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通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志强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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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帝国通史试读：

序言

10多年前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拜占庭帝国史》虽然几经加印，仍然脱销，已经不能满足教学和广大读者的需求了。公众对欧洲中古的这个帝国抱有极大的兴趣，表明了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读者对世界历史知识和人类多种文明知识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反映了普遍的精神文明需求的增长和公民素质水平的提升。拜占庭帝国在欧洲中古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通过新型媒体的多种传播形式，这个具有千余年悠久历史的帝国越来越为国人所了解，曾是中古欧洲和地中海世界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的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越来越为踏访巡游人类文明的我国旅行者所青睐。如果说拜占庭帝国对当时周边各国各民族曾经产生过强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化领域，它成为连接古典希腊罗马时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之间的桥梁，那么谈论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就不能不涉及拜占庭文明，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其在欧洲历史和文明发展进程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对于遥远的中国来说，这个又古又洋的中古帝国究竟有什么吸引力？是什么力量推动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知识在我国不断扩展？这里我请诸位读者看看太平洋彼岸的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拜占庭学迅速超越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和希腊等传统拜占庭学研究强国，快速崛起，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发展出拥有数十名一流学者、数百名拜占庭学专家和世界上最好的专业图书馆的拜占庭研究中心，并依靠其先进的科技力量建立起拜占庭学大型资料数据库。美国拜占庭学的发展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国强国对待人类文明和多元文化的欣赏，以及在所有学问研究领域占领制高点的心态。虽然拜占庭帝国灭亡时，美国的源头尚未形成，但是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知识在战后美国仍然广受欢迎，这反映出，当今的美国拜占庭学早已淡去了功利主义的色彩。

以上这个例子也许可以比照近年来拜占庭学在我国快速发展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有关拜占庭史的中文书籍只有一两部，而今相关书籍总计超过40部；那以前，我国学者完成的相关文章总计不到35篇，如今每年发表的相关文章可能都要超过这个数字；那以前，我国大学中没有相关课程，现在开设相关课程的大学在10所左右，并建立起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培养（包括国内外联合培养）的完善体系。毫无疑问，我国拜占庭学的发展得益于30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得益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作为专门从事拜占庭历史和文化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教师，笔者当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我们在欣喜地目睹这一过程的同时，也为自己能够对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知识在我国的扩展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能够为我国拜占庭学的发展作出些许贡献感到欣慰，而且对我国拜占庭学发展的美好前景和光明未来充满了憧憬。同时我们也深感在这个领域我们与国际同行还存在巨大差距，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加倍努力地去做。

这部《拜占庭帝国通史》可以说面目一新，一是增加了大量的历史图片，俾使读者通过这些图片可以更加形象地了解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二是在总体框架和内容上部分内容有所调整，主要是力图将这10多年的新成果和新变化吸收进去。例如我们对书名作了微调，采用了通史的称谓，使得书名更加符合书的内容，通史之通，既体现了以王朝编年体例来贯通描述拜占庭帝国的兴衰成败，强化了年代顺序之通的特征，同时还将一些与“帝国”相关的重要专题如文化发展和外交关系的内容作了贯通式的论述，有利于读者阅读掌握。又如在简述拜占庭学发展史中，我们增加了近年来发展的新趋势，特别是我国拜占庭学发展的最新变化。30年前，我们不可能作这样的总结，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许多可以进行分析的进展，为此笔者感到由衷的欣慰。再如新增加的“查士丁尼瘟疫”一节，不仅提出了重新思考拜占庭历史发展重大转折时期的问题，而且提示读者注意从生态环境史的角度解读历史，因此多少能够引导读者关注国际拜占庭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还有许多涉及具体内容的调整，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笔者还是乐于让读者保持一些阅读新书的神秘感。笔者深知全书存在诸多疏漏和错误，恳请读者留意记录，不弃赐教，并直接向笔者提出评判建议。笔者的联系地址：markchen@nankai.edu.cn。这里，我们向读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里要特别感谢出版界的朋友们，他们常常能够从读者和作者的结合部找到一些亮点，策划并实施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出版项目，为我国广大读者奉献出越来越精彩的精神食粮，也为我们这些专业作者创造出展示各自成果的机会。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对本书的支持。

绪论

一、国外的拜占庭研究

最早有关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是从16世纪末开始的，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拜占庭研究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早期研究阶段始于15、16世纪。当时，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向阿尔卑斯山脉以北扩展，在全欧洲范围内大规模展开，德、法两国的学者像其意大利先驱一样，掀起了搜集和整理古代希腊罗马手稿和文物的热潮。附庸风雅的法国专制王朝，不仅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显赫一时的美第奇家族结亲，而且出资支持法国学人广泛收集希腊古物和文献。在收集活动中，许多拜占庭时期的作品，如手稿、古代文物和艺术品，也被当作古典文化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当时，好古者对古典作家和拜占庭作家不加区别，把他们统称为古代希腊作家。

16世纪末，德国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秘书、著名学者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1516—1580年）在整理注释拜占庭历史学家的手稿时，发现中世纪希腊文献与古典时代的希腊文献有重要区别，他认为从中古希腊文献中可以得出许多有关拜占庭帝国的历史知识，呼吁学术界给予足够的注意，并应充分认识拜占庭历史在欧洲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为了区别拜占庭作家和古希腊作家，他给前者的作品冠以“拜占庭的”（the Byzantine）字样，这样，他就成为开创拜占庭研究工作的第一位学者，而拜占庭研究工作也从此开始迅速发展，获得显著成就。

在拜占庭研究的早期阶段，德国、法国和希腊等国都出现了一些杰出的拜占庭学者，他们致力于拜占庭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不仅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为拜占庭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准备。沃尔夫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威尔海曼·赫尔兹曼（Wilhelm Holzmann）、大卫·赫施尔（David Hoeschel）和约翰尼斯·伦克拉维乌斯（Johannes Leunclavius）继续进行拜占庭古籍的译注。法国教会学者迪尼斯·比陶（Denis Petau）开始法国的拜占庭研究。荷兰学者沃尔坎努斯（B. Vulcanius）和约翰尼斯·缪尔修斯（Johannes Meursius），以及希腊学者尼古拉斯·阿林曼努斯（Nicolaus Alemannus）和利奥·阿拉丢斯（Leo Allatius）等，都是当时拜占庭研究领域中的杰出代表人物。而16、17世纪的德意志尚处于封建诸侯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的政治状态，个别学者对拜占庭文献表现出的兴趣还难以形成广泛的影响。

拜占庭研究的真正兴起是在法国出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三（Louis XIII，1610—1641年在位）和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统治期间，实行开明专制政策，崇尚古典文明，促成了法国文化界研究希腊古代手稿的热潮。王室支持政府广泛收集民间藏书，红衣主教马扎然（Cardinal Mazarin，1602—1661年）和柯尔贝特（Colbert，1619—1683年）的私人藏书即以希腊古文书为重要组成部分，移交皇家图书馆后，使法国成为拜占庭历史资料十分集中的国家。王室和政府积极支持并赞助著名的卢浮宫出版机构组织学者编辑出版拜占庭古籍系列丛书，使过去由学者自发进行的希腊古籍翻译工作变为有组织的政府行为。1645年，这部丛书的第一册，即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历史》问世，标志着有组织的资料整理工作正式开始。同时，这项计划的实施激发起学者更大的热情。数年后，法国著名学者拉比（Ph. Labb，1607—1667年）等人提出了拜占庭历史文献大全的出版计划，邀请全国学者共同合作，得到国内外学者的积极响应，从而奠定了《巴黎拜占庭历史文献大全》（简称《巴黎大全》，Paris Corpus）编辑委员会的组织基础。这套丛书以原文和译文对照并详加注释的形式出版，学术价值极高，至今仍然是拜占庭研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原始资料参考书。《巴黎大全》的出版是拜占庭研究工作早期阶段的最重大的成就，也反映出早期研究工作的特点：即广泛搜集历史文献，整理出版重要史籍。《巴黎大全》出版工作进展十分迅速，特别是由于当时最著名的拜占庭史学家西维奥尔·杜康（Du Cange，1610—1688年）的加盟而达到其最辉煌的顶峰。杜康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币学家和考古学家，广泛涉猎文学和艺术。他大器晚成，45岁以后才开始发表作品，并积极参与领导《巴黎大全》的编辑工作。他从语言学、系谱学、地形学和古币学角度对拜占庭社会生活、君士坦丁堡地理和地貌以及中世纪希腊语所作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特别是他编纂的中世纪希腊—拉丁语词典至今仍是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可以说，他是当时最杰出的拜占庭学家，代表了这个时期拜占庭研究的最高水平，是拜占庭历史研究工作的奠基人。在杜康之后，一批博学的历史学家继续推进拜占庭历史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其中让·马比永（Jean Mabillon，1632—1707年）、贝尔纳·德·蒙特福松（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年）、米歇尔·勒基安（Michel Lequien，1661—1733年）、安塞尔莫·班杜利（Anselmo Banduri，1670—1743年）等人是重要代表人物，《巴黎大全》的编辑工作于1819年告一段落。拜占庭研究工作在18世纪遭受到重大挫折，这是拜占庭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家掀起批判宗教神学、提倡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他们把欧洲中世纪称为“黑暗时代”，认为在这一黑暗时代，欧洲古典文化全面倒退，遭到落后的蛮族和基督教的扼杀，他们还对深受基督教神学思想影响并以东正教为国教的拜占庭帝国持批判态度。伏尔泰、孟德斯鸠图0—1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等启蒙思想家对拜占庭历史和文化无一不持否定态度。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年）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把拜占庭帝国千余年的历史视为罗马帝国长期的衰亡史，并将这一衰亡过程称为“蛮族主义和宗教的胜利”。这些思想对拜占庭学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这项研究在18世纪初以后百余年内几乎没有获得任何重大发展。尽管如此，吉本（图0-1）的这部名著仍然以其广泛的史料考证和典雅的文学语言享有极高的声誉，特别是英国著名拜占庭学家布瑞（J. B. Bury，1861—1927年）对该书的注释，使其学术价值保持到今天，成为启蒙运动时代拜占庭研究领域最杰出的代表作。

同一时期，拜占庭历史和文学资料的编辑整理并没有停止，在德国出版了包括大量拜占庭作品在内的14卷的希腊古文献书目，它提供了完整的拜占庭历史文献索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至今是拜占庭文献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德国学者开始筹划在《巴黎大全》版本的基础上扩大出版拜占庭历史文献丛书。另外，各国学者对拜占庭古代文献分散进行的译注也为此后拜占庭学发展成为独立学科作了文献资料方面的准备。法国学者在该学科发展最初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带动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投身研究工作，终于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拜占庭学发展的高潮。

拜占庭研究的现代阶段开始于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后，怀疑主义思潮泛起，人们重新审视启蒙学者提倡的理性主义观念，欧洲学术界出现清理历史遗产、重写人类历史的呼声和重视历史研究的风尚，人们希望从历史中寻求国富民强、长治久安的借鉴。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和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年）等著名学者重视史料挖掘、忠实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念影响和改变了18世纪流行的消极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图0-2）。拜占庭研究工作也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首先，学者对拜占庭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继续向前推进。1828年，《波恩拜占庭历史作品大全》（简称《波恩大全》，Bonn Corpus）在德国出版问世。这部丛书在《巴黎大全》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资料的搜索范围，采用原文和拉丁文对照的方式，附带精简的德文诠释，具有完整、精确和使用方便的特点。至今，《波恩大全》与《巴黎大全》一样是从事拜占庭研究人员必备的原始资料丛书。

这一时期，各国学者不再满足搜集整理拜占庭文献，而是积极从事对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全面研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希腊等国都出现了许多从事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专家，出版了一大批各种文字、多种版本的专著，涉及拜占庭研究的各个领域。法国学者施伦伯格（G. Schlumberger，1844—1928年）、查尔斯·迪尔（Ch. Diehl，1859—1944年）和他的图0—2　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学生路易·布莱赫尔（L. Brehier，1868—1951年）最为突出，他们的研究涉及拜占庭帝国军事外交史、王朝政治制度史和物质文明及文化史等拜占庭人生活的主要方面，代表了这个时期法国拜占庭学发展的方向。英国学者乔治·范莱（George Finlay，1799—1875年）和约翰·布瑞（J. B. Bury，1861—1927年）也是拜占庭学研究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在19世纪上半叶震动整个欧洲的希腊革命的影响下，多次访问为推翻土耳其人统治、实现民族独立而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的希腊，先后完成多部拜占庭帝国和希腊通史，被认为是继吉本之后最优秀的历史作家。布瑞作为著名的剑桥大学历史教授，主编《剑桥中世纪史》，邀请当时最著名的拜占庭学家参加该书写作，使之代表了当时英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平。

德国在完成自上而下的统一事业前后，学术活动在国家的支持下非常活跃，而兰克和蒙森等史学大师将注重实证史学的风气注入拜占庭研究工作，使德国的拜占庭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严谨的学术特点。德国学者卡尔·霍普夫（Karl Hopf，1832—1873年）和卡尔·科隆巴赫尔（Karl Krumbacher，1856—1909年）在拜占庭历史资料的发掘、拜占庭经济史和文献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代表了这一时期德国拜占庭研究的最高水平。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科隆巴赫尔的《从查士丁尼到东罗马帝国末期的拜占庭文献史》内容极为丰富，对当时已经发现的拜占庭作品和作家进行全面述评，是拜占庭文学史和史料学最重要的参考书，至今仍是拜占庭学者必备的案头书，该书已被翻译为世界主要语言。科隆巴赫尔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于1892年编辑发行了第一部拜占庭学研究年刊《拜占庭研究》（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这一刊物仍然是当今国际拜占庭学第一流的学术出版物。此外，诸如塔菲尔（G. L. F. Tafel，1787—1860年）、托马斯（G. M. Thomas，1817—1887年）、赫兹伯格（G. F. Hertzberg，1826—1898年）和格里高罗维乌斯（F. Gregorovius，1838—1910年），以及法尔默赖尔雷尔（J. P. Fallmeraryer，1790—1861年）和林根绍尔（K.E. Zacharia von Lingenthal，1812—1894年）等一批德国学者也对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希腊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拜占庭帝国历史和文化，特别是在19世纪初希腊民族解放运动中，爱国学者注重发掘希腊古代中世纪历史和文化，以此作为唤起民族自尊心的重要措施。希腊雅典大学教授巴巴利格布罗斯（Paparrigopoulos，1810—1902年）和斯比利冬·兰布罗斯（Spiridon Lampros，1851—1919年）是希腊拜占庭学家中的佼佼者。前者积30年的功力完成了5卷本《从远古到近代的希腊民族史》和《希腊文明史》，后者出版了《从远古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图解希腊史》。雅典大学教授安德列亚迪斯（A. Andreades，1876—1935年）十分注意拜占庭帝国财政经济史研究，其成果至今没有过时。

拜占庭学在俄国的发展值得注意。俄国学者认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拜占庭帝国有密切的联系，同属于东正教信仰，因此对其文明有强烈的认同感。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沙皇时代的御用学者甚至认为，在拜占庭帝国灭亡以后，俄国理应成为“第三罗马帝国”，或至少是拜占庭帝国与东正教的正宗继承者。客观的俄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是在法、德两国学术界的影响下形成的，其主要成就集中在拜占庭经济史和教会史研究方面。俄国早期拜占庭学者从最初模仿法、德学者收集整理拜占庭历史资料，逐步开始其研究工作，很快就发展出自己的研究特点，即在经济史和农业史方面颇有创见。俄国学者如皇家科学院院士库尼科（Ernst Kunich，1814—1899年）、穆拉尔特（Eduard de Muralt，1809—1895年）是俄国拜占庭研究工作的先驱，他们不仅在俄国古代和拜占庭帝国文献资料的收集方面，而且在俄国境内的拜占庭考古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曾任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和俄国科学院院士的瓦西列夫斯基（V. G. Vasilievsky，1838—1899年）、康达科夫（N. P. Kondakov，1838—1925年）和乌斯本斯基（I. Uspensky，1845—1928年）是俄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他们不仅在拜占庭内政和外交问题研究中开创了许多新领域，而且在原始资料的考证方法和在历史研究中的批判方面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其独到的治学方法和精神对后人影响甚深。

20世纪是拜占庭学发展的春天，各国学者在各自的研究工作中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国际一流水平的著名学者达数百名，他们著述颇丰，硕果累累，研究范围涉及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所有领域。这里，我们不可能提到所有对当今拜占庭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仅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介绍一二。

美籍俄国学者瓦西列夫（A. A. Vasiliev）影响最为广泛，他不仅著述极为丰富，而且以通俗易懂的英语出版了《拜占庭帝国史》，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该书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几乎涉及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拜占庭学全部有争议的问题和最重要的学术观点以及最新研究成果，堪称是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成果的总汇。该书因此多次再版，并被译为法、德、俄、希腊等多种语言，该书的中译本也可望于近年面世。

拜占庭学研究工作在巴尔干地区和其他东欧国家的蓬勃开展使该地区学者在国际拜占庭学界异军突起，保加利亚学者穆塔夫斯耶夫（P. Mutafciev，1884—1943年）、兹拉塔斯基（V. Zlatarski，1866—1935年）和尼科夫（P. Nikov，1884—1939年），前南斯拉夫学者阿纳斯塔修维奇（D. Anastasijevic，1877—1950年）、格兰尼奇（F. Granic，1883—1948年）、斯塔诺耶维奇（St. Stanojevic，1874—1937年）和希西奇（F. Sisic，1869—1940年）是其中重要代表人物。而影响力最大者当属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 Ostrogorsky），他的《拜占庭国家史》是一部影响深远、被公认为最有学术价值的拜占庭通史著作，书中在各个历史时期专章中开辟专门小节分析相关的拜占庭史料和最重要的研究著作，其严谨的著述方法独树一帜，构成了全书的坚实基础。在这部名著中，作者注重对物质文化和经济制度的研究和考察，他对拜占庭经济史的研究水平远远超过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学者，他关于拜占庭帝国农业经济的意见至今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他的这部书历经半个多世纪，为学界公认是最好的拜占庭通史著作。罗马尼亚学者奥尔佳（N. Iorga）的《拜占庭人生活史，帝国与文明》突破一般的历史著作的写法，另辟新路，注重考察拜占庭帝国时期社会生活的状况，突出作为整体的拜占庭文明演化的主要线索。该书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附录了大量的参考书，使读者可以借此进一步深入阅读。

英国学者仁西曼（S. Runciman，1903—2000年）可以称为长寿作家，他在经历了多年在土耳其、希腊的外交生涯后，任教于英国多所大学，他的《拜占庭文明》、《皇帝利卡潘努斯罗曼努斯及其统治》、《十字军史》和《第一保加利亚帝国史》在国际拜占庭学界获得了普遍的好评，从而他成为继布瑞之后英国拜占庭学的学科带头人。俄国学者乌斯本斯基于1914年出版的《拜占庭帝国史》堪称俄国拜占庭历史研究的代表作品，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书中包括对晚期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社会经济史的论述，代表了俄国学术界的研究特点，而且使用大量图片、地图和表格，生动地再现了自4世纪以后1400年的历史，从而形成了该书图文并茂的重要特点，这在当时严肃的学术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的历史学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重新解释全部人类历史。在一大批优秀的拜占庭学专家中，列夫臣柯（M. V.Levchenko，1890—1955年）是突出的代表人物。他被认为是第一位试图用历史唯物论研究拜占庭帝国史的学者，他在其《拜占庭史》一书中分析了拜占庭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描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影响，特别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拜占庭社会最终解体的原因作了初步的阐述，从而用拜占庭历史的演化说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正确性。另一位英国作家柏尼斯（N. H. Baynes，1877—1961年）也是多产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拜占庭帝国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特别对历史文献、早期政治制度和教会问题有突出的成果，他与莫斯（H. Moss）合作完成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文明概论》以专题史的方法描述了拜占庭帝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拜占庭专题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德国学者斯坦因（E. Stein，1891—1945年）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史专家，他对拜占庭帝国社会经济生活作了精深的研究，特别是对拜占庭手工业、丝织业和行会的研究至今处于国际一流水平。

20世纪拜占庭学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专题研究取得了快速进展。学者在拜占庭语言和文献研究领域获得了突出的成就，近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新资料不断补充了科隆巴赫尔100年前开创的文献研究。前国际拜占庭学学会主席、德国学者贝克（H. G. Beck）的《拜占庭民间文学史》和国际拜占庭学学会前秘书长、希腊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J. Karayannopulos）的《拜占庭历史文献》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最新代表作品。英国学者卡梅隆（Averil Cameron）、美国学者塔尔博特（Alice-Mary M. Talbot）、澳大利亚学者斯科特（Roger Scott）和爱尔兰学者穆雷特（Margaret Mullett）等人在各自主持的拜占庭研究中心致力于拜占庭文献的整理翻译，成效显著。同时出现了一批文物全集，例如许多国家出版了拜占庭古币全书，其中又以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美国顿巴登橡树园和怀特莫尔研究中心的作品为突出。

总之，现代拜占庭学迅速发展的标志主要有四：其一，各国拜占庭研究机构相继建立，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都建立起国家或民间的拜占庭研究中心，其中德国、美国、希腊、法国、英国、俄罗斯、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研究中心，在研究水平和组织建设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这些研究中心的工作范围不局限于组织本国学者从事研究活动，而且积极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往来和交流。其二，拜占庭学的研究从欧洲个别国家扩展到全世界。除了希腊、南斯拉夫和俄罗斯外，东欧其他国家也将拜占庭研究视为本国历史研究的一部分，积极发展该项研究，而美国、加拿大等经济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人类文明保护者的姿态积极促进拜占庭研究工作的发展。二战以后拜占庭学迅速成为“热门”学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上述国家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和德、法、俄、希腊等国构成当代拜占庭学发展的主力军。其三，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活跃。自1924年第一届拜占庭学者国际大会召开以来，每5年举行一次会议，至2006年，已经举行了21届大会。会议讨论拜占庭学发展的方向问题，组织国际合作，调整大会机构，并出版会刊和论文集。除此之外，每年还不定期举行世界拜占庭学家恳谈会和各种专题讨论会，随时交流学术成果。其四，拜占庭学成果丰硕，人才辈出。每年新版和再版的拜占庭学图书资料有数百种之多，截至20世纪末，全世界有近300种学术刊物涉及拜占庭学。这种国际交流极大地推动了拜占庭学的发展。为了培养后备力量，许多国家还在大学中设立拜占庭历史和文化课程。

现代拜占庭学发展趋势和突出特点首先表现在，学者对拜占庭文史资料展开更广泛的搜集和更精确的注释，这项工作不仅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而且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资助。例如学者根据考古学、印章学和古币学的新成果对20世纪的《巴黎大全》和《波恩大全》重新注释出版拜占庭历史文献。近年来，学者对所谓“活的拜占庭博物馆”阿索斯圣山修道院保存的文物手稿进行整理，获得大量经济史资料，这些陆续出版的“阿索斯档案”对拜占庭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雄厚的资料基础。其次，学者根据不断发现的新史料重写拜占庭通史著作。这里，特别要提到近年来各国出现的拜占庭通史力作。用英文出版的拜占庭通史有布鲁宁（R. Browning）的《拜占庭帝国》、曼格（C. A. Mango）的《拜占庭：新罗马帝国》、奥柏林斯基（D. Obolensky）的《拜占庭帝国：500—1453年的东欧史》。用希腊文出版的通史有卡拉扬诺布鲁斯（I. Karagiannoulos）的《拜占庭国家》和《拜占庭国家史》，用德文和意大利文出版的通史有施莱尼尔（P. Schreiner）的《拜占庭》和卡日丹（A. P.Kazhdan）的《拜占庭人及其文明》。

这个时期的学者特别注意拜占庭历史专题研究，关注拜占庭学薄弱环节研究，其中专题史研究涉及拜占庭学各个方面，如文化史、经济史、货币史、法律史、政治史、思想史、建筑史、东正教思想和教会史、外交和民族关系史、文学和语言史，等等。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拜占庭政治学方面的优秀作品包括希腊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的《拜占庭政治理论》、马科斯莫维奇（I. J. Maksimovic）的《巴列奥略王朝时期拜占庭省区管理》和法国学者弗里奥纳斯（Sp. Vryonis）的《拜占庭帝国的权威》等。这些近年来出现的专著弥补了拜占庭学长期存在的弱项，为多角度的研究工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陆续发现的大量拜占庭古物直接促进了拜占庭考古研究的发展，新的拜占庭货币、印章和器物大全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相继出版，其中特别突出的有：国际拜占庭学研究会秘书长伊格诺米基斯（N. Oikonomidis）的《拜占庭印章》、洪梅尔（W. Hummel）的《拜占庭货币分类》、哈金斯等人（T. Hackens）的《拜占庭货币》。

另外，学者在拜占庭研究工作中使用了新的研究手段和新的研究方法。许多拜占庭学者注意到国际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提出改革拜占庭学研究方法的建议，著名德国学者贝克在1981年举行的国际拜占庭学大会上发出呼吁，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他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应从整体上把握拜占庭历史演化、从全局上系统了解拜占庭学社会变革的新时期，新的宏观研究应该和传统的微观研究一样成为拜占庭学专家采用的方法。有的学者在第二、第三代年鉴学派的影响下，提出历史研究应以人为中心，特别是以普通人，如农民、手工工匠、妇女、士兵等为关注的焦点，他们主张通过对小人物和具体人的生活的考察，再现真实的历史原貌。原苏联学者卡日丹（A. P. Kazdzn）完成的《拜占庭人及其权力》和英国学者卡梅隆的《拜占庭人》就是这种新史学观点的代表作，前者考察了拜占庭社会中各种人的生活，细致具体地描述社会各阶层，包括贵族、农民、手工工匠、妇女的日常生活。后者在关注物质生活的同时，深入探讨了拜占庭人的精神生活。目前，以新史学观点指导完成的作品逐步增多，反映了拜占庭学研究工作的新变革。

学者在研究中使用计算机处理数字统计和目录检索，将统计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这是当代拜占庭学发展的又一个新趋势。使用计算机不仅提高了研究工作的效率，而且有助于拜占庭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使这个古老学科朝向数据化、模式化的科学方向发展，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辅以定量研究。

总之，当代拜占庭学的发展生机勃勃，方兴未艾。1997年国际拜占庭学研究会在哥本哈根举行会议。研究会在正式发布的文件中，将该会主席关于拜占庭学百年来的发展报告作为最重要的文件。该报告指出，拜占庭学发展的重要标志首先在于它构建起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和内部构造，形成了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和专题史研究领域，并整理了大量原始资料，出版了系列专著，发行了许多专门学术刊物。其次，世界各主要国家在开展拜占庭学教育和培养高级研究后备力量工作中取得了长足进步，拜占庭学研究从欧洲国家发展到世界各地，拜占庭学研究队伍迅速扩大，例如，美国拜占庭学研究会正式会员达到300余人。拜占庭学研究国际大会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大盛事，仅以大会发布的文件为例，第一届大会仅96页，至第十六届大会时达到5489页，其中主要是各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拜占庭学研究的国际化被认为是另一个重要标志，各国学者打破民族、国家、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的心理界线，共同致力于拜占庭学的发展，例如冷战时代的苏联拜占庭学发展得到国际拜占庭学界的承认。努力克服国际政治和文化背景差异对拜占庭学研究造成的影响，也是各国拜占庭学家的共同目标。在瞻望拜占庭学的未来发展时，该报告提出了以下内容。第一，各国学者将继续致力于拜占庭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抢救大量受到环境破坏的拜占

庭文物，完善和出版诸如大型拜占庭希腊语词典、百科全书、地图集、年表、文物大全等拜占庭学工具书。第二，各国拜占庭学研究机构将继续支持以美国学者为主发起的将现代科技手段应用到拜占庭学研究的计划，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开发的“希腊文古籍数据库”将包括自荷马至后拜占庭帝国时代所有希腊语文献，该数据库的建立无疑将推动拜占庭学研究的发展。而国际和各国拜占庭学研究机构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的网站和开辟的主页，以其快捷准确的信息，为现代拜占庭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第三，各国拜占庭学家将继续在传统研究基础上，积极创新，开拓新兴研究领域，注意对薄弱研究课题的开发，例如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受到国际拜占庭学界的关注，特别是中文古籍中有关史料的发掘得到美国、德国和希腊等许多研究机构的注意。该报告特别提出拜占庭学研究中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问题，呼吁拜占庭学新生代注意克服忽视优秀研究传统的倾向。

二、我国的拜占庭研究

我国拜占庭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受苏联学术观点影响比较强烈，当时苏联学术界拜占庭研究的成果被陆续引入我国，列夫臣柯的简明拜占庭史书《拜占庭》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在此基础上，我国部分从事世界历史研究工作的高校教师也开始涉及这一领域，至80年代中期，我国各类刊物发表的关于拜占庭史的各类文章共30余篇，其中学术论文10篇左右，其余为俄文翻译作品和介绍性通俗读物。在此期间，我国通用教材中有关拜占庭历史的内容大多采用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的相关部分。我国的拜占庭学研究除了个别课题，如齐思和先生关于中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关系的研究外，尚未真正展开。这一时期我国拜占庭史研究的特点表现为偏重理论探讨和关注苏联拜占庭学的动态，齐思和先生将此概括为“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拜占庭封建制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即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为指导，分析拜占庭社会封建化过程和阶级斗争问题。由于对马恩经典作家有关理论和概念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学者在诸如“封建”、“封建制”、“封建社会”、“封建化”等问题上始终纠缠不清，加之缺乏必要的史料，致使这一时期我国拜占庭史研究基本上跟随苏联拜占庭学者的观点。例如，苏联学术界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导致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原因的观点对我国学者很有影响，尹曲先生即认为拜占庭灭亡“主要是因为帝国经济的衰落，人民大众的贫困，阶级斗争和封建集团的内讧所造成”。

近30年来，我国拜占庭学获得了长足发展，学科基本建设的速度逐渐加快，科研实力迅速提高，特别是在基本的图书资料购置方面，国家和相关学校投入不断增多，各层次人才培养的规模和人才队伍进一步扩大，培养体系渐趋完善。我国专门从事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开展了积极的对外交流活动，不仅参加相关国际会议，而且与国际一流拜占庭研究中心开展合作研究，促进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既初步改变了该领域发展长期滞后于其他学科方向的状况，也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作为我国世界古代中古史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拜占庭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我们将对此作比较详细的叙述。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加强了对拜占庭学人才的培养力度，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励下，我国拜占庭研究重新振作和兴起，首先从拜占庭文化研究开始。1986年我国世界史学科专业学术刊物《世界历史》刊发了《应该加强对拜占庭历史的研究》一文，其中建议：“着手进行资料建设和人才建设。要同世界有关研究中心建立联系，从各种渠道广泛搜集有关文献资料，取得各方面的信息，在若干年内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拜占庭史资料体系；同时要组织史学工作者到这块处女地上耕耘，挖掘我国古代著述中的有关资料，翻译当代世界有关名著；在大学开设有关课程，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这一建议得到响应，无论在项目设立还是在高校完善课程建设都得到多层次的支持，从而拉开了相关研究的序幕。此后，《历史教学》、《世界史资料》和多种刊物相继发表了《拜占庭文化特征初探》、《拜占庭文化在中世纪欧洲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论文，《历史教学》连续6期开辟专栏，以图片和文字说明的形式对拜占庭文化进行系统介绍。

应该说，这个时期我国学者撰写的关于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的文章大多具有外国学术成果引进性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性论文，其中介绍多于论述，描述多于分析。这与当时我国拜占庭研究的总体水平有限密切相关。当时，该领域研究的局限性不仅表现在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基本史料比较缺乏，可资参考的专著书籍屈指可数，更不用说原始文献资料，而且当时非常有限的研究人员掌握的外语比较单一，即便对相关语言具有初步知识，使用也很不熟练。

经过我国拜占庭学工作者的努力，近30年来该研究领域出现了可喜的发展。最明显的变化是有关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举凡拜占庭学的重要方面我国学者大体都有涉及，前面提到的近年来见诸期刊发表的百余篇文章，涉及拜占庭文化特征和历史作用的不足5篇，而涉及拜占庭宗教文化的有13篇，涉及拜占庭物质文化的有30余篇，其中仅关于我国发现的拜占庭（东罗马）货币的文章就占了1/3以上。同时，诸如涉及拜占庭经济制度、商业活动、染织艺术、城市建筑规划设计、器物装饰造型风格、拜占庭音乐、圣索菲亚大教堂建筑、玻璃制造技术、拜占庭式家具、拜占庭式园艺、拜占庭教育、拜占庭史诗文本、拜占庭历法等拜占庭文化具体细节的文章也不时问世，显示出研究兴趣和关注点的多样化，这是我国对拜占庭文化研究迈出的极有发展前景的重要步骤，为今后的研究开拓出巨大的空间。特别可喜的是，我国拜占庭学后备人才人数不断增多，他们的专业化水准不断提高，学术成果的数量明显增加，根据笔者初步统计，近两年正式发表的拜占庭学文章每年都在30篇以上。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研究理论的变化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大。我国拜占庭学工作者从理论层面上突破了传统的“狭义文化”概念，以“广义文化”的概念界定拜占庭文化研究的范围。自19世纪西方人类文化学者提出“文化”的定义后，无论是“生活方式论”，还是“工具制造过程论”，或“人类生活复合体论”，人们大体将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前者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后者则专指精神文化而言，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1986年《试论拜占庭文化在中世纪欧洲和东地中海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提出：“所谓拜占庭文化，是指古典的希腊与罗马文化在拜占庭帝国内与基督教文化和古代东方文化融汇、发展而成的精神财富的总和”，这里，学者理解的拜占庭文化还大体局限于精神文化。但是，此后拜占庭文化的概念不断扩大，推动我国拜占庭学者的研究视野从拜占庭文学、艺术、雕刻、音乐等方面扩展开来，逐渐关注包括拜占庭社会物质生活及其相关制度的其他方面。

仅就拜占庭宗教研究而言，不仅研究选题的范围得到极大扩展，而且一些微观研究将一些长期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课题深入到具体的细节。毁坏圣像运动是决定拜占庭东正教发展的重大事件，理所当然受到高度关注，《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的原因》、《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的影响》、《圣像与破坏圣像运动》等文章比较全面地探讨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和历史意义。有关拜占庭宗教问题的研究涉及的课题非常广泛，例如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拜占庭早期历史上的宗教问题、拜占庭圣像画、拜占庭教堂壁画等，均有专题论文问世。在这些文章中，《世界宗教研究》发表的《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长篇论文分量最重，该文突破了拜占庭史学研究笼统谈论拜占庭宗教及其作用的传统方法，深入探讨遁世修道理念在拜占庭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分析了其不同于罗马天主教入世主义修道观的特点，明确提出：“西部基督教世界和东方拜占庭帝国在修道理念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前者把修道手段与教化社会的目标紧密结合，早在6世纪即将修道活动的原初理念——遁世主义理念异化为入世主义修道观；后者则继续以否定尘世生活的方式去追寻上帝，完美地保持和发展了该理念，从而使东部基督教会的修道活动和灵性生活显现出与西部教会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又如在拜占庭经济制度研究方面，学者不仅注意到拜占庭社会主要的发展趋势，还关注查士丁尼、尤利安统治时期的经济制度。一些文章甚至注意拜占庭人物质交流的某些细节，他们在文章中指出：“4—6世纪间，东方帝国的经济复苏无疑得益于东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但帝国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也在经济复苏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拜占庭的农产品和各种精美绝伦的丝绸、布匹、金银制品、雕刻的象牙、细致的玻璃、玛瑙杯子、雕镂的和珐琅的花瓶、镶嵌物、水果、醇美的酒和其他特制的奢侈品运往东西方的重要港口；与此同时，拜占庭人又从阿拉伯和东方商人手中，购买来小亚细亚……各地的珍贵商品：香料、香水、宝石、稀有金属、檀香、麝香与樟脑、生丝与棉花、丝的和精美的羊毛织品……”

显然，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变化是近年来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变化，其引发的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角度的调整彻底突破了我国拜占庭学研究只关注政治经济领域的局限性，使拜占庭学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

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角度的调整促使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针对具体的研究课题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一点是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动向。首先，实证性的研究得到了加强，使一些过去已经得出结论的课题进一步得到延伸。例如，我国学者早就注意到拜占庭文化对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他们将这一特点称为“传统性”或“尚古性”，并具体列举其表现，即热衷于誊写、翻译、收集和整理古希腊罗马的文史哲古籍，并在其文史哲和法律创作及建筑艺术活动中打上古典文明的烙印。但是，从古希腊文化到拜占庭文化之间的数百年发展似乎还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关于东地中海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缺乏具体的实证性研究。《希腊化与拜占庭帝国》一文对该领域的薄弱环节作了补充，提出：“希腊化在东地中海区域维持了长愈数世纪的经济文化繁盛……希腊化影响又曾延伸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段，表征着一定的跨时代的文化超越性，对而后的罗马帝国，进而通过罗马对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产生了尤为直接、显明的正面作用。”同样，关于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探讨，从比较宏观的理论分析逐步深入到对其细节的实证性研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例如《拜占庭帝国与拜占庭文化的传统》和《论拜占庭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论述尚显空泛，而《拜占庭与西方世界的文化联系》则举证丰富，实证性较强，《拜占庭基督教传入对罗斯文化具有积极影响解析》实证性论述稍显不足，而《罗斯时期的拜占庭文化痕迹》则着重对基辅罗斯和莫斯科两个时期拜占庭文化影响进行全面细致的实证性论述，这篇论文以俄文写成，如能以中文出版则影响更大。

其次，对比和比较研究方法的突破也促进了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学界历来重视对比和比较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具有的难度也为学者所公认，研究者不仅需要了解比较研究对象双边甚至多边的知识，而且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把握能力。正因为如此，我国老一代世界史学者曾告诫青年学人要慎重地选择这一研究方法。《东西方文化特征在城市布局上的体现——长安城与君士坦丁堡》的作者通过对比这两个古代都城，提出：“无论从城市布局所遵循的美学原则（对称与非对称）、城市布局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心理还是城市中心建筑物的位置和类别所反映的君权和中央集权与神权、自由民主的对立，两者所表现出的东西文化的差异都是十分明显的。”《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庭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在论述两大文明之间关系史的同时，注意到“这两大文明渊源不同，特色各异”，他们都“在中世纪呈放光彩，对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河西五凉文化与拜占庭文化之比较》则将存世1 000余年的拜占庭文化与存世100余年的我国河西地区文化进行对比，正如作者所说，这两种文化“时限不齐，地域大小不一，可比基数不同”，所以“干脆抛开理论框架，只比较可比因素”。同一作者的两次比较研究不同，前者尚可说得过去，而后者显然比较失败。《拜占庭对西欧文化的影响》是针对《中世纪西欧吸收古希腊文化渠道问题初探》一文的观点，就西欧接受拜占庭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影响所作的对比研究，由于对比得当，参考文献比较丰富，因此说服力较强。由此可见，拜占庭文化比较研究之难。计量史学方法在我国历史学界的应用尚不普及，但是在拜占庭文化研究领域的初步尝试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长篇论文《拜占庭皇帝继承制特点研究》使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拜占庭历史上近百位皇帝的即位情况作了分析，进而概括出拜占庭皇帝继承制度具有的继承方式多样性、继承结果不稳定性和继承过程复杂性，从而以定量分析阐释了对拜占庭皇帝专制制度的定性说明。应该注意的是，计量史学的内容极为丰富，这篇文章只是初步的尝试，其使用的计量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直观的。即便如此，作者的研究仍然以其对大量史料进行基本数据处理为依据。新的研究方法在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应用之难，在此又得到了证明。

再者，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新方法的应用推进了拜占庭史料学的发展，以文本为主以文物和遗址为辅的史料观念正在形成。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史料考证在研究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我国拜占庭学的多数研究目前尚属历史学范畴，因此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对于该领域研究的深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前文提及的大多数研究成果还是以文本为主要依据，但是，近年来出现了以拜占庭文化遗址和古代器物为主要研究依据的新现象。

目前，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中最为国际拜占庭学界关注的是古代中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文化交往，这一课题能够跻身国际拜占庭学前沿的重要原因，是我国具有世界首屈一指的悠久文化传统和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对于拜占庭文化研究有着直接关系的是大量的古籍文献和考古发掘器物。就古籍文献而言，中西方学者曾进行过长期深入的整理，中文古籍中有关拜占庭文化的史料虽然得到初步的研究，但是，其研究水平大体局限于部分文献的解读和古代人名、地名、物产名的考证，涌现了诸如伯希和、夏德、亨利·裕尔、白鸟库吉、冯承均、张星烺、向达、沙畹等一批著名学者。然而，由于语言和资料交流方面存在的障碍，这方面的研究长期停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的水平，其间偶尔问世的一些作品大多难以达到前人的水准。正因为如此，国际拜占庭学界大力开展和推进这一领域的合作研究工作，希望能借助现代技术加快相关中文文本资料的国际化。在此背景下，我国拜占庭学者相继出访国际著名拜占庭研究机构，从事合作研究，参加相关专题国际会议，并在国际拜占庭学刊物上以多种文字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就考古发掘器物分析，我国发

现的拜占庭金币成为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和钱币学界的“热门”，不仅发表了一大批拜占庭钱币发掘报告，而且在相关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高质量的成果。我国学术界对这些金币的系统研究始于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近年来又有宿白、徐苹芳、罗丰、康柳硕、羽离子、陈志强、林英、张绪山、李一全、金德方、郭云艳等人涉及，他们的研究文章或总结报告多有新意，特别是学者对于截至2006年在我国发现的近百枚拜占庭钱币的研究，对于我国钱币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引起国际拜占庭学界的高度重视，为拜占庭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往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物质证据。

总之，近年来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显示出更加突出的实证性和多样性，不仅提高了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且在一些课题上真正进入国际前沿水平，特别是在拜占庭与古代中国之间文化关系研究中对国际拜占庭学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客观地分析，我国拜占庭研究尚在兴起阶段，在这一领域还存在着大量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因此理论探讨和宏观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具体和微观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否则就必然陷入空泛的论说，得出的结论必然经不住推敲。人们欣慰地发现，近年来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更加注意从原始文献和一手史料入手，研究水平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

一般而言，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选题宜小不宜大，研究对象越具体越好，因为过于宽泛的课题不仅增加了研究工作中收集原始文献的难度，而且由于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使得对史料的选择带有更明显的主观色彩，进而很难得出合情合理的客观结论。《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一文堪称标杆之作，该文的主题非常集中，主要研究6世纪前半期至659年唐军消灭西突厥期间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文化联系，而使用的中文原始文献包括《后汉书·西域传》、《梁书》、《周书·突厥传》，西文原始资料包括亨利·裕尔的《东域纪程录》（该书虽为现代学者所著，但其中收集整理了大量相关原始文献）、科斯马斯的《基督教风土志》、普罗柯比的《战史》、侯拉尼的《阿拉伯航海》、弥南德的《希腊史残卷》、塞奥凡尼斯的《历史》，还有相关的重要史料集如《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和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尽管个别中亚文字资料尚未被作者注意到，但是可以说，该文基本上穷尽了这一选题应该使用的中外文原始资料。同样，《拜占庭〈农业法〉研究》一文也是如此，该文属于拜占庭文献研究，集中探讨《农业法》及其相关问题，因而其使用的相关原始文献比较完整，有关资料几乎被一网打尽，包括法律文本《六书》、《皇帝法律选编》、《法律选编》、《农业法》原文、查士丁尼的《法学汇纂》、泽波斯的《希腊罗马法》和《罗斯法典》，而涉及该法的拜占庭史书如塞奥发尼的《编年史》、尼基弗鲁斯的《简史》、《往年纪事》（俄罗斯最早的史书）和相关的原始文献如《圣经》和菲洛塞奥斯的《官职表》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地中海首次鼠疫研究》的史料调查和运用更为用心，作者不仅充分注意到国际拜占庭学界大多数学者通常使用的3种基本史料，即普罗柯比、埃瓦格留斯、以弗所人约翰的记载，而且在扩大调查范围的工作中将基本史料增加到10余种，其中很多是国内外学者此前未曾注意到的，包括阿加塞阿斯的《五卷本历史》、约翰·马拉拉斯的《编年史》、匿名作家的《复活节编年史（284—628 AD）》、《阿贝拉编年史》、安娜·科穆宁的《阿历克塞传》、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尼基弗鲁斯的《当代编年纪》和尼基乌主教约翰的《编年史》。新发现的史料对于“查士丁尼瘟疫”研究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依据，因而拉近了我国与国际拜占庭学发展的距离。

在原始文献收集和使用方面同样极有功力的《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和《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两篇文章，因为选题比较宽泛，虽然原始资料比较丰富，但仍然略显庞杂。就《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使用的原始材料分析，其包括塞奥尼修斯的《书信》、圣瓦西里的《隐修者的典范》和《书信》、瓦西里的《小修道院规定》和《大修道院规定》、《盖利斯奥斯山拉兹鲁斯修道院遗嘱》、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的《基督教会史》、查士丁尼的《新律》、《（917年）尤西米奥为斯帕萨玛夏修道院和阿加留修道院所写的遗嘱》，还有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一书的奥利金的《第一原则》，和转引自基纳勾普洛斯的《拜占庭教会、社会与文明》一书的大教长约翰的《论修道院的纪律以及修道院缘何要转交世俗人》、塞奥多利的《826年修道改革规范》、阿塔纳修斯的《安东尼生平》、格列高利的《摩西生平》。而《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一文使用的拜占庭作家的作品则包括君士坦丁七世的《论军区》和《礼义书》、雅尼的《教会史》、塞奥发尼的《编年史》、阿加塞阿斯的《五卷本历史》、雅尼斯的《编年史》、利奥的《法令》格力高拉斯的《罗马史》、泽波斯的《希腊罗马法》，以及考古资料集《色雷斯的拜占庭铭文集》和《汪达尔和拜占庭时期迦太基考古》等。毋容讳言，就这两篇文章的题目而言，所用原始资料并未被穷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前述《拜占庭皇帝继承制特点研究》一文中。

上述这几篇文章是真正反映我国拜占庭研究质量和水平获得实质性提升的代表作。还有许多作品虽然不能穷尽各自研究应涉及的原始资料，但是研究者已经有意识尽可能全面地采用与课题相关的专题著作，并初步使用部分原始史料。例如《论阿历克塞一世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使用了17种外文参考书，其中包括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拜占庭作家安娜·科穆宁的《阿历克塞传》、侯尼亚迪斯的《历史》和左纳拉斯的《当代史》。而《巴列奥略王朝外交政策研究》外文专著参考书目则达24种，其中包括拜占庭作家尼基弗鲁斯·格利高拉斯的《历史》、《米海尔八世自传》、杜卡斯的《拜占庭城的历史》、格利高拉斯的《书信集》和帕西麦利斯的《历史》。《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论》和《7—9世纪拜占庭帝国乡村和小农勃兴的原因分析》虽然文章不长，但是引用的外文专著很丰富，前者有16种，后者有11种，并且都使用了拜占庭作家普罗柯比的《战史》和《秘史》。这位6世纪拜占庭著名作家的作品显然得到我国研究者的普遍重视，《早期拜占庭的政教关系和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中国丝织技术西传考》等文章和《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一书都以之作为主要的史料依据。类似的研究成果还有《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转向及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原因》和《论古代埃及基督教的变迁》，前者使用了包括参与十字军战争的维利哈顿的《十字军回忆录》在内的9种外文参考书，后者则使用了包括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的《教会史》在内的10种外文参考书。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科顶级刊物陆续发表的拜占庭史论文《拜占庭史料中公元6世纪安条克的地震灾害述论》、《浅析拜占庭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浅议“查士丁尼瘟疫”复发的特征及社会影响》等文章，从原始文本等重要史料中获取研究结论的意识都明显提高。显然，对原始资料和外文专题著作的重视程度在我国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研究中日益提高，因而促进了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

由于我国拜占庭学尚在初期发展阶段，资料建设还不完善，许多研究者既无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也难以接触到原始文献。在很多地方，甚至很少能够找到的外文专题著作。即便在如此艰苦的科研环境中，我国学者仍然注意尽可能多地采用外文资料，以充实研究成果的资料基础。这里应该提到这类文章中比较突出的作品，它们使用的外文参考书多在10种左右，其中包括《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欧洲文化史上的重要一环——论拜占庭文化对欧洲文化发展的贡献》、《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败原因初探》、《早期拜占庭帝国执事官的政治地位及影响》。特别值得高兴的是，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领域的新军中开始增加了使用俄语进行研究的人才，《罗斯时期的拜占庭文化痕迹》的作者就是俄语专业出身，而《罗斯引进拜占庭基督教原因探微》一文更是将俄文专题著作作为主要资料依据。类似的系统研究成果还有南开大学博士国春雷的数十万字的长篇博士学位论文《拜占庭与早期俄罗斯关系史研究》，其中使用了大量相关的一手和二手史料。

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字化学术资源的普及，我国拜占庭研究也逐渐开始使用网络数据库提供的资料。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君士坦丁军事改革刍议》一文就大量引用网络资源提供的史料，其中使用的学术网站地址至少有6个。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一新的研究方式时应格外慎重，网络的虚拟性和时效性的弱点需要传统的纸质史料加以补充。

综上所述，我国拜占庭研究出现的理论思维和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以及注重从解读原始文献和使用第一手材料开展研究等新的动向，都反映了该领域近年来的发展与提高。这里提到的研究成果成为此间问世的一批相关专著和教材的写作基础。人们有理由相信，我国拜占庭学以此为起点，在未来会继续大踏步地前进。

三、基本知识

拜占庭（Byzantium）这一名称最初是指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古城拜占庭。该城市始建于古希腊商业殖民时代，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306—337年在位）在古城旧址上扩建罗马帝国的东都，此后，拜占庭城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第一大都市，而拜占庭这个名字也因此闻名于世。

然而，在中古欧洲并不存在所谓“拜占庭帝国”，也没有任何民族自称为“拜占庭人”。当时，原罗马帝国东部被称为“东罗马帝国”（the Eastern Roman Empire），其君主自称为“罗马皇帝”，当地的居民则自称“罗马人”，连他们的首都也冠以“新罗马”。那么，我们使用的“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国家”和“拜占庭人”等名称究竟从何而来？这些称谓实际上是近代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开始采用的。1526年，德国学者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 Wolf）在最初奠定《波恩大全》编辑基础工作中，首次使用“拜占庭的”一词，以示这部丛书的内容有别于古希腊和近代希腊的历史文献。1680年，法国学者西维奥尔·杜康也使用这一名称作为其《拜占庭史》一书的题目，用来说明这个以古城拜占庭为首都的东地中海国家的历史。从此，学者就将涉及这个古国的事物冠以“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也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在历史文献中，“拜占庭”大多是指这个城市，而非我们今天的含义。

拜占庭国家历史始于330年，这一年，君士坦丁大帝正式启用古城拜占庭为东都“新罗马”，后来该城改称为君士坦丁堡（图0-3），意为“君士坦丁之城”。长期以来拜占庭历史起始年代一直是史学界聚讼不休的问题，学者对这一年代的判断相去甚远，意见多达近10种。本书采用330年作为拜占庭国家史的开端。图0—3　1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

事实上，拜占庭国家在330年时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政治实体。3世纪危机是罗马帝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这场危机使罗马帝国陷于全面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在动荡的局势中，相对稳定的东罗马帝国（即后人所称拜占庭帝国）逐步发展，其作为帝国统治中心的政治地位逐步超过帝国西部。皇帝戴克里先及其后的多位皇帝将行宫设在帝国东部。君士坦丁大帝正式启用扩建后的拜占庭城为新罗马，标志着具有独立政治中心的政治实体的形成。而此时的罗马古城和亚平宁半岛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已经名存实亡。新国家还建立了与旧罗马帝制不同的血亲世袭制王朝，君士坦丁大帝将皇帝的位置传给其子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337—340年在位），并后传4位血亲皇帝，从而开始了拜占庭帝国王朝的历史。同时，新帝国建立了由皇帝任免、对皇帝效忠并领取薪俸的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在拜占庭社会中，形成庞大的官僚阶层，这个阶层与罗马帝国时期作为公民代表和“公仆”的官员有本质区别。而作为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和法律也成为皇帝统治的工具，皇帝成为军队最高统帅，是立法者和最高法官。

拜占庭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化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自3世纪危机以后，西罗马帝国即陷入经济萧条、人口锐减、城市破败、商业凋敝的境况之中，衰亡之势不可逆转。而东罗马帝国则由于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早期拜占庭农村存在的公社制、隶农制、自由小农制使农业经济一直比较发达的东地中海沿海地区没有出现类似西罗马帝国那样严重的农业危机，因而，也为早期拜占庭国家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早期拜占庭国家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也使占有商业贸易地理优势的拜占庭帝国能够继承古代世界开创的东西方贸易传统，发展起活跃的国际商业活动，以致君士坦丁堡成为“沟通东西方的金桥”（马克思语）。显然，330年时，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地中海经济区已经形成，它不再是西罗马帝国经济的附属部分，而是一个具有独立经济系统的区域，其繁荣和发达的程度远远超过罗马帝国的西部（图0-4）。

拜占庭帝国在宗教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基督教产生于1世纪的古代罗马世界，并广泛流传于东地中海沿岸地区，至3—4世纪时，它已经从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的宗教逐步演化成为受统治阶级推崇的宗教，其早期的性质、社会基础、教义、教会组织和教规礼仪都发生了巨大且深刻的变化，日益与罗马帝国政府合流。4世纪上半叶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的《米兰敕令》和他亲自主持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实际上使基督教获得了国教的地位。基督教的图0—4　15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发展与传播为普遍存在的对现实生活绝望的社会心理和颓废思想提供了精神寄托，使意识形态的混乱局面得到调整。在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已经从屡受官方迫害的民间宗教发展成为受到统治集团支持的宗教。由于东罗马帝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以希腊人和希腊化的其他民族为主体的拜占庭人就开始兼收并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古代东方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积极发展具有独立文化特征的拜占庭文化。可以说，东地中海地区一直是古典文化的中心，也是拜占庭文化发展的温床。笔者近读古人书，发现在中古时期，拜占庭作家也大多以君士坦丁大帝（图0-5）为其新帝国（东罗马帝国）的首位君主，直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攻陷帝国都城的最后时刻，预感到大难临头的城中居民仍在流传着帝国首位君主君士坦丁的种种预言。显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古人暗合，具有合理的历史感。拜占庭史分期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历史本无分期，是后人为了学图0—5　君士坦丁大帝习和理解的方便人为划定的。目前有多种拜占庭历史分期法，本书仍坚持早、中、晚的分期，主要是在大体符合拜占庭历史起伏发展的趋势基础上，更便于记忆和理解问题。自330年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攻陷，拜占庭历史经历了1 100余年。在此期间，拜占庭历史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即330—610年的早期历史阶段，610—1056年的中期历史阶段和1056—1453年的晚期历史阶段。

早期拜占庭国家经历了由古代社会向中古社会的转变，为了能够在普遍的混乱和动荡中找到维持稳定的统治形式，拜占庭帝国皇帝作了多种尝试，其中以君士坦丁大帝和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的改革为突出的代表。查士丁尼一世以其毕生精力企图重建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力图恢复古代罗马帝国的旧疆界，其努力最终失败，标志着在旧社会的框架和制度中寻求建立新秩序的时代的结束。565年查士丁尼一世去世后，拜占庭帝国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政变不断、外敌入侵、农田荒芜、城市缩小、人口减少，包括大地主和小农在内的农业经济瓦解，特别是斯拉夫人、阿瓦尔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伦巴底人等周边民族的四面围攻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希拉克略一世（Heraclius I，610—641年在位）登上拜占庭帝国皇位标志拜占庭帝国中期历史的开始（图0-6）。在此期间，拜占庭统治者推行以军区制为中心的社会改革，加速社会组织的军事化。这一制度适合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为缓解危机形势、稳定局势、加强国力提供有力的保障。在拜占庭帝国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拜占庭军队以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为基地，不断对外扩张。在马其顿王朝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势力达到鼎盛，巴西尔二世（Basil II，976—1025年在位）发动的一系列成功的对外战争成为拜占庭国家强盛的外图0—6　希拉克略一世夺回真在标志。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十字架并将其送往耶路撒冷何”，曾经一度挽救拜占庭帝国危亡形势的军区制，在发展过程中暴露了大量内部无法克服的矛盾，军区制下兴起的大土地贵族日益强大，在经济和政治上与帝国中央集权相对抗，而军区制赖以存在的小农经济基础的瓦解则成为拜占庭帝国衰落的开端。马其顿王朝统治末期，拜占庭帝国再度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这标志着拜占庭帝国晚期衰亡史的开始。

晚期拜占庭历史是帝国急剧衰落，直至灭亡的历史。11世纪末，军区制彻底瓦解，帝国经济实力急剧下降，国库空虚，以农兵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的瓦解使拜占庭不仅陷入经济危机，而且兵源枯竭。以大地产为后盾的贵族特别是军事贵族参与朝政，角逐皇位，他们相互残杀，引狼入室，致使君士坦丁堡于1204年失陷于十字军骑士之手。此后，拜占庭国土分裂，中央集权瓦解，领土不断缩小，沦为东地中海的小国，在奥斯曼土耳其、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强国之间周旋，苟延残喘。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 Palaiologos，1449—1453年在位）阵亡，其后，末代王朝巴列奥略家族男性成员被土耳其人尽数屠杀，拜占庭帝国最终灭亡。

在1 100多年期间，拜占庭帝国疆域变动不定。早期拜占庭帝国疆域基本上囊括原罗马帝国的全部领土，到君士坦丁大帝去世时（337年），其领土包括多瑙河以南的巴尔干半岛、黑海及其沿岸地区、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尼罗河第二瀑布以北的埃及、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西班牙、高卢和意大利。5世纪初，拜占庭帝国仍然保持上述疆域，分划为120个左右省份。

查士丁尼一世继承皇帝权力时，帝国西部几乎全部丧失于日耳曼各小王国，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仅包括巴尔干半岛、黑海南岸、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他在位期间致力于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疆域，多次对西地中海世界发动远征，帝国西部领土部分得到恢复，重新控制意大利、北非马格里布沿地中海地区、西班牙南部和直布罗陀海峡。到查士丁尼一世（图0-7）去世时（565年），除高卢和西班牙北部地区外，拜占庭帝国基本重新占据了罗马帝国的旧领土，地中海再次成为帝国的内海。图0—7　查士丁尼一世及其部属

6世纪末，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大举侵入巴尔干半岛，波斯军队则进犯帝国亚洲领土，兵抵地中海东部沿海，伦巴底人的进攻也使拜占庭军队龟缩于拉韦纳总督区。至7世纪中期，阿拉伯人更以凶猛的进攻夺取拜占庭帝国在亚洲和非洲的领土，从而导致帝国疆域的巨大变化。8世纪时，拜占庭帝国疆域仅包括以阿纳多利亚高原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为东部界标的小亚细亚地区，和以马其顿北部为边界的巴尔干半岛，以及爱琴海及其海岛。此后，这一边界大体保持不变，上述领土构成拜占庭帝国版图。

9世纪，随着拜占庭帝国国力增强和对外扩张，其疆域有所扩大。巴尔干半岛包括阿尔巴尼亚和伊庇鲁斯，直到多瑙河南岸地区尽为拜占庭帝国所有，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也重新为拜占庭人所控制，拜占庭帝国的海上势力远达塞浦路斯岛和克里特岛。10—11世纪帝国对外战争再度得手，其疆域又有扩大，东部边界推进到两河流域中、上游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南部直到叙利亚地区的凯撒里亚城。此期，帝国西部疆界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第四次十字军攻占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开启了拜占庭人丢城失地的历史。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的尼西亚城流亡57年的拜占庭政府只控制小亚细亚的中部地区。拜占庭帝国原有的领土大部分成为拉丁帝国封建骑士的领地和各个希腊人小政权实体。1261年拜占庭帝国巴列奥略王朝重新入主君士坦丁堡后，其疆域仅剩京城附近地区，黑海南岸的特拉比仲德王公、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莫利亚地区和伊庇鲁斯山区虽然承认拜占庭中央政府的宗主权，但实行独立统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拜占庭帝国最后灭亡。

从拜占庭帝国疆域变动的过程来看，拜占庭帝国继续保持了古代罗马帝国濒水的特性，也就是说拜占庭帝国仍然是个围绕在海洋周围的帝国，只不过将古代罗马帝国围绕地中海东、西方向的中轴线改变为从黑海、经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爱琴海至东地中海的南、北方向的中轴线，且将罗马帝国时期的东西向中轴线之中央核心点罗马古都政治中心，迁移到新帝国南北向中轴线的中央核心点新罗马，即君士坦丁堡（图0-8）。这样外在的空间变动反映出拜占庭帝国的“遗传与变异”，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拜占庭帝国的居民最初基本上是由原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各民族构成的。他们包括东地中海沿海地区各民族，即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人、希腊化的埃及人、叙利亚人、约旦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小亚细亚地区的古老民族，如伊苏利亚人和卡帕多利亚人等，还包括西地中海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等。虽然，拜占庭帝国的民族构成比较复杂，但是，希腊人和希腊化的各个民族是拜占庭帝国的主要民族。这一时期，帝国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民间语言则主要包括希腊语、叙利亚语、亚美尼亚语、柯普特语等。图0—8　繁华的君士坦丁堡

6—7世纪时，早期拜占庭民族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拜占庭帝国非洲的全部领土和亚洲的部分领土丧失于阿拉伯人，在这些领土上居住的民族脱离拜占庭人控制，成为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臣民，例如埃及人和约旦人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伊斯兰化的。此外，西班牙人也逐步摆脱了拜占庭帝国的控制。其次，斯拉夫人大举迁徙进入巴尔干半岛，并作为帝国的臣民定居在拜占庭帝国腹地，在与希腊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主要民族之一。这样，拜占庭帝国中期历史上的主要居民包括希腊人、小亚细亚地区各民族和斯拉夫人，他们使用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和拉丁语。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帝国臣民的斯拉夫人与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独立的斯拉夫人有很大区别。前者与希腊人融合，成为现代希腊人的祖先之一，后者则独立发展成为现代斯拉夫人的祖先。前者使用希腊语为母语，而后者以斯拉夫语为母语。这种状况此后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12世纪以后，拜占庭帝国的主要民族成分基本上与拜占庭帝国中期历史上的民族成分一样，只是拉丁语不再为拜占庭人所使用，只有少数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偶尔使用拉丁语。我们这里所谓“主要民族”是指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的民族。在拜占庭帝国，统治阶层和贵族大多是由希腊人和希腊化的小亚细亚人，如希腊和伊苏利亚等民族构成。拜占庭的皇帝大多是来自这些民族，特别是6世纪以后，统治集团的成员几乎全部由希腊贵族和小亚细亚贵族组成。他们虽然自称为“罗马人”，并在政治方面力图保持古代罗马帝国的传统，但是，他们所用的语言以希腊语为主，他们生活的文化环境也是东地中海的希腊化世界，即公元前4—前1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及其部将征服和统治的东地中海和近东地区。在这些地区，高度发展的古代希腊文化已经被当地各民族所接受，成为此后各自发展的文化基础。

第一章 君士坦丁时代

一、艰难的过渡时期

1. 晚期罗马帝国的危机

古代罗马帝国多种深刻的矛盾演化为3世纪危机，这次危机进一步沉重打击了病入膏肓的晚期罗马帝国。这次影响深刻的无可逆转的危机使罗马社会经济全面崩溃，昔日繁荣的古代商品经济结构彻底瓦解，城市生活破败，商业贸易凋敝，农村土地荒芜，人口总数锐减。同时，整个罗马帝国政治剧烈动荡，军阀血腥混战、激烈争权夺地、各地武装割据、拥兵自立为帝。社会各阶层无不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精神颓废、道德沦丧，宗教迷信迅速扩展，恶性膨胀。虽然这次危机在帝国的东、西部表现的形式和危害的程度有一定区别，但是，危机对整个帝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当帝国西部地区在内部危机和外部日耳曼诸各民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下迅速衰亡时，帝国东部地区也在危机中苦苦挣扎，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拜占庭国家即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

按照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施行的“四帝共治制”（图1-1），所谓罗马帝国东部包括伊利里亚省和今非洲苏尔特湾以东直到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其实际控制区包括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地区，即今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前南斯拉夫部分地区，以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地区。这一地区与罗马帝国西部一样经历了普遍的社会危机，特别是非洲地区，这个在几个世纪期间对罗马帝国经济生活有着重要意义的地区此时开始迅速衰图1—1　戴克里先实行四帝共治制，他与马克西米安以及两个凯撒共理国事落，其直接的原因是残酷的政治斗争和血腥的内战，当时的希腊历史作家记载：“那些初登帝位就进行战争和多次屠杀的人残害了许多官员，并给另外一大群人带来了不可恢复的灾难，因此，外省许多城市都荒无人烟，大片土地任其荒废，许多人都死掉了。”作为古代文明生活中心的城市经济瓦解的最为迅速。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贵金属货币逐渐消失，在盛产谷物的埃及，小麦的价格在数十年间上涨了数倍，以致一个成年手工工人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四口之家。商业贸易中猖狂的投机倒把活动和金融市场上活跃的黑市交易完全摧毁了城市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国际贸易关系几乎完全中断。经常不断的战争和军队的抢劫不仅使城市而且也使农村经济陷于破产。一封反映3—4世纪埃及农村生活的书信要求军队将领：“制止士兵的暴行。不许其中任何一个人偷一只鸡或捉一头羊。不许任何人拿走葡萄或打谷子，也不许任何人勒索橄榄油、盐和木材……不要仗着挤外省人的眼泪过日子。”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正确指出的：“罗马非洲省的衰落开始于公元3世纪中期”，其显著特征是人口锐减，灌溉系统崩坏，耕地荒芜。

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也发生着类似的经济困难，内战对当地城乡经济生活的破坏也相当严重。古代东地中海世界最昌盛的雅典此时已经迅速衰落成为人口不多的小渔村。“在希腊有许多城市完全消灭；别的城市也人烟稀少。至于爱琴海上的岛屿大部分变成一片荒凉的山岩。阿加狄亚几乎回到了自然状态”。罗马帝国时代非常富庶的小亚细亚地区成为兵匪洗劫的对象，当地的皇家佃户集体向皇帝申诉他们遭受的不幸：“小人等深受那些本应保护民众的官员之欺压榨取……举凡官吏、士兵、城市权贵（长官）与陛下所派之办事人员……均来到小人等之村庄，驱使小人等割舍正业，强征小人等之耕牛，勒索非分财物，故此小人等所受之冤屈与掠夺实在极为痛苦。”

经济危机和长期内战导致帝国广大领土内各民族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激烈冲突。反对帝国政府的人民运动此起彼伏，不堪军队勒索和国家苛捐杂税剥削的下层民众啸聚山林、结草为寇，当时的文献普遍流露出对社会治安形势日趋恶化表现的极大恐惧。国家的税收官员和公粮押运员经常被愤怒的民众打得遍体鳞伤。320年的一份诉讼状能够清楚地表明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激烈对抗。该诉讼状的原告是大地主、市议政会的议员，他们控告其田庄上的农民，在收获季节“拿出村民们常有的那种蛮横态度”，阻止土地主人收获谷物。显然，农民出于自身的利益，对长期剥削他们的豪强恶霸进行公开的斗争。

晚期罗马帝国的内战和军阀割据一度使帝国东部地区陷入混乱，恶劣的政治环境破坏了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而经济混乱进一步成为国家政治混乱的物质基础，上层军事将领和政客乘机聚敛财富的行为和国家官吏的普遍贪污腐败不仅侵蚀国家政治和经济机体，而且扩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激化了他们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物质生活环境的剧烈动荡和生活水平的普遍降低也使文化发展失去必要的基础和动力，对现实生活失去信心和希望的民众丧失了对健康文化的需求，他们除了热衷于宗教和迷信活动，千方百计地企图从中找寻心理上的安慰之外，普遍沉溺在颓废腐化的物质享受之中，传统的家庭结构在瓦解，道德败坏已成一时风气，这种精神状态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不断恶化起着推波助澜的毒化作用。

总之，晚期罗马帝国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外力的打击或推动，垂死的罗马帝国还将继续挣扎，罗马帝国的社会转变仍然迟迟不会发生。这种外力就是日耳曼民族各部落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可以说蛮族入侵是罗马社会转变的最后推动力。蛮族入侵不仅使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而且促使东罗马帝国加速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中心，使之逐渐发展为独立的拜占庭帝国。

2. 蛮族入侵

蛮族（Barbarian）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最初只是指“不说希腊语的人”，并无贬义，但是，在罗马帝国时代，它成为罗马公民对周边落后民族的蔑称。公元前3—前2世纪，生活在欧亚大陆偏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即开始了长期的迁徙运动，逐渐变冷的气候和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迫使他们举族南下，至4—5世纪，形成民族大迁徙的最高峰。其中原属于日耳曼民族的哥特人首先与罗马帝国东部省份的居民发生接触，据史料记载，238年，他们便大批涌入罗马帝国的多瑙河下游、希腊和小亚细亚地区，273年，罗马帝国政府被迫允许他们在多瑙河下游的达吉亚省定居下来。从此以后，源源不断迁徙而来的哥特人便成为侵扰东罗马帝国数百年的边患。

哥特人最初是随原始日耳曼民族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南下俄罗斯平原，经维斯杜拉河流域，进入第涅伯河与顿河流域的草原定居，第涅伯河以东的哥特人被称为东哥特人（the Ostrogoths），以西的哥特人则被称为西哥特人（the Visigoths）。公元初年，哥特人便与黑海北岸的希腊罗马人发生了接触，其原始的社会生活开始受到先进文明的影响，使他们逐渐成为日耳曼人中文明程度最高的部落。2世纪时，哥特人继续南下进入黑海北部地区，并经常洗劫沿岸富庶的城市和农村。3世纪以后，他们定居在黑海北岸，控制了克里米亚大部分区域，并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频繁袭击和洗劫黑海沿岸及小亚细亚地区的城市和农村，其活动范围最远达到爱琴海和多瑙河中游地区。像古城拜占庭、尼科米底亚、尼西亚、以弗所，甚至雅典和科林斯都遭受过他们的袭击，远在地中海的克里特、罗得和塞浦路斯诸岛也没能躲过哥特人的攻击。

罗马帝国强盛时，对哥特人的袭击进行过强有力的反击，并多次清剿过他们在黑海地区的巢穴，但是3世纪危机期间，被内部危机困扰得焦头烂额的罗马帝国已经无力对付日益强盛的哥特人，致使哥特人乘机向多瑙河南岸入侵，皇帝戈尔迪安三世（Gordian III，238—244年在位）曾被迫向哥特人纳贡求和，而皇帝德西乌斯（Trajan Decius，249—251年在位）于251年亲自统兵与哥特人作战，失利阵亡，直到269年皇帝克劳狄二世（Claudius II，268—270年在位）重创哥特人后，蛮族迁徙的浪潮才稍微平息，日耳曼人各部落按照传统的部落群居形式逐渐在帝国边境地区定居下来。

4世纪时，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匈奴人（the Huns）大举西迁（图1-2），他们逢人便杀、逢物便抢、逢村便烧的野蛮进军和恐惧传言迫使正在向农耕生活转化的哥特人为躲避屠杀而举族向西迁徙，蜂拥渡过多瑙河。匈奴人首先从东方进入东哥特人地区，而后强迫被征服的东哥特人与他们一起进攻西哥特人。在匈奴人的压力下，绝望的哥特人向东罗马帝国派出使节，要求皇帝许可他们整个部落成为帝国的臣民，并许诺提供赋税和军队。“这样，四五十万蛮族人便被正式允许定居在帝国疆域内，其中半数可以从军作战”。从此他们作为东罗马帝国的臣民和同盟者开始在帝国初期的历史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们整个部落的男女老幼，连同奴隶和牲畜定居在帝国边境那些人烟稀少的荒野和沼泽地带，有利于将荒地开垦成为农田，不仅养活自己，还为帝国政府提供赋税，成为帝国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他们为帝国军队提供了相当充分的人力资源。哥特人以其勇猛善战成为罗马军队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组成哥特军团，其战斗力甚至超过罗马军团。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306—337年在位）就把哥特军团当作军队主力，在其统一帝国的战争中，依靠哥特军团击败军事对手李锡尼（Licinius）。据记载，君士坦丁大帝军队中就有4万哥特士兵组成的哥特军团，其中一些人还担任罗马军队重要职务。他们在其居住的罗马边境地区形成了阻遏其他游牧民族侵入罗马帝国的屏障。图1—2　匈奴人大举西迁，征服了黑海北岸一带大草原上的阿兰人

随着哥特人军事势力的增长，他们在东罗马帝国政治生活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影响帝国政府的内外政策。作为帝国边境地区的农民，他们越来越不能忍受帝国贪官污吏的无耻敲诈和对其妻室子女的侵害。起初，他们逃亡到小亚细亚，后来，则发动大规模起义，在阿兰人（the Alans）和匈奴人的帮助下向东罗马帝国腹地色雷斯平原进犯，直逼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在东罗马军队中供职的哥特人，特别是那些担任高级官职的哥特人对皇帝施加影响，迫使朝廷相信用武力不能解决哥特人问题，而应实行和平的感化政策，即用先进的希腊罗马文化和舒适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他们，并给予他们与“罗马人”享有的同等政治权利，在经济方面则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和发财的机会。这一政策使东罗马帝国的哥特人势力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他们对帝国军队的影响迅速扩大，以至于哥特人将领一度几乎完全控制了帝国军队。

除了哥特人对帝国构成的严重威胁外，诸如阿兰人和匈奴人也侵入帝国边境，抢劫帝国的边境居民。这些日益严重的外族入侵与晚期罗马帝国的内部危机相结合，推动古代罗马帝国社会逐步向中世纪社会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在帝国东部采取了长期的渐变的形式，而在帝国西部则采取了相对短暂的突变的形式。人们不禁要问：同为罗马帝国的两个部分为何会出现不同的社会转化过程？为什么西罗马灭亡后东罗马又存在了近千年？要回答这类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晚期罗马帝国东部和西部存在的差异。

3. 东、西罗马帝国的差异

与罗马帝国西部深刻的社会动荡相比，帝国东部的危机相对缓和，内外形势也相对稳定。在经济方面，自3世纪危机爆发之初，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的差异即迅速加大。当西部地区奴隶制经济全面崩溃之时，一种新型的隶农生产形式在东部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在东罗马帝国，特别是在盛产谷物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地区长期存在多种经济形态。甚至在罗马帝国经济鼎盛时期，奴隶制的大庄园生产也从来没有在东部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奴隶的数量非常少，而且使用奴隶劳动的庄园规模也小得多，这就极大地缓和了奴隶制经济危机造成的冲击。而在东部长期存在的诸如永佃制和代耕制等形式的自由小农租种土地的制度也有利于隶农经济和农村公社经济迅速发展，隶农和自由小农的人数迅速增加，构成农村人口的多数。人身的部分解放和农民对相对独立的小农经济利益的追求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活跃了农村经济，从而为东部帝国渡过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了东罗马帝国商业贸易的兴起，一方面，农业生产（包括畜牧业和渔业）为城乡工商业提供了丰富的农副产品和原料，为集中在大、小城镇的手工业、国内外商业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城乡经济交流的加强和国内商品市场的形成也为国际商业贸易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早在百余年前就已经兴起的东西方贸易此时更加活跃，东地中海世界逐渐形成了以拜占庭城、亚历山大城和安条克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国际商业贸易区，其中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由于控制东西南北海陆交通的汇合点而具有特别突出的重要性。来自中国、印度的丝绸、香料和宝石原料，埃及的纸草和谷物，叙利亚的兵器和织物，来自古罗斯平原的原木、毛皮和蜂蜡以及来自撒哈拉以北非洲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多在这些城市的集市上交换，并转运至欧亚各地。古城拜占庭优越的商业地理位置被形象地比喻为“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罗马帝国东部相对多样化和稳定的经济状况使3世纪危机对这个地区社会生活的冲击大为缓解。

经济稳定也提高了东部地区的政治地位，晚期罗马帝国社会中上层分子特别是富有的商人纷纷迁居到帝国东部，甚至帝国皇帝也越来越喜欢其东方行宫，皇帝戴克里先（图1-3）生前大部分时间住在其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尼科米底亚城行宫，其后的许多皇帝如马克西米安、伽列里乌斯和李锡尼也都把自己的行政中心搬到东部地区。帝国政治中心向东地中海转移的趋势在君士坦丁大帝将古城拜占庭改建为新罗马的宏伟计划中达到了顶峰。西罗马帝国在这一时期政局动荡，帝国故都罗马城屡遭蛮族洗劫，原有的帝国行政中心被迫先后迁移到米兰和拉韦纳。晚期罗马帝国政治中心的东移绝不是由个别皇帝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东、西部政局演变的巨大差异使然。正是东罗马相对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吸引了罗马帝国统治阶层离开西部定居东部，而政治中心的东移也促进了东罗马帝国专制统治的形成与发展。图1—3　戴克里先宫（复原图），戴克里先退位后即居于此，位于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为一座宏大壮丽的海滨堡垒和豪华巨型乡间别墅。斯普利特市正是依此而发展起来

东地中海世界的古代文明有过极为辉煌的历史，特别是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曾达到这个地区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随着马其顿扩张和亚历山大东侵，先进的希腊文化得以传遍整个东地中海世界，并得到该地区各民族的认同，从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基础。这种文化的民族载体主要是希腊人和希腊化的民族，而希腊语则是其主要的交流工具。早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被征服的东地中海民族就将罗马帝国当局视为敌对的外族统治，并经常发动起义，企图摆脱外族统治。尖锐的民族矛盾一直是令罗马帝国统治集团头痛的问题。帝国政治中心的东移极大地促进了不同于古代罗马文化的东地中海文化发展，并由此揭开了一种中古新文化发展的序幕。

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相对稳定也使东罗马帝国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发生了不同于西罗马的变化，这主要反映在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基督教产生于1世纪的古代罗马世界，并广泛流传于东地中海沿岸地区，至3—4世纪时，它已经从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的宗教逐步演化成为受统治阶级推崇的宗教，其早期的性质、社会基础、教义、教会组织和教规礼仪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益与罗马帝国政府合流。4世纪上半叶，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的《米兰敕令》和他亲自主持召开的尼西亚会议不仅授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和许多特权，而且强行通过三位一体的信仰为正统教义，使基督教获得了实质上的国教地位。早期基督教的五大教区，除罗马教区外，其余四大教区都在东罗马帝国，而此时的西罗马帝国仍然普遍信仰古代的多神教。基督教的发展和传播给普遍存在对现实生活绝望的社会心理和颓废思想提供了精神寄托，使意识形态的混乱局面得到调整。

总之，由于西罗马帝国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冲突严重，帝国已经崩溃，因此在日耳曼民族入侵的打击下归于灭亡。而东罗马帝国社会矛盾冲突相对缓和，帝国气数未尽，因此能够渡过危机。显然，罗马帝国东、西部自3世纪以后开始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东西罗马帝国社会转型采取了极为不同的方式这一点已经为学者所公认，但是，这一过程究竟始于何时却是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通过对晚期罗马帝国的全面考察认为，将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建成并启用新都——新罗马作为东罗马帝国的起始年代比较接近历史事实。

二、君士坦丁王朝的统治

1. 君士坦丁王朝的建立

君士坦丁王朝（324—363年）由君士坦丁大帝创立，统治时间仅30余年，历经5位君主。该王朝存在时间虽短，却由于它作为拜占庭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而在拜占庭国家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王朝创立者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期间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大计对整个拜占庭历史影响深远，确定了拜占庭帝国此后发展的方向，其各项举措也成为此后拜占庭帝国的基本国策，影响长达千余年。至少在他统治后的200多年里，他推行的军国大政方针没有发生重大转变，以至于人们称这个时期为“君士坦丁时代”。

君士坦丁（图1-4）生于272年，其父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为罗马帝国东方达吉亚行省人，与帝国皇帝克劳狄二世（Claudius II，268—270年在位）有血缘关系，行武出身，官至达吉亚行省总督，后升为高卢大区的大区长。皇帝戴克里先实行四帝共治制改革以后，任命他为四区长之一，称为凯撒，统领高卢大区全部兵马，主持该大区事务。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后，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成为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的主宰。

君士坦丁自少年时代即随其父经历了军旅生涯，青年时便从军作战、指挥部队，在艰苦的军事生涯中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在晚期罗马帝国各路军阀勾心斗角的血腥较量中，他一度作为人质被扣押在戴克里先部下，伽列里乌斯即位后更加紧了对他的限制，千方百计阻止他回到其父控制的高卢大区，残酷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培养了他精明的头脑和组织才干。306年7月25日，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去世，从东方大区巧妙脱身的君士坦丁于同日在不列颠被部下拥立为皇帝。当时，罗马帝国军图1—4　君士坦丁大帝阀混战，几个正副皇帝之间相互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时而爆发血腥的厮杀。

君士坦丁周旋在各派势力之间，先是获得伽列里乌斯的支持，得到凯撒（即副皇帝）的称号，后又与马克西米安结盟，使其皇帝地位得到正式承认，称奥古斯都。为了完成首先统一帝国西部、进而统一整个帝国的政治雄心，他联合帝国东部皇帝李锡尼共同进攻帝国西部政敌马克森提乌斯，于312年彻底击败后者，成为西部唯一的皇帝。在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后斗争中，他充分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谋略和才能。他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完善军事建设，在其统治的区域内，轻徭薄赋，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从而极大地加强了自身的实力。324年，他在帝国东部阿纳多利亚地区的克里索波利斯将昔日的盟友和妹夫李锡尼击败，迫使其投降，后将其处死在塞萨洛尼基。这样，君士坦丁就成为帝国唯一的皇帝，完成了统一帝国的事业。

胜利后，君士坦丁大帝立即着手建立王朝，他一改晚期罗马帝国皇帝任命皇位继承人的拟制血亲制度，抛弃了在位皇帝收养“义子”的传统习俗，而是任命其两宫皇后所生的4个儿子为副皇帝，作为其皇权继承人。这一举措可以被看作是罗马帝国皇帝继承制度的重要改革。在此之前，虽然个别罗马帝国的皇帝曾经将皇位传给其直系亲属，但具体过程仍然没有超越传统做法。换言之，罗马帝国传统的皇帝权力继承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君士坦丁的做法是将皇权当作皇帝个人的私有权利，皇帝不再是帝国公民的公仆，因此，它可以也必须像私人财产一样传给具有血缘关系的后代。君士坦丁大帝（图1-5）即位前曾娶米奈尔维娜为妻，生长子克里斯普斯，即位后又娶年轻美貌的福斯达为妻，生3男2女（有资料说3女）。为了维持家天下王朝和传承皇权，他于317年3月1日确定其长子克里斯普斯和次子君士坦丁二世为皇帝继承人，任命他们为凯撒。但是，他寄予厚望且战功卓著、能力超群的长子却因被怀疑与其年龄相近的后母福斯达有染，或因涉嫌某件无从考证的重大罪案而于326图1—5　君士坦丁大帝年被突然处决。此事对君士坦丁大帝打击很大，为保证王朝统治持续不断，他先于324年任命第三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为凯撒，后于333年任命第四子君士坦斯一世为凯撒，这样，在其统治晚年，他的3个儿子均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为了防止在他死后几个兄弟之间发生争夺皇权的冲突，君士坦丁大帝在337年临终病故之前，在尼科米底亚行宫，为其诸子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即由君士坦丁二世控制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地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控制色雷斯、西亚和黑海地区，由君士坦斯一世控制意大利、非洲、达吉亚和马其顿等地区。但是，新的皇帝继承制度并没有解决政治稳定问题，君士坦丁大帝刻意创立的血亲世袭皇权制度还需要时间加以完善，他去世后，皇家内部即爆发了兄弟间的厮杀。皇家内讧最终导致君士坦丁大帝直系血亲继承人和家族男性继承人大部分被杀，王朝最后一任皇帝尤利安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女婿和外甥。

君士坦丁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古拜占庭帝国王朝历史的开始。君士坦丁大帝制定的政策确定了王朝内政外交的方向，不仅在该王朝统治期间得到了贯彻执行，而且成为此后几个王朝坚持的治国方针。在该王朝的诸项“政绩”中，首先应该提到其基督教化政策，其影响极为深远，贯穿拜占庭帝国千余年历史。

2. 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策

综合考察君士坦丁一生的政治活动，我们可以大体将其划分为3个时期，即306—312年巩固皇帝地位和增强其割据实力的阶段，312—324年扩张势力进而统一帝国阶段和324—337年强化君士坦丁王朝中央集权阶段。他推行的基督教政策即围绕上述3个时期的政治目的，为实现其最终政治目标服务。

君士坦丁在约克郡被其父部下拥立为帝是第一个阶段的开端。当时，他面临着险恶的形势，一系列紧迫问题亟待解决，各地军阀割据势力此消彼长，他在高卢地区的权力随时受到东方统治者的威胁，其帝位兴废系于毫发。早在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图1-6）受命统领高卢大区兵马、独立治理高卢大区事务时，君士坦丁就被送往戴克里先的宫廷中，名为培养教育，实为充当人质，受到严图1—6　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密的监视。戴克里先于305年宣布退位后，控制帝国东部的伽列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分别升任为帝国东部和西部皇帝，前者为制约后者，千方百计阻止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父子汇合。君士坦丁作为继承人原则上应被任命为新的凯撒，但是在幕后操纵的太上皇戴克里先却另外选择了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和塞维鲁（Severus）分任帝国东部和西部凯撒职务，继续将君士坦丁当作人质扣留在伽列里乌斯的宫中，以此制衡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力量。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去世后，君士坦丁虽然被军队拥立为帝，但是其地位并不稳固。首先，在军阀割据的几大势力中，君士坦丁的力量相对弱小，一则其辖区高卢地区比帝国的伊利里亚、东方和意大利诸大区疆域小，资源少且气候寒冷，加之开发较晚而相对落后贫穷；二则其控制的军队人数比较少，士兵的素质远不能与训练有素的其他大区军队相比。其次，其权力是通过士兵拥立的非法途径获得的，被其他皇帝看作是“篡权”，他必须获得太上皇戴克里先等人的认可。由于君士坦丁的政治地位相当脆弱，他必须在诸强中找到强大的支持力量，作为其称帝的坚强后盾。可以说，巩固称帝的成果，加强称帝后的政治地位是君士坦丁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君士坦丁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采取精明的外交手段。他以十分恭敬的口吻致信合法皇帝伽列里乌斯，称其为“我的主子”，以表明自己承认其最高皇帝的地位，在通报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病故的同时，提出继承其父职权的要求。而后，他积极发展与退位皇帝马克西米安的联盟关系，争取其在帝国东部部分省区和意大利的强大势力的支持，甚至娶马克西米安之女福斯达为妻，通过政治联姻扩大实力，终于获得合法皇帝对其地位的正式承认。他在积极加强军队建设和在高卢地区推行富国强兵措施的同时，通过多项保护基督徒的法令，明令辖区军政官员在对基督教执法中减少流血冲突，争取民众支持，从而揭开了其基督教化政策的序幕。他继位后立即在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等辖区取消了前朝皇帝颁布的各项迫害基督徒的法令，下令各地军政官吏停止迫害行动，要求他们尊重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他还利用各种场合以愤怒的口吻斥责其他大区的士兵仅仅因为信仰不同而对人民采取野蛮残暴的行径。“在君士坦丁对这几个高卢省份实行有限统治的时期，他的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这位君王的权威和他所制订的法律的保护”。事实上，君士坦丁之所以采取保护基督教的政策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是纯粹出于虔诚的信仰或因信仰而产生的仁慈，而是当时社会变革的总形势使然。

当晚期罗马帝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上发生总崩溃的时候，社会精神生活也陷入危机，传统的自然神和多神教信仰失去了吸引力，人们对摆脱现世的困苦感到完全绝望，多神教那些“空洞含糊的观念不能吸引群众，各种传统的多神教仪式无法为民众提供思想上的安慰，在各种宗教团体中，基督教会在这一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仅有助于精神上的安慰，而且还对实际生活的灾难许以援助和给予真正的援助”，基督教作为一神教适应了当时晚期罗马帝国的政治现实，比多神教更充分地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因此迅速发展成为跨国界多民族的阶级成分复杂的世界性宗教。3世纪末时，基督教已具有成熟的信仰和教义，其经典《圣经》也已经成书，有组织严密的教会，信徒人数众多。仅据249—251年间的统计，罗马教会主教就控制着46名长老、7名会吏、7名副会吏和42名低级神职人员。这一统计数字说明基督教此时不仅拥有众多信徒，还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并形成教阶制度，可见基督教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宗教组织。在帝国的东部，基督教的势力更为强大，基督教早期历史上出现的5个大教区，除了罗马教区外，都在帝国东部地区，其中安条克教会和亚历山大教会权势最大，成为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团体。在帝国各地还分散着数千名高级教士。特别是在君士坦丁时代，大批信仰基督教阿利乌派教义的哥特人进入帝国军队，他们构成了君士坦丁军事力量的重要部分。在此形势下，君士坦丁作为精明的政治家，必定会敏感地注意到基督教是可利用的社会力量，必定会经过反复权衡确定将基督教作为其政治斗争的重要筹码。

君士坦丁采取保护基督教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吸取了其前任皇帝镇压基督徒失败的教训。戴克里先曾在伽列里乌斯的挑动下，放弃其最初的宗教自由政策，大肆逮捕基督徒，焚烧教会书籍，捣毁教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被基督教史学家称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迫害基督教运动。但是，帝国政府的迫害政策并没有达到其预想的目的，对基督教的镇压使得社会秩序更加不稳定，多神教徒与基督徒的冲突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帝国东部地区，政府以强制手段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的做法引起朝野贵族和黎民百姓的分裂，正常的社会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连伽列里乌斯也承认其迫害基督教的政策遭到失败，因为，“任何暴政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不能使一个民族彻底灭绝或者完全消除他们的宗教迷信”，他被迫颁布承认基督教是合法宗教的敕令。唯有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在其高卢辖区内实行保护基督徒的政策。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温和的宗教宽容政策使高卢各省在遍及帝国的大迫害中独享安宁，与伽列里乌斯迫害基督教政策引起的混乱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使君士坦丁认识到，对基督徒实行迫害是犯了政治策略的重大错误，只有保护基督教才能使社会趋于稳定，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才能在剑拔弩张的割据势力中逐渐壮大，占据优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君士坦丁保护基督教政策的直接原因还与稳定军心、鼓舞士气有密切关系。从3世纪末到4世纪初，在帝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军队基督教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据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记载，随着士兵中基督徒人数的增多，基督教在帝国军队中的影响迅速增加，由于基督徒士兵的勇敢作战，帝国“霹雳兵团”在多瑙河流域打败日耳曼人。到286年，基督徒士兵已经构成帝国东部西班牙兵团的主要成分。马克西米安在执行迫害基督徒法令时，仅在其塞比安人军团中就处死6 000名基督徒士兵，几乎引发大规模兵变。当时，主要由笃信基督教的蛮族人组成的近卫军兴废君主的事变时有发生，军队在皇帝的废立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使君士坦丁认识到，若要巩固其政治地位，就必须取得军队的支持，“若无军队作他的后盾，他的生命即将难保”。君士坦丁宗教宽容政策在高卢等辖区易于推行是以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政策为基础的。在后者统治时期，高卢和不列颠军队中的基督徒与多神教徒和平共处，并肩作战，因此，君士坦丁推行以保护基督教为主的宗教宽容政策是稳定军心，进而巩固其统治的最好措施。

总之，君士坦丁即位前后采取包括保护基督教在内的所有信仰的宗教宽容政策，目的在于争取民心军心，实现其巩固皇帝地位、扩大割据势力的政治目标。这一政策在其后清除割据分裂势力，统一帝国的第二阶段政治实践中作了调整。

君士坦丁统一帝国的斗争始于312年，前期以扫除马克森提图1—7　李锡尼乌斯和小伽列里乌斯割据势力为主，后期以剪除李锡尼（图1-7）为主，最终于324年实现帝国统一。在此期间，君士坦丁巧妙地利用基督教作为其建立政治联盟，分化政治对手以图各个击破和瓦解敌军，消除分裂割据势力的工具，其基督教政策在统一帝国战争中成为克敌制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312年，君士坦丁进军意大利，揭开了其统一帝国战争的序幕。当时，控制帝国西部的君士坦丁和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 Augustus，306—312年在位）分别自立为帝，后者还杀死率兵前往意大利镇压叛乱的塞维鲁皇帝。君士坦丁则通过精明的外交活动，于310年被合法皇帝大伽列里乌斯确认为西部皇帝。311年，大伽列里乌斯去世，帝国政局立即发生重大变动，小伽列里乌斯出兵占领东方大部分地区，李锡尼则控制巴尔干半岛的伊利里亚地区。在帝国西部，君士坦丁继续辖制高卢大区，而马克森提乌斯则统治意大利。君士坦丁选择马克森提乌斯作为其统一帝国的突破口，主要是因为后者的统治地位最不稳固。

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扩大统一帝国的力量。首先，他通过大力支持基督教的发展来强化与李锡尼的联盟，从而对马克森提乌斯构成两面夹击之势。君士坦丁将其妹妹君士坦提亚嫁给李锡尼，并与后者共同采取保护和支持基督教的措施。事实上，君士坦丁当时尚未强大到足以统一整个帝国，因此他必须联合盟友而后各个击破政治对手。他之所以寻找可靠的盟友，一方面是为了加强统一帝国的联合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是防止敌对势力结成联盟。他选择李锡尼主要是因为其基督教政策与自己比较一致，可以借此扩大反对马克森提乌斯的共同阵营。313年，君士坦丁在米兰会晤李锡尼，消除李锡尼对其政治野心的警惕性，并共同颁布《米兰敕令》，明确宣布：“从今以后，所有希望共同遵守基督教信仰的人都将无条件地被许可自由信仰基督教，其信仰将不受任何骚扰和侵害，我们认为下述各点有助于以最完整的方式表明你们所关心的事情，像你们可能了解的那样，我们已经完全地无保留地给予所谓基督教权威人士施行其信仰的权力”，此后还首次允许基督教会拥有财产。正是在李锡尼的有力支持下，君士坦丁击败了马克森提乌斯，也是在李锡尼的直接打击下，割据帝国东方大区的小伽列里乌斯战败逃窜，于313年客死小亚细亚的塔尔苏斯。其次，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作为攻击敌人的舆论工具，瓦解敌军斗志。他公开指责马克森提乌斯在意大利残酷迫害基督徒，并劝说李锡尼派兵参加对马克森提乌斯的进攻。他紧紧抓住马克森提乌斯对基督教残酷迫害的暴行，大肆攻击后者违背神意，必遭上帝的惩罚，从而在道义和心理上瓦解敌人士气。最终，君士坦丁联合李锡尼进攻意大利，以9万步兵和8 000骑兵在罗马城附近的米尔万桥彻底击溃并杀死马克森提乌斯，清除了帝国西部的割据势力，达到了其统一帝国西部的阶段性政治目标。君士坦丁还利用基督教鼓舞士气，统一全军官兵的思想，振奋士兵的精神。君士坦丁在进军意大利途中，编造了上帝显灵托梦的神话，公开打出拉伯兰旗（labarum），以基督教信仰统一全军将士的思想（图1-8）。所谓的拉伯兰旗是一面长方形旗帜，旗帜上方的横杆与旗手所持的竖杆及其顶端形成XP的抽象符号，教会史学家认为这是希腊文“基督”的前两个字母组合。事实上，XP的字母组合在古罗图1—8　君士坦丁在进军意大利途中公开打出拉伯兰旗马军队中很常见，X可能是高卢古代某种宗教的象征，代表着太阳或者雷电，P则意味着太阳神的鞭子。君士坦丁赋予其军旗以基督教的含义，并作出上帝显灵的解释，无非是企图使他发动的统一帝国的战争具有神圣的色彩，使其劳师远征的战争行为归于天意，是执行上帝的旨意，以此掩盖其称霸整个帝国的政治野心，使普通士兵和广大民众支持这场战争。他选择拉伯兰旗作为其军旗，充分表明其精明的宗教政策，因为它既包涵着基督教信仰的象征，又继承了古老的宗教传统，基督徒和多神教徒都可以在XP这个意义广泛的符号中找到适合自己信仰的解释，基督徒可以把它看作象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多神教徒则可以把它理解为旧信仰的复兴。在这一旗帜下，不同信仰的将领和士兵都可以实现他们为神灵献身的理想，都心甘情愿地去战斗。君士坦丁利用宗教信仰为其战争服务的政治目的清楚地表现在他为全军将士确定的星期日祈祷词中，“我们只把您看作上帝与国王，我们祈求您给我们帮助，通过您我们赢得胜利，通过您我们战胜敌人，我们感谢您过去给我们的恩惠……我们祈祷您永远保佑我们不受伤害，保佑皇帝君士坦丁的胜利”。这里一切宗教说词都是为君士坦丁发动的统一战争服务的。

君士坦丁十分注意利用基督教拉拢上层贵族官吏。当时，基督教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后，其教义中原有的代表下层受压迫受剥削民众的思想内容逐渐被逆来顺受、强调服从的教义所代替，“主教制与教阶制的萌芽，说明教会已经牢固地被控制在富有阶级手中。此后，基督教通过教会的领导人和教父进一步向罗马奴隶主政权靠拢”，“他们在组织上实行主教制……在思想上神化罗马皇帝和奴隶制度，从理论上论证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利益的一致性……在行动上，不断向罗马皇帝写效忠信，表白基督教忠于帝国政府”。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统治阶级的合流有助于许多元老、贵族、富人和各级官吏成为信徒，这使君士坦丁逐渐认识到，基督教在人民中间传播的仁爱、道德和无条件服从与依顺的福音精神，正是他可以利用的思想工具，也是他借以拉拢帝国上层阶级的工具。基督教在前此官方的多次迫害中，特别是在意大利地区，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更加壮大，不仅人数增加，而且发展成为更加团结、凝聚力更强、成分更加复杂的群体，和最“有活力的宗教”，吸引越来越多的上层人士皈依基督教。君士坦丁在高卢的宫廷中有许多重要官员信奉基督教，神学家拉克坦提乌斯担任君士坦丁长子克里斯普斯的家庭教师，并成为君士坦丁身边无话不谈的密友。君士坦丁的家眷大多是基督徒或基督徒的保护人，在其宫廷和军队中，基督徒担任了重要的军政官职。正因为如此，君士坦丁为赢得帝国社会上层军政贵族的支持，也必须采取支持基督教的政策。

君士坦丁于312年战胜马克森提乌斯后，便开始策划消灭最后的对手李锡尼的计划。同年戴克里先的去世使控制帝国霸权的两巨头的矛盾迅速激化，上升为帝国政局的主要焦点。314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之间爆发了战争，君士坦丁与李锡尼的联盟随即瓦解，野心勃勃的君士坦丁开始其扫除建立君主专制的最后障碍。君士坦丁虽然与李锡尼共同颁布了《米兰敕令》，但是，他只是把双方的合作看作各个击破政治对手的权宜之计。314年，君士坦丁将其妹阿纳斯塔西亚嫁给他任命的凯撒瓦西亚努斯，随即向李锡尼提出领土要求，致使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两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当李锡尼拒绝君士坦丁的要求时，后者立即派遣数万大军进攻伊利里亚地区，并在西巴利斯战役和马尔迪亚战役中重创数万敌军，使李锡尼军队主力元气大伤。失败后的李锡尼不甘沦落为君士坦丁的副皇帝，“他不再追随好人，而是疯狂地干起残忍暴君之邪恶的所作所为”，将其失败归罪于基督徒，特别是对君士坦丁大力支持的基督教恨之入骨，暗中却将其宫中的基督徒流放他乡，或投入监狱，并下令清洗军队中的基督徒将士，剥夺所有曾坚持基督教信仰的贵族和军官的头衔和军阶，指令任何人不得探视基督教囚徒，否则将遭到同样的监禁。他要求所有官员参加多神教献祭，否则将被解职，还秘密处死许多德高望重的基督徒贵族，以惩罚他们对君士坦丁的崇拜，帝国东部的基督教教堂大都被捣毁或关闭。李锡尼对基督教的迫害为君士坦丁提供了发动进攻的借口，他利用基督教作为其最终完成帝国政治统一的工具。君士坦丁蓄势待发，等待李锡尼在基督教政策上犯错误，以获得消灭最后一个政治对手的口实。随后，君士坦丁便以惩罚“强迫基督徒献祭的人”为借口，向李锡尼宣战。君士坦丁发动的战争因此被看作是基督教圣战，甚至连李锡尼的基督教臣民也在为君士坦丁的胜利祈祷。323年，君士坦丁以基督徒的解放者身份挥师东进，7月3日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大败李锡尼，而后继续追击李锡尼，在东方大区安那托利亚地区的克里索波利斯战役中彻底打败李锡尼（图1-9）。324年，李锡尼被迫投降。325年，李锡尼被处死于塞萨洛尼基。

君士坦丁在统一帝国战争中合理地利用基督教，扩大消灭分裂割据势力的阵营，按照其统一帝国斗争的政治需要，有步骤地打出支持基督教的旗号，最终达到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君主统治的目的。在君士坦丁专制皇权统治下，基督教从被利用的工具逐渐变成被控制的对象，成为其维护王朝集权统治的工具。图1—9　君士坦丁大帝舰队与李锡尼舰队决战

君士坦丁在完成帝国统一，建立君士坦丁王朝专制统治后，其政治生涯达到鼎盛时期，其基督教政策围绕着维护专制皇权的政治需要又进行了调整。此时其基督教政策的核心是维护帝国统一，缓和宗教矛盾，防止发生动乱，强化中央集权。君士坦丁首先将基督教当作实现其政令统一和专制统治的工具。他在一封信中明确表达了这种愿望：“我渴望您（上帝）的子民和平相处，为了我们共同的世界和所有人的良知不要彼此分裂。让那些迷失在错误中的人与笃信上帝的人同样享有和平与安定。让所有的人复归友爱，这足以使他们走上正路。不要让任何人再扰乱他人，让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朕本人拥有您最荣耀的真理的宝库，这是您赐予我的自然财富，而朕祈求他人也通过普遍的和谐得以享受快乐。”作为统一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一改其与对手征战时的面孔，大谈和平、安定、和谐和友爱，其利用基督教实现中央集权制统治的目的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君士坦丁积极地利用基督教教会协助恢复帝国行政管理系统，他将1 800名主教分派到各行省，其中1 000名在东部，800名在西部，按照省区建立教区，自上而下地行使官方任命的司法和宗教权力，从而使“一种新的永久性的，始终受人尊敬但有时十分危险的神职官员在教会和国家内产生了”。他利用这样一套管理机构有效地控制了庞大帝国社会的精神生活，主教之下的各级神职人员的活动范围深入到村庄农户。为了彻底消灭分裂割据残余势力，君士坦丁对李锡尼的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李锡尼颁行的各项法令，恢复基督教的所有免税权、财产继承权、司法审判权、接受捐赠权等各种特权，大批流亡流放的基督教人士从穷乡僻壤、矿井盐场回到家乡，监狱中的基督教囚徒也荣归故里，被卖为奴的基督徒再度成为人民热烈欢迎的信仰英雄。他还使被解职的基督徒官复原职，并解除军队中对基督徒士兵的禁令。同图1—10　君士坦丁大帝下令烧毁阿利乌派书籍时，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问题大肆镇压李锡尼的部下，其中许多人被判处死刑，有的甚至未经审判便遭杀戮。曾经受到李锡尼支持的多神教也因此遭到压制，而长期控制君士坦丁堡及安条克两大教区的基督教阿利乌派，也因为曾经支持过李锡尼而被君士坦丁主持召开的尼西亚基督教大会宣判为异端（图1-10）。事实上，他对阿利乌派那些晦涩的神学所知甚少，“这位皇帝的行为完全为一时冲动所决定，而并无任何宗教指导原则”。

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统一人民的思想，强化专制皇权的精神统治。他千方百计使臣民中的大批基督徒拥护其皇权。据专家统计，3世纪末，帝国东部的基督徒占人口总数的1/10，西部占1/15。他继承了戴克里先时代流行的君权神授理论，只不过将多神崇拜改为上帝崇拜，将对阿波罗的信仰变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宣称其对世界的统治权来自上帝，“公众认为他是被上天派来统治人世的说法满足了他的虚荣，他的成功又使他有理由相信自己享有的最高统治权来自神授，而这种权利却是以基督启示的真实性作为基础的”。

在选择新都城址和兴建东罗马帝国首都（拜占庭）时，他再次祭起基督教上帝的灵旗，宣称他是按照“上帝的意旨”确定新罗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古城。在他亲自跑马圈定新城城址时，对大批疲惫不堪的随从官员宣布他是跟从“在我前面引路的不可见的神灵（上帝）”，从而使其大兴土木建立新都的行为添上了神圣的色彩，他本人则成为上帝意志的执行者。新建的君士坦丁堡中心广场上耸立的高大的皇帝雕像手中不仅持有象征统治世界的地球，而且有象征君权神授的十字架。他还从维护统一帝国的政治需要出发，加强对基督教的控制和利用。无论是主张三位一体信条的基督教正统派，还是主张基督神性高于人性的阿利乌派，甚至多神教徒，只要拥护君士坦丁王朝统治，只要效忠皇帝本人，都将获得他的保护和重用。他公开致信基督教各派，认为他们都是“共有同一个上帝、同一种宗教、同一种礼拜仪式的基督教信徒，没有理由因为如此无关紧要的一点意见分歧而分裂为几派”。在他看来，帝国东部如火如荼的宗教争端已经严重影响了其臣民的思想统一。为了减少因神学争论造成的社会分裂，君士坦丁在宣判阿利乌派为异端的尼西亚会议之后不到3年，就暗中解除了对该派的迫害，“表现出了同情，甚至纵容。放逐令被撤消了……（阿利乌派领袖）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也官复原职，仍旧登上了他被屈辱地赶下台的大教长的宝座”，阿利乌本人则成了基督教的英雄。君士坦丁在阿利乌派问题上的朝令夕改，恰恰说明君士坦丁是从其政治需要出发处理基督教神学争论，为了缓和神学争论引发的教派对立和社会矛盾，他取消教派争论，将基督教教士视为命根子的神学教义玩弄于股掌之间。

同样，君士坦丁在大力扶植基督教时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迫害多神教，特别是在他成为帝国惟一的皇帝后，主动调整了对多神教的政策，颁布法令允许多神教徒“定期实施肠卜祭祀活动，（他的皇帝）纹章上都铸有朱庇特和阿波罗、玛斯和赫丘利的图象和象征”。帝国各地的多神教神庙仍然拥有大量的财富，享有帝国的馈赠和特权，其信徒甚至还可以公开举行传统的宗教仪式和祭祀。君士坦丁力图使多神教徒与基督徒之间能融洽相处。他针对帝国东部基督教势力较强大和帝国西部古罗马传统多神教势力较大的实际情况，采取对两者支持力度和方式有所区别的宗教措施。显然，君士坦丁对当时帝国社会多种宗教信仰流行的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推行其宗教政策中力图保持一种没有倾向性的最高仲裁权，在实际行动中极力消除宗教对立。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宣称皈依基督教而没有受洗，直到临终前才接受洗礼。其政治原因在于，他以此防止因其公开表明宗教倾向而引起动乱，防止任何教派利用为皇帝洗礼的机会在宗教争端中占据优势地位，更是防止自己落入某个宗教的实际控制。因此，他成为帝国惟一的皇帝后一直强调宗教中立，不使自己成为任何一派的教徒，而是超乎所有派别的最高仲裁者，对他们进行总体控制。另外，君士坦丁一再推迟受洗是为了保证世俗政权的独立性和统治权的完整。因为，他一旦接受洗礼，就成为受到教会控制的基督徒，其至高无上的皇权将受到教会的制约，教会就有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危险，这是与其建立君主专制统治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君士坦丁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还对其严加控制，使教会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亲自过问教义神学、礼仪活动、人事安排，所有基督教的重大事务都必须有利于他对统一帝国的统治。在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上，他不仅直接干预《尼西亚信经》的制定，还确立了皇帝对教会的“至尊权”。基督教吸引君士坦丁关注的不是它的教义，而是它的统一性，而统一的教会能够为统一的帝国提供稳定的、和平的精神生活方式，这对于一心强化专制皇权的君士坦图1—11　尼西亚大会丁是亟需的。统一和稳定是君士坦丁建立统一帝国不可或缺的，他确信假如能引导人们在信念上联合起来，“公共事务的处理将相当的容易”，所以他极力控制各地教会。当他得知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发生神学争论后，立即进行干预，他真正关心的不是神学是非，而是对统一稳定的教会的控制。当宗教争论出现失控的可能时，他立即主持召开宗教会议，会议的核心任务不是解决纷争，而是统一信仰和宣布皇帝在教会中的最高地位及至尊权，包括召集宗教大会权、教职任免权、教义解释权、争端仲裁权等。在尼西亚会议（图1-11）上，君士坦丁以基督教首脑的身份主持会议，并致以简短的开幕词，呼吁各地主教恢复教会团结，因为只有上帝的信徒团结在和平的环境中，帝国才能长治久安。他严密控制会议的进程，并将其意志变成会议的主题，一切均按他的预先安排进行。尼西亚会议的召开，表明君士坦丁已经在神学教义、教会组织等根本问题上控制了基督教，使基督教在实质上完全成为皇帝君士坦丁统治帝国的精神工具。一些学者因此认为“尼西亚会议标志着原始基督教的质变，实质上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总之，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策虽然灵活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即为其建立和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目的服务，他将基督教当作能使“自己一越而为罗马世界专制皇帝

的最好手段”。就此而言，其基督教化政策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完成了预期的任务，实现了预期的理想，故而是成功的。

3. 新罗马的建设

建立东都新罗马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又一重大举措。新都的前身是古希腊商业殖民城市拜占庭。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富于进取精神的希腊商人积极建立海外商业殖民城邦，其足迹遍及地中海和黑海沿岸，拜占庭就是其中的一个殖民城市。起初，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建立了迦克墩城，几年后，又在迦克墩城对面的欧洲一侧建立起新的商业据点，并使用其首领柏扎思的名字为新城命名，称拜占庭城。此后数百年，特别是在希波战争中，拜占庭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5—前425年）曾作过记载。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3—公元23年）和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约56—120年）等古典作家都对拜占庭城作过描述。古代许多军事将领很早就注意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具有的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战略意义，古代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Xerxes I of Persia，约公元前519—前465年）手下大将迈加比佐斯就嘲笑迦克墩城的居民有眼无珠，竟然没有认识到拜占庭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是，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拜占庭城的发展却受到极大限制，特别是在194年，罗马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L. 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为报复该城居民支持其政治死敌尼格尔（Niger，？—194年），几乎将它夷为平地（图1-12）。直到4世纪初，它仍然没有从这次破坏中恢复过来。130年后，这个惨遭破坏的城市迎来了它的辉煌时代。当时，作为罗马帝国杰出政治家的君士坦丁大帝充分认识到帝国东部地区在增强其统治实力中的重要性，特别是他在古城罗马期间诸事不顺，当地元老打着民意、民主的旗号，对他处处掣肘，使他决心在东部建立新都。在选择新都城址时，他独具慧眼，图1—12　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力排众议，舍弃萨尔底卡（今索菲亚）、帖撒罗尼迦（今塞萨洛尼基）、尼科米底亚和特洛伊等大城，而选定当时看来并不起眼的拜占庭城作为建设新都的城址。事实上，早在戴克里先时代，迁都的意见即提上皇帝的议事日程，戴克里先虽然长期定居东方的尼科米底亚行宫，但是未及实施迁都的计划。君士坦丁大帝击败所有对手统一帝国后，帝国东部和西部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迁都的计划势在必行。

君士坦丁为确定新都日思夜想，颇费了一番心思，以致在梦中见到了“神迹”，帮助他最终确定了新都的城址。他选择古城拜占庭为新都是有其道理的，因为这座城市确实占尽了独特的经济地理优势和军事战略重要性。它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小山丘上，南临马尔马拉海，北靠“黄金角”海湾，东面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赫力斯滂（今达达尼尔）海峡，把守马尔马拉图1—13　新都优越的地理位置海北向黑海出口，西面居高临下俯瞰色雷斯平原，易守难攻。不仅如此，这里还是罗马帝国重要的军事大道埃格南地亚大道和小亚细亚地区军事公路的汇合点，是通向亚洲的必经之地。同时，由于它控制黑海经由爱琴海进入地中海的水上交通要道，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外，拜占庭城北的黄金角海湾是一个条件极佳的自然港湾，全长约10公里，主航道宽约460米，并有多处分支水巷，可供船只停泊。自古以来，这里便成为世界各地商船汇集的地方，给当地居民带来财富，故被称为黄金角。由于拜占庭古城优越的地理位置（图1-13），未来的新都可以凭借一面靠山两面临水防御来自各方面的进攻，又可以利用便利的水陆交通发展商业，满足新都的物质需求。与同在这一地区的尼科米底亚相比，新都更具有军事防御的优势，这是戴克里先东方行宫所缺乏的。同时，拜占庭城内的7个高地正巧被君士坦丁用来比附古都罗马的七丘之城，在政治和宗教传承上也有特殊含义。

324年，君士坦丁大帝发布命令兴建新罗马，并任命重臣着手进行建筑工程的准备工作。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新都的建设，君士坦丁下令建立专门学校大量培养当时急需的各类建筑人才。次年，建筑工程正式开工。君士坦丁大帝对这项工程极为重视，他亲自跑马勘测、圈定城市界标，参与城市布局规划，组织官员进行财政和物资支援，甚至亲自审定公共建筑图纸。当时，他的随从官员对他确定的城市的巨大面积感到惊讶，疑惑不解地问道：“我的殿下，您将继续往前走多远？”他回答说：“我要继续走下去，直到在我前面引路的神认为合适停下为止。”此后，他调集帝国各地的建筑师和能工巧匠，按照罗马城的样式和规模精心设计，全面建设。大量的奇石异物从帝国各地运到工地，无数古代的建筑和艺术杰作被拆除，强行从罗马、雅典、亚历山大里亚、以弗所和希腊各地文化名城运往拜占庭城，黑海沿岸原始森林的优质原木、爱琴海岛屿出产的各色大理石源源不断地运抵黄金角海湾。为了加快施工进度，他特地调动4万哥特士兵投入建筑工作。

经过5年精心施工，新都基本完工，古城拜占庭焕然一新，一座规模宏大、豪华典雅的新罗马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新罗马的面积超过旧城10多倍。在旧城原址的小山丘上，豪华的皇宫拔地而起，这个皇家建筑群是全城的制高点，其大理石屋面、阳台和柱廊在金色的阳光和蔚蓝的大海衬托下，形成了全城最亮丽的天际线，整个建筑群使得全城显得格外典雅庄重。大皇宫由几个比邻的独立宫院组成，内有各种大殿、宫室、花园和柱廊，是君士坦丁堡最豪华的建筑群。皇宫内设有地下通道与大赛场相通，供皇帝和贵族高官进入赛场观看比赛。从皇家花园的不同出口，还可以通过大理石码头直接出海进入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航道。大皇宫占地60多万平方米，与大赛场和皇家教堂圣索菲亚教堂同在全城最高的山丘上，可以由此俯瞰全城。以此为三角形城区的顶点，城墙沿黄金角海湾和马尔马拉海岸向西伸延约4 300米，与城西的君士坦丁城墙连接，面积达8平方公里。根据史家统计，在城区内集中了大量优美的建筑，除了大皇宫外，还有元老院议事大厦、公共学堂、大赛场、2个剧场、8个豪华的公共浴池、153个私人浴池、52道沿街柱廊、5座囤粮谷仓、8条引水渠道、4座用于集会和法院公审的大厅、14座教堂、14座宫殿和4 388座私人拥有的贵族官邸。其面积和规模都远远超过了故都罗马，也超过了古代的巴比伦、雅典、中世纪的伦敦和巴黎，成为中世纪西方世界第一大城。在这巨大的空间里，原来的旧城墙被改建为高大的皇城城墙，城门塔楼正对西方的宽广大道。大道南侧修建起巨大的大赛场，完全仿照罗马竞技场的式样，但比罗马的大赛场还长40米左右，赛车道可容10辆马车并驾齐驱。场内均匀地分布着许多立柱和方尖碑，赛场中央耸立的是从埃及运来的古埃及方尖碑，立柱上则装饰各种雕像。可容纳近10万人的看台用花岗岩分区建造，外墙则由4层拱形门廊构成，上面装饰精美的大理石雕刻。沿柱廊拱卫的麦西大道由此继续向西，圆形的君士坦丁广场周围矗立着一大片公共建筑群，是公众从事商业和政治活动的第一大中心。这里，最高大雄伟的建筑是帝国议会和元老院，十几级大理石台阶是政要显贵、文人墨客向公众阐述政治见解和显露文学天赋的论坛。广场中心耸立着数十米高巨型花岗石圆柱，坐落在白色大理石基座上，圆柱直径约3.2米，顶端是从雅典运来的高大的阿波罗铜像（不久便被君士坦丁皇帝的高大雕像所取代）。而稍后在该广场西侧建立的狄奥多西广场呈方形，是多条重要的罗马军事大道的汇合点，也是全城最大的集市贸易区。这里作坊店铺遍布，商号钱庄比邻，衣食用行玩乐，应有尽有，分区设立，井井有条，形成了方圆数里的商业区。向西南伸展的麦西大道是举世闻名的大理石柱廊大道，两侧有巍峨的市政厅，森严的将军府和国库，典雅的国家图书馆和豪华的贵族宅邸。在这里，风格各异的罗马贵族庭院也按罗马城式样建筑，以便吸引各地名门显贵。全城主要街道、广场和建筑物前都布满了精彩绝伦的艺术品。城市最西侧建立的君士坦丁城墙长约3 000米，是第一道城防，数十年后加修的狄奥多西城墙则构成了第二道城防。为了保障城市用水和保持卫生排水，新都充分吸取了古都罗马城建设的经验教训，力求尽善尽美，舒适典雅。

330年5月11日，君士坦丁大帝亲自主持了盛大的新都落成典礼，拉开了持续40天的庆祝活动的序幕（图1-14）。人们热烈庆祝新都的建成，载歌载舞，彻夜狂欢，颂扬君士坦丁大帝的万世功德，因此又把新罗马称为君士坦丁堡，意即“君士坦丁的城市”。此后，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新都的地位，使新都迅速发展成为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大城。君士坦丁大帝曾亲自批准罗马贵族免费迁入新都贵族宅邸，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也获得了与罗马元老院同等的法律地位。君士坦丁还鼓励和命令原罗马城骑士以上的贵族全部迁居新都，这一系列特殊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新都的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在数十年内，君士坦丁堡城区居民达到数十万人。现代拜占庭学家根据该城粮食进口的记载粗略估计，4世纪末时君士坦丁堡人口在50万—100万之间。这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十分罕见，其居民数在此后上千年的欧洲城市中都是首屈一指的，甚至到中古晚期的13—14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威尼斯仅有20万人口，近代早期的伦敦、巴黎等欧洲大城市人口数也难达到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是帝国行政中心所在地，大皇宫则是整个帝国的神经中枢和心脏，一切政令都从这里发出，通过遍布帝国的公路网，传送到各地。在皇家驿道上经常来往着信使和受委派的高级地方官吏，他们随时将帝国各地的军事和政治情报送入大皇宫，也带着皇帝和朝廷的命令奔赴各地。特别是标有“军图1—14　圣索菲亚大教堂西南情”标志的流星信使马不停蹄地奔驰在大门镶嵌画：君士坦丁大帝把君士坦丁堡的模型献给圣马利亚各驿站之间，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将首都发出的命令送到最远的边区。作为帝国权力核心的新都迅速吸引了地中海世界的大小政客，他们怀着不同目的和愿望，纷纷迁居到新都。即使是已被派往各地的官员也在首都留有宅府和家眷，这既是中央政府的命令，也是他们的愿望，因为保持与权力中枢的密切联系将有利于他们在仕途上的发展。

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中心作用决定了它在宗教、文化等社会生活方面的特殊地位。3—4世纪，在帝国境内形成的罗马、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安条克和拜占庭城五大教区，代表基督教最强大的几股势力，其中新都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地位迅速上升，从排名最后到排名第一。在皇帝的支持下，新都很快就获得了与罗马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罗马，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也因此成为东部各教区的首领。由于皇帝严密控制教会事务，所以，帝国各地教会的主教，包括罗马的主教都随时听候皇帝的召唤，或到首都参加会议，或面君聆听训示。与此同时，新都迅速发展成为欧洲和地中海区域最大的文化中心。这里安全舒适的环境和繁荣昌盛的城市生活吸引着整个帝国的知识界人士，原先聚集在罗马城的文人学者和分散在各地的知识分子纷纷涌入新都。语法学家和哲学家来到首都建立起语言学校，向贵族子弟传授古希腊和罗马语言知识，因为吟颂古典诗篇和名著既是当时的时髦风雅，也是从政为官的基本要求。艺术工匠来到这里开设作坊，广招当时急需的建筑和艺术学徒，承包和制作大量建筑所需的艺术品，他们从最初仿制古希腊的绘画雕刻发展到创作具有独特风格的宗教作品。法学家也开办了法律学校，培训帝国官员，提供大量急需的司法人才。国家还规定，通过全国性考试，招贤纳才，选择和任命国立学校教师。为了整理古代图书，帝国政府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翻译注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重要文献。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尚古之风极盛，学习古希腊语、搜集抄写古籍蔚然成风，研究古代哲学和戏剧、钻研古代文法和修辞也成为知识界的“热门”。正是在这个热潮中，形成了以中世纪希腊语为基础的拜占庭译本古典文献和以亚历山大柯普特语以及叙利亚语为基础的译本。首都文化生活极为丰富，除了定期举行的大型赛车赛事和体育竞赛外，各个层次的大小剧场经常上演传统剧目和流行曲目，各种新节日也常常把君士坦丁堡人带入不夜的狂欢之中。君士坦丁堡特殊的文化环境使它成为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各国王公贵族及其子弟向往的求学之地，来自各国的年轻人与拜占庭学生一起在君士坦丁堡各所学校中接受教育。同样，来自地中海各地的冒险家和下层人也聚集在首都各色酒馆和娱乐场所，寻找发展的机会，或者尽享娱乐。

君士坦丁堡（图1-15）活跃的经济生活是其重要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的基础。在城区中心地带建立的巨大商业区，汇集着全国各地的商品，和通过庞大的国内外贸易网贩运来的世界各地的珍奇货物。街道上各种肤色的商贾身穿各国服装来来往往，集市上人们用各种语言进行交易，黄金角海湾中则停泊着各国各地的船只，拜占庭金币成为各图1—15　君士坦丁堡国商人从事交易的国际硬通货。帝国的各类作坊和工场大多集中在大皇宫内或附近地区，著名的皇家丝织厂和铸币厂就在皇宫大院内，而兵器和金银加工厂则散布在全城不同地方，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使君士坦丁堡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逐步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这里生产的金币和贵重首饰流传全世界，享有稳定的国际声誉。

可以说，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就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历史，在这里上演着帝国千余年的历史剧，作为拜占庭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成为拜占庭兴亡历程的主要见证。330年新罗马建成和君士坦丁大帝启用新都标志着拜占庭国家历史的开端。自此，以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地区为核心的东罗马帝国也被后代历史学家因拜占庭古城之名而称为拜占庭帝国。

4. 内政改革

君士坦丁堡的建立虽然标志拜占庭国家的形成，但是新国家并不稳固，它面临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君士坦丁大帝首先进行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的行政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继续推行戴克里先采取的皇帝专制制度，强化皇权；建立由皇帝控制、只对皇帝个人负责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削减地方权力，将地方行政权和军事权分开，由皇帝任免军、政高级官员。

事实上，君士坦丁的行政改革是在戴克里先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他继续保持了戴克里先改革所确立的君主专制制度，不仅继续在宫廷中实行皇帝崇拜礼节，而且通过各种方式扩大君主权。君士坦丁还利用对基督教的宽容政策争取民众支持，鼓励基督教信徒神化皇帝的活动。为了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军阀割据的现象，他废除了戴克里先曾推行的四帝共治制，将包括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和东方大区在内的整个帝国重新进行行政区划分，分别置于由皇帝任命的大区长的管辖之下，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为直辖市，所有大区和直辖市均由中央政府严密控制。大区再进一步划分地区，东方大区包括埃及、东方、滂底斯（今黑海）、亚细亚和色雷斯5个地区；伊利里亚大区包括达吉亚和马其顿两个地区；意大利大区包括亚平宁半岛、北非、达尔马提亚、番诺尼亚、诺里库和莱提亚等地区；高卢大区包括高卢（今法国）、不列颠（今英国）、伊比利亚（今西班牙）和毛里塔尼亚4个地区。地区由行省组成，行省的军政权力分别由皇帝任命的行政和军事官员掌握。戴克里先（图1-16）实行改革以前，罗马帝国仅有57个行省，君士坦丁重新统一帝国后，行省的数量上升到96个，君士坦丁改革后行省的数量增加到120个左右。大区、地区和行省不仅数量常变，而且，其边界区域也不固定。此外，所有的地方官员均由皇帝亲自任免，使他们直接效忠皇帝，对皇帝个人负责，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杜绝地方官员培植个人势力，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同时，严格的等级制度也有效地制约了各级官员权力的膨胀。

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君士坦丁扩大朝廷各部门权力，完善中央政府管理体制，增加朝廷官吏数量，并把许多原来由地方控制的权力收归中央部门管理。最初，君士坦丁堡市长是中央政府中权力最大的官员，几乎控制首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不久以后宰相取代了君士坦丁堡市长的地位，实际控制朝廷各部官员的活动。宰相之下设立财政税收、邮政交通等主管部门，他还控制着1 图1—16　戴克里先200名钦差大臣，这些钦差大臣是中央政府加强地方控制的工具，他们随时将监视地方官员动向的报告提交给宰相。宰相还负责指挥御林军和近卫军，确保皇帝的人身安全和首都的正常生活秩序。皇家总管也听命于宰相，负责皇室房地产的经营和内宫事务。邮政大臣的职责既包括信件往来，也包括道路修筑和皇家驿站的管理，还包括外国君主和信使的迎来送往。财政部是宰相府中第一大部，财政大臣则是宰相之下最重要的官员，由两名地位相同的大臣担任，主管全国税收和国家财政收支事务。大法官是与宰相和君士坦丁堡市长同样重要的官员，负责为皇帝起草法律文件，帮助皇帝处理司法审判，并掌管皇帝的印玺。此时的元老院成为真正的皇帝咨询会议，其过去拥有的立法权逐渐丧失，其对帝国行政事务的影响力迅速削弱，但是，它在帮助皇帝立法方面仍然发挥不可小视的作用，特别是在人民起义和皇帝意外死亡等非常时期，元老院将决定新皇帝的即位。君士坦丁大帝去世时，元老院约有2 000名成员。为了稳定中央政府的贵族和高级官吏，君士坦丁大帝制定了新的等级条例，并根据等级的高低，发放薪俸和赏赐财产。君士坦丁行政改革的方向和成果基本上为其后的皇帝所沿袭，特别是在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统治时期，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罗马旧贵族的反抗，削弱元老院的权力，加强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图1-17）。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在位）在位时还组织法学家编纂了著名的《狄奥多西法典》，该法典于438年正式颁布，它图1—17　狄奥多西一世将君士坦丁大帝以来百余年历代君主颁布的法令汇集成册，从而以法律的形式巩固和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改革成就，也为继续推行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这部法典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查士丁尼时代，才被《罗马民法大全》所取代。

君士坦丁大帝推行的改革稳定了战乱后的城乡社会，经历血腥战争统一的东罗马帝国亟需进行制度建设，君士坦丁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不断完善着新国家的制度体系，逐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行政与军事、世俗与教会、城市与乡村等多种关系，使得士农工商各业进入大一统中央政府管理下的稳定环境中，秩序得到恢复，生活重归常态。“城市、集镇、村庄和修道院都是相互依存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它们通过贸易彼此沟通，并因政治和宗教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已经基督教化了的各个部分支撑着希腊罗马世界的基本机构，繁荣的城市植根于它们所依赖的广大乡村之中，反过来乡村也依赖着城市”。

5. 蛮族问题

蛮族入侵是早期拜占庭国家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4世纪末，日耳曼各部落在匈奴人的进攻压力下加快了向西迁徙的速度，拜占庭军队几乎无法阻挡他们涌入帝国的浪潮，拜占庭统治者认识到使用武力解决不了哥特人问题，因此采取接纳和利用蛮族的政策。君士坦丁大帝接受哥特人为帝国的臣民，允许他们在帝国边境地区定居垦荒，交纳赋税，提供劳役和军队，而且大量使用哥特人雇佣兵，在帝国军队中建立哥特人兵团，吸收哥特人担任军官，甚至担任高级军职。

哥特人进入拜占庭社会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随着哥特人的迁徙，在拜占庭国家经济中增加了一种新的经济生活方式，即普遍存在于日耳曼各部落的农村公社。根据《日耳曼尼亚志》记载，日耳曼人农村公社制度早在1世纪就已经存在，在农村公社中土地公有，由公社按照家族人口和身份地位进行分配，“他们每年更换新地，但土地还是很多”。图1—18　日耳曼人

晚近学者研究认为，此时的公社属于大家庭公社阶段。到4—5世纪时，日耳曼人（图1-18）在入侵罗马帝国过程中，其原始公社的社会制度逐渐瓦解。其中与拜占庭人接触最多的哥特人发展速度最快，其农村公社经济生活制度已经相当成熟。由若干大家族组成的农村公社基本保持土地公有的习惯，由公社将新定居地区的土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以个体家庭劳动为基础，由家庭经营。如果没有新的迁徙活动和重大变迁，土地一旦分配即由公社成员连续使用，而不必每年重新分配。农村公社仍然由集体占用公有地，如树林、河流和草地等。这种经济生活方式，就个体而言，与拜占庭社会早期历史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小农经济十分相似。因此，拜占庭政府从一开始就允许定居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哥特人保持其农村公社制度，让他们继续按照其过去的习俗生活。这一政策的经济意义在于加强了拜占庭小农阶层的力量，巩固了处于社会转型中的拜占庭农业经济基础。当然，由于大批哥特人按照约定向拜占庭人交纳赋税，从而缓解了拜占庭国家的财政困难。其次，大批哥特人定居拜占庭国家后，为拜占庭军队提供了兵源。一方面，他们作为士兵，以集体参军组成军团的形式参与拜占庭军队对外战争，由于他们勇敢尚武、忠诚团结，使拜占庭军队作战能力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及其后的皇帝大胆任用哥特人担任军中要职，使用哥特御林军代替经常哗变的拜占庭贵族禁卫军，个别哥特将领甚至进入了元老院。

哥特人加入拜占庭军队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拜占庭国家抵御外敌的防务任务相当大部分逐渐由哥特人承担，他们大多驻守在边境地带，有效地阻止了其他民族对拜占庭的进攻，至少在使其他民族绕过拜占庭领土继续向西迁徙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二，进入拜占庭军队的哥特人的凶猛剽悍多多少少给士气不振的拜占庭军队注入了一些生气，而习惯单兵作战的哥特将领也部分地改变了陈旧的罗马军团式作战的战略战术。

君士坦丁王朝在解决外来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不仅有效解决了罗马帝国晚期人力资源短缺的难题，使得兵源和劳动力资源得到及时的补充，而且利用外来族群迁入带来的活力，有效提高了军事实力，调整了晚期罗马帝国腐朽的社会生活。但是，作为注入拜占庭帝国的新因素，他们也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进入社会上层的哥特贵族与帝国旧贵族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这些问题将留待狄奥多西王朝的皇帝解决。

三、狄奥多西王朝和利奥王朝

狄奥多西王朝（379—457年）和利奥王朝（457—518年）统治时间长达近140年，其间统治集团以君士坦丁大帝确定的治国原则为基本的指导方针，因此，后代学者将君士坦丁大帝以后直到518年的历史时期统称为君士坦丁时代。狄奥多西王朝统治时期的政策主要是继续贯彻君士坦丁王朝的基督教政策和强化中央集权措施。

1. 狄奥多西王朝的内政

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从两方面继续推进君士坦丁大帝开始的基督教化政策：其一是清除多神教残余；其二是坚决支持以《尼西亚信经》为信仰的正统教派。狄奥多西一世所处的时代是古代社会向中古社会转变的时代，人们的宗教信仰也处于转变时期，各种古代多神教和基督教派别林立。君士坦丁王朝在处理宗教问题时政策忽左忽右，有的皇帝支持基督教，有的支持多神教，而在支持基督教图1—19　狄奥多西一世皈依基的皇帝中有的倾向于尼西亚派，有的保督教护阿利乌派，这清楚地反映出当时多种宗教并存和基督教宗派林立的情况。古代罗马多神教祭司集团的各项特权虽然在西部帝国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us，375—383年在位）统治时期就已被取消，但是多神教信仰仍然流行，各种多神教的献祭仪式在民间仍然屡禁不止，元老院议事大厅仍然供奉着古代的胜利女神。狄奥多西一世（图1-19）改变了前朝皇帝实行的宗教宽容政策，采取了比较坚决的措施清除多神教残余。他于388年胜利平息马克西姆叛乱后，亲自参加在米兰召开的元老院会议，说服元老们以多数票否定了以大神朱庇特为主神的多神教崇拜，促使帝国各地贵族纷纷抛弃旧信仰，连罗马最古老和势力最显赫的加图家族的元老也迫不及待地脱去祭司的长袍，换上基督教教父的法衣。元老院还通过法案，禁止多神教崇拜所必需的偶像崇拜，得到各地官吏和民众雷厉风行的贯彻执行。朱庇特神庙被破坏，阿波罗神像被人们任意作践。狄奥多西一世将其在帝国东部行之有效的禁止奉献牺牲的法令在帝国西部推行，斥责所有研究牲畜内脏以获得神谕的多神教仪式既是有罪的也是不道德的，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他在一道措辞严厉的法令中写道：“朕决定和希望，朕的任何臣民，无论是行政官员还是普通公民，无论其职位和社会地位高低，都不得在任何城市或任何地方用无辜的牲畜作为牺牲向无知觉的偶像献祭”，违犯者以叛国罪论处。为此，他派遣东方大区长基奈尤斯（Cynegius）和西部重臣卓维乌斯（Jovius）伯爵作为特使，到帝国各地巡视，强制关闭所有多神教神庙，罢免残余的祭司职务，收缴贵重祭神用具，捣毁所有偶像，没收多神教产业。在狄奥多西一世的公开支持下，各地基督教教士毫不犹豫地成为打、砸、抢、烧、杀的能手，主教们一改斯文仁慈的面孔，亲自率领狂热的教徒冲击多神教神庙，砍伐献祭给古代神祇的月桂树，虐待甚至杀死顽固不化的多神教信徒。东部各省普遍发生了基督教与多神教信徒之间的流血冲突，迫使帝国政府出动军队帮助基督教取得最后的胜利。

基督教的胜利伴随着多神教残余的最后清除和基督教教会迅速的发展，同时，基督教各教派之间存在的矛盾再度激化，深刻的神学争议和派别斗争重新凸显出来，自尼西亚会议以来长期引起争论的阿利乌派教义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君士坦丁大帝虽然出于政治目的，利用尼西亚会议判定其政敌李锡尼支持的阿利乌派为异端教派，但是他本人对阿利乌派信徒并没有进行严厉打击，相反，他晚年对他们格外信任，加以重任，甚至在其临终前由阿利乌派主教主持皈依仪式并进行施洗。直到狄奥多西一世统治初期，阿利乌派一直控制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教区。基督教重新得势后，有关阿利乌派教义的争论再起，而且呈现愈演愈烈的局面，当时的作家记载道：“这个城市充满了商人和奴隶，他们都自诩为渊博的神学家，在商店和街头到处讲道。如果你想要与一个人兑换一块银币，他必定告知你圣子与圣父的区别所在；假如你要询问一条面包的价格，你将得到圣子低于圣父的回答；而你若问及浴池是否准备停当，回答则是圣子毫无神性。”帝国西部皇后查士丁娜在米兰城强制推行阿利乌派教义几乎酿成人民起义。

狄奥多西一世清醒地认识到，统一帝国除了靠武力，还要靠思想，而统一帝国臣民思想的工具只能是基督教正统教义。《尼西亚信经》不仅是包括狄奥多西一世家乡西班牙地区的帝国东西部大部分省份共同接受的教义，而且是其本人推崇的信仰。他于380年罢免了阿利乌派领袖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职务，任命著名的正统教义捍卫者纳齐安城人格列高利出任这一重要职务。381年，他公开宣布支持正统的三位一体教义：“朕高兴地知晓所有为朕之宽厚仁慈治辖的各民族均将坚定地信奉圣彼得教喻罗马人的宗教，其信仰传统得以保持，目前，更得到大马士革主教和具有教父圣洁之名的亚历山大主教彼得的完善。根据这位圣洁教父的教规和福音的信条，让我们诚信圣父、圣子和圣灵之惟一圣体，同位同格的纯粹三位一体。朕特许信奉这一信条的信徒享有正统基督教的称号；而在斥责所有其他信徒为放肆的疯子时，给他们打上臭名昭著的异端恶名；朕还宣布他们的集会不得再占用玷污教会这一令人敬畏的称号。除了上帝正义的谴责外，他们还应遭受严厉的惩罚。幸赖上天智慧指引的朕之权威将思考对他们给予适当的严厉惩处。”阿利乌派教徒集中的安条克因此发动近一个月的起义，他们煽动和召集所有对现实不满的势力围攻官府，将狄奥多西一世及皇家成员的雕像推倒砸碎，直到狄奥多西一世派遣大将军赫勒比库斯（Hellebicus）和行政长官凯撒利乌斯（Caesarius）前往镇压为止。根据狄奥多西一世对安条克起义颁布的法令，为惩罚起义民众，安条克被剥夺所有帝国城市应当享有的特权，甚至被取消了城市的称号，而降级为村镇，隶属于距离安条克百余公里的海滨城市劳狄西亚管辖。当地的阿利乌派势力遭到致命打击，这座经历过数百年繁荣的古城从此衰落。381年5月1日，他下令召开第二次基督教大公会议，会议再次承认和肯定尼西亚会议决议的正统地位，宣布了一批违背正统教义的教派为异端。在为期两个多月的会议期间，他多次亲临会场，指导150名主教制定会议文件，并确定君士坦丁堡教区为仅次于罗马教区的第二大教区地位。

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为强化中央集权采取了多次军事行动。首先，他面临帝国西部地区马克西姆于383年发动的叛乱，后者派杀手刺杀了帝国西部皇帝格拉提安，并立即派使节携带重礼拜见狄奥多西一世，向他解释格拉提安之意外死亡与其本人毫无关联，同时提出希望得到狄奥多西一世的友谊，而不希望战争。狄奥多西一世考虑到哥特战争刚刚结束，其军事实力尚不足以发动新的远征，故暂时与叛军结盟，达成互不敌视协议。数年后，狄奥多西一世经过精心备战，借口马克西姆违背协议入侵意大利，而他本人应查士丁娜及其子瓦伦提尼安二世的救援请求，于388年出兵意大利，充分发挥其部队中匈奴人、阿兰人和哥特人骑兵的优势，击溃以战车为主力的意大利军，在阿奎莱亚城下与马克西姆决战，后者战败被俘，旋即被狄奥多西一世部下乱刀砍死，后者已经被加冕为皇帝的儿子维克托（Victor）也被杀死。而后，狄奥多西一世扶植瓦伦提尼安二世重新控制帝国西部，并派遣得力将领阿波加斯特斯辅助瓦伦提尼安二世。

第二次平息叛乱的军事活动发生在394年。当时，无能的瓦伦提尼安二世无力控制朝政，他先是依靠其母后查士丁娜，后依赖军事大权在握的将领阿波加斯特斯。阿波加斯特斯原为瓦伦提尼安二世的部将，后为狄奥多西一世重用，担任高卢军团总兵。392年5月阿波加斯特斯密谋暗害瓦伦提尼安二世，拥立伪帝尤金尼乌斯，使帝国中央集权再度受到挑战，帝国统一再度受到威胁。尤金尼乌斯的使臣在面见狄奥多西一世时，企图说服后者相信瓦伦提尼安二世死于意外，希望得到后者的友谊与合作。但是，狄奥多西一世清楚地意识到其中暗藏的阴谋和暗杀事件的恶劣影响，决定发动新的西征。他先是不动声色地以厚礼送走尤金尼乌斯的使臣，而后经过两年备战，于394年发动对西部伪帝的征讨。他命令战将斯提利赫（Stilicho）和迪马修斯（Timasius）从伊比利亚人、阿拉伯人和哥特人中招募士兵，与训练有素的罗马军团组成了西征的主力军。在最初的交战中，以逸待劳的叛军大败劳师远征的狄奥多西一世的军队，在阿奎莱亚城附近的遭遇战中，狄奥多西一世损失万余人。但是，随着战事的深入，足智多谋的狄奥多西一世分化瓦解了叛军阵营，使战局发生扭转，并最终击溃尤金尼乌斯。愤怒的士兵在狄奥多西一世默许下将伪帝斩首。叛军首领阿波加斯特斯走投无路，自杀身亡。

显然，狄奥多西一世比较完整地延续了君士坦丁时期确立的基本国策，不仅强化基督教政策，在立法中明确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而且坚持清除地方分裂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即便在统治力相对薄弱的帝国西部也以武力维系着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这就进一步稳固了君士坦丁大帝的基本国策在新帝国的长期主导作用，也为后世拜占庭君主树立了榜样。

2. 狄奥多西王朝的外交

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仍然以哥特人入侵为主。但是，狄奥多西一世与前朝皇帝的对外政策有所区别，他采取安抚利用蛮族的策略，一方面允许多瑙河以北的哥特人进入色雷斯地区定居；另一方面积极招募哥特人加入帝国军队，甚至对才能出众的哥特将领加以重用。狄奥多西一世本人自青年时代从军，即参加过多次对蛮族的作战，他曾指挥帝国军队打败斯科特人、萨克森人、摩尔人和萨尔马提亚人，亲身感受到这些游牧或渔猎游牧参半的民族之凶猛剽悍和好战尚武，特别是在帝国皇帝瓦伦斯惨败于哥特人，帝国军队损失4万精锐兵团之后，他认识到，对于这些难以征服的蛮族只能采取刚柔相济偏重怀柔利用的政策。虽然小亚细亚和伊比利亚的兵源能够使帝国军队迅速得到补充，分布在帝国各地的34间武器制造工场可以在短时间内满足军需，但是，阿德里安堡战役失败在帝国朝野和军队中产生的深远的心理影响不可能很快消除。在此情况下，采取利用蛮族和“以夷制夷”的策略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有利可图的政策。

狄奥多西一世将塞萨洛尼基修建为行宫，亲自坐镇哥特人为害最烈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他在加强边境地区军事要塞建设和补充训练帝国军队的同时，以不间断的小规模出击削弱哥特人的散兵游勇，打击哥特人的侵扰，恢复帝国将士的信心。当时，哥特人新首领亚拉里克（Alaric）很难将各个部落联合起来（图1-20），他们相互攻击，实力受到极大的削弱，为精明的狄奥多西一世提供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机会。他图1—20　亚拉里克以重金收买哥特人小部落酋长莫达尔（Modar），任命他为拜占庭帝国军官，而后资助和指使莫达尔袭击不肯臣服的哥特人。多年前为躲避战乱进入山林地区的哥特人领袖阿萨纳里克（Athanaric）下山收编哥特人各部落后，狄奥多西一世立即派使节主动结好，并于382年9月邀请阿萨纳里克到君士坦丁堡参观，盛情款待。在狄奥多西一世极为友好的接待中，阿萨纳里克毫无节制，酒色无度，很快便暴死酒场。狄奥多西一世除了为其举行盛大葬礼外，又将其统率的哥特人武装力量全部收编进拜占庭军队。数年后，当另一位哥特人领袖阿拉塞乌斯（Alatheus）领兵乘3 000只船偷渡多瑙河入侵拜占庭帝国时，狄奥多西一世亲自设计并指挥水陆军队大败哥特人。

此后，狄奥多西一世在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为臣服的哥特人划定定居区，允许他们保留原有的部落社区组织，其原有的部落酋长仍对各自部落进行自治管理，并自行安排农牧业生产和生活。许多哥特人在弗里吉亚和里迪亚地区的荒芜土地上定居，仿照拜占庭农民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开垦荒地种植各类谷物。为了鼓励哥特人定居务农，狄奥多西一世规定在开垦荒地的最初若干年内，他们可以享有免税的优惠待遇；在哥特人定居区内，他们只要承认拜占庭皇帝的最高权力，就可以继续使用民族语言，保持相对独立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习惯，甚至不必服从拜占庭帝国地方法律。狄奥多西一世还吸收数万哥特人进入拜占庭军队，组成“同盟者”军团。为了进一步有效地控制哥特人，他利用和挑拨哥特人内部矛盾，打拉结合，支持以弗拉维塔（Fravitta）为首的亲拜占庭派别打击以普利乌尔夫（Priulf）为首的独立派，并派人杀死后者，使困扰拜占庭帝国多年的哥特人问题逐渐化解。

但是，哥特人进入拜占庭政治和军事生活也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首先是定居拜占庭帝国边疆地区的哥特人对帝国官员的敲诈勒索极为反感，而拜占庭官吏对他们的民族歧视又将这种不满变为仇恨，拜占庭人的经济压榨和政治压迫以及民族欺压迫使哥特人不断举行起义。395年，哥特人在亚拉里克（Alaric，约370—410年）的率领下发动民族大起义，从巴尔干半岛北部向南进攻，侵入色雷斯平原和马其顿地区，兵锋直指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朝野极为震惊，立即展开外交斡旋，说服亚拉里克改变进攻计划，调整进军路线，使哥特军队继续南下希腊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半岛，而后转向西方的意大利。其次，哥特人政治势力的增加激起以希腊人为主体的拜占庭贵族集团的极大恐惧，当时的一位主教在致皇帝的信中万分忧虑地写到：“武装的蛮族将使用各种借口窃取权力，并成为罗马公民的统治者。因此，手无寸铁的人们将被迫与这些装备精良的家伙斗争。首先，这些外国人应被赶出军队指挥岗位和元老阶层……就是那些长着浅色头发、戴着埃维亚人头饰、原本在私人家中充当佣人的蛮族人竟然成为我们政治生活的统治者，这难道不令人极其惊讶吗？”一大批拜占庭贵族联合起来，组成了反哥特人势力，提出将哥特人赶出军队，代之以本国人军队，限定哥特人只能充当农村中的苦力。对此，哥特人贵族领袖塔依纳斯联合拜占庭军政部门的哥特人作出强烈对抗，并依靠其控制的军队平息了拜占庭希腊贵族的骚乱，监禁和处死他们的领导人尤特罗琵乌斯。但是，拜占庭人使用武力未能征服的哥特人，也同样没能用暴力手段平息民族情绪高涨的拜占庭民众起义。在君士坦丁堡大教长“金嘴”约翰（John Chrysostom，398—404年在位）领导下，拜占庭朝野内外、教俗各界以“勤王”为口号，于400年7月11日（或12日）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发动了反对哥特人大起义，哥特士兵被大批屠杀，主要的哥特军官被处死，塔依纳斯侥幸逃脱，不知去向。哥特人在早期拜占庭国家的军事势力从此被清除，哥特贵族对拜占庭政治和军事生活的影响从此逐步消失。

哥特人对拜占庭帝国上层社会的威胁虽然被解除，但是，仍有大量哥特移民活跃在巴尔干半岛，他们和来自小亚细亚的另一支蛮族伊苏利亚人成为5世纪拜占庭国家新的威胁。拜占庭皇帝弗拉维·芝诺（Flavius Zeno，474—491年在位）统治时期，对这两股蛮族势力采取坚决措施加以限制。一方面，他派出精兵良将对伊苏利亚人进行无情镇压，扫荡其在小亚细亚的根据地，平毁其军事图1—21　狄奥多里克大帝据点，并清除军队和政府中的伊苏利亚人。另一方面，他拉拢说服东哥特人领袖狄奥多里克（Theoderic the Great，即狄奥多里克大帝，454—526年）带领难以驯服的哥特人前往意大利（图1-21），代表帝国皇帝平息西哥特人的反叛。当时西哥特人在奥多亚塞（Odoacer，476—493年在位）领导下灭亡了西罗马帝国，自立为帝。弗拉维·芝诺这样做可以一箭双雕，达到既能祸水西引，最终消除东罗马帝国的哥特人祸害，又可借刀杀人，平息意大利的哥特民族骚乱。488年，狄奥多里克率东哥特人横渡亚得里亚海进攻西哥特人，临行前，曾在拜占庭宫中作为人质的他，向弗拉维·芝诺表示：将把被征服的意大利“作为您赠赐的礼物加以掌管，我不像那个您所不佐的人（指奥多亚塞），降服您的元老于其伪权之下，奴役您的部分王国”。这样，在狄奥多西王朝及其后的利奥王朝统治期间，早期拜占庭帝国就基本解决了蛮族入侵的问题，而没有像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的打击下最终灭亡。

3. 狄奥多西一世的后人和利奥王朝

狄奥多西一世的后人在治理国家中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建树，其两个儿子阿卡狄奥斯和霍诺留均为无能之辈，两人性格相近，前者受东部大区长鲁菲努斯控制，后者受西部军队总兵、皇亲斯提里科（Stilicho，约359—408年）控制。鲁菲努斯代表了帝国朝野贵族势力，而具有汪达尔人血统的斯提里科则代表了当时逐渐构成帝国军队主力的蛮族军事势力。他们在治国安邦中毫无作为，却使宫廷斗争愈演愈烈，宫廷贵族和官宦势力开始逐步左右朝政。他们暗中鼓动已经定居在多瑙河下游地区的西哥特人发动叛乱，致使哥特人首领亚拉里克（Alaric）势力坐大，在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大肆洗劫。狄奥多西王朝既无杰出君主，也无适当的传位后人，其统治很快被利奥王朝取代。

利奥王朝的创立者是利奥一世（Leo I the Thracian，457—474年在位），他出生在伊利里亚大区达吉亚省，行武为生，官至塞林布利亚地区巡逻队长。因其作战勇敢，被当时控制帝国军权的阿斯巴提拔到宫廷中担任禁卫军队长。狄奥多西王朝末代皇帝马尔西安死后，阿斯巴推荐利奥为皇帝，旨在控制朝政。登基后，利奥一世（图1-22）为摆脱阿斯巴的控制，请君士坦丁堡大教长阿纳托图1—22　利奥一世留斯（Anatolios，449—458年在任）为其加冕，从而首开大教长在皇帝登基大典上为皇帝加冕的先例。蛮族军事贵族阿斯巴于468年取得打击匈奴人胜利后，更加骄横，不可一世，与利奥一世强化皇权的政策发生冲突。利奥一世联合朝野反哥特人势力，特别是重用伊苏利亚军事将领弗拉维·芝诺，为剪除阿斯巴势力做充分的准备。他将女儿阿利雅得尼（Ariadne）嫁给弗拉维·芝诺，通过联姻加强政治军事联盟后，任命其女婿为军队总司令，进一步剥夺了阿斯巴的军权。471年，他设计诱杀了阿斯巴及其子，清除了宫廷中的哥特人势力。但是，伊苏利亚人军事力量的兴起和弗拉维·芝诺进入皇室对拜占庭帝国又产生了新的威胁。利奥一世于474年病故，临终前为其6岁的孙子利奥二世（Leo II，474—474年在位）加冕，以此防范军事贵族左右朝政。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并未实现，相反却把其孙子的性命搭了进去。因为利奥二世于474年被迫为其亲生父亲弗拉维·芝诺加冕，数月后，便神秘死亡，弗拉维·芝诺合法地继承了皇位。围绕小皇帝的死亡，皇室内爆发了新的斗争，利奥一世的遗孀怀疑弗拉维·芝诺害死了她的外孙（也是弗拉维·芝诺的亲生儿子），因此与其兄弟巴西利斯库斯（Basiliscus，475—476年在位）联合起兵打击弗拉维·芝诺，迫使后者逃亡伊苏利亚故地。只是由于其他蛮族部落的协助，弗拉维·芝诺才于476年重登帝位，再度控制了朝政。击溃皇后党人后，弗拉维·芝诺将巴西利斯库斯困死于其避难的修道院。长期的宫廷斗争严重影响了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实力和对外战争，利奥王朝不得不通过重金收买说服东哥特人领袖狄奥多里克（Theodoric）放弃在希腊地区的抢劫活动，转而进攻意大利。同时，他们与汪达尔人达成和平协议。

但是，以阿利雅得尼公主为代表的利奥皇族不甘心失败，她联合被称为“双色眼人”的安条克大主教阿纳斯塔修斯与弗拉维·芝诺展开激烈斗争，粉碎了后者计划扶植其弟弟郎吉诺斯（Longinos）继承皇位的企图。她于491年设计害死弗拉维·芝诺（图1-23），为其母亲和舅舅报仇后，立即与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 I，即阿纳斯塔修斯一世，491—518年在位）结婚，并辅助他平息了伊苏利亚党人的叛乱，维持统治达27年之久。阿纳斯塔修斯虽然不是利奥家族成员，但是他能力超群，治国有方，统治期间积极从事财税制度改革，发行优质铜币弗里司（Follis），并变国有土地为皇家产业，扩大了国家税户，国库因此充盈。515年阿利雅得尼病故，两年半后阿纳斯塔修斯也撒手人间，利奥王朝统治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君士坦丁时代的结束。图1—23　弗拉维·芝诺之死

经历了皇党与哥特军事贵族之间、后党与伊苏利亚党之间的血腥内讧后，拜占庭帝国继续保持了君士坦丁大帝确立的帝国发展方向，继续坚持王朝最高权力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不仅强化了中央集权皇帝专制制度，而且开创了基督教涉足皇权继承的惯例，彻底解决了蛮族军事势力控制帝国最高层的危险倾向，君士坦丁时代的各项历史任务得到了比较圆满的完成。

四、精神文化生活

君士坦丁时代是拜占庭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200多年时间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地中海文化经历了复杂剧烈的变化，古典的希腊罗马文化、古代的东方文化和新兴的基督教文化在这里经过相互间的撞击、渗透和融合，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化体系，它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多样的表现形式、稳定的民族载体、全面的文化成就和巨大的影响力。早期拜占庭国家在推行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宗教政策的同时，也注意开展文化活动，通过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达到强化专制统治的目的，可以说，文化发展构成了此期拜占庭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

早期拜占庭国家特别注意继承古典文化的遗产，这是因为皇权专制统治需要从传统中寻求精神力量，从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得到民众的认同。同时，拜占庭帝国的兴起有助于文化活动的开展。君士坦丁堡以其安全和繁荣吸引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知识界人士，原先集聚在故都罗马的文人学者和分散在地中海世界各个角落的艺术工匠纷纷涌向帝国新都。他们带来了大量的图书文物、艺术杰作，丰富了首都的文化生活，他们对古典文化的狂热追求促进了新国家崇尚古典知识的文化氛围。为了集中保护古代遗留下来的图书手稿，中央政府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国家图书馆，其任务不仅包括整理、抄写古代书籍，而且广泛收集民间藏书。这座图书馆很快就发展成为仅次于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第二大国家图书馆，藏书达12万册，其中多数为古典书籍。翻译和注释古代作品也是当时知识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在数百年希腊化的过程中，东地中海不同民族在接受希腊文化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古希腊语经典和标准的古代语言，使这种流行在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国际语言呈现语法混乱、地方俚语方言混杂的现象。当时，古希腊语对于使用中世纪希腊语的拜占庭希腊人来说也很艰深难懂。正因为如此，对古典文史哲和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注释就显得十分必要，也是在整理翻译古典作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古典希腊罗马著作的几大译本体系，即以亚历山大用语为基础的柯普特语译本和以君士坦丁堡用语为基础的希腊语译本，以及以安条克为中心的叙利亚文本。流传至今的古希腊罗马作品大多是从这几种译本翻译成近现代通用语言的。古代杰作的翻译有助于古典文化的普及，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形成了浓厚的尚古风气，人们积极学习古代语言，搜集古代图书，翻译古代名作，研究古代哲学和背诵古代文学戏剧。4世纪著名诗人塞米斯条斯（Themistius，317—388年）和4—5世纪亚历山大里亚最负盛名的女学者希帕提娅（Hypatia，355/360—415年）是当时众多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为了发展世俗学术，皇帝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361—363年在位）下令进行全国统考，招聘国立学校教师。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在位）正式建立君士坦丁堡大学（图1-24），开设哲学、法律、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当然，建立国立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满足补充庞大的帝国官僚机构的需要，但是，在客观上却起到了繁荣文化生活的效果。基督教文化在这个时期也有重要发展，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古代东方神秘主义文化极大地影响了基督教文化。由于拜占庭政府的基督教化政策，许多学者致力于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结合，使宗教文化迅速发展，出现了大批基督教文史著作和圣徒传记，神学论文和对话集成为当时非常流行的文学创作形式，宗教书籍开图1—24　狄奥多西二世始充斥各个图书馆，尤其是教堂和修道院图书馆发展极快，大有取代国家图书馆之势。同时，基督教艺术家逐渐放弃了古典作家注重自然景物的审美观念和创作手法，宗教的抽象艺术风格也逐渐取代了先前的世俗倾向。在此过程中，拜占庭帝国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基督教文学中心，其中有小亚细亚的卡帕多利亚地区、叙利亚的安条克和贝利图斯城（今贝鲁特）、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和加沙城、巴尔干半岛的塞萨洛尼基城和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一批基督教文学家闻名遐迩，他们的作品走红一时，例如，被时人称为“卡帕多利亚三杰”的巴西尔（ΒασιλειοςΟΜεγας，330—379年）和格列高利（ΓρηγοριοςΝυσσης，335—394年）兄弟，以及他们的朋友神学家格列高利（ΓρηγοριοςΝαζιανζηνος，329/330—390年）即是其中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基督教文化与世俗古典文化并不是尖锐对立的，当时著名的作家几乎都是教俗文化兼通的大学者，例如，巴西尔青年时代就在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最好的文法学校接受系统的世俗教育，精通古典文学，后来投身于新兴的“新亚历山大学派”文化活动，致力于用古典希腊哲学概念思考和解释基督教教义。神学家格列高利也是拜占庭帝国最有名的世俗学校的毕业生，对古代戏剧和诗歌颇有研究，后来从事基督教文学创作，留下大量模仿古典叙事诗的宗教散文和神学教义论文，其中长篇散文《关于上帝的生活》是当时基督教文学的代表作，在拜占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叙利亚的著名作家“金嘴”约翰（John Chrysostom，347—407年，即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约翰一世）被后人认为是教俗文化结合的典型代表，他极有创作和演说才能，思维敏捷，作品富有逻辑性，据记载，这些优点全是得自其早年在著名世俗学校接受的系统教育。他一生著述颇丰，留下了大量论文、散文、诗歌、演讲词和书信，对后世影响很大，以致许多拜占庭作家模仿他的作品（图1-25）。一位拜占庭诗人是这样评价他：“我曾读过他上千篇布道词，它们渗透着无以言表的甜美。自年轻时代，我就敬慕着他，倾听他的演讲，那好似上帝的声音。我知道的一切和我的一切都属于他。”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也是一位不可不提的重要文史作家，他一生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其中《教会史》、《编年史》和《君士坦丁大帝传》是他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保持了古典希腊历史作品的写作风格，既是拜占庭教会史的开山之作，也是拜占庭教俗历史撰写的范本，不仅成为后代拜占庭历史作家的学习榜样，而且是研究君士坦丁时代的现代历史学家必读的史料书籍，在拜占庭文化史上占有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他的作品目前大多有英文译本。

君士坦丁时代文人学者众多，各种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这里难以一一详述，本书将作专门叙述。总之，君士坦丁时代是早期拜占庭国家在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改革，努力探索在困境中求发展，从危机中找出路的历史时期。应该说，这一时期以君士坦丁大帝、狄奥多西一世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为代表的拜占庭皇帝初步解决了拜占庭国家形成初期面临的各种难题，确定了拜占庭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奠定了中世纪拜占庭社会演化的基图1—25　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约础，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翰一世命。

第二章 查士丁尼时代

一、查士丁尼一世

1. 查士丁尼一世其人

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人物，也是该时代最重要的代表，因此，后代学者将其所在的历史时期称为查士丁尼时代。要了解查士丁尼时代首先必须了解查士丁尼一世其人其事。

查士丁尼一世（图2-1）是该王朝创立者查士丁一世（Justin I，518—527年在位）的外甥，他作为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之一，并非名门之后，而是生于乱世，出身低下，其父是拜占图2—1　查士丁尼一世庭帝国巴尔干半岛达尔达尼亚行省贝德里亚纳的农民。青年时代因家境贫苦随其舅父从军。其舅查士丁是个文盲，行武出身，因勇敢忠诚和作战有功升任禁卫军队长。由于他自由进出皇宫，有机会接触朝中权贵，因此在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去世前后，他成为许多觊觎皇位的大贵族争夺利用的对象。在这些贵族中，有一位名叫塞奥克里多斯（Theokritos）的大臣向查士丁提供了大笔金钱，企图利用他收买人心。一个偶然的机会查士丁被送上皇帝的宝座，这对于他这个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因为，据当时的历史作家普罗柯比（Procopius，约500—565年）记载，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在签署文件时必须使用木刻“图章”照猫画虎。因此，在复杂的政治角逐中，他非常器重和依靠他的外甥。查士丁尼一世虽然出身贫寒，但却聪颖过人，普罗柯比将他描写成中等身材，普通相貌，圆脸鬈发，面带农村人的红次面，生性平和，儒雅木讷，富有同情心，常因怜悯同情而落泪，喜欢结交朋友。在随其舅父从军期间，他充分利用身在宫廷的有利时机，在君士坦丁堡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刻苦读书，广泛涉猎，学习了许多有用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和政治方面的知识。由于舅父的信任，他很早就参与帝国上层社会的活动，目睹了达官显贵的虚伪和腐败，又由于他早年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对民情也深有体察。

518年7月，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去世，查士丁一世被部下拥立为帝。据记载，查士丁一世能以禁卫军队长称帝，是采纳了其精明的外甥的主意，即利用贵族塞奥克里多斯企图通过他用大笔金钱贿赂士兵的机会，取得了部下的忠诚，并被部下抬上盾牌成为皇帝。登基伊始，查士丁一世便任命其外甥查士丁尼一世为凯撒（副皇帝），辅佐他治理帝国，其时他已经68岁，自知不久于人世，故将治国大权放心地委托给36岁的查士丁尼一世。查士丁尼一世在任凯撒的9年里成为帝国军政大计的实际制定者，也是内外政策的实施人，其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初步得以施展。在此期间，他积极推行“清除内患，化解外争”的政策，首先即处死对皇权造成最大威胁的贵族领袖塞奥克里多斯和维塔里安（Vitalian），对企图反叛闹事的贵族起了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同时，他取消了前任皇帝的宗教政策，重申对《尼西亚信经》正统教义的支持，暂时消除了因宗教对立造成的社会动荡。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主动结好西部教会，邀请罗马教区大主教访问君士坦丁堡，并与波斯保持友好关系。为了限制波斯人向两河流域西部扩张，他与拉茨卡人、匈奴人、阿拉伯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等弱小民族结盟。这些措施实际上就是查士丁尼一世日后称帝推行的“重建罗马大帝国”政策的前奏曲。他的出色表现深得查士丁一世的赏识，特别是年迈的查士丁一世身后无人，更加信任查士丁尼一世，527年4月初，他任命查士丁尼一世为共治帝，正式确定了其外甥的帝位继承权。

在辅佐查士丁一世期间，查士丁尼一世十分注意网罗各方面的人才，不以出身门第为标准，任人唯贤，唯才是用，为其日后治理帝国作好了组织准备。在这些人才中特别突出的是他自己的妻子狄奥多拉（Theodora）。她与查士丁尼一世一样，社会下层出身，其父阿卡鸠斯为大赛场驯兽师，负责看管比赛用的动物。狄奥多拉少年时家庭生活极为困苦，她曾与亲姊妹一起跪在大赛场上乞求本党观众的施舍。后来，由于生活所迫，她们流浪到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等地卖艺求生。当她最终以艺妓身份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大赛场上时，正置查士丁尼一世担任凯撒之际。他很快便为她天生的丽质、聪颖和对时世的见解所倾倒。经过5年的接触，年已43岁的查士丁尼一世完全被她所征服。525年，即在查士丁尼一世成为皇帝的前两年，狄奥多拉与比她年长15岁的查士丁尼一世结婚，从此，便成为他忠实的伴侣和精明的顾问，在许多内政和外交重大事件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另一位对查士丁尼一世统治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是贝利撒留（Belisarius，505—565年）。他也是巴尔干半岛色雷斯地区的农民之子，据普罗柯比记载，他相貌堂堂，一表人才，膂力惊人，善于骑射，年轻时就在农村的小伙伴们中间显出过人之处，特别重要的是他处事果敢，性格坚毅，这些品质无疑是他成为卓越将领的重要素质，也是他能够在青年时期从众多军事人才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查士丁尼一世对这个比自己小23岁的青年军官极为赏识和信任，先是任命他担任自己的卫队长，后提升他为美索不达米亚总督。贝利撒留24岁时升任东部战区总司令，在这期间，他以一系列击败波斯军队的辉煌战绩显露了军事才华。查士丁尼一世就是如此不计高低贵贱地将一批才智过人、能力超群的各方面人才吸引在身边，作好了实现其远大政治抱负的组织准备。

527年8月1日，年近80岁的查士丁一世寿终正寝。同日，查士丁尼一世即位，随即任命狄奥多拉为皇后（图2-2），又任命贝利撒留为拜占庭帝国东部军区总司令，提拔了一大批军事、司法、行政管理和宗教人才。他洞察时弊，了解民意，继续推行他在凯撒任期内的各项政策。为了建立“一个皇帝、一部法律、一个帝国”的新秩序，实现重建昔日罗马大帝国的政治理想，他制定了全面的改革方案和对外进行征服战争的计划。为此，他放弃奢侈生活，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疯狂工作。据记载，他清心寡欲，生活刻板，既没有娱乐，也很少休息，一心一意要实现其政治理想。

查士丁尼一世的内外政策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基本内容，正像君士坦丁大帝一样，他是这个时代的主角，其推行的政策成为当时帝国最重要的施政内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的行动又为其后人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图2—2　皇后狄奥多拉及其宫女

2. 《罗马民法大全》

查士丁尼一世即位之初，为稳定拜占庭帝国动荡不安的局势，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措施。登基后，他首先着手调整帝国社会各种关系，缓和各类矛盾。他充分认识到建立完整的法律对于巩固皇权的重要性，他在《法理概要》中指出：一个好的皇帝“应该不仅以其武力而获尊荣，还必须用法律来武装，以便在战时和平时都有法可依，得到正确的指导；他必须是法律的有力捍卫者，也应是征服敌人的胜利者”。针对当时成文法律极为混乱的情况，他下令编纂法典，组成了在著名法学家特里波尼安（Tribonian）指导下的法律编纂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君士坦丁堡法律教授狄奥菲鲁斯（Theophilus）等10名法学专家。查士丁尼一世即位后半年，这项工作即正式开始。查士丁尼一世注意到当时的帝国法律存在两大问题：其一是前代皇帝立法因时间久远版本混乱，狄奥多西王朝所做的清理工作不够彻底，因此立法概念和规定中矛盾比比皆是；其二，前代皇帝特别是《狄奥多西法典》内容过于庞杂，部头太大，其编年体系使用极不方便。因此，查士丁尼一世立法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整理以前历代皇帝颁布的法令，删除其中因过时而不再适用或内容相互抵触的部分，按照“人”、“物”等立法主题重新编纂为适于使用的法典。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法典编纂委员会完成10卷本的《查士丁尼法典》（Code of Justinian），并由查士丁尼一世于529年4月7日正式颁布。该法典收编范围自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到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历代皇帝颁布的法律，它注重阐明法理，所有立法概念均由法学家字斟句酌，作出适合当时社会生活的准确说明。该法律一经颁布，立即取代其他与此相矛盾的旧法，成为拜占庭帝国唯一具有权威性的法典。此后，查士丁尼再度指示特里波尼安组成17名法学家编辑委员会编纂《法学汇编》（Digest或Pandects）。他们夜以继日，查阅了1300年的法律文献，并于3年后编成，由查士丁尼一世于530年12月15日正式颁布。该书汇集了古代法学家的论著，共分50卷，是学者阅读参考2 000多部古书编撰而成的包括300万行内

容的巨著。由于编撰工作十分繁重，时间又相对仓促，这部法律汇编的内容比较粗糙，一些古代法律相互存在矛盾，某些法律条文的注释概念模糊不清，个别总结性的评语也有明显的错误。为了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人才，查士丁尼一世要求特里波尼安、狄奥菲鲁斯为学习法律的学生编辑《法学总论》（Institutiones）。该书于533年发表时共分为4卷，它以400多年前罗马著名法学家盖尤斯（Gaius，117—180年）的同名作品为蓝本，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明确的法学概念简明系统地总结了《法学汇编》的全部内容，并补充了大量前述两部法典未能表明的法学定理和定义。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末期，他又命令法学家将自己在534年以后颁布并且没能收入法典的法令编辑成《查士丁尼新法》（the Novellae）作为补充，与前几部法律书有所区别的是，《查士丁尼新法》使用希腊语编纂。该法于565年查士丁尼一世去世前颁布。这样，查士丁尼一世就完成了《罗马民法大全》的全部编辑工作，为他的改革和整顿工作提供了统一的尺度，为理顺社会各种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它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法典，因此它不仅成为拜占庭帝国此后历代皇帝编纂法典的依据和蓝本，而且成为欧洲各国的法律范本。不仅如此，由于这部法典明确地确定了公法和私法的概念，为私有制的商品社会关系提供了法律基础，因此对近现代世界范围法学发展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图2—3　《罗马民法大全》扉《罗马民法大全》（图2-3）的性质问页题一直是法学家和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的中心点是如何评价其中有关奴隶的条款。事实上，《罗马民法大全》是通过总结和整理古代立法对现实的改革作出理论上的规范，反映了查士丁尼一世重建罗马帝国的原则思想。第一，该法强调皇权和国家政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宣扬君主专制思想，提出“没有任何事物比皇帝陛下更高贵和神圣”，为此，它提出“君权神授”和“君权神化”的理论，并明确指出皇帝拥有的各项权力，其中包括立法权，即皇帝的意旨具有法律效力，只有皇帝才可以颁布法律，还包括国家的最高主权，即控制全部国家机器、代表整个帝国的权力，以及皇帝对国家其他经济、政治、司法、军事、宗教等各方面的权力。第二，该法提出公法优先于私法的原则，它对两者作出明确划分，即“公法是有关罗马帝国政府的法律，私法是有关个人利益的法律”，将私有制的法律内涵作了系统的阐述。这样，公法的所有权就表现为国家对捐税劳役的合理征收使用，而私法表现在人、物、人权、物权和民事诉讼方面，私法对公法的自由表现为免税权。第三，该法肯定了教会在国家中的地位，它不仅拥有主管道德、权利和义务的权力，而且拥有参与国家司法活动的权力，教会法具有民法的效力，教会法庭甚至具有高于世俗法庭的地位。第四，该法继续承认奴隶制，但是，规定教、俗各界释放奴隶，改善奴隶的地位，承认奴隶具有人的地位。根据这部法典，奴隶不再像罗马法律规定的那样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而是不具有法人地位的“人”，他们触犯法律将由其主人承担法律责任。第五，该法确定了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力图以法律形式稳定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如工匠的后代只能世代做工，农夫的儿女必须永远务农，隶农则世代固着在土地上，农村社区邻里之间负有相互帮助、共同完成国家税收的义务，等等。第六，该法还对婚姻、财产继承等社会生活其他方面作了法律规定。

3. 强化皇权

加强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是查士丁尼一世登基伊始首先推行的政策，这一政策是他企图重建古罗马帝国理想的核心和政治目标。皇帝专制制度始建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皇帝血亲世袭皇权，皇帝总揽国家所有权力并担当最高立法者和执法者，包括军队和宫廷在内的庞大的国家机构完全对皇帝个人负责是这一制度的主要表现。但是，拜占庭帝国作为古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其政治生活中仍然保存着大量民主制的残余，普通臣民在帝国事务中仍然保持着许多昔日公民的权利，例如，他们仍然享有免费参与公共娱乐的权利，在皇帝的选立方面仍然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并通过首都民众起义表达出来。我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中对此也多有记载，称：“其王无常人，简贤者而立之。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查士丁尼一世即位后，面临两种势力的威胁：其一是代表大土地贵族和旧王朝贵族势力的复辟力量；其二是不满现状的普通民众。这两种势力在532年的君士坦丁堡大起义中纷纷登台，充当了起义的主要角色，并且几乎推翻了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但是最终遭到帝国当局毁灭性的打击。

这次起义爆发于532年。当时，首都君士坦丁堡保持着经常举行赛车会的古老传统，赛场划分为蓝、绿、红、白色4个坐区，各区观众为本区赛车呐喊助威。由于当时赛事频繁，这种赛区“车迷协会”的作用日益增大，发展成为“吉莫”（意为赛区）党，它们不仅成为参加体育竞赛各方的组织者，而且是本区民众表达政治意见的代表。当时，约有900名正式会员的蓝党代表元老院贵族和上层居民的心声，而拥有1 600名会员的绿党则代表商人和富裕居民的要求，这两大协会是势力最大的政治派别，而红、白两派则因势力较弱附属于蓝、绿两党。各党群众经常利用赛场表达政治意愿，发泄对当局政策的不满。但是，蓝、绿两党代表的阶层和意见不同，在宗教方面，前者代表信奉正统的《尼西亚信经》的信众，而后者代表“一性论派”的信徒，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据记载，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统治时期，绿党曾利用赛场混乱在一次冲突中杀死了3 000名蓝党的追随者。

532年爆发的起义原因比较复杂。首先发难的是绿党，他们除了对查士丁尼一世支持《尼西亚信经》派、反对一性论派的宗教政策不满外，还暗中支持查士丁尼一世的政治对手、原皇室贵族进行复辟活动，其目的是推翻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而查士丁尼一世则公开支持蓝党对绿党进行迫害，“甚至一般市民，常被这些夜间作祟的土匪剥光衣服，滥加杀害……教会和神坛也常被残酷杀害的无辜者的血所污染，那些杀人犯却公开相互吹嘘自己如何武艺高强，一剑便能致人于死地。君士坦丁堡的放荡青年们全都穿上了叛乱分子的蓝党服装……债主被迫放弃了他们的债款；法官睁着眼颠倒黑白……漂亮的男孩被从父母的怀抱里夺走；为人妻的除非她自愿一死，便会当着自己丈夫的面被人奸污”。走投无路的绿党利用参加赛车的机会向查士丁尼一世进行申述，绿党的发言人对大赛场皇帝包厢里的查士丁尼一世尖叫着，对新法赋予贵族的特权提出批评，对帝国官员无情欺压下层民众进行指控：“我们穷，我们是清白无辜的，我们受到了欺侮，我们不敢在街头走过；有人对我们的名号和颜色普遍进行迫害。让我们去死吧，啊皇帝陛下！但让我们按照您的命令，为您效劳而死！”

最初，绿党以抗议蓝党的暴行为借口，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权倾一时的大法官特里波尼安和东方大区长卡帕多西亚的约翰（John the Cappadocian），因为是他们帮助查士丁尼一世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蓝党贵族的法令。于是在大赛场引发了蓝、绿两派民众的冲突，并很快从赛场扩展到大街小巷。但是，在查士丁尼一世处死两派闹事的暴徒之后，两党之间的冲突很快就转变为一致攻击政府的行动，他们指责查士丁尼一世高额税收的财经政策，抱怨卡帕多西亚的约翰制定的新税收过于沉重，怒斥官员的横征暴敛，公开否定查士丁尼一世的中央集权专制化措施。查士丁尼一世显然不能允许下层民众的这种行为，下令采取镇压措施。这一公开镇压立即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骚动，一部分民众在市中心放火，另一部分人砸开监狱，释放大批囚徒。这些囚徒很快就成为起义的骨干力量。起初，查士丁尼一世企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在能够容纳数万人的大赛场多次会见起义民众，答应罢免特里波尼安和约翰，惩治贪官污吏，甚至公开承认自己对人民犯罪。但是，情绪激昂的民众被皇帝的公开道歉所激励，他们尖声呐喊，愤怒的声浪淹没了皇帝的许诺。骚动变为全面的起义，民众高呼“尼卡”（Νικα，希腊语意为胜利）的口号，杀死查士丁尼一世的宠臣，袭击大皇宫和政府机关，攻入监狱，焚烧市政厅，由此引起全城大火。起义民众进而要求查士丁尼一世下台，推举失意朝臣、前朝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侄子伊帕迪奥斯（Hypatios）为皇帝。紧急时刻，查士丁尼一世见势不妙，从地道逃离大赛场，回宫后惊慌失措，在朝臣怂恿下准备弃城出逃。正当群臣议论纷纷、查士丁尼一世举棋未定之时，镇定自若的皇后狄奥多拉站出来阻止皇帝和部分企图出逃的朝臣，她坚定地说：“我的皇帝陛下，您可以为自救离开，喏！大海就在那边，船只也已准备起航，您也有足够的盘缠。但我要留下！我认为凡穿上帝王紫袍的人就再也不应把它脱下，当人们不再称呼我皇后时我绝不会苟且偷生。我喜欢那句老话：紫绸可做最好的衣服。”据普罗柯比记载，皇后的镇定极大地影响了在场的朝臣，查士丁尼一世羞红了面孔，主张出逃的卡帕多西亚的约翰绝望地倒在椅子上。重新振作起来的查士丁尼一世立即和皇后调兵遣将，并设计将起义民众引诱到大赛场，而后密令贝利撒留率领伊苏利亚雇佣兵军队从地道进入并包围大赛场（图2-4），进行了大屠杀，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参与者或旁观者，当场杀死3万余人。在随后进行的清算中，查士丁尼一世无情地屠杀任何异己势力，包括被起义民众临时推举为皇帝的伊帕迪奥斯及其家人，许多支持或参与起义甚至态度犹豫不决的异己贵族也被株连，一时间，君士坦丁堡成为查士丁尼一世剪除异己分子和民众民主活动的行刑场。他的这一血腥恐怖政策消除了皇权的敌人和威胁王朝统治的隐患，因此基本上改变了君士坦丁堡民众参与高层政治决策的传统，甚至连赛车这种体育活动后来也逐渐取消了。图2—4　君士坦丁堡大赛场

查士丁尼一世为了加强皇权采取的另一项改革是逐步取消戴克里先改革和君士坦丁时代的行政制度，将数量众多的小行省联合扩大为大省区，并将地方军政权力重新结合，特别是在东部的亚洲领土上率先推行军政权力的合二为一政策。他还在意大利的拉韦纳和非洲的迦太基试行总督制，使这些边远地区的最高长官能够总揽当地各方面的权力，及时应付紧急情况。但是，在其他行省，查士丁尼一世仍然保持原来的制度。这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皇帝专制的政策措施确实保证了查士丁尼王朝的统治，稳定了社会秩序，使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皇帝”的君主专制得到实现。

4. 经济改革

查士丁尼一世的经济政策主要是调整税收制度和发展国内外商业贸易与手工业两个方面，前者的目的旨在稳定国内收入，后者的目的则为扩大外部经济资源的空间，以便为皇帝专制统治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拜占庭帝国税收制度是在罗马帝国税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最初，拜占庭国家的税收属于“土地人头税”，即根据耕地、劳动者和劳动工具及产量等诸种因素确定税收额度，在一定期限内，国家对税户进行资产和劳力核算，并根据税收额度征集税收。中央政府根据各地清查核算的结果，登记各省区的纳税总额。由于拜占庭帝国地方官吏的腐败，上述核算过程被做了许多手脚，纳税额度掺杂了极大的水分。特别是当时流行的包税制，即政府在从包税人那里收取纳税总额后授予包税人在一定区域和时间内任意收缴捐税的方法，严重破坏了拜占庭帝国税制。查士丁尼一世通过立法废除了包税制，下令全国官吏进行税收业务培训，核查各地税额，重新登记各省纳税单位。他指示各地税务官员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和最有效的办法促使纳税人完成政府规定的税收。他还将普通税从原有的实物形式变为实物和货币混合税。

与此同时，他针对大地主和大土地贵族千方百计逃避国家税收的现象，加大了对等级税的征收。这一改革从政治上还有打击日益兴起的大土地贵族势力的目的。当时，帝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有权有势极为富有的大地主，例如，埃及的阿琵欧斯家族（the Atheoses）在当地权倾一时，富比王侯，不仅在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拥有房产钱庄和商店作坊，而且在埃及各地拥有大片地产和无数村庄，其畜群几乎不可数计，该贵族还拥有私人库府总管、税收官员、秘书随从、亲兵卫队和大批奴隶工匠、雇工佃户，甚至有私设的家族警察和军队，等等。对此，查士丁尼一世在《查士丁尼法典》中指出：“我们得到了有关行省中存在时弊的消息，实在令人惊讶，当地的最高官员几乎无法凭自己的力量加以克服。我们极为震惊地听说，大地主们拥有的地产面积极大，他们还有私人卫队，有大批追随他们的暴民，无情地掠夺任何东西……国家财产几乎完全落到私人手中，为私人所有，因为，包括所有畜群的国家财产被掠夺、被侵吞。对此没有任何人加以批评，因为所有官员的嘴都被金子堵住了。”为了限制大贵族和大地主的发展，查士丁尼一世取消了贵族地主享有的免税权，要求大地主根据各自土地的多寡和劳动力的人数按时按量缴纳税收。他还借口大地主在税收问题上的违法行为，对最有势力的地主采取没收地产、强迫捐献和依法惩处的措施。他对教会地产的限制也同样严厉。在平息了532年尼卡起义之后，上述从经济上打击大地主的政策推行得更加坚决。查士丁尼一世坚决清理包括高官显贵在内的全国税户，重新核准确定税收等级，增加新税种，整顿全国税收机构，精简各级官府，裁减官员，严厉整肃税收机构和官僚队伍中的腐败行为，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帝国税收官的贪污受贿和对普通百姓的横征暴敛已经严重瓦解了国家的税收体系。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破坏社会稳定、摧毁农业生产、扰乱城市财政和打乱国家正常经济秩序的关键。535年，他在立法中明确了政府各级官员的职责，特别指出：官员“应像父亲关心子女般地对待所有忠诚的公民，保护臣民们免受欺压，应拒绝各种贿赂，在司法审判和行政管理中应公正，打击犯罪，保护无辜，应依法惩治罪犯，总之，对待臣民应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无论在何处都应清廉”。法律还要求国家官吏必须关心国家利益，保证税收，尽一切可能增加国库的收入，特别要按时收缴国家已规定税额的税收。大批钦差大臣被派往各行省，检查税收情况，各地的主教也被委以监督税收的职责。凡被发现犯有违反法律规定的官员均受到查处，撤职监禁，财产充公，而为官清廉、办事公道、收税得力的官员则受到奖励和加官晋爵。

发展商业贸易是查士丁尼一世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早在罗马帝国时代，东西方商业贸易就已经十分活跃，著名的丝绸之路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拜占庭帝国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查士丁尼一世对此并不满足，他希望拜占庭帝国能在对东方的商业活动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当时，来自远东的中国丝绸和印度香料等贵重商品并不是直接到达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等拜占庭帝国各口岸城市，中途需经过萨珊波斯控制的陆路和阿拉伯人控制的海路，巨额利润要经过多次瓜分，特别是在拜占庭与波斯两国关系紧张时期，垄断东方贸易几乎成为波斯人手中的一张经济王牌。因此，查士丁尼一世决心打通新的商路，发展海上实力，建立东西方之间直接的商业往来，打破波斯人的垄断。

在这一政策鼓励下，拜占庭帝国出现了许多勇敢的冒险商人，他们积极投身到开发远东商路的活动中，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图2-5）。此人生于查士丁尼时代，因经商致富，曾活跃在东地中海地区，长期经营东方商品交易。为了寻找通往东方的直通道路，他曾到过红海东岸、西奈半岛、阿比西尼图2—5　科斯马斯亚（今埃塞俄比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晚年进入修道院过隐修生活，写下下了著名的《基督教国家风土记》（又名《科斯马斯旅行记》）。这本书准确地记载了科斯马斯的旅行见闻，对沿途国家、民族的风土人情作了生动的描写。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提供了其资料的来源，并对其亲眼所见的事实和亲耳听到的传闻作了严格的区分。这本书中还正确地叙述了古代中国隋军入健康灭陈的历史事件，成为拜占庭人重要的商业指南书籍。科斯马斯在这本书中提出，大地是漂浮在海洋上的扁平陆地，其最东端是称为印度的国家，而盛产丝绸的中国只是印度北方的一部分，“这一丝绸之国位于印度最偏僻的地方，地处那些进入印度洋的人们左侧……这一被称为秦尼扎的丝绸之国左边由海洋所环绕……运载丝绸的车队要由陆地旅行，相继经过各个地区，时间不长就到达了波斯，而通向波斯的海路要漫长得多……在秦尼扎以远，就再也不能航行也不能居住了……印度大陆的其他部分由发运丝绸的秦尼斯坦所占据，在此之外就再没有其他地区了，因为东部由大洋所环抱”。在当时，这样的描述基本准确，反映了东西方贸易联系持续而稳定的情况。

查士丁尼一世为了保护拜占庭帝国的商业利益，不惜发动战争，与波斯人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以争夺红海贸易控制权。红海历来是连接印度洋和地中海的通道，也是对东方贸易的重要门户。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人在红海西北角大力发展港口，在阿卡巴湾建立了阿乌拉港，在其南部建立克里斯马港。从这里，大批来自东方的商品货物可以转运到安条克、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甚至直接运往西地中海各港口。查士丁尼一世积极支持当地阿克苏姆帝国（Kingdom of Aksum）的阿比西尼亚基督徒，发展与该帝国的友好关系。当波斯商人与阿克苏姆商人发生冲突时，他甘愿冒着与波斯帝国发生战争的风险，坚决支持后者。

关于查士丁尼一世从中国引进育蚕丝织技术的故事最能说明他发展对外商业的政策。普罗柯比在《哥特战争》中记载：“某些来自印度的僧侣们深知查士丁尼皇帝以何等之热情努力阻止罗马人购买波斯丝绸，他们便前来求见皇帝，并且向他许诺承担制造丝绸，以便今后避免罗马人再往他们的夙敌波斯人中或其他民族中采购这种商品了。他们声称自己曾在一个叫作赛林达的地方生活过一段时间，而赛林达又位于许多印度部族居住地以北。他们曾非常仔细地研究过罗马人地区制造丝绸的可行办法。由于皇帝以一连串问题追问他们，询问他们所讲的是否真实，所以僧人们解释说，丝是由某种小虫所造，上天赋予它们这种本领，它们被迫为此操劳。他们还补充说，绝对不可能从赛林达地区运来活虫，但却很方便也很容易生养这种虫子；这种虫子的种子是由许多虫卵组成的；在产卵之后很久，人们再用厩肥将卵种覆盖起来，在一个足够的短期内加热，这样就会导致小动物们的诞生。听到这番讲述以后，皇帝便向这些人许诺将来一定会得到特别厚待恩宠，鼓励他们通过实验来证明自己的话。为此目的，这些僧侣返回了赛林达，并且从那里把一批蚕卵带到了拜占庭。依我们上述的方法炮制，他们果然成功地将蚕卵孵化成虫，并且用桑叶来喂养幼虫。从此之后，罗马人中也开始生产丝绸了。”这段史料被后代作家广泛引用，给予多种多样的解释，引起现代学者的争论，他们或是由这段史料引申出古代中国实行丝绸技术封锁，或是夸大育蚕和丝织技术的神秘，或是渲染僧侣“偷盗”中国丝绸技术的过程。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拜占庭帝国从此独立发展起兴盛的丝织业，在科林斯、伯罗奔尼撒半岛形成了几个丝织业中心，它们又成为中国育蚕丝织技术西传的中续站，而欧洲也从此开始了其丝织业的历史。

查士丁尼一世的经济政策有助于拜占庭帝国实力的增强，进而为实现其再创昔日罗马大帝国辉煌的政治理想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至少为其进行大规模战争和君士坦丁堡重建提供了财政支持。但是，长期战争和大兴土木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视，强化与红海贸易中心的频繁联系引发的生态灾难也不能忽略。全面考察查士丁尼一世经济改革的成败得失有助于我们理解此后拜占庭历史的曲折发展。

5. 宗教政策

查士丁尼一世的宗教政策也是围绕其建立统一帝国的总目标服务的。因为，基督教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查士丁尼时代已经成为地中海世界信徒最多、势力最大、分布最广的宗教，其宗教神学逐步进入成熟阶段。但是，关于耶稣基督“神”“人”两性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普通信徒在这个艰深玄妙的焦点问题上也找不到明确的解释，在社会改革引发的动荡环境中，公众很容易卷入无休止的争论，造成思想对立，进而加剧社会分裂。这种情况迫使致力于中央集权皇帝专制的查士丁尼一世不得不出面干预。

早期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曾发生过3次重大的神学争论，即4世纪发生的所谓阿利乌派学说之争，5世纪的聂斯脱里教义之争和自4世纪中期开始的“一性论之争”。所谓阿利乌派学说是指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教士阿利乌（Arius）提出的神学理论（图2-6），即认为上帝圣父和圣子在本体和本性上不同，圣父无始无终，永恒存在，其本性不变，而圣子基督为上帝所造，不能与圣父同样永恒，其本体和本性经历了发生、发展的过程，他只是体现上帝的道，因此不是神，其地图2—6　阿利乌位低于圣父。这一理论否定了基督救赎的可能性和人类获得上帝恩典的途径，与正统基督教神学发生冲突。围绕这一理论，教会内外分裂为不同教派，直到在君士坦丁大帝直接干预下举行的尼西亚宗教会议判定阿利乌派为异端。聂斯脱里派神学是由安条克神学家聂斯脱里（Nestorius）提出的两元论神学，即认为基督的神、人两性分离，其神性来自上帝，而其人性来自马利亚。这一理论与正统的三位一体信仰相悖，遭到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两教会的激烈反对，并于431年以弗所宗教大会上被斥责为异端。该派后流亡波斯帝国，并以波斯帝国为基地发展壮大，进而传入我国。一性论神学主张基督在所谓道成肉身后，其神性和人性合二为一，只有神性表现出来。这种神学思想在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盛行东方闪米特文化神秘主义的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广泛流行。显然，将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割裂并使两者处于高下不等的地位是“错误”的，而将两者割裂后对立起来也是“错谬”，将后者消融在前者之中而单独强调神性仍然是“谬论”，这三种神学理论都违背了三位一体信仰所强调的基督神人两性的同质、同性、同格、同位的理论。客观而论，早期基督教神学争论了几百年的这个焦点问题看似简单，但它涉及基督教独立神学理论的建立，进而涉及基督教这个深受犹太教和古典希腊哲学影响的新宗教的神学定位。

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一性论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首都以及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等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民众因此被分成两个对立的派别。据当时的史家记载，狂热的信徒在街头巷尾、市场商店无止无休地辩论神学问题，甚至当顾客问及商品的价格时，店主竟回答“三位一体”，许多家庭也因神学分歧而破裂，几乎每一个帝国臣民都被要求在神学争论中表明自己的观点，所有人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了干扰，因为面包作坊因此会拒绝向顾客出售面包。帝国社会因宗教争论而被分裂并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这是强势君主查士丁尼一世不能容忍的。因为，他认为在一个皇帝统治下的统一帝国只能有一种宗教信仰，他要扫除一切有碍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因素，要通过对宗教事务的干预恢复皇帝对教会的绝对权威，强化至尊权。553年，查士丁尼一世召集君士坦丁堡宗教大会，试图调解神学分歧。此后，他和狄奥多拉在皇宫中举行500名教士和神学家大会，讨论一性论神学。据说，查士丁尼一世为此专门学习神学理论，刻苦研究双方的意见，对那些晦涩难懂的教义信条日夜思考，夜不成寐。根据普罗柯比的一手记载，我们仍很难判断，他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加强皇帝的至尊权还是基督神性和人性的关系，但他对基督教的笃信和痴迷是可以确定的。图2—7　迦克墩基督教大会

拜占庭皇帝自4世纪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初就享有控制教会的至尊权，这一权力是早期拜占庭皇帝作为羽翼未丰的教会的保护人而自然形成的。从理论上讲，皇权和教权的结合是拜占庭君主权力的基础，两者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皇帝需要教会从精神统治方面给予帮助，而教会则是在皇帝的直接庇护下发展起来。最初，皇帝对教会的权力是无限的，但是随着教会实力的增加，这种权力越来越受到侵害，教会则出现了脱离皇权控制的倾向。皇帝至尊权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召开基督教大会的权力。自君士坦丁大帝于325年亲自召开第一届基督教大会后，381年，狄奥多西一世在君士坦丁堡召集了第二届基督教大会，431年，狄奥多西二世在以弗所召集了第三届基督教大会，此后，第四届迦克墩基督教大会（图2-7）和第五届君士坦丁堡基督教大会分别由马尔西安（Marcian，450—457年在位）和查士丁尼一世于451年和553年分别主持召开。这个时期，基督教五大教会尚未形成最高教权机构，教会总协调人自然由皇帝充任。其二，掌握基督教高级教职人员的任免权。早期基督教教会曾建立了五大教区，即罗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教区。依据第二次和第四次基督教大会的决议，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教区享有最高教区的特权。拜占庭皇帝紧密地控制这些教区的高层事务特别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主教和大教长的任免权，并对不与皇帝合作者撤职监禁，甚至加以迫害。君士坦丁大帝就曾免去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亚他那修（Athanasius of Alexandria）的主教教职，狄奥多西二世则通过宗教会议罢免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聂斯脱里，并将其流放。其三，参与教会事务和仲裁教会争端。皇帝都极为重视教会内部的思想动向，一方面是出于防止教会脱离皇权控制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及时制止宗教争端造成的社会分裂。自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数百年间，帝国皇帝几乎参与和决定了教会所有争端的最后结果。

查士丁尼一世公开宣布自己是正统国教的保护人，大力支持基督教教会，兴建了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并授予教会多方面的特权。为了更好地参与教会的争论，他认真学习《圣经》，参加基督教教义讲习班，向高级教会神学家请教。同时，他积极参与教会神学家之间的辩论，总是力图平息各个教派之间的教义论争，一方面强令所有异教徒改信国教；另一方面以高压手段打击不愿屈服的异端信徒。529年，查士丁尼一世关闭了被视为古典思想中心和传播异教学说基地的雅典哲学院，许多不愿屈服的著名教授被流放，学院的财产被没收。雅典这个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著名文化中心从此失去了最后的光荣。与此同时，查士丁尼一世下令所有持非正统教义的信徒限期3个月皈依国教，否则，剥夺其政治和宗教信仰权，并以重税和劳役实行经济上的迫害。一性论派、阿利乌派、聂斯脱里派都被列入异端的黑名单，其中对一性论的斗争最为激烈。这一派在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影响最大，特别是在宫廷中，有相当数量的大臣倾向于该派，其中包括皇后狄奥多拉。起初，查士丁尼一世的宗教政策并没有严格执行，但是，548年狄奥多拉病故后，他开始全面推行宗教迫害政策。他主持召开第五次基督教大会，决定严厉惩处一性论派信徒和所有反对其宗教政策的人士。罗马大主教维吉吕（Pope Vigilius）即因此被流放，后客死他乡。

这些宗教迫害措施激起东部各省的起义。显然，查士丁尼一世从政治角度处理宗教问题，以高压和武力方式处理信仰问题，或调解各教派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或调和各教派之间的矛盾，最终都未能解决拜占庭帝国内部的宗教分歧。事实上，围绕一性论进行的神学争论不仅是基督教正统和非正统教派之间的斗争，而且反映拜占庭帝国各种深刻的社会矛盾，亦即经济上比较富裕的东部各行省不满于帝国中央政府沉重的剥削，亚洲各被统治民族也对西部贵族的长期政治歧视和压迫心怀仇恨，他们利用宗教问题与朝廷对抗，而查士丁尼一世的基督教政策强化了这些复杂的矛盾，埋下了分离主义的祸根。半个世纪后，其恶果在阿拉伯军队大举扩张中显现出来。

二、昙花一现的光荣

1. 大兴土木重建首都

查士丁尼一世为重建昔日罗马帝国的光荣竭尽全力，他的另一项业绩是与弘扬罗马帝国的光荣联系在一起的，即重新修建君士坦丁堡。自4世纪新都建成以来，君士坦丁堡的大型城市建筑工程几乎全部停止，仅有个别小型建筑工作在零零散散地进行。至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城内建筑大多年久失修。特别是465年的大火毁坏了一半以上的城区，532年的尼卡起义又使城市中心区的建筑被尽数摧毁。因此，重建首都不仅十分迫切，而且对于重新确立帝国的光辉形象也极为必要。查士丁尼一世聘请当时著名的建筑师米利都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Miletus）和特拉勒斯的安提莫斯（Anthemius of Tralles）制定了庞大的计划，下令他们立即监督施工。5年后，重建的君士坦丁堡再放光辉，宏伟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屹立在城市中心，成为拜占庭建筑风格的代表作，堪称中古世界的一大奇观。

据普罗柯比在《建筑》一书中的记载，这个时期在君士坦丁堡建造和修缮的教堂就有33座。此外，豪华的黛屋希裸公共浴池和皇帝公园都在原来的旧址上加以扩建。庞大的修建工程直到查士丁尼一世去世以后仍然继续进行，这使君士坦丁堡这颗珍珠重放光明。普罗柯比提到的建筑物包括：奥古斯都广场旁的元老院、广场上高大的石柱及其顶端的查士丁尼一世的骑马铜像、埃琳娜教堂、大济贫院、伊西多鲁收容院、阿卡迪收容院、圣母马利亚教堂、布拉切奈教堂、巴鲁克利教堂、金门教堂、喷泉教堂、悉艾龙教堂、圣安娜教堂、佐伊教堂、大天使米迦勒教堂、圣彼得教堂、圣保罗教堂、赫尔米斯达宫殿、塞尔吉教堂、巴库斯教堂、特卖努西庭院、圣使徒教堂、圣约翰教堂、君士坦提乌斯教堂、阿卡西乌斯教堂、圣佩拉图教堂、圣塞克拉教堂、塞拉教堂、圣劳伦斯教堂、圣女教堂、圣尼古拉教堂、圣普里斯库斯教堂、圣格玛斯教堂、圣达米安教堂、圣安塞姆教堂、安娜普鲁斯港口、海滨市场、海滨女修道院、女子忏悔所、海角教堂、阿叶龙尼避难所、阿瑞斯宫殿、奥古斯都广场、大皇宫、阿卡迪娜公共浴场、市郊花园、饮水渠、蓄水池、柱廊大道、赫拉宫殿、尤侃迪娜宫殿、城东码头、赫拉码头，等等。用普罗柯比的话来说，“该城其余地方的一些最著名的建筑，特别是皇宫那些雄伟壮观的建筑已被纵火烧毁，夷为平地。不过，皇帝以比原来更漂亮的形式重建或修复了这些建筑”。

还是让我们欣赏一下普罗柯比是如何用他的生花妙笔描写重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图2-8）的：重建之后，“这座教堂因此成为一个美妙绝伦的景观，看到它的人无不为之倾倒，但那些通过传闻听说的人还是完全不能相信……她高高地耸立于云霄之中，仿佛巍然屹立在其他建筑物之上，俯瞰着整座城市，所有的建筑都仰慕她，因为她是该城中最壮观的部分，她以自己的壮美傲视整个城市。她的长宽比例协调，可以这么说，其造型极其匀称。她以难以置信的典雅之美令人流连忘返，且以惊人的巨大容量和结构匀称让世人倾倒，她具有比我们所熟知的其他建筑物更多的优点而使其独树一帜。该建筑虽然面积巨大，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有充足的阳光照射进来，大理石反射光把整个教堂照得通明，的确，不借助太阳的光线教堂内部不会发光，但大殿内部能够借助墙面的反射生成光线，使整个大殿沐浴在明亮的光照之中。教堂的正面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在阳光下教堂正面充满了神秘氛围，令人无限崇敬上帝。正面是以下列方式建筑的……不是按照一条直线建造的，而是从周围侧面逐渐向内部弯曲……形成一半圆形状。就是建筑师们极擅长制作的一种叫半圆筒的建筑。然后，这部分升高到令人吃惊的高度……这个结构上面的部分是个球体，在球形结构的上面建筑了另一个新月形的结构，以利于建筑物的各个部分相互衔接，她的外观优雅美妙绝伦，但由于这种构造的各个部分似乎给人不稳固的感觉而令人生畏。好像穹隆没有稳固的基础，像气体飘浮在空中一般，但大殿的内部为这些不稳定感作了很好的平衡处理，实际上，通过坚固的基础和良好的安全性使她显得更加稳固，因为在墙的另一面即侧厅通道排放着许多柱子，这些柱子不是按同一种样式成直线排列，而是排列整齐，互相照应，向内部凹下去，形成半圆形的图案，在这些柱子的上面悬空建造新月形的建筑结构。东侧对面的墙上建有一个出口，这面墙的另一面正像我在前面叙述的那样，则矗立着半圆形造型。各个圆柱本身及其上面的建筑造型都是半圆形的。教堂的中心即主殿，矗立着四个高大的柱子……两个在南边，两个在北边，相互平行对立，这样两两相对有四个柱子互相站立。这些柱子是用经过精心挑选熟练打磨、垒砌而成的巨石建筑，石柱建造得极高，直达大厅的顶点，令人浮想联翩，好像它们就是峻峭的山峰。那些高耸在空中的穹隆被建造在一个方形建筑物的四周，它们的首尾相接，连缀在一起，都被紧紧地建筑在这些柱子的顶部，其他部分也随之腾空而起，凸显其高大轻盈，宛如凌空飞架。两个空中飞架的拱形结构凌空对接，东西两面各有两个这样的拱形结构，其余类似的两个圆拱则建立在建筑物和众多下面的小柱子上，大圆拱建筑上建筑着半球形穹隆；这种建筑造型能让日光始终照射进来。我相信，由于教堂是建立在地球上，所以她免不了有时被遮挡，光线照不进来，为此故意留下了一些孔洞，建造出石头结构的通光道，这样就能保证有充足的光照射入教堂。这些拱形结构被联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水平的四角形，两拱之间的石头框架便形成四个三角形……在这个圆形结构的上面建立起这个巨大的穹隆，使得整个教堂显得极其壮美。她似乎不是坐落在坚固的砖石建筑上，却好像从天国轻盈飘下的金色穹隆，飘浮在空中一般。所有的细节都结合完美无缺，整个建筑极其轻盈，宛如飞架天空的彩虹，她坐落在整个建筑的其他部分上，极为和谐匀称，形成无与伦比的结构美，由于其每个细节都对观众产生难以抵制的吸引力，所以看客总感到没有时间细品建筑的每一部分细节。由于美丽的景象总是不断地忽现眼前，看者必然认为整个建筑细节都美妙绝伦。然而，即便看客注意到每个方面，并被每个细节所吸引，他们仍然不能了解能工巧匠们精湛的技艺，以至于他们流连忘返……许多技能我既没有能力完全理解，也不可能用文字解说清楚。这里我只能用文字记录其中的一个侧面，以使人们获得整个建筑美好的印象……教堂的内部显得高大无比。它们还有黄金装饰的穹隆天花板，有一个柱廊侧厅是给男礼拜者使用的，另一个是给女礼拜者设计的。但是它们都一样富丽堂皇，没有任何的区别……有谁能恰当地描述女子侧厅的画廊，或者计算出环绕教堂周围有多少柱廊和柱廊构成的通道？有谁能叙述出这些圆柱和装饰教堂这些宝石的美丽？人们幻想自己似乎来到了鲜花盛开的草坪，因为那些姹紫嫣红、形态各异的美丽宝石，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只能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论何时，进入这座教堂祈祷的人都会立刻相信这绝非凡人智慧所造，而是上帝圣意使然，一切都在瞬间化为美好幻象。为此，他的思想受到上帝的启示，精神备受鼓舞，不由得颂扬神的伟大，并确信上帝没有远离，他就在这里，一定圣临在这座宫殿里，因为他喜爱这个地方。初次看到这个教堂的人免不了会产生这种感觉，即便多次造访过这个教堂的人，每次到来总会觉得景色迥异。这绚丽的美景使人目不暇接，教堂那令人赞叹的华美让他流连忘返。没有人确切了解这所教堂的珍宝和数不清的金银器皿，还有查士丁尼皇帝奉献给这个教堂的大量宝石艺术杰作，其准确数目无人知晓。但是，我想让读者只通过一个小小的例子作出推测。人们视为神殿中最神圣的那个部分，也就是只有神甫可以进入的那部分，他们称作内殿的部分，是用4万吨白银装饰而成的……可以说，这座君士坦丁堡教堂（人们习惯上称她为大教堂）就是查士丁尼皇帝以这种方式建成的。正如我马上要说明的，皇帝不仅用金钱而且用无数人的智慧和汗水建造了这个教堂”。图2—8　圣索菲亚大教堂

然而，查士丁尼一世最大的心愿是恢复罗马帝国的疆域。4世纪以后，虽然罗马帝国东部和西部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早期拜占庭帝国历代皇帝都认为自己是罗马皇帝的继承者，他们不仅自称为罗马皇帝，而且继续保持罗马帝国的称号。甚至在4世纪末和5世纪日耳曼人各部落大举侵占罗马帝国西部期间，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拥有对西部地区的宗主权。他们都承认已经接受拜占庭皇帝为宗主的西哥特和东哥特人入侵西部地区是合法的，是受拜占庭帝国皇帝委派的。尽管在查士丁尼一世以前，拜占庭帝国已经丧失了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控制，但是，当时的皇帝仍然以整个帝国的主人自居。这表明收复西部失地、恢复对西部的控制、重振昔日罗马帝国的雄风是早期拜占庭帝国统治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恢复昔日囊括地中海的罗马帝国光荣的愿望得到暂时的满足，他发动的多次对外战争似乎完成了光复帝国的“伟大事业”。

2. 波斯战争

查士丁尼一世的对外战争主要包括汪达尔战争、哥特战争和波斯战争，拜占庭作家普罗柯比对这些战争作过详细的记载，他作为这些战争主要指挥者贝利撒留的秘书，依据其亲身经历和掌握的大量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记述。

正是贝利撒留以其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战争指挥者的才能帮助查士丁尼一世实现了其政治理想，他作为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将领和查士丁尼一世最得力的军事助手，参与指挥多次重大对外战争，屡战屡胜，为拜占庭帝国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疆域立下了赫赫功绩。不仅如此，贝利撒留还对拜占庭军事技术和战争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他在担任拜占庭帝国军事总指挥期间，组建了装甲骑兵，这支部队后来成为拜占庭军队主力的重装骑兵。他还首先在骑兵装备中引进日耳曼式长矛和波斯弓箭，从而奠定了拜占庭骑兵在此后数百年发展的基础。他改变以前拜占庭军队只有少数骑兵，而且不装备铠甲，使用短兵器的不足，引进阿瓦尔人和波斯人的骑兵装备和兵器，为骑兵配备马蹬和装甲、长矛和弓箭，改善了骑兵的作战手段，大大提高了骑兵的战斗力。贝利撒留对拜占庭军队进行的技术改革使查士丁尼一世的战争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查士丁尼一世为了全力进行征服西地中海的战争，首先发动对大举进犯拜占庭东部边界的波斯人的战争，派遣时年23岁的贝利撒留进军叙利亚。531年，贝利撒留率领边防军巡弋于帝国东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边界，在德拉城（Dara）与波斯军队相遇。波斯人与拜占庭帝国长期为敌，早在君士坦丁王朝时期，他们就在创建于226年的萨珊王朝统治下，自恃强大，向西扩张，占领了原西亚强国帕提亚帝国的领土，并在4世纪时进抵两河流域地区，与拜占庭帝国边境部队发生冲突，开启了持续数百年的争霸战争。337—350年，两大帝国之间爆发了第一次战争，拜占庭人虽然在军事上失利，但阻止了波斯人向西扩张。359—361年，第二次拜占庭波斯战争爆发，波斯军队攻占了若干拜占庭帝国东方边境城市，但是旋即被拜占庭人夺回。皇帝尤利安（Julian，361—363年在位）亲自统兵侵入波斯领土，夺取底格里斯河渡口，并在波斯陪都泰西封以北大败波斯军队。363年尤利安阵亡后，波斯人重新夺取战场主动权，双方缔结的30年和约规定：恢复被拜占庭人夺取的波斯西部领土，亚美尼亚王国脱离拜占庭帝国控制。此后，波斯人在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不断挑起事端，成为历任皇帝最感头痛的边关威胁。贝利撒留走马上任后，全面整顿边防，首先撤换了自恃功高不服从命令的贵族军官，而后征兵充实补充边防力量，他还向当地豪门地主征集备战资金，使东部边防力量得到增强。6世纪的拜占庭波斯战争是由波斯国王霍斯劳一世（Khosrau I，531—579年在位）挑起的（图2-9）。他亲自统领4万远征军，直扑拜占庭帝国边境城市德拉，企图一举夺取该城，突破拜占庭帝国边防线，扫清西进道路。当时，贝利撒留所辖军队仅有2万余人，但是，他力排众议，否定了后撤回避波斯军队前锋的迂回战术，力主以德拉城为核心要塞的正面迎击战术，并从战略上提出分图2—9　霍斯劳一世析，认为德拉城的失守必将牵动东部边防的全线。如果该城不保，那么帝国丧失的就不仅是一个德拉城，而且可能将被迫全线后撤，两河流域地区的广大领土都会因此丢失。拜占庭军队在短时间内不可能重新布防。特别是，拜占庭军队的后撤和德拉城的失陷可能会造成军心动摇，将加剧拜占庭军队士兵的心理劣势，当务之急是在与波斯人的正面冲突中取得胜利，重振军心。于是，他果断撤换了主退派军官，与谋士具体分析了波斯军队的情况，制定了以逸待劳的作战计划。他充分利用整编扩充之后拜占庭军队的骑兵优势和德拉城特有的地形优势，使波斯军队数万之众难以展开，而拜占庭军队则在局部上占据对波斯军队人数上的优势。他强调充分利用这一局部优势兵力击溃波斯军队前锋的重要性，以此可以动摇波斯人后续部队的军心，改变拜占庭军队人数上的劣势。在实际战争中，他针对波斯军队的习惯作战方法，有针对性地重新布阵，一改传统的左、中、右3军阵式，于平原上摆出5军之阵，将其中冲击力强大的4个骑兵方阵约16 000人与波斯军对阵，留步兵在大营作后备军。他还别出心裁地将过去的中军一分为二，以加强其机动性。同时，他将步兵14个团精心排成中央前突的阵形，用重装长矛弓箭军团作前排中央骑兵团的后盾，而两翼万余骑兵的后部留有较大空间，使其进退自如。他首先将军队调出城郊东部狭窄的平原，在罗弗斯沼泽地南侧扎营，凭借沼泽地作为拜占庭军队北部天然屏障。战斗开始后，贝利撒留灵活指挥，命令左路骑兵后撤至罗弗斯沼泽地西南，并分兵快速绕过沼泽地，以大约9 000骑兵从三面包围波斯军队右路7 000人，重创首先发动进攻的波斯右路军，迫使其逃窜。在随后的战斗中，贝利撒留又以一小部分成楔型攻击阵形的部队引诱波斯左路军进入拜占庭右路和中路军队攻击地区，使波斯人陷入两面受敌的处境。拜占庭骑兵则乘胜全线进攻，波斯人全军狼狈逃窜，又损失万余人和大量粮草武器。这样，贝利撒留就取得了德拉战役大捷，使拜占庭军队士气大增，边防也得到了巩固。

此后，他乘波斯人残余部队南撤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之机，亲率在德拉战役中建立功勋的万余精锐骑兵迅速追击，在佳丽尼克战役中，又以2万骑兵击溃波斯人15 000骑兵，最终挫败了霍斯劳一世夺取西亚的计划。532年，两国订立和约。545年和562年，查士丁尼一世因西部战争无暇东顾，与波斯人两度立约，答应提供大笔贡金，以此换取和平，兵力西调。

3. 汪达尔战争

此后，查士丁尼一世在其发动的西地中海战争中，对贝利撒留委以最高军事指挥权，希望他在打击蛮族的战争中再立新功，而贝利撒留则不负厚望，在征服西地中海战争中使自己的才华得到最充分的展示。

所谓蛮族，是古希腊人对非希腊语民族的称呼，拜占庭帝国时代，蛮族泛指拜占庭帝国周边落后的野蛮民族。当时，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包括多瑙河以南的巴尔干半岛、从克里米亚半岛到黑海东岸的黑海地区、自高加索经两河流域上游到亚喀巴湾以西的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岸地区，以及今阿斯旺以北的埃及和今苏尔特湾以东的北非地区。在拜占庭帝国领土周围出现的日耳曼人各部落中，入主原罗马帝国高卢行省的法兰克人、占据北非迦太基地区的汪达尔人、控制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哥特人势力强大，成为查士丁尼一世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主要障碍。

533年，查士丁尼一世发动了对西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战争。查士丁尼一世在西地中海地区打击的第一个目标是以迦太基为中心的汪达尔人。533年，贝利撒留统领18 000名将士和百余条战舰渡海直取汪达尔王国。汪达尔人原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406年时从中欧地区跨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地区，与阿兰人和塞维鲁人肆虐西欧地区达3年之久，后迁移到西班牙西部和南部。429年，汪达尔人跨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并于数年后夺取迦太基古城，建立汪达尔王国。新兴的汪达尔王国实力发展迅速，其凶残野蛮的作战方式几乎摧毁了原罗马帝国在北非的所有防务。汪达尔人利用迦太基扼守西地中海与东地中海通道的战略地位，不仅很快控制了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而且进一步掌握了西地中海的海上霸权。此后，他们多次渡海入侵意大利南部地区，危害拜占庭帝国在西地中海地区的商业利益。5世纪时，拜占庭军队曾两度远征汪达尔王国，均以失败告终，被迫承认其对北非的占领。

查士丁尼一世登基后，将汪达尔人视为眼中钉，他特别不能允许拜占庭帝国在西地中海的利益受到汪达尔人的破坏和剥夺，不能坐失富庶的北非地区。因为，北非的谷物、油料和酒在历史上曾对罗马帝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拜占庭帝国时代，北非丰富的农牧业产品对东地中海地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为拜占庭帝国带来大量的商业利润，而且构成拜占庭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资。查士丁尼一世决心以武力征服汪达尔人，消灭汪达尔王国，迫使其或承认拜占庭皇帝的宗主权，或成为帝国的行省。查士丁尼一世作为当时地中海世界最精明的政治家，之所以迅速结束波斯战争并展开对汪达尔人的征服战争，是因为他等待时机、充分利用当时汪达尔王国的内乱。6世纪初时，汪达尔王国虽然经常与拜占庭人发生利益纠纷，但是，对于拜占庭帝国基本上保持友好关系，特别是国王希尔德里克（Hilderic）力主结好拜占庭人的政策。这一政策引起汪达尔人内讧，强硬派认为远在东方的拜占庭人没有权力也没有可能干涉西地中海事务，因此，汪达尔王国也没有理由惧怕他们。外交政策上的争论成为争夺王权斗争的导火索，终于导致希尔德里克被推翻，新国王盖利默（Gelimer）夺取王权。查士丁尼一世立即抓住这一时机，派军队武装干涉。

贝利撒留率军渡海远征，进入西地中海后没有贸然发动进攻，而是首先利用对汪达尔人充满恐惧且与之对立的东哥特人，争取后者的支持。就当时西地中海世界而言，汪达尔王国与东哥特人存在利害冲突，双方多次发生争夺西西里岛的战事。特别是东哥特人乘汪达尔王国内外交困之机夺取西西里岛后，担心汪达尔王国日后进行报复，因此支持拜占庭军队进攻汪达尔人。他们不仅允许贝利撒留远征军在西西里岛休整部队，解除远航疲劳，而且帮助拜占庭军队补充军需，使贝利撒留得以很快完成进攻前的准备。

534年，贝利撒留发动攻势，在彻底侦查清楚汪达尔人的防御情况后，命令拜占庭军队避开与西西里岛隔海相望的汪达尔人主要防御阵地，从其防务薄弱的卡布特瓦达（Kaputbada）突然登陆，夺取沿海地区，建立屯兵大营。而后，拜占庭军队迅速从南向北在沿海陆地和近海同时发起海上和陆地进攻，袭击汪达尔人的右翼。这一作战方向完全出乎汪达尔人的预料，引起其全军恐慌。贝利撒留则乘机迅速攻占卡布特瓦达以北的西科莱克特（Syklektos）、莱伯第（Lepte）、阿德拉米特（Adramitos）、格拉西（Grasse）和代基蒙（Dekimon）诸沿海城市。汪达尔国王盖利默急忙调集各地军队增援。为了汇合海陆军队，增强拜占庭军队的攻击力，贝利撒留命令部队暂时停止进军，选择代基蒙附近沿海地区扎营，在天然海港左右两侧分别建立基地，舰队则部分进入海港，等待汪达尔人的到来。双方的决战发生在代基蒙城以南阿龙沙漠以东的平原地区。贝利撒留根据拜占庭远征军人数较少，而本土作战的汪达尔人人数占优的情况，选择这个相对狭小的空间作为决战战场，从而可以达到限制敌方优势的战术策略。同时，他考虑到汪达尔人不像波斯军队那样注重作战阵形，因此，拜占庭远征军必须集中兵力，不在地域广阔的平原上作战，使汪达尔人大面积散兵作战的优势难以发挥出来。当汪达尔军队骑兵先锋突然出现在战场时，贝利撒留不等对方后援部队到达，就命令早已作好战斗准备的拜占庭骑兵发动攻击，汪达尔人措手不及，全军后撤。次日，汪达尔人集结各路军队后再次向拜占庭军队发起攻击。此番作战意义重大，贝利撒留充分认识到这将成为决定汪达尔战争胜负的关键战役，因此改变阵形，将拜占庭远征军全部集中在沿海地带排成纵队。突前骑兵前锋部队的任务是引诱敌军，挑起汪达尔军队全军的攻势，而后后撤与主力前锋部队汇合。主力前锋部队的任务是只对汪达尔军队进行简单抵抗，继续后撤，等待贝利撒留亲自统帅的主力部队发动决定性反击。汪达尔人虽然作战骁勇，但是缺乏基本的战略战术素养，他们在猛烈地进攻中过早兴奋，当与贝利撒留的主力部队正面冲突时，士兵们似乎已经有些疲劳。而贝利撒留在敌人兴奋点刚刚过去的时候，立即汇合全军掩杀，等待已久的拜占庭士兵，一举击溃汪达尔人的冲锋。经过双方暂短的激烈搏杀，汪达尔人终于顶不住拜占庭军队的反冲锋，全军溃败，兵败如山倒，自相践踏，死伤无数。汪达尔军队的有生力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此战胜利决定了拜占庭人征服汪达尔王国战争的最终胜利。

贝利撒留在取得代基蒙战役的胜利后，乘势北上，夺取汪达尔人在突尼斯地区东部沿海最后一个军事重镇卡尔西丹城（Karchedan），从而沉重打击了汪达尔人反扑的力量，解决了拜占庭军队向西追击汪达尔人残余部队的后顾之忧。经过短暂的休整，拜占庭军队从卡尔西丹城发动西征，进而完成对汪达尔人最后的征服。失去控制的汪达尔人残余部队和内地增援部队慌忙退守特里卡马洛（Trikamaron），企图重新组织抵抗。该城位于特里卡马洛河西侧，控制沿河向西的道路，易守难攻，拜占庭军队为了能迅速占领该城，抢先渡过特里卡马洛附近的大河，占据有利地形，并乘敌军惊魂未定之时，挥师掩杀，取得特里卡马洛战役大捷。至此，拜占庭军队基本完成了西征的战争目标，按照查士丁尼一世的原定计划，在盖利默承认拜占庭帝国宗主权后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是，贝利撒留不放过这唾手可得的最后胜利，决定灭亡汪达尔王国，消除拜占庭帝国在西地中海的潜在威胁。这样，他不等查士丁尼一世派遣的大臣到达就命令拜占庭军队继续追击向西逃窜的盖利默残部。他亲自率领精锐骑兵部队昼夜兼程，跟踪盖利默向西疾进，终于在伊彭城（Ippon）抓住最后一股敌军。此时，屡战屡败的盖利默已经走投无路，众叛亲离，前国王的支持者和国内反对派纷纷表示效忠拜占庭皇帝。汪达尔国王盖利默及其残兵败将眼看大势已去，小小伊彭城也是孤城难守，被迫出城投降。

贝利撒留将胜利后在北非重新建立拜占庭帝国地方政府的任务留给查士丁尼一世派来的大臣处理，自己则押解着盖利默、汪达尔人贵族和将领返回君士坦丁堡。被俘的汪达尔人后来被编为拜占庭军队中的汪达尔人兵团，最终在拜占庭人对外战争中消耗殆尽，这个民族也逐渐从历史中消失了。贝利撒留的胜利为他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和声望，拜占庭帝国周边地区的蛮族更是闻风丧胆，称之为“蛮族克星”。查士丁尼一世对于他“超额完成任务”也感到意外惊喜，因为，汪达尔王国的灭亡使他隐约看到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即将再现，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即将实现。他对自己爱将的赞赏是无法表达的，但是，生性多疑的查士丁尼一世也对贝利撒留在军队里的巨大声望感到担忧。为了表示对贝利撒留赫赫战功的奖赏，查士丁尼一世在其班师回朝后，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典礼。当贝利撒留身穿戎装礼服，骑乘高头大马通过君士坦丁堡的胜利凯旋门时，欢迎的贵族高官和士兵都感到无比自豪，因为，自君士坦丁大帝以后，还没有人取得过如此显赫的战功，也没有人享受到如此辉煌的荣誉，特别是数百年来没有一位军事将领获此殊荣。为了笼络贝利撒留，查士丁尼一世慷慨赏赐参加汪达尔战争的将士，并亲自授予贝利撒留执政官的荣誉称号。查士丁尼一世大肆犒赏贝利撒留及其部下并不仅仅是为表彰其已经取得的功绩，更重要的是要以此激励全军将士死心塌地为他实现重建罗马帝国的政治理想效力，在即将进行的哥特战争中继续奋战。

4. 东哥特战争

汪达尔战争的胜利增强了查士丁尼一世重建罗马帝国的信心，也激发了他迫不及待征服东哥特王国的欲望。535年，贝利撒留再次受命率军出征意大利，企图灭亡东哥特王国。

哥特人原为日耳曼民族一支，曾生活在里海北岸地区，4世纪末时，他们在匈奴人进攻的压力下加快向西迁徙的速度。当时，拜占庭军队几乎无法阻挡举族西迁、蜂拥而至的哥特人，皇帝狄奥多西一世认识到使用武力解决不了哥特人问题，因此采取接纳和利用蛮族的政策。他不仅接受哥特人为帝国的臣民，允许他们在帝国边境地区定居垦荒，交纳赋税，提供劳役和军队，而且在帝国军队中建立哥特人兵团，吸收哥特人担任军官，甚至担任高级军职。哥特人进入拜占庭帝国后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哥特人为拜占庭国家经济增加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大批哥特人加入拜占庭军队，也以其勇敢尚武、忠诚团结，使拜占庭军队作战力得到提高。但是，哥特人进入拜占庭帝国社会也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因为定居的哥特人对帝国官员的敲诈勒索极为反感，多次举行起义，其中亚拉里克（Alaric，西哥特国王，395—410年在位）于395年率领部下发动的民族起义直接威胁君士坦丁堡的安全。拜占庭朝野极为震惊，通过外交斡旋，说服亚拉里克继续南下希腊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半岛，而后转向西方，渡海进军意大利。5世纪时，活跃在巴尔干半岛的东哥特人在其领袖狄奥多里克（Theoderic the Great，即狄奥多里克大帝，471—526年在位）带领下，前往意大利，代表拜占庭帝国皇帝平息奥多亚塞（Odoacer，意大利第一个日耳曼蛮族国王，476—493年在位）领导下的西哥特人反叛，并在皇帝弗拉维·芝诺支持下以拉韦纳为都城建立东哥特王国（图2-10）。他们控制亚平宁半岛数十年，成为查士丁尼一世重建罗马帝国的主要障碍之一。查士丁尼一世故伎重演，借口为被杀害的亲拜占庭帝国的东哥特王后复仇，出兵干涉。贝利撒留再次率军作战，向西渡海，在他熟悉的西西里岛登陆，并以此岛为基地，沿意大利西海岸向北推进，首先夺取西南重镇那不勒斯（Naples），而后又攻占罗马古都。然而，贝利撒留这次军事进攻却遭到东哥特人的顽强抵抗。事实上，东哥特人不仅远比图2—10　476年，奥多亚塞废黜西罗马皇汪达尔人强大，更难以征服，而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由此灭亡且意大利地域广阔，地势复杂，加之东哥特人熟悉拜占庭战法，时而采取流动作战方式，避免与拜占庭军队正面交锋，时而突击骚扰，消耗拜占庭军队的有生力量，使贝利撒留无法捕捉到决战的机会。特别是贝利撒留孤军深入，很快就陷入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哥特军队的包围圈。对贝利撒留获得巨大荣誉感到嫉妒和不满的其他军队将领，乘机掣肘，在战场上行动迟缓，以种种方式拒绝与其合作，令贝利撒留孤掌难鸣，被东哥特人围困在罗马城，只是由于他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才免遭全军覆灭。在此期间，宦官出身的纳尔西斯（Narses，478—573年）利用其特殊地位多次向查士丁尼一世进谗言，诋毁贝利撒留作战不利，图谋不轨。此后，虽然查士丁尼一世以围魏救赵之计，增派拜占庭军队攻打东哥特人都城拉韦纳解了罗马之围，但是，贝利撒留清楚地认识到拜占庭军队在意大利遭遇的对手不同于汪达尔人，难以用武力彻底征服。因此，他审时度势，主张对东哥特人施行怀柔政策，并且千方百计拉拢东哥特贵族。拜占庭军队在意大利久战不决的局面迫使查士丁尼一世同意与东哥特人谈判。后者提出投降必须以贝利撒留为哥特人皇帝作为条件。贝利撒留假意同意，诱骗东哥特军队投降。但是，贝利撒留在意大利取得的成功并没有为他带来荣誉，相反却加深了查士丁尼一世对他的猜疑，返回君士坦丁堡后，受到了皇帝的冷落。他以智谋征服东哥特人非但没有得到查士丁尼一世的理解，反而成为他图谋不轨的证明。

这样，查士丁尼一世重新将地中海变为拜占庭帝国的内海，罗马帝国昔日的疆域似乎重新得到了恢复。但是，这个地中海大帝国的基础相当脆弱，被征服地区不时爆发新的起义，与波斯人订立的和约不断遭到破坏。当拜占庭与波斯两国战事再起时，受冷落在家的贝利撒留毫不犹豫地受命前往东方前线指挥作战。虽然，深受皇帝猜疑嫉妒的贝利撒留很难得到查士丁尼一世的全力支持，而且军队中趋炎附势的贵族军队和雇佣兵不服从指挥，贝利撒留仍然取得了多次胜利。544年，东哥特人再度发动起义，查士丁尼一世不得不请贝利撒留临危受命，率军出征，第二次赴意大利指挥对东哥特人的战争（图2-11）。如同他在东方前线一样，军中反对派的掣肘、皇帝的猜疑和军援的短缺使他无法施展军事才华。此后数年，他只能与东哥特人周旋，而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纳尔西斯以此为借口，再度说服查士丁尼一世以作战不力为名罢免了贝利撒留。

559年，保加利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因冬季格外寒冷，举族越过结冰的多瑙河，翻越巴尔干山脉和罗多彼山脉，直下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其主力骑兵近万人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在城西60里外扎营。拜占庭帝国京畿为之震动，大批逃亡进入首都的难民带来了蛮族奸污修女和用婴儿喂养鹰犬的可怕消息，而地震造成的城墙破损尚未修复。面临迫在眉睫的危机，77岁的老迈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再度邀请赋闲在家的贝利撒留担当御敌重任。贝利撒留巨大的声望鼓舞了拜占庭军民的士气，君士坦丁堡许多年轻人立即参加守城部队，不少贵族富商也纷纷出钱招募士兵。而经验老到的贝利撒留集中财力重点装备其数百名精壮士兵。同时，他将自己的大营扎在敌人的视线范围内，严令没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军民多建营帐，广树旗帜，夜晚到处燃起篝火和火把，挂起灯火，白天于营中搅起满天尘土，组织军民大声鼓噪，以此迷惑敌人。贝利撒留则亲率数百精兵猛烈攻击保加利亚前锋部队，使之损失400余骑兵，被迫退往马其顿地区。图2—11　贝利撒留

随着查士丁尼一世征服西地中海事业的完成，拜占庭帝国的领土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他重建的帝国虽然不能与昔日罗马帝国相比，但是其疆域比他即位之初有了很大的扩展。此时，西地中海沿海地区和海上各大岛基本上被拜占庭帝国所控制，地中海似乎再次成为帝国的内海。拜占庭帝国似乎真正恢复了昔日罗马帝国的光荣，其疆域西起沟通大西洋和地中海的直布罗陀海峡，东至两河流域中上游，北自多瑙河和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南抵尼罗河第二瀑布和马格里布地区，幅员广阔，地跨欧、亚、非三洲。但此时的拜占庭军队已是强弩之末，大帝国如昙花一现，再现罗马帝国的光荣也很快成为过眼烟云，化为泡影。

5. 天灾与瘟疫

东地中海地区处于地震频发的地震带，拜占庭帝国曾遭遇过多次严重地震的袭击，许多城市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与地震造成的破坏相比，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爆发的大规模瘟疫更为严重。根据这个时期多位作家的记载，查士丁尼一世时期爆发的大瘟疫属于鼠疫，对当时的拜占庭帝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在此加以叙述。

普罗柯比写道：“这时候发生了一场灭绝人类的大瘟疫。以往凡是上天降灾于人世时，一些睿智的人都想方设法对其进行解释，提出了许多人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原因，捏造一些自然哲学的古怪理论。他们的说法都不足为信，他们只是用自己的理论欺骗他人，说服他们同意自己的观点而已。但是现在的这场灾难若想用言语表达或在头脑中构思对它的解释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把它说成是上帝的惩罚……这次瘟疫最先从生活在佩鲁希昂的埃及人开始流行，而后分两个方向传播，一个方向传入亚历山大和埃及其他地方，另一个方向传入靠埃及边境的巴勒斯坦地区。由此它迅速蔓延扩散，传遍整个世界。它肆意横行，随心所欲，但其运行似乎又有某种预定的安排。它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国家肆虐，毫不留情地到处抛下疫种。它通过两个方向传到世界的尽头，唯恐某个角落被漏掉，就连岛屿、山洞和山区中生活的居民也不放过……这种疾病通常先从海岸边爆发，进而传播到内地。第二年仲春时节，它到达拜占庭城，那时我碰巧也在拜占庭城。”根据他对瘟疫典型症状的描述，我们可以断定此次瘟疫是鼠疫大流行。“查士丁尼瘟疫”是鼠疫在地中海的首次大规模爆发，其病死率相当高，侥幸逃脱死亡的病人可能是人体对鼠疫产生的自身免疫力的结果。普罗柯比简单地谈到这一情况，“还有些幸存下来的人舌头僵硬，不再自然灵活，发音口齿不清，说话语无伦次，言语困难”。就此而言，埃瓦格里乌斯记载得更为详细，“在其他一些地区，有时一座城市里的一两户全部被瘟疫感染，但是城市其余人家却安然无事；但是我们认真调查后会发现，那些没有被感染的人会成为来年瘟疫的主要受害者。但是令人更惊奇的是，如果一座城市被瘟疫波及而那里的居民在没有被感染的情况下逃往其他城市，那么他们在那座城市还是会遭遇不幸——也就是说，那些从被瘟疫波及的城市逃亡的居民会在没有被感染的城市仍然得病”。

这场鼠疫造成了拜占庭帝国空前严重的人力损失。普罗柯比就此记载：“这种疫病在拜占庭城肆虐有4个月，严重感染期也大约有3个月。刚开始时死亡的人数仅仅比正常情况下死亡的人数多一点点，然而死亡率却在不断上升。稍后，每天死亡的人数已达到5 000人，后来竟达到1万人以上。”“当所有现有的坟墓中都已装满了尸体后，他们便在城中到处挖坑埋尸。到了后来那些挖坑的人因为死亡人数太多而无法一一埋葬，就登上锡耶（在首都北部河对面的加拉大区）要塞的塔楼，从打开的屋顶向下扔尸体，尸体横七竖八地堆满了要塞的所有塔楼，结果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一股尸臭，城中居民痛苦不堪，特别是当风从那个城区刮过来时”。埃瓦格里乌斯写道：“据说这场瘟疫来自埃塞俄比亚。之后就席卷了整个世界，除了一些感染过疾病的人，剩下所有的人都被波及。有些城市受到的危害十分严重，以至于几乎没有人存活下来。”《复活节编年史（284—628年）》也记载说：“如此众多的人死于所说的这种瘟疫，致使人们只能将运尸板车套在不会说话的牲畜身上，然后把尸体扔在上面；当运尸的骡子被累死时，车子也就翻倒了，到处都像这样乱七八糟。当墓地都被占满了时，甚至连干枯的池塘也被填满了死人的尸体。”根据以弗所人约翰的记述，瘟疫高峰时在公共场所中每天死亡的穷人从5 000人上升到7 000人或1万人，最多时达到16 000人。这个数字比普罗柯比的记载还大了许多。在君士坦丁堡城门记录运到城外埋葬的尸体的官员在数到23万时便停止继续统计，因为尸体数量太多，难以尽数。他惊恐地写道：在巴勒斯坦的一些城市和村庄，所有的人都死去了，无一幸存，“所有的居民都像美丽的葡萄一样被无情地榨干、碾碎”，从叙利亚到色雷斯“在收获季节里居然没有人收获谷物，城市的街道上也看不到人影”。《阿贝拉编年史》也说：“这次瘟疫流行了3个月，整户整户地消灭了大量当地居民。”约翰·马拉拉斯的记载似乎没有太多新意，“这场瘟疫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没有足

够的人来掩埋尸体。有些人将死尸搬出他们自己的房屋，扔到担架上就不再去管他们。还有的尸体暴尸多日而无人掩埋。很多人不出席其亲属的葬礼。上帝的惩罚在拜占庭城持续了两个月”。根据这些史料的记载，瘟疫在首都流行了4个月，其中3个月为瘟疫的高峰期。在此期间，死亡人数迅速增加。如果以90日计算，平均每天死亡5 000人，则总死亡人数为45万人，按照现代学者对拜占庭居民总数60万—100万的估计计算，死亡率当在45%—75%之间。有的学者根据其他史料推算，提出此次瘟疫在君士坦丁堡的死亡率为57%。如果考虑到还有一定比例的居民没有感染瘟疫的话，那么病死率可能更高达80%—90%。值得注意的是，“查士丁尼瘟疫”（图2-12）肆虐的主要地区是人口密度大的海港、城市和军营，因此其对帝国劳动力和兵员的破坏就更加严重。还应该注意的是，“查士丁尼瘟疫”反复爆发，每次发作的威力均未有丝毫减弱。阿加塞阿斯记录了其第二次爆发的严重情况，“那一年（558年）初春时节，瘟疫第二次大爆发，肆虐整个京城，杀死了大批居民。自从皇帝查士丁尼统治开始的第15年瘟疫第一次传遍我们这个地区以后，它事实上并未完全停止传播，而是一直从一个地方蔓延到另一个地方，只是让那些一时躲过其暴虐摧残的人获得暂时的喘息。现在，它又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就好像以前受到了欺骗，在第一次大爆发时毫无理由地轻易离去似的。人们大量地死去，好像遭受到突然而凶狠的袭击。那些能抵抗住疾病的人最多也就多活5天”。图2—12　查士丁尼瘟疫

大瘟疫的爆发与查士丁尼一世推行的红海商业政策具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查士丁尼一世为打破波斯人在远东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大力拓展红海商业通道，使君士坦丁堡与埃及的联系进一步强化。可以推断，当时频繁的海上谷物贸易与“查士丁尼瘟疫”的爆发有直接关系。“查士丁尼瘟疫”究竟对拜占庭帝国产生了何等严重而深远的影响目前还是个需要多学科交叉深入进行研究的重大历史问题，可以另文探讨，特别是需要提供更多的量化资料说明问题。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查士丁尼一世统治以前，拜占庭军队总数达到65万人，但是到了其统治末年，这一数字大幅度下降到15万人，据说其后的皇帝希拉克略能够投入其重大战事——波斯战争的兵力只有区区6 000人而

已。当然，军队人数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地中海世界第一次鼠疫造成的人口损失大概是个关键因素。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拜占庭帝国自查士丁尼时代以后人力长期短缺，甚至经过一个世纪也未能恢复，帝国被迫采取移民政策，仅7世纪末年向奥普西金军区就迁徙了7万斯拉夫人，762年又再度向小亚细亚地区迁徙21万斯拉夫人，以补充劳动力和兵员。“查士丁尼瘟疫”爆发前，拜占庭帝国进行大规模征服战争，开疆扩土，将地中海变为帝国的内海，帝国疆域之广大堪称空前绝后。但是瘟疫后，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不但强敌入侵屡屡得手，领土日益缩小，而且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统治迅速为内战所取代。显然，拜占庭帝国局势的突然变故是与“查士丁尼瘟疫”的巨大灾害直接相关的。在拜占庭国家遭受重大的人口损失、政治经济活动陷于停顿尤其是在政治中枢、军事重地和精神文化中心的城市遭到毁灭性破坏之后，人们还有理由相信其皇帝能够继续保持帝国的强盛吗？其次，民众对瘟疫产生的强烈的恐惧心理严重地扰乱了拜占庭帝国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生活。“死了许多人，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当时，拜占庭的大街上人迹稀少，那些幸运的健康人都待在家里，或者照顾病人，或者哀悼死者。如果碰巧有个人从屋里出来，那么他就是在拖一具尸体。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停止了，手艺人放下了手里的活计，每个人手中的工作都停止了。实际上在城市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饥饿，城中急需足量的面包和其他食物，很多病人的死亡原因多半是因为缺少食物而并非疾病。一句话，在拜占庭，你不可能看到一个穿着斗篷的人，尤其是当皇帝也病倒之后（因为他的鼠蹊也肿胀起来），在这个统治着整个罗马帝国的城市里，每个人都穿着仅能遮羞的衣服待在家里。这就是罗马帝国的大瘟疫在拜占庭流行期间的情况，它同时也传播到了波斯和其他蛮族人那里”。这里，我们可以设想当时查士丁尼帝国行政管理体系陷于瘫痪的情形，城市工商业活动完全停止，由此导致的哄抢偷盗等各种暴力活动急剧增加。再者，在突然降临的鼠疫面前，“人力”已经无计可施，在死亡恐惧威胁下的民众发生了信仰动摇的现象。当时为人们理解的价值观念，包括是非、善恶、生死等被无法理解的死亡恐惧所改变，通常流行的伦理道德也受到冲击，普通民众在混乱中悄然改变了生活习俗，一些人似乎改邪归正，而另一些邪恶歹徒则乘机作恶，社会生活一度陷入混乱，令普罗柯比感到怪异。约翰·马拉拉斯也提到，由于人口和牲畜大量死亡，在收获庄稼的季节无人下地收割，因此加剧了饥荒。“城市正常的食品供应中断了，加工谷物的磨房和面包房停止了工作。这样瘟疫灾祸又加上了饥荒……瘟疫流行对公众道德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最后，我们还注意到瘟疫对当时政治生活的稳定产生了不良影响。由于王朝统治一度停顿，政治阴谋随即而起。“查士丁尼瘟疫”爆发后出现了一次宫廷政变，普罗柯比接着写道：“一些军官说如果罗马人在君士坦丁堡拥立像他（查士丁尼）一样的人为皇帝，那么他们绝不承认。皇帝病情好转后，军官们互相指控，彼得将军和暴食者约翰声明他们听信了贝利撒留和布泽斯的话才发表了上述言论。”这次流产的宫廷阴谋，起源于查士丁尼一世感染鼠疫，终止于他奇迹般的康复。此后，一批文臣武将，包括战功赫赫的贝利撒留（图2-13）都因卷入其中而受到惩罚。这不能不被视为瘟疫的另一个直接恶果。图2—13　贝利撒留“查士丁尼瘟疫”还对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根据欧洲中古史学者的研究，埃及于541年最早出现疫情，同年鼠疫就传播到罗马，第二年即542年春季首都君士坦丁堡爆发鼠疫，随之维罗纳、马赛等城市也感染瘟疫，543年意大利全境和叙利亚等地成为疫区，此后，鼠疫随军队传播到波斯。这次鼠疫先是在沿海城市和军营，后是沿海上航路、军事大道和商路四处传播，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成为疫区，其中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罗马和马赛是重灾区，在百年内四度流行，而西班牙东南部、高卢和北非地区三度爆发鼠疫，甚至英格兰西部和爱尔兰东部沿海地区也两度感染鼠疫。难怪爱德华·吉本在论及“查士丁尼瘟疫”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时还哀叹，“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并未完全恢复”，而吉本那时已是18世纪。

6. 查士丁尼帝国的危机

应该说，查士丁尼一世生前基本上实现了他的理想，无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和军事方面，他都取得了令其后人羡慕的成就，罗马帝国似乎又重放光辉。但是，查士丁尼一世的成就未能持久。565年，查士丁尼一世去世，同年，贝利撒留和普罗柯比也相继撒手人间。他们毕生为之奋斗、苦苦追求的罗马帝国不久便告瓦解，他们历尽艰辛、千方百计重现的罗马帝国的光荣也很快烟消云散，他们重温昔日罗马帝国的旧梦很快便破灭了，成为后人的回忆。如果说君士坦丁时代的主要成就是完成了拜占庭国家初步形成的历史任务，那么查士丁尼时代则经历了早期拜占庭国家试图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最终失败，几位杰出皇帝在昔日罗马旧框架内寻找走出危机之路的努力只是获得了短暂的成功，却没能持久。

查士丁尼一世去世后，边境地区的形势急转直下。当时，拜占庭帝国东部劲敌波斯军队恢复了对拜占庭人的攻势，从东面侵入帝国的亚洲领土，先后攻占了东部重镇叙利亚、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等城，兵临博斯普鲁斯海峡。新兴起的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则从北面多瑙河一线大举南侵帝国腹地和希腊地区，对首都君士坦丁堡形成了直接的陆上威胁。在西班牙，西哥特人对帝国属地展开了全面进攻，拜占庭军队鞭长不及，只能听凭西哥特人为所欲为，最终丧失了其最西部的领土。在意大利，伦巴底人乘东哥特人的再度反叛之机，袭击帝国军队，迫使拜占庭帝国势力龟缩于拉韦纳城内。远在北非的柏柏尔人也频繁打击拜占庭军队，使得这支曾经横扫北非、不可一世的军队只有招架之功。当时的拜占庭帝国真可谓四面告急，战事不绝，朝野上下惶惶不可终日。

外部危机伴随着内部动乱。首先是查士丁尼一世穷兵黩武，长年发动对外战争，以及大兴土木造成了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枯竭。虽然他在位期间多次增加税收，提高税额，暂时缓解了财政紧缺，但是，随着他的去世，爆发了财政危机。他在位时几乎没有停止过战争，由此而需要的庞大军费开支和重建君士坦丁堡的费用耗尽了国库的全部库存，他的外甥和皇位继承人查士丁二世（Justin II，565—578年在位）在清理了国家财政之后，绝望地哀叹道：“国库一贫如洗，我们负债累累，到了极端贫困的地步。”由于巨大的财政亏空，迫使帝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削减军队人数，据现代学者估计，查士丁尼一世晚期的军队人数即大幅度下降，仅相当于4世纪帝国军队的1/6。帝国各级官员为了弥补中央政府长期停发薪俸的损失，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查士丁尼一世在位时大力整治的各种腐败现象死灰复燃，帝国政府极端腐朽，陷入瘫痪。

最令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头痛的是，再度高涨的宗教斗争使拜占庭帝国社会重新陷入分裂。还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末期，不甘屈服的主张基督神性高于一切的一性论派信徒就再度挑起教义争论。此时，查士丁尼一世不敢采取高压手段迫害狂热的基督徒，而是被迫作出某些让步。他去世后，该派教徒公开打出分裂的旗帜，提出摆脱君士坦丁堡教会控制的要求，宣称君士坦丁堡主教无权干涉其他教区信徒的信仰。这一主张立刻得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等帝国东部地区基督徒的拥护。这些地区的人民还借宗教斗争的机会提出赶走腐败透顶的帝国官吏，结束帝国残暴统治的要求，表达了当地人民对政府横征暴敛的剥削政策的极大愤怒。这些活动奠定了拜占庭帝国日后在外族入侵下彻底解体的基础，为半个世纪以后阿拉伯人顺利征服这些地区作了准备。

历史证明查士丁尼一世企图在昔日罗马帝国体制内为早期拜占庭国家寻求出路的计划落空了，拜占庭国家的发展只能寻求新的变革。

三、查士丁尼时代的文化成就

查士丁尼时代的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历史学和建筑艺术领域。图2—14　君士坦丁堡大赛场

历史学的发展是以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及其作品为代表的，其中首推凯撒里亚的普罗柯比（Procopius of Caesarea，约500—565年）。他是一位知识广博、见解独到的学者，年轻时即以作品优美而闻名，后受聘于君士坦丁堡大学，讲授修辞学，大约27岁时担任贝利撒留的顾问和秘书。此后，他随贝利撒留东征西讨、转战南北，参与了所有重大的军事行动，这为他日后的写作积累了大量素材。42岁以后，他结束军旅生涯，回到君士坦丁堡，作为元老院成员从事历史撰写，完成多部重要史书，由于过度劳累，他晚年几乎失明。他的《战史》、《建筑》和《秘史》流传至今，是我们了解查士丁尼时代最重要的史籍。《战史》（又名《八卷历史》）完成于534—554年，全书共分8卷，主要记述拜占庭帝国对萨珊波斯帝国、汪达尔王国和哥特王国的历次战争。他作为历史学家能够亲身参加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并以大量的政府文件、官方档案作为历史写作的基础，使他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战史》不局限于单纯对各次战争活动的描述，而是广泛涉及当时所有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现代学者认为“它是一部查士丁尼时代的通史”。《建筑》一书的内容主要是对查士丁尼一世大兴土木的歌功颂德，该书描写了查士丁尼一世生前下令在帝国各地特别是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兴建的建筑（图2-14）。从全书使用的押韵句式和大量对查士丁尼一世肉麻的吹捧来分析，普罗柯比一定是慑于查士丁尼一世晚年的淫威，或至少是在查士丁尼一世的命令下写作此书的。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给后人留下了有关当时地理地貌、财政管理、建筑技术等丰富的物质文明史资料。普罗柯比本人对查士丁尼一世的真实记载和评价主要反映在《秘史》一书中，可能由于担心他在该书中的意见给自己带来麻烦，这本书是在作者去世后多年才问世的。《秘史》一改对查士丁尼一世及其政策的赞扬，以尖刻辛辣的语言批评查士丁尼一世及其皇后狄奥多拉，猛烈抨击查士丁尼一世推行的政策，认为查士丁尼一世的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将国家引向灾难。该书还记录了许多宫廷秘闻和官方史官不敢涉及的事件，成为《战史》和《建筑》的补充。但是由于作者的偏见，他在书中的描述和分析有失客观。普罗柯比的写作风格继承了古代希腊历史学家的传统，一方面，他使用希腊语和希腊方言写作，合理地运用古希腊修辞学和音韵学知识，具有古希腊史书的朴实流畅、思辨严谨的文学特点；另一方面，他写作的视野广阔，涉及的内容丰富，选材精练，叙事完整，线索清晰，具有修昔底德的文风，即在对主要历史事件描述中，涉及有关的自然条件、风土人情和生态物候，并且很少从神迹中寻找历史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这使得普罗柯比的作品具有清新的世俗史书特点，也使它们成为后代拜占庭历史学家模仿的范本。

小亚细亚的法学家阿亚塞阿斯（Agathias）的代表作品是涉及查士丁尼一世晚年生活的《论查士丁尼的统治》。历史学家麦南德（Menander）著有《历史》一书，主要记述摩里士皇帝统治时期以前的拜占庭帝国历史，此书大部分散失，但是，现存的内容是研究当时地理和民族问题的重要资料。埃及人塞奥菲拉克特·西蒙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是普罗柯比以后的重要作家，他生活在希拉克略时代，其历史作品将普罗柯比以后的历史记载延续到7世纪，重点涉及摩里士皇帝时期的历史。他因担任皇帝的秘书，可以接触大量宫廷档案，而且撰写前代皇帝历史，所以其书比较可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文风融合了普罗柯比的质朴自然和阿亚塞阿斯的散文诗式的抒情，为后代学者所称道。利底亚人约翰（John of Lydian）则是由查士丁尼一世亲自任命的官方史官，由于其历史作品大多散失，仅留残篇，所以我们很难对其历史写作作出评价。但是，他的《论罗马国家的政府》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记载了当时拜占庭帝国宫廷管理机构和官职，是继普罗柯比《秘史》之后有关这方面情况最重要的史料。上述学者只是当时历史作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及其作品成为查士丁尼时代史学发展的标志，带动了当时教会史、圣徒传记和其他文学写作的发展。例如，编年史作家安条克人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的作品涉及远古直到查士丁尼一世以前的历史，以弗所主教约翰（John of Ephesus）的大量作品涉及自尤利安皇帝到查士丁尼一世末期所有重要的基督教圣徒，圣诗作家罗曼努斯（Romanos the Melodist）创作了大量圣诗，他和许多诗友用希腊语写作的圣诗流传至今。建筑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是圣索菲亚大教堂。该教堂是在尼卡起义中被烧毁的旧教堂遗址上重新建立的。它由万余民工施工5年方才完成。该教堂雄伟壮观，气势宏大，其中心大厅上空巨大的半球形穹顶直径达31米，凌空飞架在几个小穹顶之上，距离地面51米，成为当时欧洲最高的建筑之一。该教堂占地宽广，仅中央大厅就有5 600多平方图2—15　圣索菲亚大教堂内景米，大厅两侧有双层精美的大理石柱廊，四周墙壁全部装饰大理石护墙板和用天然彩色石料、金片构成的镶嵌画（图2-15）。教堂使用了数千斤黄金、白银、象牙和各类宝石进行内外装修，豪华典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建筑该教堂应用的先进技术。巨大的穹顶以空心陶罐为材料，极大地减轻了顶部的重量，而半球形的穹顶有效地将重量平均分配给下层的小穹顶。在上下穹顶之间排列的天窗不仅进一步减轻了下层的压力，而且巧妙地解决了室内的采光问题，来自中心穹顶的光芒使教堂内部巨大的空间充满了神秘感。中心大厅两侧的多层柱廊是古代希腊建筑技术和罗马拱顶建筑和支撑墙技术结合的产物，大理石柱廊进一步扩大了大厅的面积，增加了教堂的庄重色彩，还稳定地将建筑上部的重量传达到地面。中心大厅周围的辅助建筑裙楼层层降低，使中央穹顶被烘托得更显高大，同时也增加了整个建筑的稳定感。圣索菲亚大教堂突出地反映了当时拜占庭建筑艺术的水平，对整个欧洲、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建筑发展影响极大，分布在这个广大地区的许多中世纪教堂至今被认为是它的仿造建筑，而它的特点也成为拜占庭建筑艺术的主要特点。

第三章 希拉克略时代

一、希拉克略王朝的统治

1. 希拉克略王朝

查士丁尼一世耗尽国家财力、苦心经营的大帝国只存在了几十年就无可挽回地分裂瓦解了，罗马大帝国的神话迅即烟消云散。查士丁尼一世去世后传位于其外甥查士丁二世（Justin II，565—578年在位），或是巧合或是精心安排，查士丁二世与其舅母的侄女索菲亚（Sophia）结婚。但是，查士丁二世在宫廷斗争方面的才能远比其治国安邦的能力突出，以致拜占庭帝国周围国家乘机入侵。他拒绝支付贡金导致波斯战事又起，572年在与波斯人对阵中遭到大败；阿瓦尔人和伦巴底人于568年攻击拜占庭帝国西部防线，打通了洗劫意大利的道路；拜占庭帝国在西班牙的领地也遭到西哥特人的袭击；拜安（Baian）领导下的另一支阿瓦尔人渡过多瑙河，对帝国首都构成直接威胁。内外交困的查士丁二世无法应付巨大的压力，宫廷内阴谋更加剧了其心理负担，终于在其晚年得了精神病。在皇后索菲亚的劝说下，他于574年任命提比略二世（Tiberius II Constantine，578—582年在位）为共治皇帝。索菲亚选中提比略二世并非因为其能力超群，而是他潇洒英俊，因此，他在位数年除了在大兴土木修建皇宫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外，没有取得任何建树。多亏当时拜占庭帝国又出现了包括查士丁尼（Justinian）和摩里士（Maurice）在内的军事将领，才使边防危机暂时得以化解。事实上，查士丁尼王朝在提比略二世登基时即断绝。而提比略二世无子，生前将其女君士坦丁娜（Constantina）嫁给军队司令摩里士，后者于582年夏季提比略二世去世后即位。摩里士在位20年（582—602年），大胆起用菲里比科斯（Philippicus）、普里斯科斯（Priscus）和克门条罗斯（Comentiolus）等一批将领，遏止了波斯人的进攻。但是他废除查士丁尼一世中央集权化政策的做法，使贵族重臣势力又起。以弗卡斯（Phocas）为首的军事贵族在602年的叛乱中将摩里士及其家人尽数屠杀，拜占庭帝国因此陷入分裂和内战，波斯人和拜占庭帝国周边小国乘乱入侵，帝国形势一派混乱。608年，北非迦太基总督起兵讨伐弗卡斯，并与埃及军队汇合，联合攻击篡位皇帝，获胜后建立新王朝。希拉克略王朝（610—711年）是由希拉克略一世（Heraclius I，610—641年在位）创立的，统治百余年，共经6代皇帝。希拉克略（图3-1）是非洲迦太基总督老希拉克略之子，年轻时曾随其父经略非洲马格里布地区。这个地区自查士丁尼一世征服汪达尔王国并建立总督区图3—1　希拉克略一世之后，一直享有极大的权力。6世纪末、7世纪初，希拉克略的父亲利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权力斗争和皇帝无暇顾及北非局势的机会，宣布独立，并派其子希拉克略率领军队远征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遂联合埃及起义军队渡海直逼首都，在君士坦丁堡民众的支持下，推翻了篡位皇帝弗卡斯的统治，并将后者家人和部将斩首示众，以此表明其维护帝国秩序的态度。610年，当35岁的希拉克略于秋高气爽之时进入首都君士坦丁堡时，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使过渡时期的拜占庭帝国逐步军事化，并确立起适合帝国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他效仿迦太基总督区，在帝国推行军区制。可以说，这一制度的形成和在全国推行是希拉克略王朝时期拜占庭国家进行的最重要的改革。

军区制是在拜占庭帝国处于极其危险境地的情况下被迫推行的。当时，拜占庭帝国周围民族利用其宫廷内乱和内战的机会从四面八方发动进攻，其中，波斯人是拜占庭帝国最主要的外部威胁。611年，深入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的波斯军队夺取了叙利亚首府安条克，驻军于奥伦底斯河畔，使这一拜占庭帝国东部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和五大教区之一的主教驻节地失陷于波斯人之手近20年。波斯军队还乘势包围了另一重镇耶路撒冷，经过20天激战，攻破城池，6万余军民被屠杀，大部分城区被焚烧夷平，包括大教长在内的数万战俘奴隶被押送到波斯，使这个繁荣的基督教圣城遭到500年来最惨重的打击。不仅如此，波斯军队在横扫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后，又向埃及和小亚细亚地区进军，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兵抵博斯普鲁斯海峡，占领马尔马拉海滨城市迦克墩，于君士坦丁堡对面的赫利堡扎营。同时，波斯军队于619年占领了埃及首府亚历山大里亚。在这里波斯军队意外地受到当地居民热烈的欢迎。亚历山大里亚和埃及的丧失使拜占庭帝国朝野震动，因为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几乎全部来自埃及并经过亚历山大里亚集散运输。

在波斯人攻城掠地的同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也大举入侵巴尔干半岛，他们虽然不如波斯军队那样装备精良、组织严密，但是仍能在其汗王的指挥下屡次取胜，多次洗劫帝国在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的各省份，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甚至一度攻破首都外城。阿瓦尔人的侵扰几乎将多瑙河以南的帝国防务体系全部摧毁，多瑙河各渡口被破坏，巴尔干半岛各战略要塞也被平毁。这使得斯拉夫人各部落得以顺利迁移到巴尔干半岛各地，进入色雷斯地区的斯拉夫人越过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定居小亚细亚地区，南下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拉夫人则控制了爱琴海，他们经常在海上袭击帝国舰队，劫掠帝国商船，迫使帝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帝国的永久居民。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领土也遭到伦巴底人和西哥特人的围攻，拜占庭军队被迫退缩在罗马、拉韦纳、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意大利大部分地区被伦巴底人所控制。而西哥特人对西班牙的占领使这个地区最终脱离了拜占庭帝国的控制。据当时的史家记载，人们以为“世界末日来临了”。

希拉克略一世即位后，面对帝国内外交困的局势，毫不犹豫地进行改革，重建秩序，调整中央政府机构，整顿财政系统，加强军队建设。同时，他清楚地认识到昔日罗马帝国的光荣不过是一种梦想，查士丁尼一世时代的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应该采取符合帝国实际情况的政策。他的这种基本思想促使他制定和推行了深刻的社会改革措施，按照他原先所在的迦太基总督区的体制，建立军区，对帝国社会实行全面的军事化。他首先在边关吃紧的东部边防地区施行军事和行政改革措施，而后对构成帝国边防威胁最为严重的波斯人发动大规模军事远征，直捣波斯陪都泰西封，彻底击败波斯军队（图3-2）。图3—2　泰西封王宫遗址

2. 军区制改革

军区制改革是一场有关军事和行政制度的改革，由于这场改革以解决军事问题为主并且最终普遍建立军区，故被称为军区制改革，新制度则被称为军区制。

拜占庭军区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试行和推行两个阶段。7世纪中期以前，军区制还仅在拜占庭帝国个别地区试行，此后便在整个帝国境内推行。目前，已有大量历史资料证实拜占庭军区制形成于7世纪，学者对此意见也比较一致。然而关于拜占庭军区制名称的来源，学者的意见却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塞姆”（Θεμα）一词源于阿尔泰语“杜曼”（Tuman），意为“万人”。这种意见是不可靠的，因为阿尔泰语对希腊语的影响，一般认为是从8世纪以后开始的，而军区制在7世纪末已经在拜占庭帝国内全面推行。更有力的证据表明，这是一个具有希腊语词源的名词，来源于希腊语（Θεδης）一词。据著名的拜占庭学者伊科诺米基斯考证，该词原意为“花名册”或“士兵名册”。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913—920，945—959年在位）在其《论军区》一书中也明确指出“塞姆”一词来源于希腊语。

军区制是由6世纪末拜占庭总督区（Exarchate）演变而来。当时，帝国大部分地区推行省区管理，仅有迦太基和拉韦纳两城由总督统辖。这两个总督区是拜占庭中央政府控制西地中海霸权的立足点和重要的贸易港口。早在4世纪，迦太基即发展成为仅次于罗马的西地中海第二大城市。533年，拜占庭军队重新控制该城以后，它更一跃成为非洲大政区的首府和当地谷物出口的集散地。而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拉韦纳在4—5世纪日耳曼各部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的战乱中逐步取代罗马和米兰的地位，成为意大利首府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前哨站。540年，拜占庭军队重新控制此城之后，更确定了该城在西地中海的重要地位。由于两城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它们均于6世纪中期被确定为总督区。其管理上的特征是军政权力合一，由总督区首脑总督控制。这种体制有别于拜占庭地方军政权力分离的省区管理。其特征之二是两区均受到外来民族入侵的巨大威胁，拉韦纳总督区面临伦巴底人的军事压力，而迦太基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汪达尔人。总督区采取的总督一元化领导管理形式使总督能够统一指挥，便于应付战时的紧急军务。

正是在这艰难危急的背景下，皇帝希拉克略一世（Heraclius I，610—641年在位）开始逐步建立军区。拜占庭军区制首先是在其亚洲属地上出现的。7世纪初，由于波斯人入侵，拜占庭帝国东线吃紧。随着边防部队的后撤，皇帝希拉克略在帝国小亚细亚地区首先建立了亚美尼亚和奥普西金军区，其后，其他皇帝又建立了基维莱奥冬、阿纳多利亚军区和位于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军区。根据9世纪的资料记载，亚美尼亚军区组建于629年，它包括从幼发拉底河上游和黑海西南岸至小亚细亚中部卡帕多利亚的广大地区，辖治17个防区，统兵不足万人。亚美尼亚军区以西，自阿里斯河中下游至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地区为奥普西金军区，它可能先于亚美尼亚军区3年建立，所辖防区略少，地位也略低于亚美尼亚军区，所辖士兵约6 000人。亚美尼亚军区西南至爱琴海沿岸地区为阿纳多利亚军区，由于它地处波斯人进兵之要冲，地位重要，故与亚美尼亚军区列为同一等级。该区有34个要塞，统兵15 000人。色雷斯军区的辖区位于首都君士坦丁堡西侧，其重要性在于防御斯拉夫人的侵扰，由于其作用与上述3个军区相比较略差，故史料记载不详。根据在该地区出土的拜占庭印章，学者甚至认为它不是独立的军区，或是附属于奥普西金军区，或是由奥普西金军区将军兼任该军区首脑。基维莱奥冬军区为拜占庭帝国小亚细亚沿海军区，负责防守海上入侵，管理沿海要塞和海军基地，兵力仅3 000人。由于当时阿拉伯海军势力羽翼未丰，尚未对拜占庭帝国构成威胁，故而海上军区的作用也不甚重要，其将军的年薪仅10金镑。

军区虽然是从总督区演化而来，但是又与后者有区别。其一，它们的管理结构不同，总督区各级权力机构与其他省区无异，仍然保持军事系统与行政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只是由总督区的最高首脑总督总揽军政权力。而在军区内，管理机构采取战时体制，不仅军政权力由将军控制，而且军区的各级权力机构也按军事建制设立，行政权力附属于军事系统。与总督相比，军区首脑将军拥有更大的权力。其二，总督区制度下没有形成稳定的农兵阶层，军队主要是由领取军饷的职业军人组成。但是军区制下则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兵阶层，军队主要是由领取兵役田产的业余军人组成，他们成为中期拜占庭（7—11世纪）的社会中坚力量，对于加强拜占庭帝国国力、稳定形势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军区制度改革加速了拜占庭国家组织和社会机构的军事化。

拜占庭军区内军队序列基本上沿袭5—6世纪的旧制。早在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就在晚期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改革的基础上对帝国军队进行调整，将原罗马军团按军事功能重新编制。到5世纪时，帝国军队五大主力的两支驻守多瑙河一线，一支沿幼发拉底河巡逻，两支驻扎京畿地区，作为机动部队听候皇帝调遣。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因西征的需要，野战军的人数略有增加。但是，6世纪的大瘟疫和7世纪前半期的边疆危机使拜占庭军队遭到严重减员，兵源损失极为严重，战斗力下降，遭遇一连串失败，2/3的帝国西部军队被击溃，东部军事实力也损耗了1/7，军队内部的组织系统被破坏。因此，重建军区内部组织系统，理顺军事等级关系是建立军区制的关键。拜占庭军区内军队序列基本上沿袭罗马帝国旧制，但在拜占庭军队遭到重创、节节败退之际，首先必须着手重新确定军事等级编制，通过财产确定军队内各级官兵的关系。由于各军区建立的时间有先后，其人数也有不同，因此在编制上并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军区是由2—4个师（Τουρμα）组成。师由5—7个团（Βανδον）组成，其下还设有营、队等下级单位。团级单位依据不同兵种人数又有区别，若为骑兵，则人数在50—100人，若为步兵，人数在200—400人之间。依此推算，人数最多的师级单位大约有3 000人左右。基层军事单位的军官为“十夫长”、“百夫长”等。

军事序列的确立有两点重要意义。其一，自上而下地取代了地方行政管理系统，使过去行省、地区和村社的行政管理机构或是向军事序列靠拢，或是被军事机构所取代。地方行政管理的军事化和单一化为军区制提供了行政管理制度上的保证。其二，在此基础上，各级经济关系得以确定。根据7世纪阿拉伯作家的记载，军区最高长官将军的年收入最多为36—40金镑，师长的年收入为24金镑，团长、营长和百夫长分别为12、6和1金镑，一般士兵年收入为12—18索里德，相当于1/6—1/4金镑。当然，各军区地位不同，其将军的年薪也有区别。最重要的亚洲各军区为一级，其将军年薪为40金镑左右，二级军区将军年薪为30金镑，最低级军区将军年薪为10—20金镑，仅相当于或低于一级军区师级军官的收入。经济等级关系的确立也有助于军区制的确立。但是，拜占庭帝国军事失利、领土缩小，以及战乱导致的经济衰退，使中央政府入不敷出，无力逐年支付军饷，于是在军区成立之初，采取每隔3年或4年分批发放军饷的办法，这一点为多种资料所证明。

为了解决中央政府财力不足的困难，利奥王朝和希拉克略王朝采取以田代饷，建立军役地产的办法，这一措施促进农兵阶层的形成。这是军区制最终形成的关键，因为军役土地制造就了一个农兵阶层，他们成为军区制的基础。事实上，以田代饷是拜占庭中央政府有地无钱而被迫实施的不得已之举。7世纪上半期，拜占庭帝国国土大量丧失，特别是在帝国财政收入中占极大比重的北非、西亚地区的失陷，使国库年收入减少了2/3甚至一半以上。埃及行省的收入历来占帝国财政收入的3/8，加上伊利里亚地区的收入，大约可占帝国总收入的一半。因此仅北非地区陷落阿拉伯人之手就使拜占庭帝国损失了超过1/3的收入。据粗略估算，希拉克略一世统治初年的收入仅相当于查士丁尼时代收入的1/3。如果按查士丁尼时代年度总收入11万金镑计算，希拉克略时代年收入仅为36 667金镑，相当于2 639 952索里德。这笔收入远不能弥补拜占庭国家财政预算的赤字，因为仅阿纳多利亚一个军区的年度军事预算就超过了123万索里德，这几乎占了国家年收入的一半。显然，拜占庭中央政府根本无力支付军区的军饷，迫于无奈，只好以田代饷，将大量闲散弃耕土地充作军饷，按照军种和级别颁发给各级官兵。

军役土地是负有军役义务的田产。不论什么兵种和军阶的士兵都把经营军役田产的收入作为他们支付军事开支的经济来源。他们定居在其部队驻守的地区，平时经营田产，军区将军以下各级官兵自给自足、自备兵器装备。在服役期（一般为15年）内，其土地不可剥夺，享有免税权。这种“士兵田产”（Στρατιωτικακτηματα）一旦颁给士兵，即可永久占有，士兵可自由处理，可以买卖，也可以赠送他人，还可以将田产连同军役义务一同转给继承人。履行兵役土地义务可以采取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直接服役，即由经营田产的士兵亲自服役，或参加边境防御战和军事远征，或修筑军事要塞，架桥修路，或营造舰船。第二种是间接服役，即由一户或几户提供足够维持一个士兵的军费开支和给养。这种形式的军役义务与前一种一样，在文献中被称为（Στρατει）。经营军役田产的农兵仍然保持军队编制，随时听从军区将军的命令，随时集中行动，或从事军事工程劳役或随军作战。亚洲地区最先采取以田代饷的办法，因为该地区有大量弃耕农田。小亚细亚地区曾是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的谷仓，这里水系丰富，平原地区土地肥沃，气候适于农耕，因此农业一直比较发达。但是6世纪末、7世纪初的战乱和瘟疫使当地人口锐减，劳动力奇缺，大量土地被弃荒。这些土地就成为军区制下军役田产的主要来源。

拜占庭社会结构的军事化解决了拜占庭帝国面临的人力资源短缺和财源枯竭的困难。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学者估计，4—5世纪的拜占庭军队总数可达65万人。但是，由于大瘟疫和连年战争，人力资源消耗严重，至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末期，军队人数已减至15万人，以致拜占庭在对波斯人的战争中投入的总兵力不足6 400人。为了弥补军队人力资源的巨大缺口，早期拜占庭政府不得不大量招募日耳曼人雇佣兵，财政收入的大部分也被迫充作雇佣兵的军饷。巨额军饷连同其他军费开支就成为拜占庭国库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拜占庭帝国年收入约为11万金镑，其中80%用于军事开支。

第一，军区制将本国公民作为军队的主要兵源，使军队建立在广泛的本国人力资源基础上。这一制度将成年公民按照军队的编制重新组织起来，屯田于边疆地区，平时垦荒种地，战时应招出征，平时以生产为主，战时以打仗为主。这样就使军队具有广泛而稳定的兵源。另外，拜占庭政府为补充人力资源的不足，长期推行移民政策，如7世纪末年，迁入奥普西金军区的斯拉夫人达7万人，仅762年迁入小亚细亚军区的斯拉夫人就多达21万之众。军区制下的农兵大多屯田于边疆地区，因此其参战的目的兼具保家卫国的性质，战斗力明显提高。而且，农兵占用的军役田产可以世袭，故使拜占庭军队的兵源世代维系。另一方面，军区中除高级将领，如将军从国库领取薪俸外，其他各级官兵均自备所需的武器、装备和粮草，而不依靠国库供给，从而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

第二，军区制下军事首脑的一元化领导也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和军队的应急能力。推行军区制以前，拜占庭帝国在罗马军团基础上组建的边防军、野战军和御林军几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并不介入地方行政管理，军权和行政权分离，军队首脑仅负责战事。行政长官则控制政权机构，管理行政事务。这种军政权力分立曾有效地消除了罗马帝国后期军阀割据的局面。但是，到6世纪后期，由于军政权力相互竞争，拜占庭帝国地方管理陷于混乱，常常出现军队出征御敌而得不到行政长官支持的现象，至于军政内讧、互挖墙脚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军区制的推行扫除了地方管理中的扯皮现象，将权力集中于将军一身，使之能集中处理辖区内一切事务。而行政长官或作为将军的幕僚则听命于将军，或被挤出权力机构，从而使地方管理中消除了相互掣肘的因素。地方统治一元化和社会组织军事化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管理的效率。另一方面，早期拜占庭皇帝旨在削弱地方势力，增强中央集权的行政改革也曾扩大了朝廷各部门的权力，形成庞大的官僚体系。但是，在外敌入侵的紧急时刻，庞大的官僚体系运作迟缓，难以对随时变化的军情作出及时反应。特别是当大规模入侵使得某一驻守边关的部队难以抵抗时，军队中枢指挥机构不能及时抽调其他部队前往增援，经常贻误战机。而军区制是依据防务区域需要建立的，军区首脑按本区实际情况统筹谋划，或调动军队或组织生产，并以其控制的军、政、财、司法等机构，相对独立地指挥，故可使下情及时上达，也可迅速执行中央命令，提高了军队的应急能力，加强了拜占庭帝国的国防力量。现代拜占庭学家高度评价了军区制，认为它是“赋予拜占庭帝国新活力的大胆改革，其意义极为深远”。

3. 农兵和小农经济的发展

随着军区制的推行，农兵阶层逐步形成，小农阶层也因此得到发展，这个阶层的兴衰对于拜占庭历史的演化影响深远。拜占庭国家是农民占主体，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农业社会，因此，尽管由于其占据特殊地理位置而使拜占庭工商业收入可观，但是，其农业生产仍然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经济

的盛衰决定拜占庭国力的强弱。早期拜占庭帝国的土地占有形式分为国有和私有地产两大类。其中，前者成分复杂，包括皇产、教产、市产、军产，而后者则多为大地主的庄园。在国有地产上经营的主要生产劳动者是小农，他们也是拜占庭国家的主要纳税人。6世纪后半期，由于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小农大量破产，纷纷逃亡，弃耕荒地日益增加，特别是在战事最频繁的小亚细亚地区，昔日盛产谷物的田地因战祸而变为荒野。这种小农大量破产的现象已被学者公认为是5—6世纪拜占庭社会的一大特点。为了稳定小农阶层，保持国家税收来源，查士丁尼一世通过大量法令，强迫小农固着于土地，取消他们原有的迁徙自由，甚至明确规定农民之子必须继承父业，不可从事其他职业。然而，查士丁尼一世的强制措施并未奏效，大地产主对小农土地的兼并和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加速了小农破产的过程。

建立军区制便为小农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军役土地制实际上造就了一个负有军役义务的小农阶层。农兵在分得土地的同时也负有从军作战的义务，他们以小农的经营方式，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小生产就成为农兵经济的主要形式。农兵除了担负赋税以外，还要为从军作战作好一切准备。当农兵的长子继承其父的军役义务和军事田产后，其他的儿子便补充到负有军役义务但不从军作战的自由小农中。因此，农兵和自由小农并肩兴起，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异，帝国法令也将两者同等看待。据此，现代拜占庭学者认为“农兵和自由小农属于同一阶层”。自7世纪军区制推广以后，拜占庭农兵阶层逐步形成，与自由小农同步发展。小农阶层在军区制带来的相对安定的环境中，经过100年左右的发展，不断壮大。7—8世纪颁布的《农业法》反映了当时拜占庭农村小农迅速发展的真实情况。该法共有85条，其中2/3的条款涉及小农问题。小农数量的增加还与拜占庭帝国长期推行的移民政策有关。移民政策的经济意义重大，因为新移民既可在边远地区开发利用大片荒地，进而为恢复国力扩大物质基础，又能充实小农阶层，扩大税收来源。由于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兴起，拜占庭国家税收大幅度增加，财政状况根本好转。9—10世纪的年收入最高时可达58.4亿金镑，相当于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年收入的5.31倍。以军区制下兴起的农兵为主体，包括自由小农在内的小土地占有经济在9—10世纪之交达到其发展的最高阶段。拜占庭帝国某些皇帝已经认识到小土地占有者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皇帝利奥六世（Leo VI the Wise，886—912年在位）曾在其法令中提出：“朕以为有两种职业对国家长治久安极为重要，一为农民，一为兵士。朕以为此二业当在各业之首。”皇帝罗曼努斯一世（Romanos I Lekapenos，920—944年在位）也明确指出：“此种小土地占有者予国利甚巨，因其缴纳国家税收，提供军队服役之故。倘若此类农民数量减少，其利必失。”

军区制的推行对稳定拜占庭局势，缓解外敌入侵的威胁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制度使拜占庭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的疆域逐步稳定，国力有所恢复，不仅在对波斯人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且迫使已经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臣服，成为拜占庭帝国的臣民。同时，拜占庭帝国凭借逐步恢复的经济实力和外交活动，实现了与阿瓦尔人等其他民族之间的和平。特别是在抵抗阿拉伯人军事入侵的战争中，军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军区制在军事方面的影响还在于提高了军队指挥系统的效率。军区制是依据防务需要建立的，军区首脑按本区实际情况统筹谋划，或调动军队或组织生产，并以其控制的地方军、政、财、司法等机构，相对独立地指挥，防止了军政权力相互扯皮、贻误战机的现象，使下情及时上达，也使中央的命令迅速得到执行，提高了军队的应急作战能力，加强了拜占庭的国防力量。这一时期，拜占庭军队先后击败波斯人，打垮阿瓦尔人，将处于极盛时期的阿拉伯大军扩张的势头阻止在小亚细亚和东地中海一线，使岌岌可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好转。不仅如此，由于拜占庭军事力量得到了调整和加强，因而在8—9世纪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中获得了多次重要胜利，使阿拉伯人侵略扩张的步伐再也未能向前迈进。现代拜占庭学者高度评价这些胜利，认为：“保护欧洲免遭阿拉伯人侵略之主要屏障的荣誉无疑应归于拜占庭军队。”

可以说，军区制改革虽然存在种种问题和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但是，它毕竟适应当时的形势发展，缓解了紧迫的危机，并成为此后数百年拜占庭帝国强盛的基础。

4. 波斯战争

由于拜占庭国家推行的军区制增强了军事实力，使希拉克略一世得以进行其一生中最重要的战事，即波斯战争。前此几个世纪，波斯人一直是拜占庭帝国东方边境的主要威胁，霍斯劳二世（Khosrau II，590—628年在位）统治期间（图3-3），对拜占庭人图3—3　霍斯劳二世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几乎将拜占庭帝国在亚洲和埃及的势力完全赶出这些地区，其兵锋所向直指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在稳定了皇权之后，开始进行波斯战争的准备。他首先任命两个儿子为共治皇帝留守君士坦丁堡，并指定其亲戚尼基塔斯（Niketas）为摄政王主持朝政。而后，他向教会和贵族收税，为战争筹款，并在小亚细亚建立兵站，征召勇猛善战的小亚细亚士兵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为了提高士气，他对士兵宣称拜占庭人对波斯人的战争是神圣的战争，是消灭异族异教的神圣行动，是解救被波斯人占领地区基督教兄弟的战争。

622年春夏之交，希拉克略从小亚细亚基地凯撒里亚城发兵，首先放弃已经被波斯人占领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置这些地区的波斯占领军于不顾，而选定两河流域源头的波斯军队作为攻击目标。当时，由波斯将领萨哈尔巴拉兹（Shahrbaraz）指挥的波斯军队已经深入到卡帕多西亚地区，霍斯劳二世随后增援督战。拜占庭军队以狄奥多西乌堡（Theodosioupolis，今土耳其埃尔祖鲁姆）为前线基地，向塞拉基尼（Sirakene，今土耳其乔鲁赫河以东）的波斯军队发起攻击，而后突然回师特拉比仲德（Trabizond，今特拉布宗），扫清了小亚细亚北方的波斯残余部队。同年，希拉克略首次攻入波斯境内，将已经侵入幼发拉底河上游拜占庭领土的波斯军队主力吸引到马库（Makou，今伊拉克马库）进行决战，并打败骄横的波斯军队，取得波斯战争第一年的重大胜利。当冬季来临时，双方停止战事，希拉克略乘船从黑海南部返回君士坦丁堡，其部下在前哨基地休整。

战争第二年的战事基本上是在波斯境内进行的。623年年初，冬季刚过春季将临，希拉克略便从君士坦丁堡赶到前线基地狄奥多西乌堡，沿高加索山脉南麓平原进军，突袭波斯玫底亚（Midia）和阿特洛巴提尼（Atropatine，今伊朗阿塞拜疆省）等里海东部地区，企图活捉霍斯劳二世。面对拜占庭军队灵活机动的突然攻击，波斯军队节节败退，霍斯劳二世仓促逃往泰西封（Ctesiphon，今巴格达附近）行宫，方躲过灾难。获胜的拜占庭军队没有进一步挺进，而是在波斯境内基罗斯河（Kyros，今库拉河）南岸的底格拉诺盖达（Tigranokerta，今阿塞拜疆境内）建立兵站，休整过冬，以待来年再战。

战争第二阶段进行得极为艰苦，拜占庭军队多次击败波斯军队，特别是在凡湖（Lake Van，今土耳其凡湖）战役中偷袭萨哈尔巴拉兹大营得手，一度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并准备大举攻入波斯内地，夺取其都城。为此，希拉克略将前线基地推进到凡湖附近的阿尔基斯（Arces，今土耳其埃尔吉什）。但是，萨哈尔巴拉兹及时调整战略，改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将战场重新推进到拜占庭领土。波斯军队三渡幼发拉底河，挺进托罗斯山脉，直逼小亚细亚重镇凯撒里亚（Caesarea Mazaca，今土耳其开塞利），迫使希拉克略回撤。双方在萨罗斯河（the Saros，今土耳其塞伊河）上游凯撒里亚附近决战，波斯军队再次失利，重新撤回波斯。希拉克略没有像往年那样回君士坦丁堡过冬，而是屯兵塞瓦斯第亚（Sebasteia，今土耳其锡瓦斯），一方面防备波斯人的入侵；另一方面准备来年的春季攻势。在新战略中尝到甜头的波斯军队未等拜占庭人发动攻势，便抢先沿幼发拉底河北上，绕过拜占庭重兵把守的凯撒里亚地区，从托罗斯山脉沿地中海沿海地带直扑君士坦丁堡，占领了与君士坦丁堡隔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望的迦克墩（今于斯屈达尔）。希拉克略没有慌忙回师救援，而是坚持原定的战略，让其兄弟负责防守君士坦丁堡，他本人继续在波斯境内攻城掠地，同时，不间断地派兵攻击波斯军队后援，使长途奔袭君士坦丁堡的波斯人无功而返。在3年的战略相持阶段，希拉克略终于作好了攻击波斯首都、进而最终解决波斯人入侵问题的准备。

627年，希拉克略沿底格里斯河的支流大扎卜河（Great Zab）南下，在古战场尼尼微（Ninevi）附近与波斯主力展开决战，打败霍斯劳二世亲自指挥的波斯军队，打开了通往波斯陪都泰西封的战略要道，取得了最终击败波斯人的决定性胜利（图3-4）。同年年底，拜占庭军队攻占了泰西封郊外的王宫、王家花园，兵临波斯陪都泰西封城下。次年年初，面临国破家亡的霍斯劳二世又遭到军事将领叛变的袭击。他们反对连年征战，要求立即与拜占庭帝国议和，于是将霍斯劳二世囚禁并处死于泰西封。其子卡瓦德二世（Kavadh II，628—629年在位）被军队立为国王后，立即向希拉克略提议停战议和。4月3日，双方订立和约，波斯人被迫同意割让整个亚美尼亚、交换战俘、赔款并交还从耶路撒冷抢夺的基督教圣物。波斯战争最终以拜占庭军队的胜利结束，困扰拜占庭人数百年的波斯入侵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此后，波斯国家陷入内乱和无政府状态，不久即被新兴的阿拉伯人灭亡。图3—4　希拉克略率师与波斯军队决战

希拉克略在取得波斯战争胜利的同时，还对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入侵进行反击。其中，阿瓦尔人造成的威胁更加严重，他们曾与波斯人结盟，进攻君士坦丁堡，配合波斯将领萨哈尔巴拉兹的部队偷袭拜占庭帝国重镇迦克墩，从而对君士坦丁堡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只是由于守城的拜占庭部队的坚决抵抗，阿瓦尔人对君士坦丁堡的近两个月的进攻方以失败告终。在626年的反击战中，阿瓦尔人遭到惨败，其汗王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受其控制的斯拉夫、匈奴和保加利亚各部落纷纷独立。希拉克略则乘机扶植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与其部落酋长克夫拉特（Kovrat）于636年结盟，同时，批准接纳属于南斯拉夫人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部落定居在多瑙河南岸地区，以此阻挡其他斯拉夫人南下，将拜占庭帝国的西北部边界稳定在多瑙河一线。

希拉克略取得的军事胜利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拜占庭帝国的胜利使波斯帝国发生内战，导致其衰败，进而彻底解决了困扰拜占庭帝国数百年的东部边患。同时，亚美尼亚和南高加索地区并入拜占庭帝国后，当地尚武好战的山民为拜占庭军队补充了大量有生力量，进而使拜占庭帝国实力增强。现代学者对希拉克略的军事才能给予很高的评价，将他说成是“自图拉真以来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堪称拜占庭的汉尼拔”。应该看到，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的原因除了希拉克略的军事才能外，还与拜占庭帝国军事化有直接关系。正是由于前述拜占庭帝国军区制改革的全面推行，才使拜占庭国家渡过查士丁尼时代后期的危机，逐步进入其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二、阿拉伯战争

1. 伊斯兰教的兴起和阿拉伯人的扩张

拜占庭帝国军事成就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阻止了阿拉伯人的军事扩张。634年，新兴的阿拉伯国家首次与拜占庭帝国东部边防部队发生军事接触，阿拉伯骑兵攻占了拜占庭东部边防重镇帕特拉（Patra，今死海附近）。希拉克略立即决定调集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地区军队抵抗入侵之敌。紧急信使从首都策马出城，昼夜兼程，将命令送往前线，君士坦丁堡一时间风声骤紧，人们惊慌地相互传递着阿拉伯人正在逼近的传闻。

事实上，阿拉伯人对于拜占庭人来说并不陌生，他们很早以前就知道在阿拉伯半岛上生活的这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有时还称他们为贝都因人（图3-5）。古代阿拉伯人以放牧骏马、绵羊、山羊和骆驼为生，其生活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十分荒凉，大部分为人烟稀少的沙漠和荒芜的山区，只有南部的也门和沿红海的汉志地区比较富庶。古代东西方贸易传统的海上商路首先在也门的码头靠岸，由此经红海东岸的汉志地区继续北上，直到叙利亚首府安条克。活跃的东西方贸易和频繁的商队往来使古代汉志地区最先发展起来，成为阿拉伯半岛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阿拉伯人社会发展比较缓慢，6世纪和7世纪初，尚处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时期。图3—5 19世纪末的贝都因人

拜占庭人最先了解的是阿拉伯半岛北部的阿拉伯人。这部分阿拉伯人随商业活动逐步向北迁移，定居在东地中海沿海地区，沿商路建立了许多商业城市，如著名的古城帕特拉。3世纪以前，这里的阿拉伯人就已经建立起一度十分强大的帕尔米拉王国（the Parmila Kingdom），该城邦国家在130—270年间“达到了灿烂时代。帕尔米拉的铭文大半是属于这个时期的。帕尔米拉的国际贸易向四方扩张，远至中国”。该王国后来被罗马帝国军队灭亡。拜占庭帝国兴起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地区也曾经存在过两个阿拉伯人小王朝，其中加赛尼德王朝（Ghassanids）以拜占庭人为后盾，而拉赫姆王国（Lakhmids）则投靠波斯人，他们积极参与了波斯人和拜占庭人之间的争霸战争，深受战乱之苦，于7世纪初先后衰败。

阿拉伯人的巨大发展发生在7世纪穆罕默德（Muhammad）创立伊斯兰教以后。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一般认为，当时阿拉伯半岛由于波斯和拜占庭两大帝国之间的长期战争处于动乱状态，传统商路的中断直接影响了当地的经济生活。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下层人民生活每况愈下，普遍要求改变现状，希望寻求新的出路。事实上，这个时期气候也是个重要因素，周期性的有利气候促进了游牧业发展，并导致人口增加，而定期出现的恶劣气候加剧了争夺草场和商业资源的战争，激化了原始部落之间的矛盾，阿拉伯社会内部的部落仇杀日益升级，诚如希提所说：“从政治方面说，在古代的南部阿拉比亚发展起来的有组织的国家生活，现在已全然瓦解。无政府状态，在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中都占了上风。历史舞台已经搭好，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兼民族领袖上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因此，穆罕默德及其新宗教受到了广泛欢迎，人们纷纷皈依伊斯兰教。新宗教的发展必然与旧贵族的利益发生冲突，麦加旧贵族开始对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进行威胁利诱、残酷迫害，甚至企图加害穆罕默德。622年7月2日深夜，穆罕默德带领几名忠实信徒逃离麦加（Mecca），前往北方城市叶斯里卜（Yathrib），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该城后来改名为麦地那（Medina），意为“先知城”。这个事件被称作“希吉拉”（Higira，旧译“徙志”），标志着伊斯兰教的诞生，这一年也被确定为伊斯兰教纪元的开端。穆罕默德以麦地那为基地，以随同他从麦加来的“迁士”和麦地那的穆斯林“辅士”为基本力量，按照其政治和宗教设想，全面实施新的政教纲领，势力迅速发展壮大。

穆罕默德首先在麦地那将穆斯林组织起来，建立了统一的穆斯林公社，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穆罕默德本人既是公社的最高首长，也是伊斯兰教最高的领袖，控制政治、军事、经济、司法和宗教权力。这个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后来就发展成为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神权国家。新国家清除了部落和氏族的隔阂，建立起保障私有财产和个人人身安全的新秩序，以穆斯林兄弟平等的精神团结了阿拉伯人民。同时，新国家积极发展和完善税收制度、司法体系和强大的军队，并于623年开始进行“圣战”。次年，穆罕默德亲自率领穆斯林军队以少胜多，击败麦加贵族军队。625年和627年又两度粉碎了上万人的麦加贵族军队对麦地那的进攻，保卫和巩固了新生的伊斯兰教国家政权。在大约10年间，穆罕默德首先击败麦加旧贵族，占领麦加圣地，迫使其接受伊斯兰教，并承认穆罕默德的最高权威，扫清了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主要障碍，而后征服汉志地区，使半岛南部的阿曼和也门被迫归顺，从而完成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事业，奠定了阿拉伯帝国发展的基础。

阿拉伯国家的统一有助于阿拉伯半岛地区的发展，但是，人口的增加与有限的生存资源之间的矛盾仍然无法解决，荒芜的沙漠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新国家组织的协调下，将内部血腥厮杀以解决人口增长与资源相对不足的方式转变为大规模对外扩张，其矛头指向发达富庶的两河流域和尼罗河三角洲地区。633年，穆斯林骑兵在阿拉伯著名将领、被誉为“真主之剑”的哈立德·伊本·瓦利德（Khalid ibn al-Walid）统率下冲出阿拉伯半岛大沙漠，挥舞着“圣战”的旗帜，开始了征服世界的远征。阿拉伯军队主要是由下层的穆斯林战士组成，他们习惯于艰苦的沙漠游牧生活，出征作战时仅带若干马匹和骆驼，供沿途宰杀充饥解渴，而无需大批粮草辎重，故而行动极为迅速，往往在敌人尚未做好抵抗准备时，即发动奇袭，常常取得成功。他们大都精于骑射，单兵作战能力极强，对于以步兵为主要战斗力的周围的农耕民族来说，是一支无坚不摧的攻击力量。特别是，穆斯林士兵在“圣战”的旗号下被许可占有被征服地区的土地和财产，因而在战斗中人人当先，个个奋勇，战斗力极强。发动“圣战”的次年，亚孜德（Yazid ibn Abi Sufyan）将军统率的数千骑兵部队首先攻入巴勒斯坦地区，击溃亲拜占庭帝国的阿拉伯人拉赫姆王国军队，攻占拜占庭帝国边境要塞巴什拉。而后，他们稍事休整，便向北方的拜占庭帝国和东方的波斯帝国同时发动进攻。

阿拉伯骑兵首先穿过沙漠攻击叙利亚，在大马士革附近与奉命紧急增援的拜占庭将军贝恩尼斯相遇。634年双方在亚德兹那丹（Adzhnadein）遭遇战中展开激烈厮杀，阿拉伯骑兵散兵线充分发挥了机动灵活、单兵作战能力强的优势，给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拜占庭军队以沉重打击，并乘胜追击，夺取了大马士革和埃麦萨（Emesa，今叙利亚的霍姆斯）。战报立即传到君士坦丁堡，各地增援部队加紧集结，向南调集。也许是出于诱敌深入的战略考虑，也许是迫于拜占庭军队优势兵力的压力，阿拉伯军队很快即从所占的城市全线后退。636年，双方在太巴列湖（the Lake of Tiberias，今以色列境内）以南的雅穆克河畔（the Yarmuk，约旦河支流）进行雅穆克河战役。哈立德汇合增援的阿拉伯军队，以灵活的战术彻底击败数倍于己的5万敌军，重新夺取大马士革等重要城市。惊慌失措的拜占庭军队无计可施，仓皇后撤，在此后几年内，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拜占庭帝国在东地中海地区失地丧城，领土迅速缩小：637年，阿拉伯人进入叙利亚北部地区，占领叙利亚首府安条克（Antioch，今叙利亚的安塔基亚）和阿勒颇（Aleppo）；638年，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失陷；639年，阿拉伯人攻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640年，凯撒里亚（今以色列的海法）失守，同年，阿拉伯军队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全境。在阿拉伯军队的攻击下，拜占庭军队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而阿拉伯军队所向无敌，节节取胜，扎营于小亚细亚南部的额梅纳斯山脚下。

叙利亚地区的丧失对拜占庭帝国在亚洲的统治是巨大的打击，对波斯人更是灾难降临的预兆。当时，波斯人尚未从希拉克略一世的军事打击中恢复过来，紧接着便遭到来自阿拉伯人更猛烈的攻击。阿拉伯军队以具有战略意义的叙利亚为基地，向东进犯波斯领土，635年，攻占伊拉克。阿拉伯将领穆桑尼（Mushanna）在底格里斯河附近的布瓦依普（Buwayb，今伊拉克的舍尔加特）打败波斯将领米赫兰（Mihran）的军队。636年，在决定性的阿尔-卡迪西亚会战（Battle of al-Qādisiyyah）中，伊本·瓦卡斯（Sa’d ibn Abi Waqqas）统帅的阿拉伯军队以少胜多，再次大败波斯重臣鲁思塔姆（Rustam）的波斯大军，扫清了东进之路。在这里，阿拉伯人受到不满波斯统治的当地居民的欢迎，故而乘胜东进，夺取底格里斯河支流纳瓦斯河畔（the Nawas，今迪亚拉河）的波斯国王陪都泰西封城，并于此城50公里以北的贾鲁拉平原再度重创波斯军队。阿拉伯军队乘势深入波斯内地。642年，仍作困兽之斗的波斯萨珊王朝末代国王伊嗣俟三世（Yazdegerd III，632—651年在位）亲自统兵作战，在尼哈温德（Nehawand，今伊朗的尼哈旺德）与阿拉伯军队进行最后的决战，结果又被打得大败，全军覆灭，他本人逃亡到中亚特兰索克萨尼亚（Transokthania，今阿富汗的塔林科特），651年在中亚木鹿城遇刺身亡，持续了千余年的波斯帝国至此灭亡。

639年，阿拉伯军队开始入侵拜占庭帝国在北非和埃及的领土。同年12月，4 000名阿拉伯骑兵在阿穆尔·伊本·阿斯（‘Amr ibn al-’As）率领下侵入埃及。他惊奇地发现，阿拉伯军队在此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一些当地居民甚至对他们表示欢迎，而为数不多的拜占庭军队只集中在几个大城市。次年，他便夺取了尼罗河三角洲东北角最重要的城市皮鲁西姆（Pelusium，今埃及的比尔阿卜德）。埃及全境特别是三角洲地带的拜占庭守军大为惊慌。但是，已经胜券在握的阿穆尔放弃了直取埃及首府亚历山大里亚的机会，在补充了兵力后转向西南，进攻伊留波利斯城（Heliopolis，今开罗）。这样阿拉伯军队便绕过水系发达、不利于骑兵作战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带，扫清了亚历山大里亚外围的残余拜占庭军队。641年，伊留波利斯城的拜占庭军队战败弃城，次年，巴比伦城守军也加入到逃亡大军之中。残余部队逃向亚历山大里亚，随之而来的大批惊恐万状的难民也涌入城市。为免遭生灵涂炭，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大教长西留斯（Cyrus）于642年阿拉伯军队完成对亚历山大里亚包围后，代表全教区与阿穆尔谈判，宣布投降。胜利后的阿穆尔在写给奥马尔哈里发（Omar，634—644年在位）的信中极为得意地说：“我已经夺取了一座城市，我不描绘它。我这样说就够了，城里有4 000座别墅、4 000个浴池、4万个纳人丁税的犹太人、400所皇家的娱乐场所。”拜占庭帝国在埃及数百年的统治从此宣告结束。

阿拉伯人并没有满足上述胜利，661年倭马亚王朝（Umayyad Caliphate）建立后，继续进行东、西、北三个方向的扩张。665年，万余阿拉伯骑兵向东挺进，迅速征服伊朗高原，占领中亚地区，兵抵我国唐朝西部边陲，因受阻于帕米尔高原等自然疆界而进入印度。西线数万阿拉伯骑兵主力风驰电掣般地横扫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拜占庭军队残余势力，占领迦太基，征服柏柏尔人，迫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然后，他们以摩洛哥为基地，以柏柏尔人穆斯林军队为主力，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犯西班牙。在此以前，驻叙利亚的阿拉伯总督穆阿威叶（Muawiyah I，即倭马亚王朝的创建者穆阿威叶一世，661—680年在位）就已经向拜占庭帝国的小亚细亚地区发动进攻。由于这里是拜占庭帝国首都赖以生存的最后的粮仓和兵源所在地，因此拜占庭人进行了拼死的抵抗。尽管如此，到倭马亚王朝建立之初，阿拉伯军队通过战争和外交手段已经控制了自两河流域源头地区至黑海的大亚美尼亚地区，并建立舰队进攻塞浦路斯岛和爱琴海沿岸地区。655年，阿拉伯舰队首次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在里西岩（the Lician Coast）近海重创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641—668年在位）亲自指挥的帝国舰队，切断了帝国首都与外界的水上联系。穆阿威叶的目的在于尽快清除阿拉伯帝国扩张的障碍，灭亡拜占庭帝国，使西征和北征的两路大军早日在欧洲中部会师。面对阿拉伯军队咄咄逼人的攻势和本国军队节节败退的局面，君士坦斯二世（图3-6）于660年突然离开首都前往意大利，并计划迁都。拜占庭皇帝的惊慌失措加重了帝国首都不安的气氛，贵族和官吏纷纷准备西逃，无路可逃的百姓们则天天登城远眺，君士坦丁堡的末日似乎将要来临。但是，倭马亚王朝争权夺利的内讧暂时中断了阿拉伯人对拜占庭帝国的进攻，给了拜占庭人喘息的机会。

穆阿威叶曾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忠实弟子和秘书，指挥征服叙利亚战争，后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总督。661年，他击败政治对手阿里·本·阿比·塔利卜（Alīibn AbīṬālib，656—661年在位），成为哈里发，建立倭马亚王朝。数年后，当哈里发穆阿威叶巩固了政权，再度组织对君士坦丁堡的陆地和海上联合进攻时，拜占庭帝国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阿拉伯的扩张计划因此遭到意想不到的挫折。在随后的战争中，阿拉伯军队遭到拜占庭人发明的新式武器的打击，这种武器就是后来令阿拉伯人闻风丧胆的“希腊火”。图3—6　君士坦斯二世

2. 拜占庭阿拉伯战争

拜占庭帝国新皇帝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IV，668—685年在位）是希拉克略一世的孙子，自幼性格坚毅，处事果敢，其父君士坦斯二世离开首都西巡时，君士坦丁年仅10岁。668年，君士坦斯二世在意大利叙拉古城（Syracuse）被刺身亡时，君士坦丁已经18岁，参与和主管帝国都城军政事务多年。他不同意其父的外交政策，因为他深知朝野上下特别是宫廷文武大臣中的主战派对父皇弃都西走、逃避抵抗阿拉伯入侵责任的行为极为不满。尤其是随同父亲西巡的麦兹乔斯（Mezizios）将军早就令他不放心，这个来自帝国东部亚美尼亚军区的赳赳武夫对家乡失陷痛心疾首，多次扬言要率兵出征，对君士坦斯二世一直心存不满，最终买通内宫仆人刺杀了皇帝。君士坦丁四世认为，父皇的做法只能使朝野浮动，民心不稳，军心动摇。所以，他即位后立即着手整顿朝纲。首先，他强化中央集权，整肃文武官员，清除和罢免主和派，提拔和重用主战派，对那些不忠于皇帝的将领和大臣格杀勿论。在这场斗争中，他的两个兄弟也不能幸免，被他残酷地剁去手脚。其次，他全面加强国防，调整对阿拉伯军队的作战部署。拜占庭军队经过数十年的抵抗阿拉伯入侵战争逐步积累了经验，对阿拉伯人的作战方式逐渐适应，一些军区已经能够有效地阻止敌军的前进。但是，阿拉伯人建立的近海舰队却构成了对君士坦丁堡的直接威胁。显然，阿拉伯人在陆地进攻受阻时，加强了对帝国首都的水上进攻。当时，哈里发穆阿威叶一世重新坐镇叙利亚前线，积极督战其海军向君士坦丁堡进攻，并派埃米尔法德拉为舰队司令，指挥阿拉伯水师突破拜占庭帝国达达尼尔海峡防线，攻占了马尔马拉海东南沿海的基兹科斯（Cyzicus，今土耳其的伊兹米特）。此城距离君士坦丁堡仅半日海程，自674年夏季开始，阿拉伯海军每年都以此为基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形成了对帝国首都的海上封锁。为了有效地反击阿拉伯海军，君士坦丁四世广泛征询退敌良策，得到了“希腊火”的配方和使用方法。据史料记载，希腊火是由佳利尼科斯（Callinicos）发明的。此人曾在叙利亚从事建筑业，在寻找和研究建筑用防水材料时对炼丹术发生了浓厚兴趣，进行过长期的化学研究，因此逐渐掌握了火药的配制方法。阿拉伯军队侵占叙利亚后，他随逃难的人群撤往首都，在途经小亚细亚地区时发现了当地出产的一种黑色黏稠油脂可以在水面上漂浮和燃烧，这种油脂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石油。佳利图3—7　君士坦丁四世尼科斯定居君士坦丁堡后，亲眼目睹了阿拉伯军队每年夏季从首都东、南两面的马尔马拉海上对首都的围攻。他提出使用火烧阿拉伯战船的建议立即得到君士坦丁四世（图3-7）的重视，他指示负责军械和武器生产的官员在大皇宫内组织秘密研制和生产，由佳利尼科斯担任技术指导。同时，皇帝下令对有关的一切事情特别是这种新式火器的配方和制作过程严格保密，甚至不许用文字记载下来。正是由于当时的保密措施才使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在浩繁的拜占庭帝国文献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我们只能从阿拉伯人的史书中略知一二。

在阿拉伯人的记载中，它被称作希腊火（Greek fire），而在拜占庭文献中则被称为液体火焰（υγρονπυρ）。据现代学者研究，希腊火是一种以石油为主体、混合了易燃树脂和硫磺等物质的黏稠油脂。它附着力强，容易点燃，但不具备爆炸力，因此便于携带和运输。其性状如油，可以在水面上漂浮和燃烧，其容易附着于物体表面的特性有利于火攻。经过配制的希腊火一般被装入木桶，运送到前方供守城将士使用。士兵们通常使用管状铜制喷射器向敌人喷洒，然后射出带火的弓箭点燃大火。根据一部古书中的插图，拜占庭海军派遣轻便小船引诱敌军大船出击，在诱敌过程中将大量希腊火洒在水面上，点燃后借助风力烧毁敌船。喷射器的结构并不复杂，大体类似于今日常见的儿童水枪，只是体积更大，喷口更粗，便于大量喷洒黏稠的希腊火。事实上，自拜占庭帝国的高加索和亚美尼亚地区发现石油以后，就有相当数量的原油被运往君士坦丁堡，对于它的可燃性人们也早已熟悉。佳利尼科斯的新贡献在于将相当比例的易燃物质加入石油，使得它的可燃性变为易燃性，成为新式武器希腊火。由于原料充足，拜占庭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生产出大量的希腊火。拜占庭守城部队就是依靠这种新式武器消灭了678年夏季进攻君士坦丁堡的阿拉伯海军。

在此之前，阿拉伯军事扩张几乎没有遭遇到顽强抵抗，阿拉伯军队在扩张战争中所向披靡，席卷了波斯和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领土。小亚细亚的山区作战虽然极为艰难，但是，阿拉伯军队仍然在缓慢前进，像大马士革、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泰西封和伊留波利斯等西亚和埃及的大城市都无一例外地被攻占。而对君士坦丁堡，阿拉伯骑兵却难有作为，因为该城西面陆地一侧有两道坚固的城墙，特别是外墙极为高大。因此，阿拉伯人决定从防务相对薄弱的海上发起攻击。在阿拉伯军队发动进攻之前，拜占庭帝国海军一直是东地中海最强大的水上武装力量，控制海上霸权几个世纪之久，几乎没有对手，君士坦丁堡临水方面似乎有一道天然防线，所以一直没有建造坚固高大的城墙。为了夺取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人建立了海上舰队，积极发展海上势力，修造舰船，抢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岛和沿海据点，并实施从海上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但是，阿拉伯水师遭到异乎寻常的顽强抵抗，最初的进攻并没有得手。临近马尔马拉海的各个港口均被拜占庭人封锁，使阿拉伯船只无法停靠。而阿拉伯军队从海上封锁君士坦丁堡的措施又没有起作用，致使阿拉伯军事扩张计划连续多年受挫。

678年夏季，哈里发穆阿威叶一世调集了更多船只，营造海上攻城器械，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6月25日清晨，前线总司令法德拉（Fadalas）指挥百余只阿拉伯战船浩浩荡荡直扑君士坦丁堡城下。拜占庭海军事先布置大量小船在城下海面上喷洒希腊火，等待阿拉伯舰船驶近，便施放带火的弓箭，点燃海面上漂浮的油脂，进而使阿拉伯海军的木船被大火烧毁，阿拉伯舰队近2/3的船只被烧毁。此战使阿拉伯海军再也不能组织起强大的攻势，只能退回基兹科斯基地。为了躲避拜占庭海军的反围攻，穆阿威叶一世命令剩余的阿拉伯船只向南撤退。在退却中，阿拉伯海军又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最后仅剩十几艘伤痕累累的破船，埃米尔法德拉也下落不明。而拜占庭海军则乘机在奇里乞亚海港城市西莱夫基亚（Silevkia，今土耳其的锡利夫凯）附近借助顺风，再次使用希腊火无情地打击阿拉伯舰队，使一度相当强大的阿拉伯海军几乎全军毁灭，最终仅剩几只小船逃进西莱夫基亚海港（图3-8）。图3—8　希腊火

阿拉伯军队遭到此次最惨痛的失败后被迫向拜占庭帝国提出和谈。678年，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双方订立30年和约，哈里发穆阿威叶一世表示降服，愿意每年向拜占庭帝国进贡。拜占庭帝国的军事胜利在东欧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阿瓦尔人汗王和斯拉夫人各部落首领纷纷前往君士坦丁堡请求和平和友谊，承认拜占庭帝国的宗主权。现代历史学家高度评价拜占庭军队在678年夏季取得的胜利，认为这是阿拉伯军事扩张势头正处于强劲时遭到的最严重的挫折和阻遏，阿拉伯人征服欧洲的计划因此最终破产。当代著名拜占庭学家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指出：“这一胜利使欧洲免遭阿拉伯军队的蹂躏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征服，其重大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胜利本身，它可以被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希拉克略一世的后人

君士坦斯二世和君士坦丁四世在希拉克略一世的后人中尚属有所作为的皇帝，后者除了抵抗阿拉伯人的军事进攻外，还积极发动对保加利亚人的清剿，但是未能取得胜利。685年夏季，35岁的君士坦丁四世因饮食不当，突发痢疾，死于腹泻。他死后立即由其16岁的儿子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685—695年，705—711年在位）即位（图3-9）。按照拜占庭学专家布莱赫尔的意见：“查士丁尼二世生性活跃，喜好炫耀自己，这位希拉克略王朝末代皇帝几乎继承了其祖先的所有缺点，从希拉克略的神经衰弱到君士坦斯二世的残酷无情。他极端无能，却千方百计表现自己。”他自比查士丁尼一世，不仅取名相同，甚至将其妻子改名为狄奥多拉，以此唤起人们对查士丁尼时代的回忆。在位期间，他派遣利昂提奥斯（Leontios）主动出击亚美尼亚的阿拉伯军队，一度迫使阿拉伯将领马里科（Abd al-Malik）求和纳贡，但是最终因拜占庭军队中雇佣的斯拉夫士兵倒戈而失败。为了补充拜占庭帝国短缺的人力，他整部落地大量引进斯拉夫人，安置新居民于东方前线军区。他还仿效查士丁尼一世积极干预基督教争端，不仅在君士坦丁堡宗教大会上否定了一性论信仰，而且以强制手段将亚美尼亚教会并入君士坦丁堡教会，引起各地基督徒的反抗，使帝国基督教争端在平息了相当长时间后再度兴起。也许正是因为他采取与查士丁尼一世相同的重税政策而导致民众不满，利昂提奥斯乘机发动叛乱，推翻了其统治，并将他处以削鼻之刑，流放克里米亚半岛的克森尼索（Chersonesus）。图3—9　查士丁尼二世

此后，拜占庭帝国宫廷如同走马灯一样，皇帝轮流登基，而后在血腥残酷的刑法中下台。伊苏利亚武夫出身的利昂提奥斯（Leontios，695—698年在位）曾因在小亚细亚作战失利被查士丁尼二世囚禁而怀恨在心，后勾结君士坦丁堡反查士丁尼二世的教、俗贵族势力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其在位3年，几乎无所作为。史书记载，由于他清理港口使老鼠逃窜，导致海外鼠疫在君士坦丁堡再度爆发。698年，其部下提比略三世（Tiberios III，698—705年在位）在远征迦太基途中拥兵自立为帝，而后在教会和首都民众协助下率军推翻利昂提奥斯，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后者削鼻，关入修道院。提比略三世在位7年，又被查士丁尼二世推翻。后者在流放地克森尼索娶当地可萨人汗王（Khazar Khagan）的妹妹为妻子，后在保加利亚人汗王帮助下，重新入主拜占庭帝国皇宫。很自然，复辟后的查士丁尼二世大举反攻倒算，将利昂提奥斯、提比略三世及其兄弟希拉克略和他们的家人一同游街示众，凌迟处死。查士丁尼二世第二次统治期仅维持了5年，又再度被其海军将领菲利皮科斯（Philippikos Bardanes，711—713年在位）的叛乱军队推翻。此次下台后，查士丁尼二世自感复辟无望，在小亚细亚逃窜途中杀死自己的孩子，强迫妻子改嫁印度厨师。菲利皮科斯的部将埃里亚斯（Elias）抓住查士丁尼二世后，亲自将其杀死，尸体被抛入大海，而将其头颅带回君士坦丁堡，分别在首都、罗马和拉韦纳各地示众。希拉克略王朝至此断绝。

血腥的宫廷斗争并没有停止，菲利皮科斯在位仅一年半左右便被奥普西金军区将领阿代缪斯（Artemios）发动的叛乱推翻，后者称帝后改名为阿纳斯塔修斯二世（Anastasios II，713—715年在位）。为防止菲利皮科斯复辟，阿纳斯塔修斯二世刺瞎其双眼，将他关入修道院，次年，菲利皮科斯病故。一年后，奥普西金军区再度兵变，拥立文官狄奥多西三世（Theodosius III，715—717年在位）为帝。经过半年的内战，阿纳斯塔修斯二世败北，被囚禁在塞萨洛尼基的修道院，4年后被新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 the Isaurian，717—741年在位）砍头。狄奥多西三世在位也仅一年半，又被阿纳多利亚军区将军利奥（即利奥三世）推翻，利奥三世以狄奥多西三世非法推翻阿纳斯塔修斯二世为借口，声称为其旧主报仇，但念及狄奥多西三世篡位并非出于其本意，而主要是因军队胁迫，故未予加害。利奥三世又考虑被废文官皇帝难以构成威胁，因此将其终身关入修道院。新皇帝利奥三世精明强干，建立了伊苏利亚王，结束了希拉克略王朝后期激烈的宫廷斗争。

第四章 毁坏圣像运动时代

一、伊苏利亚王朝的对外战争

1. 抵抗阿拉伯人入侵

利奥三世在位时，拜占庭帝国边境形势紧张。此前，北方崛起的保加利亚人在汗王阿斯巴鲁赫（Asparukh of Bulgaria，约646—700年）的率领下举族西迁，侵入黑海和多瑙河之间的拜占庭帝国领土。阿拉伯军队则乘机撕毁30年和平协议，在小亚细亚地区发动陆地进攻，709年夺取拜占庭帝国重镇迪亚纳（Tyana），亚美尼亚军区大部分丧失敌手，使拜占庭帝国东部边界向西后缩，离开了两河流域前线。在非洲战场上，一度被拜占庭军队夺回的迦太基地区再次遭到阿拉伯人猛烈进攻，帝国海军被迫撤回克里特岛（Crete）基地，阿拉伯军队最终完成了对非洲北部的占领。阿拉伯军队利用拜占庭宫廷内讧的机会，调集大军，水陆并进，直扑君士坦丁堡。717年夏季，由哈里发奥马尔二世（Umar ibn Abd al-Aziz，717—720年在位）的兄弟莫斯雷马萨（Maslamash）统率的10余万阿拉伯陆军，穿越小亚细亚地区，抵达赫勒斯滂海峡，在阿比杜斯（Abydos）率领的近2 000艘阿拉伯海军舰船的帮助下跨过海峡进入欧洲，从色雷斯方向严密封锁了君士坦丁堡与欧洲其他地区的陆地联系。同时，大量阿拉伯海军舰船团团包围了君士坦丁堡水上进出口。

利奥三世面对危急局势，冷静地分析了双方情况，认为阿拉伯人有备而来，远道奔袭，意在速决，而拜占庭人内乱方休，战备不足，因此只可以逸待劳，坚守不出，利用拖延战术令敌军疲惫，而后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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