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少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桓谭年谱试读：
出版前言
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经过本所学术委员会的郑重推荐，将逐年推出本所学者以青年为主体的新作。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有“博士文库”、“青年文库”，这个文库更多的是留下他们在“青年”、“博士”之后继续前行的足迹。基于建所重在出人才、出成果的思路，期待着这里能涌现出一批将来的名家的今日之名作。
自1953年建所以来，我们就执著地追求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所风，力戒浮躁，崇尚有根底的创新。创新而无根底，易成泡沫；讲根底而欠创新，易成老木疙瘩；创新与根底并重，才是我们增长实力、开拓新境的基本方法。文学所一代代学者的成长，都在实践着这一基本方法，避免了追波逐流或攻关抢滩之弊，培养了一批为中国现代人文建设做着实实在在工作的学人。如果要我不那么谦虚地说一说文学所的长处，这长处就在于从前代学者就开始了的文献功夫和贯通意识，以文献站稳脚跟，以贯通迈开脚步，以新材料、新思维、新发现，走向现代学术的深处、广处和前沿。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以殷切的眼光期待，期待这个学术文库成为文学所的学风、学养和学术基本方法的历史见证。有期待的写作与有期待的阅读，其可成为人生之乐事乎？
走进新纪元的文学研究所，总要有一种与我们民族全面振兴相适应的文化姿态和文化行为。小康社会应有学术文化的“小康”。文学所近期正在启动三项学术工程：其一是这套“学术文库”，主要收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新作，代表着我们的希望。其二是“文学研究所集刊”，重点发现本所学者见工夫、有分量的长篇论文，展示我们的学术阵容和实力。其三是“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重新汇集出版本所在1950年代以来的重要学术史文献，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还准备选刊一批重要学者的名作精品，这反映着我们应该继承弘扬的传统和值得珍视的历史记忆。文学所和它的学术委员会愿为这些学术工程付出不懈的努力，以开辟文学研究的广阔的途径和富有生气的新境界。谨请学术界高明之士和新锐之友不吝赐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研究员杨义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六日
整理说明
桓谭年谱类著作为数不多，笔者所见，主要有苏诚鉴《桓谭》附《桓谭年表》、钟肇鹏和周桂钿《桓谭王充评传》附《桓谭年表》，另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等书，有桓谭生平事迹资料，一并参用。日本学者大久保隆郎《桓谭年谱考》，由于并非逐年系年，故仅选择性使用。
桓谭的生卒年，争议较多，我们没有采用前人的现成结论，而是综合前人众说与各种文献记载，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为桓谭生平划定了一个大致的时间段。
桓谭是跨越两汉，历仕汉成、哀、平、王莽新朝、刘玄更始、东汉光武六朝的著名学者。他生活的时代，大致与刘歆、扬雄、王莽同时，且正逢古文经学初步兴起，音乐、天文、养生、谶纬与阴阳学说等思想极为盛行的历史时期。关于桓谭生卒年问题，历来争议较大。前人对桓谭研究已有综合述评〔张子侠《建国以来桓谭研究述评》，《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以下资料多参本文，恕不一一赘注〕。在此基础上，我们拟对其再行思考。
前代史书与类书引桓谭《新论》有关其生卒年的资料颇夥：《太平御览》卷二百一十五：“桓谭《新论》曰：‘余年十七，为奉车郎中，卫殿中小苑西门。’”《北堂书钞》卷一百二：“桓子《新论》：‘吾少时为奉车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部先置华阴集灵宫，武帝所造，门曰“望仙”，殿曰“存仙”，欲书壁为之赋，以颂美二仙之行。’”《艺文类聚》卷七十八：“后汉桓君山《仙赋》曰：‘余少时为中郎，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郊先置华阴集灵宫。宫在华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怀集仙者王乔、赤松子，故名殿为“存仙”。端门南向山，署曰“望仙门”。窃有乐高妙之志，即书壁为小赋以颂美，曰：夫王乔、赤松，呼则出故，翕则纳新。夭矫经引，积气关元。精神周洽，鬲塞流通。乘凌虚无，洞达幽明。诸物皆见，玉女在旁。仙道既成，神灵攸迎。乃骖驾青龙，赤腾为历，躇玄厉之擢，有似乎鸾凤之翔飞，集于胶葛之宇，泰山之台。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出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崖。观仓川而升天门，驰白鹿而从麒麟。周览八极，还崦华坛。氾氾乎滥滥，随天转璇，容容无为，寿极乾坤。’”《后汉书·桓谭传》：“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
今人多参照这些材料进行了各方面研究，但对桓谭生卒年却众说纷纭，多有争议。今将一些主要观点胪述于次。（1）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至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说。邱耐久、汪廷奎认为，建武十二年之前，天下未定，光武又崇尚节俭，不可能有兴建明堂、灵台等大型建筑的举动。建武十二年，军阀割据的情形结束在望，天下行将实现统一，故桓谭因议灵台地址被贬而死的时间应在建武十二年，即公元36年。参照“年十七为奉车郎中”、“少时”随帝出祠、卒时“年七十余”等史料，桓谭的相对生年应在公元前36年（邱耐久、汪廷奎《桓谭生卒年代考》，《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2）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至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说。姜亮夫、陶秋英在《桓谭疑年的讨论》中认为，桓谭极有可能是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随汉成帝出祠，如此，其生当于成帝建始二年（庚寅），其卒在建武二十二年以前（姜亮夫、陶秋英《桓谭疑年的讨论》，《杭州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3）汉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至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说。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等采此说。姜亮夫认定，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桓谭随汉成帝出祠，上推十七年即为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其卒在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4）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至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说。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三据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祠甘泉、河东，又据《续汉书·礼志》立明堂乃中元元年事，考证桓谭当生于此年。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从之。今人多从此说。（5）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至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28年）说。捷克斯洛伐克学者鲍格洛在其《桓谭的年代》和《再谈桓谭的年代》中提出了这一说法。他根据六安郡省并于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的史实，推断桓谭不会卒于该年之后。他据《后汉纪》建武四年条下记述了桓谭受宋弘举荐、罢给事中以及他两次上疏等事，认为这一年极有可能就是桓谭的卒年；他又根据桓谭享年有“七十”和“七十余”两种历史记载，认为“桓谭的年龄为六十九岁至七十二岁”，照此推算，其生卒年当以“公元前43年到公元28年为最可能”。董治安先生主编的《两汉全书》采纳此说。（6）生年在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之前，卒年存疑说。曹道衡先生《桓谭生卒年问题志疑》认为，桓谭的年龄恐怕比刘汝霖推测的要大，他出仕的时间也比绥和二年为早。他的生年应早于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曹道衡《桓谭生卒年问题志疑》，《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7）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至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说。臧知非《桓谭生卒年考》认为，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元元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桓谭因选灵台地址对奏不合上意被贬而死，其卒年“当在是年”。又按其卒时享年七十余，其生年应在公元前16年前后（臧知非《桓谭生卒年考》，《徐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8）日本学者大久保隆郎《桓谭年谱考》将桓谭生卒年定于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与汉光武帝建武七年（公元31年），年七十一〔大久保隆郎《桓谭年谱考》，《福岛大学教育学部论集》（人文科学）第21之2，1969年11月〕。（9）钱穆先生认为桓谭生年在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之前，卒年在汉光武帝建武初年。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称：“《后汉书·桓谭传》：‘谭哀、平间，位不过郎。傅皇后父孔乡侯晏深善谭。时高安侯董贤宠幸，女弟为昭仪，皇后日疏。谭说晏谢远宾客，并诫后勿使巫医方技，傅氏得全。’按：谭卒在建武初年，年七十余，则其生年，盖与歆、莽略同时，及是当逾四十矣。”（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8页）钱穆先生认为桓谭卒在“建武初年，年七十余”，其生年“与歆、莽略同时，及是当逾四十矣”，这个“是”，指的是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据“逾四十”算来，桓谭则必生于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之前。
另外，还有汉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前后至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说、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至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说、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至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说、存疑说，等等。
大致说来，前人对桓谭生卒年的说法各有援据，不无道理，但也有很多偏颇之处。如众人对“初起明堂、灵台、辟雍”、“道卒”、“年七十余”等关键词的理解，还是有值得商榷之处。
毫无疑问，“年十七为奉车郎”是考察桓谭生年的一个关键点。虽然有人怀疑这种说法不一定可靠（韩晖《桓谭生年质疑》，《新疆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但没有切实证据，故我们还当信从此说。另外，桓谭与扬雄、刘歆的交往，也可作为考察其生卒年的依据。
历史明确记载的汉成帝出祠甘泉、河东，凡四次：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进一步考察这四个年份哪一个符合桓谭“年十七”这个条件。
范晔《后汉书》称其“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刘珍《东观汉记》、袁宏《后汉纪》亦皆称其“七十余”卒；明陈禹谟补注《北堂书钞》称“案谭时年七十余”。可见学者多以桓谭卒时在七十岁开外。唯谢承《后汉书》称：“桓谭年七十，憙非毁俗诸儒，出为六安郡丞，感而作赋，因思大道，遂发病卒。”（四库全书本）似乎谢承认为桓谭年七十而卒，其《后汉书》似与他书所记有差异。
但是，范晔《后汉书》桓谭“出为六安郡丞”与“道病卒，时年七十余”之间，有一个时间差；谢承《后汉书》称“桓谭年七十，憙非毁俗诸儒，出为六安郡丞，感而作赋，因思大道，遂发病卒”，其“年七十，憙非毁俗诸儒，出为六安郡丞”与“因思大道，遂发病卒”之间，也有一个时间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书所记桓谭“道病卒”，谢承《后汉书》则称：“桓谭年七十，憙非毁俗诸儒，出为六安郡丞。感而作赋，因思大道，遂发病卒。”由谢承记载分析，好像桓谭只是在七十岁时出为六安郡丞，但并未“道卒”，而是在“感而作赋”之后才“发病卒”。孔广陶校注本《北堂书钞》（中国书店1989年版）引称桓谭“年七十，补六安郡丞，感而作赋，因思大道，遂发病”云云，称其七十“补六安郡丞”、“发病”，未言其卒，亦可证谢承说并非空穴来风。
由谢承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两个信息：第一，桓谭七十岁时出为六安郡丞；第二，桓谭“发病卒”时并非七十岁，实际上已逾七十。这样看来，谢承的记载与其他各书的记载还是一致的。另外，范晔《后汉书》与其他各书记载的“道病卒”，很像是谢承《后汉书》所言“因思大道，遂发病卒”之误，即各书在记载之初或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脱字现象。如果确实如此，对范晔《后汉书》称桓谭“道病卒”的记载，就应该重新认识。
关于桓谭卒年，还有两条线索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与“出为六安郡丞”。
关于这两条线索，《资治通鉴》卷四十四的记载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是岁，起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谶文，多以决定嫌疑。给事中桓谭上疏谏曰：‘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疏奏，帝不悦。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道病卒。”《后汉书》称“有诏会议灵台所处”，与“起明堂、灵台、辟雍”并非同一事。故以“起明堂、灵台、辟雍”的中元元年作为桓谭卒年，值得商榷。很多学者认为，“有诏会议灵台所处”与“起明堂、灵台、辟雍”之间，有一个时间间隔。这种说法有其道理。因为第一，《后汉纪·光武皇帝纪》记载“是岁，起明堂、灵台、辟雍”之后，又以“初议灵台位，上问议郎桓谭”云云，转为叙述往事。而且桓谭非谶被光武“良久乃解”之后，又有“谭以屡不合旨，出为六安太守丞”，“屡”字显示“初议灵台位”与“出为六安太守丞”之间，应有一个时间段。《资治通鉴》采纳了这种记叙方式，在“是岁，起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之后，亦以“初”字领起转入倒叙桓谭反对谶纬与出为六安郡丞及“道病卒”事。可见，中元元年并非“有诏会议灵台所处”与桓谭出为六安郡丞之年，当然也并非其卒年。第二，《后汉书》、《太平御览》卷四百八十三引《东观汉记》与《资治通鉴》称桓谭出为“六安郡丞”，《后汉纪·光武皇帝纪》、《文选》卷五十四李善注引《东观汉记》与明王祎《大事记续编》卷九称其“出为六安太守丞（之官）”（《文选》卷五十四刘孝标《辩命论》李善注：“《东观汉记》曰：‘桓谭字君山，少好学，遍治五经。光武即位，拜议郎，诏会议云台。上问谭曰：“吾以谶决之，何如？”谭不应，良久对曰：‘臣生不读谶。’问其故，谭颇有所非是。上怒曰：‘桓谭非法，将去斩之。’谭叩头流血乃贳，由是失旨，遂不复转迁，出补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乐，道病卒。”），“郡丞”与“太守丞”应属于同一职官。据《后汉书·郡国四》：“庐江郡，建武十年省六安国，以其县属。”《宋书·州郡志》：“庐江太守，汉文帝十六年，分淮南国立。光武建武十三年，又省六安国以并焉。”《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元和二年五月，）改庐江为六安国。”《东观汉记·丁鸿传》：“元和二年，车驾东巡狩……三年，以庐江郡为六安国。”《资治通鉴》卷四十四胡三省注：“贤曰：‘六安郡故城，在今寿州安丰县南。’余据《郡国志》，建武十六年省六安国，以其县属庐江郡。谭出为郡丞，不必在是年。《通鉴》因灵台事并书于此。”《后汉书考证》：“庐江郡，注：‘建武十年省六安国以其县属。’按建武十年应作十三年。后章帝元和二年，复改庐江为六安国。至章和二年，和帝即位，复省六安入庐江，此注未明。”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十三年）二月……六安属庐江。”据此可知，六安国入庐江当在光武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则桓谭出为六安郡丞时间必在建武十三年之前。如此，建武十三年，桓谭至少已经七十岁。也就是说，桓谭生年至晚当在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本此，上面所说的那四个汉成帝出祠的时间，都不符合桓谭任奉车郎的条件，因为如果桓谭在这四个年份满十七岁的话，至建武十三年，桓谭皆不满七十岁。故桓谭为奉车郎的时间，或者不在这四年之中。
检索史书，汉成帝除了这四次赴甘泉、河东，在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还有一次“微行”。《汉书·成帝纪》：“（二月）上始为微行出。”张晏曰：“于后门出，从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白衣组帻，单骑出入市里，不复警跸，若微贱之所为，故曰微行。”《资治通鉴》卷三十一：“（鸿嘉元年）二月，壬午，上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奉初陵。上始为微行，从期门郎或私奴十余人，或乘小车，或皆骑，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甘泉、长杨、五柞，斗鸡、走马，常自称富平侯家人。”这次出行甘泉，汉成帝虽然属于“微行”，但应该少不了奉车郎中的侍奉。桓谭以奉车郎身份从汉成帝赴甘泉，或在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二月辛丑。
然而，《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引桓谭《新论》，称“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其时桓谭当为“奉车郎中”。《汉书·郊祀志》：“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于长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孙，复甘泉、河东祠。绥和二年，以卒不获佑，复长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惧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复甘泉、汾阴祠，竟复无福。”据此，如果按照桓谭《新论》所言，桓谭从汉成帝赴甘泉、河东“出祠”，当有两种可能的时间：第一，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第二，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与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之间。第一种情况，即以建始元年桓谭十七岁算来，至建武十三年当超过八十岁，不合史实；第二种情况，实际上也就是史书记载的汉成帝赴甘泉的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四种说法，上文中实际上我们已经做出了否定。《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引《新论》：“吾少时为奉车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部先置华阴集灵宫，武帝所造，门曰‘望仙’，殿曰‘存仙’。欲书壁为之赋，以颂美二仙之行。”桓谭颇有闲暇，竟然在集灵宫“书壁为之赋”，并且据四库全书本《北堂书钞》记载，桓谭作赋还是“承命”而作。这与《汉书》记载的汉成帝他们出祠甘泉、河东的庄重仪礼颇有不合。我们可以认定：桓谭所称此次“出祠甘泉、河东”，有可能并非朝廷正式行为，而是汉成帝的个人举动，故桓谭才能以优游之心游玩、作赋。其时甘泉祠皆罢，桓谭《新论》“出祠”之说，只不过是当时汉成帝掩人耳目的“托辞”而已。
本此，我们即将桓谭从汉成帝赴甘泉宫的时间，定在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二月辛丑，本年，汉成帝微行甘泉，桓谭十七岁，以奉车郎随行，则其生年当在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由此时至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桓谭已逾七十。按照谢承记载桓谭七十出为六安郡丞的说法，其出为六安郡丞的时间当在建武十年（公元34年）。
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扬雄十八岁，刘歆约十五岁，王莽十岁，桓谭一岁。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以为，“桓谭、杜林与歆同时”；《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为，桓谭卒在建武初年，年七十余，其生年与刘歆、王莽略同时，至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已逾四十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8页）。我们将桓谭生年系于建昭三年，与钱穆先生“桓谭、杜林与歆同时”、“其生年与刘歆、王莽略同时”的推断比较接近。
又，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十八上《桓谭传校补》称：“谭于西汉成帝时，即以父任为郎，又为乐府令，历哀、平两世，凡十一年。又更新莽、更始，至建武初元，凡二十年。其齿当已六十矣。卒年仅七十余，则仕光武朝不过十许年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35页）我们认为，王先谦之说不无道理，故桓谭卒年当在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之前。上文说过，桓谭七十岁出为六安郡丞，其后“因思大道，遂发病卒”，这个时间不会太久，我们系于一年之内。建武十年（公元34年），桓谭七十岁出为六安郡丞，结合王先谦“卒年仅七十余，则仕光武朝不过十许年”的推断，我们可将桓谭卒年定于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此时，桓谭七十一岁。
我们得出的结论，未必成为定论，但是，我们考证的这个时间段，大致符合桓谭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思想等历史背景，将这段时间作为研究桓谭年谱的参照，是可行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主要意图，是想通过编排桓谭生平事迹，梳理谶纬思想在当时产生、流变的轨迹，谶纬兴起的政治与学术原因，以及桓谭与谶纬思想的关系；同时，通过桓谭《新论》对古文经书的记载，考察古文《易》、《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古书的出现与流传情况。
凡例
一、桓谭是两汉之际与刘向、刘歆、扬雄、班氏家族都有学术联系的重要学者。其生卒年多有争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一生的活动时间做出一个大致判断。这段时间，关乎两汉复杂的学术与文学风尚，将桓谭放在这个时间段内，并将其思想与时代学术风尚进行一个同步的梳理，是有意义的事情。
二、本年谱对当时与桓谭有关的重要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等，重要的政治人物如王莽等的活动，多有载录。
三、桓谭学术思想与谶纬、音乐、古文经学、天文、历法、科技等思想多有关系，故多录当时有关天文、五行、灾异、神仙思想、养生、经学、音乐等文献记载。对当时文学、学术思想的变迁，则以按语形式附录于后。
四、桓谭《新论》文字多取朱谦之《新辑本桓谭新论》，部分取自唐宋类书。
五、本书资料，多引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苏诚鉴《桓谭》附《桓谭年表》、钟肇鹏和周桂钿《桓谭王充评传》附《桓谭年表》、大久保隆郎《
桓谭年谱
考》等，鉴于资料繁富，未能一一赘注。桓谭年谱汉元帝建昭三年（乙酉、公元前36年） 桓谭生，一岁
刘向四十四岁。扬雄十八岁。刘歆十五岁。王莽十岁。1.刘向生于汉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汉书·向传》：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系出高祖同父少弟楚元王交后。交生红侯富，富生光禄大夫辟疆，辟疆生阳城侯德，为向父。又《向传》：‘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年七十二卒。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钱大昕曰：‘依此推检，向当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又叶德辉曰：‘《汉纪》云：“前后四十余年。”案：传言“卒后十三年王氏代汉”，则向卒于成帝建平元年。由建平元年上推，向生于昭帝元凤四年。自既冠擢为谏大夫至此实四十余年。当以《汉纪》为是。吴修《续疑年录》亦推向生元凤四年，卒建平元年。盖莽代汉在孺子婴初始元年十二月，是年上距向卒正十三岁之后。钱氏误推，不足据。’“按：向生实元凤二年，钱氏推不误。自绥和元年后十三年为孺子婴居摄元年，莽称假皇帝，《汉书》帝纪尽于平帝元始五年，无孺子婴。《王子侯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皆及孝平而止，无记孺子婴者。此汉人以莽代汉在居摄元年之证也。又王莽班符命亦言：‘汉氏平帝末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皇天眷然，去汉与新。’《后汉·杜笃传》谓：‘创业于高祖，祚缺于孝平。传世十一，历载三百’，均不数孺子婴。或疑向年十二以父任为辇郎，当在地节四年德封阳城侯之岁。按：《哀纪》除任子令，应劭注引《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德以元凤三年即为宗正，本始三年赐爵关内侯，不必封阳城后乃得任子为郎。《德传》称德封阳城侯，‘宗家以德得官宿卫者二十余人’，亦非谓其亲子。又参其卒年及寿数，向生元凤二年甚信。”（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10页。以下引此书，简称《平议》，但注页码）
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从《汉书·礼乐志》记述可知，刘向卒于成帝之前，不可能卒于哀帝之即位建平元年明矣。钱穆说是。据此上推七十二年，则刘向生于本年。”（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08页。以下引此书，简称《编年史》，但注页码）2.刘歆约生于汉宣帝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左右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歆生年无考。成帝初即位，歆盖弱冠，其年当较王莽较长。又扬雄生年，刘向二十七岁，距成帝即位二十一年。雄、歆年盖相若，子云犹或稍长。然其来京师已年四十余。《伪经考》以子云著书多及古文，遂谓‘扬雄乃从歆学’，实无据。”（《平议》，第40页）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称：“歆生年史无明文，以一生事迹推之，当生于前五〇年左右。”（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以下引此书，简称《系年》，但注页码）3.扬雄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文选》李善注任昉《王俭集序》引《七略》云：‘子云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平议》，第23页）
刘跃进《编年史》云：“其卒于平帝天凤五年，时年七十一岁。逆推生于本年。”（第235页）
陆侃如《系年》：“关于生年，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四十八说：‘据此书，雄卒于莽之天凤五年戊寅，年七十一。则雄生适当宣帝甘露元年戊辰。’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卷十：‘案《书钞》九十四引“子云以甘露元年二月戊寅鸡鸣生，天凤五年四月癸丑晡卒，葬安陵坂上，弟子侯芭负土作坟，号曰玄冢。”（九十二引同。《艺文类聚》，《御览》五百五十，《长安志》引侯芭作侯苞。）称杨氏家牒。’据《汉书》卷八《宣帝纪》：元年二月丁巳许延寿卒，四月丙申太上皇庙火，则戊寅当在三月中。又查陈垣先生《中西回史日历》，天凤五年四月无癸丑，癸丑是三月初四或五月初五，可证家牒不可靠。不过他的生年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卒年有人怀疑过。”（第3页）4.王莽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汉书·五行志》：“王莽生于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为三公辅政，因以篡位。”
六月，丞相韦玄成薨。《汉书·韦玄成传》：“玄成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贤，而文采过之。建昭三年薨，谥曰共侯。”
七月，匡衡为丞相，作《祷高祖孝文孝武庙》、《告谢毁庙》。《汉书·匡衡传》：“衡为少傅数年，数上疏陈便宜，及朝廷有政议，傅经以对，言多法义。上以为任公卿，由是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汉书·匡衡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41页。以下皆用此本，不赘注）《汉书·韦玄成传》：“玄成薨，匡衡为丞相。上寝疾，梦祖宗谴罢郡国庙，上少弟楚孝王亦梦焉。上诏问衡，议欲复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祷高祖、孝文、孝武庙曰：‘嗣曾孙皇帝恭承洪业，夙夜不敢康宁，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动作接神，必因古圣之经。往者有司以为前因所幸而立庙，将以系海内之心，非为尊祖严亲也。……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飨皇帝之孝，开赐皇帝眉寿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复反常，永保宗庙，天下幸甚！’又告谢毁庙曰：‘往者大臣以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于天地，天序五行，人亲五属，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尝之序，靡有过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万世不堕。继烈以下，五庙而迁，上陈太祖，间岁而祫，其道应天，故福禄永终。……皇帝愿复修承祀，臣衡等咸以为礼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尽在臣衡等，当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诏中朝臣具复毁庙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复以为天子之祀义有所断，礼有所承，违统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佑，鬼神不飨。《六艺》所载皆言不当，无所依缘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乃在臣衡，当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气日兴，疾病平复，永保宗庙，与天亡极，群生百神，有所归息。’诸庙皆同文。久之，上疾连年，遂尽复诸所罢寝庙园，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毁礼，独尊孝文庙为太宗，而孝武庙亲未尽，故未毁。”
九月，王褒生。
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百六《清虚真人王君内传》：“华存师清虚真人王君讳褒，字子登，范阳襄平人也，安国侯七世之孙。君以汉元帝建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诞焉。”（《张君房《云笈七签》，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579页》
卫尉李延寿为御史大夫。
谷永为繁延寿僚属，被举为太常丞。
繁延寿，颜师古注曰：“即李延寿也。”《汉书·谷永传》：“谷永字子云，长安人也。父吉，为卫司马，使送郅支单于侍子，为郅支所杀，语在《陈汤传》。永少为长安小史，后博学经书。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寿闻其有茂材，除补属，举为太常丞，数上疏言得失。”
甘延寿、陈汤伐匈奴，作《上疏斩送郅支首》；刘向作《理甘延寿陈汤疏》。《汉书·元帝纪》：“秋，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挢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冬，斩其首，传诣京师，县蛮夷邸门。”《汉书·陈汤传》：“于是延寿、汤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寿以为：‘郅支及名王首更历诸国，蛮夷莫不闻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时，宜勿县。’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春秋夹谷之会，优施笑君，孔子诛之，方盛夏，首足异门而出。宜县十日乃埋之。’有诏将军议是。……元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议久不决。故宗正刘向上疏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昔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廑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毌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余人。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元帝取安远侯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乃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百斤。告上帝、宗庙，大赦天下。拜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
汉元帝建昭四年（丙戌、公元前35年） 桓谭二岁
刘向四十五岁。扬雄十九岁。刘歆十六岁。王莽十一岁。
正月，汉元帝以讨郅支之图书示后宫贵人。《汉书·元帝纪》：“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
汉元帝作《赦甘延寿陈汤矫制罪诏》。《汉书·陈汤传》：“于是天子下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畔礼义，留杀汉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岂忘之哉？所以优游而不征者，重动师众，劳将率，故隐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寿、汤睹便宜，乘时利，结城郭诸国，擅兴师矫制而征之。赖天地宗庙之灵，诛讨郅支单于，斩获其首，及阏氏、贵人、名王以下千数。虽逾义干法，内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臧，因敌之粮，以赡军用，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名显四海，为国除残，兵革之原息，边竟得以安。然犹不免死亡之患，罪当在于奉宪，朕甚闵之。其赦延寿、汤罪，勿治。’”
三月，雨雪，燕死，谷永作《三月雨雪对》。《汉书·五行志》：“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谷永对曰：‘皇后桑蚕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庙，正以是日疾风自西北，大寒雨雪，坏败其功，以章不乡。宜齐戒辟寝，以深自责，请皇后就宫，鬲闭门户，毋得擅上。且令众妾人人更进，以时博施。皇天说喜，庶几可以得贤明之嗣。即不行臣言，灾异俞甚，天变成形，臣民欲复捐身关策，不及事已。’其后许后坐祝诅废。”
按：谷永此以“燕多死”之兆，说以“不行臣言，灾异俞甚，天变成形”，后又有“其后许后坐祝诅废”之语，《汉书·五行志》则记载：“阳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后十六年，许皇后自杀。”此显然以自然现象预言人事吉凶。
谷永善言灾异，《汉书》对其记载颇多。洪迈《容斋随笔》“《汉书》多叙谷永”条：“予亡弟景何，少时读书甚精勤，昼夜不释卷，不幸有心疾，以至夭逝。尝见梁弘夫诵《汉书》，即云：‘惟谷永一人，无处不有。’弘夫验之于史，乃服其说。……《叙传》述其论许、班事，许皇后《传》云‘上采永所言以答书’，其载于史者，详复如此。本传云‘永善言灾异，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盖谓是云。”由此可见，谷永应该是汉代“言灾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学说是后来谶纬思想的文献来源之一。《汉书·谷永传》：“永于经书，泛为疏达，与杜钦、杜邺略等，不能洽浃如刘向父子及扬雄也。其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异，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略相反复，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党于王氏，上亦知之，不甚亲信也。”
由谷永“党于王氏”看，其言灾异，多能体现王氏家族思想。这说明王氏集团很早就有以言灾异谋取私利之事。而王氏集团周围，除了谷永，应该还聚集着一批其他以谶预言吉凶的学者。后来王莽、刘歆多言符命，其思想渊源有自。而谷永以灾异“专攻上身与后宫”之举，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外戚与皇族的政治斗争。
桓谭《新论》，多论阴阳五行、神仙与谶纬思想，为察其思想来源及这些思想的发生、流变，故将其生平中诸多与之有关的此类文献一一胪列。
四月，汉元帝作《遣使循行天下诏》。《汉书·元帝纪》：“夏四月，诏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惧不克任。间者阴阳不调，五行失序，百姓饥馑。惟烝庶之失业，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乏困、失职之人，举茂材特立之士。相、将、九卿，其帅意毋怠，使朕获观教化之流焉。’”
汉元帝被疾，好音乐，史丹进谏。《汉书·史丹传》：“建昭之后，元帝被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铜丸以擿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丹进曰：‘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于是上嘿然而笑。其后，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哀王者，帝之少弟，与太子游学相长大。上望见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上以责谓丹。丹免冠谢上曰：‘臣诚见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损。向者太子当进见，臣窃戒属毋涕泣，感伤陛下。罪乃在臣，当死。’上以为然，意乃解。丹之辅相，皆此类也。”《汉书·佞幸传》：“元帝即位数年，恭死，显代为中书令。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
按：“建昭之后……其后，中山哀王薨”，《汉书·元帝纪》：“（建昭四年）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则此事在六月前。
汉元帝好音乐，又多“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桓谭幼时，多被此风。
汉元帝被疾，求方士。《新论·祛蔽篇》：“元帝被病，广求方士。汉中送道士王仲都。诏问何所能，对曰：‘但能忍寒暑耳。’因为待诏，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衣载以驷马，于上林昆明池上环冰而驰。御者厚衣狐裘寒战，而仲都独无变色。卧于池台上，曛然自若。夏大暑，使曝日坐，环以十炉火，口不言热而又身不汗出，此性耐寒暑也。无仙道好奇者为之。”
按：《新论·祛蔽篇》称“元帝被病”，与《汉书·史丹传》“建昭之后，元帝被疾”相合。此时桓谭尚幼，此事或后来所闻。为与史书互证，故将此事系于此。据桓谭所言汉元帝所求方士之行为，在当时亦属“异能”之士，由此可见，王莽新朝所召“异能之士”，在汉元帝时早有活动。
六月，中山王刘竟薨。《汉书·宣元六王传》：“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少未之国。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无子，绝。太后归居外家戎氏。”
蓝田地沙石雍霸水，安陵岸崩雍泾水，水逆流。
汉元帝建昭五年（丁亥、公元前34年） 桓谭三岁
刘向四十六岁。扬雄二十岁。刘歆十七岁。王莽十二岁。
三月，汉元帝作《赦天下诏》。《汉书·元帝纪》：“五年春三月，诏曰：‘盖闻明王之治国也，明好恶而定去就，崇敬让而民兴行，故法设而民不犯，令施而民从。今朕获保宗庙，兢兢业业，匪敢解怠，德薄明晻，教化浅微。传不云乎？“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农桑兴，百姓戮力自尽之时也，故是月劳农劝民，无使后时。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征召证案，兴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时之作，亡终岁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之。’”
六月，日食。复戾园。《汉书·五行志》：“建昭五年六月壬申晦，日有食之，不尽如钩，因入。”
七月，复太上皇寝庙园、原庙等。《汉书·元帝纪》：“秋七月庚子，复太上皇寝庙园、原庙，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园。”
兖州树木被伐而自立。谶言已经流行。《汉书·五行志》：“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阳橐茅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其故处。”
按：《搜神记》记此事，论曰：“凡枯断复起，皆废而复兴之象也，是世祖之应耳。”此“夜树复立其故处”之异，亦属谶兆思想，是对“公孙病已立”谶语的又一说法。《汉书·五行志》：“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又，昌邑王国社有枯树复生枝叶。眭孟以为，木阴类，下民象，当有故废之家公孙氏从民间受命为天子者。”又曰：“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处，有白鸟数千集其旁。眭孟以为：石，阴类，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当有庶人为天子者。孟坐伏诛。”《汉书·眭弘传》：“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外。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祅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后五年，孝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征孟子为郎。”
由此可见，西汉谶言之学，早在汉昭帝时期，就已流行。霍光诛杀眭弘等人，说明其所言之谶言，很可能触及外戚与皇室的政治利益。但是，这种学说无疑有利于藩国的利益，故“起于民间”之汉宣帝，方能“征孟子为郎”。汉宣帝即位后，是谶语学说由民间与藩国进入宫廷，为上层统治者所接受的开始。
制书以汉武帝为世宗。《汉书·韦贤传》：“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书，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建昭五年制书，孝武皇帝为世宗。’”
汉元帝竟宁元年（戊子、公元前33年） 桓谭四岁
刘向四十七岁。扬雄二十一岁。刘歆十八岁。王莽十三岁。
正月，汉元帝作《改元竟宁诏》，和亲嫁王嫱。皇太子冠。《汉书·元帝纪》：“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虖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寿卒。
三月，复孝惠皇帝寝庙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太子少傅张谭为御史大夫。汉元帝作《以张谭为御史大夫诏》。《汉书·冯奉世传》：“（元帝）乃下诏曰：‘刚强坚固，确然亡欲，大鸿胪野王是也；心辨善辞，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絜节俭，太子少傅张谭是也。其以少傅为御史大夫。’”
骑都尉甘延寿为列侯，副校尉陈汤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五月，汉元帝崩于未央宫。毁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庙。罢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寝园。
六月，汉成帝即位，以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汉书·成帝纪》：“竟宁元年五月，元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七月，葬汉元帝于渭陵。大赦天下。
翟方进为议郎。《汉书·翟方进传》：“方进读经博士，受《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以射策甲科为郎。二三岁，举明经，迁议郎。”
召信臣奏省乐府等。《汉书·循吏传》：“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也。以明经甲科为郎，出补谷阳长。……竟宁中，征为少府，列于九卿，奏请上林诸离远宫馆稀幸御者，勿复缮治共张，又奏省乐府黄门倡优诸戏，及宫馆兵弩什器减过泰半。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然蕴火，待温气乃生。信臣以为此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乃它非法食物，悉奏罢，省费岁数千万。”
按：桓谭及其父曾任乐府令或太乐令，由此召信臣“奏省乐府黄门倡优诸戏”、“省费岁数千万”之言，“乐府黄门倡优诸戏”在当时还属于“末技”、“郑声”之流，但其声势在当时肯定很大，人数多，花费大，否则召信臣不必以罢乐府来“省费”。当然，汉元帝好乐，召信臣奏罢乐府，亦颇改汉元帝之政。
汉成帝建始元年（己丑、公元前32年） 桓谭五岁
刘向四十八岁。扬雄二十二岁。刘歆十九岁。王莽十四岁。
正月，石显以罪免。有星孛于营室。罢上林诏狱。《汉书·五行志》：“成帝建始元年正月，有星孛于营室，青白色，长六七丈，广尺余。刘向、谷永以为，营室为后宫怀任之象，彗星加之，将有害怀任绝继嗣者。一曰，后宫将受害也。其后，许皇后坐祝诅后宫怀妊者废。赵皇后立妹为昭仪，害两皇子，上遂无嗣。赵后姊妹卒皆伏辜。”
按：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知》：“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自董仲舒始，汉代阴阳五行思想的一大变化，即以阴阳五行灾异兆比人事。此刘向、谷永皆以星孛预言人事吉凶，且史书记载后有征验，则刘向、谷永之言，有谶兆之意，当属谶兆思想无疑。
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的书籍。纬书中多谶记，亦颇多阴阳五行文献，与汉代黄老思想有关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有黄老思想的色彩，刘向家族很多人都信奉黄老。这说明：汉武帝以后，黄老思想原来的学术地位虽然让位于儒学，但儒家学者头脑中固有的黄老思想，不会自动全然抹去。谶纬的产生，与方士有关，但主要的制作者应该是具有黄老思想的儒者。这个问题，可以再讨论。
谶纬的学术与政治意义在于：它们可能是西汉学者对儒学的主动改造，以作为刘氏王朝实现政治统治的思想基础。这是因为：刘邦起于民间，对儒学本来不感兴趣，故西汉初年以本来流行于藩国与民间的黄老思想作为治国方略，是有原因的。汉武帝以后，随着西汉政权的稳固，儒家“守成”的作用逐渐显现，但纯粹作为学术的儒学，已经不适应发生变化的汉代形势，故董仲舒等人以阴阳思想改造的儒术，就顺势而成为西汉主流学术。谶纬一类的书籍，可能是儒学改造过程中的进一步异化。王莽新朝，已经初步接受了谶纬作为治理国家、处理军事等事务的工具。至东汉光武帝刘秀，则完全接受了谶纬治国的思想，以谶决事，成为他处理政治与日常事务的主要手段。
汉代黄老思想、儒学、谶纬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各种思想与西汉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引起关注。
皇曾祖悼考庙灾。《汉书·五行志》：“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庙灾。初，宣帝为昭帝后而立父庙，于礼不正。是时，大将军王凤颛权擅朝，甚于田蚡，将害国家，故天于元年正月而见象也。其后浸盛，五将世权，遂以亡道。”
刘向复进为郎，迁光禄大夫。
按：刘跃进《编年史》：“钱穆《汉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为在本年。又《汉书·郊祀志》：‘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又初罢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畤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天子异之，以问刘向。对曰’云云，据此，杨树达《汉书窥管》以为是建始二年时事。”（第262页）
张禹领尚书事。
二月，右将军长史姚尹等使匈奴还，去塞百余里，暴风火发，烧杀尹等七人。汉成帝作《火灾诏》。《汉书·成帝纪》：“诏曰：‘乃者火灾降于祖庙，有星孛于东方，始正而亏，咎孰大焉！《书》云：“惟先假王正厥事。”群公孜孜，帅先百寮，辅朕不逮。崇宽大，长和睦，凡事怒己，毋行苛刻。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
封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王谭、商、立、根、逢时爵关内侯。
四月，黄雾四塞，博问公卿大夫，无有所讳。《汉书·五行志》：“成帝建始元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是岁，帝元舅大司马大将军王凤始用事；又封凤母弟崇为安成侯，食邑万户；庶弟谭等五人赐爵关内侯，食邑三千户。复益封凤五千户，悉封谭等为列侯，是为五侯。”
六月，有青蝇无万数集未央宫殿中朝者座。
按：“集未央宫殿中朝者坐”，服虔曰：“公卿以下朝会坐也。”晋灼曰：“内朝臣之朝坐也。”颜师古曰：“朝臣坐之在宫殿中者也。服说是矣。”
罢上林宫、馆希御幸者二十五所。
八月，两月相承，晨见东方。谶纬类文献开始出现。《汉书·五行志》：“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尽三刻，有两月重见。京房《易传》曰：‘“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妇强，为阴所乘，则月并出。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朓，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仄慝，仄慝则侯王其肃，朓则侯王其舒。’刘向以为，朓者疾也，君舒缓则臣骄慢，故日行迟而月行疾也。仄慝者不进之意。君肃急则臣恐惧，故日行疾而月行迟，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刘歆以为，舒者侯王展意颛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肃者王侯缩朒不任事，臣下弛纵，故月行迟也。当春秋时，侯王率多缩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食晦日朓者一，此其效也。考之汉家，食晦朓者三十六，终亡二日仄慝者，歆说信矣。此皆谓日月乱行者也。”
按：京房以《易传》释天象，“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之语，实纬书之学。笔者怀疑此时谶纬类文献已经出现。而汉代后宫干政颇夥，“两月重见”，京房“君弱而妇强”，可知纬学亦学者攻击后宫武器。刘向、刘歆以日月比君臣，与京房之说不同。但其中以星相兆人事，亦谶纬思想基础之一。《易传》有人就以为出自黄老学者之手，如果确实如此，谶纬就有本于黄老学说的成分。《汉书·京房传》称京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附会经书以言灾异，《汉书》记载京房最多；以阴阳五行言灾异，《汉书》记载谷永最多，疑汉成帝时谶学之兴，谷永最为有功；纬书之兴，京房最为得力。二人是将谶与纬学结合起来的主要推动者。
又《汉书》称：“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此数人皆后来谶纬之学发生的始作俑者。
九月，流星。《汉书·成帝纪》：“九月戊子，流星光烛地，长四五丈，委曲蛇形，贯紫宫。”
十二月，用匡衡议，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毁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庙，罢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寝园。是日大风，拔甘泉畤中大木十围以上。《汉书·郊祀志》：“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于长安南北郊。”
匡衡、张谭、师丹、翟方进等议郊祀之制。《汉书·郊祀志》：“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飨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于云阳立泰畤，祭于宫南。今行常幸长安，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少阳，事与古制殊。又至云阳，行溪谷中，厄陕且百里，汾阴则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皆非圣主所宜数乘，郡、县治道共张，吏民困苦，百官烦费。劳所保之民，行危险之地，难以奉神灵而祈福佑，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于丰、鄗，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观之，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可见也。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合于古帝王。愿与群臣议定。’奏可。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以为：所以从来久远，宜如故。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以为：《礼记》曰：‘燔柴于太坛，祭天也；瘗薶于大折，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大折，在北郊，就阴位也。郊外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书》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礼于雒。明王圣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飨，宜徙就正阳、大阴之处。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于是衡、谭奏议曰：‘陛下圣德匆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览群下，使务悉心尽虑，议郊祀之处，天下幸甚。臣闻广谋从众，则合于天心，故《洪范》曰“三人占，则从二人言”，言少从多之义也。论当往古，宜于万民，则依而从之；违道寡与，则废而不行。今议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当徙之义，皆著于经传，同于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案经艺考古制，而以为不宜，无法之议，难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诗》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言天之日监王者之处也。又曰“乃眷西顾，此维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为居也。宜于长安定南、北郊，为万世基。’天子从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以《尚书》禋六宗、望山川、遍群神之义，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仙人祠，瘗鸾路、骍驹、寓龙马，不能得其象于古。臣闻郊柴飨帝之义，埽地而祭，上质也。歌大吕舞《云门》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其牲用犊，其席槁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贵诚上质，不敢修其文也。以为神祇功德至大，虽修精微而备庶物，犹不足以报功，唯至诚为可，故上质不饰，以章天德。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骍驹、龙马、石坛之属，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礼之所载术也。汉兴之初，仪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复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礼，郊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毕陈，各有位馔，祭祀备具。诸侯所妄造，王者不当长遵。及北畤，未定时所立，不宜复修。’天子皆从焉。及陈宝祠，由是皆罢。”
匡衡更定诗名。《汉书·礼乐志》：“《惟泰元》七。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罢‘鸾路龙鳞’，更定诗曰‘涓选休成’。”
冯逡作《奏请浚屯氏河》，有言治河堤方略之书。《汉书·冯奉世传》：“逡字子产，通《易》，太常察孝廉为郎，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