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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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自贸区2：经济新常态下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机遇试读：
前言
2015年4月20日，国务院印发通知，批准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而后，上海自贸试验区将从28.78平方公里扩展到120.72平方公里，新加入陆家嘴金融片区、金桥开发片区和张江高科技片区。新态势下，上海自贸试验区要持续保持先发优势，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继续为全国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一、继续紧紧把握制度创新这一核心，深化推进主体建设任务
在扩区后的120.72平方公里区域内，要尽快复制第一年的制度创新，拉平制度基础，并一体式深化推进制度创新
主体建设任务深化推进的基本要求是，扩大开放与体制改革相结合，培育功能与政策创新相结合；主体建设任务深化推进的工作重点是，将已经铺开的制度创新全面深化、成熟、饱和；主体建设任务深化推进的工作目标是，构建一套真正有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及相适应的行政管理制度和监管体制。
第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这方面主体建设任务深化推进的基点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操作路径是依法行政框架内的清权、减权、制权；具体事项是完善事中事后行政管理体制，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完善一口受理、综合审批、高效运作的市场服务监管体系。
第二，培育功能与政策创新相结合，深化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及金融开放创新建设。按照总体任务和措施要求，自贸试验区以企业需求为基点，培育功能与政策创新相结合，在风险可控条件下深化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及金融开放创新建设，适应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具体事项包括，进一步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有效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
第三，以法制为保障，推进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制度建设。根据国际双边、多边投资和贸易协定的通行规则，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信息透明、公平公正、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在维护公平竞争、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加强环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切实提高监管能力和执法效率。
第四，实施制度一体、功能互补的扩区发展规划。在扩区后的120.72平方公里区域内，要尽快复制第一年的制度创新，拉平制度基础，并一体式深化推进制度创新。自贸试验区各区域在功能上应根据自身的区位及产业基础互补性发展，全面实施扩大开放措施，切实提高国际贸易、航运物流、高端制造、金融服务、专业服务这五大产业的发展水平和项目饱和度，优化产业价值链网络及收入流效应。二、继续坚持可复制可推广基本要求，与区域发展的国家战略相衔接
上海自贸试验区要通过制度创新构造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价值活动及相应的价值链网络，推进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
2015年3月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上海自贸试验区运行一年多来，取得了积极进展，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和扩展区域后的上海自贸试验区要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继续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贯彻“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率先挖掘改革潜力，破解改革难题。
上海自贸试验区要衔接长三角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的国家战略，为区域发展注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活力。制度一体化是区域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合作诉求，此时的区域具有强烈的制度复制需求。从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发展历程考察，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已经由在生产要素和产业布局层面上的“浅表一体化”，演进到涵盖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城乡规划、环境保护、产业布局等一体化内涵要素的“深度一体化”发展阶段。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及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投资领域开放监管制度、贸易便利化监管制度等构成的制度模块，主要是适应开放型经济和现代市场体系发展需要，培育功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这类制度首先适宜在长三角实施“区域一体化”复制。另一方面，服务经济价值活动所形成的价值链网络，也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要素。
上海自贸试验区要通过制度创新构造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价值活动及相应的价值链网络，推进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在试验成熟基础上，在长江经济带实行统一的贸易便利化监管制度，包括国际贸易及国内贸易单一窗口制度、货物状态分类监管制度、现代航运管理制度、第三方检验采信制度、多部门综合管理服务制度等。通过这些制度创新的有效复制，带动服务贸易、现代物流、融资租赁、保税展示、跨境电子商务、期货保税交割、集拼中转分拨、国际船舶管理、港口航运服务等高端要素聚集和产业转型发展，形成基于市场分工与协调的价值链网络，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三、为国家自贸区战略谋子谋势，成为开放度最高的自贸试验区
试验技术含量高、战略意义大的制度创新，与“一带一路”战略相衔接，发展成为国家自贸区战略试验区
我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我国和世界的发展，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和国际竞争的主动，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动、拓展新空间。上海自贸试验区要保持领先优势，就要大胆实践，试验技术含量高、战略意义大的制度创新，为国家自贸区战略谋子谋势，发展成为国家自贸区战略试验区。
第一，与“一带一路”战略相衔接，谋划亚太自贸区（FTAPP）实现路径。“一带一路”战略是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轴，2015年是“一带一路”战略破题实践之年。“一带一路”主要是在亚欧非大陆及沿海航线形成一个扩大开放、区域合作发展的界面。上海自贸试验区要实质性介入“一带一路”战略并发挥领先作用，还要积极谋划亚太自贸区实现路径，形成一个面向太平洋的扩大开放、区域合作发展界面，与“一带一路”战略形成双翼开放型经济新格局。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协力推动亚太自贸区建立的北京路线图。为实质性推进路线图的实施，上海自贸试验区可以尝试先行先试相应的制度创新，将自身打造成FTAAP营运试验区。第一层面，试验“取消关税壁垒+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自由化”组合制度创新，构成物流、资金流自由流动的开放市场框架。第二层面，试验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接的高标准规则及制度，包括投资保护、技术性贸易、电子商务、竞争政策、金融服务、争端解决等。通过营运试验区制度创新，探索亚太自贸区实现路径。
第二，先行先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重要制度创新，为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大胆闯、自主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是我国关于外国投资的重要法律和制度创新，是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环节。上海自贸试验区要本着国家利益原则，结合自身的建设要求及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可以尝试先行先试VIE（协议控制）结构的监管创新试点、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创新试点、外国投资者权益保障制度（法律确定性、监管透明、纠纷解决机制）创新试点以及外国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创新试点等。这些制度创新试点，可以为这部法律的修订完善和顺利实施积累实践经验。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友情支持下，我们组织团队编撰了这本《赢在自贸区2：经济新常态下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机遇》。本著作是在2014年5月出版的《赢在自贸区——寻找改革红利时代的财富与机遇》的基础上，组织了更强大的研究团队，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的新的研究成果。本书力图在国际、国内发展背景下，对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这一战略性、制度性、政策性改革设计作深层次解读及普及性介绍，使读者对自贸试验区的国家战略需求及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有更准确的理解。本书与上一版比较，修订规模在80％以上，可以说是一部全新的著作。本书的主题设计、框架确定、研究团队组建、科研工作组织由赵晓雷负责。第一章由邓涛涛、马木兰撰写，第二章由郑少华、李晓郛撰写，第三、四、五章由丁剑平、刘敏、向坚、吴小伟撰写，第六章由邓涛涛、王婧撰写，第七章由张祥建、郭岚、刘江华撰写，第八章由刘江华、杨迎春、张祥建撰写，第九章由刘江华、张祥建、郭岚、杨迎春撰写，附录由李晓郛撰写。邓涛涛协助科研组织工作并负责全书的总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旷书文编辑为本书的编撰和出版鼎力相助，特此致谢！赵晓雷（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院长）2015年4月上篇经济新常态与自贸区大战略第一章 以开放促改革——中国的自贸区战略与自贸试验区布局
近年来，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试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和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等谈判，形成新一代高标准、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以及投资规则。面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国应该以开放、积极的姿态主动适应和主动参与，并积极争取较大的引领力和话语权。
近期中国积极筹建的亚投行，作为一个由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全新合作框架，被视为对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的修正。同时，中国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与自贸区战略将成为中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与争夺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中主动权的有力支撑。一、“规则之争”——如何看待国际经贸格局重构（一）TPP：美国打造的下一代国际贸易投资新体制
随着美国宣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TPP引发了全球强烈关注。TPP目前拥有13个参与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9％，贸易额超过世界贸易总额的40％。TPP这一“21世纪高标准、下一代”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集中反映了美国在“重返亚太”背景下，外交政策的布局特点、经贸领域的利益诉求，以及构建亚太机制霸权的战略野心，而这一切也使得TPP的影响已经远超出其自身传统的经贸意义。通过TPP，美国旨在建立一个既反映美国在该区域双边安全同盟关系，又具有开放性前瞻性的多边贸易体系；既倡导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又极力避免该地区出现类似欧盟的排斥美国因素的区域经济组织。
TPP有别于以往的国际贸易——WTO及其他一般性的自贸协定。TPP是一个内容非常全面的区域贸易自由安排，涉及货物贸易的市场准入问题，还涉及原产地原则、海关程序、动植物检验检疫、知识产权、政府采购、贸易技术壁垒和贸易救济、竞争政策和争端解决机制等当面的款项。美国加入TPP后，主导了TPP谈判并在不少章节上提出了新的方案。与自由贸易协定等常见的贸易机制相比，TPP的最大特点是百分之百废除关税，且原则上不承认例外，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彻底的自由贸易机制，作为协定的构想，TPP成员的所有产品关税将在12年内免除，所有行业都必须开放自由竞争。此外，TPP增加了“战略合作”内容，这些内容更有助于美国推行有利于自己的贸易标准。
中国虽身为APEC重要成员并且作为亚洲大国，却并没有被邀请参与TPP的谈判。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排斥中国，但TPP在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及知识产权等相关方面的条款是中国目前不能达到要求的。虽然我国目前已经与大部分TPP成员国直接或间接建立自贸关系，但是随着它的发展壮大势必会给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以及安全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根据关税同盟理论，由于自贸区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对非成员国实行保护贸易，两种双重性将会带来贸易替代和贸易转移效应。此外，TPP一些制度原则的推行也将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贸易格局。如“原产地规则”规定，出口到自贸区内国家的产品在自贸区内生产的部分必须达到一定比例，才能够享受零关税。这一原则旨在限制TPP成员国从自贸区外进口中间产品，以达到降低自贸区外国家出口额的目的。（二）TTIP：美欧酝酿构建的“经济北约”
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持续影响下，面对新兴经济体竞争力日益增强带来的巨大压力，欧美积极酝酿激活“跨大西洋共同市场”构想，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试图以此整合双方贸易、投资结构，进一步协调彼此政策，从而实现降低经贸成本、刺激经济增长以及维护其在国际经贸格局中的主导地位。2013年6月21日，美欧正式宣布启动TTIP谈判，并计划两年内完成。美欧自贸区议题集中在服务、市场准入、竞争、投资等方面内容，若完成将成为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覆盖世界贸易总量的1/3、全球GDP的1/2，涉及人口8个多亿，并将有力地促进美欧双方的就业、增长与竞争。热点点击1-1经济北约2005年11月，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台执政以来，曾多次呼吁建立“一个全球规则框架”，防止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新兴经济国家“蚕食”西方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欧美自由贸易区”，被一个德国资深记者比喻成“经济北约”。当前，美国和欧盟正在力促针对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针对中国的经济结盟。TTIP计划被视为欧盟和美国在克服经济危机过程中扩大贸易往来的适当措施。它能帮助西方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为本国经济谋得额外优势，但有损于非西方国家。柏林的科学和政治基金会曾指出，它是一个由多项自贸协定组成的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在贸易政策上”促使了“新的两极秩序”产生。
美欧自贸区协议不仅是贸易协议，同时也是在创造一个具有深远政治影响的内部市场，谈判将致力于消除两大市场在行政领域的贸易障碍，促进欧美共同发展，其战略意义早已超越经济本身。从目前的谈判目标来看，TTIP的建章立制将主要通过两个路径，即既要在传统行业为“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和“国有企业行为”等立规矩，以“自由化”名义维护其内外经贸体制和政策，削弱“非自由经济体”的竞争力，同时还要为电子商务、新能源和环境等新兴产业建章程，抢占在新兴产业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
由于欧美经济规模大、合作程度深、涉及范围广，TTIP谈判在范围和深度上均超过了现有的双边自由贸易区。一旦TTIP谈判达成，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世界贸易规则、标准和格局，挑战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间的准贸易联盟。美欧将会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等方面制定新的规则，这对想进入美欧市场的企业来说无疑提高了“门槛”。另一方面，由于自贸区具有对内开放、对外限制的特征，因此，在美欧之间贸易壁垒降低的同时，对区外经济体则构成更高的壁垒，会产生贸易转移的效果，而这也意味着中国对美出口将面临欧盟的竞争压力，对欧盟出口将面临来自美国的竞争压力。（三）TISA：全球服务贸易新格局《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简称TISA，初期称PSA）谈判发源于世贸框架，起因是美欧等国认为20年前达成的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简称GATS）远远落后于时代，同时多哈回合谈判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陷入僵局，因此提出采取一种新的服务贸易谈判策略。TISA谈判由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2012年初发起，意在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础上，达成全面覆盖服务贸易各领域的、更高标准的协定，为全球每年4万亿美元的服务贸易制定新规则。作为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新标杆，TISA除了主张全面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外，还将在规则、规范、领域和模式上提出新的更高标准和要求，涉及金融、电信、专业服务、海运、电子商务、信息通讯、国企、政府采购、服务业补贴、自然人移动等领域新贸易规则的制定，涵盖全球服务贸易总量的2/3。在谈判路径上，欧盟主张协议需紧贴现有《服务贸易总协定》条款；而美国则比较激进，主张用“负面清单”的方式来确定各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这项高规格的服务贸易谈判主要由美国、澳大利亚牵头，旨在为全球每年4万亿美元的服务贸易制定新规则。
中国已于2013年9月30日正式宣布参加TISA谈判。TISA也成为中国官方唯一一个正式表态愿意加入谈判的高规格、新形式的自由贸易协议。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已达5 396.4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6％，居世界第三位。然而，中国服务贸易严重缺乏国际竞争力。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由2012年的897亿美元急剧扩大到2013年的1 184.6亿美元，同比增长32.1％。另外，2013年运输、旅游和建筑等传统服务出口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仍高达47.5％，专业服务等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占比则较低，中国服务贸易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并未根本改观。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将为专业服务对内地的跨境交付创造更加有力的条件。作为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的试验基地，中国在正式达成服务贸易协定之前，通过上海自贸试验区积累经验，为协定的具体条款如负面清单的设置提供借鉴。
预计TISA谈判中的市场准入承诺将用“负面清单”（正面清单也可能作为补充）的形式列明。目前TISA成员所占世界服务贸易比重占68.2％，如果中国等其他成员加入使得比例超过90％，那么按照关键多数的途径，TISA将不再是诸边协议，而是进入了WTO多边体系。（四）全球贸易规则之争：中国如何应对
从历史上看，国际经贸规则是在全球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背景下逐渐产生和完善的，其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产物。战后以来，以WTO/GATT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确立了一整套原则与规则，推进了国际贸易的开放和有序竞争。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贸易萎缩，全球化在局部领域陷入调整，但并未改变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总体趋势。只要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国际经贸规则的调整也将服务于这一趋势。
随着以TPP、TTIP、TISA为代表的新一轮贸易新规则制定与谈判模式的加速推进，一场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博弈正在全球展开。TPP和TTIP聚焦于生产环节和经济体制领域，TISA则侧重于服务贸易领域，由此构成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三位一体的新形势。TPP、TTIP、TISA三大谈判相互影响、相互补充，构成了美国从双边、区域到诸边、多边的全方位的贸易战略。世界经济格局将受到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冲击。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规则主导国可获得丰厚利益，重新执掌国际贸易主导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则受到抑制，南北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贸易大国，是世界经济贸易的重要力量，经济发展前景与国际规则演变紧密相关。美欧主导下的自贸协定谈判、诸边协议谈判等，对中国的战略挤压目的是显见的。在这场国际贸易规则大博弈中，中国如何避免被边缘化，影响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是需要慎重谋划的事情。
现代竞争是规则、制度、标准的竞争，谁掌握了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谁就能在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中占据主动。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重构，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有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避免成为新规则的被动接受者。2014年11月APEC峰会在中国北京成功举行，这是中国新时期外交的一次全面实践。APEC会议的全过程，反映了中国在议程设置、撮合共识、维护国际行为准则、传达中国主张等多方面的进步。热点点击1-22014中国APEC峰会APEC峰会（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成立于1989年，是一个涵盖成员广泛、较为松散、非机构化、以自愿性、渐进性和开放性为基本原则的经济合作组织，宗旨是推动亚太区域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加强区域内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能力建设，构建推动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区域环境。为了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目标，APEC通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委员会、秘书处共同推动各项经济合作。在WTO机制遭遇困境的情况下，APEC成为亚太国家推动自由贸易谈判的重要平台。2014中国APEC峰会正值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召开，是第26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年度会议。会议于2014年11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举行，会议主持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会议发表了《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和《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亚太经合组织成立25周年声明》。会议通过两份重大的成果性文件，正式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并为实现互联互通确定了2025年的时间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北京纲领》主要包括“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三方面内容。此外还包括《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四个附件。作为此次APEC会议的东道主，中国提出的“亚太梦想”路线图正在被点亮。向东，各方就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达成了共识，成为APEC历史上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向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开拓中亚、西亚市场，并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在外部贸易投资规则迅速变化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应当更加具有紧迫感，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推进。
一是加快推进高水平自贸协定谈判。中国当前谈判或建设中的自贸区普遍水平较低，主要以关税减让为主，只有与新西兰、瑞士等部分国家的自贸协定涉及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部分非传统议题，这与高水平自贸协定尚有很大差距。尽管2014年4月美国表示欢迎中国在一定前提下加入TPP，但我国在政府管制、知识产权、货币兑换、劳工标准上还暂时不能完全达到TPP的要求。如果不提高自贸区建设水平，将面临未来被其他高水平的自贸区协定排除在外，以及在今后多边谈判的经贸制度构建中被边缘化的不利局面。
二是推动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取得新突破。中国目前与TPP及TTIP没有建立实质的联系，但可以通过加强与美欧的经贸关系、加强相互产业间的交流等，增进在贸易与投资进一步自由化上的认识，拓展务实合作。加快中美、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通过达成一个高水平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相互加强对投资的保护力度，进一步取消投资壁垒，促进双向投资增长和增加市场准入，带动中美、中欧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三是全面深化国内改革。客观而言，TPP、TTIP和TISA所代表的国际贸易投资新趋势与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思路和战略取向并不相悖。长远来看，国家内生发展机制的建设才是中国直面TPP、TTIP和TISA挑战的根本之策。中国尽管“入世”已经13年，但相当一部分经济制度、体系、规则与发达国家在一致性方面仍有很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自贸区表面上是对外的，其发展水平其实取决于国内，取决于国内体制改革的进度。二、透视经济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一）全面准确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新常态”是2014年经济发展的年度热词，也是2015年的热词，过去的2014年可以称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开局之年。经济新常态是一个含义丰富、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什么是“新常态”？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新”就是“有异于旧的”；“常态”就是经常持续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于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并将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速度。
2014年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作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个主要特点及给中国带来四方面新的机遇。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习近平提出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四方面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的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会不会进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过坎？风险确实有，但没有那么可怕。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以目前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中国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更优。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简言之，就是要放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比如中国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三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去年增长了60％以上。（二）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呈现出新常态
要弄清楚经济新常态这一阶段形成的主要动因，需要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中来把握。从国际形势看，我国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转换，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变化密不可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7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被人们称为“大稳定”的时期，世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低通胀率与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波动特征明显弱化。但经济繁荣也不断积累着矛盾和问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发生了严重衰退，对我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能，2001～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1.6％。但危机发生后，全球总需求不振，国际分工体系调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之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外部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仍将处于修复阶段，低增长状态常态化，将对我国外贸和投资产生影响。尽管如此，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特别是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和对外经济规模扩大，我国与世界经济互动关系正在深化，高水平引进来与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只要我们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就能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从根本上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内部发展条件变化的结果。近年来，在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下，我国经济增长发生了阶段性变化。2007年以来，季度同比增速从2007年2季度的14.2％回落到2014年3季度的7.3％，呈现持续放缓态势。我国经济已经由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表象上看，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经济增长减速和换挡，但本质上是经济结构重构和增长动力重塑的过程。（三）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
2014年是我国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年。经济新常态下，要着力实施对外开放“走出去”“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区战略。
过去中国的对外开放工作，立足点主要放在“引进来”，引入的力度很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很大。但是，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如果继续走单面“引进来”之路，瓶颈也就会越来越明显，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发展到一个新层次。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新一轮开放的战略重点。具体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时具备能源和地缘安全意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是中国连接世界的新型贸易之路。建设“一带一路”，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以陆上和海上经济合作走廊为依托，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涉及世界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GDP规模超过21万亿美元，是世界跨度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新兴经济带。对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和加快推动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中国—海合会（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自贸区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批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使得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逐步落地；中韩、中澳自贸区谈判相继获得成功，提升了我国在亚太自贸区中的主导地位；上海自贸试验区打造升级版，以及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使得双边多边自由贸易成为新时期改革试验田的趋势得到加强。热点点击1-3“自由贸易区”与“自由贸易园区”辨析现实中经常混淆使用的一对的概念是“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园区”，由于中文名称相似，常会造成理解和概念上的混乱。“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简称FTA）源于WTO有关“自由贸易区”的规定，是指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或单独关税区通过签署协定，在世界贸易组织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相互进一步开放市场，分阶段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善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从而形成的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特定区域。目前，世界上已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FTA，还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是典型的FTA。“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简称FTZ）来源于世界海关组织的前身——海关合作理事会所解释的“自由区”。“自由区（Free Zone）是指缔约方境内的一部分，进入这一部分的任何货物，就进口税费而言，通常视为在关境之外，并免于实施通常的海关监管措施”。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自由贸易园区也有自由区、工商业自由贸易区、出口自由区、自由关税区、免税贸易区、免税区、自由贸易港、自由市、自由工业区、投资促进区及对外贸易区等名称。自由贸易园区可理解为是指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境内设立的在货物监管、外汇管理、税收政策、企业设立等领域实行特殊经济管理体制和特殊政策的特定区域。其特点是一个关境内的一小块区域，是单个主权国家（地区）的行为，一般需要进行围网隔离，且对境外入区货物的关税实施免税或保税。目前在许多国家境内单独建立的自由港、自由贸易区都属于这种类型。如德国汉堡自由港，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等是典型的FTZ。由于FTA和FTZ按其字面意思均可译为“自由贸易区”，故常常引起概念混淆。为避免误解，将前者统一译为“自由贸易区”，后者译为“自由贸易园区”。目前，中国在建自贸区（FTA）18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韩自贸区、中澳自贸区等。相比而言，上海自贸区、天津自贸区、福建自贸区、广东自贸区是从自己领土中开辟出来，面向全球开放，而不是只针对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是自贸园区（FTZ），本书因简便起见，将其简称为“自贸区”。三、“一带一路”与中国自贸区建设（一）为什么会启动“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无论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应对危机、加快调整，许多沿线国家同我国有着共同利益。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同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带一路”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作为一项重要的中长期国家发展战略，其提出有着深厚的国际国内背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诸多经济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额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外商投资额世界第一，对外投资跃居世界第三，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非常突出。中西部地区占我国土面积的80％，人口接近60％，但进出口却只占全国的14％，吸引外资占全国的17％，对外投资占22％，GDP也只有1/3左右。如果中西部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则需要加快东部产能向中西部的转移，发挥中西部地区与邻国交流合作的潜力。那么，“一带一路”将会是很好的桥梁。
另外，“一带一路”有助于消化国内过剩产能。中国不仅有过剩产能还有富余外汇资产，而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欠缺，中国可以利用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拉动全球增长的资本金，同时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富余产能。此外，中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较高，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沿海海路进入中国，渠道单一。中国与其他重要资源国的合作不深入，经贸合作未广泛有效展开，资源方面的合作不稳定。“一带一路”新增陆路资源进入通道，对于多元化获取资源显得重要。“一带一路”的提出也是推进亚洲区域合作的需要。亚洲目前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但也面临不少新老问题，比如亚洲的区域一体化水平与欧洲、北美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亚洲各自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联系不紧密，交通基础设施或者不联不通，或者联而不通，或者通而不畅，这样的问题都相对比较突出，对深化区域合作构成了不少的障碍。又比如，全球贸易投资和能源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亚洲国家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要适应经济变化和保持经济强劲和可持续的增长，又有避免踏入“中等收入陷阱”前所未有的压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此战略构想一经提出，即刻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得到沿途各国的广泛支持。（二）“一带一路”跨区域战略勾画
1. “一带一路”路线图“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涵盖东南亚和东北亚经济整合，并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而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则是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最终可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形成一个海上、陆地的闭环。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口、经济规模
统计数据显示，“一带一路”倡议一旦落实，将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广阔。我国与该地区经贸合作密切，据海关初步测算，2014年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进出口双边贸易值接近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7％左右，占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增长超过了10％，进口增长约为1.5％左右。
3. “一带一路”合作重点“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是互联互通，加强经济合作。过去，中国对外开放的对象多是发达国家。现在，不仅面向发达国家，也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向周边国家开放，加强区域合作。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首提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提出应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方式，基本指明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方向。【政策沟通】
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此前在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密切会谈，其基本目的就是通过领导人之间的直接对话，来实现政策和规划的洽谈基础。【设施联通】
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一带一路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包括公路、铁路、管道、航空、航运等多方面的互联互通，这将对相临产业、货物贸易、资源能源等领域均提供直接的合作。【贸易畅通】
各国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作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目前中国已经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或国家组织签署了一系列的贸易协定，预计在未来中国将以这些已有的经贸合作为支点，逐步扩展和深入。【货币流通】
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2014年11月，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这是专门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营运资金。于此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望成立，中国将是主要股东，亚投行有望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融资来源。【民心相通】
加强人文交流，将历史丝绸之路建立起来的民间文化提升至更广义的国与国、民与民之间进行文化、旅游、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贸区建设
1. “一带一路”将以自贸区形式推动“一带一路”与自贸区建设是“一体两面，相互配套”的关系，将共同构成我国新对外开放格局，前者侧重以基础设施为先导促进沿线经济体互联互通，而后者则以降低贸易门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域内经济一体化为主要内容。
目前中国正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从利用全球化向主导全球化过渡。“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不仅明确了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的定位，而且为中国取得这种主动性地位提供了条件。“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开放需要便捷的政策平台，这就为设立更多的双边、多边自贸园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为了促进“一带一路”区域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应当鼓励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建立更多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促进制度和政策层面的互联互通。
据悉，“一带一路”规划将以推动建设自由贸易园区或港区的形式推动经济走廊建设，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目前中国正在推进一系列自贸区谈判，逐步构建辐射“一带一路”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2.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正在加快落实“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与世界对接的桥梁，将分别从陆路与水路予以贯彻。从陆路而言，主要是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上海合作组织实现对接，既让上合组织获得了发展的新动力，又开启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建设进程。从水路而言，作为连接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有望获得更多具体实践。
自从2013年8月国家首次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之后，在高层推动下，“一带一路”正由构想变为现实，合作取得长足进展。尤其在交通基本建设、贸易与投资、能源与资源、金融安全、双边与区域合作等领域，都取得明显进展。近年来，国家领导人多次出访，足迹遍及“一带一路”沿线代表性国家。
2014年11月29日，互联互通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式启动。该经济走廊是李克强总理于2013年5月访巴时提出的，北起新疆喀什，南至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洋出海口瓜达尔港，预计将涉及公路、铁路、油气和光缆通道的建设。
2014年12月14～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和泰国三国，正式吹响了中国“一带一路”外交全面推进的号角。据了解，李克强总理将主推“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上海合作组织实现对接，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推进中国—中东欧乃至中欧合作。
中亚国家之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最为积极。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中亚大国，也是中国在地区合作中最重要的合作对象。目前已经开始着手将倡议落到实处。政府各个部门开始讨论有哪些具体的合作项目，哪些产业可以对接，哪些领域可以合作。
2015年2月25日，从连云港到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专列正式开通。专列开通后，每周将有两列从中哈物流基地出发，经霍尔果斯换轨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运载货物主要包括来自华南、东南亚及日韩运往中亚的医疗用品、汽车配件、日用品和电子产品等。
中东欧国家也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表示出了极大兴趣。2014年底，李克强总理赴贝尔格莱德出席第三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时，中东欧16国领导人与会，均表示要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远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端的德国，也对这一规划表示欢迎。去年习近平访问了德国，并见证了从中国重庆出发、经过新疆进入中亚，最终抵达德国重要港口杜伊斯堡的班列进站。
就亚太地区而言，未来自贸区建设包括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推进中巴自贸区第二阶段谈判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动重启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推动亚太贸易协定取得新进展；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大湄公河、泛北部湾、中亚等区域次区域合作建设，完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机制，加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规划等。
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也面临通关、物流不畅、壁垒较多等问题。目前，中国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相对滞后，多数骨干通道存在缺失路段，不少通道等级低，通而不畅。同时，沿线地形地貌等建设条件极为复杂。实施互联互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需要投融资机构的支持。2014年中国主导的丝路基金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签约，2015年“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务实展开阶段。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早先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方面具有相对独立的创新意义，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热点点击1-4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简称亚投行，是一个向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的政府间性质的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总部设在北京，法定资本1 000亿美元。2013年10月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表示，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将弥补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存在的巨大缺口，减少亚洲区内资金外流，投资于亚洲的“活力与增长”。2015年3月12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了除美国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热点点击1-5金砖银行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金融政策变动导致国际金融市场资金的波动，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币值稳定造成很大影响。金砖国家为避免在下一轮金融危机中受到货币不稳定的影响，计划构筑一个共同的金融安全网。一旦出现货币不稳定，可以借助这个资金池兑换一部分外汇来应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简称“金砖银行”）的概念在2012年已经提出。2013年3月，第五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开发银行将简化金砖国家间的相互结算与贷款业务，从而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2014年7月15日金砖国家发表《福塔莱萨宣言》，宣布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初始资本为1 000亿美元，由5个创始成员平均出资，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四）各省市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布局“一带一路”战略将打破原有点状、块状的区域发展模式。横向看，“一带一路”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纵向看，“一带一路”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不断向中亚、东盟延伸。这将改变中国区域发展版图，更多强调省区之间的互联互通，产业承接与转移，有利于我国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国内各地正在寻求对接“一带一路”的战略突破口。2015年全国有31个省份，在本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均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一带一路”。【新疆】 具有突出的地缘优势，拥有占中国陆地四分之一的边境线，与周边8个国家接壤；拥有国家口岸15个，省级口岸12个。作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起点之一，新疆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决策战略上，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区域。新疆提出要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青海】 提出要打造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周边省区航空、铁路、公路有效对接的现代交通网络，与沿海沿江地区加强区域通关一体化合作，建成曹家堡保税物流中心。【甘肃】 提出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构建兰州新区、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和“中国丝绸之路博览会”三大战略平台。【陕西】 提出将着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支点，形成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枢纽。2014年10月13日，陕西省政府与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俄中投资基金、俄罗斯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发建设中俄丝绸之路高科技产业园的合作备忘录》。【宁夏】 提出用好用足中阿博览会“金字品牌”，着力实施四项行动计划，加快建设陆上、网上、空中丝绸之路。【重庆】 已正式出台《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建设长江经济带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将重庆建成长江经济带西部中心枢纽。上述意见提出，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综合交通枢纽，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四川】 提出将打造成为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经济腹地。【云南】 将沿边金融改革试验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重点之一，吸引东南亚及南亚国家的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入驻云南，全面提升跨境金融服务。【广西】 是唯一与东盟海陆相连的省份。由于具有与东盟海陆相接、地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地带的独特区位优势，广西的定位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江苏】 连云港是“一带一路”交汇点，2015年1月，连云港出台了《关于推进2015“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的实施方案》。江苏近期召开沿海城市推进会，意图举全省之力打造“一带一路”出海口，打造陆海双向开放新格局。【浙江】 提出将打造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经贸合作先行区、“网上丝绸之路”试验区、贸易物流枢纽区。【福建】 “一带一路”的重点方向是东南亚，福建提出将打造“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枢纽、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合作的前沿平台和海上丝绸之路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广东】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祥地和改革开放先行地，将着力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海南】 提出将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围绕南海资源开发服务保障基地和海上救援基地的两大定位，充分发挥海洋大省、著名侨乡的优势，将海南打造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山东】 提出将构建“一带一路”海上战略支点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沿线地区。山东一方面推动8条铁路及15条公路等重大基础设计与周边省市区互联互通，另一方面，将深化东亚海洋合作平台与中韩地方经济合作建设，争取青岛获准开展自贸区试点。【内蒙古】 表示将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创新同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合作机制，推进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中拓展发展空间。【山西】 表示要积极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加大承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产业转移力度，主动融入环渤海经济圈和中原经济区。【黑龙江】 提出以贯彻“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加大铁路、公路、口岸等互联互通及电子口岸建设力度，推动跨境通关、港口和运输便利化，加强对俄全方位交流合作。【江西】 提出将对接中欧国际铁路班列，扩大本省至宁波、厦门、深圳铁海联运，组织实施“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专项计划，拓展与沿线国家的开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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