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波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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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试读：
序言：中国“第五大发明”与国际反腐新秩序
1550年，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最早提出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的三大发明，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中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这是对“中国发明”的经典评价。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后来首倡以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为代表的中国“四大发明”，并得到世界公认。在前工业文明时代，四大发明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八项规定揭开廉洁拐点神秘面纱
2012年12月4日，八项规定这个位列“2013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之首的缩略语，开始进入中国舆论场，并引发世界关注。短短两三年间，它给这个数千年文明史绵延不断的东方古国带来的沧桑巨变及其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堪与四大发明比肩。如果说后者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传统成就，厚植了东方古老大国的全球声望，那么八项规定则引领了中共十八大后的治理腐败行动和社会生态变迁，显示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成果和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引人思考的问题是：八项规定冲击波下的中国将向何处去？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下的中国共产党将向何处去？这一切，又将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产生什么影响？“全面从严治党总设计师”习近平强调：“改进工作作风的任务非常繁重，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中央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八项规定实质是中央政治局的“自治章程”，但迅速激发了全党的行动感召力和民众的舆论向心力。中华文明历来倡导知行合一，行胜于言。八项规定这个中国“第五大发明”及其引领的正风反腐新高潮，可能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大国廉洁拐点的到来，并且传导出中国由内而外发力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的某种先兆性信号。无怪乎2013年年底八项规定颁行一周年之际，多家美国媒体转载了路透社《中国惩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慵懒官员》一文并引发网友热议，一位美国网友感叹：“我们美国人怎样才能也有个‘中纪委’呢？”
诚如众见，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和“习近平时代”的启幕，以及“八项规定冲击波”的巨大震撼，为“改造中共、改变中国”的中兴伟业奠定了基调。这场治理腐败的阻击战、攻坚战和持久战体现出高度的自信力和开放度，因此现场感、同在感极强。我亦有幸近距离观察并应邀解读中国的“高能反腐”实践（详见后文）。如2013年12月23日，我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时评《一日一贪官落马，中国近“廉洁拐点”》中，谈到中共十八大后，一年来的反贪风暴持续有加，使中国治理腐败的多版本“例外说”越显苍白乏力，“选择性反腐”的高谈阔论不攻自破，“刑不上大夫”的陈词滥调更是无趣。不论位高权重的“老虎”，还是侵渔民利的“苍蝇”，在制度的笼子、法纪的板子和民意的尺子面前，只能瑟瑟发抖。中央纪委通报的多起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从基层官员、国企负责人到副部级干部，案例细节原汁原味，违纪人员点名道姓，以开风气的“创举”增加了违纪行为的失德失信成本，也进一步强化了违纪人员的耻感、痛感和孤立感。这并非偶然，而是表明反腐败由浅入深、从易到难，步入以量变求质变、以治标促治本的快车道。特别是在2013年的最后一个月里，中央纪委网站平均每天曝光至少一名官员落马，对尚处在“腐败黑数”中的违法乱纪者，可谓冷意逼人；对渴盼早日出现“廉洁拐点”的泱泱国人，应当说带来的是阵阵暖意。稍后，我在2014年第2期《社会观察》上发表了《“廉洁拐点”或加速呈现—2013反腐记忆与2014廉政期许》一文，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和求是理论网等网站转载了该文。
从人类社会的大历史来看，现代国家的廉洁拐点既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持续性的政治、法治和改革进程，意味着廉洁公共产品的社会总供给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和趋势性改变。廉洁拐点的形成需要具备相关的基础条件，也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校验，并且往往带来一段国家成长跃升期和治理变革加速期。纵览20世纪以来“地球村”中一些典型国家的廉洁拐点，可将其形成要件或曰最大公约项概括为“6S”模式：“Statesman”，即超级政治家，如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尔宾·汉森、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等；“Strategy”，即正确的战略，如国的“新国家主义”、瑞典的“人民之家”和新加坡的治国理念——“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Struggle”，即持续的行动，如20世纪头20年美国的反托拉斯斗争、30年代瑞典的贫富协调行动、50年代后期开始的新加坡反贪腐行动等，吹响了肃清腐败行动的“开场哨”；“System”，即系统性变革，治理腐败并非停留在“就腐败谈腐败”，而是以国家重组、顶层设计、整体再造和配套措施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有效降低贪腐行为的“出生率”和危害性；“Solidarity”，即社会一致性，各阶层在治理腐败所形成的转型期必须团结一心向前看，共同承担社会转型的成本和利益调整的阵痛；“Share”，即价值的共享，尽管治理腐败的过程或激进或渐进，或是激进与渐进交替的“混合”方式，但结果是形成一笔“反腐红利”，带来国家治理体系变革和成果共享的“普惠效应”，并且这种“增量获益”是制度化、可持续的，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转移，也不因政党政策的调整而反复。
再看当下的中国，廉洁拐点既非空降，亦非舶来，既呈现原创特质，又契合共性规律，并且深植于这片国土上的党情国情和党心民心之中，有其逐渐清晰的主题主线和不断成型的脉络轨迹。
首先，治理腐败的核心权威与核心力量举世公认。从2012年11月初至2013年5月的半年间，习近平在36篇公开讲话中有13篇讲到反腐败，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实施了20年来规模最大的“清理门户”行动，八项规定正是习近平治国理政、全面从严治党的“名片”。2014年，习近平还创下一个月内7次在外交场合谈反腐国际合作的纪录。在他亲力亲为的主场外交特别是“反腐外交”框架下，国际反腐新秩序渐入北京时间。“内打虎、外猎狐”的治腐新局，为党内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联动式再造赢得战略主动，也显示出中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2014年年底，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访华回国后的华盛顿商业圆桌会议上坦言：习近平可能是自邓小平以来，巩固执政权力更快、更全面的中国领导人，他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拥有这样的影响力，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习近平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王岐山随后在署名文章中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拥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有着8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大党，正处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历史节点，更离不开核心的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党的领导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展现出坚定的信仰和信念；坚持问题导向，对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从不回避遮掩，透视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顽强的意志品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大势，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赢得党心民心。”《礼记·中庸》有云：“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历史地看，中国有“中央治理主义”的政治传统和成功实践，“治理核心”的地位与“核心治理”的定位直接影响中国的“元治理”。习近平核心地位的明确以及中共十八大后“习式新政”的落地生根，对当前中国廉洁拐点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说到底，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治理机制，是中国治理体系的核心要件；长期执政党的自我监督能力，是“中央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宋史有云：“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实践证明，“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在伟大斗争中形成的。”以中央八项规定为集结号，习近平开启的以上率下、自上而下的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着力建构的从党中央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省区市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组（党委）直至基层党支部的管党、治党、建党主体责任体系，以及在此过程中其核心作用的彰显、核心责任的担当，堪称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引领实现国家廉洁拐点的核心标志。而且，这一核心权威与核心力量的明确是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完成的，经受了来自“党内外、国内外、网内外”的全天候、全向度、全息化感知认同过程，也具有不同于党史、国史之过往阶段的全新时代特征。
其次，国人信心触底反弹形成的“民意上升通道”有目共睹。直面各种对锐意反腐的围观乃至质疑，习近平直言不讳地指出：“不是没有掂量过。但我们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得罪千百人、不负13亿，宁肯得罪千百个腐败分子，也不可辜负13亿中国人民。特别是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和加强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有中国特色的“防虎识别区”和“苍蝇禁飞区”高效运作，对特权和腐败零容忍的主流民意空前高涨。2014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我曾在人民网发表评论文章写道：“中共的政治信用来了一个‘涨停板’，世界又一次领教了‘中国震撼’，国人又一次感受到‘零容忍严惩贪腐，不设限清理门户’的超强冲击波。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共始终不渝坚守从严治党路线的一个全新里程碑。”民心大如天，信心重如山。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是75%，2013年是81%，2014年是88.4%，2015年是91.5%，2016年是92.9%，呈现逐年走高之势。此外，中国社科院2013年《反腐倡廉建设蓝皮书》的全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3.7%的人对今后5—10年反腐败取得明显成效有信心，比2012年上升13.7%；2014年和2015年，这一数据分别为83%和90.3%。而在中共十八大前，相同统计口径的调查结果一直在60%以下的低位逡巡不前。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等进行的“汉语盘点”活动中，从2012年的“梦”、2013年的“房”到2014年的“法”、2015年的“廉”，再到2016年的“规”，年度汉字的背后也凝结着全社会对治理腐败的共同关注和期待。应当看到，尽管“党内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因素依然存在，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但通过近四年的“清存量、阻增量、控变量”，对中国共产党人正风反腐的民心支持率和未来信心步入上升通道并逐渐趋稳，这不但是治理腐败“最大的政治”，也是共创未来“最强的动力”。当然，廉洁拐点只是个良好的开端，还必须在深度治理变革的新起点上不断回应人民对公共服务、公平正义、公德善治、公序良俗等方面的更高期待。
最后，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持续夯实治理腐败“去运动化”的实践基础。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产生了高度协同的整体效应，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纪律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等愈加稳健地运行于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之上。一方面，中国特色“制度双笼”（“纪律之笼”和“法律之笼”）更加坚固，在“不敢腐”的压倒性态势下夯实“不能腐”的制度基础。如八项规定引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两准则，四条例”被冠以“史上最严”之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受贿犯罪的单纯数额标准修改为“数额+情节”标准，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被判死缓执行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对行贿犯罪增加财产刑以使行贿人得不偿失等，凸显了“依法反腐”、“修法治本”的行动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成功落地，国人见证“最强纪律部队”之时，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标志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应运而生，彰显了以法治方式固化正风反腐成果的决心。《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称此改革“位居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交点’”，“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使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协调推进，将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监督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也在相关解读文章中提出：监察“体改”既是对党的监督的强化，也是对党的领导的实化，其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其体制是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其要义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如果说健全党内法规是要“用纪律管全党”，监察体制改革则要“用法律管全体”，有利于杜绝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是防止党的领导弱化矮化、腐化蜕化的治本之策。实际上，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不在于怎么说，而在于怎么做，关键是在实践中把党的领导的最本质特征显现出来，把党的领导的最核心优势释放出来。在当下的党心民心共鸣期和全面改革加速期，有效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体制，加快排除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中的系统性风险和生态性危机，使“治腐防败”成为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而转移的法治化、常态化事实，是观察评析中国廉洁拐点的重中之重，也将进一步打消国内外对中国政治不确定性的顾虑和担心。
而且，随着习近平时代“思想从严、管党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等管党治党方略不断落地，中国共产党显示出“勇于自我革命”的“最鲜明品格”和“最大的优势”。应当看到，在这场以党内治理“全新重启”带动国家治理全面变革的“新治理革命”中，全社会出现了两个尤为值得关注的趋势性变化：一是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同步净化所蕴生的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文化心理，二是社会监督、网络监督、舆论监督等与党内监督共同倒逼权力内敛和公职人员责任担当的不可逆态势。这两大变化显示出民心向背的时代脉搏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的“治理红利”，也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中国廉洁拐点的另两大形成要件和重要标志。
事实胜于雄辩。在中共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全力自我净化的铁流之中，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人（给予纪律处分223人），是中共十七大期间审查中管干部人数的3.6倍，尤其是严厉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通过利益输送相互交织的违法行为，消弭了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隐患，显示了自我监督无禁区、反腐惩恶不设限的决心；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16.2万件，给予纪律处分119.9万人，印证了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战果和中国纪律部队的“战力”；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1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55.4万人，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辐射效应；纪检机关立案审查和处分的党员人数持续上升，在党员基数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党员受处分率从2012年的1.8‰上升到2016年的4.3‰，但纪检机关目前接到的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呈下降态势，2016年比2015年接到的此类举报下降了17.5%，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首次回落，彰显了“清理门户、清除存量”的实际效果；2016年，在强有力的反腐败高压态势震慑下，有5.7万名党员主动向组织交代了自己的问题，2015年相同统计口径的数据是5400余人，主动交代问题的党员干部人数一年间增长10.6倍之多，惩前毖后、治病人的综合效应加速显现；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5万多起，处理20多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万多人，群众“看得见的歪风邪气”大大收敛；2014年以来，共追回外逃人员2566名，“百名红通”人员已有37人落网，追赃金额86.4亿元，反腐败追逃追赃力量高度整合……在这些数字背后，人们见证了一个建党95周年、拥有8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党的新生与再造，见证了一个拥有数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发展史、国家治理史的东方古国和新型大国的全新廉洁拐点。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廉洁拐点将是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基于执政党的“党内—党外”监督互动机制（即“党内治理开放化”）和治理腐败的“国内—国外”协同联动机制（即“国内治理开放化”），成功展现的第一个“双重外向型”或者说“双向开放化”大国廉洁拐点。在此之前，20世纪的世界政治地图上，带有地标性质和全球影响的廉洁拐点主要有三个：20世纪头20年基本成型的美国（国家重组型）廉洁拐点，20世纪30年代成功起步的瑞典（福利改善型）廉洁拐点，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轫的新加坡（法制强推型）廉洁拐点。其中，第一个属于大国廉洁拐点，后两个属于小国廉洁拐点。但是，这些国家的廉洁拐点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出现之前的产物，基本属于独善其身的“内向型”廉洁拐点。中国展现首个“外向型”大国廉洁拐点
与上述“内向型”廉洁拐点不同的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揭开面纱的中国廉洁拐点，从一开始就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倡导的腐败治理“公约项”与本国治理行动结合起来，体现出积极运用国际国内两种治理资源、两个治理网络、两种治理力量的巨大优势，因此可以说是“外向型”廉洁拐点的典型代表。如2016年11月16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秘书处网站发布了中国接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一周期履约审议报告执行摘要，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层更加重视反腐工作，展现出持续的、坚定不移的决心，更多腐败案件被成功起诉；中国高度重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落实工作，修订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并发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章节的主要要求在中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中国发展出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引渡、司法协助和执法合作的法律依据均是良好的实践做法，有利于高效进行国际合作；中国在建立APEC（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中发挥积极作用，使之成为一个有效平台，有利于反腐执法合作等。显然，中国治理腐败的持续努力和法治进程是国际社会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范例。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曾指出，治理已成为世界新人道主义原则和全球政治秩序原则，让人感到重读《联合国宪章》的味道。中国治理腐败的“打虎猎狐”行动带有重构国际反腐新秩序的实践色彩，也让“《联合国宪章》的味道”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神更加广为人知。而且，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海外猎狐是国内强力反腐的延伸。如果说国内是阻击腐败的主战场，那么，追逃追赃则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两者遥相呼应、互为支撑，展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新型大国全力治理腐败的政治信用、政治定力和政治贡献。对国际社会来说，这一外向型廉洁拐点的加速到来至少有两方面的显见标志。
其一，实践层面首次实现追回人员超过外逃人员。中共十八大后，在国内“反腐不设限、正风无死角”的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工作。习近平多次强调，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紧盯“人、钱、证”，追逃、追赃、防逃三管齐下，截至2015年11月，已追回外逃人员800多人，首次实现追回人员超过外逃人员，并初步遏制了外逃蔓延势头。“天网2016”启动后，包括杨秀珠、闫永明在内的19名“红通人员”归案，新增外逃人员人数进一步下降。根据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新闻发布会披露的权威信息，2014年中国新增外逃人员一度达到101人，2015年降到了31人，2016年已降至19人。这表明中国反腐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海外“避罪所”坍塌，“海外不是法外”的反腐态势已经形成。应当看到，海外猎狐第二战场对国内反腐主战场起到合围合笼之效，“逃”海无边、回头是岸，倒逼公职人员收手、“收心”，这正是反贪惩腐、标本兼治的重要成果体现。特别是2016年11月16日，“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中央电视台进行了此类案件的首次现场直播，标志着中国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大胜利。这也是中共十八大之后，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反腐败工作组高效协作，实现“重点个案突破”的标志性成果，成为国际反腐新秩序加速构建的极佳注脚。
其二，规则层面首次出现中国主导的国际反腐败宣言和相关议程的务实进展。APEC《北京反腐败宣言》成为第一个由中国主导起草的国际性反腐败宣言，首度发出反腐败合作应向追逃追赃等务实方向发展的“中国声音”。由此，中国在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方面的贡献有了质性变革，开始拥有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更重的规则议定权、更大的外交影响力和更强的国际协调力。如在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上，G20领导人一致批准《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在华设立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等重要成果。《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开创性地提出“零容忍、零漏洞、零障碍”概念，推动G20各国克服政治法律障碍，积极缔结引渡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建立反腐败、警务、检务、外交、反洗钱等多部门参与的执法合作机制，灵活运用刑事、民事手段开展合作。同时，中国作为G20主席国，带领反腐败工作组将私营领域廉洁性与透明度、公共领域廉洁性与透明度、腐败易发领域、国际组织反腐败、能力建设等8项内容，设立为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的工作重点，大大提升了“务实合作”的比重。在中国力推之下，G20反腐败工作组还通过了《拒绝避风港原则》《刑事司法协助原则》和《资产返还国际合作国别指南》，建立了“拒绝腐败分子入境”执法合作网络等。从亚太地区官方论坛APEC到全球首屈一指的大国协商共治机制G20，从《北京反腐败宣言》到《追逃追赃高级原则》等，中国引领的以追逃追赃为核心机制的国际反腐新秩序加速“显型”。尽管国际旧秩序、旧规则的结构性重塑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从国际反腐参与者逐渐变成了受尊重的新议程设置者、新改革推进者、新规则议定者，其实质性的国际贡献和全球影响越来越被认可。“中国治道”逐步定型国际反腐新秩序
中国廉洁拐点作为21世纪最有可能率先呈现的首个大国廉洁拐点，其所代表的“中国治道”有着诸多与生俱来的独特性和后发超越感：
·它将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问世之后，第一个大国“外向型”廉洁拐点，带有全球治理的鲜明印痕和共认精神，并显示出空前的开放度和外向性，具备治理腐败原创理念和现实路径的双重优势。
·它将是20世纪美国崛起之后，在全球经济中“坐二望一”的又一个大国廉洁拐点，具有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更加丰富多样的治理可行性，有能力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多关于全球治理新体系特别是共治腐败方面的国际公共产品。
·它将是进入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之后，基于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平台的大国廉洁拐点，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网络监督“中国方案”，并且带有“网络社会主义”的治理新机和“有效民主”的行动张力。
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与腐败的“星球大战”有了全新的倍增器和“源动力”。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总数已达7.1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2132万人，其中19岁以下网民占23%。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2015年年底的90.1%提升至92.5%，手机在上网设备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仅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达1.73亿，占整体网民的24.5%。在近于“家家都有智能设备，人人手持摄录终端，个个都成传播信源”的大数据时代，网络监督成为重塑权力形态、重构官民关系、重铸制度笼子和重建政治信用的决定性力量。对于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来说，必须适应“监督无处不在，问责无时不有，举证无人不可”的网络化生存环境，必须在办公室内外、八小时内外全天候保持对人民监督和党纪国法的敬畏感，必须适应“既管本人又管家人”、“既管才德又管财产”的全方位监督压力。
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是零成本、无时差的集体凝视、集束苛评与集合围观中，公权主体不诚不信、不廉不洁的政治成本呈几何级增长，既加速形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勤廉倒逼”，也悄然改变了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之间的强弱关系。截至2016年12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近四年已持续通报各类“四风”问题7392起，10654人被点名道姓公开曝光，日均通报曝光7.3人。四年间，从开通网站“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到开通手机客户端“反‘四风’一键通”和微信“四风举报”平台，中央纪委监察部“一网一端一微”形成强大的监督力量；与此同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搭上新媒体、新技术的“快车”，开门搞监督，形成无处不在的监督网，推动了“不敢”氛围的形成。从数据上看，从八项规定实施至2016年年底，在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98836人中，共包含15名省部级干部，999名地厅级干部，7632名县处级干部，90190名乡科级干部。对公权力行使主体来说，互联网不会关，也不能关，一种不可逆的监督压强空前形成。即便是挖空心思藏匿海外，甚至是“漂白”了赃款和身份的外逃人员，只要被以“红色通缉令”的名义置于网上，其生存空间便被急遽压缩，再也难以找到“海外庇护所”的昔日时光。国内正风肃纪的零容忍态势，延伸到了海外猎狐追赃的“最后一百米”。可以说，这就是历史的洪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浩瀚时空中，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新一轮改革大潮催生了两大“代偿机制”或者说实现机制：一是治理变革和整肃贪腐对政治“体改”的结构性代偿功能（或者说以问题导向形成的“改革导航”功能），如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即印发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将国家监察机构从政府内设部门调整为由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开启了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序幕；二是网络监督对民主参与的创新性代偿功能（或者说以实现人民监督权利为指向的“民主兑现”功能），如从习近平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主旨演讲，到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历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都贯穿了对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人类社会治理新机的远见卓识，以及让人民监督的力量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充分涌流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前者呈现出“有序政改”效果，后者形成了“有效民主”格局。
长此以往，这实质上带来了体现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五大发展理念”之开放理念的“双重开放”效果：一是党内监督的开放化，与党外监督或者说社会民主监督形成了全向度对接，大大提高了长期执政党的亲民性、“能见度”和公信力；二是国内反腐的开放化，与境外追逃追赃平台、资源、规则等形成了全方位链接，大大提升了以有效追逃追赃为核心功能的国际反腐新秩序的可行性、接受度和执行力。应当说以往国际社会解读“中国奇迹”热衷于经济治理绩效的多维研判，本书将着力解读中共十八大后以腐败治理和党内治理为肯綮的“新治理革命”。特别是八项规定以小切口带动大变局，以小题目写就大文章，以改变中国、改造中共的实际成效，为观察这场新治理革命提供了一扇特殊“视窗”。四年来，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制度规定对八项规定精神的细化和深化，到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情况”列为党内监督主要内容等，体现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的“制度群”推动作风建设标本兼治。2016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规范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待遇等文件。这是以上率下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拓展和深化，进一步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诺必践、有令必行的政治信用和人格力量。“习近平拐点”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随着习近平时代和以治理腐败为代表作的“新治理革命”的到来，中国廉洁拐点即“习近平拐点”横空出世。2013年6月，习近平在致成都《财富》全球论坛的贺信中指出：“面向未来，中国已经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一是到2020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GDP（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二是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以说，自中共十八大之后的“正风反腐冲击波”，为中国廉洁拐点启幕并直达“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兑现时点。首先，通过正风反腐标本兼治为全面深化改革“导航”，针对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查漏补缺、建章立制，以贯行八项规定精神，强化令行禁止的制度执行文化和“去特权化”公共伦理，从而把公共权力关进更加牢靠的法纪之笼，对权力“出笼”的行为实施“零容忍、无禁区、全覆盖”的精准治理。这正如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所说：“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个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其后至2049年，有望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制度加速定型期，第二阶段就将是治理渐趋成熟期。在此期间，如众多国内外预测所言，中国可能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问题还在于，国家治理体系不是抽象模型，治国理政也非沙盘推演，既有常量因素，也有变量因素。正是通过几百年来持续不断的改革乃至革命，将“腐败并发症”等社会“不确定性”逐步降至可控程度，“当代西方社会由于基本完成了制度构建的历史使命，认同问题似乎也不构成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相比之下，中国领导人保持着鲜明的忧患意识。如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谈到中国责任时指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60年后的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卓越成就就是成为全球消除贫困的最大贡献者。在过去20年发展中世界的消除贫困成就中，中国就占到了75%”。对中国社会来说，从上述第一阶段起步的廉洁拐点期，还必须确保国家治理体系经过现代化“压力测试”，为制度定型扫清障碍，为治理成熟筑牢基础，推动“两个一百年”目标如期顺利实现。在此期间，既要实现国家治理的成熟化和现代化，也要实现党内治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应当看到，治理腐败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国际反腐新秩序是全球治理新体系的重要方面。在习近平时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治理腐败的能力跃升有目共睹、有口皆碑，集中而鲜明地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引领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变革绩效。2017年1月6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经过全党共同努力，党的各级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明显增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得到坚决落实，党的纪律建设全面加强，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习近平（复兴）拐点”即中国廉洁拐点所全面展开的治理腐败超级行动，在国内主战场和海外“第二战场”均取得令人信服的巨大成效。将其作用和意义放到中华民族实现复兴、中国治理趋向成熟、中共执政开创新局的历史进程中看，与“毛泽东（建国）拐点”、“邓小平（改革）拐点”等重大标志性成就一脉相承。可以说，“毛泽东拐点”开启了以独立自主为原则的民主建国道路，“邓小平拐点”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方略，“习近平拐点”驱动了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保障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全面化、深度化变革，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社会以及长期执政党的治理谱系。而且，“习近平拐点” 既实现了对中华治理文明特别是“中央治理主义”传统的创新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也强化了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政党基因”特别是党内治理传统的时代性传承和内涵式复兴；既彰显了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中国治道”的核心优势及中国改革的“核心红利”，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基于经济治理新成就和全球治理新阶段自主完成“政治再平衡”的决心和能力，从而极大地优化升级了“大党（政治）治理——大国（经济）治理”动态平衡、全面进步的“中国方案”。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所坦言的那样，她赞同关于习近平领导风格更像邓小平或毛泽东的看法，她还进一步指出，习近平是一个真正的强势领导人，将在位很长时间，有调整体系、让共产党再焕生机的工具，反腐败就是这种工具。“中国方案”加速超越“双重诅咒”
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指出：“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是因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2014年10月16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巡视情况汇报时强调：“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风。权力寻租，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形成利益集团，挑战党的领导。”在中国的国情党情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下，如果听任腐败肆意挑战党的领导，必将导致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因此，从国内治理的角度看，中国廉洁拐点将为改革攻坚“啃硬骨头、涉险滩”提供战略契机和有力保障，探索形成防范系统性风险和颠覆性错误的长效机制和制度安排。对全球治理来说，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基础上，厚植廉洁拐点所带来的“民心红利”、“制度红利”和“法治红利”，有利于保持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和全面进步，并在推动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成长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创造性重构与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罗纳德·哈里·科斯曾说道：“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今日之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贸易国、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和第二大直接投资来源国，一举一动自然更加牵动全球神经、吸引国际关注。廉洁拐点并不是说中国将从此告别腐败困扰，而是说中国将在习近平时代打开新常态下有效治理腐败的新格局，防止被腐败的“政治障碍”绊倒在复兴的门槛上。换言之，打赢这场对贪腐的攻坚战和持久战，将大大提升中国政治的确定性、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可预期性，为全球治理新体系提供更加值得信赖的“中国新动能”。
实践证明，中国的腐败阻击战不仅惠及国人，还带来可观的国际“溢出效应”。比如，后发国家往往会遭遇两大难题：一是资源富集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负相关的“资源诅咒”，二是经济发展速度与腐败高发程度正相关的“发展诅咒”。中国稳步发展与治理腐败“一体并行”的现实图景，为有效超越“双重诅咒”带来颇为丰富的实践样本和实证价值。亚投行的成功运作和“一带一路”构想的务实推进，既显示出“中国方案”的有效性、广谱性和包容性，也将使相关参与国和沿线国家更多感受到“中国治道”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据统计，2016年习近平共访问了16个国家，参加了13场国际多边会议，在国内外会见超过120名外国政要，在境外媒体发表了10篇署名文章。其中，习近平到访的16个国家中有9个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另据外交部数据，截至2016年年底，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表达了积极支持和参与态度，中国已同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形象地讲，习近平设计的“一带一路”不但是合作之路、共赢之路，还将是廉洁之路、善治之路。美国学者魏德安经过审慎的观察思考，关注到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与腐败并存的“双重悖论”。但其实再往前一步，再多一点耐心，就不难看到：由于执政党的治理主体意识、总体政治信用和长期履责能力一直在同步提升，才能不断引领中国对“双重诅咒”实现“双重超越”的进程。也就是说，长期执政党的党内治理和国家治理达成“共生关系”，特别是随着“权力优位”不断向“责任优位”复归，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主动引领新常态的治理变革、供给侧改革等都被绑定了一份“政治责任险”。责任压倒一切，人心决定一切。这是中国廉洁拐点精彩呈现的政治前提和发展要件，也是新常态下的“中国转型”、“中国治理”、“中国方案”或被低估的重要方面。
一般而言，拐点是指事物发展进程中出现趋势性改变的临界点。但需要说明的是，廉洁拐点不是治理腐败大功告成、一劳永逸的终点，亦非稍纵即逝的断点或一蹴而就的跳点，而是国家成长或者“再国家化”的新起点，以及国家治理体系打造现代化“升级版”连贯进程中的跨越点或曰转折点。治理腐败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正如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所强调的那样：“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党取得显著成效，但仍然任重道远。”廉洁拐点的出现，绝不是说反腐败专责机构的工作要“转段”，更不是说追击贪腐的“猎人联盟”要“收工”。打个比方讲，廉洁拐点不是说“车已到站”，而是说“新路在望”——以前是曲折难行的盘山道、泥泞道，而今将要迈向路况更好的快速路，乃至步入高速路。但苏联“新生政权型”廉洁拐点的得而复失，或者说“苏式失效廉洁拐点”的教训说明：路再好、车再好，司机出了问题，人出了问题，还有可能“逆行”乃至“翻车”。廉洁拐点的出现，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从“快成长”到“快成熟”的加速期、机遇期。邓小平说过：“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中共十八大之后，真抓实干把握廉洁拐点的场景接踵而至：“打虎、拍蝇、猎狐”持续发力，八项规定后“两准则、四条例”等党内高位阶新规密集出台，巡视监督、派驻监督取得实质性改革突破，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日渐深入人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先行先试……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已经加速形成，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加快涌流，展现出“中国治道”的现实有效性和未来成长性。而且，抓住廉洁拐点的历史契机，把党的领导和执政体系打造成“不忘初心、不负民心”的责任体系，让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适应从“权力分享”到“压力分担”的转变，将促使正风反腐“高压”变“稳压”，党内治理“动态”成“常态”，从而始终保持正视和因应腐败演化严峻复杂局面的政治定力和行动担当。
如果说对廉洁拐点的理性解读有些抽象“出世”的话，那么，其“入世”的社会政策落点和综合发展效果则与每个人密切相关。从国际社会公认的治理图景看，廉洁拐点如同“政治双面绣”：一面展示出“改革加速期”的动力与活力，一面呈现出“治理新遗产”的魅力与定力。比如，美国在1900—1920年的廉洁拐点期间，国民得以开始喝上干净的水、吃上干净的食品、服用放心的药物；瑞典在20世纪30—60年代的廉洁拐点期间，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兑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承诺和“人民之家”的施政理念；新加坡在20世纪60—80年代的廉洁拐点期间，实现了“穷国变富国”、“小国办大事”的奇迹，如今其国民年收入大致已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倍。
20世纪以来的廉洁拐点把一些国家送进了“成功国家俱乐部”，但也有不少掉队的“失败国家”在腐败泥沼中载沉载浮。那些“成功国家”普遍出现了异曲同工的“廉洁内驱”现象。这就好比在廉洁拐点的展现过程中，以国家政治输出端的内生性、结构性变革为“火车头”，牵引着福利政策、收入分配、公平交易、司法改革、生态革命等“火车厢”，并荷载全体国民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使得整个国家穿越幽暗的“腐败隧道”，向着正确的目标和方向实现关键的“廉洁跨越”和国家成长。那么，中国人所期盼的廉洁拐点又该是什么样子？这个“廉洁拐点期”又将留下怎样的“治理红利”？
中国人常说：福祸相倚，否极泰来。廉洁拐点期与腐败高发期是一对相反相成的大矛盾。我在2011年年底付梓的《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中，尝试通过17世纪的明王朝、18世纪的英吉利和19世纪的美利坚这三个国家剖面，论析顶层腐败、官员蜕败、政策失败、体制衰败、社会颓败等五大腐败高发期特征，以及英美依靠顶层设计、顶层治理、顶层自救走出腐败高发期的“国家秘密”。该书的研究结论是：可怕的不是腐败，而是丧失了执政安全的意识；危险的并非腐败高发，而是丧失了顶层救济的能力。有了顶层治理的决心、智慧和行动，深度权力透支所造成的腐败高发期及其“历史周期律”，将会得到持续有效的修订。而且，权力透支导致的腐败从来就不是某种制度的“专属品”，也不是某类国家的“土特产”，更不是某个政党的“等价物”。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可以高枕无忧，谁也不能说自己在腐败问题上“零风险”，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能做的是负责任、有作为地把它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低水平。
归根结底，腐败是人类的公敌，反腐是世界性难题。腐败是社会“问题域”，也是发展“负资产”。直面腐败问题就是聆听时代的声音，治理腐败问题显示社会进步的足印。由此，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可爱，让我们的家国变得更可亲，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可心，这是我提出和思考廉洁拐点问题的“初心本意”。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总体上看来，中国已经证明了它对全球经济的积极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推动力。中国在供应面上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一个更为恰当的比较是把中国的经济崛起与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相比。”而且，“习近平拐点”与曾在20世纪初支撑起“美国梦”的“罗斯福拐点”一样，将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极其重要的内生动力和全面保障，并为观察解读大国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最佳范例。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里空前展现的“习近平拐点”，具有“国内与海外同频共振、网上与线下齐头并进”的鲜明时代特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加速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的“中国答案”，正在对全球治理迈向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未来之路产生历史性贡献和系统性影响。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斯·特里尔主编的《习近平复兴中国》一书评价说：“习近平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纲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他对中国和世界各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考，也给国际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带来新动力。”而融入世界、适应规则并不断推动全球治理优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国策，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后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2015年的进出口总额是2001年入世前的8倍；中国为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实际GDP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1年的0.53%增至2015年的24.8%，增长了近47倍。可以说，中国治理成就既呈现全面开放度和全新自信度，也赢得了全球影响力和全新认同感。正如美国学者巴里·诺顿研究得出的结论所说：“中国不会与美国或者西欧的资本主义模式趋同。实际上，全球金融危机使人们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美国模式暴露出来的缺陷。”治理腐败亦是如此，自己的路终究要自己走下去。
更重要的是，读懂中国，首先要读懂中国共产党；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的“生产力革命”已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治理绩效和社会发展成果，那么，习近平时代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发动机和催化器的“新治理革命”及其所激发的新型大国廉洁拐点，则开启了中国政治改革、法治建设、价值观重建和全面发展进步的新纪元。作为治理这个文明古国和当代大国的“终极责任主体”，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民心为初心、从来路看前路、向本来要未来，更加自信地在自主治理、自我监督和自觉纠偏中行稳致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后以治理腐败为切入口和着力点，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的有效联动，并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实践中探索了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本体性规律，找到了单一制大国的长期执政党治国理政尤其是“治腐强身”的科学化方法，更加自信地走出了既不同于欧美政党也不同于苏东共产党的治理新路。而且，正如习近平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所说：“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全面清理中国发展变迁过程中累积的“腐败负资产”，不但极大地增加了国内治理的稳定性、开放度、透明度和成熟度，也必将为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增加更多创新活力和改革动力，不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新路、开拓未来。
本书作为《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的姊妹篇，将向史而立、博观刻下，继续对人类社会阻击贪腐的卓越努力和不凡创建“截屏”、“点赞”。上篇廉洁拐点，大国标配
腐败，作为人类社会的负资产，由来已久，挥之不去。放眼世界，廉洁一直是带有稀缺性的公共产品。从人类社会的大历史来看，在大多数时期，廉洁这种公共产品实质上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种状况至今依旧，即便在体育领域，从2015年相继“揭锅”的国际足联丑闻到东京申奥贿选风波，莫不如是。
腐败之患人尽皆知，从破坏竞争到荼毒文化，从戕害公平到拉低道德水准，不一而足。而且，不论是古代社会的政权更迭，还是当今时代的政局剧变，其背后往往有“腐”迹可寻。说到底，腐败最大的危害在于“因‘腐’‘败’国”，即少数人的贪腐行为引发全局性动乱，或者说既得利益阶层的异化权力和特殊利益“双透支”，但其恶性结果却要由全体国民来“埋单”。
所幸的是，纵观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史，出现了一种廉洁拐点现象。一些国家经过特定发展阶段，逐渐实现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法治化、开放化、共享化，建立起直面腐败问题的理性应对机制、自我纠错机制、成本共担机制和成果共享机制，完成了一次国家治理体系的“廉洁跨越”，并成功摆脱了“因‘腐’而‘败’”的雪崩式、系统性、颠覆性风险。其中，有的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摘掉了“失败国家”的帽子，拿到了现代意义上“成功国家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也有的借势而起，迈上了现代化强国之路。廉洁拐点政治输出端的内生性、结构性变革
国家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国国民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国家治理，就是要让这个“一体多元”的共同体长盛不衰、长治久安。美国历史学家斯特雷耶在其名著《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一个国家本质上是存在于它国民的内心和思想中的；如果国民在内心不承认国家的存在，那么任何逻辑上的推导都不可能使国家存在。”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一手抓国民内在需求端的感测研判，一手抓国家政治输出端的改革调整，不断实现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廉洁是稀缺性公共产品
廉洁，与公平、正义、安全等一样，是由国家政治输出端供给的基础性公共产品，也是十分重要的公共资源、公共秩序和公共服务。可以说，廉洁就如同干净的空气和水，得之浑然不觉，失之须臾不可。作为其对立面的腐败，则是政治输出端负向退化、治理体系内部紊乱和公共权力运行失范的结果，如若听之任之，将如严重的“社会雾霾”和“精神污染”一样，在全社会造成公平尽失、诚信短缺、道德滑坡等系统性危机，甚至引发“一切向低标准看齐”的“逐低竞赛”。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既是一部腐败变异演化史，也是一部廉洁供给进化史。公元1342年，意大利锡耶纳市政厅落成并沿用至今，其中第二层的主会议厅两面墙上均为湿绘壁画，代表作是寓言画《好政府和坏政府》，由当时的画家安布罗乔·洛伦泽蒂运用透视学的相关知识来绘制。据称这是欧洲自古以来第一幅描绘城市和乡村的全景画，也是中世纪最重要的非宗教系列作品之一。安布罗乔选择了光线良好的墙面来表现好政府及其影响，用亮色描绘歌舞升平、秩序井然的社会场景；同时，用有阴影的另一个墙面表现坏政府，画面中乡间盗匪横行，城中秩序混乱，建筑破烂失修。法国学者艾田蒲等人认为，这种艺术表现方式受到了中国长卷绘画的影响。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除了这种绘画艺术上的相互借鉴，更有对政治上善恶优劣的相似认知。清廉的“好政府”与贪腐的“坏政府”，或者说历史长卷中的“廉洁亮色”与“腐败阴影”，不但是艺术家们的创作题材，更是“透视”人类社会图景的焦点之一。随着政府治理和社会文明的不断演进，从个体道德到核心价值，从职业养成到制度供给，从国家行为到国际标准——“廉洁”二字所负载的信息量越来越大，已经成为评价政治输出端绩效的度量衡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竞争项。
实际上，关于一个国家的“廉洁供给”状况，长期以来既缺乏持续的纵向评估机制，更缺乏科学的横向比较机制。“贿赂或许在一些国家是腐败的主要形式——尤其是在那些全力重新激发人们对腐败问题关注的国家，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最大的挑战或许是敲诈勒索、裙带关系、普遍滥用官职任命权、选举舞弊、税收或关税欺诈、政商通谋或官员的公然侵吞。”国际社会开始对国家间的廉洁度差异进行综合研判，基本上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如世界银行在《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首次列举了相关腐败控制指数：政策扭曲指数，指黑市外汇率溢价越大，腐败越严重；司法可预见性指数，指行贿者和受贿官员的腐败行为能否被揭露和惩罚，会影响腐败的程度；公务员工资占制造业工人工资的比率指标，指公务员工资若不能反映可比较的私营部门工资，则更容易发生腐败；基于个人才干的招聘指数，指限制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并创造更为公正无私的公共服务体系，则能减少腐败。此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效仿，对其资助的项目采取更严格的监管和评估机制。
尽管评价各国廉洁度的政治努力、学术尝试此起彼落，但至今似乎仍然缺乏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价机制，大量的指标属于不完美指标（imperfect measure），它难以体现发展阶段、文化差异、转型背景、治理投入等复杂因素。但与此同时，在过去300年来的全球大历史和越来越小的“地球村”中，廉洁作为一个检索关键词的地位日渐提升。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全球化第一个时期（约1870—1914年）将一个“大”世界变成了一个“中等”世界，1989年以来的全球化则将一个“中等”世界变成了一个“小”世界，全球化的第三阶段正将“小”世界变成一个“迷你”世界。可以说，地球村越来越“迷你”，“廉洁”价值观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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