流入呈现正相关，汇率变动与其负相关。Kolstad Villanger（2004）选取1989—2000年全球57个国家的服务业FDI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制造业的FDI、民主和制度的水平对服务业FDI有重要影响，经济增长、贸易、政治风险和稳定对服务业利用FDI没有重要影响。Ramasamy Yeung（2006）以OECD国家为样本，比较了1980年至2003年之间制造业与服务业FDI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制造业FDI的水平显著影响了该国服务业FDI的流入，因此东道国应该充分利用制造业FDI来吸引更多服务业FDI的流入。另外，市场大小与市场的效率也是吸引服务业FDI的一个显著因素，但是其对制造业的影响比对服务业的影响更大。就追求效率的FDI而言，劳动力质量对于服务业FDI来说要更重要，因此东道国的教育水平对服务业FDI有显著影响。相对于一个新的投资环境，该地区劳动力成本并不显著影响服务业FDI的流入。
Jones（2002）对银行业和管理咨询业跨国公司决策过程展开了研究；Brouthers（1996）对国际生产折中论在服务业中计算机软件部门的应用进行了研究；L.Nachum（2000）以美国服务业为例，探讨了服务业对外投资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影响；Kindliberer（1985）分析了运输业跨国公司的特点和跨国经营行为；Aharoni（1993）探讨了会计、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跨国公司的各种组织形式和国外市场参与形式；此外，Casson（1990）、Swoboda（1990）、Guillen和Tschoegl（1999）、Berger和Young（2001）等对银行业、保险业跨国公司进行了研究。（2）国外学术界关于服务业FDI效应问题的研究。
1）对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Borensztein，Gregorio和Ixe（1995）利用69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的数据研究了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的发现是：FDI是技术转移的重要工具，为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国内投资；FDI与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协同关系，FDI对东道国经济有增长效应，但并未证明中国的FDI对东道国有“技术溢出”效应，只能说为“技术溢出”提供了间接证据。
Jordan Shan（2002）运用向量自回归方法研究了中国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用方差分级与脉冲相应函数分析了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其结果认为：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而经济增长对FDI的影响要大于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FDI的流入扩大了东西部之间的地区差异；汇率变动并不是影响FDI流入中国的重要考虑因素。
Cheng Lsiao（2002）同样运用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中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进行了分析，他认为：GDP（国内生产总值）与FDI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除经济因素外，稳定可靠的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吸引FDI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Sinica Kusic（2002）强调了FDI对克罗地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作者通过回归和类似国家的经验（如匈牙利）分析了转型时期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FDI对克罗地亚的经济增长影响是显著的，尤其是在转型时期。
Chandana Chakraborty和Parantap Basu（2004）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印度的FDI流入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认为：FDI与GDP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单位劳动成本与进口税在税收中所占的份额影响着FDI与GDP之间的长期关系。
2）FDI产业结构效应的研究。在这一领域，一般是从FDI与东道[5]国的产业关联和东道国政策体制等环境因素方面进行研究。FDI对东道国产业带动效应的核心是技术扩散，技术扩散会引起东道国的要素重组，并提高东道国的要素生产率，从而优化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赫尔希曼（1985）把产业关联看做东道国通过有意实施其战略来创造一种“非均衡”，从而促使企业创新和增长力量不断强化的过程。一旦FDI与东道国经济内部形成一种一体化联结，其效应就不再仅仅局限于FDI存在的部门内，而会在经济其他环节中也产生一种反应机制。凯夫斯（Caves，1978）认为，如果跨国公司用现代化方法对初级产品进行加工，那么东道国可以通过技术知识的扩散、劳动力的训练、新生产技术的示范、组织和监督技能的加强来获得外部经济，从而有益于其他生产活动；相反，如果FDI的生产技术与其他部门正在使用的技术相同，以及FDI进入的部门的扩张只是建立在简单的生产规模的扩大上，则其产生的关联效应是微不足道的。
从东道国政策、体制等因素来看，邓宁（1998）运用环境、体制和政策ESP范式分析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指出FDI的外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的ESP范式。ESP范式及变动与区位优势密切联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ESP范式中三个变量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在发展初期，E变量最为重要；随着经济发展，对一国产业构变化、竞争力大小的影响力从E和S变量转向P变量；发展阶段越高，P变量的作用越大。小泽辉智（1985）认为，日本在利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之所以胜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原因有二：其一是充分利用外部商业往来、技术转移和直接投资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其二是在国际生产活动中从自身利益出发，尽可能发挥ESP范式的作用和OLI系统的力量，并使两者相互配合。发展中国家东道国ESP范式与OLI系统之间协调和谐的实质在于：一方面要鼓励更多的FDI；另一方面要保证FDI对东道国的发展目标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3）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效应的研究。FDI对就业机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较大，一般FDI通过增强市场竞争、技术溢出以及对东道国员工的培训等多种渠道实现对就业的影响。FDI的就业效应主要体现在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两个方面。一般认为FDI对东道国就业数量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国外许多学者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成果都证明FDI能够促进就业数量增长，他们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分析FDI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认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显著[6]效应。Salvador Barrios，Luisito Bertinelli，Eric St robl对爱尔兰进行了研究，指出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经过整合形成正的溢出效应，创造出大量的工作需求，促进了就业。Ahmad，Seyf的研究发现FDI与欧洲的就业创造并无显著关系，因而用增加FDI来改善欧洲失业现状并不明智。Kostas，Mike对流入美国制造业的FDI的研究发现，FDI的流入对美国制造业就业提升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作用并不显著。
4）FDI的溢出效应研究。FDI的溢出效应是投资东道国重要的引资目的。Mac Dougall（1960）提出FDI对东道国具有技术溢出效应，之后Caves（1974）在生产函数中纳入了FDI要素，对FDI溢出效应进行了计量研究。FDI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比较复杂，很难精确定义，它在以FDI为源头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过程中产生，其根本原因是技术要素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不同，由于信息和知识在本质上具有自然的外部性，在与生产结合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扩散和对外传播。这种技术非自愿扩散的过程，促进了东道国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进而推动了其经济增长。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获取FDI企业先进的科学与管理技术的重要渠道之一。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产业的前后关联效应以及技术人员的流动来实现的。
国外对FDI溢出效应进行了正负两方面的研究（Aitken and Harrison，1999；Haddad and Harrsion，1993；等等）。一般认为FDI溢出效应不是自动产生的，东道国的禀赋以及不同行业的特点都会对溢出效应产生影响，通常以行业或企业的产出水平或劳动生产率作为解释变量，通过该解释变量对于FDI回归系数的符号、大小以及显著程度来判断FDI对于引入外资的行业或企业的影响。
5）FDI的环境效应研究。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开始关注FDI产生的环境效应。FDI的投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而东道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国家间的环境标准和产业规制差距不大，且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从发达国家投资国角度研究FDI的环境效应问题就被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环境标准和产业规制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普遍低于FDI投资国企业的要求，因此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研究FDI的环境效应问题也被忽视了。这就是FDI效应问题研究中关于环境效应研究成果较少的原因。但随着东道国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极限，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人民收入提高，东道国对环境质量也提出了要求，国家财富的增加使得东道国具有了改善环境质量的能力，FDI的环境效应问题就成为FDI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于FDI的环境效应问题的研究是围绕污染产业转移而展开的。FDI环境效应分为正效应与负效应。如果判断存在污染产业转移问题，则认为会产生环境负效应；如果不存在污染产业转移问题，则不产生负效应。与此相对应，形成环境效应的依据也应分为两方面：在开放经济中，资本流动会受到国家间环境标准高低的影响，环境标准高的地区的污染产业向环境标准低的地区投资，就存在污染转移问题。“污染避难所假说”（Dean Judy3，1992）较好地解释了国家间污染产业转移的根源，说明污染密集型产业会从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高的国家迁移到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低的国家，从而使实施较低环境标准的国家成为世界污染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入，加剧了市场竞争，竞争压力使相对不发达国家的政府有降低环境保护标准或放松环境规制的动机，从而出现所谓“向底线赛跑”的现象。这种在环境标准上存在的竞次态势被称为“竞次效应”或“触底竞赛假说”（Markusen，J.R.，1995）。到现在为止，大多数国外文献中，只有极少数文献论证了该假说的存在，而为数不多的国内文献的论证一般也认为这个假说是存在的。由此可见，明显存在着环境问题中的国家利益之争。关于FDI环境正效应的解释性的理论有Kevin Grey和Duncan Brank（2002）提出的“污染晕轮效应”（Pollution Halo），这一理论说明了跨国企业由于广泛建立和推广TNCs（全球控制），为东道国企业采用相似的管理技术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进一步推动了内资企业实行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
总之，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服务型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化扩张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国外在如何构建FDI研究模式以研究具体行业的理论认识方面并未取得一致，不同学者在对各行业的研究中采取的研究范式不尽相同。国外学术界已由较多地关注制造业的FDI问题开始转移到关注对服务业FDI问题的研究，并已经有一些成果，物流产业的FDI问题也包含在服务业FDI的研究内容中，但专门的物流产业FDI问题研究尚不多见。由于经济发展中物流产业FDI比重不断加大，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因素，物流产业FDI存在的现实问题亟待理论上给出合理的解释，这成为推动物流产业FDI理论研究的动力。
2.国内研究现状（1）服务业FDI问题是国内理论研究的热点。学术界已有一些关于服务业FDI问题的研究成果，如杨春妮（2007）对全球服务业直接投资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构建了（1＋3＋6）的研究模式，对服务业直接投资的条件、区位与方式的选择做了系统的分析，是服务业FDI问题研究的新发展。
国内学术界对服务业FDI效应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1）关于服务业FDI与经济增长效应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了一些有用的结论。其中，运用最多的是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贺梅英（2005）、戴枫（2005）、胡芸（2005）均利用上述方法针对中国的相关数据检验了中国服务业FDI与服务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服务业FDI是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原因，但是中国服务业增长却不是服务业FDI的原因。贺梅英（2005）利用广东的数据得到的结论略有不同，即广东经济增长和服务业FDI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有的学者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了此问题。查冬兰、吴晓兰（2006）利用1998—2003年江苏省服务业各行业数据得出了服务业主要行业FDI对行业经济增长有不同影响的结论，其中房地产业引入外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比较大，其次是物流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而社会服务业对地区生产总值无显著影响。陈朗（2005）对宁波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宁波市服务业增加值和投入服务业的FDI有较强的关联性，服务业FDI每增加1元，服务业生产总值就会增加32.158元，但是，就宁波市服务业具体行业而言，除了建筑业与FDI有较强的相关性外，其他行业的外资投入与该行业的增长没有明显的关联性，这也说明宁波市服务业引资结构不尽合理。于丹（2006）对广州市第三产业利用外资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市第三产业利用外资额增长率与产值增长率呈正相关。王新华（2007）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1997—2005年服务业各行业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FDI具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效应，但是在不同时间段差异较大。另外，有的学者比较了FDI对服务业和其他行业增长的贡献率，发现FDI对中国工业的平均贡献率要远远超过服务业。魏作磊（2006）利用一个扩展的C—D生产函数测算了1984—2003年间FDI对中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工业的平均贡献率远远超过其对农业和服务业的平均贡献率，其中，FDI对工业产出、服务业产出、农业产出的贡献率分别为3.69%、0.37%、1.48%。江小涓（2005）根据可得资料推算，2001年和2002年外商投资企业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7.6%和17.3%，远低于对工业的贡献率（其中，2001年和2002年，全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总量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39.1%和39.8%）。
2）对FDI就业效应的研究。沙文兵、陶爱萍运用协整理论对FDI流入与中国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与就业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来看FDI具有积极的就业效应，误差修正模型反映出的FDI与就业量之间的短期效应为挤出效应。周旭峰、许雄奇运用1984—2003年区间数据实证研究发现，FDI对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贡献不显著，对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存在积极贡献。牛勇平通过考虑企业所有制类型分析了FDI对就业的实际绩效，并认为在总量上FDI对GDP和就业有一定影响，而港澳台企业的就业效应最为显著。邱晓明认为，随着FDI由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就业的直接效应逐渐弱化，间接效应不断增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但也有研究认为FDI对就业增长影响不显著。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就业展开的，如张诚、唐琳发现美国服务业FDI不论短期还是长期只增加产业内就业人数，却减少了总就业人数；田素华（2004）认为外资在东道国产生的就业效应与东道国劳动力是否可以自由流动以及外资进入后是否挤出东道国本地投资有关。
对中国的FDI对就业的影响效应的研究成果中，有观点认为FDI给中国带来的就业效应是双向的。卢晓勇、孙宏、李红的研究认为FDI给中国带来的就业效应是双向的，不能一概而论效应的正负性。黄为民通过回归分析认为FDI对第一、二产业的就业起到了负面作用，而对第三产业的就业起到了促进作用，其综合影响为负。张建勤在对利用FDI数额、FDI进入模式、FDI来源与结构等创造就业效应的因素的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以强调FDI对就业的负面影响。黄旭平、张明之运用面板VAR方法研究了FDI对就业和工资的动态影响，发现FDI对就业有正向影响，但总体上是负向的，尽管程度非常有限。桑百川（1999）认为FDI对东道国就业数量的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对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商投资，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FDI会通过投资乘数和加速原理创造间接就业机会；另一方面，FDI企业在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会因自身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制造出相对过剩人口，并推动内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影响社会就业总量，在特定时期，产生大量失业人口。
就物流产业的FDI来看，它给中国带来的积极效应大于引起的消极效应，但随着FDI企业规模化和垄断化的加强，FDI流入会引起结构性失业等问题。FDI流入带来的危机隐患也日趋显现。
3）国内学术界对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对FDI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由于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异，有关溢出效应的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不同的研究在对溢出效应检验的视角、研究数据的来源和检验方法等方面有着不同的选择，有正效应的结论（何洁、许罗丹，1999；何洁，2000；陈涛涛，2003；潘文卿，2003；等），也有负效应的结论（袁诚、陆挺，2005；张海洋，2005；等）。
由于投资母国与东道国间存在技术差距，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不同，因此FDI存在“门槛效应”，即存在使FDI起积极作用的经济发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