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回忆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布雷

出版社：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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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回忆录试读：

总序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约30万字，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馆长”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杨天石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凡例

一、原文的繁体竖排改成简体横排。

二、原文中脱、衍、讹、倒之处，均径改，不另加注说明。

三、原文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其中或有跟现今通行者有较大区别，而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由编者加注进行说明。

四、原文中词语与标准用法有不同者，为尊重作者用语习惯及时代与地域差异等，不做修改，一仍其旧。

五、原文中标点符号的使用有不统一及不符合标准用法的，一仍其旧，其中或有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由编者重新标点。

六、原文中的汉字数字不予变为阿拉伯数字，个别阿拉伯数字也不再统一为汉字。但注释部分为统一体例，版本年代及页码均采用阿拉伯数字，以便明晰。

七、所引文章中的纪年，1949年10月1日前的民国纪年一仍其旧，1949年10月1日后均采用公历纪年。

八、原文中1949年10月1日前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机构及职务的称呼均予保留，只对个别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字做了必要的删改。

九、原文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地区自称“中国”“政府”及其政治机构、职务名称、“涉外”用语等，本书均加引号，以示区分。

十、原文中由于作者政治立场等原因，本书做了极个别的删节，不另加说明。但为保留资料的完整性，尊重原文及作者观点，文中难免偶有不妥之处，相信读者自能甄别分辨。

前记

先夫子布雷先生逝世，迄今将两月矣。人天永隔，欲语无从。兹值《回忆录》付梓之日，余重读此三十年来，忧患备尝，甘苦与共之生活记叙，中心凄戚，不能自已！

先夫子一生，诚可谓历尽艰辛。年十六而失恃，二十五而失怙，此一大家庭之重任，乃落于一身，时弟妹众多，皆未成立，宗族乡党诸事，俱待规划、继理。先夫子乃辞去教职，一意家居，日常琐细，无不躬亲料理。盖以此为自身责任所在，不容趋避，虽因此牺牲一己之精力事业，亦无所惜。其服务于新闻界及政界，此种强烈执著之责任观念，始终为其思虑决断之中心。而其健康之所以未能及时挽回，终至日趋衰病，此实亦原因之一也。

先夫子体质素弱，髫龄时即患头痛。《回忆录》中，于历年健康状况，亦多所记载。惟于日常交往，终不愿以病态流露，故虽至亲好友，亦多不知其体力衰弱。壮年服务报界，日夜辛劳，神经衰弱之症，乃益加深。尤以抗战期间，留渝八载，工作紧张，生活困苦，身体更感不支。胜利后亲友有知其衰老者，多劝暂作修养，以期恢复健康。余亦百方譬解，劝以报国之日方长，务以自身健康为意。近两年来，先夫子虽亦于政务稍暇时，或乞假休息，多则一月，少或一周，但身虽居家休憩，不数日而心中又念念不忘京中待理各事。且以国家多难，奈何自身偷闲为责，实从未能达到恢复健康之目的。

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素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社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及中日战起，感于国多艰难，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当万死不辞，此时告退何异放弃责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轻弃帆楫？乃摒除他想，一意任事。至抗战胜利，大敌虽除，而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触目伤心，中心抑郁，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乃时时引咎自责，尝谓人生谁不乐生，但如体力精神已不堪工作，徒耗国力，愧对民众，生不如死，故遗书中，力劝友朋及时努力国事，勿使老大伤悲。是以先夫子之死决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其日记函札，间亦隐约流露此意，他日付印问世，其志当可大白。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不料国事蜩螗，日复一日，先夫子为责任心所驱使，明知健康情形已不胜任，只得勉力为之，终至心力交瘁，死而后已，素志迄未得偿，悲夫！

先夫子五十初度之日，蒋先生曾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八字以赠。此虽诸葛武侯之名言，先夫子自云蒋先生贻此八字，可谓知其最深。盖淡泊为其立身之根本，宁静为其处世之中心；淡泊则所以能与世无争，宁静则所以能坚忍不拔。余与先夫子朝夕相共者三十年，此种性格知之最深，先夫子在日，训示子女恒以“正直平凡”四字相勉，谓能守正直，则不致为环境所左右；能甘平凡，方可透彻了解自身之能力志趣，以谋对国家社会作适当之贡献。世人综论先夫子一生，多以事业文章相推许，不知先夫子自谓对国家不过能尽力，于文章不过尽心，其萦绕中心朝夕与求者，乃在此精神一念；以为人生百年，当谋如何发挥生命最大之能力，以无负天赋各人之神圣责任。此责任固不论大小轻重，但期能精诚专注，全力以赴，贯彻始终，即可不负人生真义矣。

今年夏季，先夫子体弱过度，养疴庐山，一日小坐闲谈，道及近来健康情形，偶谓“先妣谢世之日，年三十九；先考见背，则四十九。吾今年五十九，较先人之寿已长矣”。不料当时无意一言，竟成谶语，今日思之，悲痛曷已！《回忆录》为先夫子所自撰，于二十八年夏续成于重庆郊外之老鹰岩寓邸，自出生至五十岁止，所记为个人求学及工作经历，兼及家庭各事，特为检出先行付刊，至于五十岁后所记，以及论文书札小品等作，亦正在整理收集中，一俟有成，则当陆续付梓，使人虽永逝，而精神文章得以长留人间，供人忆念，则平生之愿足矣。三十八年一月十一日未亡人陈王允默谨识于上海寓所

自序

余于民国二十五年夏，在庐山追纪少年旧事，为《

回忆录

清光绪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一岁

十一月十五日亥时生。

按：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

陈生于浙江慈溪县西张官桥。慈溪位于东南之滨，因治南有溪，东汉董黯“母慈子孝”传说而得名。春秋时属越，秦设县，古称“句章”，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始称慈溪。

慈溪乃浙东名县，地处要冲，山水清优，人文荟萃。曾五出状元，五百三十四名进士。有“鼎甲相全，进士辈出”之誉。

光绪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二岁

正月　嗣母应孺人逝世。

光绪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三岁

六月　三弟训懋（字勉甫）生。是年夏大水。

光绪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四岁

九月　五妹（静娟，即若希）生。

夏患痰厥，昏迷不省事者半日，女佣方氏调护甚至，及长犹佛忆之。

光绪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五岁

先考授余识方块字，至年终每日能识三十字。是年大侄孟扶生，余据短几，吃糖面，乐甚。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六岁

正月随伯母至祝家渡，奉父命拜袁莘畊先生为从业师。

从大哥读书，诵《毛诗》。

大哥是年家居读书，以老屋西之仓屋为书室，即所谓新屋者是也。先父命余从之读，同学者袁耕先表兄，伯母之姨甥也。每晨挟书包入学，午后四五时退，书室之前楹悬治家格言，以是为先师孔子之位，出入必行礼焉。大哥抚爱备至，从学一年，未尝责扑，即呵斥亦不加。

六月，六妹（晓娟，即若华）生。

是年初冬，从母居外家旬日，挟《毛诗》自随，每日请大舅父授新书一章。

按：“大哥”即陈训正。

陈训正，字无邪，又字屺怀，号天婴。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近代教育家、文学家、学者。其性行清正，学识闳洽。早年致力教育，宣扬革命，具著绩效。曾创办主持《天铎报》《生活杂志》《商报》，风行海内。后参与浙江省政，勤求治理，清正爱民。晚年主持浙省议坛，匡济时艰，允孚物望。平生究心文史，著述宏富。有《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天婴室丛稿》《晚山人集》《天婴诗辑》《论语时训》《甬谚名谓考》《伣言》行世，并主持修纂《定海县志》《掖县志》《鄞县通考》等。《传记文学》记陈训正兄弟文章，有助于我们了解陈布雷的兄弟情况，现附录如下：

记陈训正先生——并记训恩（布雷）先生昆仲阮毅成（一）

民国十六年（1927）夏季，有一天中午，先父自浙江省政府出席委员会会议回家，对我说：“陈屺怀先生真是可以敬佩的人物。”他接着说：“今天会议中，民政厅厅长马夷初（叙伦），提出派陈孟扶为某县县长，主席已宣告通过。屺怀先生忽然起立说：刚才没有注意，现在坐在我隔壁的某委员，向我道贺，我才知道，马厅长提案，发表了一位新任的县长。而这一位新任县长，却是我的儿子孟扶。马厅长事先并没有和我或与我小儿谈过，但是知子莫若父，小儿孟扶绝对不是适合于担任县长的人才，尚请主席与各位委员，撤销刚刚通过的任用案，收回成命。”

先父说：“向例，各县县长的任免案，由民政厅厅长提出，经过宣读后，从来没有不通过的，更没有通过了又撤销的。屺怀先生发言之后，会议席上沉默了一会儿。马夷初本来想讨好屺怀先生，却讨了一场没趣，也就未再起立有所说明。主席乃宣告，原案由民政厅撤回。”

民国十六年（1927）时期的浙江省政府，人事常有变更，但屺怀先生与先父却始终是参加的。先父初兼任司法厅厅长，后以司法改制，乃专任委员。屺怀先生则先后担任过常务委员（当时除主席外，并由委员会互选三人为常务委员，须经常到府办公。省政府对外一切公文，均由主席与常务委员共同署名）兼杭州市市长，与兼代民政厅厅长。

屺怀先生原籍为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生于民前四十年，原名训正，笔名玄婴。他是属于长房的。他的二叔父无子，以三叔的长子训恩先生为嗣。训恩先生就是布雷先生，又字彦及，笔名畏垒。同胞兄弟七人，依次为训懋，字勉甫，十七岁时即已逝世；训慈，字叔谅；训恕，字行叔；训悆，字叔兑；训惠，字叔时；训愿，字叔同。

屺怀先生少年时，即应浙江省乡试，中式举人。布雷先生十五岁时，即在宁波应院试，录取第五名，为慈溪县学生。十七岁到杭州，入浙江高等学堂肄业，监督为吴雷川（震春），英文教师为邵裴子（长光）先生。布雷先生对邵先生甚敬重，每与我见面，必嘱于返浙时问候之。

我与屺怀先生见面，已经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四月。先是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九月二十六日，公布了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浙江省政府首先着手筹设。并报请行政院以徐青甫（鼎年）先生担任议长，而以屺怀先生副之。屺怀先生时避难在家，乃于开会前到达浙江省政府的临时省会永康县，住在下塔寺。

民国三十年（1941）冬季，浙江省政府拟设立浙江省史料征集委员会，以为重修浙江省志的准备工作。我因屺怀先生在民国初年所主修的《定海县志》〔五卷，首一卷。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内政部藏直部〕，与余樾园（绍宋）先生在民国初年所主修的《龙游县志》，皆属体例新颖，内容完备，可以为重修浙江省志的范本，所以想请他们两位，担任征集会的正副主任委员。因两位当时既同在浙江省临时省参议会议事，又皆住在永康，与省政府所在地的方岩相邻近。公务接洽，至为方便。结果是余先生答应了，而屺怀先生则来信，另有意见。他所说的旧有志书，无一可存，益可证明省志有重修的必要。他所提的先训练方志调查人员，派赴各县，于一年内完成各县新志，在步骤上亦属正确。但是，工作尚未开始，而敌人于三十一年（1942）五月，进攻浙赣路。浙江省政府仓皇撤退，以致屺怀先生的建议，未能实现。

在浙赣路战役之时，永康迅即沦陷，徐青甫先生离开浙境，辗转而到了重庆。屺怀先生则也在匆促中，退到了福建。三十一年（1942）十一月十五日，省临时参议会在浙东战役的残破之余，勉强在浙江省的新临时省会云和集会，适奉行政院令，以浙省临参会第一届任满，应成立第二届。省政府以徐议长一时无法东来，遂呈请以屺怀先生任议长，而以余樾园先生副之。

三十二年（1943）春，屺怀先生，自福建南平，回到浙江，住在云和，主持议会。他对我说：“我已七十二岁，身体不好，不能不有家人在旁照料。思将小儿孟扶相托，在民政厅任一职员。此子笔墨尚可，人品亦佳，当可对兄有所助益。我向不愿以私事干人，但与兄谊属世交，可谓有通家之好者，故敢奉商。”我说：“自当如命，先派为民政厅视察。”他说：“兄尚未知其人，当嘱其日内先行奉访。”我说：“我于十五年前即已知其人了！”他乃大为诧异，坚问究竟。我乃引述民国十六年（1927）先君所言之事。他乃笑着说：“当时确有其事，我今日所欲奉告兄者，仍系十五年前之一语，即此子断非百里之才，兄切勿命其为县长。”他又说：“令尊与我素属知好，彼能将老朽当年发言，归以转告，诚属教子有方也。”

浙江省第二届临时参议会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六时半，在云和大成殿举行第一次大会开幕典礼。屺怀先生以议长身份，担任主席，并致词：

今天是本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在这多难的时期，得和各位同人，聚集一堂，共同商讨战时省政的一切兴革事宜，本席特感兴奋。尤其今天党政军长官及各位来宾，莅临指导，更为欣幸。但同时环顾本省现状，残寇依然负隅，同胞犹在水深火热之中。善后复兴的工作，还待继续努力。艰苦的时日，正伴着时代巨任，向我们的肩上累积，则又深凛本会当前责任的重大。

本省因为地处海滨，迫近前方，已为抗战建国进程中重要的一环。因此，也为敌寇流窜思逞的区域。我们回顾过去敌寇一年一度的窜扰，这惨痛的历史和血的教训，使我们更认识今后一切适当措施的迫切。我们再检讨这一年来整个的战局，已跨进了最后胜利的阶段。建国工作，也因分途并进，而奠定了百年的基础。因此，我们的措施，已不仅是消极防止金兰残敌的再度流窜，而必须积极的准备肃清省境寇氛。同时促进一切建设事业，使迎头赶上，配合整个局势的进展。省政当局，在这时召集本届第一次大会，实含有很大的意义。这是我们所应共同体认，而必须集中意志，贡献意见的。本席以为在目前状况下，地方兴替业务，千头万绪。而其重心，则有两点：

第一，在固结人心。人心是群力的源泉，有了固结的人心，才能真正动员全体民众。而固结人心的根本，在于澄清吏治，树立廉洁的政风。地方亲民的官吏，一定要廉勤自励，艰苦不移。与人民共甘苦，同进退，视民如赤子，则必可增进人民的共信，使人民因信仰而生出共同奋斗的力量，而达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目的。转移这种风气的关键，在于用人才德并重，而寄其监督的责任于社会的公评。使好人更能励奋，坏人有所警惕。同时奖进忠义之士，做人民的榜样，普遍激发爱国的热忱，以转变社会的风尚。过去敌寇窜扰浙东的时候，我们固然有很多的优点表现，但同时也暴露了不少弱点。归纳起来，就是人心还没有充分固结。我们要检讨过去，发扬我们的优点，固结人民的意志，确确实实的做去。这对于推行新政，培育地方自治的基础，都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切实推动抗建国策的要图。

第二，在充裕民力。现代的战争，是国家财力的总决赛。有了一致的人心，还必须有充裕的财力，以资配合。本省自从海口封锁，宁绍沦陷，鱼盐之利，已失去了一部分的丰饶。谈到粮食，本来不够，工业也还是落后，加以敌寇数度窜扰抢掠，省际运输又受了交通工具的影响，省内供求，渐渐失去了平衡，而有物荒价涨的现象。这在一时虽然不无痛苦之感，但实际是发展地方实业的好机会。我们对于一切适应抗战需要的政令，以及本省增粮的政策，必须全力支持。对于工业的生产，尤必须趁这时机，力谋扶植。省内小工业和手工业原料的供给，土制品和代用品的研求奖进，水陆运输的力求畅捷，地方赋税的从事调整，这对于增进生产，充裕民力，都有莫大的关联。此外为目前一般人所迫切要求的，是限价政策的如何适当运用，以矫正物资外流货弃于地的畸形状态，这也是值得深切注意的一点。我们的最低限度，必要做到本省能自给自足，以活泼经济，充裕民力，增强战时地方的实力。

上述两点，都是本省应该继续促进的要政。我们对于省政府的励精图治，以及年来提倡工业的决心和成就，极表钦敬。省内许多工业，能在战争的烽火中，逐渐萌芽茁长，以适应战时迫切的需要，这都是省政当局努力的结果。我们再检讨第一届历次大会的议案，政府都能分别采纳，为适当的措施，尤可见省政府求治的殷切。本会是政府与民众间一种转捩的机构，是代表民意，促进地方自治由训政到宪政的桥梁。各位同人，或系地方耆宿，本党同志，有的还是本会第一届的老同仁，办理地方事业，致力抗战工作，都有很悠久的历史和成绩。这次来自各地，对于人民的疾苦，敌伪的情态，以及省政应兴应革事宜，当然都很详悉。希望就政府求治之切，权衡缓急轻重，估计人力物力，各抒所见，制定为地方民众谋福利，以适应抗建国策的方案，建议政府实施。必使“议而能决，决而能行”，前者是在本会同人的努力，后者则希望政府更能虚衷采纳施行，以共同艰苦奋斗的决心，完成当前艰巨的使命。

本席年力衰迈，再度滥竽议席，深惧没有建树，还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五月十一日上午六时三十分，仍在云和大成殿举行休会典礼。屺怀先生致休会词：

本会这次大会，为期恰为两周。在这两周期间，各位同仁对于本省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教育、建设各部门，都曾经过了一度详密的检讨，分别作成实际需要的议案，以供政府的采纳。这种昕夕研讨和衷共济的精神，以及促进抗建国策的决心，是我们所应继续保持相互策励的。今天在这极端的和谐情绪中，圆满举行休会典礼。本席愿以恳挚之忱，表示几点希望：

本会的职责，是在沟通政府与人民间的意志，以促进地方自治，完成抗建国策为中心。现在大会虽已休会，而要达成这种使命，仍有赖于会务的继续推进。决议各案执行的进度，以及今后各地的民情政况，都有一个密切的联系。因此，不仅驻会同人，要时时听取政府的报告，明了议案执行的情形。就是离会的同人，也应深入民间，勤求民隐。一面宣示政府抗建国策，促进人民卫国的热忱；一面则详研地方利弊，随时以所得报会，以备继续建议政府，采纳施行。务使人民与政府，能切实合作，共信共行。大会推定各区县考察人员，以及散回各地的同人，希望能依照本会的职责，为战时省政的兴革而努力。

回忆这次开会期间，本会同人向大会报告各地政情的时候，政府长官同时到会出席，使民隐更能通达，兴革更易为力。这固然表示本会同人诤友立场的严正，也可证明政府关心民瘼，求治的殷切。这种团结的精神，是促进郅治的基点。我们相信政府今后必更能虚衷采纳本会的建议，本会愿与省政当局，继续这种切磋的精神，以完成战时地方的设施。今天趁这休会典的时候，特向党政长官，各位来宾，敬致迭次莅临指导的谢忱，并祝各位同人珍重为国。

所惜者，屺怀先生以高年而遭逢战乱，益之以议长的重任，遂使其衰弱之躯，终告不支。而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秋季，在云和逝世，享年七十三岁。老成凋谢，浙人皆为哀悼。丧闻，布雷先生特自重庆来电，至感悲痛，并托我相助孟扶兄，办理身后各事。我亦遇事以函电报告，布雷先生复先后来电，再三致谢。

民国三十三年（1944）十二月五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前浙江省临时参议会议长陈屺怀，性行清正，学识闳洽。早岁致力教育，宣扬革命，具著绩效。嗣参浙江省政，勤求治理，遗爱在民。迩年主持浙省议坛，匡济时艰，允孚物望。平生究心文史，翼扶世教，著述宏富。乃以撄心国难，遘疾逝世。追念勋勤，深堪悼惜。应予明令褒扬，以重耆贤，而资矜式。此令！（二）

记述了屺怀先生，我想也记述布雷先生。但知道布雷先生生平的人甚多，友朋中与之有往还的也不少。所以，我只想提到他对国事的忧劳，实属由来已久。民国二十六年（1937）三月九日，他的弟弟叔谅兄，自杭州写信到南京给我说：“家兄二月来，工作紧张，近来睡眠甚为不良。……去冬，蒋先生自奉来杭，家兄俱来，酬对与文字工作甚忙，晤见时谓精力实感不支。惟以西安变起，自以未共患难引疚，故尤不能不勉力效命，今后在情理上，益难遂其退还初服之愿。盖恬淡自恃，而事势已不容其自脱。其心境，固有他人所不知之痛苦也。”

民国二十七年（1938）七月下旬，我在汉口，忽奉回浙之命。我到武昌胭脂坪去谒见布雷先生，问他是否系他所提名，并表示拟向中央请辞。他一再地否认系其所推介，并一再地勉励我遵命回浙，以为中央与当时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季宽（绍纮）之间的桥梁。他又当面交给我一本密电码，说是可以随时与侍从室直接通电报。我说：“我如决定受命回浙，也就决定不需要用这本密电码。”布雷先生微笑地说道：“兄言甚是。”我的本意是在浙江境内拍发电报，黄季宽必定有办法知道。我不经过省政府而直接上闻，黄季宽也必定不高兴。这样一来，我的桥梁工作也就做不成了。我并未明白说出我的想法，而布雷先生却已经了解了我的想法，并且认为正确，其通达与精细，均属不可及者。但是布雷先生还是命我将密电码签收带走，此后每年还换发一次。追随布雷先生多年的陈芷汀（方）兄，在民国三十年（1941）九月十八日，自重庆写信给我说：“汉皋快聚，前尘如昨。抗战大业，功程九十。其间悲欢离合慷慨惊奇之事，推己及人，盖已不可罄述，要足想象得之，而信胜利之必属于我也。我兄奋志前方，艰苦倍甚。而呈报官牍，经年未睹。惟其不矜不伐，益征有守有为……”这就是说我从来未用密电，直接上闻。

我到了浙江省政府之后，有一天，黄季宽对我说，他正在研究密电码，任何密电，他都有办法翻译出来。他忽然大笑地说：他之所以作此研究，是为了常常在无线电台中，截获了敌人的军事密电，所以要立即翻译出来，借以判断敌情。他虽则如此说，但是他一定会怀疑我有与侍从室直接通电的密电码，而故意对我作此表示。

民国三十年（1941）五月，我自浙江到重庆出席全国行政会议。因闻敌人将进犯浙东，未及会议闭幕，即匆匆飞经桂林，转车返浙，从事应变。我在会场中，写一便条，向布雷先生辞行。他立即复我一笺。

抗战胜利之后，宪法公布，全国将举行大选，我思辞去当时所担任的职务，竞选立法委员，乃函商于布雷先生。他回信说：“承示，愿活动立委。以兄之资望与乡评，实属最为适当。惟现职能否摆脱，而接替者，恐殊难其人，此则必须与京中有关诸友商之。以弟观察，因选举监督种种关系，恐兄亦难于在短期内求去。尤其困难者，一经传出，对兄现职之逐鹿者必多，或反引起得失之纠纷，故亦不能不以为虑也。”果然，中央不准我请辞，直到选举办完之后，才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七月，浙江省政府改组时，接受我的辞职。

我离开浙江省政府之后，布雷先生一再地要我到上海《申报》，去任主笔。其时，他是《申报》的常务董事，对报社的笔政，至为关切。而我则因已接受新群高中董事会的推举，兼任该校校长，这是在抗战期间，我们为救济战区学生，自己出钱出力所办的学校，向由我任董事长。我们正在西子湖滨，南山路上，新建校舍，实在无法离开杭州。但因布雷先生的盛意见约，乃于七月十五日晨，到南京去当面说明。布雷先生与我谈了一小时许，都是力劝我到《申报》去的话。对我所提出的几点考虑，他都认为不成问题。并且再三地说，京沪相距甚近，社论如何着笔，可以随时见面商讨，或用长途电话商酌。我还是一再地辞谢，他才答应我过一段时期再说。

十一月十三日晨，我因出席中华民国法学会年会，再到南京，则布雷先生已于前数小时逝世。我先赶到他的家中，再赶到中国殡仪馆。人天永隔，我真是有负这位老报人的期望。不料在1954年，我忽在台湾，奉命担任《“中央日报”》的社长，并且因为没有人愿意任总主笔，只得由我自己兼任。是则布雷先生要我主持笔政的愿望，在其逝世之后的六年，终于成为事实。而我在《“中央日报”》工作时期，幸无陨越，亦可告慰于他的在天之灵了。

布雷先生的灵车，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一月十九日下午，经京沪杭铁路到达杭州城外南星桥车站。我到南星桥去迎灵，并执绋送至四明公所暂厝。洪兰友兄自南京随车护灵到杭，当晚来我家中见访。他说：现在军事失利，真是兵荒马乱之时，又值岁暮天寒之日。死者以入土为安，已与布雷先生的家属商定，即行下葬。墓地已选定江干的徐村，日期已选定十二月十日。届期我到徐村送葬；上午十时半入穴。天寒路远，送葬者不多。徐村为自江干入九溪十八涧必经之地，越十里郎当岭即可到天竺灵隐。我在少年时代，常与同学游山，每尽一日之力，遍历九溪及沿山诸胜。以论风景，则徐村确属千古佳城之地。布雷先生长眠于此，亦可使湖山益为生色了！（三）

布雷先生的弟弟行叔，是我于民国十七八年间在巴黎大学求学时期的同学。他身体一向不好，我在巴黎大学考完了毕业考试，他则因病未能与试。他后来到德国养病，住在柏林。我夫妇于民国十九年（1930）冬天到柏林，他冒着严寒陪我们游览，还同在俾斯麦铜像前共摄一影。民国二十年（1931）春，他在柏林逝世。我将这张照片，在南京送给布雷先生，留作纪念。他手足情深，哀感异常。

至于叔谅兄，我于回国后在南京相识，恂恂儒雅，立即成为文字之交。民国二十一年（1932），他回到杭州，任省立图书馆馆长，并兼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的教课。浙江省立图书馆总馆在外西湖，就是珍藏《四库全书》的文澜阁原址。分馆初在大方伯，后迁蒲场巷，与浙大为邻。叔谅兄最大的贡献，是举办了一项浙江文献展览，对两浙文物的搜求与考证，都尽了很大的力量。

抗战军兴，《四库全书》由浙江省政府后运。叔谅兄乃随同浙江大学后撤。民国二十九年（1940），浙人因浙江大学撤出浙江省境，浙江子弟无处升学，乃创议另办战时大学。浙江大学乃推叔谅兄与郑晓沧（宗海）先生到当时的浙江临时省会方岩来疏解。晓沧先生，是布雷先生于清末在浙江高等学堂求学时的同学，且颇为知好。我劝他们两位，向浙大建议在龙泉办一所分校，以利浙江青年，果为浙大所接受，即以郑先生为分校主任。现在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杨忠道先生，平阳人，便是当时刚从浙江省立永嘉中学毕业，经郑先生特许，进入浙大分校求学者。其余所造就的人才，亦复不少。

叔谅兄与我通信最勤，簪花小楷，常写满信纸十数张，自治学、治事，以至知人，无所不谈。我到了台湾之后，认识了现在的“中国文化学院”院长宋晞先生，才知道他就是叔谅兄的快婿。而叔谅兄的女公子陈约文也曾在《“中央日报”》，与我一度共事。我与他们夫妇谈到叔谅兄的函札，他们都说连年战乱，亲长的手泽皆已无存，我乃将我所保存已久的叔谅兄的先后来函数十封，除选留下了一封，作为纪念外，悉数送给他们贤伉俪了！

至于布雷先生的另两位介弟，训悆兄与叔同兄，因同在台湾甚久，来往颇多，不及细述。

所以，屺怀先生与布雷先生昆仲共有八人，除两人早逝外，其余诸位，我均有机会受教，或是论交，真是极为难得的事。（《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六期）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七岁

是年，以大哥不常家居，先考亲授予读，诵《毛诗》及《尔雅》。

苦《尔雅》难读，请于先考，愿易他书，先考命之曰：“此书非幼时先读不可，汝长自知之。”先考承先大父遗志，经纪里中自治公益教育慈善诸事，族中长老，常过予家，即就书室与先考谈，先考必命辍读侍坐，且教以进退应对之仪。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八岁

从族父小坨先生读，读《礼记》。

是年，先考延族父小坨先生馆予家，以祖堂东屋楼下为书室，同学者族兄和龄（小坨先生子）、余麟诸人，三弟亦于是年上学。

八月，七妹（淑娟）生。

斯时，余家兄弟姊妹六七人，居室逼仄，人口众多，且须具馆师膳，皆先母躬亲料理之，乳媪二人以外，仅灶下婢一人，以是先母体日衰。顾于予等督教备至，夜辍读归，先母坐灯下治缝纫，必命余旁坐读书。先伯母则每夕过余家，与先母谈家常。伯母嗜水烟，每至，余姊及余兄弟奉茶烟甚勤，伯母抚爱甚至，一室融融，必至戌初始归寝，所常坐起者，即为祖堂西之一室。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九岁

从徐二沆（尔康）先生读。同学者三姊四姊及三弟，书室移设于东楼上，楼下则吾父居之。徐先生为吾邑南乡人（其所居曰官路沿），与先考为同学，以小坨伯父老病，先考乃延徐先生课予等读。先生深目高颧，好深思，习医术，督课极严。

是年春读《礼记》卒业，继读《春秋左氏传》，傍晚读《唐诗》，日课一首。

其时维新变法之议甚盛，先考及大哥均以为八股必废，故不欲予先习四子书，而以五经立识字为文之根基。是年清廷果下诏废八股，改以策论课士，旋复诏复其旧，大哥以为八股之运命必不久，且本为高明者所不屑为，何必以是苦童子，先考深韪其言，徐先生初不信，大哥力陈其理，亦释然。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十岁

仍从徐先生读。本年三姊（素娟）辍学，魏梦麟表弟来附读，大侄孟扶亦同学焉。

三月，《春秋左氏传》卒业，接读《书经》，始习算，傍晚则记诵《龙文鞭影》故事一二则。

自去年起，先考常于课余为讲述《廿一史约编》，本年徐先生授余《廿四史弹词》。

余是时颇有意练习作文，先考及兄不之许，谓此时且先读书耳。春间闻人言，叶经伯（念经）先生有子名虎儿，长余数月，为论说文已成篇，益羡慕不能已。坚请于父师，始命学作史论，然笔墨思路均拙滞。四月，大哥阅余课文，乃以《增广古今人物论》一册授余，教以议论文作法，自是始稍有进步。是年秋，冯君木先生来余家访大哥，先生年少有文名，丁酉以拔萃授教谕，余是时已知拔贡荣于乡荐，私念使余得为冯先生，岂非人生快事乎？

九月订婚于杨氏（宏农），作伐者叔舅杨石蚕先生，大哥在緐露祠结社读书之诗友也。

余七八岁以后，性行顽劣，体既弱，乃好戏侮弟妹，先母常叱责之，余屡改而屡犯，母氏尝流涕责戒，谓尔天姿虽佳，如此志行薄弱，父母均将失望矣。自此益思在学问上努力，以博母氏欢心。三弟（训懋，字勉甫）性厚重沉着，故母氏益爱之，余虽羡三弟，然未尝妒之，但自憾意志薄弱耳。

十二月八妹（婉娟，即瞻华）生。是日岁除，悬像祀祖，母氏料量祀事，薄暮始休息，未几八妹生，吾母之劬劳可想矣。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十一岁

仍从徐先生读。四姊（若娟）亦辍学，其他同学如旧。

诵《书经》已卒业，接读《周易》。先考以《书经》《易经》（《周易》）均艰深不易读，恐易窒性灵，商于徐先生，每三日命余诵《昭明文选》一篇，必能背诵始已。

是年读《舆地歌括》，自是对天文地理略有基础知识。

徐先生自去年起从大哥习算，应求志书院月课，往往获隽，对数学大感兴趣，课余习算甚勤。夏习完四法，接授代数。童稚之年，对算理不能领悟，依题练习而已。是年起有夜课，必至十时后始辍读，放学时大侄最先，梦弟三弟次之，余最后。以作课时间太长，常患头痛发热，又不敢直告先生，即请假亦无效，退又不敢告母氏，因母氏须照管一弟四妹，未可再劳，每病作，悄悄登床自睡，明晨热亦自退，又上学如常。

是年有拳匪之乱，每闻大哥归家与先考谈时事，始知中国国势之大概，亦常自大哥处得阅《时务报》等刊物，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顾独喜阅之。

冬月某日，大哥嘱大嫂（魏思德）治食，邀余往食汤团，食毕，课予以英文字母，盖大哥望余成学之切有如此者。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十二岁

仍从徐先生读。同学者仍如旧。

习《易经》既毕，温读已习诸经，并授《公羊传》《穀梁传》，每旬日课文三篇，以三六九为课期。是年习代数一次方程毕，徐先生望余心切，乃继授以几何，用《形学备旨》为课本，教以三角形圆形诸原理，余毫无基础，茫然不解，而徐先生不察，以为惰也。某日为族父懿炳伯寿辰，会宾朋于其家，徐先生以三角形内容圆之一题，命余解答，余实不能答，至薄暮未缴卷，徐先生禁闭之，谓不答即不能出书室一步，而自己则易鲜衣往吃寿酒去矣。余悲愤失望，益无心习算，赖邻人缓颊始已。此事先父亦不谓然，旧时塾师之不明儿童心理往往如此，余后来习数学不落人后，固赖徐先生之教，而对形学格格不入，亦徐先生为之也。

是年五月，四弟训慈（叔谅）生。先母连生四女，至是又得一男，阖家欢喜。

冬日徐先生以病请假，大哥来代课，时大哥已习日文，方游日考察农业归，每日挟《养鸡全书》一厚册，且课读且翻译焉。大哥命余学作诗，秋日成《苦雨》一绝：“游子浮云梦不成，挑灯独坐夜凄清。明朝欲向横塘路，大雨潇潇久未晴。”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十三岁

与三弟（训懋）出就外傅于三七市董氏。时三弟仅十一岁，邻人以为太稚，不宜离家。吾母望余等成学，不顾也。是时吾乡董、叶二氏为提倡新学之中心地点，叶经伯先生及董子咸、子宣二先生均轻赀财、好宾客，吾邑有志改革之士，如陈山、钱去矜、魏仲车、钱君勰、胡君诲诸先生与大哥等，常常会其家。今年叶氏设日文讲习所，延日人山森等主讲，董氏则聘姚鲁彦先生设馆授子弟以英、算，故余父母命余兄弟往董氏就学焉。

正月至董宅就傅，董蔼堂（佐宸）先生授中文，习《四子书》（即《四书》），阅《纲鉴辑览》，均上午课之。姚鲁彦先生授英文及笔算，均下午课之。同学者董佑钦及弟二人董君夷、君执昆弟，又董凤西先生之子尤青，及余兄弟等共八九人，董君贞柯亦奉母命来学英文，余与贞柯缔交自此始。是年与董氏群从相识，觉友朋之可乐，获交季劭、少相昆季，皆性情笃厚能自爱，季劭与余善，少相与三弟极相得，过从几无虚夕，季劭兄弟扼于其兄，不获同习英、算，甚惜之。

八月，大哥举于乡。十一月二姊归叶表兄德之。其时大哥提倡新学，以自然科学之研究相倡导，又同情于颠覆满清之革命思想，既中学，友人群以相谑。大哥于二姊于归时张筵会宾客，揭一帖子于书室曰：“问新贵人以何为目的？处旧世界也算有面光。”盖已有文字通俗化之趋向矣。

冬尽，自董氏归家度岁，阅作新社刊行之《万国历史》及《世界地理》，常为两姊及弟妹讲述之。

按：董、叶二氏皆三七市望族。董氏馆由名士董子咸、董子宣兄弟主持。而日文讲习所由叶经伯主持。目的在于提倡新学，培育人才。慈溪近代名士多出其门下。

董贞柯，陈布雷同学、密友。曾是“覆满同志社”成员，曾任效实中学上海分校主任、宁波启明女中教务主任。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十四岁

仍与三弟就董氏读。从蔼堂先生习中文，姚鲁彦先生习英文数学，关于史地及理化常识，则鲁彦先生时时指导余等自学。夏，鲁彦先生以事离馆，何旋卿（其拒）先生代之。是年春习《四子书》毕，董先生命余就所习之群经及汉魏文温习之，并命读唐宋文，且习作《四书》《五经》义等。以董先生体弱，所作文有时封寄大哥改削之，顾大哥亦事繁，故余此一年于作文方面进步最少，且年渐长大，虽有严师，而无畏友以相砥砺，致为学不能专一有序，唯鲁彦师则常于课后招至其室，训迪鼓励无所不至，稍得自免于荒嬉。

是时子咸、子宣、去矜、经伯诸先生及大哥等经营出版事业于沪上，输入新书及报纸杂志甚多，董氏斋中堆积盈架，暇辄往取读，尤喜阅《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杂志，有时于夜课向子咸先生借读，翌日午前尽一卷而归之。子咸先生常戒予为学不可太贪，贪则伤身损智，余为求知欲所驱使，泛滥涉猎，有如饕餮，不能从其教也。

少时喜模仿，不解所以而好为趋时之举。此一年余有幼稚之举三：（一）与贞柯、君夷及三弟组“覆满同志社”，辟一密室，请画师绘一墨笔黄帝像悬室中，相率礼拜之，且习为革命之演说，一也。（二）以俄国革命有女杰苏菲亚，谓吾邑亦当有一苏菲亚，乃竭力教董氏表妹名椿仙者以文字，怂恿其父纫佩姑丈令其读书于上海爱国女学校，鲁彦先生等竟从而助之，卒底于成，二也。（三）威博之父冯三（德成）先生来董氏，余以一童子与谈种族革命之大义，冯三先生以其幼稚可笑，故作不解以叩其竟，且时时反驳之，谓尔虽有此志，汝父且欲汝入清朝试场则奈何？岂有革命家而学作制举文字者乎？大窘无以应，遂不为《四书》《五经》义者一月，经父师督责始复为之，此又一极可笑之事也。

冬十月，父命应童子试，心不愿而不敢违。随父入县城观场，场中文字草草，榜发置第一五一名，与考者亦一五一名。父大怒，即日命归家，谓教汝读书，乃居阖邑童子之末，辱门楣甚矣。余亦懊丧，愿更试第二场。父不许，遂废然归。母亲询知之亦大不怿，余遂不再往董氏，闭户思过，以为不雪此耻，何以对父母？及府试期近，坚请再往一试，父母知余有悔意，顾仍不许，谓此去再取得一末尾资格以归，只益辱耳。余悲怅无以自明，二姊知余志坚，则询余真知悔乎？慰励百端且为请于母氏，母氏言于父，勉强许之，遂买舟往宁波就试。

十一月应府试，主试者萍乡喻先生（兆蕃）。自以早年科第，欲拔幼童列前茅，于考生年在十七以下者，均为别置试场于内堂而亲试之。余文实不佳，喻先生故意降格相看，第一试《四书》义置第十一名，第二试为史论置第一名，第三试为史论策问各一篇置第四名，第四试为策问时务置第二名，第五试《五经》义，试毕未发榜，召余一人至其内署书室，亲授论策题各一面试之，并为具馔，引余见其夫人，试毕赠予湖北局刻《古文辞类纂》一册，命老仆高升送余归寓。翌日总榜发，列第一，父始色霁。时风雪甚，寓中诸就试者均已先归，余随父买舟归，过父执孙以文先生家，以文先生以手拊余背曰：“汝所以得此，乃县试失败之所激也，不患蹉跌，患不能自奋，宜永记之。”

是年七弟训慜生，生而美慧，逾年即殇，吾父母惜之甚。

按：喻先生（兆蕃），应作兆藩（1862—1920）。萍乡上栗县镇清溪村人，字庶山。光绪十一年（1885）选为拔贡，旋即中举，十五年（1889）中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宁波知府，宁绍台海防兵备道。为官清正，热心教育。有《问津录》《温故录》《既雨轩诗钞》行世。

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十五岁

二月至宁波应院试，录取第五名，为慈溪县学生。予幼时体弱而好荒嬉，常贻慈母忧，至是始稍慰母心。

三姊（素娟）于归陆氏（思圻）。

偕三弟入慈溪县中学堂肄业，予列甲班。三弟列乙班。

慈溪县中学开办于两年前，主持者不谙教育，未见如何成绩，本年由县学训导仁和关来卿先生（维震）任监督，稍稍革新之。时主讲中文者为陈山先生（镜堂）、蔡芝卿先生（和铿）、蔡芳卿先生（和锵）、陈季屏先生（祥翰）；主讲英文算学者为胡志程先生（哲良），体操亦胡先生任之。内分三班，甲班又分二组，洪君苓西（锺美）程度最高，为甲班甲组生。余与冯仲肩（堪）、冯威博（度）、陆蒙艺（羽光）、董铁珊（劦）、茅咢言（启谔）等均为甲班乙组生。裘由辛（遹骏）、洪全堂（曰沛）、陈子翰（庆标）及三弟均为乙班生。内弟杨志成、仲末均为丙班生。全校同学约三十人，分东西斋居之，每二人占一室，寝室与自修室合，教师兼任管理，每夜就寝后必巡视各室，余及三弟居蔡芝卿师之对门一室，芝卿师监护周至，即饮食寒暖之微，亦负责指导，后来学校所不常见也。

校课午前为修身、经学、史地与国文，午后为英文、算学与体操。余是年于历史地理所得最多，地理习谢洪赍所著《瀛环全志》一厚册，历史阅《通鉴辑览》半部并习《万国史纲目》完。校内生活简朴，用青油灯，老仆邹成孝每半月携菜油一小瓮及食物少许来校一视余兄弟，每次均携来制钱六百文供余兄弟之零用，剃头洗衣购果食均取给焉，缴学费以外，不见整个之银币也。

校中规定每星期作文一篇，列最优等者记功二次，优等记功一次，中等无功过，下等记过一次，最下等两次，又有临时试验及学期试验，县令亲至课之，凡学业成绩每积一功奖银币二角，县令亲课时视课业优劣奖银币二圆至五角，余与三弟半年内以所得者积累存储得二十一圆，暑假归以奉母，母氏大喜，嘉余等不妄用也。

在校与洪君苓西、冯君威博交最笃，洪君长于余，视余犹弟，冯君与余年相若，而天资颖异，为学勤奋，为全校所爱重。

是年夏吾邑成立县教育会，钱君勰、王容子、林黎叔、俞叔桂等均热心与其役。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十六岁

仍肄业慈溪县中学堂。

本年由鄞县毛价臣先生（宗藩，清末宿儒，有《峡源集》行世）授中文及经学，蔡芝卿先生任史地，芳卿先生任算学，胡志程、沈子刚二先生分授英文及体育。

毛先生为鄞县之宿儒，邃于经史，一时称淹雅，顾余等年稚，学问又浅，未能领悟其所教。先生耳重听，性情孤介，态度尤冷漠，而课徒严。某日，授经学，责詈过当，同学咸不平，次日复上经学课，相率迟迟不赴讲堂，关先生来督责，始挟书入堂，则毛先生拂袖归室不复出矣。关先生大怒，欲革斥诸生，而同学九人竟上书请去毛先生，且出校以示决绝，既出无所归，结队寄宿于城中冯登青（梯云）同学之家，相持凡三日，各生家长咸闻讯来校，慈湖旧同学数人出而调停，乃各具悔过书仍返校肄业，校中悬牌各记大过一次，风潮始平。然毛先生竟因此辞职。事后同学窃闻蔡芝卿先生昆季相语，谓“以毛先生之学问而诸生竟哄逐以辱之，我辈不复有教人之资格矣”。同学闻之咸大悔戚，其幼稚如此。

四月，五弟训恕（行叔）生。

四月初六，先妣以产后症逝世，享年三十有九。距五弟之生才二小时，余自兹为无母之人。

月初，余以陈氏义母某孺人之丧，奉父命请假往送葬，事毕将回校，到家一转，禀辞母氏，母氏卧楼上，女佣传母命止勿上楼，仅谓好好读书留心冷暖而已，予凄然心动欲一见母氏，女佣谓汝母腹痛无大病也。到校之第三日，老仆邹氏自家来，迎余兄弟归，谓母病甚矣，遂与三弟徒步归，过皇桥值大雨，狼狈甚，心知不祥，忧急无似，至里门遇承志族叔祖，询母病如何？曰不起矣！与三弟惊痛大哭而入，则母氏已移灵于堂。吾母柔嘉淑慎，好损己益人，佐吾父拮据持家二十年，以勤将俭，爱令誉甚于其身，思虑绵密而治事周至，育五男六女，卒以产殒，年仅三十有九，邻里悼泣，出于至诚，吾父之痛，更可知矣。

四月十二日仍回校，每值虞祭，即与三弟步行自城归。

是年夏，寓城中正始小学者匝月，从冯敦善君学英文，以理化初步为教本，威博同学焉。

慈溪县中学校下学期大刷新，聘钱吟苇（去矜）先生为学监，冯汲豪先生（毓孳）授经学，冯君木先生开授国文，钱君勰先生（勰群）授博物理化及音乐，诸生益蹈厉向学，慈湖中学之名大著，与奉化之龙津中学几相颉颃焉。

余自本年上学期即以课余问业于君木先生之门，至是正式从学，先生评余文条畅有余而凝谧不足，教以选字修辞炼句之要，谓“文从字顺各率职”，知此七字，乃始可以学文。每周于校课外，选古人文字四五首令余等讽诵之，且令课毕往其家讲论，冯先生热情恳挚，同学有尺寸之长，则誉不去口，善诱曲譬，务令获益而后已，所居槐花树下，门弟子常满坐焉。

按：冯君木（1873—1931），名，号回风，浙江慈溪人。先生天资聪颖，遇目能识。精于经史词章，治学谨严。才思敏捷，文章渊雅。书法气势宏大，点划精到，自成一家。为“慈溪三才子”之一。民国间，与陈屺怀等创办“国学社”“剡社”。著有《回风堂诗文集》《回风堂词集》。陈布雷自是年正式从其学，为后来雄文打下坚实根基。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十七岁

奉父命转入宁波府中学堂肄业。

宁波府中学堂旧名储材学堂，去年改今名，喻庶三先生锐意改革，以刷新教育为己任，本年改聘关来卿先生为监督，充实学科，扩充学额，去年冬招考，慈溪县中学生应考者十一人，全部录取，且均列前茅，其后诸同学以县中绩办，不愿转入府中，唯余及三弟奉父命向县中退学转入肄业。余父之意，盖欲令余兄弟稍广交游以长见识，且庶三先生向余父言，必欲余兄弟入府中，余父不欲拂其意也。

府中学科完备，本年添聘俞仲鲁（鸿梴）先生为学监，王艺卿（绍翰）先生授经学，魏仲车（支枋）先生授国文，凌公锐先生授史地，叶德之表兄授算学，胡可庄先生授英文，石井信五郎先生授博物、理化、图画、体操。教师人才亦颇整齐，唯较之县中，各科间互有短长，而旧学生之风纪精神，则较县中大有逊色焉。

余入府中后受知于凌公锐先生最深，凌先生常勉予专习史地，谓有此基础，泽以文字，可望深造也。先生长于口辩，故又鼓励予学为演说，每值同学会开会，必登坛练习，初时觉发言艰涩，稍久亦习之。同学中过从较密者为鄞县卓葆亭、蔡增佑，镇海沈养厚、刘宗镐，余姚毛汶泉，同邑洪承祁、沈炳延、赵酉官（之倧）诸君。

入校后二月，以言动不谨，激起学校风潮，不得已自动退学，记其概略如下：

府中学本年录取新生约三十余人，与旧生之数略相等，校中为管理便利，以旧生居西楼，新生居东楼，遂以居处之分隔，伏相互歧视之恶因。旧生大抵皆二十岁以上之人，新生之平均年龄则在十六七之间，以旧学及英文成绩言，则旧生优于新生（甲班同学十一人旧生居其十人，杨菊庭、戴轩臣、罗惠杰皆同班也），但新生多出身于学校，所受之新教育，较旧生为完全，故旧生常蔑视新生为未冠之童子，而新生则以为此学校也，非科举之场，仅能习英文国文者，岂得为完全之学生乎。至以生活言，则旧生中确有习染甚深而不足为训者，如群居谈论，好为风月戏谑之谈，而夜间私出赌博为狭邪游者亦有之。学监俞先生婉言劝导，辄受其辱，故新生益不平。盖知旧生方恋恋于以前主校之某君，又常以不根之词谋离间教职员（怂恿胡可庄、石井二先生联合以对抗新聘之教师，且讽示关来卿师使知难而退），而使学校改革不彻底也。会新生同学中有好事者发起图书展览会，邀集西楼诸同学来参观，谓吾东楼之书架上，有世界史、世界地理、代数、几何、动植、矿物、理化、社会学、图画、音乐诸科书籍，以较君等所有，孰为美富乎？西楼同学惭沮而隐恨之。某日同学会开大会，新学生相约以学生新道德为题，纠正同学生活之腐化，余亦为演说者之一，旧同学始集矢于余矣，顾余尚不知已为旧生侦伺猜防之目的物也。其时洪君苓西就学于复旦公学，一日贻书抵予，询府中学自关师来后改革之状况何如，余则覆一长函，备言旧同学之腐败，英文每周八小时，尚欲请求增加，只准备作洋奴耳，石井教法滑稽而无条理，学校前途极悲观云云。书成，刘君宗镐索观之，余以事他往，嘱刘君勿为旧学生见也。刘君短视甚，适旧生某君来余室，自其后尽窥之，以告西楼诸同学，下午遂私开投信柜，取余书而诉诸监督，要求将予即日斥退，否则旧生全体退学。顾新生又为余抱不平，联名二十人，上书监督，谓如斥退陈某，则我等亦全体退学。关先生乃召集全校学生，以余轻动笔墨，破坏同学名誉，牌示记大过两次。公锐先生等均为予不平，君木师尤愤愤，谓今日世界乃有破坏书信秘密自由之举，且处罚过当，为吾甬教育之羞。而旧生犹坚持非将予除名不可，盛省传先生又从而助之，势汹汹将不利于余，德之表兄劝余出居育德学校暂避之。如是相持者数日，教育会会长张让三先生召余往，劝自动告退，以保全学校，然教育会之其他评议员如赵林士先生等，则谓如此处理，太觉偏颇。时旧生势益张，见关先生亦不为礼，喻庶三先生知此为新旧势力之争，非断然处置，则将扰攘无休，遂突往学校，召集旧生，宣布旧生亦各记大过二次，谓陈生对不起同学，已服其罪，诸生对不起学校，亦应处罚，如不服者，退学可也。余至是始悟以余一人，将使全校解体，遂即日自请退学，而风潮始平。

退学后无所归，寄寓育德小学者凡三月，入师范学校简易科，作选科生，从钟宪鬯先生学博物，顾麟士先生学日文及图画，夜与冯孝同君同宿于育德小学，间亦为育德诸教师代课焉。

余自府中学潮后，深感失学闲居之痛苦，每值三弟休沐日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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