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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亓曙冬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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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东渐史话试读：

总前言

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博学多识、通权达变、通情达理、眼光长远且兼备多种才能与优美情感的人才，属于高层次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其核心在培养健全的“人”，其实质就是对自由与人文传统的继承。医乃仁术，更是人学。扎实的文化基础、良好的科学素养是培养卓越中医药人才的关键，也是目前院校教育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诸如“夫医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等古训所言之意正是如此。因此，有必要从中医药人才职业发展特点出发，以优秀民族文化的独特视角，挖掘中医药文化的内核，帮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学会不断反思，唤醒其积极美好的“慧根”，真正静心思考生命的价值，从而最终达到个人发展、人格完善与职业终极目标的有机统一。

本系列读本围绕通识教育特点，以体现中医药院校学科特色为宗旨，立足中医药学科内涵规律及其独特的“审美”维度，在主题选取上既重视传统治学中有价值的瑰宝，又广泛涉及文学、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础等各个领域，努力做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人文社会学与医学科学等诸多因素的协调融合，从经史子集、古今中医名家的诗词书画著作赏析、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科技发展动态等几个维度出发，满足读者获取知识、提高素养的要求。读本在语言风格上力求雅俗共赏、饱含情趣、详于叙事 、略于说明，体现“学习尽在其中、情怀尽在其中，故事尽在其中”的写作特色。

令人感动的是，严世芸教授、王键教授等中医教育大家怀着对中医药事业的强烈使命感亲自参与策划，同时，各位作者在繁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余，仍以一腔热情，组成跨校、跨学科的共同体，潜心投入读本编写之中。首套读本的编写历时两年余，其间召集各类研讨活动二十余次，其编写过程本身就创造了一次次沉淀学术、积极思辨、凝练共识的机会。在此，对各位前辈和同道致以崇高的敬意。

期待通过读本写作这一纽带，引发大家对中医药教育和医学事业的深度思考，尤其希望获得各位读者的学习心得和智慧贡献，以致教学相长，共同进步。2014年9月

序 言

因历史改变思想，因思想改变历史。

10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变迁带来的思想上的直接后果，便是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因历史而改变了思想，因思想而改变了历史。这一历史与思想的互动过程在传统中医领域得到了清晰体现——从19世纪开始的对西医的服膺和接受，到逐渐开始关注西医背后的制度与方法，并尝试将其运用于改造传统。然而医学毕竟只是观察整个社会变革这一广阔图景的一个管中窥豹式的切入点，如果以社会转型来界定医学变革的内涵，那么这一过程直至今日仍未结束。

由西医影响中医，由中医反思西医。

在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之前，中国的医学并没有被冠以“中医”之名，这是西医传入后产生的分辨之称。随着西医的输入，中医文化观中的如何面对疾病，如何思考健康逐渐越出传统视域下的方法和习惯，开始随着时代的节拍亦步亦趋。但是和西医同处屋檐下，在生存的搏击后，中医产生了双重反思：一是对中医学如何现代化的反思，一是把西医和中医看作是有不同身体观和疾病观的两种文化系统和哲学体系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到今天仍在继续。二、什么是西医东渐

西医是随着“欧风美雨”东渐而来的。“欧风美雨”一词起源于近代国门初开之时，它喻指近代从欧洲和美国等地传来的思想、风俗、习惯、科技、制度等。

公元15世纪以前的历史中，东方与西方基本上相互隔绝，各自发展。新航路的开辟缩短了东西方的距离，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历史性地相遇了。西方文化包括基督教、近代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自16世纪到19世纪逐渐向东方传播，由此产生了数百年的“欧风美雨”现象。由于西方近代化转型早、速度快，所以在近现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近代以来，“欧风美雨”成为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名词和符号，成为特定时代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欧美的科学文化东传的直接标示就是——西学东渐，而“西学东渐”一词最初见于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于1915年出版的英文传记中译本《西学东渐记》。容闳原书名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09年由纽约亨利·霍尔特图书公司出版，后由徐凤石、恽铁樵两人节译为中文，改名为《西学东渐记》，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西学，就是来自“西洋”的学问，虽然亦可以泛指更早时期各种传入中国的西方事物，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从欧洲及美国等地传入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西学东渐一词此后被用来泛指晚清以来现代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传播盛行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西方医学伴随着欧洲民族重大的历史拐点——文艺复兴，开启了科学医学的进程。随着此后欧洲的“自然历程”——天文革命、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近代制度变革、工业革命，西医近代化、科学化的历程也经过了整个17、18世纪，直至19世纪才基本完成。在近三百年中，西医对人类医学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它作为西学的一部分漂洋过海，对中国的影响是随着文化和制度整个地嵌入这块东方大陆。西医学是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西方医学随“欧风美雨”自西东来，也就是西医东渐的过程。

西医东渐开始于晚明，最早始于隆庆三年（1569），澳门成立了西医院，澳门即成为早期西医在中国发展的中心。明末清初成为西医东渐的第一个热潮期；19世纪开始，西医学再次大量传入，形成第二个热潮。西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教会传教医师，他们开创并矢志不渝地在中国推进西医学事业。二是从西方留学归来的中国西医生，部分供职于教会医学机构，部分服务于国家政府机构，或私人开业。三是中国政府主持的官办医学机构，自晚清洋务运动起已经开始。这三条途径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前期以传教医师为主，后期留洋归来的西医师成为主体。

医学从来就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而是包容人类社会各种价值观的综合体，西医的传入本质上是一种异质文化的输入。熊月之先生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曾说：“如果在各种学科中，举出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种，我认为医学最为合适。”如果说，西学促使中国的传统社会无论在历史走向还是形态与内容上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的话，那么，西方医学文化的传入对近代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冲击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这也是我们想讲述的……亓曙冬2016年3月第一章西医与传教士携手东渡

踏入近代门槛的中医就像我们民族一样，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死浩劫，它的遭遇来自于一种发源于欧美的医学体系——西医。西医满怀希望地与传教士携手东渡，希望以自己的“神奇”效用帮助传教士取得这些东方“异教徒”的信任，以传播基督福音。然而，中国人似乎只止于对它的惊叹、疑虑、试用，对其身后的“上帝”却视而不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怀有崇高理想且拥有高超专业技能的医生，“用小小手术刀的刀尖，打开了欧洲人用大炮不能撼动丝毫的大门”。第一节带来西医的传教士一、早期来华传教士的医疗活动

自传教士的足迹踏入中国开始，西医便被带进了中国。明末清初是西方科技传入中国的高峰时期，西洋医学与天文学、历法、算学、地理学等一起被引入中国。清政府对传教士采取了召请、重用的政策，早期传教士在清廷中受到较高礼遇。传教士医生在宫廷行医、制药、翻译医书等。清宫是清初西医入华的最主要场所。传教士们一开始试图走上层路线，想通过赢得皇族们的信任而使皇帝皈依天主教，从而达到中华归主的目的。在宫廷行医的传教士以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主。因此，中国最早的西方科学便是从天主传教士手中学习而来的。

清圣祖康熙博学好文，对学问有宏纳众流之气魄，招揽了大批传教士如南怀仁、利玛窦、汤若望等为他讲授数学、历法、医学等知识。康熙对西洋医学非常感兴趣，希望通过“博采群言”，用西医知识促进中国传统中医的发展。他还恳请传教士南怀仁为其寻找西洋医生。南怀仁神父在给耶稣会的信中，强烈呼吁派遣传教士医生来华，并就医学在传教事业中的作用进行了颇为深刻的分析：“尽管直到现在仍是数学支撑着天主教，但医学将壮大天主教的势力，而不是相反。可以肯定，在教难时期，中国人更容易厌恶耶稣会的数学家，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对于一个有名的医生则不是这样，皇帝认为他们对他个人的健康状况非常重要，于是这些医生们在宫廷中便会成为我们传教事业的根基。我们在此讨论的并非只是让皇帝皈依天主教，而是整个帝国的皈依。”可见，早期传教士已认识到医学可作为传教的有效辅助手段。

康熙不仅注意引进西医知识和人才，更是躬身体验了西医的疗效。一个被广泛流传的故事是，教士用西药治好康熙的疟疾，使得康熙对天主教大有好感，这在法国传教士白晋的《康熙帝传》里也有记载。1692年末，康熙皇帝突患疟疾卧床不起，太医经过数次诊治都未见好转，宫廷上下人心惶惶，甚至江湖和尚也被请来作法。据说，这个和尚似有神功，弄来四桶井水，却仅取一杯，走出大殿，双手举杯朝拜太阳，再原地转个圈，做出许多神秘莫测的姿态，最后，让一位疟疾病人跪着喝下。结果除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招式令人惊奇外，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和尚立刻被赶出大殿。正在广东传教的洪若翰、刘应两位传教士听说此事后，认为这是让中国上层了解西方医学的大好机会，遂主动奉上刚从法国寄来的金鸡纳霜，并告诉中国人这是从金鸡纳树的树皮中提取的药物，疗效显著，是疟疾的克星。当时宫中御医对西药不了解，认为不安全，再说传教的神父也不是郎中，万一出了差错，责任分不清。于公于私，御医们都坚决反对皇帝服用。康熙震怒了：不让吃西药，中药又吃不好，你们说怎么办？康熙不顾御医的阻拦，下旨让两位传教士进宫。但面对陌生的“西药”，康熙也犹豫了。谨慎起见，他先让其他疟疾患者服用，这样还是不放心，他亲派身边四大臣当面喝下此药，以便近距离观察药性如何。被进行“人体实验”的四位大臣虽顾虑重重，但为表达对皇帝的忠诚，也只能奋不顾身了。随后，大家都静等着服药者的身体反应。结果令人欣慰，不仅患病者病情好转，四位大臣也安然无恙。松了一口气的四位大臣劝请皇上服用。这次，康熙毫不犹豫地服下了金鸡纳霜，结果高烧没有再起，病情缓解。康熙仍不相信连太医都治不好的疟疾服用了金鸡纳霜后就能这么快痊愈，他等待着热度再次袭来。结果一天一夜过去了，皇帝平安无事，宫廷里一片欢腾。康熙龙颜大悦，从此将金鸡纳霜作为圣药，赏赐给亲属和大臣，并决定给予洪若翰、刘应等神父丰厚赏赐。朝廷诸臣也为西药的疗效所折服，惊叹道：病人如此迅速康复者，还从未见过。康熙命内侍取出京城内的所有房屋图，亲自挑选了最大最方便的一幢送给“救命恩人”，而洪若翰抓住时机，虔诚地说：“这一切都归功于上帝，是上帝对中国皇帝的恩宠。”康熙对来自异域上帝的恩宠感到受宠若惊。虽然康熙对天主教和上帝并不完全了解，但他觉得这个上帝还是挺友善的。康熙颁旨，即日起，准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自此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终于用西方医学的敲门砖，在森严的紫禁城门上打开了一道传播宗教的缺口。康熙皇帝（1654—1722）

后来，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罹患疟疾，多方延医，不见好转，听说皇上被外国传教士的灵药治愈，曾向康熙帝请赐金鸡纳霜。苏州织造李煦上奏云：“寅向臣言，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康熙知道后，特地“赐驿马星夜赶去”，还一再吩咐“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可惜的是，曹寅未等到他所期盼的“神药”就去世了。而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也曾多次提到西药的使用。

受益于西来之术，清宫中一批传教士医生受到了康熙的信任和礼遇。据记载，康熙痊愈不久，便威风凛凛地带着一大批随从从宫廷骑马出城，并且破例允许人们在街上观看。陪同出游的有四位神父：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这些传教士在陪同康熙游览时，心里一定为受到中国最高统治者礼遇，并获得自由传教权利而暗暗自得，为基督教及西医在中国传播的前景感到相当欣慰。有人推测，如果不是后来罗马教廷的粗暴干涉，以及引发的礼仪之争，康熙皇帝有可能皈依基督，成为东方历史上的君士坦丁大帝，包括西医在内的西方科学可能在清朝早期便在中国传播发展，西医东渐的过程也将会顺利得多。

通过让皇帝皈依天主教而达到中华归主，这无疑是一条传教的捷径。但传教士们最终却发现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康熙晚年实行禁教，其中原因除了礼仪之争，也可能因传教士卷入宫廷皇位争夺，康熙帝对这些外来者产生了很大的不信任。从此，清廷开始了长达百年的禁教措施，直至鸦片战争。尽管如此，禁教期间仍有一些传教士在强烈使命感的感召下再度东来，在种种官方限制下，他们将最见成效、最可能被中国民众接受的医学作为传教的工具。因此，在厉行禁教政策下，西学传播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然而西学中的医学却例外。西学东渐已是萧条肃木，唯西医东传一缕尚存。

传教士虽然肩负神圣的神学使命，有崇高精神和坚强意志，他们虽不是“凡夫”，但也是“俗胎”，自身肉体上仍会时时面临疾病的侵害，特别是来到生活环境迥异的异国他乡，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更令人担忧。当急性传染病流行时，传教士们更是束手无策，这也影响了传教的持续性和布道的效率。据统计，传教士及其家属平均寿命明显低于其国内居民，在传教士家庭中，有超过半数的人在中国曾患过重病。如美国的传教组织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简称美部会）在其传教的最初20年中，有45名传教士死于国外，还有31名因自己和家属的健康问题而回国。因此，该教会认识到，在派往中国的传道团中应配备有一名医生以保证远离国土的布道传教士们身体健康。

清中后期，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法令，教会医疗活动困难重重，到了嘉庆时期，西洋传教士在宫廷，甚至在北京的西医活动彻底结束。但为了在华传教士自身的健康需要，教会仍会向中国派遣一些医生。1807～1834年，在澳门、广州等最早与西方通商交流之地，基督教人士所做之医药工作，也并不是专业化、严格意义上的医药传道工作，基本上是东印度公司的若干基督徒医生进行的一些医疗服务。这些被派往中国的医生，其目的是为在华外国人及传教士的健康服务，但在与中国民众的接触过程中，西医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认知领域中。虽然这些医生多不懂中文，但仍有不少中国人前往就医。而一些传教士出于自身健康考虑，也积极学习医学，如作为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英国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1807年来澳门传教前，曾一度到伦敦一家医院学习医学。但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医生资格申请未获得上级机构伦敦传道会的批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期教会对医药行为非常谨慎，因为在教会看来，医疗是关乎性命的风险行为。

虽然传教士马礼逊没有获得行医资格，但他到达广州后，一再给伦敦传道会写信，敦促有医生资格的传教士来华传教，因为他在传教过程中发现，减轻病痛，施予药品，可以消除好疑人的警惕，使其注意福音启示，因此医生是最能让中国人产生信任的人。这大概是借医传教的最初想法。1809年，马礼逊获得了一个不错的机会。他被聘为东印度公司中文翻译兼秘书，这使得他获得了与东印度公司合作并实施医药传教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积极照顾马礼逊和其家人的医生皮尔逊因最早将牛痘引进中国而被记入中国医学史册。皮尔逊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被派往澳门为公司洋行大班和职员以及在华传教士提供医疗服务，空闲时间也为澳门本地人看病治疗。也是在此期间，他将当时欧洲的牛痘技术引入澳门和广州。皮尔逊在接种牛痘的报告书中写道：“这种新的牛痘接种法在中国人中间极受宠爱……他们一旦认识到新方法的好处以后，就毫不犹豫地接受它。”据说，皮尔逊撰写的小册子和种痘报告书被辗转送到了牛痘技术首创者琴纳手中，琴纳看了以后感慨：“中国人比家乡的英国人更信赖接种牛痘啊。”皮尔逊还在澳门培养学生，他在报告中不无得意地说：“为了使牛痘传播更加广泛，我采取了最好的方式。我已经培训了几个中国人，教他们种痘的细节。他们在我的监督下为人种痘，同样也在其他地方为人种痘。”这是早期西医东渐过程中，西医被中国底层民众接受和认可的典型案例。这也是传教士在上层活动受挫之后做出的策略调整，即转向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中间进行医疗实践。

对于信仰问题，中国下层百姓一般比上层人士实际得多。在选择某种信仰时，普通百姓往往并不关心（一般也无能力关心）神学、教义问题，而是关心某一宗教是否可以给自己带来精神上尤其是物质和身体健康方面的好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普通百姓对西医的接受态度。因此，劝化平民百姓要比劝化教育程度较高的士人和官员容易得多。而劝普通民众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开设医院。

1820年，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的李文斯敦合作在澳门开设了一家眼科诊所，当时该诊所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院，但它是传教士在中国开设的最早的医疗机构。该诊所主要以治疗眼疾为主，偶尔兼治一些内外科疾病。在那个年代，中国眼部疾病如白内障、青光眼、沙眼等非常普遍。而这些眼病患者多为社会底层百姓。传教士们注意到，“中国盲人的人数多得惊人，大部分盲人都是一般的乞丐”。针对眼部疾病，一般来说外科治疗是较为有效的方法。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外科一直不被重视，外科医生比那些治疗内科疾病的医生地位低下。特别自宋以后，儒医的兴起使较重手技的外科被逐渐边缘化，不为当时社会所看重。从这些底层民众最常见，而本土医生又无能为力的疾病入手，最能展示西医的疗效，也有利于消除中国人的疑虑。马礼逊也是一位有心人，他的诊所中聘请了一位著名的老中医，药房中备有中药。一方面是为了谨慎起见，另一方面也是借此观察中医中药的治疗效果。李文斯敦在一份报告中激动地说：“我很高兴地报告，马礼逊博士开设的诊所已经做了很多好事，不少中国病人已得到医治，已经有300个治愈的病人向他致以衷心的感谢，其中一些病人是用西药治好的。没有一个病人死亡。到诊所一起参加治疗病人的那位著名的中医也治好了很多病人。”从这家诊所开始，马礼逊找到了打开借医传教局面的最佳切入点。二、西医：一把打开中国传教之门的钥匙

借医传教是西方基督教传教的一大传统。医学被作为附属手段，传教才是最终目的。传教士对中国人的心理研究得极为深透。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喜欢极端迷信的宗教，也不能理解抽象的真理，却对世俗的或身体的利益十分关注。他们认为与仅通过道德感情的直接传教相比，通过改善他们的世俗境遇来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和尊重，更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在广州开设的一家诊所很受欢迎。据记载，一大早就可以看到诊所四周挤满了前来看病的人，有病的、失明的、腿脚不便的，各种年龄，无分男女。经常可以看到乳母抱着无助的孩子来看病，更常见的是根据中国人的习惯背来的。一些年老的盲人，拄着拐棍，由他们的孙子或其他人牵着来到医院，条件好些的则可坐轿子前来。

鉴于此，郭雷枢医生信心满满，请求教会继续向中国派遣医生，以通过治病感动中国民众，最终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他给教会的意见中这样写道：在中国传教，首先必须使中国人相信你的东西“有用”，然后才谈得到使他们理解基督教义的博大和崇高。再没有一种造福人类的方法比解除人身体的痛苦更能收到直接效果的了。我建议教会，凡是派遣传教士到这些蒙昧种族去的社团，应该同样也派遣医生到那里去。我希望看到那些有医学专长的人在这项伟大的工作中充当先锋队，通过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使牧师们在向他们弘传我们宗教真理时不用那么吃力。驻华英国商馆医师郭雷枢在澳门眼科诊所为中国病人治疗的场景。郭医师一边扶着妇女的眼镜，一边请助手翻译如何使用眼镜。妇人的儿子跪下恭敬地递上谢柬。

1838年，郭雷枢医生与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建立了“医务传道会”，又称“中华医药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郭雷枢当选为会长，伯驾为副会长。该会的宣言里表露了他们借行医来获得中国民众信任和好感，并借此搜集情报的意图：“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场合（行医）才可与人们交往，可以听到大部分的真实情况……因为一个病人在医生面前往往是坦率的，尽管他可能对别人有意隐瞒事实或者掩饰真相。”这些传教士们坚信，借医传教是上帝给他们在中国指出的唯一一条路，因为尽管中国的全部制度都是那么排外，但是它排除不了疾病，也不可能把它的人民拘禁起来，不让他们去治病。

传教士行医的动力来自于基督教的神圣职责，其最终目的是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因此医学传教士（medical missionary） 和医生（medical man）绝非同一概念，医学传教士遇到的是有着双重含义的病人（肉体上和精神上，即body and soul），因而面临的是治愈疾病和救赎灵魂的双重任务。

然而，与传教士的期望不同的是，中国人将医疗的成就与宗教信念截然分开。人们接受西医只是缘于其疗效上的优势，多数人并不因此而了解和认同基督教。“异邦的‘土著们’似乎宁愿青睐于表象行为的立竿见影，而很少愿意深究表象背后的精神体验如何定位。”这与中国的实用理性传统一脉相承。社会民众中普遍认为“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人们在遇到外科、眼科疾病时，常倾向于找西医求助，而患内科疾病时一般是在中医诊治多次无效后才去尝试西医。在中国一贯的天朝心态和严守“华夷之辨”的心理防线下，民众对西医仍然保持着疑虑与审慎心态。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医师处于零星与分散的状态，大多以个人的力量在沿海地区开设小型诊所。作为传统医疗与养生保健的知识体系和技艺，中医于此前后并未受到严重冲击，仍是中国民众主要的就医选择。三、西医传教的日盛

明末清初，以宣扬天主教为主的耶稣会传教士中有不少人懂得医术，但只是偶尔介绍而没有大规模传入西医学，医疗活动仅限于宫廷，没有对当时的中国产生广泛的影响。清中期以后，以宣扬基督新教为主的新教传教士的医务活动则主要针对一般民众。在澳门开设中国最早眼科诊所的马礼逊便是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不久，在郭雷枢的呼吁下，大量新教传教士来华传教。

鸦片战争时期，两广地区人们由于民族情绪的原因，对传教士这些外国人有天然的厌恶，传教士也坦承，虽用尽各种方法以解除中国人对其恨恶之心，但都未有实现。然而在传教士从事的各项事业中，只有医学颇为中国人所信，治愈之人莫不感激，官府知晓此事，也不严令禁止。

鸦片战争后，随着政府对传教活动限制的减弱，传教士活跃在沿海的口岸城市，西医也借传教事业大量涌入中国。随着中国通商口岸开放时间、数量的增多，近代医学传教到了一个新阶段。

从1842年到1848年的短短六七年间，广州、厦门、宁波、上海、福州五个通商口岸全部建立了教会医院和诊所。到1905年，全国教会医院达166所，诊所达241处。最早接受西医的地方是最先举办教会医院的通商口岸。1860年后，教会医疗事业开始向内地渗透，影响不断增强。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通商口岸，西医已被普遍接受。

一般来说，较早接受西医治疗的有两类人：一类是下层社会的贫贱患者，他们无力寻医问药，而教会医院实行的免费施药可解无力治病之急；一类是生命垂危，中医医治无望者，他们病急乱投医，寻西医救治。渐渐地，人们开始发现，西医常常有“起死回生”之疗效，求医者随之与日俱增。当然，教会医院一开始也会用一些医疗奇迹来吸引患者。如湖南长沙湘雅医院的前身雅礼医院开业时，一位牧师朗读了《新约》里一位医者救治了一位腿脚不便患者的故事，并向众人宣称“这所医院是那位伟大医治者的追随者建立的”，“今天在长沙开业了，正如医治者所做的那样，给官员及城里所有人带来希望。……很快他们都会知道，这是个医疗场所，所有人都被当作朋友。”人们倾听着这感人的故事，以好奇和半信半疑的眼光打量着这家医院和这里的医生。一旦有人大胆地迈进医院大门 ，后面的人就接踵而至了。

如果说1820年马礼逊在澳门开设的眼科诊所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医院的话，那么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建立的广州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博济医院前身）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医院。伯驾毕业于耶鲁大学，随后进入神学院，其间被委派到中国传教。伯驾1834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获得传教士资格，同年到达广州，随后又辗转澳门、新加坡，并在新加坡开办了小诊所，1835年回到广州。据记载，广州眼科医局坐落在珠江的一大片外国商馆之中，门口开在新豆栏街。医院只有三层，每层最多只有三四个房间。底层是一个大厅，铺着石头地面。二楼是一个大房间，作为接待室，大小还可以，家具布置也不错。四周的墙上挂着许多油画或水彩画的人像，这些人像都是一些曾在这里求医的病人，画像表现了他们在这里做手术前和做手术后的样子。二楼还有两个较小的房间，一间用作诊察室，给病人做检查用的，另一间布置成药房。三楼是外科手术的房间，还有两三个房间设有留院病人的病床。美国传教士伯驾 （1804—1888）

伯驾的医院开张第一天，一个病人都没有。第二天只有一个女人冒险试探着请教了医生。但很快，伯驾靠眼科手术成功打开了局面。一传十，十传百，病人蜂拥而至。涌向医院的求医人数超出了伯驾医生的想象，为保证医治环境，最后不得不打发人离开。他曾在一个下午给八个病人除去了白内障，其中五人立即恢复了视力，其余三人的视力随后也逐渐恢复。这些重见光明的病人对此感激不已。伯驾不无欣慰地说：“在医院开办的头三个月中，它为消除人们的偏见及中国的孤立所做的努力超过了以往传教士多年的苦干。” 他用欣喜的语气撰写了第一季度的医院报告：“没有引起反对。相反，我确信医院广为人知并获得政府官员的赞成，毫无异议。除极少数之外，病人都表达了完全的信任。”

到1855年，20年中伯驾治疗的病人已达5.3万多人。虽然病人众多，但医院里的秩序和病人管理仍然井井有条。当病人来就诊时会被发给一块标有中英文号码的竹片，按照先后顺序逐个就医。每位病人的姓名、疾病状况、号码（从医院开张之日排起）、入院时间等都被记录在卡片上，交由病人保存，直至出院。每位病人的处方，医院都会保留，以便为病人再次就诊时的开方提供参考。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挂号”和“病历”，它们最早就是由伯驾在广州眼科医局创设出来的。

社会底层民众是西医医院的最早就诊者。而中上层人士一般都有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聘请名中医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优越感，促使他们对“夷人”的医学或是嗤之以鼻，或是因“疑忌”而不愿接受，形成“中户以上不乐西医”的现象。但下层社会求西医治疗的灵验效果，久而久之对中上层社会也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中医治疗同种疾病无效时，西医治疗就成为可能。尤其西医在眼疾上立竿见影的疗效，让许多中国人激动不已。伯驾曾在报告中写道：“在中国最普遍的是眼病，本地医生对此类疾病多束手无策，我们预计治愈眼病肯定会得到民众更多的感激。”最初，眼疾病人占到就诊患者的90%以上。

一个被伯驾治好白内障的病人出院时还请求允许他派一名画师去画下伯驾的肖像，以便像神一样供奉起来，“日日礼拜于前”。这位病人据说是本地知府的私人秘书马师爷。不久，伯驾的医术和医院在广州官僚和上层人士间声名鹊起。以至当时在广州执行禁烟任务的清钦差大臣林则徐也请求伯驾为其开药方治疝气病。

早期西医医院大多免费或只酌情收取少量的药费。而医药工作是一项颇耗资金的事业，传道会一般也无盈利来源，因此医院的开支对传道会来说是较大的负担。受制经费限制，以及医疗资源和医师的匮乏，传道会除在一些大城市开设了教会医院外，在内地的模式大多是传教医师主持的小诊所。但逐渐这些医院和诊所不能满足中国人的医疗需求了。在尝试过西医的底层民众的现身宣传和上层人士的示范带动下，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通商口岸，西医已普遍被接受，并越来越受欢迎，西医医院和诊所门外随时可见摩肩接踵、门庭若市的场景。据《申报》记载：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富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医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

清后期，洋务派代表曾国藩、李鸿章也因自己或家人的经历，切实体验到西方医学的显著效用，而大力倡导西医。李鸿章（1823—1901）

1879年，传教士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治愈李鸿章夫人缠绵多年的疾病后，倡导“中体西用”的李鸿章逐渐信任西医技术，不仅长期聘请私人西医，并于1881年聘用马根济投资创立了一所小型新式医院——总督医院，以及中国第一所官办医学校——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1893年改名为北洋医学堂）与其创办的北洋舰队相配套。正如李鸿章在奏章中所述，“查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沉痼，西医尤独擅专长……北洋创办海军之初，雇募洋医分派各舰，为费不赀，是兴建西医学堂，造就人材，实为当务之急”。1887年，李鸿章患口舌生疮，日久不愈，虽经多方治疗仍不见好转，以致有人思疑是舌癌，为不治之病。了解西医功效的李鸿章决定尝试西医治疗，急请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孟森前来天津救治，孟将之确诊为“舌下脓肿”，经化脓消肿治疗后，病体痊愈。李大为感叹，自此对西医深信不疑。1889年，李鸿章在给香港西医书院执事的信中说道：“医学当与其姊妹科学之化学同予注重，非第须了解其如何组合，且须明了其何须分析。盖不如此，不足使其于诊断病症及准备医疗上臻于更大之精确性也。”几年后，与李鸿章有交情的西医书院还向李推荐了两名优秀毕业生，其中一名就是西医书院的优秀毕业生孙中山。

李鸿章等传统士大夫对西医虽然有倾慕之心，但在“中体西用”之思想藩篱下，作为传统体制的维护者，李氏等人只是希望西医“为我所用”，弥补中医的不足，因此提出了“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的中西医汇通思想。且不论这一思想合理与否，李鸿章作为晚清名噪一时的重臣，其对西医支持的态度在社会上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民国以后，随着一批拥护西学、具有留洋背景的人主持政权，以及“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影响，使得国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抛出了废止中医案，中西医走上对立并峙局面，中医存废论争一度甚嚣尘上。在整个民族和国家以“科学主义”“现代主义”为目标诉求的发展道路下，近代西学一路高歌猛进，西医最终取得了文化和行政上的优势地位。因此，在整个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巨变的大气候下，即使没有传教士引入，中国主动引进西医也迟早会发生。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医学传教士卓有成效的工作加速了近代西医东渐的进程。第二节传教士的医务传道活动一、伯驾、德贞与胡美1.伯驾与外科手术

虽然来华医学传教士的真正使命是实现中华归主，医务活动不过是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辅助手段，但医学传教士的医疗实践对中国的医学发展、医学人才培养和医疗理念的更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西医在治疗眼疾方面的成功越来越受到中国民众的认可，一些病人在遇到其他一些疑难杂症时也来求助西医。上文提及的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医院开办之初以治疗眼疾为主。但作为一名西医医生，他也不愿自己的医治对象仅限于眼疾患者，也期盼等待着更需要他的患者。医院开办三个月后的1835年12月27日，他终于迎来了第一位需要做其他手术的病人。这是位13岁的女孩，脸上长着一个巨瘤，这在中国医生看来是非常难治的病例。据说这个肉瘤从右边的太阳穴凸出，向下延伸到面颊，直到嘴巴。女孩整个面部变形，非常难看可怕，一眼看过去，好像长了两个头。巨大的肉瘤遮住了右眼，使女孩睁不开眼睛，而且感到头晕。这位病人是伯驾期望已久的。他自认为对这样的手术有把握，患者不会有生命危险，这也是展示西医外科手术技术的绝好机会。况且不进行手术，小女孩可能活不长久，这是作为医生所不愿看到的。但伯驾又比较犹豫：一旦病人死于刀下，那么他在中国刚刚开始的医务活动可能因此受挫。清末频起教案，人们对传教士的敌意仍相当普遍。一旦引发事端，医院可能因此受到民众冲击而关门停业。这样，已取得的医学传教进展有可能前功尽弃。出于谨慎，伯驾让病人先入院观察一段时间，经过护理，病人的健康状况好转。伯驾耐心而详细地告知了病人家属手术风险，然后让孩子的父母签订了一份书面的保证书，以表示他们愿意让孩子接受手术，如果手术中病人不幸死亡，将不会追究医生的责任。这是避免受到攻击的预备措施。

据现有资料记载，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一份医疗协议书便是由伯驾所立，那是他在治疗一位结石病患者时与病人签订的免责协议书。伯驾在报告中详细记载：该病人声明“我遭受结石痛苦，几次寻找救助无效。如今我有幸受美国伯驾医生之恩惠，将使用他的（手术）刀把我的结石取出。当治愈时，不仅我一人受其恩惠，我的整个家庭会感激他伟大的仁慈。山高水深，不可逾越（意即若结果不幸），这和医生无关，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所定。以免空口无凭，我立字为证，交由医生”。虽然没找到上述女孩与伯驾签订的保证书，但可以推测应与该结石病人的言辞用语类似。

女孩父母签完保证书后，小女孩十分配合地让医生将其手脚绑在桌上，蒙上眼睛。当时既没有用乙醚也没有用氯仿等麻醉药品。术前15分钟，伯驾给小女孩使用了鸦片麻醉剂，但这对解除疼痛并不起很大作用。然而女孩表现得非常坚强，一动不动，也没有发出叫声，小女孩耐受疼痛的坚强意志给伯驾留下了深刻印象。手术过程相当顺利，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摘掉了肿瘤，肿瘤重达1.25磅，伤口从头顶到面颊，长达10英寸。半个月以后，小女孩便康复了。不料，第二年女孩走路时不小心被一根竹竿刺中了右边太阳穴，恰巧是上次割掉肿瘤的地方。不久，此部位再次长出一个新肿瘤，病情开始恶化。当年7月，伯驾再次为她动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女孩又恢复了健康。女孩的家属感激不已，父亲带着女儿在众人面前向伯驾磕头致谢。患者包阿兴切除肿瘤之前患者包阿兴切除肿瘤之后

4个月后，伯驾的医院又来了一位左侧手臂长着巨大肿瘤的病人。这位据说名为包阿兴的病人几年前不慎从房上摔下，折断了左臂肱骨。后来虽然将骨头接上了，胳膊功能恢复，但半年前在一次看戏的拥挤中，不慎将受伤部位再次折断。此后，病人的左侧手臂畸形疯长，变得越来越粗，有些地方似乎要炸裂开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囊袋挂在手臂上。这个巨大的肿瘤使得整个人向一侧倾斜，给患者行动带来极大不便。除此之外，患处还疼痛难忍。医生们认为，只有马上截掉手臂才能保住性命。一开始，不管医生怎么跟他解释，这位病人都无法接受要动刀截肢的建议。但是如不能说服这个病人，任他死亡，那么对医院的声誉及将来的工作开展都非常不利。为了说服病人，医院竟然做出了如果同意手术便给50元钱的承诺。不知是医生详细的病例分析让病人感到害怕，还是那50元钱的诱惑起了作用，最后阿兴改变了主意。病患手臂被截 ，患者的性命保住了。伯驾详细记载了手术过程，但没有提到赔偿金的事，“（11月15日上午11时）用一把大手术刀，先从肩峰两侧切入两刀，在三角肌上端相遇，该肌旋被切下；切割了韧带囊，肱骨的头便脱出其臼，再向上一刀便把手臂从身体割了下来。……从手术刀最初切下到手臂掉在地上，整个时间没有超过一分钟。所割下的手臂就形状而言，最形象的比喻是只大火腿。它重达16斤，或21又1/4 磅。……就我所知，此病人是第一个自愿接受截肢手术的中国人”，“此病人愈合得很好。在大约一年后，他结了婚，靠卖水果，用一只手能够维持生计”。

伯驾不仅医术精湛，治愈了多例类似疑难杂症，他的精神品格也赢得了人们的敬重。“他的服务是免费的，充分显示出无私的特点，既不领任何薪水，也不收病人的任何费用。然而有些比较富裕的中国人，在受惠于他的医术之后，坚持要送上一些小礼物或者别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礼物就被转为医院所用”。人们对他的工作能力也十分钦佩，承认他“拥有他那份难办的职务所需要的一切资质”。 在1837年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伯驾不无炫耀地展示了他在中国的医疗成就，“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成为我的朋友。无论我去哪里，都会被认出……住院病人各类皆有——男的和女的，年轻的和年老的，从1个月的婴儿到80岁的灰白头发的老人，富裕的和贫穷的，政府官员及他们的臣民”。他出色的工作为他和他的医院赢得了中国人的普遍认可和欢迎。因此，在华外国人称赞道：“欧洲人用大炮未能轰开的中国大门，被他用柳叶刀打开了。”2.德贞

另一位医学传教士群体中的耀眼明星是英国人德贞（John Dudgeon）。1861年，英国传教士雒魏林（又称洛克·哈特）以英国公使私人医生身份进驻北京。他一方面为英国使馆人员治病，监护英国公使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又与伦敦会总部联系，表示愿意帮助教会传教团在北京开设一所医院，为中国人施医给药和传教。因教会医院一般施医布道，故常被称为施医院。经过积极的策划和筹备，北京施医院终于开门施医，由雒魏林兼管，成为近代北京第一个西医医院。一年后，德贞接管施医院。1865年，医院迁至东城米市大街一座佛教寺院。原有房屋经过修缮和粉刷，面目一新。新院有病床30张，医院正门旁竖立了两杆70英尺高的旗杆，因此得俗名“双旗杆医院”（即今天协和医院的前身）。京城里“上而王公巨卿，下而农工商贾，几莫不知施医院有德大夫者”。德贞学识才情超群，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在北京进行医学传教期间拥有丰富的传奇故事，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德贞传》中记载的这则故事：英国传教士医生德贞（1837─1901）

1869年5月25日上午10点左右，北京城里阳光明媚，南城骡马市大街上突然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原来有个年轻小伙大叫着将刀斜刺进自己身体，鲜血和肠子瞬间从身体中流淌出来，场面十分惊悚。围观的人群一下子涌了过来，但没有人敢上前靠近小伙子。小伙子就这样满身鲜血地躺在大街中央，身上罩着条小毯子，一件破旧短衫扔在一旁。此时，—位蓄着浓密大胡子的外国人路过街头，他不可思议地看到这位年轻人正拼命地将自己的肠子塞进腹中，当他将大肠从上腹部塞入后，小肠便从下腹部滑了出来，他又用另一只手将小肠放入腹中，大肠再次从上边溜出来。小伙子绝望地不断重复这两个动作，逐渐没了气力。外国人上前察看了小伙子的伤口，告之自己是施医院的医生，让他尽快想办法去米市大街施医院找医生抢救，千万不得延误，否则就来不及了。结果到晚上7点，年轻人都没有出现在医院门前。医生十分着急，派人去打听，原来那些围观的人不愿送他到医院，街坊邻居和管辖的地保都不想惹祸上身。 9点，医生回到街头，奄奄一息的年轻人恳求医生救救他。现场的地保向医生保证，会送病人去医院。医生留下一名助手负责协调，就回医院了。10点，传令过来，此事已报官，“其人不得移动，待验后方许迁徙”。医生考虑到病人“伤虽重，尚有可乘之机，若候验后，则无及矣”。于是拿出现钱请人搬送病人去医院。11点，病人被送到医院。肮脏的短衫内包裹着病人的肠子，医生仔细清洗露在外面的肠子，小心地安放进腹部，然后缝合长达9.5英寸长的伤口。病人下腹部网膜有点突出，没有完全缝合，留下一个小口，便于脓液流出。为减轻腹部压力，医生再用绷带包托住腹部，同时给病人服用适量的鸦片，缓解疼痛。以后几天，病人按医嘱定量服用鸦片。6月2日，病人能进米饭。3日、4日，病人的肠子里再也没有血和杂物渗出。6日上午，病人轻快地离开医院到对面茶馆店抽烟，一位熟人见到他以为见到鬼了，吓得给了他一笔钱后马上躲开了。谁也没有想到那小伙子会活下来。病人回到医院，恳求医生准许他留在医院当守门人。6月20日，病人痊愈出院，回山西老家看望老母和妻子。

原来，这位安姓青年是在北京谋生的山西小贩，年仅25岁。那天因为有人污蔑他偷东西，他当街拿刀刺破腹部，以证明自己的清白，结果差点丧了命。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富有责任心、医术高超的外国医生，那位只比他大7岁的救命恩人。

德贞在京还担任京师同文馆的医学教习。他第一个向中国人介绍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该理论的发明是西方医学由经验时代走向近代实验科学时代的标志。他翻译的《全体通考》是世界解剖学经典教科书《格氏解剖学》的第一部中文全译本。连续10年，他在《万国公报》上撰写医学专栏，传播西方医学科学思想。

1867年，德贞被请去总理衙门一位大臣家抢救一个9岁小病人，这孩子是刑部尚书谭廷襄的儿子，在玩洋铳时不小心“洞穿腹膈，气已濒绝”，经德贞手术抢救，不到十日便“肌理如初”。谭廷襄登门赠送“西来和缓”颂匾。医和与医缓都是春秋名医，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中医。凭借精湛的医术，德贞改变了谭廷襄以往对外国人的敌对态度。

晚清权臣荣禄也曾是德贞的病人。据说荣禄腰部生瘤，先后请了数十名中医诊治，未见好转，反而日见沉重，患处腐溃方圆七八寸，洞出三十余孔，痛苦不堪，万般无奈，求助于西医。德贞为他做了两次麻醉下切除手术，患处日见起色，两个月便平复痊愈。荣禄大为叹服，称赞德贞医术“精妙绝伦”，并为德贞编的医书《全体通考》作序。

此外，另一清廷重臣张之洞也因病结识了医学传教士医生马尚德，并发展了较好的友谊。马曾经为张之洞的得力助手蔡锡勇的妻子看病，后由蔡引荐为张之洞看病。张之洞向马尚德请教了不少医药病理的难题，服了他提供的西药，病情有所好转。马尚德也经常为张之洞主持的湖北织布局的中外员工看病。张之洞给马尚德七百元钱作为酬劳。不幸的是，这位令人尊敬的马医生于1896年在武昌救治霍乱病人时，染疾病逝，年仅31岁。

当在华医疗成就受到中国民众特别是上层人士肯定时，医学传教士们也感到极为荣耀和欣慰。盛京医院建立者司督阁，在为官员及他们的亲属治病后，受到了当时奉天（今沈阳）显赫人物左宝贵、徐世昌、张作霖等人的交口称赞，他不无骄傲地说：“我在官界拥有一个不小的圈子，这对我的工作是个非常大的帮助，确立了我们的地位，阻止了极为容易发生的骚乱和其他麻烦。”3.胡美与湘雅医院

随着伯驾用小小的柳叶刀在广州这一最早的通商口岸打开了传教的新局面后，陆续有大量传教士来华行医或创办医院。1906年，一位正直而卓越的美国医学传教士胡美携妻带子来到了当时还比较闭塞的内地城市——长沙，并在那里创办了湖南省的第一所西医医院——雅礼医院（湘雅医院前身）。

胡美出生于传教世家，父亲与祖父都是在印度的传教士。1897年，胡美毕业于耶鲁大学并获学士学位，1901年又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06年，胡美受雅礼会邀请来到中国传教并创办了雅礼医院。在这家医院里，胡美遇到了形形色色的病人，也经历了各种怪异有趣的事情。他的医疗经历和见闻颇能代表当时在华传教士的普遍境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国人对西医的态度。湘雅医院外景

一个颇为有趣的例子是，一位官员在一群随从的簇拥下来到胡美的诊所。他以大清官员身份威严而怀疑地审视着诊所，言语和语气似乎对外国医生不屑一顾。当胡美拿出细长而坚硬的温度计准备测量体温时，官员本能的怀疑和抵触被激发了。特别是这一奇怪的硬邦邦的东西被塞进官员口里时，他的不满和愤怒爆发了，当面斥责随从为何将他带到这里来，并斥骂胡美不懂医术。而胡美的另一个举动更让他坚信自己的这一判断。因为胡美虽遵循中国人的一贯做法，象征性地把了脉，但因只把了一边的脉，使得这位本已对西医充满怀疑的本地官员断定这些外来的医生对医学只是一知半解。因为长期的本土医疗实践让他认为医生只有把了两只手的脉才可能进行诊断，而无需在意温度计上的数据。

出于与伯驾最初一样的顾虑，为避免中国民众对西医的误解和畏惧，以及因医患纠纷而引发的反基督教骚乱，胡美的雅礼医院最初不敢接受濒死病人和疑难病症患者。

胡美医生的门诊刚开始两星期后，一个病人的出现让胡美感到无所适从。这是位呼吸急促，满脸通红，持续发高烧的男孩。胡美在检查了男孩的胸部，并检测了白细胞的数量后，诊断病人患有大叶性肺炎。胡美决定收下这位雅礼医院的第一位“住院”病人。但情况发生非常突然，医院的病房还没有准备好，病床还放在后院进行清洗和消毒。紧急之下，胡美就在候诊室后面搭起一张床，床上没有弹簧，只能临时用麻绳编织一只床垫。在没有训练有素的护士的情况下，只得让孩子的母亲和医院的守夜夫帮忙看护。男孩的妈妈一直守在床边，细心喂食、喂药，医院的守夜夫也尽力帮忙。第一晚，胡美、患者母亲和守夜夫三人轮流看护男孩。第二天，男孩情况开始恶化。第三天上午，守夜夫冲到胡美医生的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了，像祈祷一样握紧双手，恳请胡美医生不要再医治了，赶紧送孩子回家。守夜夫继续说道：“先生，你非常聪明。但是我知道街上的人们怎么说。我知道他们的想法。你不明白，先生。想想他如果死在医院，你过去几周的全部工作都会白费。请别冒险，我请求你在事故发生之前将孩子送回家。”胡美虽然理解面前这位守夜夫的用心良苦，但见死不救，抛弃病患者，不管从传教士还是从医生的职责来说都是他不能容忍的。但稍微平静后，胡美觉得守夜夫可能更懂得如何在中国处理这类事件，他最终接受了守夜夫的请求。当轿夫抬着担架消失在狭窄的街道时，胡美因自己在未能全力抢救之前就让他的第一位住院病人回家而感到强烈的自责，一股强烈挫败感涌上心头。在当天下午的中文课上，胡美一直无法安心上课。脑中一次次浮现出这个可怜的孩子被送回家后，在没有专业的医护照料下遭受疾病折磨的场景。他越想越无法原谅自己。教他中文的刘老师得知情况后，忠告他：如果在大家对你的医院还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就有人死在病房里的话，流言蜚语会在每条街上流传，你和医生都有可能受到攻击而被赶出长沙，也可能导致西方医学在这个保守的省份多年来取得的进步也消失殆尽。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死在外面是很严重的事情。在家里等待死亡才能等待“灵魂”的回归，身体就像一个“等候亭”，“灵魂”被期待在这里合二为一。虽然胡美还不能理解刘老师解释的关于中国人“灵魂”和身体的关系，但刘老师给他的两年内不要做任何可能冒犯本地民众事情的忠告，他接受了。此后两年里，医院只接受一些兔唇、白内障、脓肿等病人，不敢尝试大手术，医院里也没有一例死亡事件发生。胡美（左三）与湘雅医院的同事们

但胡美并不满意这种为避免自身及医院受攻击而在治疗上一直保守、停滞不前的状况。他觉得再这样继续下去，将无法显示出西医的优越，也不能将医学事业向前推进。正当陷入焦虑之时，一个病人的到来让胡美的医疗实践有了大的突破。这是位腿上有严重枪伤的男孩，从不远的乡下被送过来。病人的家属恳请胡美给孩子开刀。这是一个有风险的手术。胡美再次面临着两年前的困境，拒绝还是接受？两年前刘老师的话还音犹在耳：至少两年内不应该做任何可能冒险的事情。现在两年已过，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病人：拒绝，虽会受精神上谴责，但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但一旦接受，就将面临手术风险，万一病人未能救活，则可能受到致命的攻击。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胡美决定向前跨出一步。手术并不复杂，但由于耽误了时间，孩子已全身感染。手术三小时后，男孩去世了。当时湖南省还没有一位中国病人在外国医生手下死亡的事例。这时，全医院包括胡美都开始紧张起来，连忙请求政府给予保护。很快，士兵被派来在医院和街道上站岗和巡逻，以防止民众过激的举动。所有的美国人也在第一时间接到消息，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房子。胡美非常担心发生骚乱，甚至有了关闭医院的想法。当胡美独自面对孩子的父亲时，他甚至听到了自己紧张的心跳声。而出乎意料的是，预想中的愤怒并没有发生。孩子的父亲竟谦恭地跪下磕头说：“我来感谢您，先生！”原来，医院为这位贫困家庭的孩子准备了一口不错的棺材。孩子的父亲激动地说：“你为我死去的孩子提供了昂贵的棺材，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乡下穷人所能负担的。……我返回村子后会告诉所有的人，你真的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你和你的医院。”这次医疗事件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自此之后，在湖南的西医们不再害怕死亡，胡美也不再担心医院有死亡病人。一方面，医院的死亡率慢慢上升：另一方面，人们愿意将危重病人送到西医那里去治疗。

但这没有让胡美医生摆脱时常面临的两难境地，即在西方现代医学与中国传统观念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如上文提及，是冒着病人死在医院的风险让其留在医院继续治疗，还是放弃治疗赶在病人咽气之前让其回到家中，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纠结的选择。作为一名外国人，他需要尊重中国的传统；但作为一名医生，他也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位病人。在他随后几年的行医过程中，这样的困境一次又一次地缠绕着他。

一次，一位患有严重伤寒病的女孩被送到了胡美的医院。虽然胡美医生尽力医治，但情况没有好转反而继续恶化。女孩来自长沙一户有名望的家庭。胡美感觉如果女孩死在医院，这户人家可不像上次那位乡村男孩的父亲那样，可用昂贵的棺材来安慰。为了减少受攻击的危险，胡美劝家属将女儿在咽气之前带回家，但这期间仍会给病人必要的治疗。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在传统中国风俗观念支配下，病人被众人用担架抬着，快速往家中奔去。家属和搬运者都担心病人病死在外而不能进入家门。这是和死亡的赛跑，是中国人常见的临终前的一场赛跑。但与以往不同，这场赛跑中加入了西医医生胡美。他忠实地护卫在担架旁边，一路上三次皮下注射士的宁以保证患者的生命能维持到抵达家中。这位传教士医生用西医技术守望着一场神圣的中国传统死亡仪式，中西文化在人生命的最后一刻和谐交融。值得欣慰的是，女孩在死之前被送到家中，但当胡美刚迈出大门时，身后屋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嚎啕哭声。这时，胡美医生的心情极为复杂，是为及时将病人送回家中而避免一场麻烦而庆幸，还是未能将病人留在医院治疗而惋惜和自责呢，只有胡美自己知道，但笔者猜测可能两者都有。

真正让胡美医生名声大震的是，他帮助一命难产的妇女渡过了难关。作为一名男医生，竟然解决了产婆无能为力的难题，将产妇从鬼门关拉回，这让中国民众不得不惊诧。在一个寒冷的深夜，胡美被急促的敲门声吵醒，然后被一位仆人急匆匆地请入一位难产产妇家中。病人已经阵痛了48小时而奄奄一息，不省人事了。而先前请来的产婆拖着邋遢的袖子，显然已束手无策。在外国医生胡美眼中，这些老妇人邋遢、无知、毫无卫生观念，他也不愿接受这些妇女的帮助。后来在一位年轻女仆的协助下，胡美用器械取出了孩子，母子平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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