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文录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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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附子——祝味菊试读：
出版者言
中医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学派纷呈，流派林立，名医辈出，是中医发展史上鲜明的文化现象。历代不同学术流派既相互争鸣，针锋相对，又互相渗透，取长补短，从而促进了对中医药理论认识的深化，丰富了中医药内涵，补充和完善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提高了中医药的学术水平。可以说，中医学术的发展一直就与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紧密相连。
我们策划出版这套《火神派著名医家系列丛书》就是想从医家这个视角，来深入探讨火神派的学术观点和主张，挖掘整理火神派医家丰富各异的学术思想和特色鲜明的临证经验，展示他们别样的医学人生和独特价值，进而推动中医药学术的传承与发展，促进当代中医临床水平的提高。
不用讳言，对于“火神派”，业界尚存争议，作者的观点、主张也不一定完全正确，这都是很正常的，体现了学术的开放、自由。我们期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进一步引发对火神派乃至中医学术流派的探讨和研究，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积极为这样的学术探讨、争鸣提供广阔的平台。相信只要是出于发展中医药事业，出于推动中医药学术发展，出于促进中医临床诊疗水平提高，无论观点如何，主张怎样，都会得到尊重。
还需特别说明的是，丛书中的医案、处方，尤其是药物用量都是医家在当时特定条件下的个人临床经验，如有的医案处方中附子、乌头、细辛等有毒中药的用量很大，读者研读时应特别注意，慎重对待，切不可盲目生搬硬套；非专业读者，必须在相关临床医生指导下应用，以免发生意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年5月总 序《火神派著名医家系列丛书》的出版是有关火神派研究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医学术流派探讨的一件盛事，作为丛书主编，借此机会谈几点看法，并就教于广大同道。
一、火神派的主流应该肯定
近年来，火神派异军突起，以其独特风格和卓著疗效引起广泛注意，在医坛上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反响，虽然不无异议，但其主流的发展是卓有成效、有目共睹的。这主要表现在：
1.有关火神派的几十部专著相继出版，其中如《郑钦安医书阐释》《扶阳讲记》《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中医火神派探讨》等书一再加印，堪称畅销书；特别是郑钦安的著作《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及其著作的合集竟有多种版本先后上市，虽然不无跟风之嫌，但毕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的需求。
2.从2008年起，全国连续召开了五届“扶阳论坛”会议，媒体报道场面热烈，颇有“爆棚”之势。2012年11月在成都召开的第五届“扶阳论坛”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专程到会，并致辞祝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区还多次召开了有关火神派及吴佩衡、李可等人的专题研讨会；《中国中医药报》和《中医杂志》时有相关文章和报道问世。
3.发掘了一批近代火神派名家如吴佩衡、祝味菊、范中林、刘民叔、戴丽三等人的学术经验，他们早年的医案集相隔多年后又重新再版；郑钦安以前的扶阳医家亦有新的发掘，几种著作新近上市，如《扁鹊心书》《素圃医案》《吴天士医话医案集》等；涌现了一批当代火神派名家如卢崇汉、李可等人，病人门庭若市，甚至其弟子亦患者盈门；在民间则有相当数量的医家以“火神派”著称，在患者中有一定影响。
4.全国扶阳论坛2011年建立了“中国扶阳网”，为火神派的学术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民间的扶阳网站则场面兴旺。有意思的是，相当一批中医爱好者接受、推崇火神派，满世界宣扬扶阳观点，有些人甚至成为“火神派票友”，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股“火神派热”，这种局面应该说是多年来少见的。
尽管有人对火神派持有异议，挑出一些毛病，但上面所举应该是火神派发展的主流，这一点应该首先肯定。即或有些不足，某些医家言论不当，亦属枝节问题，不影响大局。
二、火神派的主要学术思想
火神派是一个独立的医学流派，其学术思想是独特的、系统的。作者归纳了火神派的主要学术思想：
1.阴阳为纲，判分万病
这是其最基本的学术观点。郑钦安“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的阴阳辨诀，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2.重视阳气，擅用附子
重视阳气，强调扶阳是火神派的理论核心；擅用附子，对辛热药物的应用独树一帜。所谓擅用附子，表现为广用、重用、早用、专用附子等方面，其中以广用附子为必要条件，其余三者为或然条件。
3.详辨阴证，尤精阴火
对阴证的认识十分全面，对阴火的辨识尤其深刻，独具只眼，此为其学术思想最精华的部分。唐步祺先生称：“郑氏所特别指出而为一般医家所忽略的，是阴气盛而真阳上浮之病。”此即指阴火而言。
4.阴盛阳衰，阳常不足
阴盛阳衰是对群体发病趋势的认识，即阴证多发，阳证少见；阳常不足，阴常有余是对个体阴阳变化的概括。二者结合，可以说是火神派对人群发病的病势观。这是决定其强调扶阳、擅用附子的前提条件。
以上这些观点前后呼应，一以贯之，形成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作者称之为“四大纲领”。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重视阳气，擅用附子。由此可以为火神派正名：所谓火神派，是以郑钦安为开山宗师，理论上推崇阳气，临床上擅用姜附等辛热药物的一个独特的医学流派。其中，尤以擅用附子为突出特点，乃至诸多医家被冠以“某附子”之类的雅号。广义上说，一个医家如果重视阳气，擅用附子，就可以称之为“火神派”。
火神派根源于伤寒派，所以选方用药具有明显的经方法度，风格十分鲜明独特。除擅用附子外，选方以经方为主，加减不过三五味，精纯不杂，法度谨严，绝不随意堆砌药物。具有这种风格者，作者称之为“经典火神派”，即较为忠实地继承了郑钦安的用药风格者。按此标准，吴佩衡、戴丽三、黎庇留、范中林、唐步祺、曾辅民、周连三等人可谓经典火神派的代表。作者认为，经典火神派是一种较为纯正的境界，一般人需要修炼方能达到。
区分“经典火神派”和“广义火神派”，纯粹出于研究的需要。实际上，广义火神派的众多医家以丰富各异的独特风格拓展了火神派的学术内涵，比如祝味菊先生的温潜法中用附子配以龙齿、磁石、酸枣仁、茯神，李可先生“破格救心汤”中四逆汤与人参、山茱萸的合用，补晓岚先生的“补一大汤药”融温辛于一炉，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思路等，都有着广泛影响，丰富发展了火神派的学术内容。派内有派，在所有医派内部包括伤寒派、温病派等都是存在的。本丛书的宗旨就是要发掘包括“广义火神派”在内的各位名家的独特经验。
三、火神派是经世致用的
火神派不仅有独特的学术思想，更重要的是——它是经世致用的，即有利于当世中医，致用于提高疗效，说通俗些，火神派治病是管用的。这个学派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疗效才是它的生命力。
1.有大量的临床验案为证
无论是近代的《吴佩衡医案》《范中林六经辨证医案选》《祝味菊医案经验集》及《鲁楼医案》《卢氏临证实验录》等，还是当代的《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唐步祺的《咳嗽之辨证论治》等个人医案专辑，以及近年出版的《中医火神派医案全解》《火神派当代医家验案集》等十几种名家选集，都收录了众多火神派医家的治验病例，既有常见病，更有疑难重症，其用药风格之鲜明、辨证思路之独到、病例之多、疗效之高，都足以令人称奇赞叹，这才是弘扬火神派的最根本的基础。
2.有一批医家转变医风，欣然变法，成为火神派门人
认识并接受一个学派是需要亲身实践的。很多医家在学习和实践以后，认识到火神派的奥妙，接受其学术思想，一改多年医风，弃旧图新，转入火神派殿堂，一如当年沪上名医徐小圃、陈苏生投入祝味菊门下，成为火神派一员。这从侧面反映了火神派的效用和影响。下面引录几位医家的感言，可见其变法的心路历程：
陕西省扶风县中医爨（音窜）新德：“走上中医之路40年，虽遵‘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旨，但大多在云里雾里摸索，常感到胸中了了，指下难明，辨证论治漫无边际。后接触到中医火神派医著，看到火神派起死回生的医术，为他们大剂量应用附子而惊心动魄，为其神奇疗效而拍案叫绝，赞叹不已。后在临床中运用扶阳理论治疗疑难病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对火神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医风为之一变，对时下西医无法治愈的一些疑难症的治疗后，神奇疗效不断出现。”（《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学术思想研讨暨纪念吴佩衡诞辰120周年论文集》，下同）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中医郭文荣：“余上世纪60年代步入中医之门，从师攻读经方……纯中医四十载，临床每遇疑难病症，自认为辨证无误，选方用药正确，经方、时方、名老中医经验等方法用尽，效果不佳，非常困惑。自近三年学习了唐氏的《郑钦安医书阐释》、卢氏的《扶阳讲记》及《吴佩衡医案》、张氏的《中医火神派探讨》等火神派著作，犹如发现了新大陆，相见恨晚，临床疗效大大提高。由此认为，扶阳理论是中医今后发展的方向，是中医的捷径。”
福建省南平市中医余天泰：“自从学习火神派以来，特别是接受祝（味菊）师观点（指‘阳常不足，阴常有余’论）后，一改30余年遣方用药之风格，临证治病注重温阳扶阳，疗效大有提高，从而也更加增添了我对中医药的信心。”（《第二届扶阳论坛论文集》）
河南滑县老中医陈守义自谓：“学了火神派以后，感觉以前60年白学了。”
河南驻马店市中医傅文录说：“学了火神派后，的确有大彻大悟之感觉。深深感悟到，临床工作二十余年，苦苦地执著追求，却百思不得其解。一入火神派门槛儿，可谓别有一番洞天，不仅有拨云见日、茅塞顿开之感，同时还有一种在一瞬间抓住了中医之根蒂与精髓之感，也充分认识到中医博大精深后面那真正的内涵与神灵。”
看得出，他们都是从医几十年、有一定声望的老中医，晚年变法，转变医风，说明火神派确实经世致用，引人入胜，一如当年齐白石58岁时毅然“衰年变法”，成就一番功业。如果征集这方面的事例，相信会有更多的医家畅谈变法感悟。
作为火神派的传播者，作者还有幸接触过不少中医“粉丝”“票友”，慕名找到作者，述称接受扶阳理念后，求医转用火神派方药，疗效明显提高，许多久治不愈的痼疾竟然迎刃而解；有些“票友”还能仿照火神派方略给人治病，疗效居然不俗。如果征集这方面的事例，同样能有许多故事。
四、阳虚法钦安，何偏之有
火神派的兴起乃至成为热点无疑是好事，由此引起有关学派及学术的争鸣，也是正常的。中医学历史证明，不同学派通过交流、争论，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才是推动中医发展的动力。因此，鼓励、支持包括火神派在内的学派研究，是中医继承、提高与创新的应有之义。
有关火神派争议最集中的一点就是火神派是否有偏？许多人称其重阳有偏，用附子有偏……总而言之，一个“偏”字了得！火神派是否火走一经，剑走偏锋？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看，所谓偏是偏其所长，偏得其所，有其长即有其偏，无所偏则无其长。
1.各家学说“无不有偏”
历史上各家流派都有自己的研究重心和方向，议论必然有所侧重，强调一说，突出一义。金元四家分别以突出寒凉、攻下、补土、养阴而见长，旗帜鲜明地提出各自独立的学说，构成了中医丰富多彩的各家学说框架。由于强调一说，突出一义，议论与着眼点自然有所偏重，这是很正常的。刘完素主张“六气皆从火化”、张子和“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李东垣把“大疫完全归咎于内伤”、朱丹溪的“滋阴降火论”可谓皆有其偏，不了解这一点，就是对各家学说缺乏起码的认识。
火神派强调阳主阴从，与阴阳并重的理论确有不同；强调肾元的作用，与东垣重视脾胃也不相同，唯其如此，才显出其观点的独特性和侧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家皆有所偏，所谓有其长即有其偏，无所长则无其偏，这是各家学说的基本特点，不承认这一点，各家流派恐怕就无以存在了。清·李冠仙说得好：“殊不知自昔医书，惟汉仲景《伤寒论》审证施治，无偏无倚，为医之圣。后世自晋叔和以下，无不有偏。迨至金元间，刘、张、朱、李，称为四大家，医道愈彰，而其偏愈甚。河间主用凉，丹溪主养阴，东垣主温补……前明王、薛、张、冯，亦称为四大家，大率师东垣之论，偏于温补，而张景岳则尤其偏焉者也。其实《新方八阵》何尝尽用温补，而其立说则必以温补为归。后人不辨，未免为其所误耳……不善学者，师仲景而过，则偏于峻重；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知医必辨·序》）
虽说“医道愈彰，而其偏愈甚”之语说得有点过头，但终归指明了各家学说“无不有偏”的事实。
2.补前人未备而成一家言
从另一方面讲，这种所谓偏确实又持之有据，言之有理，并未超出经典理论的范畴，绝未离经叛道，否则它不可能流传下来，因为它经不起历史和实践的考验，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并不偏。明·李中梓说：“（金元）四家在当时，于病苦莫不应手取效，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谓补前人之未备，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拾，却相发明，岂有偏见之弊？”“子和一生岂无补剂成功？立斋一生宁无攻剂获效？但著书立言则不及之耳。”孙一奎则说：“仲景不徒以伤寒擅长，守真不独以治火要誉，戴人不当以攻击蒙讥，东垣不专以内伤树帜，阳有余、阴不足之谈不可以疵丹溪。”（《医旨绪余》）《四库全书提要》对这几句话大加赞赏，称为“千古持平之论”，难道今人还不及古人公允？
火神派强调扶阳的主张不过是对《内经》“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观点的发挥而已；强调肾阳的功用，与古人“肾为先天之本”“补脾不若补肾”的理论也有相近之处，并未离经叛道，何偏之有？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汪剑教授称：“仔细研究火神派医家的著作，便能发现火神派作为中医学术体系范围内的一种学术流派，其理法方药始终遵循辨证论治的规范。”此论公允。
坦率地说，不排除有人“各承家技，始终顺旧”，见到稍有创新之见，轻则认为偏差，重则斥为离经叛道，其实是保守思想在作怪，或者对各家学说缺乏常识。历史上，各家学说均曾遭受非议和攻击，可以说无一例外，有的还很激烈，看一看温补派与寒凉派、滋阴派的争论就可以知道。然而，这些流派今天仍被接受并予发扬，历史证明了它们的价值和地位。这里，关键是对各家学说应持历史态度和客观分析，要“因古人之法而审其用法之时，斯得古人立法之心”， 否则“窥其一斑而议其偏长”（明·孙一奎语），那才真正出了偏差。
3.阳虚辨治，独擅其长
关键是要认识到各家流派各有所长，各具特色，“人讥其偏，我服其专”。不要求全责备，以偏概全，学者要善于取精用宏，博采众长，“因古人之法而审其用法之时”，何偏之有？我们常说，“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明医杂著》），诸家各有其长，各司其属，为诸多医家所遵奉，没有人嫌其偏，“果医者细心参酌，遇热症则用河间，遇阴亏则用丹溪，遇脾虚则用东垣，遇虚寒则用景岳，何书不可读？何至咎景岳之误人哉！”（《知医必辨》）
今作者聊为续一句“阳虚法钦安”——遇阳虚之证则参用郑钦安之法。其他中医学派都可以信奉，怎么轮到火神派就出偏差了？恐怕还是见识不够。须知郑钦安“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千古一人而已！”（唐步祺语）大要在善用之而已，何至咎钦安之误人哉！
清•齐有堂说：“六经原有法程，病在阳明，所怕是火，火邪实盛，足以竭阴，法当急驱其阳，以救其阴；病在少阴，所喜是热，热尚未去，阳即可回，法当急驱其阴，以救其阳。不明其理，肆谓某某喜用温补，某某喜用寒凉，安知仲景之法条分缕析，分经辨证，确有所据，温凉补泻，毫不容混，乌容尔之喜好也耶？徒形所议之疪谬耳”（《齐氏医案》）。意思是说病在阳明，当救其阴；病在少阴，当救其阳，“分经辨证，确有所据”。那些“不明其理”者，却反说人家是率性而为，肆意称其“喜用温补”“喜用寒凉”等等，实在没有道理，“徒形所议之疪谬耳”——徒然显示这种议论之谬误耳。
当然有所偏不等于走极端，火神派主张阳主阴从不等于有阳无阴；重视阳虚不等于否认阴虚；主张扶阳并不废止滋阴；广用附子不等于滥用附子，等等，其实这些属于常识范围，一个成熟的医家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不管怎么说，火神派的兴起乃至成为“热点”都是好事，如果由此引起有关学派乃至整个中医学术的争鸣，都将促进中医的繁荣和发展。
五、火神派是第八个医学流派
火神派完全符合构建一个医学流派的主要条件，即：有一个颇具影响的“首领”郑钦安；有两部传世之作《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有以吴佩衡、唐步祺、卢崇汉等为代表的众多传人延续至今，民间拥戴者尤多。它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创制了代表本派学术特点的几首名方如潜阳丹、补坎益离丹等，而其用药特色之鲜明更是超乎寻常，其临床大量成功的案例都表明这是一个特色突出而经世致用的医学流派，与其他医派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我们认为它是继伤寒、金元四大家、温补、温病派之后的第八个医学流派。作为建议，它有理由补充到高校《中医各家学说》的教材中去。相信火神派的学术价值，必将越来越得以彰显，薪火相传。火神派热也好，“冷思考”也好，都不会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它将按照中医发展的规律展示自己的前程。
六、关于丛书编写的设想
本丛书旨在进一步发掘、整理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和丰富的临证经验，形式上以医家为单元，从广度和深度来揭示入选名家的丰富各异的学术特点，进一步弘扬其学术精粹，促进当代中医临床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为各家学说和基础理论研究进行新的拓展。
我们拟分批推出这套丛书，第一批暂且选定郑钦安、吴佩衡、祝味菊、刘民叔、范中林、戴丽三、唐步祺、周连三、李统华、曾辅民等医家作为选题目标，他们的火神派医家身份应该没有问题。
关于各书作者，像吴佩衡、戴丽三等都有后人或传人，由他们来编写，应该是理想人选。其他则遴选对某医家有兴趣、有研究者执笔，当然，他们应该是火神派传人，至少应该对火神派有着相当的理论基础。
每位医家基本内容包括：医家生平事略、师承、门人及人文掌故等，重点是其学术思想尤其有关火神派的内容，包括理论建树、临床经验、医案荟粹等，当然也包括非火神派方面的内容，以展示其学术全貌。中心是全面而深入地发掘各个医家的独特学术风貌。
总之，鼓励和支持包括火神派在内的学派研究，是中医继承、提高与创新的应有之义。我们应该乘势努力，通过火神派研究，推动整个中医学的发展。《火神派著名医家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在各家学说的研究中尚属首创，这是一次尝试，缺点在所难免，还望高明赐教。张存悌2014年4月前 言
我很荣幸，能够参加由著名火神派医家与研究者张存悌老师任总主编的《火神派著名医家系列丛书》的编写工作，发自内心地感谢张老师给了我学习与提高的机会。第一次接到张老师电话时，心中慌恐不安，担心自己才识学浅而难以胜任编撰《祝附子——祝味菊》分册的工作。在张老师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下，我才动手去进行整理与编撰工作，又承蒙张老师提供部分电子文稿，指导怎样寻找祝味菊的书籍、资料、照片等，使得这项编撰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2004年，受到张存悌老师在《辽宁中医杂志》上发表的火神派系列文章的影响，笔者开始涉猎火神派著作与相关研究资料，对祝味菊先生的学术思想也有所了解，初步阅读了《伤寒质难》等书，曾在杂志上发表过“沪上火神派领军人物——祝味菊”的文章。虽然对祝味菊的部分学术思想有点了解，但读《伤寒质难》时，仍是恍恍惚惚、一片茫然，除了热衷于祝氏的扶阳观点外，其余内容均是一知半解。为了进一步加深对祝味菊学术思想的认识，我开始着手收集资料，反复认真阅读《伤寒质难》十数遍，又仔细研究各家论述，渐渐对祝味菊的学术思想有了一些认识与体会，但仍然不够系统。后来有幸阅读到农汉才“祝味菊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为我的撰写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与方法。动笔之后，随着对《伤寒质难》的深入理解，逐渐地把祝味菊的学术思想整理出了一个头绪。在整理祝味菊医案部分时，由于文字内容过于简单，加之其用药规律多与匡扶正气、注重扶阳密切相关，为了充分让读者理解并吃透其医案中的主题思想，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对医案进行了分析与点评，补充提炼了祝氏应用方药规律，丰富了医案内容。
祝味菊先生成名于20世纪初，《四川省医药卫生志》将其列入善用热药的“火神派”，我曾撰文称其为“沪上火神派领军人物”，这是有其深刻缘由的。《医林春秋》中称其“学兼中西，善长内科，喜用附子、麻黄、桂枝等温热药，尤善用附子，屡起沉疴，名噪一时，时人誉为‘祝附子’”。《海派中医》则称其“学贯中西，擅用附子”。从这些记载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祝味菊又号“祝附子”，并非其本人所自封，而是后人对其学术思想、诊治特色所进行的概括，我们可以从祝味菊《伤寒质难》一书中体会到，其匡扶正气、本体疗法、自然疗能等扶助人体正气的方法，均是扶阳重阳学术思想的体现。因此，我认为《伤寒质难》一书是学习火神派学术思想及临床应用的最佳读本，相信读过此书的学者一定会有同感，而当阅读并理解了郑钦安医学三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之后，对此可能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重点参考了《祝味菊医案经验集》与农汉才的“祝味菊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还参阅了大量专家学者的研究资料，特此向这些原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作者学识浅薄，经验不足，加之研究祝味菊学术思想还是第一次，书中不当之处，还望同道、读者赐教、指正。傅文录2014年1月10日于清河南岸一、生平轶事
祝味菊，20世纪初民国时期沪上著名中医学家，笔者曾撰文称其为“火神派沪上领军人物”《医林春秋——上海中医中西医结合发展史》中称其“学兼中西，擅长内科，喜用附子、麻黄、桂枝等温热药，尤善用附子，屡起沉疴，名噪一时，时人誉为‘祝附子’”；而《四川省医药卫生志》将其列入善用温热药的“火神派”。（一）少年时期
祝味菊，名积德，字味菊，自号傲霜轩主。清光绪十年甲申农历九月十三日（1884年10月31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小关庙街，1951年7月30日因病卒于上海，享年67岁，后葬于祖籍浙江绍兴祝家桥祝氏坟地。现祝家桥已被一无名新桥所替代，但还有一处标志物“祝家岸”可见，其周围已成为某纺织厂的宿舍区。
祝味菊祖籍浙江山阴（现绍兴），清代时，先祖曾世代为医，因其祖父祝紫园到四川为官，奉调入川，遂全家迁居四川成都，后来祝味菊的父亲祝子吉曾到成都府华阳县（有资料认为是金堂县）做官，任县令，母亲孙氏早亡，其父又续弦孙氏之妹为妻。祝味菊有兄弟姐妹6人，祝味菊排行老大。一次成都平原发洪水，其父祝子吉因公骑马在该县中兴场附近巡视时，不幸溺水身亡。因父亲早亡，青少年时期（1884～1907）的祝味菊就寄居于时在成都盐务的姑父严雁峰处，一边协助姑父经营盐务，暇余则学习国学与岐黄之学，为学习中医奠定了基础。据祝味菊在《祝氏医学丛书总序》中所说：“余年十七，开始学医。”说明他17岁时已开始接触并学习中医，这是1901年。
一个名医的成长经历，其生活环境与求知方法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祝味菊在《伤寒质难》中曾自述道：“吾先祖世代业医，髫龄已耳熟医病名词。”可见祖上世代业医的背景，让祝味菊从小就接触中医学并产生浓厚的兴趣。而在其早期学医经历中，尤其深受其姑父严雁峰的影响。
祝味菊自幼寄居于姑父严雁峰家。严雁峰（1855～1918），名岳莲，字雁峰，清末知名学者，原为陕西渭南人，后迁居四川成都。严氏热医喜道，并通医理，与当时诸多善医之士（如廖季平、阎永和、刘雨笙等）交往甚好。严氏经学功底深厚，曾入尊经书院读书，乃王壬秋的高足。严氏为大盐商，因经商获利而积累了大量资金，又甚爱读书与藏书，故斥巨资收藏了大量书籍，家中藏书楼名为“贲园”。贲园内有5万余卷藏书，经、史、子、集皆备，尤以中医秘籍与全国各地方志为两大特色。严氏不仅藏书、读书，还亲自点校、编纂、刻印图书，1908年严氏编纂了《医学初阶》《伤寒论浅注方论合编》等书，这为祝味菊的学习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严氏看到祝味菊聪颖好学，就先后延请成都宿儒刘雨笙先生和某太史公等为其讲授医经。祝味菊亲承严训，课读不缀，阙疑好问，锲而不舍。对于各种问题，必研求其所以然而追根求源；如有不解，则尽列所疑之点，问质于古人之著，甲本注之不解再求之于乙本，乙之不解又求之于丙，正如其所述“溽暑衣襦尽湿，勿觉也；入夜披阅达旦，勿倦也”。好几次，他的老师竟因不能穷解其疑而自辞，遂传为佳话。祝味菊先生精勤苦读，自学不倦，遍阅家中各种典籍，“三月而其书穷，其疑终不释”；又由于“三更其师，而终未能祛其所疑”，姑父严雁峰亲自出马传授医学，最后也只能说：“穷矣！吾无能为力矣。”
由于祝味菊不仅聪颖好学，更善于独立思考，深求甚解，总是认为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论语》），以至“三更其师，而终未能祛其所疑”。为了帮助祝味菊解除心中更多的疑惑，严雁峰送祝味菊去攻读西医，以扩大学习范围。（二）求学西医
1904年由四川总督创办于成都陕西街的“四川陆军军医学堂”开始招生，严雁峰积极支持祝味菊报名参加学习，他说道：“向之不足，其自索之于舶上欤？”这种深切感到自身的不足，希望开拓视野、向海外学习的言行，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08年，24岁的祝味菊到四川省城“四川陆军军医学堂”学习西医。在校期间，他“见闻一新”，因他有深厚的中医基本理论功底及基础，又是带着很多的中医问题去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融会新知，自求新解”。因此，短短两年时间，祝味菊就取得了“向所怀疑者，十释其三”的效果。 1910年，因该学堂聘请的日、法教员不和，明争暗斗，学校进行改组，日籍教师纷纷退出。在这种情况下，祝味菊随老师石田先生东渡日本，在日本学习期间，日本的各种医药陈设给祝味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1年，祝味菊学习结束后返回四川成都，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
在这段学习经历中，祝味菊不仅系统地学习了西医基础理论，而且还在日本见习，为他以后的医学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川中行医
1911年，祝味菊由日本返回四川成都后，主政“于官医院”，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关于这段经历，祝味菊自己有明确的记述：“味菊幼读轩岐、仲景之书，长而兼习西医，游学三岛归国后，服务于四川省会警察厅官医院，院中中西医并立，味菊任中医主任6年。”
祝味菊最初行医是在官方中西医并存的医院中担任“中医主任6年”。其先学中医、后学西医所形成的思维方法与学术思想，必然经受一般中医人所不可能遇到的困难。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祝味菊以自己所学在中医临床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使得西医同行刮目相看。“凡遇西欧国家医生不能治之病，用仲景方治之往往应手立愈。成都又有福禄康医院，法兰西人创办，院中医生皆虬髯碧眼，赫然法国博士也。高师学生郭某病伤寒，往就诊，法医官祝武烈、任尔为等屡治不效，病日重，已昏不知人，祝、任二君均称不治矣。延味菊往诊，予大剂回阳药三服而愈。二君诧为怪事，争欲研究，以不能通解中国古书，怅然而止。西医医院例不许病人服中药，自此以后，特许味菊以中药治病。”
在一家官方不许使用中药的西医院中，祝味菊用他出色的中医医术赢得了特许使用中药的权利。祝味菊出道不久，就能获得这样的特权，足以说明他既精研中医医理，又充分接纳西医，治疗急危疑难重症有良好的临床效果。
祝味菊应用“回阳药”治疗危重疾病，与四川郑钦安扶阳学术思想的传播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火神派鼻祖郑钦安的亲传弟子卢铸之（卢火神）先生（1876～1963）差不多与祝味菊生活在同一时代。光绪末年（1908），卢铸之在成都开设“扶阳医坛”，除了免费讲解中医经典《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之外，还重点讲解郑钦安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广泛传播郑钦安的扶阳理念。此时在成都行医的祝味菊，也得益于“扶阳医坛”，深受郑氏扶阳思想的影响，在临床上善用“回阳药”。
更为重要的是，祝味菊在蜀中官方医院行医过程中，切实感受到了中西医学各有其长短，并确立了惟真理是从，取长补短，融会贯通的观念，即客观地了解中西医各自的优势，坚定地走中西医汇通之路，这为其今后的中医创新奠定了基础。在谈论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时，祝味菊说道：“味菊乃益研求中西异同之故，知二者各有短长，不容偏废。且中西立论虽异，实有可以融会贯穿之道。”
祝味菊在蜀中“主政于官医院”的经历，奠定了他一生对中医执着追求与探索的基本思维方式。他在介绍这段经历时说：“孑然一身，不为世囿，爰得实行我辛苦仅有之理想，叛古逆今，勿顾也。因取旧学之不合真理者废之，有药效而其说不可取者正之。在政七年，向所怀疑，十去其六七矣。夫真理惟一，初无国族之别也。吾所谓道者，其说可以质诸世界学者，非斤斤于门户之争也。”可见，祝味菊在官方医院行医的这7年间，经过艰苦的实践探索，将过去所学中遗留下的疑问“十去其六七矣”！而此前学习西医的3年中，也仅仅是“所怀疑者，十释其三”，这坚定了他一生用中医并借助西医解决中医临床上疑难问题的信念。
1918年，祝味菊离开官方医院，在成都正式独立行医，前后近6年，诊所位于成都小福延营巷。有关祝氏这段行医经历的记录不多，我们可以从其一则医案中，看到当时祝味菊对寒热药物应用的缜密思考与探索：“民国十一年（1922），余悬壶成都，有府街刘老者已古稀之龄矣，卒病伤寒，壮热烦渴，六脉洪实，谵妄无度，不可终日。医皆虑高年气衰，不敢任用峻剂。余重与玉女煎，去牛膝，加犀、羚各三钱，一剂知，再剂已，数日而痊。阅十余载犹见其独步街头，腰脚弥健，计已耄耋之年矣。若斯禀赋，实为稀有者也。有是体，始用是药。吾非不用寒凉也，特以今人体质浇薄，宜温者多，可清者少。温其所当温，不足为病。”从这段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祝味菊对于阴阳辨证的思路是多么的清晰，而阴阳辨证正是郑钦安学术思想之精髓，况且“热者寒之，寒者热之”正是《内经》所说的“治病求本”。之所以蜀中医者喜用热药，完全是因为当地人的体质，故祝味菊才会感叹到“宜温者多”，其后来擅长应用温热药，不仅是受郑钦安扶阳理论的影响，而且也是因为“有是体，始用是药”，而并非是出于个人的习好。
由于祝味菊在四川成都行医时间有限，加之地域限制，他的学术声望并不高。而后来到了上海，他才正式登上了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更大舞台。（四）沪上悬壶
1924年，在蜀中行医14年后，已是40岁的祝味菊，因避乱而从四川迁移到上海。当时的上海作为大都市，中西医疗机构都非常集中，名医辈出，医疗市场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虽然祝味菊在蜀中行医已是小有名气，但要打入上海并立稳根基，也不是很容易的，需要缜思谨行的。因此，到达上海之后，祝味菊并未急于开业行医，而是先潜心调查研究，积极地思考并虚心地学习。
祝味菊生长于蜀中，蜀中医家擅于应用热药治疗三阴虚寒病证的特点，自然对祝味菊诊治思路与用药方式有很大的影响。他认识到四川与上海相隔数千里，其地理、人文环境都有很大的区别，为了适应上海医疗特点，祝味菊去熟悉“水土之不同，习闻体气之攸殊”，况且“入国问俗，不敢孟浪悬壶，息影沪上者一年”。他“窃曾徘徊于名医之诊室，留连于药铺之店柜”，从医到药都经过一番深入实地考察与观摩。这时候的祝味菊发现，“诚然病不异于三湘，而处方用药，则大不相同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祝味菊“归而思其所以，疑莫能释。夫伤寒、疟疾，其病源一致，其所发症状中外一辙，何以证同而方药各异，岂真水土之不同欤？”可见他把最初的怀疑，主要集中在“水土”之不同上。
为了解开“证同而方药各异”的心中疑团，祝味菊谦恭地拜当地中医为师，虚心求教。正如他在书中写道：“于是虚心下气，侍诊于名医朱某（即朱少波）之门，凡三阅月，深佩其机巧莫测，料变若神。然病者往往由轻而重、而死，医者逐步料到，而终不能挽其死。由辛凉解表、甘淡祛湿，而至透热转气、清营散血；由宣化湿浊、滋阴清热，而至涤痰开窍、平肝息风，医者逐步做到，而终不能弭其变。”这样的调查结果，出乎祝味菊的意料之外。他发现当地医生对疾病的诊断与疾病发展变化预测准确，按照温病学说理论进行按部就班治疗，却始终无法挽救病人的生命。祝味菊无限地感慨：“于是爽然若失，默然深感名医之所以成名医者，在于料病识变，而不在于劫病救变。呜呼！熟悉疾病之趋势，而不能改变其趋势，虽为名医，又何足多哉！然病者以为膏肓难挽，不咎药之杀人，至死而不悔。医者以识病而自命不凡，父以授子，师以授弟，以一盲引众盲，傲然自得，此其所以为名医也。至于砌词藻于方案，以玄为博；逞谈锋于应对，以妄为是，犹其余事耳。嗟乎！肺腑无语，冤魂莫伸，虽有明眼，何法苏生？”
调查研究数月之后，祝味菊终于发现，上海仍然沿续清代以来江南温病学说一统天下之局面。医界已经形成了崇尚阴柔、肆用寒凉“轻灵”之风气，完全不顾实际疗效的情况，沉醉于“轻清”与“寒凉”之中而不能自拔。这时的祝味菊心情十分沉重：“余虽有改革之心，然邪说横流，独木难支；举沪滔滔，孰与为友？众醉独醒，孰与为俦？欲同流合污，牺牲病家以徇俗，为天良所不许；欲力挽狂澜，发挥真理以警世，又为时论所不容。积重难返，不禁感慨系之矣。”
祝味菊在缜思谨行之后，开始应用“以治川人之法，稍稍变通以问世”，但却是“未尽应手”，也就是说开始临床疗效并不尽人意。此时，祝味菊又开始深刻地反省自己，其“闭户潜修，研究探讨，恍然知东西异治者，非但水土之不同，实亦体质之有殊”，也就是说上海江南之地与四川蜀中盆地之人的体质有明显的差异。祝味菊豁然开朗，于是便“不顾一切，奋然悬壶，一秉真理，不屈不挠，以为人诊疗，往往应手而愈”。自此，祝味菊才在上海正式悬壶济世，这已经是1925年的事情了。
祝味菊也渐渐开始以擅用热药附子而出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当时的江南社会普遍认同叶天士、王孟英之说，好用“清淡阴柔”，把附子视为虎狼之药，医家不敢处方，病家不敢服用。而祝味菊用温热药，特别是大剂量附子以治外感病，不仅令同道者不理解，更有甚者对其诽谤与排挤。但他以其卓越的胆识、丰富的经验、超人的智慧，常在群医束手之时，力排众议，拒扰担保为病人治病，屡屡以大剂温热药挽救垂危濒死之病人，由此而名噪一时。其用附子出奇制胜的医案，曾在上海广泛流传，成为佳话。
在《伤寒质难》中记载了民国十八年（1929），即祝味菊正式行医4年之后的一个完整病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祝味菊用附子还未得到同行们的认可，曾经遭遇到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阻力与困境：“有学生徐某者，其父任要职于福星面粉公司，其次子病伤寒（西医的肠伤寒病）甚剧，诸医束手。其子因常问道于余，对于余之学说，影响稍深。于是延余往诊，则高热两旬不退，神昏谵妄，前医佥谓热入心包，主用清宫。余心知其非，拟与姜、附、麻、桂一方，服后诸恙依然，晨又为处方如昨。徐氏慌乱之余，又延名医某某等会诊，皆认为热药之误。一医且笔之于方案，谓邪入心包，误投辛燥，法在不救，于是怨尤群集其子。其子惶惶然趋车来访，不遇，又追踪至余亲戚家。窘态毕露，要余同归。余怪之，问曰：前方服后，厥恙转好否？徐子曰：勿也。余曰：然则转变否？曰：未也。余曰：不好、不变，药力未及也，何用惊为？徐子嗫嚅曰：名医某某等佥谓服师药已无救矣。余慨然曰：若是，吾之咎也。”这是事情发生之缘由。
到达徐家之后，祝味菊记载了激烈争持的场面：“与子同归，既入门，某医方蹣跚下楼，相遇于楼次，时余方悬壶未久，夙在医会（上海神州医药总会）心识其人，因恭叩之曰：病者如何？某医口衔雪茄、翘指仰首而言曰：休矣。岸然扬长而去，其一股傲慢不逊、老气横秋之态，令人忿满难受。无已，忍气而入病室，其父蹙额相迎，其母悻悻相视。迳诊其脉，信如徐子言，无佳象，亦未变也。乃询徐父曰：主翁促余来，将何以为命？徐父忸怩良久，讷讷曰：无他，豚儿病笃，愿先生竭力焉。余曰：然则晨方服未？徐父恧然曰：顷间名医会诊，以为非是，未敢服也。余曰：然则名医必有奇方能立起沉疴者矣。徐父愀愀然曰：名医谓误服辛燥，不可救也。言下唏嘘不已。余曰：有是哉？病以吾药而剧，吾固不得辞其责。然吾知此病之不即死也。吾使人来侍病者五日，向所服药，过五日，其药性当已消矣。其不及五日而亡者，药之过也。吾诊所有招牌三，任汝三子撤下而毁之，主翁其鸣之报端，为庸医杀人之戒。苟过五日而不死者，非吾之罪也，任令更医调治，吾不复诊矣。徐父长揖而谢曰：吾辈固深信夫子者，医家有割股之心，先生既知其不死，幸始终拯救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祝味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名医刘某傲然翘指仰首断言说病要“休矣”的时候，祝味菊却未被这样的情况而吓倒，而是冷静地进一步诊察病人情况，发现患者并未显示出因服药而病情加剧的表现，因此而敢与病家立下军令状，以5天为期。5天之内若病者死亡，就请其砸掉其行医之招牌，并登报批评。病家见祝味菊这么有信心，才最终下决心让其继续治疗下去。祝味菊认为，自己不仅有救人的义务，也有保护自己声誉的权力。因此，他也要求病家“取顷间毁我者之方案，交余收存，病愈后，即以此方刊布报端，言毁人者所不能治，而卒为被毁者所起，昭告天下之为父母者，俾知名医之言颇不可尽信，固不必明言为味菊所起也”。
得到了病家的应允之后，祝味菊依然坚持用自己原来的处方药物，并答应次日早晨自来复诊。其治疗结果出人意料：“次晨余迳往，破扉而入，朗声曰：‘味菊来矣！昨宵病人不测未？’徐父自楼左趋跄而下，怡然而谢曰：‘豚儿（小犬）服夫子药，汗出热减，神静而得安寐矣，夫子真神人也。’复出纸笔，请处方。余曰：‘无更只字，再服两剂。’次日仍照原方两帖，诸恙大愈。因谓徐父曰：‘向者一纸热药，即被断为杀人。今连服六剂，而热退神清，岂天佑耶？’徐父谢曰：‘微夫子真知毅力，犬子其坐毙矣！今而后始知名医之所以为名医也。’”
这一成功的案例，使祝味菊赢得了病家的信任，也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但他所遭到同行们的攻讦与排挤，也使他始终难以释怀，并时刻寻找机会以发泄胸中之郁闷。在一次中医聚会中，当时大家讨论政府排斥中医条例，并一致通过反对宣言。将要散会的时候，祝味菊向大会要求发言，在发言中，他阐述了中医药发展历史悠久，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功不可没，可有些人，即“有地位之名医，一无相当学识，又复信口雌黄，攻讦同道，而不负责任，吾侪当若何处置之”？主席慨然答到：“此害群之马，吾侪当除名惩戒之。”祝味菊当时就从袖中拿出某名医“丁、刘两方”准备发难，而丁某名医时任主席团高位，会长见事不妙，急忙摇铃散会。散会后，会长给祝味菊作长揖说道：“现在正是中医一致对外之际，请君一定要顾全大局，勿因小事而让外人笑话。”同时，“徐老相任，亦从中调停，设筵于大加利，某某（丁、刘）两医强颜谢曰：事出误会，愿阁下勿介意焉”。祝味菊一笑了之。自此事发生之后，当时的中医界就再也没有“攻讦”祝味菊了。
大凡到祝味菊诊所诊治的小儿，多是属于投寒凉太过，阳气受损，正气无力抗邪，阳微气弱之证，实属难治之证。凡遇此类重症，祝味菊很愿意一力承揽，不加推诿，不承认“死马当作活马医”这句逃避语，相反却认为“死马是不能救活的，可活之马然后救得活，未死之马不可当它为死马”。他既不是图侥幸，也不是为哗众取宠而用附子，完全是出于临床考虑，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其擅用附子、重用附子、活用附子，是因为他抓住了应用附子之要领，“艺高人胆大”。祝味菊凭借其高超的医技、非凡的胆识和高尚的医德，常能救人于“不治”之中，往往是出奇不意、起死回生，让众人刮目相看，因此，在当时的上海祝味菊又获得“医侠”之誉。
祝味菊“医侠”之美名，与其人格魅力密切相关。从后人走访与调查研究可以得知：祝味菊为人正直，性情豪爽，待人真诚，胸无城府，且性格刚毅，博学多识，口才善辩。他唇上留下一撮短短的八字胡须，西装革履，走路腰板挺直，外出则携手杖，俨然一派绅士风度。从照片中我们就可以领略祝味菊当时的风范与非凡气质。他晚年自号为“傲霜轩主”，就有“菊残犹有傲霜枝”之意，其个性用“不敷衍、不媚上、不屈节”来概括，非常恰如其分。
据当年的老人回忆说，祝味菊言谈时一口四川风味的普通话，常词锋犀利，雄辩无碍，时而面容整肃，时而狂声大笑，初相处，觉其态度矜持，但处久后就会感到春风拂拂，不会让人难以接受。有意思的是，祝味菊与弟子胡觉人的口音曾被传为趣事，胡觉人原是大公报的记者，后跟随祝味菊学医，胡觉人是四川人，幼年迁到绍兴，师徒二人一个是“讲四川话的绍兴人”，一个是“讲绍兴话的四川人”，彼此相映成趣。正因为如此，祝味菊很快就与上海的各方名医，以及不少政界人士相交往来，并结为莫逆之交。他经常与徐小圃、徐相任、朱少波、陆渊雷、章次公等人畅谈医理，倡扬革新。当年于右任先生曾为祝味菊诊所题写匾额，著名书画家符铁年先生也曾赠巨幅松柏山水画。
祝味菊是个爱憎分明的医中大侠。战争爆发后，因他的名气大，上海的一些日伪汉奸大员曾请他看病，均被他拒绝。当时他的家住在上海江湾，而诊所在法租界的嵩山路振平里，从家去诊所要经过外白渡桥，一次守桥的日本兵不允许中国人乘车通过，要下车步行，遭到祝味菊的拒绝，并用日语大骂日本兵。后来他干脆就搬到了振平里住，一直到去世。
祝味菊对平民百姓却是十分同情。他的诊所每天早晨6～8点是义务施诊时间，专门为贫困市民免费诊疗，一般多由他的学生如胡觉人、康立人、王兆基、蒋哲民、樊树人、夏文灏等轮流值班坐诊。对于非常困难者，还常常免费送药，病人可到诊所对面的福寿堂中药店取药，而费用由祝味菊结算。这在当时老百姓中是尽人皆知的好事。
祝味菊不仅是一位名医，同时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在8年抗战与解放战争期间，祝味菊的振平里诊所是革命者经常出入的地方，并为这些革命者提供活动场所和物资上的帮助，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的革命活动提供保护。据当事人回忆：胡兰畦曾在诊所里发行抗日刊物《小把戏》及《战鼓》壁报，其诊所不仅是革命的“防空洞”，还是革命的“转运站”。与此同时，祝味菊的学生、亲人中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由于胡兰畦等革命者在诊所里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因而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9年5月18日，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到他的诊所搜捕胡兰畦，在没有得逞的情况下，将65岁的祝味菊先生抓走，关进监狱。4天后，由病家花了重金，出面作保，才被释放了出来。5月25日上海就迎来了解放。（五）兴学重教
祝味菊1924年迁居上海时，适逢中医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压和排斥。当时的政府已将许多学科的学校教育纳入了国家的政策，特别是西医的教育，而中医则被视为“非科学”而遭摒弃。为了中医的生存与发展及其合法化的地位，中医界奋力抗争，并联合力量进行民间办学。
1927年，祝味菊到上海后开业不久，就与徐小圃共同着手筹建上海景和医科大学，校址设在上海金神父路。该校预设课程计有国文、讲经、理化、动植物学、胎生学、解剖学、解剖实习、医化学、药物学、诊断学、内科学、皮肤花柳病学、耳鼻咽喉科学、眼科学等16门，并已制定有积极进取之计划，一切工作也准备就绪，开学有期。后因江浙皖赣四省变乱，朝不能安位，民不能乐来，士不能焉于学，上海景和医大遂归于沉寂无闻矣。
1929年4月29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第8号公告，把中医办学摒弃在学制系统之外。8月又发布了第949号部令，严令取缔中医学校，禁止各校招生等。为应付这种险恶的局势，全国医药团体发起了第一次总联合会，代表大会于12月1日在上海举行，共223个团体、457位代表参加了会议，祝味菊作为上海代表参会。经过5天的讨论，大会选出以张梅庵、谢观、祝味菊等23人为代表的请愿团。12月7日请愿团启程赴京，分别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立法院及教育、卫生两部请愿，请求撤销阻碍中医药发展的各项政令。由于事态的发展为当局始料不及，因而政府只好变换手法，由国府主席蒋介石下令撤销教、卫两部的命令，以示维护。这次请愿胜利后，全国中医界无不欢欣鼓舞，继续兴学办教育，这给踌躇满志的祝味菊办学兴教带来了新的希望。
1935年，祝味菊应聘担任上海国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及实习导师。同年11月，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筹备委员会也聘请祝味菊为院董事及教师，同时还任命他为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兼任新中国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院长。
1936年3月1日，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正式成立，该研究院与附属医院均由祝味菊统一领导。1936年1月10日，祝味菊在上海《申报》上，以研究院院长的名义发布《启事》，阐明他的就职纲领，其中说道：“医学之在今日，其最急之务莫如沟通中西，互穷奥颐，综其功用，熔为一炉，泯此长彼短之争，有集思广益之效，此种趋向，比近已日见其进，实为医界开一光明途径。鄙见以有创造一研究院实行研究之必要……内设医院及化验室，以供学子实事求是之需……唯一宗旨即为：实现国医科学化，养成高深人才，以供社会之需……从前一般同志都偏从文字下手，而其结果收效虽多，纷争亦大，故个人近年主张则以从实践着手为是，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就是这种理想的实现。”
在教学过程中，祝味菊常采用讲座而不是上课的形式，他认为“设讲座为学说贯通之讨论”，比单纯的授课要更加活跃实用，为使学生们能深入中西医的临床研究，学院还专门请了西医专家陈荣章共为导师。在祝味菊与其他导师的辛勤培育下，1937年1月，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陈拔群、刘国辅、饶师泉、水惠群毕业了。1937年8月，第二届研究生招生广告的墨迹尚未干，淞沪战争的炮火便炸毁了研究院院舍，也毁灭了祝味菊等创办人用心血浇灌的学院与医院，自此研究院与医院再也没有恢复，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已经65岁的祝味菊，经历了新旧两种社会，他对中医办学兴教仍然十分关注，并草拟了“创建中医实验医院”的建议书，这个建议书附在《伤寒质难》一书的最后，受到后人的关注。特别是其中很多要解决的问题与方法，充满着科学性与前瞻性，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六）婚姻家庭
祝味菊的家庭与婚姻生活就像他所处的时代一样，充满着艰辛与曲折。在祝味菊的女儿祝厚初所提供的家谱中：祝味菊的祖父祝紫园，共有7个孩子，但有记载可考者，只有祝子吉、祝绍园、祝定一3人，其余4人均无法详考；祝味菊的父亲祝子吉，共有10个孩子，祝味菊排行老大，有记载可考者，是其二弟祝肇华、五妹祝宝珊及十弟祝积馨（《伤寒质难》中记载，后因误治而死），其余6个弟妹均无法详细考证。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家族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的不容易。
祝味菊早年在四川时，娶崔氏为妻，崔氏早殁，无出。后续弦梅漱芬。梅氏是陕西西安人，出身书香门第，先祖梅筱珊公因派官职雅安同知而携眷入川，并从此定居成都。梅漱芬知书达理，性格温柔善良，待人宽容忍让，很得祝味菊的珍爱。到上海后，祝味菊行医教学，在外奔忙，梅氏则在家料理家务，操劳守持，十分和谐美满。
1932年，梅氏在上海产下他们唯一的女儿，取名厚初。祝味菊中年得女，如获珍宝，视为掌上明珠。他对女儿既十分疼爱，但也要求严格，从小就亲自教女儿认字、练毛笔字，让她学习打网球、游泳，还教她懂得礼仪，带她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希望将女儿培养成一个完美之人。
1937年抗战暴发，上海时局不稳，祝味菊携家返回四川，先后在成都与重庆住过一段时间。祝味菊到重庆后，在沙坪坝开业行医。不久，梅漱芬患乳腺癌住进重庆宽仁医院，没想到在手术过程中，因麻醉剂量过大而不幸身亡，时年仅46岁。祝味菊悲痛不已，随即离开重庆，再次返回上海，这是1938年秋天的事情。
梅氏病逝后，祝味菊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而其女儿厚初刚6岁尚小，孑然一身的他要行医赚钱养家，而他的生活和家中的一应事宜也需要有人来照料。这时，他的一位学生王仪均恰也来到重庆，主动担负起照顾祝味菊及其家人的任务。王仪均是新中国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曾到祝味菊的诊所实习，非常敬佩祝味菊。抗战时期，王仪均经常出入祝味菊的诊所，并得到祝味菊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长期接触中，祝味菊和王仪均之间产生了爱情，两人遂结为夫妇。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祝味菊异常兴奋。就在他准备为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大干一场的时候，讵料却因声音嘶哑、喉咙疼痛去医院检查而发现患了喉癌。得知祝味菊患病后，当时不少的朋友劝他到国外去治疗，但都被他拒绝了。祝味菊与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但由于以往的过度辛劳，加之年龄因素，病势发展很快，手术、放疗均未能控制病情，1951年7 月30日病逝于上海镭锭医院（今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享年67岁。祝味菊追悼会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许多沪上名医、祝味菊的学生及亲朋好友数百人为其送行。遗体火化后归葬于浙江绍兴老祝家桥的祝氏坟地。二、学术思想
祝味菊学术思想之精髓，正如《海派中医·学术流派精粹》中所总结的那样“学贯中西，擅用附子”。祝味菊在其一生奋斗的事业中，他的一切学术理念与临床探索都凸现了这两大特色。（一）汇通中西1.时代朝流，应运而生
民国初期，随着西学传入规模和速度的日益增强，西医的影响和势力也日渐增大，过去中医只此一家的局面被彻底打破，迅速形成了中西医学两种体系共存的格局。当时中医药界的许多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中西医学之间各有优劣长短，纷纷努力寻求改善自身的途径和方法。祝味菊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最有个性的人物之一。他因为有深厚的中西医学功底，能够客观地衡量与对比中西医的长短，因此提倡吸收西医之长以补中医之不足。1924年，他在《神州医药学报》发表论文，阐述了这方面的见解。
在《改进中医程序之商榷》一文中，他首先肯定了“废弃中西门户之见”是一种值得称赞的“醒悟”。他认为只有这样，“将来不患学术之不昌，国粹之不保矣”。同时他还认为，“惟凡事之进步，必具一定之程序，方克有成”。而振兴中医的程序，在祝味菊看来，必须“注意从短处下手。若终日肆言己长，实非中医之幸”。这清楚地表明了祝味菊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反对妄自尊大。按照他的看法，改进中医必须从四个方面着手：更新中医解剖生理、明确中医病理、精密考究中药、筛选治疗经验。他的信条是勤求古法，参用西学。“学贯中西”的功底，自然使祝味菊对中西医学两种体系各自的长短熟知于心，并很自然地进行比较。祝味菊认为：“真理只有一个，是非不能并存，医而合符真理，应无中西之分。中医能够医好病是事实，事实里面就有真理。我们很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发掘说明这事实背后的真理。”他强调要“尊重中医疗病的成绩，尊重中医有效的事情，不能因为现代科学尚无力解答其所以然而放弃不顾，更不可只赞誉而不屑一顾”！
1927年，祝味菊发表了《中西医学概论》一文，进一步分析中西医各自所长并探索中西医学具体可互补之处。他认为“西医不如中医者，曰病源，曰诊断，曰治疗。凡治内症，皆非西医所可梦见。其所不如者，曰解剖，曰生理，曰器械”，并就中西病源说指出细菌“注入无病动物之体，其物亦立病，于是细菌为病源铁案如山，不可易矣”。同时他还认为，虽然细菌无处不在，但人可时病时不病者，因此病菌并不是致病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医的六淫致病学说则可阐释其理，即先是六气的变化导致人体的不适，然后才受病菌感染。对于诊断学说，祝味菊认为：“积久经验，举病人之色脉呼吸与规矩权衡而归纳之，既以六淫分病邪之种类，又以六经分疾病之浅深，定其界说以为诊断标准。故虽初起潜伏之期，立谈晤对即能确断病情，其简易明确，实为西医所不及。”对于中医的治疗，祝味菊更是称赞有加，他认为：“中医治疗较西医有过之无不及也……病原为医学之基础，诊断为医学之应用，治疗为医学之目的，此三者中医皆确然有特长，故主以中医，辅以西法。”同时，他指出西医的解剖、生理、器械等长于中医，应“将西医之特长是以补助中医者。”他的这些观点，即使现代来看也是极其正确而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作为中西医汇通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祝味菊也自当有一番关于中医改革之论断。他认为中医“经过一番‘刮垢磨光’的功夫，才能获得全人类之同情与胜利……中医必须科学化，固无论矣。窃以为居今日而欲改造国医之环境，提高国医之地位，必须取人之长，补吾所短，将固有精英，发扬而光大之，贯通融会，方可跻于世界医学之林”。祝味菊以“发皇古义，融汇新知”作为其中西汇通思想的根本点，始终立足于中医，建立良好的沟通桥梁，实现中西医互相了解、共同进步的目标。
中西医汇通的核心价值就是汇通的结果能否应用于临床实际，对临床的指导意义是否优于原先单纯的中医或西医。祝味菊则用其一生的理论探索与临床追求，并通过其几十年的临床实践所取得的卓著疗效非常生动地解答了这一命题，从而成为卓有成就的中西医汇通派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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