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鸣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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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两甲子：忆与思(甲骨文系列)试读：
卷首语
又逢甲午：不能忘记
[1]撰文/姜鸣今年是甲午年，发生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距今整整两个甲子了。
今年中国的媒体，无论电视、报刊，都组织专文和推出各类专题节目，对120年前的那场战争，做了各种角度的回顾和总结，出版社也推出了多种甲午题材的专著。这些节目和文章书籍，试图从不同角度，通过不同形式讲述历史，对大众来说，能更深入了解这段往事，对历史爱好者来说，更是一场丰盛的阅读体验。其声势之浩大，涉及面之广泛，是以前各个逢“十”，甚至逢“百”的年份所没有的。
确实，对于中国历史而言，甲午战争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在此之前的三十年里，中国人为应对西方势力东来，采用了“师夷之长技以治夷”的方略，进口军事装备，兴建军事工业和造船工业，组建北洋海军；为了培养使用专备的人才，还兴办近代军事教育，派遣海外留学生；为了与新式海军配套，还修筑海军基地和沿海炮台，开采用于军舰动力的煤矿。同时，清政府还建立了用于传播信息的有线电报，开设了培养舰医的西医学堂，为海军官兵制定了优渥的薪酬体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北洋海军都是当年洋务自强运动中的一颗闪烁的明珠，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拉动引擎。
同时代的日本人，也在学习西方，思考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从尊王攘夷、明治维新、君主立宪，到振兴实业、军事现代化、发展教育。该学习的，该兴建的，日本人同样都在做。不仅如此，日本的重要政治家，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还亲自前往欧美考察，寻找国家强盛的道路。这一个时期，中日两国，一直互相对视着，也拿对方的故事激励自己。但日本学习西方，是从体制入手，而中国，则仅仅只是器物层面。这种差别，后来就看出分别来了。
1876年1月24日，北洋大臣李鸿章会见日本使节森有礼时，双方曾有一番意味深长的对话。李鸿章问：你怎么看中西学问？森有礼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鸿章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吗？森有礼答：五分尚没有。李鸿章问：你们连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森有礼答：这是外貌，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敝国上下俱好学，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法儿的一个人。李鸿章沉思道：久久自会有之。可惜，这“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法儿”实在艰难，中国人在这条路上的探索至今尚未停息。
1894年，中国因东学党起义而出兵朝鲜。当局者没有料到，日本会抓住这样一个契机来与中国决战，更没有料到，与日本的这仗，竟会如此轻易脆弱地失败了，败得毫无颜面。中国所有的军舰，要么被击沉，要么被俘虏，中国发展近代海军所投入的数千万两银子不仅血本无归，而且还要支付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赔款和割让台湾。中国人开始思考失败的原因，探索救亡之路。这个话题，也驱使中国人派出大批留学生，前往日本留学，曾经的邻居，曾经的敌人，在20世纪初年，又变成求教的老师。
而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获得了进一步“脱亚入欧”的信心、发展工业和教育的资金，乃至军国主义海外扩张的野心。同时，也更加蔑视中国，制订出一系列灭亡中国的计划。由此而引发后来大规模的侵华和中国全民族的抗战，直至日本最后的战败投降。由此构成两国极为错综的关系，以及民族记忆中的复杂基因。
岁月远去，伤口也渐渐抚平。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为什么失败，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为什么没有成功，却是中国人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纪念甲午战争两甲子的宗旨所在。《大家》第二辑，讨论的也是这个主题。
姜鸣
2014年8月18日
[1] 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学者，出版有《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被调整的目光》等。
维度
敢言掣肘怨诸公
——1891：北洋海军发展的转折年[1]撰文/姜鸣李鸿章北洋阅兵光绪十七年，西历1891年，岁在辛卯，是光绪帝载湉亲政的第三年。
3月25日，北京街头刮着狂风。清晨，大臣们都冒着寒风上朝。这天，海军衙门上了两个奏折。一个奏折说，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经费内腾挪30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又将各省督抚、将军认筹海军巨款260万两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息银专归工程使用。现在，各省认筹银两尚未解齐，而钦工紧要，需款益急，建议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项下暂行挪垫，一俟存津生息集有成数，再提解分别归还。海防捐是清政府出售官衔筹集海军资金的一种方式，捐银1000两可得蓝翎、2000两可得四品以下官衔，3000两可得三品以上官衔。这种做法造成官场流品混杂、吏治腐败，一直饱受舆论批评。但在清末，由于国家财源拮据，又戴着加强海防的大帽子，所以还在勉力推行。此次请示将海防捐收入挪垫于园工，赤裸裸地说：“如此一转移间，庶于垫款有着，而要工亦无延宕之虞。”皇帝钦批同意。[2]另一个奏折说，按照光绪十四年奏定的《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每三年校阅海军，今年恰逢头一个三年，请钦派大臣出海会校。皇帝考[3]虑后次日传谕：著派李鸿章和张曜认真会校。
到了5月，天气暖和起来了，但风依然很大，常常还伴随着沙尘暴，黄尘蔽空。23日，北洋大臣李鸿章率直隶按察使周馥，从大沽乘“海晏”轮船出发。同日，帮办海军事务大臣、山东巡抚张曜也在烟台登上“康济”舰。24日，他们在旅顺会合。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平远”“康济”“威远”及“广甲”诸舰，南洋兵轮船统领郭宝昌统领“寰泰”“南琛”“开济”“镜清”“南瑞”“保民”诸舰参加了校阅。
25日，李鸿章、张曜检阅提督宋庆所部毅军演试的德式陆操，又看记名提督黄仕林、总兵张光前所部亲庆六营表演的英德操法，均称精练。各军演放枪炮，都能命中目标。
26日，他们查看旅顺军港新建大石坞工程及各炮台情形。船坞旁新造厂房仓库14座，大小电灯46座。还兴建铁路，连接厂库，以便起卸转运料物。从此，北洋军舰可以随时入坞维修保养，无须远借异国，洵为一劳永逸。在船澳东侧，还建立一座小石坞，专门修理雷艇炮船。尔后，还视察东西两岸炮台，看炮手演示打靶；考校鱼雷、水雷学堂的学生，并演放水雷。
28日，李鸿章一行开赴大连湾，各舰随行，沿途布阵，不断变换队形。夜间，以六艘鱼雷艇试演袭营阵法，军舰的御敌攻防，颇为灵捷。
29日，他们至三山岛，看舰队鱼贯打靶，均能在行驶中命中目标。北洋七舰和六艘鱼雷艇还相继施放鱼雷。又观看新修建的和尚岛、老龙头、黄山、徐家山等炮台，仿照外洋新式，曲折坚固。其中老龙头炮台，炸山拓地而建，工程尤为艰巨。
6月1日，舰队开赴威海卫，李鸿章阅看候选道戴宗骞所部绥巩军新筑南北两岸各炮台，设计者在原已建造的北岸北山嘴、祭祀台两处炮台外侧，添筑黄泥岩炮台，恰可居中策应；又在南岸龙庙嘴、鹿角嘴两处外添筑赵北嘴炮台（亦称皂埠嘴炮台），以便向外迎击。刘公岛横据威海湾口门，地势扼要，副将张文宣所带护军，于岛北新筑地阱炮台，凿山通穴，夹层隧道，安设240毫米口径后膛炮，机器升降，灵速非常，能狙击敌船，而炮身蛰藏不受攻击，为西国最新之式。还在刘公岛西侧黄岛上设一座炮台，跨海通道，工力尤艰。刘公岛岛南相距七里处，有日岛矗立海中，亦设地阱炮台，与南岸赵北嘴炮台相为犄角锁钥，防卫极为谨严。
李鸿章还视察了刘公岛铁码头。这是道员龚照玙督造的，用厚铁板钉成方柱，径四五尺，长五六丈，中灌水泥，凝结如石，直入海底，是北洋数处码头中最为坚固的。
随后，李鸿章调阅绥巩八营陆操，兼看洋枪打靶，命中率在九成以上。旋派员考校刘公岛水师学堂，只见学生日习风涛，筋力坚定，于几何算学颇能默会贯通。嗣调集各兵舰小队登岸操演，陆路枪炮阵法精严快利，为各处洋操之冠。旋令“威远”“敏捷”“广甲”操使风[4]帆。是夜，水师合操，万炮齐发，西人纵观，亦皆称羡。
李鸿章事后在给帮办海军大臣定安的信中说：“回忆（光绪）十二年奉陪醇贤亲王巡阅各处，犹如目前，楼船方新。旄钺已往。当时威海卫、大连湾两处尚是荒岛，连年布置，已有规模，足与旅顺重门[5]相依。”
6月5日，李鸿章乘舰绕过山东半岛东头的黑水洋，赴胶州湾考察。此时，胶州湾尚未开发，海湾东面，是个叫作青岛的小地方。军舰驶入湾口转向北行，李鸿章看到，坦岛（后改称团岛）在东，黄岛在西，相距七里。胶州湾内周围百余里，可泊大队兵舰，从东至北，环山蔽海，形胜天成，实为旅顺、威海以南又一大要隘。李鸿章与张曜商量，现在旅、威基地均已竣工，胶州湾的工程，应当按照预定计划，提上议事日程。
7日，张曜在胶州湾登陆，取道青州回济南。李鸿章循海路返回烟台。8日（五月初二日），在从烟台返回大沽途中，他遭遇了飓风。五年前，李鸿章陪同醇亲王阅兵，也是在烟台返津前，他们有幸看到了海市蜃楼奇观，当时海面风平浪静，而此时，从午后直至中夜，海波翻滚，船身倾侧进水。渤海是内海，出现狂风巨浪，也是偶遇之事。68岁的老人李鸿章颠晕呕吐，但他挺了过来。9日晚间，他平安地回到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女婿张佩纶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载：[6]“晚，合肥回津。初二在海上遇大风，甚危险。”
6月11日，李鸿章上奏，报告巡阅海军及沿海各口防务情形：
伏念中国创办海军，实惟醇贤亲王注意经营之举，臣鸿章前此随同巡阅北洋各口，曾蒙将布置情节于复命疏内详细上闻，而于陆军之不可轻裁，船艇之尚须添置，学堂之必应推广，尤三致意，洵为远虑深谋。其时英德四快船订购未到，大连湾、威海卫亦未办防。今则两处台垒粗成，移军填扎，北洋兵舰合计二十余艘，海军一支规模略具，将领频年训练，远涉重洋，并能衽席风涛，熟精技艺。陆路各军勤苦工操，历久不懈，新筑台垒凿山填海，兴作万难，悉资兵力。旅顺、威海添设学堂，诸生造诣多有成就，各局仿造西洋棉花药、栗色药、后膛炮、连珠炮、各种大小子弹，计敷各舰操习之需，实为前此中国所未有。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臣等忝膺疆寄，共佐海军，臣鸿章职任北洋，尤责无旁贷。自经此次校阅之后，惟当益加申儆，以期日进精强，庶无负醇贤亲王历年缔造之苦心，仰副圣明慎重海防、[7]建威销萌、力图自强之至意。
此外，李鸿章又奏，请于烟台、胶州口添筑炮台，将山东省海防捐截留作为建台之费。清廷均著照所请，称海军至关重要，必须精益求精，仍著李鸿章、张曜认真经理，以期历久不懈，日起有功。北洋海军访问日本
6月26日，刚刚结束大阅的北洋海军，应日本政府邀请，又开始了访日的外事活动。
这是丁汝昌率舰第二次访日本。
中日是近邻。截至此时，两国虽然是竞争对手，是内部文件中屡屡提到的假设敌，但在表面上还保持着正常的关系。这次访日，彼此的气氛是友善的，也是轻松的。1886年，北洋海军访问长崎时，水兵曾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进而引起打架斗殴和人员伤亡。日本人的民族性中，有尚武好斗的传统，一个多月前，5月11日，俄国皇太子尼古拉访日，遭到一名警察行刺。这些突发事件，都是在北洋海军出访之时需要引起重视和予以防范的。
27日，李鸿章向清廷报告北洋海军访日事。两天后，李鸿章向丁汝昌转寄电旨：“李鸿章电奏已悉。日本既有意修好，著严饬丁汝昌加意约束将弁兵勇，不得登岸滋事。长崎前辙，俄储近事，皆应切[8]鉴。其巡历情形及回伍日期，并著随时电奏。”
28日，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大主力军舰到达马关，次日前往神户。7月4日，出访舰队离开神户，次日下午3时10分，到达横滨，开始了各项繁忙的会见和参观活
[9]动。
7月6日，上午9时，日本常备舰队司令长官有地品之允海军少将拜访丁汝昌。10时，日本海军参谋部长井上良馨海军少将、海军省军务局长伊东祐亨海军少将由东京来访。午后，丁汝昌赴日舰“高千穗”舰拜访。5时，丁汝昌乘火车赴东京，拜访日本外务大臣榎本武扬。晚上，中国驻日公使、李鸿章的嗣子李经方设宴欢迎丁汝昌，榎本武扬应邀出席。
7月7日，丁汝昌偕李经方拜访日本总理大臣松方正义、宫内大臣土方久元、内务大臣川弥二郎、内大臣德大寺实则、海军大臣桦山资纪等官员。
7月8日，丁汝昌拜访各国驻日公使，下午参观东京的学校及监狱。其规模皆效西方，井井不紊，给中国客人留下深刻印象。当晚，公使馆在芝山红叶馆宴请丁汝昌及诸管带。
7月9日，上午10时，日本天皇接见丁汝昌及各舰管带。旋由李经方陪同，丁汝昌还拜访了炽仁、威仁、彰仁亲王。夜，有地品之允设宴招待丁汝昌及中国官员。
7月10日上午，丁汝昌偕李经方拜访日本司法大臣大木乔任、农商大臣陆奥宗光、文部大臣田中不二麿、递信大臣后藤象次郎、东京府知事蜂须贺茂韶、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式部长锅岛直大等官员。下午2时，拜访能久亲王。后赴后乐园榎本武扬举办之茶会，会后参观兵工厂。5时半，赴红叶馆参加亚细亚协会举办的宴会。
7月11日上午6时，丁汝昌乘火车返横滨，回“定远”舰。本日各舰弁目以下百数人休假上岸。午后，丁汝昌拜访横滨地方官。晚，华商宴请于中华会馆。
7月12日，丁汝昌再赴东京。午后，应日本友人高松保郎邀请，观看日本戏剧。
7月13日，丁汝昌参观农科大学、医院、图书馆、植物园、天文馆。中午，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在精养轩招待丁汝昌。午后5时，炽仁、威仁亲王举办茶会招待中国官弁。
7月14日，丁汝昌在“定远”舰设宴接待能久亲王及日本官员。松方正义首相、桦山资纪、榎本武扬、后藤象次郎等大臣参加了宴会。各国使节和外国舰长及其他日本来宾约三四百人也登舰参观。“定远”甲板上悬挂着各国国旗，迎宾的音乐和礼炮也不时响起。来宾们或观船，或饮酒，或座谈，或散步，丁汝昌、李经方则周旋其间，款待周至。日本海军元老、枢密顾问官胜海舟参观后对记者表示惊叹。
7月15日，丁汝昌率二十余军官乘火车赴横须贺。横须贺基地的前身是江户幕府1865年在该地创办的第一家造船厂“横须贺制铁所”，与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同时起步。1871年改名“横须贺造船所”，交海军省管理。1884年改由横须贺镇守府直接管辖。此时，横须贺船厂的用工规模达到3000人，正在建造4278吨的巡洋舰“桥立”。中国军官注意到，“其监督之严整，职工之勤勉，制造之盛大，远在福建船政之上”。他们发现，船厂原先聘用的洋人，近来皆已裁撤。“一切工程，日本人皆能自办。其制造技艺精益求精，孜孜日以上达。由此观之，日本海军之勃兴，他日不难与欧洲诸国并驾矣。”他们还考察了海军医院，看到一切布置皆效洋风，极其清洁，正副军医共十余人，中国各所医院，皆不能及。军港司令官福岛敬典海军少将在午宴时告诉丁汝昌，天皇常行幸此地，与诸官员“研究一切利害得失，别其勤惰，慰其劳苦，故当事者亦以上意所属，赏罚分明，各竭力致精，献技图报，是以成事较易”。
7月16日，丁汝昌在“定远”舰设茶会招待日本国会议员、横须贺将校及英国海军军官。日本议员又参观“高千穗”舰，认为除水兵体格外，日舰皆不如“定远”，日本必须要有坚固军舰数艘。
7月18日，北洋军舰离开横滨。媒体报道，从5日中国舰队来访之日起，横滨警方采取严密警戒措施，以防万一。所幸访问期间平安无事，水兵极少允许上岸。中国舰队离开横滨后，警戒随即撤去。[10]
7月19日，中国军舰抵达神户装煤。22日，丁汝昌参观巡洋舰“千代田”。该舰由英国公司建造，本年4月刚返日本。排水量2439吨，航速19节。从航速上讲，超过北洋海军所有军舰。
在丁汝昌的要求下，日本海军省还安排中国军人参观吴港。吴港当时对外不开放，也不允许外国测量绘制海图。26日上午8时，丁汝昌乘“致远”专程前往，日本特派志贺海军大尉引航。8时半，船过江田岛海军兵学校，9时半到吴港。丁汝昌、邓世昌率官弁上岸，吴镇守府司令长官中牟田仓之助海军中将、吴军港司令官山崎景则海军少将来迎。客人参观了造船厂、海兵团和医院，在将校集会所午餐并座谈。他们看到，吴港各项工程开工刚刚两年，衙署洋楼，巍然高耸。一大船坞，已经建成。各个工场，包括机械所、帆缆所、模型所、铸铁所、打铁所，正在相继落成中。他们还发现，日本海军的主食，已由米饭改为西式面包牛肉，使得官兵身体强壮，脚气病也已绝迹，午后3时归舰，又赴“金刚”“严岛”舰参观。晚上，丁汝昌一行应中牟田仓之助邀请。先游览古寺，观赏舞乐，而后赴宴。酒筵丰盛，灯火辉煌，双方互呈颂词，尽欢而散。中方人士感叹，日本以一小国而当事孜孜不倦，亟谋自强。吴港基础之精进，竟将与欧洲比肩，令人一见而生敬畏奋发之心，实在不可限量。
7月30日，中国军舰在长崎装煤。“葛城”“磐城”“满珠”三舰长、长崎县知事中野健明来访。午后，丁汝昌率各舰军官乘“靖远”访问佐世保。佐世保军港司令官坪井航三海军少将、佐世保水雷敷设部司令官小田亨海军大佐、“千代田”舰长千住成贞海军大佐等前来拜访。佐世保距长崎40海里，六年前尚是一个寻常村落，住户寥寥数十家。现在已达两千多户，各项建设也推进得迅猛异常。6时半，丁汝昌赴“日进”舰答礼。旋上岸，拜访佐世保镇守府司令长官林清康海军中将。晚上，林清康在官邸设宴招待。26日清晨，丁汝昌又参观佐世保海兵团、医院、仓库、鱼雷营及船坞。8时率“靖远”出港，中午抵达长崎。
8月1日上午，长崎裁判所判事秋山源藏，英、俄、德、法、美五国领事来访军舰。中午，丁汝昌率军官赴华商宴。晚，又赴“葛城”“磐城”“满珠”三舰长宴请。
8月2日，中国军舰升满旗，庆贺光绪皇帝生日，日本军舰亦升满旗相贺。中午，各舰鸣放21响礼炮。丁汝昌在“定远”设宴，林清康、坪井航三及日本官员、海军军官、各国领事百余人出席。4时半散后，又赴市议会议长林耕作之招待茶会及领事馆之庆祝会。
8月3日，中国访日军舰本拟回国，因暴风雨和大雾，逐日后延，至8月6日上午10点半启程，8日午后7时返抵威海，历时40余天的访日计划圆满完成。
我们从上述内容丰富的访问活动中不难看出，日本对于北洋海军的来访给予了高规格接待。通过访问，双方对于对手的军舰、基地、人员训练、后勤保障都做了直接细致的观察，中方对于日本海军效法西方、埋头发展的勃勃雄心更有了直接的感受。丁汝昌本人也与日本海军将领建立起私人联系。这些职业军官里的很多人在三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成为丁汝昌与之生死相搏的直接对手。
访日期间，《东京朝日新闻》在7月8日的头版发表了《清国水兵的形象》的报道：
过去，清国军舰仅在明治十二年（1879年）和明治十四年（1881年）来访横滨，迄今相隔时间已久，而且此次又是组成舰队来访，让人颇感难得。与过去相比，他们的士官和水兵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也是令人瞩目的。登舰之后首先注意到的是，舰上已经没有以前来访时摆放过的关公像，以及塑像前各种燃香，没有了过去那种焚香的气味。过去，甲板上会丢有散乱的残剩食物，水兵的行为也无纪律，而此次这些不体面的情况均已杜绝。水兵纪律大略可观，而且一眼看上去就可知其体格强壮。他们的服装仍旧是支那风格，不过稍有改动，士官穿着丝绸的支那服，但袖子是洋服式样。下半身则混穿有镶金边的裤子和普通裤子，其服饰显得呆板。水兵穿着浅黄色绫木棉质地的支那服，与普通支那人无异，只是从水兵帽和上衣所绣的舰名上才能看出他们是水兵。总之，与前些年到达横滨时相比，他们无疑在有些地方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不知实际上究竟如何。关于技术方面，据说他们在雇佣德国和英国人担任监督之后，可望获得更多的进步。
北洋海军访日归来后，李鸿章致日本外务大臣榎本武扬，对日方的盛情接待深表感谢：“夏间丁军门统率北洋兵舰道出东溟，渥承瀛洲贤大夫殷勤款接。而台端筦领外部，屡得周旋，风采言词，弥足钦重。一时盘敦之雅，传布五洲，咸知我两国同文共域之邦，交谊日亲，[11]至为可喜。”他在给日本枢密院长伊藤博文的信中还写道：“亚洲惟我二邦，但能联合交亲，异域强邻，何敢予侮。迩来邦交情谊日密，传播五洲，好我者劝，恶我者惧，惟当永持此局，内奋富强之术，外[12]杜窥伺之萌。”
随同舰队出访的某位中国官员则在日记中写道：
今夫与日本之海军力比较，当在伯仲之间，然日本年购大舰，月增强盛，其陆军亦如是，勉期熟练，随地配置兵士，其法甚为谨严不可犯。然我各省要处所设防御，尚未完备，兵士之训练亦未精，到底不可与日本同论。今若观察日本之状况，事事皆可愧也。况其强盛，日本更胜；其研究，日本更精。而我若安于目前之海军，不讲进取之[13]术，将来之事未易遽言。不觉中的停滞和逆转
总体来说，1891年算是个承平之年，朝野和中外均没有太多的大事发生。然而这年里的一些筹划和决策，却影响着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
这年6月4日，北京颐和园初步建成，慈禧太后开始巡幸这座美丽的夏宫，而宫廷内外，又开始筹备太后三年之后的六旬大寿。
朝廷花钱如流水，收入却十分有限。两年前，为了报效慈禧太后，醇亲王奕譞委托李鸿章以建设海军之名，在各地督抚中募集260万两巨资。本金存储，利息用于颐和园的工程和维修支出。在醇亲王想来，修建颐和园，既能取悦太后，让其归政之后有个颐养天年的所在，也是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光绪帝亲政之后，毋庸与太后同住紫禁城，减少太后对朝政的干预。有人认为醇亲王庸碌，只会一味讨好慈禧太后，其实并不尽然。作为皇帝的本生父，醇亲王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自从1886年春天在李鸿章陪同下巡阅海军之后，对于北洋海军建设，他也是费心的。1887年12月9日，因醇亲王病重，慈禧、光绪诣醇亲王府视疾。奕譞将其巡阅海军时慈禧所赐金如意交光绪，留言“无忘[14]海军”。他后来又多活了两年，在他主持下，1888年正式颁布了《北洋海军章程》，从此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在海军章程里，编写者特别指出：“参稽欧洲各国水师之制，战舰犹嫌其少，运船太单，测量探信各船皆未备，似尚未足云成军。目前库藏支绌，固难遽议添[15]购……。拟俟库款稍充，再添大快船”。然而天不假年，醇亲王体弱多病，他在1891年1月1日（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去世。奕譞死后，朝廷最高决策层中能真正理解并支持李鸿章建设海军的，竟是没有人了。
就在李鸿章一行巡阅北洋海军之时，6月1日，户部上奏酌拟筹饷办法折，建议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所省价银解部充饷。
李鸿章回津后，光绪帝颁布上谕：此次巡阅“周历旅顺等处，调集南北洋轮船会齐合操，并将水陆各营依次校阅，技艺均尚纯熟，行阵亦属整齐，各海口炮台船坞等工俱称坚固。李鸿章尽心筹画，连年布置，渐臻周密，洵堪嘉许。著交部从优议叙。”这个褒奖，与停购船炮军火的筹划同时而来，前者是官样文章，后者却对北洋海军建设产生了消极作用。
户部的奏折颇出李鸿章意料之外。17日，李鸿章致函前驻日公使黎庶昌，批评户部决策：
正在筹办胶州澳，而适见农部裁勇及停购船械之议，正与诏书整饬海军之意相违。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国家大[16]事，岂真如此各行其事而不相为谋者耶？
此后，他在写给闽浙总督卞宝第、督办东三省练兵事宜大臣定安、云贵总督王文韶、前河道总督吴大瀓等人的信中，亦作了类似批评。
清廷做出这种自相矛盾的决策，显示出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其实原本是不成熟的，也显示出翁同龢对他的影响力。
提出停购舰炮军火建议的，是户部尚书翁同龢。提议的理由，是[17]“部库空虚，海疆无事”。翁是同治、光绪两任皇帝的师傅，作为保守正统的士大夫魁首，他对于李鸿章花巨款建设海军，其实不以为然。他在政治上常常成为洋务派的掣肘，尤其缺乏世界眼光。他绝没有想到，这次停购外洋枪炮，竟会对海军的覆没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朝中不乏忧虑之人。8月23日，山东巡抚、帮办海军大臣张曜去世。临终前，张曜作遗书谓：“抚东五年，沿海炮台尚未修备，此北洋第一重门户，竟不能躬睹厥成，曜身死心未死也，今一一托诸中堂[18]（李鸿章），愿有以永固国家久远之基。”
李鸿章的重要助手，直隶按察使周馥在他的自定年谱中，回忆本年巡阅海军和暂停进口船炮等等事件发生之后，他与李鸿章之间的私下讨论，以及甲午战后他向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谈及此事的一些细节，读来令人扼腕叹息：
部臣惜费，局外造谣，余益知时事难为矣。一日余密告相国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统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相国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余复力言之，相国嗟叹而已。后中日事起，我军屡败，兵舰尽毁，人皆谓北洋所误。逾数年，余起病召见，太后问及前败军之故。余将户部掯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亦奏及。且谓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第彼时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鸿章若言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太后、皇上长叹曰：“不料某在户部[19]竟如此！” 某亦如此。
9月4日，清廷命庆郡王奕劻总理海军事务，正白旗汉军都统定安、两江总督刘坤一帮办海军事务。这是在上年年底醇亲王奕譞病逝之后，清廷再次任命总理海军大臣，只是奕劻在影响力和品行上，距离醇亲王甚为遥远。
李鸿章为挽回户部的决定做了什么努力，我们不得而知。从后来的结果看，户部的建议被朝廷采纳了。9月10日，李鸿章正式奏复户部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称：
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详阅部臣所议，既曰自相商定，又令察酌情形，固已深知外间事势各殊，断难一律。现经再三筹度，目前饷力极绌，所有应购大宗[20]船械，自宜照议暂停。
在北洋海军的发展中，上年春天还发生了琅威理“撤旗事件”。李鸿章虽然坚持海军的控制权不容外人干预，但英籍顾问、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愤而辞职。作为做报复，英国本年起停止接受中国海军留学生，撤回在华担任教习的其他英员，中英海军合作陷于低潮。同时，随着琅威理的离去，北洋海军的纪律和训练也迅速松懈，对其未来的战斗力，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李鸿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年北洋海军访日，虽然日方表面上保持着友好的气氛，内心却深受刺激。参观“定远”舰的日本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曾记述说：“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的看法。深受刺激的日本随之掀起了超常规加速扩充海军军备的高潮。
其实在更早的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就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主张要在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美各国拥有远征东亚的实力之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设想日本要吞并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以及长江两岸十里左右的地方。同年3月，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全国华族和富豪也竞相捐款，至9月底，捐款数达到103.8万元。这些资金被用作扩充海军军备。1890年到1893年四年间，日本军费占国家财政预算的平均比重为29.4%，其中1893年达到32%。
1888年，日本提出第七次海军扩张案。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以俄国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中国发展海军为由，指出日本必须迅速发展海军，要求以中国舰队和在未来战争中可能支持中国的英国远东海军为假设敌。1890年，新任海军大臣桦山资纪进一步推算，认为中国军舰总吨位已达64702吨，在造的新军舰、鱼雷艇、通报舰总计约达2万吨；英国在远东的军舰吨位为33467吨，中英海军共计达12万吨。而日本海军仅5万吨，亟须弥补7万吨差距。据此又提出海军第八次扩张案。在两次扩张案中，共购买或建造了2439吨的“千代田”号巡洋舰、4160吨的“吉野”号巡洋舰、3172吨的“秋津洲”号巡洋舰、1584吨的“八重山”号通报舰。其中“吉野”购自英国，时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加上专以对付“定远”“镇远”而设计建造的“松岛”“严岛”“桥立”，日本海军的总吨位，达到近6万吨。由于日舰舰龄较短，在设计时吸收了世界科技的最新成果，因此在许多性能上超过中国军舰。中日海军的力量对比，在1891年，中国还略占上风。但由于停止购舰，却使日本后来居上，短短三年，形势逆转。中国在前些年里所积成的海军发展优势，基本上被从后边穷追不舍的日本海军拉平了。
在日本幕末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政界曾有“早期亚洲主义”的思潮，主战“中日连横”以抗西洋。1878年，经由曾根俊虎等人的活动，成立振亚社。1880年11月，兴亚会成立，其宗旨云，亚洲已成“碧眼人掠夺之地”，“白人无道”，亚洲人“同文同种”“辅车相依”，理当同心同德共振亚洲。何如璋、黎庶昌等中国驻日外交官皆为其会员。1883年1月，兴亚会改名为“亚细亚协会”。1891年北洋海军访问日本时，亚细亚协会认为是“亚细亚之一大盛事，把臂开襟，不可无联欢之契”，积极参加了接待工作，李经方还担任了该协会的副会长。丁汝昌在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举办的宴会上说：东洋兄弟之间如不团结，势必给外人以可乘之机。中日海军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列强。他说，何况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舰只，它使我们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外来的威胁。这些外交辞令，和早期亚洲主义的观点是很相似的。然而在当时，中日能否真的共同携手发展呢？如前所述，日本内部，也一直酝酿着“大陆政策”“征台论”“征韩论”，乃至1890年3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他的对外政策意见书中，还提出在防守日本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之外，必须保卫“利益线”，并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琉球、越南、缅甸，这标志着作为近代日本国策的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亚太政策，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已经形成。在这种气氛下，日本内部出现了“后期亚洲主义”，主张“日本膨胀论”乃至“大东亚共荣圈”，提出觊觎中国领土的“保全支那”论；并与玄洋社、黑龙会采取合作态度，继承日本浪人集团的侵略传统，开展对中国的实地调查，为日后侵略中国积累情报资源。有学者认为，“后期亚洲主义”出现的标志，是1891年7月7日东邦协会的成立，从此日本亚洲主义向着侵略亚洲方向大步向前。当天，恰是北洋海军访日，日本天皇接见丁汝昌的日子。当然，日本内部的战略思潮嬗变并非在一天中完成，中国在维持军事实力的前提下，保持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不能说不存在，运用各种外交谋略和把控机遇，也可拖延两国间爆发战争的时间。但是，如若中方在军事平衡上出现偏颇，就会给日本创造时机。所谓国运相搏，所谓把握战略机遇期，其实就是如此。
北洋海军停止进口军舰，却为颐和园建造游艇。9月15日，天津机器局为颐和园建造“恒春”小轮船，经海军衙门验收，共用工料运费库平银9038两。三年之后，1894年4月7日，李鸿章致函海军衙门帮总办章京傅云龙，提到前奉懿旨，新制小轮船，五月内可造成，届时由通州陆运至昆明湖。北洋为颐和园建造的游湖小火轮还包括“安澜”“翔云”“捧日”，这些轮船，现在均已不存。今天，我们在颐和园还能看到两艘轮船的遗迹，一艘是大理石雕凿而成的石舫，如果细看，能够发现这石舫舷侧，还带有西式蒸汽船的明轮。而另一艘，是日本赠送的小火轮“永和”号。甲午战争后又过十年，因中国在日俄战争中暗助日本1万吨食盐，日本向慈禧太后赠送豪华游艇以作感谢。斗换星移，世事变迁，昏庸无能的满清朝廷，居然满心欢喜地收下且享用。
话再说回到1891年。风起于青萍之末。歌舞升平之中，中国失去了短暂而宝贵的三年时间。
三年易过。1894年，再逢北洋海军三年校阅之期，也是慈禧太后正式庆祝六旬大寿的年份。5月29日，李鸿章上奏巡阅海口情形，称西洋各国船式日新月异，“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21]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恐后难为继”。
这个警告，几个月后，不幸言中了。
甲午战败后，周馥赋《感愤五首》，其三曰：
十年经营瞥眼空，敢言掣肘怨诸公。
独支大厦谈何易，未知阳春曲已终。
好固藩篱留北道，深防雀鼠启西戎。[22]
贤王远略心如见，雪涕陪陵墓木风。
他借怀念醇王，说出自己的怨恨。周馥是1888年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的起草者，他目击了海军的勃兴和覆灭。
[1] 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学者。
[2] 《奕劻等奏以新海防捐款暂垫颐和园工程用款片》，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六日，《清末海军史料》，第685页。
[3] 李鸿章：《出洋巡阅折》，光绪十七年四月初六日，《李鸿章全集》，第14册，第85页。《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17册，第44、45页。
[4] 李鸿章：《巡阅海军竣事折》，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五日，《李鸿章全集》，第14册，第94～95页。
[5] 李鸿章：《复钦差督办东三省练兵事宜定》，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35册，第209页。
[6] 张佩纶：《涧于日记》辛卯上，第74页。
[7] 李鸿章：《巡阅海军竣事折》，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五日，《李鸿章全集》，第14册，第95页。
[8] 李鸿章《寄日本神户交海军丁提督》，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第23册，第186页。
[9] 本文中北洋海军访日的主要细节，均来源于《东巡日记》，此为中国某不知名的幕僚或军官所记。威海卫沦陷后被日本掠获。载吉辰译注：《龙的航程：北洋海军航海日记四种》，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13年，第213～229页。
[10] 《警戒撤去》，载1891年7月19日《东京朝日新闻》。
[11] 李鸿章：《复日本国外务大臣榎本武扬》，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第35册，第275页。
[12] 李鸿章：《复日本枢密院长伊藤》，光绪十七年十月囗日，《李鸿章全集》，第35册，第274页。
[13] 《东巡日记》，载吉辰译注：《龙的航程：北洋海军航海日记四种》，第229页。
[14] 见翁同龢光绪十七年十月廿九日记孙毓汶所言，《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2155页。
[15] 《北洋海军章程·船制》，载《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影印，下册，第746页。
[16] 李鸿章：《复川东道黎》，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第35册，第207页。
[17] 《户部遵议李鸿章东征倭寇筹费为难各情请饬核实办理折》，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三日，《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第177页。
[18] 《张曜遗书》，载《李鸿章全集》，第14册，第148页。
[19] 周馥：《周悫慎公全集·自订年谱》，卷上，第177～178页。
[20] 李鸿章：《复奏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光绪十七年半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第14册，第154～155页。
[21] 李鸿章：《校阅海军竣事折》，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15册，第335页。
[22] 周馥：《感愤五首》，《玉山诗集》，卷2，第26页。
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理解甲午战争
[1]撰文/马勇1894年，为清光绪二十年。用干支纪年去表示，就是通常所说的“甲午年”。60年一甲子。也就是说，甲午年距今两个甲子，120年了。120年，人类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沧海桑田，但中国人依然无法忘记120年前的甲午年，因为那一年的那场战争，将近代中国历史分成前后两截，让中国历史走向陡然增加了许多新因素。朝鲜问题由来
在甲午战前，洋务运动已进行了34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在那三十多年确实获得了巨大进步，这既是中国敢于向日本亮剑的底气，也是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惨败的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就军事、经济实力而言，甲午战前，世界上很少有人会想到中国不敌日本。至于中国人自身，更是充满鸦片战争以来不曾有过的豪迈之气，被英法军队欺负的历史已成过去，中国军队、朝野内外都充斥着请战声音。
甲午战争的起因是朝鲜，就像20世纪中期朝鲜战争一样，中国为朝鲜前途开打。两次朝鲜战争所不同的，第二次的对手是美国，第一次的对手是日本。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居，有着上千年交往史，日本也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几个好学生中的优秀生。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势力东来，日本脱亚入欧，转身向西，明治维新，发奋为雄，短短几十年，就实现了维新领导人所设定的目标：在远东建立了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
与日本的情形稍有不同，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交往久远、频繁，贸易的往来，文化的交流，人民之间的通婚，历代多有。随着时代演进，朝鲜在明朝初年成为中原王朝的藩属，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中原王朝不论是朱明王朝，还是爱新觉罗的满清，都与朝鲜维持着极为密切的宗藩关系。明清两代以“天朝上国”身份呵护着朝鲜，朝鲜也像其他藩国那样履行自己的责任。如果不发生大意外，朝鲜完全可以像中原王朝周边其他族群那样，随着汉化深入，遇到某种特殊机遇，或许能够内向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到了近代，西方势力东来，中国与朝鲜面临同样的难题：开放，还是继续闭关？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踏上学习西方的路，开始了洋务新政。
洋务新政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也改变了中原王朝的世界意识、政治秩序，清王朝不再愿意像过去那样履行宗主国的责任，特别是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之后——英法联军数量不多却可以长驱直入，直捣京师。作为“国防外线”，朝鲜及其他诸多藩国，都显得意义不是那么大了。至于朝贡体系下的贸易往来，当中国与西方各国建构了正常关系后，朝贡贸易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于是，不是中原王朝抛弃藩国，而是藩国如果不能与时俱进，走向富强，中原王朝实在爱莫能助。
日本的发展，朝鲜的不发展，理论上说并不影响中国的发展。但是由于东北亚的特殊情形，特别是因为日本确立了“维新大思路”，中日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种利益冲突。换言之，日本需要冲出岛国，需要登陆，需要到欧亚大陆施展，而借道东北亚，必然与中国利益交集，因而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势必发生问题。
1872年，日本强制册封琉球群岛国王为藩王，试图改变琉球与清王朝的宗藩关系。由于中国此时奉行独自发展的孤立主义原则，对于日本的蚕食、琉球的请求，一概置若罔闻，遂使日本轻易得手。1879年，日本用武力迫使琉球国王交出政权，“废琉置县”，明目张胆地将琉球王国变成了“冲绳县”。
日本的意图当然不是一个琉球，它的目标就是要踏上大陆。1875年，日本准备用武力敲开朝鲜的大门，专门派员征询中国的意见。中国此时继续奉行孤立主义原则，不愿多管闲事，于是告诉日本人说，朝鲜只是中国藩属，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其便。这种答复与宗主国地位极不相称，所以等到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真要动手、东北亚危机爆发时，中国不仅措手不及，而且在道义上略显被动。寻找战争理由
日本对朝鲜下手有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是日本发展战略中的一个必然环节。据可信史料，日本政府1887年制定了一份所谓“清国征讨策略”，并由此逐渐演化为以征服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根据这个政策，日本第一步占领台湾，第二步吞并朝鲜，第三步进军满蒙，第四步征服中国，第五步征服亚洲，进而征服世界。所以说，中日在东北亚，在朝鲜发生冲突，既有偶然因素，也是事之必然。
吞并了琉球，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打开了空间。紧接着，日本的目标就指向了朝鲜。1876年，日本以武力强迫朝鲜打开国门，强制朝鲜与其签署了《江华条约》，公然宣布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交往的权利。如果不考虑中国因素，日朝之间关系正常化并非不可思议，只是日本在《江华条约》中蓄意排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这为后来的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
日本要以平等主权国家和朝鲜交往，而中国则继续坚守宗藩关系原则，中日为朝鲜问题发生冲突已没有任何悬念，只是时间问题及冲突强度。
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中国以宗藩关系惯例向朝鲜派兵，而日本也在这个时候用兵朝鲜，双方理由一致，都是协助朝鲜平息叛乱恢复秩序。日本通过这一事件赢得了在朝鲜的驻军权。对日本来说，这是历史性突破；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日本咄咄逼人的架势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中国此后有意识地加强了对朝鲜事务的戒备。1884年，日本支持朝鲜“开化党”发动政变，企图一举驱逐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年轻军官袁世凯机智应对，率部击退了日军，平息了政变。
当时的中国正因越南前途忙于与法国的纠纷，无法与日本抗衡，日本顺势向朝鲜索要足够赔偿，并与清政府达成协议，规定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兵，此后如果再出兵朝鲜，应互相通知。这就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一个巨大隐患，日本似乎与中国一样享有了宗主国特权。
机会很快就有了。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镇压无力，节节败退，不得不向清政府求援。日本政府自认为胜算在握，也不断敦促中国政府向朝鲜用兵。
后来许多研究者在检讨这一事件时，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其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可能是不对的。
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2000淮军精锐登陆朝鲜。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注意寻找战争理由。
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中方高度关切。6月7日，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日方。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电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
中日双方认知有异，各行其是。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700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不宣而战
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方劝告。6月10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方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
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汉城与日人对抗。
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并不太满意，他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方立场。日本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
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
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后，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对于日方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人“共改韩政”建议给予驳斥，不要给对方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朝《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利用朝鲜内乱过多干预，中日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
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优势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主导权。
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军，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出面劝说日本。
不过，日本“共改韩政”动议毕竟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向汪凤藻提交一份备忘录，对中方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概率越来越高。
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方当然不再顾及中方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转到了日本方面。
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的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对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急，究应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
根据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他详细列举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并无胜算。
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朝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
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第一，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经费，添置必备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第二，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
避免冲突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
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
日本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指示，调整布局，抽调精兵开赴朝鲜。
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启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
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水陆完败“高升”号沉没，标志着甲午战争爆发，尽管两国尚未正式宣战。
按照李鸿章的部署，中国确实不准备与日本决战。一是没有资本，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的战斗力，李鸿章最清楚，好几年没有拨款更新装备了，远远落在日本后面。二是李鸿章清楚，世界大势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继续维持宗藩体制。宗藩解体，重建与各藩国的关系，应该有新思路，无论如何不能再以天朝上国自居，更不可能对藩国发号施令，阻碍藩国发展。
基于这样的考虑，李鸿章没有进行切实的战争准备，然而日本确实太过分，一步一步将中国赶上战争舞台。日军击沉高升号的同一天，日方又威逼大院君宣布废除中韩《贸易章程》，宣布请求日军将清军逐出朝鲜。
大院君的宣布使清政府很没有面子，清军如果这样离开朝鲜，确实有损帝国威严，必然会在内部带来严重后果。
中国已进入朝鲜境内的军队主要驻扎在牙山一带，有两千多人，指挥官为叶志超、聂士成。当他们发现牙山可能将成为日军进攻对象时，突然感到牙山其实为军事绝地，易攻难守，不宜久留。于是他们主动调整部署，由聂士成将主力撤至成欢驿。
对于清军的行动，日军密切跟踪，悄然完成对成欢驿的包围。28日拂晓，日军突然发动进攻。经几个小时激战，日军占领成欢驿，聂士成率众突围，向平壤集结。
成欢驿之战，清军损失两百多人，并不算多，但这一战却使清军的问题暴露无遗，失败主义情绪此后一直在清军中弥漫。相反，日军却通过牛刀小试，赢得了先机，振奋了军心。
对清政府来说，成欢驿失败，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损失不大，且在叶志超、聂士成分别带领下，先后撤至平壤，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新的战略布局，即以平壤为中心，背靠大清，固守北方，形成中日两军对峙格局。
在危机之初，李鸿章在向朝鲜南部派遣“高升”号的同时，也在北方派遣四路大军一万三千多人陆路入朝。至8月9日，四路大军分别完成在平壤的集结。
进入9月，日军分批进逼平壤，逐步完成对平壤的包围，切断清军退路。9月12日，日军分东西两路向平壤发动大规模进攻，清军将领马玉崑、左宝贵、卫汝贵等率部奋力抵抗，战斗至15日，双方互有死伤。
平壤战役是甲午战争中近乎唯一的亮点，但终因日军死死围困，清军有全军覆灭之虞。平壤战地最高统帅叶志超与诸军统领商量，决定放弃平壤，保存实力。结果，兵溃如山倒，后撤的清军犹如惊弓之鸟，一溃千里，闻风而逃，退守中国境内，整个朝鲜随之成为日人囊中之物，甲午战争陆路部分就此结束。剩下的，就是海军。
两天后，9月17日上午十时，中日海军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水域狭路相逢。日军正要寻找这个“亚洲第一”决战，而北洋海军也想替淮军兄弟报仇。
十二时五十分，两国舰队相距差不多五千米时，日舰第一游击突然左转，直奔北洋舰队右翼。犹豫片刻，北洋旗舰“定远”舰终于发出黄海海战第一炮。三分钟后，日本联合舰队“松岛”号发炮还击，旗舰“定远”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摧毁，整个北洋舰队指挥系统在第一时间陷入瘫痪，海军提督丁汝昌身负重伤，指挥系统彻底失灵，此后各战舰基本上各自为战，激战五个小时，至下午五时许，“经远”舰被击沉，北洋主力损失殆尽，战斗结束。
是役，为甲午战争转折点。北洋海军“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艘军舰或被击沉，或被击毁。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舰受重击。清军死伤千余，日军死伤六百。此后，北洋战舰退守旅顺、威海，避战保船，不再出战，黄海制海权，以及中国门户，均落入日军手中。
此后，日军乘胜追击，大本营分兵南北两路登陆作战，试图剑指北京，威逼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中国军队虽然也有顽强抵抗，但始终无法有效遏制日军的疯狂进攻，转败为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1895年2月11日夜，被围困在刘公岛很长时间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吞食鸦片自杀。刘步蟾、张文宣等将领也在此前后自尽身亡。他们不是选择一条逃生之路，而是坦然走向永生，用最后的选择兑现了一个军人的承诺。
丁汝昌自杀后，美籍洋员浩威提议守岛将士借用丁汝昌的名义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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