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松岭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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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为法学献春秋：许崇德传试读：
引子
1990年10月1日，许崇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观了杰弗逊纪念堂。跨出大门时，他口占七绝四句：“圆厅敞阔立金身，手执宪章瞿有神。我亦草书根本法，从来笔下不输人”。杰弗逊的塑像很高大，手执一卷，表明他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这位历史著名的政治家，几百年来备受美国人民的顶礼膜拜。但是今天，许崇德作为一名中国的法学家来到杰弗逊像前，却不甘低头示弱。许崇德脱口而出的小诗丝毫没有狂妄之意，只是显露了中华儿女自尊与自豪的胸怀。
诚然，许崇德并未有过英雄般的惊人之举，更没享过高官厚禄。但他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不辞辛劳地联系实际，著作等身，桃李成群，为法制建设和法学繁荣作出贡献，生活无疑是十分充实的。许崇德的传记镌刻着历史的痕迹，反映了许崇德及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曲折道路，也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学者的独特经历。
第一章 江南水乡的孩童岁月
1、湖光水色照映下的金泽古镇
许崇德1929年1月15日出生在一个名叫金泽的小镇上。金泽位于苏浙交界，南距浙江嘉善的西塘镇只有7华里。金泽原属江苏省青浦县管辖，1958年，青浦县由江苏省划归上海市，成为上海直辖市的组成部分。后来实行县改区，现在是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许崇德家乡金泽古镇
尽管如此，行政管辖体制的改变并没有影响金泽的自然面貌。它依然是湖光水色照映下的古镇。金泽镇内有始建于宋代的宝刹颐浩寺，还有那不同年代建造的形形色色的石桥，错落有致地分散交跨在多条河流之上。镇的周围环绕着众多的湖泊河渠。区域内著名的淀山湖，湖边建有大观园。那仿古的怡红院、潇湘馆重现红楼旧梦，是上海郊外的旅游胜地。金泽西临广阔浩瀚的分湖。这个分湖就是江南名士柳亚子先生于1949年呈毛泽东诗中所说“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的那个分湖。此湖距金泽镇中心不足20华里。总之，金泽是风光绚丽、钟灵毓秀、养育人才的好地方。
2、清寒而有文化气息的家庭
许崇德幼时，家境清寒。父亲许志和曾经在当时的京汉铁路局做过低级职员。许崇德出生6个月后，父亲就病死了。许崇德的母亲黄佩忍生长在吴江县黎里镇的一个书香门第，爹爹和大哥（许崇德的外祖父与大舅父）都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她大哥还是柳亚子的朋友。黄佩忍受家庭影响，从小酷爱读书，成天关起门来与书为伴。甘为法学献春秋许崇德传第一章江南水乡的孩童岁月黄佩忍嫁到金泽后，时运不济，几乎没有过欢乐的日子。许志和去世，留下寡妻养育襁褓中的许崇德，还有一个比许崇德大7岁的姐姐许崇道。孤儿寡母，一家三口，租住在下塘街陈修己家的三间平房里。为了支撑家庭开支，黄佩忍每天晚上辛勤地在油灯下做手工活，接受包工头发下的床单、台布等胚料，为资本家的出口产品挑花刺绣，按图加工，以此换取微薄的工资。白天，黄佩忍在镇里办了个女子私塾。当时，在镇里虽然已经有了被称作“洋学堂”的县立金泽小学，但许多家庭还比较守旧。他们对洋学堂男女混杂的现象不太放心，一般愿意把女孩子送到女子私塾里来读书明理，因此黄佩忍办学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支持和同情。而收取的少量学费对办学者维持生活来说，亦不无小补。遗憾的是这些事距今已八十多年，具体细节已难追忆。幸好故乡的媒体《青浦报》于2008年11月18日第4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师恩难忘”的短文，足以参考。该文的作者朱上林同志记录了他曾在女子私塾上过学的老妈妈的口述，称：黄佩忍恩师“人正直，学问好，最最了不起。……先生把个个女孩都当作自己的亲生，读书写字，教得十分认真严格。先生反对体罚学生，最大的处罚是留吃饭。黄先生与被罚学生一起，边吃边讲道理，学生在关爱和羞惭中很快认识和纠正了自己的不足。黄先生提倡妇女的自由解放，提倡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她是一个大爱无垠的良师。”这篇短文简要朴实，却验证了很有意义的历史遗事。童年许崇德
许崇德幼小时睿智的开发，得益于母亲黄佩忍的潜移默化。她经常背着儿子在房间里踱步，边走边朗诵挂在墙上的条幅：“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由于王勃名句所描绘的同金泽周边的风光有些类似，所以容易刻印进许崇德幼小的心扉，编织成梦幻般的憧憬。黄佩忍通常吟唱的另一首诗便是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反复地咏唱这首童谣式的古诗，作为启蒙教育，培养了许崇德人性之爱和懂得感恩的意识。许崇德长大后在生活中遇到那种见利忘义、不知感恩的社会现象时，往往会表露出强烈的鄙视和厌恶之情，后来在1982年宪法草拟过程中，他积极支持将“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写入宪法第49条，这些都同他在小时候受到的家庭熏陶不无关系。
许崇德小时候的兴趣以及他温和的性格的养成，也是同姐姐许崇道对弟弟的抚爱分不开的。许崇道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子，先是在县城念初级中学，后在上海市幼稚师范学习。她每逢放假回家小住，姐弟俩就如影随形，亲密得分离不开。姐姐特别喜爱文学，在上海读书期间结识了多位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无形中接受了他们的进步思想。她自己也偶尔在某些进步刊物上发表一些带有左倾色彩的作品。
每当许崇道休假回家，她爱好文艺之癖就快速地传染给了弟弟。许崇道随身带回家一大摞翻译过来的俄罗斯小说，她整日便躺在夹道的藤椅里津津有味地阅读，一有空闲时就把书中的故事讲给弟弟听，使许崇德十分入神。姐姐还教弟弟唱歌，当时，许崇德从姐姐那里学会了唱《大路歌》、《毕业歌》、《热血》、《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等。这些歌曲在偏僻的乡镇是不大有人会唱的，他字正音圆的童声受到了老师和邻里们的赞赏。
稍后，许崇道还教弟弟拉二胡、吹口琴。当然技艺不高，只是玩玩而已。但许崇德却十分投入，非常刻苦地练习。十多年后，许崇德拉得一手好二胡。他在大学期间，曾参与国乐团在上海广播电台演出国乐合奏的节目。同时，他还擅长弹奏吉他。1950年8月，许崇德在描述自己暑期生活的一首词中，有“风吹千页乱，指拨六弦和”之句，刻画出他凭窗弹琴的形象。在那琴弦上跳跃出来的音符里，许崇德看到了姐姐的容貌：“啊，姐姐，我是多么想念你呀！”
回忆上个世纪30年代，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组织了上海的知识青年分批进入革命根据地。其中就有姐姐许崇道。1938年春，许崇道抵达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培训一段时间后，便南下到新四军五师工作，任制图室指导员兼抗大第十分校教员。期间，她嫁给了一位名叫缪的战友。缪原籍贵州毕节，1927年参加革命，是贵州省中共组织的三个创始人之一。1942年，许崇道夫妇随部队转战在湖北孝感。许崇道在与日本侵略军的一次鏖战中不幸壮烈牺牲。生前许崇道曾产下一个婴儿，兵荒马乱之中寄养在一户农民家里。及至亲娘死去，部队大转移，婴儿生死便再也无从知晓。可怜忠魂一缕，到何处能寻觅她遗留的骨肉？
40年后，弟弟许崇德追思亡灵，曾给虚拟中的昔日的婴儿写了一首题为“示外甥”的律诗：“生于战乱未相逢，消息杳沉四十冬。欲剖舅心明母志，强思姊貌拟甥容。风侵旧袖啼痕淡，雨袭孤坟草色浓。幸若尔身能在世，耕勤勿忘觅遗踪。”此诗表达了许崇德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亲情。
许崇道生前著述的作品不少。但年深月久，大都散佚。1991年，许崇德辗转托人，好不容易在上海图书馆的特藏部找到了许崇道1937年发表在《女子月刊》上的三篇遗作。其中一篇是新诗，共50行（登载在第五卷第三期）;另两篇是短篇小说（分别登载在第五卷第五期和第六期）。许崇德把它们汇集拢来，加上其他的一些文学资料编辑成册，取名《涓水苔痕》。在扉页上清楚地写上“此书献给亲爱的姊姊崇道女士”。许崇德与金庸先生（左）《涓水苔痕》一书的编者署名“钟岱”（崇德的谐音），由查良镛（金庸）先生题写书名和作序，并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对许崇德来说，这是半个世纪之后奉献给姐姐许崇道的一瓣心香。而对金庸的侠义相助，许崇德非常感激。烈属证明书
当初，许崇道辞母别弟，奔赴延安，母亲的内心十分复杂。她一方面觉得依绕膝下多年的爱女从此离别，远走高飞，感情上实在难分难舍。但另一方面，她又是深明大义的女人，认为国难当头，让自己女儿投身抗日，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母亲黄佩忍虽然性格坚强，行事理智，但是每到半夜，许崇德经常发现母亲在被窝里哭泣。这种境况亦使许崇德悲怆不已。由于关山阻隔，统治区域不同，邮路不通，彼此长期处于隔绝的状态，因此愈加令人相思和不安。等到1949年全国解放，黄佩忍通过中央组织部，才知悉了上述的关于女儿的情况。人民政府颁发给了她烈属证明书。她始终在复杂的心态中度过余生，于1972年手持着烈属证与世长辞。
从前许崇德曾经生长其中的一个清寒但具有文化气息的家庭的变迁，现在已成为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了。
第二章 世乱年荒，艰苦求学
1、暂住上海租界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接着，“八•一三”日本侵略军大举攻打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抗日，无数英烈为国捐躯，但战争终于失利。上海失守后，日军长驱直入，于1937年12月占领当时的首都南京。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许崇德的家乡那美丽的古镇又岂能幸免？金泽历遭劫难，颐浩古寺被焚毁，主要街道成为瓦砾。许崇德母子与几家老乡一起，经常驾着木船在港湾深处转移，躲避日寇锋芒。这样的日子真不好受。
许崇德有一位小姑妈住在上海。姑夫是上海六马路一家小制革厂的技师。那个地方属于英租界，由于当时日本和英国还不是交战国，所以日本占领上海之后，士兵没有进入英租界。许崇德母子投奔此亲戚，在上海暂时安顿下来。许崇德在失学了一段时间后，进入了位于成都路的一家规模很小的大江中学读初一。虽然条件不好，但可以免受日本占领者的奴化教育。这是幸运。许崇德的学习成绩颇佳，尤其是语文，他的老师黄祖香评分时，每次都用红笔批甲等给他。
在大江中学读书时，许崇德结识了一名年岁比自己大得多的同学名叫邓开安。邓开安原籍广东，父母双亡，流落上海，靠一家亲戚收养。许崇德和邓开安还有其他两名同学交往密切，形成一个小圈子。他们老是避开其他人躲进一间存放体育器材的小屋内，议论天下大事。有一天，邓开安说，他正在等候一个朋友带他去江北参加游击队。果然，过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大家不见邓开安来校上学，估计他已经走了。从此，许崇德再也打探不到他的消息。但几十年来许崇德在心里一直怀念着这位爱国的热血青年。
2、迁苏州继续读书
上海生活费用高昂，难以久居。许崇德母子商量决定迁往苏州居住。苏州虽然不如上海那样有英租界、法租界赖以托庇，但那里有几家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可以就读，从而避免日本人管教。何况沪嘉一带日兵占领为时已久，那种烧杀淫掠的兽行已渐收敛，因此，去苏州继续读书还是可行的。
苏州毕竟不像上海那样喧嚣，许崇德母子在护龙街乐桥北的孝义坊3号院内租了两间破旧的小平房，把盛放衣物的木箱充当书桌，四角垫放几块砖以增加高度，许崇德坐在一个锈迹斑斑的泰康牌饼干桶上日夜苦读（后来房东借给些破旧家具才得以改善）。许崇德就读的振声中学虽然不受日本人管教，但每周有两节圣经课。星期天早晨还必须去教堂做礼拜，用英语唱“赞美诗”。这使得许崇德十分烦厌，所以后来便转到乐群中学。它虽然也是教会学校，但不要求学生读经做礼拜。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英国对日宣战。苏州的教会学校当然就不再是“世外桃源”了。
有一天，学校里闯来了几个汪伪政府的人，找学校负责人及几位主要的教职工谈话。之后，他们在院内贴了一张盖有红印章的“告示”，大意是：美英校产已由“政府”接管，乐群等学校停办，同苏州的其他几所教会学校合并，改名为“江苏省立联合中学”。告示宣布，“委派章志岳任联合中学校长”。章志岳看上去约30来岁，颇有仪表。传闻此人很有来头，他是汪伪政权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袁殊的外甥。学校的剧变对年轻的初中生来说，感情上无法接受。许崇德所在的初三班同学带头闹了个小小的风波，把门窗玻璃统统砸碎，校园一片狼藉。出人意料的是那个汉奸校长竟没有反应，也不抓人，又不处分学生，事情便不了了之。
1942年夏，许崇德联中毕业，考入省立苏州中学读高一。省中即“苏州草桥中学”，称得上是一所名校。校园宽敞，汪伪政府的教育厅就在后院办公。
苏州中学的中心位置有一座礼堂，礼堂的前边靠右角放着一架钢琴。钢琴不上锁，除了音乐老师外，平时没有什么人去动它。不过许崇德经常看见一个身材不高的男子光顾这儿。此人坐下来一动手，就响起非同凡响的琴声。他手指灵巧，技艺娴熟，弹奏出来的曲调远比昔日在教堂里唱诗时听惯了的琴声动人多了。后来，有同学告诉许崇德，那个偷空便来玩琴的人就是教育厅长袁殊。“呀，大汉奸！”许崇德从心眼里对此人十分厌恶，从此不再过来听袁殊的琴声了。而且岁月流逝，此情此景逐渐遗忘。
大约过了60年之后，许崇德在2005年10月偶然读到一份转载自《天津政法报》的材料，题目为《中共情报史上的“五重间谍”》，讲的竟是关于袁殊的历史：他1911年生，1929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而他的秘密身份则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袁殊1931年加入共产党后立即转入特科工作。1932年，他打入中统内部并结识了日本驻上海的副领事岩井英一，经党组织批准接受岩井按月付给他的“交际费”，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中共批准，袁殊又以青帮的身份由杜月笙推荐给戴笠，成了军统的情报人员。上海沦陷后，袁殊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秘密行动小组搞锄奸活动。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的秘密情报向遥远的延安送发。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日本外务省得知日军已确定南进的战略部署，于是火速向延安报告，使苏军解除了早先担心腹背受敌的顾虑，毅然调整部署，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开赴西线。袁殊完成的情报工作数不胜数。他总是不失时机地向党中央提供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布置和“清乡”行动;建立前往根据地的秘密通道，等等。袁殊曾亲自救出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并曾掩护我方人士如范长江、邹韬奋、潘汉年等进入根据地;还曾及时提供准确情报，使粟裕部队迅速跳出日伪联合作战的包围圈。
堪称孤胆英雄的袁殊在惊险的隐蔽工作过程中没有发生过意外，这当然要归功于他的机智与胆略。但无疑他的神经始终是紧绷的。试想一个出入虎穴、处在四周布满陷阱的环境里，时刻面对着生死考验的人，他能心平如镜、波澜不起吗？许崇德60年前在苏州中学礼堂看到的袁殊弹琴的情景，看来绝不是平常的休闲作乐。且看那万马奔腾似的跳动着的键盘，且听那山崩海啸般的琴声，不正是袁殊内心包藏着的闷郁、警惕和愤懑情绪的发泄吗？许崇德原先不知真情，60年来一直以为袁殊乃大汉奸，因而厌恶他。现在真相大白，实在是看错了他。像袁殊那样忠诚为党工作，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把生命置之度外，这种品德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呀！
3、越过封锁线
在省立苏州中学读书，还算是一个宁静的地方。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关系比较友好。但许崇德心里总是为自己生活在敌占区当亡国奴而苦恼，想象着能脱离沦陷区到内地去寻找自由。有一天许崇德遇到一位姓丁的老同学，告诉他内地与敌占区存在很多秘密的或者半公开的通道，若真是想去内地的话，也并不困难，但要有熟人指引。丁同学又告诉许崇德，现在正巧他的堂叔叔要从那边过来，明天就可以介绍与他接头。
事情办得非常顺利。这位内地来的丁叔叔热情地向许崇德讲述了不少情况，并建议许崇德只要进入内地上了学，就算目的已经达到，此去不必走得太远，如果一个中学生孤零零地想到重庆昆明等大后方去，那肯定不现实。他认为还是去皖南屯溪为妥。当时年轻的许崇德思想单纯，他只求脱离日占区，至于大后方还是小后方，他根本分不清楚，至于蒋管区与革命根据地有什么本质差别，则更是毫无所知。他觉得丁同学的叔叔说得很有道理，就痛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拿了他书写的三封介绍信转身回家去告别慈母了。
母亲黄佩忍4年以前送别了亲生女儿，而今又要告别相依为命十多年的儿子，内心的痛苦是无以言喻的。但她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许崇德的志向。母亲黄佩忍陪着儿子赶路，舟楫劳顿，把儿子一直送到太湖西岸。她把身上的钱除了家用外全部给了儿子，叮嘱许崇德好好过日子。然后，黄佩忍回到苏州收拾什物，返回金泽老家去了。
根据苏州老丁叔叔的指点，许崇德先奔宜兴，再找到宜兴郊外叫做丁蜀山的地方。那边有位乡村教师陆德生，他就是这一带的交通员，来往内地与敌占区之间的过客都找他接送。陆德生看了丁叔叔为许崇德写的介绍信之后，就提供了一碗地瓜饭，安排就寝，说明日一早就要出发过封锁线。第二天早晨，陆德生带领许崇德还有另外几个过客出发了。
所谓封锁线，其实只是群山中一块杳无人烟的宽阔地带，走路需要三个多小时。封锁线两边并没看到有任何一方的士兵看管。可能由于交通员熟知路况，懂得避开哨所，封锁线很容易就通过了。再往前走一阵，就到达了当时的重镇张渚。张渚方圆很窄，但却人头嘈杂，热闹非凡。这是因为那里是沟通两地的要道，所以什么人都聚集在此。国民党在张渚有一个小小的地方政府，但管理效能特别低下。政府办了一个招待所，许崇德等一批人就在这里暂时落脚。由于需要为继续行进张罗运载工具（主要是毛驴），所以大家必须等待几天。
许崇德住的是招待所的一间大屋，有十多个床位，住客流动性很大，互相也都不熟悉。过了两天，许崇德忽然发现自己带来的钱钞放在枕头底下，却被人偷走了。这不啻晴天霹雳，打击实在太大。招待所里的同伴们都替他焦急，有的帮他到处寻觅，却毫无所获，有的找当地政府要求捉拿窃贼，亦终无结果。那时，有一位同住招待所的贵妇人模样的上海女士突然站出来对许崇德说：“不要怕，你不是要去屯溪吗？我们是去昆明的，会路过屯溪。我们把你带到屯溪就是了。你一路上吃饭住店我全包了。你到了屯溪之后，再自己想办法吧。”这位女士助人于危难之中，非常难得。她的名字叫韩淑英，真是一位好心肠的人。
不几天，许崇德跟随韩淑英等人出发了。她有4个同伴，除一个女孩外，其他都是男性。韩淑英自己坐轿，余者全都步行。加上轿夫和几个赶驴的伕子，阵容亦算不小。队伍日行20—50华里不等，走的是原先能开汽车的土马路。但因军事防御的需要，整个道路全已毁坏，被挖满了大坑或者深沟，所以行走不方便。在路上经常遇见三三两两的国民党士兵，走步很不整齐。这里属顾祝同任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顾祝同威望不高，因为他在对日作战中从来没有打过胜仗。他的部下就像许崇德一路上看到的，一个个戎衣破烂，面呈菜色，两条腿细得像棍棍拖着双烂草鞋。听说国民党军官克扣军粮，贪污腐化;军营内赌钱、吸毒流行。许崇德心想，这样的队伍怎能赴前线抗日呀，因而不由得萌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但另一方面，许崇德看到周围层峦叠翠，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盛开（当地叫映山红）的宜人景色，还偶见锦羽雉鸡从花丛中掠过，听到树林里传来的鹧鸪的鸣叫声……这样美丽的环境是生长在江南水乡的人未曾遇到过的。于是又想：这样可爱的国土怎能任由日军践踏呀！就这样，在失望与希望交替中，许崇德风尘仆仆，途经安徽的广德、甲路、宣城、重山关、歙县等大大小小的城镇，终于到达了屯溪（现称黄山市）。
4、皖南山区流浪
抵达屯溪后，许崇德告别了韩淑英等人，按照丁先生在苏州的嘱咐，找到青年学生招致站。可巧在招致站的大门口，许崇德遇到一个脸熟的大龄青年。仔细一看，认出他是苏州振声中学教过许崇德生物课的小朱老师。他乡遇故人，真是喜出望外。小朱老师说，为了反抗日伪统治，他全家搬到内地来了。他父亲原是苏州东吴大学的教授，现在临时在这个青年学生招致站工作。两人边说着，边往里走。小朱老师为他向父亲引见，简要地介绍了许崇德的情况。过了些时，招致站的负责人回复说：“我们这里是上海学生招致站，来此报到的学生一次资助60元。你是苏州的学生，不在本站所管的范围之内。考虑到你情况特殊，就破例资助你30元吧！”许崇德感激不已，点头收受了。
依靠招致站的帮助，许崇德进入了离市区不甚远的梅林中学念书。那是一家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才由当地法院的王院长创办起来的。由于王校长为人尖刻，所以大伙儿管他叫王老虎。梅林中学的校舍颇为简陋。男生宿舍是一个大屋，好几十人挤在里面，双层的木床摆得满满当当。这里卫生条件恶劣，人一走进宿舍，腿上就爬满跳蚤，令人奇痒难忍。有一次大家正在睡觉，忽然一条赤链蛇从房梁上跌下，落在许崇德左侧的床铺上，床上的那位本地同学毫不惊慌，一挥手就把那蛇从窗户里扔了出去。据说这是此地的平常事。
学校的伙食尤为差劲，吃的是粗糙的红米饭，饭里掺杂了大量稗子，吃下去不易消化。8人一桌站着吃桌面上的一盆菜。那是用晒干了的萝卜切成的“干丝”，大家必须动作迅速，否则将会一根也捞不到。学生白天上课，晚上每人领一盏油灯和一根灯芯，像鬼火似的照着自习。后来天热了放暑假了，学校就不供给吃的了。幸亏有一位教数学的冯老师邀许崇德到他家里去吃了一个月的饭。老师家的饭对许崇德来说，是免费的高级享受。
第二学期，许崇德告别冯老师，转到了黟县复旦中学。与许崇德一起转去的还有两个梅林中学的同学，一位是来自江苏武进的戎元培，另一位是来自无锡的赵祖瀛。不久后，戎元培因生活不习惯，很快就离开复旦中学返回老家去了。而赵祖瀛暂时还坚持着。黟县离屯溪大约60华里，是一个十分封闭的小县城。复旦中学就坐落在黟县城外一个小山坡上，校长名叫谢小鲁。那个中学与上海的或者重庆的复旦大学毫无关系，只是有几个复旦的大学生于上海沦陷后跑到内地来创办了这所取名“复旦”的中学。复旦中学的校址还算宏大，本来是当地一个显贵的大家族的祠堂。它与梅林中学相比，显得宽敞多了。但是论卫生条件以及伙食质量，则大体相同甚至更差。
时值秋季，疾病流行，许崇德不幸患上疟疾。这种病带有间歇性，病发时冷得浑身发抖，必须上床睡下，病不发时仍可以来回走动，上教室听课或从事其他活动。后来由于饭食不好，许崇德又闹起肚子来了。一天拉好几次，连晚上也必须起来。有一天半夜，许崇德被肚子痛醒，急忙下床。那个学校是没有厕所的，拉屎撒尿只要找个墙角、篱下或者大树底下即可。许崇德在墙边刚一蹲下，立刻有两条毛茸茸的、眼睛射出蓝色荧光的野狗冲了过来，它俩摆开架势争抢那刚落地的新鲜粪便。唉，这里连狗也饿慌了。
看到许崇德的病情，学校把他送进了城里的县立医院。这个医院很简陋，只有一位医师和两名护士。求医的人也不多。医院是原来一座大庙改造的，从前的神像、神坛都已清除得无影无踪。现在的医院前前后后有三个厅。门口是前厅，是挂号及候诊的地方。中厅最重要，亦最宽大。院方将这中厅划分为左、中、右三部分：正中是医生看病的诊室，左边是药房，而右边则用布幔隔成三小间，每间放一张木板床，是收留病人住院的病房。因为没有别的病人住院，所以医师护士下班回家后，整个医院就只剩下许崇德独自一人了。
许崇德探头往里，想知道那后厅的情景。这一看不要紧，看了使他吃了一惊。原来那后厅破旧不堪，无人居住，是专用来供本地居民停放尸体的地方。那棺材密密麻麻塞满了一屋子。尤其是那后墙根前，棺材像叠罗汉那样，摞得高高的快要顶住屋梁了。许崇德心想：“哈哈，今晚我要和这群鬼魂在一起过夜了。”
许崇德满不在乎，不点灯便睡熟了。本来医院寂静无声，但许崇德总是听到布幔外好像有人在厅里走动，甚至有板凳移动的声音打扰他的清梦。这深夜里的响声难免让病弱的许崇德觉得有些恐怖。他判断这是野猫、野狗或者是老鼠在捣乱，不足为奇，于是心安理得又入睡了。
但出人意料的，真有奇事出现。当许崇德睡到天快亮，起来小便的时候，竟恍惚中看到后院的棺材板上坐着一个女人。这倒确实使许崇德胆战心惊。后来打听明白，那口棺材是新近死的一个男人，在半个月之前存放到这里来的。他生前对妻子特别恩爱。丈夫死后妻子痛不欲生，每到半夜，她经常会摸黑来这里，陪着丈夫的尸骨坐到天明。“天下之大，难得有如此痴情的女人！”许崇德大为感叹。
5、富春江月不照人圆
现实中不断遇到的挫折使许崇德思考下一步怎样走的问题。本来许崇德为强烈的爱国心驱动，满腔热情地到内地来寻找自由和求得知识的，可是从踏上蒋管区的土地，从张渚到黟县，许崇德的所见所闻以及自身的遭遇，使他越来越灰心失望。如果勉强在这里继续苦熬，许崇德意识到前途茫茫，很可能最终客死他乡，毫无所获。与其如此，不如“归去来兮”回老家去陪伴孤独的母亲为是。
许崇德主意已决，出院回校找到同学赵祖瀛。他知道过几天赵祖瀛就要回老家无锡了，拜托赵带封书信回去，再请他将信从无锡邮寄到许崇德的老家金泽。许崇德在信中向母亲诉说三点：第一，儿决定回家，但要领一张“良民证”送来，因无证不能在沦陷区行走;第二，请母亲经杭州到富阳的大源镇相见;第三，见面的日子是12月20日。
赵祖瀛走后，许崇德计算时间，按期步行经渔亭到屯溪大桥的新安江码头，坐上开赴桐庐富阳的木头航班船。一路上出新安江，进富春江，顺流而下。虽然顺风顺水，但冬天是枯水季节，舟行很慢，坐在舱内可以清晰地听到木船底部和江中卵石的摩擦声。有些河段甚至船身搁浅，需要船夫下水肩扛手推方能走动。有的时候索性停船等候江水涨潮再走。这样一波三折，与母亲约定见面的时辰就受了影响。及至许崇德抵达目的地已经是12月27日，晚到了7天。那一头，母亲黄佩忍在收到赵祖瀛转来的书信后，立刻到乡政府领“良民证”。由于都是本地老乡，所以办证非常顺利，不几日就领到了。母亲计算日期，虽然为时尚早，但她望儿心切，实在等不及，迫不及待地提前出发了。她是17日抵达大源镇的。双方差了10天，终于母亲因旅费花光，不能久待无奈地回家去了。
许崇德下船登岸，不见母亲人影。他看到大路口有个长亭，走近一瞧，但见长亭内外的墙上和柱子上，写满了母亲用毛笔蘸上黑墨写的大字，表达了她望儿心切的心情。看来这些字不是一口气写就，而是今天等不来，她就留下一行字;明天见不到儿子，又留下一行字。在墙角里写的看起来像是最后的留言：每天在此等候，望眼欲穿仍看不到儿影。现在她身上的盘缠已用尽，不得已只好独自回家了。最后她嘱咐许崇德先到建德表兄家暂住，待过两个月后，再来接儿回乡。
这时，长亭里坐着两个人，一个应是附近的居民，另一个像是过路的商人。居民说：“那是一个半老的妇女写的字，这个妇女真可怜，她是外省来的，天天在这里等候儿子。可是等呀等呀最终也没有见着面就回去了。”那商人说：“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她那儿子不知今在何处？”接着又喃喃地说：“这妇女的字写得不差，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学生。”
许崇德听了他俩的谈话，转过身去，潸然泪下。接着，他毫不犹豫地回到船上，决定逆流而上，到建德找表兄去。当时一轮明月升起，远山近树一片青苍。许崇德站在船头仰天长叹：“富春江月啊，不照人圆！”
6、嘉兴中学毕业
许崇德在建德住了两月，随母回到金泽老家。经过母亲的精心调理，健康日益好转。1944年秋，经同乡陈驾苍老师的帮助，许崇德进入邻镇章练塘的私立颜安中学学习。1945年冬，许崇德又与颜安的钱永年、陆家骐等多位同学转入嘉兴中学读高三。苏、嘉、杭历来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就中学而言，杭高是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而嘉兴中学则是第二中学。嘉中的师资力量很强，许崇德印象最深的是语文老师盛亮夫先生。他是清朝的举人、江浙名士。给许崇德授课的时候他已是鹤发童颜、胡须飘逸。他一登讲台，就有一种诗仙般的魅力。
许崇德对古诗词有浓厚的兴趣。有一次语文作业，许崇德交了两首“七律”，自以为写得很精彩，而且费力不小。岂料遭到盛亮夫老师毫不留情的否定。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许崇德诗作的三大毛病：一曰平仄不调;二曰对仗不工;三曰韵脚错乱。经此一击，许崇德清醒地意识到，想要入门必须先掌握诗词的格律。否则犹如缘木求鱼，是得不到收获的。许崇德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终于有了长进。后来，许崇德于1993年5月在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许崇德诗草》一册，1997年又在香港编成《香草诗词》三卷。《香草诗词》汇编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们的诗词作品，由安子介、钱其琛、查济民作序，刊印有时任国家领导人给本书的题字，虽属非卖品，不公开发行，但在一定范围内，影响还是很大。这些成果的取得，都应归功于嘉兴中学时代盛亮夫老先生给予许崇德的诗词启蒙。
第三章 踏上法学的长征路
1、跨进高等学府的大门
1946年夏，许崇德高中毕业。由于这些年南来北往，苦头吃了不少，而学问却无长进。加之二战结束、日本投降之后，正是各地青年报考大学的高潮。相对来说许崇德竞争力低下，屡试不第，考不取任何一家名校。他只好失学一年，在家苦读以便再战。许崇德经过努力，终于1947年秋被上海复旦大学录取，成为法律系的学生。许崇德被复旦大学录取
当年报考大学的时候，有个专业选择的问题。许崇德天资并非全能，他在各门课程中素来和数理化无缘，而文科则不然。许崇德不仅喜爱文科，而且学习成绩优异。所以不读理科而报考文科是必然的。但许崇德又为什么选择法律系呢？其导因主要是由于在二战结束之后，他经常关心报章杂志关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动态的报道。特别是看到中国的梅汝璈大法官，代表几亿中华儿女和数千万死难同胞，据理力争，以其无懈可击的雄辩说服其他持不同意见的外国籍法官，作出了判处七名日本首要战犯以绞刑的决定时，许崇德激动得拍案而起，为梅汝璈大法官替国增光、为民雪恨的行动欢呼。同时他也认识到了法律的威力，觉得运用法律这个锐利武器可以惩罚敌人，令罪行累累的战犯付出代价。正是八年抗战的亲身经历，使许崇德甘愿献身法学，当好掌握法律武器的新兵。
2、最受尊敬的两位师长
当时，复旦大学法学院设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等系。法律系师资力量很强，但人数不多，共有12位教授、1位讲师和1位助教。在授课的教授当中，最受敬爱的也是给予许崇德影响最大的是潘震亚和张志让。
潘震亚原籍江西，在上海是著名的律师。他为人正直，在许崇德眼中，他是一位快人快语、直言不讳的长者。他反蒋亲共的政治态度在日常生活里从来不加掩饰。潘震亚开的民法总则是一门基础课，听者大都是新生。许崇德作为刚跨进大学门槛的一年级学生，首先听的就是这门课程。第一堂课还未切入民法的正题时，潘震亚就冲着学生们大声说：“你们来学法律很有用武之地，将来当了司法官就有权发令传吴国桢到庭，问这位市长为什么把上海管得这样糟糕，民不聊生？要吴国桢承担法律责任。”一众学生虽然觉得老师说的难以实现，但听了之后，还是挺受鼓励，且很解气。
那时，许崇德经常跟随老同学一起上街，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而潘震亚老师也主动不进教室，以间接的“罢教”方式支持学生运动。潘震亚虽然须发花白，但看上去依然精神抖擞，不失为一名民主斗士。
许崇德在潘老师的家里，常遇到一批知名的民主人士在他那里高谈阔论。其中有谭平山、王造时、张定夫等人。新中国成立后，潘震亚老师去了北京，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监察部副部长，第一届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委员。后来调回南方，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许崇德最敬爱的另一位老师是张志让先生。张志让原籍江苏武进，1921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归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参事、大理院推事等职，并在数家大学任教。1935年，驻上海的日本兵中山秀雄被人杀死，日本乘机进入租界。在日兵的威胁下，租界当局急于“破案”，诬告叶某，刑讯逼供，判其死刑。时任复旦法律系主任的张志让，激于法律人的正义感，挺身而出为叶某辩护，将寃案破绽一一指出。上海各大报纸用两个版面刊载其辩护词，轰动了全国。迫于舆论，最高当局终于撤销了上海法院的死刑判决。
张志让拥共反蒋的政治立场十分鲜明。他曾带头协同复旦诸多教授罢教罢课，支持学生运动。许崇德选读宪法课的时候，是张先生1948年离开上海赴解放区之前担任讲授的最后一学期课，可以说是“末班车”了。他讲授宪法所使用的是全校最大的课堂，每当张志让先生登台讲学，总是座无虚席，大教室被挤得满满的。张先生讲的内容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对当时出笼不久的蒋介石一手炮制的中华民国宪法的剖析和批判。也正因为这样，张先生的讲学经常遭到混迹在校内的国民党分子的捣乱。事实是，他们越捣乱，这门课程就越红火，招引了更多的同学前来听课。
张志让于1949年出席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是“三大宪章”的重要起草者之一。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进入审判机关，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沈钧儒，副院长是张志让、吴溉之二人）。1951年后，许崇德定居北京，仍经常登松树胡同张先生住所之门，执弟子礼并继续就教。
3、学俄语先要练鼓舌
许崇德在大学一年级必修英文课，到二年级学第二外语时，他就选读俄语。许崇德俄语的启蒙老师王平（后改名为黄有恒），据说原先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出席过共产国际的重要会议。后来因故脱党，在上海以教书为生。
俄语课是二十来人的小课堂，但王老师授课非常认真负责。他说，俄语中有很多卷舌音要学会。他要求每个学生准备好一个水杯，经常含水练习“打舌头”。俄语的文法变化多端，比较难学，王老师教得非常耐心。有一次他对同学们说，我教俄文文法是能胜任的，但诵读课本则欠佳。明天我为你们介绍一位女士来，她会教你们如何朗读。翌日，王平果然请来了一位名叫柯莎科娃的俄罗斯女士。她年轻时在沙皇的宫廷里演唱歌剧，十月革命后流落到上海来了。她的声调与发音果然准确、优美。因而更大地激发起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
在复旦大学，许崇德的俄语算是刚刚入了门。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许崇德又接受教俄文的苏联专家叶戈洛娃的指导，水平才有了提高。
后来科研活动的事实表明，当年学习俄文打下的基础，还是有用的。2007年1月19日，许崇德写信给中共中央编译局韦建桦局长，就列宁全集的中译本提出了两条商榷意见：（一）中文译本第17卷，1988年第2版第321页把Сущностьконституции翻译成“宪制的实质”，殊为不妥。应改为“宪法的实质”，才符合列宁的原意。（二）建议把列宁说的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ныеучреждеиня翻译成“代议机关”，而不要译为“代表机关”。同样，在《国家与革命》第三章第三节里，列宁说“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ныхучреждений与选举制，而在于把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ныхучреждений从清谈馆变为工作机关”，这里也不要译成“代表机关”，而译为“代议机关”较妥。因为在传统上我们从来不把资产阶级议会看做代表人民的机关，而只是替老百姓在议会里清谈而已，直到世界上有了无产阶级政权，我们才把自己的“议会”叫做代表机关，以区别于资产阶级代议机关。而列宁在1909年写此文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代议机关”，还不存在无产阶级民主的代表机关。所以翻译列宁这句话还是译成“代议机关”为宜。
编译局答复，接受许崇德的第一条意见。至于第二条，因为局内专家认识不一致，尚须研究。
这件事使许崇德认识到，过去在学校里常以为学外语所花的工夫与它的应用价值不成比例。其实学习和应用只要结合得好，在人的一生中总会有机会把自己掌握的外语为社会作贡献的。
4、司法审判的第一次实践
1950年秋，许崇德被派遣至上海市司法部门协助清理积案。当时抽调的都是上海各高校法律系的学生，彼此互不相识。报到之后，集中经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短期培训，便各自进入工作岗位。许崇德被分配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办理反革命案件。由于这里都是重大要案，被告大都是罪恶深重的军统特务分子。所以坐堂主审的是资深的审判员，而许崇德则充当书记员的角色，具体任务是整理卷宗，开庭时用毛笔做记录，偶尔还替审判庭草拟判决书，等等。通过这一系列具体操作，使许崇德初步懂得了关于法院的一些工作程序和规范要求。通过实践，反过来再思考在课堂里学到的书本知识，两相对照，使许崇德尝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甜头。
一个多月后，许崇德又被调派到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工作。这里处理的是经济诈骗案件，数量特别多，但内容不复杂。起诉的原告主要是一些小商小贩、做小买卖的劳动者。他们把鸡鸭鱼肉向饮食行业的企业主供货。老板不付现钱而开空头支票给他们。他们到银行支不到钱就纷纷来法院起诉。这种案件的判决并不复杂，按照当时的规定，处被告以一定数额的罚款或15天拘役就可以了结。由于是简易审判，所以比较资深的法官不出庭，都交由许崇德那样的大学生独任审判。除了法警在场维持秩序外，既不配备书记员，也没有其他人员协助。许崇德既要坐堂问案，又要当场作记录并发给简单的判决书。这些判决书的落款按法院规矩，写的都是审判员吴纶、助理审判员潘承瓒，而不能用实际办理者许崇德的名字。
许崇德隔壁也是一间简易法庭，审理的也是同类型的案件，工作方式基本相同。而该庭独当一面的是从上海东吴法学院借调来的一名女学生，名叫成杰。她虽比许崇德低一个年级，但却办事果断，作风泼辣。她的工作进度明显快过别人。过了几天，许崇德主动和成杰商量，建议两庭合并，分工合作，轮流着一人动嘴，另一人动笔，以提高效率。他俩试着这样做后，效率倍增，结案的数字果然较快上升。由于工作上配合默契，两人的感情也随之密切。法院内部流传着许崇德与成杰谈恋爱的美言。但事实证明，它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半篇罗曼史诗而已。
5、服从组织分配，两件幸事光临
1951年春末，许崇德离开法院返回复旦大学，加紧努力，准备应付毕业考试。他最终拿到了复旦大学的毕业文凭。
在此以前，大学毕业必须自找门路，自谋职业。但从许崇德毕业的那一年起，国家的人事制度起了很大变化，大学生毕业后改为一律由国家统一分配。为了做好这样的开创性的工作，上海市委把全市所有的本届高校毕业生集中在沪西徐汇中学办学习班。这是个封闭式的学习班，宗旨是打通思想，增强大学毕业生的组织性、纪律性，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分配，自觉自愿地走上工作岗位。这个措施对于向来缺乏人脉的许崇德来说，自然不是坏事。但国家分配将会把自己分到哪里？未来的岗位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工作？这些都心中无底，只好碰运气了。
许崇德自1951年7月进班学习，始终态度端正，学习认真，能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直到9月初学习班结业，许崇德的政治觉悟已有显著提高，因此对于服从组织分配的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了。学习班结束的那一天，来了好多位平时不大见到的似乎是领导同志模样的人。他们的任务是向全体学员宣布“上海市大学毕业生工作分配方案”，然后代表接收大学生去工作的部门分头向学员介绍有关部门的基本情况。
学习班的大学生对于这一次公布的分配方案普遍乐于接受。拿复旦大学来说，与许崇德同届毕业的大学生绝大多数留沪工作。上海这个大都市本来是个吸引人才的地方，加之上海学生一般不愿离开乡土，渴望在本地服务，所以分配方案备受欢迎。至于许崇德与几名极少数的学生则被分配到北京，进入新中国创立的第一所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做研究生，当未来红色教授的后备军。在许崇德心目中，北京是历史名城、文化古都。这里不仅有宏伟的宫殿、秀丽的园林和众多的名胜古迹及历史文物，更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名城。中国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曾发生在这里因而享誉全球。而今许崇德能被分配到心慕已久的北京，岂不是出人意料的幸事！
俗话说“福无双至”，许崇德偏偏来了个“福有双至”。许崇德抵达北京到人民大学报到时，学校立即分配他搞宪法专业，进入国家法教研室当研究生。那个年代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不需要像后来实施的那样，必须通过激烈的竞争和严格的考试方可，至于意欲从事哪门专业，亦不征求本人意见，考虑本人志愿，而是一切由组织决定，本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分配。巧就巧在人民大学分配的专业正中许崇德下怀。许崇德在复旦大学期间，受张志让先生影响，最喜爱的就是宪法课。现在人民大学分配专业，无意中刚巧投其所好，这对许崇德来说，岂不是又一件出人意料的幸事吗？
两件幸事光临，决定了许崇德的前途以及他事业的未来发展。当然，人不能全靠福星吃饭。事实表明，许崇德的征程还是坎坷不平的。如果不作艰苦努力，任何人都将一事无成！
第四章 马列主义法学战线的新兵
1、苏式教育体制和苏联专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号召全国向苏联学习。这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就法学来看，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当时的情况是旧法已被废除，而新法尚待确立，形势决定了向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法学成了当务之急。我国在新法学的人才培育方面，采取了走出去和请进来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所谓走出去就是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像王叔文、王家福、吴大英、吴建璠、江平、魏敏、肖蔚云等就是留苏归来的法学家;所谓请进来就是由苏共派专家来中国人民大学上课。两种办法相比，无论从耗资的数量或者受益者人数的多寡来说，请进来当然要比走出去的办法收效更大。综观法学界众所熟悉的学者有孙国华、高铭暄、马克昌、何华辉、叶孝信、黎国智、齐乃宽、王作富，而张光博、张晋藩、许崇德等更多的人，都是在国内作为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当时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学制是两年，第一年的课程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哲学和中共党史等公共理论课。除中共党史由何干之、胡华执教外，其他都由苏联专家上大课。第二年的课程则是分开教研室，由各门专业课的苏联专家负责讲授。无论是公共理论课还是专业课，全部照搬莫斯科大学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研室”由苏联的教研组传来，对中国人来说是新事物。在苏联，教研组不是行政机构，而是相同专业的教师所组成的学术组织，由学科带头人担任组长，从事备课、讨论教案及解决学科中存在的疑难问题等。然而苏联的体制传到中国来之后，发生了变化。首先在名称上，由苏联的教研组改成了教研室，组长改成了室主任并授予行政级别;其次，该组织的性质和职能也起了变化，与其说它是学术组织，还不如称之谓“基层行政机构”更贴切。
甘为法学献春秋许崇德传第四章马列主义法学战线的新兵许崇德所在的教研室的名称叫做国家法教研室。这“国家法”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其实在苏联以及欧洲的一些大陆法国家，传统上历来把研究宪法的学科称为国家法。所以，它们的国家法相当于我国的宪法或者宪法学。只是因为当时由苏联人来帮助中国办学，所以连名词也都苏化了。但这些名词方面、形式方面的不协调，丝毫也无损于师生同苏联专家之间的友好感情。
当时人民大学的教学分两个层次：一个是本科生教学，一个是研究生教学。各个教研室的组成人员除了教学行政人员以外，大都是本校编制的中国籍教员。而本专业的研究生也属教研室的组成人员。苏联专家不教本科学生，只在教研室培养研究生。在苏联专家讲课的时候，中国籍的本校教员亦一起听课。他们今天听了苏联专家的课，明天就给本科生照本宣科。而苏联专家则不直接面对本科学生，不承担培养本科生的任务。
苏联专家为人谦和，工作负责，热诚敬业，以无私无怨的表现赢得了普遍的爱戴。遗憾的是时不多久，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一个早晨全部无声无息地回国去了。留下的是永不磨灭的记忆与无尽的远念。
2004年秋，时间已过了51年，许崇德随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中国资深专家访问团”来到了莫斯科大学（简称“莫大”）座谈。俄方出面接待的是莫大的两位副校长和一位教务长。他们的年龄看上去40出点头。在座谈会上，许崇德发言介绍了1950—1953年苏联专家帮助中国人民大学办学的简况，并深表谢意。许崇德提供了当年来华工作的几位苏联专家的名字，希望了解到他们的近况，若有可能的话，希望协助见见面，致以问候。希望他们喜见昔日栽培的幼苗今已茁壮成长而感到安慰。
莫大的主人经过一番交头接耳后，由一位副校长颇有礼貌地回答说：莫斯科大学没有中方所提名的专家，在别的地方也没有听说过他们。对于中方讲述的上世纪50年代初派人去北京帮助办学的事情，他们一无所知。他们感谢中国代表团提供了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讯息，使他们增长了知识……
主人的一席话完全出乎许崇德意料。许崇德此次登门正是为了寻访昔日的导师而来，可是愿望竟完全落空。看来相隔年头太久，中国人重视的历史一页俄国人却不当一回事竟被淡忘了。而且莫大的现领导年龄看来都不大，50年代初也许还没有出生呢，要求他们熟知生前之事，这未免脱离实际。
许崇德失望地返回中国大使馆。他站在楼道的窗户前久久地远望那莫大的屋尖，轻轻地叹息：“唉！列宁山的红星高又亮，涅瓦河的流水清又长，世事多变啊迷茫。只有当年导师的形象，还留在我心中。”
2、研究生学习过程中的两座路障
如前所述，许崇德已感悟到：“人不能全靠福星吃饭。”他展望自己的“征程还是坎坷不平的。如果不作艰苦努力，任何人都将一事无成！”
事实的确真是如此，许崇德在研究生学习过程中，至少遇到并跨越了两座路障。一座路障是学习方面的。当时人民大学对研究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指定的必读书，摞起来比人还高。其中大多是马列原著。不仅量大，而且难啃。比如说《资本论》，那是马克思用深奥的笔墨写成的科学巨著，由郭大力、王亚南等4位名家译成的中文本，佶屈聱牙，非常难读。又例如被指定为必读书的两大本《列宁文选》，是当时唯一的列宁著作的中文本。那是当年为了提供给延安干部学习之需而由李立三在苏俄东方大学读书时组织翻译的。一因当时译者水平局限，二因译者刻意尊重列宁原稿，所以其难读的程度不亚于《资本论》。面对这样的困难，许崇德日以继夜埋头读书，连礼拜天都从不休息。正是由于苦读苦思，才使许崇德逐步读懂马列原著，跨越了学习障碍，初步打下了马列主义法学的基础。
刻苦攻关读懂马列书，这只是在不平坦的征程中，克服的第一个路障。
许崇德入学后约半年不到的时间，因国家需要，人大法律系决定调出若干研究生前去支援，到冀北和内蒙的基层人民政府当办事员。抽调的十来个研究生中，许崇德当然也包括在内。
这对毫无思想准备的许崇德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回想自己生逢乱世，为求学历尽艰辛，今日刚见一线曙光，却偏遭此意外转折。无奈之下，许崇德找到主管领导杨化南主任陈情，恳切地表示自己有志于钻研学术，希望能给予机会留下来继续深造。另外，许崇德有一位同窗何华辉，他是湖南人，性格十分仗义。何华辉挺身而出，以知情同学的名义向法律系的领导人证明：许崇德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不宜把他调出。他又补充说：“许崇德是烈士子弟，如此对待，有失公允，不合情理！”经过一番周折，许崇德的名字终于从调出的名单上删除，得以留校继续学习。这第二个路障也就清除了。
3、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2年秋末，中共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下发了《宣传大纲》。许崇德被临时抽调离校参加河北省委组织的工作组，深入农村，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去北方的农村对许崇德来说，还是平生第一回。但他认识到党的这条总路线是我们国家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指路明灯，很有必要在具体实践中学习领会;其次，工农联盟是国家的基础，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第三，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的富裕决定着国力的增强;第四，许崇德自己的专业是中国宪法，党的总路线对宪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总之，作为一名马列主义法学战线的新兵，这一课非上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许崇德极其重视这次活动。
许崇德先参加了河北“省县乡三级干部会议”，了解总体部署、任务和进度。然后被编入驻保定郊区梁庄乡的工作组。梁庄乡辖有十多个大小不等的自然村。许崇德被分配到前辛庄独当一面。前辛庄是一个村民不足百户的小村，结构简单，没有地主、富农或者其他反动分子，而且民风纯朴，当地的村干部力量亦较强，工作组总部的领导人觉得派许崇德单独一人进村也就可以了。许崇德被明确告知的任务主要有两条：一是宣讲总路线，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二是动员农民卖余粮给国家，同时向许崇德交代了全村售粮必须完成的具体数字指标。这两项任务不能算繁重，但许崇德初出茅庐，心中无底，只好依靠村民群众，摸着石头过河了。
前辛庄是个人口不多的穷村，市里的干部过去偶尔来转一转，却从未深入下来工作过。这回听说工作组要派一个人来扎根，村民们都情不自禁地欢腾起来。大家还听说派来的是北京城里的大学生，更加喜出望外，兴高采烈。他们给许崇德安置了一大间空房，还设法烧了热炕，这些都使许崇德深深感动。
许崇德为了很好地完成宣讲任务，自己先学习领会总路线的精神实质。他还预先从学校带来了列宁的《论粮食税》、《论合作社》、《新经济政策的含义》以及苏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等方面的单行小册子，使自己进一步充实提高。那时虽系农闲季节，但村里的男劳力白天大都去市内打工，宣讲总路线只能放在晚上，地点是全村唯一的初级小学的大教室。由于小村庄从来不搞大活动，所以头一天大家抱着浓厚的兴趣蜂拥而至，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
在昏暗的汽油灯下，许崇德滔滔地讲开了。可是不到半小时，许多听众都趴在课桌上打瞌睡，妇女们也抱着孩子溜回家去了。讲演显然不成功。一位村干部对许崇德说：“你讲的太深奥，大家听不懂！以后你可以讲得通俗点。”
第二次，许崇德作了很大改进。他讲道：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什么呢？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许崇德又用通俗的语言解释道：“好比飞往社会主义去的一只大鸟，这只大鸟要有一个身体，那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大鸟还要有一双翅膀，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像这样比较形象化的、生动活泼的讲授，受到了农民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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