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威廉·戈兹曼 （美）克里尚·库马尔 （德）勒尔·兹威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文明的图谱系列(套装共3册)：千年金融史+千年帝国史+千年文明史试读：
前言
与其说《千年金融史》是一本为欧洲读者写的书，不如说是一本为中国读者写的书。中国在金融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中国对金融所做贡献的重要性并非广为人知。原因在于大多数金融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他们专门研究的特定文明，跨越由语言、学术传统造成的不同界线会令他们感到不适。作为一名金融经济学家，我较少受到这种限制，能够进行综合论述，在世界金融史中给予中国合适的位置。本书通过东方与西方的交叉叙事，比较和对照两者金融演化的路径，分析通过丝绸之路构建起来的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中国的早期金融创新包括铸币、纸币、汇票、各种各样的纸质证券，甚至包括金融数学。这些金融技术在几个世纪之后才出现在欧洲。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许多其他的金融问题。例如，它通过组织设计、监管以及有关激励的经济理论，解决了大规模财务管理问题。中国先哲是最早一批清晰阐述“看不见的手”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的人。在近代，清朝的中国金融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府参与其中的企业融资方式，用以满足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今天，这种创新性驱动力同样明显。中国能够很好地解决有关风险、储蓄和投资的金融治理问题，其在金融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不容忽视。从个人角度来讲，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对我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更是因为我毕生都对中国历史充满兴趣。20世纪70年代，我在耶鲁大学读本科时，选修了张光直这位传奇式汉学家的课程。这是一段对于中国考古学激动人心的探索之旅：宏伟的皇家陵墓重见阳光，商代的史学逐渐浮现，学者们追溯了中国农业的独特起源。张光直教授向学生们循序渐进地讲解中国文明起源的世界性价值，进而从历史、经济、文字、艺术、建筑和物质文化等角度探索这种价值，使学生们感到兴奋不已。在后来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张光直教授以及其他耶鲁大学的导师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对我产生了作用。学问必须跨越国家和学科的界线，让自己暴露在不同的环境和研究模式之中，能够拓宽一位学者的眼界。从政治学、经济学、美学、心理学或宗教学等多种角度审视一个问题，能够发掘出更为丰富的解决方案。本书认为金融是一种技术——一个工具和制度的网络，用以解决复杂的文明问题。这项技术关乎价值的跨时空流动，运用契约、制度和单据，来实现未来收益承诺这一本质上假想的东西。虽然这个高度抽象化的技术将自身引向了数理分析，但将金融局限于数学是一件危险的事。人们对某一问题的构想过于狭隘和抽象，是大多数金融危机背后的原因。文明的复杂性意味着人们创造的任何事物都会产生多种程度的作用。例如，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抵押贷款证券化最初被视作一个风险模型和数学问题。在某些情况下，金融家忽略了或没有考虑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从投资者和房屋拥有者的心理状态，到关注金融机构命运的民族国家的政策主张。金融允许社会跨越时间对于价值进行计划、转移和保护，进而服务于社会。我们的社会越复杂，我们就越需要这种能力。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化的时代，但金融却时常被看作问题本身，而非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希望本书能够帮助人们改变这种误解。在本书中，我尝试着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将金融置于社会和文化的语境中。因为我相信，一个广阔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框架，以及金融的人文维度，对于形成应对金融挑战的稳健对策至关重要。诸如全球养老金储蓄、融资及增长形式的创新这些主要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各方面因素，来让它们适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建立金融体系时，人的天性和社会制度必须纳入考虑范围之内。我绝大部分与中国相关的个人经历都要归功于我的好友和同事——陈志武教授。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耶鲁大学共同学习金融学，并且花费了大量时间讨论金融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本书的许多主题反映了这些讨论和共同发现。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陈志武教授鼓励我访问中国，去见证中国金融的飞速发展。我要感谢他安排我访问中国政界、学界和商界最有影响力的金融领导者。这些访问令我深感荣幸，也使我有机会目睹各行各业的领袖如何使中国实现飞速改变。这些领导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处理着新出现的金融工具与休眠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金融制度。我有幸能够听到管理者、企业家、银行家、律师、投资人、学生、研究员和知识分子的观点——所有观点都充分考虑了新的金融进步的重要性。我也非常有幸看到一些金融史上的重要地理标志：从上海外滩到世界上最早的金融理论家管仲的家乡山东临淄。这些访问不仅限于旅游。文化遗址和文化遗产提醒我们，文化是一项相互关联、多世代的事业，有着跨越数个世纪的主题。探访历史遗址会将你与那些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金融的历史蕴含着过去的危机与成功的故事。访问这些事件发生地，让我了解到这些事件的经过和起因。本书中的一些内容建立在我对中国金融史的研究基础之上。对于这些内容，我要感谢我的合作者。柯丽莎（Elisabeth Köll）教授与我一同研究了宋代金融和清代中国企业的诞生。这两个时期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转折期，也是引人注目的创新和文化全盛时期。矛盾的是，在这两个时期中国都面临着外部威胁。宋代的金融创新包括纸币、付款凭单制度和政府“创业”。清代，新兴公司资本主义和外来资金开始出现。在这两种情形中，金融都可以被视为对于外部压力的创造性应对。与朱宁教授关于中国对世界金融市场参与的合作研究，也使我受益匪浅。朱宁、我和安德烈·尤科霍夫（Andrey Ukhov）研究了通过在伦敦和其他全球性市场发行债券，清代中国如何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迅速融资。虽然全球化资本流动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但也制造了根本性矛盾，最终引发了政治变革。我们的共同研究将金融视作国家的工具，从而帮助我理解债务资金增长更深层的含义。其他诸多同事也为我了解中国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帮助。在耶鲁大学，瓦莱丽·汉森（Valery Hansen）向我介绍了有关当前中国的知识，并与我合著了耶鲁版的金融史著作——《价值起源》。我要感谢史景迁、林毅夫、高平阳、邹玲、范文仲、史美伦、萧凤霞、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布赖恩·维维耶（Brian Vivier）和梁滨，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帮助我将汉学引入本书之中。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的两位译者——张亚光和熊金武。本书卷轶浩繁，语言佶屈聱牙，话题也多种多样，而他们乐此不疲地投入其中，我谨在此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最后，我要感谢耶鲁大学历史上对于中国的投入。耶鲁大学一直将中国置于重要位置，每一代耶鲁学者都积极地参与到和中国相关的事务中。因此，我自然而然地从中国的视角看待金融史。若没有中国教师和中国学生参与到耶鲁这个大家庭中，我将不可能完成此书。导论在大多数人眼中，金融是一门抽象的数学学科，偶尔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是因为那些严重的金融危机，或者说是因为金融被人们视作流动性过剩的象征。然而事实上，金融在过去的5 000年里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金融对城市文明的诞生、古典帝国的兴起以及对世界的探索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金融史是一部充满了传奇的故事，精彩例子可谓俯拾即是：人类最早的写作行为就是古代西亚地区的人们为了记录金融契约而发明的；人类社会第一个有关时间和风险的复杂模型也和金融紧密相关；金融诉讼对雅典黄金时代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堪比苏格拉底之于雅典的意义；如果没有复杂的金融组织，古罗马的财富传奇不可能持续数个世纪之久；古代中国文明更是发展了自己独特的金融传统，使得帝王们能够在广阔的区域内实现大一统。在近代欧洲，金融活动催生了用数学方法量化分析风险的传统，使得史无前例的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成为可能。一种全新的金融组织架构——公司，为了满足亚洲和美洲贸易聚集资本的需要应运而生。金融同时也是工业革命中极为重要的辅助因素。到了20世纪，资本市场使得投资趋于平民化，并且激发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法——社会保险、主权基金和个人储蓄账户，它们都是旨在减少家庭经济风险的机制，而且也都根源于人类的金融史。在对人类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金融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债务、市场泡沫、毁灭性的危机及崩溃、剥削性的公司、帝国主义、收入不平等……金融的故事其实就是一部技术的故事，在本质上，金融是一种做事情的方式。像其他技术一样，金融通过不断提高效率的创新得以发展。金融的本性并没有好坏善恶之分。时间与金钱金融的力量之所以能够影响世界历史上诸多重要的转变，是因为它能够让经济价值的实现在时间上提前或延后。例如，抵押贷款可以将买房者未来30年按月支付的承诺转换成现期的一次性支付。抵押贷款在今天已经极为常见，人们并不会意识到它的非同寻常之处。然而，一个购房者居然能够奇迹般地“召唤”出一件自己不曾拥有的财产，这种伟大的力量来自哪里？它又是如何运作的？这个过程会出现哪些差池？凡此种种，都是本书所要解答的关键问题。抵押贷款将购房者未来的货币折现，但是对于贷款人而言，抵押也将货币转换到了未来。同样地，一个担心退休后生活无着的人可以在当下用较高的贴现率购买将来的生计。能够照顾好未来的自己对于人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能力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它依靠的是一种复杂的技术结构，这种技术结构可以体现并实现跨越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承诺。本质上，金融技术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建造的时间机器。它不能在时间的轨道上移动我们的身体，但是可以移动我们的金钱。因此，金融技术改变了我们现在或将来自身所处的经济地位，也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金融拓展了我们想象和计算未来的能力。它也要求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和量化过去，因为历史是预测未来世界的基本依据。金融已经越来越让我们变成时间生物。金融架构存在于并且塑造了时间维度的可能性。本书将会探究金融在世界历史上演变的主要历程。本书的基本前提是人类文明的演进需要复杂的工具来管理有关时间和风险的经济问题。金融随着古代西亚地区第一批人类文明的产生而出现，从那以后，它在许多复杂社会的文明里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过去5 000年内不同的人类文明都曾面临过一系列共同的问题，这些文明通过相互借鉴或独自发明出相似的金融工具解决了问题。确切地说，中国是本书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应对了文明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面临的各种复杂经济问题的挑战。尽管某些金融工具和方法通过贸易和信仰的交流在欧亚大陆得到过普遍的传播，但是中国的金融发展有其独特的轨迹。中国发展了自己的货币经济，自己的会计和金融控制制度，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纸质证券——纸币。这种纸币早在欧洲出现印刷术以前的几个世纪里就已经开始流通使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明确的记录。中国和欧洲在金融发展史中既有共通性也有差异性，这恰恰反映了多种可供选择的历史路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金融技术的共同点是什么，创新是如何同步出现的，新的想法是如何被采纳、转变并在最后嵌入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框架之中的。中国和欧洲金融发展史的比较反映了我个人过去20年的研究兴趣。但很遗憾的是，我遗漏了许多来自其他文明的证据。过去5 000年人类和城市社会的显著扩张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金融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减少生存风险和跨越时间配置资源以促进增长的能力。但是，文明的发展也引起了一些自身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跨期均衡——现在与将来代与代之间的取舍——能否得以维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书是关于人物、地点和事件的个人化叙述。我更希望把金融历史描绘成一种技术文明，而非写成一本包罗万象的世界金融史。研究世界金融史是一件异常艰巨的任务，当然目前学术界正在集体努力开拓，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书不仅呈现了连接金融和文明之间关系的那些特定主题，同时还反映了我个人的特殊经历——我是一位金融经济学家，也曾经在考古界和电影制作领域工作过。这些经历为我理解金融在社会中的角色意义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视野，也将我置于金融史中颇为奇妙的地位。我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将书中的部分内容变得过于个性化。一种“置于何处”的分析框架或许可以引发我们思考更多的历史背景。不过，在进入正文之前，本书首先要对金融技术、一些关于文明的定义以及这两者之间的逻辑衔接进行总体的概述。金融有4个关键要素：1. 在时间上重新配置经济价值；2. 重新配置风险；3. 重新配置资本；4. 扩展了资源重新配置的渠道和复杂程度。让我对此逐一做出解释。前述抵押贷款的例子反映了金融的第一个关键要素：通过时间重新配置经济价值。抵押贷款是一种金融契约，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契约，它们都是现在对于未来行为的承诺。契约用一种使双方互惠的方式将现在与将来联结在了一起。第二，金融重新配置风险。时间上的重新配置意味着金融契约必须克服“将现在与将来分离开来的不确定性”这个障碍。有些风险是我们必须承担的——比如流星撞击地球，而另外一些风险我们实际上可以采取措施来减轻或规避。金融契约将时间维度中的内在风险暴露出来，并在不同的参与方之间进行分配。例如，人寿保险可以将死亡的风险从单个家庭转移到一个大的机构，反过来，这些机构也可以将此契约与其他契约集中起来以分散风险。第三，金融重新配置资本。例如，资本通过股票市场流入高效率的企业，而银行则贷款给那些具有赢利潜力的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也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第四，金融扩展了资源重新配置的渠道和复杂程度。在金融的发展历程中，它提供了一系列越来越丰富的关于跨期契约可能性的选择。这种金融领域日益纷杂的现象和趋势，本质上反映了产生此类契约的社会的复杂性。有些时候，这种复杂性几乎接近书面语言所能描绘的极限。举例而言，一份现代的证券抵押担保合同可能长达900页，涵盖了各种极为庞杂的细节，比如条件、权利和责任。如此复杂化的优点在于扩大了契约各方的缔约“空间”，也就是缔约各方所拥有的谈判维度的数量。当你参与其中时，就能够达成某些在更简单系统里面无法达成的协议。跨期协议的丰富程度和复杂程度使得金融技术不断发展，这是其相当重要的贡献。如果没有这种多维度的缔约自由，人类社会许多根本性的、变革性的文明活动就不可能产生。时间维度上的资源再配置金融契约通常要在两种人中寻找平衡：一类是希望将价值折现的人，另一类是希望将价值转换到未来的人。那些冀图将财富折现的人主要出于两类考虑：消费和生产。消费的动因是人们需要现金来支付当前的费用、购买食物、支付医疗账单，或者应付其他不可预见的开销。消费性贷款可被用来降低风险。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短期支出有可能突然增加。金融契约允许你通过借贷或担保的方式应对临时的负面冲击。在诸如粮食歉收和突发疫病等极端情况下，紧急贷款是一种能够让饥者得食或患者得医的好办法——它消除了人们在顺境和逆境中的差异。因此，金融契约可以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工具。同样地，金融也会让政府从中受益。政府通过借款抵御外来的军事入侵和突发性灾难，并在将来用税收进行偿付，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叫作“跨期消费平滑”。生产性贷款与消费性贷款有所不同。生产性贷款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因为它们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生产性贷款不仅仅是简单地在当下与未来之间起到跨期平滑经济的作用，它们还使得未来具有不同的可能性。金融可以将资本聚集起来创办一个能够产生更高价值的企业。比如说，一个农民可以借钱购买种子，其最终收获的价值将远远大于最初购买种子的成本。如果这个农民不能借款，这片土地就不能被用来进行更高效的生产。基于同样的原因，金融让人类的创造力得到了更有效的发挥。如果没有金融，那么只有那些已经积累了财富的人才能创业。金融则使得没有原始财富积累的人也能够成为企业家。金融让资本得以投入潜在回报率极高的项目，而无须考虑经营者是否富有。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广泛地释放了财富的经济优势——它让生产性资本变得便利和大众化，消除了生产性项目融资的自然约束。这是联结金融和经济增长的最基本逻辑。金融在消费和生产中的运用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有人批判消费性贷款助长了奢靡之风，同时让那些绝望的借贷者倍受盘剥。生产性借贷可能导致资本偏离正轨——低息贷款有时候会投资于赢利性的项目，但也可能被投入到毫无潜力的垃圾项目中。利用不同类型的金融契约，无论我们出于消费性原因还是生产性原因，都能够将未来的财富折现到当前。最简单的就是贷款，当然还有其他种类的金融契约，比如股权或者合伙人机制提供了一种针对企业所有权的奖励措施，而不再是简单的预期固定收益；保险和期权契约提供了一种基于某个特定事件或情形而产生的未来支付。纵观历史，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契约不断扩展自身参与生产性企业的可能性。我们将在本书中对这些契约进行详细的探讨。投资：推迟满足感消费和生产需要使用流动资本，而这些流动资本都是由投资提供的。投资是人们为未来进行储蓄这种行为背后最基本的技术特征，也是现代社会的养老金需要持有股票、债券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原因。比起消费而言，投资推迟了人们获得满足感的时间。没有人喜欢无条件地推迟获得满足感。对于投资者来说，一个主要的动因就是未来的高消费预期。在最简单的金融契约——借贷中，贷款方（投资者）希望在收回本金的同时获得一些额外的收益，即利息。贷款的期限越长，投资者需要推迟个人消费的时间就越长，因此，通常需要更高的利息作为弥补。资本投资回报率可被看作时间的价格。它均衡了跨期财富的供给和需求，同时平衡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生产者之间的需求。例如，如果利率太低，投资者会选择花掉他们的钱而不是存起来；如果利率太高，生产者有可能放弃项目，因为他们所借资金的预期收益不足以偿还贷款。虽然这些交易看起来很简单，但它们却有着世界性的意义。资本投资的生产效率在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者中起着媒介的作用。通过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投资者与消费者、生产者联系起来。这个均衡看起来既纤弱又精致。当金融市场崩溃时，投资者会马上缩减投入企业的资本。与此同时，人口因素在整个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随着全球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储蓄的需求也会增加。而随着老龄化时代的来临，相对于消费者而言，生产者的比例会逐渐下降。因此，金融不仅调和了现在和未来的均衡，也调和了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均衡。同样地，只有在经济增长实际发生的时候，当前与未来之间的金融等式才能成立。这对于一个遍布商机的世界来说是好事，但是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放慢到成熟经济体的水平时，未来经济增长从何而来的问题就会赫然出现。对于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而言，限制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由此导致的现期和未来经济价值关系的断裂等问题总是如幽灵般挥之不去。文化与金融金融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毕竟穿越时间的概念本身就极为抽象。然而，金融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文化和行为之中。长期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地将金融置于道德和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尽管金融能够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但它也对现实产生了威胁：金融决定了在面临危机时谁是求救者，谁又是施救者；它重新分配了财富，也埋下了社会流动和社会动荡的隐患。从某种程度来说，最基本的跨期经济组织是家庭。打个比方，子女照顾逐渐年迈的父母的社会契约，就是一个养老金计划。类似的，家庭、朋友和社区成员间的互赠礼物也能起到类似于金融借贷的作用。然而与金融借贷不同的是，这种补偿方式是履行未来的社会义务，而不是支付利息。这使得社会网络更加紧凑而不是变得松散。这些跨期行为方式的出现远远早于正式金融契约的产生。金融其实产生于跨期问题已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的文化背景之下。由此看来，金融契约不是一个完全新鲜的东西。相反，它不断地替代并更新着传统的跨期机制。因而金融也对现有机制构成了挑战。在一些情况下，文化反作用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时期。这可能部分由于金融对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构成了威胁。比如，最早对金融家进行人身攻击的就是巴比伦的当权政治领袖。18世纪英国历史上出现的首次股票市场繁荣曾经饱受诟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女性投资者在传统的、由男性主导的市场中赚到了钱。由于金融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力量，因此社会总在试图对其加以限制。有时候这些限制是从道德角度出发的。《高利贷法》（Usury Laws）的口号是保护借贷者的利益；英国的《泡沫法案》（Bubble Act）则是打着禁止不道德投机的旗号限制商业公司的建立；创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宣称是为了规范潜在金融工具的不当使用。在这些对于金融契约的限制背后，是一个隐含的、合理的推测——需要制定规则，以防精于金融之道的人剥削那些不擅此道的人。事实上，更深层的原因在于，金融可以重建权力的架构。一个善于权衡现在和未来利益的金融老手可以利用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为世界创造巨大财富，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危险。金融会引起重大的社会变革，风险自然孕育其中。金融：人类文明的特殊工具金融为重新构建人际关系提供了异常丰富的途径，主要原因在于它扩大了跨时期交易的范围。金融能够集中经济力量，使其在不同的地域间迅速移动。金融既可以是战争中的武器，也可以被用作实现和平的工具。这种复杂性和可能性使得金融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特殊工具。在本书中，我将阐述金融出现在最早文明中的原因，以及复杂金融工具较少被用于传统文化之中的原因。文明的标志包括城市化、社会分工细化、精细的符号系统和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文明也是一个吸纳和合成知识的开放系统。先父W. H. 戈兹曼（W. H. Goetzmann）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说：文化是互相联系的机构、语言、观念、价值、信仰和符号组成的系统。它们一般是排外的，甚至是族群性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文明与教化对于新的习俗和理念持开放态度。它们是融合而又混乱的，经常扰乱社会信息系统。它们随着人类社会经历的日渐丰富以及多样化和复杂化而持续发展。金融系统将这些社会关系的范围和本质拓展到了时间领域，同时跨越或长或短的距离。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社会可以创造各种类型的关系。在城市中，你不只是和家人、老熟人打交道，还要和那些在其身上传统互惠关系并不起作用的其他人产生联系。城市生活可能需要与外国游客的一次性互动，或者需要与不能以传统互惠方式相处的商人进行重复的交往。金属硬币、贷款和合作协议等金融工具拓展了人们的经济联系，但如果换作其他方式，这些人可能并不愿意与其他人产生联系。比起传统互惠安排，金融市场使得陌生人更有效地通过时间交换价值：他们不需要共同的信仰和文化规范，只需要契约文书和执行机制。金融工具拓展了人们达成协议的方式，这种扩展恰恰符合了一个复杂又多维的城市社会的需求。文明不仅要求不同类型经济组织之间的契约，也需要能够解决复杂、多维问题的灵活性。金融契约允许各种新颖的支付和承诺方式。即使最初的金融家也要在一个精细复杂的机构和契约体系中活动，他们需要同像寺庙和王宫这样的组织打交道，同农民和其他生产者打交道，还要同来自其他不同文明的远途商人打交道。这些最初的金融家的活动取决于许多条件：政治决策、农业产量、海外贸易探险获取的财富、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和雇员的忠诚度。复杂的生活需要从多个维度对各种未知结果进行交互、计划和承诺。金融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人类对文明社会的需求以及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金融推动知识金融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还起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推动知识的发展。人们对地球边界最早的认识就是通过跨洋远航的商人们获得的。远洋的商业贸易需要金钱和时间，那些希望获得远期更高收益的投资者们会提供相应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就成了文明扩张和延伸的辅助因素。商路将世界上距离遥远的各地联系起来，这种远距离的联系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当长途贸易启程时，时间上的分割也就开始了：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投资与收益之间产生了隔阂。哥伦布要为筹得首次航海所需的费用耐心地等待，随后他还要向资助者们许诺将来的未知收益。他与西班牙皇室签订的契约异常复杂：除了享受政治权力外，他还享有10%的从远洋贸易中获得的未来收益，此外，对于那些利用他的航海发现而建立的商业公司，他还拥有最高投资其1/8股权的权利。如果没有这种跨期契约，哥伦布恐怕永远不会开始远航。我还将讲述金融如何改变了人们创造和保存知识的方式。各种金融问题促进了写作、记录、计算和印刷的发展，同时直接推动了一些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数学创新的产生，包括对数和概率论的发现，以及描述无穷数列以及将时间和变化过程无限细分成小区间的数学能力。金融还促进了量化模型的发展。这些模型不仅研究未来，也利用已有的翔实数据研究过去。市场让人们意识到了很多事情，比如人的推理能力有限以及存在着错误计算的风险。这些复杂的概念性框架推动和刺激了问题的解决，但它们也同样导致了传统思想与量化模型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在金融创新和金融灾难发生时体现得尤其显著。金融架构不仅挑战了传统制度，也挑战了处理未知事物的传统概念性框架和方法。在传统框架里面，机会和财富在文化层面的观念被包含在一套由符号、神话和道德观念组成的丰富系统之中。了解并掌握这种冲突对现代社会来说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硬件和软件金融有两个不同的维度，可以大体上理解为硬件和软件。硬件由金融契约、企业、银行、市场、货币和法律制度等组成，我概括性地称这些为金融架构。金融也是一个涵盖计数、记录、算法和诸如微积分、概率论等高级数学方法的分析系统。在更深的层次上，金融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形成和解决有关金钱、时间和价值等复杂问题的方式。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金融技术的软件。本书将会突出金融硬件与软件的发展历程，这两个维度都被包含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架构之中。在演化过程中，不仅金融从其他领域的工作和技术中学习，其他技术也从金融中学习。硬币的另一面伴随着金融软件和硬件的不断创新，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金融手段提高了人类创造城市、探索新世界、扩大和均等化经济机遇、控制风险以及提供不确定性的未来的能力。但与此同时，金融创新已经导致了全社会范围内的严重不平等，同时也带来了引发现代世界根本性冲突的社会分裂，并将继续影响未来的发展。我希望探索金融的两个方面：一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引发问题的倾向。思考未来的多重视角本书将从多个视角入手。第一个视角是从金融工具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出发的视角。有些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谁，但大多数时候他们是无名英雄。借贷是一个伟大的创意，但没人知道究竟是谁提出了它。金融家不是历史学家，资本市场也不是图书馆——金融技术的发明是为了赚钱，而不是让发明者出名。事实上，通常我们能够知道金融创新者是因为一些灾难。例如，卓有远见的银行家约翰·劳（John Law）现在仍为人们熟知，是因为他创立的密西西比公司最终破产——这家公司是在1720年资本泡沫形成之前的几年里，为了使法国免于破产而建立的。然而，无论声名远播的还是不为人知的，抑或是臭名昭著的金融发明家，他们都牢记金融是依赖民生、服务民生、关乎民生的。每个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东都是出于私人原因而购买股权——或许是为了踏上一段神奇的冒险之旅，或许是因为他们相信约翰·劳的谋略，或者仅仅因为其他人都在做这件事情。不论是什么原因，搞清楚金融工具如何运作的唯一方法是询问人们为什么迫切需要它。最终来说，金融是一种个人的、具体的行为，而不是抽象的、理论的，它不仅仅与金钱有关，也与人及人使用金钱的方式有关。第二个视角是从研究者出发的角度。历史就是探索发现，历史学家就是探险家。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考古学家、古典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研究。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致力于保存过去的人，比如图书管理员、收藏者和商人等珍藏了历史记录的人。我希望能够传达由他们的探索带来的激动与喜悦。他们浸淫多年的精心研究中充满着许多闪耀智慧火花的观点。比如，如果没有得克萨斯大学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Denise Schmandt-Besserat）教授的研究，我们就不能够理解金融在古代西亚的起源，是她发现楔形文字的发明是与金融契约的起源相伴而生的；我们也要向上海的金融学家和货币史学家彭信威致敬，他毕生致力于中国金融史研究；而假如没有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出于个人意愿，研究如何帮助人们通过购买保险抵御经济风险，我们就永远不会明白最早的通胀指数证券是怎么回事。第三个视角是经验主义视角：世界由无数的事物和空间构成。技术的产生需要实际的工具和地点。对于金融来说，这意味着硬币、文档、通信，以及能够制造和交换这些东西的地点。像硬币和股票一类的物品具有明确的工具功能，因为它们解决了诸如贮藏、价值表现以及在时间维度上传递价值等问题。它们由黏土、金属和纸莎草等许多不同的东西制成，或者被印刷在牛皮纸、树皮和纸上。了解金融的物质文化对评价其如何作为一项技术而起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视角就是文化。虽然这本书并不是金融文化史，但在许多例子中，艺术家、作家、道德哲学家、戏剧家甚至喜剧家都对金融市场做出了解读，这种解读反过来也影响了这些市场的发展进程。从道德角度批判金融作为剥削工具的现象可以追溯到巴比伦时代。社会对复杂而抽象的金融工具的不舒适感催生了丰富的艺术创作，而这些艺术创作反过来也塑造了文化心态。我们有时候甚至会为了某种观点参考某种艺术品，或是询问艺术家对金融的看法：从17世纪的郁金香狂潮到20世纪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关于商业的壁画，这些都描绘了在较为近似的文化符号体系下金融的表现与本质。艺术家的观点在本书中是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关于金融的大多数研究是面向专业学者群体的，不过，促使我写作本书的一个动因是我希望更多读者能够感兴趣于我们共同使用的工具，以及一些看起来难以置信甚至不真实的理念体系。金融对于过好当下的生活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它也会让我们仔细思考未来。我个人认为技术创新的基本趋势主要是向上的，而且会持续地向上。我们已经拥有的金融手段整体上有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有时候金融导致的问题非常严重，不过从整个全球化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看起来正是在处理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取得进步。如果没有贷款、银行、债券、股票、期权、资本市场、保险和公司，我们生活的世界会更美好吗？也许会，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本书的论点是金融技术使得更加复杂的政治制度成为可能，提高了社会流动性并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些正是我们所认为的一个复杂社会的文明象征。归根结底，金融关系已变得相当重要，它将不同经济体连接并融入一个复杂的全球化文明之中。对于全球化文明而言，我们必须持续面对金融带来的基本问题：如何均衡现在和未来之间的需求，如何让金融带来的利益惠及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无论他贫穷或富有。金融创新的历史轨迹也许能对这些问题提供有用的启示。第一部分从楔形文字到古典文明金融是随着第一批城市的兴起而出现的，相应地，金融也对城市的兴起有促进作用。本书第一部分将集中阐述城市文明和金融是如何并行出现的。金融和城市文明在古代西亚地区的同时出现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更高层次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更为复杂的经济组织和技术。金融基础设施使得许多城市社会的发展演进成为可能，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作用。在城市化进程中人类放弃了某种经济活动中的纯真，但与此同时也开启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经历的探索和创新历程的新篇章。前四章将追溯古代西亚地区金融发展的辉煌历程。我认为，人们发明的跨期价值交换方式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思维：它既可以预测未来的经济产出，也能够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价值进行公平的处置。随着金融的产生，人们开始在一个精美清晰的时间架构中从事经济活动。采用这种定量的时间框架进行分析开创了许多新的可能，其中有一些是为了降低风险。例如，金融思想产生于最早的农业文明，因为农民要规划农业活动和耕作行为，要记录关于未来物品交付的承诺。然而，金融工具同时也是人类战争的一部分。历史上关于边界纠纷的最早记录中就包括带有惩罚性复利的赔款要求。在金融和城市社会共同存续的最早的两个千年中，它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关于古代西亚地区的章节将着重阐述金融工具不断适应贸易和农业生产的方式。从安纳托利亚文明到印度文明，金融成为向那些复杂的商业运作行为提供便利的机制。有关雅典和罗马的章节将展示两种不同的文化是如何吸收并改造了西亚地区的金融遗产。我认为，实际上是金融活动才使得雅典和罗马的经济得以存续，因为二者都依赖于粮食进口。可以说，这两个地方金融体系的发展，部分原因是为了分配投资来支持商业贸易，同时分散贸易风险。[1]图I–1 恩美铁那（Enmetena）锥体的细节部分，形成时间在大约公元前2400年。这个类似于菠萝型的物体是苏美尔人为纪念拉格什（Lagash）之王恩美铁那征服乌玛（Umma）留下的文字记录。这位统治者的战争索赔内容是目前已知的人类社会最早的关于复利的记载希腊文明有两个值得强调的方面：法律和货币。雅典法院的存在导致了强有力的财产权的产生，并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我所要申明的是，法院还对知识的传播和人们认知能力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贸易纠纷的判定会定期在由数百位公民组成的陪审团面前进行，这势必会创建一个高度金融化的文明社会。雅典经济的货币化也是同样重要的一个因素。近来一些学者认为，货币在雅典社会从初始阶段到拥有其最著名的政治标签——民主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货币成为共享雅典经济成功、凝聚个人对国家忠诚的工具。这部分的最后一章主要是关于罗马，另外也将描绘一幅完全金融化的古代经济的图景。例如雅典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实际上是一个进口型的社会，通过商业贸易得以维系。在罗马，个人财富在政治权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也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投资机会得以持续。债务在罗马金融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在一系列的金融危机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罗马对金融最具创新意义的贡献之一，是为满足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创造了人类社会最早的股份公司。这些公司的投资者们被称为公众团体，他们参与包税制度、公共工程建设，并为罗马军队提供军需品。公众团体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公众持股公司，有点类似于现代公司。公众团体的股份在价值上波动，由罗马的公民广泛持有。我认为这些金融工具在罗马历史上某一关键时刻对其政治结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途径，可以在那些主要政治团体间分配罗马扩张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战利品。[1] 恩美铁那，美索不达米亚王朝的早期统治者。——译者注第1章城市、语言、法律、合同和数学：金融与文字本章将探讨金融作为一种技术在古代西亚地区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它在世界上第一批大型城市社会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美索不达米亚产生了世界上第一批城市、第一种书面语言、第一部法律、第一份合同和最早的高等数学，其中许多都直接或间接来自金融技术。例如，楔形文字是古代会计制度和契约的一个意外副产品。巴比伦数学的发展要归功于金融经济的发展对算术和计算的需求。有关商业增长和利润的第一个数学模型出现在4 000年前。巴比伦人的法律体系几乎全部建立在确立个人权利义务的公证文件以及契约的使用基础之上，其中许多类似于现代的金融工具和合同。第一份抵押、契约、贷款、期货合同、合伙协议和信用证都是以楔形文字文件的形式出现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或更早。简而言之，五千多年前开始的城市社会的巨大发展同时包含了各种新的制度和流程的发展，其中许多在本质上都是经济的和金融的。这些嵌入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之中的金融实践，就是我在导论中所说的“金融硬件”。本章还将探讨金融工具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金融技术不仅使金融契约，还使金融思想成为可能，这里的金融思想是指使用时间的金融视角构建经济互动的概念性方式。借款、放贷和财务规划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时间概念，它们以新的方式量化时间，而且为了计算的目的简化时间。反过来，这种思维方式和专业知识也影响和扩展了政府与企业的能力。这个概念框架就是我在导论中所说的“金融软件”。金融依赖于量化、计算，以及数理推理能力。因此，本章的重点是古代数学工具的发展。金融的另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时间的维度。金融需要时间的度量和表达，因此本章会深入探讨时间技术。结尾处会谈及金融的记录、契约和法律框架，这是因为金融主要是关于未来的承诺，如果没有记录和实施的能力，承诺是毫无意义的。有关金融工具的首个证据出现在古代西亚地区的早期城市与农业社会背景之下，大约与青铜时代的开端属于同一时期。古代西亚城市社会的历史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7 000年前。公元前3600年，古代苏美尔城市兴起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交汇处，即现在伊拉克所处的位置，那里很适合种植谷物和养殖牲畜，但缺乏其他必需品，如木材、铜和锡。最后两样东西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是制造青铜的必需材料，而古代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基本上都是青铜材质的。考古证据表明苏美尔的城市依靠长途贸易获得这些重要商品。它们也交易一些外国的著名商品，如象牙和宝石。这些物品对强化社会和政治等级制度这一文明的标志起到了部分作用。简而言之，古代西亚文明中的经济需要生产基本的粮食产品并分配给当地集中的城市人口，同时也需要从远处获得商品。金融的基本单元——跨期合约——能够同时满足这两种经济需要。随着西亚的古代城市社会在规模和范围（例如人口密度和贸易地理范围）上发展，它们越来越依赖跨时期的金融合约技术。金融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书写，即记录当下发生的某件事，使其能够在将来被明确地解读的能力。尽管书写也有其起源和先例，但它同样也是由于金融的需要而出现的。我们以探索金融硬件的基本零件——计数、会计和契约工具来开始这一章。神殿与陶筹他建造了乌鲁克的城墙，羊圈的城市，埃安娜神圣的庙堂，圣洁的宝库。看那装饰着青铜一样的袋状物的墙！凝视那举世无双的堡垒！从古老的石阶，接近埃安娜，伊什塔尔的宝座，而后世无论君王或百姓，再也不可比及。有史以来最早的文学作品讲述了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的故事，他是一位前往遥远的土地获取木材并在他的城市建造了一座神殿的英雄。上面的诗歌摘自《吉尔伽美什史诗》。它表达了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地——乌鲁克（Uruk）的宏伟的城墙和埃安娜神庙的赞美。尽管文本是动人的，但是第一次把史诗记录下来的楔形文字却应更多地归功于商人和会计人员，而不是诗人。楔形文字并不是为了写诗而发明的，而是为了会计和商业，乌鲁克可能是这二者最初产生的地方。当然，目前很难精确地锁定任何技术发展的时间和地点，但是早期的一些残余书稿，甚至更早期的手稿是在乌鲁克被发现的。研究书写起源的学者相信，书写是由乌鲁克神殿中与经济相关的独特的符号性会计记录演化而来。1929年，德国考古学家尤利乌斯·约尔丹（Julius Jordan）挖掘出古代城市的中心——乌鲁克的中央神殿。这次堪比《夺宝奇兵》的考古挖掘没有让约尔丹失望，他找到了传说中的“埃安娜神圣的庙堂，圣洁的宝库”，这是丰产女神伊南娜（Inanna）受到崇拜的地方，也是将货物和大宗商品分发给民众的地方。在神殿附近，约尔丹和他的挖掘队发现了神殿的石阶，正如《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所描述的那样。约尔丹仔细记录所有的发现，不仅包括不朽的建筑样式，甚至还有挖掘时出土的艺术品和人工小物件。在日记中，他记录了在神殿周围出土的陶筹（黏土制成的小物件），“形状像日常生活用品：罐子、面包和动物”。这些小物品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关注，直到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学者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教授开始以系统化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分析。图1–1 古代西亚地区的陶筹是经济商品的象征。它们被认为是某种记账系统，也被确信是世界上最早的书面语言的前体[Denise Schmandt-Besserat (http://sites.utexas.edu/dsb), courtesy Vorderasiatisches Museum, Berlin, Germany.]施曼特–贝瑟拉在法国出生并接受教育，后来加入美国拉德克利夫学院一个专为有潜力的女学者设立的奖学金项目，开始做研究。她长期关注的问题是：在陶器被发明之前，制作黏土物品是否被当作一项技术。这个谜题第一次驱使她去博物馆的收藏品里寻找早期的黏土物件。她成了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西亚考古学的一名研究员，在那里她重新发现了考古学家约尔丹记录的小象征物中包含的秘密。丹尼丝于20世纪70年代搬到得克萨斯大学，在那里她继续研究这些黏土做成的小象征物，煞费苦心地跟踪西亚考古挖掘中每一条涉及它们的记录，并且参观了所有包含它们的博物馆收藏品。我第一次见到丹尼丝是我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读艺术史研究生的时候，她当时是得克萨斯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她是我的老师，我能直接观察她的开创性工作。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是隐含在那些陶筹系统中的金融意义而不是它的艺术性最终俘获了我的兴趣。当其他研究古代西亚的学者正在探究诸如神殿建筑的演变、古代城邦的政治历史、古代气候如何影响农业和城市化之类的大问题时，丹尼丝专心致力于对陶筹的实验室分析和文件编制。她认为这些黏土制品比乌鲁克古城出现的时间还早，它们出现在公元前7000年整个西亚地区的史前遗址中。无论这些东西是什么，计数器、游戏符号或神秘的标记，它们在书写被发明之前的很长时间里被许多不同民族和文明所使用。这些物体的大小跟游戏金币差不多。它们的风格简单划一，这表明它们被标准化以便识别——抽象、简单而不是写实。陶筹在形式和发现地点上的系统性使丹尼丝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新奇假说。她认为这些陶筹与在乌鲁克最古老的地方发现的泥板上最早的象形文字有关。最古老的乌鲁克泥板大约是在公元前3100年由抄写员制成的，他们把潮湿的黏土做成菱形板，用木制笔在上面书写。笔的一端锋利，另一端圆润——一端用来画线，另一端用来画点。稍微倾侧笔尖，还能够画出三角形和圆柱形的标记。这些符号的组合形成了一本词典，学者们现在已经断定那是人类最早的书写作品。丹尼丝最著名的发现是，这些早期泥板上的象形文字本质上就是陶筹上的图形。例如，她展示了布的象形文字可以追溯到一个圆形的、有条纹的陶筹；甜的标志由蜜罐形状的陶筹演变而来；食物的标志从像一盘完整的菜的陶筹演变而来。而这些陶筹中的大多数代表了日常生活中的商品——羊羔、绵羊、奶牛、狗、面包片、油罐、蜂蜜、啤酒、牛奶、服装、绳索、羊毛和地毯，甚至一些抽象的商品也被制成陶筹。显然，这些物品曾经包含在女神伊南娜“圣洁的宝库”之中。这些美丽的小物件并非艺术品，而是与经济有关，它们是苏美尔再分配系统中的商品。泥板和陶筹之间的联系有助于解释各自的功能。几乎所有来自乌鲁克的最古老的泥板都是记录产品和大宗商品交易的会计凭证。这些凭证是中央管理经济当局——应该就是神殿——所使用的行政记录。陶筹显然有着同样的用途，也许世界上第一个会计人员就是坐在神殿的宝库门前，记录着有多少收入和支出。在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需要一种方法来记录经济交易，陶筹是可以与标准化的商品与服务一对一匹配的自然标记。符号记录和早期的书写记录之间的这种联系，让丹尼丝得出了人类社会书写演变的理论。在苏美尔经济的经典模型中，神殿起到了类似行政机关管理商品生产、收集和再分配的作用。从这些复合式建筑群中发现的有关管理工作的泥板表明，符号的使用以及随后书写的产生都是作为一种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工具演变而来。由于缺乏来自乌鲁克时期的考古证据，目前尚不清楚个人是否也将该系统用于缔结私人契约。就此而言，我们也不清楚最初读写能力的普及范围有多么广泛。在早期泥板上使用可识别的符号和象形文字，类似于统治者当局需要的一部可以使识字者和不识字者得以沟通的词典。随着楔形文字的字母变得越发抽象，读写能力必然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才能确保人们可以理解他人的意见。“书写”的想法很自然地传播到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交界区。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地区的城市与苏萨城进行着广泛的贸易，并且很快将贸易范围扩展到苏萨城的东部（现在的伊朗西南部）。事实上，早在公元前5000年的后期苏萨可能就沦为了乌鲁克的殖民地。它发明了自己的泥板字母（称为原始埃兰语），使用的符号系统与在乌鲁克发现的相同。也许会计系统不仅用于本地商品的分配，也用于地区间的贸易协议。楔形文字书写的发展理论中一个关键环节是另一个来自古代西亚地区的神秘黏土制物体：中空的环形黏土封套，称作印玺。法国学者皮埃尔·阿米耶（Pierre Amiet）发现一个印玺的外面有一组标记，与里面的符号的数量和形状完全匹配。阿米耶推测，乌鲁克的会计人员可以在不打开印玺的情况下利用外面的标记判断印玺内部包含的符号。丹尼丝以阿米耶的见解为基础，重构书写早期发展的进程。她认为这些印玺是象形文字泥板的前身，是代表日常生活的符号，随着模型本身被抽象成黏土表面的印记，它从三维模型演变为程式化的楔形文字。后来，程式化的象形文字变得更加抽象，从图画演变为尖笔的印记，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楔形文字”。丹尼丝的理论没有得到普遍认可，一些学者质疑从符号演变到书写这一基本思想，并指出从模型到符号这一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存在概念上的差异。比如，符号在古代西亚地区使用了几千年，不只是在文字出现以前的时期。再比如，为什么印玺系统在书写发明以后继续存在？同样令人费解的是，各种各样的符号出现在书写首次出现之后，而不是之前——这表明符号和印玺系统同时存在且与楔形文字并行发展。虽然符号和印玺可能导致了书写的出现，但看起来书面文字仍然不能完全满足需求，符号和印玺不可或缺。印玺：古代契约为什么古代乌鲁克会计师会采用笨拙的印玺制度做记录，而且在他们能够简单地写下所需信息之后还在使用它？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印玺不是会计工具，但或许可以说它们一直以来都是契约（合同）。所有我们今天认为的金融工具都是契约。例如，政府债券是政府和债券持有人之间的保证未来一系列支付的契约，股票是股东和公司之间签订的保证股东参与公司利润分配和管理权的契约。虽然契约在书写发明之前就存在，甚至在印玺发明之前就存在，但环形封套和陶筹可以说是有关契约的最早考古证据。印玺清楚地表明某人许诺把一些商品献给神庙，例如几罐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