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晶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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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恋这把黄土——刘东生传试读：
引子
曾有人说，人类要了解地球数百万年的变化历史，必须读三本“书”：第一本是深海沉积的历史，第二本是极地冰芯的历史，第三本便是黄土的历史。刘东生就是在黄土形成和演变历史研究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人。除此之外，他在环境医学、环境地球化学、环境考古学、高山科学考察和极地科学考察等领域所做的大量开创性工作，更无愧于我国地质学界的一面旗帜。
黄土，在普通人眼中或许只能看到沙尘暴或贫困，但经过近60年的“亲密接触”，刘东生却将它视作生命一样的宝物。这是一个巨大的地质文献库，隐含着地球环境变化的各种信息，它像一把钥匙，能够解开无数的历史谜团，吸引着刘东生一路不懈地前行，最终把谜底揭开，并获得了国家与世界的认可，人们也把最热烈与芬芳的掌声与鲜花献给了他。
大凡杰出的人，都有一颗平常的心。而在这种看似平常里，我们深深地挖掘下去，却都能发现或触摸到他无论是立于世、立于人，还是立于业，所喷涌出的最炽烈、最鲜红的热血。曾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第三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国务院环境委员会专家组组长、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主席、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名誉主任、国际第四纪地质环境学家的刘东生，就是这样的人。
在我们走近刘东生院士这位地学界的巨人之前，先从某大媒体采访他的一段对白中，领略一下这位地学大家的风采。
记者：最近您是不是一直被媒体包围着？
刘东生：媒体，还有咱们电视台的同志都来给我一种鼓励吧。
记者：您习惯这样被媒体簇拥着吗？
刘东生：不习惯。
记者：为什么？
刘东生：因为我自己的工作，说老实话很平常，我只是做了一个普通科学工作人员该做的事情，所以没有什么值得惊人的。
记者：几年前您曾经拿过国际地质环境方面的最高奖“泰勒奖”，当您拿到这个奖的时候好像国内反响并不是非常强？
刘东生：当时这个奖不太为人们所知道，特别是咱们国内；而国外知道的人很多。再者，就我的工作本身来说，也不是很为大家所熟悉的。比如说我搞地质工作，不像搞矿产的，搞矿产发现了一个大矿，或者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工程的问题就一下子能轰动。而我做的只是对黄土的研究，这个大家听起来就很平淡。
记者：当时去领奖的时候，您是一个人带了一个学生过去。回来时，不光是国内的媒体，甚至学术界都有很盛大的欢迎。您当时有没有觉得意外呢？
刘东生：我不意外，我觉得应该这样。这个奖固然了得，但是用不着这么声张。因为这个事情对我们国家来说，比如对我们研究黄土的人来说，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应该说是科学工作者的一个很大光荣！但事实上，搞黄土工作的不仅是我一个人。这个荣誉是属于大家的，而我只是代表他们把这个奖拿回来。当然对我们来说，受到的鼓舞很大……
在质朴的语言中，可见刘东生院士做人做事的态度，大有平和中见大智、至真中见高杰的大家风范。那么，就让我们去追寻刘东生院士谜一样的平凡而又杰出的人生足迹吧。第一章求学之路1、深铭国仇
在沈阳一条还算繁华的小街上，一位既瞎又聋的老人正慢吞吞地拖着有些跛的双脚蹒跚而行，正好挡住了经过的日本兵。颐指气使的日本兵，对着老人恶狠狠地痛骂了几声。随之一声枪声响彻了小街，震惊了在附近居住与行走的人们。
路旁一所小学四处透风的破旧的教室里，一位姓林的老师正在给学生们上课。枪声响起时，正在板书的他停在那里，回过头来。学生们看到他满脸严肃，眼睛里一扫往日望向学生时的慈爱，变成了充满仇恨的凌厉。
他用苍劲的笔体在黑板上奋笔疾书：“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教室里很静，有位男生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心潮难平，他紧咬下唇，小拳头攥得很紧。他知道那声枪响，一定又有我们无辜的同胞遇难了。
林老师问：“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句子出自谁人之口？”
话音未落，这位紧握双拳的男生第一个举起手来。他站起身，用充满稚气而又非常坚定的声音说：“他是宋代名将岳飞的警句！”
林老师点点头说：“他有一首最著名的词，你可知道？”
话音刚落，这位男生铿锵有力的声音再度在教室里响起：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林老师点头说：“岳飞，少时勤奋好学，练就一身好武艺。19岁时投军抗辽，因父丧还乡守孝。当金兵大举入侵中原，面临国破家亡时，岳飞再次投军，开始了他保家卫国的戎马生涯。岳飞临走时，其母姚氏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这成为岳飞终生遵奉并为之浴血的信条。同学们，你们现在还小，但我真心希望你们把‘精忠报国’这四个字铭记在心，以‘勤学’‘笃行’为操守，以报效我们伟大而又多难的祖国！”
林老师的话音刚落，教室里便齐刷刷地响起朗朗的童声：“精忠报国”“勤学”“笃行”。那位心潮澎湃的男生与同学们一样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长大报效我们灾难深重的国家。
这位男生不是别人，就是刘东生。童年时代的刘东生
1917年11月22日，刘东生诞生在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中。刘家的先祖本在明朝军队服役，随燕王扫北而到北方，驻扎在天津卫，并在那里安家落户。刘东生的祖父、祖母生有四个孩子，刘东生的父亲排行最小。
刘东生的父亲名刘福瑞，字辑五，母亲叫赵白直。父亲5岁时丧母，由姐姐带大。他从小失学，早年曾随祖父在一家药店里做工；长大后，由于生活所迫，加入了闯关东的队伍。他先到大连，后来又来到沈阳皇姑屯，在京奉铁路上找到一份工作，全家才算安定下来。京奉铁路是英国人管理的，许多要职都由英国人把持。在那里做事，会说英语的国人会很受重视。父亲便边钻研业务，边学英语。由于在工作中表现得聪明能干而且好学，在刘东生上小学时，父亲已在皇姑屯车站担任了副站长的职务。
从自己身上，刘东生的父亲看到知识的重要性，它不仅能让自己了解许多未知事物，而且还能改变人生的境遇，何乐而不为呢！他很重视对子女们的教育，家境虽然不宽裕，而且还常常捉襟见肘，但他还是把家中其他开销降到最低，把钱省下来给孩子们创造学习的机会。而在他的孩子们中，刘东生的聪慧与悟性是最为突出的。
刘东生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已教他习字背诗。在他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便想尽一切办法，让他进入了当时在沈阳很有名气的奉天省立第二小学。这所小学的校长姓郭，他不但重视教学，更注重德育，常常对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和品德教育。
在奉天省立第二小学的隔壁，有一所日本人开办的“寻常小学”。比起第二小学，这所学校可谓教学设备精良，像室内运动馆等一些在当时国内少见的教学场馆及设施应有尽有。但他们却对到校学习的学生进行反华教育，这使一壁之隔的二小师生气愤填膺，对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对中国的少年儿童大肆进行奴化教育的可耻行径恨之入骨。
郭校长见状，便不失时机地对本校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没有国怎会有家，没有家国，怎会有民众的美好生活！不仅如此，他下决心要把学校办得更出色，与日本人办的小学竞争。他常常激励学生们为祖国的富强而奋发学习。该校的任课老师们在教学中，不仅把知识教授给学生，也在有形无形中把帝国主义统治下国家与民众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不幸与屈辱告诉学生，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播种下要想活得有尊严，不被人欺辱，不但要掌握知识，更要懂得自强不息的道理。
在第二小学这个充溢着浓郁爱国思想与奋发学习氛围的环境中，刘东生像初生的幼苗，接受着阳光雨露的普照与洗礼。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爱国激情、良好的道德品性及奋发有为的思想，已如种子深深地扎下了根。
在沈阳郊区，有个环境优美的小村子。近处是大片农田，远处的小山包上被白桦树以及叫不出名字的灌木丛所覆盖。一条波光粼粼的小河，像条长长的透明的银带蜿蜒而下，给这个小村和这里的人们平添了灵性。刘东生的家就坐落在这个小村子里。与大自然长久的亲密接触，他的身心得到丰美的滋养，他的思维也常常如天马行空。他喜欢无边无际的遐想，更喜欢对未知事物的探求。这对他多年后毅然选择地质专业，天天与自然对话、与远古对话，作了最好的启蒙。
每到夏天，刘东生最爱做的事就是和小伙伴们到河边玩。捡贝壳、捉虫子，玩民间流行的五龙棋（这种棋是最简易的围棋），他们还会在河边找漂亮光滑的卵石。有一次，他看到一块较大的卵石身上飘着许多白色的云影，下端影影绰绰的翠色很像掩映在山石间的桦树林，在林木间还飞有几点不大的白色，就像鸟儿在林梢飞翔，让他很喜欢。
刘东生把石头搬回家，放在屋外的窗台上。每当从那里经过时，都会望一眼。心想，我把一座美丽的大山搬到了家里。他为这种想法兴奋了很久。古人云，“天空在山中”，山在我家中，那无尽的天宇离我也近了呢！“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石取自水湄，便有了灵性。他想，自己若是那图案上面的小鸟有多好，能更高更远地展翅飞翔，再把更多的智慧与仁爱奉献给世界和人间。这么一块山石，竟给了小东生那么多丰富的联想和启示。
这天，刘东生随父亲到城里办事，看了一场露天电影。这部影片激起了他探寻世界的兴趣。那是一个探险故事，有一个人到西部四川及西藏地区去旅行，经历了千辛万苦，去寻找一个心中的梦想。为此，他穿行在雪域高原、崇山峻岭间，骑牦牛，住帐篷。高原上的花开得那么圣洁，那里的天空那么高远而神秘，这一切都勾起了刘东生奇异的遐思，他幼小心田所掀起的涟漪久久地荡漾着。
这种宁静的生活总是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所践踏。刘东生徜徉其中的心境一次次被粉碎，让他认识到现实的残酷。
刘东生11岁那年，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在他父亲工作的皇姑屯车站附近发生了。
1928年6月4日凌晨，作为副站长的刘东生的父亲刘辑五正在站上值夜班。以往列车班次不太多，可出事之前的几天，进出站内的车次突然大增起来，一列一列地频繁通过。刘辑五心中也觉得蹊跷，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刘东生的母亲也已耳闻了车站那边反常的喧闹，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一直惦记着值班的丈夫。深夜，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炸惊了母亲，也惊醒了睡梦中的刘东生。为丈夫极度揪心的母亲，假装镇静地把孩子们搂在怀里，而她心里却再难平静。
这次爆炸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特务经过精心策划，对他们一手扶持起来的奉系军阀首领“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所下的黑手。这便是震惊世界的皇姑屯事件。爆炸地点即在刘东生父亲工作地点皇姑屯车站通向沈阳城的老道口。这里是英国人控制的京奉铁路（今沈山铁路）与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今哈大铁路）的交叉路口。南满铁路桥与下面的京奉铁路呈立体交叉，平时南满铁路桥上有日兵巡逻，出事前几天戒备异常森严。日本兵对张作霖的活动早已掌握，就连他经过这里时所乘的车次、车厢都了如指掌，所以张作霖命丧黄泉全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中。所幸，刘东生父亲的工作地点离爆炸地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有惊无险。
铁路线修复前，刘东生不能正常乘火车到校上课了。闲来无事，他便偷偷地与小伙伴们去了皇姑屯车站的大修厂，目睹了张作霖乘坐过的那截车厢残骸。包厢顶上被炸开的大口子，触目惊心，这让小东生的心中有了一种撕裂开来的感觉，而那夜一声声的巨响，仍在耳边回荡。那时，他虽然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却也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的凶残行径。
皇姑屯事件激起了国人的抗日热情。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将军为报国仇家恨，在处死杨宇霆、常荫槐后，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刘东生所在的小学，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在学校老师对事件来龙去脉与背景的讲述中，刘东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更是到了极点。只是他还太小，他知道自己不能上前线打日本鬼子，能做的只有卧薪尝胆，更加发奋地学习。2、求学南开
1929年，刘东生从奉天省立第二小学毕业了。他与同班毕业的学生都遇到了同一个问题，是继续上学还是就业。
班上有位姓马的同学，父亲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开了一家医院，这使许多人觉得上大学学医有前途。沈阳有日本人开办的南满医科大学，一些人为了学医，就先考南满中学。刘东生本来想学医，继承祖父、伯父的事业，却由于对日本侵略者极端痛恨，所以坚决不上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在此问题上，父亲不仅支持儿子的想法，更有为儿子设立的长远打算与安排。正是父亲远见卓识的安排，决定了刘东生的命运。
父亲先把刘东生送到皇姑屯一位私塾教师李彬清的学馆，跟他学了半年古文。这位李老师新旧学兼通，不但教古典文学，而且数学也教得很好。因已小学毕业，且父亲也教过他一些古文，刘东生学的第一课即是从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滕王阁序》开始的。文中有许多人生哲理，尤其是那句“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给了他许多人生启示：古往今来，多少有志之士，面对一切艰难险阻，总能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即使在郁郁不得志的逆境中也不消沉放弃。接着，刘东生又知道了东汉马援云“大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王勃在此化用，警示那些“失路之人”不要因年华易逝和处境困顿而自暴自弃。而王勃写此文时正怀才不遇，才有了这般情怀，这让刘东生敬仰不已。
除此之外，父亲还安排他晚上到一位老师那里去学习英文。在这一年中，刘东生虽然没有进入正式的课堂，但对他而言，这段时间的学习却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正是父亲为刘东生安排的必由之路，因为他一定要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才能走到理想的道路上。
刘东生的父亲有位金姓的同事是天津南开中学第一期的毕业生，与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同班同学。父亲找到那位同事，让他力荐刘东生报考享有盛名的南开中学。因远隔千里，父亲的这位同事与学校早已生疏，与许多同学也少有过往，因而难度很大。但这位金伯伯还是费了很大周折疏通关系，给了刘东生报考南开中学的机会。
刘东生看到父亲及金伯伯为了自己的前程，费尽周折，很受触动。面对得之不易的机会，刘东生日以继夜地备考，想用自己的行动报答父亲的厚望，也想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父亲没有白白培养他。
果然，1930年秋天，刘东生不负父望，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
当他刚进天津南开中学的那一刻，望着庄严、宏伟、富丽的教学楼，望着运动设施齐备的大操场，望着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及生物实验室内先进的实验设备，想到这是人才济济并有着光荣传统的学校，自己终于成为其中的一员，并将在这里开始学习和生活，刘东生非常兴奋。他暗下决心，以优异成绩走进南开，几年后也要以更优异的成绩从这里走出去。
南开中学是有着光荣传统和历史的学校。创办人严修是前清翰林，在贵州做过督学，有维新思想，主张新学。他曾资助南开学生周恩来留日。后来有人对他说，周恩来是共产党，劝他不要资助。他却说“人各有志”，并一如既往地资助他去留法。南开中学的校长是张伯苓，刘东生来校上学时，他年近60，同学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校长”。这位老校长可是非同一般的人物，他的传奇人生及做人风范，在刘东生刚到南开时就已惊叹和敬仰不已了。
张伯苓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曾当过清朝海军，参加过壮烈的甲午海战。他当过私塾教师，又是美国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后，他才立志兴办教育，想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先后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而且是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先驱。从清末走来，他用人才丈量了中国近代历史；从平民中走来，他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实践，矗立起教育家的丰碑。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矢志不渝地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人才。
当时社会上的私立学校多为赚钱，南开也属私立，却是一所赔钱的学校。为使南开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张伯苓主要靠到国外去募集资金。他去美国募捐，总要带上南开饲养的金鱼，捐款1万美金以上的送金鱼1尾。他在学校账上支出10尾金鱼，补上的一定是10万以上的美元。他一生从国外给南开募集的款项数以千万计，而且多属个人行为，他从中提取若干入私囊，别人也不会知道，也不会过问；但他不屑于这样做，而是分文不差地收入南开的账户。很多人正是由于敬佩他办学的毅力和纯洁高尚的品德而慷慨解囊的。
张伯苓的生活和他的为人一样，始终朴实无华，不吸烟、不喝酒，也不摸麻将和牌九，过着布衣粗食的生活。他深知俭可养廉，曾对夫人说：“教育清苦事业，所入无多，当量入以为出，家中事悉以累汝。”他若外出办事，永远坐三等车厢，每次都住在一天一元钱管吃管住的小店里。他性喜安静，但不刻意追求居住的舒适与安逸。当时他的名气已经很大，可是仍居住在天津西南角平民区的简陋住宅里。
刘东生在了解了张伯苓校长高风亮节的风范后，更觉得能进入这样一所学校，是人生的大幸。他常常体会着老校长给他们的校训学训：“勤奋”“求实”“创新”“团结”“严谨”……而老校长常常说的“不要爱钱，够用就行”，更让他体会到这八个字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价值观。这些都深入了刘东生的心田。他深刻地认识到，这里不仅是知识的宝库，更是陶冶精神的大熔炉，会让他受益一生。
1931年秋，刘东生升入初中二年级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占领了沈阳。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军很快占领了东三省。
那时，天津有日本的租界和兵营，日本在天津“驻屯军”的兵营在海光寺，就位于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及南开女中之间。日本兵常在学校附近演习野战、夜战，火光和枪声都能看得见、听得见。不少日本浪人及日本军人组成的便衣队经常打、砸、抢，中国当局也束手无策。几年来，刘东生及同学们就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直接威胁下学习与生活的。心中涌动的仇恨、爱国激情及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刻苦学习的热情，一直贯穿了刘东生的整个中学时代。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爆发。这天，在刘东生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一天，也是他高中毕业后，坐火车离开天津回家的日子。
这时，刘东生一家早已从沈阳迁居北平。因早已收到刘东生要回家的信，父母也在盼望他早些回来。到了晚饭时，他们还没有见到刘东生的影子，若在平时，午饭后他便可到家了。母亲急得团团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嘴里一直念叨着，这是咋回事？父亲虽然也着急，还是安慰她说，许是临时学校有什么事，又来不及跟家里说一声吧。
其实，一大早刘东生就坐上了开往北平的列车。可快到中午11点时，火车还未进丰台站却临时停车了。车上的人议论纷纷，都不知出了什么事。这时，他们看到车窗外面的日本兵一边打枪，一边从火车左侧急匆匆地跑过。这时人们才得到消息，卢沟桥那边中国军队与日军军队发生了激战。在极度恐慌与不安中，至午夜12点火车才再次开动。刘东生到家时，天已放亮了。
一直未睡的母亲抱着儿子放声大哭。父亲虽然喝斥：“人这不都平安回来了，你还哭个啥？”但一颗焦急万分的心还是落了地。眼见战事很紧，北平更在刀刃上，他是一家之主，全家老小的安危都记挂在他身上，心里比谁都急。也就在这天，父亲痛下决定，全家转至天津，躲避战事。7月底，他携全家在天津的英租界附近租了间房子，暂时住了下来。3、西南联大
在刘东生心里，还有件大事一直纠结着。他已高中毕业了，是继续上学还是去找一份工作？上大学一直是他的梦想，只是那又要父母为自己继续付出才行，他于心不忍。去工作，可战事吃紧，找到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工作来贴补家用，并把所学报效灾难深重的国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感到了从没有过的茫然。
这天，刘东生碰到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童遐龄。他们曾同宿舍好几年，私交甚密。童遐龄全家都是票友，后来的京剧名家童祥龄、童芷龄、童寿龄，都是他的弟弟及妹妹。
在童遐龄问起刘东生毕业后有何安排时，刘东生说：“我父亲已到了上海，我考虑是否过去。前两天听说上海那边也打起仗来了，只是不知道消息是否确切，所以还在等待。”“要不去我家吧，我家正好屋子全空着，你过来咱们可以做个伴，还可以一起去教书，为受苦的国人做些善事！”童遐龄说。当时，童家班戏剧社正好在南方演戏，因战争所阻，无法回津，所以他家中只有老母等人。他家在法租界，父母是江西人，天津有一所为江西同乡开办的江西小学，正好需要老师。
刘东生欣然搬到童遐龄家。9月，他们贴出招生广告，很快有几十个学生来报名。由于战争，租界涌入了许多难民，闲散的孩子也多。刘东生和童遐龄各在一间教室，每人同时教两个年级的“复合班”。还有一位南开毕业的同学教音乐。就这样，三个人白天一起有声有色地教书，在把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把在南开时张伯苓校长的许多教育理念传输给他们，并教育他们爱国爱家，不做亡国奴。晚上，南开的同学们常常聚在这里，一边唱京戏，一边畅想着祖国的未来及个人的发展、前途及命运。
刘东生从同学那里得知，南开中学的许多同学都在做秘密的抗日活动。他们同届的有个叫刘福庚的同学在制造炸药的过程中，不幸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对刘东生和许多同学触动很大，有些同学表示去参军打日本鬼子，还有些表示到大学去深造，用学到更多的本领的方式来报效祖国。
在这期间，刘东生曾接到一位名叫黄振威的老同学寄自湖南长沙的信。信上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了长沙，合组了“国立临时大学”，该校人才济济，有许多优秀的教师及学生在这里。学校不但不收学费，而且还能每月给予补助，只要是南开的学生，还可以免试入学。这位同学劝刘东生来长沙学习，他还说：“这里是块沃土，我们多彩的人生也许因此而改变，你不想错过这么难得的学习机会吧！”
刘东生虽然难以割舍在江西小学任教的学友及日益增多的学生，但他心中仍有一个梦想——到大学深造，为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做更多、更大、更有益的事。这位同学再次来信时说，学校已迁至昆明，易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秋季招生将要开始，你一定要早日决定，不要错失时机。
刘东生怀着不安的心情对童遐龄说：“我没能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在租界办教育，为我们祖国培养下一代，宣传抗日也是为国家作贡献，也很有意义。但我心里仍有一个梦未圆，就是上大学！”
童遐龄拍拍刘东生的肩膀说：“老同学，咱们之间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呢？虽然学校非常需要你，但你无论有什么样的选择，我觉得都是对的，我都会支持你！”
望着童遐龄真诚的眼睛，刘东生说出了想去西南联大上学的想法。童遐龄理解地说：“仅凭咱们学的那些知识想做大事，远远不够。你一直是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愿你能在人生路上走得更远，我祝福你！”老同学这样深明大义，刘东生很感动。
这时，刘东生的父亲已去了香港，父亲的想法是让他去美国学习。刘东生却拒绝了，他说：“那么多同学有的在前方打仗，有的在大后方读书，想以此积蓄力量为抗战出力，我为什么要做祖国的逃兵呢？即便是苦海，我也要和同学们与我们的国家一同承受！”父亲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却拿这个从小就倔强的儿子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得随他去了。
刘东生却对父亲说：“我只想以后能更多地为国家做些事。”这句话虽然朴实，却发自他的真心。儿时日本帝国主义丧心病狂的行径，他一直牢记在心；而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铮铮诗句，像当年岳母刻在岳飞背上的“精忠报国”的血字一样，指引着他向着生命的远方不懈地前行。
1938年7月，刘东生终于来到了他向往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由全国42所大学中名列前茅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的领导人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于北平、天津沦陷后，于1937年8月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协商，并在9月南迁至长沙岳麓山下成立的国立临时大学。同年12月，南京沦陷，日寇进攻武汉，临时大学又于1938年春天迁至较偏远平静的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这座新建的学校，由于经费严重不足，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及其他设施极其简陋，但师资阵容却很强大。170多名教授、副教授绝大多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归来的硕士、博士，而且许多人学贯中西、文理兼通。有的教授还精研两三门学科，几乎所有教授都是当时国内科学、文化等领域的权威。如从事自然科学的有周培源、华罗庚、杨武之、陈省身等；社会科学的有闻一多、钱锺书等；而青年讲师、助教也多半是这三校的优秀毕业生。优秀的教师队伍，成了学校的灵魂，而他们人格及学术的魅力都像一面旗帜，给青年学子们树立了榜样。
校领导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对这所大学和师资力量最好、最到位的评价。而西南联大所继承的三所知名大学的“学术自由、民主办学”的传统，发扬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以及“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学风，为学校促进学术发展和培养杰出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刘东生来到这样一所大学，虽然物质生活异常艰苦，但精神生活却非常丰富。这里像一个新天地，刘东生立刻就被清新的气息、浓郁的学术气氛及学生们朝气蓬勃的精神所深深吸引了。4、转学地学
刘东生的父亲多次叮嘱他一定要学机械，刘东生刚入学时也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机械专业。父亲之所以让他这样选择，与他多年从事的工作有关。他长年在铁路上工作，后来又在飞机场工作，成天与火车、飞机打交道，自然知道机械知识的重要性。
刘东生听老同学黄振威说，原南开来的同学大都转到地质地理气象系去了，这让刘东生很感兴趣。当时黄振威已是大二的学生，他给刘东生大谈地质学，讲述矿物结晶学的美妙、结晶体及对称轴等概念，刘东生虽听得似懂非懂，但又像一个充满魅力的神奇世界，激发起刘东生走近它的欲望。只是，他还有些犹豫，因为他已辜负了父亲要他去美国学习的心愿，再辜负父亲一心想让他学机械的心愿，那真是大不孝了！
为动员刘东生改学地质专业，黄振威还给刘东生讲了个故事：在昆明附近有个易门铁矿，但是谁也没有把握它能不能开采，后来一位地质系的叫谭锡畴的教授去看了半天，根据地质学的理论，拍板说可以开采。果然，矿脉开采得很好。
但是，最终改变他对自己专业的定位是刘东生读到的刊登在《益世报》上的一篇有关《论抗战和乡土的研究》的文章，以及听说的另外一个故事。
文章是他后来的老师、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专家杨钟健写的。文章说，只有了解自己的家乡，才能谈得上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家乡才有抗战热情，爱国就是爱自己的家乡。这篇文章给刘东生启发很大。他想，自己从沦陷区跑到大后方，便是出于爱国，爱自己的家乡。家乡的山山水水必须认识它，你通过什么认识呢？那就是地质学。通过地质学才能去认识家乡的美好，山是怎么形成的，水是怎么变化的。而云南秀丽的风光使刘东生更是对地质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自然不但美丽，而且有许多探寻不尽的奥秘！
听说的那个故事是发生在孙常龄身上的，他曾是刘东生的同学。孙常龄在生物系实习时，从显微镜下得到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他的教授对此非常重视，要他24小时不间断地观察其变化，好像是草履虫的新现象，神秘得令人震惊。不是吗？一个小小的大学生，竟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到了前人所没有发现的大秘密，而使世界为之震惊。好像在中学老师那里所讲的那些大发现、大发明，那些大科学家所做的大事，到了大学就可以实现了。这也许就是科学的神奇之处吧！虽然孙常龄发现的仅是一种少见的现象，还未构成一个生物科学上的新发现。但在探索中发现新事物的奥妙，这种神奇最终打开了刘东生思想的大门。
刘东生决定转系，并极力说服父亲，给他讲地质专业于国于民有多么重要，于己也有怎样发展的远景。不待父亲同意，他便找到专管一年级新生的一位教授说：“老师，现在昆明连墨水都不能造，牙膏、肥皂也没有，学机械暂且还没有用，所以我想转到地质系去！”
这位老师好心地告诉他：“现在学机械没用，但以后有用。以后会有工厂，还要造飞机呢！再说，现在开矿很麻烦。而眼前修公路有很多筑路机械，公路修好后又有很多汽车跑运输，所以学习机械专业能马上用到，而地质专业却不行，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不要转。”
刘东生并没有气馁，他去找另一位兼管的教授，表达要转系的心情。这位教授也说：“地质专业可是个艰苦的工作，你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我们国家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你若转系也行，但一定要好好努力！”
刘东生听后，高兴地一下子跳了起来：“我是个开弓就没有回头箭的人，除非我没有认准这件事，或者这件事于己于国并没有太多意义。否则，不管多艰苦，我都会坚持下去。”
这位教授听后满意地点点头，为他办理了转系的手续，并祝愿他学有所成。
刘东生手里握着决定自己一生的那张表格，除了点头，除了满腔汹涌澎湃的壮志和对未来的憧憬，激动得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孙常龄得知刘东生转到了地质系，专门跑到城里商务印书馆买来一本地质矿物学大辞典赠给他以示祝贺，勉励他地质科学虽然很艰苦，但它带给人的乐趣却是无穷的。刘东生捧着这本书，就像捧着一把打开地质科学的钥匙。其实他知道，更多的是孙常龄在科学中勇于探索的精神激励了他，而以后他也有了去努力的机会。
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坚、毅、刚、卓”，这短短的几个字，激励着全校师生，同时也激励着刘东生：要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读书，认真做人，坚持进步，坚持革命。坚持就是胜利！因而，在西南联大学习的4年中，他除了在书本上学习理论知识外，更积极地参与野外地质考查，增加实际经验的积累，让自己尽量像海绵一样汲取知识的营养。
地质系里，有位袁复礼教授，刘东生很敬仰他。袁教授不仅会把书本上的知识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讲，还把自己亲身经历的考察故事讲给同学们听。
有一次，袁老师与中国和外国专家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去绥远、宁夏、甘肃和新疆等地工作时，他们拉着骆驼，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步行了几千里。当他们走到一个小村落时，望着半天都滴不到半囊的泉水，他们决定用掌握的地质知识，为当地百姓找水。能找到水源的人，是被当地人奉为神明的，因为有水就有生命。当地质学家们打出一眼泛着清波的水井时，百姓们都哭着给他们跪下，说是神灵现身了。袁教授说，地质工作其实就是利用掌握的科学知识为百姓造福。刘东生把这些话铭记在心，决心日后要做袁教授这样的人。
除了学习课本上的知识，一有时间他便和同学们往野外跑。对一个地质系的学生来说，这是必要的准备和经验的积累。他与同学们一起作野外考察地图，找化石，打岩石标本，分析构成并写成文章等等。以后真的就这样要跑一辈子山路，一辈子与石头打交道，甘着它的甘苦着它的苦吗？那时刘东生还真的没想太多。
刘东生还喜欢泡在图书馆中，翻阅大量的文献，尤其是国外科学家的探险经历是他最感兴趣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在严重缺水、面临生命危险时，仍坚持不懈地四处找水，终于找到一处泉水，用皮靴装水救活了一同探险的同伴和向导。
刘东生心里明白，地质工作，其实就是一种探险事业。别人不去的地方你去，别人不上的地方你上，别人不走的地方你走，风景与危险永远并存。当你克服了困难，回首来路时，便有了一种征服困难、超越自我的成就感，反倒成了难得的乐趣，这是你在舒适的环境中无法体验到的人生经历。在地质工作中，还要发扬团队精神，只要大家心向一处使，许多困难都可以克服。
在刘东生如饥似渴的学习中，时间一晃到了1942年。他在写毕业论文时得了严重的胃病，在当时这是一种不好医治的病，不但缺医少药，更没有手术方面的治疗。由于长期野外考察，工作强度大，吃喝及起居极其没有规律，此病在地质学、生物学等领域的人员中很普遍。
刘东生常常胃部拧着疼，头上直冒冷汗，但他还是咬着牙去查资料、做研究，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不能功亏一篑，一定要交一份出色的答卷，给自己4年难忘的学习生活画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不仅是个句号，更是未来事业的一个美好开端。只有这样，才能不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不负众多恩师的教育之情，不负众多亲如手足的同学期待的目光。刘东生终于以坚韧的毅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刘东生手捧着毕业证书，觉得沉甸甸的。这一年，他已经25岁了。这只是一个开始，更长、更艰难的人生之路等待他去跋涉，但是他愿意。他感到自己就是为一份行走而生的，在行走中探寻，在探寻中追问，在追问中找答案，这样才是有意义的人生。第二章成长之歌1、在中央地质调查所
在毕业后的4年中，刘东生所学的地质专业阴差阳错地一直没得到施展。严重的胃病一直折磨着他，致使他没考成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为抗战需要，他参加了抗战服务团。
1946年抗战胜利了，刘东生的胃病也已好转，他决定回归自己钟爱的地质专业。他所敬重的地质界名家杨钟健及老校友陈梦熊等人也都在那里，让他更心向往之。
中央地质调查所有严格的规定，新成员必须先经过考试，合格之后才能被正式录用。当天的考官是古生物地层研究室主任尹赞勋，及著名的地质学家、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黄汲清。
尹赞勋的大名，地学界可谓无人不知。他在法国里昂大学地质系学习了8年，获博士学位之后毅然回国，为开拓中国早期地质工作、发展我国地质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开展过第四纪地质及山西大同火山的调查与研究，获得了重要认识，还曾绘制完成了我国第一幅古地质图。对黄汲清，刘东生也是久闻大名。他在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5年在瑞士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在地质界享有盛誉。
两位地学界著名学者坐在自己面前，刘东生有些紧张。虽然他知道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他对自己的知识积淀心里有底，但毕竟这是决定自己命运的一次大考，他真不想错失让自己梦想成真的机会。
尹赞勋的提问很简单，只是问了些刘东生在西南联大所学的学科、毕业论文及曾有过怎样的地质工作实践等事宜。而黄汲清的面考便更详尽了。“你在哪个地区做毕业论文？”黄汲清的声音很温和，让刘东生感觉，他不像在考试，很像在聊天，心情一下子放松了。“在云南武定与禄劝两县范围内。”“云南最高海拔是多少？”“是云南德钦西边的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云南省会昆明大部分地区海拔大概是多少？”“1800—1900米之间。”“你工作的地区最高的山有多高？”“叫狮子山，海拔4200米。”“狮子山顶是什么情况？”“和云南的很多高山一样，山顶很平，代表了较早地文期的一个夷平面。山顶上有很多古迹，还有明朝建文帝朱允炆的庙宇！”“那里主要是什么时代的地层？”“那里主要是志留纪和泥盆纪的地层，也有二叠纪的峨眉山玄武岩。”“那里河流侵蚀作用如何？”“河流侵蚀作用很强烈，而且还有明显的河流袭夺现象。十五六年前谭锡畴、顾春昱二位先生去过那里，早就指出过了。我还特别注意到被袭夺的河谷下流因为无水，废弃了，河谷变得很狭小，被袭夺河谷上游与袭夺的河与河床间有很高的落差，形成了瀑布。”
听到这儿，黄汲清点点头笑了，说：“不错，你观察得还算仔细！”
他们聊了几乎一个下午，最后黄汲清满意地对刘东生说他已通过了考试，并高兴地把一本油印的英文版《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作为见面礼送给他，嘱咐他好好努力，中国地质界很需要大有作为的人才。
刘东生想到自己终于成为向往已久的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一员，除了兴奋，更多的是憧憬、荣幸，深感落于肩头的使命的重大。
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成立时间应追溯到1912年，它是孙中山先生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下设的地质科，是我国政府机关中最早设立的关于地质的行政单位。从此，“地质”一词才被国人了解。那时地质科里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到1916年才粗具规模。
让刘东生感到骄傲的是，这里是中国地质及整个地球若干分支领域的摇篮和发源地。它除了有传统的地质科学中的结晶学、矿物学、岩石学、古生物学、地层学、地史学、构造地质学之外，也是地震学、地图学、土壤学、能源研究等领域的发祥地。
此时，地质调查所因发展迅速、专家荟萃及成绩斐然，早已名扬天下。美国科学家皮卡曾盛赞说：地质调查所在国际学术界有其应有的地位。它的学者是知名的，它的杂志被人们广泛阅读，它的研究对发展地球的博物史知识作出了贡献。西方人士把地质调查所称为“民国时期最出色的科学研究机构”。
可见，中央地质调查所无异于地学工作者学习和施展才华的殿堂。刘东生知道，自己只有加倍努力，方无愧于这个杰出的团队，不辱肩头的使命。2、初出茅庐
刚到地质调查所的一个月里，为让刘东生熟悉工作情况，所里并未给他安排具体工作。他有时爱往老同学陈梦熊办公室里去，他们正在黄汲清的主持下做1∶100万分幅地质图的编制工作。
据说这项工作早在10年前就启动过，当时还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翁文灏为主任，黄汲清为副主任，李四光、谢家荣、尹赞勋、孙健初等人为委员。当年，黄汲清结合正在进行的地质调查工作，为编制几个区域的地图做过大量材料准备。经过八年抗战后，既没专门机构立项，又没专项资金投入，再次启动此工程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所里的研究人员在黄汲清的领导下，仍展开了此项于国于民极有意义的工作。
刘东生发现了一桩有意思的事。虽然工作紧张，但人们有时仍不免沉浸在“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抗战胜利的激情之中。但他们一听到有人说“T.K来了”，或听到楼道内传来“咚咚”的脚步声，大家就像听到拉响的警报器似的，安静下来，并各就各位。
T.K何人也？刘东生很纳闷。这人真这么厉害，好让包括同窗陈梦熊在内的一个个优秀的人怕成那样？后来他才知道，T.K不是别人，正是黄汲清。因他曾用名“德淦”，他在发表英文学术著作时，常署名TheKanHuang，缩写为T.KHuang，此名震撼着中外地质学界。
黄汲清不仅对自己非常严格，对部下的工作也非常严格。他经常检查他们的工作进度，对弄不清的东西，要他们去查堆积如山的资料，直到准确无误为止，哪怕仅是一条线、一个符号都不放过。如有哪些地方与原资料有出入，你又说不出理由，被他狠狠剋一顿，就不可避免了。若发现谁画的草图或成果图不合格，他会在上面打上一个大大的叉，不但对那个人进行批评，还会把所做的工作推倒重来。
虽然人们对黄汲清毫不留情的工作态度都很敬畏，甚至有时让人叫苦不迭，但也心服口服。刘东生见状，更是心生崇敬，他身上的许多风范很像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他暗自庆幸自己在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位好导师、好引路人。
没过多久，刘东生接到任务，随黄汲清等7位地质工作人员去天府煤矿了解地质情况，深入矿井观看地下工程，然后讨论有关鉴定岩芯、测绘详细地质图及地质剖面等工作，为的是让年轻的地质人员在实地演练中掌握经验，以后能找出更多新的煤矿资源，满足国家对能源的需要。
那是1946年的3月，虽满山已开遍了映山红，但野外仍然很冷。这时刘东生的胃病虽好了，但遇有大的环境及生活变化时，仍会出现隐痛或不适。但他一声不吭，与大家一起，白天有时走几十公里的山路，勘踏路线，划分对比地层，寻找化石，寻找标志层和测制地层剖面，听黄汲清给大家不知疲倦地讲解分析。晚上，大家则露宿山谷岩地，黄汲清会认真地检查每个人的野外考察笔记，召集大家分析发现的问题，介绍做地质工作的经验与方法，把在矿上采集来的岩石芯再与地面地质状况相对照，让大家收获很大。
刘东生发现，黄汲清在外总是带着国外地质学界的前沿书籍，当大家都疲惫不堪地歇下来时，他却一丝不苟地扎进书本里，为自己补充知识能量。在年龄上，黄汲清比刘东生大许多，他也是血肉之躯，不可能不累。可他还能如此有毅力地刻苦研修，可以想象这背后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他。而他已是名扬中外的大地质学家了，这对刘东生触动很大，他感到自己没有理由不拿出百倍的劲头去进取、去拼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有一点时间，不论是在所里还是在野外，除了认真完成工作，刘东生也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在书籍里，分析钻研。
同年10月，刘东生接到任务，与侯德封主任及陈梦熊等同事一起去湖北宜昌，勘察长江三峡大坝坝址的地质情况。
侯德封也是此后对刘东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他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曾任山东莱阳县中学教员。1926年起，他先后在河南中原煤业公司、北平农矿部（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太原晋绥矿产测探局等单位从事地质调查与研究工作。抗战爆发后，在四川省地质调查所任职，1942年任该所所长。1946年来到南京，任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陈列馆主任。
三峡工程，刘东生早就有所耳闻。孙中山早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里即提出了在三峡建水闸，抬高水位，以改善川江航道和进行水力发电，解决能源紧张的设想。不久前，刘东生曾见一位同事手里有一本美国地理杂志，上面就有三峡水库的远景蓝图，给过他不少遐想。没想到自己有幸参与其中，怎不让他为之兴奋和激动。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十二巫山见九峰，船头彩翠满秋空。
朝云暮雨浑虚语，一夜猿啼明月中。
李白、陆游等人经典的诗句像一个最美丽的呼唤，把刘东生一行很快引到了俊美的三峡身边。但当他们穿行在她的怀抱中，进行野外地质调查时，却也咀嚼了诗境之外的艰辛。
三峡的地势非常艰险。而他们工作的地点是在南津关，长江的左、右岸一带。它位于三峡东口，是西陵峡的终点，和瞿塘峡入口处的夔门一样，是三峡首尾两端的天然门户。长江出南津关便摆脱了高峡深谷的束缚，开始进入辽阔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而南津关的北岸下牢溪又名下牢津，因传说刘备曾据守于此津之南而得名。两岸绝壁耸天，峰奇谷异，江面狭窄，犹如一只细颈瓶口，锁住了滔滔大江，成为长江上中游的天然分界线。这里地势险要，有诗曰：“雄当蜀道，巍锁荆门”，因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刘东生一行常常被不期而遇的困难锁住。生活上自不待言。在工作中，他们每到一处，每完成一组考察数据，无不是于波涛中乘一叶飘飘摇摇的小舟，然后不断地在陡崖峭壁间或攀爬或登悬梯去采集。若不小心，每走一步都有栽进水中或摔下悬崖的危险。不仅如此，山上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草木，会透过厚厚的衣服扎疼或刺到肉里。常常还有许多虫蛇或动物出没，一不留神便会被惊出一身冷汗。收工时，他们除了收获采集到的样本及数据外，还会收获满身的伤痕。他们却戏说，又与最有魔力的蛇仙打了招呼，或与死神有个美丽的擦肩等等，以此来宽解同事或安慰自己。
除了险恶的路况，三峡的气候也像孩子的脸，一会儿一变。为尽快完成任务，无论是晴天、阴天还是雨雪天，他们从不怠慢，一天都没有休息过。当12月底离开宜昌返回南京时，有人算了一下，他们在雨雪天里工作就达16天之久，可见工作环境之恶劣。但他们疲惫瘦削的脸上却都挂着笑意，他们已圆满完成了任务。不仅如此，三峡工程中有可能会用到的资料与数据，只要有可能，他们也都想方设法多搜集一些，为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他们把绘制出的南津关穿过长江左、右岸的大地质剖面，左岸拟议中的施工地点、大比例尺地质图及若干附图呈现在大家面前时，人们赞赏有加。
1947年春，美国著名水利专家萨维奇博士来南京时，汇报与交流三峡地质勘测情况的重任落在了刘东生的肩上。这对刚进地质所不久的新人来说，是荣誉，也是激励，更是对他这一时期工作的认可。
萨维奇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不止一次在许多重要场合说：“开发三峡的计划，不仅关系中国繁荣，为中国当局所重视，实则乃国际性之伟大工程。”
会上，包括萨维奇博士在内的许多专家，对刘东生的汇报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异常尖刻，刘东生胸有成竹地一一作答。最后，与会人员都满意地点了头。这次工作经历，让刘东生在得到锻炼的同时也迅速成长起来。3、鱼化石研究填补空白
由于刘东生初战告捷，李春昱所长建议刘东生从事工程地质研究，这在地质领域也是个重要课题。
这时刘东生却有自己的想法，岩石、矿物、矿床等专业在所内都有人研究，唯独古脊椎动物领域没有年轻人涉足。他早就对这一领域的传奇式人物杨钟健倾慕有加，所以意欲尝试一下。
李春昱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地质家、地质科技管理专家，区域地质、构造地质学家。他于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7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旋即回国，在地学界及全所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不但作风民主，事事与全所上下商量着办，且关心青年人的成长，所以年轻的地质人员也愿与他说心里话。
刘东生对李所长说：“虽然说，能把自己不热衷的事做成功，才叫大成，但这会付出许多精力和心情；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但有动力、有激情，还会有干劲，于事于己可能会更好。”
李所长点点头说：“这样也好，你去和古生物研究室的主任尹赞勋先生谈谈去，我想他会欢迎你的！”
刘东生来到古生物研究室见尹赞勋，杨钟健也正好在那里。听明来意，杨钟健说：“你想研究古脊椎动物化石，这很好呀，你工作很出色，我也愿收你这个学生呢！”他拿出从国外买的书籍，说：“你可先把这些书看一看，我带回了许多朋友送我的标本，你可先帮我整理一下，多些感性认识！”
杨钟健可谓是一位地学界的传奇式人物。他1923年于北京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后，便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学习古脊椎动物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相继走访了瑞典、比利时、英国、法国等国家，结交了许多地学界的人士，了解了所在地的所有地质博物馆后，于1928年经东欧取道苏联回国。他在古脊椎动物学和中、新生代地层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他的研究以古生物学内容为主，涉及地层学、地史学、气象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等学科。他的许多工作是国内初创性的，具有启蒙和奠基性的意义。他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博士论文《中国北部之啮齿类化石》，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揭开了中国学者自己研究中国脊椎动物化石的历史新篇章，从而在中国创立了这一学科。1928年，他负责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发现了中国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1937年以后，他在云南禄丰领导发掘工作，获大批恐龙及原始哺乳类化石。与导师杨钟健等人在野外考察
能做杨钟健的学生并跟随他工作，对刘东生来说，即入门便遇到了名师。这让刘东生更加斗志昂扬，除了努力工作与学习以不负师恩外，他不知自己还能做什么。
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夜晚，刘东生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精读德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齐特尔的经典著作《古生物基础》。这是一部难啃的书。正潜心阅读时，忽听到有脚步声传来，刘东生抬起头来，来人是杨钟健。
杨钟健见刘东生手里正读的书，感慨地说：“嗯，好样的，你这样让我想到了裴文中！他在工作之后的每个晚上，就是在煤油灯下苦修齐特尔的古生物教科书而学出来的！”
刘东生知道裴文中，他是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效力，曾与杨钟健一起主持、参与、发掘了轰动世界的周口店北京猿人工作，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奠基人、中国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听杨老师能这么做比较，刘东生好像做了好事受到鼓励的孩子，欣喜万分的同时，也倍受鼓舞。“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注意。”杨钟健指点他说，“读齐特尔的书，不仅要思索和理解，还需要背诵和记忆，以后你在实际工作中便会知道受益有多深了！”
像这样的辅导和点拨，杨钟健时时都有，让刘东生有被恩泽常惠及的感觉。从杨钟健身上，他体会到了“人类幸福与否，取决于他对先辈、同行和后代能否心心相印”的深意。刘东生认定了他就是自己学科生涯中最好的引路人和恩师。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话一点都不假。有很好的领路人，还要靠学生苦练内功。这一点，刘东生在实际工作中已深深体会到了。考古研究所需要鉴定从殷墟挖掘出来的兽骨化石，当时刘东生对解剖几乎一无所知。刘东生拿着杨钟健只要瞄一眼就知道是身体什么部位的化石，而自己却要端详上半天，却像看一部天书，深知做成一件事之前，仅有雄心壮志远远不够，路需要一步步认真地走，而且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不能放过。
刘东生每天到地质调查所上班时，都要早走两个小时，到路边的肉摊上看屠夫杀猪，并认真揣摩猪身体的每个部位被剖开的过程。歇班时，刘东生会站在肉摊边看上一天，这种方法使他了解了动物骨骼的各部位构造，对他的鉴定工作很有帮助。
刘东生还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有许多学科自己还是门外汉，要想在研究工作中触类旁通、游刃有余，就必须加强学习，尽快补上漏掉的那一课。
刘东生向所里提出去中央大学生物系做旁听生，进修现代生物学知识，立刻得到所领导的支持。那里有许多著名生物学家，而且还有研究古脊椎动物化石的许多著名教授，师资力量很强。学科涉及组织学、胚胎学、神经解剖学及脊椎动物分类学中的现代鱼类分类学等课程，这些都强烈地激发着他的求知欲。
他结合比较解剖学、胚胎学等课程的学习，思索现代生物与化石生物分类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两者之间如何更好地结合起来。以后他在鱼类化石研究中取得很大的成绩，也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基础学习。
这天晚上，刘东生忙完单位的工作之后，感觉头像灌了铅一样重，且浑身疼痛酸软，他意识到自己发烧了。这时，北风呼啸，天正下着大雪。刘东生准备去听秉志先生进化论的讲座，因秉先生工作繁忙，课程都安排在晚上。陈梦熊见此便说：“你病成这个样子，就别去了。”刘东生咬咬牙说：“听秉志先生的课是一种享受，我不能放弃这一机会。”说罢，他还是走进了风雪中。
在那两年中，刘东生在学校与地质调查所之间不停地奔走，单位的工作没耽误，学校里的课程也学得很投入。虽然他的眼圈常常被熬得发黑，但他在知识的海洋中像一条鱼儿，乐此不疲，努力让自己更强壮，增强向更远处遨游的能力。
这时，刘东生已30岁了。在他这个年龄，很多人早已结婚生子，可这些还根本没有排上他的生活日程。他不仅连女朋友也没交，别人给介绍，也没有时间去见。他的面前有那么多地学界大师站着。古语“三十而立”，他有自己喜欢的事业，却刚刚起步，只有奋起猛追，才有可能接近自己的理想。南开中学有位老先生谈到人生憾事时说：有时间时，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当我们知道自己做什么时，却没有时间了。这句话深深触动着刘东生，他不想把这种遗憾留给自己。
刘东生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这时，发生的一件事对刘东生触动很大，从那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时，他都会很小心，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不放过。
中国石油公司甘肃分公司地质勘测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采来了鳄鱼头骨化石，杨钟健老师对它们进行研究时，刘东生在一旁观察。刘东生见那些化石有很多骨片，坑坑洼洼的，长出盔甲似的甲片，易与其他骨片分开。他突然想到在整理过的标本库中有些看似没有什么价值的骨片，他想那些看似没有价值的骨片，是不是也由于自己不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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