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白怀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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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晃的天目山：天目钱塘抗战八年纪实试读：
拨开天目烽烟的迷障——《摇晃的天目山》读后
张抗抗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奋起、救亡图存的伟大壮举。中国作为二战东方主战场、中美英苏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巨大的牺牲牵制并消灭了大批日本侵略者，赢得了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的敬意。
长篇纪实文学《摇晃的天目山》，记述了1937—1945年间，浙江天目山南北及杭嘉湖地区抗日斗争的真实状况。该书在抗战胜利70周年出版，为东南前哨的抗日战争史填补了一大空白，弥足珍贵。
作者张白怀是一位92岁的高龄老报人，浙西抗战的亲历者，是我的父亲。他年轻时在天目山《民族日报》工作，作为特派记者往来于游击区实地采访，结识了一些抗日游击队的著名人物，如书中所写的郎玉麟、李泉生、朱希、鲍自兴、黄八妹等，曾在报上连载了《水乡吟》《海北敌后来去》等长篇通讯。
天目山的云雾、杭嘉湖的硝烟与血腥，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光阴荏苒，大半个世纪过去，我父亲仍然无法忘记当年亲历亲闻亲见的一切。父母离休以后，20世纪90年代我曾陪同他们重访西天目。2010年，父亲以87岁高龄编选出版了他与我母亲几十年的作品合集《双叶集：文学之梦与人生笔记》之后，书写编著这部天目山抗战史，就成为父亲晚年最后一件未了的夙愿。
一位九旬老人心心念念想写的东西，一定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了。
一位九旬老人要完成自己的心愿，需要付出比常人艰难数倍的努力。
父亲常年腰椎疼痛无法直坐，他只能把稿子铺在一块小木板上，木板置于膝盖，抵靠在沙发上写作。一日里断断续续写下几百字，一字一字每日不息，写满了一摞摞厚厚的稿纸。他在年轻时就注重笔记和史料搜集。如今，岁月清除了浮面的表象，从记忆深处凸显出珍藏的往事。天目山因东、西峰顶各有一池清泓，宛若双眸仰望苍穹，故而得名。有时觉得，天目亦如父亲年轻时那双黑亮的眼睛，穿透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烽烟迷雾，在晚年依然闪烁着清澈的光泽。
作者将该书定名为《摇晃的天目山》，蕴有深意。
天目山位于浙江临安境内，浙、皖毗邻地区，古名浮玉山。1956年被国家林业局划为森林禁伐区，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6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MAB）网络，成为世界级自然保护区。天目山地貌独特，地形复杂，峭壁突兀，怪石林立，峡谷众多，自然景观优美，堪称“江南奇山”，亦被称为“华东地区古冰川遗址之典型”。特殊的地形和悠久的佛教文化，名闻遐迩的“天目山大树王”和古老丰沛的森林植被，使其成为世界的一大奇迹，是我国亚热带林区高等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天目山呈西南—东北走向，是太湖水系和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山地呈中心—深谷景观，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有10余座，山地两侧多低山丘陵宽谷景观。
1937年抗战初期淞沪大血战80天后，日寇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等地登陆。国军向天目山地区移动。但由长兴窜犯泗安、广德的日军一个旅团，竟尾随向天目山追击。告岭为天目山一部分山峰的名称，顶界线称为羊角岭。告岭南面下坡途中有百丈坑、一线天等险峻地段。如果告岭、羊角岭天险不守，日军即可越过天目山，直下於潜、分水、桐庐，浙赣线将可能沦于敌手。告岭之得失，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重大。国军当机立断回头强烈反击，迫使日军反追为退，受阻于天目山屏障。这是天目山在抗日烽烟与战火震荡中，第一次“摇晃”。
第二次“摇晃”发生于1943年10月，日军以一个联队加山地装备特种部队，对天目山地区发起进攻，满以为天目山唾手可得，结果又一次被国军击败溃逃。1944年秋，日军为防止美军在浙江、福建方向登陆，确保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安全”，先后占领温州、福州等要地，控制了浙闽两省沿海地区，国民党军纷纷西撤。中国共产党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东南沿海抗日斗争，准备实行战略反攻的指示，新四军粟裕司令员率第一师渡江，在浙江长兴建立苏浙军区，确定了向天目山敌后进军的部署。而国民党顽固派连续调集重兵企图聚歼，新四军部队被迫进行了三次反顽战役，巩固并扩大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巍巍天目山，在战火硝烟中又一次成为历史风云的见证——“摇晃”一词，实际上隐喻多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国共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奉命北撤。天目山经历了第三次“摇晃”之后，国民党政权实际上也开始“摇晃”，终至四年后倾覆……《摇晃的天目山》有一段“尾声”：我们看到新四军北撤后的“留守处”，如何受到国民党的残酷反扑和镇压，国共全面内战的前景令人触目惊心。但是，一场向光明、向自由、向胜利，为不同的政治理念而进行的斗争，继续着、继续着……据此不难理解，所谓天目山的“第三次摇晃”，明确隐喻了国民党政权的“摇晃”，这是作者历经了大半个世纪浓缩、沉淀的特殊历史记忆。《摇晃的天目山》一书的显著特点是：以客观真实而复杂的人物、事件，揭示出浙西地区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该书结构分为上、中、下三部——上部“不屈的杭嘉湖”，记述杭嘉湖地区民间抗日武装的成长壮大；中部“东南前哨”，描述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天目山地区军民抗日武装的战斗历史；下部“摇晃的天目山”，重点讲述了国共斗争中浙西国民党政权溃败的结局。全书故事密集、史料翔实、人物生动，思想性与可读性相得益彰。
抗战时期的杭嘉湖游击区，地方势力割据、土匪地痞各霸一方，曾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混沌世界。该书以民间抗日爱国志士为主线，写出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在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勇于献身、不惜牺牲的精神气象。中共浙西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全面展开活动，这是贯穿全书的副线。特别是省、县“政工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聚拢各方力量参加抗日斗争，创下了克敌制胜的种种奇迹。书中细致描述了一批进步青年，在抗战的腥风血雨中，从浑噩到清醒，追求真理、历练成长的心路历程。该书还用了相当篇幅，记述了国民党正规军在天目山第一次、第二次保卫战中立下的赫赫功勋。在杭嘉湖游击战中，国军参与了反扫荡、反流窜、反清乡活动，国民党第三战区曾派遣挺进纵队，统一整编良莠不齐的“游击队”，对敌伪据点构成了相当威胁。 书中对当年号称“天目王”的国民党省政府委员、浙西行署主任、反共老手贺扬灵的记述，是全面而客观的。可以说，《摇晃的天目山》是目前已经出版的历史读物中，比较重要的一部记录了东南抗日前哨国共两党从合作到斗争的珍贵文献。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20世纪上半叶那种复杂对峙、进退反复的时代背景，已是知之甚少或漠不关心。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于抗战历史的了解，大多来自于“文革”前的教科书及小说、电影作品。有关抗战，我们曾被灌输了太多的宏大叙事和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观，对战争真相的了解，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战争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在摧毁性的炮火与屠杀面前，卑微渺小的生命，可因贪生而成为汉奸，也可因奋起抵抗而流血牺牲。重要的并不是记忆或遗忘，而是什么样的记忆和遗忘。
历史记录的真相被屏蔽，残缺或是曲解，比记忆的丧失更为可怕。《摇晃的天目山》有其独特的史料文献价值。我们不再需要重复同一种模式的记忆，而应当开掘更多个人化的历史记忆——有如天目山被誉为“活化石”的野生银杏；有如高达56米被称为“冲天树”的天目山金钱松；有如被称为“地球独生子”、全球仅天目山遗存的5株稀有天目铁木；有如天目香果树、领春木、连香树、银鹊树等均为珍稀植物，被后人精心呵护。
今日的天目山，已是著名的风景胜地，当年被日军飞机炸毁的禅源寺早已修缮一新。然而，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烙刻着日本侵略者当年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记住日军侵华时期，中国民众生命财产蒙受的巨大损失，记住丰饶的杭嘉湖地区的人民曾经遭受的痛苦与摧残，并永远记住所有那些为抗击侵略者而英勇献身的人们。2015年6月8日北京
楔子
今天的天目山是重要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与抗战时期的老友相见，总离不开天目山的话题。当年号称“东南抗日前哨”的天目山，在我们心中是一种伟大坚实的象征，是我们青年时代的寻梦之地。它不是一座望之弥高、难以攀登的山，而是可以拾阶而上、古木森森、芳草遍地的使人心旷神怡之山。晋代诗人郭璞有诗：“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天目溪向北倾注苕溪而进入太湖，向南倾注分水江而聚合富春江、钱塘江。天目山对杭州人是永恒的，对富饶宁静而美丽的杭嘉湖平原水乡是永恒的。
著名画家叶浅予诗句：“留椿屋下说风流，蟠龙桥头话烽烟。”天目钱塘的抗战故事，困扰我许多年了。岁月蹉跎，命运使我白白耗去了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今日两鬓如霜，要写出那十分遥远的故事，真是如同一个跛足老人企图登上天目山仙人顶一样是个梦想，几乎是绝不可能的。
我重新萌发一种难以压抑的创作欲望，源于非常意外地收到的一封信，这封信不是写给我的，是请我代为转达的。这封信以一种近似震撼的力量，使我又惊又喜地好像看到天目山顶上早已枯竭的“天目”双泉涓涓而出，它使我心中埋藏的那些人和事重新活跃起来，以致一发不可收拾……
这封信写道：
郑小杰先生：
请原谅我冒昧地打扰你。我是贺扬灵先生的女儿，我想收集父亲的遗作，为此给你写信。父亲在1947年7月病逝，时年47岁，当时我11岁半，跟着母亲卢继芳女士在南京念中学，之后上北京的中国地质大学，学地球物理勘探，毕业后就一直在北京的中国地质研究院做科学研究工作。1985年回到南京，在现在的华东石油地质局工作。今年我近60岁了。
今年夏天我应实用科学院的邀请去美国，参加7月上中旬在科罗拉多州Bonloler城举行的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大会。会后我参观了一些地方，在华盛顿的“国家航空局与空间博物馆”中，我看到“轰炸东京（Tokyo Bombing of Tokyo）”版面上杜立特将军与我父亲等三个中国人的合照（在天目山潘庄）。
我少年丧父，对父亲知之甚少。母亲也说不出多少，因为她不参与他的工作和活动。在80年代，江西永新县编县志的人物传中要列入“贺扬灵传”，要我母亲提供材料，为此我曾帮她在图书馆查书目，但据母亲所言，父亲曾有《杜立特降落天目记》一文，却至今没见到。近日查到郑先生在父亲去世时所写的纪念文章《回忆浙西工作——纪念贺先生》文中提到了父亲这篇文章，所以我想也许郑先生知道该文的内容和发表的时间。我在杭州听说郑先生保存有《民族日报》复制件，不知上面有无父亲的文字和遗墨？……
我母亲已于1992年5月去世。贺绍英敬上1995.11.7
这封信是通过住在上海的一位忠厚长者辗转传递到我手上的，因为我与定居美国的郑小杰先生有信札往来，我把信的原件寄给去美国夏威夷颐养天年的郑先生——85岁高龄的前《民族日报》社长。
随后，贺绍英接到了美国郑老先生的复信。郑老先生十分惋惜地说，他保存的那份《民族日报》微缩胶卷，已在几年前捐赠给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他建议贺女士去大陆的图书馆再找找，应该是不难找到的。如此贺绍英和我通了几次信，我由此得知她是一位在地球物理勘探研究上有相当成就的学者。她跑过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跟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她说自己很幸运，能够把青春和才华献给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工作。她同时谦虚地说，她的经历是一帆风顺的，只是不断地工作、学习，思考和创新，个人的知识也多局限在专业工作的领域之内，同社会大众接触较少，对整个大时代的发展变化，只有一点非常浅薄的书本知识。在一封信里，她提到了几位曾在她父亲手下工作过的同事的名字，其中有些是我的朋友，都是当年天目山的进步分子。贺绍英希望我能为她引荐一下，以便她向这些前辈请教，借以了解其父亲当年的实际活动。我知道这些同志对她父亲的政治态度，以星散各地、年高体弱为由推却了。
特别让我意外的是，她说有一个哥哥在杭州，名贺仁福。当年我知道贺扬灵有一个儿子在江西永新老家，是前妻所生，他高中毕业时从江西吉安到过天目山，后来到皖南屯溪上大学去了，相隔的数十年间天翻地覆，如今听说他在杭州，不免有点惊讶。一个国民党政府高级地方官员的儿子，在急风暴雨的大变革时期，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度过阶级斗争的30个春秋，也许有点传奇色彩。
此后，我同贺仁福联系上了。开始，我同他多次电话相约，都因雨雪天气而将约期一改再改，我甚至等得有点不耐烦。有一天家里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是贺仁福。现在我在一个朋友家，离你这里很近，我马上过来。”我们见面时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没有拘束。坐在我面前的贺仁福，相貌端正，敦厚朴实，举止从容，完全是一个老教师的模样。我记得1941年11月，我们上海沦陷区“孤岛”五百爱国青年回归自由祖国时，在天目山受到热烈欢迎，40岁壮年的原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热情洋溢地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他身材不高，穿的是灰布中山服，脸有异相，声音洪亮，热烈地挥着拳头激情高喊：“……你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我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沦陷区出来的少年，耳边听着，心里热热的。后来抗战胜利前一年，我辗转于东南前哨各地，再没有遇到另一个如此刻意煽情的演说家。尽管贺扬灵作为一个国民党地方高层反共分子的身份是历史事实，但某些文史资料把贺扬灵形容为“蜂目豺声”则是脸谱化了的。
我同贺仁福交谈时，有意把话题引向他在1949年解放后的遭遇，因为我个人的痛苦经历使我脑海中映现的是阶级斗争，是惊涛骇浪，我期待听到他讲述自己生命之舟的沉浮，以及他又是如何到达今天宁静的港湾的。
1945年秋季，贺仁福考入设在金华的国立英士大学经济系。其父亲曾要他去投考中央政治大学，可是他对政治没有兴趣，违逆了父亲的意思。这一点对他的命运非常关键，实际上决定了他后来的进退和生存。英士大学当然是一所保守的大学，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发展，校内也表现为左派学生和右派学生的严重对立，当时的贺仁福不介入政治斗争，他自己说是“对国民党没有好感，对共产党也没有恶感”。贺仁福是贺扬灵前妻所生的儿子，从小到大在江西老家读书，他说自己的志趣在经济，不在政治，因此他的暑假、寒假不是去南京，而总是在上海度过的。他有一个堂叔，比起父亲他更喜欢和堂叔接近。堂叔是中央信托局副局长，住的是法租界上一座花园洋房，对这个学经济的侄儿也寄予厚望，常常和他一起谈论经济问题，当时国民政府经济金融的局面濒临崩溃，堂叔权力有限，束手无策，对前景是悲观的。
1948年春夏之交，英士大学学生会举行民主改选，左派学生和右派学生竞争激烈，两派旗鼓相当，中间派推出的候选人是贺仁福，竟“无心插柳柳成荫”，当选为学生会主席。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大学里因“迁校”与“护校”之争，出现三个立场不同的“应变委员会”，一个是学校行政的，一个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一个是学生的，贺仁福属于学生护校的一派。1949年3月底，他到上海堂叔家，堂叔正准备南迁，堂叔对他说：“你跟我一起走，我们有机票的。”贺仁福心想，形势面临着大变动，确实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反正是一个普通学生，无党无派，何必跟着逃亡？他对堂叔说：“你们一家人，负担够重了，再拖上一个我吃干饭的，不行。我还是回到学校里，看情况再说。”堂叔也就不勉强了。
革命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汹涌而至，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金华不久也解放了，随后杭州成立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浙江分校，招收学员，英士大学几百名学生涌向杭州，报名进入革命大学接受洗礼，贺仁福没有犹豫，随大流成了一位大学毕业生学员，无疑他的选择是明智的，也是他死于1947年的父亲万万意料不及的。贺扬灵1924年由国民党中央委员段锡朋介绍参加国民党。段锡朋是AB团的组织者，贺扬灵曾是其骨干成员之一。国共斗争过程中，父子殊途的事倒并不鲜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政治运动不断，贺仁福这样的家庭背景，是如何走过这段历史的呢？对此我非常好奇。
我问贺仁福：“‘革大’把你分配去哪里？”贺仁福回答：“参加农村工作队呀，在杭县。”问：“干什么？”答：“开始是发动群众民主建政、反土地隐瞒、反霸，再就是搞土地改革，初期的农村工作我全参加了。后来就派我到中学教书。一次一次政治运动，首先就是交代我的父亲，但是我从小到大没有跟他在一起，我的学生生活也很清白，一个个关卡都让我闯过来了。”听他这样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有这么简单。我笑着说：“也许是你的名字取得好吧。”他说：“名字是祖父取的。”
事实上，一切并没有这么简单。经过进一步深谈，我知道了更多的事实。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农村工作队完成任务后，他原分配在一个大镇政府部门工作，不久就调去当中学教师，他教过语文、历史、地理，最后是英语。1955年肃反审干，他当然是重点对象。不妨想一想，一个国民党重要分子的儿子，一个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个放弃叔父给的逃难飞机票而留在大陆的人，在运动中能轻易通过检查？贺仁福说自己不喜欢政治，那时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从他填写第一份干部登记表开始，就出现了一连串的问号。你是某某人的儿子，某某人是国民党CC派反共老手，你会不知道吗？你说的在江西读书，同父亲很少在一起，这怎么可能？你不是也到天目山了吗？你读书不是用你父亲的钱吗？你说你同父亲不接近，同堂叔接近，你堂叔是什么人？他不就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家的走狗吗？还可能是个特务。你说二十几岁的你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三四个月，就算是这样，但时间长短有什么关系？你总不能说你不是某某人的儿子！你说你同继母卢继芳的关系不好，这不可信，你不是住过杭州白马寺巷卢继芳的房子吗？这房子是卢继芳用私房钱买的，你同继母关系不好，她会让你住？你继母卢继芳的两个胞兄弟也算是你的舅舅呢，他们不是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吗？你怎么想？你有没有向人民政府检举过他们的罪行？在大学里你是学生会主席，参加应变组织，怎么自己跑到上海去了？去干什么？你不去台湾留在大陆，是不是接受潜伏任务？是你叔叔给你布置的任务吗？……为了弄清贺仁福的政治面目，审干部门搞外调不知耗费了多少时间，跑了多少地方，结果是一无所获，总算在档案袋里留下几个字：“内部控制使用”，这就是结论了。贺仁福自己也没闲着，解放前他在英士大学是个名人，从历次政治运动到“文革”，一次次数不清的人对他外调，上至教务长、系主任、教授，下至一般小职员，同学就更多了。这样的折腾也有好处，人事部门终于承认贺仁福的问题基本上搞清楚了，他是一个不愿跟国民党走，自愿靠拢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是团结对象。“文革”结束后，贺仁福被任命为中学副校长，参加民主同盟，继而成为杭州市政协委员。这时的贺仁福五十多岁了，他可以对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无辜受伤害、受打击的同事、同学友好而心平气和地说：“怨气冲天有什么用？今天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老是想着那些不愉快、受委屈的事情干什么？让过去的永远过去，向前看吧！”
看来他是一个比较豁达而务实的人。
听他讲述的时候，我心里想：这个时代是聪明的魔术师。贺仁福舍弃政治而醉心经济，也正是政治使他与经济无缘，却让他在纷乱中得以安身立命。风暴消敛，尘埃落定，他享受离休干部待遇，至今年过七十，还在一所业余补习学校当校长。步入晚年，他的心是宁静的。我记得他这样说过：“说实话，我个人怎么样倒无所谓，共产党最终还是实事求是，对我个人还是可以的。可惜的是十年折腾，国家发展被耽误了。”——这是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时常听到的感慨。
话题又自然地回到贺扬灵的死因上，贺仁福说：“1947年7月，听说父亲身体不好，我专程去南京探望。父亲一向较胖，那几年政坛失意，情绪很差，我见到他时，他的眼圈发黑，问他感觉如何，只说有时头晕，身体乏力。问看过医生吗？说是没有。继母说他不肯就医，怕花钱，我想这样不行，向他的秘书来逸民提出找医生来看，开了处方配药服用。那时父亲在南京住的地方狭小，晚上我同他住在书房里，服药三天没有起色，第三天夜间便出现脑出血，昏迷不醒，去世了，年仅47岁。”一个忠于国民党政权的高级官员如此终结，也足以反映这个政权走向末日前夕的情景。
我忽然想起过去听到的关于贺扬灵的传说。贺扬灵有相当的国学修养，不仅发表诗词、书法作品，还特爱收藏古典字画，当年报纸上报道过他在天目山举办的一次文物展览，当时吸引了当地的文人雅士。我问贺仁福：你父亲喜欢收藏名人字画，留下来了一些什么，你看到过吗？他回答说没有。我对贺仁福讲了一个听来的笑话：“你父亲两次到绍兴当‘父母官’，第一次在战前，第二次是抗战开始到1939年初，名分是三区专员兼绍兴县长，其后就以省政府委员调天目山任浙西行署主任。他搜罗字画文物不遗余力，绍兴有一位姓杨的收藏家，藏有一幅查士标的手卷，你父亲想得到它，因索价高昂，未能成交，他到天目山后念念不忘，又写信给后任县长请他帮忙磋商价格。有一天绍兴县政府收到一份来自浙西行署的电报，大意是：‘查卷速送浙西，款请代垫。’县政府主任秘书是个酒徒，当时正酩酊大醉，见电文中有‘查’‘送’‘垫款’字样，不假思索，提笔在电文上批：‘拟交警察局会计室会同办理。’县太爷是个糊涂官，看公文照例不细察内容，电文角上批道：‘如拟。’电文送到警察局，局长摸不着头脑，遍查档案，不知所从，只好送给会计室，加上‘请会签意见’的条子，会计主任莫名其妙，不知耽搁多少天，最后只好拿着电文去请示县太爷，才弄明白是贺扬灵要买杨某的查士标手卷。后来这手卷是否到贺扬灵手中不得而知。不过，这个糊涂县官倒还是官运亨通，不久便升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去了。”贺仁福笑起来，随后说：“据我所知，我父亲没有多少钱，如果平时有点积蓄，他不会误了治病。”我问：“你是否知道他手上收藏什么？”贺仁福说：“这个我可没有注意。但是妹妹贺绍英对我说过，解放后继母主动把一批古字画交给人民政府，也许公安或文物部门有收据吧，我不清楚。”贺仁福对父亲政治生涯没有表示什么看法，但是对经济生活方面，他的判断是对的。贺扬灵生长于井冈山下的江西永新县，早期就确立反共思想，这是他的人生定线，但抗战胜利后，贺扬灵的家庭生活状况证明他不是贪官污吏。据说他到南京时很拮据，其部属瞒着他去找一个在上海做寓公的叫张鹏飞的人，此人抗战时是杭嘉湖游击区一个游击大队长，当年的“烧毛党”，是发了大财的。其部属怕张鹏飞不买账，还找了张的表弟一起去说，他总算勉强解囊。这件事后来还是让贺扬灵知道了，使他直摇头叹气。
1948年11月，杭州当代出版社印出《贺扬灵先生纪念册》（当时我作为一个中共地下党员任《当代晚报》总编辑，开展秘密宣传和策反活动），这本纪念册由陈立夫作序，我阅后做了一些笔记。陈立夫对贺扬灵的评价是“党失斗士，国丧良才”。他写道：“贺培心行略，历处政治尖端，一时毁誉交集，唯无论为敌为友，率皆重其人。……余心之悼，岂仅僚谊而已哉！”
陈立夫的所谓“毁誉交集”，指的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对贺扬灵的非议：1945年新四军在长兴建立苏浙军区，纵横天目南北，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团队七八万人败于新四军二万人之手，使军方恼羞成怒，对贺扬灵过去使用、纵容共产党人大肆攻击。1945年9月3日贺扬灵作为浙江省政府行辕主任到富阳县新乡宋殿村（后改受降村）参加驻杭日军受降仪式后，这位抗战时期的“有功之臣”，期待的是出任杭州市长，但结果落空，出任杭州市长的是蒋宋美龄的留美同学周象贤。贺扬灵在杭州赋闲达半年多，依靠政治后台CC派的陈立夫，才去南京就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第五处处长之职。这个结局，是他自己没有预料的。
我要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天目钱塘真实而又复杂的故事，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掌握它。活着，以跨九之年爬我的格子……
我将摇摇晃晃地走向东南抗日前哨天目山，永远巍然屹立的“大树王国”天目山！
上部：不屈的杭嘉湖
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前夕——1937年3月1日，杭州《东南日报》和吴兴县《湖州日报》，同一天在社会新闻版刊登一则引人注目的新闻，标题是：“郎玉麟监守自盗疑案省高等法院终审宣告无罪”。就在这天下午两点多钟，湖州轮船码头上人流涌动，聚集着众多的欢迎人群，大多是来自西乡、东乡的蚕桑合作社、蚕桑指导站，还有众多的乡村教师和学生，人人都在向靠岸的小轮船仰望，鞭炮噼里啪啦响起来了，眼看码头甲板上走来一对青年男女，男的穿一身中山装，女的身材苗条。男的是吴兴蚕桑合作联社带头人、吴兴潘店模范小学校长郎玉麟，女的是他的妻子小学教师陈文霞。郎玉麟27岁年纪，小个子，文绉绉的，满面笑容，不时向欢迎者挥手致意，与前面的人一一握手，周围掌声一片。郎玉麟平日为人谦和，乐于助人，各方面人际关系都不错。今天他清清白白归来，人们对他的口碑就更好了。有几位地方头面人物把郎玉麟夫妇接到一个安静处所，安排晚上宴会为他压惊，留他在湖州城里宿一宵，明天再送他坐航班回西乡潘店家。而郎玉麟自己心里却很惭愧，悔恨自己怎么会糊涂到那种地步，俗话“羊肉没吃到，惹得一身膻”，使自己翻了一个大筋斗，太愚蠢了！
郎玉麟这个人和他的这番官司是怎么一回事呢？郎玉麟家有7个兄弟。父亲手里有20多亩田，旧时算得上是富农之家，但兄弟分家后就成为自耕农了。郎玉麟排行老六，七兄弟中数他最聪明，高小毕业时得到老师赏识，老师敦促他父亲让儿子继续升学，他果然顺利考上了著名乡村教育家陶行知创立的南京晓庄师范，三年考试成绩均为第一名，按规定留母校任教一年后提升为母校农村部主任。郎玉麟心怀故乡，21岁时将农村部从外地搬到吴兴潘店，由此这个晓庄师范的农村部成为一所省办的重点小学，经费也由省里拨款，省里要求把潘店模范小学办成湖属6个县的辅导中心。此前郎玉麟已读到陶行知先生在《申报》副刊上连载的《古庙敲钟录》，故事讲一个小学教师怎样利用学校来改造农村改造社会，跟他在师范学校时认知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陶行知新教育思想是一致的，这更坚定了他的信仰。从1931年开始，他办的学校从儿童教育到成人教育，逐步发展为农村互助。
吴兴农村主要副业是蚕桑，过去的蚕种都是当地的土种，产量、质量都不高。郎玉麟欲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找到县里的蚕桑指导所，请蚕桑技术人员下乡，将养蚕技术与成人教育结合起来，推广改良蚕种，用新法养蚕。过去只有春蚕、夏蚕，不养秋蚕，其实秋天的桑叶最好。通过宣传推广，农民一年养蚕五六次，其中秋蚕就有二三次。开始时要农民改变养蚕习惯不容易，每张蚕种1元钱，郎玉麟向县里借500元买500张改良蚕种，农民怕养不好不愿买，郎玉麟决定把蚕种送到养蚕户手里，对他们说养好了给钱，养不好不收钱，同时在蚕桑指导所支持下，派技术员到养改良蚕种的农户家，帮助他们搞好蚕具消毒，又帮助他们办幼蚕共育，用这种方法，各户试养获得成功，蚕茧质量好，价格提升，农户得到实惠。经过宣传指导，农民养秋蚕后收入成倍增加，群众高兴了，养蚕新法得到全面推广。第二年成立蚕桑合作社，第三年潘店村周围蚕桑合作社发展到40多个，又组成了蚕桑合作联社，郎玉麟既是模范中心小学校长，又被推选为蚕桑联社的负责人。那时农村的高利贷很厉害，所谓“借五还六”，就是青黄不接时借5元，几个月或半年后就要还6元；有一种叫“青稻债”，稻子收割前挨饿者借债，借了一担要还一担五或两担，这个剥削是很厉害的。郎玉麟为了减轻贫苦农民所受的剥削，找到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部，认识了农贷部主任严敬恒。严敬恒也是农村出身，对郎玉麟的工作能力很欣赏，潘店搞蚕桑合作社、办粮食储押仓库、发放低息贷款都是靠他的鼎力支持。当时银行办理贷款要有保人，这个保人难找，湖州中学校长周翔表示愿意担保，但当时有规定公职人员不能做担保人，后来通过一位亲戚总算找到一个店主出面，担保问题才算解决。
郎玉麟根据晓庄师范农村部的办学要求，办儿童教育的同时，大办成人教育，大办蚕桑合作社，得到吴兴县长陈公侠的支持和帮助。这位县长很注重乡村教育，在省教育厅视察官员前对郎玉麟的成绩和工作能力大加赞赏，郎玉麟因此得到省教育厅的嘉奖，潘店模范中心小学得到一笔奖金，随后又增设戚家村、塘口村两个分部。1936年暑假，省教育厅举办全省暑假小学教师集训班，邀请郎玉麟去讲“农村学校兼办社会教育”这么一个专题。那时浙江11个学府，杭、嘉、湖下3府，温、台、宁、绍、金、衢、严、处上8府，每个学府都开办暑假训练班，请郎玉麟到每个学府讲4小时课，还发给他讲课费。这时的郎玉麟既是农村部主任、校长，又是蚕桑合作联社社长、小学教师联谊会会长，变成一个社会红人了。
自从20岁兄弟分家，他就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每月工资30元，后增加到50元，一个月的伙食费包月只要五六元。24岁结婚，妻子陈文霞是个25岁的小学教师，育有一个孩子，家庭开支绰绰有余。
俗语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信或不信，悉听尊便。不幸的是，这句俗谚在郎玉麟身上得到了应验。
事出有因。在事业顺利发展的情况下，郎玉麟意气风发，摊子越铺越大，经济管理上也失去控制，到1936年夏秋间，他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极其窘迫的境地！怎么回事？他办了40多个蚕桑合作社，又组织了联合社，造了四五十间合作烘茧房，蚕种推广10万张，粮食储押贷款有七八万，结果是他手上掌管的财政收支失去控制，初步核算，亏损达8000多元之巨。亏损原因不是合作联社经营本身，而是没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收支管理混乱。什么理事、监事、会计都有名无实。此时，郎玉麟事业顺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重名轻财，不计利害，认为只要不图私利，各部门几乎有求必应，因此办公费用大量超支，有的甚至有借无还，图章放在社长办公室不锁的抽屉里，哪个部门要钱就随意盖章。发现账面负债后，开始是拆东墙补西缺，还可以勉强度过，到最后这个债务集中到农民的蚕种预订金上。什么叫蚕种预订金？就是农民向合作社预付蚕种费八成，蚕种到时发给农民再收二成，合作联社必须用现金去县里买改良蚕种，但是一旦出现亏空就拿不出买蚕种的现金，无法向县里蚕种场买到蚕种，就无法向农民交代。在这种情况下，郎玉麟急得昏了头，竟然想出了一个“绝法”：他想合作联社向保险公司买了财产保险，可以谎报土匪抢劫，谎称多少多少现金放在家里被抢走，让保险公司赔偿。最终，他用的是“掩耳盗铃”法：声称一个夜里，土匪破窗而入，室内的现金8000余元全部被抢走，他持枪追出去向土匪射击，土匪还击，他的肩部中弹受伤，土匪逃走了！报案后，县警察局侦缉队开始侦查，从他肩上的伤口看出破绽：伤口是近距离射击造成的。侦察员同他对质，肯定是他本人自己开的枪。这个结论，使郎玉麟不但骗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反而被警察局侦辑队判定为“监守自盗”，因为他平日廉洁奉公，为人正派，从来没有嫖赌吃喝之事，蚕桑合作联社聘请律师为他辩护，派几位理监事代表到法庭证明合作联社亏损是经营管理不善的结果，郎玉麟绝对没有中饱私囊，要求否定对他“监守自盗”的指控，他是无罪的。与此同时，40多个蚕桑合作社负责人共同筹款，填补了亏损的8000多元蚕农预付款。省高等法院根据调查结果，终于认定郎玉麟制造土匪抢劫案是一时糊涂，否定对他“监守自盗”的指控，法庭上正式宣告郎玉麟无罪。
遗憾的是，在四个月的候审期间，原来的“乡村教育派”吴兴县县长陈公侠已经调离，时任领导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县教育局已宣布解除郎玉麟的潘店模范中心小学校长职务。这样，当他回到潘店村家中，一个名噪一时的陶行知先生“活教育”思想的践行者，已经变成一个乡村失业者。
他的妻子陈文霞最是想不通，丈夫六年辛劳，被袖手旁观的小官僚一笔抹杀，越想越难过，竟独自坐在一旁嘤嘤啜泣。郎玉麟心里是憋着一股气，但没有一丝悲伤，他觉得自己受到挫折，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因为自己的确太幼稚、太愚蠢，这是败在自己手里。悔恨没有用，埋怨那些小官僚更没用，一边想着，他温柔地对妻子说：“不要哭，是我对不起你，你不要为我感到委屈。我这次出事情，有这么多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为我讨回公道，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你把泪水抹干吧，我们的路还很长，要有勇气继续往前走。文霞，我知道你是相信我、支持我的，我们俩要成为永不分离的战友。文霞你擦干眼泪，对我笑一笑吧！”
陈文霞抬起头，嫣然一笑。郎玉麟紧紧地把她揽入怀中。
陈文霞，湖州城关人，简易师范毕业生，是潘店中心小学戚家村分部低年级教师。她对郎玉麟的事业精神非常钦佩，结婚两年来对丈夫更了解、更信任，也更依恋了，问题是她的思想很单纯，从来没有想过人生会有什么风浪，特别是一年多以前孩子出生后，她只想平平稳稳过日子。突然发生郎玉麟“监守自盗”事件，使她心急如焚，只好让湖州城里的妈妈把孩子抱走，自己到处奔走。她根本想不到历史与命运对自己丈夫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人是有思想的，郎玉麟就不是一个安于一隅的人，他对乡村教育、乡土发展事业尽心尽力，同时关心着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他有一个小学同学史致华在上海，有时见面也谈论一些时事问题，主要是“西安事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等等。此时全国联合抗日的形势正迅速发展，郎玉麟的思想早已抛开个人遭受的挫折，从潘店飞翔出去了。“文霞，我想去上海找贵诵芬谈谈，希望他能帮助我，解决思想上的问题。”“你去吧，这样可以开阔眼界。”
郎玉麟到上海吴淞镇找到贵诵芬，本来不知道贵诵芬在上海做什么工作，见面后才明白他在这里是邮政代办所的负责人。他们有近半年没联系了，贵诵芬一点不知道郎玉麟翻了一个大筋斗。作为知心朋友，郎玉麟把那场“监守自盗”的官司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感叹自己辛辛苦苦干了六年，今天才总算明白“教育救国”是行不通的，眼看全国抗日情绪逐日高涨，自己却躲在家里失业，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对贵诵芬说：“诵芬，你平时寄来一些进步书刊，我都是看了的，我现在觉得，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抗日还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磨刀霍霍，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个人只有参加抗战才有出路。”“玉麟，你说得对。你准备怎么行动呢？”“不瞒你说，我同情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我希望找到共产党。我来上海找你，就是要同你商量。”“同我商量，你以为我是共产党吗？”贵诵芬笑了。这个贵诵芬够老到的，谁能知道中国邮办所的职员正是中共上海吴淞区的区委书记。“你可能有共产党方面的朋友吧？我想。”郎玉麟说。
贵诵芬沉默了一下，回答：“你在湖州，应该向浙江方面找。这样吧，我的妹妹贵畹兰你见到过的，她在杭州浙江大学读书，今年念三年级，我给你写一封信，你去杭州找她。这样比较稳妥。”
郎玉麟谨慎地把贵诵芬给妹妹的信藏入夹衣口袋，匆匆坐火车回杭州，在大学路的浙江大学文学院，顺利见到贵畹兰。哥哥的信说得很明白，这个郎玉麟也是她认识并且了解的。这时正是春四月，杭州白堤苏堤桃红柳绿，吸引大量游人。贵畹兰对郎玉麟说：“郎大哥，这样吧，你既然到了杭州，如果回湖州去再出来，耽搁时间，我的意见是你今晚在杭州找个旅馆住下，明天白天你自己到处看看，我这里跟几位进步同学约定，明天晚上7点钟我们准时在平湖秋月相会，我预先租好一条游船，大家在船上讨论问题。这样安排可不可以？”
郎玉麟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可以呀！你这样安排好极啦！”
这天晚上，睡在一家小旅馆的郎玉麟想，贵畹兰约定明晚一批进步同学游西湖，真是一个好机会，说不定他们就是共产党员。郎玉麟越想越高兴，原有的那种惴惴不安的心情完全消失。明天白天自己去哪里玩呢？西湖十景都到过，不如去登山，听说吴山、玉皇山很有气势，那就先上吴山，再登玉皇山吧。这样想着想着便很快进入梦乡。
第二天，从南山路到清波门，他一路询问，总算找到一条斜坡向上的石铺路，然后登上石级，果然到达宁静清幽的吴山。他读历史知道南宋王朝曾在杭州建都，吴山是当年宫廷所在，不过他无意考证，最叫他心仪的是巨干并立、绿叶森森的宋代香樟树，这些古树太令人肃然起敬了，他联想到游览天目山时见过的“大树王”，像仪仗队一般排列的柳杉、银杏、香樟树，心情为之一振。走着走着，转转折折便到了吴山顶峰，只见面向东南的一座亭台，上有“观海楼”三字，举目远眺，钱塘江遥遥在望。“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他脑海里一下子跳出了这千古名句。浩浩荡荡的钱塘江向杭州湾奔流入海，他是杭州湾北岸富饶美丽的杭嘉湖平原的儿子。
从吴山顶峰往回走，郎玉麟找不到通向玉皇山的路，遇见路人就问，还是得不到明确的指引，幸而碰上一个老樵夫告诉他，穿过吴山左侧山边一条小路，到达一个山口，就可以看到上玉皇山的主道。幸而他出门时身上带有烧饼和凉水，上山的路也不难走，山高约二百多米，一个小时就爬到顶了。玉皇山位于西湖南侧，凌空巍峨而立，山顶云雾缭绕。郎玉麟是生长在水乡的人，见过太湖的浩渺烟波，今天站立在玉皇山巅的登云阁上，向北俯瞰西湖美景，向南极目钱塘江及江岸景物，白云飞渡，江天浩瀚，湖山多姿，他目光前瞻山脚下的八卦田感到神秘，后顾西湖北边保俶山上尖尖的保俶塔感到奇特。他被杭州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完全迷住了，真是不虚此行。忽又想到晚上将与浙大同学一叶扁舟、敞开胸怀乃是何等乐事，他禁不住放声高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山上有几个外地游人对他竖起大拇指：“小伙子，好样的！”
下得山来，他一点不觉得疲累。太阳西斜，不到六点钟，他已经出现在西湖白堤上。贵畹兰约定的时间是七点整在平湖秋月上船，还早着呢。
郎玉麟虽然是著名的晓庄师范毕业生，在社会上又有多年工作历练，但今天要见面的都是大学生，他的情绪多少有点紧张。贵畹兰和她的几位同学先后准时来到，游船的船娘早已等在那里。上船以前，贵畹兰把郎玉麟逐个介绍给同学们。郎玉麟挺认真，他手上有个小本子，每介绍一位他就记下来姓名：黄继武、毕平非、郑光华、吴知茵、张美英。关于郎玉麟的主要情况，贵畹兰在事前已经向同学们作过说明，知道他是值得信任的。
他们一个个上船，大家分别落座，一共是7个人，船娘为了使船受力均匀，对座位作了调整。船娘熟练地划桨，游船离岸而去。贵畹兰早就告知船娘，不必上湖上三岛的景点，在湖上飘荡就可以了。
夜游西湖，对郎玉麟来说是生平第一遭。这个晚上的月亮很好，大家的兴致就更高。在贵畹兰主导下，先由郎玉麟谈自己的生活经历，他把在上海同贵诵芬讲的那一切都讲了，吐露了内心的追求。大学生们对乡村生活的实际了解很少，听起来很受感动。接下来话题便转到当前国内形势发展上去，国民党政府怎么样，抗日战争会不会爆发，共产党呼吁团结抗日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等等。黄继武、毕平非最能讲，其他几位同学也能言善辩。贵畹兰轻声地对郎玉麟说：“你希望找到共产党，我们也有这个希望，但是谁是共产党，不会写在脸上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学校里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我们是这个先锋队的成员，你要找共产党，可以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做你的介绍人。”郎玉麟明白了，他不假思索，立刻表示愿意参加，船上的同学们不约而同热烈鼓掌。贵畹兰又在郎玉麟耳边悄悄地说：“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浙江大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郎玉麟兴奋地站起来对大家说：“同志们！谢谢！”
贵畹兰又说：“从目前的形势发展看来，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共同抗日，目前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酝酿合作，你作为‘民先’队员，要密切关心形势变化，我们在大学里有集体活动，你在地方上一个人就不同了，要保密，要保持清醒，要有革命警惕性。必要时，我会同你联系的。”
热烈的西湖月夜是郎玉麟思想上、政治上真正的启蒙之夜。
回到吴兴潘店时，郎玉麟好像精神上换了一个人。他对妻子陈文霞说：“我的心亮了，从上海到杭州，短短几天，我找到了自己的路。”陈文霞问他是什么路，他回答：“相信我，你跟我走，我们一起走到底。”
郎玉麟在职时用120元买了一部高档收音机，但按财政规定不能报销，只好掏腰包自用。5月1日政治形势迅速变化，他每天深夜听广播知道的时事越来越多。他听到陕北新华社报道：5月29日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访问延安，延安城头高悬的横幅大标语是“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毛泽东在欢迎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晚会上致辞说：“十年内战已成过去，国共两党团结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7月7日夜，北平西南约15公里的宛平县境内卢沟桥地区突然出现紧张气氛，正在那里进行军事演习的日军，声称一名日本兵失踪，强行进入宛平城内搜索，我二十九军驻军严词拒绝，两军发生冲突。当夜凌晨时分，日本侵略军即向卢沟桥发动进攻，吉星文团官兵在七七事变中，写下了这个军队英勇杀敌的第一页。
7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红军总司令朱德致电蒋介石：“进行全国总动员，愿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江西庐山上有一座“美庐”，是蒋介石、宋美龄的避暑之地。7月13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庐山，但是没有公开露面，国民党正在邀集高官名流231人召开一个所谓“庐山谈话会”，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名为“庐山谈话”的演说。其中有当时几乎家喻户晓的几句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蒋介石当年影响最大的一次政策宣示。按照常理，在紧急动员的背景下，庐山的国共谈判应该能顺利进行，但出乎意料，新一轮谈判，蒋介石仍然顽固不化，中共代表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互不相让，17日开始的谈判3天后即告终止。
当时，华北战争吃紧，日本侵略军大量增兵，7月28日古都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蒋介石急了，他急电中共中央，答应按照第一次谈判给红军三个师的编制，番号：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同意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抵达南京，应邀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召开的第一次最高国防会议。“八一三”淞沪大战爆发后，国共双方达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主要向华北地区开辟敌后战场。同时，双方同意对南方地区大量分散活动的红军游击队，也在1937年底前全部集结收编，建成国民革命军新四军，蒋介石抢先任命长期流亡海外的北伐名将叶挺为军长，正是周恩来所属意的人，共产党方面以政治局常委项英为副军长兼政委，军部驻地为皖南泾县云岭。八路军、新四军都摘下红星帽徽改为国军帽徽，国民党政府军政部负责军需供给。这是两党团结御侮的实际行动。蒋介石明确宣布：“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必须“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以争取最后胜利”。
依靠身边的高档收音机，夜间收听短波，郎玉麟感觉自己作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已汇入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从七月到八月，日本侵略者不断向上海增兵，淞沪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我方已调集中央军主力及地方军，以张治中将军为前敌总指挥，蒋介石亲临前线部署。日寇扬言“十天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8月13日，虹口八字桥中日前哨部队相遇，日方打响第一枪，日本海军陆战队由天通庵路和横浜桥方向冲入宝山路我军防区，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同时炮轰，闸北打起来了，淞沪大会战揭幕。8月14日，我军强力反击，在杨树浦至闸北、虹口公园一带将进犯日军压缩至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一线。与此同时，我军在淞沪公路、罗店、江湾、庙行、蕴藻浜等地，与日寇殊死搏斗，充分显示“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气势。中国空军也出奇制胜，我第四驱逐机大队长高志航，在杭州笕桥机场上空击落敌机6架，出动轰炸机大队轰炸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兵营及江边码头，炸伤日海军十多艘军舰。其中沈崇海、陈锡纯驾机猛撞日海军旗舰“出云”号，表现捐躯卫国的伟大精神。当天下午，我空军驱逐机大队又与来自台湾的13架日寇重型轰炸机相遇，被我军击落5架。特别是8月15日南京、上海、杭州上空的大规模空战，日寇出动机群60余架，我空军大显神威以少胜多，击落敌机17架之多；8月16日，我第三、四、五驱逐机大队又从碧空击落敌机8架。短短3天，日本侵华航空兵司令部噩梦连连，他们绝对想不到中国空军竟如此神勇，使日寇侵华航空联队长板津羞愧难当，以自己的军刀切腹自杀向天皇谢罪。我空军勇士高志航、阎海文、沈崇海、陈锡纯等为国牺牲永垂不朽！
正当郎玉麟废寝忘食密切关注淞沪前线战况时，他忽然收到杭州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是贵畹兰写来的，仅仅几句话：“浙江大学奉命即日内迁，暂时无法联系。你应牢记我们的谈话，坚定不移，迎接抗日高潮。”他心里对吴淞的贵诵芬也很牵挂，实际上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在形势紧张时已组织力量，办起难民收容所，贵诵芬早被抽调到租界上工作。郎玉麟心里着急，浙江大学内迁，他跟“民先”组织断了联系，怎么办呢？
郎玉麟的妻子陈文霞，看到丈夫为收听上海抗日前线消息废寝忘食，好像人也瘦了，有一天这样问：“如果我们的军队顶不住，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怎么办呢？”陈文霞还在当小学教师，他们3岁的孩子还在湖州城的外婆家里。“古语说‘毁家纾难’，我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郎玉麟回答。“你要去当兵上前线吗？”“我想过了，我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要按照“民先”队员的要求积极行动。”“这是你自己空想，浙江大学都搬走了，你到哪里找人呀？”
郎玉麟语塞。
二
淞沪前线的消息越来越紧张，到8月下旬，我军集中力量继续围攻盘踞虹口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杨树浦等日军据点，但我军装备低劣，面对敌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难以取得进展，伤亡惨重。8月23日拂晓，日军增援部队在海空火力掩护下反扑，战况对我不利，我宝山、罗店、蕴藻浜阵地争夺扑杀战反复得而复失。至9月中下旬，在大量日军登陆增援的情况下，我部队减员严重，不得不实施防御作战。淞沪会战打了一个多月，日军虽有装备和武器优势，却未能取得多少进展。到9月底，日寇受到最大杀伤，进展受阻，日本统帅部紧急抽调华北三个师团及台湾旅团、伪靖安军若干旅投入进攻。此时日方海陆空军总数达30万，我方连续投入总兵力75个师共70余万人。10月1日以后，鏖战再起，日军企图从侧翼突入包围我军的企图无法实现，改变分割包围战术为中央突破战术，集中兵力猛攻蕴藻浜一线，分南北两路强渡蕴藻浜，向大场、南翔进攻，以切断大场至江湾守军与外界的联系。从10月5日起守军6个师及税警团轮番上阵昼夜浴血奋战，直到15日蕴藻浜一防线被突破，庙行、大场位置突出，日敌调集各种火炮、飞机集中轰炸，又以40多辆坦克为前导，掩护步兵夺取外围阵地。守军为保存实力，不得不忍痛后退向南翼转移，大场弃守后全线撼动，我军侧翼受到极大威胁，战区指挥部只得做出放弃北站至江湾阵地。部队向苏州河南转移，左南翼军相继退守，战区指挥部重新部署第二期防御阵地，从浏河到北新泾、梵王渡一路，新防线长达35公里。苏州河北岸，则有八十八师孙元良部五二四团副团长谢晋元主力营400余人（号称800人）据守闸北四行仓库，这就是后来流芳百世的上海“八百壮士”。
淞沪大血战80天，日本侵略者面对中国抗日战士的顽强大出意料，什么“十天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早已成为笑柄。但是狡猾的日本鬼子并没有放弃“速战速决”的意图，在我军不惜牺牲坚强抵抗之下，为破解困局，从空军侦查中发现杭州湾北岸中国军力空虚，只见壮丁民工挖壕沟、筑工事，驻军人数极少，同时又派出汉奸密探到平湖、金山交界处刺探虚实，绘制了海岸地形图，随即在杭州湾北岸闪电登陆。11月5日凌晨，第四舰队的30多艘炮舰突然向北岸猛烈炮轰，首批3万余人在金山卫、全公亭、漕泾、金丝娘桥一线登陆，前后登陆人数达10万之众。可悲的是杭州湾北岸数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上，仅有我军六十二师的两个步兵连、炮兵连防守。当时海月庵守军一个连合力反击，连长用机枪猛扫，杀伤大量敌人，直到枪筒发热爆炸，全连只剩20余人才被迫后撤。在金丝娘桥，正在海防哨值班的10多名乡公所人员发现来敌立即开枪抵抗，全体为国捐躯。在海天寺，炮兵营三连孤军抗敌，遭日寇炮舰轰击，壮烈殉国。如今，平湖市白沙湾建有“侵华日军登陆处”碑亭，这个碑亭昭示后世：毋忘国耻！富国强军！保卫海疆！
在杭州湾北岸登陆的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淞沪前线我数十万大军迂回包抄。此时蒋介石的最高指挥部如梦方醒，11月8日晚仓皇下令全线后撤，指挥濒于失控。大撤退成了大溃败，11月12日大上海落入敌手。保卫大上海之战，我军伤亡20余万人，杀伤日敌4万余人。我淞沪战斗部队西撤南京一线，北撤浙皖边境一线。从11月8日至14日，沪杭线上的嘉善阻击战，七昼夜的血与火，为保证大军转移争得了时间，嘉善七天七夜的阻击战，是杭（州）嘉（兴）湖（州）八年抗战的伟大开篇。如同四脚野兽的日本鬼子一路疯狂烧杀，奸淫掳掠，杭嘉湖水乡21县市霎时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有必要对悲壮的嘉善阻击战加以记述，这是杭嘉湖人民世代永恒的记忆。当时后撤大军指挥部下达的阻击任务是坚持三天三夜，结果一二八师师长顾家齐部坚守七天七夜，创造可歌可泣的奇迹。11月8日，配有重炮骑兵的日军5000余人入侵枫泾，我守军力量悬殊，连连受挫，伤亡惨重，被迫退至南星桥，顾家齐增援部队10日从宁波赶到，在近战中力压顽敌，在狂轰滥炸中，日敌骑兵、步兵轮番向我阵地冲锋，双方展开肉搏，敌势受阻，我南星桥第一线阵地依然屹立。战斗至12日早晨，日敌以汽艇运载兵力，从外围包抄我军，顾家齐师直属部队特务连、工兵连、辎重连全部投入战斗，至晚将顽敌击退。13日晨，敌猛扑城北一二八师司令部，反复血战，我军腹背受敌，伤亡惨重，仍坚守阵地。至14日凌晨，日敌以飞机轰炸配合，步炮兵联合全线猛攻，10时左右我军两个团陷入重围，敌我短兵相接，伤亡惨重，我司令部的五百战士在顾家齐师长率领下掩护汽车站一线部队后撤，战斗到晚上7时顾师长率余部撤到七星桥，嘉善县城陷入敌手。前后七昼夜的阻击战，一二八师伤亡2980余名，占全师官兵四分之一。史家指出，七昼夜的阻击不仅表现了我军顽强的抗敌意志和牺牲精神，它同嘉善地区的防御工事也有密切关系。民间人士证实，顾家齐师长非常重视利用防御工事，他在乱石草丛中勘察，用铁锤砸开锈蚀门锁。这些防御工事构筑于多年前黄绍竑第一次任浙江省主席期间，由德国军工专家设计，经过两年多构筑而成。从杭州湾北岸的平湖乍浦延伸至嘉善、嘉兴一线近一百里，号称“中国的马其诺防线”。也许可以说，如果最高指挥部有战略眼光，在此布置重兵，日本鬼子再鬼，他们爬上岸来也未必能长驱直入。有一个国防工程处的工程技术人员，叫罗传英，在战争形势紧张时，他还在为工程收尾事务奔忙着，却在敌机滥炸时牺牲了。当年负责人工程处处长杨树松，听到防御工事放弃不守时痛哭失声，他说：“我们在国防工地上两年多呀，太阳底下皮也晒脱了几层，这样好的防御工事发挥不了作用，真正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老百姓呀！”
嘉善在淞沪“八一三”大血战中，作为掩护大转移阻击战要隘，这实际上是八年抗战中浴血杭（州）嘉（兴）湖（州）的第一页。
日寇登陆杭州湾金山卫、全公亭的消息，在郎玉麟心中像落下一颗炸弹，他连续几天往湖州城里跑，打听消息，知道大军正在后撤，日寇在嘉善受阻击，战况十分激烈，驻防湖州的部队已命令地方政府动员民众构筑工事、堵塞河道、破坏道路桥梁。他找到县蚕桑指导所的负责人鲍自兴，他们是至交，从鲍自兴那里得知，淞沪前线向嘉兴、湖州浙皖边境的部队，有抗日名将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有桂系廖磊为总司令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还有湘军以陶广为军长的第二十八军。鲍自兴是余杭人，毕业于蚕桑农校，他正准备偕同湖州未婚妻回余杭老家。鲍自兴也是一个有强烈抗日爱国思想的人，也有走向革命道路的曲折经历。
嘉善经过七昼夜血战后终于弃守后三天，装备精良的日寇更为嚣张，嘉兴城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我后撤部队沿沪杭铁路线、苏嘉公路与日敌先头部队边打边退，至11月19日日寇入侵嘉兴城，发生激烈巷战，日敌先锋队手持大刀，见人就杀，街头暴尸遍地。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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