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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振江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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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中国近代史试读：

第一章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一、19世纪前期的中国与世界

当世界历史迈进19世纪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靠着血腥的剥削与掠夺，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整个世界形势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所有的文明古国望尘莫及。曾经使我国封建经济、文化充分发展的清王朝，这时也远远地落在了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成为它们猎取的目标。

清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末一个朝代。它经历了“康乾盛世”，早已由盛到衰，危机四伏了。在它的统治和压迫下，中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都是非常低下的。地主和官府对农民的剥削、搜刮不遗余力，地租率一般高达50％以上；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官僚手里，而广大农民则是“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大都陷入贫困、破产和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因此，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接连发生。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四川等省普遍爆发了农民起义。1813年10月，北京郊区天理教首领林清率领一支两百人的起义队伍，在宫内太监的协助下，曾一举攻入紫禁城。当时，嘉庆皇帝不在北京，只有皇次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在宫内，他慌忙拿起鸟枪指挥抵抗。清军闻讯赶来镇压，双方在隆宗门一带展开激战。起义军寡不敌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当时起义军射在皇宫隆宗门匾额上的一支箭头至今仍在，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遗痕。

在政治上，清王朝实行着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皇帝总揽一切大权，专横独断，至18世纪已登峰造极。乾隆皇帝曾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清朝的皇帝高度集权，却使吏治日益腐败不堪，大小官吏普遍贪污腐化，营私舞弊。在各级衙门中，蠹吏侵扣巨帑，需索私费，几乎是当时官场里司空见惯的现象。各级官吏一心追逐个人的权势和利禄，而对社会的严重问题、农民的死活则全然不顾。按照清朝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但在道光年间，尽管弊政丛生，贪污成灾，而“九卿无一人陈时事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已成当时的风气。时人张际亮在《答黄树斋鸿胪书》里，对吏治的败坏、贪污的丑闻，有一段生动的揭露：“为大府（督抚一类的官员清代称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借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山谷，数日夜不敢归里门，归而鸡豚牛犬一空矣。归未数日，胥差又至矣，门丁又至矣，必罄尽其家产而后已。”在贪官污吏的索逼下，“少女投池，寡妇自缢”，种种悲惨之状，比比皆是。

清王朝虽然拥有22万八旗兵和66万绿营兵，但是这支曾经称雄一时的军队早已腐败不堪，严重地失去了战斗力。军官或不懂军事，或不理营务，却都是克粮冒饷、贪污肥私的能手。兵卒从不操练，甚至出现了骑兵没有马、水兵不习水、武器生了锈、炮台不堪一击的腐败局面。据当时一些外国传教士在沿海刺探到的清军的落后、腐败的情况记载：“火药的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坏，点火口太宽，制造得不合比例，我确信有些炮对炮手们要比对他们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性命。由于中国长时期享有和平，所有他们的军事工作已经陷于腐烂。”就连守卫京师的八旗兵，也是“三五成群，手提鸟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八旗官兵把“军器视为具文，操演视为儿戏”。如此腐败的军队，除了骚扰、镇压人民外，哪里还有抵御侵略、保卫国家的能力？西方列强觊觎中国

在清王朝每况愈下的同时，英国资本主义却在殖民掠夺的腥风血雨中迅速发展。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蒸汽机已得到广泛的使用，一条条铁路迅速修建，一艘艘轮船在汽笛嘶鸣中驶往世界各地。此时的英国已远远超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早期殖民国家，而成为世界头等资本主义殖民强国。它把侵略、掠夺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早已成为英国资本主义觊觎的对象。

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打开中国市场，1816年曾派遣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到中国进行活动。提出公使驻京，开放北方通商口岸等要求，被清政府拒绝了。这个以使节身份出现的阿美士德，就是最早鼓动以武力侵略中国的殖民主义者之一。

1832年2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一艘名为“阿美士德号”的武装商船，载着间谍分子林赛（化名胡夏米）、传教士郭士立等一行七十多人，偷偷地从澳门出发北航，经厦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刘公岛，以及朝鲜、琉球等地，沿途测绘地形，搜集沿海驻军人数、装备、炮台设施等情报，历时六个多月才回到澳门，完成了英国武装侵略中国的第一步准备工作。

1834年，英国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利权（垄断权），允许英商自由到中国贸易。英政府还擅自派来了“驻华商务监督”，作为英王的代表直接与清王朝的官员对话，并负责保护和开拓英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从而使中英贸易进入了新的阶段。

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落后于英国，但到19世纪20年代后，它的工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了三四十年代，它的煤、铁、棉、毛织品的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为了开辟新的市场，法国资产阶级也加紧向外扩张侵略。在亚洲，它的主要侵略目标是越南和中国。它在打开商品贸易市场的同时，还把宗教作为主要侵略手段，曾派了许多传教士到东方各国进行活动，寻机进行侵略。

19世纪初期的美国，正处在南北战争的前夕，工业发展远远落在英法两国的后面。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农业人口尚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五，工商业只限于其北部和东北部，西部尚未开发，南部还是奴隶制的种植园经济。美国资产阶级在解决国内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不肯放松对外侵略和掠夺。在国际上它极力追随英国，对中国同样抱有野心，是近代英国侵略中国的帮凶。

沙皇俄国本是欧洲国家。但它逐渐向东扩张，到18世纪中期已和中国的东北、西北和北部接壤，不断寻机侵略中国。

总之，19世纪的世界历史，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西方资本主义迫不及待地把世界各地都卷入资本主义的市场。中国则是他们重点掠夺的目标之一。但是，腐败的清王朝闭目塞听，对这种严峻的世界形势懵然无知，却陶醉于“天朝上国”的神话。1808年，嘉庆皇帝曾在谕旨中自吹说：“天朝臣服中外，夷下咸宾，蕞尔夷邦（按：指英国），何得与中国并论。”他们不去加强国防，也拒绝接受一丝一毫的政治改革。因此，当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前来撞击中国大门的时候，清王朝并未认真应敌，依然重演闭关锁国的故技，企图使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永远隔绝，幻想以此来保持封建帝国的长治久安。闭关政策

所谓闭关政策，是封建政府当时推行的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清朝自入关以来就沿袭此项政策。清政府一方面严格限制中国人民出海贸易或侨居国外，严格限制中国的粮食、铁器、硫磺、丝茶和书籍等货物出口；另一方面则严格限制来华外国人的活动，防范外国人与中国人接触。马克思指出：“欧洲各国从17世纪末为了与中国通商而互相竞争。它们之间的剧烈纠纷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满洲人实行这样的排外政策，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与中国人有任何来往……”可见，闭关政策的核心主要是为了对国内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

闭关政策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在封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中，商品市场和商品交换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封建统治者自然没有保护与发展对外贸易的愿望与要求。早在1793年，英国使臣入京要求通商特权时，乾隆皇帝谕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觔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乾隆皇帝妄自尊大，丝毫没有对外贸易的要求，反把出口茶、丝、瓷器作为对外“加恩体恤”。可见中国地大物博与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成为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的经济基础。

闭关政策也是清政府对付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简单手段。当西方资本主义以海盗式的掠夺、烧杀和诉诸武力来骚扰中国东南沿海时，清政府就使用闭关锁国的办法把它们拒之于国门之外。正如英国资产阶级学者所说：“掠夺、谋害及经常诉诸武力，为欧洲国家与中国开始贸易的特色。”“外国商人自己的残暴行为应视为他们被享以闭门羹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清统治者愚昧落后，它在对外国人的限制和防范条例中，确实也存在着许多过苛的规定。例如规定：外国人不得在广州过冬；外国人到广州后，只许呆在“夷馆”，不得上街闲逛；外国人的家眷只许住在船上，不得在广州“夷馆”过夜。这些规定，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闭关政策也是清朝统治者防范中国人民与外国接触，以免彼此“交结引诱”进行反清斗争的愚民政策和镇压手段。清王朝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利益，对汉族及其他各族实行民族高压政策。清初，为了镇压东南沿海和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实行过严格的海禁，不准人民出海贸易，不准下海捕鱼，就连海边的土地也不许耕种，还强令濒海的居民内迁。“凡有官员兵民违禁出界贸易，及盖房居住耕地者，不论官民，俱以通贼论处斩”。直到1683年统一台湾后，海禁才有所开放。但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华侨仍然倍加约束。“如有出洋之人留在外国者，该督抚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即行正法”。而且条例日益繁琐和苛刻。特别是当西方国家的船队源源不断驶进东南沿海的时候，清朝政府更加忧心忡忡，生怕外国又来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清斗争。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所以早在18世纪中叶（乾隆时期）的时候，清政府就规定中外贸易限于广州一地。并陆续制订“防范夷人”条例，不许外国商人同中国百姓或官吏随便接触。还设立公行（又称十三洋行或洋行）管理外商，经营进出口贸易和办理交涉。于是公行长期垄断着对外贸易事务。

当然，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政策，并没有也不可能有效地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反而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闭关政策限制了中外正当贸易的发展，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本来，中国的海外贸易曾占世界的领先地位。远在明朝初年曾经有过轰动世界的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的壮举。这比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还要早几十年。当时中国人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都在西方人之上。直到17世纪初期，中国人还在东南亚广大地区的商业和航海业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清代统治者严格推行闭关锁国政策，限制本国制造海船和出海贸易，使海外贸易与航海事业遭到极大的摧残。清政府规定：“船只出洋，十船编为一甲，取具连环保结。一船为非，余船并坐。”清政府不许制造大海船，规定海船只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八尺，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人数不得超过二十八人。“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此外，还对出海商人、华侨进行打击和迫害。清政府规定：“其从前逗留外洋及违禁偷往之人，不准回籍。”这样就把中国的海外贸易及造船业、航海业限制在最低的水平。与此相反，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航海业在突飞猛进。他们的政府也千方百计地奖励人民出海探险和进行海外贸易，处处为他们撑腰。所以，西方侵略者到处气焰嚣张，而中国商人及海外华侨则遭到内外夹攻，成为被本国政府遗弃的人。由于清政府严格控制本国土特产的出口，许多靠海外贸易营生的人因此失业、破产，出现了“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的局面。这样便堵塞了开拓国外市场的渠道，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其次，闭关政策使中国与世隔绝，闭目塞听，对世界资本主义汹涌澎湃的发展趋势和进步的科学文化茫然无知，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再有，清朝统治者在执行闭关政策的过程中，把自己锁在“天朝上国”的圈子里，盲目自大，顽固守旧，从不肯睁眼看看世界局势的变化，形成一股虚骄保守、拒绝进步的顽固势力。他们不但挡不住西方的侵略，也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方面越来越落后于西方。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二、中外贸易与鸦片走私

在西方资本主义接踵东来，力图把古老的中国卷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率先以“商品重炮”来轰击紧闭着的中国的大门。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的毛织品、金属制品、钟表、玻璃等商品迅速地涌入中国。英国对华贸易额已超过了其他国家，占第一位。英国购买中国的茶叶、生丝、土布和药材的贸易额也在成倍的增长。其中仅茶叶一项，从1760年到1833年的七十多年间，就增加了五倍半以上。饮茶已成为英国人普遍的生活习惯，对茶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当时，英国几乎垄断了中国茶叶和生丝的出口贸易。

19世纪的美国对华贸易额也在迅速地增长，逐渐获得仅次于英国的地位。美国成为中国土布的最大市场，每年大约有一二百万匹甚至多达三百多万匹的土布被贩运到美国。除了供应美国市场外，还转销到中美、南美和西欧。在英美机器纺织尚未发达之前，中国精美的土布长期在欧美市场享有很高的声誉。长期以来美国几乎垄断了中国土布的出口贸易。

在迅速增长着的中英贸易和中美贸易中，英国和美国都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不论是英国的毛织品、金属制品，还是美国的西洋参、皮毛、檀香木等，在中国市场上几乎都是滞销品，不削价出售就很少有人问津。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还是封建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这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为特点的自然经济，对西方资本主义商品具有顽强的抵抗力。极端贫困的中国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哪里还能享用西方进口的洋货？在中国市场中，英国的毛呢敌不过中国精美华丽的绸缎和结实耐用的土布。而且，中国的茶、丝和土布又成为欧美市场的畅销货。这就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的出超额多达二三百万两。英美资产阶级为了获取中国的丝、茶和土布，每年不得不支付大约一百至四百万现银。中国成为传统的白银内流的国家。据统计，自18世纪初至19世纪20年代的百余年间，经欧洲商人输入中国的白银至少有五亿。如此巨额的白银流入中国，怎能不引起唯利是图的欧美商人和资产阶级的惆怅、眼热和嫉妒？一向把赚钱视为“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目的”的欧美资本家及其政府，为了扭转对华贸易上的逆差，他们经过一段探索，终于把杀人的毒品——鸦片作为捞取中国的白银和榨取中国人民膏脂的“特殊商品”偷偷地运进中国。鸦片泛滥成灾

鸦片又名阿芙蓉，俗称大烟，由罂粟的汁液提炼制成。鸦片含有大量的吗啡和生物碱，有镇痛、镇咳和止泻等功能，自古人们把它当作药材使用。鸦片原产于南欧及小亚细亚，以后传入阿拉伯、东南亚等地。明朝末年，吸食鸦片的方法由南洋传入中国。鸦片里含有大量的麻醉毒素，吸食极易上瘾，随后慢慢使人骨瘦如柴、精神萎靡，直至死亡。“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二百箱，每箱约重一百三十三磅。中国法律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使用，每箱鸦片纳税三美元左右；当时从土耳其贩运鸦片的葡萄牙人几乎是唯一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出口商”。英国资产阶级和毒品贩子非常垂涎葡萄牙人经营的鸦片贸易，便在1773年建议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进行鸦片贸易。1794年东印度公司派了一艘运载鸦片的大船直接停泊在黄埔港，进行鸦片贸易。从此输入中国的鸦片日益增多。由于鸦片大量流入中国，它已完全失去了医疗的作用，而成为败坏人民品格、腐蚀人民思想、扼杀人民生命的毒品，并形成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政府这才认识到有必要“颁布法令，用鞭笞和枷号示众的刑罚来威吓中国的鸦片走私商”。1796年清政府下令停征鸦片税，严禁鸦片进口。以后又多次下令禁止鸦片输入、贩卖、种植和吸食。从此，鸦片贸易完全成为非法的活动，鸦片遂由公开贸易变成大规模的走私。1797年东印度公司进一步取得了在印度制造鸦片的特权，垄断了印度鸦片的生产。为了保护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英国政府不顾一切国际道德，大力支持鸦片商人的走私活动。“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就从鸦片贸易中捞取了大量的中国白银，而大大增加购买中国茶叶和丝绸的数量。例如，19世纪30年代，英国购进中国的茶叶，从一千六百万镑增加到三千万镑以上，主要是靠鸦片走私换来的。从而也就扭转了英中贸易的逆差。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既然从肮脏的鸦片贸易中获得了暴利，他们就一定会把这种可耻的贸易坚持下去。英国的伙伴，美国商人也先后从土耳其、印度贩运鸦片到中国私售。他们私贩鸦片牟取巨利，活动日益猖獗，到1830年—1831年偷运到中国的鸦片已增加到21，849箱。1836年—1837年增至28，307箱，1838年—1839年剧增到35，500箱。鸦片输入的数量直线上升，吸食者日益增多。据1835年的估计，全国约有二百万人吸食鸦片。从沿海到内地，从城镇到农村，从文武员弁到士子兵丁，乃至僧道比丘，各色人等，不少人已有嗜鸦片之癖。其中，“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可见，鸦片这股黑色的毒流已在中国社会上泛滥成灾，成为急待解决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它已使清政府一部分当权者感到不能再熟视无睹，因而一再宣布禁烟。鸦片吸食者悲剧的根源

尽管清政府三令五申地严禁鸦片，但烟毒泛滥却日甚一日，严重地危害着清朝的统治，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贪婪、凶残、唯利是图，和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

英国鸦片贩子把大批的鸦片由印度源源不断地偷运到广东珠江口外的走私据点——停泊在伶仃洋的二十多艘“趸船”上存放，然后由蚁聚在趸船周围的中国烟贩和水手把鸦片装上一艘艘叫做“快蟹”（又称“扒龙”）的包揽走私漏税的快船运到广州，将鸦片点交给包售鸦片的批发商店（称作大窑口），再由他们转售给遍布各地城乡市镇的鸦片包买户（称作小窑口）进行公开或秘密的销售。其余各省私贩，入口出境，均系快蟹船包送。“快蟹”是一种设有三面风帆的快速船，两旁尽设铁网以御炮火，左右快桨多至五六十支，水手数十人。其船之大可容数百石，运载鸦片星夜遄行，来往如飞，所过关津无敢阻拦，即使巡逻官兵令其泊岸，他们也抗命不从，瞬息脱逃；甚至竟敢施放枪炮狙击巡船。内地烟贩也很猖獗。由内河兴贩至南北各省的鸦片，竟是盈箱累笥，载以舟车。地处长江中游的两湖、江西，“为烟土出入之门户，其大伙烟犯，动辄百十成群，犹如私枭之出没，器械森然，人视死而如归”。

在鸦片走私活动中，英国鸦片商不惜以重金贿买清朝的官吏兵丁，勾结中国烟贩，建立遍及全国各地的贩毒网点。一些在沿海缉私的巡船，竟暗中与英国鸦片商约定：“每箱鸦片收五至十元”的贿赂就立即放行。巡船竟“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之多。各巡船与快蟹相勾结，“通同作弊，按股分赃，包庇行私，其弊尤甚”。许多地方官吏和兵卒名为缉私和查禁鸦片，实则收受贿赂，反成烟贩的耳目和帮凶。他们再以送礼纳献的形式把赃物层层分润贿赂他们的上级。有记载揭露说，广东水师的许多将弁，年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九来自烟贩的贿赂，而正当收入“只占百分之一”。据英国商人的信件说：“在中国方面，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鸦片走私公开的默许。过去和现在的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秘密地允许。”这样，上至朝廷王公大臣，下至地方官吏兵弁，层层串通，形成一个庞大的鸦片受贿集团。他们不但是受贿者，不少还是吸食上瘾的大烟鬼。1831年刑部奏议称：“现在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贩毒集团、受贿集团与吸食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遂把中国社会搞得污秽不堪，黑暗至极。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正义的禁烟运动

鸦片给英美侵略者带来了血腥的暴利，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祸患。它严重地摧残了中国人的身体、智力和意志，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也使清政府的财政日益陷入困境。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现象十分严重。劳动人民深受其害。1794年白银一两折换铜钱一千文左右，1838年则需一千六百至一千七百文。农民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时，得到的是铜钱，而缴税时，政府则要折成银两。这样一来，银价越高，农民需付出的铜钱越多，必然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降低了他们的收入，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的封建剥削则变得更加沉重了。鸦片泛滥进一步加重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由于宫廷内部、八旗、绿营都有吸毒者，这将使清朝的统治机构更加腐败不堪。鸦片泛滥已造成了深刻的民族灾难。因此，如何有效地制止鸦片输入已成为当时人们所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形成以许乃济为代表的弛禁派，和以黄爵滋、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

1836年6月，太常寺卿许乃济奏请取消鸦片禁令，准许公开买卖。理由是禁绝不了，不如允许纳税进口，政府还可增加税收；提倡内地种植鸦片，可以抵制外国鸦片进口。他认为只要官员兵丁不吸食鸦片就无损于统治。至于一般老百姓，都是“愚贱无职事之流”，吸食与否无需过问。显然，这种意见代表了受贿集团和鸦片贩子的利益。他得到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等人的支持，但却遭到以林则徐等为代表的一些开明、正义、富有远见的爱国官吏的坚决反对。

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在奏折中痛陈鸦片的危害。指出，历来禁烟无效的根本原因是官吏的贪赃枉法。他认为：不根绝吸食者，就无法根绝贩卖者。因此，他提出一个“重治吸食”的办法以抵制鸦片的输入。这篇奏折在清政府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弛禁派人多势众，向黄爵滋发起围攻。湖广总督林则徐仗义执言，理直气壮地为黄爵滋的奏章喝彩，对弛禁派进行有力的回击。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近郊）人。这位禁烟派代表人物，谙练政事，纠察时弊不遗余力。他在湖广以禁绝鸦片为己任，大张旗鼓地开展禁烟运动。他把收缴来的烟枪刀劈火烧；把缴来的烟土、烟膏拌以桐油烧毁，然后再把灰烬投入江心。他还配制戒烟药丸，广为散发，收到了可喜的成效。“湖广之人，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则颜面发胖，筋力复强，屡试屡验”。林则徐林则徐的禁烟义举，颇得民心。有老妇人“在路旁叩头称谢”，感谢林大人挽救了他们的夫男。“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林则徐颇受鼓舞，使他坚信鸦片可禁，烟瘾可除，关键在于当政者是否认真，即所谓：“特视奉行者之果肯认真否耳！”

1838年9月，林则徐在奏折中痛斥弛禁派的种种谬论，指陈鸦片的巨大危害。并警告道光皇帝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份提出兵弱饷荒警告的奏折，切中了时弊，打动了优柔寡断的道光皇帝，使他暂时倾向于禁烟。10月，道光皇帝再次谕令各省认真查禁鸦片，并将弛禁论的鼓吹者许乃济降级处分。于是，一场全国性的禁烟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钦差大臣林则徐

道光皇帝令林则徐晋京陛见，陈述其禁烟意见。特赐林则徐紫禁城内骑马。林则徐在八天内连续被召见了八次。这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实是难得的“恩遇”。1838年12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查禁鸦片。翌年3月，林则徐抵广州。他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加紧整顿海防，惩治鸦片走私，查禁受贿官弁，严拿烟贩。3月18日，他大义凛然地向洋商发出谕帖，命令他们将趸船上的鸦片尽数缴出，并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林则徐明确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这番誓言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严禁鸦片的决心。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坚持侵略的立场，蓄意抵制和破坏正义的禁烟运动。他一面下令让趸船逃离，一面又抗议广州设防，还命令英国军舰做战争准备。3月24日，义律从澳门潜入广州洋馆，企图庇护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阻止洋商交出鸦片。广州人民闻讯极为气愤，立即包围洋馆。林则徐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派兵监视洋馆，断绝广州与澳门间的交通，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的一击。义律技穷，被迫缴出鸦片两万多箱，美商缴出一千五百多箱。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率领地方官吏，在虎门海滩将缴获的鸦片全部当众销毁，冲入大海。虎门销烟的壮举，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振奋了民族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鸦片侵略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英斗争

1839年8月，虎门销烟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资产阶级立即掀起了一片反华的叫嚣，疯狂地鼓吹发动侵华战争。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月，英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立即派兵开赴中国。6月，乔治·懿律率领四千名英军，分乘四十余艘船舰，到达中国海面，封锁珠江口。从此，英国挑起的侵略战争正式开始了。马克思指出这场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预料到英国决不肯就此罢休。为了防备其发动武装侵略，在广东沿海加紧备战。1840年2月，林则徐接任两广总督，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通力协助下，在虎门海口安设木排、铁链，添置炮台，增设炮位，还购买西洋大炮布防在珠江口附近。并督促水陆官兵认真操练。他看到人民群众反对鸦片侵略的情绪高涨，初步认识到“民心可用”，遂在一定的限度内，把广东的“渔人疍户，以及滨海居民”组织起来，“或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或由府县雇觅壮丁，以资捍卫”；如果英军兵船闯入内河，允许人民持刀痛杀，并从渔民、疍户、盐工中招募五千名壮丁编为水勇，日夜进行训练。广东军民同仇敌忾，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痛歼来犯之敌。

英军虽然气势汹汹地封锁了珠江口，但看到广东沿海防守严密，无懈可击，于6月底驶向福建海面，向厦门投递“文书”，遭厦门守军拒绝后，开炮袭击厦门水师。然后沿海北上，进犯浙江沿海，7月初攻陷定海。英军在定海洗劫一空后，又继续北犯。8月11日闯入天津，向直隶总督琦善递交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给清朝宰相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等侵略要求，引起清王朝极大震动。但在此严重时刻，大臣们不去商讨退敌之策，反把事件引向打击抵抗派。投降派（弛禁派在对敌斗争中发展而来）乘机攻击林则徐，说他禁烟操之过急，以致惹起英军前来“诉冤”。本来就不坚定的道光皇帝此时态度更加动摇，转而支持投降派，并派琦善前往天津与英国侵略者谈判。琦善公然无耻地在《答懿律照会》中诋毁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并扬言“重治其罪”。他要求英军返回广东，“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英国侵略者得琦善的保证后，于9月中旬折军回南，等候正式谈判。

1840年9月17日，道光皇帝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并于10月3日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查办。11月底琦善到达广州后，一反林则徐所为，立即惩办积极抗英的清军将领，拆除珠江口附近防务设施，遣散水勇、乡勇，并大骂广东人民都是汉奸，妄图以此来讨好英国侵略者。琦善开门揖盗的卖国活动，更加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1841年1月初，英军突然攻占虎门口外的大角、沙角两个炮台，副将陈连升父子等英勇战死。琦善十分慌恐，急派汉奸、买办鲍鹏前往穿鼻洋向义律乞和。鲍鹏本是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的买办，曾被林则徐通缉而逃到山东，这时却被琦善重用。1月20日，琦善擅自与义律秘密地签订了《穿鼻草约》。其中包括割让香港，开放广州，赔偿烟价六百万元等条款。清政府从宣战到求和

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和琦善私订《穿鼻草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皇帝大为震怒。他原以为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后，英国就会停止侵扰，哪里知道英国侵略者得寸进尺，更没想到连他派去的奴才琦善也胆大妄为，竟敢私订条约。他忍无可忍，便立即声明“烟价一毫不许，土地一寸不给”，并下诏对英宣战；将琦善革职问罪，锁拿回京；并派遣自己的侄儿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一万七千人的兵力开赴广东前线。

1841年2月26日，英军风闻清政府调兵遣将，便先发制人，向虎门炮台发起猛攻。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英勇抵抗。仍在广东前线负责军务的琦善，依旧坚持其投降路线，拒绝增援虎门。关天培孤军作战，士卒伤亡惨重，他自己也受伤数十处，但仍亲自点燃大炮，英勇杀敌。终因寡不敌众，壮烈殉国。炮台守军四百余人大部阵亡。英国兵舰乘势驶入省河（珠江），进逼广州。

4月，奕山率领大军齐集广州。他的随员大都是纨袴子弟，根本不会打仗，却想侥幸取胜，以期封官受赏。遂于5月21日冒然发动一次夜袭，结果大败而归。英军则趁机进攻广州。这时，英国从印度调来援军，增强了火力。英军占据城郊炮台后，用数百门大炮猛攻广州城，城内兵民死伤惨重。奕山等人惊恐万状，吓得东躲西藏，很快在广州城头竖白旗投降求和。27日，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退离广州六十里；奕山缴纳六百万元的所谓“赎关天培城费”，然后英军退至虎门。

1841年4月，英国政府在接到义律擅自拟订的《穿鼻草约》之报告后，认为这个条约所得到的侵略权益太少了。决定撤换义律，改派高级官员璞鼎查为全权代表前来中国，向清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这年8月，璞鼎查到达香港，随后，率英军北上，攻陷厦门。10月1日，再次攻陷浙江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兵英勇抵抗，以身殉国；五千名将士全部壮烈牺牲。接着，英军进攻镇海，浙江提督余步云闻风逃走。署理两江总督裕谦（蒙古族）坚决抵抗。镇海失守后，裕谦投水自尽。10月13日，英军攻占宁波。

道光皇帝为挽救浙江前线的败局，于10月18日任命自己的另一个侄儿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等为参赞大臣，率军前往浙江指挥军事。奕经和奕山一样腐败无能。他在南下途中，不管前线如何吃紧，一路上却尽情地游山玩水，到了苏州便屯兵不前，整天沉溺在花天酒地之中。直到1842年2月才到达浙江绍兴。他为了邀功请赏，侥幸取胜，把战争当儿戏，竟在毫无准备和不了解敌情的情况下，于3月10日分兵三路向宁波、镇海、定海进攻，结果大败而归。不但没有收复三城，反而又丢掉了慈溪。奕经仓皇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再战。英军则趁势扩大侵略。5月英军退出宁波、镇海，向北进犯。6月，英军进入长江，攻打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坚守炮台，奋力杀敌。这位年近七十的老将在身负七处重伤，血流至胫的情况下，仍然执旗督战，直至壮烈牺牲。吴淞炮台随之失陷。英军攻下上海后，沿长江西上。7月下旬陷镇江。8月初英国兵舰八十多艘闯入南京下关江面，等待清政府的投降。道光皇帝急派盛京将军耆英和被革职的两江总督伊里布等人到南京与英侵略者进行谈判。至此，历时两年多的中英鸦片战争，以清朝的失败而告终。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清政府进行的这场战争本是反对鸦片侵略的正义战争，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的民族自卫战争，且有斗志高昂的爱国军民的广泛支持，理应有足够的条件打败远渡重洋、兵力单薄的英国侵略者。但是，由于清王朝政治制度的腐败和由此带来的经济技术的落后而败北，使中国人民蒙受一场奇耻大辱。直到战争爆发时，昏瞆顽固的清朝统治者大都还浸沉于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之中。他们关起门来自称“天朝上国”，盲目轻敌，而对早已磨刀霍霍的英国侵略者竟不作丝毫的战争准备。广东前线的林则徐曾先后五次请旨饬令沿海各省督抚认真布防备战，但除邓廷桢之外，沿海各督抚大都漠然视之。据直隶总督琦善奏称，作为京师门户的天津，当时仅有八百名兵弁驻守。山海关连一尊合用的大炮也没有。海防如此空虚，却无人过问，这正是清政府政治腐败的具体表现。

当英军大举进攻时，遇有小挫，道光皇帝不是引咎自省，反把偌大的火气发泄在抵抗派林则徐、邓廷桢等人的身上，将他们革职查办。反过来却去依靠琦善、奕山、奕经等一类庸臣奸党去退却英军，并对他们抱有极大的希望。道光对浙江前线的奕经明确地表示：“朕引领东南，日盼捷音之至也。”可是琦善一到广东前线就开门揖盗，放胆卖国。大将军奕山视前线军民为奸细，他的副手杨芳对西方资本主义茫然无知，还声言英军的炮舰定有“邪术”，并独出心裁地搜罗民间的马桶、尿盆去“破邪”，结果连吃败仗。大将军奕经刚到浙江前线就梦见洋人上船逃跑，因此，他认为这是上天保佑，大吉大利。于是仓促之间向英军发起全面反攻，结果损兵折将，大败而逃。身居军机大臣的穆彰阿心怀叵测，每闻江浙前线清军败绩，便眉飞色舞地幸灾乐祸。宰辅疆臣如此昏聩无能，腐败堕落，是无法战胜早有准备而又野心勃勃的英国侵略者的。

另外，由于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形成军事装备低劣，军事技术落后，这也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清军当时还停留在中世纪骑马射箭的水平上，对近代化的军事知识一无所知。沿海要塞的许多炮台年久失修，大炮陈旧不堪，质量也实在粗劣，连吴淞口那样险要的炮台上，架设着的大炮还有三百年前明朝铸造的。因此，封建制度的腐败、清政府的昏庸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技术落后，是导致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三元里抗英斗争

在鸦片战争过程中，清朝统治者时战时和，动摇妥协，最后直至投降。然而东南沿海人民和广大爱国官兵却是英勇抵抗，宁死不屈，同侵略者多次拼搏，给侵略者以应有的惩罚，涌现出许多动人的事迹。其中，以广州城北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反抗侵略的爱国精神。1841年5月下旬，英国侵略军占领广州城北各炮台。随后经常四出骚扰，到处杀人放火，奸污妇女。当地人民深受其害。其中泥城、西村、三元里、萧冈一带村落受害最深。于是各乡绅民便利用旧有的社学形式自动组织起来，“集众公盟”，联合保卫身家田园，开展打击英军骚扰的正义斗争。5月29日，一小股英军窜到三元里一带抢劫骚扰，村民奋起搏斗，打死英军数人。其余逃回营地。三元里人民为对付英军日后前来报复，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指挥旗便自动集合起来，在三元古庙商讨对策。他们议定以庙里的三星旗作为“令旗”，并立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誓死反抗侵略的决心。他们还邀集了附近一百零三乡的群众联合一致，主动出击英国侵略者，并拟定出在牛栏冈设伏歼敌的作战计划。

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和各乡群众五六千人，手持锄头、铁锹、刀矛向英军占领的四方炮台发起佯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督率英军反击。三元里人民且战且退，把英军诱入牛栏冈伏击圈。只听清脆的铜锣一敲响，早已埋伏好的近万名群众一跃而起，勇猛地向英军发起冲锋。一百零三乡的数万名群众也从四面八方赶来，围歼顽敌。刹时间“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斯时也，重重叠叠，遍野漫山，已将夷兵困在垓心矣”。英军几次挣扎突围，均遭失败。下午，雷雨大作，英军困在泥泞里，难以撤出，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直到傍晚，四方炮台的英军赶来接应时，被围的英军才侥幸地撤回。

5月31日，广州附近的佛山、番禺、增城、花县等县四百余乡群众，也赶来支援三元里人民的正义斗争。于是数万名群众团团围困四方炮台。义律率兵来救也被围困。英军派出奸细，向广州地方政府求救。广州知府余保纯赶来对群众队伍施以恫吓、哄骗等手段，才勉强保着英军撤出重围。义律为掩饰其失败的可耻狼狈相，便张贴了一纸污蔑广州人民和自我洗刷的“告示”，胡说：“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宪宽容，后毋再犯。”三元里人民立即张贴《广东义民告英人说帖》、《三元里等乡痛詈鬼子词》等予以揭露和回击，嘲弄义律说：“今各乡义民即饶尔等之命，尔又妄自尊大，出此不通告示。……尔妄言宽容，试思谁宽容谁？”并明确表示：“我等义民……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恨也！”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它对英国侵略者的沉重打击，有力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反侵略的主力军。三元里人民反英斗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能够在斗争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三元古庙

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同西方资本主义强盗拼搏的斗争勇气。它像一面鲜艳的战旗，激励着英雄的中国人民再接再厉，把反侵略斗争进行到底。

在鸦片战争中，除广东沿海和三元里人民英勇反击敌人外，福建厦门附近的人民群众也自发行动起来，同英国侵略军搏斗。浙江宁波、镇海、定海等地的黑水党（当地农民反侵略的组织）经常伺机狙击英军，打死打伤许多敌人。宁波人民还发布《众义民公启》，号召人民同心协力，消灭入侵之敌。沿海各省人民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气焰。

在鸦片战争过程中，清军中许多爱国官兵，激于民族大义，英勇无畏地投入了这场民族自卫战争。他们奋勇杀敌，流血牺牲，为维护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而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关天培悲壮殉国，陈化成战死吴淞，定海三总兵血战六昼夜，镇江驻防旗兵和英国侵略军巷战与肉搏，都表现了中国人民誓死抵抗外来侵略、捍卫祖国独立的爱国精神。

四、中国社会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1842年8月中旬，耆英、伊里布等人到达南京，同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开始议和谈判。英方开列议和条款，迫使耆英等人全部接受。8月29日，耆英、伊里布等人与璞鼎查在英舰“汉华丽”号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割让香港。从此，中国的神圣领土香港落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成为英国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

2．赔款二千一百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3．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从此，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洞开。侵略者以此为据点，进一步掠夺中国人民，并不断扩其侵略范围。

4．协定关税。即中国的进出口税率须同英方“秉公议定则例”，而不能由中国单独规定。从而破坏了中国关税自主权。

1843年7月和10月，中英又相继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又称《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或称《中英善后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英国侵略者又夺取了以下几种特权：

1．压低关税。进口货物的税率定为5％，成为世界上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海关从此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

2．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侨民在中国犯刑事罪时，由英国领事根据英国法律处理。从此，中国的司法权被破坏，外国人可在中国为非作歹，为所欲为，而不受中国法律约束。

3．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即今后任何国家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侵略权益时，英国均可分享。

4．可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建立租界。这项规定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建立“租界”的根据和开端。《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法国等侵略者接踵而来，乘机索取特权。他们分别于1844年7月和10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两个不平等条约。法、美除了享有英人在《南京条约》中的全部特权外，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攫取了传教等侵略特权。

继英、美、法侵略者之后，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瑞典、挪威、葡萄牙、普鲁士及丹麦等国纷至沓来，要求同清政府正式订立通商条约。清政府抱定“一视同仁”的卖国方针一一承应。1848年，葡萄牙殖民者公然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霸占了中国领土澳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欧美资产阶级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副副锁链。从此，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古老的封建的中国被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奴役的开始，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主权开始遭到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破坏。英国取得香港，葡萄牙续占澳门。中国的关税、司法等主权也遭受到严重的践踏，从而使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国家。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涌入中国市场，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巨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它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刺激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遂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特别是东南沿海和五口通商地区的自然经济，首先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逐渐趋于解体。

鸦片战争后，英国资产阶级立即掀起了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将大量的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运到中国来销售。1845年，英国输华货物的总值，比战前增长四倍多。其中以棉纱为大宗，约占入口的70％。这样，英国棉纱大量涌入，遂使东南沿海的手工纺织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当时全国著名的棉区江苏松江、太仓一带，竟出现了无纱可纺的现象。福建漳州一带的土布也大大减产。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口的茶、丝数量迅速增长。茶叶在战前每年出口量五千万磅，而1846年就达八千余万磅。1847年，丝的出口量为二万二千包，比战前增加一倍，但茶、丝的出口贸易大都被英商所操纵。他们根据本国和外贸的需要，千方百计地在我国索取原料。如在上海、广州等地就有他们的茶商附设茶厂，专门加工适合他们需要的茶叶。在数量与价格上为外商（主要是英国商人）所左右。中国的丝茶业就被迫服从于外国资本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的性质。

随着东南沿海自然经济逐渐解体，社会上失业群众不断增多。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则肆意掠夺中国的廉价的劳动力，还干出拐骗人口运往美洲贩卖等伤天害理的勾当。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侵略者就已开始拐卖和绑架中国的劳动力，以及妇女和儿童。战后更加肆无忌惮。当时的厦门、上海、广州、汕头，以及港、澳等东南沿海各地成为人口贩子猖狂肆虐的地方。在上海，“乡人卖布粜米，独行夷场（租界）者辄被掠去”。在广州，据英国领事在1859年的报告中说：“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人们离开自己的住宅，哪怕是走到通衢大街，（中国人）谁也免不了有被人假借债务纠纷或私人嫌隙推架而去的危险。……广州城和邻近各地的全体人民中，已经掀起一种滔天大难的感觉。”据英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说，1849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厦门和广州地区就掠卖出去三千一百一十八名。1852年猛增至一万五千人。被掠卖出去的大都是身强力壮的成年人，也有少量的男性儿童。他们把这些被掠骗去的人叫作“猪仔”，把他们关押在“猪仔馆”即“奴隶收容所”中，施尽种种凌辱和折磨。在贩运途中，他们被关进连囚牢也不如的底舱里。忍饥挨饿，连喝水都十分困难。喝水需先经批准，每次只准用细竹管吮几口。有时因私喝一杯水竟被活活打死。可怕的瘟疫还无情地袭击着他们，使他们陷入九死一生的险恶困境。难怪人们形象地形容那些专门押运贩卖华工的轮船叫做“浮动地狱”。香港总督包令曾在厦门亲眼看到掠卖华工的残暴情况，他写道：“几百名苦力被集中在奴隶收容所中，他们被剥去衣服，赤身露体，并且在他们的胸部打上或涂上C（古巴）、P（秘鲁）或S（散得维齿，即檀香山）的字样。”这是一幅多么悲惨、可怕的图画啊！那些专干掠卖华工的西方人口贩子却从这笔肮脏、可耻的生意中发了横财。他们从头到脚都沾满了华工们的鲜血！他们的每一个毛孔里，溢出的都是华工们的膏脂！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在五个通商口岸中，上海发展最为迅速。它很快取代了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尔富强迫上海地方官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定英人居留地，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开端。1848年和1849年，美、法侵略者也步英国的后尘，分别在上海划定租界。它们在租界内建立了一套殖民地的管理制度。其他通商口岸也都依样建立了这种号称“国中之国”的租界区。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社会主要矛盾也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战前，中国社会阶级主要是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战后，在五口通商地区开始出现为外国资本主义服务的买办和买办商人。这是中国近代买办资产阶级的前身。此外，还出现了一批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码头工人和在外轮上工作的海员，以及船舶修造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

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那时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战后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前者为主要矛盾。这样，革命的主要任务则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它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因此，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起点。

五、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的兴起

鸦片战争前，在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束缚下，思想界长期处在空言心性的理学（宋学）和烦琐考证的汉学的束缚之下，形成万马齐喑的僵化、陈腐的局面。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鸦片危害的加深、西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以及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失败，处处暴露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严重的腐败，也促使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严重的社会问题和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必然在学术思想界引起反响，并使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鸦片战争时期的思想界空前活跃。以龚自珍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对封建统治者的腐败现况早就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并提出了某些改革的意见。这对以后的维新思潮的兴起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鸦片战争发生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促使一部分开明的官员和士绅开始认识到时代变了。时代已向他们提出了认识西方、学习西方和抵御外侮的新课题。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人们开始认识到：封建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要想战胜西方侵略者，就必须认识西方，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当然，提出向敌人（西方侵略者）学习，其任务是严峻的，其反响是强烈的。因为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同封建闭关自守的传统思想大相径庭的。它必然引起一般感受不敏锐的人的怀疑，更要引起顽固守旧势力的拼死反对。时代提出的“向西方学习”这个重大课题的实质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席卷世界的腥风血雨的时代，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应当怎么办？问题提得如此尖锐而又刻不容缓。但是，新旧势力的回答却是截然不同的，这就必然使思想界的斗争空前激烈起来。

封建守旧势力，历来盲目鄙视西方，从不肯睁眼看世界。鸦片战前，广州是唯一的开放港口。但在林则徐到达广州之前，那里的封疆大吏、高级官员，没有一个人了解英美国家的情况。“广东省城，有许多大人握大权，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他们不知也不学，甚至还竭力反对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连外国的文字和语言也禁止学习。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英国大举进攻中国时，道光皇帝曾经理直气壮地对英宣战，这本是理所当然的民族自卫的正义行动。但是，当这场战争打了将近两年的时候，这位对英宣战的大清皇帝连英国有多大，地理位置在哪里等等最基本的情况都一概不知。竟在1842年5月发出上谕，向疆吏大臣打听：“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指我国天山以南地区）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既然皇帝发上谕询问疆吏，说明当朝大臣无一人洞悉敌情。魏源就曾辛辣地抨击了这件事。他说：“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他还以诗的形式进行讽刺：“为问海夷何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的确，清政府已与英国打了二百多年的交道，堂堂的大清君臣竟对它一无所知，甚至连葱岭（帕米尔）和大西洋的位置也弄不清楚，如何能谈得上取得抗英斗争的胜利呢！

再从道光皇帝在战争中停停打打、出尔反尔的举措来看，清统治集团既不知己，更不知彼。靠这帮昏聩的君臣进行民族自卫战争，肯定是不会取胜的。所以，鸦片战争的严酷现实教育了中国人民，激发了许多爱国者和学人名士积极探求西方的科学知识，研究外国的历史与地理，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从此逐渐形成了认识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出现了一批具有重大启蒙作用的思想家。林则徐、魏源等人就是他们的代表。总之，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抨击时政，主张改革和学习西方，抵御外侮的思潮，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新动向。倡言改革的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出生于仕宦之家，自幼才华横溢，所作诗文意气风发，给人们以很大的震动。他三十八岁中进士，后官至礼部主事。一生官运不佳，潦倒终生。但他在思想界颇具盛名，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最突出的思想成就，主要是揭露社会政治的黑暗，呼吁“更法”和倡言改革等方面。他痛斥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是“霸天下”，实行的是愚民政策。他揭露清朝的官场到处充斥着寡廉鲜耻的利禄之徒。做官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奸诈虚伪。官做的越大，就越会谄媚。这些人除了吃喝玩乐，请客送礼，互相包庇，取媚主子之外，别的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知。这些官是一群狗、蝇、蚊、虻、熊罴和豺狼，靠这群只知苟安其位的兽虫，怎能把国家治理好呢？他认为当时的社会实在是一个扼杀人才、窒息生机的鬼蜮世界。他痛感清朝统治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危机，预感到旧王朝即将覆灭。这位思想家“忧天如杞人”！他认为必须“更法”，必须改革，以挽救统治危机。他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龚自珍要求改革的内容，不外是用人不论资格、废除科举、在新疆设行省、禁止鸦片等等。这些主张对社会的进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他还提出要大大增加高级官僚的俸禄和权力，甚至要求加强封建宗法制度等等。显然，这些都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坏主张。

因此，不管他对时弊批判得多么激烈，他的思想的实质不外是“补天”。即用微弱的改良，去挽救清朝这座将倾的大厦。最能表现他“补天”思想的要算是他那首脍炙人口的感事诗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见他把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放在皇帝重新振作，能够破格用人上面了。诚然，微弱的改革要比顽固守旧好一些，但毕竟还是没有真正握住时代的脉搏。时代提出的最严峻、最急切的任务不是单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还得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长处，学习的目的则是为了更有效地反对侵略。时代所赋予的这一历史使命恰恰是衡量思想家的成就大小、境界高低的客观尺度。龚自珍虽力主禁烟，抵抗侵略，但他抵抗的方法仍旧是照搬传统的“闭关绝市”的老办法，把洋人洋货统统拒之于国门之外。显然这种主张不能、也不可能阻挡西方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市场和掠夺殖民地的浪潮。况且这种论调同顽固派盲目排外的论调不谋而合。龚自珍只是一个主张改革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没有正确回答时代所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课题，但他猛烈抨击时政，倡言“更法”和改革，这在万马齐喑的思想界来说，犹如一声划破夜空的春雷，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

抵抗派领袖林则徐，在对待外国侵略的问题上，同封建顽固派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主张禁烟而不反对正当的中外贸易。并且曾首次批判“封关禁海”的顽固思想。他主张“藏富于民”，让商民自由开发利源。他坚决主张抵抗西方侵略，而积极学习西方的长处。他在抵抗英国侵略的同时，积极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情况。1839年3月，他到广州查禁鸦片时，立即任用澳门马礼逊学校的毕业生袁德辉和梁发（我国的第一个牧师）的儿子梁进德作为自己的英文译员。他设馆编译西文书刊，借以采访西方的情况，探求西方的知识，以便更有效地对付西方侵略者。林则徐在袁德辉和梁进德两位年轻译员的帮助下，把英文版的《中国丛报》译为中文，经他亲自整理加工后，成为人们所熟悉的《澳门月报》。此报有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这些资料对他发动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从五辑的内容来看，林则徐不但重视了解英国的情况，还注意探求西方各国的情况（论各国夷情），这说明林则徐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思想是敏锐的，视野是开阔的。

从1839年3月到1840年11月，林则徐一直在组织翻译工作，相继译出《四洲志》、《华事夷言》，选译了《各国律例》等书。此外，他还组织翻译和搜集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式等资料，力图学习西方技术，建立新式国防。林则徐力求做到了解世界，了解敌情，知己知彼，所以他才有可能在抗英斗争中取得重要成就。林则徐的这些思想和实践，由他的挚友魏源发展成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理论，成为早期维新思想的重要内容。

林则徐在编译洋报的活动中，还以惊人的洞察力注视了沙俄窥视中国西部边陲的侵略野心。从他所译的《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中，都可以看到有关沙俄向外扩张的情况。例如所译1840年7月25日的《澳门新闻纸》中，就有介绍英国和沙俄争夺阿富汗和土耳其以及俄国企图向印度扩张等情况的报道。其中有段文字揭露说：“俄罗斯王倘既得了他所得之地方，岂肯立即收兵乎？人皆知其必然不肯，只不过加增他们之贪心而已。”林则徐根据这篇报道的译文，仔细查寻俄国人向南亚扩张的路线，并在译文的后面加了按语。按语中提醒人们注意俄人经阿富汗到印度，“过印度即系西藏、缅甸矣”！可见，林则徐已敏锐地看到沙俄觊觎我国西藏的意图。后来他谪戍新疆期间，曾亲历西北边塞，对俄国企图侵略中国的意图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直到他在临终前几个月，还劝人提防俄国。“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日后沙俄对我国边疆蚕食鲸吞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位爱国者的预见是多么可贵啊！

林则徐放眼世界，学习西方，及其译书活动，在中外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魏源在《圣武记》中说：“林则徐自去年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疍户。”证明林则徐在探求西方知识的过程中，已清楚地看出西方侵略者藐视清朝水师，而惧怕沿海的百姓的事实。

林则徐探求西方知识是非常认真的。一个外国人的记载说：“当他（即林则徐）在穿鼻洋时，他指挥他的秘书、随员和许多聪明的人，搜集英国的情报，将英方商业政策各部门的详情，特别是他所执行的政策可能的后果，如何赔偿鸦片所有的损失，都一一记录。他们尤其关心英、俄是否正在作战。等到他们被告诉：英俄之间极和平时，他们好像深为诧异。这些情报，每日都先交钦差阅览。当他离去广州时，已搜集了一厚帙了。”林则徐这种放眼世界、求实进取的可贵精神，比起清政府中那些盲目自大的守旧官僚，不知高明多少倍。他的思想认识水平已远远超过他的同辈人了。他探求西方先进知识方面的努力，不仅对制定抗英策略和防范沙俄的预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中国的思想界起了启蒙作用。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魏源、姚莹、徐继畬、汪文泰等一批学人名士，在探求西方新知和介绍西方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一开始就表现出蓬蓬勃勃的朝气，使万马齐喑的思想界面目为之一新。林则徐是我国近代放眼世界的第一人。主张师夷以制夷的魏源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生于没落的地主家庭。1814年到北京就学时结识了龚自珍。他们一起切磋学问，议论时政。1841年，他参加两江总督裕谦幕府，亲身参与抵抗英国侵略。鸦片战争后，考中进士，后官至高邮知州。

鸦片战争前，魏源也是抨击时政、倡言改革的名士。他对清政府的黑暗政治非常不满，对官僚政治的抨击尤为淋漓尽致。他把那些把持朝政、因循守旧的官僚称作“鄙夫”、“乡愿”，视为历代败亡天下的七患之一。在这些鄙夫们的心目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他们“无职不旷，无事不蛊，其害且在强藩、女祸、外戚、宦寺、权奸之上”。这些人老奸巨猾，“攻之无可攻，刺之无可刺，使天下阴受其害而己不与其责焉”。这些批评固然是一针见血的，但他把清朝政治腐败完全归咎于这些“鄙夫”，而看不出他们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这就不可能抓住问题的实质。

魏源还主张对清朝的一些弊政实行改革。他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因此，他先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运和盐政等问题的方案和措施。他虽然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但他要改革的内容和项目都很狭窄。而且多是修修补补，很不彻底。可见鸦片战争前，魏源的思想境界还没有超出封建士大夫提倡的“经世致用”的范围。

鸦片战争之后，魏源的思想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他亲历了鸦片战争，洞悉清朝统治者在战争中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加上鸦片战争的失败，不能不使他悲愤填膺，引为奇耻。他在复仇雪耻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发愤写出了《海国图志》一书。该书初刊于1842年，共五十卷。1847年增补为六十卷，1852年又增为一百卷。这部大书主要是根据林则徐的《四洲志》、历代史志、明末以来直至鸦片战争时期西方人所写的世界历史、地理著作、地图、部分科技资料，勾稽贯串而成的。这是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史地、科技知识的著作，在当时可堪称为中国人编著的介绍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海国图志》还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对学习西方、如何富国强兵的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这不仅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过重要的启蒙作用，而且对日本的学术和政治有过较重要的影响。

魏源编写《海国图志》的目的十分明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可见，“师夷”——学习西方、“制夷”——抵御外侮，正是《海国图志》闪闪发光的中心思想。在这里，魏源明确地提出了向敌人（西方侵略者）学习的口号，并指明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战胜敌人。魏源还进一步提出要师夷、制夷，必须首先从洞悉夷情开始。这就明确地回答了学习西方应从何入手的问题。他针对清统治集团长期奉行闭关政策，不准中国人了解西方，不准翻译西书，不学西方船坚炮利的长技，以致在鸦片战争中被人打败的教训，提倡认真了解“夷情”。他认为，在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只有对敌人保守自己的秘密，而没有怕了解敌情的。他提出：“止防中华情事之泄于外，不闻禁外国情形之泄于华也。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显然，这是对道光皇帝君臣上下对于世界情势懵然无知的愚昧状态的大胆抨击，也是对清政府闭关政策的深刻批判。

魏源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养兵练兵之法。他明确地回答了向西方学习什么的问题。从《海国图志》中看，魏源拟定学习西方的具体内容是：1．中国自己设厂制造轮船和枪炮，聘请西洋工匠舵师教练；2．按照西方养兵、练兵的方法改造中国的军队；3．编练精锐水师三万人；4．既办军事企业也要发展民用工业，制造民用商船、望远镜、蒸汽磨、弹簧秤等，“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5．允许私人设立厂局，制造轮船、机械等，产品自行出售。可见，魏源已经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编练新式军队作为“强国御侮”的道路了。他向西方学习的主张，目的正确，方法步骤具体，内容广阔而明确。他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简洁语言作了高度的概括，也指明了学习敌人以战胜敌人的辩证关系，从而把向西方学习这一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加以理论化。这是魏源经历了鸦片战争失败的痛苦教训，在痛定思痛的情况下总结出来的。它对近代思想界不但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还为人们指出了强国御侮的新方向，新道路。因此，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理论对当时的思想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兴衰

一、太平天国革命的酝酿

鸦片战争结束后，封建压迫和外国侵略者的压迫交互为恶，更加激化了阶级矛盾，加深了社会危机。当时，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构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战后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正是这些原因引起的。

鸦片战争使清政府消耗了大约七千万两的军费，再加上二千一百万元（一元合约七钱银）赔款和战争中间被英军掠去的现银、赎城费等款项，总计不下一亿二千多万元。相当于清政府国库两年多的全部税收。清政府为支付这批巨额款项，更加肆意地搜刮人民。官吏在征收田赋、漕银时，往往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贪污肥私。地丁税是清政府的主要税收，从1841年到1849年的八年之间，地丁税竟增加了三百三十多万两，劳动人民的实际负担比过去增加了好几倍；地方官绅向人民巧取豪夺的现象更加普遍。在1846年，道光皇帝曾发布上谕，严禁“刁劣绅衿挟制官吏索取白规”，严禁州县增加“浮收”（额外多收），以达到“肃漕务而清弊源”。然而，这样的上谕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根本制止不住各级官绅对百姓的勒索，反而是愈禁愈烈。到19世纪50年代，“州县收漕竟有应交一石而浮收至两石之多。并有运米不收，勒折交银，以至民怨沸腾，激成事变”。由于苛重的税捐，迫使许多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铤而走险”。于是“聚众戕官”，抗捐抗税的事件纷至沓来。就连一些封建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百姓滋事，皆因州县征收加重所致”。这说明，鸦片战争后，税捐的加重进一步激化了中国的社会矛盾。

战后，鸦片泛滥和白银外流的现象也更加严重。由于清政府的战败，不敢再行“禁烟”，外国毒贩更加肆无忌惮地运销鸦片。1843年，广州的鸦片窑口（私售鸦片的黑店）达二十多处，广州城的鸦片铺多达五六百家。五口通商地区和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的大街上，整箱的鸦片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搬来搬去，甚至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也被鸦片毒雾所戕害。就连许多赶考的举人竟敢携带鸦片到北京城内贩卖赚钱，“道旁观者笑曰：我谓是进京老爷，乃是一行贩烟客人耳”。至19世纪50年代初期，每年鸦片入口多达六万八千多箱。鸦片的大量涌入，遂使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1843年至1846年四年间，中国白银外流约有三千九百万至四千七百多万元。社会上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1850年时，二千三百多文铜钱才能兑换一两白银。银价上涨，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都大幅度下跌，使得中国财政与货币流通极为混乱。人民的实际负担远远超过了战前。

人民的负担加重，促使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各地不断发生武装起义或抗粮、抗租等形式的斗争。遭受鸦片战争危害最深的两广、湖南等地区，阶级矛盾更为激烈。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从这三省征调兵力和粮饷最多，战后又就地裁遣，许多散兵游勇流落到这里，造成这些地区的混乱。破产的农民和遣散兵勇纷纷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其中比较著名的起义有：1845年广西藤县的邓立奇、钟敏和起义，1846年广西桂平的李观保起义，1847年湘、桂交界地区的雷再浩起义，1848年广西武宣县的陈阿贵起义，1849年湖南新宁的李沅发起义等等。此外，这些地区的天地会很活跃；但是，他们山堂林立，互不统属，没能形成强大的起义队伍。

这些连绵不断的起义都没有提出明确的纲领和政治目标，没有统一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而是各自为政，旋起旋灭，但它预示着全国规模的农民革命的狂风暴雨即将来临。当时客观形势刻不容缓地要求各地农民群众联合起来，在统一组织、统一纪律的领导下向清朝封建统治发动攻击。列宁说过：“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正是在鸦片战争后，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洪秀全，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终于把那坚持十年之久的农民起义，汇聚成了一股扫荡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洪流——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利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可见，鸦片战争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危机，引起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并最终汇合成了一场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

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七岁入塾读书，聪明勤奋，五六年间就能熟读四书五经和不少的古文名篇。由于他的品学兼优，深得老师和本家人的称赞。但是，由于家境贫穷，便在十六岁上退了学，在家帮助父兄耕田、放牛。这段务农生活使他对农民群众的痛苦生活和革命要求有着深切的了解。他十八岁时被聘为本村村学的教师。洪秀全十多年的读书和教书的经历，使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学而优则仕”成为洪秀全一次又一次地参加科举考试的支配力量。他希望通过科举功名能够挤进官场。他从十六岁起，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失败了。这对一个急切寻求功名的知识分子来说，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837年他在第三次考试失败后，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一连四十余日病卧不起，疯疯颠颠，口说呓语，但是他病愈之后仍然念念不忘科举功名，便于1843年第四次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结果仍然是名落孙山。这时洪秀全已经三十一岁了。直到这次科场失败，才使他醒悟到清朝科举制度的腐败，激起他对清朝封建统治的不满。他开始把个人的坎坷遭遇同当时的社会制度的腐败、人民群众的苦难联系起来，促使他决心同科举功名决裂，而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当时的广州是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接触最多的地方。洪秀全几次到广州赶考，自然会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事物。例如，1836年他第二次到广州考试时，曾在街头看见两个基督教徒向过往的人们宣讲基督教的教义，散发传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洪秀全也得到了一本。《劝世良言》是一本宣传基督教的书籍。它对一心要求功名的洪秀全并无什么吸引力，他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看后顺手就压在书柜里了。

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科场失败后，思想极度空虚。这时，他仔细地阅读了那本《劝世良言》，而且被书中的上帝是“真神”，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彼此应该平等，大家都应敬拜上帝，不应当去崇拜那些鬼神和各种偶像等宗教说教所吸引，似乎使他顿然醒悟了。从此他开始从旧观念的束缚中一步一步地解脱出来。他从这部《劝世良言》中受到登“上天堂之路”的启示，获得了“永生快乐之希望”。他开始抛弃了谋取功名的道路，而接受了基督教的宗教宣传。并且根据自己对基督教的一知半解，开始虔诚地祈祷上帝。他附会其中的词句，创立“拜上帝会”。他自称是上帝的次子，曾在二十五岁那年上过天堂，在天堂“俯览全世，芸芸众生，一切痛苦与罪孽，皆现目前，其情况之恶劣，眼不忍睹，口不忍言”。他亲见上帝，接受上帝的天命，下凡除妖救世，作万国真主，主宰太平。天真的洪秀全还用清水浇自己的头顶，表示接受洗礼。他自行洗礼的时候，嘴里还神神道道地念着“洗除罪恶，去旧从新”。这是他创立“拜上帝会”的开始。为了表示专拜上帝，不信邪神，不崇拜偶像，他毅然地砸掉了村学中的孔子牌位。接着，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和表兄弟冯云山也欣然接受了他的说教，和他一起拜上帝。洪仁玕和冯云山都是村塾教师，他们和洪秀全一起把村学中的孔子牌位、家中供奉的神像统统砸掉，以表示不信鬼神只信上帝的决心。他们这一叛逆行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遭到族人的反对和斥责。洪仁玕还被他哥哥毒打了一顿，连衣服也给撕破了。但他们敬拜上帝和拯救世人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

从此，洪秀全、冯云山失掉了村学教师的职业。他们为了传教，为了拯救天下的兄弟姊妹，便在1844年5月辗转到达了广西贵县赐谷村。他们在贵县附近传教，可是经过半年多的宣传，成效甚微，连吃饭也困难。洪秀全就动员冯云山返回广东花县另想办法。随后，洪秀全也返回花县故乡了。

冯云山是个刚强不屈的人。当他离开赐谷村后，并没有返回广东，却辗转到了广西桂平县西北的紫荆山区。这里重峦叠嶂，地形险要，面积纵横二百七十平方公里，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山区里居住着壮族、瑶族和汉族人民。他们大都以种田、烧炭为业，生活极度贫困。他们富有勤劳、勇敢、勇于反抗压迫的光荣传统。在这里，清朝统治力量薄弱，有利于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势力。冯云山看中了这块地方，决心在这里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创造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于是他脱下长衫，替人帮工、拾牛粪，后来又当上了教师，很快在这里扎下了根。他一面教书，一面积极宣传拜上帝教，劝人不事邪神，不要崇拜偶像，要信仰唯一的真神上帝，以求得到“天堂永久的快乐”。他很快就博得了群众的信赖。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许多农民群众怀着摆脱苦难的强烈愿望，诚心诚意地信奉了“拜上帝会”。到1847年上半年，紫荆山区的信徒已经发展到了二千多人。冯云山用他的力量和信仰，点燃了紫荆山区的革命火种，创建了紫荆山革命基地。

当冯云山在紫荆山传教成效大著的时候，洪秀全回到广东花县一边教书一边赶写劝人信仰上帝和拯救群众出苦难的宣传品。他先后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由于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对基督教只是一知半解，所以在这些作品中，儒家思想和浅薄的基督教教义杂糅在一起的现象十分明显。其中不少地方是借用儒家的某些传统的思想资料和基督教的某些戒律和词句，劝人去恶从善，进行道德修养，但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倾吐了农民群众要求摆脱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愿望，以及他们对光明未来的憧憬。特别是在《原道醒世训》中提出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主张，生动地道出了广大农民群众要求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的强烈愿望。这对当时的农民群众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宣传品，在动员群众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1847年8月，洪秀全带着这些宣传品来到了紫荆山区。他被当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所鼓舞，便在1848年又写成了《原道觉世训》、《太平天日》等作品。他在《原道觉世训》这篇文献里，以通俗生动的语言指明了拜上帝会的战斗目标。他把社会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大营垒：一个是以皇上帝为代表的“正”、“善”的营垒，一个是以“阎罗妖”为代表的邪、恶的营垒。明确号召人们独拜真神皇上帝，击灭以阎罗妖为代表的邪恶势力。这实际上就是号召农民用暴力的手段推翻以咸丰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建立没有邪恶、没有强权的平等社会。他的这种主张得到了饱受封建压迫、受尽苦难折磨的广大农民的拥护。

在广西，洪秀全和冯云山积极发展拜上帝会的势力。他们日夜抄写《原道醒世训》等文献，四出送人广为宣传。他们还领导当地群众扫除偶像、捣毁神庙，打击了封建神权，大大振奋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情绪。但是，他们的革命行动，遭到了当地地主团练的阻挠和镇压，逐渐在紫荆山区形成了封建团练和拜上帝会“各自争气、各自逞强”的激烈斗争局面。1848年1月，地主团练头子王作新勾结官府竟把冯云山逮捕，关进桂平县狱，同年10月才被拜上帝会营救出来。敌人的反对更加促进了农民革命的迅速发展。以紫荆山区为中心的平南、藤县、贵县、武宣、博白等州县，都有了拜上帝会的成员。他们大都是贫苦农民。此外，还有矿工、手工业者和农村知识分子。

拜上帝会在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由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杨秀清和肖朝贵二人是当地种山烧炭的贫苦农民，他们两人关系十分密切。杨秀清阅历深，“性机警，喜用权智”。他憎恨清朝的反动统治，富有革命精神，“时引声浩歌，有掉臂天门之慨”。他趁冯云山被捕，洪秀全暂避广东的机会，附会当地巫术，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俨然以天父的身份发号施令。肖朝贵亦步亦趋，以同样的形式假托天兄耶稣下凡附体，取得了代表天兄发号施令的身份。这样，他们假托下凡的结果，使人心涣散的拜上帝会群众安定了情绪。后来洪秀全和冯云山回到紫荆山，只好承认杨、肖二人代天父、天兄发表意见和发布命令的权力。本来，洪秀全是作为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在凡间救世安民的。然而，半路间，上帝和耶稣却亲自“下凡”了，并“附体”于杨、肖。自称上帝次子的洪秀全也就理所当然地在“上帝”、“耶稣”面前俯首听命，不敢违抗。

韦昌辉家居桂平金田村，原名叫韦正，地主出身，壮族。金田韦氏“人少无功名，有钱无势”，常受当地大族的欺侮。其父韦源玠，常常忍气吞声，把希望寄托在韦昌辉的功名上。可是韦昌辉考场失败，经常“大发牢骚，痛骂官府黑暗，大叹倒霉”。韦源玠为了炫耀乡里，便花钱捐了个“国子监生”，并在大门上高挂“成均进士”的大匾。附近的蓝秀才为讹诈韦氏父子，勾结差役乘黑夜将“成均”二字铲去，用红油涂好。次日清晨，找上门来，以韦源玠冒充“进士”的罪名，押赴团局，罚他数百两银子才算了结。韦氏父子憎恨至极，韦昌辉“日悻悻欲寻仇”。由于对社会的黑暗和弱肉强食的局面极为不满，激起他反抗清朝统治的情绪。于是他接受了洪秀全、冯云山的宣传，参加了拜上帝会。并拿出家产作为拜上帝会的活动费用，在他家里秘密“开炉火打刀枪，共除妖魔”。

石达开家居广西贵县那邦村，祖上由广东和平县迁来。“达开自幼读书未成，耕种为业”。其父早亡，家业并不富有，且常受当地土著地主的欺凌。1849年，因贵县土人赶逐客家人，年仅十七八岁的石达开在械斗中失败，无家可归，带领一些客家人投奔了拜上帝会。石达开“喜读书，有大志”，文武备足，所以很快就进入了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

以洪秀全为首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建成了。他们便加紧准备武装起义，准备用刀枪剑戟和革命的智慧向反动、黑暗的清王朝冲去。

二、金田起义和革命高潮的形成

1849—1850年间，广西发生饥荒。人民被迫铤而走险，小规模的起义到处发生，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洪秀全看到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便信心满怀，赋诗述志。他在诗中写道：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他决心利用大好时机，去做推翻清朝黑暗统治的英雄业绩。他毅然决然地在1850年7月，发布了总动员令，号召各地拜上帝会的成员于11月到达金田村“团营”（集中编练队伍），准备起义。不久，各地会众一万多人相继到达了金田村，洪秀全把团营的会众分别编成男营、女营，禁止个人私有财产，实行衣食另用均由公库供给的圣库制度。一支以军、师、旅、卒、两为编制的太平军初步建立起来了，武装起义的序幕便急促地揭开了。

清朝统治者妄图把这场革命绞杀在摇篮里，便调湖南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率兵入广西绞杀起义队伍。还陆续从云南、贵州、湖北、福建等地调兵遣将，扑向紫荆山区，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清军发动了几次进攻，均被拜上帝会打败了。

1851年1月11日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村宣布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从此，举世震惊的太平天国革命开始了。它像霹雷闪电，划破了沉寂黑暗的夜空，唤醒了千百万受压迫的农民奋起斗争，终于在南中国的大地上卷起了一股扫荡清朝反动统治的狂风暴雨，壮丽的大好河山将在革命的暴风雨中得到新生。

洪秀全向起义队伍发布五条简明纪律，作为太平军的行动准则。这五条纪律是：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即和睦），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协力，不得临阵退缩。太平军全体将士蓄发易服，头包红巾，标志着同清朝统治誓不两立。由于太平军的将士人人都把头发留起来，所以有“长毛”之称。当时活跃在桂平附近的天地会首领罗大纲、苏三娘等，相继率会众来投奔太平军，从而壮大了太平军的声威。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4月，清政府派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到广西镇压太平军。这时，太平军处处受阻，被迫折回金田地区。8月，洪秀全整顿军纪，加强了太平军的战斗力。9月间大败向荣所部清军，乘胜直趋永安州。罗大纲为先锋，一举攻克了永安城，大大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太平军在永安驻守半年之久，进行了封王建制、整顿军纪等军政建设工作。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九千岁；肖朝贵为西王、八千岁；冯云山为南王、七千岁；韦昌辉为北王、六千岁；石达开为翼王、五千岁。规定所封诸王俱受东王杨秀清节制。此外，还颁行了冯云山所制定的新历法叫做“天历”；清除了暗中投敌的太平军军师周锡能反叛集团。永安建制和整顿，有利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太平军在永安的革命活动也给这座山城带来了光明和新生。但从太平天国封王建制来看，这个新生的农民政权，一开始就依照旧的封建王朝的蓝图进行内政建设，个体小生产者的局限使他们还提不出建设新政权的新蓝图。

1852年4月，清军四面围攻永安城，太平军处于弹尽粮绝的不利地位。洪秀全号召太平军“男将女将同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多次打退清军的进攻。终因孤城难守，遂决定突围北上。4月5日夜间，太平军以罗大纲所部为先锋，冒雨突围，大败清将乌兰泰的追兵，击杀清军四个总兵官，取得突围的巨大胜利。大军直抵桂林城下，但攻城一个多月没有攻破，便主动撤围北上。1852年6月3日，太平军攻克广西东北部的重镇全州。在激战中南王冯云山不幸中炮受伤，不久牺牲。这位杰出的领导人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和组织才能，善于团结各路英雄，协和诸将，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牺牲是太平天国的巨大损失。

太平军由全州进入湖南，东王杨秀清、西王肖朝贵联衔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谕》三篇革命文告。文告痛斥清朝“富儿当权”的反动统治，揭露清朝“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的罪恶，号召各色人等“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文告申明太平天国起义的宗旨是“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也就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同享太平之乐”的新世界。三篇文告是向清朝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挑战的檄文，极大地振奋了劳动群众的革命精神。三篇文告广为张贴，流传极远。甚至“武昌城内外所在，亦多有之”。

太平军在湖南道州进行休整和扩军，大约有二万多人参加了太平军。其中有数千名挖煤工人，组成了“土营”（相当于今天的工程兵），擅长于开挖地道，在日后的夺取城池的战斗中起了很好的作用。1852年9月，西王肖朝贵率军袭取长沙，亲自在城下督战，不幸中炮牺牲。西王勇敢刚毅，冲锋在前，为太平天国革命立下了显赫的功勋。他的牺牲是太平天国的又一重大损失。洪秀全急于替肖朝贵复仇，亲率大军猛攻长沙。清政府则飞调重兵增援长沙。太平军同清军多次激战，没能破城，便主动撤围，继续北上。12月克湖南北部重镇岳州。这里有许多贫苦船户、水手参加了太平军，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建立了一支力量雄厚的水师。太平军分成水陆两路，“从岳州起程，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镫响，沿路凯歌声，水流风顺，计数日驻营鹦武洲”。大军兵临武汉城下，12月下旬相继攻克汉阳、汉口。1853年1月胜利攻占武昌城。武昌人民热烈欢迎太平军，“爆竹之声，满城不绝”，城内还立即揭起了参加太平军的热潮。

1853年2月，太平军自武汉兵分水陆两路，直趋南京。水师千帆竞发，“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浩浩荡荡地顺流东下；陆师千军万马，旌旗蔽日，在隆隆的炮声中沿江两岸长驱东进。江心艨艟战船，两岸人马如云，形成一幅威武雄壮的进军图画！一路上，太平军所向披靡，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3月4日直抵南京城下。3月19日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第二天攻破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太平军布告安民，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3月底，太平军乘胜攻占了镇江、扬州、瓜洲、浦口等军事要地，派重兵把守以拱卫天京。太平天国革命前期进军路线示意图

太平天国在南京奠都的巨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京师震动，部内部外官僚送回家眷，闲员学士散归大半，京城一空”。清朝统治集团为了稳住阵脚，于3月间命钦差大臣向荣在南京城外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命琦善、胜保在扬州城外建立江北大营。为解决军饷匮乏，由帮办扬州军务雷以諴，采取幕客钱江建议，在里下河地区仙女庙等乡镇，创办厘捐，复广抽苛杂锐，捐厘助饷，大获成效。清政府企图依仗江南、江北两大军事堡垒钳制天京。从此，太平天国同敌人的军事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北伐与西征

太平天国为了推翻清朝统治，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于1853年5月8日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统兵二万多人出师北伐。北伐军自扬州出发，经皖北入河南。6月底开始在豫西汜水口飞渡天险黄河。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于9月底挺进至直隶境内。当前锋逼进保定时，清政府一片恐慌。咸丰皇帝急忙召集王公大臣商讨对策。但他们一筹莫展，人人“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10月底，北伐军迫近天津城郊，攻城受挫。遂扎营于天津西南的静海、独流坚守待援。其实，天津守备空虚，北伐军如能一鼓作气全力强攻，克复天津是大有可能的。但它在战略上因消极待援而失掉良机。北伐军与清军对峙三个多月。清军援军云集天津地区，北伐军处于不利地位，终因孤军深入，无济无援，寒衣粮草无备，被迫于1854年2月南撤到阜城等待援军。但是，天京几次派出援军，都在中途失败了。5月，林凤祥移军连镇坚守，李开芳率骑兵南至山东接应援军。从此，北伐军便分驻两地，同敌多次肉搏，表现了坚韧不拔的高贵品质与大无畏的革命精神。1855年3月，连镇失守，全体将士壮烈牺牲，林凤祥被俘，后在北京慷慨就义。5月，李开芳被俘后押至北京被杀。自此，长驱六省、历时两年多的太平军北伐，英勇悲壮地失败了。但北伐军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推动了北方的捻军起义，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在长江流域的革命斗争。

太平天国在出师北伐的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西征。西征的战略目标主要是夺取武汉、九江、安庆等军事重镇，控制长江中上游地区，作为天京的西部屏障。

1853年5月，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人奉命西征。他们率战船一千余艘，溯江西上，6月攻克安庆，由湖口攻入江西，进围南昌，攻城三个月不下，9月撤围，驻守九江。西征军在九江分兵两路：一路进攻皖北，一路挺进湖北。1854年3月，西征军攻入湖南境内，遇到了曾国藩建立的反动武装湘军的顽抗。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进士出身，1852年官至吏部左侍郎。同年9月，因母没回籍“守丧”。1853年1月，清政府命曾国藩立即赶至长沙帮助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由于他在湖南残酷地镇压人民反抗，杀人如剃头，所以，人们给他送个绰号叫“曾剃头”。曾国藩把他督办的团练扩编为一支组织严密、训练正规的地主武装，称“湘军”。湘军分水军和陆军两种，都是以营为单位，士兵由营官自曾国藩行召募，各营互不统属，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指挥。1854年2月，湘军编练完成，全军一万七千多人。3月初，全军出动，反击进入湖南的太平军，成为太平军的凶恶敌人。4月底，太平军在靖港大战中，几乎全歼湘军水师，曾国藩羞愤交加，投水寻死，被其随从捞起。但在湘潭鏖战中，太平军大败。7月，湘军开始全面反扑。8月，太平军被迫退出湖南。10月，湘军与湖北清军联合攻陷武汉。太平军接连失利，沿江节节败退。1855年1月，湘军反扑九江。曾国藩气焰嚣张地叫嚷：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这时太平天国派石达开、罗大纲率大军增援西征。石达开在湖口附近诱敌深入，诱使湘军一部分水师驶入鄱阳湖，一部分仍留在长江。然后立即封锁湖口，把湘军水师分成两截，使他们彼此不能相救。2月11日罗大纲亲率小艇乘黑夜火烧湘军战船四十余艘，重创泊在江面的湘军水师，夺获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吓得面无人色，再次投水寻死，又被随从救起，落荒逃到南昌躲了起来。这就是太平天国战史上著名的湖口大捷。从此，西征军转入了全面反攻阶段。1855年4月，第三次攻克武昌。11月，一部分太平军攻入江西，到1856年3月克复江西七府一州五十余县，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曾国藩被围困在南昌城内，“魂梦屡惊”。他急调其亲信罗泽南援救江西，但罗泽南已在武昌城外被太平军击毙了。

太平军在西征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在天京地区也获得了辉煌的战绩。1856年4月初，太平军击溃了清军江北大营，再克扬州；6月，一举攻破了江南大营，向荣逃至丹阳丧命。自此，解除了威胁天京长达三年之久的肘腋之患，使太平军从长江上游的武汉至下游的镇江，畅行无阻，形成了太平天国军事上的全盛时期。各地起义风起云涌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及在军事上的巨大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各地各族人民纷纷举起反清斗争的旗帜，响应太平天国革命，形成江南天地会系统的起义、北方捻军起义和大西南地区各族人民起义的三大势力。

天地会是长期在民间流行的反清的秘密团体。它以建立山堂、结盟拜会等形式组织群众，盛行于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它的派别很多，例如小刀会、三合会、哥老会等等。在天地会系统的起义中，以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广州地区的红兵起义规模最大。

上海小刀会起义：1853年8月，嘉定县小刀会首领周立春率众起义，攻占县城，并与上海小刀会取得联系。9月7日，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率众响应周立春起义，攻占上海县城，击杀上海知县袁祖德，建立“大明国”。刘丽川张贴告示宣布起义宗旨和政策。布告说：“方今童君昏愦，贪官污吏，布满市朝。鞑夷当灭，明当复兴。故此本帅兴仁义之师，为汝驱除。凡尔百姓，各宜安居乐业，勿得畏惧播迁。本帅已严饬部下兵丁，不得取民间一物，不得奸民间一女，违者重究，各宜禀遵勿违。”刘丽川宣布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奉行太平王的法令”。并上书洪秀全表示愿意归附太平天国。杨秀清曾表示欢迎他们“率众来归”。但因清军层层封锁，未能如愿。小刀会相继攻占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县城，迅速发展革命势力。清军勾结当地地主武装，9月底攻陷嘉定，周立春被俘遇害。小刀会起义军迅速退出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县，集中力量坚守上海城。这时上海英、法、美等侵略者撕下“中立”的伪装，悍然向起义军进攻。刘丽川等大义凛然，致函各国领事说：“今日之中华实已与外邦并驾齐驱矣”，警告他们不要助纣为虐。有的起义者坚决表示说：“不怕法国人，如果法军来，就等他们来，并跟他们一拼。”1855年1月，起义军多次打退法军和清军的联合进攻，毙伤法军四十多人、清军二千多人。刘丽川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被迫于2月间弃城突围。但冲到虹桥力战牺牲，起义失败。

陈开、李文茂起义：1854年7月，陈开在广东南海县佛山镇聚众起义，“众号十万”。李文茂在广州北郊起义响应。义军蓄发易服，头裹红巾，世称“红巾军”。陈开、李文茂率众围攻广州城，遭两广总督叶铭琛血腥镇压。“叶之戮人，不讯口供，捕得即杀，有如牛羊之入屠肆”。1855年1月，陈、李被迫撤围，5月转入广西；9月攻克浔州府城，改为秀京，建立大成国，分官设守，颁布制度，得到壮、汉各族人民的响应，所占地区迅速扩大。后率军攻桂林，受挫，被清军分化，各个击破。1861年8月，清军攻破秀京，陈开牺牲，起义失败。

捻军起义：捻军，原称捻党，亦称“捻子”。起源于清朝初年，盛行于皖北、苏北、河南、山东等地，是广大贫苦农民的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组织。1853年5月，太平军北伐途经皖北、河南等地时，各地捻军四起响应。1855年秋，各路捻军会盟于安徽蒙城雉河集。会议推举张乐行为盟主，以雉河集为中心，建国号“大汉”。捻军遂由分散趋于统一，力量迅速扩大。他们多次打败清军，成为北方抗清的主力。但他们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没有一定的军饷和供给制度等弱点，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壮大。1857年，各部捻头接受太平天国领导，与太平军联合作战。从此以后，各路捻军驰骋于江淮之间与大河上下，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势力，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革命。

云贵各族人民反清起义：云贵高原是各兄弟民族聚居的地方。在清朝的反动统治下，这里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都很厉害。各族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反清情绪普遍高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各族人民纷纷举起反清斗争的义旗，积极响应太平天国革命。势力较大的有：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民起义，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李文学领导的云南哀牢山彝民起义等等。这些起义的显著的特点是，各支起义队伍都是各族人民的自发联合，共同反对封建压迫，响应太平天国革命。各支起义军的领袖都把民族团结合作的政策放在突出的地位。例如杜文秀建立的大理政权，就明确地提出“汉众回寡，尤须重用汉人”的口号，坚决奉行“不分回汉，一体保护”的政策，深得各族人民的拥护，它增进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而孤立和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势力。

总之，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巨大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各地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也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在长江流域的军事斗争。他们彼此呼应配合，互相支持，形成了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革命高潮。

三、太平天国革命的纲领和政策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它提出了自己的革命纲领。这就是1853年冬在天京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这个纲领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还规定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一整套改革方案。它的基本精神是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重新分配土地，建立某种公有制的社会体制，以实现农民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平均主义的理想。它体现了几千年来，农民群众要求平分土地，实现没有压迫，人人平均，处处平等的美好愿望。《天朝田亩制度》具体规定了平分土地的办法和原则，它首先把全国的土地按照亩产量的高低分为九等：第一等（即上上田）每亩两季产量为一千二百斤，以下各等依次递减一百斤，至第九等亩产为四百斤，然后再按每家人口多少进行平均分田。不论男女，十六岁以上分全份，十五岁以下减半，杂以九等，好坏搭配。要求人人绝对平等，处处绝对平均。它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天下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土地所有权归天国所有。这就否定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可见，这个纲领的革命性是很明显的。但是，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分田方案只能是农民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别较大，甚至乡与乡、村与村之间差异都很大。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做到处处绝对平均，人人绝对平等。事实上，太平天国在革命过程中没有、也不可能按照这个方案分配土地。为解决财政困难，反而不得不依旧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向农民收租。只是由于太平天国在战争中没收了许多抗拒革命的反动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及时分给农民群众；还烧毁了大批的田契、债券；有的农民不交租或少交租，这就多多少少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得到农民的拥护。有一首歌谣生动反映了农民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辛辛苦苦，年年挨过。长毛一到，生活好过。撑口（即田地）要分，单纸（即田契）丢路。大家平等，没有富户。《天朝田亩制度》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军事和文化教育的改革等都有过具体的规定。它规定：按照太平军的编制，把全国农民也编制起来。每二十五家为一两，作为太平天国的基层组织。每两设两司马一人，总管二十五家的生产、分配、行政、司法、教育、礼俗以及军事训练等等。它规定：每两设国库（亦称圣库）和礼拜堂各一座，均由两司马管理其事。关于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也有明确的规定：农民除了耕种土地之外，还要从事植桑养蚕、纺织和饲养鸡、猪等家庭副业生产。农民将每年所获除了留够全年的食用之外，剩余产品一律缴入国库。“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按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二十五家中婚丧嫁娶，概由国库按同一的标准支取，“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凡鳏寡孤独废疾者，均由国库供养，做到“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可见，这是以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来组织农村生活的。这种剥夺农民的剩余产品、让天下农民人人食用一样的标准、过着“通天下皆一式”的生活，必将挫伤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了基层政权的军、师、旅、卒和两司马各级官员，均由本乡人选举本乡人担任的办法产生，叫作乡官制度。它明确规定了乡官的职权和任务：平时领率农民从事农副业生产，“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维护地方治安，为太平军催征粮饷等等。《天朝田亩制度》对官吏保举、考核、升贬、奖惩办法的规定也很具体。

从《天朝田亩制度》的主要内容来看，这纲领并没有超出单纯农民战争的范围，而是把历史上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均田、免粮”等思想、口号直接继承和发扬起来，形成了系统的农民革命的纲领。它反映了几千年来，农民要求获得土地而又要求消灭私有财产、消灭阶级差别的共同愿望，表现了农民反对封建所有制，反对阶级压迫的革命精神。恩格斯在论述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纲领时指出：“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一切工作一切财产都要共同分配，最完全的平等必须实行。”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纲领，只是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结晶；它要求在小农经济分散的个体生产的基础上的均贫富、消灭阶级、财产公有，这只能是一种空想。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述及德国农民领袖闵采尔的主张时指出：“为要实现他的理想，不仅当时的运动，连他所处的整个世纪也都不够成熟。……他所幻想的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中过于缺乏基础，甚至这些物质条件正在准备着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是刚刚相反的。”这段话对《天朝田亩制度》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天朝田亩制度》不可能为农民群众指出一条真正解放自己的道路。内政与外交政策

金田团营时期，拜上帝会就开始建立圣库制度。拜上帝会的成员把全部家产变卖，再把现金交归圣库，每人生活所需由圣库供给，财产不得个人私有。另外，团营的群众，分别编成男营、女营，虽夫妇不得同居。这种制度在太平军进行激烈的战争时期，起了积极的作用。定都天京后，实行废除家庭的极端政策，把天京城内的男女老幼分别设馆分居，每馆大约二十五人。十六岁至五十岁的男子称牌面，编入牌面馆；其余老幼称牌尾，编入牌尾馆。妇女编入女馆。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各住各的馆，平时不得相见。一星期允许全家团聚一次，违反规定者受罚。不论男女老幼，每天都得干活，供给一定的生活标准。结果弄得：“有子有孙不能顾，有父有兄不同住，起居饮食各自谋，疾痛苛痒向谁诉？胶庠朋友如寇仇，桑梓情亲如陌路……”这首诗虽然出自地主文人之手，但也多少反映了废除家庭后，确实给人民带来了莫大的不便和痛苦，严重违背了社会实际和人民的意愿。因此造成天京人民怨声载道，民怨沸腾，逃跑或消极反抗的事件屡有发生。杨秀清曾用天父下凡的办法进行说服和恫吓，但民怨仍是难消。终因这项政策太不近情理，于1855年初，太平天国当局下令解散女馆，恢复了家庭生活。

定都天京初期，城内曾一度废止了商业贸易，取消商店，城内军民的衣食杂用均由国库统一分配。结果弄得天京城内货物奇缺，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后太平天国政府才不得不在城外，开辟特定的商业区，叫做买卖街，允许城内军民到这里自由买卖。1855年，随着家庭生活的恢复，商业贸易也重新恢复了。除天京外，在太平天国统治的其他地区从没有废除过家庭生活，也从没有实行禁止经商贸易的政策，而是保护商贾，发给商人凭证，减低商业税率，允许民间自由贸易。并在1854年颁行太平天国自铸银钱，有大钱和小钱两种。这些政策和措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建立了诸匠营和百工衙两种组织手工业生产的机构，把各种手工业工人集中起来，按技术工艺的不同分别编入不同的营和衙，从事集体生产。定都天京后又逐渐扩充发展。诸匠营主要集中在天京，专管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的生产。其编制依照太平军军制，分为土营、木营、金匠营等七种。各营分别由指挥、总制或监军统领，下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和两司马。百工衙的种类繁多，在天京设置有典炮衙、典织衙、刷书衙、宰夫衙、豆腐衙、天茶衙、缝衣衙等数十种之多，总称百工衙。各军中也多有设置。其编制不同于诸匠营，有百人则设置一卒长，分辖四个两司马，二百人则设两卒长，不设军帅、师帅。太平天国采取分门别类的方法组织各种工匠，集中生产资料，统筹生产和产品分配。这在激烈的战争时期，对支援战争有积极作用。但是，让工匠一律享受同一生活标准，不许他们有私有财产，不能不引起工匠们的不满。因此，消极怠工或逃跑的现象屡见不鲜。

太平天国还实行了别具特色的妇女政策。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明确规定，男女一样平分土地，反映了妇女在经济上与男子有平等的地位。太平天国一开始就吸收妇女参军、参政，和男子一样可以担任各级官员；禁止买卖婚姻，“凡天下婚姻不论财”；禁止缠足等等。这些提高妇女政治、经济地位的措施，是农民群众朴素的平等思想的产物。

太平天国奉行独立自主、反对侵略的外交政策。太平天国革命在打击清朝统治者的同时，还担负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新的历史使命。定都天京后不久，英、美、法驻华公使相继到天京窥探虚实。英国公使还把《南京条约》的中文本交给太平天国，目的是要太平天国承认这一不平等条约，理所当然地遭到太平天国政府的严厉拒绝。这充分表现了太平天国在对外政策上不卑不亢和捍卫主权、反对侵略的严正立场。文化教育

太平天国在文化教育方面，除大张旗鼓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扫荡儒家典籍外，还注重革命的宣传教育和提倡通俗、朴实的文风。

当拜上帝会刚成立时，洪秀全就首先砸碎了孔子牌位。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所到之处尽情扫荡孔庙和孔子“木主”。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把儒家经书和诸子百家宣布为“妖书邪说”，严禁教习和流传。并明令：“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1855年再次重申：“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太平天国在扫荡孔孟妖书和其他古籍方面行动坚决，旗帜鲜明。据封建文人记载说：太平军“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这话虽然对太平军充满了敌意和诬蔑，但也反映出太平天国在荡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方面的—些实际情况。在天京，还专门设立了删书衙。它根据拜上帝会的理想和原则去删改儒家的典籍，特别是对专讲“吉礼”和“鬼神丧祭”之类的迷信说教，统统删掉。据一个地主分子记载说，在太平天国看来，卷帙浩繁的儒家典籍中，“只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二句，能合天意”，其余皆无可取。太平天国对儒家典籍采取扫荡的态度，是和它在经济上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政治上严厉打击封建统治的政策和措施相呼应的，也是它的宗教信仰的实际表现。这样大张旗鼓地批判孔孟儒学，对解除农民的精神枷锁，使他们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起了推动作用。但对古代的文化典籍采取玉石俱焚的态度和行为，并不能真正把封建主义的糟粕埋葬。事实上，农民阶级也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的思想武器去破除封建文化。相反的，在天王洪秀全的作品里，以及太平天国其他宣传品中，如《幼学诗》、《天父诗》、《天情道理书》等等都保留了不少的孔学教条。

太平天国还非常重视群众性的宣传教育活动。太平军每到一处，都要召集群众“讲道理”，广泛宣传革命道理和宗教信条。据目睹这一活动的地主文人记载说：“贼在城外搭高台于旷野，贼头目数人登焉，屡讲道理示人，无非天父天兄救人，生出各伪王，教导你们众兄弟姊妹好大福气，将来想（享）福无穷等语。”有的记载讲道理的大致内容是：“我辈金田起义始，谈何容易乃至斯。寒暑酷烈，山川险巇，千辛万苦成帝基。尔辈生逢太平日，举足便上天堂梯，……妖魔扫尽享天福，自有天父天兄为提携。”太平天国先后编选了数十种通俗读物，借以教育群众。尤其注重对青少年的教育。它在起义后不久所编的《三字经》中，旗帜鲜明地号召人民要像上帝那样“教其子，制服妖，战胜它，不放宽”。还要求儿童信奉上帝，遵守纪律：“小孩子，拜上帝，守天条，莫放肆；要炼正，莫歪心。”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还要求两司马向群众“讲听道理”。这些通俗、生动的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封建统治者无可奈何地哀叹太平军民对封建的“伦常义理及绳趋墨步之言行，询之如隔世，视我官吏若甚卑，不及贼目之尊贵，毫无敬畏之意”。可见，太平天国革命的宣传工作，起到了反对封建统治秩序的良好效果。太平天国还注重出版书籍。早在永安建国时就出版了诏书、诗歌和宗教读物。现存的有《幼学诗》、《太平礼制》、《太平诏书》、《天条书》等。建都天京后，又大量出版书籍，现存的有宣教、历史、典制、兵书、历书、檄文、奏议、重刻古书等四十多种。太平官书封面

太平天国还对旧的文风加以改革，要求文体“要实叙其事”，“语文确凿”，—切奏章文谕“更当朴实明晓”，反对拘泥于“八股六韵”和“空言无补”的时文；明确提出“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的朴实、通俗的新文风。太平天国的《诏书》，叙事多用民间语体文，如“话说起”，“话分两头”等。一些重要典籍还采用了诗歌的形式，实为提倡白话文的先声。

四、天京悲剧与石达开的败亡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及太平军西征的胜利和天京地区的辉煌战绩，使它在军事上达到了高潮时期。革命形势对太平天国的发展十分有利。但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在胜利面前严重地骄傲自满，革命的进取精神、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大为减色，反而日益明显地向封建转化了。他们热衷于追求个人的权势和地位，贪图享乐的思想普遍滋长。尤其是身为主要领导人的洪秀全和杨秀清的享乐思想和权力欲望更为严重。定都天京不久，他们就立即大兴土木，拆毁许多民房，动用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建造豪华壮丽的天王府和东王府。天王府“城周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就连后花园也是“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杨秀清营建东王府，不惜大批毁坏附近的民房、商店以开拓地基。东王府虽逊于天王府，但也是周围数里，墙高数仞，“土木冠绝天京”。天王从民间大肆挑选嫔妃，此例一开，诸王效尤，遂给民间带来极大的痛苦。

东王杨秀清生活也颇为奢侈，大讲排场。他每次出行时，天京全城大放礼炮，行人回避，甚至还要跪在街头。他出行时常常大摆仪仗、鼓乐。仪仗队多达数千人之多，以至排成二三里长的长队。

由于因袭了封建君主制度，他们还颁布等级森严的“礼制”，对诸王及其妻子儿女、亲戚和各级官员的称呼，都作了严格的、繁琐的规定，不得乱称。例如，天王洪秀全“得称万岁，凡贼上言皆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其子“称幼主，亦称万岁，但不三呼；女曰天金”。东王杨秀清“称九千岁，其属上言呼九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其子为世子，称殿下，亦呼千岁。女曰东金”。有的记载说，称天王的长女为“天长金”，次女称“天二金”，三女称“天三金”……称东王的儿子为“东嗣君千岁”、“东二殿下万福”。对丞相至军帅皆称“大人”；“师帅至两司马皆称善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称谓的区分，恰是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反映，标志着太平天国领导人和各级官员之间的上下尊卑和地位高下的程度。太平天国各级官员之间，上下尊卑的等级界限十分严格，连他们的服饰、仪仗、卫队、舆马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例如，天王的轿夫六十四人，东王的轿夫四十八人，连最下级的两司马也有轿夫四人。曾国藩的幕僚张某曾指责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这些指责是不过分的。骄傲、享乐及等级制度使他们之间“彼此睽隔，猜忌横生”，而几乎丢光了起义初期那种死生与共和“寝食必俱，情同骨肉”的朴实作风。他们为追求名位和享乐，发展成彼此争权夺利和内部矛盾重重的局面。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逐渐形成洪杨矛盾与杨韦矛盾两组错综复杂的矛盾。洪杨矛盾与杨韦矛盾

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杨秀清飞扬跋扈，而使天王大权旁落引起的。杨秀清确实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从金田到南京，他是实际上的军政指挥者。他总理天国的军政要务，辅佐天王，能孚众望。但是，建都南京以后，杨秀清的个人权威思想恶性膨胀，“威风张扬，不知自忌”。随着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凡天国的军务政要都先在东王府商妥，然后转奏天王，天王不得不依样“旨准”。杨秀清“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数其罪而杖责之”。从定都南京到天京内讧的前夕，杨秀清演天父下凡的次数不算多，但就有三次是专门针对洪秀全的。例如，定都刚刚半年的光景，杨秀清抓住天王虐待女官的小事，采用天父下凡的手段，令洪秀全跪在他的跟前，还要责杖四十。韦昌辉和群臣马上跪下恳请天父赦免；韦昌辉还表示愿意替天王受杖，均遭“天父”拒绝。天王无可奈何，只好跪下准备挨棍子。杨秀清趁天王要下跪的刹那，便以天父的口吻说，既已认错，我就宽恕不打了。“我回天矣”。这才把这场假戏收了场。事后，天王心中非常恼怒。杨秀清见事情闹得过分了，就主动到天王府劝慰。洪秀全破格在金龙殿上设宴招待他。席间，洪秀全说，我曾亲自到过天堂，见过天父，天父是宽宏大量的，而且告我要宽容别人。实际上，这是暗示杨秀清：你别再来这一套，天父根本不像你这样粗暴无理。

如果杨秀清就此收敛了，洪杨之间仍可通力合作。这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大有好处的。但是，杨秀清权欲熏心，他仍抓住一切机会与洪秀全争权，凡天王认为可行的事，他都说不可行；凡天王认为应杀的人，他却说不能杀，以“自示权由己出也”。洪秀全不甘大权旁落，且又性情暴烈，因此洪、杨矛盾日益尖锐。

杨秀清与韦昌辉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杨秀清多次打击韦昌辉以抬高自己。韦昌辉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他加入拜上帝会后行动却很坚决。他把全部家产变卖用来制造武器，准备起义。而且他带动全家族的人几乎全都参加了拜上帝会和太平军。在他的侄辈中也有在战斗中勇敢牺牲的英雄。他又是金田起义的发起人之一。当南王和西王相继牺牲后，他的地位仅次于东王，而且常在外统兵打仗。这对热衷于专权的杨秀清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威胁的势力。“昌辉曾读书，小有才，为杨秀清所忌”，加上杨秀清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对韦昌辉极不尊重，常因小事而任意挫辱。“杨秀清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以此而怀恨在心。韦昌辉是个阴险残苛的人，他对东王采取逢迎的办法。他常在东王面前装出“尚有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的样子。他与东王讨论问题时，“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肚肠嫩’，浔州乡语，犹言学问浅也”。当韦昌辉的哥哥与东王的妾兄争夺住宅时，东王徇私偏袒，要杀韦昌辉之兄，又偏偏叫韦昌辉给其兄定罪。显然这是故意给韦昌辉出难题以施加压力。韦昌辉则迎合说：“请以五马分尸，谓非如此，不足以警众。”但心中却极端愤恨不平。

从洪杨矛盾和杨韦矛盾来看，主要责任在杨秀清。在这种局面下，洪秀全与韦昌辉联合起来对付杨秀清是势所必然的。何况，杨秀清常以严刑峻法对待官兵，引起人们的普遍的不满。就连敌人也早已看出天京必定发生内讧，杨韦一定会火并。定都南京仅仅三年多的光景，太平天国内部的一场悲剧终于发生了。逼封万岁与天京悲剧

1856年的军事胜利后，杨秀清更妄自尊大，企图取得“万岁”的称呼，以便进一步取代天王的地位。这年七八月间，他借天父下凡附体，召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听令。洪秀全来到东王府，杨秀清则以天父的口气责问道：“尔与东王都是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九千岁？”洪对曰：“东王打江山，亦当万岁。”天父曰“东世子岂止千岁？”洪曰：“东王既万岁，东世子也便是万岁，且世代都万岁！”天父喜曰：“我回天矣！”

洪秀全并不是一个怯懦者。他本来就不甘心大权旁落，更不能容忍东王这种逼封万岁的活动。他深感存在着的危险，急于采取措施以解除威胁。据说他立即密召在江西指挥军事的北王韦昌辉和在湖北指挥军事的翼王石达开，速回天京诛杀杨秀清。韦昌辉得令后急如星火，率二千人赶回天京。在天京附近遇到燕王秦日纲，劝秦回京诛杨。秦日纲平日对杨秀清亦怀不满，便随北王于9月1日深夜回到天京，封锁天京的交通要道。9月2日凌晨，韦昌辉冲进东王府，杀杨秀清及其全家老小。其部下蒙难者极多。年仅三十六岁的杨秀清就这样惨死在争权的“决斗场”上。

石达开闻变，急忙从武汉洪山驻地赶回天京。他见天京杀人太多，很不满意。当面劝阻韦昌辉不可滥杀无辜。韦昌辉见翼王不满，顿起歹心，又要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连夜缒城逃出天京城。疯狂的韦昌辉却把留在天京的石达开的妻子儿女和老母全都杀死。石达开逃至安庆，起兵讨韦，并要求洪秀全交出韦昌辉的人头，否则就攻灭天京。但是，韦昌辉却在天王的默允下继续搜杀东王的部下和属员。据说先后杀死了二万多人。

洪秀全眼看事态扩大，便下令制止韦昌辉滥杀。但韦昌辉得诏大怒说：“我为渠（他）除大害，今反责我而欲沽名耶？”并立即派兵进攻天王府，双方对仗数十天。韦昌辉滥杀无辜早已引起天京军民的极大不满。11月初，石达开讨韦大军压境，天王洪秀全在天京军民的支持下，捕杀了韦昌辉、秦日纲及其同伙二百多人。这才平息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天京变乱。洪秀全派人把韦昌辉的头送给石达开查验，石达开这才打消了攻灭天京的念头。石达开出走与败亡

11月底，石达开率军回到天京，天京城内皆大欢喜。石达开自幼读书有大志，且为人平和，讲义气，讲究实际，善驭部下，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的统帅。天京变乱时，石达开斥责韦昌辉杀人过多令其住手的行为是正义的，后又遭到迫害，深得人民同情。他起兵靖难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没有石达开的强大的军事压力，韦昌辉不可能迅速垮台。因此，石达开得到合朝文武百官的支持和拥护。合朝文武向天王保举石达开总理朝政，辅佐天王治理天国。但是，由于洪秀全长期脱离群众，不了解实际，且又日趋腐化，加上周围又布满了阿谀奉承、拨弄是非的小人，遂使他的思想变得狭隘、保守，经常疑心横生。杨韦事变对他的打击很大，使他几乎对所有的有功之臣都不敢信任，除了信用洪氏本家之外，而对外姓大臣不肯信任重用。所以，他对深孚众望的石达开也是疑心重重，不肯重用，反而把自己的两个昏庸无能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封为安王和福王，干预朝政，以牵制石达开。这使得石达开非常伤心和不满，也引起满朝文武的反感。石达开的心腹谋士张遂谋乘机蛊惑视听，劝石达开说：“王得军心，何郁郁受人制？中原不易图，曷入川作玄德成鼎足之业？”石达开小心翼翼地在天京呆了半年多，深怕遭到洪氏兄弟的暗算，惟恐使自己落到第二个杨秀清的下场，便决定出走天京。

1857年6月，石达开率部出京，沿途张贴布告，表明由于自己的一片忠心不为天王所容，天王疑心太重难免加害于己，不得不离京远征，但自己对上帝和天王仍然是忠贞不二的，待革命成功之日，我便隐居山林了：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天京；自谓此愚衷，定蒙圣鉴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贞。分酬上帝使，勉报主恩仁；惟期成功后，予志复归林。石达开出走时，有十多万太平军精锐之师跟随而去，天京仅剩下一些老弱残兵。天国军政一时无人主持，陷入瘫痪状况。天王洪秀全几成孤家寡人。这使他焦急不安，便令百官“百计迎回”石达开。但石达开宁死也不返回，而在安庆驻扎将近半年之久。如果他以安庆为中心，与天京互为犄角，互相声援，对太平天国革命还是有利的。可惜他决计远征，实现占领四川自立一国的分道扬镳的计划，终于走上了流寇主义的道路，从而削弱了实力。1857年10月，石达开自皖南入江西，后在浙、闽流动，屡为清军所败。1858年10月复经江西入湖南，第二年退回广西。此时石达开及其部下普遍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部下纷纷脱离石达开辗转回到江西与李秀成领导的太平军汇合。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领三四万大军进抵大渡河边的紫打地，准备渡河直取成都。但是夜间河水陡涨数丈，大军无法渡过。石达开打算等水势减去再行强渡，不料清军赶来，和当地土司的队伍相配合，将石达开的军队重重包围。北面是大渡河，对岸有清军总兵唐友耕严密把守，西面松林河有土司王应元把守，东面马鞍山有土司承恩岭把守，南面山径路险被承恩岭砍倒千年古树堵塞，并有清军参将杨应刚把守。石达开陷入重围。他挥师造船扎筏，几次抢渡，均被对岸清军击沉，死伤一万多人。石达开自知陷入绝境，于6月3日指挥全军突围、抢渡，一扑大渡河，一扑松林河，均遭清军和土司的拼死抵挡，加以水势湍急，抢渡又遭惨败。石部兵马死伤大半，且又弹尽粮绝，将士“杀马而食，继以桑叶充饥”，甚而有杀人以食者。6月9日，清军攻陷紫打地石部大本营。石达开率余部七八千人奔到老鸦漩，“复为夷兵所阻，辎重尽失，进退无路”。石达开自知没有生路，“其妻妾五人，抱持幼子二人，携手投河”，“达开正欲投河自尽，因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此时，清军高悬“投诚免死”的大字标幅，设计诱降石达开，动摇石部军心。于是石达开在敌人诱惑下，给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了一封求降信，用箭射入清营。信中表示：“求荣以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安三军，义士必作。”他在信中提出了投降条件：“阁下如能依书赴奏，请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请免诛戮，禁无欺凌，按官授职，量材擢用。愿为民者散为民，愿为军者聚为军，推恩以待，布德而绥，则达一人可以自刎，三军饬以全安。然达舍生果能出全吾军，捐躯稍可仰对我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不为辱。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伤。……”他愿意以自身被杀或自刎，以求清方赦免自己的部下。并天真地请求敌人能对其部下“按官授职，量材擢用”。可见，他对敌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清军乘势施展阴谋诡计，派杨应刚等亲赴石营劝降，“先贻书约誓，待以不死”，并“指天誓日”，表示说话算数。“石达开信之，与之订盟”。第二天，石达开带着五岁的儿子石定忠、宰辅曾仕和等至洗马姑清营谈判投降条件，结果受骗被俘，押至成都。石达开被俘后，“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连敌人也承认他是被迫“投诚”，“并非真心反正之归顺”。6月25日，石达开在成都被凌迟处死，时年仅三十三岁。他的部下数千人也大都惨遭敌人的杀害，连他五岁的爱子也被处死了。沉痛的教训

杨韦内讧使太平天国损失了两万多精锐之师和一批练达的官员，这已是不小的损失了。如果洪秀全能够接受教训，和石达开通力合作，励精图治，很可能使革命力量得到迅速的恢复。但是，洪秀全没有从血的教训中醒悟，没有重新振作革命精神，反把忠良作奸佞，把庸人作栋梁，封其两兄为安王和福王，以牵制石达开，而使自己走上了孤家寡人的错误道路；不但没有有效地弥合内讧后革命队伍间的裂隙，反而促成了石达开的出走。

天京悲剧和石达开的败亡事件，是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分水岭，是太平天国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的标志，其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1．这两次事件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造成“朝中无将，国中无人”和天京空虚的严重局面。

2．清军乘机反扑，湘军从上游重整旗鼓，顺长江东下，全力反攻太平军。1856年清军攻陷武汉，围九江。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也趁机复活。天京再度被包围。1857年12月，清军陷镇江。1858年5月陷九江。太平军在江西的地盘大都丧失了。敌人却气焰嚣张，狂叫：“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3．更重要的是太平军士气低落，人心离散。在太平军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天父杀天兄，终归一场空，打起包裹回家去，还是当长工。”此外，在革命前期曾经起过巨大作用的拜上帝会，也被天京变乱戳穿了西洋镜，再也起不到组织和发动群众的作用了。

总之，洪、杨、韦、石之间的矛盾不是政见的分歧，而是领导集团内的争权夺利，终于导致相互仇杀和走上分裂的道路。这些现象在历代农民起义中也是屡见不鲜的。这是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所致，是封建家长制的派生物，也是农民政权封建化的必然结果。农民封建家长制的习俗甚深，封建家长制一旦与政治权力结合，就必不可免地追逐权势和地位，让人绝对服从。一旦这种欲望受阻，就会用大动干戈的简单手段去解决矛盾，结果造成了互相杀戮的悲剧。这说明单靠农民阶级领导革命是无法到达胜利的彼岸的。

五、革命后期的三杰和《资政新篇》

天京变乱后，太平天国处在内外交困的状态。外部是清军猖狂反扑，内部则是领导核心的瓦解。因此，重建领导核心，打退敌人的进攻，成为太平天国刻不容缓的大事。1857年洪秀全提拔青年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主持军事，提拔老臣蒙得恩主持政务。陈玉成当时年仅二十一岁，是个有卓越军事才能的青年将领。他家居广西藤县，自幼充当雇工，父母双亡。他十四岁上跟随叔父陈承熔参加金田起义，成为一名勇敢善战的童子兵。西征进攻武昌时，他率突击队爬上武昌城头，为克复武昌立下大功。1856年援救镇江时，他率精壮兵士数人乘小船冲破清军的重重封锁，进入镇江，与太平军守将约定内外夹攻敌军，为解救镇江之围立下奇功。他由一个童子兵很快提拔为独当一面的将领。清军很怕同他交锋，他们说：“四眼狗（他的两只眼睛下面各有一个黑痣，所以绰号叫作四眼狗）行踪飘忽，锐不可挡。”的确，陈玉成领兵行军、打仗犹如霹雷闪电，迅猛异常。

李秀成和陈玉成是同乡，而且同居一个村子，关系很密切。李秀成比陈玉成大十三四岁，家里也很穷。自幼种田或给人帮工。太平军北上永安州，路过他家乡时，参加了太平军。他很能吃苦耐劳，勤奋，勇敢，为人正直持重，富有组织才能和战略眼光，在战斗中屡立战功，并从普通一兵逐步成为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李秀成奉命掌管军事后，立即上书天王洪秀全，劝他体恤人民，轻赋税，宽刑法，赏罚分明，重用石达开（当时石达开已出走），立即罢免安王和福王，结果触怒了洪秀全而被罢官，差点身遭不测。但是，李秀成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了洪秀全，暂时罢免了安、福二王的爵号。

掌管政务的蒙得恩是洪秀全手下的老臣，没有什么实际的行政能力，主持政务实在是不能胜任。恰在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天王大喜过望，倍加重用，不到一个月就晋封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是拜上帝会的最早成员，金田起义后受清政府通缉，被迫于1853年避居香港，在一个外国传教士那里教授中文。他耳濡目染，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由于他毕竟没有战功，太平天国的官兵对他主持朝政、晋封为干王很不服气。天王为缓和不满情绪，又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从此，太平天国领导核心重新建立起来了。他们三人都比较年轻，富有朝气，才能出众，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支柱，是抗击中外反动势力的三位英杰。

陈玉成和李秀成主持军事后，立即着手组织军事反攻，改变了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被动、险恶的局面。1858年7月，李秀成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立即在江北战场迎头痛击清军。李秀成与陈玉成密切合作，发动了两大著名的战役。一次是1858年9月发动的浦口战役。陈、李两路大军在安徽滁州境内会师东进，一举攻破浦口，第二次摧垮江北大营。从此江北大营不再建立。这次胜利，打通了天京与江北的通道，使天京有了牢靠的供给线。太平天国立即在江浦地区建立天浦省，驻重兵把守。

另一次战役是11月发动的三河镇大战。当太平军在浦口痛歼清军时，湘军悍将李续宾直扑安徽庐州附近的三河镇。陈玉成闻讯于11月初回军西线，迎击湘军，李秀成随后接应。陈玉成在三河镇东南三十里的金牛岭、白石山切断敌军后路，乘着漫天大雾发起猛攻。陈、李与三河镇太平军守将互相配合，围歼湘军。双方激烈搏斗，杀声震天，太平军击毙湘军悍将李续宾，全歼李部湘军六千余人，其中包括湘军文武头目四百余人，曾国藩的胞弟曾国华也被击毙。李续宾部为湘军主力，凶悍异常。李部覆灭后，湘军为之丧胆，围攻安庆的湘军也迅速撤围。曾国藩哀叹说：“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三河大战损伤敌军元气。浦口、三河镇两大战役的胜利暂时制止了敌人的进攻，扭转了战局，稳定了局面。资政新篇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作了一系列的努力，使形势一度好转。在政治上也做了一番刷新、整顿，而重新振作起来。1859年洪仁玕总理朝政后，立即向洪秀全提出一个希望太平天国政令统一，繁荣强盛的改革计划，即《资政新篇》。《新篇》开宗明义地提出：“学习治国必先主政，而为政必有取资。”“取资”，即学习西方。取资的关键在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指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等。他根据太平天国革命形势和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客观现实，主张太平天国要学习西方，进行某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借以巩固农民政权，使“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洪秀全图治心切，得策便行，他逐条审批，对其中有关加强中央集权、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特别是“对于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的东西极为赞同”。然后作为纲领正式颁布，并打算付诸实施。因此，《资政新篇》虽然是洪仁玕提出来的，但也反映了洪秀全晚年的政治思想一度有所振作，反映了他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真诚愿望。《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政治上，他根据太平天国后期存在的“事权不一”、“结党联盟”等不良倾向，提出“禁朋党之弊”，主张“要自大至小，自下而上，权归于一”，以加强中央集权的领导。主张各省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创办报纸和设立意见箱（即暗柜）以便“上下情通，中无壅塞等弊”；发扬“公议”听取社会舆论和群众意见。并强调指出：革新政治的关键是“设法”与“用人”。所谓“设法”就是制订法律、制度；所谓“用人”就是选拔和使用官吏要得当。

2．在经济上，他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仿制火车、轮船，兴办邮政；鼓励民间开矿；主张创立银行、发行纸币，使“大利于商贾士民”；奖励发明创造，实行“专利”；明确提出保护私有财产。

3．在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他主张兴办学校、开设医院、禁止迷信、禁止鸦片，主张设四民院以收养聋哑盲跛等残废之人和鳏寡孤独之人。提倡移风易俗、革除社会恶习等等。

4．外交上：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文化交流和平等往来，鼓励外国人在华投资，但不准外人干涉内政。另外，在外交关系中禁止使用“鬼子”、“夷”等污蔑性的字眼。

以上这些建议和主张，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从《资政新篇》的内容可以看出，洪仁玕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了解较深。他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进步文化，还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他是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的政治思想家，他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对当时和日后勇于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和积极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来说，是很有启发的。但是，洪仁玕提出的这些发展资本主义的建议和主张，同太平天国这场农民革命的现实的愿望和要求没有发生共鸣，广大农民还很不了解资本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因此，《资政新篇》吸引不了广大革命群众，没有在军民中引起什么积极的反响。特别是太平天国后期艰苦的军事斗争，没有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进行重大的社会改革的环境和物质条件，结果未能付诸实施。

洪仁玕久居香港，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影响，是一个掌握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知识颇为丰富的人物。正如时人容闳所说：洪仁玕“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洪仁玕作为一个革命农民的知识分子，他学习西方、寻求真理的努力是十分可贵的。他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积极学习西方，勇敢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和具有远见卓识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资政新篇》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探索国富民强的纲领。

第三章 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逐步加深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

正当太平天国革命在长江中下游胜利发展、清朝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英法等资本主义侵略者加紧策划新的侵华战争。

19世纪中叶，对于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是个极不平凡的历史时期。加利福尼亚和澳洲金矿的发现，1848年和1851年世界殖民地市场的扩大，生产技术的改革促使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英国的工业占世界首位，号称“世界工场”，美国的纺织、机器制造都有较大的发展，铁路跃居世界第一位。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性质，又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到来。英国在1847年和1857年爆发了两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英国为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危机，为了满足他们扩大掠夺殖民地的贪欲，企图乘中国发生太平天国革命的内乱之机，阴谋发动侵华战争。《南京条约》订立后，英国资产阶级满以为可以迅速打开中国的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但是，五口通商以来的十年间，英国很多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滞销。一是因为中国农民购买力极低，二是因为鸦片大量倾销。然而，英国资产阶级却归咎于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辟得太少，于是决定发动新的侵华战争，掠夺“进一步深入内地的权利”，取得开放全中国、压低内地税率、鸦片贸易合法化等新的特权，以延缓和挽救经济危机、获取更大的利润。

最初，英、法、美等国侵略者是在伪装“中立”的幌子下，利用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侵略要求。所谓“修约”，就是要求修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以扩充侵略内容，夺取更多的特权。他们为了制造修约的“理由”，故意歪曲《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有关十二年后在贸易条款上稍作变通的规定，要求全面修改条约。《南京条约》并没有任何有关修改条约的规定，但英国侵略者却引援最惠国条款为借口，要求全面修改《南京条约》。

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使包令联合法国公使和美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提出开放中国沿海和内地各城市、长江自由通航、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公使驻北京等条款。他们首先向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进行“修约”谈判，未得结果。他们便北上上海，向江苏巡抚提出修约要求，也无结果。于是他们北上大沽口，要求进行修约谈判，遭到清政府的拒绝。第一次“修约”活动就这样失败了。

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使又联合英、法公使进行第二次修约活动，仍未得逞。于是他们决定再发动一次武装侵略，以攫取更多的侵略特权。此时英法与俄国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也已结束，英法就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寻找机会制造借口以发动侵略战争。

1856年2月，法国神甫马赖擅自潜入广西省西林县为非作歹，被当地政府逮捕处死。法国就以此作为武装侵略中国的借口。英国则利用“亚罗号”事件首先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856年10月，中国水师在一艘停泊在广州的“亚罗号”船上逮捕海盗。这艘船是中国人的一只划艇，是一艘鸦片走私船，曾在香港领过登记证，但早已过期失效。中国水师上船逮捕中国海盗纯属内政。但英国人为制造借口，硬说此船是英国船，船上挂着英国国旗，胡说中国水师上船捕人是“非法”的，并说是侮辱了英国国旗，以此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战争爆发与《天津条约》

1856年10月23日，英国侵略军悍然对广州发动进攻，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因为这次战争的目的在于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所获得的侵略权益，故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又因是英法共同侵华，所以又称为英法联军侵华战争，或称英法联军之役。战争发动后，英军曾一度冲入广州城内进行焚掠，后被广州爱国军民所击退。英军退至虎门待援。

1857年12月，英法两国拼凑了五千六百多人的联军（其中法军一千人）大举进攻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不作任何战守准备，一味相信所谓神仙保佑。结果造成广州城很快陷落，叶名琛被俘后押送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一年后死去。英法占领广州后，扶植傀儡，对广州进行了四年的殖民统治。

1858年2月，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密谋后，分别照会清政府，提出侵略要求。英法提出公使驻京、增开新口岸、内地游历自由、赔款等等。美国除为英法的侵略行径辩护外，也要求公使驻京，修改《望厦条约》。沙俄则提出以黑龙江为中俄新边界的狂妄要求。照会发出后，四国公使联合北上到达上海，打算在上海与清政府谈判。但俄使普提亚廷却极力唆使英法联军抓住战机，尽快北上进攻大沽口，以武力及早逼迫清政府屈服。他说：“在直隶湾沿岸作战的最好月份是四、五月份。这两个月天气大多晴朗，热度尚能忍”，六、七月份天热多雨，作战不利。在俄使的煽动下，他们决定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于是他们以英舰十余艘、法舰六艘、美舰三艘，分批北上白河口，直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直逼天津。直隶总督谭廷骧同叶名琛一样腐朽无能。他借口“天津郡城残破”，自动弃守逃跑。英法联军迅速地占领城外望海楼一带。在联军武力威迫下，清政府的谈判代表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于6月13日至27日在天津城南海光寺分别与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此后，又在上海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中法通商章程》作为《天津条约》的附约。《天津条约》及附约的主要内容有：

1．公使驻京。

2．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选定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南京、镇江、九江、汉口等处为通商口岸。

3．外国商船自由航行长江各口。

4．外国人可到内地游历、传教和通商。

5．修改税则，取消常关税。外货进入内地只征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

6．赔款：赔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签订《天津条约》，1858

在附约中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由英人“帮办税务”。《天津条约》及其附约的签订是西方列强又一次强加给中国人民头上的一付沉重枷锁。北京陷落与《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对外国侵略者的进逼十分疑惧，尤其对公使驻京一项感到是不能忍受的屈辱。咸丰皇帝更不愿外国公使进京换约，便一方面派钦差大臣在上海等候英、法换约专使，打算在上海进行换约；另一方面密令在大沽口设防以制止随同换约专使而来的英法兵舰再入白河口。

1859年6月，英使普鲁斯、法使布尔布隆到达上海。他们气势汹汹拒绝在上海换约，原因是英法资产阶级政府对条约中的有关商务的条款仍不满意，蓄意利用换约之机重新挑起战争，索取更多的侵略特权。6月20日，英法美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英国侵华海军司令贺布（一译何伯）早已率联军二十余艘舰只，二千余人集结在大沽口。25日联军军舰排除白河口的河防工事，进犯白河口，向岸上炮台轰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激战一昼夜，击沉英舰三艘（一说四艘）伤六艘，俘获两艘，毙伤英军官兵四六四人。贺布受了重伤。法国司令也受了伤。马克思曾公正地指出：“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大沽口炮台

大沽守军被迫自卫反击的胜利，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但是消息传到英法等国，侵略者却掀起一片反华叫嚣，并赶忙抽调军队扑向中国，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

1860年2月，英法纠集了二万五千多人的侵略军，猖狂入侵，4月占舟山，随后继续北上。8月，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抄袭大沽炮台的后路。由于腐朽的清政府不在后路设防，大沽炮台被攻陷。英法联军相继攻陷天津、通州，迫进北京。9月22日咸丰皇帝逃往热河，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向侵略者求和。10月，英法联军很快地侵占了北京的圆明园。这座经营了一百五十多年、综合中西建筑艺术成就，聚集了圆明园残迹古今艺术珍品和无数财富的世界上少有的壮丽宫殿和园林，在惨遭英法联军劫掠之后，又被纵火焚毁，变成一片瓦砾场。

10月，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清政府无条件投降，分别和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交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1．开放天津为商埠；

2．准许华工出国做工；

3．割九龙司地方给英国；

4．把《天津条约》中对英法的赔款各增加为八百万两。

此外，法国侵略者还擅自在《北京条约》的法文本上加上：“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为扩大宗教侵略制造依据。但在中文本中并无此项内容。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了，中国失去了更多的主权。特别是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沙俄侵略者乘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大肆侵吞中国大片领土。1858年5月28日，俄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霸占，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1860年11月14日，俄国借口“调停有功”，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续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1864年10月7日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强行割占了中国西部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沙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大的获利者。它通过上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共侵占了我国一百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马克思、恩格斯对沙俄侵吞中国领土的罪行曾多次痛斥和揭露。马克思指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不要花一文钱，出动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恩格斯指出，沙俄“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1．中国的神圣领土大片地被割占，领土主权遭到空前的蹂躏。

2．资本主义侵略者攫取了增开通商口岸和内河航行权以及压低关税（子口半税）等特权，侵略势力扩展到北方沿海和内地，使中国社会经济加速半殖民地化。

3．公使驻京，直接干预中国政治，控制清政府。

4．传教士深入内地“自由传教”，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许多传教士干涉中国地方政治，霸占民田，搜集情报，扶植教民欺压人民。

5．鸦片贸易合法化，烟毒危害更深。

6．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投靠外国侵略者。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活动。北京政变与西太后上台

英法联军占据北京期间，清王朝的贵族大臣如奕、文祥等人多次和侵略者打交道，主持签订了《北京条约》。他们在外国侵略者的培植下，迅速成为侵略者的驯服奴才。但是，当时清政府的政治中枢，已随咸丰帝逃到热河，大部分掌握实权的王公大臣也都跟去，其中掌握大权的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人。他们对洋人存有疑惧的心理，迟迟不肯迁回北京。英国为了控制清朝政权，极力唆使奕等人一再请咸丰皇帝“回銮”。咸丰也存有戒心，不敢返回北京。1861年8月，咸丰在热河病死。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拥立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继位，年号祺祥。咸丰皇帝遗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总摄朝政，辅佐载淳。载淳的生母是叶赫那拉氏（1835—1908）。她是镶黄旗满洲人惠征之女，原为咸丰帝的宫人，1856年生载淳，被封为懿贵妃，载淳继位后被尊为慈禧太后。此人权欲极盛，很想个人把持朝政大权。她曾暗中使人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以便借机把持政权，但遭载垣等人以“本朝向无垂帘故事”予以拒绝。她对载垣等人专权更为不满，便极力拉拢奕和掌管兵权的胜保等人，密谋夺权。载垣等人看到奕在北京权势日大也很不放心，对他大加排挤和打击。奕便在英国侵略者的帮助下，跑到热河和那拉氏密商举行政变，并由那拉氏下谕还京，作为政变的契机。

1861年11月，那拉氏抱着载淳回到北京，立即发动政变，下令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逮捕处死。其余五个“赞襄政务大臣”有的被革职，有的被充军。肃顺在临刑前怒骂慈禧太后说：“我没想到竟上了你这娘儿们的当。”政变后，改元同治（1862—1874），那拉氏和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一同垂帘听政，但实权操于那拉氏手中。这样开始了她将近半个世纪（1861—1908）的反动统治。奕以议政王名义掌握了军机。这次宫廷政变使英国所培植的势力占了上风，在清廷建立了中外反革命勾结的政治基础。英、法、俄三国侵略者也曾多次表示愿意帮助清统治者武力镇压太平天国，以维护他们在华北夺取的侵略权益。

慈禧太后一上台，就采取两条办法维护其反动统治：一是重用汉族官僚地主，让他们放手绞杀太平天国革命；二是勾结帝国主义，借助外国武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即所谓的“借师助剿”。从此，中外反动势力正式勾结起来了。1861年11月，她授权曾国藩统辖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归其节制，遂使前线清军有统一的指挥。1862年2月，她发布上谕正式宣布借用外国的武力，鼓励官吏放手卖国。上谕说：“所有借师助剿，即着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与此同时，英法美等侵略者也加紧在上海布防。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像洪水猛兽般地扑向了太平天国，遂使这场农民革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危机。

二、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太平天国革命

从1859年下半年开始，曾国藩的湘军重整旗鼓，再次进犯安徽。太平军驻池州守将韦俊叛降清军。江南大营也加紧进攻天京。遂使一度缓和了的局势又趋紧张。1860年8月，曾国藩的湘军包围了安庆。

1860年初，洪仁玕、李秀成等人在芜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打击江南大营。他们采取派精兵间道奇袭杭州，吸引江南大营分兵救援杭州，然后迅速撤回奇袭部队，再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地总攻江南大营。1860年2月，李秀成间道出师。3月，一举克杭州。江南大营闻讯，果然派兵救援。秀成则放弃杭州，迅速回师。4月底，李秀成、陈玉成等五路太平军猛攻江南大营。5月初再次摧毁江南大营，清军头目和春、张国梁败逃至丹阳，太平军迅速追击，张国梁拨马出逃时落水而死。和春逃至无锡浒墅关，眼看走投无路遂自缢而死。从此江南大营不复再建。

1860年6月，洪秀全在天京举行会议，庆祝攻破江南大营的胜利，并议定太平军立即东征苏南地区，然后分江南、江北两路大军沿江西征，夺取武汉以救援安庆。这叫作第二次西征。会后，李秀成挥师东征，克复苏州等许多州县，大军逼近上海，开辟了苏南根据地，建立了以苏州为中心的苏福省。1860年7月，李秀成第一次进军上海。这时，盘踞上海的外国侵略者撕下了“中立”的伪装，帮助清军进攻太平军。美国政治流氓华尔纠合一些外国亡命徒组成洋枪队进攻太平军。但连吃败仗，华尔也受了重伤。当太平军迫近上海城时，适值英法联军从天津撤至上海帮助清军抵抗太平军，结果，李秀成在外国侵略者的干涉和阻挠下，撤离了上海地区，退到苏州。

1861年上半年，陈玉成和李秀成率军进行第二次西征武汉，以解救安庆之围，确保天京安全。陈玉成军沿长江北岸从安徽入湖北。原约定李秀成军沿长江南岸经江西进入湖北，两军于1861年4月会师武汉。1861年3月，陈玉成的北路军攻克离汉口只有一百六十里的黄州。当时，在汉口租界的英国参赞巴夏礼赶到黄州骗阻太平军攻打武汉。胡说太平军如先攻打武汉形成孤军深入，有遭到夹击的危险。又加上李秀成的部队行动迟缓没有及时赶到，陈玉成竟回师援救安庆，放弃了进攻武汉。李秀成过高地估计了湘军实力，而改道从徽州进入浙江转攻江西，再进湖北，直到1861年6月才到达武汉外围。而陈玉成早已率军回援安庆了。由于李秀成会师误期和陈玉成急忙撤走，遂使第二次西征流产了。

曾国荃率领湘军猛扑安庆，在安庆外围与太平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1861年9月安庆失守。守城的太平军一万六千多人全部战死，无一人投降。湘军“大杀三日，全城男女老幼无一存留”。

安庆失守使天京失去了西部屏障。这对太平天国是极为不利的。但是，太平军在东部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1861年5月，李秀成的堂弟李世贤率部攻入浙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太平军连克浙东、浙西的大部地区。9月，李秀成由江西进入浙江，12月底再克杭州，遂把浙江和苏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天京东部的屏障和物资供应基地。如果没有苏浙基地的开辟，太平天国最后两三年的斗争是不可想象的。苏、浙两省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也是清朝政府赋税收入和粮饷供给极重要的地区。太平军在这里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清王朝。曾国藩曾经惊呼：“现在浙、苏两省膏腴之地，尽为贼有，窟穴已成，根柢已固”，深感无可奈何。

然而，太平军在东部战场的胜利，并没有阻止西部形势的迅速恶化。安庆失守后，陈玉成退回庐州。1862年初，他派部将陈得才、赖文光等率军远征西北，他自己留在庐州与湘军血战三个月。4月间弃城突围，被反复无常的团练头子苗沛霖诱入寿州城内逮捕，送至清军胜保营内。胜保要他跪下，陈玉成怒目斥责说：你本是我手下的败将，“我怎配跪你？好不自重的物件！”胜保又劝他投降，陈玉成怒不可遏，厉声喝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陈玉成大义凛然，坚贞不屈，6月在河南延津英勇就义，年仅二十六岁。庐州失守和陈玉成的牺牲，使太平天国西部战场全部溃败。湘军乘机东下，步步逼近天京，天国局势日益严重恶化了。

太平天国后期的危机，不光是军事上的失利，更为严重的是这个农民政权封建化的趋势日益严重。

天京变乱后，天王洪秀全的精神萎靡不振，而他的封建思想和宗教迷信却在急剧发展。他更加脱离群众，不理朝政，不了解下情。他常常写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甚至是出尔反尔的诗句或顺口溜作为诏令颁发下去。结果是立政无章，纲纪紊乱。他一味迷信上帝，一切信天不信人，单靠上帝的声威以防范他人篡权。他一度把“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随后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同时，为了巩固天王的地位，为了削弱忠王、英王的权力，不惜滥封王爵，使彼此互相牵制。因此到太平天国失败前夕，竟封了二千七百多个王。结果造成矛盾重重，政令不一，文武官员争相追逐个人的名利地位，“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弄得上上下下人心不服，各有他图，大大加速了太平天国灭亡。

在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地主和封建势力。地主团练武装在苏浙地区也极为嚣张。这些封建势力盘踞一方，依旧欺压人民。有的混入地方政权和太平军中而与清军暗中勾结，阴谋从内部摧垮太平天国政权。李秀成及其他将领对这些反常现象熟视无睹，反而一味采取“招抚”政策，迁就了事，甚至有人推行保护地主利益的措施，引起了太平天国广大军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因此，在太平天国管辖的区域中，农民抗粮抗租的斗争屡屡发生，严惩地主，杀死催租派捐的乡官等事件也屡见不鲜。但是，这些微弱的斗争，已无力挽回天朝濒临绝境的危机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

1861年11月，曾国藩奉命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后，坐镇安庆指挥全局。他分三路大军进攻太平军：一是1861年底，派他的弟弟曾国荃率湘军主力进攻天京。二是1862年1月，派左宗棠率另一支湘军由江西进入浙江。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举人出身。曾竭力支助湘军，被曾国藩延入幕府；1860年始单独招募和率领一支湘军与太平军为敌。左宗棠入浙后，立即与英法侵略者勾结，夹击浙江的太平军。三是1882年4、 5月间，派李鸿章率淮军从安庆乘英国轮船抵上海与外国侵略军相勾结，进攻苏南地区的太平军。李鸿章（1823—1901 ），安徽合肥人，进士出身，1858年为曾国藩幕僚，1861年在曾国藩帮助下扩编安徽团练武装，按照湘军的编制建立淮军，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另一支凶恶的反动武装。

与此同时，英法美等国侵略者，以上海为据点加紧布防。1862年2月，中外反动势力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公所”，策划防守上海的方案。英法侵略军在上海增至数千人。华尔的洋枪队也扩编至五千人，改称为“常胜军”。他们与清军相配合，在上海周围进攻太平军。

1862年初，李秀成率五路大军自杭州、苏州出发，水陆并进，第二次进攻上海。他沿途广贴布告警告外国侵略者不得干涉太平军的行动，应当“各宜自爱，两不相扰”，“倘助逆为恶”，“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但遭到李鸿章的淮军与外国侵略者的联合反扑。双方在奉贤南桥镇激战，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被击毙。太平军也被迫退出南桥镇。5月中旬，李秀成亲率大军反击侵略军，接连收复嘉定、青浦等县城；在青浦生擒“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6月初，太平军逼近上海城郊，侵略者龟缩上海不敢出战。清统治者也嘲弄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

正当李秀成在上海近郊大获全胜的时候，曾国荃率湘军进围天京，天京形势十分危急。天王一日连下三道命令催促李秀成回援。李秀成不得不暂时放弃攻取上海的计划，带兵赶回天京。从10月13日至11月26日，李秀成在天京城外督师，与湘军血战四十六天，湘军难以招架。曾国荃面部受伤。在安庆遥控指挥的曾国藩吓得心惊胆战，“如在惊涛骇浪之中”。湘军进行拼死顽抗。李秀成鉴于太平军粮草奇缺，寒衣无备，难以持久攻坚，便主动停止了进攻，并按照天王的命令渡江进攻皖北，挺进湖北，夺取武汉，占领湘军的后方以迫使湘军撤天京之围。这就是太平天国的“进北攻南”的战略计策。其实，当时的太平军已没有充足的兵力进行这一计划了。这只能是纸上谈兵。1863年春，李秀成转战皖北。但皖北遍地饥荒，太平军饿死、病死的很多。6月，湘军攻占雨花台。天王急命李秀成迅速回军救援。李秀成率军返回大江南岸时，江水暴涨，又缺粮食，士卒死伤十万多人，兵力大损，士气不振。

当李秀成在天京城外鏖战时，李鸿章督率淮军和“常胜军”乘机反扑。因此，东部战场的局势也急剧恶化了。1863年 3月，英国军官戈登统领常胜军。他在这年夏天和淮军联合攻陷太仓、昆山、吴江等地，进逼苏州。12月，戈登诱使苏州城内的太平军的变节分子郜永宽等人叛变，刺杀苏州太平军主将慕王谭绍光，夺占苏州。1864年3月，戈登又与淮军联合攻陷宜兴、常州，割断苏浙两地太平军之间的联系，遂使太平天国在江苏的根据地大部丧失。

在浙江战场上太平军也敌不住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节节败退。但他们的浴血奋战也狠狠地打击了敌人。1862年4月，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进犯宁波时，遭到太平军的坚决抵抗，法国侵华舰队司令耿尼受重伤毙命。太平军被迫撤出宁波后，法国侵略者组成“常捷军”，英国侵略者组成“定胜军”（又称“常安军”），帮助左宗棠进攻浙江各地。1863年3月，左宗棠攻陷绍兴。1864年3月，攻陷杭州。太平军在浙江的根据地大部丧失。太平天国失败的危局无可挽回了。天京陷落与李秀成被俘

当苏州失陷后，李秀成劝洪秀全“让城别走”，即放弃天京，取道江西和湖北会合陈得才、赖文光所部太平军，争取中原。这是保存实力，不死守一城一地的灵活的战略战术。当时，皖北、山东、苏北、河南等地的捻军与太平军密切联系，陈得才从西北扩军也已回到湖北，客观形势是有利于太平天国作战略转移的。但是，洪秀全拒绝了李秀成的建议，坚持婴城固守，并且怀疑李秀成对他不忠。此时，他不但不去过问“国中军民之事”，向他报告情况时，他总是言天说地不务实际，而期待上帝保佑。

1864年春，天京各门都被湘军封锁。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逝，时年五十岁。李秀成扶幼天王洪贵福嗣位。7月19日，湘军从地道埋放炸药，轰塌城墙，冲入城内。太平军同湘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湘军在天京大肆烧杀抢掠，把天京变成一片废墟。

当天京城破时，李秀成为尽其“愚忠”，保住天王的骨肉——幼天王，挥泪辞别了老母，舍弃家室，独护幼天王冒死突围。但各门均被湘军把守，几次突围没有成功。深夜三更之后，李秀成把自己的久经疆场的战马让给幼天王乘骑，而自己却骑着幼天王那匹劣马，再次突围，他“舍死领头冲锋”，带领幼天王从城墙倒塌的缺口冲出城外。湘军拼死追击，“营营发炮，处处喊声不绝”，李秀成与幼天王被冲散，彼此不知下落。幼天王乘骏骑闯出重围，逃至安徽广德与洪仁玕会合后转入江西。李秀成则因“马不能行”，加上天色已明，便弃马逃入荒山顶的破庙躲避。后被乡民发现，密藏于村中。但被奸细告密，于7月22日被湘军俘获。李秀成在自述中谈他被俘的经过时说，“我战马幼主骑去，现在生死未知。我若仍骑战马，我亦他逃矣”。李秀成被囚在南京。曾国荃怀着极端的复仇情绪“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李秀成神态自若，“殊不动”。

李秀成在囚笼里写了数万言的供词（即李秀成自述），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一、详细记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及他本人的经历。

二、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指出“天朝十误”（即太平天国的十大错误）。

三、提出用十种办法招集太平军余部归降曾国藩，叫做“招降十要”或“收齐章程”。招降十要的主要内容是要曾国藩“恩赦两广之人勿杀，给票令回”，要求不杀南京城内的太平军将士，“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并首先收服他的堂弟李世贤及其子侄部将，等等。

李秀成自白其招降太平军余部的目的有二：其一，“今见老中堂（即曾国藩）恩惠甚深，中丞大人（即曾国荃）智才爱众，惜士恩良，我愿部下两岸陆续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对大清皇上，以赎旧日之罪。若我主在邦，我为此事，是为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在外，我不能卫天国，又听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天朝失国，今蒙恩待，愿待收齐报德”。其二，“今天朝之事已定，不甚费力，要防鬼反为先。此是真实之语”。“为今虑者，洋鬼定变动之”。从这几段供词中可以看出，李秀成认为主死国亡，投降清朝不为不忠；认为太平军余部继续战斗则“有害无益”。因此他愿意真心投降清朝，而一致对外。同时，希望清朝能以“防鬼反为先”，要把反对外国侵略者放在首位。为此，他建议曾国藩多购西洋大炮、弹药“防在要隘”，并要按照西洋炮样自己制造。强调“欲与洋鬼子争衡，务先买大炮早备为先，与其有争是定”。这充分表现出李秀成存有侥幸偷生、对凶残的敌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势力的勾结没有认识。他激于民族大义而强烈要求抗击外国侵略，这当然是正义的。可惜的是他把完成正义事业的希望却寄托在刽子手曾国藩身上，甚至他还苦心劝说曾国藩起兵推翻清朝，自己作皇帝，说明他对曾国藩的凶残本质还缺乏认识。总之，他在复杂的矛盾面前，在生死的紧要关头，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他在供词中还有一些谀敌自污的词句，说明他确实具有真心投降的思绪。这不能不使这位曾经顶天立地的农民革命英雄大为失色。李秀成写完供词的当天晚上，就被曾国藩杀死了。时年四十一岁。

幼天王和洪仁玕转入江西坚持斗争，但在一次战斗中兵败，两人被冲散。幼天王逃入荒山隐匿，只因饥饿难忍，出山觅食时为清军俘获遇害。洪仁玕被俘后，于1864年11月在南昌英勇就义。他就义前慷慨吟诗，痛斥清朝统治者，而坚信革命事业会由后来人继承。诗的最后几句是：“我今即永逝，一语贻后贤；天国祚虽斩，复生待他年。”

天京陷落后，太平军余部仍在大江南北坚持斗争。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是侍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所部太平军。天京失陷后，他们率部由江西攻入福建南部的汀州和漳州，并以漳州为根据地，建立政权，众号二十万，屡败清军。1865年3月，左宗棠在英法侵略者帮助下攻陷漳州。5月，李世贤兵败隐匿山中，汪海洋将李世贤的部将杀死，将李部太平军并入己部。后李世贤昼伏夜行投奔汪海洋，竟被汪海洋刺杀。1866年2月，汪海洋在广东嘉应州战死。自此，长江以南的太平军全部失败了。

大江以北主要是赖文光所部太平军和捻军的斗争。1864年 11月，捻军与太平军结合，共推遵王赖文光为统帅，并按太平军的编制、制度进行整编。1865年5月在山东曹州歼灭僧格林沁的马队，杀死僧格林沁。1866年捻军分为东西两路，互为犄角。赖文光率部入山东，称为东捻；张宗禹率部入陕西联络回民起义力量，是为西捻。1867年东捻军在山东失败；次年1月赖文光在扬州地区被俘就义。西捻闻讯，速回山东救援，1868年在山东西北部被歼灭。

活跃在云贵高原的各支少数民族的起义队伍，大都坚持到1872年或1876年而失败。失败原因与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革命经过十四年的浴血奋战最后失败了。其中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是：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使反革命势力大大增强，而太平天国这场农民革命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这些强大的敌人。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反动势力紧密勾结，用残酷的手段和先进武器镇压太平天国，是这场革命失败的极其重要的客观原因。洪仁玕等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就义前写的“供词”中说：“现在说到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自我军两位勇猛王爵——英王、翼王死后，我军确受重大损失；但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但一自妖军贿买洋人，以攻我军，我朝连续失城失地，屡战屡败，我军无力抵挡，末日快到了。”

主观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存在着严重的宗派思想，破坏了革命的团结，涣散了革命力量。早在金田起义之初，领导集团内部就存在着宗派的苗头，只是由于冯云山善于处理矛盾，加上革命初起，尚能团结一致。随着革命战争迅速胜利，领导人由于胜利而居功骄傲，负气斗胜的情绪助长了宗派思想的发展，终于爆发了天京内讧和石达开出走两大事变，大大削弱了革命力量，使得胜利发展的形势很快地停滞和衰败下来。洪氏集团结党营私，倾轧异己，滥肆封王，凡是“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宗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这只能促进宗派斗争继续发展，以至人心不一，各有他图。

2．拜上帝会的宗教迷信束缚了革命群众的手脚，反而成了领导集团追求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工具。太平天国本来是靠拜上帝会去组织和发动农民革命的。它的教义虽包含革命的思想和要求，却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的色彩。它在金田起义时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打出广西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使广大群众加入或站到太平军一边。而拜上帝会那些上帝、耶稣、天堂之类的说教和不拜祖先、不敬神佛以及其他迷信的成分，却使广大群众不易接受，和群众的传统习俗大相抵触。特别是杨秀清那种天父下凡，和洪秀全后期的迷信说教，更使群众反感，知识分子更不接受。清朝统治者正是抓住这些离奇的东西煽动和离间它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正是这样做的。

3．太平天国一度实行消灭家庭和私有财产，取消商业和严刑峻法等过火、极端的政策和措施，严重地侵害了群众利益，脱离了实际，使人们望而生畏；领导集团不但不能同群众同甘共苦，反而严重地蜕化和争夺特权，从而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群众基础。太平天国政权中浓厚的封建礼制、法规，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不但滋长了太平天国领导人生活上养尊处优和漠视群众利益的思想作风，而且和革命群众追求政治平等的愿望大相背离。特别是后期，洪氏集团把持政权、贪赃枉法，使政权愈加丧失了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作用。

4．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本质及其与清朝统治者必然勾结起来镇压革命认识不足，反被共同信奉上帝等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们对外国侵略者曾抱一些幻想，以为他们会真的“中立”；1861年后，外国侵略者与清朝统治者勾结起来向革命大举进攻的时候，他们还表示疑惑和不解。这说明他们虽然和侵略者多次搏斗，但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因而对他们放松了警惕。直到1863年李秀成等人还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侵略者是和中国革命誓不两立的敌人。

5．上述主观原因导致这场革命的失败，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太平天国革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它虽然曾把旧式农民战争推向高峰，但始终不能摆脱旧式农民战争的局限，不能摆脱农民阶级的狭隘性、保守性和自私性等落后面的影响。它的失败证明了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但太平天国的革命业绩证明了农民是近代中国革命最广泛、最深厚的主力军。可见，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恰是它留下来的沉痛的经验教训。这是中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宝贵财富。

这场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1．这场革命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大大削弱了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它英勇地抗击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决不屈服于外国侵略势力，和坚决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利益的决心和勇气。

2．这场革命是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的革命思想和纲领吸引着追求均分土地、渴望自由平等的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它所提出的平分土地、平等、平均等革命思想和纲领，为中国人民后来的民主革命斗争提供了很多启示，它的革命精神也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前进。19世纪的中国改良主义者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说过，太平天国革命是“天假此役，……使全国人民皆从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

3．这场革命促进了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的觉醒。它像地震似的影响到新加坡、印度和日本，也影响到英国和美国。在亚洲出现了反对欧美资本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三、社会政治经济日益半殖民地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起来镇压农民革命运动，他们在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中外反动势力弹冠相庆，在中国建立半殖民地的统治秩序。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一个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实际上是清朝统治者以高昂的代价换取西方列强的支持。一些开明官僚认识到学习西方刻不容缓，外国侵略者为了巩固和扩大在华的侵略利益，也需要扶植清政府，把它进一步纳入半殖民地的轨道。所以，二者“和好”，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由于清朝镇压了各地农民起义，暂时解除了封建统治的危机，因此他们得意忘形地称这一时期为“同治中兴”。

为了维护“和好”的局面，清政府增设了新的统治机构：一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是总税务司。可以说，这两个机构的建立，正是清朝统治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和译署，是1861年开始设立的。恭亲王奕为总理衙门大臣。它的主要任务一是办理外交，即办理不平等条约限制下的半殖民地的外交；一是经管通商、海防、军务、关税等事务，后来连筑铁路、开矿、制造枪炮军火等事务也归它管理。总之，它总揽了整个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门事宜。所以，它的权力大、职权广，实际上成为清政府的中枢机关，因此外人称之为“内阁”。

除了总署之外，还在地方上设立南北洋通商大臣，负责管理南北各通商口岸的通商事务。北洋通商大臣，最初称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北三口，即天津、牛庄和烟台的通商事务。1870年改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领。南洋通商大臣最初称五口通商大臣，驻上海，1866年改南洋通商大臣由两江总督兼领，管理东南沿海及长江各口通商事务。

税务司和总税务司，是清政府聘请的参加中国海关管理的外国人。这种官员，由外国公使推荐人选，由清政府出高薪聘请，名义上是帮助管理海关，实际上是操纵控制中国海关，干涉中国内政和外交事务。税务司最初是1854年7月在上海海关设立。因小刀会占领上海，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乘机控制上海海关，三国各推荐一人参加上海海关的管理。1858年陆续在天津、福州、广州、厦门等口岸推广。1859年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总管各口岸的税务司。1863赫德年，第一任总税务司英人李泰国，因过分干涉中国内政，为人极坏，被清政府解聘，由英人赫德继任。1865年，赫德总税务司改驻北京。于是赫德直接影响控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事务。他从1863—1909年任总税务司达四十五年之久。凡是有关订立条约、对外交涉等大事，都得和他商量。甚至清政府任命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他都横加干涉。所以，总税务司名义由总理衙门领导，实际上是总税务司左右和控制总理衙门。在各通商口岸的税务司干涉地方行政，搜集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英国侵略者供认，“一切必要的消息都可以从海关那里得到”。可见，总税务司的设立是中国政治经济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

1861年后，外国公使馆先后在北京建立。这些公使和外交官干涉中国内政、刺探军事情报，千方百计地使清政府变成外国侵略者的驯服工具。他们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竟闹出十分荒唐的事情。例如，1868年，美国退职回国的驻华公使蒲安臣，竟以“大清国大皇帝特派钦差大臣”的身份，率领清政府的外交使团赴欧美等国“访问”，这是清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蒲安臣还擅自同美国国务卿订立《中美续增条约》 （称蒲安臣条约），为美国掠夺华工和进行文化侵略开辟道路。1870年他病死于俄国，才使这场出访丑剧收场。

以上事实说明，清朝统治者标榜的“同治中兴”实质上是清朝统治机构的半殖民地化的标志；所谓“中外和好”，是外国加强控制清政府的表现。在这种中外反动势力勾结、中外暂时“和好”的局面下，一场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很有影响的洋务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洋务派的出现

随着中外反动势力日益紧密的勾结，以及清朝统治机构的半殖民地化，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一批同洋人、洋事务打交道的官僚军阀、买办和接受西方影响的人。这些与洋务关系密切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有权有势的政治派别，被称为洋务派。所谓“洋务”，又称“夷务”，指的是一切同外国资本主义有关的事物。当时，凡是经办与洋人有关事务的人，统统被称做洋务派。这帮人同那些幻想恢复闭关自守、却把学习西方当成“变而从夷”而大加反对的顽固派是有区别的。他们与顽固派的矛盾也很尖锐，但是归根结柢二者只是在如何维护清朝统治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而在镇压人民革命这一根本问题上，二者又都希望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

起初，洋务派的人数不多。在清朝中央以总理衙门大臣奕、侍郎文祥等人为代表，在地方上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他们握有实权，左右清朝的政局。他们看到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教训，特别是他们在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人民革命的亲身经历中，深知西方船炮的巨大威力，便极力主张学习西方的技术，仿造西方船炮，采取西法练兵，借以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奕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李鸿章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话概括了洋务派学习西方的基本内容、方法和步骤。就洋务派学习西方的基本内容而言，和抵抗派林则徐、魏源的主张是相通的。如前所述，林、魏是向西方学习的开风气之先的启蒙人物，可惜他们受到种种的压抑和打击，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没有机会把他们的主张变成社会实践。洋务派则将他们学习西方的主张一一付诸于实行，从而掀起了一场有声有色、持续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

由于学习西方是新的课题，所以洋务运动的开办吸引了不少思想敏锐和时代感强烈的知识分子，得到了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士的支持和同情。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派的人数迅速增多，很快成为一个十分庞杂的政治集团。

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洋务派除了同林则徐、魏源有相同的地方外，还有本质上的区别：林、魏学习西方的目的是要抵抗侵略（制夷），并在民族自卫战争中付诸实际行动。洋务派则不然，虽然他们之中也不乏抵抗侵略的爱国志士，然而他们的头面人物和骨干力量，却大都是认敌为友，力主“借夷助剿”；他们在实际上是引狼入室的决策人物。其中，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又是清政府“委屈求全”、妥协投降外交路线的炮制者和执行者。可见，洋务派在如何对待外国侵略者这一根本问题上，同林、魏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林、魏等人抵抗侵略的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成为时代的巨擘，而曾、李等人一再卑躬屈膝、对敌妥协投降，成为可鄙的历史沉渣。时人说：“议和则李鸿章必与人先，议战李鸿章必落人后”，就是这类卖国求荣人物的可憎的脸谱。也正是在反不反对外国侵略这一根本问题上，导致了洋务派的剧烈分化。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士大夫，逐渐从洋务派的行列中分化出来，转化成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们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进行了批评，成为洋务派的批判者。并迅速形成一支很有生气，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派别。总的说来，在洋务运动的初期，主要是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对立，运动的中后期则有改良主义者对洋务派的批判，并把学习西方的运动引向了深入。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就连洋务派的头面人物，也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集团，其中以湘系集团、淮系集团势力最大。湘系又分为曾氏集团与左氏集团。湘系衰落后，张之洞洋务集团的势力迅速壮大。各个集团之间明争暗夺，斗争十分激烈。

洋务派在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上，与林则徐、魏源等抵抗派既有区别，也有本质上的相同之处。是的，林则徐在民族自卫战争中看到了“民心可用”，魏源也盛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这正是抵抗派的政治思想上的精华所在，洋务派是不可能考虑到这些的。但是，当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不管是抵抗派还是洋务派，他们都是人民革命的敌对者和镇压者。林则徐奉命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半道病死，未成事实），魏源在高邮知州任上组织地主团练坚决镇压太平军等事实，其本质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并无区别。这些事实说明地主阶级抵抗派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阶级本质反动的一面，需作具体的分析。同样，对洋务派创办新式企业等活动，我们也应作具体的剖析。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便大张旗鼓地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举办军事工业，并仿照西法操练军队，从而掀起了一场洋务运动。他们学习西方是从设厂制造新式兵器着手的。这几乎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规律。洋务派打着“自强”的旗号，强调发展近代军事企业。奕说：“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曾国藩说，仿制轮船洋炮，“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李鸿章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这些话都是要把制造新式武器——枪炮、船舰摆在首位。这是因为：第一，他们在同西方的接触中，感到威胁最大的是西式武器。李鸿章曾经大肆喧嚷说：“西洋炸炮，天下无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也确实是西方的先进武器打败了清朝的军队，攻陷了京城，连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也被迫出逃了。正如马克思所说：“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洋务派感到中国不如西方的不是社会制度，而是武器的落后。李鸿章曾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可见，在挨了两次鸦片战争的痛打之后，他们仅仅认识到武器技术的落后，而不承认中国封建的社会制度已经腐朽，甚至还在自吹自擂文武制度远在西人之上呢！这反映出洋务派对于西方的认识是很肤浅的。这是由其深刻的阶级根源所决定的。第二，60年代初期，正是清王朝拼死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时候。他们除了勾结洋兵之外，还急需购置新式杀人武器。曾国藩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为解救其燃眉之急，曾国藩在1861年创设安庆内军械所，仿制西式武器。这所兵工厂成为洋务派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兵工厂，也是洋务运动正式开张的标志。可见60年代洋务派重点经营军事工业，确实是从镇压农民革命而起的。此后，洋务派经营的范围逐渐扩大。从70年代开始，洋务派着手举办民用工业，创办了一些近代的工厂、矿山、电报、学堂和选派留学生。70年代后期开始编练海军、筹设海防、修筑铁路等等，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才告一段落，历时三十多年。可见，所谓洋务运动，就是清朝统治集团一些官僚军阀、买办学习西方军事技艺和开办近代工矿企业、新式交通、编练军队的运动。

在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中，前后有两个不同的重心：一是以“求强”为目的的军事方面，这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方面；一是以“求富”为目的的经济方面。这使洋务运动大体形成前后两个阶段。

从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为第一阶段。洋务派在“自强”（或“求强”）的口号下先后举办了一批军事工业。他们还聘用外国军官，购买洋枪洋炮，训练新式陆军。在他们兴办的新式军事工业中，有以下四个规模较大的军工厂。

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创办经费为五十四万余两，以后又屡加扩大，拥有工人二千多人，是当时清政府最大的兵工厂。主要产品有枪炮、弹药、水雷和小型船舰。该厂附设翻译馆，翻译西文书籍。

金陵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时，把他在苏州创办的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建而成。主要生产枪炮，是淮系军阀的军火供应基地。

福州船政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山下设立，创办经费为四十七万两，是当时规模最大、设备齐全的轮船修造厂。该厂附设求是堂艺局，专门教习英语、法语、算法和画法。这里成为“南洋水师”的基地。

天津机器局。1867年崇厚在天津筹建，但耗费巨资而成效不著。1870年李鸿章接办后，始有起色。随后扩充为东、西两局。东局设在天津城外东南方向的贾家沽，西局设在城南门外的海光寺。产品主要是弹药、水雷、炮架等。西局曾试制过小火轮、挖泥船等民用产品。天津机器局外景

70年代后，洋务运动的重点虽然转为举办民用企业，但仍未放松军事工业的发展。不少的省份相继兴办了小型的军事企业，还纷纷采用西洋操法训练军队，并配备西式兵器。1891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的湖北枪炮厂，是洋务运动后期新建的最大的军火工厂。

上述军事企业，全部是官办企业，严格地控制在清政府和湘系、淮系等军阀集团手中，严禁商民插手和仿办。因此这些企业的性质和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这些企业的筹建经费和巨大的常年开支都由清政府从税收中支付。工人大多来自清军士兵，管理机构是封建衙门式的官僚机构。对工人“以兵法部勒”，以“武弁”统领。产品不参加市场交换，而是由清政府直接调拨给军队。因此，它是封建官府垄断下的近代企业。

第二，它具有浓厚的依赖性和买办性。这些军工企业从设计施工、机器装备、生产技术，直到原料供应，处处依赖外国。诚然，这在当时是无法避免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企业长期受外国人控制。李鸿章淮系集团的军事工业主要是英国人操纵；左宗棠的湘系军事工业，主要是法国人所包办。外国资本家通过洋务派推销过了时的器材装备，控制中国工业。洋务派官僚通过采办经营而贪污发财，扩充个人势力。他们高喊“自强”，实际上只是封建军阀各自扩充本派系的实力，形成湘系、淮系、南洋、北洋，畛域分明，互相倾轧的“割据”局面。

第三，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成分。这些军事企业是采用了较先进的大机器进行生产的。它集中了一大批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企业内部的阶级关系是劳动力买卖性质的，具有资本主义形式的阶级关系。产品虽然不作商品投放市场，但它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商品的属性，并在某种程度上受价值规律支配。因此，这些企业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成分。

总之，这些军工企业是封建、买办和资本主义的混合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

19世纪70至90年代，是洋务运动的第二阶段。洋务派在兴办军事企业的基础上，大力举办民用企业和筹建海军，成为这一阶段的特点。

洋务派从70年代大办民用企业的原因有二：第一，他们在举办军事工业中遇到资金奇缺，原料、材料供应不上和交通运输落后等困难。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必先求富而后能强。”就是说必须发展民用工业以积累资金，建立必要的经济基础，借以辅助军工企业的发展。而民用企业投资少，资金周转快，营利多，可及时补充军事工业的经费。开办厂矿既可解决原料、材料的困难，又可堵塞漏卮。李鸿章说，中国的矿产极丰而“岁出巨款购用他国煤铁，实为漏卮之一大宗”。兴办铁路可以便利于调兵运械，近代化企业的发展是离不开交通运输业的发达的。奕在奏折中说：修建铁路“于军旅商贾两有裨益。平日藉资拱卫，遇事便于援应”。第二，抵制洋商倾销洋货和进行经济掠夺。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目的就包括抵制外轮掠夺和加强国防两种意图。他说：外轮日益增多，“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且海防非有轮船不能逐渐布置，必须劝民自置，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李鸿章创办上海织布局时，也明确地说明其目的是抵制洋布进口，“冀稍分洋商之利”。张之洞鉴于“洋铁充斥，有碍土铁”，而多次奏请创办炼铁厂，“无非欲收已失之利还之于民”。这一类的言论，在洋务派头目的奏章、言论中屡见不鲜。尽管他们都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对他们的话要打折扣，但其中也不宜完全排斥他们有抵制洋商和夺回利权的意图。从他们经办的民用企业来看，也确曾作过一些抵制洋商的努力。他们在二十多年间，大约创办了二十多个民用企业。这些企业的种类计有：轮船运输、燃料（煤）、原料（金属矿）、铁路、电报、纺织等等。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个：

轮船招商局。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这是洋务运动中由军事转向民用的第一个企业。也是由官办企业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开始仅有轮船三艘，到1877年已有大小船只三十多艘，在各个口岸设总分局共二十七处。此局遭英国轮船公司的排挤，但它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有发展，是民用企业中最有成绩的一个。

开平矿务局。1878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1881年开始出煤，是淮系集团控制的企业。设备完善，煤质也好，产量逐年增加，90年代初已拥有三千五百至四千五百名工人，除供招商局、天津机器局、北洋海军用煤外，还大量在市场上出售，在天津能以抵制洋煤进口。此局开办前，已在台湾基隆开办了煤矿。

电报总局。1879年，李鸿章在大沽炮台与天津之间试设电报，获得成功。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1881年4月开始敷设天津、上海之间的电线，当年竣工。并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靖江、镇江、苏州、上海等地设立七个分局。1882年和1884年，上海至南京、南京至武汉的电线相继架设竣工。1882年，电报总局招收商股，官款不足，吸收民资而改为“官督商办”。

铁路交通。1875—1876年英人修筑上海至吴淞铁路，全长三十六华里，往来乘客皆感方便。这是中国有铁路的开始。后因轧死一人，清政府要求司机“以命抵命”，并派李鸿章赴沪交涉。结果清政府出二十八万两白银将铁路、火车购回，把机车抛入江中，铁轨、车辆运至台湾海滩烂掉了。此后清朝统治集团关于铁路问题争论了许多年。1880年开平矿务局修筑自唐山至胥各庄铁路，次年竣工，全长十一公里，用以运煤，1886年延至芦台，1888年延至天津。1891—1894年又从唐山延至山海关，并继续伸展到山海关外的中后所。津榆（山海关）铁路全长二百七十六公里。1887年修筑基隆到台北的铁路，1891年延至新竹，全长七十七公里。中国的铁路逐渐发展起来。

这些民用企业经营的方式，有的企业全部是官办，有的则是官督商办，或者官商合办。所谓“官督商办”，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金举办新式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风行于70至80年代，往往是由洋务派人士出面创办；但因清政府资金不足，而筹集商股，入股的商人在原则上可以参与企业管理，但实际上大权落在掌管企业的官员手里。由于管理腐败，官员贪污中饱，时论多加抨击。改良主义者马良揭露了招商局的弊病说：“用人之弊，失之太滥。各局船栈，人浮于事，……而得用者无多”，船栈总办“引用亲朋，至二三十人之多，以致船上好舱半为占去，而趾高气扬，睥睨他乡过客”，或“以局船为己有，专装私货”。账目混乱不堪，往往“有账无实”，头目随便挪欠公款，以致局无现银，“几乎倒闭”。80年代后“官督商办”被官商合办所代替。“官商合办”各认股份，各有权利义务，共同管理企业。入股的商人比官督商办的权利大了。但这种经营形式仍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金办企业的一种形式，企业管理弊病丛生，妨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

这些民用企业的特点及其性质有以下几点：

第一，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仍带有较明显的封建性。因为这些企业的产品主要销售于市场，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企业中的工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与企业的主人是劳资关系。所以这种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是，它在经营管理等方面又带有不少的封建性，管理机构实为封建衙门的翻版。

第二，洋务派民用企业，大都具有垄断性，又起着压抑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作用。例如，李鸿章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后，就奏准获得十年专利权，不许商人另设新厂。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李鸿章也多次阻挠广东、上海等地商人创办轮船公司。

第三，经营管理极端腐败，成为官僚买办营私舞弊的场所，少数人发了横财，而企业亏损十分严重。

但是洋务派兴办的新式企业毕竟是近代化的大企业。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一、这些新式企业一般规模较大，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建立了薄弱的基础。二、产品是作为商品而进行生产的，这就扩大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影响，某些产品起到了抵制洋商、洋货的作用。三、它和军事工业一样产生了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力量，积累了技术资料，使近代科技知识得到传播。他们在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了三百多种西书，其中有关工艺、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

洋务派在举办民用企业的同时，还开始筹建海军和海防。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下，出兵侵略我国台湾。这样东南沿海局势十分紧张。1875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奏请筹建南洋、北洋和粤洋三支海军。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拨款四百万两作经费，计划十年之内建成。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南洋海军归南洋大臣节制，拥有船舰十七艘，防卫江浙海域；北洋海军归北洋大臣节制，拥有船舰十五艘，防卫山东、直隶、奉天海域；福建海军归福建船政大臣节制，拥有船舰十一艘，防卫闽粤海域（即粤洋）。1884年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遭法军偷袭，几至全军覆没。1885年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统理海军、海防事宜，醇亲王奕为总理大臣，但实权操在会办李鸿章手中。1881年李鸿章乘机扩充由他控制的北洋海军，任用淮系将领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拥有船舰二十二艘，成为实力最强的舰队。奕为了讨好慈禧太后，不惜挪用海军经费修造颐和园。所以，1888年后，海军停添船舰和装备，内部军纪开始松弛，派系斗争也日益加剧。

设立外文学馆，派遣留洋学生，是洋务运动的又一重要内容。为培养外语和谙练洋务的人员，奕于1861年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1862年正式成立，以培养外语人材为主，兼习天文、历史和数理化等。随后，上海、广州等地也仿行建立。1870年曾国藩在中国近代第一个留学生容闳的建议下，奏请派遣留学生，获得清政府批准。1872年8月，中国首批留美学生从上海放洋赴美留学。至1875年共派遣留美学生一百二十名，由容闳、陈兰彬为监督，原拟留学十五年。由于陈兰彬等暗中制造分裂，清政府于1881年下令撤回。洋务运动的评价

洋务派在三十多年间，相继开办了几十个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兴办了轮船、铁路、电报等新式交通部门。建立了近代化的海军。这在世界资本主义频繁入侵，商战、兵战纷至沓来的时代，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重炮，“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洋务派举办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编练新式军队等洋务活动，恰是他们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重炮进攻面前“不想灭亡”而“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表现。

他们利用国家的资金和手中的政权创办矿山、铁路、轮船、电报等大型企业，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必要的手段。原因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因素本来很弱，民间很难筹办大企业；再是这些企业的产销或经营（如铁路）是跨省区的，如果没有国家出面经办，民间难以打通关节以克服各地封建势力的阻碍；三是一些大型新式企业需靠国家的资助和保护。因此，洋务派以国家的名义和财力出面经办大企业的做法并非过错。问题的悲剧在于他们在部分地采用西方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干出了许多“东施效颦”的蠢事。时人批评洋务派是“一手欲取新器，而一手仍握旧物”；“新其貌，而不新其心”。他们不许改动腐朽的社会制度，只是在封建制度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枝芽，其结果必然会出现许多畸形怪状的产儿。洋务派控制不少大企业，但他们谋取的暴利，贪污的巨款，大都没有用于投资私人的企业，而是用于买地、捐官或挥霍。他们没有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资本家，而是把企业垄断起来，成为封建军阀集团争权夺势，膨胀地方割据势力的政治资本和经济基础，并成为压制和阻挠民族工业发展的反动势力。其结果，反倒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洋务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很多，主要是经营管理的腐败、侵吞挪欠公款，营私舞弊，贪污中饱，用人唯亲，冗工滥食，产量质量低劣而成本高昂等方面。例如：官办各厂，大都“类依洋人成事”，“事事依样葫芦，一成不变”，身为各局总办和提调等职的人员，“竟慷他人之慨，花天酒地，一任遨游，视公司之财如内库之藏，所办未就，资本已亏”，“或且九九之数未谙”，对所管的企业一窍不通，“茫无分晓”。他们除了营私舞弊和瞎指挥外，什么也不会。在各个企业的管理人员中，普遍存在着“大者偷料减工，小者束手闲坐，糜饷玩公”的现象。至于产品质量低劣，成本高昂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如，福州船厂制造的船舰“运货不逮商船之多，战阵不若兵船之劲，是欲求两便而适以两误也”。最能说明质量低劣的要算金陵炮局制造的大炮了。1875年，此厂制造的大炮有七门运至大沽炮台试放，结果有两门炮身炸裂，当场炸死兵士多人，过了不久又有一门炮身炸裂，其余四门均成废铁。这些问题的产生，归根到底不外是以封建的统治制度和管理方法去经营采用先进技术的新式企业所造成的恶果。“乃学其开公司，而不学其章程，但学其形似，而不求夫神似，是犹东施效颦矣！”可见，不改变腐朽的封建制度和经营方法，是不可能办好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这是洋务运动留下的一条深刻的教训。曾经是洋务派的成员而又充当过洋务运动的重要“参谋”的改良主义者，他们洞悉洋务运动的关节，很快醒悟到只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不改革封建政治制度是不行的。他们正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与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终于同洋务派分道扬镳，而成为洋务运动的有力批判者，并且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具有远见的改良主义派别。

改良主义者对洋务运动弊病的抨击是猛烈的，但他们对洋务运动的成就大都是肯定的。1897年一家报纸评论天津的商情时说：“中国所兴商务，轮船招商局为首，开平煤矿次之，电报次之，津关（榆）铁路次之。”并指出招商局“利权独揽，而不为外洋所哂矣”。又说：“开平煤矿，官商电报，二者可谓大利于国家矣。煤矿足以应轮船之用。更有津榆铁路，转运便易，其利不为不厚，若电报之立法，尤为尽善尽美，其利较诸轮船、火车、煤矿，有过之无不及也。”这些企业具有这样有利的条件本可多得厚利，但是，无奈弊端丛生，却造成了很多不景气的现象和过失。这篇评论尖锐地列举出轮船招商局有六大弊端，主要是侵吞挪用公款、用人不善、设备差而不认真维修、窃盗攘攫无从查究等等。招商局如此，其他企业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其弊大都相埒”。而铁路、煤矿方面的营私舞弊更为触目心惊。因此这篇评论颇有感慨地说：“中国无地无事不尚虚文”，“统中国人事而论之，类如是也，岂独天津一埠而已哉！”可见，它已闪烁其词地把弊端的根源归结于中国社会制度腐朽上了。它对洋务运动成败得失的评价基本上是客观的。

在洋务运动的兴衰过程中，各种议论与之相始终，其中有两派意见截然不同：改良主义者的基本态度是中国应当学习西方而办洋务，但是洋务派办洋务的方法、路子不对，弊病太多，应当改进。以开矿为例，“其事本利于国与民者也”，然多年“未得其法，时而官办，时而商办，颠倒错乱，章程不一，行之数年，得不偿失，荡折血本，莫能纪算，公司股票，视为畏途”。这类的问题还很多。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不但要学西方的科学技术，还要学西方的政治制度。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和讥讽则是封建腐朽势力开历史的倒车，他们认为中国学习西方是丧失国体。当然，这种议论只是反映了腐朽势力在先进生产方式面前凄惨的悲泣，是无济于事的。左宗棠颇有感慨地说：“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他以造船为例进而指出，西洋各大国之间，尚且“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邻日本也早已动手学习西方造船了，难道中国学外人造船就是“失体”吗？“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事实上，把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当耻辱和有失国体的傲岸自大、固步自封的顽固势力，正是一种惯唱高调、拖人后腿的阻碍社会前进的惰力。

洋务派创办近代化的大企业，兴办西式学堂，编练新式军队，这在中国是无所借鉴的开山辟路的社会实践活动。他们出现的各种问题有的是不足为怪的，有的则是与他们的阶级根源和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分不开的。

洋务运动中所创办的这些企业使中国学习西方的风气进一步打开，它为中国近代工交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它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积累了科技资料，造就了一批技术力量。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但它所建立的近代化的工矿交通却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开始沟通了个体农民与近代工矿企业的联系，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就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随着历史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者将一起反对封建官僚、军阀、买办的统治势力，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

洋务运动持续三十多年，到中日甲午战争暂告一段落。战争中遭到惨败的是北洋海军和湘淮陆军，而洋务运动中兴办的工矿交通企业，除一部分破产外，大都依然发展着。甲午战后，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了编练新军、举办铁路、兴办学堂等方面，遂使洋务运动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四、民族工业的出现和两个阶级的诞生

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19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商品市场及劳动力市场的逐渐形成，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对资本主义的生财之道十分羡慕，开始投资于近代工业，这样逐渐产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

具体地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一部分中小官僚、地主、商人在洋务派大官僚的庇护下兴办了一些近代工矿企业；另一种是小型的工商企业和手工工场 （例如缫丝、轧花、榨油、碾米等行业），也开始采用机器生产，从而转为近代企业，但他们的资本很小。以上这两种民族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在70年代只有二十多个。至80年代有了明显的增加，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增至一百多个。其中著名的有以下几类：

缫丝工业：机器缫丝是最早出现的近代企业。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简村开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该厂使用蒸汽动力和传动装置，招有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在他的带动下，南海、顺德等地“群相仿效”。至1881年，广州已有十家机器缫丝厂，共有缫车二千四百架，产丝一千二百包。八九十年代的广州已成为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中心了。1882年后，上海也成立了一些缫丝厂。上海仁昌缫丝厂

面粉业：1878年，道员朱其昂在天津设立贻来牟机器磨坊。使用蒸汽机磨面，雇佣工人仅十余人，但“出面极多；且面色纯白，与用牛磨者迥不相同”。该厂每年获利达六七千两。此后，上海、福州、北京等地先后成立小型机器面粉厂。

造纸、印刷业：1882年，广州商人合股设立造纸厂，采用机器造纸。1891年，上海成立伦章造纸厂。1882年徐润在上海集股成立同文书局，影印古籍，至今还在流传，如“二十四史”、“图书集成”等。与此同时，北京、广州、杭州等地亦相继创办了一些印刷厂。

火柴厂：80年代后期，天津、上海、重庆、广州、福州、太原等地相继建立火柴厂。其中以天津自来火公司、上海燮昌火柴公司规模较大。天津自来火公司成立于1886年，由官绅杨宗濂、买办吴懋鼎、淮军将领周盛波等合资设立。90年代初又集股扩大投资，资本达四万五千两。上海燮昌火柴公司，建于1890年，由上海商人筹建。不久又建立荣昌火柴厂。产品行销全国，价格便宜。

纺织、轧花业：首先在上海、宁波等地发展起来。1891年上海建立华新纺织局，1894年朱鸿度在上海开办裕源纱厂。1887年严信厚在宁波开办通久源轧花厂。1891—1893年上海也成立了几家轧花厂。

此外，还有制茶、制糖、制药、碾米、玻璃等近代工业出现。

公用事业：1886年，天津创办自来水公司，1891年改为中外合办。1890年，广州创办电灯公司。

采矿业：80年代前后，徐州利国驿、广西贺县、安徽贵池、湖北荆门、山东峄县、直隶临城等地先后创办煤矿，大都以土法开采，而在个别工序使用机器。80年代后，金、银、铜、铅等矿也开办了十几个，但规模狭小，只是少量地使用机器。其中，以1883年由广东巨富李宗岱等创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的规模较大。

自90年代初期起，民族资本自办的轮船公司开始发展起来。1890年，上海成立鸿安轮船公司。汕头成立小轮船公司和汕潮揭轮船公司。1892年，杭州成立戴生昌轮船公司等。这些规模较小的轮船公司，主要来往于中小城镇之间。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中出现的，它必不可免地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而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例如，上海、厦门等地的火柴制造业，因竞争不过外国进口火柴而相继倒闭了。民族工业还受到国内封建势力的严重摧残和敲诈。例如，1881年南海知县徐某以“平民不得私擅购置（机器）”为理由，一度迫使继昌隆等十一家缫丝厂关闭歇业。1882年华商拟在广州开办自来水公司，但是地方封建势力以“有伤风水”为理由不许建立。许多民族工业为了避免破产，不得不求助于外国资本主义或本国封建势力的庇护。许多民族资本家往往花钱捐纳一个虚衔，借此出入官场；有的为避开苛捐杂税而依托外国势力，遂使民族工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依附于它们的一面。这是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工业的第一个特点。

甲午战前，民族工业主要是轻工业和小型采矿业，而机器工业为数极少，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因为轻工业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资金周转快，利润较高，所以容易开办。

企业投资少、技术落后、规模小，而且大都集中在上海、武汉、天津、广州及其他通商口岸，这是近代初期民族工业的第三个特点。民族工业产品成本高、质量低，难以同洋货相竞争。这些特点造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缓慢，自身力量软弱。资产阶级的产生

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形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就产生了由洋务派控制下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和民间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两个不同的部分，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从开始出现时起就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

官僚资产阶级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的前身，主要包括控制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大官僚，以及实际负责经营这些企业的大买办。他们既是封建大地主、大官僚或大买办，又具有近代企业资本家的某些特点。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紧密勾结，成为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成长的反动势力。李鸿章、盛宣怀等人就是这一部分的典型代表。

民族资产阶级，主要包括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及经营商办企业的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两个不同的阶层，即上层和中下层。上层是从地主、官僚和一部分商人转化而来的，中下层则是从民间普通的工商业者上升而成的。上层一般拥有规模较大的近代企业，经济力量较雄厚。他们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关系密切。中下层企业的规模小得多，他们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联系少而矛盾较大，经常遭受破产的威胁，因此他们的革命性较强。不管是它的上层或下层，都带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经常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具有反侵略、反封建的要求，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缺乏彻底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精神，具有妥协性的一面。“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这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等客观条件所造成的。无产阶级的诞生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孪生姐妹。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比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大、资格更老些。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且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早在中国近代工业出现以前，由于外国资本的侵入，已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码头工人和在外国轮船上做工的海员。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他们比中国资产阶级早三十年左右。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开设工厂，产业工人队伍也随之扩大。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举办军事工业，随后又举办民用工业，以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不断增长。他们多是由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化成为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由于中国近代企业发展很慢，产业工人人数增长的也很慢。在70年代时，全国大约不到一万人，80年代增加到四万五千人，到1894年共有九万多人。其中，外资在华经营的近代企业中有34，000人，中国近代军工企业中有9，100—10，810人，炼铁与纺织业中有5，500—6，000人，近代矿业中有16，000—20，000人，民族企业中有27，250人。此外，还有数千名海员、数万名码头运输工人，以及相当数目的市政建设工人，因无精确统计数字，均未计算在内。

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多，但它是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由于它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这些压迫的残酷性是世界所罕见的。因此，他们富有彻底的革命精神。中国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的限度。一个男工的日工资为一角五分至二角，低于外国四五倍。但劳动时间很长，每日需劳动十二小时左右，有的竟达十四小时，而且劳动条件极差。女工、童工很多。

第二，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在形成过程中就比较集中。工人大都集中在通商口岸的几个大城市和少数的企业中。1894年，在上海、汉口、广州、天津四大城市的工人占全国工厂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多（不包括矿工），而且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企业中。工人的集中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增长。

第三，他们与农民阶级的联系密切。因为他们大部分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因此，他们和广大农民群众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所受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他们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些外资工厂中的产业工人，就曾和手工业工人在一起掀起近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的罢工。1879年上海耶松船厂工人，为反对工头克扣工资举行罢工；祥生船厂工人为反对外国监工殴打工人举行罢工。1882年开平煤矿为要求平等的工资待遇而罢工，1883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工人进行反对延长劳动时间的斗争。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英勇的反抗精神。改良主义思潮的形成

19世纪7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和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大都由封建文人转化而来，早年或出国留学、或办理外交、或参与洋务活动、或投身于洋人的报纸和洋行，接触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他们继承了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良派的爱国思想和学习西方的进步主张，痛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清朝的腐败政治，而羡慕西方各国的富强。因此他们希望清政府做些社会改革，找出一条消除外患、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富强道路。这种新的社会思潮，集中反映了正在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早期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

冯桂芬（1809—1874），字景亭，苏州人，著有《校邠庐抗议》。

容闳（1828—1912），字纯甫，广东澳门人，著有《西学东渐记》。

王韬（1828—1897），苏州人，著有《园文录外编》。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江苏无锡人，著有《筹洋刍议》，后人编有《庸盦全集》。

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著有《适可斋纪言纪行》。

以上是中法战争（1884）以前改良主义发生时期的代表人物。中法战后（即80年代中期）的改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有：

郑观应（1841—1920），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人，著有《盛世危言》。

陈虬（1851—1903），字志三，浙江乐清人，著有《治平通议》。

陈炽（？—1899），字次亮，江西瑞金人，著有《庸书》。

何启（1858—1914），字沃生，广东南海人，与胡礼垣合著《新政真铨》。

以上这些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是不当权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都生活在东南沿海地区，是近代企业集中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活动颇为猖獗，当地人民对侵略者深恶痛绝，从而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去寻求摆脱民族危机的道路。70年代前后，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创办了几十种报纸和杂志。著名的报纸有： 1862年英商办的《上海新报》，1872年英商江苏药水厂的老板美查利创办的《申报》，1883年英商办的《沪报》，1886年天津税务司德璀林和怡和洋行总经理茄臣集股办的《时报》等。著名杂志有：1868年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初名《教会新闻》），1872年北京京都施医院出版的《中西闻见录》，1878年上海出版的《益闻录》等等。这些旨在扩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的报刊，也传播了一些西方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以及西方史地知识等等。此外，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和北京的同文馆，也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技书籍。据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统计，江南制造总局从1868年至 1879年共销售书籍31，110部，多为科学技术书籍，间有国史、公法等书。这些报刊和书籍的广泛流传，使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有了更多的了解。据邵作舟《邵氏危言》中说：“傅兰雅、丁韪良之徒所译书益众，若律令、公法、史记、地舆、算术、器艺之学，大略有之，中国因以知其学问政事。又读报纸，而诸国政令教条，盛衰大势，小有举动，朝发夕至，非复前日蒙昧之象，可谓盛矣。”这些介绍西方诸国的政令、法律和科学技术与文化的报刊和书籍，成为早期改良主义学习西方的思想来源之一。

早期改良主义者大都和洋务派有联系，有的还帮助洋务派筹办近代企业。但是他们在洋务活动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新式枪炮船舰和洋务派的新企业，并不能使中国富强。因而，他们进一步要求清政府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社会改革。在70年代时，他们与洋务派的区别尚不明显，只是对洋务派的活动作些补充、修改而已。但他们要求学习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已比洋务派大大前进了一步。到了中法战争后，人们普遍对洋务派所标榜的“求富”、“自强”的口号发生了怀疑，希望另谋富强的道路。于是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人数量大增。所以，80年代后期已形成一种改良主义的新的社会思潮了。

早期改良主义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主张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他们“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他们特别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要求取消片面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等危害中国最深的侵略特权。他们谴责和揭露英人赫德把持中国海关，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的罪行，要求收回海关行政权。他们认为外国掠夺中国的经济和资源，是中国日趋贫困的主要原因。因此，他们主张中国练兵以同外国进行兵战，发展民族工商业以和外国进行商战。郑观应甚至提出商战比兵战更重要：“彼不患我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王韬的“恃商为国体”的主张，薛福成的“商握四民之纲”的思想，和马建忠的“富民”说，陈炽的“富国”策，都集中地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愿望。

第二，批判顽固守旧，批判洋务派仅袭西学之皮毛，要求进行社会改革，要求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他们对顽固守旧势力的批判是很尖锐的。郑观应说：“今之公卿大夫，墨守陈编，知古而不知今。”说他们“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泥古不化”，“甘守愚陋而受制于人”。王韬指斥顽固派官僚说：“至此时而犹作深闭锢拒之计，是直妄人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他们指出，时代变了，形势变了，再想闭关自守，安于一隅是不可能的，那种“法制未可轻变”的陈词滥调对社会是有害而无益的。他们在认真研讨了西方社会制度后，认识到不变革清政府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各国那样强盛起来。他们独具慧眼，认为学习西方技艺是次要的，而变革体制则是根本性的问题。郑观应说：“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乎！”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抨击洋务派举办洋务是“小变而非大变，貌变而非真变”；是对西学“仅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足”。因此，他们要求建立一套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治制度，即君主立宪制度。他们批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政则有私无公，令则有偏而无平。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啻如奴隶贱也；官吏如虎，而君上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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