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四国”与国际转型：BRICs智库巴西峰会的思考(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扬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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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四国”与国际转型：BRICs智库巴西峰会的思考试读：

序言

当前，我们正处于后危机时期。这个时期的问题是：一方面，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各种因素，如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南北经济失衡、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货币政策效力递减、金融市场杠杆率过高、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扭曲等，尚未消除；另一方面，危机中各国采取的非常规措施，如货币信贷供应增长过快、财政赤字骤增、市场秩序崩坏等，又在严重阻碍经济的复苏。这些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全球经济很难真正走上复苏之路。这意味着，尽管我们可能已经渡过了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时期，但是，全球经济重回正常的增长之路，依然充满了困难和不确定性。

然而我们看到，在应对此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发挥了令世人瞩目的独特作用。危机爆发后，四国政府根据各自的国情采取了相应的经济刺激计划，并且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金砖四国”的经济总和占全球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13%上升为2009年的15%。最重要的是，过去5年中，“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这些变化，不仅缓解了危机对四国经济的冲击，加速了南北经济格局的变化，也对全球经济的复苏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正是因为如此，世界普遍认为，“金砖四国”的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同时，“金砖四国”的合作也面临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四国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推进和拓宽相互间的合作，是因为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的历史任务和共同的利益诉求。

作为发展中国家，四国都希望能改变现行的国际经济格局和政治秩序；都希望发展中国家能获得更为宽松的发展条件；都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都谋求增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发言权；都要求改变作为此次全球危机重要根源的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都致力于推动各类国际组织的改革，使之更充分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四国都希望以协商、合作、互利、共赢的方式，来解决现有国际体系中的问题，应对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

作为发展中国家，“金砖四国”之间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第一，四国在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已经形成较好的经贸合作基础。在危机爆发之前的世界经济增长周期中，“金砖四国”之间的贸易增长迅速，从2003年的35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168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73.8%，增幅超过了同期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的3倍。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四国间的贸易额减少了15%，但与全球贸易形势相比，四国间的贸易仍显示出一定的活力。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巴西和印度的双边贸易继续保持增长。这些发展使我们看到，尽管四国之间在局部贸易领域存在竞争，但是，金融危机事实上已经为四国提供了挖掘贸易潜力、调整贸易结构的机遇。

第二，四国在跨国直接投资方面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作为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接受国，近年来“金砖四国”受到了全球投资者的青睐。2008年四国当年吸收的FDI总量达到2652亿美元，占全球FDI总额的比重从2005年的10%增至16%。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这种趋势性变化，流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FDI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2009年中国吸收的FDI达到900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位，俄罗斯的世界排名也升至了第四位。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09～2011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指出，“金砖四国”将成为FDI的重点市场。尽管目前“金砖四国”之间的FDI依然极为有限，但是，通过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加大四国间相互引资的力度，并提供相应有利的条件，四国间的投资合作可以大有作为。

第三，四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合作同样具有较大的潜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四国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并将此作为产业升级、拉动经济增长、走出危机的积极而有效的对策。中国政府在这次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在推出4万亿元投资政策的同时，加快了16项科技专项的实施，最近又提出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标。我们看到，“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也都在根据自己的优势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比如，俄罗斯发展纳米技术与核能技术，巴西发展乙醇和生物柴油等清洁能源技术，印度将信息业置于技术创新的优先产业等。我们相信，四国在科技创新，并以此引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方面，拥有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巨大潜力。

第四，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这不仅给我们四国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同时也将为四国开辟又一个合作的平台。在这方面，巴西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并且具有国际领先的优势。在中国方面，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实现经济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已经被确定为战略方针。所以，“金砖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除了在重大问题上协调各自的立场之外，还可以通过清洁能源、森林保护、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具体技术交流，进一步拓宽合作的领域。

全球金融危机对“金砖四国”的挑战是严峻的，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扩大和深化四国合作的巨大潜力和机遇。尽管四国的国情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共同面临着促使全球经济全面复苏并步入可持续发展的正常轨道，使我们的人民安居乐业的任务。这些就是实现“金砖四国”更密切合作的基础所在，同时也是四国合作的努力方向。求同存异、加强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谋求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应是推进“金砖四国”合作的方针和原则。

自20世纪末开始，中国就提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新战略。这一新战略追求的是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的目标。中国所说的科学发展，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要以满足广大人民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所说的和谐发展，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共处。正是基于这一战略思维，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与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合作关系，高度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关系。

在探索后危机时期有利于“金砖四国”深化合作的机制过程中，四国的智库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专家学者们可以通过各自的研究和努力，对于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四国间的协调发展，对于全球经济的恢复，发挥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四国智库间的对话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四国合作的重要渠道、平台和支持体系。我想，随着四国合作的不断深入，四国智库将肩负更重大的责任，这自然也就向四国的专家学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后，各方需要进一步密切相互间日常性的学术交流，并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合作研究。作为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智库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愿意为加强与巴西、俄罗斯和印度智库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做出努力。

本书是参加2010年4月14～15日于巴西召开的“金砖四国”智库峰会的部分中外学者的论文汇编，为公众认识“金砖四国”，了解“金砖四国”合作现状和前景提供了一个窗口。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金砖四国”与金融危机

“金砖四国”面临的危机考验

同时，人们对“金砖四国”现象的分析和科学性认知存在争议。一方面，其具备预测能力（高盛投资公司）；另一方面，它又通常滞后于实践。考虑到四国各自的特定市场和生产潜力，一些人认为不存在国家利益合作的广泛基础，它们也没有看到四个成员国之间为合作互动提供平台的商业和经济联系的大幅增加。该观点可能出于以下两点原因：当代全球发展观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传统全球经济和政治中心的某些集团致力于阻碍四国的友好关系并企图在四国间播下怀疑的种子。

学术界对于“金砖四国”现象的研究迄今仍主要为个人行为，基于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比较方面。但是考虑到四个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实践及发展前景，研究者的目标将决定四国合作潜力实现的可能性、四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对全球发展进程的总体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很难估算与第二次“金砖四国”首脑会议同步举行的学术论坛的重要性。

考虑到以上所提任务的相关性，我们不得不就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进行探讨。当前存在的经济危机带来了全球发展的质量问题并突出了“金砖四国”的作用。这是一块试金石也是一个艰难的考验。当前危机需要我们对全球发展规律、“金砖四国”对变革环境的应对和战略选择，以及全球共同行动的内在逻辑进行新的理解。一 当前危机的特性

当前的危机有着显著的特性。20世纪后半期经济周期明显平缓（见图1和图2）。

在过去的30年里，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第一次成为经济危机中心。当前危机在对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传播速度及覆盖范围方面均为前所未有。

对于本次危机特性的讨论主要通过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比较进行。通过对两次危机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认为当前危机与大萧条相比在衰退程度及持久性上（2009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缓步增长）或有不及。但很明显，它在传播速度及覆盖范围上打破了纪录。图1 发达国家受危机影响的长期趋势图2 新兴市场受危机影响的长期趋势

这一事实引导我们对全球经济及国内经济的再生产机制变革的全球效应进行深思。基于“前全球化”（pre-globalization）标准对国内和国际市场进行监管可能会带来破坏市场力量的新风险。

这一环境决定了当前危机的特性。这场全球化时代的第一场危机揭露了基于微电子革命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全球化进程所积累的矛盾和风险。

危机前新自由主义放松监管及国家背离其经济社会责任无疑加剧了这一情况的严重性。

当前国内和国际当局无法控制金融工具不断增加（尤其是衍生品）及传统全球经济中心（大量家庭、企业及独立国家）过度负债的势头。海外商业巨头越来越不受控制。毋庸置疑，全球化体系内部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如美国抵押市场）将会导致整个国际金融环境的不稳定，进而影响国际贸易及处于行业生产关键领域的实体部门。因此此次危机不能仅仅被界定为金融危机，而应被称为全球经济危机。二 “金砖四国”应对危机的情况“金砖四国”如何应对当前危机？各国采取的反衰退措施效果如何？笔者相信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及中国的同行们均会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提出相应观点。

在此，笔者将对“金砖四国”的应对措施进行简要比较，总结各国应对危机的教训、采取的经济政策规律及“金砖四国”的合作前景，请各位同行批评指正。“金砖四国”经济受危机的不良影响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情况，但各国在危机中显示出的坚挺程度各有不同。以下笔者将按“BRIC”的顺序依次进行介绍。

巴西 《经济学家》杂志（伦敦）指出，巴西是受危机影响最晚[2]并最早开始恢复的国家之一。事实上，2009年巴西GDP增长率没有超过最低警戒线（一些人估计为0.3%，另一些人估计为0.6%）。

在第一波危机冲击中巴西经济是相对坚挺的，涉及的投机性金融流动和实体经济较少（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信贷和银行体系稳定，国内进行了有效的监管控制。

巴西充分利用了危机前的牛市。首先，将外部债务纳入监管渠道，并将大量流动性储备纳入净债权类。其次，致力于消除巴西经济赤字，实现原料碳氢化合物的自给自足。再次，巴西在国际贸易多元化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与最具活力的市场进行了广泛合作（包括“金砖四国”）。最后，致力于减贫的多项社会计划取得可喜成绩，巩固了国内市场。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2007～2010年间致力于基础设施现代化目标的PAC（促进经济增长计划）的实现。金融资源流入该计划（2.8亿美元）使交通、能源系统管理、通信及扩大住房建设均取得了显著进展。对于各种商业活动的支持保证了危机期间国内各市场的正常运行。

在信贷和银行系统占据较大份额的国有银行对于巴西从危机中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有银行信贷占总信贷活动的比重从2008年6月的34%（占GDP的12%）增至2009年9月的41%（占GDP的18.5%）。[3]国有银行的活动刺激了2009年底民间借贷的复苏。

笔者预计2010年巴西GDP增长率为3%～5%，经济将持续复苏，对巴西经济的外国和国内直接投资以及有价证券投资将增加。

当然，巴西的情形亦非理想情形。巴西的经济发展依然存在诸多障碍，例如，社会两极分化、大量贫困地区的存在。优化投资环境还受到高犯罪率的影响。研发（R&D）成本增加，但其水平还不足以采用创新发展模式。为了确保其作为全球经济新领头羊之一的地位，巴西还需扩大对生产性投资的积累以增强经济增长的总体活力。

俄罗斯 该国对此次危机的应对并不成功，尽管危机前期俄罗斯有较高经济增长率及大量的外汇储备。该经济增长率主要得益于世界市场能源产品价格的上涨及过去十年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

由于其出口主要局限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以及在尽量减少对外公共债务的同时伴随着企业对外负债的大量增加，世界主要经济中心的严重衰退对俄罗斯产生了极大冲击。企业对外负债的增加可能源于长期信贷货币供给较少、成本较高（否则，他们将在外国市场提供过剩资金）及国家监管机构对企业部门从外国贷款缺少适当控制。

危机前期的资源积累为克服流动性短缺提供了大量资源。正如俄罗斯前总统普京所言，截至2009年春已有占GDP12%的资源用于复苏。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选择扶持大量弱势群体。2009～2010年调整政府预算后，社会支出依然维持该数额，甚至有所增加。自然，从短期看，这制约了其他领域的恢复。

俄政府有部分项目用于支持那些拥有不良资产但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司及经济专业化程度极为狭窄的城市，以防止失业出现毁灭性的蔓延。2009年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如税收豁免和信贷支持）。自2009年中期开始，该措施呈现出显著效果，部分行业生产不再下降。2009年底，失业率停止上升，并于2010年初逐渐下降。

与此同时，反衰退措施的批评者们发现，这些措施存在明显迟滞效应并产生了大量成本。银行部门在注入流动性的过程中，没有严格规定信贷资金的特定用途，这意味着该资金是由政府提供的。结果资金被用于金融和外汇交易，导致资本外逃。反衰退行政措施的实施则滞后了好几个月。

虽然如此，当前复苏呈积极态势。政府可以从严重衰退中汲取教训，在制定政策时应致力于实现经济现代化、出口多元化并逐步转向创新发展。这是绝对必要的战略变革。

印度 该国经济政策（尼赫鲁创立）致力于自给自足的传统导向在此次反危机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来自银行系统的国家支持领域非常狭窄，但小额贷款数量增加。新税法促进了国内消费。大量投资投向基础设施领域，而该领域（包括交通和能源）在印度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可以预期2010年GNP增长率将达到之前水平，尽管没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保持长期活力是不可能的。

近期的中等教育免费决策是积累“人力资本”的重大举措。尽管国家预算会比较艰难，但从长期来看该决策将改善劳动力市场。但是短期内该决策会恶化预算赤字，该国预算赤字在“金砖四国”中最高（占2010年GNP的6.4%）。

中国 该国在危机期间将保持收入稳定，约为高位收入的86%。2009年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的确，超过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及国内市场的发展使得中国能够平稳渡过危机，但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指标仍不尽如人意。人口和社会责任需要较高的发展活力。毫无疑问，发展减缓将加剧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内部矛盾和不平衡。

同时，中国作为当代经济火车头的形象在不断强化。巴西人毫无理由地认为，向中国出口是其反危机的最有效措施。事实上，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巴西产品的最大进口国。同时，巴西对向其他区域的出口进行了严格限制。

中国的反危机政策主要体现为如下行动：对具有战略地位的企业进行直接财政支持；从“硬性”金融信贷政策转化为“软性”政策；从人民币汇率渐进式升值转为与美元挂钩（以维持出口）；启动内部消费，包括对耐用品实行优惠价格；拓宽社保覆盖面（国内居民）；通过税收政策刺激出口。

中国允许从危机初期积累的巨额财政储备中拿出5亿美元用于维持实体经济部门，主要投放于基础设施项目，推动交通和能源体系的现代化。简言之，2009年初中国用于反危机的金额约占GNP的13%。

现有的政治体制有助于中国政府对地方决策的实施提供有效指导。中国的“垂管力”（“Power Vertical”）使得决议不仅可以传达给中高层政府，还可以传达给经济部门。政府实际上对所有大中型企业均有约束。当然，人们不应该对中国的“垂管”过度评价，但应注意到，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政府在强化经济方面做了很多，如调用内部市场储备，优先发展十七大决议计划通过的项目。三 从危机中汲取的教训及“金砖四国”之间的合作

根据危机反映出来的积极或消极特征，我们可以说“金砖四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2008年“金砖四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高达52%（见表1）。表1 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比较

若将全球各经济中心的GDP预测值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危机“高峰期”的2009年及之后（2010～2011年）“金砖四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提高（见表2）。*表2 GDP增长率/下降率估算

可见，在当前及未来，中国经济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次为印度。俄罗斯经济在危机“高峰”期所反映出来的脆弱性需要正确评价以便进行矫正，但也无需对其过度夸张。自2009年下半年起俄罗斯经济活动已开始恢复并继续保持恢复势头，通胀率、失业率开始下降，国内市场增长，信贷成本下降，外国投资进入该国。

尤为重要的是，鉴于俄罗斯当时的情况，该国政府领导人决定在经济发展上进行创新型经济模式的战略转型。

俄罗斯不仅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还是“金砖四国”实现战略和创新互动的重要纽带。由于中国和印度面临不断增长的资源和生态制约，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巴西可从中国和印度获得大量收益。同样，俄罗斯在空间和能源（包括核能）技术及其他关键领域的科技潜力也使得它与其他“金砖四国”成员存在广泛合作的可能性（见表3）。表3 “金砖四国”相互贸易额

2009年“金砖四国”之间的相互贸易证明四国需要进行合作。在过去的十年里（1999～2008年），“金砖四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其与传统世界经济中心的贸易增长率。

此外，2009年“金砖四国”的相互贸易与全球经济形势相比显示出一定的稳定性。可以说在危机这一大背景下，这部分贸易是整个世界贸易中最为坚挺的。

2009年，“金砖四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总额下降20.4%，全球商品贸易总额平均下降23%，欧盟（27个国家）商品贸易总额下降21.3%，日本商品贸易总额下降25.7%。“金砖四国”与国际转型“金砖四国”面临的危机考验 0巴西对“金砖四国”其他成员的出口额上升，从2008年的222亿美元上升为2009年的265亿美元。“金砖四国”其他成员占巴西出口份额的比重从11.2%上升到17.3%。

俄罗斯的总出口明显下降（主要原因为价值贬值），但增加了对“金砖四国”其他成员的销售份额（从2008年的6.0%增加为2009年的7.9%）。“金砖四国”其他成员占俄罗斯贸易额的比重从9.5%上升为11%。

印度的这一指标下降，从8.0%降为7.0%。其与俄罗斯的贸易情形恰好相反，2009年俄罗斯对印度的出口上升约13.5%，而印度对俄罗斯的出口仍保持在2008年的水平。

2009年中国的情形有所不同。经历了危机前期（截至2008年）对“金砖四国”其他成员的贸易稳步上升后，出现了显著下跌（约下跌26.5%）。但是，根据2010年1月份的数据显示，其与“金砖四国”其他成员的贸易活动呈现恢复势头。

可以肯定，“金砖四国”均会从危机中汲取教训。我们将从以下三个共性层面逐步展开分析：第一，各国处理国家发展问题的方式；第二，“金砖四国”之间的联系；第三，四国在重建世界经济国际监管制度中所处的地位。

危机强化了国家在经济发展、工业现代化及创新进程中进行系统组织的重要性，要求国家具有发展的战略视角并在其影响较大的领域为企业活动提供有利条件。所有“金砖四国”成员均在经济政策和社会心理方面具有这样的传统。

当前形势要求实施经济保障机制和预防性反周期行为。解决这一问题不在于积累充足的国际储备，而在于以合理的生产方式使用该储备的能力。

此外，应对危机还取决于控制国内经济和金融部门进行跨国投机的能力。此次危机中这一教训是惨重的。发展无法保证未来不再发生波动。长期统计信息可以反映历史规律，可能下个十年里经济还会出现周期性下滑。经济政策和政府监管机制的修正依然无法使我们相信，这能阻止下一次普通危机转化成非同一般的危机。“金砖四国”的所有成员，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无法在长期内维持高速经济增长以逐步实现现代化。“金砖四国”基础设施的落后成为实现长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严重瓶颈。

当前的一大紧迫任务就是，努力降低贫困和收入不均衡（社会和地区）程度。否则，“金砖四国”将无法在长期内发挥内部市场大量资源的潜力从而提升其在下一个经济周期（尤其是恶性周期）中的稳定性。“金砖四国”进入创新阶段各有不同的历史和渊源。俄罗斯的目标是：防止研发（R&D）领域腐败（有大量传承）、重建各领域的内部联系（将基础科学与生产领域对接）、建立企业的有效激励机制。

其他“金砖四国”成员的任务又有所不同。中国正处于创新周期的模仿阶段，采取了大量措施试图“迈入”更高阶段。但是，这显然还需要长期的努力。印度和巴西在某些前沿领域已经形成了开展创新的微观环境，但资源、高素质人才及制度激励的缺乏依然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所有创新环节予以关注，尤其是R&D的高端环节。

自从发起“金砖四国”外交磋商机制以来，政治上的“四方对话”已经开始，经济合作越来越密切，业已实现了双边合作。

四国近期已就某些经济问题（金融、能源、农业）进行了四方磋商。在本次巴西利亚举行的首脑会议期间，首次举行了企业家会议。但是，很明显，未来四国需要进行更广泛的合作（比如“三边合作”）。合作领域可包含航空、传统或非传统能源、食品等。“金砖四国”之间的贸易已经彰显了其重要性。四国贸易不断增加的可能性成为四国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即便在面临危机时）。这应获得“金砖四国”贸易和经济政策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但四国仍未就相关合作项目进行讨论。似乎这一问题目前还不够紧迫，但我们不应忽视各领域四边合作项目的重要性。“金砖四国”的合作弥补了20国集团匹兹堡峰会通过的世界经济及金融机制的缺陷。这一机制对世界金融制度的发言权及资本权进行了首次重新分配，尽管这仅仅是开始。全世界及20国集团（作为世界经济最强组合）依然对世界机制的重新分配缺乏充分的理解和接纳。尽管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但仍缺乏进行变革的政治意愿，主要国家似乎也未作好技术上的准备。

可能现在还不是讨论采用更多比例代表制的“世界经济政府”的合适时机，但现有体制在方法和建构新制度上取得了一定进展。区域层面的重构进程已经开始。欧洲委员会（EC）已就欧洲IMF进行了讨论，拉丁美洲这方面的区域合作也已开展。“金砖四国”已通过金融活动多元化及使用国内货币进行部分交易结算等预防措施保障各国免受美元波动的影响。

为了适应21世纪的要求，“金砖四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一种合作，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还在推动世界经济转向全球监管制度、最小化转型期风险及拟定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灵活模式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历史角色。注解：[1] 弗拉基米尔，俄罗斯社会科学院（RAC）社会科学办公室成员、RAC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研究委员会成员；M.达维多夫，俄罗斯社会科学院（RAC）社会科学办公室成员、RAC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研究委员会成员；吴孝芹，太原工业学院管理工程系讲师。[2] 巴西腾飞：“2010年经济学家”，伦敦，14-20，11.2009，p.5。[3] CEPAL（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2009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概览》，智利圣地亚哥，2009年12月12日，巴西——P.1。

后危机时代“金砖四国”合作空间加大

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代表，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金砖四国”的崛起就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复苏进程中，“金砖四国”经济的抗危机能力得到了充分体现。它们不仅受到危机的打击较小，而且早于发达国家走出衰退，实现了强劲的复苏。进入后危机时代，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格局及治理结构都将发生重大调整和变化，“金砖四国”无论是在短期经济政策协调还是长期发展战略方面，无论是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还是参与全球治理都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因而，四国拓展其合作空间既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共同诉求，也是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一 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协调机制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进入复苏阶段，但仍然存在诸多风险，其中最为突出的要属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危机爆发之后，在20国集团内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均为遏制危机采取了大规模刺激政策。实践证明，这种政策协调是非常有效的。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伴随经济复苏，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呈现出愈来愈大的差异：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复苏进程迟缓，而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出现了强劲的复苏态势（见图1）。因此，尽管有20国集团峰会的协调，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成员与新兴市场经济体成员之间的政策导向已经出现巨大的分歧。这在2010年的多伦多峰会上表现得非常明显。甚至不同国际经济组织之间的政策建议也大相径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心大国经济刺激政策同时退出引发“二次探底”，而经合组织则坚持尽快实施退出政策。图1 全球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IMF（2010）World Economic Outlook：Update，July 2010。

对“金砖四国”而言，围绕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和方式不仅需要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协调——这是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复苏的必要条件，而且还需要相互之间进行协调，以维护自身的经济稳定。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金砖四国”经济是一次纯粹的外部冲击。除俄罗斯之外，与发达国家相比，其他三国经济受到的冲击较轻。进入复苏阶段之后，“金砖四国”经济增长率要远高于发达国家。与此相对应，目前“金砖四国”经济已经明显进入过热状态：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显现，资产价格涨幅过大（一定程度上源于危机阶段调整幅度不足）。

另外，2010年上半年的欧洲债务危机为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投下了阴影。进入2010年下半年，美国、日本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低于预期导致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再次盛行；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对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低于2010年）也加剧了对经济复苏可持续性的担忧。由于这些隐患均来自发达国家，国际资本（尤其是热钱）正在大规模地流向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从而加剧了后者的货币汇率升值。对此，“金砖四国”政府管理部门在退出经济刺激政策上正在面临两难困境：国内经济过热迫切实施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外部风险又限制了包括提高利率在内的政策退出。如果提高利率，外资的流入会进一步加剧汇率升值与国内资产泡沫的压力。

目前，主要发达国家与“金砖四国”在刺激经济政策退出问题上客观上形成了两大阵营：由于财政赤字压力巨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宣布实施紧缩财政政策的退出战略（同时继续保持低利率）；而“金砖四国”总体上财政赤字压力不大，退出战略的重点只能放在紧缩货币政策上。在时机的选择上，发达国家希望“金砖四国”能够延后政策的退出，继续引领全球经济的复苏。而“金砖四国”则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尽管印度和巴西已经步入了加息轨道，中国也有选择地退出了刺激政策。

短期内，如何协调各自的退出战略及其与发达国家政策相匹配的退出战略是“金砖四国”合作的一个新领域。二 全球“再平衡”压力与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图2 “金砖四国”与美国、日本、德国的对外依存度（商品出口/GDP，2007年）

资料来源：WTO。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金砖四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外需。作为大国经济，尽管四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存在差异，但总体来看四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水平较高（见图2）。这种格局的背后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模式。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证明，负债消费模式不仅对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再平衡”将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作为“再平衡”的一方，美国已经开始调整其储蓄—消费格局，试图改变多年来的负债消费模式。这种调整主要来自两种机制：一是提高私人储蓄率，二是降低负债/个人可支配收入比率。如果以1990年代的水平为调整目标，这种调整对全球总需求的影响将是十分巨大的。在1990年代，美国家庭的储蓄率维持在7%～8%，负债/个人可支配收入比率为100%。截至2010年7月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私人储蓄率已经从危机前的不足1%上升[2]到6.4%。负债/个人可支配收入比率目前为130%左右。按照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估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私人储蓄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消费将减少1000亿美元左右；在收入不变的条件下，负债/个人可支配收入比率每下降1个百分[3]点，消费也将下降1000亿美元左右。此外，考虑到日本经济和欧洲经济短期内难以找到国内消费需求新的增长点，整个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增速放慢将是一个必然趋势。

作为“再平衡”的另一方，亚洲经济理应作出相应的调整，原因是亚洲经济是一直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但就目前来看，一方面亚洲自身的经济规模和消费需求规模不足以弥补美国所留下的消费需求缺口；另一方面，多数亚洲经济体尚未作好调整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准备。因而，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消费需求不足。

在“金砖四国”中，除了中国，其他三国经济的贸易顺差不大，看起来直接受到全球“再平衡”的压力也不大。但问题在于，“金砖四国”本身的经济规模庞大，都已位居世界前十位（见图3），对外依存度较高，且有继续上升之势。面对全球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金砖四国”将难以复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模式。在后危机时代，“金砖四国”如何应对全球消费不足与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自身实现经济起飞的必然要求。图3 金砖四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规模比较（按购买力平价，2007年）

资料来源：IMF。

在长期内，经济高速增长决定了“金砖四国”的国内消费需求有着巨大的潜力。以中国为例，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改变过去以投资和出口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为此，在即将于2011年实施的“十二五”规划中会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作为核心战略目标。由于中国人均GDP已经跨越了3000美元的关口，中国城市居民对汽车、住房的需求增速加快。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见图4）。图4 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与进口国

资料来源：IMF。

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进入城市的农民将成为新的消费需求来源。再以印度为例，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已经使印度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他们的消费需求将为进一步的增长奠定基础。同时，印度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将会对投资品构成强大的需求。实际上，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砖四国”之间的贸易增速不断加快，远远高于全球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这表明“金砖四国”本身的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存在巨大的互补性。如果这种互补性能够进一步扩展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金砖四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现有格局将会得以延续（见图5）。图5 金砖四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以PPP为基础）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2008。三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与全球治理参与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昭示了现行国际金融体制的诸多弊端，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将是大势所趋。未来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将会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宏观经济层面的国际货币体制改革，即改革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二是微观层面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这种改革也是全球治理的重塑过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为“金砖四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参与未来的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另外，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的国际金融体制改革都涉及不同国家的利益分配，原有的体制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对发达国家而言，目前的改革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一是国际社会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普遍持批评立场，要求美国承担责任的呼声加大，而美国客观上又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危机。这就迫使它在金融改革问题上不得不做出让步。二是来自国内政治压力：金融纾困计划本质上是纳税人为金融家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埋单，等于是私人债务的国家化（或全民化）。更有甚者，得到纾困的华尔街金融机构仍然继续发放巨额的奖金。对金融界的民愤开始影响到政党的选举，这是一种比外部国际压力更大的改革动力。迄今为止，各方对改革的方向提出了多种方案。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的力度将会有多大。这将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意愿。具体地说，未来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将不能损害发达国家在全球金融业中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意义上，“金砖四国”要想利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扩大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度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图6 金砖四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IMF；WTO；UNCTAD；EIA。

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要求参与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是大势所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战后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是美国经济霸权利益的体现。经过1970年代的危机和改革，欧洲与日本的利益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体现，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总体上是被忽略的。以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诉求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例如，在全球经济中，“金砖四国”的经济规模份额已经超过了15%（这还是以市场汇率计算的），外汇储备份额达到了40%，进出口贸易和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份额也都超过了15%，至于四国近年来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则更是无与伦比（见图6）。20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讨论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和出路就是最明显的标志。目前可以这么说，没有“金砖四国”参与的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已经失去了其合法性。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要求“金砖四国”参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并不意味着“金砖四国”的利益诉求能够自动得到体现。在这一点上，“金砖四国”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

在宏观层面，对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迄今为止还只是局部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证明，建立在民族国家货币基础之上的世界货币体系存在固有的缺陷，即货币发行者的不负责任行为。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然而，如果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主导地位不改变，这种改革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目前，特别提款权的基础是发达国家的货币：美元占44%，欧元占34%，日元和英镑各占11%。如果不改变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格局，即使未来世界货币从美元转向特别提款权，世界货币的基础也难以有根本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看到相对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的地位不是上升，而是呈现衰落之势。因而，至少在中期内，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此外，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还面临着一个新的风险，那就是发达国家沉重的财政赤字负担（见表1）。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将会化为泡影。例如，倘若某些大国最终选择通货膨胀方式解决政府债务危机（这在发达国家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将不复存在。

在微观层面，对金融监管的改革同样存在巨大的阻力。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涉及广泛的领域，原因是每个环节的监管缺失都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与职责，金融机构的内部激励机制，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金融衍生品业务，金融中介业务，金融机构资本金比例与构成，金融机构规模过大等。迄今为止，该领域的改革取得了两项进展：一是美国通过了新的金融监管改革法；二是2010年7月巴塞尔监管委员会通过了“巴塞尔Ⅲ”，对银行机构的流动性和资本充足作出了更严格的规定。毫无疑问，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步伐。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美国的改革方案还是巴塞尔委员会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触及发达国家的利益底线，即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支撑了金融业在发达国家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而且也成为多年来发达国家获取全球财富的重要来源。以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为例，此前被舆论认定为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沃克尔规则”的核心之一）——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至于“巴塞尔Ⅲ”更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目前，我们虽然还无法确切地评估这些改革举措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但在推进这些改革过程中要提防一种可能的风险，即发达国家“生病”，发展中国家“吃药”。*表1 国家排序：按债务的可持续程度四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推动多哈回合谈判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全球贸易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下滑。与此同时，危机阶段各国政府所推出的一揽子刺激经济政策包含了许多新型保护主义措施。这些措施之所以被称为新型保护主义措施是因为它们并不违反现有的多边贸易规则，但其造成的后果客观上阻碍了自由贸易。其一，购买本国货条款。为了拉动国内需求，为本国企业创造商机，在危机阶段推出的财政刺激方案中，很多国家政府明文规定，政府支出项目优先或只购买本国供应商的产品。理由是，用纳税人的钱刺激经济，如果购买外国产品，那就丧失了刺激本国经济的目的。2009年初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其经济刺激方案中就明确附加了“购买美国货”条款。按照该条款的要求，只有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或者签署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的国家和地区才有可能获得美国政府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采购合同。此外，像英国布朗政府提出的“把英国的就业机会留给英国人”的口号实际上和“购买美国货”条款有同样的效果。这些做法虽不违背WTO相关条款，但明显与WTO的非歧视原则相悖。其二，加大对本国陷入困境企业的补贴与救助力度。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欧美发达国家对本国企业的救助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名义上看，这种救助是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保护出资人的利益。但如果考虑到发达国家企业的全球经营网络特征，这种补贴或救助实际上与对制造业企业出口进行补贴并无二致。其三，金融保护主义成为这次危机中的一种新型保护主义。与以往经济危机阶段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同，此次危机还增加了金融保护主义。原因是，受国际金融危机打击最重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业，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短缺极为严重，对企业的惜贷成为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为此，各国政府向金融机构注入大量流动性，以遏制信贷市场的枯竭。然而，为了防止金融机构获得流动性以后向外国企业贷款，许多发达国家政府附加了只能向本国企业贷款的条款。这在本质上同样违背WTO的非歧视原则。同时，金融保护主义还表现为一些国家采取税收优惠等措施，诱使本国金融机构把海外的资金抽回，缓解国内流动性短缺的压力。危机阶段流动性短缺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无疑是一种保护主义。

受20国集团的委托，2010年2月WTO、OECD和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共同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对全球保护主义进行了评估，结论是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使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增加（见图7）。对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该报告忽略了危机阶段出现的许多新型保护主义措施。这些措施必须纳入未来的多边贸易谈判议程之内。

进入后危机时代，面对全球需求不足的格局，各国都把经济复苏的希望建立在增加出口之上。比如，奥巴马政府提出，未来五年内要把美国的出口额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一倍；长期内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GDP比例要降低到1990年代中期的水平，即1%～2%。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将不得不求助于美元汇率贬值。果真如此的话，全球贸易流向和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将相应增大。图7 新启动的贸易补偿调查（2007年第1季度至2009年第4季度）

资料来源：Global Antidumping Database。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领域最急迫的任务、最大的挑战将是重启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制定出适应未来发展格局的多边贸易规则。2009年的20国集团匹兹堡峰会已经就重启多哈回合谈判达成了共识。但我们认为，在WTO层面达成全面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并不容易。其障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市场经济理念，尤其是对英美模式的认知分歧加大；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自由贸易的认知分歧加大。

针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因果关系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英美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示范效应明显削弱。与此同时，危机阶段，各国政府干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是过去三十年来所罕见的。对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和边界（包括危机阶段实施的新型保护主义措施）都在重新认识过程之中。即便是原先最积极倡导市场自由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立场也在改变。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发表文章，反思以往主流的宏观[4]经济政策理念。其中，对政府管制资本流动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对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的这种认知变化将成为未来多边贸易规则谈判的首要障碍。

由于重新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面临既有旧账又有新债的双重障碍，2010年上半年的谈判在其初始阶段就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严重分歧而宣告终结。未来的谈判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即使原有的分歧得以化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还是有可能面临新的分歧。面对后危机时代“再平衡”与新型保护主义的压力，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推进以降低贸易壁垒、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为核心的贸易自由化。而发达国家不会轻易地放弃危机阶段推出的新型保护主义措施，而且还有可能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点转向把知识产权保护、气候变化规则与未来的多边贸易规则挂钩。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提出了碳关税主张。对发达国家来说，制定全球气候变化规则是未来首要的任务，它直接关系到发达国家能否为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创造一个必需的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只有把它与多边贸易规则结合在一起，减排承诺才能得到有效实施。1990年代初期，美国为了发展信息产业，在刚刚运行的WTO之内（新加坡会议）首先制定了《全球信息产品自由化协定》。正是这个协定为美国新兴的信息产业打开了世界市场的空间。

未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都打着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大旗，但各自所要达成的多边贸易规则却是不同的。因而，未来多边贸易谈判的难度在加大。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的发展空间与制度环境都不容乐观。“金砖四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对内协调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另一方面对外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康发展。五 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的制定与工业化发展模式

200年前现在的发达国家在没有受到环境因素的任何制约条件下完成了其工业化的进程。今日当众多发展中国家步入工业化进程时却面临着一个新的障碍：全球气候变暖。为遏制气候变暖，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国际社会正在制定从减排额度、补偿机制到各种实施机制的规则，我们把这些统称为全球气候变化规则。围绕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尽管在科学上还有争论，但全球范围内的规则制定已经开始。一旦建立起有约束力的规则，它将会对全球经济的结构和发展方式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表面看来，为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而制定的规则是一个科学问题，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但它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影响却有很大的差别。围绕全球气候变化规则争议的核心是经济利益的分配与成本的分担。未来气候变化规则不仅将重塑全球产业结构的形态和布局，而且将为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创造制度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将成为全[5]球气候变化规则的净受益者。尽管“金砖四国”的国内自然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森林、人口、能源等，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它们都是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未来将面临工业化与全球气候变化规则之间的矛盾。这就是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歧的根本原因所在。

目前，全球气候变化规则正在多层面形成之中。在联合国层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将就减排的额度、分配及补偿作出规定。这是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的核心内容。哥本哈根会议上各国的巨大分歧都集中于这些领域。一旦在这些领域达成共识，下一阶段的重点将会转向实施机制。在民族国家层面，为落实减排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碳税（carbon tax）和碳交易机制（cap-and-trade，或者emission-trading system，ETS）。为了落实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规则的实施，发达国家还有可能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推出新规则。在双边层面，美国关于征收碳关税（或边境税，BTA）的提案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提案的基础是所谓的碳泄露机制。碳泄露也称竞争力损失，是指一组国家碳排放减少被其他国家排放增加所抵消。由于现有的检测手段无法准确衡量每种产品的碳含量，征收碳关税无疑将为贸易保护主义打开方便之门。这一提案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对。鉴于未来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规则的实施过程非常复杂，部分发达国家有可能打着推进减排规则有效实施的旗号，单方面推出碳关税措施。除了双边层面的碳关税之外，多边层面的谈判，尤其是WTO的未来新规则谈判有可能与减排挂钩（或者与广义的环境保护挂钩）。

制度非中性原理决定了全球气候变化规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有差别的。气候变化规则会因减排而提高所有国家的能源成本，但这并不等于所有国家所分摊的成本是一致的。同样，气候变化规则收益的分配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也是不均等的。

从成本分摊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分摊的成本要远高于发达国家。OECD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假定全球碳密度稳定在550ppm水平上，碳排放到2025年达到峰值，全球碳价格要从2008年的不足30美元/吨上升到2050年的280美元/吨。到2050年GDP与趋势水平相比：石油输出国、非欧盟的东欧国家、俄罗斯会低15%，中国低10%，而[6]欧盟、美国、日本下降幅度不足2%。世界银行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减排成本的规模与分配是和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的安排密切相关[7]的。在多数情景约束下，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损失都远高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内部，能源密集度高的经济体福利损失最大。这种差距的大小取决于减排规则的具体安排。其中，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同时减排。这将最大限度地降低“碳泄露”的可能性。其次，排放权是否可交换。排放权可交换意味着形成了一个全球统一的碳价格。这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损害，因为统一碳价格等于变相剥夺了发展中国家所享有的“差别待遇”权利。最后，转移支付，也就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补偿。这种补偿是发达国家对全球碳排放存量不均衡所应尽的道义和责任。从这三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全球气候变化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分歧所在。

从减排的收益分配来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谁将是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的净受益者同样取决于他们的相对竞争地位。在气候变化规则的约束下，对单个国家而言，碳排放既可能是一种债务（成本），也可能是一种资产（收益）。究竟是债务还是资产将取决于该国在全球碳排放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处于竞争优势的国家，碳排放就成为一种资产（在碳交易市场上可以作为商品来出售）；反之，碳排放就是一种债务（额外投资来减排，或者向其他国家购买排放权）。

首先，发达国家经济属于“轻型化”的产业结构，其能源密集度和碳密度远低于发展中国家（见表2）。这种格局并不意味着在减排问题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道德优势。这是发达国家率先完成工业化进程（也是率先完成碳排放进程）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才刚刚起步，产业结构的“重型化”在短期内是一个难以改变的事实。其次，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领域具有领先优势。这是多年来全球产业分工的结果。技术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能否像发达国家所承诺的那样，为促进减排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还存有很大疑问。如果只是通过正常的市场渠道转移技术，那么这种承诺是没有意义的。其结果将是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程度。再次，以气候变化规则作为突破口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除了有助于发达国家摆脱金融危机，还有一个额外的收益，那就是提高发达国家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博弈能力。最后，发展清洁能源有助于拉动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发展。以生物能源为例，因为发达国家是目前全球粮食的主要出口国，对粮食原料的需求使发达国家的农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显然，发达国家将是气候变化规则的净收益者。表2 不同产业的碳密度（2004年）（直接和间接合计）

对“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目前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气候变化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着它们未来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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