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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11 17: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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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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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教育思想研究

冯友兰教育思想研究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冯友兰教育思想研究作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排版:KingStar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12-01ISBN:9787567500174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之一。与同时代和他齐名的哲学家金岳霖、熊十力、梁漱溟不同,他同时也是现代中国一位重要的教育家。早在1928年,罗家伦、冯友兰、杨振声一起代表国民政府接收清华,宣布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冯友兰出任秘书长,成为清华大学三人核心领导(三巨头)之一。1930年罗家伦辞职离开清华后,冯友兰为校务委员会主席,主持清华工作11个月。1931年以后,他出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并以文学院院长的身份长期参加7人组成的清华校务委员会,直至解放。从1931年到1948年,他始终是清华大学的决策核心成员之一,梅贻琦、冯友兰、叶企孙三人则是这一时期清华核心的核心。1948年底梅贻琦离开清华之后,冯友兰再次被推为校务委员会主席,并在清华解放后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主任,主持清华工作。

长期参与中国一流大学教育行政的工作,以及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两所中国最高学府长期任教的经历,使得冯友兰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他自己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的特点是,以哲学家的眼光透视大学教育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大学教育的重要理念和观点。冯友兰的教育思想是他整体哲学思想的一部分,在全社会关注大学教育与大学精神的今天,对冯友兰的教育思想进行整理、总结和研究,是非常必要而且有现实意义的。

因此,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即将举行百年校庆之际,我们举办了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以“冯友兰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为主题。会议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发起,联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哲学会、冯友兰研究会共同主办,由清华国学研究院负责承办。在开幕式上,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表示,这一活动既是对清华前辈的追怀和学习,也是对清华教育理念的回顾与总结,具有重要的意义。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认为,冯友兰先生在清华的教书生涯中,曾提出学术至上、名师中心、教授治校、研究自由等教育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一流人才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冯先生的女儿、著名作家宗璞先生的致辞,情真意切,十分感人。纪念会上,清华校友、西北大学前校长张岂之教授作了名为“修辞立其诚与冯友兰先生文风的特征”的主题报告,重点分析了冯友兰先生著作的文字风格和行文特点,从独特的角度探讨了冯先生的学术思想。著名翻译家文洁若、闻一多之子闻立雕、张奚若之子张文朴及其他几位清华老校友,作为冯先生的学生,回忆了冯先生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的教育活动及其理念。数十名学者宣读了论文,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同时,会上还举行了第二届“冯友兰奖”获奖名单发布会。该奖金由冯友兰研究会评发,通过奖励在冯友兰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者,以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

本书是本次会议论文的合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排序,翟奎凤同志做了不少工作。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了朱杰人教授和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谨向朱杰人教授和华东师大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陈来2012年8月3日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上编教育思想冯友兰的教育实践与教育理念——以其在清华时代为中心◎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1928年,冯友兰随罗家伦代表国民政府接收清华,参加了当时的领导班子,任秘书长。次年(1929年)辞去秘书长,任哲学系主任。1930年夏,罗家伦辞职后,冯友兰被推选为校务会议主席,主持清华大学工作近11个月。1931年7月起,冯友兰任清华大学文学院(1)院长,直至1949年。1948年冬,梅贻琦离校之后,冯友兰再次被推选为校务会议主席,主持清华大学工作。清华解放后冯友兰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主任,正式担任清华大学的领导工作。从1928年进入清华,到1952年转调北大,冯先生在清华曾担任文学院院长达18年之久,并长期担任清华校务领导的核心成员,对清华大学的教育发展,贡献甚大。本文以冯友兰在清华时期的教育实践与思想为主,探讨他对清华教育的贡献。一、教育事功

冯友兰年轻时即已有从事教育行政的志愿,1925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不久,他应聘在中州大学任文科主任。冯友兰晚年回忆说:

这个中州大学的组织,有一个校长,还有一个校务主任,他们两个的分工是:校长对外办一点奔走应酬的事,校务主任对内,处理校内事务。到1925年,原来的校务主任李敬斋走了,继任的人还没有找到,我通过一位朋友向校长张鸿烈开诚布公地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我的前途。有两个前途可以供我选择,一个是事功,一个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并不大,我只想办一个很好的大学。中州大学是我们一起办起来的,我很想把办好中州大学作为我的事业,但是我要有一种能够指挥全局的权力,明确地说,就是我想当校(2)务主任。如果你不同意,我就要走学术研究那一条路。

由于张氏没有同意,冯友兰的这个想法当时没有实现。不过,冯友兰不久进入清华,在清华的二十余年,他多次扮演校务会议主席的(3)角色,他在教育行政事功上的抱负,应该说是基本实现了。

1926年春,冯友兰到北京,在燕京大学和哈佛燕京社工作,同时还在北京的外国人华语学校帮忙组织系列中国文化讲演,这个讲演系列为每星期一讲,冯友兰邀请到来讲演的人士有梁启超、王国维等,这应当是他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人士的最早接触。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奉系军阀退出北京,北洋政府覆灭。这一年夏天,罗家伦受南京国民政府之命到北京接收清华。罗家伦自己只带了一个秘书郭廷以,到北京后即找到留学美国时期时常往来的北大同学冯友(4)兰和杨振声,四人组成了罗家伦的领导班子,进入清华接收。据冯友兰说,当时“在清华那边,教授和学生也都震于北伐的声威,表示(5)欢迎,我们这个班子就顺利地把清华接收了”。

冯友兰晚年回顾说:“于1928年随罗家伦到清华,还加入了领导班子。当时的清华,正处在由留美预备学校改变为清华大学的过程中,(6)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出了一点力。”罗家伦进入清华后,即宣布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学校由校长为首的三巨头实施领导,即校长、教务长、秘书长,罗家伦任校长,杨振声任教务长,冯友兰任秘书长,三巨头分别住在甲所、乙所、丙所,“三所”成为三巨头的官

(7)邸。1930年,杨振声到青岛大学作校长。1930年以后,冯先生便长期居住乙所,这也反映了他在清华的地位。

在清华担任秘书长职务,对于冯友兰在中州大学时曾产生的校务理想,应当是合适的。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职务冯先生只作了半年,1929年春便辞去秘书长,同年秋任哲学系主任,这很可能和他已走(8)上“学术研究那一条路”以及正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有关。1930年5月,罗家伦辞职离开清华,此后11个月,清华校长的问题一直未得解决。在此期间,教育部决定,清华的校务由校务会议维持。开始时,由叶企孙任校务会议主席,但叶企孙寻即出国。据《清华大学文科年谱》,1930年6月28日清华大学第5次教授会议选举冯友兰为候补文学院院长。按冯友兰所任应为代理文学院院长,这使冯友兰得以院长身份参加校务会议。按教育部当时要求,校长离校期间,教授会选举的院长皆为代理院长。《清华大学文科年谱》又载:“7月7日清华大学第19次校务会议,冯友兰为书记,作出请冯友兰自7月10日起批行(9)清华例行公事的决议。”冯先生批行清华公事,这就等于实际上的代理校长了。

从1930年夏至1931年春,清华的校务会议、评议会以及各委员会都由冯友兰主持。1931年7月翁文灏受命为代理校长,立即聘冯友兰为文学院院长,10月梅贻琦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此后,冯友兰一直以文学院院长身份参加7人组成的校务会议。直到解放,他始终是学校决策核心成员之一。

1948年12月中旬,清华解放前夕,梅贻琦离开清华,冯友兰回忆道:

校务会议在梅家开例会,散会后别人都走了,只剩下梅贻琦和我两个人,梅贻琦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他已经知道我是坚决不走的,所以说了这一番(10)告别的话。

14日下午梅贻琦就坐车进城了。次日校务会议成员自动集合,商量善后事宜。因为我在罗家伦离开清华的时候,曾经任过校务会议(11)主席,就推我再当一次校务会议主席,我也只好再作冯妇。

冯友兰再次作了实际上的代理校长。清华解放后,当时负责接管大学的是军管会的文管会(文教接管部),文管会负责人为张宗麟,由文管会发布命令,设立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以校务会议的成员为校务委员会的委员,以冯先生为主任委员。这是代表新政权正式确认冯先生为清华大学的领导人。但是为时不长,半年后,清华校务委员会改组,由叶企孙担任主任委员,冯先生不再担任主任。不久,冯先生也辞去了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文学院院长职务,而叶企孙三年之后也黯然离任。这些当然都是由一些政治原因所造成的。宗璞认为清华校史上有两次“危难时刻”,一次是罗家伦辞职离校后的时期,一次是(12)梅贻琦离校南行后的时期,这两个时期的校务都是在冯友兰先生主持下平稳渡过的,也是冯友兰对清华的特殊贡献。

由以上简述可知,冯友兰先生从1928年进入清华之日起至解放初,一直是清华大学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在清华大学的这一段历史中,他的地位只有叶企孙的角色可与之并称,可以说,在老清华时代,冯友兰和叶企孙是梅贻琦的左膀右臂。翟志成甚至认为,从1928年参与接收清华到1949年9月被革去在清华的一切行政职务,在长达21年期间,冯友兰一直是清华园中权力仅次于校长的第二号当权派。(13)二、改大废董

冯先生说他参加了罗家伦的领导班子,并且说“我也出了一点力”,这指的就是在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的体制改变到国立大学的体制的过程(清华历史上多称为“改大”)中罗家伦和冯友兰所作的努力。其焦点是反对清华董事会的控制,其目标是使清华成为真正的国立大学。

据冯友兰的回忆,清华在2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照正规大学体制办学,学生分旧制和新制两种,旧制仍照留美预备学校的办法,毕业后放美留学,新制学生是正规大学教育,毕业后不留学,为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但是这一改制,并未得到当时外交部的批准,清华仍然只能称清华学校,不能称清华大学。另外,清华发展大学教育,校舍和设备都要求增加建设,美国退还的赔款每年都有剩余,可是余款皆由清华基金会保管,学校不能使用。这样,外交部、基金会以及董事会(14)都成了清华进一步发展的明显障碍。

冯友兰说:

这些不正常的情况,罗家伦到校后都急需解决。有些事情不需要与别处商量就可以解决的,马上就解决了。……有些事情是校长的职权所不能办的,那就得大动干戈了。这场干戈是清华反对半殖民地教(15)育的一场严重的斗争,它的对象是清华基金会。

在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清华学校由外交部管辖,不属于中国教育系统,教育部不能管辖。清华校长向上对清华董事会和清华基金会负责。北伐以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清华由大学院和外交部共管,清华董事会、基金会都在南京,管理更为不便。因此清华大学谋求摆脱外交部、董事会的控制,这当然不能不是一场斗争。

1917年北洋政府外交部颁令成立清华基金会,由外交部总长、次长、美国公使三人组成。在基金会下设清华学校董事会,派外交部(16)官员十人为董事。1920年外交部将原十人组成的董事会改组,定由外交部部员二人与美国公使馆参赞一人组成三人的董事会,董事会(17)掌管学校的最高权力,美国公使成了清华学校的太上皇。由于清华教职员和学生对董事会不懂教育而掌管权力不满,1927年外交部再度改组清华董事会,在原三人基础上,增加教育专家、财务专家五人为董事,但这五人中必须有两个美国人。此外又增清华校友一人,共九人组成董事会。九人之中,美国人占三分之一,美国公使馆仍然(18)保留了对清华的控制权。南京政府成立后,1928年9月成立了新的九人董事会。

1928年罗家伦到校后,进行一系列改革,提出新的发展计划,但却受到了董事会的阻挠,于是从上到下在清华内部形成了取消董事会、隶属教育部的要求,这一场管理体制的改革,史称为“专辖废董”运动。

冯先生自始至终参加了这场运动。1928年12月14日冯先生起草的《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致董事会书》,抗议董事会取消市政工程系,其中指出:

本校自改组后,一切校务亟需整顿。前贵会开会时,敝会曾本管见所及,向贵会提出建议书:对于本校基金以前保管情况,请彻底清查;对于基金会以后保管方法,请组织财务委员会;对于本校以后扩充计划,请借用基金。近据本校校长来电,贵会开会,对于清查基金及设立财务委员会已予通过,惟对于借用基金则从缓议,对于本校已(19)成立之市政工程系则议决于下学期裁撤。闻命之下,不胜惊疑。

然后,冯先生分四点详述市政工程系存在的理由,最后指出,“本校设立市政工程系,久已宣布,举国皆知,今忽自行裁撤,于本校信用大有影响”,“贵会当通过裁撤该系时,或因距校辽远,不知该系之详细情形”,“请贵会依本大学条例第十条之规定,速行召集临时会议,或以通信方法,将裁撤市政工程系一案复议取消,本校幸(20)甚!”

据《校史稿》,1928年11月29日,新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不得动用基金为辞,否定了罗家伦代表清华大学行政提出的发展计划,和冯友兰代表评议会提出的彻查基金、扩充学校、整顿留美学务等建(21)议。”可见冯先生起草的致董事会书中所说的“敝会曾本管见所及向贵会提出建议书”,也是由冯先生起草的。董事会不仅否定了这些计划建议,还无理取消了清华业已成立的市政工程系,冯先生起草的这封信及其中反映的情况,就是清华与董事会斗争的一个明显例子。

更大的斗争在新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上引发了。1929年4月1日至4日,董事会在南京召开第二次会议,会前冯友兰作为教授会代表来到南京意欲列席会议,不料竟遭到董事会拒绝。《校史稿》:“1929年4月,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又决定消减学校经费,用来扩大留美生名额,企图恢复清华学校时期的留美政策,直接威胁到清华改建大学的长远发展……”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会议中诸董事对罗等也不甚客气,如董事会不准教授会代表冯友兰列席,仅允于讨论教授会《改组董事会提案》时出席说明,且发言限制15分钟。冯友兰等了一天,才准与会。开会时主席唐悦良要求冯以‘最短时间发言’,(22)而其他董事多主限定15分钟。”“冯友兰因受董事会侮辱,返校后即向同仁报告经过,引起全体师生的愤慨,因而产生对清华发展有重(23)大意义的‘改隶废董’运动。”

冯先生回忆道:

斗争开始还是用合法的形式,由清华校长向基金会申请动用基金四十万元,作为扩建校舍、添置设备之用。另外,由教授会通过一项决议,支持校长的申请。那时基金会在南京开会,教授会推举我为代表,携文件到南京去当面陈述。那些正在开会的殖民主义者和外交部的那些官僚们,完全不了解时代的变化,不认识清华教授会这个不畏虎的初生牛犊,竟然诿称议案甚多,把清华的申请搁置,也不接见我这个代表。经据理力争,他们才允许我出席会议,但发言以十五分钟(24)为限。

关于这次董事会会议,冯友兰在参加会议后作有《关于清华董事会开会情形的报告》,其中这样说:

董事会4月1日开会,本人以教授会代表名义,带有公函赴京,原想出席当不成问题,乃到后携公函前往接洽,竟遭拒绝。据云章程上无此规定,不便开,若开例,恐学生会或同学会亦援例请求出席,故仅允许出席说明提案。

据冯友兰说,会议第一天主要讨论理事任职问题,第二天主要讨论清华预算案,第三天讨论教授会议案,报告说:

3日讨论教授会提案,本人出席,唐董事嘱发言务要简单,于是先将本校需要建筑情形陈述,并谓清华现在迫切需要的为房子,动用基金利息不过是筹款办法之一种,董事会如有别种妥善办法更好,但不能以不动用基金为理由而打消此项提案。关于第二第三项提案的说明,谓留学余款拨归学校,并谓以后留学名额减少,余款亦应拨校供发展之用。因当时已闻董事会有主张扩充留学名额消息,故说明提案时谈及清华办大学之原意,增加名额的留学政策根本与原意相反,非教授会之意。乃是日别案未议,专通过增加公开留学考试名额至30人一案。

4日上午10点开会,12点闭会后,初闻教授会提案通过,大喜过望。继乃知仅通过需要原则,使校长筹款。又闻5月20日董事会将开特别会,议未决事项,留学公开考试,由董事会主持。

当日到教育部看校长,彼云事无法办,当即拟电稿,报告本校。(25)我亦拍电报,报告情形。

冯友兰拍的电报,即《致吴之椿电》,全文为:

北平清华大学吴之椿先生转教授会议:董事会开会不准本会代表列席,仅允于议及本会提案时出席说明,限定发言15分钟结束。详校长另电。现校长因政策不行已决心向国府辞职。弟有辱使命,极歉。(26)冯友兰 支(1929年4月4日发自南京)

冯友兰在关于清华董事会开会的报告中,更表达了他对董事会的批评:

除开对人的问题,我们只谈董事会之制度,起非为妨害清华发展之机关,即为骈枝机关。因董事会不明白清华的情形,固然有几位是清华的老同学或教授,但所知的是昔日的清华,而非今日的清华。董事中除了任鸿隽先生来校一次外,其余对清华没有来看过。开会的时间,总计连审查会在内不过十五六点钟,除去吃茶点及各种仪式,亦不过十二三点钟。我们预算案编制月余,别的提案亦都经长时间的搜集和会议时的讨论,他们于一两点钟便轻轻决定,这是多么危险的事!

董事会有权无责,故看随意决断而不顾事实,如工程系要取消便取消,要再办一个就再办一个,学校学生方面种种吃亏为难,他们是不管的。又如增加留学公开考试名额,款从何出,亦不计及。

若是董事会完全相信校长及同学,凡有提案,无不完全通过,则其本身无作用,乃一骈枝机关。若他们参加意甲,将议案加以修正,立时便有危险。并非他们知识不够或有意捣乱,乃因他们完全与清华(27)隔膜,不明了清华的实际情形及无工夫研究考察。

冯友兰晚年回忆:

我回来向教授会报告经过,到会的人都很愤怒。……当即通过决议,向南京政府要求,(一)撤销清华董事会和基金会。(二)将清华纳入教育系统,归教育部管辖,外交部不得干预清华事务。(三)批准动用基金四十万元。(四)批准清华改制正式成立清华大学。罗家伦携带这些文件亲自往南京交涉,过了不久,他就回来了,所有要(28)求,一切照办。

冯先生个别记忆可能有误,如清华改为国立大学,是罗家伦到清华之前南京政府就决定的,不需要再提。罗家伦在董事会开会前即到南京,6月才回清华,而不是4月董事会会后才由清华去南京交涉。但冯友兰在教授会报告后到会的教授都很愤怒,这是事实。应该指出,这次董事会风潮前后,冯友兰已不担任秘书长,他到南京开会和回来报告都是作为教授会的代表。

董事会开会的结果,清华的扩大发展计划不仅没有得到支持,反而预算减少,增多留美名额,这与清华改办大学的方向全然相反。董事会对待清华校长计划、教授会提案的态度,激怒了全校师生。董事会结束后,清华教授会、评议会、学生会先后表态,一致要求废除清华董事会和基金会,要求清华归教育部管辖、外交部不得干预清华事务,要求整顿基金并批准清华扩展计划。教师、学生代表还专程到南京请愿。1929年5月中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议案(罗家伦起草),清华与其他国立大学一样,改由教育部专辖;清华基金全部归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管理,以后与美方无关。同年6月教育部下令废除清华董事会,并批准了罗家伦草拟的清华校务计划大纲,罗家伦班子计划的生物馆、气象台、图书馆、学生宿舍的建设都列入各年度预算。至此,罗家伦和清华师生的要求基本得到了实现,为清华大学的大踏步发展廓清了道路,这是清华大学的一个重大的胜利,冯友兰在此过程中也尽了一份努力。三、维持代理

1930年1月阎锡山与南京政府决裂,5月中原大战开始,阎锡山控制华北,北平局势为之一变。在这种政治情形下,受南京政府支持的罗家伦只得辞职离校。罗家伦辞职后,南京教育部令校务会议负责维持清华日常工作,7月校务会议推举冯友兰任校务会议主席,主持工作。此虽无代理校长之名,但实际上是有代理校长之实。

1936年6月阎锡山派其同乡乔万选任清华大学校长,乔系清华出身、美国留学,资历本无问题,但清华师生对乔凭借军阀势力来做校长,甚为反感,因此当阎锡山派武装部队护乔来接管清华时,遭到学生奋力阻止。校务会议当晚致电阎锡山,教授会随即发表宣言,宣言为冯友兰起草,其中强调:

惟本校为一最高学府,一切措施,应以合法手续行之。校长自应由正式政府支持之教育机关产生。若任何机关皆可以一纸任用校长,则学校前途将不堪设想。查本校自罗校长辞职后,校务由教务长、秘书长及各院院长组成之校务会议维持,所有计划照常进行,学生学业丝毫未受影响,经费则自去春起由美使馆按月拨给,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依法定手续转交本校正式当局,本校基金亦由该会保管,不受任(29)何方面干涉。

这是对军阀干教的理性抗争,坚持校长任用及校务施行,必须经合法手续,应当由正式政府的教育机关颁令,反对军阀势力随意干涉大学事务。乔万选入长清华未能实现,但拥护乔的所谓护校会在乔的示意下通电阎锡山,批评清华事务,企图借军阀势力干扰清华的正常维持。于是,校务会议立即发表声明。由冯先生等起草的这个1930年8月4日发表的声明说:

顷见报载有号称清华大学护校会者,致电阎总司令,谓本校形同解散,百事日益废微,不胜诧异。查本会照常维持校务,毫未停顿,(30)且本大学学生自治机关亦只有学生会,特此说明,以明真相。

护校会的致电阎锡山无疑是拥乔派怂恿的结果,冯先生代表校务会议作的声明,立场鲜明,驳斥了阴谋派的谣言,以正视听,并义正词严地表达出学校当局只承认学生会,对各派别势力支持的各种学生组织皆不承认其代表清华大学学生。

8月8日冯友兰发表个人声明《清华现状与我的态度》:

十九年6月底教授会举我为代理文学院院长。7月初出席校务会议。校务会议代行校长职权,原有叶企孙先生批阅例行公事,叶先生因即赴欧休假,校务会议推我继叶先生任此事,自7月10日起至今。这是我与清华的关系。

7月29日夜12点以后,学校里有些匿名标语,说我想当清华校长,说“河南党”要霸占清华,以及其他攻击我个人及“河南党”的话。……校警看见有人贴这些标语,据说校警用手电灯一照,扔下标语就跑。30日早晨我接到报告,适校务会议开会,即决定次日召集在校学生谈话。30日晚间学生会代表大会主席李景清君,学生会执行委员会曹盛德君,消夏团执行委员刘心显君,来问何事召集学生谈话。我说为报告校务,并询问大家对于标语之意见。李君等即谓此系一二人所为,乔万选先生即再来接收清华,先生尚无所闻耶?我不常出门,我实尚无所闻。31日暑期留校学生到旧礼堂开会,由我及吴之椿先生、熊迪之先生分别报告校务。提及标语,我说如果我们有错,大家不妨明说。若半夜贴匿名标语,我不希望清华有此等事。及散会回家,有汪吟龙先生在我家等候。汪先生说乔先生愿与我合作,请我仍当文学院院长,张仲鲁先生仍任秘书长,李声轩先生仍任庶务主任。我说张先生已任河南中山大学校长,李先生已受东北之聘,俱已不在清华。我个人在清华与否,更无关系。现在校务会议会员多系教授会推举。故只难依教授会之意而行,教授会已有宣言,不能更改。至此我始恍然于匿名标语之所以来。后又闻乔先生又派人到庶务科会计科运动合作。

自此之后,校内夜间常用匿名标语,或有人半夜用蒲扇盖着脸,在校内马路上撒印有匿名标语之小黄纸条。外间报纸又常造谣言,说校务会议解体,其实校务会议于今日尚在开会,哪有解体的事?

……今日各报又载有所谓清华大学读书护校会者,致电阎总司令及发表宣言。此会名清华校内从未见过。会员何人,何时成立,职员何人,校内的人,全不知道。我们校务会议,每星期总开两三次会,每次议决案总不下十余件。校务毫未停顿,皆有事实可查。他偏说校务会议“形同解散,百务益废微”。本校教授下学年因合同期满离校之外国教授有瑞恰慈、常浩德等三人,因休假赴欧美者有吴宓、叶企孙、陈福田三人,因事辞职者只三人。至于新聘教授有黄翼、傅尚霖、王裕光、黄国璋、孙国华、钱端升、李寿恒、托诺夫、闻一多、李运华、傅增湘、史禄国,及许鉴等十四人,其中除一二人尚未决定能来与否外,其余均已受聘。此外新聘讲师,尚有多人。他们偏说各系教授“新者固少聘请,旧者复将离校”。我们在旧礼堂大厅广众宣布校务他不听,他们只半夜里贴匿名标语,散匿名纸条,发匿名宣言。他们半夜里贴匿名标语,散匿名纸条,发匿名宣言,诬蔑我们校务会议里面的人,正是想教校务会议解体,教授离校,等到我们不为所动,他们只可捏造事实,蒙蔽当局,欺骗社会了。究竟谁是阴谋家,谁是施毒劣手段,奸诡计谋的,请社会察之。

清华有优美的环境,有可靠的经费。教授专心讲学,学生亦有良好的读书习惯。在中国现在的时局下,我们要为青年保留一个读书的地方。我们教授会的宣言,即就此点坚持。我们不享教授们暑假休息的乐利,大热天坐在办公室里维持校务,也就因为我们不忍见清华停顿,不忍使五百在校的学生,及一千多投考的学生,失了他们愿要的清华。

所谓读书护校会者,已经把我告在阎总司令那里了,我静坐在清华听候查办。同时我要声明。我受教授会的推举,加入校务会议维持校务,要负我的责任。除非我不能行使职权,除非校务会议,别人全走不能开会,除非教授会撤了他给予我的代理文学院院长之职,除非大多的学生对我失了信任,我一定要遵守教授会的意思,维持清华。“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我的修养还(31)未到此,但我是要照此方向做的。

可见,这一事件的背后是乔万选仍不死心,到清华内部进行活动,怂恿少数学生造谣生事,希图再入清华作校长。对这些活动,冯友兰针锋相对,义正词严,坚决加以抵制,努力维护校务会议的正常工作,让社会了解清华的真实情况。冯先生的这种坚持原则、立场鲜明、不怕得罪外来势力、一切以教授会的决定为依归的态度,充分体现出了他的人格形象的刚健一面。

冯友兰晚年在《三松堂自序》中说:

1930年7月下旬,有一天夜里,有人散了些匿名传单,说我把持校务,任用河南人统治清华。其实当时在清华做事的河南人只有几个,而且有些是我代理校务会议主席以前就来了的。这些匿名传单所说的“事实”都是捏造。不过当时我想,由这些匿名传单,是一种信号,说明不知又有哪一方面的势力要进清华了,我要见机而作。我就向南京教育部打电报,说学校秩序不能维持,请催罗校长返校,或另派新(32)校长。

由以上几件事可见,冯友兰为首的清华校务会议,在校长离职时期,努力维持学校正常工作,在复杂的政治情势中,在坚持学术与教育自主、保卫清华不受军阀控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无人维持或维持不力,清华必定要落入军阀的手中。

1930年9月底,中原大战结束,南京国民政府重新控制北平,教育部希望罗家伦重返清华,但罗不接受。10月10日教育部回电冯友兰与校务会议,称“江电已悉,罗校长辞职,已恳切挽留,现状仍由校务会议维持。”稍后又来电给清华校务会议,称“罗校长一时暂难(33)返,兹派周炳琳教授代理校务”。周则坚辞不就。据冯友兰说:

周炳琳对我说,“现在清华人对于北大人就有这种想法,罗家伦走了,又一个北大人接,恐怕不好。”周炳琳没有接受南京教育部的委派,又过了一段时间,南京教育部派人对我说,“周炳琳不接,那就由你接吧,不过还是代理校务的名义,以部令发表。”我想周炳琳说的那种情况是有的,他没有接受南京教育部的委派,我更不能接了,(34)我也向南京教育部辞谢了。

1930年冬,冯友兰、周炳琳、郭廷以到南京,劝说罗家伦回清华,但罗家伦已经受命中央政治学校,新校长的任命势在必行了。(35)冯友兰代表校务会议12月24日致电教育部:“南京教育部蒋兼部长钧鉴:属校校长问题,务恳早日解决,以利进行。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叩。”相同的电文在此后1931年1月、3月也分别发往教育部催促,催促解决校长问题。1931年3月9日冯友兰又起草了《国立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上教育部电》并发出,电文为:“南京教育部蒋兼部长钧鉴:支微电敬悉。学生会代表,经劝阻无效,已于今日南下。属校校长虚悬已愈十月,校务会议维持校务,智力俱竭,所有困难情形另文详呈,务乞即日解决校长问题,并俯准辞维持校务之责,不胜感激!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叩,青。”盖3月4日清华校务会议议决向教育部电请卸责,教育部3月5日复电,即支电;同日因清华学生会派代表赴京事,教育部又致电校务会议,即微电。而冯先生起草的3月9日电文就是对教育部支、微电的回应。3月17日,南京政府召开16次国务会议,通过罗家伦辞职,任命吴南轩为清华大学校长。

吴南轩4月16日入校,进校后与清华教授会意见冲突,学生也反对他,决定发动驱吴行动,5月29日,吴被迫离开清华。“吴南轩走了以后,南京也没有来追查,原来的校务会议仍旧维持校务。又过了一(36)段时间,南京教育部以部令发表,派翁文灏代理校务。”虽然,4月13日的纪念周报告,冯友兰已经宣布校务会议维持工作的结束,但由于吴南轩引发的风波,直至教育部明令翁文灏代理校务,以冯友兰为首的校务会议的维持工作,才终于完全结束。

除了以上所说的抵制军阀干涉校政,坚持由政府的教育机关管理学校事务等大事,坚持教授会制度以外,在这十一个月间,校务会议还作了以下事情:

由教授会议选举代理教务长、秘书长、院长。

趁1930年美金高涨,余额增加,先行拨还建筑借款,节减利息支出。

施行添建化学馆、新体育馆、新电灯厂、教职员与学生宿舍的扩大计划。

解决教员与学生的宿舍分配问题。

为成府小学募捐。

为拨还建筑借款函请基金会和教育部。

新建筑暖气、卫生、瓦斯、电线装置招标呈教育部备案。

解决图书馆购书问题。

为学生报名资格问题呈教育部。

1931年4月13日,在吴南轩入校前夕,冯友兰作了最后一次纪念周校务报告,其中说:

回想自校务会议维持校务以来,忽然已将一年。在这很长的时间中,校内外虽有些风波,清华在各方面均能照常进行。几校内各方面良好的习惯均能保持,财政方面,用款一百多万,还没有生出什么弊端。我们虽然受尽劳怨,幸喜尚无大过。这一次纪念周,也许就是校(37)务会议维持校务时代的最后一次,所以谈谈这些回想。

在这样一个特别时期,处在如此复杂的政治局势之中,既要与各方打交道,又要坚持清华的传统,的确是非常不容易,冯友兰在这一从罗家伦辞职到梅贻琦到任的转变期中,为清华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四、教授治校

冯先生对清华前期教育经验中“教授治校”一点特别重视,并以之作为自己的教育理念,他自己也是力行这一教授治校精神的模范。

据《校史稿》:

1925年开办大学部以后,行政体制上开始成立了以校长为主席的十人校务委员会,成员除有关行政负责人外,还有由教员会议选出的教员代表四人参加,初露“教授治校”的端倪。1926年曹云祥接受了教授治校的原则,制定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取消了原教职员会议,成立了教授会;取消了校务会议,设立评议会。评议会由教授选出的代表参加,成为校内最高权力机关。校长个人专权局面受到(38)限制。《校史稿》把清华改建大学时期的制度称为“这一时期,清华的(39)行政体制,是实行在校长控制下的教授治校制度”。

据苏云峰的研究,教授治校的理念,并非来自美国,而是蔡元培模仿德国大学模式,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创议,1919年在北京大学实行。先设立评议会,让多数教授代表参与学校立法事宜,其次设各科(系)教授会,由教授公举科系主任,再其次是组织行政会议,负(40)责教学以外的行政事务。

1924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条例》,依此条例,国立大学设评议会,由校长、正教授与教授代表组成。各系及大学院得设教授会,由本科系及大学院之正教授、教授组织,负责课程规划等。(41)

清华改大期间,1926年曹云祥校长接受教授要求,颁布《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规定设立评议会与教授会。评议会权力较高,但清华教授会是由全体教授组成,超越科系,负责事务也是全校性的。这与北京政府的国立大学条例是不同的。大纲规定之大略如下:

评议会:以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七人组成,校长为当然主席。……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门各主任之任免。

教授会:以全体教授及行政部门各主任组织之,以校长为主席,教务长为副主席。……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

二者互相制衡,评议会议决提案,应先征求教授会意见,其决议(42)如经教授会三分之二否认时,应交评议会复议。

不过,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清华,由大学院会同外交部订定了《国立清华大学条例》,加强了教育部和校长的权力,相对减弱了清华评议会和教授会的原有权力,与清华原有的1926《组织大纲》有所不同。除了教授会、评议会外,条例增列了“董事会”一条。

观察《条例》,其中规定设教授会,以大学全体教授组织之,但删去了教授会原有的四项权力:选举教务长、否决评议会决议,推荐教授、系主任。又规定设评议会,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及教授会所互选的评议员四人组织之(共7人),较前相比,新增秘书长一人,减少教授代表三人,教授代表人数在评议会由绝对多数变为仅过(43)半数,评议会权力亦被删去选举校长、行政主任等。

在1929年夏废董成功后,1929年6月22日修订发布《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除了规定清华专辖于教育部、删除原董事会条之外,其体制为:

1.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校长为当然主席,为全校最高权力机构,可选举评议员和院长。

2.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文、理、法、工四院院长七人,及教授会选出的七位评议员组成,相当于教授的常务委员会,是学校的立法机构。

3.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各院院长组成,是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行政机构。《规程》取代了《条例》,新添了“院长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一条,在实际运行方面,关于第一条中教授会选举院长一项,罗家伦时期校长与教授达成共识,由教授会对每一院长选出候选人二人,院长就其中择聘一人,得连选连任。这成为教授会保持其权力和影响的很重要的一项,后来与吴南轩的冲突皆基于此。评议会里的教授代表也从原来的四人增加为七人,这些都显示了教授权力比起1928年(44)《条例》规定的有所增加。

在1928年的《条例》和1929年的《规程》中,教授会已经无权选举教务长、院长,而在罗家伦辞职到梅贻琦接任校长之间,校务会议处理校务,这一时期向教育部争取到了由教授会选举代理教务长、秘书长、代理院长的临时权力。于是,校务会议成员、评议会成员都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教授权力扩大,恢复到1927年清华教授会的地(45)位,教授治校成为事实。

冯友兰在这一时期任校务会议主席,所以对此印象最深。他回忆说:

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推行的措施之一,规定教务长由教授选举,每两年改选一次。我在北大的时候,以学生的地位,还不很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究竟是怎么个治法。后来到了清华,以教授的地位,(46)才进一步了解所谓教授治校的精神。

所谓教授治校,在清华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形式。在罗家伦到校以前,清华本来有评议会,由行政当局和教授会的代表组成。学校的规章制度必须由评议会通过,重要措施必须由评议会审议,才能执行。罗家伦尊重这个组织,当时他和教授会有异议的,是院长人选的问题。清华设文法理工四个学院,每院有一个院长,罗家伦主张各院院长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教授会主张有教授会选举,这是一个校长和教授会怎样分权的问题。因为院长不仅负责管理本院的事务,还有出席学校的各种重要会议的权利。照清华后来的实践,后者尤其重要。因为各院的事情,主要是各系分办了。此项异议,经过商量,达成协议,每个院长由教授会在教授中选出二人为候选人,由校长就其中选定一人,加以聘任,任期二年,可以连任。

校长、教务长和秘书长和四个院长组成校务会议,处理学校的经常事务。四个院长也出席评议会,为当然评议员。这样就有了三级的会议。评议会好像是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校务会议又好像是评议会的常务委员会。因为这三级会议还各有自己的职权,各有自己的名义,校务会议不能用评议会的名义办事,评议会也不能用教授会的名义办事。这种教授治校的形式,除了在西南联大时期没有评议会之外,一(47)直存在到1948年底。

冯先生说的“后者尤其重要”,指的就是院长是学校评议会成员,也是校务会议成员,参与处理学校的日常工作。

如吴南轩1931年4月16日到清华就职,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冯友兰和其他几位院长的辞职与聘任,在这个问题上吴与清华教授会传统发生严重冲突。据冯友兰4月13日的纪念周校务报告:

四月初二日教授会例会,教务长及各院院长已提出辞职书,教授会已予通过。教务长及各院院长所以辞职者,因从前教授会选举教务长院长时,系奉教育部电令,部令中只教选举代理教务长院长,所以现在的教务长院长,都是代理性质。校长到校后,即应另聘正式教务(48)长院长,现在的代理教务长院长所负责任即告终了。

吴到任后,冯友兰、叶企孙等几位院长立即提出辞职,这并不是几位院长不支持吴南轩,而是从程序上说必须如此,因为代理院长的职责是到校长来校为止。如果吴南轩依照清华罗家伦时的规定和传统,到校之后,从教授会推选的二人中聘任院长,冯友兰等是可以继续担任院长的。但是,吴南轩摒弃了由院长教授先推选的习惯做法,强调校长的权力,这就与清华教授们发生了冲突。《三松堂自序》对此事的回忆:

罗家伦是乘北伐之余威,打着革命的旗帜,进入清华的。罗家伦本人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是后进,不能说有什么威信,但是作为五四运动的一个学生领袖,他还不失为一个全国皆知的名人。……而吴南轩本人确实是无名之辈,不过他终于来了。带来了一个新教务长,是个清华毕业的校友,他大概想依靠这位教务长和清华教授们拉关系。他到校了,原来的校务会议向他办交代。交代以后,四个院长同时辞职,吴南轩表示挽留,说是务要合作,并向四个原来的院长发出聘书。我们对他说,我们愿意合作,但是按照清华的办法,院长要由教授会提名,请校长召集教授会,如果教授会提名中还有我们,我们就接受聘书,不然就不能接受。大概吴南轩也听说清华教授会在学校中有很大的权力,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望,所以要借这个院长聘任的问题,和教授会较量一下,给教授会一个下马威。他坚持说,聘任院长是校长的职权,教授会不能过问。他看我们坚决办接受聘书,就在教授中物色别人,可是教授们都不理睬。……吴南轩和教授会相持不下,学生就说话了。学生对于吴南轩本来就不满,这时就站在教授会这一边,学生会也通过决议案:驱逐吴南轩。在这番较量中,吴南轩失败了。他虽然已经进校,接了校长的权,但是不得不悄悄离开学校,(49)回南京去了。

吴南轩是1931年4月16日进入清华的,5月28日教授会议决议,认为吴到校后“惟务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加以蔑视教授人格,视教员如雇员,推选张奚若、蒋廷黻、金岳霖等7人起草呈文致教育(50)部”“请另简贤能为本校校长”,学生亦于当日声明驱吴。吴于5月29日离开清华逃入北平东交民巷。教授会代表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于6月14日南下请愿,要求吴去职。吴氏最终于6月25日离开北平。可见,在与吴南轩的斗争中,冯先生扮演了坚定维护清华教授治校传统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翁文灏代理校务一开始,7(51)月11日就续聘冯友兰为文学院院长,翁文灏本来是罗家伦时代来清华的教授,他知晓清华的教授会传统,所以必然是按照罗家伦时代教授会选举二人再由校长择其中之一的办法来聘任院长的。翁文灏很清楚,院长聘任确定,校务会议才能在校长领导下正常开会,处理日常工作。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作为联大的文学院长,对教授治校传统在西南联大的延续和变化,感受尤深:

三校有一个传统,就是“教授治校”。这个传统联大也继承和发扬了。其表现为教授会的权威。这种权威在学校正常的精况下,不显得有什么作用;但是遇到学校有对内或对外的大斗争的时候,这种权(52)威就显出作用了。

照冯先生的认识,西南联大在抗战期间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战争的艰苦条件下,维持正规教育,发扬五四传统。这就是西南联合大(53)学的历史意义”,这里所说的“五四传统”,应主要是指“五四”以来大学的教授治校的传统。上面这段话也说明,北大、清华、南开都有教授治校的传统,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的大部分时间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联大内部事务都由梅贻琦负责和多数清华职员办理的,教授治校传统当然就更容易在联大推行了。

不过,1945年抗战结束,内战迫在眉睫,国内政治分裂的状况不能不影响到学校内,1945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昆明和联大发生了“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运动。就这一运动对联大的教授会的影响而言,冯友兰的回忆是:“一二·一”运动结束以后,联大在表面上平静无事了,其实它所受的内伤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教授会从内部分裂了,它以后再不能在重大问题上有一致的态度和行动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多年养成的教授会的权威丧失殆尽了。原来三校所共有的“教授治校”的原则,(54)至此已成为空洞的形式,没有生命力了。

这是冯友兰最痛切的感叹。教授会发挥正常作用的前提,是教授们在重大而基本的问题上有共识,当政治或其他因素分化了教授们的立场时,教授会就很难再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发挥作用了。虽然冯友兰这里说的是联大教授会,但1945年以后至1948年底,由于国共关系的紧张,恐怕复员后回到北京的清华、北大的教授会都是如此。固然,人们可以说冯友兰的看法是书生之见,未能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学校内部的问题,但从这里确实可以看出冯友兰对教授治校原则的珍视,也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教育理想。五、教育理念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先生在回顾蔡元培主长北大的教育经验时指出学术权威和学术名师的重要性:

学校的任务,基本上是传授知识,大学尤其是如此。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学术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不管它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些权威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礼记·学记》说:“师严然后道尊。”所尊的是他讲的那门学问,并不是那某一个人。……再重复一句,所尊的是道,并不是人。在十年动乱时期,人们把这句话误说为“师道尊严”。其实应该是说“师严道尊”。

张百熙、蔡元培深深懂得办教育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接受了校长职务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生选择名师。他们也知道,当时的学术界中,谁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这些人物请来,他们会把别的人物都召集来。张百熙选中了吴汝纶。蔡元培选中了陈独秀。吴汝纶死得早了,没有表现出来他可能有的成绩,而陈独秀则是充分表现(55)了的。

冯先生对师严而后道尊的解释,是合于《礼记》古义的,但就学校教育而言,尊道和尚贤是不可分离的。教育的目标是尊道,但教育的实践要尚贤,尚贤就是尊重名师,因为名师能够把道讲得最好,于是尊道和尊师就成为一致的了。所以,“尊师重道”那句话还是最合乎古代教育思想的。

对于北大,冯先生所总结的教育经验是“学术至上、兼容并包、教授治校、自由王国”,认为这既是北大蔡元培的经验,也是一切大学应当提倡的教育方针。他还以北大的学术至上的口号,反复强调“为学术而学术”,即反对为做官而学术,反对为发财而学术,反对为名利而学术,主张为求真理而学术,这就是为学术而学术。他认为大学就应该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机构。

关于大学培养人的问题,在老清华时代也是经常讨论的问题,冯先生说:

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各有(56)理由,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

通识教育的问题晚近讨论甚多,老清华教授会也常常加以讨论。如果是通才教育,就在大学四年全部上通识课程;如果是专才教育,四年就全部上专业课程,不上任何通识课程。在理论上这两种主张谁都未能说服另一方,于是在实践上呈现的是折中的安排,大学前两年上通识课程,后两年上专业课程。这个结构,即使到今天,也还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遍选择。

在“贞元六书”的《新事论》里,冯先生也谈到教育问题,主张教育社会化,但反对教育商业化,认为人格的教养,社会的“化”比(57)学校的“教”更重要,更有作用。

1945年9月冯先生发表了《大学与学术独立》,比较集中地阐发了他的教育思想和大学理念:

中国现在号称为世界强国之一,从形势上说,我们确切是得了成为世界强国之一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以前未曾有底。假使失去了它,以后也许永远不会再有底,这个机会是一个空前绝后底机会。我们必需利用它,努力充实我们自己,使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要做许多事情,其中最基本底一件,是(58)我们必需做到在世界各国中,知识上底独立,学术上底自主。

知识和学术的自主与独立,是冯先生认为中国实现其世界强国梦想的最基本的步骤。事实上,学术的独立是近代中国教育界的始终不变的理想。当年罗家伦在清华校长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就是强调中国的学术独立,要使中国学术在世界上获得与欧美等国独立、平等的地位。更早地,在冯友兰从美国刚刚回国不久,在中州大学发表文章《怎样办现在中国的大学》,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第一是“输入新学术”,“整理旧东西”,这应当是呼应胡适的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主张;第二是“中国现在须力求学术上的独立”,摆脱依附洋人的学术研究现状。可见,冯友兰早就认为,中国在各领域都缺少独立的近代研究,争取学术独立自主是与争取政治独立具有同样重要性的工作。

在《大学与学术独立》中他继续说:

目前急要决定底,是树立几个学术中心。其办法是把现有底几个有成绩底大学,加以充分底扩充,使之成为大大学。

一般说的大学,有些人以为不过是比中学高一级底学校而已。这种意见,我们不能说是完全不对,但确不是完全对。大学一方面是教育机关,一方面是研究机关。它不但要传授已有底知识,而并且要产生新底知识。他应当是一代知识的宝库。他对于人类的职务,真正是所谓继往开来。从前人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现在应当说一事不(59)知,大学之耻。

冯先生认为,大学是教育机关,传授已有的知识;大学又是研究机关,要产生新的知识。继往开来就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是大学的本质。在冯先生的理解中,研究对于大学的重要性绝不下于教学,因为产生新知识已经是今天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文章又说:

从前一个三家村的教书先生,实际上有两重任务。一重任务是教学生读书,一重任务是当那一村里人的知识顾问。那一村里人在知识上有什么不能解决底问题,都要去请教他。一个真正的大学,在一国家里底地位,也正是如此。他应当是一个专家集团,里面应该是什么专家都有。这一种专家集团,是国家的智囊团,教育学生,也是这些(60)专家的职务,但不是他们的唯一底职务。

这就是说,大学不仅是教育场所,还应该是国家的智囊团体。冯先生晚年仍然主张这种看法,就是大学应当是国家和民族的智囊团。综合上面几种看法,冯先生认为大学承担着三种基本功能,即教育学生、学术研究和国家咨询。而能满足这三种功能的大学,叫做“大大学”:

我所谓的大大学就是这一类的大学。我说大大学,因为在世界各国中,不见所有底大学都能负起这个任务。事实上有些大学真不过是比中学高一级底学校。严格地说,这些大学,不应该称为大学,不过事实上他们也称为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称真正底大学为大大学。在世界各国中,不见得所有底大学都是大大学,但在世界的强国中,每一个强国都必需有几个大大学。

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底世界强国,我们必需集中人力财力,把几个已有成绩底大学扩充起来,使他们能够包罗万象,负起时代使命。万不可用所谓平均发展的政策,使现在所有底大学都弄到不大不小,不高不低的样子。当然我们也不反对所谓平均发展。不过这应该是以后的事。我们首先需要底,是建立学术中心。有了这个中心,然后学(61)术界才有是非的标准,一国的学术水准才能提高。

按我的理解,“大大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重点大学。冯先生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这种看法,与1998年以后的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有一致性,即主张国家要集中力量发展几所最有基础和条件的重点大学,以满足建设世界强国的国家需要。

我们不知道冯先生这些强调满足建设世界强国的需要,有什么特殊的背景,事实上,冯先生更一贯强调决不能用功利主义的要求看待大学和知识,这一点对于冯先生的教育理念似乎更为本质。他说:

对于大大学不可有急功近利的要求。学术知识,对于人生的功用,不是短时间之内所能看出来底,也许有些是永远看不出来底,因为有些功用是无形底。一个大大学中,必需有许多很冷僻底学问。因为他是要包罗万象,而有许多学问,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冷僻底,然而维持这些学问的研究,正是大大学的责任。因为所谓“红”底学问,例如经济、工程之类,银行、工厂都会提倡。在工业化底国家,哪一个银行工厂里,都有大规模底研究室。所谓冷僻底学问,是要专靠国家提倡底。大家在大大学里维持这种学问于不坠,有没有有形底功用,(62)以至于学这种学问底学生是多是少,国家社会都不必介意。

对于各种学科和学问,决不可有功利的要求,用功利标准去否定一些学问存在的理由,是根本错误的。与今天一样,经济类、工程类学科是当时人们追求的学科,而冯先生认为,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则应从知识和学术的全体发展考虑,留意支持每个时期不同的冷僻学科,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理解学术的功用,许多学问的功用是无形的,国家决不能以功用论英雄,对学术要平等对待。

最后,冯先生强调国家和社会不要干预大学的研究自由、管理自治、评价自主,和自行选择人才:

对于大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学问越进步,分工越细密。对于每一门学问,只有研究那一门底专家有发言权。大大学之内,每一部分的专家,怎样进行他们的研究,他们不必使别人了解,也没有法子使别人了解。在他们的同行当中,谁的成绩好,谁的成绩坏,也只有他们自己可以批评。所谓国家社会,要与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与他们以选择人才的自由。每一个大大学都应该是一个所谓“自行继续”底团体。这就是一个大大学的内部底新陈代谢都应该由他自己处理。由他自己淘汰他的旧分子,由他自己吸收他的新分子,外面底人,不能干涉。若要干涉,那就是所谓“教玉人雕琢玉”了。

一个国家,必需有些大大学,而大大学必需在这些情形下,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得了空前的胜利。建国的计划,也必需空前的伟大,才可以与我们机会环境相配合。建立大大学应该是这种伟大计划的一(63)部分。

后来冯先生在《论大学教育》中也说,“所谓‘自行’就是一个大学内部的新陈代谢,应该由它自己决定、支配,也就是由它自己谈(64)论、批评,别人不能管。”在这一点上,冯先生应该也是受了北大和联大的自由风气的影响,所谓国家社会不要干涉大学的研究,应指政府和教育部不应干涉大学的研究,研究的评估也不应由政府或教育部主导,这才是研究的“自由”。大学应能自主选择人才,不受社会的干预,社会的人事制度、户籍制度、医疗制度等都不应该阻碍大学自主选择人才。大学如果没有自主性,事事受制于教育机关和政府其他机关,是一定不能办好的。可以说,冯先生对大学运行活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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