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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海远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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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与公共政策

收入不平等与公共政策试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第一章导言一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均收入不断增长,居民家庭财富也大大增加。与此同时,不平等也成为大家日益关注的一个问题。目前,中国已经从过去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还在0.4以下,但到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481(国家统计局,2012),而财产基尼系数更是由2002年的0.54迅速提高至2012年的0.73以上(Xie and Zhou,2014),由此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财富分配高度不均等的国家之一。

可以说,这一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财富分配格局的调整虽然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合理的分配机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是居民贫富差距过大也对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公平产生了消极影响,成为多种社会矛盾集结的重要根源。如果贫富差距水平持续扩大,当其严重性达到了某种程度且没有采取有效政策手段予以制止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凝聚力降低,继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乃至停滞的原因。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财富分配问题开始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经济学家也对不平等问题进行了更多的研究。然而,在当前的研究中,始终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或很好的解决。

首先,中国目前的不平等程度究竟是多少,未来不平等的走向究竟会怎样。对于这一点,当前还存在不少的争论。在收入差距的测量方面,对2010年同一年估计的基尼系数就存在着0.36、0.48、0.50、0.61等相差巨大的结果。甘犁(2012)、李实和岳希明(2013)、谢宇(2014)、蔡昉(2014)、李实和万海远(2013)、姚树杰(2014)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争论,其中不乏多次有针对性的批评和评论。可以说,在2007年及之前,已有的研究对中国不平等的现状基本达成一致意见,都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不平等程度经历了一个快速而稳定的增加过程。然而,从2007年以后,各种不同的研究就出现了明显分化。第一种观点如国家统计局(2012)认为,当前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呈现缩小趋势,因为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惠农政策的实施都导致农户收入的增加,而更加有力的再分配政策也有效地改善了不平等状况。第二种观点如李实(2012)就认为,影响中国社会不平等最根本的体制因素和机制障碍没有得到破解,甚至在某些领域还有强化的趋势,因此不平等程度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其次,关于财产不平等的研究很少,而对于工资差距、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的联动研究则更是处于空白。如果连收入分配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就更不要说财产或财富的分配问题了。一般来说,工资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以及财富不平等并不是一回事,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密切联系。现有文献对收入差距的研究已经不少,然而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目前对财产分配的研究非常缺乏。根据本书第四章的研究,对财产分布状况进行深入研究的历史文献不会超过十篇。因此,在经济高速增长和财富急剧积累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对财产差距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并需要进一步搞清楚工资分配、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关系。

财产差距通常是过去收入差距的累计性结果,同时也可能成为新的导致收入差距的基础性原因;财产差距与收入差距之间是一种存量与流量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转换的可能。财产分布不均等的直接后果首先是财产性收入的不均等;已经有证据表明,财产以及财产分布的不均等已经成为推动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而且,从收入分配本身的研究来看,过去财产性收入占比较小,因此过去的文献一直没有重视财产性收入的问题。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却发现,财产性收入的数据一方面存在严重低估的风险,另一方面它对整体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存在估计不足的可能。而且,在鼓励居民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导向下,财产性收入的比重在未来还将得到提高,从而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的关联性会进一步增强。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工资分配、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进行联动研究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再次,在评估公共政策的不平等调节效果方面,已有研究做得还不够。在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和对策方面,不同的研究也给出了差异化的回答。一方面,有研究认为各种社会保障政策、劳动力市场保护政策对弱势群体的收入提高产生了显著正向的影响,从而认为这些公共政策总体上是改善了分配状况。当然,也有研究认为,当前的个人所得税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更多地具有累退意义上的再分配效果,穷人虽然受益,但受益程度相比富人要低得多,从而这些再分配政策在总体上是进一步恶化了社会的不平等状况。进一步,在每一项政策的分配效应评估中,不同评估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不太一致,甚至连政策影响不平等的渠道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对公共政策的再分配效果进行研究,并挖掘出不同公共政策影响不平等的来源、机制和渠道。

综合来看,目前的研究对中国当前的不平等程度究竟有多大,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结论,而对公共政策的不平等调节效果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因此对未来不平等变化趋势的判断更是存在异常激烈的争论。然而,如果对中国当前的不平等水平还存有争议,甚至无法对不平等的未来趋势给出判断,会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经济政策走向及人们对它的判断。如果不平等程度确实到达顶点并开始下降的话,那么我们在政策上不需要过于重视,政府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展和投资上。但如果分配差距并没有到达库兹涅兹曲线的顶点,而是在持续稳定的增大,那么我们当前的宏观政策则需要牺牲一定的增长速度,而把更多的资金放在再分配上。所以说,我们需要对当前不平等程度是否已经到了拐点有一个明确的判断,需要研究公共政策对不平等的影响效应,也需要对公共政策与不平等的未来变动趋势给出合理的分析。因此,利用全面、科学的调查数据,来重新评估各项公共政策的再分配效应是必要的;而且在分析过程中,提出各项公共政策与不平等的联系机制和影响渠道也是非常重要的。唯有这样,才能理解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因素,动态观察相关政策的分配效应,并为有关分配制度调整和改革提供政策建议。二 研究内容

针对中国的不平等及其相关公共政策所存在的诸多争议,本书力求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给予正面回答,最主要关注三个问题。首先,要回答中国当前的不平等程度究竟为多大,这需要对不平等相关统计指标进行分析,描述中国居民工资、收入和财产分配的总量与结构状况,对城乡、地区、行业的不平等及其成因做出研判和解读。其次,要回答公共政策的再分配效应究竟如何,是通过何种机制或渠道来影响不平等变化的,尤其是要关注劳动力市场政策、财政政策、户籍政策与税收政策在再分配中所起到的作用。再次,在当前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下,对未来中国的不平等变化趋势做出判断。此外,在政府再分配职能、公共政策和体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从而有效缩小中国的不平等水平。

总体来说,本书在收集居民不平等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动态跟踪居民不平等总体状况,反映当前中国财富分配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并评估和分析各项公共政策对不平等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进一步推动分配体制改革,理顺全社会的分配关系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体来看,《收入不平等与公共政策》一书分为四篇:第一篇为第二到第五章,是对中国居民不平等水平的测量和分析,包括工资分配、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情况;第二篇为第六到第十章,是对与社会不平等密切相关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户籍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主要政策的再分配效应评估;第三篇为第十一到第十四章,是对未来不平等的总体情况、特点及其趋势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降低中国的不平等程度;第四篇为本书附录,是本书所使用的调查问卷、调研报告和统计资料等。表1-1 本书的内容与结构三 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以经验实证为主。当然,在各章具体的分析过程中,也综合采用了其他研究方法。1.理论研究

运用心理学理论来分析问卷调查过程中,外人是否在场对个体敏感信息回答的影响;运用博弈论理论,来分析调查员与被访问个体之间的互动对问题导入和数据集的影响;另外,还运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影响个体工资、收入和财产的变量来源;等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不平等问题的现实情况进行剖析,并结合有关发展理论和分配理论,对理顺分配关系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与建议。2.实证研究

本书侧重于利用经验实证的方法来对中国的不平等问题进行研究。首先,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分解特定因素对不平等的影响程度。其次,还通过数据模拟的方法来实证分析某项公共政策对贫富差距的具体影响。再次,本书还会通过拟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来设计一组实验,从而在实验室环境下模拟获得个体的反事实假设,从而评估某个政策对不平等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无论是在不平等的测量、不平等的因素分解,还是在不平等的政策影响评估方面,实证研究方法始终贯穿于全书的内容中。3.应用研究

在计量与实验方法的基础上,我们通过政策分析来观测和解释不平等发展变化的原因,并科学评估公共政策对不平等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机制,从而有针对性地发现政策在制定、实施和反馈过程中的问题,并最终为未来的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和建议。特别是,我们强调使用数据分析与政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通过数据分析获得有说服力的证据,并将其作为对不平等事实进行评判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分析来观测和解释不平等发展变化的原因。最后,通过这种应用式的研究方法,来获得不平等程度持续扩大的制度或政策原因,从而为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提供基础。四 研究意义

在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变化特征及其未来趋势、这些特征与趋势同经济转型的关联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政策和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主题。从财富分配角度来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较低,劳动力要素的报酬持续下滑,资本回报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财产差距日益扩大,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生产要素之间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也在持续提高,这种“结构性分配失衡”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生改善、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关系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也在积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测算中国不平等的动态变化,及时发现财富分配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评估主要公共政策对不平等的影响,准确判断未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这对于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和保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五 基本概念

一般来说,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物质生产领域内部进行的分配。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包括工资、奖金、福利费用和农民或其他劳动者的收入,它属于生产者及其家属个人消费所需的必要产品;另一部分是生产单位和社会的纯收入,包括上缴国家的税金和利润、支付的利息和企业税后利润、利润留成或公积金、公益金等,属于国民收入扣除必要产品后的剩余。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形成了国家、企业或集体、物质生产部门和劳动者的原始收入。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会直接关系到国家、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三方面的经济利益。所以根据这一思路,有关收入分配的研究就沿着宏观和微观两条思路来进行,一方面是从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占比的宏观角度,更加重视体制机制、制度和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着重从家庭住户的微观角度,更加重视居民财富分配特征的实证性描述。

对于本书来说,所谓的不平等,主要是指工资、收入和财产在不同群体间的分配不平等;而所谓的工资、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则主要是指居民家庭或个体微观层面的分配问题。当然,我们是从一个更加宏大的公共政策视角来描述和解释居民财富差距的变化,从而找到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政策出路。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居民间的财富差距就等同于财富分配的概念,所以我们在整本书中都不再区分(工资、收入和财产)分配和差距的概念,而是在不同的场合下进行

[1]混用。另外,在本书中,我们所谓的“收入”是指广义上的收入概念,它既涉及收入的构成和来源,如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概念,也涉及我们大家常指的居民家庭总收入的概念。当然,在经历若干年的收支平衡后,居民收入分配的最终结果一定会表现在财产的积累和分配上,因此居民的财产分配也应属于广义上的收入分配定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中的收入概念既包括了收入的来源、构成,也包括了收入的积累,也即财产。因此,工资分配、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都属于我们的研究范畴,在不做区分的情况下,我们统称为“财富分配”或“财富差距”。

另外,在公共政策的定义方面,本书是指能影响财富分配结果的具体政策。我们从税收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财政政策、户籍政策等几个主要方面对公共政策与财富差距进行全景式的研究。当然,限于篇幅,我们在每一个公共政策领域,都选取了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政策来进行分析,并重点把公共政策影响分配不平等的原因、渠道和机制研究清楚,从而有利于对不同的公共政策进行分类和归并,并最终为调节社会不平等提供政策建议。

[1] 当然,在关于财产分配和财产差距、工资分配和工资差距问题上,我们也采用同样的办法不加区分。第一篇不平等的演化

社会不平等的不断扩张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如何建立起差异化的分配格局以实现有效的激励与约束从而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成为分配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绩也表明这种取向的分配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另外,财富差距过大、分配不合理问题也几乎伴随着整个改革过程。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劳动力要素的比重也稳定下滑,财产差距日益扩大,工资、收入、财产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问题更加显著,这种“结构性分配失衡”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普遍关心和关注的问题。

虽然大家都认可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但是目前对其中的很多问题还是认识不够,研究不足。比如,中国当前的不平等程度究竟有多大,中国当前的不平等水平在全球来看是一个怎样的水平;另外,与过去相比,中国的不平等分配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其背后的逻辑故事和成因又如何。所有的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中国分配不平等的经验描述,离不开数据支撑下的不平等演化研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篇三章都使用了大规模随机抽样数据,从经验上考察中国不平等的动态演变过程。在时间上,重点考察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不平等变化情况,尤其是过去十年内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事实及其背后的成因。另外,本篇为进一步分析不平等问题,把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具体到居民家庭的分配问题上,以居民家庭的收入分配差距为出发点,不断在纵向间拓展研究范围,这就包括了居民家庭收入来源的工资性收入差距问题,以及因收入积累而形成的财产分配问题。

由于对当前收入差距的测算还存在一些争议,所以本篇第三章对这个问题又做了大量深入探讨,对收入差距测量的方法论、数据调查理论与抽样方法、数据处理与估计过程等都进行了研究,由此希望能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和准确的判断。

总的来看,我们发现了中国社会不平等有不断恶化的趋势,尤其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存在社会不平等水平的急剧扩大趋势。而且,劳动报酬持续下降,财产差距水平快速扩张,财产性收入占据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由此劳动的附加值在下降,资本的回报率在持续增加,社会固化的风险已经显现,这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第二章中国居民工资差距的变化:2002~2013年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了一个稳定而又持续的增长过程。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也持续扩大。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成为贫富差距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水平在2013年已达到0.47左右。因此,收入差距成为近年来大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对收入差距成因解释和数量来源分解的研究也持续增加。然而,由于工资性收入是构成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占到整体收入水平的一半以上,因此要了解收入分配状况,就必须从搞清楚工资分配状况开始(Appleton et.al,2014)。

从工资差距的变化来看,已有的研究基本上都认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例如,国民经济中最高与最低工资行业的工资比例在1990年为1.76,而到2005年和2008年则快速上升至4.88与5.11,所以工资差距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来源(Appleton et.al,2014),它能解释收入差距的比例一直稳定地保持在70%以上(Zhang,2013);同样,张东生(2008)也指出,劳动工资缩小是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劳动工资解释了工资差距的40%左右。然而,2008年之后,由于数据的限制,很少有研究再继续拓展和延伸分析工资差距的动态变化,对工资差距的形成机制的研究和解析就更加少见。所以说,2008年以后中国工资差距的变化动向我们尚不清楚。因此,本章利用2002年、2007年、2009年和2013年中国住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来描绘中国工资差距的动态变化,从而补充中国工资差距新近变化的基本特征及其结构成因。一 文献综述

在这一节,我们首先回顾中国城市工资差距的基本变化趋势,然后再细述经济增长、劳动力流动等宏观变量和个体微观特征变量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一)工资差距的变化趋势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整体工资差距水平经历了一个快速而又稳定的增长趋势(Park et.al,2008)。从居民的工资差距水平来看,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38上升到2003年的0.364(Li et.al,2007),再上升到2008年的0.45(Appleton et.al,2014)。图2-1 1988~2008年中国城市工资差距(基尼系数)的变迁

然而,考虑到城市工资差距中的估计偏差,如样本过度抽样和地区代表性不足和区域间购买力差异等问题,Parker et.al(2008)认为中国当前的城市工资差距可能被严重低估了,他们使用年度城市住户调查数据(UHS)发现,2000年的工资差距(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了0.360,更不用说2001年的0.372了,如图2-1所示。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城市工资差距是被低估了。而另一方面,1988~2008年工资差距的变化趋势是稳定扩大的(见图2-1),基尼系数经历了一个稳定的增加过程;而且在1994年之前,工资差距的扩大速度很快,而之后,工资差距的扩张速度则明显下降;这是由工资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占比持续下滑所导致的;但从2002年之后,中国工资差距水平又迅速提高,从2002年的0.378上升到2008年的0.450(Appleton et.al,201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后,很少有研究对中国城市工资差距水平进行再估计,对城市工资差距进行深入分析的研究也相对少见。因此,我们也难以观测到当前中国工资差距的变化趋势。(二)工资差距的影响因素1.不均衡的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以至于大部分人能从中受益,但是受益的程度在不同人群中相差很大,相对来说富人获益更多,所以总体的工资不平等程度一直在增加。在利用住户调查数据及官方宏观统计数据的基础上,Chaudhuri和Ravallion(2008)认为工资增长在地区间和部门间非常不均衡。在住户层面,经济增长使得一部分人工资飞速增长,但仍有一部分人的工资水平却始终在最底层徘徊,这直接导致了工资不平等程度的迅速上升。Yao(1999)使用住户调查数据对经济增长的分配效应进行了研究,他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而偏向性的经济增长是中国工资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2.持续的劳动力流动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转移到工业部门能够降低两个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从而能减小区域间的工资差距(Phana and Coxhead,2010)。Yao和Zhou(2004)在理论上证明了劳动力流动在缩小工资差距方面的重要作用。而Lin,Wang和Zhao(2004)也从实证的角度说明了,即使在短期内,劳动力流动也会缩小工资差距。Zhao和Li(1997)在研究工资差距的影响因素时指出,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地降低整体工资不平等程度。Li和Zhao(1999)还进一步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工资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有助于增加农户的家庭工资性收入,因为直接来自外出打工的汇款数量在显著增加,因此这有效地缩小了居民间的工资差距。3.行业垄断

垄断行业的高工资同样也是工资不平等程度提高的重要原因。Krueger和Summers(1988)的研究表明,行业垄断因素对于美国工资不平等的贡献度在不断提高。在此之后,Katz和Summers(1989)也指出,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是垄断租金的一个反映,因此,不同的垄断水平导致了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而对于中国来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自然垄断行业和寡头垄断行业的企业工资经历了快速的增长过程,这也扩大了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工资差距(Yue等,2010)。最重要的是,垄断行业的高工资主要来自其垄断地位,而不是其职工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Li和Song,2010),因此行业垄断因素一直是工资差距水平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4.异质性教育收益率

20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教育和工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早在1975年,Becker(1975)就建立了一个关于工资分配的人力资本模型,并研究了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教育资源分布对工资分配的影响问题。Gregorio和Lee(2002)采用回归方法,使用1960年到1990年之间的国家间横截面数据,发现工资差距随着教育不平等水平的扩大而扩大。而对于中国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教育收益率经历了一个迅速增长的过程,从1988年的3.8%增长到1995年的5.7%,再到1999年的8.1%,后来又上升到2009年的10.5%,所以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认为,教育回报率的提高也是工资不平等程度增加的重要原因(Deng和Li,2009)。此外,Tian和Lu(2007)还直接分解了教育对工资不平等的贡献程度,发现教育是解释地区间差距最主要的因素之一。5.性别歧视

近年来,Chi等(2011)指出性别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并构成中国不断恶化的工资差距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对于解释性别工资差距来说,性别歧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传统的性别歧视通常以“同工不同酬”的形式存在,这种歧视我们能够很容易地观察到。但是,另一种职业分配性歧视是不容易观测到的,也难以直接地被测量出来。大量的女性被定位在低工资位置或者工作单位,特别是,中年妇女和年纪较大的女性被迫从事一个低工资的岗位,这导致了性别工资差距的产生(Li and Li,2008)。但是,Li和Gustafsson(2008)指出,市场分配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会逐渐改善性别歧视状况,从而降低由性别歧视所带来的工资差距水平。二 数据与工资定义(一)数据来源

在数据方面,我们使用中国住户收入调查的数据(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CHIP)来进行分析,包括2002年、2007年、2009年和2013年。中国住户收入调查数据是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入户调查数据,样本是从国家统计局大样本中随机抽取的,它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收集了乡镇、村庄和农民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它包含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和农村进入城市的暂住户调查数据,该问卷覆盖全国2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主要包括家庭收入、家庭消费、家庭资产、住房条件、与工作相关的工资、就业、移民和工作搜寻等信息。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样本进行了若干调整。首先,基于极端值会影响估计结果稳健性的考虑,本章缩尾了样本中工资分布中最高[1]0.05%和最低0.05%的样本。其次,考虑到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收入,拥有工资性收入的占比较低,而且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很小,所以本章只考虑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城市居民和农村外出务工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情况。再次,由于本章分析的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问题,因此将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从事自就业和个体自主经营,且无工资性收入的样本剔除。他们并不属于工资性就业的范畴,因此我们予以剔除。最后,为了与研究工资差距的传统文献保持一致,我们把样本年龄限定在15~64岁,因此那[2]些有工资收入但是超出这一年龄区间的样本也被剔除。最终,在经过数据的加工处理之后,2002年、2007年、2009年和2013年分别具[3]有12848个、19143个、7318个和11761个样本。(二)工资定义

对于工资变量,我们尽量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保持一致,从而使其具有国际比较性。总的来看,工资被定义为雇主或用人单位以货币形式对员工劳动所支付的报酬;而且,以社会保险费、劳动保护费和各种福利形式支付的费用不能被算作工资。因此,本章按这两个标准对工资进行了调整。另外,本章对工资水平还做了两次调整,一是以月为单位来计算居民工资水平,二是利用CPI指数把2007年、2009年和2013年的工资调整至2002年的水平。

最后,我们对其他变量也进行了定义。首先,需要对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进行划分。一般来说,我们把个体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或在家庭进行帮工的从业行为称作非正规就业;同时,对于那些从事自我经营活动的个体,或没有固定或长期合同的临时工、派遣工也统称为非正规就业群体。而对于人群的划分,我们定义15~24岁的人为青年人员,而25~64岁的则为成年群体。同时,对于地区分布,我们[4]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把中国分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三 描述统计分析(一)平均工资

在上述定义下,我们计算了2002年以来,2007年、2009年和2013年实际平均工资的水平及其变化率,具体如表2-1所示。表2-1 2002~2013年实际工资的变化

从表2-1可以发现,2002年至2013年,工人的工资水平呈现一个稳定的增长趋势,而且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明显要高于农民工,他们的工资水平基本稳定地保持在农民工工资的1.3倍以上。另外,由于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个体的工资增速都有明显下降,从而2007~2009年的工资增速要低于2002~2007年。而在2009年以后,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2009~2013年的工资增长速度明显要快于2002~2007年的水平;而对于城市职工群体来说,2009~2013年的工资增长速度则明显低于2002~2007年。因此,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工资差距水平在2002~2007年迅速扩大,而在2007~2009年则有所放缓;两者之间的工资倍率也从2002年的1.27倍上升到2007年的1.35倍,之后又迅速上升到2009年的1.41倍,而之后由于城乡一体化的进行,两者的倍率又开始缩小,至2013年的1.17倍。从这个角度来说,2007~2009年中国城市职工和农民工的工资差距有所缩小,而2009~2013年其工资差距又有所缩小。(二)工资结构

除了总体工资水平的动态变化,我们还计算了不同分位组的工资水平及其在整体工资中所占的比重,具体结果如表2-2所示。表2-2 不同工资分位下的工资水平及其比例图2-2 工资分位及其占比

注:所有数据都是笔者根据2002年、2007年、2009年与2013年CHIP计算得到。

从表2-2和图2-2来看,虽然2002年以来,不同分位的工资水平都有了稳定的增加,但从各个分位所占的比例来看,2007年的工资分位图明显比其他年份更加极化,尤其是最高10%人群所占的工资比例明显更高。2007年,10%最高工资人群占据了28.4%,而2002年和2013年这一比例只有26.2%与26.6%。相对应的是,2002年最低10%人群占据2.6%,而到2007年他们所占的比例则下降至2.2%,同时到2009年又迅速反弹至3.3%。(三)分组工资

为了分析工资差距的来源,我们还进一步区分了不同区域、行业甚至不同年龄、性别的居民平均工资水平,由此发现不同人群间的工资差距变化。表2-3 区域间工资差距比较

总体来看,2002~2013年,中国不同区域内的工资水平呈现一个稳定的增长趋势,年均工资增长率在1.09%左右。同时,从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工资水平最低。以东部和西部为例,2002年东部是西部工资水平的1.46倍,而这一数字在2007年、2009年和2013年则分别是1.74倍、1.50倍和1.45倍,经历了一个显著扩大而后又持续缩小的过程。由此,工资差距也同样经历了2002~2007年快速增加及随后2007~2009年显著缩小的过程。

从表2-4来看,我们发现2002~2013年,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也都经历了一个稳定提高的过程。总体来看,建筑业的工资水平最高,贸易和零售业次之,而住宿、餐饮行业的工资相对较低。而且从工资增长率来看,2007~2013年贸易和零售业、建筑业的工资增长率明显降速,因此在高工资行业的工资增长加速之后,近年来行业间的工资差距水平甚至有了增加的趋势。表2-4 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比较

另外,我们还比较了性别间的工资差距,正如表2-5所显示的那样,无论在何种时期内,男性的工资水平都要显著高于女性。而从工资增长率来看,2002~2007年,男性的工资增长率比女性的要高,所以这一过程加大了男女间的工资差距。而2007年~2009年,女性的工资增长则明显提速,这有效地缩小了男女间的工资差距水平,男女间的工资比率也从2007年的1.33倍下降至2009年的1.20倍。而2009年后,男性工资增速又超过女性,从而2013年的性别工资差距又高于2009年。

总体来看,25岁以上人群的工资水平明显要高于15~24岁的青年人员工资水平。而且,从工资水平的变迁来看,2002~2013年,不同人群的工资水平都有稳定增加。其中,15~24岁人群的增长幅度相对更高,年均增长率为1.10%,而25~64岁成年人的年均增长率为1.09%,因此近年来不同年龄组人群的工资差距水平呈现一个稳定的下降趋势。表2-5 不同性别的工资水平比较表2-6 不同年龄群体的工资水平四 工资不平等及其分解(一)工资差距水平

除了从数据统计的角度来描绘城市工资差异的变化外,下面我们将从基尼系数和洛伦茨曲线的角度来观测工资差距的变化。如图2-3所示,2007年工资洛伦茨曲线明显右倾,而2002年、2009年和2013年的洛伦茨曲线则相差不太明显,由此说明2007年的工资差距水平较大,而2002年、2009年与2013年的工资差距水平相对更低,而且它们非常接近。换句话说,2002年以后,中国城市工资差距水平先经历了一个上升的过程,2007年之后显著下降到底点,而2009年之后又有了一个扩大的过程。图2-3 2002~2009年工资差距的动态变化

当然,为了更加准确地描述中国工资差距的动态趋势,我们还利用基尼系数这一指标来反映工资差距的变化,如图2-4所示。图2-4 2002~2013年工资差距的变化

总体来看,2002年的工资差距相对较小,基尼系数只有0.349。然而,在5年之后,反映工资差距的基尼系数则迅速上升至0.373。之后,由于劳动力市场的逐渐发育和农村剩余人口的快速消失,底层工人的工资也有了显著增长,因此在2007年后,工资差距又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基尼系数在2009年为0.322。只是在2009年以后,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减弱,工资差距又有所抬头,2013年的基尼系数为0.348。(二)工资差距分解1.人口学特征分解

根据上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发现2002年之后工资差距呈现一个增加的过程,2007年基尼系数为最高,之后工资差距又开始缩小。当然,工资差距的这样一个先增大后缩小的过程,与许多因素有关。下面,我们从人口学特征的角度来解析工资差距变化的深层次原因。表2-7 不同人群特征间的工资差距分解

根据表2-7可以发现,性别的组内差距是造成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而且2007年后得到加强。组内差距解释了2007年整体工资差距的96.05%,而在2009年和2013年则能解释97.85%与96.49%。从这个角度来说,组间差距即男女性别差距并不是导致中国工资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

同时,对于年龄组的工资差距来说,组内差距也是导致工资差距的重要原因。而且,组间差距的重要性明显不足,也就是说,生命周期段之间的工资差距并不是导致工资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然而与性别差距不同的是,近年来组内差距的重要性在下降后出现扩大趋势,组内差距解释的工资差距比例在2002年为98.14%,之后下降到2007年的97.49%,从2009年后开始上升,2009年和2013年组内差距解释的比例分别上升到98.40%和98.96%。

最后,户籍制度的组间差距扩大了工资差距,不同户籍制度间的差距非常显著。2002年,组间差距能解释整体工资差距的2.97%,而这一数字则进一步显著上升为2007年的3.26%。另外,在2009年之后,户籍间的隔离显著扩大,能解释工资差距的6.09%;但到2013年,这一比例下降为0.98%。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户籍分割仍然是导致中国当前工资差距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户籍制度虽然已渐渐被弱化,但是它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性效应还是持续存在的,这让农民工始终处在一个弱势和被边缘化的位置上。2.就业特征分解

上一部分指出人口学特征是影响工资差距的因素,这一部分我们进一步来分解不同的就业特征给工资差距所带来的影响,其中尤其关注正式或非正式就业、就业人员类型和就业地点等因素。表2-8 不同就业特征间的工资差距分解

从表2-8来看,正式与非正式工作是导致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除2007年外,它能解释整体工资差距的5%以上,而且它的影响近年来得到显著加强,2009年它的贡献程度达到了5.54%,2013年则进一步提高为10.07%。同时,我们还计算了不同就业人员类型所带来的工资分割,发现仅仅是身份差异,就贡献了整体工资差距的3%左右。但是,由于近年来对农民工需求增加所带来的工资增长,从而身份差异所带来的隔离在逐步缩小。最后,我们还分析了就业地域的选择给工资差距所带来的影响,结果发现区域间的分割平均能解释整体工资差距的10%以上,尤其是在2007年它的贡献甚至达到了13.72%。由此说明,劳动力市场上的区域分割仍然是导致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五 简要结论

总体上看,从2002年到2013年,工人的工资水平呈现一个快速而又稳定的增长趋势,平均来看,2013年的实际工资是2002年的2.64倍,保持着年均1.09%以上的增长速度。然而,从增长速度来看,2007~2009年的工资增长速度相对于2002~2007年有明显放缓的趋势,因此工资的增长速度也低于同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收入递增速度,从而导致劳动工资比例在近年来出现连续下滑的趋势。而2009~2013年,不同职工的工资增速有了显著提高,尤其是高收入行业的工资水平提升较快,从而近年来的工资差距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

而且,在人群分类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工资的分布结构,发现在2007~2009年工资增速整体放缓的大背景下,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工资个体的工资增长速度下滑更为明显。同时,由于过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从而对农民工、非正式的底层工人的需求快速增加,从而他们的工资水平也显著提高。在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2007年之后的工资差距水平稳步下降,反映工资差距的基尼系数也由2007年的0.373下降到2009年的0.322。但在2009年之后,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减弱,从而原来受影响的高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有了恢复性的显著高增长,从而工资差距基尼系数从2009年的0.322又扩大到2013年的0.348。

另外,在工资结构分析的背后,我们还进一步分解了工资水平的组内和组间差距。总体上来说,不同性别、年龄和户籍类型的组内差距是造成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年龄的组间差距相对较大,而且从2007年以后,其比重在持续提高。性别和户籍的组间差距虽然不容小视,但是2007年以后其贡献程度在逐渐缩小。

最后,除了对工资水平和工资差距的结构分析外,我们还研究了工资差距的影响机制及其来源。通常来说,工资差距会归因于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区域隔离的政策等。本章的研究就发现,地区间的分割能解释整体工资差距的比例超过10%,而且在持续扩大;而城乡户籍隔离的贡献比例虽然超过3%,但近年来在持续缩小。因此,在这些市场分割的政策藩篱下,中国的工资差距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弱势群体也始终难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所以,为了帮助弱势群体脱离贫困陷阱,我们必须要取消或不断弱化地区间的分割,从而保证起点公平。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实施公共政策以促进机会的流动性,进而提供机会平等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以保证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目前的状况,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1] 由于个别样本的工资值与其个人特征明显不相符合,属于异常值,因此我们进行缩尾处理。事实上,这样的处理方式会影响8个样本,因此我们比较了缩尾之后平均工资和工资差距的水平,发现这样的处理不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

[2] 在问卷中,回答有工资性收入但超出这一年龄区间的样本有9个。我们计算了这9个被剔除样本的工资水平,其实际工资水平与所有样本平均工资水平的差异不会超过5%,因此被剔除的样本并不会对全样本统计检验产生影响。

[3] 相对于2002年、2007年和2013年,2009年数据中的样本量相对较小,这是由数据结构本身所造成的。对于CHIP数据来说,它来自两个部分,包括国家统计局的NBS数据和CHIP团队自己调查的RUMIC数据。在2009年数据中,由于数据更新的原因,国家统计局没有提供最新的NBS微观数据,所以2009年数据中只有CHIP团队自行调查的数据,从而样本量比2002年、2007年和2013年明显更少。

[4]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而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与湖南。另外,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西藏被定义为西部地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被划分成为东北部地区。第三章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2002~2012年

在前面第二章中,我们对工资差距的变化进行了动态描述,而事实上工资收入仅仅是整体收入构成中的一个分项。除工资性收入外,其他的收入来源还包括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因此,我们在这一章需要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把整体收入差距的变动作为我们的考察对象。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收入差距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收入差距的增加速度怎样?收入差距的结构性矛盾又如何?针对这些疑问,我们有必要跟踪研究居民收入分配的动态过程,并回答关于当前中国居民收入的结构、分布的变化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章利用2002年中国住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和2012年中国家庭面板数据(CFPS),从而对2002~2012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存量及其不均等状况进行描述,并对收入差距变化的结构性原因进行分析,据此提出一些有效调节和引导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建议。一 文献综述

根据Ravallion and Chen(2007)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在逐渐上升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全国性不平等程度的上升速度较快;而从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收入差距在出现短暂性的下降后,又开始逐渐上升。因此,从收入差距水平来说,21世纪初期的不平等程度仅略比90年代中期的不平等程度高一些。从原因上来说,Gustafsson,Li和Sicular(2008)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所出现的一些平等化的措施能解释这一趋势,比如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事工资性收入的工作,低收入的省份慢慢追赶高收入的省份,城市中逐渐推广的住房改革措施等。因此,Khan和Riskin(2008)基于1995年、2002年的CHIP数据研究发现,1995~2002年收入不平等程度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在某些领域还有缩小的倾向。

然而从2002开始,大部分研究发现,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又重新出现稳步上升的趋势(Kanbur and Zhang,2005)。Sicular等(2010)认为,虽然在这一时期,促使平等化的因素仍然存在,但是其不足以抵消导致不平等的因素。其中,逐渐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被认为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因素(World Bank,2009)。

虽然所有研究都认可1980~2007年的收入差距扩张趋势。然而2007年之后,关于中国收入差距究竟为多少的研究就存在分歧。2007年之前,已有的研究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基本达成一致意见,都认为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快速而且稳定的增大过程(Sicular et.al,2007);然而2007年之后,各种研究结果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第一种观点如国家统计局(2012)和OECD(2011)认为,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呈现缩小趋势,因为过去5年中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惠农政策的实施都导致了农户收入的增加,而更加有力的再分配政策也有效地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认为从2008年到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91、0.490、0.481、0.477、0.474(国家统计局,2012)。综合来看,统计局的结果认为,基尼系数从2008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步回落,收入差距水平正在逐渐降低。而第二种观点认为,影响中国收入差距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障碍都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在某些领域还有强化的趋势。而且,影响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等的因素都具有长期性并对整体收入差距具有主要作用,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水平还在高位运行(李实和罗楚亮,2011)。在利用福布斯数据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修正后,发现收入差距被低估的程度在4~5个百分点,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当前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并没有出现收入差距明显缩小的拐点现象。

随后,在官方数据受质疑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开始探索以田野调查的方式来补充了解中国收入差距的概况。然而,这种尝试更加混淆了我们对当前收入差距现状的了解,各种估计结果竞相出来。在2010年同一年,利用社会调查方式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存在着0.36、0.48、0.50、0.61等相差巨大的结果(李实和万海远,2013)。而最近,关于全国基尼系数的研究结果虽然不多,但仅有的研究文献却仍然得出了不一样的结果(表3-1总结了最近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结果)。

综合来看,目前的研究还无法对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给出判断,特别是对中国收入差距究竟为多少还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更不用说收入差距的结构性方面了。因此,本章在收集全国性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国际通行的收入定义进行调整,从而来测算、分析和判断中国当前的收入差距状况;并且,在不同年份比较的基础上,来深入分析中国收入差距的历史结构、动态变化及其背后的成因。表3-1 当前收入差距实证研究的文献述评表3-1 当前收入差距实证研究的文献述评-续表二 数据与变量(一)数据来源

本章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数据库,一是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住户收入调查(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CHIP)数据,它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3年收集,并覆盖全国2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数据。二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面板数据,覆盖了全国25个省、市、区。综合来看,两套数据都是旨在通过搜集个体、家庭、村/社区三个层次的信息进而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变迁的数据。在数据调查过程中,都使用了分层线性随机抽样的方法来获取样本,它要求访谈员入户并询问他们关于个体与家庭的相关信息。总体上看,该问卷包括了个体和家庭的人口学特征、收入和支出等方面的详细信息,由于调查方法、变量定义和样本量等都基本一致,所以经过加权后的数据能用来分析全国的收入分布状况[1]。与已有文献不同的是,我们保留了各项收入净值为零或负值的样本,经过处理后,2002年CHIP数据的最终个体样本量为39513个,2012年CFPS最终的个体样本量为35622个。(二)变量定义与调整

关于收入定义,本章使用了家庭人均净收入的概念,它由4种分项收入构成,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2]入。在上述家庭人均净收入定义的基础上,我们还对收入指标进行了以下调整。首先,采用CPI指数将收入统一调整为2012年数据;其次,我们复制Brandt and Holz(2006)的购买力平价方法,对2012年的地区生活支出价格指数进行延伸,从而对收入进行调整以纠正地区间和省份间的生活成本差异;再次,由于我们使用了两套数据,分别是2002年的CHIP数据和2012年的CFPS数据,总体上来说,两套数据在收入构成的问卷设计上基本类似,但在收入的定义方面略有不同,为了使两年的数据在定义上更具有可比性,我们对2012年数据的收入定义略微做了调整,把2012年CFPS数据中还存在的一项“其他收[3]入”进行平均,并分别加总到另外四类分项收入中。最后,是样本的全国代表性问题。两轮数据都是以分层抽样的方式获得住户样本,这使得住户数据的样本结构与实际总体构成之间可能存有差异,为此我们还需要对不同地区的样本进行加权调整。三 居民收入增长及其结构变化(一)居民收入水平高速增长,整体得到提升

通过表3-2我们发现,2002~2012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有了飞速增长。平均来看,家庭人均净收入每年都以6.1%的速度在扩张。2002年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平均不到1.1万元,而2012年家庭人均收入现值则接近2.0万元,是2002年家庭收入总量的1.8倍以上。这表明,在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居民收入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增长速度;而且,2002~2012年,居民收入的增长是全方位的,几乎每一项收入分项都有快速增长,如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都呈现一个爆发式的加速发展态势。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中国过去十年经济显著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而使得居民的各项收入水平都大幅扩张。表3-2 居民人均收入与收入增长表3-2 居民人均收入与收入增长-续表(二)劳动份额持续降低,收入结构畸形

从收入内部结构来看,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工资性收入在居民收入总额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占总收入的比例一直稳定地保持在50%左右。然而,从近年来的变化趋势来看,无论是全国、农村,还是城镇样本,工资性收入的占比都在稳定下降,从全国样本来看,占比由2002年的52.5%下滑到2012年的51.2%。这反映了近年来利润不断侵蚀工资的事实,即改革开放后普通劳动者的报酬所得不断降低,从而劳动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下降。

其次,还有一个显著的事实是经营性收入占比也在稳定下滑,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农村样本上,经营性收入占比由2002年的67%下降到2012年的65.9%。这表明农民从土地经营当中获得的报酬比率在降低,其重要性在下降。这可能是由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农民收入来源多样化所导致的。

再次,财产性收入的占比虽然较小,但是近年来的占比却在稳定上升。这跟改革开放以后私有财产权得以恢复是有密切关系的。近年来大量政策措施为私有财产积累铺平了道路,这包括允许并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保护私有产权的合法性、推进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等;再加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居民收入快速增加的影响,中国居民家庭财产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财产性收入快速增加,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也远超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因此财产性收入占比无论在全国、城市还是农村样本中都有了稳定的增加趋势。

最后,转移性收入的占比也有了显著的增长趋势,从全国样本看,它从2002年的17.6%增加到2012年的20%。而且,人均转移性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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