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佟洵,王云松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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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宝藏：100件文物讲述中华文明史试读：
序言
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滋养。文物，是中华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承载着灿烂的古代文明，传承着优秀的历史文化，讲述着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创造的辉煌，维系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的民族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的保护等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揭示了中国文物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说：“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
文物，尤其是国宝级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华文明永不磨灭的“金色名片”。深藏在各大博物馆中的国宝级文物，犹如“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少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难睹其风采，赏其神韵，更谈不上了解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智慧和精神。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让文物说话”，简单的一句话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各大博物馆陆续策划出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展览，一大批国宝文物走出库房，和普通大众亲切见面。电视、网络媒体也陆续推出《如果文物会说话》《国家宝藏》等节目，以新颖的形式，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掀起了一股欣赏国宝、品味文明的热潮。感悟国宝，离不开中华文明；讲述中华文明，离不开解读国宝。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文明。文明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扎根在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形成了自己的本色、长处和特性。中华文明也不例外。
中华文明的起点从中国大地上有人类活动的那个时间开始。从最早的元谋人，到郧县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随着越来越多的古人类遗址被发现，文明之光如同繁星，光辉璀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头盖骨化石、打磨石器、陶罐，无声地诉说着中华大地上数十万年前乃至上百万年前的往事。
进入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的曙光早已普照在东方大地，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如雨后春笋般地茁壮成长，遍布大江南北，黄河、长江成为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那一件件出土文物，无论是石器、陶器，还是玉器、青铜器，都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用途，以及其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向人们揭示着中华文明演进的历程。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后母戊鼎、妇好鸮尊、青铜神树、四羊方尊、天亡簋、毛公鼎……一件件被世人追捧的青铜重器，将中华文明带到了青铜时代。青铜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次考古发掘都会带来让世人惊艳的丰硕成果，大量文物的出土，不断地丰富着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丰富着中华文明的每一个片段。
秦始皇兵马俑横空出世，睡虎地秦简揭开了秦代律法的神秘面纱，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广州南越王墓、雷台汉墓……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横扫中华大地的秦汉大一统狂飙。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对峙和分裂背后，隐藏的却是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壮阔波澜，朱然墓的发掘、邓县画像砖的出土、高洋墓的壁画、李贤墓的鎏金银壶以及王羲之、顾恺之的传世名作，让人们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认识更为直观，尤其是这一时期对于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更是成绩显著，为大唐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李静训墓的珍宝、虞弘墓的异域风情让人们领略了隋代虽然短暂却灿烂的文明之光。大唐的雄风和文明的进程则被《步辇图》、唐三彩、何家村窖藏、法门寺珍宝等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便是五代短短的半个世纪，也有让人惊艳的《韩熙载夜宴图》。而两宋、辽、金、西夏、大理这一系列朝代和地方政权，虽然南北东西分裂对峙，却掩盖不住这一历史时期光辉璀璨的文明成果和文化成就。宋代五大名窑的瓷器、异彩纷呈的绘画和书法艺术、辽金的民族文物、西夏文的典籍、大理的阿嵯耶观音像，无不向人们诉说着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特色。
元、明、清的大一统，一方面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大格局，另一方面则进一步促进着大一统进程中中华文明的发展。大量的传世文物、国家宝藏，承载着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明特征。元青花和明清两代色彩缤纷的彩瓷，无不在告诉人们中国瓷器在不经意间改变着世界其他民族的生活；大量的书画作品和流派向人们诉说着元明清的艺术传奇；一件件瑰丽的文物、一幅幅多彩的画卷、一卷卷精美的图书……让人们对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有了最亲密的接触。
五千年不断裂的文明史正是因为这样的成长而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文明奇迹在全世界来说也是罕见的。
中华文明在发展传承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质。中华文明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和”，和谐，和平。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深知和平对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战争对文明的破坏作用。和谐是和平之上的一种更高、更美的境界，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个体的人自身的和谐。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
中华文明的第二个特性是包容。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较早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草原文明等。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是多种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56个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文明。
中华文明的第三个特点是开放，不故步自封。中国的汉唐盛世，都是开放的朝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十分活跃。汉代通西域，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文化。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在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对中国固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唐代，对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丝绸之路的继续延伸，形成双向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广泛传播，同时也从海外得到很大的补充。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所在。到了明代，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对外交流活动，就是郑和下西洋，其足迹远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密切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成为中华文明对外开放的壮举。
正是因为中华文明有如此特质，中国的传世文物又承载着不朽而光辉的中华文明，“让文物说话”成为时代潮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编辑出版了《国家宝藏：100件文物讲述中华文明史》。
本书以中国各大博物院馆的馆藏国宝为对象，以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依据，讲述国宝本身的故事，揭示文物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感悟中华文明的无穷魅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国宝分藏在不同的博物院馆，很难一件一件地去参观，而本书则将分散的国宝聚拢在一起，足不出户，便能领略国宝的魅力，便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国家宝藏：100件文物讲述中华文明史》，能讲好真实的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的声音，揭示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第一章中华大地上的古人类
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一词中写道：“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翻开中国历史教科书，元谋人赫然占据着中国历史的第一章。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对于自身的起源、对于文明的源头开始认真审视。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化相依相伴，中华文明的萌芽要从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人类说起。考古发掘出土的中华大地上的人类化石和器物已经证明，中华文明的萌芽早已体现在这些不起眼的文物之中。从元谋人开始，郧县人、蓝田人、北京人、马坝人、山顶洞人……这些遍布中华大地的古人类遗址中，文明的痕迹虽然寥若晨星，但是却昭示着其未来的进程。那些打磨的石器、细腻的石刀、尸体上的铁矿粉、粗糙的陶罐……无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最好物证。001云贵高原上的古人类元谋人牙齿化石年代：距今约170万年尺寸： 左侧门齿长11.4毫米，宽8.1毫米，高11.2毫米右侧门齿长11.5毫米，宽8.6毫米，高11.1毫米材质：化石出土地：1965年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出土收藏地：中国地质博物馆【引言】当我们打开初中历史教科书，看到对中国历史的讲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关于中国人起源的探索。人猿相揖别，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中华大地上终于有了人类的出现，而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是，全国发现的近70处古人类化石遗址，其中最早的可能是生活在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人猿相揖别
元谋县地处云南北部，距昆明110千米。元谋盆地为南北向的断陷盆地，长约30千米，平均宽约7千米，是滇中高原海拔最低的盆地之一，平均海拔仅1050～1150米。金沙江的一级支流龙川江自南向北流过这里。元谋盆地特殊的地质构造，造就了这里的传奇，很早就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1965年初，为配合四川攀枝花地区和成昆铁路的建设，中国地质科学院派遣赵国光、钱方、浦庆余等学者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新构造运动进行研究，选择了元谋盆地作为研究重点。4月初，学者们在上那蚌村附近开始工作，发现了不少化石和地质现象。5月1日，钱方等人前往上那蚌村西北寻找化石，该地长期受雨水冲刷，细沙黏土多被冲走，很容易挖出化石。下午5时左右，钱方发现了两颗疑似人牙的化石，相距十几厘米。一颗齿冠露出地表，牙根在土中；另一颗则全在土中。同时出土的还有云南马牙化石、啮齿类动物的下颌骨以及其他化石碎片。第二天，这些学者来到该地继续发掘，试图寻找其他的古人猿的化石材料，但没有收获。9月，学者们结束野外考察后，将牙齿化石带回北京，请相关专家鉴定。著名的古生物学与古人类学家胡承志先生鉴定，认为这两颗化石的形态和北京人同类牙齿化石基本相似，属于直立人类型，故此将其定名为“直立人·元谋新亚种”。其特征如下：齿冠粗壮，轮廓呈三角扇形，向切缘两端扩展，除基部较凹外，唇侧大部扁平，唇侧沟和浅凹发育，舌侧齿冠基部底结节和指状突发育，舌侧表面呈明显的铲形，被中嵴分为明显的两半，在舌侧齿窝中，有较多的釉质褶皱发育，齿根颈部横切面几乎呈椭圆形，齿根的唇舌径方向较薄。
事实上，在元谋发现人类化石绝非偶然。考古发掘足以证明这里是“人猿相揖别”的一个关键区域。在元谋及其邻县禄丰已经发现了比元谋人更为古老、在体质上与人类有较多相似性的古猿化石。1975年，科考工作者在禄丰先后进行了10次发掘，出土的大量化石证明禄丰古猿生活在800万年以前，属于人猿超科——远古人类和猿类的共同祖先。更为重要的是，在元谋还发现了距今450万—520万年的蝴蝶梁子古猿化石和距今390万—430万年的竹棚古猿化石，这足以证明在元谋从猿到人是一个连续进化的过程。
元谋人牙齿化石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围绕牙齿化石的出土地点，诸多专家进行了发掘和多学科研究。1973年10月至12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采用考古学方法，对元谋人化石所在的小山丘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发掘。这次发掘绘制了该地详细的地层剖面图，并在附近地层发现了人工打制的石器和炭屑、哺乳动物化石、软体动物化石和孢粉化石等，但没有发现新的人类化石。这次发掘确定了元谋人化石所处地层的沉积性质，根据地层沉积物情况和伴生动物的化石，专家们主张元谋人的年代位于早更新世。1973年到1974年，钱方等人再次去元谋盆地考察，并采集了元谋组古地磁标本。1976年7月25日，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其绝对地质年代为距今约170万年。元谋人的历史地位
考古研究表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脉络是：人和现代类人猿的共同祖先是埃及猿，由此分两支演进：一支经森林古猿逐步演化到现代类人猿，另一支经过腊玛古猿—南方古猿（纤细种）到直立人。南方古猿（纤细种）已会制作工具了。
中国是发现早期人类化石的重要地区之一。在湖北建始、巴东发现过南方古猿的牙齿。研究者将元谋人的牙齿形态与类人猿、巨猿、南方古猿、北京人、智人的牙齿做了比较、研究，认为元谋人牙齿与北京人牙齿相比，差异更大。元谋人生存时代远比北京人为早，形态上与北京人的不同地方，反映了他们可能具有从纤细型南方古猿向直立人过渡的特点。这一性质说明，元谋人为早期的直立人代表，又反映出南方古猿的某些性状，说明元谋人在人类社会开创时期，从南方古猿向直立人过渡阶段上的重要意义。
元谋人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虽少，其意义也不可低估。我们从石器和用火两方面来看：元谋人的石器，具有代表性的三件刮削器，虽然比较粗糙简单，但均进行过第二步加工，它已不是“第一把石刀”，它是目前中国发现的与人类化石伴生的最早的石器，说明了远在170万年前，元谋人已使用石制工具从事生产劳动了。元谋人的遗址中，有与人类化石、石器、动物化石等伴生的炭屑和烧骨；山西芮城西侯度的文化层中，有经火烧过的呈灰黑和灰绿色的哺乳动物筋骨、鹿角及马下颊齿；陕西蓝田公王岭人类化石的堆积中，也有炭屑存在。这些材料虽较少，但为探索人类对火的使用这一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火的遗迹，常常是与人类化石、动物化石或石器共存，反映出使用火与人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几十年的研究认为，元谋人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后来经过多方努力，仍未在此取得突破，仅发现了门齿和胫骨，这些材料对于认识元谋人的整体特征还是不够的。因此，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在这一地区能够发现更好的人类化石材料，为元谋人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002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人类郧县人头骨化石年代：距今约100万年尺寸：长26厘米，宽19厘米，高12厘米材质：化石出土地：1989年湖北省郧县青曲镇曲远河口的学堂梁子出土收藏地：湖北省博物馆【引言】每当我们来到湖北省博物馆参观时，走进“郧县人”展厅，首先看见的是两个人头骨化石。这两件人头骨化石就是发现于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的著名的“郧县人”。该展厅以郧县人的发现为线索，向观众介绍了长江中游地区古代人类化石的发现情况。郧县人头骨化石的发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古代人类发展演化资料的空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头骨化石发现之旅
1975年，中科院的工作人员在湖北郧县梅铺龙骨洞遗址发现四颗猿人牙齿，为上内侧门齿、下外侧门齿、上第二前臼齿和上第一臼齿，另外还发现了具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核。此次发现拉开了郧县古人类化石发现的序幕。这也为日后该地区的重大发现奠定了基础。1989年，在湖北省郧阳地区组织的第二次文化普查工作中，当地的文物工作者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了解到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很多化石，当地村民称为土龙骨。文物工作者到达当地后，和村民举行座谈，村民反映学堂梁子在当年平整土地时发现的化石比较多。于是文物工作者就在一位有地位于学堂梁子的村民的带领下，来到学堂梁子进行实地调查，其中一个叫王正华的人首先在穿过耕地东西的小路中部北边地界发现了一些钙质和土胶结合在一起的石块，同时又发现了四块动物肢骨化石。于是他就蹲下来继续寻找，并开始用手铲往下清理，随即叫来地的主人曹钰用锄头向下清理，在清理到30厘米时，发现了一枚化石，拿起仔细一看，其表面露出星星点点的牙齿珐琅质，王正华随即判定这是一枚古人类的头盖骨化石。兴奋的王正华赶紧叫来随行的另外几位队员，分享喜悦之情。过了几天，王正华又和另外一位同志来到曲远河口调查，在发现化石的地点又发现新的钙质结合碎块，清理修复后发现是左侧枕骨和部分顶骨（修复后化石模型即题图展示）。
1990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地、市考古单位对学堂梁子进行第一次试掘。此次发掘共布设4个探方，由南向北依次为T646、T745、T845、T945。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队员李文森在清理T745的西壁时，发现了一个圆圆的结核块。他将这一发现立即报告给考古队负责人李天元，让他看是不是头骨，根据大小来看，很有可能是头骨。为了谨慎行事，李天元让民工先去清理其他探方，自己一人留在这里仔细地清理这块结核块。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临近中午，化石终于比较清楚了，暴露出了枕骨部分，并可以看到枕骨圆枕，这是一件人的头骨化石无疑。根据暴露的情况来看，头骨颅顶朝上，底朝下，枕面朝东，面部向西。担心牙齿受损，李天元小心翼翼地把头骨从探方壁取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件头骨的牙齿完好无损地保留在齿槽内。他又花了一阵子把牙齿轻轻地剔除出来。总共发现6颗牙齿：1颗外侧门齿，2颗前臼齿，3颗臼齿。中间被坚硬的结核物覆盖，内侧门齿情况不明。犬齿脱落。牙齿保存基本完好。这件头骨化石的左侧第三臼齿为钉型齿。这是一种畸形齿，是臼齿退化的反映，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情况。从已有的特征来看，这是一件远古人类化石。发掘者将其编号为EV9002。对化石的深入研究
这两件头骨化石在发现之后，该如何研究、怎么研究？这是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本来第一件头骨化石因为种种原因，研究未能开展。现在又发现了一件化石标本，对其进行研究是当务之急。于是湖北省方面专门从北京聘请专家对化石标本进行观察和翻模，以方便日后研究。1991年，李天元在《中国文物报》上首次公开报道了1990年郧县发现的第二件头骨化石，文中指出该化石眉脊粗壮，前额低平呈坡状向后倾斜，枕骨圆枕发育明显，颅顶低矮，认为属于直立人，并提出了“郧县人”的命名，同时也认为1989年发现的头骨化石也是直立人类型。
鉴于这两件人头骨化石的重要性，第一件头骨化石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90年发现的第二件头骨化石被评为199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从此以后，郧县人头骨化石走向世界，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遗址中发现的石制品原料为砾石，以直接打击法为主要的打片和加工方法，也有砸击法。石器以砾石器为主，石片石器少见。石器类型则以砍砸器为主，加工方法为单面加工，少数为双面加工。与人类共存的动物化石有28种，有第三纪的残留种如剑齿虎等；第四纪早期的典型种如桑式鬣狗、大熊猫武陵山亚种、云南马、小猪、秀丽黑鹿、短角丽牛等。动物群的性质和蓝田公王岭动物群相似，时代为早更新世晚期。发现的价值及意义
郧县人属于直立人类型，其许多形态特征与国内及亚洲的人类化石是一致的，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这一研究结果，也受到一些同行的异议，有的研究者认为郧县人更为古老，属于猿人，但是李天元先生通过细致的对比研究，最终还是证明郧县人属于直立人。他的研究成果也在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上进行了发表。
郧县人头骨发现后，多个国家的学者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先后有美、法等国学者与中国学者进行合作，研究郧县人头骨化石。这也为郧县人得到世界的认可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郧县人也曾被美国Discover杂志评为1992年世界50项重大科技成果之一；1999年，郧县人化石入选法国举办的全世界“直立人重大发现”展览，可见郧县人在国际学术界的重要影响。
总之，郧县人化石的发现丰富了中国直立人的资料，为探讨长江中游地区以及东亚早期人类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003关中大地上最早的居民蓝田人头骨化石年代：距今115万—65万年尺寸：长18.9厘米，宽14.9厘米材质：化石出土地：1963—1964年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和陈家窝出土收藏地：陕西历史博物馆【引言】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陕西境内有很多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开始的重要考古发现。其中陕西蓝田发现的人类头盖骨化石，是继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发现之后又一次重要的发现，对中国古人类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蓝田人头骨化石的发现过程
蓝田县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东部，秦岭北麓，在历史上是关中通往东南方向各省市的重要通道。这里盛产美玉，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云“蓝田日暖玉生烟”，就是描写蓝田玉的。这里地质发育良好，是科学考察的理想之地。
1963年6月，由几名科学家组成的科考队从北京出发，到陕西蓝田进行地质考察，重点是寻找脊椎动物化石。此次科考队的队长由张玉萍担任，队员有黄万波、汤英俊、计宏祥、丁素因和张宏等。6月20日到6月29日，科考队在陈家窝西南的黄土剖面上，捡到了几块哺乳动物化石，随后转移到其他地方调查。7月初的一天，科考队来到公王岭。此时正值雨季，不凑巧的是队员们碰上了暴雨，无法进行正常的调查活动。队员们停在路边的商店里避雨，商店里避雨的人很多，队员们就和老乡聊起来，顺便问了句这里是否发现过“龙骨”。其中一位老乡说：“这里的龙骨很多，就在公王岭背后的半山腰上。”并拿出了两块化石给他们看，队员们一看很高兴，便决定在这里住下来，第二天去考察公王岭。傍晚，雨过天晴，一名队员先去打头阵了解情况，为第二天的考察做准备。科考队在这里发掘了几天就发现了十几种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三门马、变异狼、田鼠等，队员们满载而归。
7月19日，科考队又回到了陈家窝进行试掘，当时正值盛夏，大家的干劲仍然很足。他们先是在黄土中找到了一些猪牙和鹿牙化石，后来又在一个钙质结核中找到了一件“老虎化石”，化石被一层结核包裹着，未能看清全貌。黄万波为了携带方便，将表层的松土又去掉了一些。这时，他发现了结核中的白点，一个被挖断的牙根，不像是虎牙，用细针剔除牙齿周围的黄土时，露出了马蹄形的齿槽骨。根据经验，这应该是一个灵长类动物的下颌骨。回到驻地修复后发现，这是一完整的直立人下颌骨化石。
这一发现引起了古脊椎与古人类所的高度重视，第二年又一次组织对蓝田的发掘，这是一支由贾兰坡先生带队的综合性的队伍。大家到了蓝田后，分头行动，以求在上一年的基础上有更大的发现。来到蓝田没多久，在公王岭发掘的黄慰文、武英等又有了重要发现。5月23日傍晚，当时还下着雨。黄、武二人急急忙忙地跑到了贾兰坡先生的驻地。贾先生一看他们这么着急，肯定是有急事，不然不会冒雨赶了30里路，他一问果然是。黄慰文掏出一个纸包，说这是刚发掘出来的。包得严严实实，问是什么东西，也不说话。于是贾先生就一层一层地拆开，越拆越紧张，拆到最后，贾先生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人牙！居然发现了人牙，说明这里还可能有其他的人类化石。”于是大家更加认真地工作起来，随后又发现了大量的动物化石，但是这些化石很糟，有的一动就碎，而且化石又密密地重叠在一起，如果一件一件地取出来十分困难。经过商议后，大家决定把这些化石用套箱套起来，搬回室内慢慢整理。这些化石被带到北京后，由李功卓负责修理，从8月份开始，一直持续了几个月。先是在10月9日，清理出一颗牙齿，杨钟健先生鉴定是一颗猿人牙齿。10月12日上午，又清理出新的化石来，裴文中先生看到后非常激动地说：“是猿人头盖骨无疑了。”于是大家奔走相告，无比兴奋。
至此，我们知道蓝田人化石出自两个地点：在陈家窝发现了下颌骨，在公王岭发现了猿人头盖骨化石包括完整的额骨、顶骨的大部分、右侧颞骨的大部分、左鼻骨的大部分和右鼻骨的鼻根部以及右上颌骨的大部分并附带有第二、三臼齿和左上颌骨的体部和额突部。蓝田人头骨化石的研究
吴汝康先生研究发现，蓝田猿人的头盖骨骨缝已经愈合，上第二臼齿的磨耗达到二度，估计此蓝田猿人的年龄大约在30岁。由牙齿、上颌骨、颞骨椎体和颅中窝等较为细小的特征来看，此蓝田猿人可能为女性。额骨前部的眶上圆枕硕大粗壮，在眼眶上方形成一条横行的骨嵴。圆枕的两侧端明显向外侧延伸，圆枕之后明显缩窄。眼眶约呈方形，眶顶很平，没有眶上孔和泪腺窝。从眶上圆枕的形态和圆枕后的明显缩窄、额鳞非常低平、头骨的高度很小等来看，蓝田猿人的特征比北京猿人和爪哇猿人的特征更为原始。根据头骨残片，专家对蓝田猿人进行复原的结果看，估计其脑容量在780毫升，比现代人平均脑量的1350毫升要小很多。
蓝田猿人生活的年代，陈家窝猿人下颌骨被发现于厚约30米的第四系红土层中。在红色土层的底部有一层厚约1米的砾石层，下颌骨就埋在砾石层以上1米的红土中，初步判断地质年代在中更新世。根据古地磁测年，陈家窝直立人的时代在距今70万—60万年，公王岭直立人的时代为距今115万—110万年。
在公王岭，通过考古发掘所得的石器共13件，其中石核7件、石片4件、直刃刮削器1件、有使用痕迹的石片1件。原料多为石英岩，占11件，其他为脉石英和石英细砂岩，各一件。除此之外，科考人员在公王岭附近的红色土中也采集到了一些旧石器，有石核、石球、刮削器等。从石器文化来看，蓝田猿人的文化具有较多的原始性，主要表现在：经第二步加工的石器数量较少，而且相当粗糙，修制技术较差，器形不规整，石器类型还不多，有的标本表现出的石器类型特征不明显。
与蓝田猿人伴出的动物化石种类达到了40多种，森林动物如猕猴、虎、象、貘、野猪、毛冠鹿、水鹿等，另外还有草原动物如马、牛、狮子、大角鹿以及一些南方动物种属。
蓝田猿人头骨化石的发现填补了人类进化的空白，首次在洞穴以外的地层中发现了人类化石，而且层位明确也有伴生的动物群，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是中国乃至全人类的一笔宝贵财富。004下落不明的国宝化石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年代：距今约71万—23万年尺寸：不详材质：化石出土地：1929年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出土收藏地：化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下落不明，模型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引言】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虽然不是中国最早发现人类化石的地点，但确是最早得到世界公认的直立人化石地点。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发掘研究工作，并且得到了世界学术界的认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与敦煌莫高窟、长城、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泰山、北京故宫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北京猿人遗址的重要性。北京猿人发现简史
早在北宋时期，在现在北京市西南约50千米的房山周口店就有发现“龙骨”的传说。久而久之，当地人把周口店附近的那座小山称为龙骨山。1918年，周口店附近龙骨山发现化石的消息，引起了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学者安特生的注意。他便去周口店地区进行了走访和调查，并无多大收获。直到1921年，安特生和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兰阶、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赴周口店考察，发现了北京猿人遗址的洞穴堆积。他们还发现了动物化石，而且注意到了石英石片，认为这些可能和古人类活动有关。随后，斯丹斯基进行了两次短暂发掘，发现了两枚人类牙齿化石。这一发现为后来的考古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正式开始发掘北京猿人遗址。这次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和一枚人类的左下第一臼齿化石。在第二年的发掘中发现了除牙齿之外的人类顶骨、额骨、下颌骨、肱骨等化石。
1929年的考古发掘工作由年轻的裴文中主持，这一年是北京猿人发掘工作最为重要的一年。年底，发掘工作步入尾声，国外的资助逐渐停止，发掘现场工人们也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年轻的裴文中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执意要搞明白洞穴底部的堆积情况。12月2日，裴文中又一次腰系绳索下到洞中，虽然已经临近天黑，他仍聚精会神地工作，突然，他惊喜地发现了一个猿人的头盖骨，其中一半已经露出土来。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件化石挖出来，用自己的衣服紧紧地包裹起来，像抱着婴儿一般，小心地拿到办公室。第二天，他给北京方面汇报了这一重要发现，在电报中他写道：“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这一消息的宣布，足以震惊整个学界。
自第一件完整的头骨发现之后，负责发掘工作的裴文中不断地在发掘中改变工作方法，使整个发掘活动更加规范和细致。如采用1×1米的探方（探方是考古发掘活动中的最小工作单位，一般根据遗址的情况有1×1米、5×5米、10×10米等大小），每50厘米厚为一水平层。这些都为之后的发现奠定了科学的基础。1935年的发掘工作由贾兰坡主持，在第一地点发现了丰富的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的痕迹。1936年是周口店发掘中大丰收的一年，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在下文化层的第二十五水平层中，发现了3个直立人头盖骨，还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品。1937年仍有人类化石和石制品出土。不幸的是，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考古工作不得不中断。从1927年到1937年，10年的发掘共获得了5个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140余枚牙齿及一些肢骨，共代表了40个个体。另外还有上万件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这些资料为复原北京猿人的生活场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北京猿人发现的个体之丰富，实属罕见。这为我们探讨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是全人类的一笔财富。北京人的特征和文化
研究发现，北京人头骨最宽处在左右耳孔稍上处，向上逐渐变窄，剖面为抛物线形。北京人头盖骨低平，额向后倾，比猿类增高，和现代人相比仍较低。北京人的脑容量在1043立方厘米，介于猿和现代人之间。他们的头盖骨比我们现代人要厚。眉嵴粗壮，左右连接在一起。颅顶有明显的矢状嵴，头骨后部枕骨圆枕发达。北京人的面部，吻部前突，下颌不明显。有扁而宽的鼻骨和颧骨，颧骨面朝前，表明他们的鼻子较宽，面部扁平。他们的牙齿较猿类稍有退化，但比现代人的牙齿要粗大、复杂。其犬齿和上内侧门齿的舌面，有由底结节伸向切缘的指状突；上内侧门齿的舌面呈铲形。铲形门齿是蒙古人种较为典型的特征，因此可断定北京人属于蒙古人种。北京人头部的特征又和爪哇人相似，所以北京人也是直立人。北京人的身高根据发现的长骨推断应该在1.56～1.57米。
北京人使用的工具有石制品、骨角器等，并知道用火。他们石器的制作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不多，且多为小型。原料是就地取材，一般取自洞口不远处的河滩，有脉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等，也有来自几千米外的水晶。他们的石器加工技术有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以砸击法打制的两极石核和石片占出土石器比例最大，这是北京人的特色工具。这些石器的器形包括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等类型，能够满足北京人不同的生活需求。他们用砍砸器进行狩猎活动，用刮削器来加工处理猎获的动物，用雕刻器加工动物骨头制成生活用品或装饰品。
在他们居住的洞穴内发现了大量的碎骨，据此推测北京人可能制作骨器。一些动物骨骼上的切痕，也能间接证明北京人已经会加工骨器。在他们的洞穴中也发现了灰烬层，有许多石头被火烧过，这些灰堆有的集中分布。因此，我们认为北京人很可能已经会管理火了，但是否为人工取火，目前还不得而知。国宝丢失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难当头，为了使这些化石能够得到妥善保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政府同意将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交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代为保管，然而在交给美国陆战队负责运输后，北京猿人头骨就下落不明，杳无音信。时至今日，仍是一宗悬案。
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为研究早期人类的起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为人类的多地区起源理论提供了材料支撑。虽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做的工作，从今日的眼光来看，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毕竟就人类头盖骨化石而言，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发现完整的头骨化石了。005华南地区最早的古人类马坝人头骨化石年代：距今13.5万—12.95万年尺寸：具体尺寸不详材质：化石出土地：1958年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出土收藏地：广东省博物馆【引言】提起马坝人，即使是相关专业人员对其了解都十分有限，更别说普通大众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近马坝人，了解马坝人的生活环境和情况，认识五岭以南的古人类。马坝人的发现与研究
说起来，马坝人的发现和当年的农业大生产运动紧密相关。1958年5月，广东省曲江县马坝乡农民为了扩大丰收，在周边区域积极调查肥源。他们发现当地狮子山附近的稻子长得特别肥壮，就想是不是这里的土中有天然的肥料，大伙儿三五成群来到这里一探究竟。最后来到了狮子山的岩洞内，因为当地的自然环境原因，岩洞内的石头经过很长时间的自然风化形成土壤，这些土壤富含磷。看到如此一块宝地，当地政府决定在此开办磷肥加工厂，大量挖取洞内的堆积土层。6月底，在洞中的黄褐色黏土中，挖掘出了19种古脊椎动物化石，其中有一块破碎的头骨化石。恰逢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当地视察工作，发现此情况后，指示当地加强对这些化石的保护。8月21日，广东省博物馆杨岳章受命前往当地进行调查，并将发现的化石标本带回广州。之后，杨岳章、麦英豪等5人再赴化石发现地进行详细调查，并由杨岳章整理写成简报连并化石标本送至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进行鉴定。9月中旬，在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商承祚主持下，中国科学院裴文中、吴汝康、周明镇三位专家和当地研究人员对化石发现地再次进行了考查。
狮子山是一个石灰岩山，东北距马坝乡马坝圩约1.5千米，因为山的外形像狮子，所以当地群众取名狮子山。在山的北面约1千米处，有一砂石底的马坝河横贯其间，东边与二叠系砂岩、页岩组成的坭领山相连，其余三面是现代冲击地层。在狮子山相对高度25米以下发现三层溶洞。人类头骨化石发现于溶洞北侧的一条东西向的裂隙中，裂隙已变成深沟，全长63米，宽1～2米，由底到顶高约10米。这条裂隙就是第二次发掘的重点，在这里再次发现了大量化石，其中发现的人头骨化石仅保留顶盖部分，虽然已成数块，但可粘连起来，有额骨和部分顶骨，右眼眶和鼻骨的大部分保存较好。头骨的石化程度相当大，呈浅灰黄色，杂有黑色斑块。头顶的骨缝大部分已经愈合，矢状缝仅有前端一小段尚可辨认，冠状缝大部分尚可辨别，但很不明显。如以现代人骨缝愈合的年龄为标准，则为中年以上的个体，但化石人类骨缝的愈合要远早于现代人类。头骨上肌肉附着的骨嵴不明显，但头骨表面较为粗涩，头骨的容积甚大，可能是男性个体。因此，马坝人头骨可能属于一中年男性个体。
马坝人的头骨，根据吴汝康先生的研究，具有以下特征：马坝人眉嵴粗壮明显突出，形成一条横条，但向上与额骨鳞部相续，其间仅有浅沟相隔。马坝人眉嵴前缘的轮廓和爪哇猿人、中国猿人不同，比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直，介于爪哇猿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马坝人的眼眶约呈圆弧形，与尼安德特人相似，与爪哇猿人不同。马坝人的鼻骨，与爪哇猿人和尼安德特人相似，比现代人宽阔。鼻额缝则和中国猿人、梭罗人、罗迪西亚人相似。顶骨在前囟处的厚度为7毫米，小于中国猿人和梭罗人，与尼安德特人相似。这些特征均说明马坝人原始的特性，但同时又有些进步的特性，如颅骨骨壁较薄。因此，专家意见还是倾向于马坝人属于早期智人。马坝人具有直立人向智人的过渡性特征。与马坝人伴生的脊椎动物化石有鬣狗、大熊猫、貘、剑齿象等19种，因此，其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之末或晚更新世之初。
根据吴秀杰研究员与国外学者研究发现，马坝人右侧额骨表面的痕迹呈半圆形，大小在30平方毫米，整个痕迹下凹1.5毫米。痕迹表面粗糙，呈现出波纹状隆起的细脊，在痕迹周边有明显的愈合现象。经过对比研究发现，这种形制的创伤痕迹，很有可能是受到一种钝性物体打击后所致。根据外伤痕迹的形态和部位，这种痕迹很可能是当时人类之间暴力行为的结果。这一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人类行为模式具有重要启示。马坝人发现的意义和价值
马坝人头骨化石是在华南地区第一次发现的古代人类头骨化石，扩大了以往发现古人类化石的范围——以往我们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南方地区也相继发现一些古人类化石，但马坝人化石的特征较这些化石早，马坝人属于早期智人化石，说明在中国华南地区也生活着早期智人，这为古人类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演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就史学价值而言，马坝人作为早期智人的代表，介于北京人和丁村人、河套人之间，填补了中国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中国人类化石的联结上有重大意义。同时，马坝人的发现扩大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智人的分布范围，填补了华南地区人类进化系统上的空白，对华南地区古人类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尤其是将广东的历史提早到了一个远古时期。
马坝人的价值还在于对中国古人类学、考古学及史前史学提供了明显的线索，启发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将注意的重心由北而南，并从广东、广西逐渐向西南发展，找到越来越多、越来越早、越来越重要的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存，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和史学理论体系。中国学界自马坝人化石发现以来，已取得多方面的重大进展：一方面，发现了数量甚多的古人类化石，几乎人类演化过程的每个时期都已有了标准的化石代表，从而确定了中国作为人类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的无可争辩的地位；另一方面，已经采用铀系法、氨基酸法、古地磁法等多种先进的科学方法，对中国一系列古人类化石地点作了相对年代的测定，这样就可以有更充实、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进一步研究人类的起源及发展。006破解东亚人种起源之谜山顶洞人头骨化石年代：距今3.4万—2.7万年尺寸：长21厘米，宽15厘米，高17厘米材质：化石出土地：1933年在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山顶洞出土收藏地：化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下落不明，模型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引言】对于周口店遗址我们知道最多的是北京猿人，其实考古工作者在周口店也发现了时代晚于北京猿人的人类化石。这些发现为我们认识智人的发展演化，以及东亚蒙古人种的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山顶洞人的发现
山顶洞，顾名思义是位于山顶的一处洞穴。该地点是在1930年因为寻找周口店第一地点的猿人遗址堆积的界限而发现的。1933—1934年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和大量动物化石。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和装饰品。
山顶洞在当年被发掘时结构还是很完整的，洞口和全部洞顶尚在。随着环境的变迁，我们今日看到的山顶洞已经和以往有所不同。山顶洞的堆积为灰色土，比较疏松，夹杂有大量的灰色岩石碎块。根据地层堆积情况，从上到下可以分为5层，其中在洞口和上室发现3层。其中第1层、第2层都发现了人类化石、装饰品和石制品等遗物。第3层发现的遗物很少，在洞底的石钟乳和石灰岩上有烧烤过的痕迹，说明当时的人类在此层面生活过一段时间。下室发现2个文化层，在第4层发现了3个完整的头骨和躯干骨，其身体周围撒有赤铁矿粉。第5层未见人骨化石，仅发现人牙化石。第5层下发现大量的动物化石，说明人类之前有动物在此栖息。
山顶洞遗址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发现的人类化石材料相当丰富。这批化石材料包括3个完整的头骨、一些残破的头骨碎片、下颌骨和零星的牙齿以及部分躯干骨。经研究发现，这批材料共代表了不同年龄和性别的8个个体。其中2个成年男性，3个成年女性，1个少年，2个幼儿。在这3个完整的人头骨中，有一个60岁左右的老年男性，编为101号。一个青年女性和一个中年女性，分别编号为102号和103号。这些化石均在抗日战争期间遗失，下落至今不明。山顶洞人头骨化石的研究
德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是研究山顶洞人头骨的主要学者，他通过研究认为101号老年头骨的测量指数接近西欧的克鲁马努人，但是根据形态观察来看，则确定是原始蒙古人种。102号青年女性头骨则认为是美拉尼西亚人类型，103号中年女性头骨是爱斯基摩人类型。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国同时期的人类化石的增多，吴新智在原有基础上，根据山顶洞人的头骨模型，对这3具头骨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吴先生认为老年男性头骨，在面骨方面几乎所有的指数与现代或化石的蒙古人种相近的程度大于其与西欧智人化石的相近程度，其中表现尤为明显的是鼻指数。如鼻骨较窄、有鼻前窝、颧骨突出且较直，这些都是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102号头骨的面骨部分主要测量数值和指数都是与蒙古人种的现代类型或化石类型很相近，而且相近的程度要比现代美拉尼西亚人相近程度大，特别是在上颌齿槽指数大大地超出了后者的变异范围，所以从测量数值上看，102号头骨更接近蒙古人种。在形态上，这个头骨也具备蒙古人种的特征：其中鼻根部没有明显的凹陷，眼眶倾角小于90度，为垂直型，颧骨突出朝向前方。另外，鼻骨的形状和梨状孔下缘的类型在蒙古人种中也常见。因此，102号头骨不管是从测量结果还是形态特征都是蒙古人种。103号头骨的测量数据显示是与现代爱斯基摩人、美洲的印第安人和中国人有密切关系的原始蒙古人种。从形态观察来看，103号头骨比前两个头骨具备了更显著的蒙古人种特征。它颧骨的位置和形状、鼻骨的形状、明显的鼻前窝、垂直型的眼眶倾角遗迹面部和鼻梁的扁平程度，说明其具备的蒙古人种特征已相当一致。
山顶洞这3具头骨的性状相当复杂，其共同特点是：在形态观察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蒙古人种特征；在测量结果上，除了具有全世界智人的一般原始特征和中国境内发现的共有特征之外，各项特征都和蒙古人种现代的地区性种族特征类似，如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当地居民。因此，我们认为山顶洞人是原始的蒙古人种。现代蒙古人种的支系，是在山顶洞人和其他与其相近体质特征的人的类型逐渐发展演变而来。因此，山顶洞人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人的体质特征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的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独特的山顶洞人的文化
山顶洞人遗址除出土了人类头骨化石之外，还有大量的其他文物。山顶洞所用的石器数量很少，总共才20多件。最能代表山顶洞人的是其发达的装饰品。遗址中发现了十分丰富的装饰品，有穿孔的兽牙、海壳、小石坠、小石珠等。发现的穿孔牙最多，有125件，大部分是獾、狐、鹿、野狸和小型食肉动物的犬齿，均在齿根部双面钻有小孔。有的因长期佩戴，导致小孔变形明显。其中有5件出土时呈半圆形排列，可能是成串的项饰。制作精巧的7颗小石珠，原料为白色石灰岩，形状大小相近，最大的直径6.5毫米，孔眼为单面钻，表面染成红色。散布在死者头骨周围，应为头饰。另外还有石坠为天然的黄绿色砾石磨制而成，一面有磨制痕迹，在中央对钻小孔，局部染色。这些制作精美的装饰品，反映了山顶洞人的审美情趣。
山顶洞人的生活以渔猎和采集为主，在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动物骨骼，应该是他们的狩猎成果，野兔和北京斑鹿是他们主要的狩猎对象。此外，洞中还发现有鱼类的化石，说明他们也以渔猎来作为食物来源的补充。
山顶洞人制作骨器和装饰品的技术先进，他们不仅掌握了单面钻孔技术，也会双面钻孔。有的孔洞很细，说明他们的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们还用颜料对器物进行染色，使之更为美观，说明他们有了自己的审美意识。对死去祖先进行埋葬，也说明他们有了灵魂观念，希望死去祖先能够顺利到达另外一个世界而不被野兽吃掉。007中国最早的陶制品红陶罐年代：距今1.4万年尺寸：口径20厘米，高18厘米材质：陶出土地：1962年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出土收藏地：中国国家博物馆【引言】陶器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器物，但同时又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器物。直到今天，我们的生活仍然离不开陶器。陶器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人们可以吃上烹饪后的熟食，喝上开水。那么最早的陶器是什么样子的，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下面让我们到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一探究竟。仙人洞中的古人类生活
仙人洞遗址地处江西省万年县东北15千米的大源乡小河山，以往在仙人洞洞口发现有动物骨骼和螺壳。1962年，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专业研究人员到此做考古调查，当地县文化馆的一名同志反映了仙人洞发现过骨骼化石等情况，于是一行人便去调查。此次调查，在洞口发现动物骨骼化石和螺壳，并采集到了穿孔石器和砺石各一件；在洞口右侧紧靠洞壁发现一大片胶结堆积，高在1.3米左右，断面上有不少动物骨骼、螺壳、蚌壳及陶片，因此确认该遗址是一处有人类活动的洞穴遗址。
仙人洞处在一处四面为高山的狭长盆地中。盆地东北为发掘较好的石灰岩山岭，叫小河山，高约100米，盆地西南为红土高山，有许多山坡延伸到盆地上面。在小河山一带，有一条名叫文溪水的小河，河面宽约20米，沿着山脚从东南流向西北，注入乐安江。仙人洞在盆地西北小河山的山脚下，洞口朝向东南，距文溪水70米，高出水面3米。洞口开阔呈岩厦，剖面为弧形。良好的自然环境，为古人在此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
仙人洞遗址从20世纪60年代发现以来，曾多次展开考古发掘。1993年、1995年和1999年，北京大学、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安得沃考古研究基金会联合组成“中美农业考古队”，对该遗址和吊桶环遗址又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再次证明洞穴堆积较厚，文化层次清晰，是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遗址，并且发现了大量的遗物，为研究华南地区的文化演变脉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鉴于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的重要性，其考古发现成果被评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又被评为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历史年代最早的中国陶器
1962年在仙人洞遗址第一次发掘时发现的红陶罐是仙人洞遗址最具代表性的出土文物。此次发掘在洞口共布设3个探方，总计发掘28平方米。根据地层关系，可以把这些遗物分为两期。第三层为第一期文化，第二层为第二期文化。这件陶罐属于第一期文化。第一期发现的文化遗物有石器、骨器、角牙器和蚌器等200多件，还有人骨和动物骨骼。石器可以分为打制和磨制两类，石器原料有石英脉、砂岩和燧石，其中砂岩占多数。骨器30多件，绝大多数经过磨制。器形有针、锥和刀等。角牙器4件，蚌器52件，完整者仅有4件，另外还发现烧骨等遗物。陶器共发现90多片，仅复原一件，这便是我们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中看到的陶罐。发现的陶片均为夹砂红陶，质地粗糙，掺杂有大小不等的石英粒，最大的径长1厘米，厚0.5厘米。这些陶片火候很低，质地疏松易碎，发掘时都不易取出。陶片厚薄也不均匀，厚的有1.4厘米，薄的仅有0.7厘米；甚至一块陶片的厚薄都不均匀。器壁内凹凸不平，应是手制，因为破碎严重，导致器形不易辨别。从陶片来看，口缘多为直口，也有微向内敛的。腹片的弧度较小，没有发现耳、足等附件。复原的这件陶罐，唇稍外侈，腹壁近直，下部微向内收，底部残，陶胎厚且厚薄不均匀，内外表面均饰绳纹。仙人洞遗址发现的陶器，具有较为原始的特征，说明仙人洞制陶水平还处在初始阶段，处在探索摸索中。
根据吴小红、张弛等学者对仙人洞发现陶器的最新研究表明，仙人洞遗址的陶片最早到距今两万年前。这比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陶器早了2000—3000年。仙人洞遗址的陶器是目前为止，我们所知最早的陶器。这一年代数据的确认，将更新我们以往对于陶器的一些认识。红陶罐发现的意义
陶器因为其易碎性，对于时代人群的反映比较敏感，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以陶器为基础对古代文化遗存尤其是史前文化遗存进行研究，因而对于早期陶器的发现和研究也是十分受关注的。但是，囿于早期陶器资料的限制，发现的遗址堆积情况各异，很难发现完整的器形，采用传统的方法研究，显然行不通。因此，对于早期陶器的研究应该加强多学科合作，整合资源，采取新的研究路径。仙人洞陶器的研究便是各方密切合作的结果。特别是对其年代的最新确认，开拓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以往我们把陶器的烧制和新石器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陶器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也有人认为陶器的制作是农业发生的标志。其实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采集者们就开始使用陶器蒸煮食物了。有种观点认为，早期陶器是用于蒸煮蚌类食物，这显然和农业没有多大关系。仙人洞遗址1.4万年前陶容器的确认，修正了我们以往的认识，也为一些观点提供了间接的证据，提示我们应该打破学科内部的界限，把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的文化遗存结合到一起来看，这样更容易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008东方史前考古的摇篮水洞沟遗址骨柄石刃刀年代：距今1.1万年尺寸：不详材质：骨、石出土地：198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水洞沟遗址12号地点出土收藏地：水洞沟遗址博物院【引言】水洞沟遗址是中国较早开展考古活动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仍然在进行考古发掘。在水洞沟遗址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文化遗物，如鸵鸟蛋壳珠饰，这些蛋壳上染有赤铁矿粉，说明爱美之心，古已有之。另外就是发现了骨柄石刃刀，说明当时人类高超的石器制作技艺。水洞沟遗址发现概况
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银川市东南30千米，灵武市以北46千米处，海拔高度1200米。遗址边缘有一条溪流，溪流将水洞沟盆地和遗址切割出10米的峭壁，形成三级阶地。该遗址于1923年由法国学者桑志华和德日进发现并发掘，是中国最早开展系统研究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他们在一处黄土断崖上发现了一条黑色的灰烬层，灰烬层中包含有石制品和破碎的动物骨骼。桑志华和德日进遂在此发掘，在文化堆积中清理出重达300公斤的石制品，有石核、石片和石器，同时还发现了许多动物化石，包括野驴、犀牛、鬣狗以及鸵鸟蛋壳。这些发现确认了水洞沟是一处古人类栖息的营地遗址。德日进将水洞沟的地层划分为三层：上层为黄土时期以后的河湖相堆积，中层为第四纪黄土和底部的砾石层，下层为上新世红土层。这为以后水洞沟遗址的地层划分奠定了基础，以后对水洞沟地层的划分也不出此范围，与早期的划分能够对应上。其上部为新石器时代遗物的全新世地层，中部为旧石器时代文化层，下部为更早的堆积。
直到现在，水洞沟遗址先后发现了12个地点。1号地点在1960年、1963年和1980年分别被发掘，其文化堆积厚达11米，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2号地点先后经过5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100平方米。第2、3层发现了火堆、灰烬和红烧土，推测是古人居住的地点。另外，还发现了制作精美的鸵鸟蛋壳珠饰。3号至12号地点，都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新发现的。在这几处地点也发现了鸵鸟蛋壳珠饰，具有细石叶技术特征的石器和勒瓦娄哇技术的石核和石叶，以及细石叶和细石核。12号地点发现骨柄石刃刀
12号地点位于水洞沟遗址中心区以北4千米处，因当地砖厂取土而被发现，遗址大部分堆积已经被破坏殆尽，遗留下的文化层在剖面上清晰可见，为一条绵延约50米的透镜体状堆积，最厚处达1.6米，平均厚度在0.5米。该地点出土石制品9万多件以及大量动物化石、骨器等。我们特别介绍的骨柄石刃刀就是在12号地点发现的。
这种骨石复合工具，是人类的生产生活、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要具备高超的制骨技艺和细石叶剥离技术，除此之外还需要懂得用何种胶把这两种不同材质的工具粘连在一起。它是一种把细石叶镶嵌或捆绑到骨器上用于从事生产生活的新型复合工具。不仅在水洞沟遗址，这种复合工具在中国东北、内蒙古以及甘肃都有数量较多的发现，如在平谷上宅遗址、秦安大地湾遗址、赤峰的多处遗址总计发现20多件骨柄石刃器。这种工具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不见。因此，可以推测这种复合工具是人类适应北方地区自然环境创造出的一种新型工具。
一直以来，一般认为这种骨柄石刃刀是一种反映狩猎采集经济的工具。那么骨柄石刃刀到底是如何使用的？据研究，其使用方式多为刮削、切割，主要目的是用来切割食物和皮革加工。这在12号地点发现大量的动物骨骼可以找到佐证。其中野兔和普氏羚羊化石的比重超过70%。根据民族学研究，美国印第安人捕猎长耳大野兔、叉角羚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其皮革来制作服饰，这两种动物和水洞沟12号地点发现的野兔、普氏羚羊有相似的特征和体型。据此我们推测，水洞沟发现的骨柄石刃刀等复合工具是对动物皮革进行加工处理、缝制衣服的一个具体体现。12号地点文化层的年代距今1.2万—1.1万年。这一时期刚好处在新仙女木事件之后，是一个气候相对寒冷的阶段。对这些高流动性的狩猎者而言，御寒是生存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精致的皮革服饰具有良好的保暖性能，能够满足当时人们的御寒需求，这种复合工具能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和当时的气候有关。这一推断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实验室证据的支持，有学者运用环境扫描电镜和X射线能谱技术对平谷上宅遗址发现的骨柄石刃刀进行观察表明，骨柄石刃刀的刃部残留有磷、钙、碳等物质成分，说明是一种加工肉类的工具。而且在刃的背面发现了有意识掺入的一些矿物质，如钡盐，说明当时的古人对于胶有了一定的认识，用其来加固工具。这项研究也进一步证明推测的合理性。
骨柄石刃刀是当时人类因高流动性、适应恶劣环境而做出的一种反应，是人类面对自然环境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的体现，反映了在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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