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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玉龙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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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条约与世界秩序试读：

出版说明

近年来，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国民收入稳步增长，经济结构转型提速。同时，中国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经济社会大转型、大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其中，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地区争端增多和多边贸易中的利益纠葛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都急需在政策层面给予回应。

事实上，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疑难杂症”并非中国独有，如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资源的分配与监督，城市化进程中的建设与治理、多元文化的社会融合与社会和谐、新技术新传媒给政治生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体系对国内的多重影响等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发展中国家被这些问题困扰，发达国家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问题的普遍性或世界性，使得当代执政者在面临和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观念，而不能拘泥于既有的执政经验和套路，也不应囿于一地一国的有限资源。

面对这种种挑战，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具有较强的应对问题、开拓局面、保持稳定、推动发展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应不断地主动拓宽理论和知识视野，积极跟踪世界范围内最新而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政治实践模式，谨慎探索和总结中国现实中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更需要知识阶层积极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新形势、新问题，为应对挑战、解决问题提供智力支持。“政治前沿新知识文库”是基于上述设想而产生的。这套文库以“资政”为目的，以世界眼光和创新视角聚焦公共政策与治理、社会建设与发展、政党与政治权威、政府与新技术、经济发展与金融战略、国际问题与国际战略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将多学科研究的前沿知识与“国家治理”实践中的重要政治、政策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打通理论、政策和实践的边界，让理论和政策更好地源于实践、关怀实践。

本文库致力于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参考、世界经验和丰富案例，以中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公务员、政策研究与制定者为主要读者对象，致力于更新其理论视野，提升其执政能力，努力打造影响深远的出版工程。

应该说，本文库是国内知识界在政治前沿问题研究上的一次较为全面的展示，是力图将学术科研界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政治实践的有益尝试。这套丛书在编写过程中摒弃了传统的体系性的学科知识介绍，而以针对性研究问题的方式出现，看似没什么章法，实则切中肯綮。它既是实践的探索，也是实践的总结，既是经验的浓缩，也是经验的拓展，既是理论的创新，也是理论的积淀。我们认为，不论最终效果如何，这种尝试对于中国转型期许多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提供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尝试诚可贵，然纰漏难免。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完善这个文库，为读者提供更优质服务，为实现“中国梦”多出一份力。政治前沿新知识文库编委会2013年5月

绪论

全球化问题是当代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全球视野看，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而国际条约和全球化互相推动，对世界秩序的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17世纪中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确立了国际关系中应遵守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以及国家独立等原则，将欧洲带入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同时，和约的签订也开启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从那时起世界上作为国际行为体的各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大量的双边和多边条约，其中一些条约对国际事务以及其他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为现代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国际条约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间解决分歧的一种有效手段，是调整国际社会关系的重要法律工具。关于条约的定义，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根据各自的适用对象不同分别做了规定。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称‘条约’者，谓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如何。”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规定：“一个或更多国家和一个或更多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以书面缔结并受国际法支配的国际协议，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的文书或两项或更多有关的文书内，也不论其特定的名称为何。”从上面可以看出，条约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按照国际法所缔结的确定其相互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

国际条约的产生是来自于国家的需要，也是基于国际社会现存的世界秩序，所以国际条约反映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国际社会秩序变动的反映；从另一个方面讲，国际条约的签订也使国际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二战后，国际条约涉及的范围也随着各国交往领域扩大而扩大。《联合国宪章》确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雅尔塔协定》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建立起了二战后的秩序，维持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国际格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确定了国际贸易体系，明确了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基本规则，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则是保护人权的宣言；在环境安全上，《京都议定书》是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采取共同措施的尝试，虽然在达成协议上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但它对各国的经济政策、产业结构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代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随着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非西方世界的利益和价值观必须在新的游戏规则中得到体现和尊重。现存的以西方为主导的规则也需要不断地修订，只有一个同时尊重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利益与价值观的规则体系才是一个正义的规则体系，才符合全世界人们的利益。

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条款》（以下简称《条款》）确定了美元一元独大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而在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德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上升，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1978年和1990年三次修改《条款》，形成目前以美元、欧元、日元与英镑作为共同估算长期国际准备金——特别提款权的币值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体制。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在相继超过德国、日本之后，世界银行预测在2014年底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中国在国际事务处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处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英国莱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顾问帕尼科·德梅特里亚德在2009年初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中国正在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并将在应对此次危机中发挥积极作用”。而在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改革后，中国的份额从之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之前的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得到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更大话语权。同时，中国和俄国不断加深合作，在亚信峰会第四次峰会期间，俄罗斯第二大银行VTB与中国银行签署了在一系列领域开展伙伴关系的协议，将在包括卢布与人民币之间的结算、投资银行、银行间借贷、贸易金融、资本市场交易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这一协议使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得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本书从汗牛充栋的国际条约中选取了那些对国际政治、经济以及安全等方面曾经有过，或者继续发挥重大作用的条约。例如，在政治上，美国和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建立了二战后的秩序，维持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国际格局；欧洲国家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组建了一个超国家的联盟，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现在也在经历着重大的考验。在经济上，《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了世界货币体系，《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建立了国际贸易体系，它们仍在协调、规制着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在安全上，《反导条约》曾经维持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而美国后来的退出改变了与俄罗斯的安全平衡，进而影响到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地区和国家。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当今中国面临着国际战略调整，机遇与挑战并存，既拥有和平崛起的新机遇，又需要突破现有不合理的国际规则。通过了解过去国际条约发展的历程，探寻其中的发展脉络，将为我们以后参与国际条约的修订起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本书就是基于此而编写的。

第一章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发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1998年10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统罗曼·赫尔措格在一次集会上说：“今天在这里，有这么多欧洲首脑聚首一堂，真是十分罕见。”当时，在场的嘉宾有四位国王、四位女王、两名王子、一位大公和几位总统。这次隆重的集会由欧洲委员会发起，来纪念《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350周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产物。三十年战争几乎波及所有的欧洲国家，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欧洲战争。战争的一方以德意志新教诸侯和丹麦、瑞典、法国为代表，并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另一方则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并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双方先是为信仰而战，后来抛开宗教的外衣，为各自的国家或准国家的利益而战。为尽早结束战争，交战双方从1643年起就开始和谈，谈判在德意志威斯特伐利亚省的两个城镇——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举行。1648年10月24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于德意志威斯特伐利亚的明斯特。和约的缔结前后交涉了5年时间，双方曾分两组分别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进行谈判，初签了两个和约，最后汇签于明斯特。和约由《奥斯纳布吕克条约》和《明斯特和约》组成，主要涉及欧洲领土变更、神圣罗马帝国宗教关系和政治制度等问题。《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还加深了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改变了欧洲政治力量对比。法国在这一时期实力大增，为后来称霸欧洲打下基础，波罗的海和北海岸则成了瑞典重要港口。

不仅如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影响更为深远。和约不但结束了三十年战争，同时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它确定了国际关系中应遵守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标志着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近代欧洲诞生了。在“主权”的名义下，神权逐渐被王权取代，国家至上的观念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地位。

一、走向终结的大一统：17世纪前的欧洲

在中世纪，天主教和神圣罗马帝国在欧洲势力雄厚。神圣罗马帝国由多个大大小小的邦国组成，疆土覆盖了现今的奥地利、捷克共和国、法国东部、德意志、瑞士、低地国家和意大利部分地区，其中以德意志的邦国占地最广。因此，神圣罗马帝国又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每个邦国都是由诸侯以半自治的方式统治，皇帝是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都大权在握，所以天主教在欧洲权倾一时。但是到了中世纪后期，地理大发现以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推动着旧欧洲的改变。“地理大发现”和最初的殖民掠夺推动了世界贸易联系的扩大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加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形成和发展。由此，传统的商道和贸易中心由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开始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而靠近这一地区的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尼德兰、法国和英国在欧洲国际关系中日益起着重要作用。由于欧洲列强对外的侵略扩张以及被压迫民族反侵略斗争的不断加强，洲际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也日渐频繁，从而开始形成世界性国际关系体系与格局。在中世纪和近代初期之交，欧洲地区战乱频仍，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对比都发生了急剧变化，在17世纪初的欧洲呈现出一些新的政治特点，局势动荡不安，酝酿着一场新的纷争和征战。

德国在16世纪后期，基本处在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新航路开辟以后，商路转移，造成德国经济低落，贸易与商业衰退，工业不崛。在政治方面，自宗教改革后，德国诸侯的势力不断增长，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同时，诸侯之间争斗不已，各邦都得不到安宁。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签订后，新教与天主教几乎势均力敌，而且诸侯与皇帝之间也矛盾重重。皇帝虽无力控制整个帝国，但仍统治着奥地利和捷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直接领地是德国各邦中面积最大的，它的旁支还统治着西班牙。皇帝为了能够有效地限制新教诸侯，力图实行中央集权。天主教诸侯在宗教上和皇帝一致，但是反对中央集权，他们企图在反新教斗争中，扩大自己的势力。17世纪初，由于皇帝鲁道夫二世企图用武力约束新教诸侯，德国因此分化为两个敌对集团，即新教同盟与天主教同盟。以教皇、皇帝、西班牙为代表的支持天主教同盟为一方，以法国、荷兰、英国支持新教同盟为另一方。从此，国内斗争演变为国际斗争。

在16世纪末，法国由于内战的爆发，国内残破不堪。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胡格诺教徒与天主教徒的积怨得到了平息，同时，他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措施，农民得到了实惠，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商人因得到政府的资助，重新获得在内战时期失去的地中海东岸、西亚和比利牛斯半岛的商业地位，进而城市也得到了复兴。1604年，法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和诺曼底商人公司，以发展海外贸易。1608年，法国殖民者为了进一步巩固北美殖民地，建立了魁北克城。为了对付西班牙违反法律政策，亨利四世和新教国家英国、荷兰以及德国的新教诸侯结成反哈布斯堡联盟。1624—1642年，红衣主教黎塞留任路易十三的宰相，对外政策除了鼓励航海和殖民外，仍以打击哈布斯堡势力为目标。本来已经动摇的法国王权，由于亨利四世与路易十三两代的对外政策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又转而稳定起来。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初期鼓动瑞典以及德国新教诸侯参加，进而直接介入，最后充当了主角。

西班牙在16世纪中叶以前，是欧洲的大国之一。它的军事力量在陆地上超过法国，在海上超过英国。它是第一号海上强国，已长期与英法进行斗争。但从16世纪中叶起，其经济开始衰退，封建统治阶级虽然从美洲掠夺了大量金银，但不关心本国经济的发展。商人只运销外国的廉价商品，毫不注意本国制造业的保护。贵族与富人大量采购外来的奢侈品、高级手工艺品，对国内经济影响很大。到17世纪初，西班牙的工农业都十分萧条。加上连年对外征战，耗尽了国力。1588年它的无敌舰队被英国击溃，海上力量又大为削弱，而其属地尼德兰北部七省的独立，更使它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沉重打击。从此，西班牙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

英国在16、17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发展已相当充分，工商业比较繁荣，其经营范围不仅在西欧诸国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还远及北美、非洲、印度和远东。在1588年歼灭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其竭力向海外扩张，成为新一代的海上霸主。然而，在三十年战争后期，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无暇外顾，所以，英国在三十年战争中没有充当一名主角，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也没派代表参加。

荷兰原是尼德兰的一部分。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发展也较充分，工商业也较发达，尤以荷兰省发展最快。经过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北方各省于1579年成立联省共和国。在共和国中，荷兰省承担全国57%的财政开支，又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因此联省共和国亦称荷兰共和国。荷兰不仅在宗教上与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不同，而且在政治上同它们矛盾也很深。另一方面，荷兰因为在反西斗争中，曾在外交上得到英法等国的支持，所以在三十年战争中与英法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它站在英法一边反对天主教同盟国家。

瑞典原来附属于丹麦，到16世纪20年代才宣布独立。但到16世纪中叶，它开始争夺波罗的海的霸权，几乎与所有邻国都进行过战争。瑞典先后从俄国、波兰、立陶宛、东普鲁士占领了若干地区和城市，控制了波罗的海的航行权。在对外扩张的同时，它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其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与波罗的海的航行权有密切关系。由于德国北部各诸侯国濒临波罗的海，与瑞典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因此瑞典从1630年起，就参与了三十年战争，站在法国一边，反对天主教同盟国家。

到了16、17世纪，旧制度开始摇摇欲坠。在欧洲各地，人们对天主教穷奢极侈的作风非常不满。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等纷纷起来，倡议再次奉行圣经的标准。路德和加尔文深受人民拥戴，他们的宗教运动不但引发了宗教改革，也衍变出基督新教。宗教改革运动把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分裂为三个派别：天主教、路德宗和加尔文宗。

可是，天主教徒不信任基督新教徒，新教徒也轻视他们的对头——天主教徒。在这种气氛下，两方信徒在17世纪初分别组成了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有些诸侯成了新教联盟的一份子，有些则加入天主教联盟。在欧洲，特别在神圣罗马帝国内，大家互不信任，彼此猜疑，少许挑衅就足以触发争端。当时紧张的局势好比一个火药桶，只消一点火花就能引发爆炸。事态的发展是，这点火花果然亮起，触发了一场持续三十年的战争。

二、“三十年战争”

1618年捷克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是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因联姻关系，波希米亚国王由哈布斯堡家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任。1583年罗马帝国皇帝兼波希米亚国王鲁道夫二世选择将波希米亚的布拉格作为新的宫廷，并对那里的新教徒采取宽容态度。继承鲁道夫二世的是马提亚斯，1617年他任命其堂兄斐迪南二世担任波希米亚国王。斐迪南二世是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徒，斐迪南二世禁止布拉格新教徒的宗教活动，拆毁其教堂，并宣布参加新教集会者为暴民。1618年5月23日，新教徒在图尔恩伯爵的率领下冲进王宫，把皇帝的钦差从窗口抛入壕沟，并成立临时政府，由三十位成员组成，宣布波希米亚独立。史称“掷出窗外事件”，它成为三十年战争的开端。

1618年捷克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是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因联姻关系，波希米亚国王由哈布斯堡家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任。1583年罗马帝国皇帝兼波希米亚国王鲁道夫二世选择将波希米亚的布拉格作为新的宫廷，并对那里的新教徒采取宽容态度。继承鲁道夫二世的是马提亚斯，1617年他任命其堂兄斐迪南二世担任波希米亚国王。斐迪南二世是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徒，斐迪南二世禁止布拉格新教徒的宗教活动，拆毁其教堂，并宣布参加新教集会者为暴民。1618年5月23日，新教徒在图尔恩伯爵的率领下冲进王宫，把皇帝的钦差从窗口抛入壕沟，并成立临时政府，由三十位成员组成，宣布波希米亚独立。史称“掷出窗外事件”，它成为三十年战争的开端。

敌对两派的信徒彼此对立、相互残杀。在白山战役，天主教联盟发动了一次猛烈的进攻，新教联盟大败收场，被迫瓦解。基督新教的贵族在布拉格市集被处决。在波希米亚各地，不肯放弃信仰的新教徒，财产全被充公，由天主教徒瓜分。《1648年——欧洲之战争与和平》一书写道，那时候被充公的财产重新分配，可说是“中欧史上财产拥有权最大规模的变动”。

波希米亚的宗教冲突逐步升级，演变成一场各国君主争权拓土的斗争。在其后的三十年间，丹麦、法国、荷兰、西班牙和瑞典全都卷入了这场战斗的漩涡中。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统治者贪得无厌、渴求权力，他们不惜耍手腕，争夺政治权力，谋取商业利益。三十年战争分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以皇帝的主要敌国命名。一般把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阶段：捷克阶段、丹麦阶段、瑞典阶段、法国—瑞典阶段。当中大部分战役均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内发生。（一）第一阶段：捷克阶段（1618—1624）

捷克保持着某些独立性的政治和宗教权利，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1617—1618年开始剥夺捷克。因此捷克爆发了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这成为三十年战争发生的标志。1619年6月由图尔恩伯爵统率的捷克军队将维也纳包围了，哈布斯堡王朝为迫使图尔恩解除对维也纳的围困，任命布库阿和丹彼尔指挥军队侵入捷克领土。1619年8月，普法尔茨·腓特烈任捷克国王。但是，新教联盟改变策略，开始与天主教联盟进行谈判。但事与愿违，哈布斯堡王朝与天主教联盟结盟，1620年9月初派蒂利伯爵和布库阿的军队侵入捷克，在1620年11月8日的白山战役中大败捷克军队。“1623年8月9日，新教军1.6万人与蒂利的帝国军队在施塔隆德进行决战。新教军战败，四处逃窜，克里斯丁逃往荷兰。9月帝国军队攻占了普法尔茨首府海得尔堡，控制了普法尔茨全境。1623年，帝国军队又乘胜攻占了新教诸侯控制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下萨克森地区。”（二）第二阶段：丹麦阶段（1625—1629）

哈布斯堡王朝同盟地位的巩固引起丹麦、荷兰和英国的不安。1624—1625年，在法国的协助下组成了反哈布斯堡王朝军事同盟。英法两国将丹麦视为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工具，同时丹麦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把波罗的海南岸地区从德意志手中夺过来。丹麦军队和新教军队侵入德意志北部，在战争初期获得了胜利。1625年初，瓦伦斯坦提议由他资助组建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反击丹麦的入侵。皇帝采纳他的意见，先后封他军区司令、帝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升为弗里德兰公爵。1625年秋，瓦伦斯坦和蒂利天主教联盟军队联合向德意志北部发起进攻。尽管一方面哈布斯堡王朝发生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另一方面瓦伦斯坦采用布拉格荷籍银行家汉斯·德·威特的“以战养战”的策略，用对被征服地区征收特别税的方法供养军队，激起群众的不满，但由于这支军队训练有素，注意战略战术，再加上从有能力的士兵中提拔军官，瓦伦斯坦军队仍于1626年4月25日在德绍附近打败新教联盟军队，次年占领西里西亚。8月27日，蒂利军队在卢特尔附近击败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统帅的军队，丹麦国王惊慌失措逃到一个海岛上。1627—1628年，瓦伦斯坦军队占领整个德意志北部，并侵入日德兰半岛。瓦伦斯坦率军攻占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强攻要塞斯特拉尔松。在1629年5月12日，丹麦接受恢复原状和不再干涉德意志内部事务的条件，签订了《吕贝克和约》。和约虽然签订，但新教诸侯国及其城镇居民仍受到瓦伦斯坦和蒂利雇佣军的骚扰。自1628年起，战事扩展到意大利北部诸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在这里进行角逐。1629年，在英、法、荷三国调解下，瑞波两国缔结了阿尔特马尔克停战协定。该协定使1617年开始的波瑞战争暂时停止，从而瑞典能够抽调军队对哈布斯堡王朝作战。（三）第三阶段：瑞典阶段（1630—1635）“北欧强国瑞典，早就野心勃勃，要统治整个波罗的海。”瑞典无法容忍瓦伦斯坦的军事胜利和德国皇权的加强。而在天主教阵营这边则发生了内讧，瓦伦斯坦被蒂利接替，任帝国军队总督位置。1630年7月6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带兵15000人悍然在奥得河口的乌泽多姆岛登陆，很快占领什切青一带，三十年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瑞典入侵时期。1631年6月，古斯塔夫·阿道夫与勃兰登堡和萨克森新教侯爵阶层缔结有利于本国的条约，当他把瑞典和新教的军队扩充到3.9万人后，开始积极进攻。1631年9月17日瑞军首次将线式战术运用至布赖滕菲尔德战役中，给蒂利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在哈布斯堡王朝内部，新教居民将瑞军看做脱离封建压迫的斗士，不断爆发了反哈布斯堡王朝起义，这加速了瑞军获胜；但不久农民很快辨清瑞军征服德意志的企图，立马调转枪口，奋起斗争，这也加剧了瑞军在德意志西南部的作战的被动地位。国难思良将，每当国难当头，皇帝好像清醒一些，瓦伦斯坦重新得到重用。而这次复出的瓦伦斯坦，权力超过第一次。“根据与皇帝的协议，他拥有军权、政权和财权，皇帝和帝国政府不得干预。”瓦伦斯坦第一手棋就拿瑞典的盟友萨克森开刀，于1932年5月22日攻占布拉格。1932年9月，瑞典军试图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假装向奥地利进军，企图吸引瓦伦斯坦军离开，但瓦伦斯坦早已看穿其伎俩，并乘机进击萨克森，以切断其供应线。1932年11月16日晨，双方在莱比锡以西之吕岑遭遇。身患严重风湿病的瓦伦斯坦无法骑马但坚持乘车指挥，终于击毙横行一时的阿道夫。1634年9月6日，瑞军在讷德林根附近交战中失利。树倒猢狲散，其他德意志新教诸侯拒绝与瑞典结盟，反而将橄榄枝纷纷投向了哈布斯堡王朝，缔结布拉格和约，反哈布斯堡王朝同盟处境艰危。（四）第四阶段：法国—瑞典阶段（1635—1648）“天主教同盟的再次胜利促成法国的参战。法国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德皇、西班牙和德国天主教诸侯在宗教上是一致的，并无宗教矛盾。但法国的国策是对外扩张，争夺欧洲霸权。在三十年战争前3个阶段，法国一直假手他国和新教联盟的力量来打击哈布斯堡王朝，待两败俱伤后，法国好从中取利。”到了1635年，法国看着哈布斯堡王朝继续强大，心里略感不安，于是与瑞典缔结圣日尔曼和约，并直接参加三十年战争。和平居民屡遭双方士兵劫掠，受到战争的极大破坏，农民纷纷组织起游击队奋起反抗。1645年瑞军在扬科夫、1648年协同蒂蕾内在楚斯马斯豪取得重大胜利，这时，哈布斯堡王朝开始主动求和，而此时由于英国、法国国内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无暇顾及外战，遂匆忙地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那时候，人们所用的武器包括了手枪、火枪、迫击炮和大炮，瑞典是最大的军火供应商。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全都无法置身事外。士兵冲上战场，投入战斗，不是喊叫“圣母玛丽亚”，就是高呼“神与我们同在”。军队把德意志的大城小镇洗劫一空，又滥杀敌军和平民。战争残酷血腥，跟圣经所载的预言有天壤之别：“国与国不再拔剑相攻，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那一代的德国人在连年战祸的阴霾下成长，除了战争以外，他们仿佛什么也不懂了。人民对战事极其厌倦，盼望和平早日来临。事实上，要不是各地领袖为政治利益拼个死活，和平早就可以实现了。战争渐渐失去宗教性质，不再单单是基督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而是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讽刺的是，在幕后推动这个转变的，竟是天主教会内一个位高权重的枢机主教！阿尔芒·让·普莱西的官衔是枢机主教黎塞留。他于1624至1642年出任法国首相。黎塞留希望把法国发展成欧洲霸权。为此，他不惜逐步削弱天主教同胞——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力。他怎样做呢？他向德意志各邦、丹麦、荷兰和瑞典的基督新教军队提供资金，而军队当时正跟哈布斯堡家族对抗。

1635年，黎塞留首次调派法国军队作战。《和平万岁！》一书解释说，在最后阶段，“三十年战争不再是宗教之间的冲突……这场战争成为了欧洲各国的权力斗争”。天主教徒与基督新教徒之间的纷争，最终演变成天主教徒联合基督新教徒跟其他天主教徒的战斗。天主教联盟在17世纪30年代初大大失势，终于在1635年解体。

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随着战争的持续，交战各方渐渐意识到这场战争根本不会有赢家，因此大家都渴望和平早日来到。《和平万岁！》一书评论说：“到了17世纪30年代末叶，执政的诸侯终于明白，他们不能再借助军力来达到目标。”既然人人都渴望和平，那么和平怎样实现呢？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斐迪南三世、法王路易十三和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一致同意召开和平会议，让交战各方聚首一堂，商议和平条款。他们选择了两个地点举行和谈——德意志威斯特伐利亚省的奥斯纳布吕克和明斯特，两个城镇恰好位于瑞典和法国首府之间。自1643年起，约150个代表团先后前来这两个城镇参加和谈，有些甚至带着阵容强大的顾问团到来。天主教的使节云集明斯特，新教的代表则聚集在奥斯纳布吕克。

和谈会议之初，他们制定了一个工作程序，订明使节的职衔及等级、座位编排和议事程序等细节，接着就展开和谈。调停人负责把建议书从一个代表团转交给另一个。和谈会议进行得既拖拉又曲折，前后延续了达五年之久。因矛盾重重，双方都仍想在战场上一决雌雄；加之无国际会议经验，在会议程序、礼仪、代表资格以及实质问题上都争论不休。其中争执较大的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要求代表整个帝国、对德意志诸侯的独立性提出抗议而引起的。法国和瑞典两国的代表则强调在德意志诸侯的代表没有出席之前不同意开始谈判。在此期间，战场的军事行动并未间断，当法国和瑞典在军事较量中取得优势时，皇帝斐迪南三世才被迫让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是一个单一的和约，还包括皇帝斐迪南三世与瑞典签署的条约，以及费迪南德三世皇帝与法国签订的和约。和约签订的消息一传出，到处开始欢呼庆祝。战争曾因一点“火花”而爆发，最后则以燃放的烟花告终。当日，烟花璀璨夺目，照亮了多个城市的天空。教堂响起钟声，礼炮轰鸣，人们跑到街上，放声高歌。

明斯特会议和奥斯纳布吕克会议分别在威斯特伐利亚两城镇召开的，一般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或称公会），被公认为是欧洲最早的一次国际会议。在两城签订的和约，也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涉及的问题很广泛。整个和约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欧洲领土的变更问题。

法国获得阿尔萨斯的大部（包括布雷萨克，但不包括斯特拉斯堡），确认早年法国占领的梅斯、图尔、凡尔登等三个教区仍归它所有。法国享有永久驻防菲利普斯堡和部分莱茵河右岸的权利，占据布雷萨克和菲利普斯堡，法国达到了在欧洲称霸的部分要求。“作为战胜国的瑞典，也得到了整个西波美拉尼亚，包括鲁根岛在内；还获得了东波美拉尼亚的一些地区和城市，包括出海四城市斯台德及奥德河口地区。瑞典国王还以帝国采邑（从皇帝那儿获得的封地）的名义获得威塞尔河口及其他一些地区。这样一来，瑞典不仅踞有德意志北部各重要河口，而且由于成了德意志帝国的诸侯，可以随时干涉德意志的内部事务。此外，瑞典还得到五百万杜卡登的赔款。”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荷兰）和瑞士的独立地位获得承认，并退出了帝国，不再对帝国承担法律义务。

其次是帝国的宗教关系问题。

和约规定路德教与加尔文教同天主教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在奥斯纳布吕克订立的和约有关宗教争执的决定中明示：“帕骚条约（1552）及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保持其神圣与不可破坏性。”“其他方面，在两种信仰的选侯、诸侯和其他的领主之间，必须有完全的相互平等。”还规定，给予信仰天主教和信仰路德教的邦国的“一切权益，连同帝国所决定的其他项目”，对于信仰加尔文教的邦国“同样有效”。但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除天主教、路德派、加尔文派以外，“不接受亦不允许任何教派的存在”。有关条文实际上还撤销了“归还教敕令”，宣布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地产问题上的争执应根据1624年的地产占有情况予以解决。

最后是德意志的国家体制问题。

和约规定，德意志的选侯、邦君和各邦，“应根据本协议确定和确认享有他们自古以来的权利、特权、自由、优惠、自由行使领土权，不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或是礼遇性的权利”；“在审议有关帝国的事务中，他们应无阻碍地享有投票权”；“帝国的各邦为本身的存在和安全应永远有权与外国人结成同盟，但此种同盟不得针对皇帝和帝国”。这表明皇帝的权力有所削弱，在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帝国会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合约的签订，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君主专制统治与诸侯的联邦体制之间持续达一个世纪的斗争，但其在一些弱小的诸侯国还是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对上述变化的带有标志性的总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标志欧洲近代国际社会的形成，也表现了欧洲统一性内涵的近代特征。

第一，从国际层面来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国际法的形式宣布了每个国家的独立、平等，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在名义上也失去了对欧洲的大一统局面。虽然有人认为在三十年期间，罗马帝国和教会神权已经失去对欧洲的实际控制。但不论实际情况如何，罗马帝国和教会神权当时在法理和名义上仍然是欧洲的最高权威，它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有关规定则打破了这种法理和名义上的统一，使欧洲走向了分裂。《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神圣罗马皇帝和法兰西国王以及他们各自的同盟者之间的和平条约》第28条：属于奥格斯堡教派的教徒，特别是奥本海姆的居民应重新主管他们的教堂和教区，如同1624年那样。其他所有要求加入奥格斯堡教派的人，都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在公开的教堂，在他们私人的住宅，或在他们的教长或邻区的教长为此选定的其他地方，自由进行宗教活动，宣讲圣经。第63条：在出席当前会议的全权代表面前，以巴塞尔城和全瑞士的名义就帝国议会针对该城和瑞士其他各州和要求帝国各邦及其议会提出忠告的上述城市和各州的公民和臣民进行的某些起诉和执行情况而提出的控告，皇帝陛下在去年5月14日法令中，以宣布上述巴塞尔城和其他瑞士各州同过去一样享有充分的自由，并解脱了同帝国的关系；因此它们在任何方面都不需服从帝国的法庭或判决；现认为将此内容载入本和约予以确认是适宜的，从而使所有有关此事的各类起诉和逮捕令全部失效。

第二，民族国家意识得到普遍认同，很多民族都采取暴力方式以取得民族统一和独立。和约承认了德意志各诸侯国享有独立的主权，承认荷兰、瑞士为独立国。而且该体系将国际会议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作为首要方式，改变了以往那种教皇进行裁决的旧方式。独立的主权意识不仅使国家日趋稳定，而且数目也日益减少。根据和约规定，“实际上德国有355个诸侯获得独立。后来几经淘汰到1803年，减到200个；到1815年变为36个”。和约还承认新旧两教享有同等的权利，国际会谈强调与会国的平等性，意味着国家主权的意识大于宗教意识，宗教冲突融入到了国家冲突之中。

第三，“势力均衡”的国际均衡格局的确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均势作为体系存在的基础，为了保持主要大国在国际格局的均势，往往会采取分割领地的原则，例如俄普奥三国对波兰的三次瓜分。三十年战争“实际上是欧洲主权国家以‘均势’的名义讨伐哈布斯堡王朝的一次大规模联合行动”。而合约的签订则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完成，如条约第65条：在审议有关帝国的事务中，他们应无阻碍地享有投票权；但首先是关于制定法律或解释法律、宣战、征税、征兵或驻兵、在各邦领土上构筑新工事或增援旧驻军，以及关于缔结或谈判和平联盟等一类问题，如无帝国所有的各邦的自由议会投票或赞同，今后一律不得执行；特别是帝国的各邦自身的存在和安全应永远有权与外人结成同盟，但此种同盟不得针对皇帝和帝国，也不得反对公共和平和本条约，同时也不得损害每一邦对皇帝和帝国作出的宣誓。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虽然它不能从根本上阻止国际冲突和霸权主义的产生，但却被人们看做在历史进程中追求和平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是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还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乃至后来的希特勒，他们都想成为欧洲世界的霸主，但最后他们的梦想都破灭了，这不能不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主权观念深入人心，为国际竞争和大国均势体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第四，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新的国家间共同价值观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接受。这表明欧洲国际社会拥有了近代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是以近代自然法观念为基础的国际法的出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64条：为防止今后在政权国家内产生任何争端，所有罗马帝国的选侯、邦君和各邦，应根据本协议确定和确认享有他们自古以来的权利、特权、自由、优惠、自由行使领土权，不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或是礼遇性的权利，因而他们永远不能，也不应受到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进行的骚扰。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分裂为许多主权国家，但“欧洲精神和文化整体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地保存下来”，形成一个由共同法律所约束的法制社会。

四、民族国家与欧洲大陆的格局

法国成为了欧洲霸主，荷兰和瑞士也相继宣布独立。德意志的邦国，有不少饱受战火蹂躏、破败不堪，因此和约对德意志来说是弊大于利。德意志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他国家决定的。《新不列颠百科全书》（英语）说：“德意志诸侯的得与失，取决于主要强国的利益有没有受损，这些强国有法国、瑞典和奥地利。”德意志的邦国并没有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相反像以往一样四分五裂。不但如此，有些领土也得归其他国家管辖，如德意志的主要河流——莱茵河、易北河及奥德河的部分地区。

天主教、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同样得到认可。不过，和约却不尽如人意。举个例子，教皇英诺森十世就强烈反对，宣称和约一点约束力也没有。即使这样，和约所制定的宗教分立，在其后的三个世纪大致没有什么改变。虽然不是人人都享有宗教自由，但以当日的情况而言，宗教自由确已迈进了一大步！

和约给三十年战争画上句号，许多敌国也能化干戈为玉帛。这是欧洲最后一场大规模的宗教战争。然而，战争并没有从世上消失，只是开战的原因不再是宗教分歧，而是关系到政治和商业因素。这不是说宗教在欧洲的交战国中失去了影响力，因为在两场世界大战中，德国军人的皮带扣上，就刻有一句人人所熟知的口号：“神与我们同在。”在这两场残酷不仁的战争中，天主教徒与基督新教徒一再联手，对抗另一方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

黎塞留使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同时成功地使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为三百多个政治实体，将德国的统一延后了两百年。德国由于内部各自为政，经常发生纷争，因此也就无暇向外发展。当它到19世纪末俾斯麦完成统一大业的时候，它没能赶上欧洲第一波海外殖民热潮。因此，在“要求日光下的地盘”的帝国逻辑下，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也就不会使人奇怪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埋下了祸根。它并没有给欧洲带来和平。它确立的多极均势历经劫难，到19世纪末期的时候已经精致到了十分脆弱的程度，以致只有俾斯麦那样的大师才能小心翼翼地操持住，只可惜俾斯麦那样的人物是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章 确立世界统一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协定》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解决自身的国际收支和就业问题、呈现出无政府状态。鉴于20世纪20、30年代混乱的国际货币金融关系造成的严重破坏，二战尚未结束，美国就开始筹划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该体系力求以美元为支柱、并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美国主张在很短的一个过渡阶段之后，不允许保护关税、贸易限额，以及诸如竞争性货币贬值、多种汇价、双边清算协定、限制货币自由流通措施等各种形式的金融壁垒存在下去。美国和英国的财政官员分别从本国利益出发，设计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即“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

一、从怀特计划、凯恩斯计划到《布雷顿森林协定》

战后国际经济，关键在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这是美英两国在战时就已经认识到的。就美国而言，这既符合以美国的民主模式改造世界的理想，又是战后美国保持自身经济健康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随着战争局势的明朗化，美国朝野普遍担心战后美国是否有能力维持繁荣和高水平就业。由于战时美国工业生产能力靠军火生产而急剧增长，一旦政府停止巨额军火采购，严重失业便可能随之而来。因此，战后必须有比战前更高的需求才能保证战时经济顺利转轨，才能使工业正常运转。虽然有人乐观地认为，在战后几年内外国对美国商品的大量需求和战时被压抑的国内消费能力会继续支撑局面，但一旦其他国家恢复了生产能力，美国国内在战时积聚起来的消费能量释放完毕，美国经济仍难免因生产过剩而陷于危机。要使经济健康发展，只有向外寻找出路，通过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刺激经济增长，维持高水平就业，为此就必须建立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然而，二次世界大战不但使资本主义世界在整体上遭到严重削弱，而且使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更趋分裂。战时英国与英镑区国家在经济上抱成一团，其他国家也竞相实行严格的经济管制。这种局面不仅不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同时也阻碍了美国商品的大规模输出。从政治上着眼，美国政府认为，1931年奥地利发生的金融危机扩大到全世界，导致刚重建不久的金本位体制再次解体，此后各国纷纷管制外汇，缔结双边支付协定，各种金融贸易壁垒林立，致使国际贸易一落千丈，各国经济激烈倾轧，成为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经济因素。因此，整顿战后国际金融，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消除各种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经济壁垒，进而建立多边自由的世界经济体系，不但能维持美国经济增长，而且也是消除战争的有利经济因素，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世界秩序所不可缺少的。

早在1941年，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就指示其助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为建立战后国际货币体制草拟计划。1942年3月，怀特根据他本人提出的关于设立战时盟国间银行机构和稳定基金组织的盟国货币与银行行动计划以及建立仅有西半球国家参加的国际稳定基金计划，草拟了“联合国家稳定基金与联合国家及联盟国家复兴银行计划草案”，此项方案中关于稳定基金部分于1943年4月7日由美国政府正式公布，定名为“联合国家外汇稳定基金”方案。“怀特方案”主张，在战后设立一种国际货币稳定基金，资本总额为50亿美元，由各会员国以黄金、本国货币和政府证券认缴，认缴份额取决于各会员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国民收入和国际收支差额等因素。“方案”拟定建立一种与美元发生联系并有固定含金量的国际货币单位——“尤尼它”，它可与黄金相互兑换，在成员国之间自由转移，并可用来向“基金”购买外汇，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会员国应固定其货币的汇价，非经“基金”同意不得任意改变。

若会员国出现临时性国际收支逆差，可用本国货币向“基金”申请购买所需要的外币，但其数额最多不得超过该国认缴基金的份额。“方案”规定，债权国可自行处理国际收支的顺差，债务国则应对国际收支逆差进行单方面的调节；“基金”应有监督和干预会员国国内经济事务的主动权；对一切重大问题的表决须经4/5多数票通过，而会员国的表决权则应由各国向“基金”缴纳的份额决定；“基金”的总部须设在认缴份额最多的国家。“怀特方案”的各项规定表明，美国政府想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取得战后国际金融的主导地位，但又不愿承担过多的责任。要达到真正恢复多边自由的世界经济的目标，若能恢复金本位制当然最为理想。因为在黄金输送点的作用下，各国货币汇率的波动较小，能够保证国际金融及贸易的稳定发展。然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因恢复金本位而遭遇的种种困难仍历历在目。美国虽在二次大战中积聚起巨额黄金储备，但仍不敢像当年英国那样，冒险为恢复和维持金本位而根据国际收支状况来调节国内经济。正因为如此，怀特设计了一种有规定含金量的“尤尼它”，想以此来稳定会员国的货币汇率。而“尤尼它”的储备基金是由各成员国认缴的黄金、货币及政府证券组成，对美国经济的压力不至于过大。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部分恢复了金本位体制的机制，并能避免直接恢复金本位所带来的风险。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双挂钩以后，美国也只承担了向外国中央银行和政府按官价以美元兑换黄金的责任，风险大大缩小，但因美国占了很大一部分基金份额，美元因与“尤尼它”直接联系而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仍可执战后国际金融的牛耳。

美国虽在二次大战后成为世界首富，但也无力包揽天下，要想顺利建立战后国际货币体制，还必须取得英国的积极合作。英国虽在战争中经济实力遭受严重打击，但英镑在当时仍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伦敦也保持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由于英镑区的关系，当时世界贸易约有40%仍以英镑结算。若能促使英国与美国合作，放弃歧视性货币政策，尽快恢复英镑的自由兑换，则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大局可定。因此，美国在筹划战后世界经济重建的过程中一直以英国为主要谈判对手。

英国在战争中经济大损，疲弱不堪，再也无力像第一次大战以后那样，挑起整顿国际金融的大梁。然而，英国政府也不愿轻易放弃英国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中的重要地位，受制于美国。早在1941年9月，当时任财政部顾问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便提出了一个“国际清算同盟计划”。在美国政府公布“怀特计划”的同一天，英国政府也用官方白皮书的形式正式发表了“凯恩斯计划”。

在“凯恩斯计划”推出之时，英国政府已意识到战后英国在对外经济中有两项艰巨任务。一方面，英国要尽量保全“帝国特惠制”和“英镑区”，以此确保英国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中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估计到战后经济恢复需要大量进口商品，而其出口又一时无法增加，要尽力设法使战后必将出现的对外贸易逆差不至于成为英国恢复经济的重大负担。因此，“凯恩斯计划”便力图为英国在战后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当然懂得再度恢复金本位已为世界经济状况所不允许。因此，他在计划中竭力贬低黄金的作用，想以一种国际信用货币“班柯”来作为国际清算单位。他提出“清算同盟”的成员国不必向“同盟”缴纳基金，而“班柯”的份额又应按二次大战前三年各成员国进出口额的平均值分配。这种提法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绝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资金及外汇短缺的实情，但若按此法办理，英国便可占“班柯”份额的16%，整个英联邦可占35%。何况在计划中凯恩斯虽也同意恢复多边结算，但不主张对“英镑区”进行干涉。这样，英国的第一个目标可望达到。为了实现上述第二个目标，凯恩斯又提出，作为国际清算机构，“同盟”应向国际收支逆差国提供透支，成员国以“班柯”在“同盟”中开设来往账户，逆差国可按份额向“同盟”借款，顺差国则应将顺差款项存入“同盟”账户或购买逆差国的商品。他声称，“这种方法可以促使国际贸易的扩大，防止因外汇储备不足而影响贸易的发展”。凯恩斯的这段话可能是事实，但英国也就可以在战后恢复时期不付出什么代价就得到大量进口商品。“凯恩斯计划”是以英国有巨额外债、国际收支严重恶化、并估计到战后英国在短期内无力摆脱这一困境为背景，按资本主义银行短期资金融通的做法提出的。这一计划或许能在战后初期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但却与美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计划发生了矛盾。为了协调双方的意见，美英两国于1943年9月15日至10月9日，在华盛顿开会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计划。双方代表团分别以美国财长摩根索和英国国务大臣理查德·劳为首。谈判则主要在技术专家怀特和凯恩斯之间进行。

会议一开始，怀特便断然否决了英国的“清算同盟计划”。因为，首先这一以透支为原则的计划会迫使美国要么将其对外贷款扩大到几乎无限制的程度，要么担负起调节国际收支的主要责任。美国担心，如果接受了英国的计划，其他成员国便会利用从“同盟”取得透支的特权来支付战后重建所需要的进口商品，而当时只有美国才有输出巨额商品的能力和必要。结果美国就将在“同盟”中有巨大的，但不能兑换成黄金或现钞的“存款”。虽然凯恩斯提出顺差国可用这笔“存款”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或用作对外投资，但在各国经济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战后绝大多数国家根本无力出口大量商品，也无有利的投资环境，因此这一计划等于要美国根据自己的外贸顺差向别国提供无利可图的信贷。

其次，“凯恩斯计划”提出，在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时，应主要由债权国承担责任调节本国经济，以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这也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由于战后其他国家无力扩大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的生产力又大大超过国内需求，美国必将出现巨额贸易顺差。要美国单方面在国内采取措施加以调节，就意味着要它压缩出口，而这是美国保持高水平就业和经济繁荣所不允许的。在战时，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莱顿就说过：“现在我们每年出口价值140亿美元的商品，如果将它降低到1930年危机时的20—30亿美元，是我们万万不能承受的。”当然，美国还可以用其他方式，如促使资本外流来调节国际收支，但这会影响国内投资，殃及就业，何况战后混乱的经济局面严重影响私人资本外流。此外，“凯恩斯计划”力图维护“英镑区”，这也不符合美国战后国际经济自由化的一贯主张。早在1941年大西洋会议期间，罗斯福就努力敦促丘吉尔“消除人为的限制和控制，赞成无条件支持国际经济机会”。美国决不允许战后再长期存在一个支付同盟式的英镑区。

当英国参加华盛顿谈判时，凯恩斯面临着三个问题：第一，战后英国是否能达到充分就业，他反对任何影响英国实现充分就业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二，他意识到战争已使英国海外投资大大缩减，战后英国无法依靠海外投资利润来支付其粮食和原料的进口。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要么迅速扩大出口，要么被迫降低国内生活水平。前者英国已力不从心，而降低国内生活水平势必引起政局动荡，万不可为。第三，凯恩斯担心战后美国会在国际金融出现动乱时再一次只顾自身利益，不肯出面维持局面。因此他想建立一种不受美国政策变化影响的国际货币体系。他所提出的计划就是要为这种体系奠定基础。然而，当时任何国际货币计划若得不到美国的支持，根本无法实现。因此，凯恩斯不得不在会谈一开始便放弃了自己的计划，接受“怀特方案”为谈判基础，然后在“怀特方案”的框架内尽力维持英国的利益，迫使美国多承担义务。

在接受美国方案为谈判基础之后，凯恩斯立即对该方案中的一些重要条款提出了异议。凯恩斯提出，“怀特方案”中关于“基金”有权控制会员国货币汇价的规定，不符合战后初期各国的经济实情。由于“方案”中规定会员国只能利用自己的份额来解决国际收支暂时性不平衡，若会员国的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而不能改变其货币汇价，其经济必然陷入困境。他要求允许会员国对调整货币汇价有相当大的自由权。对于“方案”中要求债务国完全担负起调节自身国际收支逆差的主张，凯恩斯坚持必须有某种方法来迫使顺差国采取调节措施。他提出会员国应有权歧视属“稀缺货币国”的出口商品，以迫使这类国家自我调节。这一主张显然是针对美国的。由于美国在战后一段时期内将成为主要顺差国，对美元的需求必将大增，而“基金”所储备的美元根本无法满足会员国的大量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如逆差国有权歧视美国商品，就将迫使美国采取行动进行自我调节。此外，凯恩斯还坚决反对怀特提出的“基金”有权主动监督和干涉会员国内部经济生活的权力。按他的本意，“基金”应是一个被动的，能无条件提供贷款的机构。后一点在谈判中被怀特断然否定后，凯恩斯便力争实现“被动性”。他指出，若授予“基金”如此特权，各国将对建立“基金”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无益于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顺利建立。

凯恩斯的反对意见旨在限制“基金”的权力，扩大会员国的行动自由。这显然与怀特以严格的条款规范会员国行为，尽早恢复多边自由国际金融的初衷相悖。然而，凯恩斯所述各条甚合情理，较怀特的主张更切合世界经济的实际，况且美国也不愿独家支撑局面。因此，在英国接受“怀特方案”的大前提下，美国同意修改“方案”中的一些条款。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在“基金”建立后为期五年的过渡时期内，“基金”只起有限作用，成员国有权根据各自国情控制资金交易或实行外汇管制；成员国有权在10％的限度内自由改变其货币汇价。这实际上违反了怀特在战后立即实现自由兑换、建立固定汇率的初衷，变固定汇率为固定的但可调整的汇率。在英国的坚持下，美国同意允许会员国有权暂时限制对“稀缺货币”的自由兑换，并有权歧视“稀缺货币国”的出口商品。但哪种货币属稀缺货币应由“基金”决定，双方还就调节国际收支失衡和“基金”对会员国经济的干涉权问题达成协议，规定在国际收支发生根本性不平衡时，顺差国和逆差国同样有责任采取调节措施，“基金”对会员国经济的监督、干涉责任只具有被动性。华盛顿会议结束时，美英双方签署了一份“试行协议”，送呈各自政府批准。此后又成立了专家联合小组对“试行协议”做了进一步研究和修改，并于1944年4月拟就“专家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的联合声明”，供各国政府考虑。

1944年7月，包括中国在内的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金融货币会议，讨论建立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大会由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任主席，成立了三个专门委员会进行具体工作。怀特主持第一委员会，讨论建立基金组织问题；凯恩斯主持第二委员会，讨论世界银行问题；第三委员会由墨西哥人爱德华多·苏亚雷茨主持，研究国际金融合作的其他问题。由于美英两国在1943年华盛顿会谈中已就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原则达成了协议，因此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各项讨论仅在“怀特方案”的框架内进行。

在为时三个星期的会议过程中，一些中小国家对原方案忽视他们利益和要求表示不满。印度代表提出，“基金”除协调战后各国的货币金融关系之外，还应“协助不发达国家更充分地利用本国资源”。这一要求得到了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支持。经过讨论，在最后通过的协定中指出，“基金”将“以会员国生产资源的发展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墨西哥和古巴等国代表对“基金”控制会员国调整本国货币平价的权限提出了异议。由于“怀特方案”规定，“基金”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表决均应由4/5多数票通过，只拥有少数表决票的中小国家若要变动其货币平价超过10％时，必将受到拥有多数表决票的大国的控制。这些国家代表要求小国在调整货币平价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提出应允许投票权小于总投票权10%的会员国享有每次可变动货币平价的20％的特权，这一提案由于美国代表的反对未能通过。当会议讨论世界银行的宗旨时，拉丁美洲国家提出，世界银行应对经济发展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要求该银行所放贷的资金应在战后复兴和经济开发这两方面各占一半。前者在会议上获得通过，后者却因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反对而遭到了否决。

在会议结束时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定》，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布雷顿森林协定》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由《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成为保证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正常运转的中心机构。为了避免战后再度出现各国间货币贬值竞争，稳定国际汇兑，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了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又可称美元—黄金本位制，这种国际货币金汇兑本位制是由所谓的“双挂钩”来体现的。“挂钩”之一，是指美元与黄金挂钩。协定规定，“基金”各会员国确认美国1934年1月货币改革所规定的每盎司35美元的黄金官价，并将此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为了维持这一黄金官价的稳定，当国际金融市场的金价波动严重冲击这一官价时，各会员国政府有义务协助美国政府进行干预，以平抑黄金的市场价格。“挂钩”之二，是指其他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即与美元建立固定的汇率。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可按其含金量确定，或者不规定含金量而只规定与美元的汇率。各会员国货币平价一经规定便不得轻易变动。如果会员国调整货币含金量的幅度超过原平价的10%，那么必须以“国际货币基金”的同意为前提。各国政府在进行外汇交易和黄金买卖时，其汇率和金价的波动幅度也不得超过法定汇率和金价的上下各1%。此外，各会员国政府有义务干预金融市场的外汇行市，以保持汇率的稳定。《布雷顿森林协定》所规定的“双挂钩”，确立了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美元等同于黄金并在国际经济交易中充当黄金的代表或等价物。由于协定规定会员国为解决对外支付的暂时性困难可用本国货币向基金申请购买外汇，“双挂钩”体制无疑有助于战后初期黄金储备严重短缺的国家扩大对外贸易；战后资本主义各国普遍使用美元作为清偿对外贸易逆差和外债的主要国际支付手段，世界贸易的很大一部分也用美元估算。这些国家都用美元作为主要的外汇储备，有些甚至用美元及美国政府债券作为本国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因此，美元的这种中心货币作用，对战后初期国际金融与贸易的恢复和发展，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双挂钩”的实质却是整个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与美国经济实力挂钩。这种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是在战后初期美国拥有绝对经济优势、尤其是美国拥有巨额黄金储备的前提下建立并运转的，一旦这一前提条件消失，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便会陷入困境。

美国最初筹划的是一种世界性的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并将这一货币体系作为战后与苏联保持合作的重要一环。在“怀特方案”提出后不久，赫尔便在1943年10月的美、英、苏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提出备忘录，建议由美、英、苏、中、加拿大、挪威和巴西等国组成一个专家委员会来研究国际经济合作，促进非歧视性贸易，重建稳定自由的汇率。为了争取苏联的合作，怀特本人曾于1944年3月建议给予苏联5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他认为这样做将给美苏两国政府在战后的继续合作提供健全的基础。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美国还答应将苏联在“基金”的份额提高到12亿美元，以体现苏联的经济实力。

苏联政府对赫尔的备忘录曾表示赞赏，对建立“基金”和世界银行也曾表示有兴趣。1944年4月20日，莫洛托夫在召见美国大使哈里曼时表示，苏联政府虽然对国际货币基金有不同看法，并对一系列问题持反对意见，但仍同意指派专家在华盛顿同美国继续讨论。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的发起国，苏联派代表团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还同意在“基金”和世界银行中承担和认缴资本份额，但最后却没有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苏联政府认为，美国将在战后利用这两个机构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控制和渗透，更担心“基金”关于取消货币管制、固定卢布汇价及交流经济情报的规定会有损苏联的国家主权。因此，苏联最后拒绝参加“基金”和世界银行。这使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调节范围主要限于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苏联对外经济活动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苏联的拒绝加入并不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前者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目的为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后者通过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1946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立，1947年3月1日正式运作。“到20世纪60—70年代，爆发多次美元危机，其后以1971年12月《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同时美联储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至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名存实亡；1973年2月美元进一步贬值，世界各主要货币由于受投机商冲击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全崩溃。”但直至1976年国际社会间才达成了以浮动汇率合法化、黄金的非货币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定”。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原因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其他国家货币通过美元间接把与黄金联系的金本位制度，但实际上各国持有美元兑换黄金有一定的限制。美国在一定时期所拥有的黄金储备量是一定的。这样与黄金脱钩的其他国家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和美国经济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第二，制度自身的缺陷。布雷顿森林体系要求各国只以一种货币——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自身存在很大矛盾，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种制度下，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与国际储备手段，发挥着世界货币的职能。一方面，“一个国家的货币要在国际经济往来中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它必须是稳定的，而要使国际储备货币稳定，发行这种货币的国家就必须有足够的黄金保证，并经常保持国际收支顺差，从而不断吸引黄金的流入，增加黄金储备。然而，这就意味着，这种货币应当不断离开国际流通渠道回到本国，这样它在实际上就不能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国际储备手段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全世界要获得充足的外汇储备，又要求美国的国际收支保持大量逆差，否则全世界就会面临外汇储备短缺、国际流通渠道出现国际支付手段短缺。“美国的逆差和预算赤字又会影响到美元信用。在1950年以前，国际货币的问题在于美元短缺，美国以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保障其他国家的国际清偿能力；1950年后，美元外流，国外持有美元增加，但是得不到美国持有的黄金的兑换，同时美国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状况，使西欧各国对美元产生了信用危机。”当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动摇了，那将直接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第三，布雷顿森林体系缺乏一种强有力的奖惩政策。一方面缺乏对执行体系规则不力的成员国以一定的惩罚；另一方面，也缺乏一套对于贯彻运行机制的成员国完善的扶持措施。这就使得在美元危机不断爆发时，各国都只顾及本国利益而不考虑整个体系的稳定性，纷纷抛弃体系原则，仅仅维护本国经济平稳、安全的发展。这其实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就埋下了祸根，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在美国为了扩张利益服务而采取不平等方式、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条件下而建立的。其后来必将受到经济实力恢复各国的反对，走向解体是一种必然。

第四，美国的经济危机以及引起的美元危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直接原因。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增加了财政支出，引起庞大的财政赤字，美国政府迫不得已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这引起了通货膨胀，引起失业增加，这又加剧了政府支出，“美国消费物价指数1960年为1.6％，1970年上升到5.9％，1974年又上升到11％，这给美元的汇价带来了巨大冲击。”另外，虽然美国在二战结束后，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向欧洲和其他各国输出商品，使其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但随着西欧各国生产力的恢复，西欧出口贸易逐渐扩大，其他各国也是将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形成了“美元过剩”，冲击着美元汇率，这导致了美元利率出现下浮的波动。

第五，高昂的管理成本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又一个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初期，由于欧洲、日本均没有能力分担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成本，当时美国作为世界的最大的债主国，独自担当管理世界经济体系的重任，但随着历经越战和其他一系列事件之后，引起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美元丧失信心。美国已经不能承担稳定货币的高昂代价。最终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则是美元大量贬值，世界外汇市场一片混乱。

三、金融危机的考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出路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仍得以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于1944年7月22日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通过，1945年12月27日生效。该协定共31条，曾于1969年和1976年两次进行修改。根据该协定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但其经营和组织原则仍保持很大的独立性，不受联合国的约束。它通过资金借贷收取利息、手续费及各种业务所得利润作为收益，所以其看似是各国政府间的官方机构，但实质上又具有企业经营的性质。各会员国派代表参加董事会，由董事会认定各国的份额，各会员国按所认份额出资，这是确定各国取得贷款和投票权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对货币基金及货币基金组织机构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1.宗旨。协定第1条从六个方面阐明基金组织的宗旨：通过国际货币合作和汇兑的稳定与自由化，谋求国际贸易的平衡发展。基金组织自成立以来一直是研究、协调和监督国际货币关系的世界性机构。2.职能与业务范围。职能之一是通过业务活动执行协定条款和监督协定的执行情况，保证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顺利运转；职能之二是利用它审批贷款和监督对贷款使用情况的权力，对中、小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施加影响。基金组织的主要业务是发放中期贷款。3.组织体制。基金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日常业务由执行董事会负责处理。

中国是该协定缔约国之一，于1945年8月25日批准，1945年12月27日签字。1980年4月1日恢复了中国在该组织的合法席位。

自20世纪末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也此起彼伏，各主要国家经济运行环境不断恶化。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了世界金融危机。这些事实表明，现今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管理问题与制度缺陷。近年来，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不断高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个成员国都有一定的认缴份额，这是根据每个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认购份额最高的是美国，因此美国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具有决定性影响力。

2009年9月，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举行，会议取得突破性进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治理结构是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根据会议决议，发达国家需将把部分配额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配额将从43%提高到48％。这是该组织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它对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有积极的作用。2010年12月1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理事会已批准份额改革和执董会改革的决议案，有95.32%的理事投了赞成票。根据改革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将增加一倍，成员国的份额比重也将进行调整，有6%的份额将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转移。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份额从之前的3.72%上升至6.39%，超过了以往排在中国之前的德国、法国和英国，仅在美国和日本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将改革执董会，以促成一个更具代表性、全部由选举产生的执董会。

第三章 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划定：《雅尔塔协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际层面上看，欧洲中心地位不复存在。从国家层面上看，欧洲主要大国综合国力受到极大削弱，以致丧失了昔日主宰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地位；曾经横行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彻底失败，在战后相当长时期的国际事务中被排除出去；法国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称雄世界百年的大英帝国江河日下，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沦为二等强国。而美国却在战争中得到巨大的发展，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超级强国。苏联虽在战争中损失巨大，但是经受住了考验，成为欧亚大陆强国。

在大战末期，国际政治舞台上美苏两大国已经成为两支主要力量。传统上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宣告终结，以美、苏两大强国为首的两极格局即雅尔塔体系开始形成。雅尔塔体系的形成以二战末期的一系列美、英、苏三国首脑举行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为标志，其中尤以雅尔塔会议最为重要，也因此得名。

这些会议达成的协议和谅解，除协调了同盟国对德、日法西斯的作战计划和行动，加速了反法西斯世界大战的结束外，更主要的是确定了美、苏两国的势力范围，标志着两极格局初步形成。此后，美苏“冷战”加速了两极格局的形成。

1949年，美国拉拢加拿大等国成立了针对苏联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与其针锋相对，于1955年和东欧七国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的成立标志美苏两极格局的最终形成。经过60年代世界力量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急剧变动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都分崩离析。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和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行径。中苏关系的破裂，并发展为敌对关系是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重要表现。

资本主义阵营的解体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它们之间经济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两大阵营解体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全球争霸取代了两个阵营的对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成了两个超级大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战争工具。战后开始的东西方冷战逐渐演变成以美苏争霸为主要特征的两极格局。

雅尔塔体系下的两极格局持续了40多年，随着东欧剧变，两个德国实现统一，华约解散和苏联解体而宣告终结。在此期间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关系中出现了多极化倾向，主要表现在：美苏争霸，力量互相削弱；西欧成为与美国抗衡的力量；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开始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第三世界的崛起，有力地冲击了两极格局。但上述挑战远未构成对两极体制的挑战。

一、雅尔塔会议的召开

1945年初，德日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在欧洲，苏军已经攻入德界，盟军也在西线对德军发起了进攻，德国法西斯的灭亡指日可待。在亚洲，日军在中美英的打击下节节败退。与此同时，随着战争胜利的发展，同盟国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日益暴露。为了加速打败德日法西斯和商讨战后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美、苏、英三大国决定举行首脑会议。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盟国首脑会议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又称克里米亚会议。这也是继1943年德黑兰会议后第二次同盟国首脑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国外长莫洛托夫、斯退丁纽斯、艾登，三国军事部门领导人及其他顾问。三国首脑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安排战后世界，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英国由于受大战的影响，实力下降，无法与美苏分庭抗礼，因此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美国，寻求美英联盟一致。美国和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居于主导地位。

会议期间共开了8次首脑全体会议，4次工作午餐或晚餐会，多次双边会谈，多次外长会议和军官会议。会议最后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的议定书》和《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雅尔塔协定）》。

二、雅尔塔会议对战后秩序的安排

在雅尔塔会议上主要问题和斗争情况如下：（一）关于德国问题

会议首先就苏德战场和西欧战场的军事形势交换了情报。苏、美、英三国参谋部根据三国首脑委托，制定了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对轴心国心脏地区进行新的更强有力的打击的详细计划。会议指出“纳粹德国已注定灭亡”。

会议讨论了德国无条件投降条款和对德处置的基本原则。

首先讨论了德国的分割问题。斯大林提出：第一，现在应该就分割德国问题作出某种结论；第二，在德国成立中央政府还是仅限于建立一个行政机构？如果决定分割德国，是否成立几个政府？第三，要求明确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具体内容。丘吉尔建议把普鲁士从德国分割出去，在南德成立以维也纳为首都的日耳曼大国；目前苏军占领的部分德国领土交给波兰，鲁尔、萨尔、莱茵河谷及法德边界有关地区交法国或留德国或由世界组织管理，有待研究。罗斯福认为，在现今条件下对德国除了分割之外别无他策，并提出除向德国提出投降条款外，也向它宣布德国将被分割。斯大林表示同意罗斯福的建议，即第一，原则上同意德国必须分割；第二，委托外长委员会制定出具体办法；第三，在投降条款中增加一项，说明德国将被分割。会议决定委托外长们去研究这个问题。最后，在《克里米亚议定书》第三段“分割德国”中一致同意德国投降条件第2条（甲）应修改如下：英、美、苏“将对德国拥有最高权力。为行使此种权力，他们将采取这些步骤，包括完全解除德国武装、非军事化和分割德国，因为他们认为，此乃未来和平与安全的必需”。关于分割之程序交与由艾登先生（主席）、怀南特先生和古谢夫先生组成的委员会研究之。这个组织应考虑邀请法国代表参加。

关于法国参加对德国占领的问题。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丘吉尔建议从英美占领区中分出一定地区作为法国占领区，并参加对德管制委员会。斯大林担心这样做是否会为其他国家开一个先例；并明确反对法国参加对德管制机构，指出法国对战争贡献甚少，且给敌人敞开了大门，而对德管制委员会应由坚决抵抗德国并为夺取胜利作出最大牺牲的国家来领导，法国则不属此类国家。经过讨论，后来斯大林和罗斯福都同意了丘吉尔的意见，一致同意邀请法国临时政府参加对德管制委员会。

德国赔偿问题。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苏联代表提出了德国实物赔偿计划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德国赔偿不用货币支付，而用实物赔偿；第二，实物赔偿采用从德国国内外资产中一次提取和每年提供商品两种形式；第三，通过赔偿使德国经济上解除武装，为德国留下重工业20%，就足以满足国内经济需要；第四，赔偿期限为10年；第五，为使德国严格履行赔偿义务和保证欧洲安全，三国应对德国的经济实行严格的监督；第六，德国只能赔偿直接物质损失部分，获得赔偿的次序应是该国对战胜敌人所做贡献大小及直接物资损失大小；第七，苏联所得赔偿应不少于100亿美元；第八，在上述原则基础上制定详细赔偿计划并应在莫斯科设立苏、美、英三国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丘吉尔虽然承认苏联作出的牺牲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但根据历次大战经验，对赔偿数字有怀疑。在第七次会上，丘吉尔继续反对确定赔偿数额，并当场宣读了英国战时内阁的一封电报，认为未进行现场调查之前，不能确定任何数目，并认定200亿美元数目过高。斯大林公开表示不信任英国人，并把英国反对赔偿要求看作是要建立一个强大德国计划的一部分。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英国人不愿意苏联人得到赔偿的话，就应公开说出来。

最后，《克里米亚议定书》关于赔偿问题决定：第一，德国必须以实物偿付它在战争中给盟国造成的损失，首先支付给承受战争主要重担、蒙受最大损失和组织了对敌斗争胜利的国家。第二，向德国索取赔偿采取对德国国内外国民财富一次没收、每年交付当年产品、使用德国劳动力等三种形式。第三，在莫斯科设置盟国赔偿委员会。第四，赔偿委员会初步研究时应以苏联建议作为讨论的基础，即两种形式之赔偿总额为200亿美元，其中一半归苏联。英国代表认为，赔偿委员会研究赔偿问题之前，不能提出任何赔偿数字。

关于德国问题的处理，雅尔塔会议在公报和有关协定中规定：三国不屈不挠的宗旨是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确保德国绝不能够再扰乱世界的和平；解除德国全部武装力量；永远解散德国总参谋部；没收或销毁德国全部军事装备；撤除或管制其全部军事工业；公正迅速地惩办一切战犯；对德国造成的破坏索取实物赔偿，废除纳粹党、法律、组织和制度；从德国公共机关、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消除一切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影响。会议决定德国无条件投降后三国将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由三国总司令组成的中央管制委员会，进行协调管理和监督。三国同意从英美占领区中划出一个区域交由法国占领，并邀请法国参加管制委员会。（二）波兰问题

雅尔塔会议最激烈和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波兰问题，在全体会议和外长会议上都讨论了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下面两个方面。

关于波兰国界问题。在第三次会议中，罗斯福表示同意按寇松线划定波兰东界，随后又补充说，为了保留波兰人的“面子”，最好也能对寇松线南段也能采取一定的让步。丘吉尔紧跟罗斯福之后，表面也同意苏联政府解释的寇松线，但又补充说，假如能够对波兰这样弱小的国家“宽宏大量”，那么苏联将会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赏。斯大林沿着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话接了下去，介绍了寇松线提出的背景和沿革，指出“寇松线并不是俄国人想出来的，发明者是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的寇松、克里孟梭和美国人。寇松线是无视俄国人的愿望，根据人种方面的资料确定的。列宁不同意这条线，苏联政府已从列宁的立场后退了。你们还希望什么呢？如果接受你们的建议，乌克兰人会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维护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利益上，原来还不如寇松和克里孟梭那样可靠。那时他和莫洛托夫有什么脸回莫斯科呢？不，还不如让对德战争再继续一段时间”。第四次会议中苏联代表团则提出：“波兰东部应以寇松线为边境线，并在某些地区做出有利于波兰的5—6公里的外移。”对于波兰西部边界美苏争议更大，苏联代表进一步指出：“应从什切青市（属波兰）起，沿奥得河向南，再沿西尼斯河下行。”英美对苏联划分波兰西界持有很强烈的异议。丘吉尔首先发难，称既担心“波兰鹅填满了德国的美味食品”，会“消化不良致死”，又害怕“强制迁出大批德国人”。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波兰的东疆当依照寇松线，而在若干区域作出对波兰有利的5—8公里的外移。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领土的让予。关于这些领土的让予范围，当于适当时机征询新波兰的全国统一临时政府的意见，并且波兰西疆的最后定界，应待和会解决。

波兰政府问题。波兰临时政府受到苏联政府的持久支持，与苏联相对，英美则长期拒绝承认波兰临时政府，而承认波兰流亡政府。英美提出了由少量精英组织成为总统委员会，而斯大林则强调需要得到波兰人民的同意。为了打破会议僵局，在第四次会议上，苏联方面提出了波兰临时政府可以吸收某些民主人士来扩大临时政府，并实现全国普选。罗斯福则提议，组织三人总统委员会，在驻华沙大使有责任观察选举实施情况，待选出永久性波兰政府后，三国将予以承认并交换大使。（三）关于对被解放的欧洲的政策问题

由于战争结束阶段欧洲国际关系中出现了逆流，欧洲被解放和待解放各国内部两种力量之间斗争激烈，盟国对欧洲政策又各有所图，因此既需要解决欧洲被解放国家向何处去的发展方向，又需要协调盟国的对欧洲政策。会议通过了《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其主要内容是：三国政府当使自己的政策一致，以援助获得解放的欧洲各国人民，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经济问题；欧洲秩序的建立及国民经济生活的再建，必须凭借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国人民能够消灭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痕迹及自己抉择的民主制度的程序来实现；三国政府认为必须协助被解放欧洲国家创造国内和平条件，成立民主临时政府，尽快进行自由选举等。这个宣言规定了三国对被解放欧洲奉行的共同政策是实现民主的欧洲的政策，它“无疑为欧洲解放区人民所热烈欢迎，并激励他们为民主自由消灭法西斯的斗争”。会议还决定设置永久机构，以便使三国外长定期会晤。（四）关于南斯拉夫问题

1944年10月苏英会谈后，南斯拉夫形势又有新发展。11月1日，南斯拉夫全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铁托又与舒巴希奇达成新的初步协定。但《铁托—舒巴希奇协议》遭到以国王为首的反动势力阻挠，以致迟迟不能实施。1945年1月，国王又否认《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并要舒巴希奇辞职。

雅尔塔会议上，英国对《铁托—舒巴希奇协议》提出了两点修正意见：首先，吸收那些没有同德国人合作而保持了自己声誉的议会成员参加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其次，建议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所通过的立法议案以后应得到立宪会议的批准。苏联代表同意这些修正意见，但认为不应因此而耽误成立新政府。最后，会议决定向铁托和舒巴希奇建议：他们之间的协议应立刻付诸实施，并根据该协议组成新政府。新政府一经成立，就应声明：第一，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应予扩大，以容纳吸收没有和敌人合作妥协的南斯拉夫最后一届议会的议员，这样组成一个称为临时议会的团体；第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所通过的立法案，以后将提交制宪会议予以批准。

雅尔塔开会的消息并没有通知南斯拉夫全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到1945年2月12日，英国和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军事代表团才将雅尔塔会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通知南斯拉夫全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个决议在南斯拉夫人民中激起了极大愤怒，他们尤其不能容忍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必须容纳1938年在傀儡政权下选出的议会议员。“尽管如此，在进行很多的劝说工作以后，这个决议被接受了。”但是“人民委员会（系指全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保留了一点，即新政府不向国王负责，而向摄政委员会负责，并且不经人民委员会的同意，不得任命摄政委员会”。国王接受了这个保留。摄政委员会是以自由主义闻名的人士组成的。人民委员会不得不接受这个决议是因为这个国家面临严重的困难，同德国人的艰苦战斗还在前面。南斯拉夫全国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尊重了美、英、苏三国领导人的建议。

经过协商，3月2日产生了摄政委员会，由安特·曼迪奇博士（克罗地亚族）、杜高·塞尔奈斯工程师（斯洛文尼亚族）和斯·布迪萨夫列维奇博士（塞尔维亚族）组成。3月7日，铁托向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提出全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辞职书，并立即应邀组成以铁托元帅为首的南联邦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舒巴希奇任外交部长，4月11日，南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战后援助和友好合作条约。4月20日，英国承认了南斯拉夫新政府，4月28日美国也予以承认。（五）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政治条件及《雅尔塔协定》

罗斯福参加雅尔塔会议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把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关于德国战败后苏将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用条约形式确定下来。美在太平洋作战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扫除海上岛屿日军，进占日本本土心脏地区，取得对日作战胜利。但单纯依靠美军力量不仅耗费时日，而且损失太大。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德国投降后要打败日本，美军必须付出100万人的伤亡和一年半时间。促使苏军早日参加对日作战，既可借苏军击溃日本，减少美军损失；又可把苏军纳入美国总战略计划之中，在限定其活动范围和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条件下，参加对日作战。这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

1944年12月14日，罗斯福指示美驻苏大使哈里曼与斯大林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进行了商谈。斯大林第一次全面提出了参战的政治条件。他拿出一张地图指着说，“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应归还苏联；希望再次租借大连、旅顺和周围地区，以及中东铁路；并希望承认外蒙古的现状。”此时，美苏就苏联参战的政治条件已大体上取得了谅解。

这个问题并未在雅尔塔正式会议上进行讨论，而是美苏私下秘密进行的。1945年2月8日，斯大林与罗斯福会谈时，正式提出了苏联参战的政治条件，并称这个问题已经同哈里曼大使谈过。斯大林又强调说，“显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们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苏联要参加对日作战”；“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能得到满足，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斯大林建议，会议期间三国就上述条件达成书面协议。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

2月10日，莫洛托夫递给哈里曼一份斯大林关于苏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草案。当日经过罗斯福和斯大林会晤审议，作了若干修改，成为协定正式文本。2月11日，罗斯福和斯大林才邀请丘吉尔共同在协定书上签字。丘吉尔也承认他和艾登都未参与制定这个文件，直到2月11日才看到协定文本，并被要求在文件上签字。艾登向丘吉尔力陈：“这里是一个将来国际上的是非窝，因此目前还是以小心从事力避对苏联承担义务或表示鼓励为宜。”艾登还指责罗斯福带有病之身，热衷于同斯大林“搞秘密谈判”，“达成有关远东问题的协定，既不通知他的英国同事，也不通知他的中国盟友”，并说《雅尔塔协定》“乃是这次会议中一个自毁声誉的副产物”。而丘吉尔却认为，不管英国是否喜欢该协定，如果不签字，“英帝国在远东的整个地位就有危险”，“在远东的威信就势必受到影响，因而将失去今后参与讨论远东问题的资格”。

三、中国与“雅尔塔协定”

雅尔塔协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苏、美、英三国巨头背着主要当事国，重新划分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秘密协议。此时，中国虽然号称四强之一，却完全被置之于外；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盟军中国战区司令，不仅事前被蒙在鼓里，就是在协议签订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条约的内容也毫不知情。当时，美国和苏联对协定采取了严格的保密计划，直到罗斯福逝世后，到了1945年6月，新任总统杜鲁门才召见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协定内容通知蒋介石政府。雅尔塔协定是中国近代又一个耻辱，雅尔塔协定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给战后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带来深远的影响。

雅尔塔协定全文如下：“苏美英三强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第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第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第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大元帅的提议，美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等协定，并交换了对待外蒙古问题和苏联对中华民国政府提供援助的意见。根据这些条约、协议，外蒙古独立，旅顺口海军基地被中国、苏联共同使用，将大连辟作自由港，工事及设备的一半无条件地租用给苏联30年。苏联则根据约定，给予中华民国以军需及其他物资援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月14日新中国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署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中苏两国经1950年、1952年、1954年三次会谈，至1955年5月31日苏联先后将大连港、中长铁路（即中东、南满铁路）和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有关权益归还给中国，并于5月25日前从中国撤军完毕。1980年4月该条约30年期满，中国人大通过决议废止了该协议。

客观地说，归还和撤军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完成的，当时苏联高层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在赫鲁晓夫的一再坚持下，最终决定归还并撤军。这一点应当实事求是地还历史本来面目。

毛泽东是第一个打破《雅尔塔协定》束缚的人。原来30年的租期，终于在第10个年头结束。大连、旅顺以及铁路终于真正地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自18世纪开始，俄国和日本分别对库页岛进行了开发，并分别控制库页岛北南两部分。1875年，俄日签订《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俄国以所占千岛群岛中的十八个岛屿交换日占库页岛南部。自此，俄国独占库页岛全岛，日本独占千岛群岛，双方不再向对方要求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权利。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获得胜利的日本，重新回到库页岛南部，但仍占千岛群岛。1945年二战结束后，根据《雅尔塔协定》库页岛南部和择捉、国后、色丹、齿舞四岛再度易主苏联。《雅尔塔协定》中分别用“交还”和“交予”来表述“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由苏联控制的状态。因此，日本与俄罗斯关于择捉、国后、色丹、齿舞四岛的争议现在还在延续。《雅尔塔协定》对日本和俄罗斯来说，还是个幽灵。

第四章 世界和平体制的规划：《联合国宪章》

1945年6月26日，在美国旧金山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签订了《联合国宪章》，在同年10月24日生效，标志着联合国正式成立。《联合国宪章》被认为联合国的基本大法，它的诞生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二战后制定和平体制的一项重大成就，满足了各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愿望。

一、新的国际秩序构想

作为创立集体安全的尝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国际联盟虽然在其繁盛的时候曾经有50多个成员国，也曾参与协调国际争端，处理某些国际问题，但是它未能防止法西斯的侵略行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联的失败给世界带来沉痛的教训，但国际社会在谴责国联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通过国际组织维持世界和平的希望。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思想，是战时盟国在同法西斯轴心国进行艰苦战斗的岁月中孕育出来的。新组织的诞生经历了一段较长的酝酿和筹建的历史过程。

最早提出这一设想的是1941年8月14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宪章声明：“待纳粹暴政被最后毁灭后，两国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的保证”；“两国相信世界所有各国，无论为实际上或精神上的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宪章希望世界终将能建立一个“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据丘吉尔自己讲，在宪章的原稿中本有“要利用有效的国际组织”的提法，因罗斯福坚持删掉才以上面的提法来代替。据参加起草工作的美国代国务卿威尔斯记载，罗斯福认为他难以同意丘吉尔“要利用有效的国际组织”这一提法的原因是：第一，“将会在美国引起怀疑与反对”，第二，罗斯福自己不赞成仓促行事，以免新的国际组织成为国际联盟的翻版，但实际上，“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这一提法，后来被人们普遍认为与未来国际组织一词无异。《大西洋宪章》中有关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的权利，有关希望促进一切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关重建和平以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内安居乐业、并使人类悉有自由生活等保证，有关解除侵略国家的军备、必须放弃侵略和侵略威胁、必须放弃使用武力等诸多条款，都为后来制定《联合国宪章》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这是最初播下的联合国的种子。同年9月24日，苏联政府代表在伦敦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同意《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并强调指出：“各国人民的任务就是要迅速而坚决地击溃德国及其盟国，建立一种使子孙后代摆脱罪恶的纳粹主义的战后和平体制。”随后，苏联政府又明确提出，战后“只有通过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组织，将各民主国家联合在一个持久同盟的基础上”，才能“保证持久和正义的和平”。

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个反法西斯盟国在共同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中，一致宣布赞同以《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盟国的共同纲领，盟国“深信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对于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对于保全其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权和正义非常重要”。盟国接受了《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就表明它们赞同以建立“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盟国第一次使用“联合国家”一词，是采纳了罗斯福的建议，它代表反法西斯联盟。赫尔在回忆录中讲，最初美国国务院起草的这项宣言，称《共同宣言》，经罗斯福、赫尔、丘吉尔等人审阅，均表赞同。当时丘吉尔正在美国访问。赫尔回忆说，12月31日晨，罗斯福向住在白宫的丘吉尔提议，将《共同宣言》定名为《联合国家宣言》，丘吉尔赞同，“联合国家”一词遂告成立。联合国这个名字即渊源于此。由于当时盟国压倒一切的任务首先是要打赢这场战争，因此还来不及详细地规划未来。（二）大国的设想

战争期间，美苏等大国从形势需要和各自的立场出发，对规划未来和战后国际安全机构都十分重视。罗斯福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的教训，急于要在和平实现之前建立新的国际组织，以免重蹈美国在参加国联问题上的覆辙。罗斯福对战后组织的设想是：（1）能切实有效地维护和平，以防侵略国再发动新的世界大战；（2）美国能在其中起领导作用；（3）不能成为软弱无力的国联的再版，强调大国要在战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起国际警察作用。为此目的，罗斯福很重视下面两个问题：第一，必须争取苏联的支持与合作，否则新组织就难以具有真正的世界性，他认为美苏“和睦共处，赤诚相待”对维护和平至关重要。第二，提出中国应享有大国地位。他这样做首先是出于承认中国在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并认识到中国蕴藏着伟大的潜力，必将享有远大的未来；同时也有扩大其在中国影响的意图。美国对未来国际组织的研究和设想，动手很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经罗斯福批准，在美国国务院设立了一个战后对外政策咨询委员会的新机构，由正、副国务卿分任正、副主席，研究的主要事项之一即是战后国际组织问题。该机构于1943年3月提出了一项建立战后普遍性国际组织的方案。同年8月，罗斯福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正式向丘吉尔提出战后应以美、英、苏、中为中心建立国际和平组织的意见。

苏联对于建立新国际组织也十分热心，它“一再强调指出建立一个维护和平的、有效的国际组织的必要性”。还在1941年12月苏联卫国战争最困难的时刻，苏联政府在苏波两国政府的联合宣言中，就对战后安排问题给予关注。两国在宣言中倡议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组织，并提出：（1）只有“将各民主国家联合在一个持久同盟的基础上，这个任务才能完成”；（2）“尊重以所有盟国的集体武装力量为后盾的国际法”，必须成为创设这一组织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筹建工作不断取得进展，苏联的立场和态度愈加明确，其重点可归结为：（1）在创建新安全组织时，必须吸取国际联盟的可悲教训，新组织“不应当是既没有权力又没有手段来防止侵略的那个可悲的国际联盟的重演”。苏联鉴于自己在国联时曾遭受的挫折和耻辱，极为关心新组织能从制度上切实保证自己的大国地位。（2）苏联希望新组织能成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坚固堡垒，认为它应拥有制止侵略和维护和平的充分权威和手段。斯大林曾提出，有什么办法来防止德国的新侵略？他说：“除了完全解除各侵略国的武装以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由爱好和平国家的代表组成捍卫和平、保障安全的特别组织，并使这个组织的领导机关握有为防止侵略所必需的最低限度数量的武力，责成这个组织在必要时毫不迟延地运用这些武力去防止或消灭侵略，并惩办侵略祸首。”他还说：“这将是握有捍卫和平和防止新侵略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的新的特别全权的国际组织。（3）苏联认为：“国际政治中保障持久和平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针，这就是大国的一致行动。苏联政府正是从这个唯一正确的论点出发，来制定未来的国际安全组织的原则的。”（4）苏联强调新组织只应是一个维护和平与安全的特别机构，而不赞成它应兼顾经济社会事务。

当时的英国，由于国力大衰，已预感到难以再享有昔日国联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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