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克飞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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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Style试读：
内容提要
1840年，国门被打开，一时间，风云流变。此后百余年，中国与西方、专制与民主、文人与政客、科学与迷信……有多少碰撞，便有多少火花。
也从未有哪一个时代，有这么多值得我们玩味的声音。
在那之前与之后，失语都曾是常态，那些曾经的激扬，也因此更加可贵。
浮沉
那些名字，曾辉煌曾沉寂，只言片语中，道尽人生浮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苏青
当年的海上双璧，张爱玲恬淡中有犀利刀锋，苏青泼辣中有细腻情致，二者均我所爱。
张爱玲曾说：“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在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张爱玲有着天才者特有的傲气，她不止一次对冰心等人的俗气表示鄙夷，能让她这般惺惺相惜者，唯有苏青。
苏青的现实和辛辣，以那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为最直接体现。这句原本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出自《礼记》，是孔子之语，可苏青将断句之处前移一字，便成了她的女权宣言——女人所需，无非三样：吃、喝和男人。
她说的都是大实话，可在那个时代，由一个女人毫不忌惮地把这话说出口，还是太前卫了，无疑会引来骂名，如“文妓”之类的评价。
可抛开文字，最初的苏青是传统的，若非夫妻关系不佳，或许她会安于相夫教子，平淡一世。
她原名冯和仪，取“鸾凤和鸣、有凤来仪”之意，初中毕业时，学校开同乐会，她与李钦后一起出演话剧《孔雀东南飞》，就此相识，互生爱意，开始通信。不久，李家便上门说媒，苏青家中本是富户，但年少时家道中落，此时已十分拮据，其母本说考虑一下，可媒人说若是联姻，那苏青和弟弟的学费就有着落了，于是其母便答应了，但提出一个条件——苏青读完大学方可结婚。
后来，李家反悔，在苏青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温州地区所辖六县唯一一人）后，李钦后便提出结婚——理由很简单，怕出色的苏青情变。如此言而无信，苏青初时自然不愿，但一来当时女性地位低，二来家中拮据，便少了话语权，终于就范。
对于婚姻，虽有男方家的“违约”，但苏青还是很憧憬的。可才女似乎总是坎坷，婚后不久，苏青就发现李钦后和其他女人私通。她选择了隐忍，继续赴中央大学读书，次年夏天，李钦后表示要带她去上海，苏青欣然前往，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之前的不愉快，谁知同一屋檐下，夫妻关系变得更糟糕，李钦后自私、不负责任，又爱面子，不允许苏青抛头露面去工作。
面对这种生活，苏青无疑是困惑的，她曾写道：“一个女子到了无可作为的时候，便会小心眼儿起来了。记得我初进大学的时候，穿着淡绿绸衫子，下系同颜色的短裙，风吹过来飘舞着像密密层层柳条儿起的浪，觉得全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耀眼：我像娇艳的牡丹，而众人便再好些也不过同绿叶般替我点缀或衬托一番罢了。但是现在呢？他，我的丈夫，却不许我向上。”
那些理想与梦儿，已在破碎的边缘，而一个耳光则成了生活改变的催化剂——苏青向丈夫要钱补贴家用，谁知竟挨了一耳光，李钦后的说法是：“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
去就去，这一去，便出了一个名满天下的女作家。
苏青发表的处女作题为《产女》，写于1935年，寄给了当年上海最出名的杂志《论语》。此文青涩，但在编辑陶亢德看来却有锐气，开篇是：“古国古礼，无子为七出之一，为人妻者，无论你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的话，按理据法，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荡’，不忍逼令大归，你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图后，自己却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眼泪看丈夫和别的女人睡觉。”
那时的苏青，刚刚生下一个女儿，遭夫家白眼，满心郁闷，尽倾于文中。只是，有时候话真的不可乱说，苏青在此文中还写道：“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结果她此后又连生三个女儿，成了四女之母（一女早夭），受尽白眼。
发表时，陶亢德把标题改为《生男与育女》，苏青得了5元稿费，满心欢喜的她再接再厉，又拿身边事开刀，写下《我的女友们》，表示“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无论两个女人好到怎样程度，要是其中有一个结婚的话，‘友谊’就进了坟墓”。这样的文字在当时实属前卫，也极易打动人，苏青立时就得了追捧。
可婚姻生活中的苏青，依然是失败的，丈夫依然不尽责任，而她连生四个女儿，也加速了婚姻的破裂。后来，李钦后终日在外跳舞，和其他女人勾搭，甚至与邻居的太太私通，苏青终于忍无可忍，提出离婚，10年婚姻就此终止。其实，能忍上10年，已可见苏青的传统，挚友张爱玲曾这样写她与李钦后的婚姻：“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样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不亦乐乎。”可现实，终让苏青无法依附，对于失败的婚姻，她自己有这样的诠释：“就是最美丽的花也会褪掉颜色，一层层扬上人生的尘埃，灰暗了陈旧了，渐渐失去以前的鲜明和活力，花儿有开必有谢，唯有果子才是真实的。”她也有不甘，所以还说过：“现代的社会太容易使得青年男女离婚了，于是他们便离了婚。相聚相离，一切简单得就像童年时候玩的过家家，区别大概只在于如何将中间的过程复杂化。”
只是，即使离婚，苏青骨子里的隐忍依然不变，她曾有重组家庭的机会，对方还是个有钱人，可有一次他们二人吃饭，苏青的三个孩子站在门口怯生生张望，便让她极是伤感，怕日后这几个“拖油瓶”会受罪，便坚持不再婚，“与其让人家占我的便宜，宁可让自己的小孩占我的便宜”。
1943年，她开始连载自己的代表作《结婚十年》——若没有这场失败的婚姻为经历，她怕是写不出这么好的作品。
这部自传体小说里，有新婚，有生儿育女，有婚外情，也有女性的独立生活，这样的套路，放在今天自是寻常，可在当年，毫不遮掩地娓娓道来，对读者而言自是极为吸引。
连载过后，1944年，《结婚十年》单行本出版，半年内竟再版9次，到1948年底竟然出了18版，1947年的《续结婚十年》一年内也印了4版。
那是她的经历，也是她的心声，她在《结婚十年》里说：“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里偎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彼此都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这直截了当，让许多人在心里共鸣，却也招来了“文妓”之名，只有张爱玲真的懂她，说“听上去有些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也是结实的真实”。
私以为，当年女作家中，写性心理者首推苏青，或是因为经历了失败婚姻的缘故，她大有“我是单身我怕谁”的气势，从不避忌，不矫情，又妙语连珠，如“婚姻虽然没有意思，但却也能予正经女人以相当方便。一对男女再没有情义些，同睡在一张床上，总不能相安无事吧”，无疑是“婚姻是合法卖淫”这一说法的早期版本。还有那句“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爱情应该先是挑逗的，然后当慢慢地满足她、安慰她”，宛若《倾城之恋》的诠释，也道尽世间无数爱情。她也清楚知道婚姻往往是爱情的坟墓，所以她勇敢说出“四五十年光阴守着一个丈夫或妻子，试想这是什么味儿？”
但除了这新式女人的自由，旧式女人的权利也是她想要的。聪明如胡兰成，就在《说苏青》中分析得极透彻——“有一个体贴的，负得起经济责任的丈夫，有几个干净的聪明的儿女，再加有公婆妯娌小姑也好，只要能合得来，此外还有朋友，她可以自己动手做点心请他们吃，于料理家务之外可以写写文章。这就是她的单纯的想法。”
除了爱情，她还以单身之姿，触碰各种女性问题。比如她曾在《再论离婚》里说，“我相信就是爱孩子也须先自维持生存，自己连生存都不能够了，又拿什么去爱他们呢”，这本身是浅显道理，但那时代的女子，能提出先求生存，已是不易。
在她的世界里，女性更多地被赋予了世俗的属性，所谓任劳任怨、所谓女性美德，在她这里都被一一质疑。相比爱情、幸福等玄之又玄的东西苏青认为物质更重要，她甚至曾说过，“一个女人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
——她的认识虽有狭隘处，但也颇有道理，终究，一切的形而上，都不能没有形而下为基础。
正因为重物质，离婚后的苏青，在事业上风风火火，颇有几分现代女强人的架势。别的作家闷在家里写文章，坐等出版社或报馆寄稿费，她却不是，出版商想在她这里赚点折头，换做其他作家，即使不愿，也很难不妥协，她却能自己扛着书上街推销，直接去跟书摊小贩谈批发价。且不论效果如何，是否有因小失大的可能，单说这胆气，就属难得。
而她做得最大胆的事情，恐怕还是创办了《天地》杂志。据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由女性支配的媒体。既然掌舵人身为女子，便提倡女子写作，苏青四处约稿，其中就包括了张爱玲，张爱玲也欣然应邀，在《天地》上发表了《公寓生活记趣》、《谈女人》、《私语》、《我看苏青》和《封锁等。后来，张爱玲与苏青二人曾就当时的妇女、婚姻等问题进行了一次谈话《天地》杂志记录了她们的对话，整理为《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称她们是“当前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
值得一提的是，胡兰成恰恰是读了张爱玲发表于《天地》的《封锁》又看到随文的作者玉照，才一见钟情，后由苏青牵线搭桥与张爱玲结识。
张爱玲与胡兰成二人，都对苏青评价甚高，张爱玲曾说喜欢苏青身上平实的、让人安心的烟火气息。胡兰成也说苏青是世俗的、没有禁忌的一个人。《天地》销路不错，苏青自己曾记，“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日开始发售，两天之内便卖完了。当十月十日早晨报上广告登出来时，书是早已一本没有，于是赶紧添印两千，也卖完了”。苏青的很多点子，放到今日的传媒运营中仍不嫌过时，比如创刊号走红，加印竟也售罄的情况下，她立刻推出杂志预订业务，凡预订可享受八折优惠；新年期间还推出“特大号”，号称加量不加价，跟如今杂志无异；她跟周作人约稿，顺便讨了周作人亲笔签名全身照，往杂志上一登，变成了自身形象宣传广告；至于命题征文，也是搞了一期又一期，话题辛辣，也吊人胃口。
只是，《天地》虽红火，但也让日后的苏青吃尽苦头。当年，她在《古今》杂志上发表文章《论离婚》，轰动一时，甚至惊动地方大员，得当时的上海市长陈公博赏识。据说，陈公博之所以赏识此文，一来是苏青自身文字洗练泼辣，二来则与陈公博本人的心境有关。当时，他曾爆出一桩绯闻，“妻子李励庄曾带儿子陈幹去饭店开房间，准备午夜服毒自杀，并留下遗书，准备以死要求陈公博撤换部署赵尊岳和王志刚（赵与陈公博关系明显暧昧），但终究被闻讯赶来的周佛海劝阻”。经历了婚姻上的动荡后，苏青的文字自然让他感同身受。
而《古今》杂志的创办者朱朴，恰恰是汪伪政府的交通部次长，他见陈公博赏识苏青，便主动点拨，希望苏青写篇文章称赞陈公博。于是，苏青写下《〈古今〉的印象》一文，大大吹捧陈公博，其中有“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馆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红绸堆上面静静地叹息着。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使我见了起敬畏之心，而缺乏亲切之感”这样的句子。1943年夏天，她还应陈公博之约，做过汪伪政府上海市政府专员，3个月后辞职，但陈公博在批准其辞职的情况下仍照发工资。
到了1943年10月10日，天地出版社和《天地》杂志开业，其支持者就包括了周佛海和陈公博这两位大汉奸。
这些事情，都让日后的苏青有了汉奸嫌疑。抗战胜利后，司马文森编撰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苏青就与张爱玲、张资平等人一起位列16名汉奸之中。
对这指控，泼辣的苏青自是不承认的，她曾在《关于我》一文中分辩道：“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她也曾说，自己写稿无非是为了赚钱，而且从来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而且，要说她当时内心一无所察，也决计不是在她日后出版的几部散文集中，都未收录她为陈公博写下的那篇《〈古今的印象》。
后来也有许多人为苏青鸣冤，比如谢蔚明曾说“苏青从来没有写下一个字替敌伪唱赞歌”；季广茂曾写道：“（沦陷区的人民）他们被自己的政府遗弃在固有的土地上，他们有权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则生活在灰色地带之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夹缝之中，忍气吞声。”
染上汉奸嫌疑的苏青，曾遭国民政府传讯，但因为确实未有做汉奸的确凿证据，当时并未被追究，但1949年后的她，就大吃苦头。
1949年后，她留在上海，在芳华越剧团担任编剧，她写过不少剧本如《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和《李娃传》等。
1955年，她因“胡风案”受牵连入狱，一年半后出狱，但已遭剧团开除。重病缠身的她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只好向亲戚和孩子们求助，可在那个年代，背景不佳又曾入狱的苏青俨然一个传染病患者，人们避之不及哪怕是骨肉至亲，也坚决与她划清界限、断绝关系。
后来，她好不容易在一个名为红旗锡剧团的小剧团里找到工作，担任编剧，整理、改编老剧，偶尔写点应景新剧。可到“文革”时，她又遭冲击，被抄家批斗，工作又一次被辞退。据载，“1975年，苏青从黄浦区文化馆退休。退休证上写明：原工资61.7元，按7折计算，实发退休费：43.19元”。
她晚景凄凉，据说她本住市区，因为和邻居共用厨房和卫生间，常受欺负，只好搬家至郊外，身边陪伴她的仅有已离婚的小女儿李崇美和外孙三代人挤在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基本不与外界往来。唯一与她有联系的是抗战时的《女生》杂志主编王伊蔚，苏青在给她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弥留之际，她最大心愿是找一本已被列为禁书的《结婚十年》，重温往昔岁月，好在有一位忠实读者花了不少钱，复印了一本给她。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的苏青病情突然恶化，大口吐血，离开人世，时年9岁。她的灵堂里没有哀乐也没有花圈，送行亲友不过四五人，全程仅七八分钟，一代才女身后事，竟如此寂寥。
关于身后事，其实她曾在《归宿》中写过的：“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常流，而我却魂归黄土……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在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不好，但我确是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写下去，预备把它当做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也许将来有人见了它说：哦，这就是苏青的坟吗？也许有人会说：苏青是谁呢？——是文人，她有什么作品？待我去找找看。虽然那时我已享用不到版税了，但我还是乐于有人买书的……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我真正的灵魂永远依傍着善良与爱。”
只可惜，1949年后，她再也没有写过小说和散文了，而且，也再没用过“苏青”这个笔名，改用本名冯和仪，她终究没能继续写下去，这个“终身职业”在1949年戛然而止。
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做出《关于冯和仪案的复查决定》，表示“经复查，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过交代。据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以纠正，并恢复名誉”，此时，苏青已逝世两年。
值得一提的是，他那位前夫李钦后，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在法院工作，但年轻时的不靠谱一直在延续，不久后他便因贪污罪被政府处决。虽漂泊四方，心却一念系之“每当中国历史发生震动的时候，我总在监狱里。”——贾植芳
他说：“每当中国历史发生震动的时候，我总在监狱里。”
他曾说：“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
他还说：“检点一生，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里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止。所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虽漂泊四方，心却一念系之，问心无愧。”
他是贾植芳，比较文学的泰斗人物，出了名的硬骨头。
他92年的人生中，曾四进监狱。
第一次进监狱，是因为参加了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初被捕。第二次则是1945年，因暗中从事抗日策反工作被捕，好在个3月后，日本投降，他也获释。至于第三次，则是1947年，因文获罪，被控为“煽动学潮”，又进了国民党的监狱，一年后出狱。最后一次是195年，因“胡风案”入狱，长达11年，1966年3月又被定罪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再判有期徒刑12年，不过一周后即被释放，回复旦接受“监督劳动”，也就是劳动改造，同样没有人身自由，直到1980年方得平反。
这样算下来，坐牢加劳改，总计近25年之久。
晚年的他，回顾自己的传奇一生，也总少不了提及与监狱的“缘分”他的《狱里狱外》是极值得一读的文本。在他看来，国民党政府的监狱最是窝囊，据载，他因一二·九运动入狱时，当晚恰好是大年三十，“第二天一早，看守送来的饭菜是窝窝头和咸菜，有一个老犯人对他说：‘你是政治犯，受优待，吃的跟我们刑事犯不一样。看守所欺负你人小不懂事，克扣你的囚粮费。’受此点拨，第二次开饭，饭食如前，他就把窝窝头咸菜摔在地上，大声说：‘我是政治犯，我不吃这种饭。’后来真的给他重新送来饭，四个花卷，一碗米饭，一碟炒肉，还有一碗鸡蛋汤”。
至于日本人的监狱，贾植芳最深的记忆是可以买酒喝，如果上面有人来检查，看守就会说：“今天你不要喝酒了，上面有人来检查。”
可到了多年以后，他因“胡风案”入狱，“政治犯优待”这个定律可就打破了。据载，1960年秋冬之际，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服刑，“像大多数囚犯一样，得了浮肿病，大小腿全肿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蔓延到腹部了。送到监狱病院治疗，医生开了‘高蛋白’药方（就是米饭多一点，有黄豆芽、豆腐，吃了三块带鱼），不到三天，浮肿消退下去。正当他安享病床之乐的时候，在监狱病房服役的刑事犯的头目，就叫他下床劳动，打扫卫生，负责照料重病犯的大小便，还要喂饭喂水。他气愤不过，提出抗议：‘我的病还未好利索，而且我快五十岁了，那些仍然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身体比我强，你为什么不叫他们起来劳动呢？’那位头目理直气壮地训斥道：‘你怎么能和他们比？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一所来的政治犯，反革命，你没有公民权，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不报告管理员，说你对抗改造，那就要吃手铐了，我劝你还是识相点！’”
贾植芳曾说，此事于他而言，不啻是一堂政治课，使他恍然大悟：自己眼前的身份还不如那些年轻的阿飞流氓，不过他也曾微笑说：“感谢这十几年的劳改，把身体练好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才活到现在。”“胡风案”时，他是唯一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那时，无数人对胡风落井下石，秘密举报，贾植芳却拒不认罪，也绝不承认胡风有罪。这个曾经拒绝仕途，执意留在复旦任教的文人，终究还是逃不过政治的侵袭。
他与胡风的相交，最早是书信往来。当时，因一二·九运动而坐牢的贾植芳，幸得亲戚游走，方得出狱，但仍处于被监控状态，无奈之下，只好流亡日本避难。1937年初，他在日本东京书店看到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大感振奋，便将自己此前以监狱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人的悲哀》寄去，不久后收到了发表了其小说的丛刊和稿酬，还有编者胡风的来信。从此，他与胡风成了莫逆之交。1939年，他流亡至重庆，又给胡风寄信，除了寄出一部报告文学外，还说自己在某小报工作，胡风欣然来寻——据说贾植芳在信里根本未提及小报馆名字，胡风几乎跑遍了重庆大大小小的所有报馆。
如此深情厚谊，自是肝胆相照。1947年，贾植芳第三度入狱时，就有特务以“提供胡风地址”为释放条件，意欲让他屈服，他却坚称自己根本不认识胡风。
可到了1955年，举国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大家都说不认识胡风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贾植芳却又挺身而出，说自己和胡风是铁打的好朋友，如假包换。
他与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的谈话，流传甚广。陈其五问他和胡风是什么关系，贾植芳说朋友关系，“胡风曾在我最困难时帮助过我，就是这么个关系”。陈其五让他老实交代和胡风之间的反党阴谋，贾植芳断然说，“他给中央提意见是为了促进文艺繁荣，又没有在马路上乱撒传单，能有什么阴谋”，这种态度使得对方大怒。此后10年，贾植芳一直被关押在上海的第二看守所。
据说，后来贾植芳根本没看判决书，就在上面签了字。《狱里狱外》曾讲过一些小故事，记录那黑暗年代。比如这一则——“一次提审时，审讯员问我：‘贾植芳，你怎么认识某某人的？’我说：‘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似笑非笑地说：‘你真会狡辩！你不认识他，他怎么认识你，还给你送书？’说着，他拿出一本书来，上款写着‘贾植芳先生教正’，下款写着‘某某敬赠’。我说：‘这是我们学术文化界的一种习惯和风气，认识不认识的同行人总互相赠送著作。’我这么一解释，他就恼火了，拍着桌子大声申斥说：‘你还在继续狡辩！这本书定价两元多他不认识你，平白无故地把两元钱的东西送给你，这谁会相信？我们是干什么的？告诉你，骗不了人的！’他这么一发脾气，我只好自认晦气，而因这类问题受审就有好几次！”
还有一次，审讯员问贾植芳：“你在家里说了些什么话？”贾植芳说：“我是教书的，是吃开口饭的，说的那些教学内容，学生们都有笔记。”审讯员说：“不是指你教书时说的，是日常吹牛时说的。”贾植芳说：“我喜欢说话聊天，说过就忘了。”审讯员说：“你忘了，我们替你记好了”，说着便拿出厚厚的三本日记本，逐条念了几段，包括具体时间和谈话内容，恍若当年无孔不入的锦衣卫。贾植芳也对号入座地知晓了打小报告的人是谁，他们甚至对贾植芳所说的话添油加醋——在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人格，能如贾植芳这般硬骨头的，着实不多。
不得不提的是他的爱情。他与妻子任敏的结合，没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当年，任敏常读到贾植芳的文章，倾慕其才华，于是这个出身商贾人家的女儿就自己跑去与他同居了。两人携手数十年，虽然中途变故频生，常有牢狱之灾乃至音讯隔绝，却都分不开他们。
要知道，他们这辈子，因为频经乱世，竟连一纸婚书都没有。上世纪80年代末，这对70岁开外的夫妇到中山大学开会，招待所的服务员提出要看结婚证明，否则就不能开同一个房间，中大的吴宏聪教授连忙打圆场说：“你们对老先生这么不礼貌”，贾植芳却发现，他们确实没有任何义务和法律的约束力。
情到浓时，那些“契约关系”原来真的不重要。
任敏跟了他大半生，他们同居还不到3个月，任敏就开始了逃亡生涯。1947年，他们双双遭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到1955年，贾植芳因“胡风案”获罪，任敏也遭连坐，再次入狱。那时，领导要求她跟丈夫划清界限，她拒绝了，结果被监禁一年多后流放至青海做苦工，1959年以莫须有的罪名第三次被捕。
这之中，二人有11年的音信隔绝，有12年的南北分居，却始终不离不弃。据载，“在青海的监狱里，任敏每天要拆洗一大堆衣服和被褥，大西北的冬天，双手泡在冰凉的水里，十指都冻僵了。同监一位才旦卓玛阿姨，临死前想喝一杯牛奶，任敏就趁打洗衣水的时候，偷舀了公安局长家的一杯牛奶给老人喝，结果被罚戴了10天的背铐”。
出狱后，由于贾植芳音讯全无，任敏又做出了一个决定，申请回丈夫老家去当农民，既可以照顾公婆，代狱中丈夫略尽孝道，又方便丈夫出狱后找到自己。
直到1978年，他们才相见，此时，距离他们的分别已有23年，贾植芳已62岁，任敏58岁，贾植芳的父母已经去世，任敏为他们操办了身后事。
此后的他们，一起度过了十几年的安稳日子，但1997年，任敏中风病情反复，一直卧床，后期不但不能说话，甚至连意识也没有了，可在那5年间，已年过80的贾植芳一直照顾妻子。
任敏住院时每天的医药费高达500多元，而且是钱到领药。对于贾植芳来说，这无异是天文数字，但他没有一句怨言，并抓紧时间整理自己的旧稿、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各类散文，且每天晚上伏案继续著述，出版社汇来稿酬，他看也不看就交给学生，说赶快送到医院去。
后来，昏迷不醒的任敏回家休养，贾植芳每天亲自挑选水果，用小米大枣、核桃、麦片熬粥，亲自喂给任敏吃。
据载，“每天早上，老先生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任敏，问她晚上睡得好不好，然后再去刷牙洗脸，晚上睡觉前，他给任敏搓脚心，搓到热了才放进被窝。当时贾植芳自己已经是80开外的老人了，每次都搓得一身汗，但这些事情，他不要保姆做”。
2002年11月，任敏病故，在追悼会上，86岁的贾植芳突然跪下，朝着妻子的遗照哀号：“你等着吧，我会来看你的！”周围所有人均潸然泪下。此后，贾植芳一直保留着任敏的房间，一张小桌上端放着任敏遗像旁边放着鲜花、水果、点心和酒，他曾对人说：“这是酒，她爱喝酒，每天中午我都会陪她坐着，陪她喝一杯。这是牛奶，是任敏的早点。”
2008年4月25日，贾植芳在上海病逝，享年92岁。他在回首往事时曾自述：“有人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他们在生活中所上演的各式悲剧里，实际上正包含着积极的历史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洞悉一切，却不容于时代“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郁达夫
郁达夫，多情而敏感，天生为文字而生的人。因为敏感，他其实可以洞悉一切，只是，洞悉一切的人，往往不容于时代。
早在1927年北伐胜利时，他就在一片欢呼声中对革命投机者予以质疑，引来无数攻击。而在国共分裂时，他没有选择站队，而是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好友徐志摩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可在那个时代，“作家”二字被某些人赋予了太多政治意义，你不找政治，政治也来找你，你手中有笔，若不做战士，就会成为战士的靶子，于是，郁达夫因为这句话遭遇了更猛烈的抨击，许多激进者与他反目，“左联”将之开除，称他“革命意志消衰”。
可很多很多年后，回溯历史，我们会看清一切：投机者总是存在的，他们在胜利时欢呼，并趁机获取利益，在革命遭遇挫折时如烟散去，甚至倒戈相向；至于作家乃至其他一切一切的职业，若被强加政治意义，都不免变质。
可是，那个被否定过的郁达夫，终是回不来了。
在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候，他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共组创造社，那年是1921年6月，他才25岁。一个月后，《沉沦》出版，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造成轰动。
成名须趁早，郁达夫做到了。只是，从那时起，他一直纠结着，逃不开黯然哀伤。
1926年，《创造》的创刊号上，他在发刊词中写道：“天地若没有合拢来的时候，人生的缺陷，大约是永远地这样的持续过去的吧！我们过去的努力，虽不值得识者的一笑，然而我们的一点真率之情，当为世人所共谅。再出月刊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人世太无聊，或者做一点无聊的工作，也可以慰藉人生于万一。（二）我们的真情不死，或者将来也可以招聚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真率的人。（三）在这一个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我们若能坚持到底，保持我们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人世太无聊”，这怕是他的心里话。
当然，除了爱情。
爱情与性，贯穿他作品的始终，爱的美丽、爱的激情、性的美好、性的苦闷，一一呈现，那些甜蜜与激荡、惆怅与哀伤，都在文字中成为具象那些，才是他的一切，就如他说的，他只是个作家。他曾写道：“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女人于他，不是封建卫道士眼中的玩物，而是独立个体，甚至女神。
在他的记录里，他13岁时便有“水样的春愁”般的初恋，18岁之后又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酒馆侍女有过恋情。他为玉儿写下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已是传世之作。后来，他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读书，期间也是妓院常客，成名作《沉沦》中多有记录那段生活。
他的首段婚姻，是与同乡女子孙荃。其实，相比同时代许多文人的包办婚姻，郁达夫已属幸运——孙荃并非目不识丁的粗鄙女子，而是“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也算乡间才女。但这样的女子，终是留不住郁达夫的。
郁达夫的一生情事，除却婚姻外，其他恋情的对象多为底层女子，如在日本期间的几位侍女，又如在安庆时交往的妓女海棠、在北京时交往的妓女银娣，想来，底层女子的悲凉孤寂，总能让怜香惜玉的郁达夫同情吧。
同情常会化为爱情，却很难长久。
王映霞却是例外，这位艳光四射、一向为焦点的“杭州第一美人”，令郁达夫一见倾心。1927年，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才子佳人，可终走至不可挽回的境地。
他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因此，他的一切情绪都可以在作品中找到，当然，失意感伤为多，还有那些压抑至苦闷的性心理，哪怕，被卫道士们斥为不道德（如《沉沦》）。
想来，郁达夫的一生总是落寞的，封建卫道士们斥责他的离经叛道，左翼文人又嫌他不够激进。可一个人究竟是怎样的，往往与众人之口无关。
他大胆的心理描写，甚至改变了一代年轻人的文学创作风格，至于革命的坚定性，他比那些热衷于喊口号的左翼文人坚定得多——哪怕，他哀伤自怜、颓唐纵情。
可“左联”却将他开除了。
这段文坛遗事，常被视作憾事，可在我看来，即便没有开除，以郁达夫的孤傲，离开也是迟早的事，终究，道不同不相为谋。
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期，提起“左联”，人们常以“辉煌灿烂”四字标榜之，但实际上，无论是“左联”存在时，还是后世拨开迷雾，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质疑声——毫无疑问，“左联”的作家们都是激情澎湃的革命者，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严格来说算不上作家。即使他们奉为大旗、捧为盟主的鲁迅，也曾对此质疑过。“左联”的革命性无可置疑，但从文学成就上来说，显得乏善可陈。“左联”成立时，就提出以鲁迅为中心，而郁达夫加入“左联”并位列发起人，则是鲁迅保荐的结果。据载，冯乃超按中央指示征求鲁迅对“左联”纲领和发起人的意见时，鲁迅就对发起人名单中没有郁达夫感到不解，冯乃超表示郁达夫近期情绪不好，也不经常和老朋友来往，鲁迅表示“那是一时情况，我认为郁达夫应该参加，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他也认为郁达夫并非消沉低落，而是爱国的，进步的。于是，郁达夫在大家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成为了“左联”发起人之一。
但“左联”的行事风格，确实和真正的作家格格不入，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进而影响了“左联”，故而其行动极为激进，完全变成了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的革命群众团体。比如1930年4月，“左联”为了5月的大批纪念日（“五一”劳动节，“五五”马克思诞生纪念日，“五七”、“五九”国耻纪念日，“五卅”运动纪念日等），策划筹备所谓的“红五月”，包括密密麻麻的飞行集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并规定所有成员必须参加活动，甚至提出“革命文学家在这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应该毫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毫不足惜的”。
如此冒进，效果却是可笑的，单说5月1日那天，大家上街喊口号贴传单，巡捕一到便作鸟兽散。而鲁迅、茅盾和郁达夫等人自重身份，都未参加。
另有一次飞行集会，100多人参加，结果导致20余人被捕，有人对此十分气愤，表示“这样就等于把同志们主动送进巡捕房”，暴露自身力量并白白损耗。
可“左联”在这条路上却越走越极端，到了当年8月，“左联”执委通过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指出“左联”“应该是领导文学斗争的广大群众的组织”，要大力发展工农兵通信员，号召“左联”全体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社会的底下层中去。并且批判“左联”成员中依然有把“左联”当做作家组织的“狭窄观念”，批判他们“没有全面的理解文学运动的意义，自限于作品行动的褊狭见解中，成为一种作品万能观念”。
这些观点，如今看来自然是极左的、狭隘的，可在当时却成了“左联的主流。郁达夫曾致信“左联”负责人，表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不适合做分发传单、张贴标语的活动。而鲁迅也说过，“我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的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
如此态度，激怒了许多激进派，尤其是那句“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被视为公然与“左联”相对抗，因为“左联”明确要求盟员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结果，1930年11月，“左联”开会通过了开除郁达夫的决定还给他安上一顶“反动投机分子”的帽子。
离开“左联”后的郁达夫，却未与之背道，反而暗中帮了“左联”不少如营救被捕作家等。他曾说自己“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为‘左联’及各工作者的帮助，也着实不少。除来不及营救，已被他们杀死的许多青年外在龙华，在租界巡捕房被拘去的许多作家，或则减刑，或则拒绝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不止十件、八件的少数”。
至于写文章这老本行，郁达夫更是未曾懈怠过，也因其进步倾向，遭当时政府封杀，文稿被查禁，书籍被禁止出版，以至于他被迫离开上海，前往杭州。
此时的郁达夫，身边已有如花美眷王映霞。他们是在此前的1928年结婚的，婚礼轰动一时。他初见王映霞时，便惊艳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心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1927年2月17日，他更是在日记中直白写下：“咳嗽总是不好，痰很多，大约此生总已无壮健的希望了，不过在临死之前，我还想尝一尝恋爱的滋味。”
两人相识仅仅两星期，郁达夫居然就写信劝王映霞推掉婚约，而且信中言语暧昧——“听说你对苕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去。”“自由的女王”，这愿景让王映霞怦然心动。尽管她不愿做第三者，但架不住郁达夫的“地毯式轰炸”，而且，这“地毯式轰炸”还是极低姿态的，他曾写道，自己的爱“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还说王映霞是“一个被难者，一个被疯犬咬了的人”，以疯犬自居。最动人的一段，怕是他猜测的王映霞不爱他的理由：“第一是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当然是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丰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地受我的催眠暗示。”
中间也曾有波折，比如郁达夫在未征求王映霞意见的情况下出版《日记九种》，曝光情事，让王映霞倍感尴尬；又比如王映霞偷看到郁达夫的日记，偏偏有一段：“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荃君（发妻孙荃）的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郁达夫与王映霞就要流眼泪，但映霞的丰肥的体质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离的在追迫我。”换言之，那时的郁达夫还未下决心离婚，王映霞看到这话自然恼火，但终究抵不住郁达夫的死缠烂打，二人终举行了盛大婚礼。
可是，嫁给郁达夫，就可以成为“自由的女王”了吗？现实并非童话郁达夫并非有钱人，反倒时常囊中羞涩，他们开始租房子住，还临近静安寺公墓，连家具都是从店里租来的，王映霞就此沦为“家庭的奴隶”，跟“自由的女王”决不搭边。而且郁达夫还爱喝酒和买书，花钱如流水，王映霞也只有无奈。
可当郁达夫被“左联”开除，又遭当局查禁作品，被迫前往杭州避祸后，环境居然改变了。时任杭州市市长周象贤是赴美留学生，曾在北大任教，也是出了名的文化人，与郁达夫过从甚密，其他官场人物也纷纷前来结交，时有资助，郁达夫居然逐步阔气起来，王映霞自然也跟那群官太太为伍，并结识了日后导致家变的关键人物许绍棣。
不过，这段感情的最终决裂，倒也怪不得王映霞，至于许绍棣，更只是一个借口般的道具，适逢其会。关键，还是在郁达夫自身。
想来，郁达夫终是跳脱不羁的，纷杂情事中绝难自控。后来，他前往福建任职，王映霞曾想前往陪伴，可此时的郁达夫，已非昔日热恋时的他心中的王映霞亦非女王，反倒成了黄脸婆，于是百般拒绝，生怕影响了这单身的自由。但要说他不爱王映霞了，倒也未必，只是七年之痒，他们已携手走了9年，心性一放出去，便再也难收。一直折腾到1937年春天，王映霞才来到福建。
偏偏，战乱来了，日本入侵，王映霞携家人先后避难于富阳、丽水和汉口，新近丧偶、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也避难于丽水，流言开始满天飞。郁达夫又发现了些蛛丝马迹，于是开始争吵，王映霞愤而离家出走。1938年7月，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上刊登寻人启事，内容为：“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 郁达夫谨启。”
启事中的“某君”，便是指许绍棣。如此公开张扬，自曝家丑，自然成了坊间八卦，而许绍棣则火速与徐悲鸿的情人孙多慈结婚，抽身而退——千万不要因此说“贵圈真乱”，民国时代的纷杂情事，多半如此。
可即使许绍棣抽身而退，郁达夫和王映霞的这段感情，终究走上绝路。后来，他们勉强和解，重新订下了“让过去埋入坟墓，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更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的誓约，漂泊南洋。可在这个当口，郁达夫却将后结集为《毁家诗记》的20首诗词交予香港《大风旬刊》编辑陆丹林，陆丹林一看，惊呼“重口味”。这组诗词涉及才子佳人的隐私，直指王映霞红杏出墙，内容还极为劲爆，尤其是其中一首涉及郁达夫和王映霞二人在金华重逢时，王映霞以月事为由拒绝与郁达夫行房事，可两天后却和许绍棣私会。陆丹林也不厚道，并未站在朋友角度劝说郁达夫，反而原文刊登，一举轰动海内外，一本旬刊居然印了四版。王映霞当然怒不可遏，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回应，二人在报端对垒，终告决裂，协议离婚。
此后的郁达夫，身边还曾有美貌才女李筱英，她是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比郁达夫小20岁，她仰慕郁达夫，并主动求爱，正值空窗期的郁达夫自是无法抗拒这才貌双全的女子，不久后二人同居，只是郁达夫与王映霞所生的儿子郁飞拒不接受李筱英，二人碍于此黯然分手。从这事儿，其实也可看出郁达夫的心性，多情有之，滥情却未必，至于责任感，其实更不缺。
尽管他曾写下“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但他并非毫无原则，累美人之余，往往也累自己。
没有了爱情的他，全身心投入于抗日——尽管，他曾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但实际上，他比很多自称战士的人都坚定得多。
在新加坡的时光里，他每日要写四五千字，还要编发稿件、审阅报纸大样，伏案10小时以上，还参与了许多抗日社会活动，成为新加坡华侨中的抗日领袖之一。1942年初，新加坡沦陷，他与友人们撤退到印度尼西亚继续流亡生活。
那是他生命中的最后3年。
他写诗、蓄须，开一间酒厂掩饰身份，并以酒厂资助流亡的文化人他被迫给日军做翻译，却利用自己也懂印尼语的优势，暗中帮助了许多被捕者，为对方减轻罪证。在郁达夫当翻译的7个月中，武吉丁宜镇的宪兵部没杀害过一个华侨，偶有被拘禁的，也会经郁达夫的巧妙周旋暗中营救而获释。
可由于叛徒的告密，在抗日胜利前夕，郁达夫遇害。当时，郁达夫已知自己被日军监视，对友人胡愈之等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实际当时日本宪兵一边监视郁达夫，一边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的审查，并到东京、上海等地调查其真实身份）。但你们应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友人均成功疏散，而他却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文字——遗嘱。
遗嘱内容是：“余年已五十四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有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存二万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宽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子大亚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完，故不算。”
他在安然等待最后一刻的来临。1945年8月29日傍晚，他吃完晚饭后在家中与朋友聊天，忽然有人来找他去屋外说了几句话，随后他回到客厅与朋友说办点事就回来，然后就此失踪。
之后，经过漫长调查，人们才知道郁达夫已经遇害，但遗体下落不明。
他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战士。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陈独秀“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这是陈独秀于1911年2月19日《民立报》上刊载的8首诗中的一句。
诗写于1907——1908年旅日期间，可却堪称他数年间的心事写照。
他的故乡安庆，是当年安徽乃至全国的军事重镇，也是革命党最活跃的地方之一。早在1904年，陈独秀便在此地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后迁至芜湖），宣传革命思想，次年更是组建了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可独秀如他，却与当时的其他革命会党甚不相得，各种史料都有蛛丝马迹可窥，印证他不太看得上兴中会、光复会等组织，既然不太看得上，就更谈不上合作，几番倾轧后，他便于1907年远赴日本。
也在那一年，光复会会员徐锡麟主持的安庆起义失败，此后的熊成基起义也告失败，株连甚广，安庆的革命之火由盛而衰，几近熄灭。
后人研究陈独秀的著作文献早已车载斗量，可1906到1911这5年间却罕有资料。那期间的陈独秀，未踏足政治、未醉心革命，甚至连他最拿手的政论文章都未发表过，倒是写了不少旧体诗，一抒胸中感愤。
开头那句“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就是以少女自况，感慨自己纵然倾国倾城，也不及大自然的壮丽，以此暗喻自身的渺小，过往的失意和革命的挫折。
可就在这郁郁寡欢的当口，武昌首义的枪声传来，陈独秀该何去何从？
那些心境与心事，竟都可在他的诗中找到蛛丝马迹。“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也是陈独秀沉寂期间的诗作，前半句沉溺于自身世界，恰似半晌贪欢，后半句则意境极远，不忘前尘与世事。
1911年初的陈独秀，正与高君曼新婚燕尔，如胶如漆。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高晓岚，这是一场陈独秀最痛恨的包办婚姻，对方尽管家世显赫，但高晓岚本人却是个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式女子甚至大字不识，陈独秀劝她读书识字，她也嗤之以鼻，二人在性格上极不相投，尽管结婚多年，又生下了陈延年、陈乔年和陈松年，却无法弥补感情的裂痕。至于陈独秀热衷的革命，更让高晓岚十分反感，认为夫君大逆不道，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这个时候，小姨子出现了——妻妹高君曼，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喜欢文学、见识广博，崇拜陈独秀，二人一见如故，借着借书等各种机会见面，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从此形影不离。如此婚外情，本就为礼法所不容而且这个对象竟然是小姨子，在两个家族眼中就更是大逆不道。陈家长辈甚至认为此事比闹革命还更不可容忍，大大败坏门风，扬言以后不准二人踏进陈家大门。岳父高登科更是怒气冲天，痛心自己选错了女婿，并对高君曼进行打骂、罚跪，还为她择夫，希望绝了她与陈独秀一起的念头。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止他们，二人于1910年携手去了杭州西子湖畔同居，进而于1911年初自行成婚，“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对于早年是愤青几赴日本避祸，后来壮怀激烈投身革命，晚景凄凉的陈独秀来说，在杭州的这段日子，怕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
也是在1911年初，他找了一份工作——陆军小学堂的地理历史教员。
这个小学堂本是清政府陆军部于1908年创办，主要培训陆军预备生学生读满3年后即可升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与当时各地许多类似学堂一样，该校的革命气氛也十分浓厚，是浙江当时的革命活动中心之一，武昌首义后的浙江光复，该校许多师生都参与其中。
那时，江南才子、近现代教育家刘季平也在陆军小学堂教书，二人相识后，交情极好，陈独秀常去刘季平家中做客，进而又结识了沈士远、沈尹默和马一浮。这几位后来都名声显赫，沈士远是庄子专家，沈尹默书法诗词造诣都极深，同时也是大学者，马一浮更是和熊十力并称的哲学大师。陈独秀与沈尹默的相识，亦是一桩逸事，据沈尹默回忆，有一天他和沈士远到刘季平家中喝酒，回家后兴之所至，“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即刘季平）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也。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
——若非陈独秀如此坦诚直率，后世还是否会有沈尹默这位大书法家呢？
他们数人“时常作诗，互相观摩”，陈独秀还“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篆字，始终如一”。如此闲适，加上美人相伴，自是惬意的，他在给挚友苏曼殊的信中这样写道：“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得美眷相伴的狂喜，终是遮不住。
只是，在他写给苏曼殊的信中，还写道：“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寄情于美人友人和山水，虽可掩一时消沉，但陈独秀终究不是一个避世者，他在等待时代的召唤。
所以，他在杭州还写下了“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显然，尽管“闭户弄朱弦”，但终是忘不了革命事业。
曾有人说，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和阅历，能够大致上反映中国民主革命的曲折复杂与艰难困苦的状况。而他此前的沉寂和寄情于新妻，则大致反映了革命前夕的低迷现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史料表明，新政下的晚清时局，颇有稳步前行的架势，经济渐趋稳定，立宪派在朝在野都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教育的发展和公共设施（如图书馆、公园等）的逐步建立，都对民智开启作用极大。与此相对的，是革命党的困局，尤其在1910——1911年这两年间，暗杀（尤其是暗杀满清能吏）成为革命党最重要的“革命手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这意味着革命党的群众基础较为松散。
而在这个当口，清政府却祭出了昏招，八旗贵族的当权者希望从立宪派手中收回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如铁路），失去了立宪派的支持（保路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后果）。这也使得偶然性极强的武昌起义成为了改变一切的导火索，此后的各省独立中，声望极高的立宪派参与了进来，起到了相对的主导作用，他们利用自己的声望与资源，规劝或利诱满清地方官员，使得大多数地方的独立兵不血刃，百姓并未受到过多的战乱滋扰。
浙江的光复便是如此，武昌首义后，浙江新军立刻响应，当地士绅积极配合，而杭州陆军小学堂，也成了当时革命党人的通讯联络机关，陈独秀精神一振，立刻投身革命宣传，写下多篇革命檄文四处张贴，其中一篇还特别交给了陆军小学队长周亚卫和新军排长高文蔚（均为光复会会员）由他们贴在城内鼓楼门侧，使得“省垣官吏闻之悚然”。
1911年11月5日，杭州光复。11月6日，浙江军政府成立。
几天后，也就是11月11日，陈独秀的故乡安徽也宣布独立了。回乡成了陈独秀的新目标。
只是，“日拥千人观，不解与君语”（陈独秀1911年诗作）——武昌首义的枪声一起，全国各地就跳出了许多革命者——爱扎堆、爱投机，本就是人的天性，可那纷纷杂杂的革命者中，清醒者并不多，慷慨激昂者众却多半“不解与君语”。
那时，陈独秀还不叫陈独秀，而是依旧用着原名陈乾生（直到1914年他才首次使用陈独秀之名），可那独秀之气，却已尽现。
他的一生，多半时间是清醒的，又刚烈坚持。数年的隐忍沉默，也有厚积薄发之效。大家都在标榜自己“手造共和”之际，他却知道，这只是个开始，建设才是未来之重。
而且，安徽的形势远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乐观。
起先，当地士绅推举清廷安徽巡抚朱家宝为都督，但革命党反对，王孟超等人更是拥王天培为临时都督，朱家宝则阳奉阴违，最后革命党妥协以朱家宝为正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此后，芜湖和合肥两地又相继成立军政府，大家各不相得，形势复杂。后来，革命党人为谋求全省统一，成立了“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后又成立“安徽临时参事会”，推举孙毓筠正式出任皖省都督。
此时，已是12月下旬。
陈独秀与孙毓筠有私交，浙江独立后，他前往上海，便是“从少侯游”（孙毓筠字少侯）。孙毓筠上任皖督后，立刻电召陈独秀前来相助。陈独秀欣然前往安庆，就任都督府秘书长。
据当时在都督府任科长的张啸岑（掌管文书和收发）回忆：孙毓筠是少爷出身，而且耽于佛事，又爱抽大烟，所以不理政事，工作都交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任秘书长的时间，只不过4个月，可在这4个月里，他的长处与弱点，一一尽显——一如他的将来。
他很清醒，哪怕众人皆醉，但他又武断急躁，常与人口角，每逢开会，便成他个人的一言堂。他的精准眼光成就了他，可他的固执急躁也拖累了他。
想来，他始终是“独秀”，那个“独”字，固然卓尔不群，可孤独感终究如影随形。
几年的沉寂期，随着武昌首义的枪声变成过去时。那个曾崇拜过康有为的少年陈独秀，那个曾经参加暗杀团、组织岳王会的愤青陈独秀，那个曾赴日本避祸的落寞陈独秀，那个寄情于杭州山水和新婚妻子的避世陈独秀，也都成了过去时。有些人，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然后开始前行，不管未来是成功还是失败。忽惊此日仍为客，却想当年似隔生“忽惊此日仍为客，却想当年似隔生。”——台静农
1949年后，最受中国大陆文学界尊敬的去台作家，当属台静农。
他是五四时期最著名的乡土作家之一，未名社成员，也是鲁迅最欣赏的学生，1946年应许寿裳之约，前往台湾编译馆工作，然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据说1949年之前，他曾打算重返北平，却因为家累太重，实在买不起船票而未能如愿。此后，他有生之年重返祖国大陆的愿望终未实现直至1990年逝世。
年少时，他的作品我所见不多，只是在家中一些合集里见过，多是散文。初时对他感兴趣，一是“静农”这名字实在好听，二是读过他一篇《谈酒》，发现他曾客居青岛，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教。
名为《谈酒》，但谈的实则是思乡，台静农身为安徽人，却将思乡之情倾注于青岛，他写道：“但我所喜欢的还是苦老酒，可也不因为它的苦味与黑色，而是喜欢它的乡土风味。即如它的色与味，就十足地代表它的乡土风，不像所有的出口货，随时在叫人‘你看我这才是好货色’的神情。同时我又因它对于青岛的怀想，却又不是游子忽然见到故乡的物事的怀想因为我没有这种资格，有资格的朋友于酒又无兴趣，偏说这酒有什么好喝？我仅能藉此怀想昔年在青岛作客时的光景。”
这种思乡情绪，始终伴随着台静农的晚年，临终前，他引用前人的诗句，“忽惊此日仍为客，却想当年似隔生”，他还有绝笔诗：“老去空余渡海心，磋跄一世更何云？无穷大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
弥留之际的他，会不会想到65年前？那时，求学于北大的他与鲁迅初识。正是在鲁迅影响下，他与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及曹靖华等六人组建了未名社，这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他以乡土文学作品成名，上世纪30年代开始任教生涯，并一心治学。
他早年曾在汉口上中学，未毕业就跑到北大国文系旁听，后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勤工俭学——在那个时代，这是许多年轻人的选择。
未名社时代，他除了有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子外，还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内收有关《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文章，是最早的鲁迅研究资料专集。
鲁迅对台静农的小说评价极高，比如提及《地之子》时，他写道：“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可到了1946年，他的人生顿然被分割，那年，44岁的他前往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自此投身教育，与小说创作绝缘。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他恰恰走过88年人生历程的一半。
由于后来台湾封锁左翼文学的缘故，台静农在文坛的销声匿迹一度十分彻底，彻底到他的学生都不知道这位老师写过小说，而且曾经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如他的学生蒋勋，就是赴欧洲读书时，才在鲁迅的杂文、札记和书信（当时鲁迅的文字在台湾也被禁）中见到了一个又一个“台静农”，方知这位老师早年的锐气。
台静农的沉寂，或许也是事出有因，当年，台大中文系主任许寿裳因宣传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新思想，于1948年2月19日夜间被破门而入的歹徒用斧头砍死，他的死也导致了大批在台学者返回大陆，其中就包括了后来在“文革”中吃尽苦头的魏建功和李霁野等人。继任的系主任乔大壮，因拒绝镇压学生运动被辞退，返回大陆后在苏州投水自尽。然后就轮到了台静农，他选择了韬光养晦，不再提鲁迅，不再提五四，一干就是20年。
有人曾问台静农为何不返大陆，台静农的说法是“实在是因为家眷太多，北方天气冷，光是一人一件过冬的棉衣就开销不起。台湾天气暖和，这一项花费就省了”。
很多人认为此语不过是托辞，但可以确定的是，选择留下来的台静农，需要勇气，也需要策略和牺牲。
他除了不再提及当年与鲁迅的交情、自己的文坛经历，还常充当“辟谣者”的角色，比如他家门口经常停着一辆军用吉普，很多人认为是监视他的特务，台静农则澄清说“那是因为我对门住的是彭明敏”，指被监视的是鼓吹“台独”的彭而非他。
以台静农早年锐气和三次坐牢的经历，若非如此韬光养晦，还真无法在那个年代混下去。
留台的台静农，思乡情绪自是不免，他的书斋便名为“歇脚斋”，他说自己“身为北方人，于海上气候，往往感到不适宜，有时烦躁，不能自已……抗战以来，到处为家，暂时居处，便有歇脚之感”。
结果，一歇便是半生。后来，台静农请张大千另题了书斋名字，名为“龙坡丈室”（龙坡是台大所在地的名称），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做“龙坡小民”。
1985年，台湾《联合文学》月刊总第11期将台静农选为该期“作家专卷”，称许为“新文学的燃灯人”。同年，台湾“行政院”将文化奖颁给台静农，对他献身教育事业垂50余年表示赞扬，并提及其早年成就——“早年致力于新文学创作，文风兼具犀利批判与悲悯胸襟，作品至今犹为文学批评界重视。其后专攻古典文学研究，阐扬文化精义，重要著作《两汉乐舞考》、《论两汉散文的演变》、《论唐代士风与文学》等，段论创新，精微独到，于传承文化，功不可没。”
我极推崇的香港小说家刘以鬯也曾说过：“二十年代，中国小说家能够将旧社会的病态这样深刻地描绘出来，鲁迅之外，台静农是最成功的一位”。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后半生沉寂，台静农却绝非活得战战兢兢，反倒豁达圆融，也正因此，既爱烟又爱酒的他十分长寿。站在神经错乱的街头，我不知道该走向哪里“站在神经错乱的街头，我不知道该走向哪里。”——杨唤
有这样一位诗人，未满20岁时便以诗成名，但却于24岁时辞世。他的儿童诗成为无数儿童的启蒙，他用童心谱写童话，甚至他的死，也与童话有关——在赶去观看电影《安徒生传》时死于车祸。
他是杨唤，他去世后，仍一度沉寂，后来，台湾出版了《杨唤全集》而林海音主持纯文学出版社的第一本童书，便是他的儿童诗《水果们的晚会》，1980年，《布谷鸟》诗刊设立“杨唤儿童诗奖”，1988年，赫赫有名的“杨唤儿童文学奖”成立，每年颁奖一次，那是惠及两岸儿童文学作家的奖项。1996年，台湾学者林文宝撰写的《杨唤与儿童文学》一书出版。
他的一生实在太过短暂，1930年出生，生平可查的大事不过几件，1947年到青岛工作，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至台湾，1954年去世。而在那短暂一生里，贫穷困顿、颠沛流离始终相伴。
据说，他的儿童诗《夏夜》，一直是台湾地区中学生语文课本第一册的首篇。他是去台湾才开始写儿童诗的，在那个动荡岁月里，台湾人心不安，一个流落此间的少年却把心思用在纯净如水的儿童诗上，写下动人篇章，着实难得。
他的逝去是一场事故，令人扼腕。那天是1954年3月7日，有雨，他在台北路上遇到同事，得赠一张电影《安徒生传》的劳军票，而安徒生恰恰是杨唤的偶像，他正愁囊中羞涩无法买票，得票后便匆匆跑向西门町电影院，穿越铁路时，竟不慎把脚夹在两条铁轨的缝隙中，而列车却随之呼啸而来……
他的不幸从童年时便已开始，不满周岁时，母亲便因病去世，两年后，抚养他的祖父母也相继去世，父亲随后再娶，却遇人不淑，幼年杨唤一直被后母虐待，他曾写道：“都说童年期是美好，就是在回忆也是有享不尽的甜蜜，但，我呀，我不知道那过去都是怎样过去的，而现在呀，我又不知道我是在哪。从小就是个可怜的小东西。那在北风唱着‘小白菜呀，遍地黄’的，那挨打受骂，以痛苦做食粮，被眼泪给喂养大的小东西。童年期，那样的童年，一如一个悠长的冰泠的世纪。”他8岁开始上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取辽宁兴城县初级农业学校畜牧科，那时的东北，正处于日伪统治时期。1947年，17岁的他从农校毕业，同年父亲病故，他开始自己的流浪生活，先是到了天津，后又随在医学院任教的二伯杨枫前往青岛，可因寄人篱下，饱受二伯父家孩子们的白眼，他又出走，在青岛的《青报》找了一份校对的工作。不久，报社的副刊编辑因病休假，他临时顶班，却表现出色，结果成功转正。据他的友人台湾作家归人回忆，杨唤自己念及大陆时光，认为在青岛的时期最是快乐，那时报社恰好补发薪水，他立刻买了两大竹箱的文学名著，大部分为当时的珍本。而且，当时青岛文化虽不若30年代时繁荣，但仍名家荟萃，他又是副刊编辑，就此结识不少作家，也尝试自己写诗写文，第一本诗集《乌拉草》也在此结集，他还与人共组“星诗社”，编辑、出版了《星诗丛》，曾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部长的诗人李瑛的第一本诗集《枪》就是由这里编辑出版的。这里也可算是20世纪40年代青岛的新诗中心，被称作“诗之楼”。
若就此下去，杨唤前途可期，可此时的中国，正值内战，兵荒马乱朝不保夕，他连稳定工作都保不住，不久后，《青报》关门，他只好流浪至厦门，迫于生计，进入一支国民党军队当电影放映兵，1949年春又随军去了台湾。
终不向命运屈服的他，至此才停止了流浪，只是，依旧困顿。
不久后，肚里有墨水的他被升为上士文书，具体工作是写墙报、办周报，但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善，据友人回忆，此时的他，仍“常常为了一包红乐园而发愁，一张公共汽车票的钱而为难”。
但也就是在这时，他找到了自己的梦想，1952年，他开始在台湾的《中央日报》的“儿童周刊”上陆续发表近20首儿童诗。
我曾认为，特别幸运的人与特别不幸的人都会有纯真童心，杨唤属于后者。他早年在大陆时创作抒情诗，赴台后专注于儿童诗，前者是忧郁的表达，后者却欢畅温暖。少时的悲惨生活让他愤懑，却也让他无比憧憬甜美童年，“我笑我那萎谢的童年，我笑我那童年里的苦难，虽然我笑得很凄然”，他曾在给归人的信中这样写，也如诗一般，也在那封信里，他写道：“我曾这样譬喻过我的寂寞，我像一个流落在荒岛上的水手，面对着向晚的天边，海鸥栖息了，游鱼潜沉了，满眼是海水、浪花，满耳是风声和涛声……”
当时他写儿童诗，并不得友人支持，归人就曾劝他，认为以他的才气应该写更“高级”的东西，又说他不是孩子，何必写儿童诗，杨唤则回应道：“你说我不是孩子。应该写些给大人看的东西，这话也对，但你又怎么知道我这一颗向往于童年的心呢？孩子是天真无邪的，童年的王国在记忆里永远是有着绚灿美丽的颜色的……儿童诗，我还想再写下去，因为我想从里面找回一些温暖。”
杨唤还说：“儿童文艺在中国是最弱的一环，虽然目前儿童读物多如春笋，严格的说来又有几种合格的呢！较之英、美、日本等国，可谓少得可怜又可怜。我不敢说我的儿童诗写得怎么好，但是在这里就没有人肯花工夫去给孩子们写东西，你想，一般成了名或出了名的，或不成名的也不出名的都想用大块文章去换得奖金，有谁肯花大半天的力气，去换两包香烟钱呢……你知道，群众是最好的考验，孩子也有他们的鉴赏力。”
他的儿童诗，如今读来，亦是优美动人，童真总被唤起。这样的诗进入课本，实乃孩子之幸。那些童年遭受的艰难困顿，似乎更激发了杨唤的爱与真挚，就如林加春所说，“他在长期吶喊、内心孤独的生活中，却能以丰富的情感驰聘于无涯的联想领域，用纯美语言，酿成当时特有的天真儿语，实在堪称一绝”。我甚至认为，他的儿童诗并非只是写给孩子看，也是写给自己看，那些美丽幻想，那些童话情境，都是他梦中期盼，比如故乡的“月光，银色的海，蓝色的海，美丽的美人鱼，美丽的星子，红红的灯笼，红红的珊瑚。”
世间万物，都成了他诗中素材，再以拟人修辞表达，尽是童趣。
当然，也有怅惘——在他不写儿童诗的时候。比如他写《乡愁》，便是我爱的腔调：在从前，我是王，是快乐而富有的，邻家的公主是我美丽的妻。我们收获高粱的珍珠，玉蜀黍的宝石，还有那挂满在老榆树上的金纸。如今呢？如今我一贫如洗。流行歌曲和霓虹灯使我的思想贫血。站在神经错乱的街头，我不知道该走向哪里。
我尤其爱那句“站在神经错乱的街头，我不知道该走向哪里”，恍若歌词可惜，这个世界给他的时间委实太少。
附杨唤最著名的一首诗：夏夜蝴蝶和蜜蜂带着花朵的蜜糖回家了，羊队和牛群告别了田野回家了，火红的太阳也滚着火轮子回家了，当街灯亮起来向村庄道过晚安，夏天的夜就轻轻地来了。来了！来了！从山坡上轻轻的爬下来了。来了！来了！从椰子树梢上轻轻的爬下来了。撒了满天的珍珠和一枚又大又亮的银币。美丽的夏夜呀！凉爽的夏夜呀！小鸡和小鸭们关在栏里睡了。听完老祖母的故事，小弟弟和小妹妹也阖上眼睛走向梦乡了。（小妹妹梦见她变做蝴蝶在大花园里忽东忽西的飞，小弟弟梦见他变做一条鱼在蓝色的大海里游水。）睡了！都睡了！朦胧地，山峦静静的睡了！朦胧地，田野静静的睡了！只有窗外瓜架上的番瓜还醒着，伸长了藤蔓轻轻地往屋顶上爬。只有绿色的小河还醒着，低声的歌唱着溜过湾湾的小桥。只有夜风还醒着，从竹林里跑出来，跟着提灯的萤火虫，在美丽的夏夜里愉快的旅行。
豪言
那风云流变中，激荡革命贯穿始终，各方豪言壮语，至今掷地有声。贤者不负天下，而天下负贤者“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陈范
偏爱老建筑，更偏爱老建筑背后的钩沉，所以每去一个地方，事先都做老建筑的功课，但凡名人故居、有故事的建筑，能去的话都会去看看。
那年去上海，专程前往汉口路和福州路，那是当年的报业“根据地”多少风云流变都在那里而起。那时，于报业而言，旧名三马路的汉口路风头劲于旧名四马路的福州路，《申报》和《新闻报》都位于此街，但四马路上的《苏报》，却导演了清末报业第一大案。
说起上世纪的大事件，190年的“《苏报》案”无论如何都会位列其中，这不仅仅是晚清的最大文字狱那般简单，更是一场庶民与皇权的直接较量，案件在上海租界七度公开审理，尽管邹容死于狱中，章太炎坐牢3年，《苏报》关停，但人们都记住了这一大案，以及《苏报》上刊登的那些载入史册的文章——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的序言与简介。
只是，那钩沉背后，人们似乎只记得章太炎和邹容，却忘记了《苏报》当时的掌舵人陈范。
——如果没有陈范，《苏报》也不会是那样一份肆意大胆敢言的报纸。
1902年5月，陈范在自己掌舵的《苏报》上发表《敬告守旧旧时上海福州路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这样的文字，在我看来震慑力不亚于后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序言。
陈范曾是清朝官员，做过江西铅山知县，但后来因教案被劾罢官，隐居上海。1898年，他购得《苏报》产权后，开始锐意经营这份原本销路不畅的小报。1900年的庚子事变后，同情革命的他请同乡吴稚晖担任主笔。不久后，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反对校方压迫，集体退学，《苏报》全程报道事件，此后，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人组织创办的中国教育会出面，帮助退学学生成立爱国学社，陈范对其进行了每月资助。
在此事件后，吴稚晖一鼓作气，干脆开了“学界风潮”专栏，专门报道各地的罢课、退学风潮。
而真正让《苏报》惊世骇俗的，还是1903年5月的“大改版”——改的不是版式，而是内容，从温和路线改为宣传革命，连续刊载邹容的《革命军》序言、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激进言论，引发“《苏报》案”。
不过要说的是，当时晚清的言论控制，或许并不若我们想象那般阴暗。1957年，当年的《苏报》主笔章士钊在回忆录性质的《苏报案始末记叙》中写道：“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词之间，略无忌讳，斥戴湉为小丑，比亲贵于贼徒者，惟香港、东京之刊物能为之，在内地则不敢，抑亦不肯。洵如是者，词锋朝发缇骑夕至，行见朋徒骇散，机关捣毁，所期者必不达。”
所谓“洵如是者，词锋朝发缇骑夕至”，就是说只要报纸有革命言论捕快马上就来查封报馆，只有远赴香港、东京办报，才可摆脱清政府的监控。
但这个说法似乎略有夸张。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的第一天（5月27日），就写了一篇《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并发表邹容《革命军自序》激烈鼓吹反清。若按章士钊在回忆录里的说法，当天报纸一出，捕快就应该来把《苏报》报社给掀了，但事实却没有，《苏报》不但没出事，还开始了激进道路，在此后20多天里，成为报道学潮的主力。直至将章太炎大骂清朝皇帝“戴湉小丑，未辨菽麦”这样的激进文字见诸报端，甚至出现名为《杀人主义》的言论，公然刊登“杀尽胡儿才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等“反动口号”，才导致《苏报》于月被封。
——直接骂当时统治者是小丑，并鼓吹造反，清政府终于受不了了但即便《苏报》被封，居然还继续出版了7天，甚至还发表了章太炎的《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
实际上，即便撇开“《苏报》案”，看晚清的整个报业环境，也是相当宽松的，如《申报》曾对光绪帝的病情跟踪报道近半年，并未受政府干涉秋瑾被杀害后，上海几乎所有报纸都表示哀悼，《申报》更是刊出秋瑾诗首，全方位跟踪有关秋瑾的各种报道达3万多字。有资料记载，“光绪末叶数年，出报既不报知官厅，其言论之自由，可谓有闻必录。对于政治之得失，内外大员之善恶，皆可尽情指责；人民之冤抑隐疾，更可尽情登载”当然，这其中也有清政府的手难以伸进租界的缘故。《苏报》被封后，章太炎和邹容被判刑，但因为清政府无力控制租界舆论声援等缘故，二人仅仅被判3年和2年，与清政府“预期”的凌迟处死落差极大。当时，国内各大报纸纷纷声援《苏报》，甚至包括与《苏报在革命还是改良问题上有着尖锐分歧的《中外日报》也发表社论《近事概言》，抗议当局“与言者为难”。《江苏》杂志发表短评《祝苏报馆之封禁》指出思想、言论、出版，“此三大自由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但凡此中种种，均让人热血澎湃。
可热血澎湃之余，当我细细翻看百余年前的《苏报》文章和此案始末后，尽管对陈范和章太炎等人心存敬意，但不得不说，《苏报》是一把双刃剑，甚至深远影响了中国的传媒生态，舆论公器的作用发生了质变。《苏报》一案，于革命者而言可谓振聋发聩，报业中人均以《苏报》为偶像，与其一街之隔的《申报》则成了保守的代名词。
只是，报纸的功用是什么？是慷慨激昂喊口号，还是客观报道事实？是振臂一呼，还是默默推动社会转型？我想，理应是后者吧！有学者这样记录：“几乎所有争议事件，即今日所谓‘公共话题’者，都受到了《申报》的充分关注。大到修建铁路之分歧、派遣留美幼童、科举兴废，小到城市消闲与娱乐方式的变化、上海兴起的烟馆女堂倌、中西医的冲突、杨乃武冤案之过程、官场礼仪从简的呼声，在《申报》上一一得到了呈现。可以说，要了解真实的晚清社会必读《申报》。”而《苏报》呢？“杀尽胡儿才罢手”这类种族主义论调自是不妥，而捏造事实更是其绕不过去的暗面。据载，当年《苏报》在拒俄运动中曾经揭载一份“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并由张继作《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以为烘托，轰动一时，清政府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言之凿凿地宣称密谕系“从江督署借抄得来”，后来章士钊终于承认了捏造的事实，并称“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无疑是严重逾越新闻媒体底线的行为。
但“《苏报》案”的风雨，加上其对反清革命的影响，“目标正义”的出发点，终于使得中国传媒走上了另一条路，《申报》推崇的“报道事实真相”终被淘汰。
而“《苏报》案”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章太炎和邹容二人青史留名，尤其是后者，后来被孙中山追授为大将军，他的《革命军》被认为是民主革命的“一号战斗檄文”。
陈范呢？
他当时并未被捕，亡命日本，直到1905年才回上海，但随后又被清政府控告入狱，次年初获释，随后又前往日本，武昌起义后回国，先后参加湘、桂援鄂联军，出任上海《太平洋报》编辑、北京《民主报》主笔等但晚景凄凉，1913年便于上海病逝。
在日本期间，陈范还加入了横滨的洪门三点会，洪门等帮派组织恰恰是当年反清的重要力量，陈范此举，证明自己已经由宣扬革命转向参与革命。不过此时的陈范，已是生计艰难，“贫困无已自给”，两个小妾也被他劝说改嫁。而在上海出狱后，女儿已远在日本读书，陈范移居温州，已是孑然一身，居无定所。
他还曾与柳亚子、高天梅、叶楚伧、李叔同等15人发起组织了国学商兑会，意在重建国学，但由于此前的颠沛流离，身体每况愈下，贫病交加的生活让他无力坚持，终于1913年与世长辞。
生前，陈范曾经希望拿回被清政府没收的《苏报》产业，但同盟会出身的上海都督陈其美不理，后来的大总统袁世凯不理，尽管有蔡元培等人为之奔走，却无济于事。陈范倒是高风亮节，表示“正谊明道，非以计功利，吾侪自靖自献，宁容贪天为己力”，然后忍受苦寒生活。这等“布袍幅巾，萧然物外，绝口不道前事”的姿态，与那些以“手造共和”自居、四处论功求赏者形成鲜明对比。有识之士仅看陈范遭遇，便可推断民国前景不妙，“以为贤者不负天下，而天下负贤者，非建国之祥”。晚清最后一名刺客“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我志已决，后来事诸君努力为之可耳。”——彭家珍
彭家珍，同盟会员、革命志士，被誉为晚清最后一名刺客。
良弼，清朝贵族、宗社党领袖，被视为晚清皇室第一干才。
他们的命运，在1912年1月26日交织。那日，彭家珍假扮良弼的亲信、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穿着购来的全套清军官服，将炸弹藏于外套中至红罗厂的良弼宅第求见。看门人告之良弼尚在陆军部，彭家珍转而前往陆军部，但刚到胡同口，便见到良弼的马车，他拦住车子，投递名片，良弼接过后，却发现来人并非真正的崇恭，立时心生警惕，正待走避，彭家珍掏出怀中炸弹猛掷，将良弼左腿炸断，仅有筋皮相连，全身也都受伤，而彭家珍则不幸被弹片反弹击中头部，当场牺牲，年仅24岁。
两日后，良弼不治身亡，宗社党作鸟兽散，2月12日，清帝即下诏退位。
在以往的历史书（尤其是教科书）中，常对良弼等晚清权贵予以丑化，以突出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实则大可不必如此——贬低对手决非吹捧自己的好办法，不是有句老话说“对手决定了你的档次”吗？你有猪一样的对手，自己能英明神武到哪里去？实际上，良弼和彭家珍这对“冤家”，就是惺惺相惜的。
换言之，彭家珍的功绩自是千古，而良弼作为晚清动荡时节的干才，也是可书一笔的人物。史载，彭家珍在与战友陈宪民商讨时曾说：“良弼学识较优，任事毅勇，为宗社党推为首领，不杀此人，共和绝望也”，于是敲定良弼为刺杀对象。而良弼遇刺后，曾在死前慨叹：“炸我者，独不杀项城（袁世凯）与荫昌。聆其音确是川人，真是奇男子！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可见他也清楚看到，自己一死，宗社党必然垮掉，清室的最后希望也断绝。据说，良弼临死前还曾问彭家珍可曾死去，如果没死就放了算了，因其是“真英雄”。据载，在暗杀之前，由于时局动荡，此前袁世凯也险遭暗杀，良弼为安全起见，还偷偷搬家，行动诡秘。彭家珍与战友陈宪民为侦察良弼的居所，几乎跑遍了北京城，四处打听了半个多月，终于在1月24日找到了良弼位于红罗厂的住处。1月26日晚，有负责监视良弼者说，良弼外出一直未归，彭家珍立刻意识到这是暗杀良机，决定单独提前行动。值得一提的是，怀着必死之心的他在临行前，除了写下绝笔书外，又想到天津同盟会的同仁们彼此失和，便给同志们写下遗彭家珍像言，共计八条：“一、撼大摧坚，要默默留意，悄悄下手，慢慢见功，吾党当列为座右铭二、凡在横逆来侵，先思所以取之故，继思所以处之之法。不可随意动气两个动气便成一对小人，一般受祸，吾党其勉之。三、任难任之事，要有力而无气，处难处之人，要有知而无言。吾党其三思之。四、分明不动声色，济之有余，却露出许多痕迹，仍未成功。吾党执一偏之见者，其翻然改辙。五、使气最害事，共心最害理。吾党临事，当平心静气。六、做事要见事后效果，休借事前议论。吾党畏首畏尾，其思之。七、审时量力固为作事的不二法门。然理所当为，地在可行，则计不得成败利害。吾党观望犹豫者，曷当听诸。八、多人共事，事成不必功之自我出，事败不必咎之他归。吾党争权揽势者，其知否？”拳拳之心，尽在其中。
彭家珍牺牲后，其友人在他的皮包中发现一纸绝命书：“我四亿同胞流血牺牲，豆剖瓜分，亡国灭种，正斯时也。同胞同胞！同志同志！共和若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我志已决，后来事诸君努力为之可耳。”孙中山赞其“我老彭收功弹丸”，追赠大将军衔，“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崇祀忠烈祠”。
他是四川金堂人，父亲彭世勋秀才出身，以塾师为业，主张维新和实业救国。也正因此，彭家珍8岁时就得启蒙，由父亲传授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但父子间的和谐，却在其父于1902年赴成都一书院任教后被打破，少年彭家珍在省城中开拓了视野，开始怀疑改良，趋向于激进革命。也是那一年，其父希望纳妾，他激烈反对，从此父子间有了隔膜，次年，他考入四川武备学堂，1906年，他以优等成绩毕业，被派赴日本考察军事。在日本时，他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让他“带着任务返川”，这个任务不言自明——加入新军，培育革命力量。
他回国后，先是在四川高等军事研究所实习，随后在新军第三十三协六十六标一营左队任排长。
1907年，同盟会筹划在成都起义，不幸因奸细告密而事泄。他设法通知革命党人转移，事后遭怀疑，却沉着应付洗脱了嫌疑，后来还调回六十六标左队任连长。
1909年，他在武备学堂读书时的老师、未婚妻的舅父张蓬山在云南升任协统，邀他去工作。这种走后门之路，本是许多人的升官捷径，彭家珍却有自己的算盘，意在以大官亲戚为依托，自己可掌握更多权力，为在云南进行革命活动、发展革命力量提供便利，于是欣然前往，先是担任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管带兼教官，随后升为提调。可是仅隔半年，张蓬山便在官场上失势，随营学堂也遭撤销，彭家珍随之失业，他听说东北革命气氛浓郁，便直奔沈阳（也有一种说法，指他此前前往云南是得到云贵总督锡良的召唤，因为锡良任四川总督时就很欣赏彭家父子，并力荐彭家珍赴日考察，所以他调任云贵总督两年后，邀彭家珍前来，其后他又调任东北，彭家珍也跟随北上，但以彭家珍的困顿情况，此说或许不确）。
初至沈阳时，他找不到工作，盘缠又用尽，十分困顿，好在同盟会员刘介藩帮他找了一份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队官的工作。据载，东北酷寒，彭家珍常在冰雪中锻炼，却不以为苦，曾留下“宁为国家蹈鼎镬以求死，不甘屈蠖而偷生”的壮语。
这期间，他利用挑选学兵之机，将革命党人商震、程起陆、李培基、李忻、张揆一、张绍玺等选入他所管的队中，并发展了一批学兵加入同盟会，常去周边驻军向基层官兵宣传革命。武昌起义后，东北举事，许多骨干都与彭家珍有所联系。
可又过不久，奉天讲武堂学兵营又遭停办，彭家珍再次失业，但东北的革命形势让他乐在其中，尽管父亲屡屡写信催他回四川与未婚妻王清贞完婚，他都拒绝，表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如花美眷不能让他返乡，但他却同时关注着家乡的革命之火，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他预感革命大潮即将袭来，于是便前往北京、天津两地考察形势。1911年9月底，他返回沈阳，筹划东北起义。
彭家珍此人心思缜密，早年在成都冷静躲过嫌疑是一例，在沈阳期间也如此。尽管他将众多革命党人选入学兵营，又发展了大批人进入同盟会终日宣传革命，可却始终未曾暴露，反倒和当时的学兵营管带崇恭关系甚好，而后来，他也正是冒崇恭之名刺杀了良弼。他跟其他上司关系也甚密被视为“可靠之人”，他参与了清廷陆军部的考试，位列一等第一名，得授相当四品的正军校衔，并借此谋得军谘府要人处的推荐书，又通过自己在沈阳的“良好关系”，被委派为天津兵站副官长，代理标统，并在武昌起义之后的几天到职。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利用职务便利，频繁来往于京城与奉天之间，进行联络。他这个藏于清军中的革命党人，实在贡献极大，比如10月底，清廷在欧洲购了大批军火，经西伯利亚运往武汉前线，至沈阳为中转，彭家珍成为押运人员之一，负责其中一列车厢，共5000支枪，500万发子弹他秘密联络驻滦州军队中的革命党人，在列车经过滦州时予以截留，事后一推了之。他还从天津兵站私取上万元巨款，支持革命党人发动滦州起义为革命党人行动方便，他还私取了大量军用车票供其使用。
这种事情做多了，哪怕机警智慧如彭家珍，也不免暴露，后来他又挪出一批枪支、军马、军粮和资金，以供起义之用，不幸遭到发现，他迅速逃离，自此被清政府通缉，化名在京津奉等地秘密活动。不过，他在东北的影响力，连袁世凯都曾为之慨叹：“二十镇的中下级军官，多出彭家珍之门。滦州兵变，皆其勾结，今近畿迭出暴举，足证革命党势力已及肘腋此后祸变将防不胜防矣。”
1911年11月到1912年1月间，他辗转于各地，先后学制炸弹，在上海参与四川北伐军筹备工作（但以自己有秘密工作经验为理由，拒绝了让他回乡带兵的邀请，坚持继续赴北方进行策反工作），担任京津同盟会军务部长，加以整顿，以筹划起义，还再赴上海与南京，两次面见刚从海外回来的孙中山。
也是在1912年1月，清室贵族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召开秘密会议，随后于19日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被称为“宗社党”，开始积极活动，意在夺权组阁，并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
这是第三股势力。
此前竞逐的两股势力，分别是革命党和袁世凯。当时，袁世凯一面利用革命党的声势牵制清政府，一面又下令麾下的北洋军对武汉三镇的革命军进行攻击，望取渔人之利。良弼作为晚清权贵中难得的干才，清晰地看到了袁世凯的用心，他组织宗社党，便是意图夺回权力。
后人提及晚清贵族，常以纨绔形象替代，实则不能一概而论。良弼虽是皇室宗亲，但属于远支，缺少一步登天的后台，能成为重臣，还是靠自己的努力。
他生于四川成都，与彭家珍还是川籍老乡。其祖上是多尔衮，年幼时父亲便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他是个出名的孝子，气质也与一般满人大为不同，据载他不喜欢听戏斗犬，金石古玩，生怕玩物丧志，又生性简朴，吃穿都极简单，讲起中西历史和国家大势则极兴奋。
而且，作为清室贵族，他的观念也相当前卫。早在戊戌变法时，大多数满人都对康有为等变法者极其憎恨，一来觉得他们破坏祖法，二来也厌憎他们掌握了权力，可良弼却对康梁等人十分推崇，并主张君主立宪。他也景仰谭嗣同，据说常将其绝命诗“去留肝胆两昆仑”挂在嘴边。他去大名鼎鼎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同期同学中有哈汉章、蓝天蔚、陈宦等人。当时，留日士官生大半都是革命党，良弼虽为满人，却能与革命党人交往，像吴禄贞、吴稚晖等均是其好友。
从政后的良弼，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锐意进取，被称作“满洲五虎”之一，所谓“五虎”，都是满人官员中的能吏，包括良弼、载泽、端方、恩铭和铁良，其中，恩铭被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端方死于四川。
值得一提的是，良弼虽是清廷忠臣，视野却极开阔，前面提到他主张君主立宪，便是一例，而且他还非种族主义者，这在晚清时节满人当中可谓罕见。清末，革命党在各地采取暗杀行为，尤以广州等地为最，良弼认为当权者若不主动求变革，必然祸在眉睫，于是力主开国会、容纳革命党。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举事，不免出现杀害满人事件，许多官员提出应搜杀京城汉人作为报复，廷议已成，良弼在关键时刻赶到，流泪力谏终于使得摄政王收回成命。
宗社党的出现，无疑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良弼更是提出了三月内尽灭起义军的狂言。此时，两次与孙中山见面的彭家珍已然返京，策划刺杀行动，在刺杀袁世凯未遂后，便有了他孤身刺杀良弼的一幕。
因良弼一向清正廉洁，死时竟家徒四壁，连安葬费都凑不齐。他的死正如彭家珍和他自己所说，彻底震慑了清廷。宗社党骨干在惊骇中作鸟兽散，这股清政府唯一可支撑的力量就此瓦解，而逃往青岛、天津等开放港口城市客居的清朝贵族、官员更是数之不尽，清帝终于退位。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曾有此评价：“是则南北和议阻力之消除及清帝逊位之决心，实家珍一弹之力有以致之，厥功伟焉。”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彭家珍刺杀良弼一事，因是临时决定，当事人又大多身亡（连良弼的马夫都重伤不治），故记载的版本极多，且常有冲突比较流行的有黄以镛、陈宪民、韩锋、税西恒、陈春生、李华英、常顺和李炳之等多个版本，加上类似冯自由、汪精卫等人所写的传略，令人眼花缭乱。
至于内情更是纷杂，还有一种阴谋论，即同盟会员李华英的“袁世凯借刀杀人说”，表示袁世凯遇刺后曾通过其子袁克定告诉李华曾，良弼才是最大障碍，此人不除，共和难求，于是京津同盟会决定刺杀良弼。而也正是良弼遇刺后的第二日，袁世凯麾下的段祺瑞等人联电清廷，主张共和而常顺的《赉臣被炸追记》也曾载，辛亥革命成功后，彭家珍之父得袁世凯赏赐菜厂胡同住宅一所，并每月从袁氏领取抚慰金一千元，还可以直接去见参谋本部的次长陈宧。袁世凯的侍从官唐在礼之回忆录也有相关记载。
不过不管有没有这些幕后情况，作为刺杀执行者的彭家珍，其动机和行动都堪称伟大——他是一个纯正的革命者，于他而言，所有的政治角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身殉国，并直接导致了清政府的“缴械投降”。
晚清以降，革命者的刺杀之风极盛，留日学生杨毓麟曾有“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之语，吴樾也曾发表《暗杀时代》，另如宋教仁、蔡元培、章太炎等都主张过以暗杀为革命手段。
这一风潮，按某些学者说法，可算是中西合璧，一是西方民粹主义的缘故，二是中国古代的游侠刺客传统。而我个人看来，前者的传入确实影响了许多革命者，但后者才是骨子里的基因。读邹鲁编著的《中国国民党史稿 彭义烈传略》，其中有《彭家珍遗同志致赵铁桥、黄以镛书》，便极具古风，慷慨激昂、壮怀激烈：“设不幸而荆卿剑击廷柱，子房锥中副车，则伍孚刎颈，景清剥肤，宰割凌迟之惨所不免矣。即或鲸鲵翦戳，蛇豕就诛，卫士必将攫入，重门岂能飞渡？聂政抉眼，锡麟煎心，呼吸危亡，祸至无日。况炸丸猛烈，玉石俱焚，杀我杀人，同归死路。综此三端，弟宁有生还望乎？呜呼！已矣！易水风寒，二兄不必为白衣冠之送矣！山河破碎，大陆将沉，祖逖闻鸡，刘锟击楫，楼船风利，正当努力中原。寄来像片二，异日神州光复，厘整天衢，二兄触目兴怀，当思我辈痛饮黄龙，亦犹有同心合志之故人含笑于九京乎！”
是何等情怀，才会写出这样的文字？
那个时代，英雄辈出，奇女子也多，彭家珍牺牲后，未婚妻王清贞毅然过门，并守节终身。
另外，据北京档案馆记载，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为彭家珍及另外三位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杨禹昌、黄芝萌、张先培营建墓地，墓址在俗称万牲园（即今北京动物园）的西郊农事试验场。墓地正中有纪念碑，上刻“彭、杨、黄、张四烈士墓”，四烈士安葬于东南西北四面的石冢下，墓前均有碑文，记录烈士事迹。可惜墓碑在“文革”期间被砸毁，墓地被夷为平地。少年不望万户侯，为天下人谋永福“少年不望万户侯。”——林觉民写于科举考试。“为天下人谋永福。”——林觉民《与妻书》
年少时读林觉民的《与妻书》，总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感，甚至热泪盈眶，年纪渐长后再读，担心的却是他的妻子陈意映——一个纤纤弱女子，怎能承受这样的打击？革命者固然豪情万丈、舍生忘死，可他们的家人呢？那些悲痛该如何承受？《与妻书》的壮美与柔情，林觉民的大义凛然，都已留名千古，可陈意映呢？人们或许只记得她是林觉民的妻子，只记得《与妻书》开头那句“意映卿卿如晤”，有谁知道她两年后就抑郁身亡呢？
曾在福州林觉民故居内看《与妻书》，并非原版，而是复刻版，工整的小楷，一丝不苟。场景也如跃眼前，一个年轻人独坐灯前，在一方手帕上挥笔写着遗书（也是情书），写自己对爱妻的思念，写自己对生死的淡然，写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情至浓时，便“泪珠与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
那些生前身后事，就在这一千多字的《与妻书》中一一呈现。
林觉民，字意洞，13岁那年，他在父亲逼迫下参加了科举考试，可他无意功名，在考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字，便扬长而去。14岁时，他考入全闽大学堂，这是戊戌维新时所建的学堂，也有激进传统，后来他又考入福建高等师范，18岁时，与妻子陈意映成婚。年少的他，所读均是那时代学生们的“革命启蒙读物”，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等，民主革命、自由平等，这样的名词也早早烙印于心。他在接受了新思想后，还在外面租了房子自办私学，并在家中办女学，妻子陈意映、堂妹林孟瑜等都成了他的学生，所授课程除了国文，自不免抨击封建礼教，宣扬男女平权和西方民主制度。他还建了读报所，除了《革命军》等读物外，还有《苏报》、《民报》和秋瑾的《中国女报》等激进报刊。据载，有一次他参加爱国社的活动，现场演讲，题为《挽救垂危之中国》，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全闽大学堂的一名学监见了后，曾对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事实上，按社会阶层而言，林觉民是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林家在福建也是大户，生活无忧，在某些人看来，林觉民完全不需要如此激进，但林家不但出了林觉民，还出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尹民和林文，还有曾参加辛亥革命的林肇民，当然还少不了后来叱咤政坛的林徽因之父林长民。林觉民的父亲林可珊当时在全闽大学堂任教习，他对林觉民的激进也看在眼里，颇为忧心，但总教习叶肖韩则劝解说：“是林觉民儿不凡，曷少宽假，以养其浩然之气。”
20岁时，他赴日留学，第一年是自费生，第二年转为官费生，在庆应大学攻读哲学，并加入了同盟会。林可珊听说后更是忧心，多次写信劝他。林觉民也有意思，他找了个借口——当然，是大家看来都觉得貌似站不住脚但又不好反驳的借口，他说：“大人所不安者，恐儿学非所用，将有杀身之祸，今习文科，文科主心理、伦理诸学，岂有学心理、伦理之人而得祸者。”
可谁都知道，他学的可不仅仅是心理和伦理，他所探究的，是政治体制，而要实现政治理想，于他而言，唯有革命一途。当时，革命党人屡次起义，尽皆失败，客居日本的学子们也跟着屡受打击，情绪低落，甚至聚在一起抱头痛哭，林觉民则表示，哭有何用，既然是革命者，当以死报国。
1911年1月底，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策动广州起义。时任同盟会福建分会会长的是林文，被称作“林大将军”，他接到消息后，立刻决定动身前往香港参与起义筹备，另派林觉民赴福建策动。
此时的林觉民，已是同盟会中的重要人物，他先是跟林文一起赴港，然后再回福建，在香港时，黄兴一见到他便激动万分，留下了一句载入史册的话：“意洞来，天赞我也！运筹帷幄，何可一日无君。”
回到福建后，他广邀战友，其中包括了后位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冯超骧、刘元栋等。当时，冯超骧父亲病危，但他态度坚决，表示“吾爱父之心，何尝不百倍于常人，顾此时当舍私从公”，而他的父亲则在病榻上回应：“儿第去，为国努力，勿以吾为念。”
而林觉民的父亲林可珊，则对儿子无比担心——两个父亲，爱都是一样的，只是冯父选择了理解支持，林可珊选择了天性中的爱。其实，林可珊并非林觉民的生父，而是嗣父，他本是林觉民的叔叔，只是膝下无子生父就将他过继给了林可珊。多年来，林可珊对林觉民视若己出，自然不希望宝贝儿子有任何闪失，可此时的林觉民，已将这些抛诸脑后——也包括他那怀胎八月的妻子陈意映。
林觉民与陈意映虽是包办婚姻，但感情甚好，陈意映的父亲也在官场任职，而且恰恰在林觉民日后牺牲的广州，他也颇为开明，所以陈意映也读过书，修养甚佳。据载，二人才新婚一个月，林觉民就因主张革命与父亲吵架，然后离家出走，后来听说父亲挨个旅店找他，于心不忍，便于三天后回家，而新婚妻子陈意映在劝他体谅父亲的同时，还说了一句：“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与妻书》中有记），林觉民在日本留学期间，也曾思念爱妻，称之为“天真浪漫真女子也”。
而这次回家，林觉民一心筹划起义事宜，也无暇陪伴妻子，加上陈意映已有八月身孕，他也不希望妻子担心，便隐瞒心事不说。有时，沉默只为了不让对方担心难过，而陈意映的沉默呢？那是一种理解吧，我想，她猜到了丈夫要去做什么，但她也不说，因为她怕丈夫知道她知道了，会担心她的身体。
——一切尽在不言中，只是，怀有8个月身孕的陈意映，终不能如承诺的那样，“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
4月17日，林觉民率领他所招募的20余人出发前往广州，这一去便是永诀。
4月23日，他从广州前往香港，去接从日本归来的林尹民和郑烈二人。
4月24日晚，他与林尹民和郑烈二人住在香港滨江楼，在另外两人入睡后，林觉民独坐灯下，给父亲和妻子写诀别书，也就是流传后世的《禀父书》、《与妻书》，直至天明。
其实，林觉民早已预知起义的后果，据载，他曾对战友说：“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身死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他还说：“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之手段，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
他断绝了家庭情爱，为的就是唤起更多人。
天亮后，他把两封信交给一位朋友，说：“我死，幸为转达。”
在给父亲林可珊的《禀父书》中，他写道：“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而《与妻书》中，他一上来便说：“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与妻书》中最让我喜欢的，倒非那些至情话语，而是林觉民回忆的新婚点滴——“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
那些情致，尽在汉语的美当中展现。
心动的，还有字里行间的深情。字字泣血，催人泪下，浓情化不开，偏又与正气交融，断肠间却又令人振奋。他想告诉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不要悲伤。他感慨的是造化弄人，不能与对方相伴到老，负了那深情厚爱，“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所谓家国不能两全，一对爱侣，终被历史撕裂。他也无悔，“我至爱汝！即此爱汝之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所以，他舍小家，为大家。终究，须“以天下人为念”，“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他开解妻子：“汝体吾此心，于啼哭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为天下人谋永福”，我总爱将之与他年少时参加科举的那句“少年不望万户侯”连在一起，哪怕并不对仗。“少年不望万户侯，为天下人谋永福”，实则已道尽林觉民的一生。
三天后的那场起义，实则短促。起义原计划是500人分10路进攻两广总督署和其他重要机关，但中间变故重生，最后居然只剩下黄兴自己率一路人马进攻。那是1911年4月27日，他率领一队臂缠白巾的青年冲向总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早已避走，义军焚烧总督署后，与水师提督李准率领的卫队遭遇，展开巷战，林文和林尹民等先后牺牲，黄兴侥幸逃走，林觉民腰部中弹，被俘。
其实，就如林觉民自己所说，“吾辈此举，事必败”，但就是这一次短促且失败的起义，唤醒了许多人。后人也许很难想象，一个24岁的年轻人，身处局中，却能拨开迷雾，看清未来的脉络，甚至不惜为那理想的早日到来奉献生命。若非最坚定的革命者，怎会义无反顾地“不成功，便成仁”？怎会在被捕后仍侃侃而谈，宣扬革命，走上刑场仍泰然自若？
革命并非万能的，革命有时也会带来破坏，但这并不能否定革命者的坚忍与不屈。
林觉民被捕后，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亲自会审。此时的林觉民，遍体鳞伤，但姿态从容，因为他不会粤语，双方语言不通，好在广州开埠已久，许多官员都会英语，林觉民便索性用英语回答问题。据载他后来干脆坐在地上，慷慨激昂，大谈世界形势，奉劝清朝官吏革除暴政尽早反正，参与建立共和政体。
林觉民的大义凛然，也让他的对手相惜，进士出身、以书法著称的李准给予他极大的尊重，下令除去他的镣铐，让他坐在凳子上说，一直未有打断。后来林觉民因为伤重，说话太久感到虚弱，就要了纸笔，写下数千言的自供状——名曰自供，实则是讨清檄文。据载，书写期间，林觉民一度情绪激烈，险些呕吐，李准还亲捧痰盂到他面前，林觉民也起身道谢。
张鸣岐试图劝降，林觉民则慷慨激昂说道：“余自决意革命，志在革除暴政；今举事未竟，唯祈一死，幸勿多言！”张鸣岐慨叹道：“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但当有人劝他留林觉民一命时，他则坦言这等英雄人物决不可留给革命党。
三日后，林觉民被处死，临刑前这三日，他水米未进，被害时大笑说：“吾今日登仙矣。”
对于这场短促的起义，孙中山曾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言之中写道：“……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大革命以成。”而对于烈士们，孙中山也极尽怀念，七十二烈士殉难一周年时，他在祭文中写道：“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
烈士一去兮不复还，可留下的是他的家人——除了悲伤，还有担惊受怕。林觉民牺牲后，陈意映在广州官场供职的父亲陈元凯得知消息，命人火速报信，林可珊得知后，立刻卖掉房产带家人搬走。
值得一提的是，买下他们旧宅的人家姓谢，家中有一女儿谢冰莹，就是日后的冰心。而林家所迁的地址是福州光禄坊早题巷的一个独门院落，他们未遭官府追究，却没瞒住林觉民的伙伴，几天后，有人在门缝里塞进一个包裹，里面便是林觉民的两封遗书。《与妻书》动情，可无尽痛苦，就此压在了陈意映身上。我时常想象，但也不忍去想，陈意映看到遗书的那一刻是何种心情？
据载，悲伤欲绝的陈意映一个月后早产，生下林觉民的遗腹子林仲新，此后，她一度想要自杀追随林觉民而去，幸得林可珊夫妇苦劝，她才放弃自杀念头，一心照顾孩子。
林觉民牺牲后不久，革命便成功了，那喜悦是大家的，可陈意映呢？她无处悲伤。据说，福建革命政府成立时，福州的第一面十八星旗就是陈意映与烈士刘元栋和冯超骧的夫人一起在起义前夕赶制出来的。
但我相信，与革命有关的点点滴滴，于陈意映来说都是残酷的刀，每一个细节都会让她想起亡夫。林觉民牺牲一年多之后，陈意映抑郁而终，年仅22岁。
1980年，台湾曾拍过一部电影《碧血黄花》，扮演陈意映的是林青霞——像这种当事人痛苦万分，但已成后世传奇的故事，人们总不吝给予最美好的想象，故而，一定要用最美的演员来诠释斯人。
记忆中，童安格、李建复和齐豫都曾唱过与林觉民有关的歌。童安格的《诀别》里，有雅致的“夜冷清，独饮千言万语。难舍弃，思国心情灯欲尽，独锁千愁万绪。言难启，诀别吾妻。烽火泪，滴尽相思意，情缘魂梦相系”，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句“只愿天下情侣，不再有泪如你”李建复的《意映卿卿》里，则有一句“今夜我的笔蘸满你的情，然而，我的肩却负担四万万个情”。齐豫的《觉》里，有一句“把缱绻了一时，当做被爱了一世”，不过作为女人，她也质问林觉民，“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这样离去”。
于我而言，他们已唱尽一切。
附《与妻书》原文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词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辛未三月廿六夜四鼓，意洞手书。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盘古第二，乞丐无双“铁弹丸最仁爱，亦最残暴，自救世人用之则最仁爱，自利己人用之则最残暴。我一枪一弹以至仁杀至不仁。”——韩衍“虽黄金在案，白刃当胸，卒不以利害夺其志气。”——悼韩衍文
当年，陈独秀反袁事败，流亡日本，曾写过一篇《孤云传》，纪念“革命奇士”韩衍。
——我能查到的关于韩衍的史料，仅此一篇。
有时读史，常有此感慨：有些人本该青史留名，却被湮没，反倒是一些沽名钓誉之徒，却占了大篇幅的文字，并为后世所记。韩衍作为诗人革命志士，理应留名于世，可惜盛年时死于非命，就此声名不彰。
韩衍，字蓍伯，别号孤云，生于1870年，死于1912年。他有诗名还是晚清著名报人，也是辛亥革命中光复安徽的主要组织者。
作为诗人和学者，韩衍曾说自己“讲地狱学，作天台游”，还曾贴过“盘古第二，乞丐无双”的春联自嘲，盖因他生活清贫，一度靠典当衣物度日他的挚友高语罕后来回忆说：“先生家住百花亭，一室萧然。他被刺时，还是穿着我的一件旧绸棉袍……家徒四壁，瓫中只余糙米三升。”作为革命志士，韩衍曾有此一问：“铜与铁者皆金类也，刀，何怨而断志士颈；铜，何德而铸志士像”，此问，言语悲怆，振聋发聩。
他是江苏丹徒人，也曾是“体制内”的一员，在督练公所做文案，零距离接触清政府改良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军建设，熟知小站练兵内幕对袁世凯颇多非议。后来，因针砭时弊险些因言获罪的他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参加了由陈独秀领导的反清秘密团体“岳王会”，成为“安徽安庆方面的实际领导人”（见朱蕴山《过去集》）。
彼时，革命者往往也是报人，韩衍也不免俗，他辞去官职后，于1908年主办《安徽通俗公报》，以当地名士孙养癯（即女画家孙多慈之父）、高语罕、朱蕴山等为编辑，抨击时弊，鼓吹革命，且文字均是通俗白话文利于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据史料载，《安徽通俗公报》的报馆所在地，是安庆孝肃路萍萃楼客栈。这家客栈，实际上是辛亥革命的安庆发源地——彼时，安庆是安徽的省府所在，安徽革命党常奔走于此地，萍萃楼客栈便是据点。1911年10月7日，武昌起义前三天，安庆起义的方案便在这里制定。
可惜的是，这份报纸与那个时代的许多进步报纸一样，十分“短命”，1910年，因揭露方玉山对外出卖矿权，声援铜官山民众驱逐英矿师麦奎，该报数次遭流氓骚扰，韩衍也遭暗算，被连刺五刀，无奈停刊。
武昌起义后，韩衍又创办了民国成立后的安徽第一份省报《安徽船》，与他搭档的是陈独秀和易白沙，这份报纸被认为是当时安徽都督府的“喉舌”。
韩衍的可贵之处，在于其清醒的头脑。《安徽船》创办时，民国始造，许多人以“手造共和”自居，大多数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可韩衍却在该报创刊号上写下这样一首诗——“怀宁驿口浪滔滔，万马声中第一篙；寄语诸君须坐稳，前途月黑正风高。”在他看来，武昌起义的胜利，不过是“万马声中第一篙”，至于前路，仍是漫漫。如其所料，革命的前路果然“月黑风高”。但这样的清醒头脑，无疑与当时的气氛格格不入，许多人反感他泼冷水。
他的清醒头脑，也使他做了许多别人不肯去做的实事，如武昌起义后，安徽随之光复，但有乱军四处抢劫，很多地方处于无政府状态，民众连基本生命安全都难保障，韩衍有见于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同人等父兄子弟，在水火中非一日矣。前之二百六十八年，满廷为政，无自由幸福可言。自九月十八日，宣告独立以来，至今十有余日，未受自由之福，先受自由之祸”，所谓“自由之祸”，是指在无政府状态下，社会失去约束，百姓依旧难得安宁。于是，他立马做下三件实事，“组织了‘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并任秘书长，创办《安徽船》报作为革命喉舌，同时与高语罕、易白沙组建青年军，维持地方治安”，这三部曲支撑了脆弱的新政府。
当时，安徽都督孙毓筠对他信赖有加、有知遇之恩，不仅放手让其襄政，青年军也由其全权负责，统揽招兵、训练等事务。政治眼光毒辣，加上手上有兵，韩衍成了革命党中知名的激进派，革命党与袁世凯议和时他猛烈抨击，认为“辛亥革命为议和所误，留下帝王余毒，必有后患”，呼吁安徽军队联合湖北军队，一起北伐，“雪二百数十年奴隶之羞，建万年民国共和之业”。
他的政治主张，名为“弹丸政治”，意为炸弹与子弹，希望“须以一粒铁弹丸，使万众不苦饥”。他的“弹丸政治”，并非一味好武好杀，而是旨在救世，“铁弹丸最仁爱，亦最残暴，自救世人用之则最仁爱，自利己人用之则最残暴。我一枪一弹以至仁杀至不仁”，意境深刻，他还有一句“杀机沸天地，仁爱在其中”，流传极广。
可他的激进，终与那大时代格格不入，同盟会中的妥协派一心与袁世凯议和，无意北伐。于是对他恨之入骨。当时，皖军高层要求他听从指挥不可轻举妄动，韩衍却非但不理睬，还将皖军高层的电文公诸于众，甚至印成名为《五日交涉记》的册子派发。这种行为无疑是官场大忌——不服从上级命令，甚至将彼此间密谈公开，让上级下不来台，在那动荡年代此举必会招来杀身之祸。果然，一个多月后的一个夜里，他在归家途中身中两枪，当即身亡。
在他死后，他的伯乐孙毓筠托病挂印，柏文蔚继任皖督，并解散青年军，韩衍身亡之事，也成悬案。
关于凶手，陈独秀在《孤云传》里含糊其辞，曲笔带过。曾写过《宋初风云人物》等著作的台湾作家惜秋，也曾在《柏文蔚传》中提到韩衍但也未揭凶。但这桩悬案，联系韩衍生前言行，与同盟会中妥协派的矛盾以及柏文蔚继任皖督后立刻解散革命军等线索来看，几乎可以断定，这是革命党的一次内讧，正如韩衍挚友朱蕴山在挽诗中所写——“如何萁豆竟相煎？雨泣神州又暮天”。
后世认为，韩衍之死，代价惨重。安徽是兵家必争之地，青年军被解散后，袁世凯麾下的倪嗣冲长驱直下，威胁南京，为袁世凯的复辟之路“保驾护航”。
而对于死，韩衍早有预料，也毫不畏惧。如今回顾那时代，许多留名于史者被称为义士、先烈，大家凝聚在一起前仆后继，可内中钩沉远非如此简单，政治的阴暗性和人性的暗面，都让局面异常复杂。韩衍在革命党中实属异类，饱受非议，他本人生性孤傲，愤世嫉俗，后来干脆自号“孤云”，这二字取自陶潜的“孤云独无依”。
他也不畏死，当初光复会首领徐锡麟在安庆就义，他就曾写诗“此身化作干将去，心似洪炉在人间”，而挚友宋豫琳在广州起义中牺牲，位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韩衍闻讯后悲痛万分，在挽诗中写下一句“所欠故人惟一死，头颅掷地作雷鸣”——“所欠故人惟一死”，那是一种何等的壮怀激烈？你慷慨就义，我暂且偷生，但志向相同，我也终将追随你的脚步。
韩衍虽自号孤云，且其貌不扬，向来衣衫褴褛，但身边却有一位红颜知己。这位叫林红叶的女子，仰慕韩衍的诗词才华，委身下嫁。韩衍在安庆城北筑一小楼，取名为“绿云楼”，也是取杜牧的《阿房宫赋》中的那句“绿云扰扰，梳晓鬟也”，赞林红叶的那一头乌黑秀发。韩衍死后，林红叶卖掉绿云楼，携子女离开，从此芳踪渺然，不复见于世。
作为中国近代军事重镇的安庆，有着诸多晚清与民国的遗迹，安庆博物馆里便有韩衍墓碑的碑文，那句“虽黄金在案，白刃当胸，卒不以利害夺其志气”，确实道尽韩衍一生。万种风情无地着“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林长民
福建有个林家，后世有人戏称其为“林家铺子”，赫赫有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以《与妻书》千古流芳的林觉民就出自林家，还有曾习武的“飞将”林尹民，据说他曾在深山孤身与野兽搏斗。林家还有一位林肇民，也是革命党，福建新军军官，参与了后来的辛亥革命。
他们还有一个堂哥，亦是民国时的大人物——林长民。
如今说起林长民，知道的人往往会说“那是林徽因的父亲”，仿佛父因女得名，但在当年，林长民名气可大得很。林长民与林徽因父女
不过，任何大人物，但凡做了父母，就往往期盼子女成器多于自己。林徽因一代才女，自然令林长民倍感自豪。林徽因曾说，她是父亲的唯一知己，而林长民则说：“做一个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份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这对父女，都爱文学与艺术，不过，能让林长民成名的，是政经、法律与外交之道，他在当年是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
1902年，林长民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研究政治经济，1909年方回国，执教于福州法政学堂，同年受聘为福建谘议局秘书长。在日本时林长民就是留学生中的“明星”，是留学公会会长，据载，“推举他的人一致认为林长民身兼数长：一有才，不仅学识渊博，且‘善治事’；二有口才善于辞令，滔滔雄辩；三有家财，‘家本素封，交际所需，不匮於用’；四有胆识，遇事肯担当，决无畏葸之态”。但与很多留学生最终投身革命党不同，林长民当时的政治主张趋于保守和立宪，希望走改良道路。他还注重交际，既结交立宪派（如汤化龙），也结交同盟会的革命党（如宋教仁）他曾说“政治家须有容人的雅量，中国前途不可知，尤须联络异己，为沟通将来政治之助”。不过他虽主张立宪，却不贪恋权势地位，而是立志由基层做起，他拒绝翰林进士身份，在福建法政学堂任教，便是要立志于国民教育。
1911年春，辛亥革命发生前夕，林长民担任社长的《法政杂志》在上海创刊。在林长民看来，法政于国家而言，是强国抗侮的利器，他曾写道：“国之中有一人明法政，则国之中多一劲旅；有数十人明法政，则多数十劲旅；有千百人明法政，有亿万人明法政，则多千百亿万之劲旅；举全国之人尽明法政，则全国皆劲旅也。”
这本法政杂志为月刊，内容多是西方国家的法政介绍，中国立法的建议等，旨在“以备预备立宪时代当立法司法行政之局者取资之用”。据载，在这杂志中，甚至包括了“职业媒介业者监理法”、“所得税章程议案”等内容，可谓前卫。
但林长民的法政理想，清朝政权是来不及借鉴使用了，就在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林长民立刻成了风头人物，他曾作为福建省代表参加南京的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担任内务部参事、法典委员，参与制订《临时约法》，后曾任参议院秘书长、众议院秘书长、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
只可惜，林长民结局不佳，后来，郭松龄起兵反奉，他作为郭松龄的心腹幕僚参与此事，但郭最终兵败被杀，他也惨死，时值盛年，令人惋惜。
旧版《鲁迅文集》中，曾有注释将林长民归为“政客”，实则平白让他背了骂名，就如当年的文坛孟尝邵洵美，也成了鲁迅文章的“祭品”。实际上，纵观林长民平生，还是称之为社会活动家更为贴切些。
如五四运动时期，林长民就展示了其“国民外交”的功力，他既是官方的外交委员会成员，也是民间的“国民外交协会”理事，致力于调动广泛的社会力量，以配合政府的外交运作，同时也可以阻止政府做出危害国家利益的决定。比如林长民在巴黎和会期间向政府提出七条意见（包括赞助国际联盟之实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废更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力争关税自由；取销庚子赔款余额；收回租界地域，改为通商市场等），此外，他还在《晨报》上连载《铁路统一问题》，指出“铁路建筑权及其投资，即为势力范围之表征”，而其中“根据条约者，为政治性质之路”，即“以铁路所及为占据领土之变形”，“凡此政治性质铁路经过之地几即为他国领土之延长”，因此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中国路权。
此举无疑与当时形势有关，林长民曾说，“统一铁路政策虽非只为日本而发，而实以日本为主要对象”。
此后，《晨报》还披露巴黎和会消息，传闻山东将不直接交还中国，而暂由英、法、美、意、日五国共管，以及日与除美之外的三国订有密约英、法、意将不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随后，该报就此问题汇集民意，林长民则撰写社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仅三百余字，却留下了近现代史上极慷慨激昂的一句：“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林长民的文章甚至引来了日本政府的反弹，日本公使就曾公开要求中国政府控制此类言论，甚至威胁“若果放置此等风潮，不特有酿成贵国内治意外之扰乱，怕有惹起两国国际重大之事态”，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林长民的影响力。
后来，林长民辞去外交委员会的职务，辞职书中还列举了日本报纸中有关日对山东拥有权利的言论，要求训令驻日大使质问抗议，还写下“势力侵凌，利权日失，空拥领土，所存几何？山东亡矣，国不国矣，长民尚欲日讨国民而告之也。若谓职任外交委员，便应结舌于外交失败之下，此何说也？”
五四时期，堪称林长民一生政治生涯的顶点，也是他一生政治探求的归依，以往趋于改良保守的他开始趋向激进。
但此后的他，便郁郁不得志，满心抱负不得施展。在他写下“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这句话后的第三天，五四运动爆发了，他遭当局迁怒，时任总统的徐世昌对他还不错，给了他一笔钱，让他离职出洋考察。
1920年4月，林长民出游欧洲考察，陪伴他的，是16岁的林徽因。若说林长民毫不在意政治上的失势，那是假的，他也曾消极过一阵，曾自嘲“对政治生活不但尝够了，而且厌烦了”，胡适则曾记录，林长民当时“终日除了写对联条屏之外，别无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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