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教训:精装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8-13 21: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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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习骅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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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教训:精装版

中国历史的教训:精装版试读:

中国历史的教训精装版习骅 著中信出版集团前言白胡子老人讲古今在我的老家,“故事”不叫“故事”,而叫“古诫”,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或者叫“古今”,相当于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小时候最爱听人讲古今。记得毛主席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天黄昏,我玩累了准备回家,看到两个白胡子老人蹲在老街街头,抽着烟袋,正眉飞色舞地讲古今。那时候人们都喜欢蹲着,可能是为了减少热量的消耗吧;而且言多必失,蹲着目标要小一点儿。我悄悄凑过去,蹲下来偷听。不知不觉天完全黑了下来,突然,其中一位老人家举起烟袋锅指着我说:“这孩子将来会看到不少大事,我们赶不上了。”从此我幼小的心灵里满是期待和焦虑,好比填满了烟丝的烟袋锅,动不动亮一下冒冒烟:我到底会看到什么大事?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后来“四人帮”倒台了,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整个社会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伸伸懒腰,动了起来。人们整天忙碌着,脸上洋溢着笑意,头发烫了,裙子短了,在电视机大声播放《射雕英雄传》的间隙,房子盖起来了,甚至开上了汽车——过去全县只有一辆,是县委书记坐的……这一切如同变戏法一样,是在慢吞吞的中国历史的一瞬间实现的,今天细细回想,仍然以为在梦中。有一天我终于恍然大悟:改革开放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世界,这事还小吗?其实这只是故事的开始。政治家好比家庭主妇,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说邓小平做了一块大蛋糕,基本解决了效率问题,那下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公平问题,也就是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切得更合理。干部的作风问题和腐败现象既是社会不公的重要表现,又是社会不公的重要原因,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拦路虎。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严肃的历史课题。白胡子老人的预言再次应验: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列车陡然提速,正党风、反腐败风暴更是摧枯拉朽,速度和力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网上网下,一片欢呼!在人的思想渐趋多元的今天,这种一致并不多见,何况它更多来自于理性:一个国家只有安上了效率和公平两个翅膀,才能昂首飞翔于世界,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非如此。邂逅伟大的历史节点自然幸运,更重要的是参与。党的十八大闭幕距我写下这篇前言24个月了,我借《中国纪检监察报》讲了24个“古今”,以特写镜头,放大了古今中外不同类型公职人员的奇异形象。看起来我在说故事,其实也是在写时评,目的是与广大党员干部共同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同加深对中央大思路的理解,共同增强创造历史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不在王岐山同志所称的“输不起的斗争”中掉队或脱逃,不与历史车轮背道而驰。同时,我也在悄悄告诉社会大众,对反腐风暴不能止于欢呼,更不能止于围观和猎奇,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民族的共同梦想,没有全民族群策群力就不可能实现。24个“古今”里既有清官能吏忠臣,又有贪官懒官巧官;既有守规矩识大体的好党员,又有犯了低级错误的高级干部;既追溯了中共成功的历史文化根源,又透过表象挖掘了苏共溃败的深层原因。24个“古今”里的不同人物,有的伟岸得让人拍案叫绝,有的卑劣得让人不可思议,有的愚蠢得让人顿足捶胸,个个似曾相识、如在左右,不是成功的经验就是“历史的教训”。根据读者反馈和领导意见,现将报纸上的24个“古今”稍加修整,奉献于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用心的作者加上思考的读者,等于一本书的完整价值。读了这本书,如果你的头脑中闪现了这样的问号,我会深感欣慰:100年后,当白胡子老人讲述今天这段历史的时候,你会是24个“古今”里的哪个人?为了超越历史的教训,你做过什么呢?上编朱元璋大力整顿官吏作风,在改善文风、提高效率上动了不少脑筋。就在狠揍茹太素之后,他命令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现存朱元璋的许多重要指示,干脆就是口语,乡下老太太都能听得懂记得住,这在历代皇帝中极少见。朱元璋为何暴打茹太素《明史》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段子”,今天读来还让人会心一笑。1376年,司法部副部长茹太素给朱元璋打了一份报告,长达17 000字。朱元璋看得眼花,就让秘书王敏念给他听,都念到6 300多字了,还不知道要说啥。朱皇帝实在受不了,当场找人把茹部长狠揍了一顿。第二天他让王秘书接着念,从第16 500字到结尾,茹太素提了五条工作建议,这些建议很有参考价值和可操作性,朱皇帝采纳了其中四条。事后朱元璋苦笑说:“当大臣不容易,当皇帝又容易吗?我需要的是接地气、解难题的好主意,可明明500字就能说清楚,这老茹偏要整一大堆没用的,真耽误事。”一直有人对朱元璋暴打茹太素有看法。对下属一不合意就动手,作风确实简单粗暴,但了解背景后,对事情的理解会更全面。朱元璋定都南京时,新政权面临大量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内外形势都很严峻。社会经济凋敝,土地不均,农业基础设施阙如;饥民遍野,人口数量下降;各业不兴,社会无法正常运转;矛盾尖锐,官民冲突时有发生。退居塞北的残元势力企图卷土重来;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日渐强大,虎视眈眈。特别是进城之后,明政权中许多官员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各派人马争权夺利,贪贿成风。中央政府权威低下,政令不出南京城。官风虚头巴脑,政权在文牍中空转。总之,此时朱家王朝基础不牢,随时可能夭折。朱元璋忧心如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做了一系列的重大整顿和改革。就在狠打茹太素这年,朱元璋废除了元朝的行省制度,在全国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设“三司”分管行政、军事和司法,构建了明王朝的行政和统治架构。他借鉴汉初经验,实行轻税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各种措施,创新惠农利民政策以收拢人心。在打击贪腐方面,朱元璋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卖力,其手段之残酷可谓空前绝后,明初吏治因此稍显清明,政权的合法性迅速得到社会承认。朱元璋大力整顿官吏作风,在改善文风、提高效率上动了不少脑筋。就在狠揍茹太素之后,他命令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现存朱元璋的许多重要指示,干脆就是口语,乡下老太太都能听得懂记得住,这在历代皇帝中极少见。制度加榜样,不着边际、不负责任的议事方式逐渐改变,使得有明一代公文简练有骨,行政效率较高。明后期有两个懒皇帝二三十年不上朝,政权竟照常运转,不能说与此无关。史家认为,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封建君主之一。他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的制度典章,不但打下了明朝200多年基业,还影响到清朝,所谓“清承明制”。自明到清,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渐趋完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史鉴凿凿。试想,当初如果朱元璋放任官员队伍混日子、玩虚的,把时间年复一年耗在文字游戏中,不要说成就伟业,就是当个“维持会长”都很难:以当时的形势,朱氏很可能像后来的李自成一样昙花一现。所以,茹太素这样没有使命感、紧迫感的官员,遇到有抱负、真干事的朱皇帝,不挨揍才怪!2012年12月28日发表于《中国纪检监察报》历史机遇总是稍纵即逝,一步得生,一步得死,岂容贻误。僵化的思想、狭隘的私利,导演了崇祯皇帝君臣极不负责任的议事秀,空留千古憾事。可见,改进文风会风,清扫作风背后的垃圾,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衰,是极其严肃的政治课题,绝非枝节小事。崇祯本可不上吊崇祯之前的三个皇帝简直匪夷所思,绝对是皇帝中的奇葩:神宗30年不上朝,好几茬高干到退休都没见过领导;光宗是个花痴,上台不到一个月,直接牺牲在床上;熹宗的木工和瓦工手艺绝对一流,本职工作统统麻烦魏忠贤代劳。崇祯帝却一反常态,是个勤政廉政的模范,工作17年,病假都没请过;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为减轻财政负担,让老婆做饭织布。这样一个不错的皇帝,却于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深夜,在离紫禁城一箭之遥的煤山(今景山)悬树自尽,在遗书中请求李自成不得伤害广大群众。3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景山公园崇祯自缢处,看着冰冷的纪念碑,不禁替他抱屈:老天爷咋不让他多干几年呢?明末清初 项圣谟 大树风号图一个王朝的灭亡自有其必然性,山都挡不住,但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老天爷曾经给过崇祯两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用上吊,不用当大明的末代皇帝,甚至不排除成为复兴王朝的英雄。但是,僵化的大脑、无休止的会议和一个又一个文件,还是把他和他的国家逼上了煤山。第一次机会。甲申年正月,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只需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形势瞬息万变。大年初三,崇祯叫来太子办公室的李明睿开小会,研究应急方案。李明睿的意见是南迁。他认为,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就能缓过气来。当年宋高宗赵构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荣富庶的南宋,赵家天下又延续了150多年。咱大明的条件比那时候强多了,地方比它大,物产比它丰富,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设南京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李明睿敦促,只要您下决心南下,东山或可再起,大明中兴有望。沿途的河北、山东、江苏的情况目前还不错,安全不是问题。总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尽快动身为好。李明睿说得有根有据,崇祯听得入神,两人深谈了一昼夜。不过,按明王朝的制度,皇帝的重大决策需要得到政府支持;而且崇祯还担心,如果自己出头提出放弃首都和祖陵,身后一定挨骂。最好由政府部长们在会上先提,自己假装不同意,部长一再劝迁,自己不得不同意——这样的决策过程最完美。会上,崇祯帝流着泪试探说:“形势都这样了,我想亲自上前线,战死疆场,你们都别拉着我。”各部部长争着要为领导分忧,代皇帝出征,就是没人提南迁。李自成大军越打越近。崇祯暗示李明睿写一份报告,把南迁议题公开化,试图倒逼政府。政府首席部长陈演反对南迁,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谣言四起,人心大乱。他还嫌不够,指使一个小干部向上递材料,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是“邪说”,强烈要求严肃处理李明睿。政府坚决反对南迁并非偶然: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士大夫阶层长期被正统教育洗脑,早已失去判断能力,坚信撤退可耻,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二是为了保命和推卸责任。南迁成功还好,万一失败,出主意的、附议的,肯定没有好下场。三是实际利益上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带走,丢了北京还不知便宜谁。最要害的问题在于,南迁之后,南北两个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官,官员们思量的是:俺的位子还有没有、好不好?这样,大家都觉得等等看看最保险,不愿轻易下赌注。李明睿非常气愤,又加以回击。支持和反对的都撕破了脸,一时间笔墨乱飞,会议不断,轰轰烈烈,就是没有结果。崇祯皇帝急得不行,有一次开会前,他甚至把话说白了:“老陈,这事儿请您替我担待着点儿!”但是陈演在会上一直笑而不言,崇祯几次逼他发言,他都是笑笑而已,气得崇祯一脚踢翻了椅子。这样一折腾,一个多月就过去了,形势更加凶险。在二月二十七日的会上,崇祯呼吁大家敞开说,说错了不要紧。他寻思,哪怕两派势均力敌,哪怕只有一个人说到点子上,他也好拍板。但结果依旧。紧接着,李自成大军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北京危殆。崇祯终于忍不住了,他果断跟李明睿等人摊牌:“不管他们了,这事我说了算,咱们立刻南迁!”李明睿叹口气:“来不及了,沿途我军都被打散了,北京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第二次机会。不可思议的是,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大明王朝居然还有一口气。李自成本是个在政府招待所干苦力的粗人,并不具备政治家的博大胸襟,所以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也不太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三月十七日都打到今复兴门一带了,他居然在次日上午给崇祯写信,要求和谈,并且要价不高:割让西北一带给他,西北实行高度自治,不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拨付100万银两慰问金给他,他替政府打击敌对势力,包括虎视眈眈的东北满人集团。傻子都知道这桩买卖不赖,况且别无选择,但大家都不表态。如果说南迁问题还可以拿出来说说,那么割地赔款这顶政治帽子太大了,没人敢碰。但是不发言也不对,于是部长们一个接一个慷慨陈词,愤怒谴责敌人的狼子野心,决心血战到底,与北京共存亡。李自成凭空送来的大礼,根本不在明王朝最后一次最高国务会议的议题之内。崇祯本想乘着夜色混出城去逃命,但是从安定门、朝阳门到前门,没有一个门为他打开。眼看天要亮了,只好孤独地走向了煤山……他死后仅三个小时,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那些政治坚定、慷慨激昂的部长们血战到底了吗?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队请求安排工作。景山公园那块石碑上刻的是“明思宗殉国处”,“思宗”是崇祯的庙号。的确,崇祯和明朝的悲剧留给后世沉重的思考。崇祯皇帝死后不久,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给南明的史可法写信,说得非常到位,也好像在替敌人难过:你们明朝的干部根本不考虑国家利益,就喜欢唱高调、讲大话,哪怕火烧眉毛了,还慢条斯理地穷白话,拍个板比盖栋楼还难。当年北宋研究对策还没散会,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历史机遇总是稍纵即逝,一步得生,一步得死,岂容贻误。僵化的思想、狭隘的私利,导演了崇祯皇帝君臣极不负责任的议事秀,空留千古憾事。可见,改进文风会风,清扫作风背后的垃圾,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衰,是极其严肃的政治课题,绝非枝节小事。2013年1月18日发表于《中国纪检监察报》因为舍弃,她得到了内心的安宁,因为奉献,她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她的人生因此洒满了阳光,这是只知索取的人无缘享有的。谁是最快乐的人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的失与得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我随领导到直属单位中国新闻社调研,周秉德副社长认认真真地给我们介绍情况,还热情地端茶倒水。告别的时候,领导指着我对周秉德说:“这是你的老乡,淮阴人。”周秉德一听特别高兴,拉着我的手连声说:“小老乡、小老乡!”当时,我到中央机关工作时间不长,觉得对工作对象应保持一定距离,就没过多寒暄。回到机关后,领导说:“周总理的家风就是不一样,周秉德是总理的亲侄女,跟总理和邓大姐在中南海长大的,你能看得出来吗?”我一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周秉德女士与伯伯周恩来,照片拍摄于1951年,周秉德时年14岁。以后,只要一看到我,周秉德总是笑盈盈地叫我“小老乡”,让我心里暖暖的。年底,在审核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填写的表格时,我发现周秉德学历一栏填的是“中专”,心想学历是提拔干部的硬杠杠,填错了可要吃亏的,于是我就打电话让她纠错。周秉德哈哈一笑说:“谢谢小老乡,不过确实没填错,我就是中专生。”我惊讶地问:“以您的条件,怎么会不读大学呢?”周秉德解释说,中学快毕业的时候,周总理问她怎么打算,是上大学还是上中专?她说当然是上大学,再说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是拔尖的。周总理问,那毕业以后做什么呢?她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呀。周总理说,既然如此,还是上中专比较好,上大学要读四五年,有的专业时间更长,中专只需两三年就毕业了,可以提前好几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呢!周秉德觉得很有道理,就高高兴兴地考了中专。我还是有点儿转不过弯,直直地追问,现在学历这样值钱,大家都在整学历,你不后悔呀?周秉德说,好多人也建议她赶紧拿个文凭啥的,可是现在工作这样繁忙,还是抓紧时间干活吧,读书不就是为了工作吗?周秉德一席话,使我觉得和这位老乡的距离更近了。第二年,单位开始分房子了。那时候,中央机关房源十分紧张,往往数年才能分一回,僧多粥少。一时间,机关里的气氛既热烈又紧张,大家都热盼能搭上这班车。分房结束后,我准备叫上几个老乡,去庆贺周秉德的乔迁之喜,可她莞尔一笑,说她没要房。我十分震惊地追问:您一个副司级干部,住房不达标,按照规定完全有资格拿一套大房子,又不违纪,为什么不要?她说,不少同志结婚多年还合住筒子楼,一家老小转身都难,怪不容易的,她房子虽说不大,好歹有地方住,怎么忍心跟他们抢。我说,那你儿子结婚怎么办呢?她乐了,说要是这样考虑的话,那多少房子也不够分,还有孙子、重孙呢。周秉德一席话,加深了我对她的敬意,心想,领导说得对呀,周总理的家风就是不一样!一天,来京出差的淮阴市委书记找到我,要我帮个忙。原来,周秉德从来没有回过淮安,家乡人民怀念周总理,自然希望总理的后人多回去看看,但是做了多次工作,她都谢绝了。我找到周秉德,问她是怎么想的。她说,她就是怕耽误家乡领导的时间,淮阴是革命老区,在外工作的老同志和老同志的后人不少,他们没事都回去溜达溜达,恐怕人家就没法工作了,家乡还怎么发展呢?转眼间,仍然是副社长的周秉德快到退休年龄了。那个时候,退休制度还不是十分严格,到年龄后多留任几年甚至争取“提级后再退”的情况并不少见,我就对她说,您经验丰富,多干两年对事业有利,别急着办手续。周秉德笑着说,她保证今天到点,明天就不来了。不给新人添乱就是帮忙,对党的事业更有利,你说对不对?周秉德说到做到,退休后一直安静地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简易公房里。起初,每当有熟人跟她说,退休后情绪难免低落,最好常回单位走走,她总是乐呵呵地掏出钱包给人家看照片:“这是我的双胞胎孙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周秉德总是这样快乐,这快乐源于本真,发乎自然。因为舍弃,她得到了内心的安宁,因为奉献,她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她的人生因此洒满了阳光,这是只知索取的人无缘享有的。周秉德平凡中的高尚正是周恩来总理至真人性、至纯党性的延续,折射了周恩来精神的深刻文化底蕴:无私的人最快乐,施予的人最幸福!作为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一部分,周恩来的崇高精神品格不但哺育了他的子弟,还像不竭的清泉,永远洗涤和滋润着所有中国人、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2013年2月25日发表于《中国纪检监察报》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纪律面前不存在所谓“大人物”和“特权”。这是因为,同样是破坏纪律,领导干部所造成的后果,一般比普通党员更严重;级别越高,危害越大。高级干部的低级错误一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对西餐情有独钟,由此铸成大错。1950年1月29日,在蔡孝乾家蹲守了三个月的台湾国民党特务,正要撤走,没想到有人自己送上门来。特务问:“姓名?”“张三。”“来这干什么?”明 徐渭 花竹图(局部)张三叹口气:“想来老朋友家蹭饭吃。你们有好吃的吗?”不管张三是不是蔡孝乾,先稳在这里做诱饵再说。于是特务天天给张三买饺子吃,吃得他心满意足。过了几天,张三的胃口提高了:“哥们儿,我想吃牛排都快想疯了!”特务们很慷慨:“你看去哪家?”张三脱口而出:“去波丽露吧!”波丽露是台北市最有名的西餐厅,看来张三是一条大鱼。张三果然是美食家,牛排只要半熟,刀叉运用自如,酒水点心、主菜配菜,一样没少点。末了,打着饱嗝发感慨:“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啊,过瘾、过瘾!”享受了大餐当天,张三神不知鬼不觉溜走了,气得特务头子谷正文拍着桌子大叫,不把这家伙抓回来,你们都去死!经过与照片比对,发现“张三”正是蔡孝乾!进一步搜查蔡家,又有意外收获:蔡孝乾太不专业了,竟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了一堆人名,比如吴次长!国民党党政军机构中,姓吴的副部长只有一个人:“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吴石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官阶最高、地位最险要的干部,被捕之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他的牺牲所造成的损失不可弥补。但是蔡孝乾人在哪里?这天,嘉义县报告:有人冒充共产党台湾地区负责人,多次向当地有钱人拉赞助,承诺台湾解放后安排出资人当官。拿了钱之后,他就去吃喝嫖赌。谷正文立即派人赶往嘉义。刚到目的地,特务就发现路上有个人很显眼,因为他穿着西装!到了跟前,特务们乐了:“蔡书记,您这是去哪里呀?”蔡孝乾十分沮丧:“去镇上,想吃西餐想疯了。”特务们消遣他:“你做地下工作的,在乡下还穿着西装?”蔡孝乾说:“吃西餐当然要穿西服。”特务们与他做交易:“要么现在就死,要么天天吃西餐,你决定吧!”蔡孝乾犹豫了一下,咽了一口唾沫:“能不能吃了饭再商量?”嘉义的西餐水准比不上台北,蔡孝乾照样吃得津津有味。酒足饭饱之后,蔡孝乾当场选择归顺国民党。“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蔡孝乾既爱美食,也爱美女。妻子病故后,他连哄带骗,霸占了只有14岁的小姨子。蔡孝乾希望把小姑娘接过来一起住,最好给点儿钱把喜事办了。特务们一听,都惊呆了。蔡孝乾有着耀眼的经历。由于工作出色,很受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器重,是唯一走完长征路的台湾省籍干部,担任过八路军总政敌工部长。在延安,他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处分过。抗战胜利后,中央考虑到他熟悉台湾,对他委以重任,寄予厚望。1946年7月,蔡孝乾到了台北,建立了组织,各项工作风生水起。不久,蔡孝乾被花花世界吸引,作风漂浮起来。他热衷于跟地主、资本家打交道,喜欢炫耀自己的真实身份,侵吞了一万多美元公款,天天带着小姨子吃喝玩乐。中央的嘱托、党的纪律和地下工作的基本规矩,统统被扔到脑后。蔡孝乾叛变后,疯狂地把枪口指向了他的战友们,台湾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谷正文也承认,蔡孝乾如果像周恩来那样坚定缜密,台湾历史可能会改写。蔡孝乾并非唯一。早在20年前,一个更大的人物也干过这种事。二顾顺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领导班子成员。他的爱好是玩魔术,水准相当高。1931年美丽的春天,武汉市民被一个魔术师彻底镇住了。当时,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突然冒出了一颗明星。此人总是扮成西洋小丑,憨态可掬。他的表演出神入化,观众看得目瞪口呆。一时间,口口相传,一票难求。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特务头子徐恩曾派了一个中共叛徒跟踪魔术师。4月24日傍晚,叛徒认出卸了妆的魔术师,正是自己在中央特科的老领导顾顺章。叛徒冷不丁叫一声:“老顾!”顾顺章一回头,束手就擒。徐恩曾客客气气地跟顾顺章交心。仅仅两个小时之后,顾顺章就宣布投降。顾顺章出身底层,脑子灵光,陋习不少。参加革命后,组织上派他与陈赓一道,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和特工业务。顾顺章如鱼得水,很快学了一身绝活,易容化装、魔术表演、机械修理,无不精通,甚至能让手枪消音,为党屡建奇功。连国民党特务机关都认为,顾顺章是大师级的特工,他叛变后,徐恩曾首先让他给手下讲专业课。随着业绩和地位的上升,顾顺章贪图享受的毛病凸显了。这之前的一个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工作。完成任务后回到武汉,他竟悄悄包了个二奶。这种事最费钱,但也难不倒顾顺章。他讨厌隐蔽战线纪律严、不自由,渴望走到聚光灯下,露露脸、弄点儿钱。台下的掌声、粉丝的倾慕,特别是来钱那么容易,让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春风得意,欲罢不能。由于顾顺章掌握了几乎所有的核心机密,他的叛变给我党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党的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以及隐蔽战线的许多骨干,接连惨遭毒手,连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未能逃脱。如果不是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反应神速,如果不是周恩来处置得当,中共中央第一时间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后果不能想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全国通缉这个“中共最危险的叛徒”。在中国革命史上,这样规格的通缉令仅此一回。三作为受党教育多年、肩负重大使命的高级干部,蔡孝乾和顾顺章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毫无顾忌地践踏党的纪律?个人嗜好的乐趣果真如此之大,足以与党的事业和个人的千秋声誉交换吗?据谷正文回忆,他第一眼就看出蔡孝乾没什么信仰,“只要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个时候,他什么话都会说。”他认为,台共之所以失败,“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被捕的几个工委领导,当时在狱中天天开蔡的批斗会,也说他“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当顾顺章的行为越发散漫不羁的时候,他的老同学、中央特科的同事陈赓,忧心忡忡地跟人说:“老顾迟早会叛变投敌,你信不信?”中央特科的另一个干部、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也有预感,因为她发现顾委员“吸鸦片、打老婆、逛妓院”。徐恩曾晚年出版了一本书,详细回顾了顾顺章事件。经过刻意安排的闲聊,徐恩曾判定,顾顺章思想空洞无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不多,更谈不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干革命工作就是为了混饭吃。让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反水,不用费多大力气。果然,随着谈话的深入,顾顺章脸上的敌意越来越淡。最后,顾顺章说:“你让我考虑一下。”于是,这个曾让国民党闻风丧胆的红色特工,投入了敌人的怀抱。看起来,蔡孝乾和顾顺章有着共同的行为链条:因为强烈的私欲,漠视党的纪律,背叛了最初的选择。实际上,正是苍白空洞的灵魂,使这根链条得以形成。私欲本是人性之常,如果胸怀理想信念,必然心存敬畏,贫贱、富贵、威武不能夺其志。一旦根基摇摆不定,纪律必然形同虚设,恰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总开关”问题解决不好,这样那样的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一个党员对纪律的态度,是检验其忠诚度的硬指标,是确认其信仰牢固与否的度量衡。共产党存在的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使它与资产阶级市侩政党根本不同。在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前,纪律最重,人民最高,党的利益最大。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自觉战胜人性的弱点,从根本上解决遵守纪律的问题。同时,党对领导干部比对普通党员的要求更高,一贯强调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纪律面前不存在所谓“大人物”和“特权”。这是因为,同样是破坏纪律,领导干部所造成的后果,一般比普通党员更严重;级别越高,危害越大。蔡孝乾、顾顺章的覆辙鲜血淋漓,教训历久弥新:主动培根固本、祛病升阳,是领导干部的基本政治责任、终身政治义务,被动接受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司机一心要把汽车开下悬崖,谁能挡得住?2013年3月11日发表于《中国纪检监察报》事情就怕开头,当家的一旦自坏规矩,跑腿的正好有了机会,乐得跟着揩油,上梁不正,底梁倒得特别快。权力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铁笼,如何有效约束人性,如何保证制度的权威性和长期性,也许是历代有志君主最头疼的事。慈禧收礼清朝立国之初定下了一条死规矩:皇家不得收受臣属财物。明王朝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所以在清朝前期,皇室上下无人敢逾矩,风气焕然一新。时过境迁,清朝中期之后,这项制度的约束力开始打折扣,但只是遮遮掩掩地做,一旦败露还是要掉脑袋。晚清纲纪废弛,或明或暗向宫里送东西的多了起来。国家正走下坡路,皇帝急需任用干部,所以往往睁只眼闭只眼,但遇到参劾举报,多少也得处理一下。把清初的制度一脚踢开,不但公开收礼、甚至还鼓励送礼的,正是慈禧本人。1900年8月15日凌晨,为躲避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长途跋涉70多天,经历十分悲惨,经常饿肚子,晚上找不到躺的地方,就枯坐着等天亮,还时时担心追兵到。好不容易到了西安,一些地方的达官显贵带着各色礼品,陆续前来慰问,从食品到珠宝无所不有。1902年初,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回京时瓮城内的情景。也许是出于对一路艰辛的补偿心理,慈禧见到大家带着东西来,竟十分开心,高高兴兴地照单全收。这还不算,对于送礼送得到位、送得新奇、送得可心的,立马发文提拔。西安有个女富豪送了两扇楠木门板来,慈禧十分喜欢,苦于没有女干部编制,干脆认了干女儿。这下大家看明白了,谁埋头拉车谁是傻瓜,赶紧筹款办货吧。于是,就在八国联军肆虐国都、涂炭人民之时,往西安送礼蔚然成风。慈禧住处天天人来车往、热热闹闹,俨然一个交易市场。第二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局势稍缓,慈禧终于在1902年初,携大量金银财宝、古玩字画,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北京,街上行人以为是御驾亲征大获全胜,带着战利品回朝了。风气既开,此后各地争相进京孝敬太后,竟然成了常态。忽然有一天,慈禧召集荣庆和瞿鸿禨两个重要的干部开会。她说,她和皇帝西巡期间,生死难卜,很多省领导带着吃的喝的慰问他们。她深知有祖制在,但是当时情况特殊,连吃饭都成问题,再加上人家那么辛苦跑过来,也不忍心推辞。现在形势仍然严峻,唯有励精图治,才有中兴的希望。经过慎重考虑,她决定不能再开这个口子了,以后各省进京不要再带东西了,有违反的,要批评,要制止。今天找你们两个来,就是想听听意见,你们看这样子好不好?清 慈禧 禄禄荣华荣庆一听特别高兴,马上跪下磕头说,这个决定太好了……还没等他说完,瞿鸿禨拽了他一把,接上了话茬:“这个决定太好了,对各级领导干部是个教育和关怀,大家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上下同心,再创辉煌。”接着话锋一转,十分诚恳地说道:“其实,各地带来的都是些土特产,根本不值几个钱,这点儿小事您还挂念着!按照古代制度,疆臣进京是必须带重礼的。现在下面为何过来?一是因为突发事件多,不请示报告就要误大事;二是对您感情深厚;三呢,这也是中央权威的体现。至于土特产倒在其次,东西不多,是人家一片心意,老百姓走亲戚还带只老母鸡呢。现在咱国家大事急事难事特多,我看那点儿小事不如先放放,等局势稳定了再定也不晚。”听了瞿鸿禨的高见,慈禧浅浅一笑,没吭声。于是散会。刚出门,荣庆就埋怨瞿鸿禨:“太后的决定很英明,早该如此了,你应该大力支持才对,怎么能唱反调呢?”瞿鸿禨笑眯眯地拍了拍荣庆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开导他:“老弟呀,你还年轻呀,你刚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还得慢慢学。在领导面前,咱一句话说错,前途可就没了。老话说‘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你记住这个,准保福禄无边。”荣庆果然官运亨通,先后当过刑部、户部、礼部一把手,还进过军机处,可见瞿鸿禨的现场教学效果相当好。可惜好景不长,不久慈禧病亡,又过了三年,辛亥革命爆发。领导带了个坏头,下属推了顺风车,政权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段史实勾勒出晚期封建官场的一般规律。腐败导致亡国的道理,有切肤之痛的是开国之君,他们认真总结前朝教训,通过建章立制和严刑峻法,试图让江山永固,用心可谓良苦。事情就怕开头,当家的一旦自坏规矩,跑腿的正好有了机会,乐得跟着揩油,上梁不正,底梁倒得特别快。瞿鸿禨这些官油子,当然知道上梁歪到了什么程度,何不有样学样,上下同腐、各得其所,直至上下同归于尽,至于当年鲜血换来的江山,谁也不心疼!更意味深长的是,在晚清官场,瞿鸿禨和荣庆的操守和能力还算不错的。可见,权力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铁笼,如何有效约束人性,如何保证制度的权威性和长期性,也许是历代有志君主最头疼的事。我们党在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战略部署中,不但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做执行制度和反对特权的表率,还把领导干部作为廉洁从政教育、制度设置、权力制约监督和案件查处工作的重点,其历史意涵丰富,现实意义深远。2013年4月1日发表于《中国纪检监察报》科举制度淘汰了陈规陋习,拓宽了发现人才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才质量,对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十分有利。钱穆先生看得最清楚:科举取士使得“此1 000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赵匡胤与官二代一公元968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正高兴地审阅新科进士名单,突然皱起了眉头,于是有了他和宰相赵普的一段对话。赵匡胤:“名单上名列第六的陶邴,是翰林学士(相当于办公厅主任)陶谷的儿子吧?”赵普:“是的。这孩子学习很刻苦,是个大才子。”赵匡胤:“这次考试主考官是谁?”赵普:“是……陶谷。”明 刘俊 雪夜访普图赵匡胤:“儿子参加考试,老子为什么不回避?”赵普:“老陶自己提出回避了,但是实在没有合适的人替他。这父子俩都是规矩人,小陶又有实力,所以我们就没深究。”赵匡胤(拍了一下桌子):“不长脑子!你们要动摇国本吗?”没等赵普想明白领导为什么发火,赵匡胤就下令立即拟旨。这是一道载入史册的圣旨:今后,对上了预备录取名单的官二代,由礼部牵头,额外增加一道复试,不通过不录取。在科举取士过程中,对官宦子弟严格设限,贯穿了整个宋代,有时甚至显得不近人情。1038年的殿试,六个高干子弟榜上有名。宋仁宗认为这很丢人,连夜通知这几家家长:赶紧做孩子们的工作,给穷人让让道!朝廷每回圈定殿试名次时,都尽量把干部子弟往后排,以至于形成了礼让平民子弟的良好风尚。宰相范质的侄子范杲就说,我们家庭条件好,不该与平民争利。于是主动放弃了殿试,经商办企业去也。宋代民间有这样一句俗语:“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表明社会普遍承认科举的公正性。据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考证,在1256年录取的601名进士中,平民子弟达417人,占压倒性的大多数。宋代的这种做法对后世统治者启发很大。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会试结束后,康熙皇帝忧心忡忡地对内阁说:“我认真研究了录取名单,发现干部子弟居多,老百姓会不会有意见?”于是完善了相关制度,例如为抑制“缙绅之家多占中额,有妨寒峻进身之路”,分设“官生卷”、“民生卷”,官二代只能考“官生卷”,试题比“民生卷”深得多,实际上增加了平民子弟的上榜机会。晚清吏治腐败至极,买官卖官、突击提拔、优汰劣胜之类屡见不鲜,只有科举这个入口处还算干净,制度相对严密,统治者也较真。虽然也出现过一些科场弊案,但制度设计本身和上面的决心很少受质疑,“萝卜”招聘等情况更是难得一见。费孝通先生专门做过统计,发现清朝科举录取的平民子弟,向上五代均无功名的,占13.33%;父辈无功名的,占33.44%,两项相加达46.77%,与官二代的录取率大致持平。这样的社会流动速率,同20世纪的美国相当!二人治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基本特征,总体上没什么规矩可言,奇怪的是,统治者单单在科举取士这个问题上,小心维护制度,刻意显示公平,这是为什么?第一,没有公平公正,科举就失去了进步意义。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门阀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本质上都是世袭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干部队伍近亲繁殖,一代不如一代。科举制度淘汰了陈规陋习,拓宽了发现人才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才质量,对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十分有利。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李约瑟先生称科举制度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取士甚至也成了西方公务员制度的模板。但是科举又是一项十分残酷的制度。由于任何人都有考试资格,考生基数巨大,而进士录取率仅在10%左右,竞争之激烈,远非今天的国民教育考试可比,因此谁都梦想能走个捷径。但老百姓无权无势,除了干瞪眼别无他法。一旦科举取士没了规矩,乱开口子,只要有权有势,就能肆意妄为,干部队伍必然泥沙俱下,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如何治理?看来赵普的大局观确有欠缺。第二,科举是一项导向双赢的高明的制度设计。考试不论出身,标准唯一,打开了社会底层的上升通道,杜绝了阶层和阶级固化的可能,使社会达致动态稳定。钱穆先生看得最清楚:科举取士使得“此1 000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人是理性动物,既然个人奋斗就能改变命运,还有必要揭竿而起吗?既然皇上不偏心,我为什么不紧密团结在他老人家周围呢?清兵入关之初,江南文化人十分抵触,等到科举一开,读书人一窝蜂涌向考场,局势便迅速稳定。清代科举吸引力有多大?每次考试都有爷爷、太爷爷级的考生。康熙三十八年,广东顺德有个叫黄章的百岁老寿星,也跋山涉水进京赶考。老人家如此,何况年轻人!自隋文帝开科举,到光绪帝废科举的1 300年间,进士总计10万人,举人、秀才以百万计。可以想见,科举制度消化吸收了多少李自成、洪秀全!所以,当看到新科举子悉数跪在脚下,唐太宗得意地笑了:“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啦!”赵宋王朝享国319年,时间之长,在封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两汉,并且,始终没遇到像样的农民起义,最后亡国也不是因为内乱,这与其严格的科举政策直接相关。破坏这个官民两利的社会政治制度,龙椅能坐这么久吗?赵匡胤对赵普发火,原因在此。第三,在科举取士中体现政治清明,契合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中国人对“公平”问题历来敏感,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个人的成功同时也是家庭和整个宗族的荣耀。只要子女有出头之日,人们可以忍受任何苦难,宁愿付出任何代价。而科举制度的本质正是机会均等,所以统治者总是手指贡院反复提醒:面包会有的,只要你努力!而对草根平民来说,唯有科举还算靠得住、信得过,有分数线就有希望,考不取也不怨政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如此豪迈的励志谣,正是这种制度成功的体现,也是这种制度之下社会文化心理的写照。假设,科举取士不讲规矩、没有公平,大蛋糕完全由官二代、富二代独吞,穷人的孩子不管多努力、多出色,永远是“屌丝”、“屁民”,如蚂蚁一般自生自灭,那么,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内心的屈辱和绝望,将会汇聚成多么巨大的破坏力,足以让任何一个政权烽烟四起,一日不得安宁!1905年9月,光绪宣布废掉科举,严复惊呼大事不好,因为除了科举,大清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老百姓留恋的。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提出,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科举取士中,赵匡胤们对官二代实行严格限制政策,隐含着深邃的战略意图和政治智慧,值得我们在建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伟大工程中,用心思考、体味、借鉴;在面对升学、就业、公务员考试和干部选拔使用中的不公问题时,要看得远点儿、想得深点儿、出手狠点儿!2013年6月27日发表于《中国纪检监察报》好的制度恰恰是这样一种精巧的工具,它并不试图改变人性,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顺应人性的规律,通过基于人性特点的科学设计,诱导人们主动克服兽性、弘扬人性,主动选择做好事、当好人;即便是天生的恶棍,也会这样选择,否则就不符合他的利益,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长远的。皇帝的伙食费孙中山先生曾慨叹,中国人的通病是都想当皇帝。也是,封建社会奉行官本位,“是官强于民”,当官的最高境界自然是当皇帝。其实,皇帝这份工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滋味,风险高、工作量大且不说,光是后勤部门报花账这事,就很难对付。比如,自己的伙食开销到底是多少,没几个皇帝搞得清。根据留下来的食堂账本,明朝万历皇帝的伙食开支是每月480两白银,折合人民币15万元左右,费用惊人。到了清代,皇帝的伙食标准飙升得无法想象,小皇帝溥仪每年要消费肉类一万斤、家禽3 000只,伙食费达20万两白银。万历皇帝作风懒散,创造过30年不上朝的纪录,对财务问题可能不上心;溥仪正是上幼儿园的年龄,骗小孩子不需要技巧,所以这两个例子可能有点儿极端。那么,正常的情况如何呢?明代陈洪绶的《玉堂柱石图》,画中的玉兰、嶙石、蝴蝶逼真而细致。古代玉兰多象征富贵,在清代尤为慈禧所喜。第一种情况是始终蒙在鼓里。清朝早朝时间从凌晨5点开始,大臣们为了不迟到,每天起得比鸡还早。有一天,一代英主乾隆帝亲切地问候一个大臣:“你天天上班这么早,在家吃早点了吗?”大臣说吃了,乾隆又好奇地问:“早点吃什么呀?”大臣答:“俺家不富裕,随便吃几个鸡蛋。”乾隆惊讶得倒吸一口气:“天哪,10两银子一枚鸡蛋,我都不敢多吃,你还哭穷!”大臣立即明白是有人搞鬼,但也不好乱说,只好顺着敷衍道:“外面卖的鸡蛋都是残次品,特便宜,质量好的鸡蛋我们哪里吃得起。”乾隆这才释怀,反过来安慰大臣:“别急别急,咱以后涨工资。”到光绪帝时期,鸡蛋进价已变成30两银子一枚,其实市场上才卖三四个铜板。光绪偏偏好这一口,因此每年要“吃”掉上万两白银的鸡蛋,弄得自己都有点儿负罪感。有一天跟翁同龢闲聊,光绪问:“鸡蛋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贵了,翁老师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也不敢直言:“过年的时候买个把鸡蛋,给孩子们解解馋,平时不敢想。”可怜的光绪皇帝,终生都以为吃鸡蛋属于高档消费。第二种情况是心知肚明却无可奈何。道光皇帝特别节俭,每年全部的生活支出,还不及后来他的儿媳妇慈禧的一半,弄得后勤部门清汤寡水,大家都很郁闷,就不断创新贪污思路。时间一长,道光隐约感觉不对,就想搞搞调研。有一天开早会,道光帝突然问大军机曹振镛:“你家平常做饭,都是谁买菜?”曹振镛知道皇上最欣赏艰苦奋斗的干部,痛快地回答:“保姆买菜我不放心,下了班俺自己上菜市场。”这是实情,曹振镛不但亲自买菜,还时常因为一个土豆半截葱跟菜农吵架,根本没有领导干部的样子。道光帝切入主题:“那鸡蛋多少钱一个呢?”曹振镛是个情商超常的老江湖,他一盘算,管后勤的可都是皇帝身边人,岂能瞎掺和,便顺口编了个故事,把领导往沟里领:“我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差点儿死了,医生嘱咐千万不能吃鸡蛋,一吃就没命,所以我家从来不敢买鸡蛋,真没口福啊!”道光皇帝还曾经想过叫外卖,这在今天是很平常的事,他硬是没办成。道光帝上任前,曾在前门一家小吃店吃过一碗汤面。这家的汤面做得实在是好,以至于道光帝念念不忘。登基后,皇上有一天发现吃饭开支过大,就明确指示伙食不要太讲究,多搞家常的,比如汤面之类的。第二天,后勤事务管理部门内务府递上一份报告,建议设立汤面管理处,选派得力干部挂帅;修建汤面厨房一所,增加事业编制若干;请求拨付筹办费60 000两,此后每年需要15 000两保证运行。皇上一看差点儿晕过去:“这也太夸张了吧,前门外就有一家汤面馆,不能让太监去买吗?”过了几天,内务府的人报告说,前门外的那家馆子早就关张了。可怜的道光皇帝只好认栽:“算了算了,我不吃汤面了!”第三种情况是查办案件,增加震慑力。有一次,咸丰皇帝书房的门坏了,后勤部门的意见是换个新的,皇帝说修理一下就行了。门修好了,报销单据上写着白银5 000两。咸丰帝大为震怒,桌子一拍:“你们当我是傻子!”立即下令组成专案组,要求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讯问了好几圈,结果出来了:具体办事的干部是新来的,业务不太熟,加上第一次给皇上办事,心情非常紧张,错把50两填成了5 000两。既然领导还有点儿专业知识,后勤部门着实小心谨慎了一阵子,但领导也不能事事都查,时间一长,依然如故。光绪与慈禧关系微妙,趁老佛爷60大寿之机,光绪定做了手镯作为生日礼物,表表忠心。内务府的庆宽司长是经手人,报销了40 000两白银。光绪责问:“怎么这么贵?”庆宽笑笑:“太后看过了,说很喜欢呢。”光绪很不爽,暗下决心要除掉这个蛀虫。恰好此时,庆宽通过私下运作,包揽了慈禧寿辰庆典的政府采购工作,他的同事们眼红了,集体向皇上举报他的斑斑劣迹。光绪则顺势撤销了庆宽的一切职务,责令其提前退休。两个月后的一天,吏部班子成员突然开会研究干部问题,推荐庆宽担任人人羡慕的肥缺——江西盐业专卖局一把手。光绪乖乖画圈,自此再不过问后勤的事。第四种情况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甚至狼狈为奸。慈禧太后当政那些年,是大清历史上腐败分子过得最舒服的时期。这是因为慈禧自己就十分贪财,而纳贿收礼少不了帮手,鼓励报花账就成了她购买忠心的妙招,事情更一发不可收拾了。有一天,后勤部门出去采购了100个皮箱,每个箱子报销60两银子。军机大臣阎敬铭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还主管过财政部门,知道这里面猫腻不小,便悄悄告诉慈禧:“现在市场上的皮箱,每个不会超过六两银子,内务府明显是报花账、骗领导,不认真查处不得了。”慈禧连连摇头说:“你别听人嚼舌根子,哪能这么便宜。”阎敬铭以为领导不了解行情,说我们家前天刚买了一个,还是名牌呢,也就几两银子,而且,集中采购的价格更低!慈禧这下不高兴了:“那好吧,给你半个月时间,你帮我买100个便宜箱子,办不到你负责。”第二天,阎敬铭兴冲冲地带着钱上街,不料所有箱包店都不开门。好不容易敲开了一家店,老板压低嗓子说:“昨天宫里来人了,通知箱包店一律停业整顿半个月,如有违反,以后就不能开店了。”阎敬铭心想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就不信正不压邪!奋笔疾书一封信,派人送给天津道台,请他赶紧代购100个皮箱送来。半个月过去了,天津那边消息全无,就连送信的也不见踪影,急得阎敬铭想撞墙。几年后他才知道,当时有人硬塞给送信的1 000两银子,让他滚得越远越好,不然小命不保。气得阎敬铭破口大骂:“洪洞县里没好人!”内务府的干部天生都是坏蛋吗?不是坏蛋就不能到内务府工作吗?不是!他们都是经过层层把关选拔进来的,如果政治不可靠、品德有瑕疵、业务不精通,根本没有机会来为皇帝管理家务和财务。可是在清代,内务府却是最臭名昭著的部门,是腐败分子暖洋洋的温室,贪腐案件易发多发,许多干部成了明火执仗的劫匪,而且谁都拿它没辙。同样一个人,怎么会由天使变成了野兽呢?原因很简单,内务府一直缺乏刚性的制约制度,更不要说现代财务制度;加上在皇帝身边工作,各部门巴结还来不及,谁敢监督?内务府编制超过3 000,指望皇帝一个人进行有效监督是不现实的;再说日久生情,猫和老鼠朝夕相伴,也会成为朋友。其实,人本来就是半人半兽的东西,恩格斯早就说得明白——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同时,人又是理性动物,趋利避害是人类的理性选择,本无所谓好坏——这是人性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生物学原因。当攫取丰厚利益的机会无处不在、暴露的概率又低时,利害相权,只要有利无害或利大于害,他就可能选择当坏人。虽然,运用道德约束、思想教化等来改良人性,理论上具有根本意义和终极价值,却不具备现实的、工具性的制约功能,不但效率低,而且不可靠,这就好比要防止鸡鸭进菜园子,扎紧篱笆是最有效的。好的制度恰恰是这样一种精巧的工具,它并不试图改变人性,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顺应人性的规律,通过基于人性特点的科学设计,诱导人们主动克服兽性、弘扬人性,主动选择做好事、当好人;即便是天生的恶棍,也会这样选择,否则就不符合他的利益,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长远的。对此,先贤们早有精彩论断。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政治哲学家哈耶克说,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历史和现实反复启示我们,“坏人”是坏的制度惯出来的,“好人”是好的制度制约、引导出来的;与其寄希望于发现“好人”,不如多花功夫在建立健全制度上,最终达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科学目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2013年8月2日发表于《中国纪检监察报》作风问题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做派。内心既然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位置,人就是丢了灵魂的行尸走肉,除了奢侈享乐、消极腐败,他会有别的人生乐趣吗?他会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吗?让这样的干部掌握国家命运,不要说处于王朝末世,就算是在康乾盛世,结果也不会好。可见,干部作风问题折射出的深层问题,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前途和命运。庆亲王的作风问题一庆亲王奕劻虽然能力有限、名声不佳,却是清末政坛常青树,若论地位之显赫,除了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就数他了。自1884年到大清倒台的27年中,他先后负责外事、海军、财政等重要部门,后期荣升首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生逢乱世,肩上的担子又这样重,庆亲王自然忙得四脚朝天。但是庆亲王不但工作时间忙,业余时间更忙。吃饭、打牌、挣钱这三件事,是庆亲王业余生活的主旋律,耗去了他的大量精力,也耗掉了大清最后一点儿生机。请客和吃请,是庆亲王每天的必修课。宴会主题名目繁多,以庆贺生日为主。哪里来这样多的生日呢?这和当时的婚姻制度有关:有权有势的人都是老婆一群、孩子一堆,排着队过生日也就不奇怪了,一年365天根本不够用。所以,要是一天撞上好几个过生日的,就不得不跑场子,不到大半夜哪里能回家,常年如此,确实辛苦得不行。像庆亲王这样的成功人士,自家办生日宴会、顺便收受礼金礼品,已经够他忙的了。考虑到礼尚往来的传统习俗,加上要照顾上下左右的关系,所以别的有头有脸人家的庆生活动,不去也不合适。如此一来,庆亲王不是在举办宴会,就是在出席宴会。剩下的时间该歇歇了吧?不行,他还得打麻将。过去宫中并不时兴这玩意儿,主要是慈禧对此没啥兴趣。但是庆亲王一贯要求进步,为了讨老佛爷喜欢,他竟然把麻将牌引入宫中,手把手地将搓麻技艺推广开来,使打麻将成了晚清皇宫中最流行的娱乐活动,从宫女到太监,人人乐此不疲。当时大清正值内外交困,慈禧自然是焦头烂额。哗啦哗啦洗牌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乐,对于舒解紧张烦闷的心情似乎有好处,所以慈禧对麻将引进工作十分满意。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庆亲王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时让他的一个小老婆进宫,不是陪老佛爷就是陪老佛爷身边工作人员来两圈。这位女士是庆亲王所有配偶中麻将打得最烂的,每次进宫陪打,随身带去的银票总是不够输,中途还得回去取。功夫不负有心人,庆亲王因此不断得到提拔重用。晚清,打麻将在中国皇家贵族中逐渐风行。有人实在看不下去,郑重提出不同看法。慈禧坦诚地做人家的思想工作:“我又不傻,他有几斤几两我能不知道吗?但是呢,看来看去,还是他贴心。”说他没本事还真有点儿冤枉,至少他的理财能力是出类拔萃的。清朝中央政府官员的工资收入并不高,要想理财,先要解决无财可理的问题。对此,监察部门直指庆亲王“细大不捐”,大钱不怕多,小钱不嫌少。他的生财之道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卖官。他家俨然官帽子专卖店,明码标价,诚实守信,一分钱一分货,买卖好得很。其中最著名的一单生意,是中层干部段芝贵送上白银100 000两,立马就买到了布政使、黑龙江代理巡抚的高帽子。这样的事情多了,社会上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庆氏公司总经理!经认真调查核实,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庆亲王奕劻的银行存款高达712.5万英镑——稍早,简·爱小姐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年薪30英镑,生活就比较体面了;达尔文买了一幢带花园的豪宅,不过2 000英镑。可见庆总企业的效益有多好!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庆亲王在理财方面绝对有创新意识和超前意识,可谓前无古人,开风气之先。虽然外国银行已经大量进驻中国,但是一来国人觉得它不可靠,二来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八国联军侵华硝烟未散,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家耻于与外国人打交道,更愿意到中国人的银行或钱庄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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