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丝绸文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德明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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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丝绸文化试读：

序：认识中国的标志

欧洲各地对中国的称呼，基本上都是China（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荷兰语等），或为China之同源词，如法语的Chine、意大利语的Cina，捷克语、斯洛伐克语的Čína等，还有希腊语的Κίνα，匈牙利语的Kína等，这些词的语源均与印度梵语的Shina或Cina相同，发音亦均与梵文的“支那”相近。印度人为何称中国为支那，历来相信其来源于蚕丝。证据是胝厘耶的《政事论》中有中国丝卷（Kauseyam Cinapattasca Cinabhumi jah）。Cinapatta原意是“中国所出用带子捆扎的丝”。古代世界，只有中国人懂得缫丝制衣，故以蚕丝之国称呼中国。

古希腊则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这个字的发音或说是“丝”，或说是“蚕”。汉代收唇音尚未消失，说是“丝”，略嫌牵强，这个字或许也出自“绮”。最早提到赛里斯这个“绮”国的，是在公元前416年到公元前398年间担任波斯宫廷医生的希腊人泰西阿斯（Ktesias）。其后，公元1世纪，罗马作家普林尼《博物志》写道：“赛里斯国以树林中出产细丝著名，灰色的丝生在枝上，他们用水浸湿后，由妇女加以梳理，再织成文绮，由那里运销世界各地。”同一时期，希腊航海家除了知道在印度北方有个赛里斯国外，从海上也可到产丝之国。《厄立特里海环航记》指出：“过克利斯国（马来半岛）时入支国（Thin）海便到了终点。有都城叫支那（Thinae），尚在内地，远处北方。”赛里斯或支国，是同一个地方，不过通往的道路和方向不同罢了。

不管支那或赛里斯，似乎都与蚕丝有关。但近代另有一说，以为支那之名不源于蚕丝，而源于茶。由于中国各地方言对“茶”的发音不尽相同，中国向世界各国传播茶文化时的叫法也不同，大抵有两种。较早从中国传入茶的国家依照汉语比较普遍的发音把茶称为“cha”，或类似的发音，如阿拉伯、土耳其、印度、俄罗斯及其附近的斯拉夫各国，以及比较早和阿拉伯接触的希腊和葡萄牙。俄语和印度语更叫茶叶（чай、chai）。而这两种发音，似乎也都与支那音近。

丝与茶，就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标志了。

我们中国人自己，如果要谈中国是什么，往往讲不清楚，又是地大物博，又是历史悠久，又是儒道佛，云山雾罩，一套又一套。殊不知老外对这些根本搞不明白。他们对中国之认识，大抵即从那光洁滑韧的丝绸和甘酽清冽的茶里来。抚摸着丝、品着茶，自然对中国就有了一份敬意：能生产这样好东西的国度呀，那该是什么好地方！

茶与丝之外，还足以代表中国的，当是饮食文化和玉文化吧。饮食文化，蒸煮炒炸，许多技艺是迄今世上其他民族仍未掌握的，相关之文化也是其他民族辨识我们最重要的指标。饮食中的酒文化，也与其他民族不同，独树一帜。其中的蒸馏白酒，我以为即由中国道士炼丹时创造，与欧洲及阿拉伯之蒸馏法不同。它和酒曲之发明、运用，乃我国对世界酒文化之两大贡献。至于玉，更是中国审美文化之代表，人们不仅喜欢藏玉、佩玉、赏玉，更要用玉礼敬天地鬼神。一切优秀的人物形象、德行，均以玉来形容，玉也是最高的审美标准。例如瓷，瓷器在许多场合也被视为中国的象征，然而瓷之品味其实就是仿拟玉的。陆羽《茶经》曾评论邢瓷越瓷之优劣，第一条就说“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可见一斑。故玉与酒、饮食文化，和丝茶一样，都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质，足以为中国之象征的。

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一系列书，据主事者言，除讲这几件事外，亦延及服饰、瓷器、陶器、家具、建筑等物质小道，科举、礼仪、民俗、宗法、书法、音乐、体育、天文等精神诸端也在筹划之列。凡此种种，非经国之大业、儒道佛之妙义，然而中国文化之精要，正藏于其中，值得细细体会。

天虫作茧：丝绸起源与栽桑养蚕

丝绸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丝绸的起源，有很多美丽的传说：西陵氏嫘祖、马头娘娘、青衣神……都是受到祭祀崇拜的蚕业始祖。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从科学上证实了中国丝绸的悠久历史。

历史传说

在中国古代，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神，他们多是本行业的发明者，受到后世的崇拜。丝绸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重要经济产业，所谓“男耕女织”，就是以户为基本单位的生产模式下男女的自然分工。因此，丝绸之神——蚕神，与谷物之神——稷一样，既受到历代帝王后妃代表家国天下的祭祀，又得到蚕户农家民间香火的供奉。关于丝绸起源的传说流传甚远，所祭祀的蚕神也各地不一，从史书记载看，可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大类。嫘祖始蚕

西陵氏嫘祖是受到历代官方崇拜的蚕神。

西陵是远古时代四川地区的一个部落，部落首领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名叫嫘祖，长大后嫁给了中华人文的始祖——黄帝，并生了两个儿子，名叫玄嚣和昌意。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讲的就是这位黄帝的元妃。《孟蜀官妓图》中的丝绸

传说当时西陵一带是一片浓郁的桑林，人们还不会织布、做衣，夏天在身上缠上树叶，冬天就披着兽皮。嫘祖为了让人们穿得更好，开始用草皮，继而用树皮捻线，后来发现桑树上的野生蚕吐出的丝又细又结实，便开始在家养蚕。她把蚕茧煮熟后套在木棍上，用手撕着捻线，所以人们把这种线叫作丝（撕）线。后来她受到蜘蛛网的启发，把蚕丝织成绸，又从河里的梭鱼那里得到启示，做成缠丝的工具——梭子。接着，嫘祖把这种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方法教给人们，大家终于可以穿上用丝绸做的衣服，结束了以树叶兽皮为衣的时代，蚕丝业也逐渐在中原地区兴盛起来。

嫘祖始蚕之说，初见于南宋代罗泌《路史·后记五》：“（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又见于元代张履祥《通鉴纲目前编·外纪》：“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后世祀为先蚕。”

后来，人们为了感念嫘祖“养天虫以吐经纶，始衣裳而福万民”的功德，将她奉为“先蚕”，即蚕丝业的始祖神，民间也尊称她为“蚕神”，或“行神”、“嫘姑”、“丝姑”、“蚕姑娘”等等，对她无限崇拜，甚至韩国、朝鲜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有对嫘祖的祭祀活动。而在中国古代，嫘祖始创养蚕织绸的传说受到皇家和官府的认可，她成为官方指定的蚕业始祖。早在北齐、北周时期，京城中便开始建有专门的蚕室和先蚕坛。每年春天，皇后都要率领贵妇们用一头牛来祭祀西陵氏嫘祖和黄帝，称为“亲蚕礼”。《隋书·礼仪志二》记载：“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此后，亲蚕礼成了历代皇后的必修功课。她们身穿特制的亲蚕服装，不仅要举行祭祀仪式，还要亲手采摘桑叶。亲蚕礼和皇帝的亲耕礼一样，成为劝导臣民进行农耕织绸生产的一项重要活动，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极大重视。清朝乾隆皇帝还曾经命令著名的宫廷画师郎世宁等人画了一幅《皇后亲蚕图》的长卷，用来纪念孝贤皇后富察氏为天下织妇作出的榜样。

中国传统一向把有关民生的重大发明归功于上古圣王，因此黄帝的元妃嫘祖成为养蚕的始祖也就不足为奇了。蚕马故事

与嫘祖被官方所认可不同，马头娘则是在民间流传最广、最受崇拜的丝绸之神。马头娘的故事就是许多学者所称的“蚕马故事”，这一传说最早见于晋代干宝的《搜神记》：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还求索，已出失之。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其茧纶理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由斯百姓竞种之，今世所养是也。

蚕马故事流传很广，历代均有类似的记载，至今在四川、江南等蚕桑生产地区我们都还能听到不同的版本，但是情节大同小异，都有马、女、蚕三个基本要素，基本上都遵循着父出不归或有难——女欲见父而许诺婚约——马迎父归——父毁约杀马——马皮裹女而去——女化为蚕的模式，而在细节上有着各自的地方特色。

事实上，马、女、蚕三者之间的关系早已形成。战国时期的荀子曾有《蚕赋》描述了蚕的形象：“有物于此，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就是说蚕的头时而昂起，颇似马首，而蚕身柔软，又像女性。

关于蚕与女性之间的联系，还有一种传说可证。中国最早的一部神话故事《山海经》中也曾记载：“欧丝之野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这里的“欧丝”即“呕丝、吐丝”的意思。这一记载中，似乎有一个跪在树旁吐丝的女子，这树应是桑树，而此女子是否就是后来传说中的马头娘呢？如此推测，则蚕马故事或许有着更为渊远的来历。

蚕马故事在民间受到追捧，人们把故事中的女子尊奉为“蚕神”，看作是蚕丝业的始祖，又因为她的头形状如马，叫她作“马头娘”或者“马头神”，也有人亲切地称她为“蚕花娘娘”。再后来，因为有人认为马头神的样子不好看，就塑造了一个骑在马背上的姑娘的形象，被后人放在庙里供奉，称作“马鸣王菩萨”。在民间，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对“马头娘”崇拜极盛，蚕农们为她建了专门的蚕花殿，年年蚕事前后，祭祀不断，以祈求养蚕业能有个好收成。青衣蚕神

在我国的川蜀地区也有丝绸起源的传说，称这是远古蜀王“蚕丛”的伟大发明。我们从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与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可以了解到古蜀国的丝绸起源。前者称“蜀王之先名‘蚕丛’，是时人民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后者称“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后世传说中，正是这位蜀王发明了桑蚕丝绸。前蜀冯鉴《续事始》引《仙传拾遗》云：“蚕丛氏自立王蜀，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以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蚕于王。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则成市。”蚕丛氏巡境每穿青衣，故又称“青衣神”。《三教搜神大全》称：“青衣神即蚕丛氏也。蚕丛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尝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乡人感其德，因为立庙祀之，祠庙遍于西土，罔不灵验。俗概呼之曰‘青衣神’，青神县亦以此得名云。”蚕丛穿青衣，教百姓种桑养蚕，使蜀地经济勃兴，创建了蜀国。他死后，当地百姓感怀他的恩德，把他奉为青衣神（蚕神），将他的出生地命名为青神县，其主要活动区域亦以青衣命名，即青衣江。

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一些前所未见的青铜人像与器物，显示出这一族群有别于中原文化的鲜明特色，特别是双眼突起的青铜人面，即被大家认为是“蚕丛纵目”的蜀王。

在蚕丛时代，青衣江流域居住的主要是羌人，除了养蚕、渔猎，最重要的活动是祭祀。在祭祀青衣神的活动中，在高高的坝子中搭台酬神唱戏，娱神而自娱，形成规模空前的“青羌之祀”，流传至今的“三月三”、“五月台会”等均是此种古蜀遗风，而瓦屋山则留下了“圣德”、“薄山”、“遣福”、“万安”等庞大的祭祀蚕丛的建筑群，是当时最集中最典型的青羌之肆。传丝公主

从很早开始，中原地区就不断地向西北各族输出丝织品，和远在地中海的罗马人一样，西域人开始也对蚕的来源产生过各种各样的疑问。后来他们知道要想得到贵如黄金的丝绸，只要会栽桑、养蚕就可以了，但是中原皇帝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谁泄露了养蚕的秘密，谁就得被判极刑，并且在关防上进行严密的搜检。

瞿萨旦那国（即唐代的于阗国，今新疆和田附近）年轻的国王为了求得蚕种与桑籽，想出了一个妙计。他派了使节来到中原求婚，中原皇帝答应了。国王挑选了几名能干的使者和迎亲侍女，嘱咐他们密求公主带些蚕种和桑籽过去。于是使者偷偷对公主说，瞿萨旦那国十分富有，公主出嫁后一切可依照中原的方式生活，但是唯独没有丝绸生产，恐怕公主没有华丽的丝绸衣服可穿，恳请公主设法带出蚕种和桑籽，达成瞿萨旦那国王的心愿。于是聪明的公主在离开故土之前，偷偷地将蚕种和桑籽藏在了凤冠里。迎亲的日子到了，公主出嫁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了边关，边防军士奉旨行事，他们遍搜行囊，却不敢检查公主头戴的那顶凤冠。就这样，中国的蚕种和桑籽被安全地运到了瞿萨旦那国。从此，整个西域地区的蚕丝业迅速发展起来。

唐代高僧玄奘在徒步去印度求佛取经途中，曾经路过瞿萨旦那国的故地麻射，他听了这个故事后，便将其写入了《大唐西域记》中。《大唐西域记》中《瞿萨旦那国》之八《麻射僧伽蓝及蚕种之传人》中写道：“昔者此国（瞿萨旦那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也，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惟王女帽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麻射僧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种留于此地。”玄奘补充说：“现在麻射那座蚕神庙里的几株古桑树，相传就是东国王女带去的种子栽的。”陕西西安大慈恩寺玄奘像

上世纪英国探险家斯坦因还在新疆和田一带的丹丹乌里克寺院遗址中发现了一幅“传丝公主”版画。在这幅版画上有一位头戴王冠的公主，旁边有一侍女手指公主的帽子，似乎在暗示帽中藏着蚕种的秘密。可能是这位中国公主对当地人民有功，人们为了纪念她，就把她画在了木板上作永久纪念。

这个美丽的传说，其实是对中国的丝绸技术通过丝绸之路向外传播的一种阐述。季羡林先生等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指出：“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寺院遗址中也发现了描绘这一古老传说的版画。这个古老动人的故事说明内地汉族人民发明养蚕缫丝的技术很早就已传入新疆塔里木盆地，之后又通过这里传到西亚和欧洲。”神树扶桑

蚕是自然界中变化最为神奇的一种生物，蚕一生的变化使远古的人们联想到天地生死，因此蚕赖以生存的桑也就显得格外神圣了。在中国古史传说中，桑林不仅是蚕的栖息地，而且与民俗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其活动主要有两类：一是男女在桑林中幽会，祭高媒之神（即生育之神），以求子；二是在桑林中进行祭天求雨活动。求子是为了子孙繁衍，求雨是为了粮食丰收。上古时期人类所有活动中两项最重要的活动都在桑林进行，说明了桑树对于先民的重要性。《诗经》中对上古时期男女在桑林幽会的记载非常丰富。例如，《鄘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卜矣。”这种风俗在战国青铜器上的采桑图中也有反映。桑林作为求雨场所，最为著名的故事是“成汤桑林祷雨”。《吕氏春秋·顺民》中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枥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淮南子》高诱注：“桑林者，桑山之林，能兴云作雨也。”

由于桑林的重要性，人们对桑树产生了崇拜，并根据桑树想象出一种神树，称为“扶桑”——太阳栖息的地方。《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意思就是说，在东海汤谷，生长着一棵名叫扶桑的神树，树上居住了十个太阳，每当一个太阳升起，其他九个就在神树上休息。神树扶桑的概念至迟在商王朝盘庚至武丁时期就已形成。《十洲记》载：“扶桑在碧海中，树长数千丈，一千余围。两干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晋代郭璞《玄中记》：“天下之高者，扶桑无枝木焉，上至天，盘蜿而下屈，通三泉。”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神树中就有一棵被确定为扶桑树。青铜神树通高396厘米，铜树下有喇叭状树座，树干笔直，上出九枝，枝上各栖一鸟，并有铜龙、铃、花、叶等挂饰。有学者分析，制作者的构型意图是另有一只鸟在天上值班。湖北擂鼓墩战国时期遗址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盒上也有扶桑图。图中扶桑为一巨树，对生四枝，末梢各有一个太阳，主干上有一个太阳，另一个太阳被后羿射中化作鸟，共有十个太阳。后羿射日形象的出现，更有力地证明了这是当时人们想象的扶桑形象。大量的汉画像石上也有扶桑树的形象，如山东武梁祠画像石、江苏沛县古泗水画像石、山东安丘画像石上均有马车、鸟（即阳）、后羿及扶桑的形象。

由此可见，中国的祖先从蚕的变化中产生了对桑树的崇拜，认为桑林是神圣之地，在桑林中特别容易与上天沟通，以至于求子、求雨等重大活动均在桑林中进行，进而产生了扶桑树的概念，把扶桑树作为天地间沟通的途径之一。

劝课农桑

东周时期我国封建生产关系基本确立，逐渐形成了以男耕女织为特色的小农家庭经济，并为历代所沿袭。男耕女织的重要性，正如管子所云：“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

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活动就是种粮与养蚕，城乡最普及的手工业也是与此相关的织绸和刺绣，同时丝绸也是国家财税和对外贸易的重要物品。明清时期蚕桑丝绸业的繁荣曾是江南城镇兴起和商品化生产的催化剂，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和商贸的发展。蚕桑丝绸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农耕与蚕桑是中国古代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最主要的生产活动。由于蚕桑关乎国计民生，历代帝王欲使统治稳定，必会关注栽桑养蚕和纺织业。自周以降，历代都曾举行过隆重的劝农仪式，无一例外。《礼记正义》载，“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季春之月，“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皇后亲蚕和天子籍田同为劝农大典。《诗经》中有“降观于桑”、“说于桑田”的记叙。君王亲临视察，并于桑田劝农，足见自古以来对桑田和五谷生产的重视。明人绘《晓耕图》描绘了江南农民的劳作场景

东周时期各国的重桑政策尤为突出。春秋战国时期，为了在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以魏国的李悝改革为首，新兴地主阶级在韩国、赵国、齐国、秦国掀起了一系列变法运动，争相进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改革运动，其中将奖励耕织等政策作为变法图强的重要措施，使蚕织业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并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翻开春秋战国的史册，齐国是贯穿于整个东周历史的强国之一，而它由一个地薄民寡的山东东北部小国一跃成为经济富庶、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与齐国历代统治者长期提倡重农兴桑政策密不可分。春秋时期最早重推蚕织业的就是齐国。齐国建国初期，太公初封营丘时，“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女功”是指妇女所作的刺绣、缝纫等纺织生产，正是这种政策使齐国之后能“冠带衣履天下”，成为周代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齐桓公统治时期，也十分重视发展蚕织业，《穀梁传》记载，桓公十四年，“王后亲蚕，以共祭服”，以举行王后亲蚕的仪式表明统治者对蚕桑生产的重视，同时齐相管仲提出“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田之事也”、“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名富”。这些重农桑政策是齐国成为战国七雄首霸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丝织业发达的齐国，官营工场尤为繁盛，《管子·立政》载：“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一五乡，以时钩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工艺复杂的织锦等高档织物，只能在“工师”的监督下在官府工场生产，禁止在农家织制。

春秋时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于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在夫椒（今江苏无锡太湖中的洞庭西山）进行了一次大会战，结果越国惨败，越王勾践率余部五千人困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南）上，勾践请降，与夫人一起到吴国为吴王“驾车养马”，执役三年，赢得吴王信任，获释回国。勾践返越后，卧薪尝胆，决心一雪前耻，复国图强。当他向大臣征询兴国方略时，大臣范蠡回答“必先省赋敛，劝农桑”，“必先蓄积食、钱、布帛”，勾践采纳范蠡的建议，将“劝农桑”、“积食、钱、布帛”作为复国图强方略，并“身自耕作，夫人自织”。当时越国生产的丝织品帛、采、罗、绉、纱等，质量超过了当时南方所生产的高级织物葛布。尤其是一种轻薄而高级的丝织物“绉”，最先由越国生产。这些织品大都用来笼络楚、晋、齐等邻国，通过亲齐、结晋、联楚的外交策略，以达到复仇吴国的目的。“越国南则楚，西则晋，北则齐，春秋皮、币、玉、帛、子女以宾服焉，未尝敢绝，求以服吴。”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期，越王勾践终于一举灭吴雪耻，随后又乘胜“以兵北渡江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周王命人赐勾践胙（祭肉），封勾践为“侯伯”，自此“越兵横行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在强手如林的列国中称霸中原，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任霸主。谢时臣《妻不下机》明代平民衣着基本依靠妇女纺织自给

当然推行耕织最具影响的莫过于战国中期的商鞅变法。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于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在秦国推行新法，废井田、开阡陌，鼓励把耕织作为农民的本业，规定超标准缴纳粟帛租赋的个体农户，可免除劳役和徭役，以此发展社会经济。经过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秦国大治，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增强，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为兼并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桑树的演义

丝绸需要蚕丝，蚕丝需要缫丝，缫丝需要蚕茧，蚕茧需要养蚕，养蚕需要栽桑，这条生产线，历经农、工、商三个产业。其最基本的生产环节是农业上的栽桑养蚕。栽桑和养蚕，又分别属于种植业和养殖业，两者相依相存密不可分，至少已有将近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最初祖先们从野外桑树上采集野蚕茧，后来在蚕室中成功驯化出家蚕；起初从野外桑树上采摘桑叶，后来房前屋后和耕地上人工种植管理桑树，栽桑和养蚕彼此适应形成产业，满足了人民的衣着之需，成为华夏农耕文明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多样的桑树品种

桑，植物分类学上属于桑科（Moraceae）桑属（Morus），是多年生落叶乔木或灌木，广泛分布于亚热带及温带。我国有15个桑种、4个变种，是世界上桑树品种最多的国家。其中野生种有长穗桑、长果桑、黑桑、华桑、细齿桑、蒙桑、川桑、唐鬼桑、滇桑、鸡桑等；栽培种有鲁桑、白桑、广东桑、山桑、瑞穗桑；变种有蒙桑的变种鬼桑、白桑的变种大叶白桑、垂枝桑、白脉桑等，分布于全国多个地区。丰富的桑树资源是中国成为世界蚕丝起源中心的一个先决条件。

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出现了“蚕”、“桑”、“丝”等象形字，其中“桑”的象形字共有六种。这六种“桑”字，既是六种不同的刻写，又显示了各种不同树型的象形，说明了早在3500年前，我国桑树栽培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孟子》记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说明当时人们有目的地在房前屋后种桑，以便于养蚕时采摘桑叶。《尔雅》中有女桑、桋桑、檿桑和山桑等记载，表明当时已有对桑树品种的初步认识和鉴别。《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邹、鲁滨洙、泗，……，颇有桑麻之业”、“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等，反映了战国时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桑树栽培已较普遍。在农业经济政策上，《礼记·祭义》记载，“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这表明统治阶级通过皇帝亲耕、皇后亲蚕以示对蚕桑业的重视。特别是《述异记》记载“勾践得范蠡之谋，乃示民以耕桑”，这是励志典故“卧薪尝胆”中主人公勾践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写的《淮南子》一书中关于蚕桑生产方面的记载有：“蚕食而不饮，三十日而化，食桑者有丝而蛾。”“原蚕（二化性蚕）发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为其残桑也。”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养蚕与桑叶、栽桑、养树的辩证关系，是合乎科学的。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中原大量人口南迁，把北方进步的植桑生产经验带到江南，使得江南地区的农桑生产获得较大的发展。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蚕桑丝绸文化得到了充分交流。当时，后魏贾思勰撰写的《齐民要术》记载，“今世有荆桑、地桑之名”、“凡蚕从小与鲁桑，及至大入簇，得饲荆、鲁二桑”、“正月、二月中，以钩弋压下枝，令着地七。……”等，是比前代更为详细的描述。

隋朝承袭南朝齐时的授田制度，规定桑田为“永业田”。唐朝实行“均田制”，规定每个男丁给田100亩，其中80亩为死后归朝廷所有的“口分田”，20亩为种植桑树的“永业田”。这些“永业田”对唐代蚕桑丝绸生产的繁荣起着积极的作用。实行“永业田”，正说明统治者已能根据桑树培植需要花费大量工本和时间的生产实际制定政策，有利于稳定桑树种植。

五代十国时期，尽管割据纷争，但统治者仍没忘记农桑为治国之本。如吴越国王钱镠组织劳力把低处的沃土和湖沼的水藻运到高处种植桑树，于是“桑麻蔽野”。这种采藻罱泥作肥料的好办法马上就传开了，到宋嘉定初，整个太湖地区都采用捞水藻、挖塘泥培植桑树的办法，既疏通了河道，又发展了蚕桑，可谓一举两得。

宋建国后，着重加强内治，发展经济，劳动人民的植桑经验更加丰富。为了桑叶增产，湖州等地广泛采用桑树“嫁接”技术和“秋冬斩削拳曲小枝”的整枝方法，用荆桑和鲁桑嫁接而成的湖桑，既有荆桑根须发达、便于吸收养分的优点，又具有鲁桑叶片宽大厚实、出叶率高的长处，从而异军突起，很快扩展到全国各地，出现了“湖桑遍天下”的可喜局面。

元朝统治者认识到蚕桑生产的重要性后，于中统二年（1261年）设立了中央农业机关——“劝农司”，至元七年（1270年）设立“司农司”，并组织编撰了官颁农书《农桑辑要》。同时，还有王祯的《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和苗好谦的《栽桑图说》等书被广泛刊印于民间。这些书有力地指导了农民栽桑养蚕的工作。

朱元璋结束元末纷争建立明朝后，极为重视农桑生产。尤其是浙江的农村生产面貌不断改观，生产力逐渐增强，蚕业收入成为农村的主要经济来源。李时珍在其所著的《本草纲目》中，对桑树作了分类和描述：“桑有数种：有白桑，叶大如掌而厚；鸡桑叶花而薄，子桑先椹而后叶；山桑叶尖而长。”这对前代仅把桑种分为荆桑和鲁桑来说，是一大进步，且为近代桑种的分类所沿用。由于注意到桑树品种对蚕丝产量和质量的影响，桑树嫁接普遍推广，嫁接技术进一步发展提高。嫁接不但用来改造大树，而且用作培育良种苗。在浙江湖州地区，种桑注意深耕施肥和排水，新种桑三年后方始采叶，求得树势繁茂。当时的蚕农栽桑技术较前又有显著提高，加上商品意识的增强，植桑养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桑地之利，每倍于田”，专业性的种桑生产，在太湖流域广泛出现。商品生产者受市场调节支配的现象也很明显。有谚语说桑叶“要起来是宝，勤起来是草”，“仙人难断叶价”。蚕多叶少的农家，怕遭受临时高价和买不到桑叶的风险，于是通过赊买、订购等形式购买桑叶，即“抄叶”（或称“稍叶”），还产生了专门买卖桑叶的“叶行”和从事桑叶买卖的中间商。在“叶市”上，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并举，商业色彩很浓。蚕丝截面蚕产卵图

清初，随着北方丝绸生产的日益衰微，清朝统治者对江南地区的蚕桑业日益重视。康熙皇帝为《桑赋》作序云：“朕巡省浙西，桑树被野，天下丝绸之供，皆在东南，而蚕桑之盛，惟此一区。”江南呈现了“入境野田多林稻，近吴风俗半蚕桑”的景象。长江三角洲、四川盆地和珠江三角洲的蚕桑生产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蚕桑技术也相应提高。清末，左宗棠极力推广湖桑种植，发展甘肃、新疆等西北地区的丝绸业。他不辞辛苦，动员大量劳力调查新疆全境桑树资源，从浙江湖州招觅熟谙蚕桑技术的蚕农60名，带着蚕具到新疆指导蚕桑生产，后又在湖州觅雇蚕织工匠两名，带着蚕种到新疆教民养蚕，教会了当地人栽桑、接收、压条、种套、浴蚕种、饲蚕、煮蚕、织造等技术。经多方努力、反复实验，湖桑在新疆扎下了根，新疆地区经济得到了发展。

数千年来，中国的植桑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加上中国虽然地域辽阔，但耕地面积并不多，而人均耕地面积更是远远少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于是，中国农民为了解决人口众多与耕地有限之间的矛盾，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习惯。中国农民的精耕细作在植桑方面表现得尤为充分。广大蚕农想方设法培育好桑树，努力提高桑地的出叶率。目前，中国每亩桑地的出叶率仍是世界最高的。数千年来，中国蚕农就这样形成了一整套极为精细的植桑技术。

蚕的涅槃

在西方，中国被认为是丝绸之国，被称为赛里斯。赛里斯是“Seres”的音译，演变于希腊语“Ser”，即“蚕丝”。曾经一度因路途遥远被千山万水阻隔，西方人对蚕和丝产生了很多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丝长在树上，只要取水将丝湿润后就可以理出丝；有的认为丝来自于一种美丽的花儿；还有的认为丝来自一种大小2倍于甲虫像蜘蛛一样会吐丝的动物，这种动物需要吃上5年时间，直至身体爆裂而死，人们就可从它体内取到丝了。

丝绸的魅力令西方人深深着迷，但其实能够吐丝结茧的蚕儿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动物。在生物学上，蚕的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体形外观都不相同，特别是因为有了蚕蛹这个阶段，相比其他只有卵、幼虫和成虫三个阶段的昆虫来说，被认为是一种完全变态的昆虫。

卵是蚕的生命初始形态，是蚕的胚胎发育阶段。受精的蚕卵在产下后不久就不断地进行细胞分裂，逐渐形成胚胎，最后当卵内营养物食尽，胚胎成熟已具蚕形时，蚁蚕就可以从卵内咬破卵壳钻出。

蚕卵的孵化时间有长有短，在生产上可以区分为越年卵和不越年卵。不越年卵产下后十多天时间就会孵化。越年卵产下后一周左右，当胚胎发育到一定程度时，便停止发育进入滞育期，需要等到来年开春，才会继续发育直到孵化。这种滞育其实是蚕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体现。热带地区四季常绿，蚕的食物充足，卵是不滞育的。而在温带，春季一代繁育之后即到了秋季，后代若再孵化就要面临冬天食物短缺的问题，于是蚕卵需要适时地停止发育以等待来年春暖花开。

刚刚从蚕卵孵化出来的黑乎乎、似蚂蚁的小蚕，我们称它为蚁蚕。从出生到吐丝结茧，蚕农需要根据蚕宝宝的生长状况适时适当地喂以桑叶，这需要二三十天，这是蚕的幼虫阶段，就是人们习惯上称呼其为“蚕宝宝”的阶段。蚕宝宝几乎每天不停地吃着桑叶，身体不断地长大，当蚕的表皮容不下它的身体的时候，就停食不动，好似进入睡眠状态，这种一动不动的时期，人们称它为“眠”。等眠醒之后，就会蜕去旧皮露出新表皮。这种蜕皮的行为，好比小孩子过年时期盼长个了要换件新衣服一样。蚁蚕的时候，我们称其为一龄，第一次眠后称为二龄，以此类推，一般一共会眠四次，即有五龄。就在这四眠五龄的幼虫阶段里，蚕宝宝的体长可以增加23到28倍，体幅可以增加17到21倍，体表面积可以增加约500倍，体积和体重则可以惊人地增加10000倍左右。

除了上面描述到的蚁蚕，生产上还有一些对蚕宝宝的特定称呼，如一龄到三龄叫小蚕，四龄和五龄叫大蚕，眠醒蜕皮后的蚕叫起蚕，给起蚕第一次喂食叫饷食，五龄将要吐丝的蚕叫熟蚕。

蚕宝宝长大的同时，体内桑叶经过消化吸收，氨基酸成分被储存到丝腺内逐渐膨大，尤其是熟蚕时期，蚕宝宝胸部变得透明，然后会昂起头，摇摆着头部吐出蚕丝。结茧对于蚕宝宝是一件持续而又辛苦的工作。它需要先在蚕簇上寻找一个适当的空间吐出乱丝以便固定蚕茧，稍事休息后排空体内的粪便尿液，继续吐丝结成凌乱的一层茧衣，此时我们可以看到茧形初具。蚕儿后背弯着，在狭小的茧内有节律地左右摆动，按有规则的S形或8字形曲线进行吐丝，这些有规律的丝正是缫丝时所缫取的部分。蚕儿靠着最后一点体力把残余的蚕丝吐尽，整个过程需要2天多时间，吐出上千米的蚕丝。最后它会在茧里再一次蜕皮，变成一粒大个的花生米似的蚕蛹。

蚕丝常常被认为是从蚕嘴里吐出的，实际上是由嘴部下方的吐丝器吐出。蚕体内有两根存储液态丝蛋白的屈曲丝腺。尾部丝腺储存的丝素蛋白，在往前流动时经过中部丝腺，被那里的丝胶蛋白包裹，然后继续往前经过狭小的前部丝腺，丝素和丝胶被挤压，最后两边两根丝腺合到一根吐丝管中，管中有个半月形的榨丝区部位可以调整丝蛋白的流量和整形，随着头部的不停摆动，液态蚕丝遇到空气凝固成一根蚕丝。正是这样的生理结构和吐丝过程，使得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蚕丝横切面可看到两根三角形的丝素被外围的丝胶所包裹。受吐丝原理的启发，有了现代化学纤维的生产。从不同的横截面形状上，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制造化学纤维的那个吐丝管的形状。

蚕茧内，蚕蛹的身体正在发生着神奇的变化：原有的幼虫期的器官得到解离，具有成虫因素的成虫细胞转化成成虫的各种器官组织。经过大约13天后，蚕蛹将会在茧中羽化。此时蛹体上的复眼和触须颜色浓黑，蛹体变得松软，胸部背面裂开，然后是蛾的头部露出，随后慢慢地逐渐会有胸、腹部和翅膀伸出。羽化成功的蚕蛾会吐出一种液体溶解酶，能够松解蚕茧，并且用它新长出的六足挖开口子，湿漉漉地爬到蚕茧外的世界。

被驯化的家蚕蛾，它的翅膀已失去飞行能力，它的嘴也并不进食。羽化后的蚕蛾，它的使命就是寻找到它的另一半以便完成繁衍。雌蛾尾部有一个腺体会释放出一种令雄蛾亢奋的性信息素，当雄蛾的触角接收到雌蛾的召唤，就会焦急地寻找。交配结束，腹部鼓鼓囊囊的雌蛾将会在产下不少于500粒的蚕卵后，结束短暂却完美的一生。

蚕丝业综合利用

勤劳聪明的中国人饲养家蚕的主要目的是缫丝织绸，但同时也发现和发明了许多其他用途，丰富了蚕丝产业，带动了蚕农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养蚕人来讲，他们可以自豪地说一句：“桑、蚕、丝，全身都是宝。”因为在蚕丝生产过程中会有许多被淘汰废弃的物品，在经过回收加工和提炼生产后，可变废为宝，甚至价值更高。蚕丝业的综合利用以现在科学发展的眼光看来，是多么低碳环保，富有创造价值。桑树是宝

桑树种植除了产叶喂蚕之外，桑树的全身从根、枝、皮到叶和果都是可以利用的。桑园改造的时候，大量桑树的根需要被挖掘出来。将桑根外面黄色的皮刮去，再除去桑根里层的木质部，剩下白色的内皮晒干后就成为中药上的桑根白皮。桑根皮性甘、寒，能泻肺平喘及行水消肿。主治肺热、水肿、小便短少、糖尿病及骨折等症。桑根还可通过浸泡提取降压成分或者制备桑根酒、养发素。特别是降压成分，在桑树上只有桑根部位才可提取得到。桑树皮是造纸原料

每年桑园的剪伐必定带来大量的桑枝，倘若简单地用于烧火实在可惜。对桑枝的利用可分桑皮和桑枝两部分。桑皮是一种良好的纤维材料，可以用来制造人造棉和纸张。特别是制作桑皮纸的传统工艺，现在在新疆吐鲁番和安徽岳西两地还有所保留。故宫在进行文物保护的时候，为了保证修旧如旧，特意选用了桑皮纸。而桑枝除了跟桑根一样可以制作养发液，还可粉碎后制作桑条纤维板和培养桑木耳。特别是桑木耳生产，在如今很多蚕区得到推广，成为一个良好的增收项目。

桑叶是家蚕无可替代的饲料，同时也可作为其他牲畜的优良饲料或制成中药。在杭嘉湖地区，蚕农有饲养湖羊的习惯。他们在养蚕时舍弃的桑叶正好作为湖羊的饲料。在一年蚕季结束后，桑园中的桑叶经过霜打，采收后可以制作成桑叶茶或中药中的冬桑叶。桑叶茶具有减肥、美容、降血糖的作用；冬桑叶和菊花等中药搭配，制成的桑菊感冒灵冲剂则成为主治风热感冒的良药。

桑椹，又称为桑果儿、桑枣，对于生长在蚕乡的人并不陌生。因为桑椹采摘时间很短，那甜蜜可口的味道最令人难忘。古时，桑椹曾在饥荒时作为救命粮食。而如今，有些地区开始以种果桑品种的桑树为主业，发展观光休闲农业。桑椹除了供人采摘之外，还可以进行深加工，将其制成富含营养的桑椹酒、桑椹果汁、桑椹膏等。桑椹蚕儿是宝

养蚕过程包括喂桑叶和给蚕打扫卫生等几个方面。打扫卫生主要处理的就是蚕沙。给蚕喂100公斤的桑叶，差不多可得到50公斤的蚕沙。蚕沙是桑叶经过家蚕肚子加工变碎的植物成分，用处可大了。

蚕沙最简单的利用方法是作为农业肥料来肥田，促进庄稼生长，或者做成鸡鸭猪羊鱼等动物的饲料，这两种用途自古就有。中医认为蚕沙具有祛风除湿、和胃化浊的功效，能治风湿痹痛、肢体不遂、湿疹痰痒、吐泻转筋等病症。现在利用中医理论研发制作的蚕沙枕则更能发挥蚕沙的功效。

另外，利用蚕沙提取出的叶绿素和叶绿素衍生物，成为制备许多药品和食品的原料。桑树光合作用产生叶绿素，叶绿素虽经蚕的消化但还留在蚕沙中。利用化学萃取方法，能够从蚕沙中提纯得到叶绿素、叶绿素铜钠盐、类胡萝卜素、植物醇等物质。因为叶绿素和人体的血红素在分子结构上相似，所以可以用叶绿素来治疗很多疾病。比如，叶绿素可治疗烫伤、慢性溃疡，叶绿素铜钠盐可以治疗缺铁性贫血，提高癌症患者的白血球水平。在中药牙膏中添加叶绿素可防止牙齿出血，并可除臭杀菌。而类胡萝卜素和植物醇，则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经常补充的复合维生素的原料。

在养蚕的过程中，有时家蚕会得一种疾病，会让家蚕尸体僵硬，体表长出白色绒毛。这种病蚕就是中药中的白僵蚕。白僵蚕有化痰清热、息风定惊的功效，适用于头痛、喉痛、牙痛、丹毒、风疹、皮肤发痒及手足抽搐痉挛等症。制药厂利用生物技术，将白僵菌的菌种接种到蚕蛹上，生产白僵蛹，其功效和白僵蚕是一样的。

蚕化蛹后富含蛋白质，添加油盐葱姜炒制，可以作为一道美味的下酒小菜，民间对此菜的评价是“两粒蚕蛹抵只蛋”。蚕蛹也可以作为家禽家畜鱼类的食物，从而提高这些农产品的品质。另外，蚕蛹的含油量高，可以压榨浸取提炼高品质的蛹油。而对蛹油进行水解产生的各种脂肪酸、甘油、磷脂等物质则是化工产业中质优价廉的原料，可用来生产肥皂、油墨、润滑油和增塑剂等产品。

早些年，冬虫夏草作为一种名贵药材得到大众喜爱的时候，蚕业科研人员也开始研究利用蚕蛹生产蛹虫草。跟白僵蛹类似，把虫草菌种接种到蚕蛹体内，经人工培育得到蛹虫草。这种蛹虫草和野生冬虫夏草在药用成分上相当。

最后说说蚕蛾和蚕卵。倘若用雄蚕蛾浸泡制成雄蚕蛾补酒，具有补肾益智、强精壮阳之功能，在临床上可用于治疗阳萎、白浊、尿血、创伤、溃疡及烫伤等症；而蚕卵，据说是古代女用避孕药的一个单方。蚕丝是宝

蚕丝，在国内被手工艺人极尽所能织成绚烂华美的丝绸，在国外曾令万众痴迷倾倒，成为一种高贵身份的象征。除了制成丝绸，蚕丝还有许多其他用途。做丝绵被

在缫丝工艺流程中，剥茧时会剥离得到蚕茧表面的茧衣，选茧时会挑选出一些品质差不适合缫丝的被称为下脚茧的蚕茧，在缫丝机上会得到索绪丝和缫丝完毕的残余茧等蚕丝物质。这干湿两种蚕丝物质，正可以用来制作质地轻软、保暖性高的丝绵。江南水乡一直有着用丝绵给小孩翻制丝绵棉袄和就寝时盖上柔软轻合的丝绵被的习惯。而在近些年，当绸厂经济效益不高的时候，丝绵行业却得到快速发展，丝绵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喜爱，并且蚕茧制丝获得的效益还不如制丝绵来的更高更快捷。

对于缫丝厂来说，缫丝过程中的各种废水不能轻易排放到江河之中。因为那些富含丝胶蛋白的废水，会导致水产生富营养化的恶果，使得水质下降、鱼虾死亡，所以我们需要对丝厂的废水进行回收利用，以达到变废为宝、减轻环境污染的目的。通过对丝厂废水进行提纯，可以得到各种氨基酸制成丝粉，然后混合其他化妆品原料制成各种高级美容护肤护发产品。蚕茧就是一个现成的化妆品。我们把蚕茧湿润之后，经常往脸上涂抹，也可以起到美白的效果，对脸上长出的痘或脓包也会有缓解作用。近代编纂的《中药大辞典》对千百年来的民间验方进行了综述，其中就记有：“蚕茧主治便血、尿血、血崩、消渴、反胃、疳疮、痈肿。”

制丝技艺

是谁最先想到从蚕茧中抽出那根长长的蚕丝，我们已无从考证。我们只知道，古人把这种神力寄托给黄帝的元妃——嫘祖，认为是她教民育蚕缫丝和织绸。五千年的缫丝史，经历了从原始手工缫丝到手工机器缫丝到近现代的电动机械缫丝的发展历程。古代缫丝工艺

在学会缫丝之前，古人肯定遇到过蚕蛹羽化和蚕茧破损的状况。面对破蚕茧，他们无法顺利缫丝，但可以像纺棉线一样用纺锤把蚕茧丝绵线连接成线。当然，他们会在生产中逐渐认识到水和茧之间的关系，认识到热水可利于蚕丝的缫取。而他们也开始想到要使用各种办法将蛹杀死以便获得完整的蚕茧。

古人的杀蛹储茧方法主要有瓮茧、晒茧、腌茧和蒸茧。据《农桑直说》载：“出茧即缫为上，如人手不及杀蛹，慢慢缫者，杀蛹法有三，一曰日晒，二曰盐浥，三曰笼蒸。笼蒸最好，人手不解。曰晒损茧，盐浥瓮藏者稳。”这三种方法里，在宋代农业中还是主推瓮藏法。至元、明、清三代，则推广蒸茧法。这些方法中蒸茧法比较简便，效率高，效果也较好，所以流传得久而且广。到如今，民间还是沿用这种办法，不但能杀蛹，而且还能保持丝质不变。

每颗蚕茧表面都有茧衣，有的蚕茧茧质差，不利缫丝，于是在煮茧之前需要选茧和剥茧。对这个工序，古人早已有所认识。《礼记·祭义》记载：“奉蚕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为君服。”这叙述了周代宫廷内的献茧之礼，说明制作君服的蚕茧须先经过夫人过目认可，想必献茧必择其精。《蚕桑萃编》“摘茧类”有一条列举了许多劣茧，最后说：“凡此皆茧之劣者，只可做绵，不可缫丝。”这同样说明在缫丝之前经过了选茧的工序，而且说明了选茧和丝质的关系。至于剥茧衣，在同一文献里记载着：“摘茧后，须将外衣剥去，即茧，乃茧外浮丝，须迅速勿迟，恐发热。剥后仍摊凉处，以待缫。外衣可抽线用，非弃物也。”可见摘茧以后，就剥去茧衣了。所以在实际缫丝工序中，剥茧和选茧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古人的记载不详而已。

煮茧和缫丝，前后相随密不可分。由于蚕丝的结构是丝素外面包裹了丝胶，那么在热水的作用下，丝胶得到溶解，蚕茧的茧丝之间得到疏离，然后我们就可用索绪工具找到丝头，并用缫丝工具牵引转动蚕丝就可缫出蚕丝。这个过程需要配合适当的水温、水质、传动机构以及牵引力等。

古人重视煮茧，首先要求选用清水，“用水不清，丝即不亮”，“缫茧以清水为上，泉源清者最上，河流清者次之，井水清者亦可”。其次是要用无烟的柴火，“因丝被烟薰，色不明亮”。然后是要注意观火势，“煮茧火候最为紧要，不可过大过小，过大则水太热，丝多疵累，过小则水未温，茧必飏开”，通过观察汤水的烧煮情况，要求“汤如蚧眼，炉火纯青”。再次是缫蚕茧不可太多，“水滚下茧，约20个上下，不可太多，久煮则损”。其他还有关于换水，“丝要亮又要白。换水太勤，则白而不亮。换水而不勤，则亮而不白。务留心斟酌，以清而半温者妥。如汤色混，即倾去三分之一，以微温清水掺入，温热得当，即换水要法”，这些都是煮茧的重要经验。

蚕茧煮开之后就可以正式缫取蚕丝。在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中，除蚕丝外还发现两把草茎制成的小帚，被认为可能就是现代的索绪帚。用索绪帚在盆中不断搅动，就可撩起丝头，然后把几根蚕丝绾在一起，即可开缫。绾的丝数量不同，丝就会有粗细。一条蚕吐的丝曰“忽”，太细；缫时将四五根丝绾在一起曰“系”，二系合在一起曰“丝”。

找到丝头之后，需要摘掉粗的丝头，然后就可以通过绕丝工具把蚕丝收集起来。最早的绕丝是用手通过简易工具卷绕起来。例如江西贵溪崖墓出土东周时期一批纺织工具，其中有几块H形和X形的绕丝框。后来，人们把绕丝框和转轴相结合，做成像轱辘一样的装置用手转动，再加上引导蚕丝卷绕线路的钱眼、滚轮结构，缫丝机效率得到了提升。再后来，出现了脚踏缫丝车。虽然在形制上南北有别，但原理相仿，使得原本手摇缫丝机需一人管蚕茧另一人管卷绕的机制，变为只需一人操作。操作时，双手管蚕茧，一脚踩动踏板带动曲柄管使得绕丝框旋转将蚕丝卷绕出来，顺利地进行缫丝。明代《天工开物》中的治丝图就很好地表现了脚踏缫丝车的操作场面。而脚踏缫丝车一直留传到现在，满足了农村家庭自给自足的需要。在近代，脚踏缫丝车曾缫制出世界闻名的高品质的辑里湖丝。现在，脚踏缫丝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项重要技艺得以流传。近现代缫丝工艺

古代缫丝靠人工手摇脚踏来进行。从清末开始，西方的机械缫丝机开始在中国出现。首先是外国资本家为掠夺中国廉价劳动力和生丝原料而开设丝厂。后来中国政府和民族资本家也纷纷开设丝厂，进一步加快了中国缫丝行业的发展。建国后，国家大力发展缫丝行业，将坐缫机改为立缫机，后又改为自动缫丝机，使得缫丝机的效率不断得到提高，而丝绸的进出口贸易也得到提升，为国家增创了大量外汇。

近现代缫丝工艺有着完善的工艺流《天工开物》中的治丝图程。一方面，有专门的收烘机构从蚕农手上购买鲜茧并对蚕茧进行干燥处理；另一方面，有机械化缫丝厂储备大量干茧于茧库中，然后每个缫丝工序都有专门车间进行选茧、煮茧、缫丝、复摇、整理和检验等工作。

在清末民国，经营蚕茧收购生意的资本家、洋行买办都会相互间展开关于蚕茧争夺的战争。谁拥有了蚕茧也就拥有了生丝，谁拥有了生丝也就拥有了财富。我们熟知的江南富商胡雪岩的囤丝故事，就是当时一个关于资源垄断的典型商业案例，只可惜后来是以失败收场。当时，开办蚕茧收烘的茧行不受政策限制。而建国后，政府实行对蚕茧统一收购管理的政策，并分等级定价。

茧行或茧站拥有大型的烘茧设备，一次可以处理大量蚕茧。最初的烘茧灶主要使用柴灶，需要大量柴火。后来使用烧煤的茧灶，并且为了提高热量传导效能和保证蚕茧受热均匀，烘茧灶的型制得到了多次改进。现代缫丝机选茧工艺传统手工木制缫丝机表演

等到蚕茧收烘变成干茧后，需要将蚕茧进行打包、装运和存储。尤其是存储方面，茧库中会有大量打包的蚕茧堆积在一起，需要安排专人看管，并防止干茧受潮霉变或虫鼠侵害。当需要蚕茧的时候，从茧库中调运出蚕茧。为保证后期丝质均匀，需要将不同批次的蚕茧混合，生产上叫做并庄和混茧。然后，混合过的蚕茧经过剥茧机剔除茧衣，并被一条传送带传送到选茧车间。在明亮的选茧车间里，一条条传送带旁坐着一排排工人，他们需要集体合作检查运送到面前的蚕茧，挑选出双宫茧、黄斑茧、柴印茧、畸形茧等次下茧。总之，选茧的目的是把好缫丝的原料关，若不经过这一关，就会给后续的缫丝工作增添麻烦，增加缫丝工接断头的次数，还会影响生丝的品质。

从选茧车间出来的蚕茧要运送到煮茧车上。蚕茧需要接受热水的洗礼，就好比煮水饺，不能一次加热煮到底，那样会把饺子煮破煮烂。我们需要通过加水调节水温，使得水分和热量缓慢均匀地渗透到饺子里面，使饺子里外都熟且不把皮胀破。蚕茧有着致密的茧壳和藏着蚕蛹的内部空间。在煮茧机上调整好不同区域的水温，笼里的蚕茧缓慢通过各个区域，让热水渐渐渗透到蚕茧内部，使茧层丝胶得到适当膨润软化，茧层内外都能变熟，且不会由于温差问题产生的渗透压过大而导致瘪茧，或者煮得过头而产生汤茧。最后，将从煮茧机上下来的蚕茧分装成一筐一筐，运送到缫丝机上进行缫丝。

目前生产上使用的是自动缫丝机，而部分地方的茧丝检验单位有立缫机进行小批量的缫丝。自动缫丝机是从立缫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同样改变的自动化机构包括索理绪机、给茧机、纤度感知器、蛹衬分离机等。如此一来，在缫丝机一头的索理绪机上有专人看管索理绪，通过转动的索理绪机上的转盘把煮熟的蚕茧的丝牵引起来，然后经专人清理扯去丝头，把洁净的蚕茧少量分批送到给茧机的塑料框中。这些给茧机时刻沿着缫丝机上的轨道转动。当缫丝机上某个纤度感知器发出添绪信号，有个勾状物就把给茧机上的蚕茧添加到缫丝槽中。缫丝槽根据缫丝的纤度要求，其中的每个绕丝机构下面都有几粒蚕茧在跳动。几根茧丝穿过上方集绪器中一个细小的瓷眼，再通过其他装置卷绕到最上方的集丝的小。

自动缫丝机上，缫丝女工可以分管的小数量比立缫机上要多很多。她可以在缫丝机边来回巡视她所分管的小，不时把绕满蚕丝的小取下，空的小装上，也不时动手把断丝接上。

缫丝机小上的丝还不是可用于销售的厂丝。从缫丝车间出来的小丝会被送到一个复摇车间，那里的工人首先要把小成串叠起来放到一个真空给湿机里，让丝片充分吸水。然后在复摇机上装着一个个周长1.5米的大。工人需要把小丝卷绕开来并卷绕到大上，所以称为复摇。通过复摇，能使丝片形状整齐，物理性能良好。

后来，在安静的整理车间里，大上的丝片要经过最后一道工序。工人一边要检查一遍大上的丝是否有瑕疵，一边又要在丝片上编上几道绳，然后将丝从大上卸下，并用小木棍绞成麻花状。最后，将成绞的丝根据出厂规格进行称重、打包和成件。

至此，缫丝厂终于把粒粒白茧变成了捆捆银丝。现在的我们可能已无法再见到十多年前蚕丝行业的鼎盛风光和缫丝厂机器日夜轰鸣的热闹景象。因为随着经济大潮的起起落落，随着国家重点扶持产业的转移，丝绸行业的春天似乎已渐渐远去。但无论什么时期，只要我们拓展思路，勇于创新，一定还能获得产业的喜人发展和美好前景。

织染针黹：生产技术和品种

中国的丝绸生产技术在很长的时间内独步天下，代表着世界的最高水平。用丝织机来织制丝绸，是中国古代各种技术中最为奇妙的一种，相当于今天的IT高科技行业。但是，织机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最初的原始腰机开始，到战国前后的踏板织机以及多综式的提花机，再到唐代的束综提花机，中国丝织机的真正定型和完善，走过了几千年漫长的路程。

织机上穿综规律的变化会形成不同的梭口，织工织入纬线，就可以织出各种不同的结构。根据各自不同的品种特点，我们对它们有绫、罗、绸、缎等各种不同的称呼。中国古代丝织品的组织结构有着最为复杂的体系，这一体系在汉代已经基本形成，此后逐渐增多，不仅有素织的绢、纱、缟、纨等，也有带花纹的绮、绫、锦及缂丝、妆花等。

为使丝绸更为华丽，人们还利用矿物及动植物等各种染料对丝绸进行再加工。早期的印染技术在彩画基础上发展而来，中国很早就已采用了凸版印花技术。蜡染传入后，雕版开始被用于防染印花。唐朝中期，多彩夹缬的发明将防染印花工艺发挥到了极致。刺绣是另一种锦上添花的方法，它通过穿刺运针、以针带线的手法进行艺术创造，在我国很早就已出现。《出警图》中的明世宗与太监各着蟒袍

天机灵动

所谓的腰机，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将织轴用腰带缚在织造者腰上，再用双脚蹬起经轴，或将经轴固定在其他构架上，通过人的位置来控制经线的张力，而在经轴和织轴之间没有固定的机架。

人们最初使用的织机就是以手提综开口的原始腰机，这种织机虽然没有机架，但已能满足织机的基本功能要求。一般来说，一台织机要完成五个基本动作，称为“五大运动”。首先是“送经”，即把织绸用的经线排布在经轴上，并根据织造的要求放出适量的经线；送出的经线分成上下两层，形成一个梭口，称为“开口”；梭口形成后，织工将梭子穿过上下两层经线之间，称为“投梭”；然后，织工必须把留在梭口里的纬线打紧，这样才能再形成下一个梭口，称为“打纬”；最后要把织好的布卷绕在一根布轴上，这称为“卷布”。

虽然没有完整的机架，但是一般的原始腰机起码需要有三根木杆，称为三轴，即用以夹住织物的卷布轴、用以形成开口的开口杆和用以固定经丝的织轴三个部分，这是织机里面的基本部件。在甲骨文中的“帛”字造型上也可以看出这种原始织机的端倪，上面的“白”字表示织工，下面的“巾”字就像上布经线的三根轴。而投梭和打纬两步则是由与机身分开的梭子和打纬刀来完成。踏板织机踏板斜织机

由于原始腰机的开口运动是用手提开口杆或简单的综片形成的，生产力水平较低。为了使织工能腾出手来专门用于投梭和打纬以提高生产力，人们发明了踏板织机。这种织机和原始腰机一样虽然只能织造平纹织物，但有固定经轴和布轴的机架，而且在机架上装上了脚踏板，利用脚踏板来传递动力拉动综片进行开口，被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对世界纺织技术的一大贡献。提花机蚕织图

大约在战国时期踏板织机就已经出现，《列子·汤问》中记载纪昌“偃卧其妻之机下，以目承牵挺”，此处所指的可能就是脚踏板。

大约从唐代开始，踏板织机较多地采用双综式，即用两块踏脚板分别控制两片综，每片综各形成一种开口，织成平纹织物，而经面则基本水平。这种踏板双综机在传为南宋梁楷的《蚕织图》及元代程棨本的《耕织图》中都有所描绘，两者的机型基本一致，有一长一短两块踏板，长的脚踏板与一根长的鸦儿木相连，控制一片综，短的脚踏板与两根短的鸦儿木相连，控制另一片综。在开口时，两片综由踏板独立传动，综片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因而是一种单动式织机，现在使用的缂丝机就属于此类。

约在元、明之际，互动式双蹑双综机出现了。这种织机的特点是采用下压综开口，由两根踏脚板分别与两片综的下端相连，而在机顶用杠杆，其两端分别与两片综的上部相连。这样，当织工踏下一根踏脚板时，一片综就把一组经丝下压，与此同时，此综上部又拉着机顶的杠杆，使另一片综提升，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开口。要开另一个梭口时，就踏下另一块踏脚板。这种开口机构十分简洁明了的织机，在欧洲12世纪、13世纪已十分流行。中国的素织机从单动式向互动式的演变，可能得益于13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兴盛。现在能在民间看到的双蹑双综机，基本上就是这种形制。多综式提花机原始腰机和踏板织机只能织造简单的平纹组织，但从商代出土的青铜器、玉器上附着的几何纹绮来看，当时的丝绸已经有织出来的图案，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已经发明了提花技术和提花织机。所谓的提花技术就是一种开口的技术，是中国古代丝织技术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普通的丁桥织机平纹组织虽然也需要开口，但在整个织造过程中这种开口只有两种规律的梭口，遇到复杂的、有图案的丝织品开口很复杂，很难操作，也极难记忆，必须将这种复杂的开口信息用各种安装在织机上的提花装置储存起来，以使这种得到记忆的开口信息能够被循环使用。这就类似于今天的计算机，将所有程序编好、储存在计算机中之后，所有的运作都可以重复进行，不必每次重新开始，因此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

把每一纬不同的开口信息贮存在一根综杆（或综片）上，也就是说穿一个图案需要多少根不同规律的纬线就穿好多少根不同规律的综杆，凡是采用这种提花技术的织机我们就称之为多综式提花机。这种提花机主要有两个类型，一种是通过手提综片来提花的手提多综式提花机，另一种则是通过脚踏板来控制的多综多蹑式提花机。在踏板织机最早出现的年代里，这种提花综杆与踏板开口装置相互配合，就形成了多综多蹑提花机，所谓“蹑”就是织机上的脚踏板。《三国志》里说到扶风马钧改机时也曾记载过这种织机：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当时的提花织物无论是使用单层组织的绮，还是使用重组织的锦，都能用这种织机来织造。

多综式提花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具有信息贮存和记忆功能、能控制织物经向图案循环的织机，它用踏板来控制提花的综杆，在一个纬向完全循环内一根纹经可以同时穿入数片花综内，花纹的复杂程度决定了使用综杆数的多少，而综杆的多少又决定了踏板的数量。这种类似的机型在四川双流地区还有发现，因其脚踏板上布满了竹钉，状如农村河面上排列着的过河石墩“丁桥”，因而也被称作“丁桥织机”，其特征也是用一蹑控制一综，综片较多，但门幅较窄，通常只用于织腰带。花本式提花机

除了多综式提花机外，东汉王逸在《机妇赋》中还载有另一种提花织机：“胜复回转，剋像乾形。大匡淡泊，拟则川平。光为日月，盖取昭明。三轴列布，上法台星。两骥齐首，俨若将征。方员绮错，极妙穷奇。虫禽品兽，物有其宜。免耳跧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窜身匿蹄。高楼双峙，下临清池。游鱼衔饵，瀺灂其陂。鹿卢并起，纤缴俱垂。宛若星图，屈伸推移。一往一来，匪劳匪疲。”

据有关专家研究，这是一种低花本织机，文中的“高楼”指的是用以悬挂花本的构架，所谓“双峙”是指从织机的两侧将其挂起，“鹿卢并起”是指两侧高楼提升花本的装置，而“星图”则是指花本，织完一梭后再织另一梭，斗转星移一样逐渐推移。

这种织机的工作原理在今天的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竹笼机中仍然可以看到，其构造是在织工所坐位置的前上方悬挂一大竹笼，竹笼上排列多根与吊综绳结成花本的提花竹棍。提花时，凡是要提升的经线穿入竹棍之前的综线，不提升的经线则穿入竹棍之后的综线，这样上下两组综线就被提花竹棍分开。然后提起竹笼以使经线形成开口，再通过压经板和开口竹管等工具使开口更为清晰，投梭之后，提花的竹棍移到竹笼的另一面排在最后，以作下一个循环之用。

到了大约初唐时期，另一种以线制花本为特征的提花织机——束综提花机形成，它一方面是竹编花本织机的直接变形，另一方面也是将中亚纬锦织机的1-N把吊系统和中国传统的花本相结合的产物。

隋末唐初时，真正的束综提花机形成，此时大量涌现出的小团花纹锦便是十分明确的带经纬两向循环的束综提花机产品。这时出现的应是一种小花楼织机，元稹《织妇词》中对荆州贡绫户“变撩机苦织难”的描写就是指此。在宋人的画作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种提花织机形象，它的机身平直，中间隆起高悬花本的花楼，一拉花者坐在花楼之上根据纹样要求用力向一侧拉动花本，花楼之前有两片地综，由坐在机前的织工直接用脚踏控制，并由他负责投梭打纬织造。这种花楼织机最为核心的技术就是织造织物图案所需的循序，称为“花本”。

何谓“花本”，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上有一段十分经典的解释：“凡工匠结花本者，心计最精巧。画师先画何等花色于纸上，结本者以丝线随画量度，算计分寸抄忽而结成之。张悬花楼之上，即织者不知成何花色，穿综带经，随其尺寸、度数提起衢脚，梭过之后居然花现。”而束综提花机发展的顶峰是大花楼织机，其特点是花本大而呈环状，花纹循环可以极大，达到十余米，用以织造龙袍之类所用的袍料，南京的云锦织机即属于此类，也可以看成是花本再一次从衢线中分离出来的结果。这种织机的幅宽一般在70～80厘米左右，但从图像上看，在清代时还出现了一种双人投梭的阔幅织机，其门幅可以达到普通花楼织机的两倍。南京云锦织机

这种使用线制花本控制经线提花的技术西传到欧洲后，经过多人的改良，最终发展为用打孔的纸版和钢针来控制织机提花的贾卡龙头，打孔的位置不同，织出的图案也就不同。再后来，有孔的纸版又启发了电报信号的传送原理，这也就是早期计算机的雏形。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发明的提花机对世界近代科技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绫罗绸缎

罗组织是出现较早的一种组织结构，在商代墓出土的青铜器上就发现有罗织物的痕迹。当时这种罗织物最常见的是大孔罗，后称链式罗，它的纬线相互平行排列，地经和绞经的比例为1:1相间排列，但一根绞经可以和相邻的两根地经起绞，即一根地经由相邻的两根绞经纠绞，绞组之间交错打乱，所以称为无固定绞组。这种类型的罗织物在历史上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在汉唐时期达到最盛。盛唐时，江南越州（今浙江绍兴）生产的越罗已经和蜀锦齐名，成为著名的丝织品种，如杜甫在《白丝行》一诗中一开篇就说：“缲丝须长不须白，越罗蜀锦金粟尺。”晚唐时，越州出产的“十样花纹等罗”成为贡品，上贡朝廷，而刘禹锡《酬乐天衫酒见寄》诗中也说“舞衣偏尚越罗轻”，可见其受欢迎程度。这种越罗到了宋代集中在今天的浙江金华一带生产，因而也被称为婺罗（金华古称为婺州）。

这种无固定绞组的罗织物以四经绞罗最为常见，分为花、素两种，其中四经绞花罗通常在四经绞组织的地上再以二经绞组织显花，形成对比鲜明的特殊效果，在汉唐时期的织物中也较为多见。此外，在原四经绞素罗的基础上加三梭平纹，又衍化出罗孔具有横向效应的四经绞横罗，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六号辽墓中的十经绞和十二经绞织物也属于由此演变而来的织物品种。罗

到了元代之后，链式罗的组织就不多了。这时的罗织物采用的是较为简单的组织，只用两根固定的相邻经线对应绞转，每织几梭平纹之后就绞转一次，这样就形成了一道道横向的孔路，所以被称为横罗。根据平纹纬数的不同，又有三梭罗、五梭罗、七梭罗等之分，其中三梭罗是金元时期最为常见的一种横罗，而流行于明清时期、产于浙江杭州的杭罗则是平纹梭数更大的横罗。与横罗相对还有一种直罗，则是孔路沿竖直方向伸展，即其中一部分经线以平纹规律织造，而若干对经线则为绞纱组织。

纱也可以写作“沙”，其原意是指稀疏可以漏沙，纱织物经常与罗相提并论，称为罗纱，由此可知，纱与罗是非常相似的织物，它们都很轻透，但纱织物比罗更为轻薄。在早期，纱多是指一些经纬密度稀疏、轻薄的平纹织物，所谓“沙，绢属也”。但我们现在意义上所指的纱织物，其结构特点是由两根经线相互绞转，并且每一纬绞转一次，其实也就是只织了一梭平纹纬线的横罗，因此它在唐代的文献中被称为“单丝罗”，是四川成都的贡品，王建《织锦曲》中“宫中犹着单丝罗”即指此。到了宋代，在纱的组织中插入了平纹或其他变化组织形成的有图案的暗花纱织物开始出现，其后又演变出亮地纱、实地纱、祥云纱等等不同的类型。汉绮唐绫

所谓绮，其组织结构就是在平纹地上用斜纹或其他的变化组织进行显花，从而织出图案，因此，汉代《释名》说：“绮，欹也。其文欹邪，不顺经纬之纵横也。”绮作为一种丝织品种的名称在历史上出现很早，《楚辞》中就有“纂组绮绣”之句，但其得以迅速发展却是在两汉时期。当时绮与锦、绣等被同列为有花纹的高级丝织品，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有不少出土，其图案有一种是菱纹，当时应该称为杯文，因为它的外形很像当时的耳杯，《释名》也曾提到当时绮的名称有长命绮和杯文绮等多种。

不过，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组织结构相似的丝织品出土越来越多，但绮的名称在现实生活中却出现得越来越少，相比之下，另一个名称绫的出现频率却是越来越高，说明同样的丝织品种在魏唐之间被称为绫。绫品种的组织结构一方面继承了绮，所有平纹地上显花的暗花丝织品都可以称为绫。成书于西晋的《西京杂记》中载，陈宝光家生产的散花绫“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直（值）万钱”，由此可见当时使用的绫机相当复杂，不仅织造费工，而且价格昂贵。到了唐代，绫织物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出现的以斜纹作地的暗花丝织品，也被称为绫。当时除官府织染署中设有专门的绫作外，各地进贡的丝织品中绫也占了很大的比重，而在河北的定州、河南的蔡州以及江浙一带，民间织绫作坊也很昌盛，如定州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其规模之大，为前代罕见。绫

此外，唐代的绫织物的品种也十分丰富，在当时的贡物目录、诗文词赋及出土文书中曾出现过大量绫品名的记载，如以产地命名者有吴绫、范阳绫、京口绫；以生产者姓氏命名者有司马绫、杨绫、宋绫（也可能是地名）；以纹样图案命名者有方纹绫、仙文绫、云花绫、龟甲绫、镜花绫、重莲绫，柿蒂绫、孔雀绫、犀牛绫、樗蒲绫、鱼口绫、马眼绫、独窠（窠：袍衫所绣大朵团花）、两窠、四窠；以工艺特点命名者有双丝绫、交梭绫、八梭绫、白编绫、熟线绫、楼机绫；以表观色泽命色者有二色绫、耀光绫及各种色名的绫，不可尽数。唐代是绫织物生产的鼎盛时期。

白居易曾写过一首著名的《缭绫》诗，描述了当时最为精美的产于浙江越州地区的缭绫的生产和使用情况，诗中写道：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

诗句“地铺白烟花簇雪”中的“烟”和“雪”都是白色，正是缭绫刚织好时的色彩，而从当时情况看，浙东一带的绫以平纹地上显斜纹花或长浮花为主。这种绫的表观效果正是地部稍暗，如铺白烟，花部较亮，似堆白雪。“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则详细而到位地指出了绫织物先织后染的工艺特点。所谓“先织后染”，是指先把白丝织成织物，再把织物染成不同的色彩，而织物的图案完全依靠花和地两个部分的组织结构变化来实现。“云外秋雁”正是唐代十分常见的官服用绫纹样，正史中有“雁衔威仪”的记载，可以互证；而“江南春水色”是一种蓝绿之间的碧色，用蓝草染成。白居易在一首《忆江南》中写道：“春来江水绿如蓝”，说的也是这种色彩。最后是“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这正是一般绫织物的特点，白居易发现了这一点并准确地描绘出来了。“异彩”只是某一种奇异之彩，并不是有很多的色彩；“隐映”，正是暗花织物图案若隐若现的情况；在阳光下从不同的角度看，图案根据光照角度时强时弱地呈现出来，甚至是时有时无，这便是“转侧看花花不定”的缘故。

唐代以后，绫依然十分盛行，品名的出现也是有增无减，但论地位之显赫，已远远不能与唐代相比。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绫大多只指装裱书画的用料，由于在装裱时往往在背后会托一些宣纸，因此对绫本身的强度和厚度的要求都不是很高。光滑如缎

缎在古代也曾写作“段”字，但在唐代以前的文献里多是用作布帛的计量单位来讲，而作为一种织物来说，缎类织物是出现较迟的。虽然在《唐六典》中，“段”与罗、锦、绫、纱等丝织品种相并列，但考古实物所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暗花缎是在江苏无锡元代钱裕墓出土的五枚暗花缎。此后，暗花缎的出现就较为常见，如山东邹城的李裕庵墓和江苏苏州的曹氏墓中都有大量实物出土。缎

历代对缎的称呼并不相同。宋元时期，缎的名称并不称为缎，而是称作“纻丝”，宋代《梦粱录》中记载的纻丝品名就有间道、闪褐、织金等几种，但从文献来看，这里的纻丝所指的多为色织的缎织物，而元代文献中则有素纻丝和暗花纻丝的记载。日语中称缎为“朱子”或“繻子”，也有专家认为是由“纻丝”的发音转化而来。拉丁语中的缎则是从福建泉州的古称“剌桐”演变而来，《马可·波罗游记》中说：“泉州缎在中世纪时著名，波斯人名之曰“Zalruni”，迦思梯勒名之曰“Scruni”，意大利人名之曰“Zetoni”，法兰西语“Satin”，拟出于此。”

缎的名字到了明清时期才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文献中，其中有以产地为根据命名者，如川缎、广缎、京缎、潞缎等；有以用途命名者，如袍缎、裙缎、通袖缎等；有以纹样命名者，如云缎、龙缎、蟒缎等；有以组织循环大小为据者，如五丝缎、八丝缎、六丝缎、七丝缎；还有以工艺特征命名者，如素缎、暗花缎、妆花缎等。

其中五枚暗花缎是缎组织中最为常见的组织结构，所谓暗花缎是指在织物表面上以正反缎纹互为花地组织的单层提花织物，其花地缎组织单位相同而经纬面相异，故能显示花纹，在今天被称为正反缎。五枚暗花缎从元代出现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八枚暗花缎出现的时间较晚，大约在清代康熙年间。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广东人屈大均在其《竹枝词》中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铜钱堆满十三行。”这里的五丝和八丝就是对五枚缎和八枚缎的称呼。相比五枚缎织物，由于八枚缎织物丝线的浮长更长，光泽更好，具有“质密而匀，其色鲜华，光辉滑泽”的效果，是清代主要的缎类丝织物品种，而广东所产的“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是中国绸缎出口贸易中的大类。此外，文献记载中还有六枚缎、七枚缎和十枚缎等名称。

不提花的素缎是缎织物中另一个大类，各种素缎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组织循环的大小。与五枚暗花缎一样，五枚素缎在素缎织物中起源最早，但目前所见的实物出现在元末，八枚素缎的出现则可能要晚至清初。成是贝锦

锦是中国古代丝织品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当时对锦的定义是“织彩为文”，即用彩色丝线织成的织物就称为织锦。而今天所指的锦是一种采用重组织织成的多彩熟织物，一般采用以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经线和纬线交织形成的重组织提花，生产工艺较为复杂，织物通常较为厚重，图案变化十分丰富，“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因此在古时“唯尊者得服之”。“恩泽”锦舞人纹锦对龙对凤纹锦

锦的名称在《诗经》中就有所提及，如“萋兮斐兮，成是贝锦”，而现存最早的织锦实物出土于辽宁朝阳魏营子西周墓地，南方江西靖江东周墓中也出土了十分完好的织锦。早期的织锦基本上都是以经线显花的经锦，其兴盛期出现在战国，并一直持续到唐初。以湖北江陵马山楚墓中所出的战国时期的舞人动物锦为例，它采用平纹经重组织，经线有深红、深黄、棕三色，分区换色，纬线为棕色，图案纬向布局，经向长5.5厘米、纬向长49.1厘米，说明了当时经锦的织造已采用了多综式提花机进行织制。汉代经锦的实物虽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有不少出土，但一般认为汉式织锦的代表作是西北地区出土的云气动物纹锦，其技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图案变得更加生动。经锦的经线密度不能过大，过大则很难织造。为了解决这个技术难题，当时还采用了分区换色的办法来表现更多的色彩，即在整个幅宽中将经线分为若干个区，各区中每组经线颜色各不相同。汉晋之时，由于受当时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当时的云气动物纹锦大部分都采用了白、黑、青、赤、黄五种色彩，把这五种色彩与金、水、木、火、土五行或五星和西、北、东、南、中五方等相对应，这种经锦也就被称为五色云锦。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中西技术和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约到3世纪，丝绸之路沿途（主要是中国的西域地区）开始模拟中原的平纹经锦进行生产，但在织造中却将织物经纬线的方向调了90度，生产出了平纹纬锦。这种纬锦在甘肃玉门、新疆营盘和吐鲁番以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地区都曾出土，所用的丝线也来自当地养蚕所结的蚕茧，并用当地的方法加工成风格粗犷的丝绵捻线。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曾提到丘慈（今库车）锦、疏勒（今喀什）锦和高昌（今吐鲁番）锦等名称，就是丝绸之路沿途生产的平纹纬锦。

初唐时期，出现了以斜纹作为基本规律的斜纹纬锦，并可以细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典型的唐式纬锦，这是唐代织锦的主流，不仅是唐代的中原地区采用，与此同时的中亚粟特地区也有大量这类纬锦；另一类是从中晚唐开始出现的辽式纬锦，目前所见如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的五代织锦、辽宁省博物馆藏后梁织成金刚经、苏州瑞光塔出土的北宋云纹瑞花锦等大量的五代至宋的织锦都属于这类织锦。

到了元代，百官的高档服饰“无不以金彩相尚”，织锦中也相应出现了织入金线的纳石矢，纳石矢又称纳赤思，是波斯语织金锦Nasich的音译词。当时官方专门生产纳石矢的作坊就有四五个，产品被大量做成衣服和日常生活中的帷幕、茵褥、椅垫、炕垫。这种织物采用特结型的织锦组织，有两组经线，一组专门与地纬交织成地组织，另一组则是专门固结显花的金质纬线，这种金线通常将金箔贴在羊皮上切割而成。切割后直接使用的称为片金或平金，把片金再绕在一根纱芯上的称为圆金或捻金。

另外不能不提的是传说中的三大名锦，其中宋锦以时代名，蜀锦以地名，云锦以纹饰名，但实际上都是以地区划分的。宋锦产于苏州，清代康熙年间，苏州机房模取宋裱《淳化阁帖》十帙上的宋裱织锦，虽然花样采用了宋代图案，但在工艺上用的却是特结锦的组织，因此只能称为宋式锦或仿宋锦。蜀锦产于四川成都，自古有名，汉唐间用的应该是平纹经锦，宋元时用的也是辽式纬锦，但后来基本被毁，清初由浙江人恢复，此时的蜀锦则以浣花锦、巴缎、回回锦等为主，多为特结锦，也有部分是用单插合组织的。而云锦是一个较为混杂的概念，其主要品种则属于妆花。天工之巧

用“通经断纬”方法织成的缂丝，其经线为本色的丝线，纬线则采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然后用小梭将各色纬线依画稿以平纹组织缂织。使用这种工艺织造的织物其纬线不像一般织物那样贯穿于整个门幅，而是只在需要这种颜色的区域内织入。缂丝工艺在我国至迟在唐代就已出现，并在两宋时期达到巅峰，目前传世的北宋缂丝作品多是书画的装裱材料；而南宋时期在皇室的倡导下，朱克柔等一批缂织欣赏性花鸟画题材的缂丝名手开始崭露头角，他们缂织的作品丝线极细，晕色自然，“人物、树石、花鸟，精巧疑鬼工”，后人曾赞其“至其运丝如运笔，是其绝技，非今人所得梦见也。宜宝之”。明代妆花罗右衽斜襟大袖褶裙蟒袍明代绿地仙人祝寿图妆花缎

到了蒙元时期，缂丝被用于织造皇帝的“御容”，成为朝廷织染杂造人匠都总管府所属纹锦局承担的要务之一，备受重视。蒙元时所织御容多以绘御容为粉本，其用色较为单纯，《经世大典序录·工典·画塑》中评论说：“绘事后素，此画之序，而织以成像，宛然如生，有非彩色涂抹所能及者。……然后知工人之巧，有夺造化之妙者矣。”清代中期，受到西方风格的影响，出现了一种缂丝毛织物，与传统的缂丝织物原料均为蚕丝不同，这种织物由丝毛等多种原料织成，缂织出的花纹是横向的，下机后竖过来看才是竖向花纹，而且风格上具有较为强烈的油画效果。

提花织物在花部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显花，便可称作妆花织物。所谓妆花是对挖梭工艺的别称，根据地部组织具体又有妆花绢、妆花绫、妆花缎、妆花罗等之分。

关于妆花的起源问题目前尚未有定论，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受到唐代缂丝和织成工艺的影响。目前所知最早的同类织物应该数青海都兰出土唐代的织金带，在平纹地的带子上织入纯金片，织入之后把多余的部分剪去；在敦煌藏经洞中也有团狮纹、团花纹的妆花绫发现，其年代约为晚唐到五代。宋辽时期，有关妆花或挖梭织花的发现报道日见增多，如内蒙古辽代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鹧鸪海石榴纹妆花绫；湖南省衡阳何家皂北宋墓中出土的黄褐色小点花妆花罗团花夹衣残片；黑龙江省阿城金墓中也出土了酱色地云鹤纹织金绢绵袍等多件使用挖花工艺织入金线的妆金织物。

明清两代是妆花织物的兴盛期，明代的《天水冰山录》记载的妆花织物品名就有妆花缎、妆花纱、妆花罗、妆花、妆花绢、妆花绒、妆花改机等。在明代万历皇帝定陵出土170余匹袍料和匹料中，妆花织物占了一半以上，故宫里的妆花织物则不胜统计，全国各地明墓中的妆花织物也是屡见不鲜，可见明清妆花之盛。

此外，明清时期的皇家和达官贵族为了追求织物富丽堂皇的表面效果，还用妆花的工艺在织物中织入鸟羽，定陵出土的一件绛色织金孔雀羽妆花罗袍料，就是孔雀羽毛用于妆花的实例。

染缬刺绣

在1856年英国人William Henry Perkin发明合成染料苯胺紫之前，世界上所有地区使用的主要都是来自自然界的植物染料。草木染料是我国古代染色的主要染料，《唐六典》中载“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叶、有以茎实、有以根皮，出有方土，采以时月”，而汉字中的“染”由水、九、木三字组成，其中水是指染色要在水中进行，木字是指染料多为草木之材，九字是指多的意思，也说明染色多是在以草木作染料的染液中进行的。

红花和靛蓝是植物染料中最为特殊的两种，前者是酸性染料，后者是还原染料，而其余大部分的染料都属于媒染染料。

据说红花原产于西域，张骞通西域时将红花的种子带回中原种植，红花染色技术也随之传入中国。红花中含有两种色素，其中红花素溶于碱而不溶于酸及水，黄色素溶于酸及水而不溶于碱。在使用红花染色时，必须从其中分离出黄色素，提取红花素用作染料，才能染出较好的红色。在红花使用的早期阶段，上等的红花素被用于制备胭脂，较差的含有不少黄色素的染液才用于丝绸染色。大概到了唐代，随着红花素与黄色素分离技术的提高，人们已经能染出纯红花素染的色彩，称为真红。到了明代通过改变红花素染液的浓度，人们已可制出莲红、桃红、银红、水红等不同的染色色泽。缂丝玉兔云肩残片

用于制靛的蓝草有蓼蓝、菘蓝、槐蓝、马蓝等多种，它们的茎叶中均有可以缩合成靛蓝的吲哚酚，但它在各植物细胞中的存在形式却有所不同。如菘蓝所含为菘蓝甙，它遇到碱时即可水解游离出吲哚醇，从而氧化为靛蓝；而蓼蓝和马蓝中含的是靛甙，必须经过长时间发酵，在酶和酸的作用下才能水解、氧化为靛蓝。因此，蓝染的早期工艺是将草木灰与蓝液一起染色，到魏晋时则采用石灰和发酵先将菘蓝水解制靛，然后再还原染色。

而染红的苏木，染紫的紫草，染黄的槐米、栀子、黄檗、荩草，染褐黑色的各种树皮果壳等，绝大部分植物染料因含有媒染基因，都可用媒染工艺染色。中国古代所用的媒染剂基本可以分成铁剂和铝剂两类。铁离子媒染剂主要来源于绿矾，基本成分为FeSO，因其能用4于染黑，故又称皂矾。铝离子媒染剂以明矾为主，主要成分为KAl（SO），但它的应用较迟，在中原较早是应用草木灰作媒染剂。42据史料记载，魏唐时期用烧灰作媒染剂的植物主要是含有丰富铝元素的藜、柃木、山矾、蒿等，因此草木灰中的主要作用是铝媒染。

矿物颜料在古代中国丝织物上的使用也十分广泛，有赤铁矿（FeO）、空青（CuSO）、朱砂（HgS）、白云母、炭黑等，其中234朱砂应当是最著名的一种。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江陵马山楚墓中出土过大量完好的朱砂染织物，其色调鲜明，质地柔软顺滑，而朱砂所染的朱红更是当时社会上层阶级权势和地位的象征。而其他的矿物颜料则大多只用于局部的着色。

此外，还有一些动物染料被用于丝绸染色中，其中最为有名的是骨螺。骨螺的腮下腺可用来染各种色调的紫色，由于一个骨螺可用作染色的部分极少，所以其贵重可想而知，有“帝王紫”之称。印绘结合

绘画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甚早，甘肃大地湾的地画、仰韶文化的彩陶画都反映了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高超的绘画水平。而这一时期也是丝织品出现的时期，因此将绘画的手法应用于织物上是不足为奇的。此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代的墓葬中也发现了使用朱砂、赤铁矿、土黄等矿物颜料在丝织物上着色的实例。

作为绘画技术的延伸，印花技术则是将染料或颜料拌以粘合剂，并用凸纹版或镂空版将其直接印在织物上显花。这种工艺在秦汉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目前所见最早的凸版（阳版）直接印花实物出土自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该墓中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绢采用金、银、黄三种颜色套印而成，属于三色凸版颜料印花。整个印花图案单元由银色的“个”字形分格纹、黄色图案化兽面形的主面纹以及叠“山”形金色小圆点纹组成，轮廓呈菱形。这种印花方法的出现与秦汉印章的流行密切相关，从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两块凸版印花版来看，其尺寸较普通印章略大，而在形制上也与印章十分相似，背面均有一小钮。

另外一些印花织物则将印花技术和绘画相结合，这种方法是当时印花技术上的一个重大革新，它用直接印花的方法代替了费工费时的底纹部分的手工描绘，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兼收底纹规整划一之功。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就采用了这种印花与敷彩相结合的工艺，先是用花版印出暗灰色枝蔓，然后绘制花蕾、花穗和叶片等，最后使用粉白加点。宋元时期这种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各地宋元墓葬中都有此类实物出土，特别是南宋黄昇墓中出土的许多衣服的边饰都采用了凸版印制和手绘相结合的技术。

而镂空印花版（凹版或阴版）并没有发现，只能从出土的实物中分析得到其技术原理。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中出土的一种印花绢，据专家分析其印制效果，它的花纹带有较明显的笔触，推测其工艺为镂空版上用毛笔刷画涂料印成，版型较出于南越王墓的西汉早期的青铜印花版略大。到了明清时期，又流行一种名为“弹墨”的镂空版彩印工艺，从记载和实物来看，先将纸剪成镂空的花样覆于织物之上，然后以弹（以竹刀轻刮沾上染液的刷子，使染液弹出）或喷（用吹管喷出染液）的方法将各种颜色或墨色施于织物之上，形成图案，这时的花纸就起了类似镂空花版的作用。又有将弹墨与绘画相结合的，如《阅世编》中所记“洒墨淡花衣，俱浅色成方块，中施细画，一衣数十万，方各异色”，使织物更为美观。金泥文采

出于对豪华富贵的追求，金（银）箔或者金粉也被用到丝织物之上，除了织金和金线刺绣外，印金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印金在历代文献中常被称为泥金、销金、贴金等。唐代李德裕《鸳鸯篇》中写道：“洛阳女儿在青阁，二月罗衣轻更薄，金泥文彩未足珍，画作鸳鸯始堪著。”这里的“金泥文彩”就是印金。此外，如“罗衣稳约金泥画”、“银泥罗衫越娃裁”等也都属于印金产品。

所谓印金是用类似印花的工艺将金箔或金粉粘着在丝织品表面的工艺，按其原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贴金，目前所知最早的印金织物是新疆营盘出土的贴金。此类贴金在公元4世纪前后在当地应用甚广，当时男女服装的领口、裙摆、胸前、袜背等，均可以看到金箔被剪成三角形、圆点形、方形等，在丝织物上贴出各种图案。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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