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国涛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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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文化：文化传播的中国思考试读：
总序
◆胡智锋2014年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也是中国传媒大学建校60周年的年头，《现代传播》也迎来了创办35周年。为纪念这些重要节庆，我们《现代传播》编辑部同仁商议，延续以往阶段性整理出版《现代传播》文丛的做法，接续上一套“文丛”，把2009～2013这五年来刊发在《现代传播》上的精品文章遴选出来，按刊物的栏目类别汇集成若干卷册，以新的形式展示给广大读者，也算是我们《现代传播》献给国庆、校庆和刊庆的一份礼物吧！
翻读各位编者初编的本套文丛各卷的篇章目录，当时每一期编刊的情形如在眼前！放眼看去选题丰富多样，写法千差万别，汇到一起该如何表述这套文丛的整体特点呢？思来想去，脑海里蹦出一个词——“回应”！是的，以一个“回应”或许可以粗略地概括这些文字的总体探求！以这个“回应”可以切出三句话：回应时代召唤，回应现实需求，回应理论创新。
首先，回应时代召唤。2009—2013这五年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我们因此约请或选用了相关文章，在回顾与反思中对于某个领域或方面的发展进程予以重新梳理与揭示。如郑保卫先生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群众路线的理论来源与实践传统》（建党90周年），朱虹先生的年度对话《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新起点》，黄勇先生的《论新中国60年广播电视的发展道路》，吴学夫、黄升民先生的《大国图腾——承载60年国家理想的家国图像》（新中国成立60周年），黄式宪先生的《关于近30年中国电视剧在美学建构上的断想》，周星先生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视剧发展要评》（改革开放30年）都是这些重要时间节点上的整体性描述的代表性篇章。
在专业层面上，也有一些重要时间节点被我们关注，如“春晚”30年、中国电视民生新闻10周年、《今日说法》10周年、《论道》3周年、央视纪录频道元年、江苏卫视品牌定位升级元年等，在这些时间节点上，来自政府、业界、学界不少领导、专家、学者发表了有时效性、针对性、启示性的文字，他们是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刘习良先生，原商务部副部长、中国加入世贸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电视学界老前辈朱羽君、高鑫、王伟国先生，业界领军人物周莉、景志刚先生，学界重量级学者王一川、尹鸿、喻国明、俞虹、孟建、李幸、时统宇、丁亚平、丁俊杰、张同道先生等。
其次，回应现实需求。不论是国家战略层面，还是传媒业界与学界，过去几年面临的形势与背景或许都离不开全球化，媒介融合与公共服务日渐深入的现实。如何理解这几个重要现实背景？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走出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如何应对媒介融合的不可阻挡的态势？如何在新的媒介与社会环境下，调整与完善公共服务的领域与空间？作者们给出了令人关注与期待的解答。
如关于全球化命题的研究，有如下大作：黄会林先生的《“第三极电影文化”构想》，叶皓先生的《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陈圣来先生的《文化强国与中美之梦》，贾磊磊先生的《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传播——论非文字类文化符号的传播效应》，张国良先生的《沟通与和谐：汉语全球传播的渠道与策略研究》，荆学民先生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传播主体意识研究》，夏骏先生的《在文明较量的时间差中坚守——中国电视走向世界的宏观命题探讨》。
而关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传播学发展问题的研究，也有不少探讨值得关注，如胡正荣先生等的《跨学科视野中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进程与问题》，陈卫星先生的《关于中国传播学的本体性反思》，胡翼青先生的《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刘海龙先生的《传播研究的两个维度》等。
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有如下大作：朱虹先生的《中国数字电影的现状与发展战略》，黄勇先生的《论中国广电在“三网融合”新阶段的战略方位》，庞井君先生的《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思考》，李良荣先生等的《互联网与大众政治的勃兴——新传播革命研究》系列，王武录先生的《报业全媒体发展研究》，熊澄宇先生的《对新媒体未来的思考》，黄升民先生等的《三网融合：构建中国式“媒信”新业态》，彭吉象先生的《数字技术时代的影视美学》，王甫先生等的《我国3D电视发展现状，困境及对策探析》，石长顺先生的《中国报业的iPad生存》，刘德寰先生的《手机互联网的数字鸿沟》，张红军先生的《中国电视剧的网络化生存》等。
关于公共服务的研究，特别是新媒体快速发展带来的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及相关社会治理方面则有如下大作：邵培仁先生等的《信息低保——构建信息公平社会的基本保障》，段京肃先生的《乡村媒介、媒介乡村和社会发展——关于大众传播媒介与中国乡村的几个概念》，袁军先生等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与政府形象修复策略研究》，廖祥忠先生等的《论“电子大字报”的传播特点、社会危害及应对之策》，胡泳先生的《在互联网上营造公共领域》，方兴东先生等的《微信传播机制与治理研究》，谭天先生的《论社交媒体的关系转换》，何志武先生的《网路民意与公共政策的“民间智库”》，许加彪先生的《风险社会下中国环境安全的信息公开：新型媒介生态中政府与社会的互动》等。
不论是全球化、媒介融合抑或公共服务研究，上述文字都以强烈的社会关怀回应了我们传媒理论与实践的现实发展需求。
再次，回应理论创新。近五年老中青几代学者都以饱满的激情与理性的思考，贡献出不少理论创新成果。
关于新闻改革的研究，有童兵先生的《“五四”精神与新时期新闻改革》，叶皓先生的《从宣传到传播：新时期宣传工作创新趋势》，喻国明先生等的《中国媒介规制的发展、问题与未来方向》，高晓虹先生等的《美国电视竞争格局及其策略借鉴》，涂光晋先生等的《从“党的耳目喉舌”到“公众话语平台”——“人民网”意见表达与整合研究》，曹劲松先生的《政府新闻传播中的形象设计与塑造》，徐舫州先生等的《我国跨地域跨媒体传播发展研究》等大作。
关于舆情监控与舆论监督的研究，有范以锦先生等的《舆论监督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罗以澄先生等的《“爆吧”集体行动中公民参与表达的实现与规制——以“69圣战”事件为例》，吴廷俊先生的《新媒体时代中国舆论监督的新议题：网络揭黑》，柯惠新先生等的《重大事件舆情监测指标体系与预警分析模型的再探讨》，杜骏飞先生的《绿坝事件：信息如何成为权力政治》，顾理平先生的《论虚拟人群的叛逆性行为》等大作。
关于传播伦理问题的研究，有杨先顺先生等的《网络传播的后现代伦理审思》，杨保军先生的《新闻道德：在职业个体与媒体组织之间》，蒋建国先生的《消费主义文化传播、仪式缺失与社会信仰危机》，龙耘先生等的《中国媒介治理中的泛道德主义》，孙宜君先生等的《论新媒体语境下跨文化传播伦理困境与建构原则》等大作。
关于广播影视艺术发展问题的研究，有高鑫先生的《技术美学研究》，王伟国先生的《摄影机书写电视剧本体真实》，张晶先生的《传媒艺术的审美属性》，颜纯钧先生的《蒙太奇美学新论》，李亦中先生的《中国式大片的传播与接受》，杨乘虎先生的《中国电视节目创新问题研究》系列等大作。
关于新闻传播与传媒艺术相关学科建设问题的研究，有李良荣先生等的《从“小新闻”走向“大传播”——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科研新取向》，丁柏铨先生的《论新闻学的学科影响力》，欧阳宏生先生的《论电视艺术的学理重构》，石长顺先生的《电视学理论体系建构路径、方法与模式》，谢鼎新先生的《广播电视学科研究演变的三种范式》，张林、杜彩先生的《光环境设计学科建设构想》等大作。
关于媒介评价评估模式创新问题的研究，有丁俊杰、张树庭先生的《视网融合背景下的电视节目影响力评估体系创新初探》，刘燕南先生的《统一与融合：省级卫视综合评估体系探析》，李德刚、李岭涛先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互联网时代电视评价体系的建构》等大作。
关于媒介生存状态问题的研究，有张志安先生的《媒介环境与组织控制——调查记者的媒介角色认知与影响因素》，夏倩芳先生的《“挣工分”的政治：绩效制度下的产品、劳动与新闻人》等大作。
还有一些学者潜心多年，深入探究，推出新作。如赵玉明先生关于江西苏区口语广播，倪延年先生关于民国史研究的视角、难点、原则，周鸿铎先生关于传媒经济发展历程，雷跃捷先生关于广电媒体公信力的受众认知，刘京林先生关于传播心理，杨燕先生关于戏曲传播，舒咏平先生关于广告公信力评估，申启武先生的广播研究等。
还有一些学者或关注前沿，或独辟蹊径，贡献出全新的视角、领域与方法。如朱羽君先生等关于美国大选报道策略，朱虹、尹鸿等先生关于制播分离，喻国明、葛岩先生关于认知神经学用于传播研究，芮必峰先生关于“学习运动”，张君昌先生关于“慢运动传播”，闵惠泉先生关于新媒体的哲学思考，刘利群先生关于媒介与女性，隋岩先生关于传播符号，钟瑛、匡文波、沈浩等先生关于大数据，王四新先生关于“表达自由”，支庭荣先生关于传媒管理等。
此外，来自美国的丹·席勒、斯蒂芬，芬兰的卡拉，加拿大的赵月枝，中国台湾的郑贞铭等著名学者分别对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社交媒体、世界传播秩序、中国传播学研究、资讯社会等领域发表了各自的高论。
收入本套文丛的一册《年度对话》虽然与其他各册在时间节点和体例上略有不同，但在回应时代呼唤、回应现实需求、回应理论创新几个方面，与其他几册的立意完全一致，所以此次也编进文丛之中。“年度对话”是从2004年启动的特别策划，每年开年第一期，由本人代表《现代传播》，邀请在业界有重要影响的领军人物或专家，就过去一年传媒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做一扫描，也对未来一年走势进行预测，给予展望。来自国家广电总局、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新影集团、凤凰卫视等传媒管理机构和运行机构的相关领导、专家应邀前来担任对话嘉宾，留下了影响很大的十多个年度对话，成为存留传媒发展进程的重要记录。先后参加年度对话的嘉宾有刘春、汪文斌、王甫、吴涛、梁晓涛、靳智伟、高峰、徐舫州、朱虹、王云鹏、时统宇、仲呈祥、刘文、苗棣、髙长力、方兴东等先生。
在本套文丛即将推出之际，我代表编辑部对文章入选本套丛书的各位学者，以及《现代传播》的其他作者多年来对刊物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套文丛也是《现代传播》自身历史发展的重要记忆留存。1998年为纪念《现代传播》即将创刊20周年，由1991～1997年间担任学报负责人的朱光烈先生创意并作为总主编，推出了3卷本的第一套“《现代传播》文丛”，分别是：《生存之镜》（姜依文主编），《尴尬与超越》（李立主编），《走近神圣》（闵惠泉主编）。2008年由本人作为总主编，我们又推出1998～2008的第二套“《现代传播》文丛”。这第二套文丛就基本上按照十年间相对比较稳定的专栏为单位，进行文章的选编，分别是：《新闻学十年（1998～2008）：多元与分化》（张毓强主编），《传播学十年（1998～2008）：阐释与建构》（张毓强主编），《传播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国涛主编），《传媒观察：危机与转机》（张国涛主编），《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李立主编），《媒介经营管理的理念与实践》（潘可武主编），《中国传媒经典个案（1998～2008）》（赵均主编），《广播电视名家访谈》（杨乘虎主编）。近五年来，《现代传播》保持了2006年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建设工程”之后的良好状态，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高校社科名刊”，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本文丛的编纂也是对这些鼓励的汇报吧！
令我特别高兴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历练，我们《现代传播》编辑部这支编辑队伍茁壮成长，逐渐成熟起来！这就是本套文丛各卷主编，我们《现代传播》编辑部团队的主要成员：李立、赵均、张国涛、潘可武、张毓强（特约）、刘俊老师，以及我们的编务张惠云老师，还有长期为我们刊物做版式设计的特约美编卜希霆老师、做英文翻译的麻争旗老师，都默默地为刊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文丛即将推出之时，我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套文丛的编辑基于《现代传播》这份期刊，而这份期刊的发展离不开中宣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等上级领导机构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中宣部国家社科规划办、教育部社科司、广电总局宣管司、《新华文摘》杂志社等单位的多年厚爱，离不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北京市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等的热心帮助，更离不开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与行政的正确领导和着力扶持！在此，我要代表编辑部向长期关心、支持、鼓励我们的上级领导部门、兄弟期刊和学校表示诚挚的感谢！
最后我还要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领导，特别是李水仙老师为本套文丛顺利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诚挚的感谢！
是为序。2015年2月1日凌晨于波士顿
作者简介
闵惠泉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北大哲学系毕业，哲学硕士；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专业毕业，文学博士。
长期从事哲学、传播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以及图书评论和编辑出版实务，具有较丰富的科研、教学和出版工作经验。
著有：《未来学》《科技文明》《边走边读》《跨文化传播（第六版）》（合译）等。曾在《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化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纸和《新华文摘》《现代传播》《博览群书》《中国出版》等期刊上发表40余篇文章。
陈正辉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广告学系主任、数字媒体与营销研究中心主任，旅德访问学者。兼任中国广告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电视台广告策略顾问，中国邮政直邮营销顾问。国家级广告评审和广告企业资质评审专家。
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委托研究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各类研究项目十余项。近年来在各类专业和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70余篇，出版《广告传播的社会责任和伦理规范》《广告伦理学》等专著。主要研究方向：广告策划与创意、广告经营与管理、数字媒体与营销、广告伦理学等。
时统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广播电视政府奖评委。
著有《电视影响评析》《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消息写作》《收视率导向研究》（合著）、《电视知识分子》（合著）等。同时在多家电视台担任新闻专题类节目评论员。
杨先顺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暨南大学广告学专业负责人、博士生导师。任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广告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广告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广告学和逻辑学，从事逻辑学、广告文案写作、广告传播理论研究等课程的教学工作。2010年获第六届广东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1年获评为暨南大学教学名师，2014年获第七届广东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曾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和横向课题，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著有《广告文案写作原理与技巧》一书。
荆学民 全国优秀教师。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优秀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北京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博导；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首席专家。
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社科、教育部、北京市等基金项目。出版著作《人类信仰论》《当代中国社会信仰论》《社会转型与信仰重建》《政治传播活动论》等多部学术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求是》《哲学研究》《光明日报》《文艺研究》《教学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传播》等权威刊物共发表学术论文140多篇。
李彦冰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新闻与传播系讲师。著有《政治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一书。在《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爱好者》《青海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文章20余篇，其中被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两篇。
逄增玉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副部长，汉语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暨孔子学院处处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发表论文160余篇，CSSCI刊物论文70余篇，被转载引用70余篇，出版个人著作6部，合著4部。主持完成国家与教育部社科基金、国际合作项目等16项，获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中宣部精神产品“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优秀成果奖等。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东亚汉学研究会理事等。
薛国林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报纸副刊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正面人物宣传报道的社会效果研究》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著作有《当代新闻写作》《中国报纸专副刊文化》《形象塑造与社会认同》《绿色传播与生态文明》《新闻报道学》《新闻写作》《政务微博的16个要诀》等。
发表学术论文《报纸专副刊的改革与管理》《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的关系新解——马克思主义舆论观当代价值与实践发展诠释》等50余篇。
黄会林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北京文化创意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首任院长。
多年致力于中国现代戏剧和中国民族化影视理论研究。发表影视、戏剧、文学、文化领域著作、文章约550万字；合作创作电影、话剧、小说、电视片、报告文学等约220万字；编集或主编出版1260余万字；共约2030万字。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及各种横向科研项目十余项。
担任的重要社会职务有：国家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高教学会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话剧历史及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等。担任多种国家级重要影视奖项评主委。
张鸿声 河南开封人，1963年11月生。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中国新文学中的文化精神》《文学中的上海想象》等个人学术专著四部，合著《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和历史观问题研究》《西方自然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六部。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全文复印或转载。
吴学夫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设计系主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设计学）、北京国际设计周特聘专家、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
出版著作有《设计思维训练》《数字化与现代艺术》《想·做·设计》。主编图书有《中国东西》《中国房子》。负责多项科研项目，如“十一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子课题“艺术跨界传播与广告实务研究”、大型横向课题“中国式原创力推广计划”等。
黄升民 广东佛冈人。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广告主协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媒介》杂志总编、《市场观察－广告主》杂志总编。
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采专业。1982年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专题部工作。1986年到日本自费留学，主攻传播学、广告学、媒介产业等，1989年4月毕业于日本一桥大学研究生院，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90年底回国，在北京广播学院任教。
代表著作有《中国广告活动实证分析》《广告观——一个广告学者的视点》《新广告观》《史与时间》。
王锡苓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部新闻学院民意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版著作：《传播学研究方法》《互联网与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研究》《传播研究方法》。其中《传播研究方法》2011年被评为“北京市精品教材”。
有多篇论文发表在《现代传播》《新闻大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国际新闻界》等学术刊物上。其中论文《“社会营销”与社会发展研究：山东寿光农村网络应用实证研究》获第11届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论文奖二等奖。
贾磊磊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研究生院电影电视系主任。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影视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进口音像制品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家扶持动漫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南京艺术学院、郑州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理事。
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出版学术专著《电影语言学导论》《武之舞——中国武侠电影的形态与神魂》《中国武侠电影史》《当代中国电影史》《什么是好电影》《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纵横》等。
蒋建国 1970年出生，湖南东安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广东省“千百十工程”，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史、消费文化与媒介文化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出版学术专著五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月刊》《现代传播》《新闻大学》《韩国学论丛》（韩国）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90余篇（其中CSSCI期刊论文5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各一项、省部级项目七项、广州市社科项目五项。
叶皓 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研究员职称。曾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外交部港澳台司副司长（正局级），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南京大学政府新闻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南京大学特聘教授，研究生导师。
著有《西方国家权力制约论》《政府新闻学——政府应对媒体的新学问》《政府新闻学案例——政府应对媒体的新方法》《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等。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近年来，专心于与媒体应对有关的政治学、新闻学、公共关系学等边缘交叉性学科问题的研究。
胡翼青 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传媒学院副院长。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学会秘书长，中国外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传播学会理事、人际传播委员会秘书长，浙江大学、深圳大学等多家传播学术机构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传播理论、传播思想史与传播社会学、新闻传播实务，著有《美国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中国传播学三十年：1978～2008》《再度发言：论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等多部学术专著，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等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50多篇。
崔屹平 中央电视台海外传播中心副主任。主要社会兼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纪录片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纪录片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曾参与创作大型纪录片《望长城》《毛泽东》《布达拉宫》等，联合编著有《记忆：二十余位名人最精彩的一年》，著有《媒体资产管理理论与实务》。
李宇 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传播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2002年进入中央电视台，从事对外新闻和国际传播相关业务。在国内主要学术期刊和重大学术会议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七部。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研究”课题组子课题负责人，并参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等多个部级课题研究。
杜彩 江苏赣榆人。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文学院副教授。
出版著作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辩证法》。主要论文有《电影娱乐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批评重建》《新历史主义“历史若文学”的辩证分析——兼论目前历史题材的电视艺术创作》《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结构复杂性——以电影工业、电视大众文化为例》《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建设》等。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摘要转载、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并多次获中国电视“金鹰奖”“星光奖”电视艺术论文奖。
隋岩 辽宁省大连市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被人事部等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出版著作有《符号中国》《国际危机传播》《当代中国电视文化格局》等，发表论文70多篇，50多篇被CSSCI收录。主持国家社科项目一项，完成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近十年科研工作经历三个阶段：媒介文化系列研究、符号传播理论系列研究、群体传播系列研究。
陈圣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特约研究员，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荣誉教授、美国纽约理工大学特聘国际咨询专家、韩国国乐教育国际顾问，上海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复旦大学视觉学院等客座教授。历任东方广播电台台长、总编辑。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2010年当选为亚洲艺术节联盟主席，2011年6月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正厅级）。2013年兼任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
著有《生命的诱惑》《广播沉思录》《晨曲短论》《品味艺术》《艺术节与城市文化》等。
葛岩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认知与行为实验室主任，媒体与设计学院双聘教授。获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学学士（1982），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理论硕士（1985），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艺术及建筑历史系艺术考古硕士（MA，1989）和博士（PHD，1997），信息科学及电讯工程系信息科学硕士（MS，1997）。
沈浩 1963年出生，传播学博士，教授。现任职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调查统计研究所所长。拥有20多年的统计和数据分析经验，精通各种统计分析技术，擅长传播研究方法、数据挖掘、社会网络分析、数据可视化、多变量数据分析、市场研究定量模型等。先后出版《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Excel高级应用与分析》《数据展现的艺术》等著作和多篇学术论文。
龙耘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评审专家。
200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博士学位。2003～2004年韩国高丽大学言论学部客座教授，2009～201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全球传播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出版《电视与暴力：中国媒介涵化效果的实证研究》《理解电视——受众解读的心理学》（译著）、《访谈的艺术》（中方作者）、《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主译）等著作。发表论文多篇。
孙宜君 江苏淮安市人。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传播与传媒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中国传播学会理事、中国广播电视学与新媒体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江苏省传媒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曾在《现代传播》《中国电视》等期刊发表论文80多篇，有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出版著作《影视艺术鉴赏学》《文艺传播学》《影视艺术概论》《广播电视学引论》等六部。曾主持与承担《媒体融合趋势下中国电视传播研究》《江苏形象传播问题研究》等省部级科研项目六项。参加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一项；主持或承担市、校级科研项目十余项。
葛志宏 江苏徐州人。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外国文化与翻译研究所所长。曾赴英国伯明翰大学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访学。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商务与管理沟通、文化与翻译。
曾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发表译文10多篇，出版译著《万花筒》《南希·里根秘史》《商务沟通》《管理沟通》《管理沟通理论与实践》等十部。
曾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主持市、校级科研课题九项。指导国家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两项。
张显龙 湖南张家界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博士后，中国信息安全杂志社副社长、理事会秘书长，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副研究员。
出版著作有：《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信息安全战略》《中国网络安全战略》。[1]新媒介文化环境与人的生存状态断想◆闵惠泉
不论是否愿意，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符号世界在形式与内容上发生了变化”的新的媒介文化环境里，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自己的生存状态与思维方式。在这里仅就几个一直在想的问题谈些浅见，以就教于感兴趣的读者和方家。一、人的重新动物化
尽管脱胎于动物的人类，并不是很愿意与动物相提并论；尽管在承认自己是动物时，也往往标榜人类是灵长类即最高级的动物。但是人类自身的动物性，以及对动物的学习和模仿却从未停止过。说新媒介文化时代人在某种程度上在重新动物化，未必故弄玄虚。
为什么说人在重新动物化？我们首先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根据德国学者斯宾格勒的看法，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发展史就[2]是一部从“动物变成植物”的历史。人首先是动物，并且作为一个游走的动物不知奔波与迁徙了多少万年，直到最近一万年即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人类才从行走着的采集者、游猎者，转向食物的生产者。说人变成了植物，是因为植物是根植于土地的，人从动物到植物，意味着移动范围与频率已经大大地减少甚至停滞。这便导致了由农耕引发的定居，原始部落、村庄、城市的建立以及文字与文明的产生。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谈到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到食物的生产者时认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发生了逆转：由改变自身的基因以[3]适应环境，向改变环境以适应基因的方向转变。
但是，不论是斯宾格勒，还是斯塔夫里阿诺斯，都没有接着说下去，人类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由植物再到动物的历史，准确说是具有植物性的动物史，当然这一次绝非简单地回归。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动物的一个最本质的特性即移动性来看，可以说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大规模、如此频繁、如此迅速地在现实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的精神空间里进行“移动”。人类的移动性与移动能力，以及他们心中不断涌动的强烈的、新的移动愿望，显然超过了迄今地球上存在的所有动物。
此外，动物还有另一个最本质的特性即当下性。我们同样可以说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关注当下的意义。这一方面表现为在本能的、当下的追求与压力增大的同时，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大肆泛滥，而理想主义、形而上学层面的追求已经明显淡化了。
另一方面人的重新动物化又表现为在新的媒介文化生存环境下，人的敏感化与感性化。比如，通过因特网连接的电脑，几乎“地球人”都有的、24小时不关的手机以及可以随时为你准确定位的GPS。这使现代人已经越来越不需要经过“中介”，不需要通过“等待”和“延时”，而像动物一样敏感地随时准备对外来的刺激和信息作出反应或者是不得不作出反应。同时有了手机、网络等即时的、全天候的话语平台，人类也真正成了生物学上最便于说，又最能说的“口语动物”。
此外，现代人也越来越感性化和娱乐化了。默多克这个传媒大鳄算是看透了人性，他曾说，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刺激的东西，连上帝[4]也不会。不过时下，人们对“有趣”和“刺激”的定义和喜好无疑已经在新的媒介文化环境的刺激下不断地快速“升级”。人成了尼尔·波兹曼（也有人译为“尼尔·波斯曼”）说的那类“娱乐至死”的动物。
而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种负面性则表现为现代人在快速、广泛的移动中，在对环境的革命性改造中，也在加速并扩散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难怪美国昆虫学家、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会说出人[5]的智能“对生物界是一场灾难”这样的话。确实，人是迄今唯一会给自然环境（也包括人自身）带来致命危害的动物，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人不如动物，甚至低于动物。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人在重新动物化过程中倘若真正把自己放到“动物的位置”，认同彼此都具有同等的生存权，或许还有助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有助于提高环境意识和对其他动物的关爱。因为用恩格斯的话说，人类连同他的血肉本来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过我国著名哲学家朱德生先生提醒笔者注意，在强调保护环境、保护动物的同时，不要忘了人类自身恰恰也是最需要保护的，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需要研究的问题是究竟怎么做才是对人真正的保护及其合理尺度。
由此笔者认为，人的重新动物化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其负面性。问题的关键是人类究竟要把自己变成什么样的动物？二、学习逻辑与范式的革命
学习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活动，也是一种生存的状态。那么究竟什么是学习？自从有文字和书籍以来，特别是自从印刷文明兴起以来，学习即求知便真正与看书、读书和去学校上学等“书本学习”联系在一起。这种对学习角色的定位，近几百年来几乎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但是这都是书本意义上的求知学习。然而，在新媒介生态环境下，有必要重新定义学习、学习过程和学习模式。
笔者认为每一种新传播媒介的出现，都会在传统学习的链条中增加新的元素、对象与环节，都会修正甚至改变原有的学习逻辑即相应的知识、态度与习惯。另外，由于不同时代的人群，往往接触的是不同的媒介对象、学习对象，因此他们的学习过程或学习逻辑也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根据历史的线索和新媒介出现的顺序，就可以做如下三种学习模式的描述：
A.先读书学习、先上学、先有文化，再看电视、再打手机、再上网。
在模式A中，学习的顺序之所以是这样，很大程度上是人们不得不这样。因为电视、手机、网络都是在这个群体开始学习后、已经成人并具有一定文化基础之后（通俗地说是“懂事”和经过了教化之后）才陆续出现的。
B.一边读书学习、一边上学、一边文化着，一边看电视、一边打手机、一边上网。
在模式B中，电视、手机、网络是这个群体成长与学习和经历教化过程的“伴生物”，他们的学习对象、学习顺序和学习逻辑因此具有了强烈跳跃性与交互性。
C.先看电视、先打手机、先上网，再读书学习、再上学、再有文化。
模式C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在这个群体还没有接触、进入传统意义的学习对象、学习顺序和学习逻辑之前，在文字和书本作为认知和文化构建的符号对象和基础之前，电视、手机、网络这一类屏幕型的对象，已经成为他们认知、学习和接受社会教化的“先在”对象，即场所和工具了。
在我国一个城市居民信息化调查中，已经有四五岁的孩子成为“网民”，甚至有的孩子才两个月就被家长抱到电脑前“上网”了。这已经表示现在出生的和将要出生的21世纪“新人类”其认知、学习的对象恰恰是首先从看电视，特别是接触手机、网络等新媒介开始的。尼尔·波兹曼当年感慨，由于电视的出现，文字、学校和羞耻心变得一文不值。如今又加上了让人又可爱又可气的手机、网络，估计这会使尼尔·波兹曼更坚信自己的想法。不过我们恐怕不能局限于从道德层面来看这类问题，从人类传统的学习对象、学习逻辑与学习模式被颠覆这个角度看，眼前的这些变革，确实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学习范式的转换”，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学习革命。摆脱前者的学习，或者说被一定程度边缘化了的传统书本的求知学习，并不表明人们不学习了，只是表明学习对象、学习的逻辑与顺序变化了、多样性了。
当处于模式A和B中的群体“检讨”自己没有好好学习，或者当模式A中的家长抱怨自己的子女即那些处于模式B，尤其是C中的群体，没有学习、没有好好学习并催促他们赶快学习时，实际上，是没有正视不同时代的人，毕竟是通过不同的媒介工具、不同的学习方式在学习，又是从中学习着不同的东西这一现实。时代不同了，一方面人们的求知渠道与工具在变化着。另一方面，也引发出一个究竟要学习什么，究竟要追求哪种知识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等新问题。
在新的媒介文化时代，在无所不有、无时不有，且无所不知的网络上，在一般性的文本知识性答案可以“超级链接”“点之即来”的文化生态环境中，那种和传统的学习逻辑相联系的、令人羡慕的“学富五车”与“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那些特别会背诵与考试的学生（他们往往被看作是学习的榜样），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许多教师和家长不仅感到自己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向晚辈炫耀的，而且发现自己甚至不得不向学生和子女学习了。因此一味地“向后看”式地作对比，老是把学习完全和书本、看书以及和某类求知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学习对象、学习模式和学习逻辑当作“正宗”；把那种在乔伊斯描述的“‘a-b-c-d’的线性文[6]本的分类思维中成长”并养成的学习与求知习惯和态度当作“正宗”，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古希腊的哲人苏格拉底当年面对书籍文本文化的出现，曾指责它失去了口语文化、口语学习模式的旨趣和魅力，进而连连抱怨是多么的相似。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这种与书本联系起来的、线性的循序渐进式的学习，其实只是人类漫长的学习史上相当晚近才出现的一种现象、一个片段。而现在的学习活动和学习的对象本身都已经相当碎片化了。学习越来越成为如何在移动中利用碎片的时间、在碎片中的搜索、对碎片进行聚集、整合并生成新知的一种过程和能力。
我们是不是也有理由说，在不同的媒介文化与符号环境下的人，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学习逻辑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比性，我们今天对于出现在眼前的媒介文化大变革，以及它对学习逻辑与方式乃至心态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是不是还缺乏深切的感知？三、新媒介文化时代的敬畏与自律
康德当年曾经说过：令人赞叹和敬畏的是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今天从媒介与知识生态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借用一下康德的说法，把它改写为：令人赞叹和敬畏的是网络和信息的自律。网络这个无形的、无限的空间太不可思议、太神奇了。
然而，是不是也应当有信息、知识等在道德层面的自律和敬畏问题？比如倘若没有了学术良知和政治道德方面的自律和敬畏，那不就[7]如拉贝莱所说，是灵魂和社会的毁灭吗？倘若一个陈冠希式的艳照门，就招来几千万的点击量，不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个体生活道德自律的缺失吗？
尼尔·波兹曼主张：应当“限制信息的准入量”。他认为宗教、国[8]家、法庭、学校、家庭等就是例证。这些都是限制、筛选信息准入的单位，不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是在为人们提供一种“免疫系统”。当然，限制和免疫，既应当是组织或制度性行为，又应当是个人的行为，因为人类是唯一心中可以装有道德戒律，应当学会约束也应当约束自身的动物。在面对信息泛滥的环境时，中国哲学中那个古老的关于风动还是心动的问题，仍有隐喻的意义。可惜在尼尔·波兹[9]曼看来，“抵御信息泛滥的防线崩溃”了。
其实，不论是在信息数量与质量层面，还是在伦理道德层面，面对信息与媒介的自律问题，对于言论、书刊、广播以及电视，可以说历来都有。只是对于被称为“失控的野兽”网络，则是空前凸显的问题。媒介的现代性和科技含量，明显地与传递它、限制和控制它的难度成正比。因为网络太方便了，知识、智慧创新的高成本与网络上知识、智慧复制与传递的低成本，甚至零成本，使当今的个人与群体面对网络的自律和控制的难度与成本，远远超过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任何一种媒介。因此不要说是缺乏自制力的孩子，就是成年人，一旦上网也很少有“直奔主题”，而根本就“目不斜视”，不顺便溜达“闲逛”一下的。
在一定意义上，现在的所有的人都是新媒介文化环境的参与者、学生和看客。然而，同以往人类的重大发明相比，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发明已经远远超过了工具的意义。它广泛且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并不排除的是，在不知不觉的世代更迭中也在改变着人类的自身精神气质与基因。四、智慧生成中的“大数法则”
自从人们进入了网络生活，特别是随着网络即时聊天、博客、播客、晒客等的兴起，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与知识供应的链条，改变了信息与知识供应的稀缺状态。让人感触很深的一点是，时下信息、知识、思想、智慧实现了大聚集、大碰撞、大交流，即人类社会第一次有可能使天文数量级的信息、思想、观点等被发现、被传播，当然这里面从来就不乏糟粕。
网络等新的媒介平台，作为一种新的“公共领域”、话语环境，也在为生成新的知识与智慧创造着条件。麦克卢汉当年在讲到大众参与的作用和影响时说过：当你同时和几百万人打交道时，总有一人能够在感知上穿透你手里的问题，且不费吹灰之力。8位科学家奋战50[10]年解决不了的问题，1000万人考虑10分钟就有可能解决。想来，麦克卢汉在这里是以解决科学问题做一个比喻，讲的是智慧生成中的“大数法则”。假如他生活在互联网等新媒介时代，感知一下在手机、网络、博客、MSN等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人次参与的互动媒介中，相信他一定会兴奋不已，因为它们确实提供了诸多领域中的问题，包括政治问题解决的可能、途径与方案。
在这个世界传统的信息与知识的供应链中，在传统的出版和发表的观念与逻辑中，没有出版或发表（播出）的信息、知识，对于社会和他人来说就是不足为据、就是不存在、就是无。于是我们的身边曾经有多少未曾知晓的、隐形的知识、图像、思想、智慧胎死腹中或昙花一现或烟消云散；有多少未曾知晓的、隐形的阐释和思考、有多少为自己和为他人倾诉的情感以及为他人留下的眼泪？现在好了，有了博客、晒客、贴吧，即有了可以把自己的一切放到网络上的媒介环境，有了Google和“百度”等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精确的搜索引擎和YouTube、Facebook之类的视频网站，人们才得以从发生在身边的、“天文数字级”的不曾知晓的信息、知识、思想、智慧、情感和眼泪中获知了和拯救出了更多更多，并在不经意中影响着、打动着别人，或深深地被影响或被打动着。个体的感觉、个体的思想和个体的生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彰显、传播和延续。中国古人追求的言论与思想不朽（指被肯定、被传承）这一最高境界，在网络上，至少在形式上（即只要没有人刻意删除就永远存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不是意味着新的媒介文化与符号环境，正在为个体和整个社会，创造了一个可以越来越聪明的条件？再次重塑一个“崭新的和普遍的[11]自我观念”？结语
尼尔·波兹曼曾经讲到，印刷术产生之后，西方文化经历了200年才适应了这一新的信息环境，才产生了一批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发[12]明和理论。这种时间差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值得人们深思。我们今天实际上还处于以网络、手机等新媒介文化环境的初始阶段，随着知识和科技的互动激荡，未来在物质层面会生成什么新玩意、新产品？在精神层面会产生什么新的思想和理念？的确难以预测。我们既不能指望在新的媒介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一代又一代“新人类”会与他们的父辈或祖先有相同的思维方式与学习逻辑和方式，我们现在也无法对未来做出准确与清晰的判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目光如炬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曾经认为，人类面临的深刻矛盾是：人类知识增长的[13]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运用知识的智慧。看来我们应当不时地提醒自己注意这一点，或许我们应有足够的理智和耐心，期盼在新的媒介文化环境下，在上帝的笑声中一定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知与智慧。（北京大学哲学系朱德生教授对本文提出过一些宝贵意见，特此鸣谢。）[1] 原载于《现代传播》2009年第3期。[2]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张兰平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8页。[3] 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版，第5、7页。[4] 默多克、刘长乐：《东西论剑：东西方传媒大亨的对话》，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九章题记。[5] 〔美〕保罗·莱文森：《莱文森精粹》，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232页。[6] 〔美〕保罗·莱文森：《莱文森精粹》，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232页。[7] 参见〔法〕路易斯·博洛尔：《政治的罪恶》，蒋庆译，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8] 〔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5、38页。[9] 〔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5、38页。[10] 参见〔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等：《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11] 〔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12] 〔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5、38页。[13] 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版，第5、7页。[1]“人肉搜索”的伦理思考◆陈正辉
在过去的一年中，因搭上了“人肉搜索”的快车而得到深度关注的事件层出不穷。从一句无心插柳红遍网络的“很黄很暴力”到为演艺界带来冰雪之灾的“艳照门”，从“周老虎”到“范跑跑”，从四川地震中借助网络披露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到林嘉祥事件的曝光，“人肉搜索”似乎一时间成了道德裁判者手中的尚方宝剑和还原假恶丑的照妖镜。个人隐私在“人肉搜索”下无处遁形，凡遭搜索之人，不论迎接的是鲜花掌声还是攻击谩骂，他们的正常生活均受到了严重侵扰。一、“人肉搜索”的产生机制
2001年，有网民在猫扑网贴出一张美女照片，并声称该女子是自己的女朋友。可是，立时就有明眼人指出，此照片女主人的真实身份是微软公司的女代言人陈自瑶，并贴出了她的大部分个人资料。这个事件为该网站赚取了极高的人气和点击量，并且网民自己也在过程中发掘了之前没有注意过的潜力——搜索。从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被人称为“人肉搜索”的互联网搜索行动诞生了。（一）“人肉搜索”的受众基础“人肉搜索”从受众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两点：
1.受众的窥私欲
这是信息发布者和信息接受者双方共有的心理特征。据调查，相当一部分人打探他人的隐私，既满足了自己的窥私欲，又在满足其他网民窥私欲的过程中为自己确立了在网民中的地位。因而，对他人隐私的打探成为一部分网民竞相追逐的目标。窥私欲是人肉搜索的受众心理基础。即使是出于道德审判目的的人肉搜索，它所依赖的心理基础仍旧是窥私欲。在人肉搜索的过程中，会面对大量的搜索信息，参与的人员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提纯和筛选。通过种种信息来找到确切相关的真实资料，这过程即是对他人隐私的挖掘、组织、分析。人们在人肉搜索的过程中，通过对陌生人信息的检索，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和窥私欲。
2.“虚拟我”的消解
生活在现实世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确切身份，都有自己的“自我感受”，这就是“主我”的身份。同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客观的世界里，在与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人会对“我”产生印象和评价，这就是“客我”。“客我”因“我”的言行举止而差别，也因“客体”不同而感受不同。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着自尊和虚荣，都希望“主我”和“客我”统一，这也像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我们的言行。互联网的出现，给我们营造了一个虚拟世界。虚拟性是网络的显著特征，网络的虚拟性为网民提供了“主我”“客我”之外的第三重身份——“虚拟我”。“虚拟我”使网民在网上可以随意发布信息，而不需要对信息负责，这满足了许多人逃避现实责任的愿望。但也使得人们置身于信息的汪洋中，却因无法验证信息的真假而无所适从，从而导致人们陷入信息的极大丰富与无从选择的矛盾怪圈。因此，当网络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迫切希望能有一种“化虚拟为现实”的神奇妙方，“人肉搜索”便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在众多网民的合力搜索下，一些隐身网络的符号化人物显现真身，一些本属于隐私的东西也公布于众，“人肉搜索”导致“虚拟我”的消解。这一方面带给网民们网络回归现实的快慰，另一方面也让不少人感受到难以承受的现实之痛。（二）“人肉搜索”的传播基础
网络媒介的传播控制似乎已经远远超出了拉斯韦尔提出的“5W[2]传播模式”，传播者与受众角色的高比率重合，人际传播随时可以转化并扩大为大众传播。任何一个网民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接受者、发布者和传播者，互联网成为人们思想交汇、争锋、最后汇聚的领域。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常的一件小事、一句不经意的话，或者一个普通网民的帖文，甚至个别网民的“炒作”，经过网络裂变式的传播、催化和放大，很容易演变成大的社会事件，甚至政治性问题。这就为“人肉搜索”形式的出现和蔓延，打下了坚实的传播基础。这里也主要说两点：
1.沉默的螺旋的强大威力“沉默的螺旋”是由伊丽莎白·诺埃尔·纽曼提出来的，认为个人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人的想法，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就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甚至还遭到攻击，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形成“沉默的螺旋”。网络能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影响“沉默的螺旋”：确定主导意见；增强意见影响力；维护某种意见的公众性。“人肉搜索”就是通过网络这个庞大的交互平台，由某位网友发起搜索来确定主导意见，然后N多网友发帖、跟帖来增强其影响力，最后，大量网民来挖掘和搜索，就某个人或某件事产生某种公众性的意见，即舆论，这也就是“沉默的螺旋”的运转过程。舆论往往能够通过“沉默的螺旋”效应把受众吸纳进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肉搜索”的发展壮大。
2.传播中“集合行为”的显现
集合行为，指不受现有社会规范控制的、人数众多的、自发的和无组织的行为。“集合行为”在群体传播中，有一种非常态的群体行为，它的产生条件是现实生存中的结构性压力，以及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活跃，同时又缺乏相关法律规制的结果。如某一突发性事件，引起了网民的极大关注，这其中不乏违背常理的事件，激愤的网民往往以激烈的词汇发表意见，甚至使用暴力语言。此时如未能及时删除相关帖子，在遭遇网络强大的传播能力后，事情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结果。“人肉搜索”就是在传播中时常演变成“集合行为”，一种大规模的无组织行为，极有可能对现存社会生活秩序带来某种破坏作用。当然，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对于冲破陈旧规制，探索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和规范方面，“集合行为”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三）“人肉搜索”的社会基础
艾瑞咨询认为，目前网络总动员式的人肉搜索，主要源自于广大网民的好奇和炫耀心理，是一种群体参与的自发组织的网络狂欢。从众多人肉搜索案例中不难看出，被关注的事情有以下特点：在道德或者伦理方面有违常理，但并不违法；或者有违法行为，但短期内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网民基于同样的伦理道德、价值体[3]系，对人肉搜索对象进行道德审判。因此，人肉搜索的最初动机大都出于维护道德，也正是基于此，才有众多网民的热情参与。
1.信息不畅，“人肉搜索”弥补现实缺憾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面临申冤无门、投诉无果、检举揭发无人受理的处境。更有甚者，在受到伤害、举报当事人后，反遭报复和人身威胁，不但要付出时间的成本，还要承担遭迫害的风险，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反馈意见，又不愿忍气吞声，民众自然会寻求其他途径。网络的兴起给人们提供了自由交流的空间，而“人肉搜索”就成了舆论监督公共事务，维护自身知情权的利器。“华南虎”事件，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而正当事件愈演愈烈之际，有人在色影无忌论坛发表了质疑“虎照”真伪的帖子。网民们纷纷从各个角度对虎照进行分析，最终揭穿了“华南虎照片事件”的骗局，周正龙受到法律惩处，“虎照事件”的策划者和参与人纷纷落马，或开除公职，或接受党纪国法处理。
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案例中，人肉搜索对于贪污腐败的打击力量最令人称奇。一篇名为“北京来的高官”的帖子，披露了高官在深圳市南山区新梅园酒楼猥亵一名11岁女童，并与其父母发生纠纷的情节，引起了网民的广泛关注。网友们在网络上展开了“人肉搜索”，将该男子锁定为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此案经深圳警方调查后，公布结果称林嘉祥涉嫌猥亵罪不成立，属酒后行为失当，但终究林嘉祥还是被撤销了党内外职务。林嘉祥的狂傲虽然与喝酒有关，但这种狂傲绝非一日之功，它反映出的是对领导干部监督的缺位。试想，如果没有网民的群情激愤，没有人肉搜索的强大震慑，林嘉祥事件又会是怎样的结局？
2.道德敏感，“人肉搜索”激发网民热情“人肉搜索”原本只是一种方法，一种传播信息、获得知识的方法，“一人提问、八方回应，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声呼唤惊醒万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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