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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12 0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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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慎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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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这里沉思

历史在这里沉思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20周年祭作者:李慎明排版:SEYUE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11-09-01ISBN:9787509726396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代序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1]王伟光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年。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是20世纪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20年前,苏联解体曾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学术精英额手称庆。福山自信地宣称: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大规模失败,标志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形式和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在全世界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是历史的终结。因为,虽然历史的自然过程还会继续,但历史的所有大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不再有重大事件发生。2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美国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不但没有解决世界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而且带来了资本主义世界更大的一场灾难,使西方资本主义面临全局性的衰退趋势。而苏联的解体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失去了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但与此同时,它也失去了自我克制的动力和自我反省的能力,不可抗拒地遵循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规律,亦步亦趋地走向衰退。短短20年的历史,我们见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制造的局部战争连绵不断、贫富鸿沟日益增大、各类危机频繁爆发等一系列人类社会危机问题。

苏联的解体既没有终结也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仍然是一个由资本扩张主导的,人类利益被迫服从于资本意志的世界,这不仅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视野,而且可以说,当今世界是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描述和科学预期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资本积累的实质推断出的全球化、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金融资本的恶性膨胀等现象必然出现,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激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制度性危机的爆发越发显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预测在今天越发显示其科学的预见性。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结构性制度危机,西方“自由民主”所标榜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一整套理念、制度体系无法给予有效答案,以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由利益争夺、价值冲突、两极分化导致的局部战争和贫困饥饿,由过度追求物质生活方式导致的环境和能源危机,以及人们因对人类生存状况失望而产生的悲观厌世和愤世嫉俗的情绪……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人类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寻求解决思路,必须要认识到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这些主导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体系已经造成了人类灵魂的深刻异化和人类社会的深重灾难。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急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智慧。

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任何超越它的企图,不是重复马克思主义早已说过的东西,就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陈旧观点上去。苏联解体后20年的历史进程再次向我们证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解决资本主义现存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人类的未来,而对未来的开拓是建立在对历史正确解读的基础之上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遭遇的重大挫折,而深刻认识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它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

在苏联解体20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目的就是为国内外对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命运感兴趣的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这次会议得到了国际友人的积极支持和热烈响应。国内知名学府、杂志社也都踊跃参与。我们此次会议就由12家单位共同举办。在此,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陈奎元院长,热烈祝贺“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向国内外在推动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付出辛勤劳动、作出重大贡献的各位专家、学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最后,我祝愿这次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注解:[1]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主旨报告苏联解体与世界格局[1]李慎明

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三件大事分外值得关注:一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二是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是1991年底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三件大事,都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的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前两件大事给我们共产党人带来无尽的喜悦与振奋;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第三件大事给我们共产党人带来的则是令人震惊和痛惜。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的失败时曾明确指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2]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巨大逆流、灾难和反动,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大曲折、大逆转;葬送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叛徒们也同样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可能把他们解脱。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反复强调反面教员的独特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中湘江战役5万余人的鲜血,便没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有牺牲多壮志。”没有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乃至人类历史上这一重大灾难,我们便不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艰辛与壮烈,因而也反衬不出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雄伟与瑰丽。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5万余人的牺牲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虽同为悲剧,但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悲剧。虽然从对革命造成重大损失这一点上看,不存在极“左”比极右好的问题,但毕竟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悲剧。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5万余人的牺牲毕竟是仍要革命的问题,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则是对革命背叛的问题。两者在这点上无疑有着原则的区别。在今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征程中,我们无疑要继续警惕犯过去“左”的错误,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在纠正一种倾向的同时,也要警惕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的产生——注意右的错误思潮的发生。邓小平曾说:“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3]思主义。”因此,对苏联解体、苏共亡党这一重大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剖析,汲取深刻教训,对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乃至全人类解放事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011年,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20周年,其深远意义正在显现。

如何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定性呢?是一场大灾难还是一次大进步呢?前几年,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其他各国,对这一重大问题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一定意义上讲,“好得很”与“糟得很”各不相让。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欧洲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家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而成千种报纸、成千个讲坛,用成千种论调以“爱国主义”、“捍卫文化”等幌子为扩大军备寻找理由。针对这一现象,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维护某些提议、措施等等,那总是要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的。”“公众先生们!别相信空话,最好是看[4]看对谁有利!”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对谁有利,对谁是灾难呢?一 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不要说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这些大城市,就是在偏远的乡镇,都在大兴土木,推土机、吊车随处可见。2002年6月,笔者到俄罗斯访问,先到莫斯科。偌大的城市上空,偶见转动的吊车。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告诉笔者,现在要比此前衰败的10年好不少。就这样,还是有70%的国内外资本转悠在莫斯科。你们到了莫斯科以外的几乎所有地方,都可以进一步体会到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给他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接着我们来到伏尔加格勒(原来叫斯大林格勒)访问,从下降的飞机上即可看到在宽阔的伏尔加河上高耸着9座大桥墩。下飞机后笔者问前来迎接的州长,回答说这是通往哈萨克斯坦的一座铁路桥,修通后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很有好处。但因联邦政府不给钱,1990年被迫停工。笔者接着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格勒有六大工业区,矗立在延绵80余公里的伏尔加河两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六大工业区被夷为废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用3年左右时间,又一座延绵80余公里的斯大林格勒新城在这里耸起。现在的主要建筑还都是那3年建设的。那时有资金吗?他说,没有。笔者又问,3年左右时间,可以建一座新城,而12年左右时间却建设不了一座新桥。这是为什么?他沉默少许说:“主要是人的精神不一样。那时,人们有信仰,有干劲,饿着肚皮也干。现在很迷惘:我们的过去错了,将来要往哪里走?我们一无所知!”随后,我们代表团又来到俄罗斯远东地区几个地方,在那里,可以明显看出,衰败得更为厉害,原来集体农庄大量房子的门窗歪七扭八、破损不堪。

2003年10月笔者再次访问俄罗斯。访俄期间,笔者与莫斯科大学原副校长、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院院士、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多博林科夫长谈。他说:“俄罗斯近年来所遭受的精神和物质损失,无法计量。实际上,所谓的改革使俄罗斯倒退了20~30年,有些精神损失,无法估量。”在这次访问中,我们获得从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大约10年间有关俄罗斯社会倒退的不少具体资料,概举如下。1.经济领域

国内生产总值急遽下降,现代工业大国变成原材料附庸。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期间仅仅下降了2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了64.5%,农业生产减少了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5000多倍。一些现代化航空航天企业改行生产简单的日用品。1990~2001年间,科技领域就业人数从250万下降到80万,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到美国、西欧甚至发展中国家就业或谋生。从一定意义上讲,俄罗斯已变为西方欧美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国家的原料附属国。2.社会领域

分化混乱、人口锐减。今日俄罗斯,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成为现实。1989年10%最贫穷人口收入与10%最富裕人口收入比为1∶4.7,而1999年这个比例将近1∶80。另外,酗酒、精神疾病、无家可归、流浪儿童、卖淫、艾滋病等社会问题成堆。每年约有50万名妇女流落到国外卖淫。苏联解体本身,使它不只失去大片国土,还使其锐减1亿多人口。就是俄罗斯本身的人口也在逐年减少。根据2002年10月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仅为1.45亿人,比1989年减少200万人。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5年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男性平均寿命的63.4岁[5]还低4.8岁,这使得俄罗斯成为全欧洲男子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3.社会治安领域

犯罪猖獗,罪犯逍遥法外。苏联解体后10年间各种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剧增。1990年俄罗斯杀人案为1.43万起,1998年为2.3万起,2001年为2.98万起,2002年已超过3.2万起。每年由于犯罪造[6]成的失踪人口超过10万。实质上每年有20万人被害。犯罪案件急剧增加,每4个成年男人中,就有1个有前科。俄罗斯平均每5分钟就有1人被杀。平均每10万人口有1000个犯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针对平民百姓的那些犯罪现象非常猖獗,有组织犯罪甚至渗透到最高的一些权力机关,事实上社会现在处于全面的恐怖状态。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自由派却依然要求用市场作为解决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纲要,他们依然竭力鼓吹小政府,继续弱化、削弱国家各个方面的职能。这些自由派所说的“人权保护”实际上保护的是罪犯。4.国家职能领域

国家职能严重退化。由于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严重搞乱、破坏了其政治制度,使得弄虚作假盛行,贪污腐败成风。每年用于贿赂的金钱高达数百亿美元,政府和居民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的互动。国内到处都是政治公关、政治作秀。一些私人的新闻传媒往往把人民看做可以操纵、欺骗的物件。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普通人民的意见被漠视、被排斥。国家缺乏经过科学论证的发展构想,缺乏解决内政、外交问题的战略性思维。人们对政治的失望在增加,对政治领袖的失望在增加,对其“民主制度”的失望也在增加。5.精神道德领域

社会盛行“丛林法则”。理想信念混乱,伦理观念混乱,丧失了传统的善恶观念和区分是非的能力,社会道德基础恶化,精神面貌全面倒退。一些大众媒体向社会民众传输西方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只是为了巧取豪夺和谋取个人的利益,从而造成原有的劳动伦理和热爱劳动品德的丧失﹔造成是非混淆、善恶混淆,世风日下、金钱至上。许多青年不愿从事劳动,更多的是希望一夜成为银行家、公共关系专家甚至向往抢劫犯或者是敲诈者。一些大众传媒,如一些电视节目和电视剧甚至公开美化犯罪和黑帮。在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精神道德危机下没有出路的悲惨生活,导致了自杀这样一种社会悲剧现象迅速攀升。1990年俄罗斯自杀人数达2.64万人,1998年为3.54万人,而2001年已经达到3.97万人。6.国际地位方面

从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20年过去了,俄罗斯现在的GDP仍然没有达到其1990年的水平。俄罗斯当局在解体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迎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需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逐步主动放弃自己的盟友,甚至全面撤退,逐渐丧失超级大国的地位。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地位同样也在弱化,致使其他国家迅速填补空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也发生了巨大的逆转:昔日祖国的概念,今日分崩离析,已付东流。自波罗的海三国、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前加盟共和国独立后,俄罗斯的版图锐减到17世纪初彼得一世时的规模,并失去波罗的海沿岸的出海口和黑海一带的天然良港。正所谓:“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

近些年,笔者先后四次访俄,无论是季塔连科、多博林科夫还是其他有识人士,在谈到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时无不痛惜万分甚至泪光闪烁。1994年,著名作家、前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对《真理报》记者谈道:“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7]的了”。

苏联部长会议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其新著《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中也说:苏联解体“给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情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经济、国防能力、科学发展、生产和文化、[8]居民生活水平等等”。为说明这一点,他从无数确凿的事实中,仅举1999年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弹劾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材料中的几例。但这几例却用去整整近9页的篇幅。雷日科夫在这9页中说:“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国民经济和科学的破坏,产生了近千万的失业大军。”“1998年的失业人口在超过2500万。”“比较幸运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则为200~300个家族据为己有,他们攫取了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同时也攫[9]取了国家的权力。”二 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灾难与低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1950年开始,东欧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让我们看看剧变前苏东主要国家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与主要欧美国家增长的对比。1950~1984年间,苏联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9.9倍和14倍,保加利亚为14倍和29倍,匈牙利为5.1倍和9.2倍,民主德国为7.6倍和11倍,波兰为5.9倍和14倍,罗马尼亚为17倍和38倍,捷克斯洛伐克为5.3倍和9.4倍。而1950~1982年间,美国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则分别增长1.8倍和2.1倍,英国为1倍和0.9倍,法国为2.9倍和2.9倍,联邦德国为3.4倍和3.9倍,意大利为3.1倍[10]和5.3倍。

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使国外原有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10个国家改变性质或不复存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3个多民族联邦制国家先后解体,世界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总人数由原来的4400多万锐减为1000多万,且多数丧失了执政地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空前低潮。

1989~1990年,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6国,政权纷纷易手,执政40多年的共产党或下台成为在野党,或改变了性质。紧随其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992年3月在大选失败后下台﹔在南斯拉夫,先是南共联盟不复存在,原南斯拉夫联邦内的各邦都发生了剧变,其后在经历近一年之久的内战后,最终分裂为6个独立国家。伴随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否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大肆推行私有化,生产大幅度下滑,出现了持续的奔腾式通货膨胀、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使人们预期将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繁荣和富裕的希望落空,为之付出的沉重代价却远远超出事先的想象。

据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提供的数据,“1990~1993年,独联体国家生产总值下降的幅度很大,其中亚美尼亚下降的幅度超过50%,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大约减少40%,乌克兰下降30%多,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11]罗斯比较稳定,只降低17%和24%”。

东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幅度也很大,1990~1993年,罗马尼亚下降20.8%,保加利亚下降26.6%,捷克下降22%,斯洛伐克[12]下降25.8%,波兰下降5.8%,匈牙利下降17.1%。

从剧变至今近20年来,保加利亚举行了6次议会选举,先后组建11届政府,没有一届政府或一位领导人连任。现在,除烟草、铁路、港口、核电站等少数经济部门还掌握在国家手里以外,70%以上的国有企业都被私有化,且大多卖给了外国人。97%的银行已是外资银行。在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人们健康状况恶化,人口从原来的近900万减少到现在的780万,有100万人(且大多是年轻人和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外流。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少数人暴富,大多数人贫困。由于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基础设施陈旧,铁路、公路、街道、房屋都是剧变前甚至是50年前建造的,房屋墙体剥落,路面[13]失修,到处是一派破败景象。

我们再来看看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古巴带来的灾难。20世纪70年代,在经过前一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探索后,古巴开始实行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实施国家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古巴与苏联实行经济一体化,并于1972年加入经互会,发挥蔗糖生产的比较优势,用蔗糖换取苏东国家的工业产品,满足人民所需的消费品和国家实行工业化所需的生产资料。古巴与经互会成员方的贸易额占古巴外贸总额的85%,每年从苏联进口石油1300万吨,占国家石油需求的90%。与苏联的经济一体化保证了古巴的经济命脉,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古巴经济年均增速20世纪70年代为7%,80年代上半期为[14]8%。同时,古巴的社会建设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80年代末,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古巴与苏联的经济一体化同时为古巴埋下了严重隐患。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几乎摧毁了古巴整个对外贸易,美国趁机强化经济封锁。古巴遭受这一“双重封锁”的致命打击,被迫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15]1989~1993年古巴经济萎缩35%,199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6]1989年的66.1%。直至今日,古巴尚未从“双重封锁”中完全恢复过来,走出“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语)。直到2008年初,菲德尔·卡斯特罗还在《起义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进一步表示说,苏联解体对古巴来说是“一个毁灭性打

[17]击”。

最后看看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朝鲜带来的灾难。朝鲜自1948年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1948~1984年工业产值平均增长率为17.3%。1984年工业总产值相当于1946年的431倍,粮食产量为1946年的5.6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65倍,人均国民收入1986年达到2400美元。朝鲜在20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化学化,但在80年代,朝鲜也形成了依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石油的高度机械化的农业体系。苏东剧变后,朝鲜石油紧缺,大部分农业机械严重闲置,使原来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钾肥、磷肥严重匮乏(朝鲜化工只生产氮肥等),导致农业危机,引发严重的粮食问题。尽管朝鲜并不是经互会成员,但原来朝鲜对外贸易的70%也是同苏东国家进行的。苏东剧变后,朝鲜经济持续9年出现年均约2%的负增长,1995年的经济负增长率高达4.6%。苏东剧变使朝鲜对外贸易额从80年代的100多亿美元减少到1997年的不足10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从[18]1990年的1064美元降至1997年的741美元。朝鲜现在经济困难,无疑有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但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和经互会的不复存在难道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吗?三 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过去笔者总认为,苏东剧变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它使得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现在笔者认识到,从本质上说,新的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以极少数人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的。新的一轮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范围内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绝大多数穷人(其中包括中等收[19]入阶层)愈来愈穷;极少数富人愈来愈富,几乎所有国家本身(其中包括发达国家本身)愈来愈穷。资本主义国家仅仅是资本存在和运作的方式,是承载和包裹资本的外壳,是为极少数富人服务的奴仆,奴仆不可能富有。由于苏东原来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参照体系的坍塌,美国、瑞典、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不仅所有制、分配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右转,就连已建立好的福利体系都在右转。2000年,美国贫困人口为3160万,2001年增加130万,2002年又增加170万,达到3460万。而到2007年则增至3620万,其中[20]有2950万人靠领取食品券过活。1980年,英国达不到全国平均收[21]入水平40%的人口为100万,而到1999年增加到了800万。现在,[22]法国有25个亿万富豪,却有700多万个穷人,近70万人身负重债。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数据,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6亿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总和。2007年9月12日英国《卫报》报道: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人的收入与最贫穷的27亿人的收入相等,相当于世界所有人口收入的40%。比尔·盖茨、巴菲特、保罗·艾伦三人的总资产比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3个国家GDP的总和还多。现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州政府从理论上已经破产;而各国的主权债务几乎都在急遽增加。按照物理学能量守恒的定律,财富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而只会转移。各国主权债务的增加和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穷人的愈来愈穷的过程,就是极少数富人在世界范围内运用各种手段极其贪婪甚至残酷地聚敛巨额财富的过程。当中等收入阶层大量失业,被抛入贫困行列,国家亦十分贫穷之时,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就不可避免了。四 相对于苏东剧变后的低潮而言,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有所复兴

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推力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无疑是一柄“双刃剑”。它的正面效应是有力地推动了发展中国家GDP的高速增长等。但也要看到,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才能够和敢于利用其在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科技等强权,特别是其中的金融霸权,放手、放肆地掠夺他国,张着大嘴“巧吃”、“白吃”世界。正因为如此,美国国内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才长期低得出奇,加上美国文化霸权的大肆渲染,其所谓“民主制度”才能够在美国国内得到较多数民众的认可并得到较为稳定的维系,在国际上才能得到更多人的追捧。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助长了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和一系列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泛滥和推行。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这场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苏东剧变给世界带来灾难的最新表现,这不仅是对美国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其金融霸权肆意泛滥的绝地“报复”,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理论的有力清算,更是对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战。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进一步导致全球社会动荡加剧。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欧洲到中东、北非再到亚洲、拉美,社会不安情绪弥散,广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普遍不满,大规模街头抗议增多,极端政治事件频发,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全球社会动荡风险明显上升,其中值得关注的亮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视。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积极开展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和应对。国外共产党在一定地区、一定范围内进行着有限的联合活动。全球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英国著名作家、记者弗朗西斯·惠恩在2009年新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传》中说:“马克思并未被埋葬在柏林墙的瓦砾之下,他真正的重要性也许现在才刚开始。他可能会成为21[23]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对这种已经开始复兴的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统筹考虑。各国左翼学者应该运用多种方式进行积极合作与配合,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能够坚持和发展的极其有利的国际机遇。五 世界社会主义前景展望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已经步入历史发展的快车道。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仍在深化,其根本标志是世界各个国家特别是各主要大国的主权债务都在急遽增加。由于新一轮金融危机在未来几年内极可能存在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几年内也都有可能面临国际垄断资本新一轮的洗劫。当然,其洗劫的手法和手段将是多种多样甚至是十分残酷的。世界各大战略力量正在加强合作,同时也有激烈的竞争和博弈直至较量。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经济危机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政治危机。必要之时,所谓的“国际社会”必然寻求战争之道去力图摆脱。这是它们企图摆脱危机的最后也可能是最有效的途径。过去我们讲“地缘政治”,现在可不可以加上“货币政治”和“资源政治”?这三种政治相加,特别能够理解“金融政治”的独特作用,似乎才可以解释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在未来二三十年里,相互合作、竞争、博弈、较量的结果会是什么?笔者认为,还很难说一定是一个结果,各种可能性都有。如果世界上其他各个主要大国应对正确,美国霸权从此有可能从其顶峰逐步跌落下来。当然,这个衰落过程,极可能要用几十年时间。假若如此,这也是我们衷心所希望的现有的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5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巍然屹立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较大复兴。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满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光辉的前途。当然,在特定条件下,也绝不能排除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遇到新的更大的困难。这正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反复强调增强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的深意所在。如果世界社会主义步入新的更大的低潮,世界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各资本主义大国为重新瓜分世界也可能会重新酝酿并发动新的世界性战争。当然,这是从大历史和历史的长时段来说的。世界格局中期前景的不确定,从一定意义上说,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对指导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理论的认识还不成熟和不完善,或是说还仅在寻找或形成之中。但不管世界格局中期发展的前景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直到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这是世界各种各类重大矛盾特别是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一根本矛盾长期累积冲突的必然结果。中国的老子提出了“物极必反”的思想。中国还有句充满哲理的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笔者坚信,世界各国人民将在无比丰富的社会实践和经验教训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在2050年前后,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无比灿烂的艳阳天。注解:[1]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1页。[3] 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332页。[4]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61~62页。[5] 孙力舟:《俄大规模私有化导致失业 使成年男子死亡率上升》,搜狐新闻,2009年1月20日(http://news.sohu.com/20090120/n261860206.shtml)。[6] 〔俄〕符·伊·多博林科夫:《全球化与俄罗斯:社会学的分析》,莫斯科,2006,第339页;Добреньков В.И.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и Россия: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М.:ИНФРА-М,2006,c.339。[7] 1994年3月29日〔俄〕《真理报》。[8]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第372页。[9]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第374页。[10]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第100~111页。[11] 〔俄〕帕·波·鲁齐利娜:《九十年代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摘要)》,李志远译,《黑河学刊》1995年第2~3期,第89页。原载于〔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4年第5期。[12] 小林、陈弘:《东欧国家近年经济状况的一些数字》,《俄罗斯研究》1995年第5期,第57页。[13] 刘淑春、吕薇洲、马细谱:《苏东剧变以来的保加利亚——与保加利亚学者座谈纪要》,《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9期,第35页;刘淑春、吕薇洲、马细谱:《苏东剧变以来的保加利亚——与保加利亚学者座谈纪要》,《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0期,第34页。[14] Desarrollos Macroeconómicos de Cuba en las Décadas de los Años 80 y 90(http://www.redem.buap.mx/t2font.html).[15] Informe Económico 1994,Banco Nacional de Cuba,C.Habana,agosto de 1995,anexo 1.[16] http://sociales.reduaz.mx/art_ant/historia_de_cuba.pdf.[17] 埃菲社哈瓦那2008年1月27日电。[18] 孟庆义、刘蕾:《朝鲜真实的经济状况》,乌有之乡网站,2007年11月6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711/26836.html)。[19] 西方称之为中产阶级。其实,中等收入阶层所拥有的住房、家庭轿车等,仅仅是生活资料,而不是生产资料,所以不能把他们称为中产阶级。西方把中等收入阶层称为中产阶级,其实质是想掩盖极少数人剥削的本质。[20] 《美国贫困人口不断增加》,路透社华盛顿2008年11月17日电。[21] 刘志军:《全球化削弱人类安全》,2006年5月2日《环球时报》。[22] 山南:《法国陷入“集体性贫困”》,2008年12月5日《国际金融时报》。[23] 〔英〕弗朗西斯·惠恩:《马克思〈资本论〉传》,陈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第188页。组织路线上的严重错误是苏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2]张全景

20年前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是苏联及俄罗斯人民的巨大灾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苏东剧变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改变颜色,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今天,我着重谈谈苏共在组织路线上的严重错误,和大家一起探讨苏共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

第一,苏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改变了党的性质和作用。党的建设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苏联共产党(原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列宁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政党,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始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苏共始终保持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粉碎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法西斯,取得了辉煌胜利。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军事强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居于世界先进行列,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赫鲁晓夫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歪曲苏联历史,否定列宁和斯大林。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三和一少”的错误理论,建立所谓“工业党”、“农业党”,造成全党全民极大的思想混乱,失去了正确理论指导和前进方向。戈尔巴乔夫又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人民。在这些严重错误思想指导下,改变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丧失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丧失殆尽。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时,竟然没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苏共失败的这一重要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党的建设,要坚持不懈地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始终保持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始终保持和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先锋模范作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苏共严重背离并最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早在1905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就强调指出:“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议的。”列宁担任党的领导人的时期是党内民主集中制执行得最好的时期。每个党员都充分享有党章规定的权利,党内不分高低,没有特殊党员。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是必须经过选举产生的,是必须向党员作工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在当时党的会议上,没有逢迎、吹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像人类需要空气那样自然。当然,列宁在强调党内民主包括保护党内少数人权利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党的集中,特别是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绝不容许党内出现派别活动和无政府主义倾向。

在斯大林担任苏共总书记初期,民主集中制和党内监督制度还是得到了贯彻。但从1934年苏共十七大以后,在党的组织生活中,个人集权制逐渐取代了民主集中制。斯大林后期搞“一言堂”,搞个人崇拜,造成了严重后果。而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在形式上对斯大林时期苏共组织路线的错误作了某些“修正”,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在党内领导体制上,不过是由一个人说了算,改成了少数几个人说了算。赫鲁晓夫是靠反对“个人迷信”上台的,但他上台后搞的“个人迷信”比斯大林更严重,有过之而无不及。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放弃了党内监督。

戈尔巴乔夫时期,则是步步抛弃民主集中制原则,走向所谓“民主化”的极端。戈尔巴乔夫先是提出“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推行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从而使苏共丧失了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口号下,伴随着“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逐步形成,以往牢不可破的真理变得面目全非。戈尔巴乔夫还公开否定、批判民主集中制原则。他认为:“过去的全部实践已使这条原则声名狼藉。”在他的主导下,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正式删除了“党的组织机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条文。随着“公开性”、“多元化”和“民主化”的实施,苏联政党体制由一党制转为多党制,形成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派中分流的局面。应当指出,戈尔巴乔夫虽然时时把“民主化”挂在口头上,但他实际上是采取个人极端专制的办法推行其反共路线的,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这样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就是戈尔巴乔夫个人作出的决定。这样,苏共亡党亡国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三,苏共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干部路线。干部路线是组织路线的关键和核心,对党和党的事业具有决定性意义。苏共垮台是同它在干部工作中的一系列错误分不开的。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还是凭个人好恶、亲亲疏疏,是坚持民主选举还是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是加强群众监督还是疏于管理,等等,是挑选、培养、使用、管理干部的重大原则,坚持前者就能选好、用好干部,实行后者则会造成严重失误。列宁曾经反复强调,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内一切机关要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鉴于任命制显露出来的弊端,列宁提出要以自下而上的选举制来取代它。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任命制并没有被彻底废除,后来反而演化为变相任命制。任命制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终身制。虽然列宁提出过领导干部实行任期制的设想,但是没有来得及实现。后来,苏共也曾对干部任期和定期更换分别作出过规定,但这些规定和措施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1966年苏共召开二十三大,苏共领导人以“稳定干部”为名,取消了领导干部按一定比例定期更换制,实际上确定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干部的任命制和终身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还直接促成了任命者和被任命者之间的依附关系和利害关系。

正是在干部问题上抛弃了民主集中制,苏共在列宁时代确立并实行的选用干部的政治标准和德才兼备原则也随之被任人唯亲所取代。亲朋故旧、同学老乡、部属亲信备受重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几乎成为普遍现象。赫鲁晓夫把自己的老婆、女儿、女婿都委以重任。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无一不是如此。这是苏共从内部被攻破,最终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苏共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路线。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的错误,导致苏共逐渐背弃了自己的生命线——群众路线。率先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取得革命的成功,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联合绞杀,巩固了新生政权;打败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的猖狂进攻,等等——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是苏共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如果没有苏联人民的全力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是,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苏共逐渐把群众路线抛到脑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原则渐渐被遗忘,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极大伤害,对党逐渐冷漠甚至仇视。甚至在捍卫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力量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对垒的时候,广大人民甚至共产党员竟然无动于衷,甚至为反动势力推波助澜。所以,我们才目睹了苏联人民为苏共的亡党亡国举行了一个过于平静的“葬礼”。2.9亿苏联人民,特别是1500万苏共党员,无奈地接受了现实。从这个方面看,对群众路线的背离,使得苏共丧失了最后一道防线。

总之,苏共组织路线的错误是非常深刻的,值得马克思主义政党认真吸取。中国共产党是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党,包括自己的和其他党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执政党苏共的经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在组织路线上的失误是中国共产党健康发展的宝贵财富。当前,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努力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干部路线,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培养造就了大批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确保党的事业始终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群众路线,始终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党的社会基础不断巩固。居安思危,20年前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教训,将永远是一面镜子。注解:[1] 此文系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 张全景,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摧毁苏联的原因:俄罗斯进行的争论及一些结论[1]〔俄〕德·格·诺维科夫

摧毁苏联是由性质迥异的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但即使这样,人们对这场危机的缘由和实质的理解也各不相同。

在学术著作和出版物中广泛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建立在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式管理原则基础上的经济模式是导致苏联衰败的原因。他们确信,苏联经济在与西方的竞争中败北,而且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耗尽了其发展的潜力。然而,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缺少活力的这种结论没有得到客观数据的证实。苏联经济是最稳定的一种经济。在苏联时期,公民社会福利稳定增长。在1928~1987年这段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倍。即使在80年代,经济年均增长也达到了3%~4%,这种发展速度是发达国家的标准。

关于苏联经济体制因技术落后而导致崩溃的观点也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80年代,苏联工农业使用的技术研制产品符合国际标准的占70%,其中超过国际标准的占15%。

认为军工企业的高消耗导致苏联经济衰败的观点毫无根据。М.С.戈尔巴乔夫多次声称,苏联用于国防的消耗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20%~40%。实际上,按照苏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世纪80年代用于军工企业的支出占苏联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显然,这种军工生产的消耗水平是不可能导致苏联经济走向崩溃的。

一种比较合理的观点是,М.С.戈尔巴乔夫在1985~1990年期间实施的混乱的、毫无章法的、欠缺深思熟虑的政治经济改革是导致摧毁苏联的危机的主要原因。苏联领导宣布实行改革,以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企业开始向“经济管理方式”和“全面经济核算制”过渡,1986~1987年进行的部委改革是第一步。其结果是削减了约40%的中央直属机构,辞退了60万名职员。这一举措严重损害了原本协调一致的经济管理体制和部门间的相互配合。“深化改革”使经济状况急剧恶化。1987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有关削减体制内干部的计划内商品供应的决议,而体制内干部的计划内商品供应原本是由国家计委向企业以国家订货的名义采购。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商品和商品原料交易网络,取代计划供应,这一举措导致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大幅上涨。

1987~1988年间通过的建议设立“全面经济核算”的《国有企业(联合企业)法》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途中迈出的又一步。投资大幅缩减,各部门之间的平衡被破坏,消费品价格持续上涨,生产衰退,是这一法案导致的后果。苏联经济陷入“既没有计划又没有市场”的窘境。

国家领导层考虑不周的行为也影响到贸易金融部门。取消国家对外贸易垄断导致消费品短缺。因为一些商品外销可以获得巨额收入,它们在工厂就被买空,根本不会投放到国内市场。包括有色金属在内的一些工业制成品被变成废料或者被当做原料出售。根据专家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生产的消费品有1/3被运出国门。

同时,苏联政府奉行个人主义的金融政策,其后果是居民个人收入大幅上升。如果1981~1987年间,苏联居民的货币收入年均增长157亿卢布,那么,在1988~1990年间,已经达到667亿卢布。在生产增长速度放缓和商品储备减少的同时提高个人收入,导致通货膨胀和消费市场的崩溃。很多食品和日用品都从零售商店消失了。当局对各种食品(肉、奶、黄油、糖、酒精饮料、粮食)实行票证。政府想消除消费品短缺现象,大幅度增加进口。快到1990年的时候,苏联贸易逆差已经达到100亿卢布。

社会和经济局势急剧尖锐化是“经济转型”的后果。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的生产下滑。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家金融制度瘫痪。居民生活水平恶化。国家财政赤字增加(从1985年的189亿卢布增加到1991年的890亿卢布)。国家债务增加。如果1985年苏联的内债是142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2%),在1990年苏联的内债已经达到了566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6.6%)。1985年苏联欠外债约为300亿美元,1991年达到1200亿美元。苏联的黄金储备缩减了90%,从1985年的2000吨到1991年的200吨。因此,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的唯意志论行为,导致国家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陷入深度危机。这种局面推动了苏联的离心过程。

执政党——苏联共产党——的危机是导致苏联被摧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考虑到党在管理国家和苏联社会生活组织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是完全合理的。

改革的思想家提出让党走上“非国家化”道路,目的是把苏联共产党从行政和经济机关的活动的监督者的角色下“解脱”出来。1990年,苏联宪法中宣布苏共在苏维埃社会政治体系中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第六条被撤销。苏联共产党的所有权力都转交给了苏维埃机关。但是没有考虑到,正是党的委员会才是国家管理制度的基础环节。地方苏维埃既没有为此而培养的干部,又没有必要的行政资源。其结果是打断了国家管理体制的关键环节。不负责任和犯罪不受惩罚的浪潮充斥着整个国家。

与此同时,苏共党内的意识形态危机不断加剧。在1990年召开的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思想上的软弱无力暴露无遗。代表大会通过带有一系列含糊声明的《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宣言代替苏共的新纲领。代表大会决定正式允许在党内建立政治“派别”,而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获得最广泛的自主。苏共的思想统一遭到破坏。党内出现了各种派别和集团。最有影响的是苏共的民主派。其拥护者反对“一党专制”,要求“真正的民主”和政治多元化。也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派”,其代表拥护社会主义,但批判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模式”,为争取“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同时还形成了一些其他派别(劳动人民联合阵线,“团结”),它们要求消除苏联“改革”和变革过程中不断增长的威胁。思想上的各种分歧使苏共由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机构一下子变成一个争论俱乐部。戈尔巴乔夫的左右逢源加速了解体进程。

在苏共作为一个统一的组织活动能力衰退的情况下,1990年6月成立了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此前,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苏联唯一一个没有自己的共和国共产党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保留作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

最终,四分五裂、失去了真正权力的苏共无法对抗导致党被取缔、国家被解体的摧毁性趋势。1991年8月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没有被动员起来支持以国家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虽然已经这样,但是1991年6月12日开始成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还是发布命令,禁止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在俄罗斯领土上活动。摧毁苏联的道路终于清扫干净。

戈尔巴乔夫政府的对内政策给苏联造成了沉重打击。苏联社会的激进改革被宣布为新内政方针的主要内涵。就1985~1988年事情的本质而言,苏联领导层为无法控制的政治进程提供了一个开端,其发展导致国家瓦解。改革是在“多一些社会主义!”和“革命在继续!”口号下开始的,而以反社会主义政变结束。

公开性政策是改革的基础。国家领导层认为公开性是社会民主化的基本手段。但事实上,公开性是操控社会思想的一种机制。自由主义力量利用公开性,组织了破坏苏联社会思想基础的有力行动。“民主的”大众传媒在歪曲苏联历史,损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活动家威信的同时,抛出了大量积压的负面信息,诋毁涉及苏联社会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切。为了树立苏维埃国家制度的负面形象,使用所有能够利用的各种借口,其中包括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客轮的事故、亚美尼亚地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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