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紫书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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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试读：
辑一
我在
爸说的，当时爷爷在，爸也在。
哪里？“这一边。”爸的手指在相片上滑过去，往左越过相片的边沿，停在约莫两厘米外，“这儿吧。摄影师的镜头再移过来一点，一点点就好，我和你爷爷都会在这相片里了。”
那可是一张历史性的图片呢，中学课本里印着它，报纸和电视上偶尔也会出现。爸说那时爷爷抱着稚龄的他挤在背后的人群里，就在这镜头的视野以外，两厘米之遥。
两厘米也就够远了，爷爷和爸爸终究没上镜，也就不会在历史课本里出现。爷爷把图片从报纸上剪下来，放到他们家的相册里，就像那也是他们家里参与过的事。这多么可惜啊。有时候他会想，要是当时镜头稍微往左移动0.1厘米吧，他就可以骄傲地告诉班上的同学，甚至是他的历史老师，喏，这是我爷爷，骑在他肩上的是我爸。“说不定是入了镜的，只是后来冲洗照片时被裁掉了。”舅舅对那相片仔细研究了一番。舅舅以前在学校里是摄影学会的会员，有过几次在暗房里冲洗照片的经验，“那是没办法的事，我们有个小工具，裁照片得有个标准尺寸。”
就是这“标准”让他感到迷惑。不是尺寸的事，而是冲洗照片的人怎么在暗房里昏暗的红灯照射下做出判断，框选时凭什么决定该偏左或偏右，将哪些人从这些历史性的相片里裁汰。“呵呵，反正被裁的总是那些边缘人啊。”舅舅伸手拨乱他的头发，阻止他再往细里想，“别傻，你爷爷和爸爸不一定真的在那里。不都是你爷爷说的吗？你爸那时才多大？根本不可能有印象。”“谁都可以说自己在场嘛。”舅舅把他整理着的头发再拨乱一遍。在各种阻挠人思考的方法中，他最讨厌这一手了。
以后他读了一些关于摄影的书，多少懂了一点裁剪照片的原则和道理。要怎么裁、裁哪里、裁多少，其实不真有一套尺寸。若真有所谓方圆，都以照片里的“主角”为准——裁掉别人，无非是为了突出这些人。
于是他后来再看见那张相片，便总是忍不住细细端详里头那个“主人翁”。那人站在照片左侧，脸朝左方，手里拿着纸像在宣读什么。这样的照片，专业取角不该把镜头往左边拉，尽量把背景里的群众收纳进来，好表现场面的壮观么？却是因为这人的背后站着一排当时很显赫，今已无人叫得出名字来的大人物，这照片便不得不这样拍了。
他想，当时挤身在人群里的爷爷一定不知道，自己竟不偏不倚，正好站在一张意义重大的照片的边缘，他和他肩上的孩子也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人。
他是因为这缘故，后来才会迷恋上自拍的。他说他不能容忍这种事，不能让历史遗漏他，把他当作多出来的枝叶般剪除。所以我才会在许多大场合里遇见他，并且总是能一眼把他认出来。他就是那个你常常看见的人——带着像素最好的手机，背包侧旁的兜子里还插着自拍神器，在各种集会和示威活动中跑上跑下，争取在种种时机举起手机见证历史，以及那个总是站在各个大人物前面的自己。
老实说，他自拍的技术相当不错，取角更是常常出人意料。对于他要以“吾辈的历史”为题开一个摄影展，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我真的挺喜欢那些作品。我是说，要是能少一点修图的痕迹，应该会更了不起。
同行
他向易先生借火。易先生借了。
那是在两节车厢之间，脚下晃动得特别厉害，噪声也特别大，轰隆隆轰隆隆。好在他们不需要说话，他只是看了一眼，易先生便把打火机递过去。
其实刚才在车厢里，易先生一进来，他就认出来了。好些年过去，易先生的外貌没什么变化。后来他还听见他在后头讲电话，像是对一个什么客户解说交易的细节和程序，就像以前在服务中心里对乡民说话的口吻，依然声音洪亮，慢条斯理，语态声调丝毫未变。如果硬说有什么变了的，也许就在于他不提公文包了，背了个计算机背包，而对于身形魁梧的易先生而言，那背包多么小巧，看着让人觉得有些儿戏。
易先生自然是认不得他的。毕竟他们没见过几次面，而且那是很久远以前的事。他自己辞职不当记者都已经好些年了，而之前他们碰面的场合不外乎记者招待会和政党大会什么的，易先生只是个陪跑的小角色，最了不起也不过在经济大好的那几年中选过一回，当上州议员。而他一直是小报社里头跑杂差的小记者，职场上人来人往啊。
真说起来，他之前不是没碰见过别的“故人”。那些人经常在机场出没。退位多年的前房屋部长依然满头白发，过气的前贸工部长依然珠光宝气。但易先生……他把打火机还回去，两个人拈着各自的烟，分别站在通道两旁，各靠着一扇门，无所谓地看着不断流动的外头。
他记得易先生帮过他的家人做了些事，却记不起来那是什么事了。他们家坐落在他的选区，家里的老人遇事情了都爱到易先生的服务中心里嚷嚷。易先生声音大、脾气好，能做的却实在有限。他跟访[1]过几回，不外乎看他领人通沟渠，处理巴剎外面堆积的垃圾，或是到印度庙那里声若洪钟地排解什么纠纷。
他不觉得易先生有什么好，也说不出来有什么不好。大概心底老觉得他虽然办事有点魄力，却不似是有志向和理想的人，甚至也没有野心，倒像是役役地给谁打工，而恰巧就服务于他向来鄙夷的政党。
那时他年轻，愤世。两届大选，他都费尽唇舌，软硬兼施地让家里老老少少不得把票投给易先生。
倒也不是针对易先生这人……
反正都过去了。他抽了一口烟，慢慢地，把它深深吸入肺腑，又缓缓地，像是巡经五脏再吐出来。没当记者以后，他对这些事再没这般热心，也不那么热血了，去年大选还因事没回去投票呢。而易先生，也就只当过一届州议员便被拉下马，他们党后来让一个律师在那选区上阵，可那些年反风大吹，他一直没中选，便连服务中心也撤了。
这些年过去，世界还是老样子。谁管易先生在通沟渠抑或在卖保险呢？他也知道报社每年招聘记者，去应征的大学毕业生数以百计，人来人往啊。要说变了的，唯有这火车，速度比过去快了，似乎很少误点了，车厢外的风景流逝得更快，根本来不及看清楚什么。
一根烟的时间，几个吞吐过去。他和易先生都不想回到座位上，便站在那儿再续了一根，或者两根、三根。那打火机在他们之间往来，他后来回报了一根香烟。奇怪的是他们两人谁都无意说话。他仍然看着外头，天光被时间卷走。车舱里的播音器响起来，他总是听不真切。可是他想，管它呢。反正他和易先生总会同时抵达，在同一个站下车。
窗帘
这窗帘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在上庭的前一天，他在饭厅，看着挂在饭桌旁的窗帘。料子是不错的，虽用了好些年，可因为这窗户向北，日照不强，倒还不太陈旧，颜色仍艳着的。
这窗户挂不挂帘子，本来是不打紧的。刚搬进来时也真没想过要挂，但对窗的房子后来搬进一对年轻夫妇，真恩爱得有点过头，常常就在那窗边拥抱接吻，偶尔还光着身子乍现，快没把他与老妻吓坏，还为此担了个偷窥的罪名，当年在坊间闹了点小风波。
于是便有了这窗帘。正好平日看的报纸搞促销，让订户累积分数换礼物。他与妻在礼品册上选了这窗帘，大小合宜，现在还可以看见帘子上印着那家报社的标识和口号。从那时起，除了偶尔换洗，这窗帘常垂下，算是与对窗人家划清界限。他以为，挂一幅窗帘也算是礼貌。非礼勿视，谁说不是。
果然那窗帘让两户人家相安无事。那对年轻夫妇前几年还来串过门，借或还点油啊盐啊什么的，算是两家交好。他后来也真的忘了之前的不愉快，偶尔跟那个在文化圈有点小名气的年轻丈夫下棋啊或谈论时事，以为彼此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但这窗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真搞糊涂了。就去年的事，那年轻丈夫突然搞离婚，对外公开自己是同性恋，并坦言长年为世俗道德与价值观所苦。事情好像闹开了，那年轻人获得广泛的支持，据说还被称为文化觉醒什么的。他没留意，搞不懂嘛。
然后是另一个年轻男子住进对窗的房子，两个男人同居起来。他当然不敢掀开那窗帘，确实有点吾不欲观之的心态。但那窗帘总是礼貌的，它跟平日没什么不同。怎么后来会收到控书，对方说他日均24小时垂下窗帘，是为歧视。
他真不明白这窗帘是怎样出卖他的，不就是老样子吗，怎么人家会嗅出歧视的味道来。还有报社在跟进呢，在对窗拍了他这边的照片，有图为证。于是坊间又有了舆论与风波。家里收到匿名信，有人痛斥他搞歧视，恫吓他再不拿下窗帘，就率众到他家门前自渎抗议。那家在窗帘上印了字号的报社派人来沟通，像要销毁证据似的，说要高价回收他们家的窗帘，或可选择十年免费阅报。
他还没答应，事情乱七八糟的，他还需要一点时间去整理思绪。最起码，得先搞清楚这窗帘到底出了什么错。
遗失
午后，再走过那里，已经不见了女孩的踪影。
午后，是刚办了点公事，在咖啡馆喝了杯卡布其诺，戴上耳机听着音乐，循来时路步行回公司的时候。午后，是MP3播到班得瑞音乐The Way of The Wind的时候，曲长4分35秒。就那么点时间，他穿过公园，打那一棵榆树下走过，看了一眼树下的长椅，空的，没人。
有五六天了吧，每天上班下班都看见女孩坐在那里，直至今天上午走过时，她还在。
女孩是个盲人。平日常碰见的，提着很大的藤篮；由一只拉布拉多犬在前头领着，向公园里的游人兜售纸巾或钥匙圈这类小物件。那狗看来十分温驯良善，黑眼珠里有赤诚，很讨喜；有不少人被它逗乐了，才愿意帮衬买些什么。
他记得自己也曾几次向女孩买过一些纸巾，多是因为那天上班匆忙，忘了带手帕。女孩很有礼貌，狗也快乐地摇尾巴。他觉得自己被感谢着，像是做了善事，帮了人，心情便特别好。为此，有一次还慷慨地多买了些，听那女孩感激地一再说谢谢。
当然，那些都是女孩遗失导盲犬以前的事。也不久，才几天前，他像今天那样出去办事，在公园东面的出入口遇见那只狗——像是被麻醉了，正被两个男人匆忙地抬走。他也认得那两人的面孔，不外是常在这公园里流连的人。他只瞥了一眼，对事情有点了然。可怜的女孩啊，他在心里感叹。
然后他就在榆树下见到那女孩。当时她还是焦虑的，站在那里一直在喊狗儿的名字，声音在颤抖，如泣。他觉得很不忍，迟疑着是否该把事情告诉她。而结果没说，以为那是比不说更残忍的事。直至第二天第三天看见女孩还在，一个薄薄的身影，腰板挺得直直的，静静地坐在长椅上，像要慢慢融入树荫里；他既有点懊恼又有点心虚，反而更犹豫了些。总想着下次若再看见，便要劝她别等，然而每次经过看见了，又想还是下次再说吧，也该多给她时间保留住那一线希望。
如今女孩不在那儿了，他有点如释重负，便想，那样的一线希望也许比绝望更残酷，倒真愿那女孩从此死了心。想到这里，The Way of The Wind播到最后十五秒，快要步出公园了。那里有两个男人站在小径旁抽烟聊天，他认出来是那天把狗抬走的人，不禁多注视了些时间，却在其中一人回头瞥他一眼时，慌忙地移开视线。
这种人真叫人厌恶啊，他皱着眉离开公园。音乐的最后一秒，想起那只讨喜的拉布拉多犬，感到宽怀了些。他想，幸好，自己从来不吃狗肉。
新生
人们总是记不太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去弄了这一口牙齿的。人们就说是他那年轻的越南老婆来了以后的事吧。
用那么洁白齐整的牙齿去替代他以前那七零八落的烟屎牙，人们看不惯。他明白，这大概就像他看见对面那长年秃头的邻居忽然戴了一顶假发。
可这副牙齿，虽然是假的，他却宝贝得很。甚至为了它，年岁这么大了，他才开始养成每天早晚刷牙的习惯。[2]
最前面十几年，那是家里没管好。那年代，父母在芭里生下一箩筺孩子，那么多张嘴巴，吃都顾不上了，哪管得着各人嘴里的二三十颗牙齿？
一定是因为营养不良吧？他天生牙齿偏黄，也从没长整齐。这种牙齿，他丝毫没想过该去“保养”。后来他抽烟，加上蛀牙的问题，这里那里参差不齐，他就更豁出去了。反正他和老婆奉子成婚时，两人都还年轻，口腔的毛病还没真浮出水面。后来老二出生，他与老婆三天吵一通，五天干一架。他烟抽得凶了，话却愈来愈少，牙齿在门户紧闭的口腔里一颗接一颗腐坏，直至他开口说话时连自己都闻得到一股恶臭，老婆和孩子自然是嫌恶的，连街头的流莺也曾忍不住埋怨，于是他更不愿意开口，不笑，也越来越寡言了。
没想到就这样过了大半生。孩子还没成人，老婆便跑路了；孩子长大后，孩子也跑了。虽然他后来把烟戒掉，但牙齿早已凋零。有一阵子牙疼，痛得脑壳都发颤了，他硬着头皮去找牙医，然后不知哪里来的决心，他让医生把那些幸存的牙齿抄家灭族，连根拔起，换上全口活动假牙。“要最白最好的！”于是便有了这前所未有的三十二颗牙齿，齐齐整整，白而锃亮。
至于娶个越南老婆，那是后来的事。也不能说与这新牙齿无关。毕竟年纪相差甚远，人家那么紧实完整的一个女人，他要不是靠这副假牙解决掉口腔的恶疾，大概是提不起勇气飞到那么远去吃饭相亲的。
新老婆很好。人良善，也勤俭，一管牙膏用再久也还能挤出下一次要用的分量来。纵然有点语言不通，生活上多有难处，但他疼她，她总是体会得到的吧？为了日常沟通，他不得不多说些话，还不敢说粗口，慢慢地话愈说愈顺溜，别人都觉得他成了个谈笑风生的人。那些人因为看不惯他的牙齿，便说那两排白森森的牙齿有什么好炫耀的呢，假的嘛，而且看着根本不匹配。
他明白。就像他也看不惯对面房子的老秃头枯木逢春似的，突然“长”出一大丛茂密的黑发，怎么看怎么不自然。
他的新老婆没见过那老头子以前没戴假发的模样，却也一眼看出来“那不是他的头发”。这古怪的说法像什么戳到他胳肢窝了，惹得他咭咭地笑。“如果头发没有这么黑，如果没有这么漂亮，看起来会比较好，”新老婆说着熄了床头的灯，话在暗中变得像呓语，“会比较像是他的。”
他没有忘记到浴室里卸下他的假牙。新老婆早把牙膏挤好在牙刷上。他细细地把牙齿刷了一遍，以清水冲洗，再把它浸泡在水里。出来的时候就着背后浴室的灯光，看见新老婆在床上沉沉睡去的脸。他忽然感到一阵满足，忍不住咧嘴而笑。那嘴里无牙，像一个幽深的黑洞。他不管了，自从习惯了那假牙以后，他已经很久不再遮掩自己的笑。
春满乾坤
要开饭了，老二一家还没到。惯了的，往年都这样，但饭桌上仍不免有人鼓噪，有人掏出手机来，被她阻挠了。别，老二和他媳妇的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
好容易等到老二一家三口坐下，这才总算到齐，完完整整的一家。三代人呢，老中青，谁的个头都不小，顿时把小饭厅撑饱。房子里忽然人声鼎沸，像一锅刚煮开的水，加上一室春景，年花簇拥，还有电视机溢出的流光与声浪。过节就该这样，团圆饭是该在家里吃的。
于是她开始奔忙，拖鞋在厨房与饭厅之间吧嗒吧嗒地响。菜肴一盘接一盘上桌，空气中蒸腾着油气和饭香。老大开了一瓶酒。有人喊她，妈你坐下吧，每年都这样弄一桌子，你不累我们看着都累了。谁又跟着起哄，对啊去年不是已经说好，今年团圆饭到福满门吃的嘛。
老大的女儿即时嚷起来：“我知道我知道！奶奶那天看见电视上有个专家说啊，味道是人类最后的记忆。我说奶奶一定是怕我们吃了别处的就会忘掉她。”
大家失笑，笑得像电视上的罐装笑声那样齐整。她也笑着端上最后一道菜。这下连素来矜持的二媳妇也认出来，鲈鱼啊，妈的拿手好戏。鱼才放下，许多筷子便伸过去各取所需。有的说好啊妈这私房菜，这么多年就是百吃不厌，有的说你没尝过呢人家褔满门的更有特色。
她坐下来，才发觉没有胃口，于是静静地端详围着饭桌的一家人。除了身旁的老头子和老二那生性腼腆的儿子在默默扒饭以外，其他人都兴致高昂，说话声量大了，尤其谈到股市和房价的事。话题扯到这旧楼房，兄弟三人各有看法，很快话不投机，嗓子便粗了，酒嗝中透着戾气，又有高亢的女声硬生生地加入。气氛有点煳，像快要烧出焦味来的半锅残羹。“啪”，有人摔下筷子。
老头子发作，大伙儿马上噤声，其时已杯盘狼藉。老二一家先走，老大一家随后，媳妇们一个劲儿堆着笑脸打圆场。妈辛苦了，菜做得真好，哪家饭馆都比不上。明年吧明年得把功夫传给我们。
等人都走了，老三与媳妇无声地窜到睡房。听到闩门的声音。依然一室春景，年花俗艳，电视机还在倾出欢腾之声。她去收拾，老头子在身后煮水沏茶，一边喃喃嘀咕。“什么人类最后的记忆，这下你输得甘心了。亏你还花这些钱。刚才那鲈鱼做得真一般。哪家饭馆点的菜啊？”
她开始洗碗，没回头。“福满门。”
留守
囡囡要被带走，家里的狗像是有所察觉，这一上午都病恹恹地趴在角落里，就连她带它出门散步，它也不太提得起劲来。
她带它走老路，路口拐右，让它在路旁的绿化带上拉撒，然后沿后巷走小半圈，再从大路走回来。这一天狗拒绝走进后巷里，拉撒过了马上拽着她走来时路。她觉得狗真知道囡囡要走了，还想回去再与她多缱绻，闻一闻她身上越来越淡薄了的孩儿香。
这狗可是看着囡囡长大的。囡囡被带到她这儿时，才刚过满月，如今竟然已快要四岁了。狗在这家里可是住了十四年，从毛茸茸的一团小东西，变成了今天这老态龙钟的模样。
那时女儿大学还没毕业，有一个假期她把小狗抱回来，“老爸走了，我找了一只小狗来陪你过日子。”可女儿明明知道她向来不喜欢狗，她鼻子太敏感，忍受不了狗身上的气味。“这怎么是给我找个伴？你是以为我太清闲，无端端给我一堆事情做。”
是啊，老家伙的病拖了三年多，又屎又尿的，她筋疲力尽了。好不容易挨过去，来了一只畜生，吃喝拉撒的事依然要由她来伺候。
后来她才知道，那狗有来路，女儿从刚交往的男朋友家里“领养”回来，说是名种犬。
她才不管它名不名种，她连名字也没给它取（女儿倒有个英文名字给它，她笨口拙舌，发不了那个音），就这么相处了十几年。
狗就慢慢老了，女儿毕业后留在吉隆坡工作，然后嫁人，生孩子，把刚满月的囡囡带回来。“是你的亲外孙女呢，让她陪陪你。”
最初一年多，那日日夜夜的，她年纪那么大了，一个人带孩子，真的心力交瘁。偶尔向女儿抱怨，反被她与她的夫婿左右开炮，对她说许多负气的话，“连自己的妈都这样，那我们随便在外面找个保姆算了。”
她怎么能不疼囡囡呢？那是她一手带了四年的亲外孙女呀！四年呢，别说人，就连狗也懂得疼囡囡了。它见着囡囡总是很欢喜的，尾巴甩得像风车轮子一样；囡囡也喜欢它，总是被它逗得咯咯笑。“那狗这么脏，又这么臭；妈你留心点，别让囡囡去碰它。”女婿说这话以后，隔好一阵子她才想起来，这狗当初就是从他家里领回来的嘛。
据说当初被送出去的三只小狗中，就这一只最长命，它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全都不在了。她记得以前女儿把狗留在家里，说好了过两年她毕业后自己找到房子，就会把狗带过去。当然这么说只是为了安抚她，过两年，女儿大概已忘了狗的来历，对它完全不闻不问。
于是狗成了她一个人的狗，囡囡倒终究是他们夫妇俩的女儿，给她把玩了四年，最难带的时候过去了，女儿和丈夫就要把她带回去，说是该上幼儿园了。“本来去年就该带走，我还不忍心呢，才让她多陪你一年。”
女儿与女婿把四年来囤在她那里的许多用品一股脑儿搬上车，放不下的那些就留下来，说下次回来再取。她点点头说好的好的，心里却想，囡囡不在这儿，他们下次回来不知会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她觉得还好，总算又可以去打太极，和那些未死的朋友一起去喝早茶了。
她看一眼那狗，它一直趴在地上，耷拉着耳朵，翻起眼来看他们忙上忙下，唯有看见囡囡向它走来的时候，它才高兴地爬起来，猛摇尾巴。
囡囡咯咯地笑了。女儿一把将她拉住，说别过去啊，狗狗脏，狗狗臭臭。
归路
经常来报失的那个老人，昨天失踪了。
他儿子到派出所来报案。说老人早上出去溜达，第二日还没回家。我与同事面面相觑，都觉得有点滑稽。其中两个最年轻的忍不住拧过脸笑，来报失的老人被报失了。
可昨天早上我还看见过他。毕竟住在同一个小区，我每天清晨在阳台上练桩功，总会看见他骑着自行车，穿过大门拐右，再转入左边的小道，往河边的方向去。昨天也一样，虽然有点雨，我还是看见了那一袭熟悉的灰蓝色身影，头上仍然戴着一顶过时的旧呢帽。
老人失踪了，这天就再没有人到派出所来报失。平日所里无聊的时候，我们还是挺乐意看见老人推门进来，看他又有什么新奇的发现。“我以前种下的一棵树”“猪肉的香味”“我家的粮本儿”“街头的老店”“去年的团圆饭”“城墙、城墙”“公园，城东的小公园！”。老人说得认真，大家被他那煞有介事的样子逗乐了，没事时便陪他玩，也装模作样地打开本子给他备案。
有一次正好上级来巡，所里进入紧急状况，突然闯入的老人遂成了不速之客，急得大家手忙脚乱，差点没出洋相。那天我们不得不召人来把老人领回家，顺便由所长训了一番话。好好管住他吧，这年纪了，何况还有这老人痴呆症。
我却知道老人得的未必是痴呆症。小区里的妇人时有往来，各家各户的奇闻轶事就成了睦邻联谊的好材料。据说老人多年前因工受伤一昏不起，当了好些年的植物人。本来家里人已不抱希望，可两年前他毫无征兆地醒转过来，只是脑筋已不灵活，而且有点记忆错乱。由于行为失常，也不太能认路，因而总给家里添乱。听我妻说，老人的儿媳对此不无埋怨。
直到下班时，所里也没有发下指示要去找老人。两个年轻的同事似乎还没把老人的失踪当真，仍不时拿“报失的老人被报失”开玩笑。我离开派出所时天色已沉，雨又下起来了。快要回到家时，我忽然发现小区前面的小道，那一条老人每天骑车往返的必经之路，不知什么时候已被铲除，看来是要并入一条绿化带里。一定是铲泥机干的吧。似乎昨天，就在昨天早晨，我最后一次看见这条路。
晚饭时说起老人的事，妻提起那条绿化带。据说奥运期间会有载着选手的车队从大路上经过。她有点得意，拉我到阳台上一起看雨中的夜色。雨中景观浅窄，但也许是因为这阳台的高度，妻脸上的神情兴奋而肃穆，仿佛她看见了大好河山。
守望
现在他已经习惯了，每天去搜索那个红色的身影。每天，只要踏进厨房或书房，他总是不期然望向窗外。那里向北，正对着另一栋楼房；十楼，非常洁净明亮的落地窗。
洁净得几乎觉不出玻璃的存在，而住户似乎从来不拉上窗帘。于是那厅就像一个舞台似的对外敞开。尤其是在夜晚，厅里亮灯，他更习惯了让自己坐在暗中，静静等待演出者登场。
住户只有一人，是个女子。他确定这个。一个外籍亚裔。有好几次他们在楼下的石子小径上碰面，他试图攀谈，对方懂的普通话却实在有限。而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女子长相秀美，皮肤白皙，高挑，长发如黑漆泻下。
还有更重要的，女子喜欢穿红衣。艳红，火红，红得让人感觉眼睛灼痛。这红给他很多启发，让他想起小时候听过的许多复仇的传说。那些女人穿红衣自杀，死后化为厉鬼索命讨债。想起这些他就感到战栗，尤其是每次看见那女子穿着大红睡衣，爬到窗外去擦窗时，他就禁不住手心发冷，头皮冒汗，紧张得浑身要起鸡皮疙瘩。
那女子有严重的洁癖。他确定。似乎只要呆在家中便没日没夜地打扫。地板是每日一定要清理的，床单每周清洗；至于那落地窗，一周也有两次吧，或者更多。女子像个特技演员，先跨过窗口爬到窗外，两脚踏在细窄的台沿上；一只手扶着窗框，另一只手拿了湿布擦窗。还有些手够不着的地方，她会换一根擦窗用的长柄抹把，歪着身子，伸长自己，甚至也踮起脚尖。
当初他被这情景吓了一大跳。没见过有人那样卖命，那样大无畏，就为了擦窗？是的。红衣女子在十楼的窗外摇摇欲坠，擦窗擦得那么专注而视死如归。他以后多看见几次也就不觉得太过心惊了，反而渐渐觉得有点意思，并且也激发了一点灵感。这灵感如同火烧，对他是一种折腾。独居，美女，外国人，尤其是那一袭夺魂摄魄的红衣。这些全都是元素，充满了隐喻和张力。他早已忍不住动笔了，写写删删，弄出几个不同的版本。
然而现在说这些毕竟太早。他还得等。所以才养成这习惯，每天下意识地搜寻那红色的身影。耐性和冷静是个前提，这是职业守则，他必须等到事情发生，才能根据情况判断要把哪个稿子呈给老总。红衣女子终有失足的一日——这个他不太敢确定，却并非毫无把握。
杀人者
“谁想到老郝会干出这种事。”不管来的是电视台抑或是报社记者，不管同事们谁被采访，都会这么说。
大家确实太吃惊了。老郝杀了人。
他是我们单位里的杂工。黑黑实实，挺高的个儿，背却有点驼。人们回想起来，都只记得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楼梯间抽烟。还有他常常挂在嘴上的那一句，对不起对不起。
人们说，谁想到呢。那样任劳任怨的一个人。
在老郝出现以前，我是单位里最早上班的一个。他来了以后，我每天走到办公楼，都会在楼下看见他那老旧的破摩托车，像宝贝一样地上了两重锁。上到六楼走过卫生间，就会看到老郝在里面，多半正伛背在擦地，或在洗尿兜。我说哎老郝，早。他便会转过身，笑着说，哎早早早。
因为我资历浅，是新进，平日总有被同事颐指气使的时候。我有时候生气，便会到楼梯间抽烟。有几次推门进去，碰到老郝神情呆滞地坐在梯阶那里。可他一看见有人来，便像变脸似的瞬间换了副生动的表情，并且马上站起来让座。对不起对不起，你来。
谁想到啊。他这人特别温顺特别好商量。
我听说老郝的老婆下岗很多年了，孩子还在念书，他自己过去总是没有稳定的工作，好容易才在我们单位谋到一份差事。可这些都是听别人说的，老郝自己从没跟我提过。我只知道老郝很勤劳，人家不做的他都做，但是都做得战战兢兢。工作上不管出了什么状况，他总是抢着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
出事的两天前，我在医院碰见老郝。我想我是单位里最后一个看见他的人了。那天周末，我陪母亲到医院去复诊，就在大厅撞见老郝。他那时被一群男女堵着，七嘴八舌，唾沫星子溅了他一脸，许多手指戳在他身上。我上前去问，才知道他开摩托车撞倒了邻居一个老人家，现在把人送来医治。我没来得及探询太多。老郝一个劲儿伛背认错，对不起对不起，我负责我负责。那动作越来越迟缓，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僵硬。我觉得，很像玩具的电池快要耗尽。
后来在医院药房又碰上他，一个人，拿着药单蹲在门口。我喊他。他抬起头，却像不识得我，又缓缓低下头去，举起两手抱着后脑。我瞥见他的两边脸肿了起来，那是之前在大厅没见到的。我说哎老郝，他们抽你耳光了？不问犹好，我问了老郝便蜷起自己，把头深深地埋到两膝中间，很久，很久。
我想，我听到他抽泣的声音。
那药是我给钱让老郝去买的，一百二十元。他先前付了千多块让老人家进院，已经没钱了。老郝买了药出来，又换上了他平日那张笑脸，他说对不起对不起，这钱我一定尽快还给你，我一定我一定。
第二天老郝没来工作。第三天上班前我收到他的短信。很短。小老弟，对不起。那一百二十元，我不能还了。后来的事，我听别人说的。老人家骨折，医药费要两万块。老郝躲起来不敢接电话，对方的家人给他发短信，说他要是耍赖，便让他活着比死更难过。老郝便去了医院，突然拿刀扎老人家。五刀；然后扎自己，四刀。他说，我以命抵命。
我在电视上看见那老人家的儿女，还有老郝的妻儿，每个人都在镜头前痛哭流涕。他们说，谁想到呢，谁想到他会这么干……之前，明明是好端端的啊。
暗巷
天又黑了。路又烂了。街灯又坏了。天气又冷了。这什么鬼日子！
你骑着自行车，一边呼吸着自己嗝出来的酒气，一边嘀嘀咕咕地穿进那一条讨厌的暗巷。
今天在学校忙了整个上午，下午又开了个闷死人的大会，完了还得陪校长和县里的官员推杯换盏。一顿饭局花的时间可不比开会少，中间又有媳妇两次打电话来侦查行踪。你都老实说了，可她还是将信将疑，不断说着许多带刺的话。你酒喝多了，胆子壮了，竟朝她吼了一声，把电话挂断。
那手机便没再响起。可是等你向正在上车的官员挥别，又被校长搂着胳膊说了几句赞好的话以后，你回身看见自己那一台破自行车孤零零地守在冷风中，酒意便醒了七分。唉，回家还有你好看呢。
跨上自行车以后，你忽然想起下午拿的那一张奖状。于是你把它掏出来，就着街灯昏黄的光线，细细端详“优秀教师荣誉证书”几个宋体大字和下面的朱漆大印。唉，今天就为这个瞎忙了一整日吗？不，十几年了，就为这个吗？
它是不值钱的，不就一张纸吗？顶个！可你想别人想要还拿不到呢！于是你小心翼翼地把它揣在怀中，一边打着酒嗝一边哼着歌，摇摇晃晃地骑车往回家的路上走。想到刚才挂了媳妇的电话，你既沾沾自喜，又有点惴惴不安。媳妇的脾性你是知道的，这么做简直像是扇了她一记耳光。
为了赶快回家安抚媳妇，你选择了那一条暗巷。平时即使是光天化日，你也不喜欢穿过那巷子。路太烂了，又太僻静，倒是你学校里那些不良少年老爱往那里钻。据说还时有殴斗和抢劫，路上，墙上，有些像血渍的污痕。
呸！你不该想这些的，想这些自己心里就发毛了。那些问题学生你是见识过的，有几个的眼神可阴鸷得很。你对付他们也不手软，严拿严办，三扒两拨也就赶出校门了。反正都是些屡教不改、无药可救的货。想到这里，你不禁心头一热，便吸了一口大气，弓着背使劲蹬着踏板往前冲。
你几乎就要成功穿越那巷子了。真的，你已经看到巷口前面再走远一些，伫立着一盏还没故障的街灯。可谁想到会有人自黑暗中蹿出呢？你被他……被他们堵住，藉着晃动的刀光，你看见一双，两双，或者是更多阴鸷的眼睛。你抽了一口凉气，张开嘴巴，却不知道该呵斥抑或该求饶。
真的。那一夜，在那一道暗巷。你唯一想到，也是最后想到的，是你怀里那一张流着血的奖状。
寻人记
终于没见着罗三。也是，在这城中当局长，门槛太高了。
骑车要骑好久，途中多少次停下来摊开路线图，才终于在错综复杂的红蓝色线团中，找到这一栋大楼。指路的人说，看吧，从底层往上数，第四十九层。局长办公室就在那里。
于是，头要抬得很高。楼像一个巍峨的巨人，像一座光秃秃的高山，像一根顶天的大柱。罗三就在那里。
罗三真行。乡里的年轻人没有谁不曾听过他的轶事。正义，英勇，机智。最叫人神往的是有一次他下水救了四个城里人，没留下姓名，也不取分文。这事后来上了报纸，电视台采访队领着获救者到学校找少年罗三，可轰动哪。
因为想着可以见到心目中的英雄，才会答应乡里的老人，把一大包核桃转交罗三。为此还得向工厂请半天假，冒着再次在城里迷路的危险，天未亮便骑着破单车踏上朝圣之路。
奇怪的是这一回竟没怎么迷失方向。城市的路比一个月前更纠缠不清，许多新路像一夜之间疯长起来的枝蔓。可罗三所在的大楼，在城的中心，如一座灯塔。可惜的是四十九楼毕竟太高了，底层已有人重重拦阻。接待处的女孩以娇美的笑容和坚定的眼神说“不”。不行，不成，不能，不可以，不好意思。再纠缠下去，便有保安员过来，用粗壮多毛的手腕和巨大的手掌示意，到此为止。
沮丧至极，正想离开，却被一个女人唤住。她说，是我，以前住在同条巷子的胡小兰。你不是总叫我兰姐姐的么。
不知道。认不出来。兰姐姐，那是个清纯的大姑娘，虽然她离开村子已经多年了，这印象却还在心里，如同尚未融化的春雪。而眼前这位，大墨镜遮掩住半张脸，唇红得像刚吸饱了血。最重要的是兰姐姐脸上清清白白，嘴角哪有这颗痣，多碍眼，像黑芝麻。
哈哈哈，黑芝麻，你真逗。女人明明笑着，笑声却戛然而止。你那核桃是要送给罗三的吧？别天真。就一包核桃，怎么可能上到四十九楼。
女人说，你交给我吧，他今晚会去我那儿。
尽管有些疑惑，却还是把核桃给了她。人家何必骗这一包核桃呢。人家手上的钻戒都要比核桃大。可是，你，又是怎么找到罗三的呢？
我？女人笑。我在酒家找到他。啊不，或者说，我被他找到。
走出大楼前，有点不放心地回头看了一眼。大厅里人们交织穿梭，自称胡小兰的女人已经不在。而因为心里怀着挥之不去的疑惑，回去时终于又迷了路。
今天不是周三
今天不是周三，老瘸还是坐上了这趟车。
老瘸就是那个每逢周三特价日，一定坐上第一轮购物班车到商场里买两公斤特价鸡蛋的老头。这是儿媳妇指派下来的差事，老瘸看来很乐意。他拖着瘸腿蹭四层楼，花个把小时排队买蛋，再花二十分钟排队结账，之后还得提着两袋鸡蛋颤巍巍地爬四层楼
回家
。老瘸的成就感当然不是来自鸡蛋，他只是喜欢坐上这购物班车。周三早上的班车总是挤满人，到他上车的时候，已经挤得连站着也很困难了。可是人们很好，每次都会有人给他让座。他们男的女的，叫老瘸大爷。大爷你坐你坐。
可今天不是周三，商场的鸡蛋没特价。老瘸却仍然要去买鸡蛋。他带上他的小本子——他总是随时带着的，很残破的小本子。老瘸常常把它掏出来，一页一页地翻，小心翼翼地看。因为这一串动作看来有点神经质，老瘸的儿子媳妇才会疑心他藏了些钱。他们以为他在记账。记什么账呢？你这年纪存钱来干什么？况且你没交代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些钱岂不都要烟消云散？
就今早，老瘸从衣袋里掏出他的小本子，向儿媳“交代”。那上面密密麻麻地抄了些老朋友、老乡、老邻居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电话地址，以及许多姓名电话地址上面画的大交叉。“老赵昨天去了，我想做个记号。”
因为冤屈了老瘸，儿媳有点过意不去，于是便想到叫老瘸去买鸡蛋，好让老瘸开心。而因为今天的鸡蛋没特价，她只要老瘸买一公斤。“还有，路上小心。城里人可不同乡里的；别惹，你惹不起。”
于是老瘸怀揣着十元钱和他的小本子出门。他慢慢走下楼，经过每一道深锁的门，听到每一道门里似有若无的人声。老瘸用了走这四层楼的工夫，想他那小本子上的事。那小本子里还有几页空白，他怎么就不能填上一些新名字？城里人……至少，班车上的人很不错。
可今天不是周三，班车上没有多少人。老瘸从前门上车，看见人不多，都零零落落地坐在靠前的座位上，只有最后面高起来的一排无人问津。老瘸拖着瘸腿踉踉跄跄地走过去，他认得这些乘客当中的几个。奇怪的是这些人都像没看见老瘸，他们朝外坐的便跷起腿堵住了里面的座位，靠窗坐的又把个什么包包或购物袋搁在身边的位子上。有人看了看老瘸的目光，又低下头去查看手机短信，或是别过脸去戴上随身听。
因为无人让座，老瘸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走到尽头。他坐下来，看着人们凝固的背影，有点怀疑自己上错车。
看来还是周三好，周三的鸡蛋好，人好。老瘸像其他人一样转过头去看窗外的风景，也把握在手里的小本子，放回衣袋里。回家
2009年1月15日，通过举报人提供的信息与当地公安的配合，我们终于成功把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在当地的一家医院里，我亲手给病床上的他戴上手铐。“七年了，”我说，“我们来带你回家。”
犯罪嫌疑人浑身一颤。
据医生说，这人患有严重的失眠症，身体状况很差。
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太瘦了，眼眶深陷，而且精神十分紧张，以致心律不整，呼吸急促。像绷得太紧，随时会断裂的弦。
上一次断裂，他杀了自己的妻子，重伤一个男人。
七年的失眠症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要不是有人举报，别说我们不可能把他认出来，就算是让他的父母亲眼看见，也未必能够辨识。再说，他的父母实在太老了，母亲还哭瞎了眼睛。
在犯罪嫌疑人的住处，我们循例搜了一下，在一个铁罐子里找到几张火车票。五年了，每年春节前他都会买一张回乡的车票。
在检查那些车票时，他轻声地说了整个过程中唯一的一句话，“早知道你们会来，我今年就不必去排队了。”
我们用警车把他送回来。十几个小时的车程，他一直在高度紧绷的状态中，完全没有合上眼。倒是我们几个同事累得不行，必须轮流休息，交替看守。
直至凌晨时车子进入境内，要经过他家的村子。
他忽然挺直腰背，两手紧扣，怔怔地凝视着那个方向。那个黑暗中的远处。
车子都已经过去了，他依然要回过头去。
我那时正在半梦半醒之中，依稀听到车厢里有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抵达派出所时，天刚破晓。我伸了个懒腰，回头看看后座的犯罪嫌疑人，他合上双眼，斜着头枕在车窗上。
阳光像一张落叶掉在他的脸上。我听到均匀的鼾声。
偷
老林不喜欢这点子。
他见过那个“华文老师”，小孙女说，喏，Cikgu哈米娜。
"Cikgu哈米娜”这称呼听着别扭，就像这个点子本身，不伦不类的，是个怪胎。
孩子的父母倒无所谓，还感到挺新奇的，说有电视台拉队来拍上课实况呢。华文老师戴头巾，穿baju kurung，嘴巴大大的，像哪个马来女歌星，说的华语每一个音都拉得很长。
小孙女问他，baju kurung华文叫什么呢，爷爷？他翻了个白眼。“窟窿长衫。”
孩子的父母都兴奋地等在电视前，要在那剪成一分钟的新闻播报中，找出孩子惊鸿一瞥的脸孔。
老林冷哼，说他不喜欢Cikgu哈米娜把华语说得像唱歌一样。“比唱的还好听呢。”孩子的妈妈说，“人家在北京学了四年华语，很正宗的。”
唉，他们这一代……不懂。
路口那一档孟加拉国外劳炒的福建面难道也正宗吗？那孟加拉国仔跟着福建佬当头手，也炒了三几年了。
他的媳妇向来爱抬杠，她撇嘴，说后面街的痘皮婆不是河婆人吗？她卖的海南鸡饭很好吃啊！爸你自己不也天天吃。
小孙女眨巴着眼睛，看他的脸慢慢涨红。
你们不懂，你们就不懂。“好吃”不等于正宗，不等于地道。
差了一个时代就这样。什么警觉心，什么危机感都没有了，就只知道每年一度穿红着绿地去参加大集会。现在谈的事可是母语呢，是文化啊。五千年的传统，怎么是一盘海南鸡饭可比？“那好吧，你们等着看，有一天让孟加拉国人教你们的孩子炒正宗福建面，煮正宗肉骨茶。”
为这个，老林连着生了几天闷气，却也不晓得到底在生谁的气。白天顾店的时候脸臭臭的，谁也不敢惹他。唯一不识相的是印度老头苏里，这家伙干干瘦瘦，脸上的皱纹纵横交织，自成笑容。平日他常来店里买些零零碎碎的让人赚不了钱的东西，也有人背地里说他手脚不干净，却因为一口华语和几种方言说得比谁都流利，多少让老林感到亲切，好像也感到被恭维，所以平时见到苏里总爱撩他说说话，听他用淡米尔腔把华语粤语说得大珠小珠落玉盘。
这苏里还真仗着巧舌如簧，今天下午为那一毛五分的事，站在收款机前与他争执。他话说得越顺溜，老林就越生气，呼吸变急，思路和语言便频频顿挫，几次被苏里抢白，把他滚到舌尖却突然消失了的话语偷了过去。
老林急起来，指着苏里，你你你，你跟我争这个？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每次你来，我店里总少了东西我都没跟你算呢！
不知怎么，忽然有那么一刻他觉得苏里说的这些语言，有不少是过去许多年在他这儿学的。
事情并没有闹很大，但邻里很快传开，家人也都知道了，也才觉出老林这些天的躁郁。儿子媳妇遣小孙女来安抚，那小女孩拿着学校的习字本过来让他看。今天写的什么字呢？小孙女嘟着嘴念，小指头一个字一个字地点算——我，们，都，是，一，家，人。
"Cikgu哈米娜说我的字写很美哦。”
老林看了一眼。顶端那一行蓝笔写的字确实端正秀丽，应该是那个什么哈密瓜老师的字体吧？下面铅笔写的字大多歪歪扭扭，那个“家”字头上还少了一点，老师却没看出来。
或者是看到了却没点出来？
唉。老林不喜欢的，就是这一点。
海鸥之舞
舞台很简陋，舞蹈员很老。
灯光很亮。
这灯照太强，打得太不专业了，竟像是有种放大镜的效果，突显了舞台上一切细节的粗糙。
布景上斑驳的油漆，衣裙上洗褪了的颜色，老人们脸上抹不均匀的脂粉，脂粉底下清清楚楚的年轮。
还有那怎么也遮掩不住的，他们喜不自胜的笑。
那笑自然是见牙不见眼的，当中有的人连门牙也没了。台上六男六女十二个老人家全是天生的盲人，这次受命为残疾中心对外的活动组团献艺，跳一支《海鸥之舞》。
这舞，我已经看过许多遍了。我看的是老人们的排练，两个多月里多少个汗流浃背的下午啊，老人们气喘吁吁，瞎子摸象似的跳着各人自以为是的海鸥。其实那舞蹈设计得十分简单，但我看着他们从最初的乱成一团，经过了无数次磕磕碰碰，有人摔过跤也有人累得哮喘病发，好不容易才算跳得有模有样。
那“有模有样”当然是十分粗糙的，就像这舞台一样，但这些失明的老者不会看到。事实上，直至前天最后一次排练，老人们喘着粗气，一边揩汗一边听那指导老师形容他们跳得有多好看，又充分表现出海鸥坚毅勇敢的精神云云。那老师跳舞的造诣可不怎么样，说话倒伶牙俐齿，总有源源不绝的形容词。老人们大概不晓得“好看”是个什么境界吧？大家却十分受用，都听得眉飞色舞，似乎只要话从那老师口中说出来了，便真能有海鸥飞入他们漆黑的想象。
指导老师说的，今晚的舞台会布置得十分华丽，背后的大布幕会播映着海浪，他们穿的衣衫会有珍珠般的光彩。
所以那些老人才一个劲儿地叫我来捧场，还叮嘱我记得带上相机给他们拍照。
这舞曲全长才五分钟，可因为舞台的寒碜，老人们的舞姿显得特别笨拙，还有台前那几个破音箱烂透了的效果，音乐被它筛过，听起来宛如一片嘲笑的声浪。我不知怎么，很替老人们感到窘迫，心里只希望时间能快些过去，让这一支看着别扭的舞蹈早点结束吧。
不知道是哪里出的差错，也不知是谁的刻意安排抑或纯粹巧合，正当我忽地想起老人们的叮嘱，连忙掏出相机来往台上对焦，就那一刻，毫无预警地，全场灯光突然熄灭。那黑暗来得骤然，我的眼睛，相机的眼睛，台下所有人的眼睛忽然与世界失去联系。观众席上响起了一小片聒噪，大家左顾右盼，努力睁大眼睛想要适应这黑暗。
也许是因为音乐一直未歇吧，人们压低了鼓噪不敢声张，只有静下来听那舞曲在破音箱中沙沙地响。也不知是谁在哪个角落忽然按了一下相机，镁光灯闪电似的给了一剎那的光明。就那电光石火之间，我们赫然发现老人都还在台上，舞者在，舞也未曾停下来。
那真像一张黑白照片啊，场中所有的杂音马上消沉下去，刚才那瞬间的影像却还残留在暗中。我们在那种苍白得月光似的明亮中看见了之前所没有发现的细节，老人们紧闭着眼，咬着牙关，汗珠一串串地挂在额脸与脖颈上……
我愣在那里。这舞我是看过许多遍了，然而刚才那画面看着却十分陌生，像是我一直不断地错失了的部分。
人们完全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便听到了，老人们踏踏的脚步在舞台上纷纷沓沓地响，音箱里的沙沙声听着像一卷一卷海浪在岸上摊开。
不说了，我无法告诉你那黑暗里的内容，还不如让我举起相机吧。从这时候直至曲终，这里那里，镁光灯接连地闪，直把那舞台照耀得如同白昼。【注释】
[1] 马来语“Pasar”的音译，在马来西亚被普遍使用，意为菜市场。
[2] 指“山芭里面”，意为开垦中的丛林里。
辑二
人寰
便如此开始。宽衣，解带，沾水，揩干，穿衣，扣纽。
这一套动作，已经习以为常了，连老人的体味也是熟悉的，有汗酸，有尿膻，有咸，有馊。掌心和指尖触抚到的身体，仍是那么干旱，榨不出一滴水来，唯眼角悬着有泪，很慢很慢地，渗入两颊皮肤的纹理内。
老人中风瘫痪以后，手脚都这么僵硬；问他，痛么，痒么，都只是眯着眼睛摇头。怎么会不痛不痒，背脊的皮肤已经开始溃烂了，很臭，有脓水，浸洗过的被单仍然透着一股异味。还有便溺，拉的屎稀糊糊，尿液少而浊黄。就这样，老人和她，都像纸尿片一样，无语地承受着生命的重量。
家人也有微言，很臭啊，气味从门缝钻出来了，而且老人痛的时候还会呜咽，多半是在夜里，味道和声音都挤进大家的梦境。早上谁说昨晚梦见死亡了，谁又说梦见一大摊的血。连带对她也嫌恶起来，妈妈你的手，刚替房里那人揩过身子吧，才换过尿片吧，别碰我们。
哥哥说，现在你知道了吧，多难伺候。真的很难，那么干瘪瘦削的身子，像一张晒干的人皮裹着几根骨头，却重得离奇，而且一日比一日重，连抬动一只手臂都难了。她说，太重了，等到有一天再也抬不动，我就放弃吧。老人家大概也这番心思，呼吸越来越困难，间有哮喘，好像空气很重，肺叶不能负荷，总有一天再也吐纳不了这些沉甸甸的空气吧，那我只好放弃了。
医生摇头，他说，你们唯有放弃了。病房里只有她一个人哭，兄弟姐妹都木着脸，有人嘘了一口气，也好，都解脱了。那时老人还没离去，嘴角有唾液淌下，这一觉睡得有多馋，再没有醒过来。她伏在床沿抽泣，丈夫的手触摸她的背脊，掌心有话传来，别哭了，顾着自己的身体。她哭累了便昏昏沉沉地睡去，醒来时有一个四天三夜的丧礼等在外头。哥哥姐姐说，你给他洗一洗吧，只有你能做了。
仍然是那一组相同的动作，死后的身躯依然有着生前的气味，汗，尿，屎，唾液，脓汁。她如常演习，不轻忽也不特别卖力，只是那躯体仍然沉重，灵魂不是已经走了吗，怎么好像又比往日重了一点？她纳闷着深深吸进一口气，咬紧下唇，很用力地摆动老人的遗体。
孩子就是在那时候突然抢着要出来的，她痛得蹲下身子，两手紧紧抓住老人的手腕，像是要把那尸体里面最后的意志都榨出来。很痛，腹部重得像有什么要坠下，羊水决堤似的流出。
听说入殓时，老人忽然变得很轻，几乎等于一张薄皮裹着棉絮。她觉得不可思议，想着以后该怎样把它当成一个奇谈似的，说给孩子听。现在孩子已经不必躺在氧气箱里了，她将他抱回家，把老人以前的房间改成婴儿房；挂在婴儿床正上方的风铃总是叮铃铃地响，和着孩子的哭声，夜里渗入一家人的梦中。
有人还在梦中看见死亡和血，但已经和老人无关。她照旧翻动着谁的身体，忍受所有污秽和不堪。这一套动作多么自然，真不觉得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有，也只是这孩子越来越重了，她便想，这样下去，总有一天她不得不放弃。
像往常一样，先把纸尿片脱下，再给婴儿宽衣解带，用蘸了温水的毛巾替他把身子揩抹干净，然后换上清洁的衣物，扣纽。最后，她挽起水桶和该扔掉的纸尿片，朝尿片上印着的泰迪熊瞥了一眼，便如此结束。
众·人
那个女孩叫她“大姐”。她听着有些不惯，但瞥了一眼，也真是个小女孩。二十左右吧，叫她大姐并无不妥，只是她向来少与这年龄层的孩子打交道，才会觉得不自在。
女孩是来打听的，这里做人工流产要多少钱。想来是刚才登记时被这女孩听见了，她有点被侵犯了隐私的不悦，因而推说不知，得问问医生。女孩犹不识趣，连着问了其他有的没的。她有点烦不过来，便随口回问，你呢？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女孩低下头，似乎很用力地注视手上的挂号单，忽然又有点神经质地回过头来对她笑。“跟你一样啊。”
然后她们两人都沉默了，似乎有过一剎那的心照不宣、体己和谅解。上午的妇科部清静得有点寂寥，仿佛只得她们两个病人。空椅子很多，消毒药水的味道在空气中慢慢毒杀各种细菌。她一直在寻思着该说些什么话，却无法确定这女孩需要什么。安慰？认同？悲悯？而她还没想清楚，丈夫已提着一塑料袋的药物回来，在她身边坐下。
女孩似乎愣了一下，然后有点无趣又像满不在乎地站起来，踱步走远。她禁不住要去看那女孩的背影。或许是因为医院太老了，走廊很阴暗，水泥地，特别衬出了那背影的年轻和孤单。
为这，她有点忐忑，觉得像是背弃了一个女孩的信任。丈夫问她那是谁，她原想说是一个来打胎的女孩，但话到嘴边，却把“打胎”两字咽下。“一个陌生人。”她苦笑。
手术安排在下午，手术前她被遣到这里那里，治疗，观察，输液。而那时候走廊上的人已逐渐拥挤。到妇科来的人都很年轻，女孩们有的孤身有的结伴，都有着出奇相似的衣着和卷发。人们谈笑风生，有人还躺在治疗室的床上，张开腿洞开自己大声谈电话。她开始感到不适应，便总是东张西望，想要在众人中找一副稍为熟悉的面孔。她想起那个说“跟你一样”的女孩，可她总找不着，仿佛她自己抑或是那女孩，已经被淹没在上午的静寂或后来的声浪之中。
终于在进手术室前，她们再次碰面。就在卫生间门口，碰巧女孩出来，正与另一个手上还在输液的女孩说着什么好笑的事。她朝女孩笑了笑，可女孩回她以擦身而过。她正想着该怎样消化这尴尬，听到另一个女孩问，那是谁啊？“谁知道，不就是个来打胎的女人吗？”
阳光淡淡
孩子死去那一天，阳光就这么淡淡的，缓慢而无声，渗入泳池的水中。
她想起来总觉得虚假，当时离孩子那么近，却没有发现孩子沉落水底。不过是在池畔的躺椅上假寐几分钟，阳光舔她，怪舒服的，梦在远处向她招手。睁开眼睛时，孩子已经死了。救生员把那瘦削但结实的小身躯拖上来，小脸庞便一抹紫蓝，就是那种溺死者的脸。她退了两步，怎么会呢，刚才还活泼调皮的一个孩子，还一边蹬着水一边笑。
她摇头，那不是我的孩子。目光飞掠过泳池、池畔。池水因为阳光的穿入而褪色，到处有拿着浮圈的小孩瞪着眼睛看她，一脸的同情和怜悯。
黏在她脖颈上的阳光，迅速变冷。
就这么死了个儿子，她在这种慵懒的阳光下感到哀愁。也没有人责怪她这做母亲的，可她巨大的哀恸里藏着心虚，想到儿子溺死前的恐惧和绝望，她心里崩陷一个深深的窟窿。
都怪这阳光诱人入眠。她躲在房里，只有小女儿顺从地听她说哥哥的事。女孩太小了，大概不了解母亲的愧疚和思念，却乖巧地陪她一同想象一个男孩之死；想那靛蓝色池水怎样将他裹住，又拥他到泳池底部，像邪教的祭典那样秘密处决。
女孩猛眨动眼睛，懵懂而不动情，无法共鸣。她有点丧气，懊恼地背过身子。大白天里一个人群簇拥的场所，有人的生命如冰溶解。游泳的人仍然划着水，小憩的人依然酣眠；救生员在与穿比基尼的少女谈论天气，没有人察觉。你哥哥就这样死了，她幽幽地说。
这时候，母女两个听到屋外有人叫门。她透过百叶窗看去，瘦小个子的一个印度男孩，抱着皮球，一直在摇晃她家的铁门。是儿子的同学，很黏性的一个朋友，近乎痴缠了。她对这孩童常感到不耐烦，丈夫也是，于是视线里出现丈夫的背影，走上前去打发他走。“李健明在家吗？”男孩常常被驱逐，看见大人便不经意地挺直身子，咽一口唾液才说话。丈夫对男孩胆怯而憨直的表现感到愕然，说不出话来。他摇摇头，做个手势示意他走。
男孩抿着薄薄的唇，很不罢休地跨前一步，“叔叔，李健明到哪里去了？他已经三天没来上学了。”
丈夫照旧不语，似乎在迟疑着该怎样回答。男孩倒是焦虑地抓住铁门，大声问：“是不是他生病了？同学都很想念他。”丈夫再摇摇头，把手从铁枝的间隙伸过去，触摸男孩的平头，“不是，他去外公那里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要很久很久才回来。”
男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目光中隐隐闪着狐疑。他不知道该追问什么，又并住两脚立正，深深吸一口气，“李健明回来了，叫他快快去上学，我等他。”说罢回身走，黝黑的一个影子闯入街上淡淡的阳光中。突然又回过头来，傻气地搔一搔头，大声喊“谢谢叔叔……”。那身薄薄的，飘摇，仿佛剪纸，被阳光穿透。
丈夫怔在那里好一会儿才进门，她已经抱着女儿站在厅里，相望，两人的眼眶都红了一圈。只有女儿不动情，眨眼睛，一边用童稚的腔调对她耳语：“如果这哥哥也去游泳池，他一定会看见。”
窗外阳光满溢，似乎随时将拟态而入。
童年的最后一天
夏日炎炎，黑狗炭头是那样走路的——蹑手蹑脚，舌头伸得好长。好长，几乎要触到路面了。哈。
大太阳让上学的路变得漫长。炭头一路上嗬嗬嗬地努力呼吸，直至走到学校门口，女孩拿手上的野芒草抽一抽它的头。去吧，放学时再来。炭头才转身往回家的路上嗬嗬嗬地走。夏日的阳光让炭头看来比平日黑得更纯粹一些，皮毛发亮，长尾巴竖起来扇啊扇的，像在赶苍蝇，也像妈妈坐在病榻上摇蒲扇的动作和节拍。夏日的夜，纳凉，赶蚊蚋，驱不走的郁闷。
炭头是在妈妈犯病后才来的。女孩那时误以为是只小猫，把它捡回来。爸爸不喜欢炭头，他说狗毛会让妈妈的病加重。女孩听话把小狗丢弃，可它自己循路回来，女孩就再也舍不得了。不依不依不依！她一脸倔强，把小狗紧紧揣在怀中，爸没辙。邻居说自来狗是好兆头，而小狗还真适时地在家里发现了借宿的毒蛇，汪汪汪，算是救了大家的命。妈先心软了，爸也就无话。从此家里多了条狗，黑不溜秋的，叫炭头吧。
炭头真黑，浑身不夹半丝杂毛。只有眼珠略带棕褐，像两枚琥珀色纽扣钉在一团黑绒上。这双眼睛就那样看着女孩一年一年长大，也陪女孩一起凝视妈妈染在墙上的身影，以及爸爸愈来愈精瘦黝黑的背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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