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的故事系列·不悔人间走一回—献给那些在苦难中成长的人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8-13 07: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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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鸿谦 著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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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的故事系列·不悔人间走一回—献给那些在苦难中成长的人们

光阴的故事系列·不悔人间走一回—献给那些在苦难中成长的人们试读:

自序

中国有个俗训:人生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吃,九十不留坐。这是因为人到了这个年纪说走就走,别耽误其“寿终正寝”。可是现在不同了,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耄耋老人满街走的现象十分普遍,我也是其中之一。适逢八十一寿诞,我写了一首《八十一寿闲叙》:“年逾甲子不算老,古稀过后到处跑。耄耋身心仍健壮,米寿茶寿照样好。既老忆及当年少,家徒四壁缺温饱。苦力练就身骨硬,尤喜今日无三高。”诗毕收到老同学诗一首,我以“不悔人间走一回”为题和之:“春风杨柳舞翩跹,前苦后甜皆有因。天下大事有己任,不悔人间走一回。吾辈慎微少惹事,骄阳灯下苦读书。祝福老友功名就,欢声笑语且连珠。”于此有了灵感,我就打算再以“不悔人间走一回”为题来抒写我的人生。

几年前,我写过《我的人生三道茶》(见附录),追忆人生的酸甜苦辣。不过内容比较简单,女儿看了不满足,常叫我再写详细一点。但思忖了很久,仍没有下定决心,也没有勇气,担心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现经过良久的思虑,即使赶鸭子上架也要把它写下来,权且当作把芳香留在人间吧。

有人说,有一句说一百句的是文学家,这叫文采;有一句说十句的是教授,这叫学问;有一句说一句的是律师,这叫谨慎;说一句留一句的是外交家,这叫严谨;有十句说一句的是政治家,这叫心计;有一百句说一句的是出家人,这叫玄机。我以前是教经济学的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不过是按月拿教授级的退休金罢了,谈不上有一句说十句。况且隔行如隔山,在写作方面,我既不是科班出身,也不是半路出家,不懂得什么文采,只能是有一说一,平铺直叙,但愿读者不嫌啰唆就是了。2016年10月  1 我的家庭

1933年4月29日,我出生于海南加积镇的一个贫苦家庭。可以说,家里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早年,父亲林树麟和母亲吴华美靠着租种一个华侨地主的地过活。后来他们又学会了泡豆芽和种菜,日子才有了一点好转。父亲林树麟,享年89岁母亲吴华美,享年99岁

父亲有三个兄弟和一个姐姐。大伯林树汉在年轻的时候帮爷爷做点小工。爷爷林茂麒一生以做毛笔谋生,做好的成品交给大伯拿到加积镇卖掉。大伯年小没长性,又好赌,经常拿卖笔的钱去赌博,而且总是输个精光,狼狈地拿着空米袋回来向爷爷求饶,后果则是大家不得不饿一餐。我家就是这样一餐不接一餐地艰难度日。未曾谋面的三叔林树椿

三叔林树椿比父亲小几岁,很小的时候就当“卖猪仔”去了马来西亚槟榔屿做苦工,一生都在一个不知名的矿山里开采锡矿。他没有读过书,斗大的字不认得一个,一辈子写信回家都是找别人代笔。他去南洋几十年只回过一次家,而且是办终身大事时才回来的。婚后不久又走了,留下怀了孕的苦命妻子独守空房。几个月后,三婶为他生下一对双胞胎,起奶名叫不金和不鉴,可惜不久之后都夭折了。

三婶也是个苦命人。她是一位黎族姑娘,幼时因为家穷被送给大坡村一户姓许的殷实人家当养女。三婶自小患有中耳炎,耳朵里老是流脓,待年纪渐长后耳朵就彻底聋了。因为她是黎族人,人们就给她起了个不雅的名号,叫做不黎。

三叔婚后重赴南洋,虽然也寄钱回来养家,但由于夫妻两地分居,他又在南洋娶了一个女人。我相信三叔不是陈世美,他也没有资格当陈世美,不过生活所迫罢了。他在南洋再婚后又生了一男两女,男的叫林鸿森。后来,那位南洋婶婶病故,三叔就托村里的走水客荣伯把三婶接去照顾年幼的儿女。可是,三婶的心结一时难以解开,在情感上,很难把兄妹仨当作自己的亲生骨肉,开始时,打骂是家常便饭。但是日久生情,一段时间后一家人开始和和睦睦地过日子了。

三叔对我们也情感深厚。1939年,日军占领海南岛,我们到处逃难,没有经济来源,三叔就想办法托人带钱回来接济我们。在国家经济困难那几年,他也一桶一桶地寄回咸肉咸蛋。那时我在北京得了浮肿病,父亲又把一部分转寄给我保养身体。1956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写信向他报喜,他就寄给我一块梅花表。这在当时来说也算是奢侈品啊,让我自得了好一阵,跟其他同学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几点钟呢。1969年,我在北京结婚的时候,他也照样送给我妻子一块梅花表。庆幸的是,那时领取国外包裹不需要付关税,只交五角钱手续费就行了,否则我们的负担就大了。

大约是1965年,三叔退休了,领了几万元退休金,他来信征求父亲意见:“是回国定居,还是留在马来西亚?”父亲答复他:“你可以先回来看看,满意就留下,不行就走。”后来三叔考虑到子女都在外面,一个人回来也不是个办法,而且回来看看又要花掉一笔钱,不如就地买房过日子算了。1990年父亲去世,我写信向三叔报丧,不料,我接到的却是他孙女的回信,说三叔在我去信前一个月过世了。

2013年9月,侄子林尤泮请来禅师为我刚过世的老母亲做禅事,顺便也为三叔招魂,把他引回来落叶归根。体留他乡,魂归故里,也算了却我们后人的一个心愿。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说我的大伯。爷爷过世后大伯就在登心岭搭了一个茅寮,开了间小铺,卖一些油盐酱醋、糖果饼干之类的东西,因为小铺子离村子不远,生意还过得去。如果哪家家里缺了什么,就把钱交给孩子,说:“你去一趟林铺。”但是这个林铺比起电影里的“林家铺子”差远了,否则我的大伯就不至于穷困潦倒了。那时,我的堂兄林鸿标和林鸿彬也在铺里当帮工。伯母则在家里用竹篾或椰松扭绞绳子。工具很简单,一个带三条槽子的梭子,一座手摇轮子,一手掌梭,一手摇轮,顷刻间三条细绳就绞成了一条韧性很大的粗绳子。在年幼的我看来,这样的活计甚是有趣,于是,我常常帮她掌梭子。当然,这活计虽然看起来简单,但要把一片片竹篾或一扎扎椰松绞成细绳子还得花很多功夫。

大伯于新中国成立前过世,没有听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嘹亮歌声,也没有看到优美的腰鼓舞,更没有享受过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我记得他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春节某一天傍晚走的,当时我们小孩子在院子里玩耍,听到他“啊啊”地呻吟着,进屋一看,他在厅堂的地上打着滚,神情很是痛苦,我赶快跑到菜园里将父亲叫了回来,可惜兄弟俩见面后不久,大伯就去世了。

父亲还有一个姐姐,嫁到下坡村,不过因她去世得比较早,我没有见过,后来姑丈续弦才有了我们的表兄弟。姑丈以木工活谋生,经常来我们家帮忙修理水桶、门窗等。

爷爷遗留下来的祖屋,是一房两厅的屋子。按照俗规,长子享有左厢房,右厢房则属于第三个儿子,父亲是老二,没有分房的份。一旦远在南洋的三叔回来,他就没房子住了。有一天父亲对爷爷说:“爹,要是刮一场大台风,我就有钱盖房子了。”原来父亲那时是靠泡豆芽过活,台风一刮,市场上什么菜都没有了,豆芽必将大幅度涨价。当时他正好储存着几缸黑豆,把它泡成豆芽卖,那样就可赚到盖房子的钱了。结果,没过几天狂风暴雨真的来了,到处闹水灾,市场上什么菜都没有,唯有豆芽。父亲白天忙着浇水,卖豆芽;晚上忙着数钱,不久新房子真的就盖起来了。

父亲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很深,自己住上新房子后又考虑起弟弟的婚事来。他到处张罗着找亲家,后经人介绍,三叔的对象就落在南屈大坡村。为了提亲,父亲就安排自己的妻子和大嫂捣米做礼果。可是大嫂那边没有提前说好,就由妻子一人捣米。妻子便闹情绪:“弟弟又不是你一个人的!”父亲听后生气,打了她一巴掌。结果,她一时想不开,趁父亲去卖豆芽的间隙在房门旮旯上吊自杀了。这就是父亲的原配,她也是个凄凉悲惨的女子,每年清明节我回去都会在她的墓前祈祷:“千万别再做傻事了。”

我跟父亲的前妻家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外祖母一直待我如自己的亲外孙。我在外祖母家上小学时,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以前舅舅、舅妈在世的时候,我回家探亲总要去拜访他们,感谢他们的栽培之恩。现在与我联系最为密切的是舅舅的外孙女莫壮丽。记得她当年考入佛山邮电学校念书时,经常来广州拜访我们。她的母亲,即舅舅的女儿,也是我小时的玩伴,现在时隔几十年,一见面还是那么亲切。2016年我们全家去三亚旅游时又得到她们的热情款待,盛情难以忘怀。我的表侄女——三亚市天涯区第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莫壮丽

父亲的原配过世后,经姨母和文以昌的母亲介绍,我母亲就过门来嫁给了父亲。母亲是丧夫的寡妇,于是,他们二人结合,我便来到了人间。

自父亲的原配过世,姐姐就被寄养在外婆家。父亲再婚后,外婆就对姐姐说:“你现在有了后妈,回去跟他们一起过吧。”母亲跟姐姐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母亲对这个女儿很好,视如己出。我出生后,姐姐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乃至姐姐弥留之际都在说:“我最记挂的就是鸿谦弟弟。”

因为家穷,姐姐的一生很是坎坷。她三岁时,父亲就买了一头小牛犊让她放牧,说:“不茵,好好把牛养大,将来就靠它卖钱办你的嫁妆呢。”新中国成立前夕,姐姐出嫁,果然是卖了那头陪伴她十几年的老牛办嫁妆,从此家里就没有牛耕地了。然而,几个月后海南岛解放了,分田分地分农具,我们和鸿标家合得一头母牛,一直养到公社化。

姐姐是三岁时订的婚约,加上嫁妆微薄,在婆家没有地位,经常挨打挨骂,新中国成立后就解除了婚姻关系,改嫁给同一个大队的王惟贤为妻,生了个女儿,名叫王春燕,生活过得很美满。可终因哮喘病发作,过早被病魔夺走了生命。

我的生母来自村仔村,以前,妇女社会地位低微,没有名字,什么地方来的就将那里的地名再加上一个称呼,母亲刚来时人们都叫她“村仔娘”,生我以后就改称“村仔嫂”,再过几年又叫“村仔婶”,后来年纪大了就叫“村仔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上户口就随便起了一个名字,叫“吴华美”。吴是她的本姓,华美是中华美人吧,也算是个好名字。但是这个名字从来没人叫过,人们只知道她是“村仔婆”。

母亲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家里也穷得上顿不接下顿,外公外婆来我家时,母亲总要舀些米给他们带走。

大舅去世得比较早,没有留下后代。后来大舅母改嫁到塔洋镇,但仍与我们继续保持往来,跟母亲就像老姐妹似的,很是亲近。

二舅由于穷困潦倒就去了南洋,跟三叔一样,在家乡娶了一房妻子,在南洋又找了一个老婆,还生了一个儿子,儿子不到三岁就托人带回来给老家的妻子照管。虽然他到南洋后一去不复返,但逢年过节都寄些钱回来贴补家人。我母亲也会分到一些,总算还有一点儿兄妹情谊吧。晚年时的母亲

二舅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兄,名叫吴乾天,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算是我小时候的挚友。

父亲的人生是奋斗的一生,经过十几年的惨淡经营,终于有钱赎回被爷爷抵押出去的几块坡地,又买了两块共三分面积的水田。但那是在山丘下面的贫瘠山泉地,长年涌流着泉水,施多少肥都会被冲走。由于长期泡水,土壤很松软,耕牛下去泥水都淹到肚皮,劳作很是辛苦。

我们家坐南向北,是寒门,父亲很信风水,认为我们没有生育男丁就是这个寒门作怪。一直以来都想建一堵围墙挡住北风,但均不能如愿,直到我去暨南大学教书,经济稍为宽裕才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孩提时的我已懂得人世间的酸甜苦辣,除用自己幼小的身躯助父母一臂之力外,还下决心苦读诗书,借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当时经常听大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不求黄金屋也不求颜如玉,只求将来能过上好日子。纨绔子弟在玩耍,穷人孩子放牛娃。我的人生就是从放牛娃开始的,但我不满足于当一个放牛娃。我长大了要把幸福生活带给生我养我的父母。自小我就立志要学习匡衡,凿壁借光;学习苏秦、孙敬,刺股悬梁。从此定下我的人生方向。  2 童年趣事

有钱人家的孩子,除了不必为衣食住行担忧之外,还可以到处观光游览,会客玩耍,不一而足。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很小就要帮父母谋划生计,过着与别人家孩子不一样的生活,对人生也就有了与别的孩子不一样的理解。总而言之,我的童年是迷惘的、彷徨的、惆怅的童年,但同时也是快乐的童年。

记得母亲曾经告诉我,我一出生就对这个世界非常好奇,左看看,右看看,很快就会喊爹喊娘。特别是过周岁生日时(海南人叫“做对岁”)的那天晚上,家里准备了简单的菜肴,因为是晚上,所以要点汽灯照明,由于好奇,在别人给汽灯打气的时候我就伸手去摸灯纱,一下子就把灯纱撞碎了,害得别人又要换上新的。

按照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做周岁生日时要用米粉做各种形状的寿果摆在厅堂上,其中有文房四宝、农用工具、刀枪剑戟、算盘账簿、锯刨锤凿等,让婴儿抓周,以喻知将来的职业。父母也给我准备了这些东西,我看着这些东西,哪个都想要。“不行不行,只能要一件,最多两件。”大人在喊。大人总是希望我选文房四宝,便把这些东西推到我面前。我拿了一个砚台和一把锤子,砚台属于文房四宝,喻示将来是读书人。那么锤子呢?原来拾起锤子是喻示将来要干工人的活,但此时又有人解释,锤子是拿来装订书本用的,这又和文房四宝连在一起了。

当时父亲又去庙里为我抽签,卜知我将来的人生。签面是“缸里弹琴”。这签似乎怎么解析都可以:一是在缸里能弹什么琴,没出息;二是虽然琴弹得很好,但是在缸里弹没人听得见,没用;三是尽管是在缸里弹琴没人听见,但是天长地久练出真本事,也会留芳于世。于是,我到底会有哪种前途,还是谁都说不清。

长大以后,知道了这些事,觉得很可笑:一辈子的事业前途怎么就由一两件寿果或者一个卜签来决定呢?这更多的是父母对孩子的期盼,期盼儿子成才之情不言而喻。

自会走路以后我就经常跟着姐姐去放牛,她用绳索牵着牛鼻子在前面走,我就跟在牛后面跑。有时走不动了我就坐下来哭,姐姐就抱我坐到牛背上去。再大一点,我们就有了分工:她捡牛草,我放牛。牛草有两种:一种是绿油油的嫩枝嫩叶,用镰刀刈下来就可以了,这种饲料草只在春天或夏天才有。另一种是草根和草梗,到了秋天或冬天就没有了嫩枝嫩叶,只得铲草根和草梗了。草根和草梗铲下来之后,还要拿到池塘里清洗,因为带土的草根和草梗牛是不吃的。冬天的池塘,水冰凉冰凉的,姐姐的手总是冻得通红通红。

冬天里放牛时,母亲怕我受凉,总是炒一些米粒放在我的口袋里,让我时不时拿来嚼一嚼。炒米粒的米是很特别的,那是在割稻时刚收下的谷子,煮裂后晒干所碾出来的米。把这种米放在锅里炒,一阵噼里啪啦的爆响之后,香气四溢,这在当时缺衣少食的年代可谓一道美食。有时没有工夫炒米粒,母亲就给我几文钱买姜糖来吃,说辣味可驱寒暖身。

村子里还有几个放牛的孩子,有时候相约一块儿去放牛,牛吃牛的草,我们玩我们的蹦蹦跳,也算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但大多数时间都是自己独来独往,那时听了很多闹鬼的事,虽然很吓人,但当别人说起时,总是忍不住又听。当牛跑到墓地特别是新坟旁边吃草时,我都不敢去把它拉回来。后来变得聪明一些,一出门就自始至终骑在牛背上,手里紧紧地拽着牛绳,想去哪里就指挥牛吃到哪里。这是人指挥牛,不是牛引导人。

表兄吴乾天经常来我们家玩,跟我一起放牛。他每次来我都很兴奋,因为有伴了。他比我大几岁,懂的东西比我多,是我小时候的偶像,他经常在灯下用十个手指握拳投影,一会儿是鸟,一会儿是猫,一会儿又变成了狗,真的很好玩。

尤其让我难忘的是,一次我们在放牛时发现了一个鸟窝,小鸟在窝里吱吱地叫。表哥爬上树把鸟窝抱了下来。啊,那是只小八哥!我们高兴地把它带回家。当我们在登心岭放牛的时候,表哥指着西边很远的大山说:“那是白石岭,在那白白的石头下面都是黄金,但那里很远,我们去不了,等我们的小八哥长大了就叫它飞过去把金子噙回来。”我憧憬着美好的那一天。从此,我有了一个新的伙伴小八哥,每天都伴随着我去放牛。

小八哥的食物很简单,就是各种小虫子,我们总是抓一些蚂蚱来喂它。有人说:“你要让它快长大,就要买瘦肉给它吃。”这,我们哪养得起啊!有一天,我带小八哥去放牛,后面飞来了一个带仔的八哥群,叽叽喳喳地叫,把我的小八哥带走了。小八哥走了,让我哭了好几天。几十年后,回家乡拜访老同学文以昌,一进他家门,就听到他家的八哥向我打招呼:“你好。”这又勾起几十年前的往事,不胜感慨。

前面提到闹鬼的事,儿时的乡下,娱乐活动贫乏,鬼故事便成了茶余饭后大家闲聊的主题,惊险又刺激。一天早晨,大伯母在院子里呱啦呱啦地讲个不停:“昨晚那个妖精又带人来房里睡了,搞得我一晚都没睡好,满屋子腥膻味。”大伯母讲得绘声绘色,很是恐怖。这大概是她的梦幻吧,触景生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的心境。

孩童时期,孩子之间闹别扭是很平常的事。受到村里鬼神论的影响,那时我跟村子里的孩子一吵架,就和鸿彬兄一起烧几支香插在墙角,再烧一些冥纸,双手作揖求鬼神降祸于跟我吵架的那个人。现在学了唯物主义,成了无神论者,就感到幼年时期的那些事情实在太可笑了。

抗战时期,国内与南洋的交通被阻断,有一位做南洋走水客生意的堂伯就跟父亲到三亚合伙经营豆芽生意,刚开始还算好,账目清楚,双方相安无事。可是时间久了就出问题了。那位堂伯走过不少地方,见过不少世面,脑袋瓜很灵,但心术不正,骗了父亲不少钱。

那位堂伯还有个侄子,在村子里是个出名的小偷。有一天我家没人,门也没上锁,他就到房里来翻箱倒柜。隔壁的酒婆路过,听到我家有声响,就到窗前探头张望。看见了就对他说:“人家家里没人,你在里面做什么?”他不耐烦地回答:“不关你事。”父亲知道后把他告到县里,县里抓他去坐监。可是堂伯在县里有人,花了一些钱没几天就把他保了出来。

我家有一棵椰子树。它长得亭亭玉立,很惹人喜欢。同时它又长得很高,人爬不上去,用三根竹竿连起来也够不着椰子,只有等着台风来时把它刮下来,如果没有台风就得等它自己熟透了掉下来。因此,经常观察它的成熟情况便成了我小时候常做的事,如果椰子是带黑的深黄色,就说明已经熟透了,不久就会掉下来。待台风一停我就马上跑到树下面寻找,怕去晚了被别人捡了去。人高招风,树高招雷,最后这棵椰子树被雷击了。此后,这棵树就成了鸟的家,经常有八哥在那上面做窝孵蛋,那么高,恐不会遭受人间的骚扰吧。  3 逃难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兵于1939年占领海南岛,很快战祸就蔓延到了我的家乡加积镇,从此开启了我夜茫茫路漫漫的人生路。我们家靠近加积镇,为了躲避日本兵,我们全家开始逃难。父母亲领着我和姐姐、妹妹逃到父亲前妻的娘家——桥头村。过了几天,父亲思前想后决定还要继续逃亡,因为桥头村不仅离加积镇不远,而且离公路很近,日本兵随时都会来。

于是,父母亲带着我们逃往南扁的姨母家。父母亲听从外婆的安排,把姐姐留给外婆照顾。妹妹林琼花(琼是海南的简称,取名琼花,其意是指海南的花朵)当时只有一岁多,父亲挑的担子里面一边是她,另一边是我们家所有的家当。当我们走到龙寿洋的时候,遇到一条比较大的水沟,如果要到对岸去就必须跨越一座狭窄、颤巍巍的独木桥,我不敢过桥,父母亲肩上又挑着担子不能抱我。母亲在后面不断地鼓励:“不用怕,孩子,趴着爬过去。”于是,我斗着胆子,手脚并用地爬着过了独木桥,这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恐是目不识丁的母亲那句“不用怕,孩子……”一直砥砺着我在人生路上不断前行。

南扁的姨母是父亲前妻的姐姐,她有个儿子跟我一般大,大家年纪相仿,玩起来也很开心,后来和我一起到外婆家读书,这是后话。新中国成立后,姨丈病死在南洋,当时母亲还带我去姨母家观看了他的禅事。

姨母家虽然离加积镇比较远,但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们还是要搬到可以谋生的地方,最后就到了龙角村。那里有我们林氏的宗亲,刚到时我们住在林氏祠堂,后来就在一个四面是水田的岛上搭个茅寮住了下来。岛上有块坡地,父母就用坡地种番薯来养猪,正是万事开头难,父亲搭猪舍,买猪苗,买饲料,一家人开始新的艰难的生活。在我的世界里,吃恐怕是头等大事,买的饲料大都是毛薯,海南叫甜薯。毛薯煮熟后我就挑有裂口、有黏性的吃,也特别有口感。生活虽然艰难,但在简单的日子里总能轻易地获得一种快乐。

当时,日本兵经常开车在公路上巡逻,从南扁到龙角村要穿过加积镇到海口和加积镇到文昌镇的公路,白天不能走,晚上我又因为有夜盲症看不见路,真是进退两难,只好由母亲边挑东西边拉着我,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在龙角村住下不久,正值秋谷成熟的季节。为了躲避日本兵的枪击,父母亲披星戴月回家割稻子,又趁着夜色把谷子挑回来。那时我得照顾不满两岁的妹妹,她哭我也跟着哭,她喊妈妈我也跟着喊,真是可怜。

日本飞机不分昼夜地狂轰滥炸,真怕父母出什么意外,让我们两个幼小的兄妹成为孤儿。实际上也有这样的事发生,我们村就有一个妇女在回家挖番薯时被打死在地里,遗下跟我一样大的幼儿。当时有三种猜疑:一是日本兵打死的,因为他们怀疑她是抗日部队的侦察兵,以挖番薯为掩护来探听虚实;二是游击队打死的,以为她是汉奸;三是被仇人打死的。最后一种说法很荒唐,她是一个农家妇女,与别人无冤无仇,哪来的仇人。她的丈夫林鸿源,是我父亲孩提时的玩伴,远在南洋,无法照顾丧母的孤儿,只好由他的爷爷和伯父抚养。

过了一阵,留在地里的稻子根冒出了新芽,又茁壮生长起来了。过了几个月,我们的二茬稻成熟了,父母亲又得再次冒险,重复上次的收割行动。

收割完二茬稻后,听说有人回家了,村子里也热闹起来了。见乡亲们平安无事,父母遂带我们回家安居,时间算起来大概是1940年农历四五月吧,因为按照海南的节令,晚稻收割期是十月,早稻收割期是四月。

此时我已经七周岁,到了上学的年龄,但我还得在家里干活,按照以前的分工,我放牛,姐姐捡牛草。此外,有时还要到菜地里帮母亲拔草。

况且日本人也不让办中文学校,即使想读书也没地方去。日本侵略者为了驯化“良民”,使他们成为驯服的工具,在加积镇办了两所日文学校,一是在加积北门的加庆小学,一是在大春坡的大春坡小学。1941年我已八岁,就去加庆小学报名,入学后都是学日本话,唱日本歌,而且有严格的纪律,允许高年级的学生打低年级的学生。没过几天,我就逃学了。我想,上学还不如在家里放牛。日本人看到学生越来越少,就派人下乡抓逃生,一听日本人来了,我就跑到外边躲起来。后来听说大春坡有一所学校招生,我又去报了名。那学校与加庆小学一样,结果我又当了逃生。

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很多东西都是配给的,特别是火柴、汽油、煤油和金属制品,像铁钉之类是禁止买卖的。木屐是我们海南人的生活必需品,它是用两块木头刨制而成,屐帮用钉子钉牢。以前屐帮都是用皮带或者胶带做的,现在没有了钉子就改用椰衣做帮子,在木屐前端两侧凿个槽子,再用与槽子一般大小的木塞把椰衣做成的屐帮塞牢就成了别致的木鞋。那时各家各户煮饭后都要留火种,否则下顿饭就难办了。留火种的办法是捂火。我们农家的柴火是烧禾秆,禾秆烧成灰留不住火种,必须在烧火的时候加块木头,当木头烧成炭就用稻草灰盖起来,于是火种就可以保留到第二天。如果哪家火种灭了,就得到别人家里借火。那时没有煤油供应,老百姓就用海棠子油点灯照明,有钱人家甚至用花生油。我经常在放牛的时候到海棠树下捡海棠果,用椰子叶的梗把海棠果的果肉串起来,用火一点就像蜡烛一样,很是明亮。

那时,日本人到处抓民工,拆民房,用来盖兵营,建炮楼。像加积中学,原本是日本人的军营,都是用很好的材料盖建的,这些材料都来自富有人家的各种建筑,久经风雨。1973年的龙卷风把整个加积镇刮成平地,但加积中学的楼房仍然岿然不动。

在民工中也有我的身影。当时日本人靠建立维持会来统治老百姓,最基层实行保甲制度,民工由保长安排,甲长挨家挨户去落实。轮到我家的时候,我就代表全家出工,多数是去塔洋抬土修路。因为那时的公路是泥土路,雨水一冲就坑坑洼洼的,所以修路多在雨后。一到工地,监工就问:“你家大人呢?”我有时说父母亲没有空,有时说他们病了,反正他们又不会逐家逐户来查询。跟我一样,出工的还有很多是小朋友,我就跟他们搭档抬土。铲土的叔叔阿姨见我们小就给很少的土,担心把我们压伤了。出一天工就发一张工票,积累起来拿去买火柴、买布,也算为家里生计尽了一点力。

日军在老百姓面前自视甚高,他们要求老百姓见了他们,要把右手举到眉毛处向他们敬礼,要是碰到什么长官之类的人训话,更要弯腰向他鞠九十度的躬。那时加积镇四周都围着铁丝网,只有通公路的地方开个口子让人们出入。在这个开口处建有炮楼,有驻兵日夜把守,谁要过这个出口都必须向守兵敬礼,否则就会受到诸多刁难。我不想敬礼,一般都趁着守兵背向公路或者回到炮楼的时候才通过,倘若他看得很紧,无空可钻,我就举起右手像打蚊子一样拍一下右脸,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1945年日本投降。从此,我们便不再向他们敬礼了,再往后就再也看不到日本兵,但是日本兵的凶恶形象永远印在我脑子里,抹不掉。  4 求学之路

明代教育家陆士仪说过:“凡人有记性,有悟性。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十五以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人凡有所当读书,皆当自十五以前使之读熟。”据专家研究,幼儿接触汉字的时间越早,其日后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就会越强。以国学大师张孝纯先生为例,他从三岁起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五岁时已经背过“三百千”和《古唐诗合解》中的全部绝句,十三岁学完四书和《诗经》,并全部能背诵,此后又开始更广泛的涉猎。(《广州日报》2014年5月14日)在当时的战乱环境下,许多和我一样的儿童都错过了知识开蒙的黄金时段。

直至1943年,我已十岁,独立能力较强,父亲就安排我到离加积镇较远的龙村小学开蒙,村子里与我一块儿去的还有堂弟林鸿范。

那间学校离我们家比较远,而且中间又隔着一大片农田,每当刮风下雨时,走起路来很是辛苦。那时的田埂很狭窄,一不留神就会滑到田里弄得满身泥泞。

启蒙的课文很有意思。记得有一篇讲一个老伯,打一瓶酱油回家,看到墙上有一个钉子,就把油瓶挂上去,“乓”的一声瓶子掉在地上打碎了。啊!原来是一只翘着尾巴的蜻蜓。过了一阵,老伯以为那只蜻蜓又出现在墙上,便很气愤地走过去用力一打,“啊”的一声:“痛死了!”原来这是一只铁钉。老师在讲述这节课的时候用纸折了一只蜻蜓和一只铁钉贴在墙上,手里拿着瓶子,模仿那位老伯的动作,很是形象,至今我记忆颇深。

父亲为了让我学习一些传统的东西,就安排我到其前妻的娘家,拜名中医兼国学老师何君圣为师。何老师用的教材是《明心宝鉴》和一些古文之类的书籍,向学生灌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待人、接物、处世的一些道理。

那时外婆家的男人们都去了三亚做生意,留守在家的都是妇女儿童。跟我一起读书的还有南扁姨母的儿子李海芳和外婆家的表弟、表侄等等。外婆对我们特别照顾,在煮番薯米粥的时候都是先下米,当米煮熟了用勺子把米粒捞起来,这就是米饭;然后把番薯粒倒进去,番薯熟了,米粒也烂糊了,这就是番薯粥。我们读书童吃米饭,舅妈、表嫂、表姐们吃番薯粥。当我长大以后,懂事了,一直都感到很愧对她们。

抗战胜利后,我们朝标村复办小学,我就回到家乡读书,那是1945年的夏天。语文老师陈珍珊用的是民国时期的课本,也教一些古文;算术老师洪德浩,基本是教一些加减乘除之类的东西。因为朝标小学是初级小学,为了升初中,我就报名参加加积镇小学六年级插班考试,结果如愿以偿。当时父亲在三亚做豆芽生意,我就高高兴兴地写信向他报喜。那是我人生的第一封信,和父亲一起做生意的舅父看了亦多加赞赏,说我是读书的料,将来会有出息,并写回信给予鼓励。

在语文课本里经常有些拟人的课文,比如有一课是讲蒲公英的,蒲公英的种子借着花絮随风飘扬,飞到哪里就在哪里发芽、生根、成长,不问土地是否肥沃,人也是这样。老师布置每位同学写一篇自选题目的拟人作文。有的同学写《我是一只小鸟》,飞啊飞啊,自由自在地在蓝天翱翔;有的写《我是一棵椰子树》,高高地耸立在大地上;有的写《我是一只白鹭》,高高地站立在鸡群中,得到人们的赞扬。我写的是《我是大鸿雁》,走南闯北、四海为家。老师批改时给了我这样的评语:“不要好高骛远。”可能他是看不起我们这些穷孩子吧。当我看到头顶上飞来一列人字形的雁群时,总是感慨万千,我的鸿雁来了,什么时候才有人带领我搏击长空,这个人又是谁呢?啊!新中国成立了,我的领头人就是共产党,他领着我飞上蓝天,走南闯北,让我在武汉待过,也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最后来到广州落户。

算术老师是我的老同学王绍烨的爸爸王业桂,他讲课很有趣,把呆板而枯燥的数字关系都讲活了,使学生有了学习的兴趣。当时有一道很热门的鸡兔同笼算术题,说的是一个笼子里鸡头和兔头加起来是12个,鸡脚和兔脚加起来是32个,问笼子里有多少只鸡、多少只兔。他把12个头都当作是鸡的,2乘以12等于24是鸡的脚,在脚的总数32里面减去24,再用2来除,最终得兔子数为4。在这里是用2而不是用4,起先我一直搞不懂。后来上初中学了代数,设x为兔,12-x为鸡,则这才豁然明白。但又想,老师为什么不一下子把这个代数的方法教给我们呢?后来上大学的时候读到这样一句名言:搞科学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怕艰苦,勇敢地在崎岖的小路上攀登的人才能到达科学的顶峰,到了顶峰一看,大地就是一片平川。此时才算明白,学习科学知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要经过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少到多的知识积累,幻想用跳跃的方法到达科学的顶峰是绝对做不到的。

在小升初考试中就有鸡兔同笼这样的算术题,我非常感谢王老师的教导,让我的算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1948年夏季我考上了琼东师范学校附中(即初中部)。读中学伊始,最难的课程是英语。因为是启蒙课,一切都是新的,老师是一位刚从新加坡回来的华侨。第一课的课文为:

This is a book,

This is a pen,

This is a pencil.

因为没学过音标,怕下课后忘了读音我就自作聪明地用汉语标注:

弟思一思阿伯,

弟思一思阿平,

弟思一思阿平手。

老师一看哈哈大笑,以后就教我们使用音标,不过那是韦妥玛音标,简称韦氏音标。韦氏音标很难掌握,直到我在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工作时参加业余英语学习班才学了国际音标。

这个时期最让我敬佩的老师是王芳园。他是一个盲人,需要拄着拐杖探路,我们经常去他房里带他来课室,下课后又送他回房间。数理化他都教,而且对课程内容倒背如流,滔滔不绝,信手拈来,板书画图,一笔是一笔,从不重叠。做化学实验时,他就叫同学帮忙,在量杯里倒多少硫酸、盐酸之类,数量把握得十分准确。

王老师讲课也很有趣味。当讲到物质密度的时候,他先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得到国王的恩典,要他量一量皇冠的体积有多大。但皇冠是用黄金做的,不能融化,融化了就不是皇冠了。哪个同学有办法量呢?此时课堂上鸦雀无声,没有一个同学能回答出来。老师继续讲,说那个人也想了很久,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干脆跳到浴池里洗个澡再说。哎呀,这一跳下去池子里的水就涨起来了。通过这个现象他联想到人进入水里水位就提高,提高的这部分不就是人的体积吗?于是他就用这种方法量得了皇冠的体积。然后他又把皇冠的重量除以皇冠的体积,得出了黄金的密度。这个人就是阿基米德,人们就把他的发现称作阿基米德原理。为了加深同学们的理解,他又举例子,石头掉到水里为什么会沉下去,而鸡毛掉到水里却会浮起来;在海里游泳为什么比在河里容易浮在水面等等。

后来我读到曹冲称象的故事,说的是有人送了一头大象给曹操,曹操让大臣们想办法去称一下大象有多重,因为那时没有大的磅秤,称象无疑是个难题。这时,曹操六岁的儿子曹冲想,把象拉到船上,在船的吃水线处画一道横线,把象拉上岸后,又把石头挑到船上,当船沉到象的吃水线时,就称石头的重量,这不就是大象的重量了吗?年仅六岁的曹冲利用漂浮在水面上的物体的重力等于水对物体的浮力这一物理原理,解决了一个连许多有学问的成年人都一筹莫展的大难题,这是一个奇迹。

由于要学习的功课很多,每门课都留有作业,还要上晚自习,老师巡回辅导,因此我必须住校。由于经济的原因,早餐饿肚子,中餐和晚餐回家解决。从家里走到学校有20分钟的路程,走路是最好的运动,一天走两个来回80分钟,也算是很好的锻炼了。但问题是父母亲经常在地里干活到很晚才回家,我得急急忙忙煮饭,趁热吃了赶路。晚上经过登心岭墓地的感觉是十分恐怖的,而且那里是枪毙犯人的地方。人死了没有人收尸,总要在那里停留几天。为了壮胆我就买了一把口琴来吹,吹得最熟的是《满江红》。我的口琴吹得好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就在我充满强烈的求知欲的时候,父亲征求我的意见,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是不是休学一年再说。那是1949年的夏天,当时办了姐姐的婚嫁喜事,耕牛卖了,钱也花了,母亲又怀了弟弟,再加上天气不好,稻田都旱得龟裂了,收成不好,35元的学费的确交不起。我很体谅父亲的难处,但又想“三年荒进士”,一休学荒疏了功课,以后的学业是很难跟上去的。后来父亲去找了校长,看有没有可通融的办法。校长周德鎏是我们村子里王琪永的女婿,看在老丈人的面上,又经我爸的苦苦诉求,终于答应让我先欠着学费办理注册,以后还清。

入学不久的一个星期六夜里,村里的王祚祥带着党的地下工作者到我家来宣传成立民主政府的事,我在房子里边睡边偷偷地听着,心里很高兴,人民要当家做主了。那时国民党政府已搬到广州,上地理课时彭修成同学经常问那位地理老师:“海南局势怎样?”他总是那句话:“固若金汤。”他是刚刚从大陆过来的,还动员同学们去台湾读书,说那里读书是免费的,因此同学们都猜测他一定有政治背景,就跟他斗心眼儿。的确不出所料,新中国成立后他就被枪毙了。

有一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国军像蚂蚁搬家似的往三亚跑,垂头丧气,我不敢靠近他们,怕被抓去当挑夫。过了一阵子,后面跟来一辆辆敞篷汽车,车厢前面架着机关枪,后面站着雄赳赳的兵士,那是解放军。解放军一到,国军就把枪支弹药丢弃在路边,赤手空拳地往回走,不鸣一枪一炮。这就是解放加积镇甚至海南大部分地区时的情景。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收到了一封信,信的抬头写着“林鸿谦同学收”,落款是“琼东师范学校军管会”,打开一看真高兴。上面写着希望我回校复课,学费免交,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以申请人民助学金。复学后我交了一份申请表和一张乡农会的证明,很快就批下来了,我得到了甲等助学金,每个月12.5元。从此,我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上学了。此后念高中、大学都是靠人民助学金过来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当我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时候,总想加一句:“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幸福生活。”

此外,我利用一些课余时间积极参加减租减息以及后来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村子里的老大哥文以明的带领下做了一些宣传鼓动工作。

在文以明的带领下,朝标村成立了一支乐队,陈可琼当乐队指挥,有敲锣打鼓的,有拉二胡的,有弹琴瑟的,有吹笛子的,我就吹我的口琴。那时村里的婚嫁喜事都请我们去演奏,好不热闹。后来南洋华侨筹款购买西洋乐器赠给乐队,算是鸟枪换炮,一代接着一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我的侄子结婚时也请他们来助兴。

富人有富人的天堂,穷人有穷人的伙伴。我小时候就在村子里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叫符明树,一个叫文以昌。前者父亲早亡,后者父亲远渡重洋,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我们三人都出于寒门人家,意趣相投,考入广东省加积中学高中部后更是形影不离,在学习上切磋琢磨,在生活上互相照顾,被人们誉为“松竹梅岁寒三友”,我们自谦为“三绞藤”,谁都离不开谁。明树兄家的屋后长有荔枝、龙眼、杨桃和黄皮等果树,果子成熟的季节我们都到他家去尝鲜。以昌家靠近河溪,当河流处于枯水期,我们就相约晚上到河里抓鱼。抓鱼的方法很简单,但很见效。工具是一盏汽灯、两个渔罩。我的罩鱼技术显然不行,老是放生,明明看到鱼向我游来,可当我一落罩,鱼就溜了。于此,每次罩鱼我总是掌灯,由两位兄长把罩。说来也怪,一般怕人的动物都是往暗处逃,而鱼则偏往明处游,一看见灯光就向我们冲来。从小溪流入万泉河口处逆流而上,一直照到加浪口,个把钟头就抓了半桶鱼,足够我们美餐一顿。可惜那时没有冰箱,抓得再多也白搭。明树兄大我好多岁,已于前几年过世。“三绞藤”只剩下我和以昌兄“两绞”了。2002年阴历六月初四是以昌兄摆七十寿宴,我写了一首诗祝贺:文兄古稀怀感——记文以昌兄七十寿宴文兄时值古来稀,以今七十不足奇。昌隆盛世多百岁,兄寿赛过双甲子。寿长福厚禄逐高,比翼鸟寰宇逍遥。南来北往寒窗友,山墙叙旧又说笑。

把诗的每一句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文以昌兄寿比南山”。

在读初中时我就对政治时事很关心,尤其是关于抗美援朝的一些新闻报道,我都会把它们背下来,这对我考高中很有帮助。当时加积中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就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在写作文时脑子里面的东西就自然而然地顺着我的笔尖流淌到纸上,成为我的文稿。

进入新的学习环境,开始学习新的课程,拜识新的老师,结交新的同学,那是1951年我在广东省加积中学读书的新起点。在此,除了继续刻苦学习新的课程外,我还积极参加学生会工作,高中二年级时被选为学生会副主席,协助王克钧同学做好学生会的工作。

1952年,琼东县借用加积中学礼堂举办土地改革展览,我利用课余时间看了几遍。展览内容触动了我,于是我便拿起笔写了一篇痛诉旧社会的观后感寄给海南日报社,文章很快就被发表了,并汇来十六元稿费。但是作者增加了三个人的名字,同样都是我们加中的同学,估计是他们仨也各写了一篇,然后编在一起发表了,每人分得四元。这是我见报的处女作。

我向来学习不偏科,各门功课比较平衡,虽然不是尖子生,也算是中上水平。可就在1954年高考前夕突然被告知,当年的高考招生按文理科分类考试,这对我很不利。我原来是想报考理科的,将来做个机械工程师。但父亲建议我报考文科,将来当个律师,好为老百姓申冤。当时报考文科的学生比重比较大,而且国家又动员在职干部报考,在文科方面我并没什么优势,但子从父命,我还是报了北京大学和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结果名落孙山。  5 青春萌动

以前,男女婚姻都是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安排的。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为我张罗订童子婚,通过媒婆找了几户人家,他们有的还上门来查看我家的家底,但都嫌我家太穷,怕闺女将来过门受苦。我对父亲说:“不要再为我张罗了,让我长大以后自己找。”父亲说:“哪有那么容易!富人三妻六妾的,小时候不订下来,大了还有你的份?”那时的女孩很小就名花有主了,甚至还有指腹为婚的,即两对夫妇同时怀孕就当亲家,将来孩子是异性就结为夫妻,如果都是男孩就作为结拜兄弟,如果都是女孩就结为金兰姐妹。当然,这一般都是亲密朋友之间的契约。

在父母为我寻觅对象的时候,我因为年纪尚小,不懂男女之间的事情,对能不能谈成童子婚约并无所谓。读初中以后有了青春萌动,但对我来说,青年时期的我没有初恋,只有单恋,或者叫暗恋。因为初恋总是双方“你情我愿”。由于家境不好,我很难找到“你情我愿”的对方。不过这样也好,免得长大以后悔婚。那时就有这样的一对,我的一位堂兄,就是前面说的那位走水客荣伯的长子,他高高兴兴地从南洋回来完婚。办喜事的那一天,随着锣鼓声、唢呐声,大花轿过来了,后面跟着很多人抬的嫁妆,新郎很高兴,满脸笑容。经过一拜祖先、二拜高堂、夫妻互拜之后,红盖头一揭开新郎脸色大变,差点昏倒过去。原来新娘又矮又丑又傻。新中国成立后堂兄根据婚姻法退了婚,重新组建了新的家庭。

在登心岭有一间卖小零食的铺子,母女俩在经营,我上学每日都从她们面前走过,一天打四次招呼,她们对我比较有好感。她母亲曾叫人跟我父亲谈起她和我的婚事,但父亲考虑到女孩子的父亲比较风流,染得一身风流病,回家传给妻子,以致女孩子的母亲得病瘫痪这件事。在父亲的心底,这类人及其亲属千万不可靠近。因此,这门婚事,只好作罢。

新中国成立时,村子里的青年兴起文娱体育活动高潮,有打排球的,有打腰鼓的,有扭秧歌的,有唱歌跳舞的,还有演练琼剧的,很是丰富。除了琼剧外,我参加了其他各个项目,特别喜欢唱歌跳舞。当时跳得最热的是鄂伦春舞,我的舞伴是一位小学同学。起跳的时候男女面对面站着,双方左手靠在对方的腰部,右手抬起,两脚随着《鄂伦春》曲翩翩起舞、旋转,随后又左右手对换,改方向旋转,在旋转的时候我的手臂偶尔会碰到她,这会让我乱了舞步,很是尴尬。后来我对她说:“我喜欢你。”她也回答得很干脆:“我已经订婚了。”后来我到武汉工作,她曾向我父亲要我的通信地址。父亲知道我当时已有女朋友了,就告诉她,说我换了新的工作单位,具体的通信地址他也不清楚。1959年暑假,我带着已领取结婚证的妻子回家探亲,见到她时听到她的第一句话是:“祝你们幸福。”后来才知道,当我到武汉工作的时候,她就退除了婚约。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1950年荔枝成熟的季节,我和文以昌去大黎村一个同学家品尝荔枝,他的一个堂妹招待我们,很热情,也很大方,我一看就很有好感。回家后我把这个事情告诉父亲,他就找人去说媒。真是穷人多见鬼,媒人回来后说,有人告诉女孩家说我家境清寒。于是,一见钟情也就成了暗恋,最终成了泡影。后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经过登心岭时我看到路边坐着一排正在休息的挑公粮的女孩子,其中就有我那曾经的暗恋对象,她凝视着我,我也望着她,没打招呼。待下了斜坡我回头看时,她还在眺望着我。这段“情缘”,只有老天爷知道了。

在加积中学读书时有个女同学,是初中生,由于她也热心社会工作,我们在一起的机会比较多,相互之间有好感。当时加积中学的学生每人每个学期交五角钱学生会费,基本用于供应学生的饮用开水。烧开水的事由学生会派同学自己做,那位同学就经常承担这项工作。有一次我跟她一起烧开水的时候,我问她:“你觉得我怎样?”她回答说:“很好啊,学习好,工作又努力。”“嘿,我问的不是这个,我是讲我的人品。”“人品也很好嘛。”在这种青春萌动时期,男女之间的事情很难开口,总是拐弯抹角地用一些暗示的方法提问对方,这就往往会引起很多误解。

经过那次探问后,我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她为什么总是没有回答明白,难道我问的意思她不清楚?有一天,我鼓起勇气问她:“你喜欢我吗?”“喜欢。”“那我们做朋友吧。”“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我说的是男女朋友。”“你是男生,我是女生,就是男女朋友啊。”我索性直截了当地说:“那你愿意嫁给我了?”一下子搞得她满脸通红,以后见面总是颇不自在。此后我才明白:男女之间的表白应该是含而不露、慢慢发展的。

当时我们班有个女同学,人长得很秀气,平常大家有说有笑,但是谁都不敢追她,这就显出她的高贵。因为她父亲是开米铺的,有钱人家的闺女谁都不敢高攀,即使我喜欢她也只能暗恋。高考时她也名落孙山,与我同病相怜。我到武汉工作的时候,她去大连探望她的叔叔,并从那里寄给我一封信,表示对我的关心,但此时我已有了心上人,就没有回复她。

那时我正在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我读到保尔·柯察金和冬妮娅的热恋时,就曾经联想到她。我虽然不是保尔式的人物,但我可以把她当作冬妮娅。保尔和冬妮娅虽然没有终成眷属,但他们毕竟拥有过一段美好的爱情。而我呢,拥有的只是暗恋。现在知道保尔·柯察金的人大概不多了。在20世纪90年代,我为了找保尔关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的那句名言,曾到图书馆问一位年轻的管理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摆在哪里?”她指着书架说:“在那边的技术书架上。”我不禁感慨万千。

有一年我们班的老同学聚会。当大家回忆往事的时候,我就开玩笑地说:“大姐,我们班有五十多个同学你不找,偏去找一个文昌仔。”她当即把话柄推给大家:“你们都没有人追我啊!”我也把话把儿推给她:“你是一朵黑玫瑰,你不开口,谁敢开口啊。”  6 步入社会

高考落榜后,我不甘心就这样低沉下去,打算再拼死拼活苦读一年,不信大学就不给我开门,父亲也很支持,倾家荡产也要供我复读到次年高考。广州的教育水平比较高,我就单枪匹马闯来广州。但是,根据我的经济条件在广州复读谈何容易,住几天后实在支撑不了了,就打算去找份工作。按照当时的政策,居住自由,不受户口限制,只要不挑剔,找份工作并不难,因为各个部门都人手不足,高中以上的知识青年又很少。当我正在考虑接收单位的时候,收到了陈可兴同学的来信,说武汉市录用我到那里参加工作,并附来录用通知书,我高高兴兴地迈上人生的新里程。

当时武汉市人事局在海南一共录用四十名高考落榜生,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武汉的需要。的确是这样,当时武汉是中共中央中南分局所在地,是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借助长江和京广铁路成为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坐上开往武汉的火车后,我们四十个同学高兴得不得了,把所有会唱的革命歌曲都唱了一遍,精力真旺盛。

到了武汉,我们就住进武汉市工会干部学校,接受组织的培训。我们的辅导员叫胡福田,虽然我们才相处两个多月,但彼此印象很深,后来我在档案里都写着他是我参加工作的证明人。

一到干校,干校就免费发给我们每人一套棉衣棉裤。我感到很新鲜,因为从来没见过,更没穿过,我们高高兴兴地穿上,照了一张集体相,作为永生不忘的留影。1954年,海南同学参加武汉社会主义建设前夕合影留念(中右五为作者,前左三为妻子王学竹)赴汉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海南小伙伴合影留念(后排中间为作者,前排右一为妻子王学竹)

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武汉市纺织团委工作,主要任务是下到各个棉纺织厂了解青年工作情况,回来向领导汇报,以便采取措施,做好整个纺织系统的青年工作。

在海南赴汉工作的四十名同学中,王学竹是唯一的一位女同学,她被分在开明机械厂工作。不管是工作单位还是宿舍都离我很近,为了缓解思乡之情我们经常在一起,有时三五个,有时就我们两人。日子长了我便对她有了好感,几次想向她表白,但老记着以前的经验教训,怕尴尬的场面再次出现。我写的情书已经在口袋里放了几天,几次想拿出来交给她,但总是不由自主地把手缩了回去。有一天王学竹打电话来找我,接电话的是我们的团委书记张靖琳同志,张书记喊起来:“小林,你的女朋友找你。”她的喊话带着开玩笑性质。其实拉近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是领导的一项工作,现在既然有了这个机会,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呢?晚上在送王学竹回宿舍的路上我把这个事情告诉她,想听听她的意思。“是吗!那你怎么表示呢?”“我默认了。”“你真鬼。”机会来了,我赶紧从口袋里拿出那张放了几天的情书交给她。其实也不算是什么情书,内容只有简单的两句话:“你真好。你爱我吗?”她看了以后就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踉跄地朝着她的宿舍方向走。这就是表示同意了,因为当时只有情侣才会手拉手逛街的。到了宿舍门口,我们恋恋不舍地分开。当晚我很激动,久久不能入睡。

1955年春节过后,领导安排我住在武昌的国棉一厂,在那里跟工人一起生活,了解纺织厂的基本情况。在此期间,我走遍了粗纺车间、细纺车间、织布车间和印染车间。当时在纺织厂工作的大多数是青年女工,为了帮助她们建立家庭,纺织厂经常和钢铁厂、机械厂、锅炉厂举办联厂舞会。我作为纺织系统的新兵,跟她们混熟后就无话不聊,几个团支部书记都很关心我的婚事,问女朋友在哪里工作。没过多久单位就打电话来叫我回去,说纺织局建制要撤销,纺织团委将不存在了,所有干部得重新安排工作。于是我就到了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叫金本富,后来才知道他是纺织团委书记张靖琳同志的爱人。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一参加工作就分别在他们夫妇俩麾下奔跑。回头一想,一定是张靖琳同志把我推荐给市委的。她是我的“伯乐”,我非常感谢她。1981年,那时我已经是暨南大学的一名教师,领导派我去南京大学听美国教授顾寿恩先生的讲座,回程我顺便绕道武汉探访一些老朋友,其中就有张靖琳同志。她还是那么神采奕奕,像过去那样对我问寒问暖,关心着我。我们虽只相处了几个月的时间,但彼此之间的印象很深刻,她还记得为我接的那个电话,问起当年那个女朋友的情况。我也像当年向领导汇报工作那样向她一一作了介绍: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结婚,她现在在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工作,我们有三个女儿,家庭和睦。她一再祝我们生活幸福。

当时在职干部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热潮,厅局级和处级干部参加高级班,有马列主义基础即联共(布)党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三门课程,经常请专家学者作报告。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中南财经学院(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院长马叙伦等人都来作过报告。我们这些年轻干部除了做专家学者的接来送往工作外,还得去参加会议讨论,因此也要专心听讲,否则就很难理解会议讨论的内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为了工作方便,单位给我配了一辆车,不过是用脚踩的自行车,不管怎么样也算是“有车族”了。“三转一响”(单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是当时人们向往的物质生活。拿我来说,如果要自己掏钱买辆单车,即使不吃不喝,也得攒几个月的工资呢。

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作为党政机关的市委也不例外。我们理论处就揪出一个姓蔡的“小老虎”,说他是漏网的三青团骨干分子,被关起来了。所谓“关”,实际上是把怀疑对象集中在一间房子里吃住,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组织的审查。既然把肃反对象关起来了,就得有人24小时看管,这个任务就由我们这些年轻干部来承担。在值夜班的时候,每人发一些干粮和一块速溶咖啡糖,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喝咖啡的。

此时,我和学竹之间的感情也日益深厚,星期天我们一起去逛街,吃得最多的是鄱阳街的包子、热干面之类,偶尔也吃老通城的豆皮,对我们来说那算是高档消费。至于江汉路的冠生园,那是一家广东饭店,每次从它的门前走过时,我们只能投以羡慕的目光,吞吞口水罢了。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了秘密报告,借口反个人崇拜,全面否定斯大林,这在世界上反响很大,在中国也引起很大的震动。大家都在议论这个问题,我们的报纸也发表了一些正面文章。市委也组织学习,还请了专家学者作报告。大家都引经据典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引用得最多的是列宁的一句名言:“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由此就不能把听从领袖的领导和指挥当作个人崇拜,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当时国内在农村全面实行高级农业合作社,在城市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理论界也要以此为题材和背景阐述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这又是高级干部的学习课题。因此,领导干部的学习任务很重,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的工作也因此繁忙起来,我们一般工作人员除了组织干部学习的一些具体工作外,还要看管“老虎”。我们很珍惜这种工作和学习的环境,因为它使我们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党和国家号召青年干部报考大学,并给一个月的复习时间。我和学竹也积极加入高考大军的行列中去。为了考得好成绩,我们俩在她的宿舍里一起温习功课,语文、数学、英语都是靠吃老本,在一个月内很难有大的提高,至于历史、地理则采用你问我答、我问你答的方式加深记忆,政治课程就由我辅导她一些热门的时事政治内容。

我们的复习还是很成功的,考试的题目基本都有涉及,没有什么生疏的地方。报名时我分别报了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和北京大学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当时人大是提前单独招生的,它出的考题居然很合我的口味,比如政治科目就有一个论述题:“谈谈你对个人崇拜的看法。”这是我们政治理论学习时讨论得最多的问题,写起来很是得心应手。又如语文科的作文题目是“我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所看到的”,那时我虽然没有下过乡,没到过工厂,没去过公司商店,但我对整个社会是了解的,提笔写作文时就杜撰了一个故事,说中南五省开了一个三级(省级、县级、乡级)干部会议讨论农村经济体制问题,我们的乡长也来了,当他约我见面的时候,我问及家乡的情况。他介绍说,小村子已合并成大村子,小的初级社已合并成大的高级社,本来乡里想让我父亲当乡长,他不干,就让年轻人去负责了(这个故事虽然是杜撰,但也是有根据的,在土地改革时土改队队长曾叫我父亲去当农会会长,他多次拒绝了)。乡长还说,我们村里那位叔叔的店铺也搞成了公私合营,本人成了国家干部,拿国家工资,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作文的最后一句:“这就是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我所看到的。”

高考的录取名单在《长江日报》上发表,我终于榜上有名,实现了我的大学梦。我写喜信告诉父亲,父亲又写信告诉在南洋的三叔,三叔就买了一块手表送给我。

由于我提前被人大录取了,就不再参加全国统考。当时流行的三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北大的名气,清华的校园,人大的分配。”人大办的都是文科专业,毕业生均分配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单位、高等院校。于此,人大对于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处里的领导知道我要去人大读书后,就给我讲了他们原来的打算,将来有机会就送我去马列主义学院(即现在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理论上进一步提高。这是一种比较婉转的留人方法,但去大学进一步读书深造是我的愿望,只能婉拒领导的一番好意。

在离汉赴京的那天晚上,一帮挚友到汉口车站为我们送行。文以昌代表大家讲了一番祝贺的话,然后,一语双关地说:“你俩成功了。”这是指:一是高考成功,二是恋爱成功。满载着大家的祝福,随着火车有节奏的“哐当哐当”的声音,我们到了北京,踏上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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