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林语堂(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兆胜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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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林语堂

闲话林语堂试读:

再版序言

屈指算来,《闲话林语堂》一书出版至今已过去14年。如果将它比成一个孩子,它也应该茁壮成长起来,像一棵枝叶茂盛、让人喜爱的树。

写《闲话林语堂》时,我39岁,那是继我的博士论文《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一书出版后的事情。因为写完学理性强、遵守所谓的学术规范、用尽心力的博士论文后,我有一种想要更自由地表达林语堂的愿望,有一种更贴近研究对象的冲动。这有点像辛苦劳作一天的农民,在饭余极想好好品尝一壶香茗一样。所以,在《闲话林语堂》中,我更注重丰富性、复杂性、边缘性、新奇性、诗性,也更强调作者的主体性与悟性,从而能与林语堂形成一种灵魂的对话。

我的博士论文《林语堂的文化情怀》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文库”,于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它被专家学者称为“标志着林语堂研究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这是意料中的事,因为其中凝聚了我多年的研究和思考,不少地方都有创获和突破。然而,《闲话林语堂》的反响却出乎我的意料。这本“闲来之笔”,首先引起了学界关注,像王光明、陶东风、丁国旗、钟军红、秦勇、周泉根分别就《闲话林语堂》一书写了书评,并分别发表在《文艺报》、《社会科学辑刊》、《吉首大学学报》、《语文月刊》、《福建论坛》、《中国教育报》上。或许是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研究过于理性和刻板,或许是因为林语堂的特殊魅力,或许是缘于我的“灵魂贴近”作家的笔调,这些学者多给予我热情的赞美与鼓励,这让我有些激动和满足。其次,《闲话林语堂》的“

自序

”被《博览群书》2003年第2期以《灵魂的贴近》为题转载,并受到更多普通读者的喜爱。这让我充分感到,在学术研究之外,还有那么多业余读者喜欢林语堂,喜欢用“闲话”这种方式展示林语堂丰富、饱满而独特的世界。

有一次,北京一位年轻女记者到我家做林语堂的专题节目。她看到我宽敞的大厅和书房全是书,又翻阅我的林语堂研究资料,竟说出这样的话:“王老师,您可能想象不到,我是一个铁杆‘林语堂迷’,而我的林语堂资料收藏恐怕不亚于您。”这话惊得我目瞪口呆。一是有感于林语堂在受众中的被热爱程度,二是惊异于一个林语堂普通读者竟能如此自信满满。至于她的收藏是否胜于我,那就不得而知了,至少她的话让我这个所谓的林语堂研究者喜忧参半。其实,不只是在国内,林语堂在国外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有人甚至直言:“作为外国人,不知有中国,而知有孔子;而之所以知道中国有孔子,也主要是通过林语堂博士的翻译和介绍。”别的不说,只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一书,在国外就有50多个译本。就连20世纪80年代老布什出访东南亚,他的高参还为他开列了林语堂的著作,作为总统出访时的必读书目。

可惜的是,自2002年《闲话林语堂》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后,没有再版。但这期间,向我要书和问书的读者不计其数,而且现在已很难买到此书,我有限的藏书也早已分送完毕。加之,原来的装帧过于质朴,且封面纸张经不起摩擦,久而久之,书的容颜不是开裂就是发白和起毛,很难保存。

此次有机会再版,当可为学界和普通读者做一补偿,尤其是弥补买书难、不易保存等缺憾。为了留住十几年前的记忆,也为了保存历史的真实,此次再版只是修正了书中的错误。同时,考虑到十多年的时间跨度,再版时我加进了“21世纪我们需要林语堂”等有限篇什,聊备一观,也是作为逝去时光的一个回眸吧!

很快我就53岁了。在《闲话林语堂》之后十余年间,我又出版了《生活的艺术家——林语堂》、《林语堂的文化选择》、《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林语堂大传》、《林语堂与中国文化》、《林语堂正传》等6本关于林语堂的专著,还发表过近百篇林语堂的研究文章。站在今天再看《闲话林语堂》,无论在内容、文体还是文风上,它都无疑是我林语堂研究道路上的一个台阶和桥梁。

愿读者继续喜爱《闲话林语堂》这颗在今天看来略带青涩的光润的果实。2015年12月30日于北京自序

我写这本《闲话林语堂》的理由可能很多,但最基本的一个是为了读者,即向读者展示比较丰富、比较真实、比较鲜活、比较正确的林语堂这个人。因为在我看来,迄今为止,不论是一般欣赏者,还是学术研究者,他们对林语堂的认识和理解都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林语堂的作品在中国内地流布不广,且主要集中在散文和一两部小说,这就大大限制了人们对林语堂的更为全面的认识。又如,人们对林语堂误解和误读的情况颇多,有人迄今还简单地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评说林语堂,指责林语堂何以没有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创作;也有人不假思索地用鲁迅的完全正确性来否定林语堂,因为按照这样的逻辑,鲁迅完全正确,那么被鲁迅批评的林语堂当然是错误的;还有人非常主观地以自己的好恶来消解林语堂的价值意义,自己不喜欢闲适和性灵,那当然也就讨厌林语堂倡导的这些“玩艺儿”;更有人以一己成见污损林语堂的文章和人品,将林语堂说成是没有价值和不值一观的人物。于是,林语堂的形象被严重地扭曲了。

当然,非学术性的因素是容易改变的,这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最应注意的还是学术上的误读大量存在,这是林语堂迄今没有获得他应有的地位的重要原因。像有的学者就这样认为:林语堂由于过于乐观和快乐,所以缺乏悲剧意识,这就带来了林语堂的“浅”与“薄”。这可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它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林语堂的价值判断。我不赞同这一观点。我认为林语堂不仅不缺乏悲剧意识,而且有着更强烈的悲剧意识,只是他的表达方式与众不同而已,那就是不简单地停留在对世界、人生和生命的悲剧式感受上,而是在此基础上用审美化的人生冲淡它。林语堂很有名的一句话是:“纵令这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但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也可以这样说,林语堂的生命画布的底色是悲剧的,但他却倾其一生用整个生命在那上面涂抹着快乐的色彩,这也是为什么林语堂的作品总有一种洗不去的悲感渗透于字里行间。

我写作的第二个理由,是为了林语堂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前几年我出版过一本博士论文《林语堂的文化情怀》,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好评,被称誉为“标志着林语堂研究一个新阶段的到来”。但这部书的遗憾是从学理角度切入,因论文体系所囿,不可避免地对林语堂进行了更多的取舍,甚至分割,这就影响了对林语堂更为全面、更为真实、更为感性和更为准确的认识和理解。就是说,理论的探讨最致命地损害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完整性和形象性;“去粗取精”的方式在获得了系统和提升的同时,也不自觉地丧失了研究对象的原汁原味。眼前的这部书可能较好地弥补了我以前林语堂研究的缺憾,给人一种更为原生态的感受。在对林语堂的认识上,这本书较前又有了新的突破,有的是对以前的进一步深入,而有的则完全是新的结论。比如,林语堂的“自恋和恋母情结”在这之前也有提及,但缺乏分析,更缺乏足够的依据,本书对此进行了单独论述,尤其对它的内涵和价值意义有了新的理解和评说。又如,对“林语堂与钱”、“林语堂与周作人”、“林语堂与辜鸿铭”、“林语堂与郁达夫”以及“林语堂与明清小品”等的关系,本书都形成了新颖而独到的见解,这是一次重要的突破。表述的自由与随便也是值得提及的,这是《闲话林语堂》一书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虽然在《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一书中我尽量用清新活泼、感悟灵动的语言写作,但还难以摆脱某些所谓的“学术规范”。本书则显得更为自由活泼了,就如同一个异地旅行者,我一个人游山玩水,尽了自己的心意,哪个地方有意思,有趣味,我就到哪里去,直到心领神会、快快乐乐和心满意足为止,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甚至对我们以往的学术研究开始怀疑起来,许多作茧自缚的研究者,自己都不快乐,还希望别人快乐和从中获益吗?更何况林语堂这个人一向反对过于严密的逻辑和推理,也反对一味忙忙碌碌和不知人生为何物的人生方式,而是酷爱直觉、悟性、想象力、性灵、常识和闲适,酷爱人生和生命。换句话说,对林语堂这样一个自由萧散和诗化人生的人来说,“闲话”可能比“正论”更有力量透入林语堂的灵魂深处。

最能引发我兴味的理由可能还是为了我自己,为我这颗心灵和灵魂的安定及快乐。因为在这么长久的写作时光里能够与林语堂朝夕为伴,促膝相谈,互听心曲,灵魂贴近,我真是快乐无比。有时我甚至想,我应该感恩于上苍,是他将林语堂这个作家送给我,使我能够沐浴在他的阳光之下,是他不断地改变了以往的我,并给我一个全新的自我。更让我感动的是,当夜深人静,有时林语堂还有梦来,这是我更为快乐和幸福的时候。可以说,林语堂从生命的意义上使我获益匪浅。

第一次在灵魂上感动我的是鲁迅,因为对我这个早年丧母,缺乏母爱,从小就充分体会到人情冷暖的少年来说,鲁迅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我学会和练就了一副深刻的审视的目光,它可以具有很强大的穿透力,能够对历史、时间、生命和人心进行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尤其对这期间的阴暗面有入木三分的透入。这曾给我带来一阵阵狂喜,就好像一个近视的人戴了一副近视眼镜一样的感受,因为我比别人更清楚地看到了人生和人性的“丑恶”。但随着时光的流逝,鲁迅给我的深刻性逐渐地成为我的束缚,这主要表现在深刻的思想常常让我目光犀利,情绪激愤,心灵激荡,有时悲剧感像梦中的潮水一样将我覆盖,令我有窒息之感。此时的我,真如鲁迅所说的那些在无门无窗的黑铁屋子中的酣睡者。鲁迅不愿意唤醒他们,因为在被唤醒后如果冲不出来,反倒感到更加痛苦。此时,我思想之下最直接的后遗症是绝望和失眠。一个过于看重“丑恶”的“清醒者”,却难以逃脱自己为自己设定的人生悲剧感和苦难感的罗网。可以说,我既从深刻的思想中获益,又在这深刻的思想中迷失了自己。我的理解可能是这样:深刻的思想是“刀”,是“酒”;而人生悲剧感则是“水”,是“愁”。我那时的境遇真可用李白这句诗来形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有一次,我在读林语堂的文章时感到兴奋、惊诧而震颤。兴奋的是,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他说的话如明媚的阳光一样给我一种温煦,一种抚慰。惊诧的是,以前我也读过林语堂的作品,何以那时没有读懂?震颤的是,我的心灵之弦好像受到了强烈的弹奏,于是从此处流淌出美妙的音乐。不管怎么说,读林语堂的作品好似开启了我心灵的封条,于是一颗苦痛的心从铁屋子里一跃而出,一个广大、丰富、色彩斑斓而又阳光明媚的世界展现在我的眼前;也好像一只雄鹰被滚滚的乌云压住了翅膀,忽然翻身一跃而腾上云端,于是感受到了乌云之上,那从苍茫的无限遥远的天际,远远而来的阳光的普照。此时的我,身轻如燕,真想喊出这样的一句话:以往的人生活得太沉重了,而今这样的世界还真值得一活。后来,我一直在想,林语堂的作品给了我一次新的生命,它把我从“黑暗”的深渊里解放出来,从而获得了新的支点、视角、思想方法,也获得了快乐的源泉。再后来,我自己又在思考:到底是什么东西给了我那么大的力量?我从林语堂那里获得了什么?

对宇宙、世界和人生更深入的认识可能是个基础。林语堂一生关注生活、人生和人类的生命,但这有一个前提,即他对宇宙和自然天地的理解。林语堂更多地站在老庄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那是人类无法认识也永远难以认知的一个无边无际的存在,因为以今天人类科学的发展,还解不开我们最熟悉的人体之神秘,而对比太阳系的1000亿倍还要大得多的宇宙来说,人类如何能够真正地理解它?更何况对每个个体来说,长命不过百岁,在历史的长河里他是那样微不足道,而在宇宙中那又能算得了什么?由此,林语堂形成了对人类生命尤其是个体生命的悲剧式感受。对林语堂来说,最可贵的是,他没有仅仅停留于此,而是发展了一步,那就是:既然人生和个体生命在本质上太微不足道,那么我们就应该创造一种积极快乐的人生观,以消解人类在宇宙面前的悲剧感。这就是林语堂所倡导的善待人生、充分享受人生的每一时刻,让我们成为自己的主人。还有,人作为宇宙中的一个微小粒子,他不能无视天地宇宙的存在,更不能与其道心相对抗,而应该让人生与天地自然和谐,遵循天地之道。于是培植敬畏之心,向物学习,谦卑自然,知足常乐,宁静守一,从容自若,快快乐乐等等。一句话,林语堂倡导的是这样的人生观:在不违背天地之道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自由而快乐的人。这就好比一台戏,优秀的演员明知其假,但却能够比在现实生活中更真实、更自然、更快乐地去表达自己,表现自己。人生亦复如此,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好好地快乐地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生不完满是常态,而圆满则是非常态,就如同“月圆为少,月缺为多”,道理是一样的。如此理解世界和人生,那么我们就会很快变得通达起来,也逍遥自适多了,苦恼与晦暗也会随风而去了。

于是,我看到了林语堂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也理解了他那更为博大的胸怀,即对这个世界上的一草一木都能发自内心地热爱,更何况对于人?因为阳光、雨水和空气就是这样的:它们不计回报,而是无私地哺育天地万物。从这里,我们就明白了林语堂为什么歌颂母亲之伟大,也明白了林语堂的写作为什么总是心怀一腔热情,对人、对物、对四季,甚至对一草一木,他都写得那样款款情深,而且即使对坏人,林语堂也难以真正憎恨起来,因为林语堂坚信孟子的话,人性本善。林语堂还引用过耶稣对害他的恶人说过的话:“我可怜你们,因为你们无知。”还有,林语堂赞赏过苏东坡的话:“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如此情怀就可以克服眼内全是坏人、恶人而没有好人的局限性,也不会心怀嫉妒、铁硬心肠,而是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能看到其优点和长处,慢慢形成如大海一样有容乃大的胸怀,形成一颗怜悯之心,那种可以熨平一切人生苦难的心。今天,人们可能越来越看到人类的整体性,看到人类共同存在的困境和伙伴关系,这就是在宇宙中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命运,而不是相反的侵略、压迫和歧视。以美国为车头的现代文化在给人类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产生了难以克服的隐忧。比如,对强力的崇拜,对速度的追逐,对老人的漠视,对财富的顶礼膜拜,但却对自然宇宙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对逻辑的信仰,对心灵的忽略,对人生和对人类幸福的错误理解。可以说,这个世界的一切苦难都与人类和平而宁静的心灵之丧失有关。关于这些内容,林语堂都做过非常详细而又独特的表述,并告诉我们:一种最好的文化不是过于外在化、狭隘化、功利化的,而是心灵的、广大的与和平的。于是,我看到了人类发展的美好前景,再也不似以前那样如在大海中间游泳一样,感到一种强烈的无望感和悲剧感。

林语堂很有个性,性格也非常可爱。他天真烂漫,富有奇思妙想,朴厚坦荡,聪慧过人,志向远大,精力充沛,见解也与众不同。林语堂崇尚立足于天地之间的“大丈夫”,不喜欢道貌岸然和虚伪的道学家,最讨厌那些没有人气的“小白脸”,为人是如此,为文也是这样。所以,林语堂的文章有真诚、有气势、有活力、有灵气、有趣味、有境界,完全是从天地间、从心胸里流出,如行云流水,不加雕饰,舒卷自如,萧散自由。这与许多人的文章调子太高、过于晦涩、缺乏亲切、少有趣味是不同的。读林语堂的文章就好像一个老朋友在向你说心里话,听来特别舒服,也好像领略天地间的胜景,极得自然从容之致。像《动人的北平》、《诗样的人生》、《个人的梦》、《孤崖一枝花》、《秋天的况味》、《读书的艺术》以及《苏东坡传·序》都可以称为天地至文,它们如春风化雨一样常常滋润着我的心田,成为我百读不厌的作品,当我快乐乃至于忧伤的时候,我都能从这些作品中获益,心情常常如被风鼓动的船帆,饱满、快乐而充满生活的力量。

佛家有言:一孤灯而照千年暗。由于内心通明了,心灵变成了一条不冻河,外在的和心灵的束缚都如脱去衣服一样地被解除了,于是,我真正获得我的自由及快乐,心灵再也不是如纸一样的脆薄,而是变成可以担承一切沉重的大地。有了如此心灵,哪里还有什么苦恼,更不会为世事嚣嚣而失眠了。当然,我的这一收获是鲁迅和林语堂二人的合力惠赠,在此记下我对两位文化先驱的崇敬之情!

由于自己中西方文化的功底还不够,修养还不足,尽管在与林语堂相面对的时候常有灵魂的贴近之感,也获益良多,但也常有小马拉大车的感觉,因为要理解一个以“一捆矛盾”自居的复杂人物,要理解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欲理解一个才气过人、我行我素的独特灵魂,那肯定不是一日之功。从这个角度来说,此书中肯定有许多不恰当或错误的地方,不管是对林语堂的褒扬还是批评都是这样,那就请读者多多批评和指正。至于书中一切错误和不足当由作者本人负责。2001年秋第一章血脉传承“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新文学是以彻底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为基本前提的,一些激进的先驱者冲破了长期以来“老大”中国的中心论和优越感,代之以用世界性的眼光来剖析中国肌体内存在的痼疾和毒素,并希望给中国文化以根本的疗治,这是中国文化及其文学获得重生的新的契机。为了真正达到改变中国的目的,有的人甚至走向极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学视为洪水猛兽,颇有立即消灭之而后快的欲望,于是有时提出了非常过激的言论。如鲁迅就提出过青年要少读或不读中国书,钱玄同则呼吁将中国的古书都扔进茅厕里去;又如陈独秀倡导打破一切偶像,于是一切宗教都在清除之内;还有胡适认为文学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废文言而用白话”。如果从矫枉过正的角度看,这些过激的思想言论确实能够给中国人以猛醒,但从学理和后来的实际情况看,它们却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中国文化再怎样有问题,它的更生不可能完全离开“母体”,何况中国文化和文学也确实不像激进派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换言之,如果中国文化和文学没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东西,那它就不可能为人类创造出那么多优秀的东西,也不可能那么“长命”。

林语堂早年也是激烈地反对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但很快他就认识到这一思想的局限性,于是在批判中国文化中的丑恶的同时,他开始发掘其合理性和优秀品质,尤其是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进行审视和甄别。顺着这一观念和理路,林语堂非常重视中国文化固有的“血脉”之“传承”,于是他发现儒家、道家等文化中存在着非常有价值的内容。概括起来,一面是孔子的入世和世俗化倾向,是热爱人生、善待人生,并注重德行修养和治国平天下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在孔子、苏东坡等人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另一面是老庄的出世和非世俗化倾向,即以旁观者的身份参透天地自然和世俗人生的智慧派,这是一种如神仙一样生活着的逍遥自适、不受束缚的自由生活方式,而老庄、陶渊明、苏东坡、袁中郎和林语堂的父亲等人的身上充满这种气质。当然,儒家和道家文化并不能简单地分开,它们有时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先贤如苏东坡同时有着儒、道、释等多种思想因素,而且又结合得比较好。还有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力,闲适、性灵和幽默的天性,对山水自然的热爱,对文学的独特看法,林语堂都对其进行了细细的探究和梳理,并化为自己的血肉。就如同一个异地探险者,在别人都不屑一顾的地方,林语堂却发现了许多独特的风光,这在人类文化整体地向西方文化倾斜的情况下显得更为可贵。

当然,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中国一切都是好的”式的“国粹派”大为不同,林语堂是分出“精华”和“糟粕”的,他也是站在世界文化一体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换言之,在林语堂看来,世界和人类健康文化的建设,是离不开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的。中国文化过去的辉煌在新的时代里,不仅不能被简单地抛弃,反而应该被重视,并用来为人类造福。— 恨不曾为孔门弟子

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来说,孔子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他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还影响了中国的思想、道德、文化和教育等各个方面。仅就后一点来说,孔子就够令人羡慕的了,据说他有门人三千,最有成就者就有七十二人。而且,孔子常与学生燕居闲谈、周游列国。由于孔子门人对孔子学说的发扬光大,也由于孔子学说对治国的实用功效,还由于统治者对孔子学说的重视,孔学渐渐成了“国学”,当然,孔子也就成了“孔圣人”。

可是,到了“五四”,孔子学说却遭到了彻底批判,一时间打倒“孔家店”,破坏“偶像”的呼声被喊得震天响。其中用力最大、态度最决绝者是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和鲁迅。他们将孔子学说看成是封建统治的基石,必欲彻底进行铲除。至于对孔子本人,他们虽然没有将他与孔子学说与儒家思想等量齐观,但也没有多少好感。比如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就将孔子进行了“戏化”。他一边称孔子为“夫子”,一边又说:“一想起那具有俨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顛颠簸簸,在这些地方奔忙的事来,颇有滑稽之感。”对于各方面的尊孔、圣孔,鲁迅亦不以为然,因为他已“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到了后来,尽管军阀政府也不时把孔子当“圣人”抬出来吹捧,但总体来说,孔子的形象越来越不成样子。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子和林彪被放在一起进行批判,有人干脆将孔子戏称为“孔老二”。从中可见孔子这个“圣人”此时的地位一落千丈而成为“阶下囚”。

林语堂对孔子的态度很是特别,大致说来他往往将儒家思想、孔子学说和孔子分开解释。比如,他认为,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本义,而是后来腐儒们篡改的。又如,他在肯定孔子学说的伦理思想和人道主义情怀时,直言其不足:“孔子学说依其严格的意义,是太投机,太近人情,又太正确。”“孔子学说中还有其他缺点,它过于崇尚现实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讽刺孔子哲学,固非难事,他的崇礼仪、厚葬久丧并鼓励其弟子钻营官职,以期救世,均足供为讽刺文章的材料。”《中国的神仙哲学·序论(一)》而对孔子本人,林语堂则多加赞美,将他看成一个非常可爱迷人的人物。更有趣的是,林语堂一面引孔子为“论语同志”,一面写出《思孔子》这样的妙文趣文。到了实在思念和佩服得了不得,林语堂竟说出这样的话:“呜呼!吾焉得不思孔子乎?呜呼!吾焉得不思孔子乎?”在这感叹复又重叠的句式中,寄寓了林语堂对孔子无限的深情和焦渴似的向往!

在林语堂眼里,孔子最重要的不是被后人罩在身上的那个大大的“圣人”光圈,而是脱了圣衣的普通人,这也是林语堂总是那么痛恨和厌恶道学家的主要原因,因为过于神化孔子,其实并不能抬高孔子,而是贬低了孔子。基于这一认识,林语堂早在1928年就写了剧本《子见南子》,将孔子从圣人宝座上拉下来,让孔子成为一个可爱的“人”,这个剧本受到鲁迅等人的赞扬。因为学校公演这个剧本还引起了一场大官司,从中显示出孔子后人对孔子圣人身份的重视与不遗余力的维护。在这之后,林语堂又写了一系列谈孔子的文章,还专门写了一本《孔子的智慧》向美国读者介绍孔子学说和可爱的孔子。

在林语堂看来,孔子的可爱之处甚多,其中幽默和近情是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对腐儒道学家来说,孔子的好些话和事情都不好解释,为了不违背圣人宗旨,他们不得不牵强附会,硬做解释。有时往往还闹出大笑话。对此林语堂常常是一边忍不住哈哈大笑,一边不得已就骂这些道学家几句而解解气。在林语堂看来,一个幽默而近情的人不但不会损害其声誉,反而会增加他的光辉,因为幽默需要智慧,近情才能可亲可爱。

提到幽默,林语堂认为孔子自然是幽默的,他的《论语》一书中有很多幽默的话。因为幽默是这样的:自自然然,在静室里对至交好友闲谈,一点不肯装腔作势。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孔子与门人出游时走散了,经人指点,门人在东门外找到了孔子。门人告诉孔子说,别人说他像一条丧家之狗。对此,孔子不但不恼火,反而自己承认说:别的我不知道,至于像一条丧家狗还真有点像。表示孔子幽默的地方还有,如孔子说,他总应该找点事情来做,否则岂不成了挂在墙上不吃饭的葫芦了?又如孔子自语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自己喊着来出卖自己。林语堂认为这是孔子的幽默,也是孔子高人一等的地方。林语堂还赞赏孔子的多情而好哭,活脱脱一副真性情的率真本色。有一次,孔子与门人路过一丧亲之家,他跟着哭声就进去了,结果自己也号啕大哭起来。出来后,门人问他何以如此大哭,孔子坦白说,本来只想进去看看,但人家哭自己也忍不住哭起来。还有一次,自己最心爱的学生颜渊死了,孔子哭得委地如泥,有人劝他不要那么伤心,孔子却说:我哭得太伤心吗?如果颜子死了我不这样哭,我还能为谁这样痛哭呢?不仅如此,林语堂还说孔子骂过人,如说那些当官的都是“饭桶”,骂那些好好先生和伪善的乡愿者是“德之贼”。对此,林语堂评论说:“孔子很容易受感动,也很容易流眼泪。可见孔子的感情是多么丰富。”“夫孔子一多情人也。有笑,有怒,有喜,有憎,好乐,好歌,甚至好哭,皆是一位活灵活现之人的表记。”(《思孔子》)林语堂还强调说,孔子的幽默不是那种暴跳如雷式的,也不带辣味、酸味和凉气的,而是醇厚的最上乘的幽默。这种幽默出于善意,笑得别人也可以笑笑自己。所以它蔼然可亲,温色可餐。而且这种幽默随口而出,是从其德性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毫无油腔滑调之感,也无矫揉造作之处。林语堂认为《史记》里用“温温无所试”五字来说孔子最好,而颜习斋解此五字也最妙。颜氏的解释是:“温温无所试甚佳,若穷居而慷慨悲歌,上者为屈贾,下者悲歌久则变节矣。”(《颜氏学记》卷七,页四)而孔子虽怀才不遇,但不慷慨悲歌,这是孔子幽默之最特别处。而那些一味将孔子神圣化的研究者却肢解了孔子。对这些人林语堂批评说:“以板板六十四的人解《论语》,遂使雍容自若,我行吾素,言行杰出之孔子,变为一位非常谨饬的平庸塾师,孔子之人情味,遂不可复见。”(《再论孔子近情》)

与孔子对比,林语堂觉得后世的道学家都非常可笑,也很不可爱。像程氏为皇帝讲课还非要执师生之礼不可,像现在的好多老师对学生那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都让林语堂不以为然。林语堂感叹说,现在的师生之间到哪里去找孔子师徒那种自由平等、无拘无束的问答,甚至在师生之间还可以随便开对方的玩笑呢?读林语堂论孔子的文章,我常感到有时他羡慕孔子那些门徒羡慕得要死,常常大喊大叫,长吁短叹,惋惜之声不绝于耳。林语堂曾这样说:“吾尝细读《论语》,精读《论语》而咀嚼之,觉得圣人无一句话不幽默。呜呼!世人岂知孔门师徒之中燕居闲谈雍容论道之乐乎?吾恨不曾为孔门弟子而与之谈天说地耳。”“噫,孔子何其幽默哉!吾将拜倒其席下矣!”(《思孔子》)此种心情,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除了林语堂恐怕再也难以找到了。

林语堂受孔子影响最大,很难一言以蔽之,在这里我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道德感。林语堂与孔子都强调“仁”,只是林语堂更直接将“仁”解释为“人”,即一个合乎人性的人。在行为方式上,林语堂坚守孔子信条,不仅在理论上倡导,而且在实践中奉行。为了建设新文化,林语堂不是如有的文化先驱者那样,往往简单地否定孝、礼、德、忠、信、义等,而是赋予它们以现代的意义。他批评现代人以自由为名行无赖之实,例如,无故骂人、借钱不还、放荡无忌和淫靡无度都是现代人的毛病,所以他坚决反对现代文人的“思想很保守,行为很放逸”,而主张“思想要放逸,行为要老实”。林语堂一直倡导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最瞧不起卑微琐屑的小男人。也因为这样,他在美国生活了数十年,才能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才能死也不加入美国籍,而是叶落归根,在晚年回到了中国台湾。从这个意义上说,林语堂可称得起“君子”和“大丈夫”。第二是人生态度。林语堂曾赞美孔子有“充实的欢乐”和“学而不厌”的精神,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热爱人生的表示。在这一点上二人不谋而合。读林语堂的文章就会感到这种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热心肠”,我称之为“诗化”的人生观。与此相关的是幽默、闲适、快乐、中庸、苦中作乐的积极进取精神。当然,这其中并不是一味地“穷乐呵”,而是在体验到人生悲剧性的同时获得一种不断追求,“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格物致知式的悲剧精神。第三是文体风格。孔子曾言:“辞达而已矣。”林语堂非常赞赏这一观点,提倡健、达、雅,追求质胜于文,这也是林语堂的文章常常率意而为、通畅易懂、清新明快、自然而然的重要原因。另外,林语堂文体的语录体、对话体,将读者当朋友的风格都明显受到孔子《论语》的影响。

林语堂曾设想过让孔子与西方现代哲人在一起对谈,依我的理解,这一理想中反映了林语堂欲与孔子对谈的潜意识心理动机。试想,当现代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异化性质,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现了可以医治现代文化痼疾的孔子及其学说,林语堂如何能不激动万分,跃跃欲试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容易理解林语堂何以能越过许多现代作家设置的障碍而独辟蹊径,发现孔子的现代意义,也可以理解林语堂为什么那么痴迷于要做孔子的弟子了。二 道家文化的崇信者“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新文学一直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是批判者最集中的两个箭垛,因为在这些先驱者看来,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老根和祖坟刨掉,用西方先进的思想来启蒙,中国才会有希望。比如对道家文化,陈独秀、鲁迅等人都认为它是消极避世的,是偏于迷信的,是不利于中国发展的。一般意义上讲这是对的,因为他们确实指出了道家文化的缺憾方面,但也存在着以偏概全和误解误读的情况,尤其未能赋予道家文化以现代的新解释。与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先驱对道家文化的猛烈批判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林语堂对它更多是褒扬的,有时是赞不绝口的,尤其对它的创始人老子和庄子更是如此。他甚至将道家看成自己的宗教信仰来崇信,他说:“倘若强迫我在移民区指出我的宗教信仰,我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对当地从未听过这种字眼的人,说出‘道家’二字。”(《中国的神仙哲学》)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很少见的。

现代科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农业文明传统转化为都市文化景观,于是作家、农民由乡村向都市迁移,而田园风光渐渐被工业化吞掉,继之而起的是都市的高楼大厦。这种情景令长期在美国生活的林语堂非常担忧,他认为人类一旦过于追求都市的发展而将乡村田园毁了,那将是一种可怕的异化。而中国的道家文化是提倡回归自然的,是关于天地自然的哲学。林语堂说:“实际上,道家自始至终是浪漫主义的。首先,它宣传返归自然,浪漫地逃避尘世,反对孔教文化中的做作与责任感。其次,它代表着人生、艺术和文学中的田园理想,代表着对原始质朴的崇尚。”(《道教》)

道家文化关于天地自然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广大幽深的思想,它是以天地之道为依据而得出的一种哲学精神。如果说儒家文化重视的是社会的政治秩序、伦理道德和思想品性,那么道家文化则致力于天地之道的研究,同时反观人类社会文化的缺陷。如大自然的水虽是柔弱的、趋下的,但它无孔不入,无坚不摧,所以也就最有力量,也最长久,几近于道。所以老子总结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第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第七十八章)也是在此基础上,道家文化反对竞争,更反对武力征服。于是,林语堂幽默地提出,假若希特勒是老子,他绝不会做出那样无知的举动。还有老子告诫天下人,“不可为天下先”,这显然与恺撒的要做第一人不同,因为出名是一件危险的事,更何况“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么谁又能说自己真正是天下老子第一呢?如果那样,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也必然对天地自然失了敬畏之心,自我欲望就会无限度地膨胀起来,也就难免导致失败。因此,老子让人们“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老子》,第四十五章)。老子还倡导“知足常乐”的简朴人生观,希望人们能将功名利禄看得淡一些。他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这对那些贪婪成性的人无疑是一记耳光。天地自然是我们的母体,人类不可不从中悟“道”,不可轻易脱离它,也不可背离它,更不可与自然作对,因为那样是愚蠢的,也是最终要失败的。

林语堂一生服膺道家的自然观,一方面接受老子和庄子的诸多思想,如“不敢为天下先”、“柔弱胜刚强”、“大智若愚”、“赤子之德”、“守其雌”、“知足”、“无为”和“反的原则”等,另一方面又将这些思想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并进而化为自己的血液,成为自己的生活准则和生活方式。如他曾写过一首概括道家思想的诗自勉:“愚者有智慧,缓者有雅致,钝者有机巧,隐者有益处。”在这里,林语堂捻出了“愚”、“缓”、“钝”和“隐”四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这与现代人追求聪明、快速、尖锐和显露正好相反。从这一角度我们就能够理解林语堂的内在世界及其文化选择。当谈到《红楼梦》的林黛玉时,林语堂赞赏她的率意而为、聪明透彻,但又认为她太聪明,结果不得不死,所以她还不如傻一点为好。因为林语堂相信老子的话:愚者得福,因为他们是世上最快乐的人。(参见《玩世、愚钝、潜隐:老子》)林语堂倡导的闲适,既是生活上的,又是文学上的,这与老子的“缓”亦是联系在一起的,“缓”不仅可以让人们有“心”和有“时间”来思想,使自己的精神丰盈饱满,它还是一种风度和美,代表着一种自信、平和、宁静和优雅。林语堂小说里有两个女性形象,一个是姚木兰而另一个是红牡丹,她们都是林语堂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然而她们二人最后都放弃了豪华富裕的都市生活,而选择了简朴自然的田园生活(当然是离都市不远的田园),这也很能说明道家的隐逸与知足等对林语堂的深刻影响。还有写世外桃源的小说《奇岛》和林语堂自己晚年对阳明山的选择也都说明这一点。可以说,天地自然是人类之母,不管文化发展到何种程度,人类都不能忽略从其中理解“道”,理解使人类更健康、更和平、更充实也是更美满的生活方式。如果失去自然,那人类就会失去根本,失去方向,失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林语堂认为道家文化对天地自然之感悟和理解,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是那种神秘的悲剧感。他说:“在奥妙的知识领域里,对于宇宙的神秘和美丽、生与死的意义、内在灵魂的震撼以及不知足的悲感,究竟能体会多少?或许没有人能说出他确切的感受;但在《道德经》里,却把这些感受都泄露出来了。”(《中国的神仙哲学》)只有当人类对宇宙的博大、丰富和神秘感到茫然,对他自身的生命和能力感到短暂和无奈时,人类才会有一种强烈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又使人类能够有自知之明,顺应天地宇宙的规律变化,而不是相反。现代技术文化之下的人们往往深陷于人本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因而道路越走越窄,思想也越来越困惑。他们往往以人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姿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从而在乐观主义的盲目里失去了理性与智慧,最后变成了自大狂、无所畏惧者、悲观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比如,对自然资源无止境的掠夺是这样;没有任何畏惧和悲悯之心而任意残杀动物、植物和人类是这样;过于相信科学的力量而去研制“克隆人”是这样;为了富上加富,最后进入世界富豪之列而无所不用其极,但却如高老头那样悭吝也是这样;在思想的枷锁下成为思想的痛苦的奴隶也是这样。真正体会了人生的本质悲剧性,才能使人生获得真正生活的“支点”,而不至于堕落下去。林语堂曾说过,既然人生的本质是悲剧性的,既然在死亡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更加悲观下去,而是应该在无意义的人生中创造出有意义的人生来,以博爱、自由、知足、快乐和审美的方式来消解人生的苦难。这就是道家文化的逍遥精神,那种不附着于任何人与事,也包括不附着于自己的生活哲学。所以,林语堂说孔子的哲学更多的是关于礼仪和理性的哲学,没有道家哲学的幻想飞升和灵性飞扬,从而失了不少美妙与神奇。林语堂很赞赏庄子那句话:“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无羁绊。”正因为精神和心灵的自由,所以庄子才能写出那样挥洒自如而又伟大的《逍遥游》和《庖丁解牛》。林语堂的生活方式和文章风格总令人想到庄子的逍遥精神和庖丁解牛的无拘无碍,那是一种出神入化的自由状态,那是一种行云流水、与自然天地同化的境界。当林语堂笔下的姚木兰不能和自己的所爱结为夫妻,她没有像中国现代许多作家笔下的女性那样与命运抗争,更没有使心灵受到摧残,而是以超然的态度应之,既能欣然地生活、快乐地体会属于自己的非常现实的幸福时光,又能在美妙的想象中回味曾经拥有的宝贵的爱情。林语堂自己也是如此,虽然他不能与自己的至爱陈锦端结为伉俪,但与廖翠凤先结婚后恋爱同样也能得到幸福,即便在夜深人静、在写作之时勾起对往昔爱情的回忆,那也是在痛楚中洋溢着无尽的甜蜜和幸福之感。在林语堂看来,人生就如同一条小溪,在他的生命行程中不可能没有阻碍物和一贯而下,问题是要将“障碍”看成是正常的,也不要将受阻之水激起的浪花看成是不平的哀鸣,而应该将之看成是潺潺流淌的欢乐之歌。如此人生,哪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化不开的死结呢?林语堂文体之性灵、通达、潇洒、闲适与自由也与此直接相关,只有思想通透了,文章才能进入没有羁绊的自由状态。

在对庄子的评价中,林语堂非常赞赏他的散文,他说:“道家文学及学者所以受人欢迎,主要原因便是庄子散文的魅力;就吸引人的标准和思想形态来说,庄子不愧是古典时期的散文泰斗。”(《中国的神仙哲学》)就老子的文章来说,隽语妙言随处可见,就如同撒落满地的粉碎宝石,而庄子则如同满天的花树,浪漫而惹眼,令人起一种超然于外的桃源仙气。就林语堂来说,他从老子那里更多地学习了深刻的思想、反语的方式、箴言的表达、直觉的感受和深含的微笑;他从庄子那里则学到了主观而深奥的哲理、浪漫的情思、汹涌澎湃的气势、动人的比拟、绚烂的语词、聪慧的悟性和狂放的笔调及心灵的张扬。如果再进一步说,林语堂从老子身上更多地领会了其思想内涵,而从庄子那里更多地吸收了其文学风骨。如《悼鲁迅》便是这样,文中的生命悲感是老子式的,但那狂放萧散的文学表达则是庄子式的。

如果说孔子之于林语堂主要是可爱的世俗生活人物,告诉林语堂一些生活常识,也告诉他一些为人的法则,那么,老、庄之于林语堂则主要是超凡脱俗的神仙人物,他们告诉林语堂脱离世俗人烟获得自由的可能性及其途径。换言之,孔子儒家哲学让林语堂扎根于社会人生,体会一种现实化的世界;而老庄哲学则让林语堂逍遥起来,具有诗化的梦想世界。这也是林语堂自己说的:他行为尊孔孟,思想崇老庄。为人须规矩,而为文可放逸。三 酷爱陶渊明

诗歌是中国的伟大传统,有人把中国称为诗国,这是很有道理的。在中国古代几乎每一个文化人都会写诗,在出游、宴饮、丧娶和谈话等场合,中国人往往是用诗歌来说话的。与此相关,喜爱诗歌之风在中国更是颇为兴盛,一首好诗往往能够不胫而走,甚至能使洛阳纸贵。难怪林语堂认为,在西方有宗教信仰,而在中国诗歌已代替了宗教的作用,因为诗歌以其灵感和神秘教会了中国人生活的观念。林语堂本人就是一个从诗歌中深受教益的“诗迷”,有不少中国古代诗人都给了他深刻的影响,但最令他感动、佩服、受益和喜爱的恐怕没有几人能超过陶渊明。

陶渊明是公元四五世纪的人物,离现在已有一千五六百年的历史间隔,然而,林语堂却能跨越悠久广大的时空,直接感受陶渊明的诗歌及其思想,这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在中国现代作家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要做到这一点更是不易!当许多现代人都将陶渊明说成是一个消极避世的懦夫时,林语堂却提出:“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不期然地浮上我的心头。”“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爱好人生者:陶渊明》)用如此多的“最”来进行评价,足见林语堂对陶渊明的钦佩和热爱。

陶渊明也曾做过官,虽然只是个彭泽令,但他也尝到了为官之屈膝和不自由,为保住自己的气节,不为五斗米折腰,于是他挂印归里,回到田园,与农民一样过逍遥自在、优哉游哉的闲适生活。因为他渴慕这种纯朴自然、宁静安详、闲云野鹤、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所以陶渊明竟写出了那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桃花源记》。这篇文章是一种人生理想,它感动了多少代中国作家,林语堂也不例外。在《个人的梦》里,林语堂就直接提出“到一世外桃源,暂做葛天遗民”的梦想;北京的四合院也是林语堂“桃源梦”的寄所;《京华烟云》和《红牡丹》主人公姚木兰和红牡丹的生活理想也是“桃花源”式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林语堂通过小说《奇岛》完成的“世外桃源”设计,那简直是陶渊明“世外桃源”的仿制和发展。“世外桃源”不仅仅是一个梦想,它也是作者文化选择的现实对照物,因为现代的人类变得越来越功利化、世俗化、焦虑化、速度化,而失了自然、纯朴、饱满、和谐和快乐的生活情调。换言之,“世外桃源”并不是消极避世的代名词,它是人类寻回本真不被异化的积极人生观。对此,林语堂坚决反对流行的观念,提出陶渊明不仅不是避世,而且是更为热爱人生的表示。他在《爱好人生者:陶渊明》中说:“他是今日真正爱好人生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虽有反抗尘世的欲望,但并不沦于彻底逃避人世,而反使他和七情生活协调起来。”所以,陶渊明是逃避政治,但不逃避社会,尤其不逃避人生,他是一个从生活和人生中体会和享受快乐的人。

对比别的诗人,林语堂最赞赏陶渊明冲淡和谐的境界和人格精神。要知道,身处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政治之下,加之伦理道德无边的束缚,对人生和世界的苦索,精神和心灵的苦闷与痛苦有时是难以避免的。屈原在痛苦绝望中投身江水以自杀,阮籍和嵇康以嬉笑怒骂而解嘲,就连快乐的苏东坡也往往悲从中来,为表妹之死而痛心疾首;然而,陶渊明却能从人生的所有烦恼和苦闷中解脱出来,以与万事人人谐和为一的心情宁静守一,无忧无虑,心地坦白,谦逊简朴,快快乐乐,于是成为一个真正毫无芥蒂、智慧而快乐的老人。用林语堂的话说陶渊明就是:“我们看出一种造成那和谐生活的情感和天才;这种和谐的生活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卓越。”(《爱好人生者:陶渊明》)对于天地自然,陶渊明完全将自己融入其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是这样,“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是这样,“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去来兮辞》)是这样,“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也是这样。在乡村的生活也令陶渊明自得其乐,完全没有受苦之感,也没有克服困难,以求摆脱的心情,他是自觉归去来到田园的,他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归去来兮辞》)因为陶渊明“性本爱丘山”,他摆脱束缚,回归自然,就如同鸟归故林,鱼入池渊是一样的,那样怎么还会有苦恼呢?就是在喧闹的市井,陶渊明也不感到烦忧,而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这就是身在闹地而心却清静自然。一句话,陶渊明能够将一切化为自己的自得和快乐,既不受制于自然、社会,更不受制于自己,就如同天地自然的和煦阳光,它能使万物滋荣生长,也能使坚冰化释为水,还能照明黑暗,驱除人心的烦忧。我们甚至可以想象,陶渊明总是面带笑容、快乐而幸福的天真样子,那是醇厚成熟之美,是一种瓜熟蒂落之美。林语堂深得陶渊明的这一精神境界和旨趣,虽然他远远不能与陶渊明相提并论,但其中却有着意味深长的理解和认同。我们首先可在林语堂的天真烂漫的笑意中,体会到陶渊明式的快乐自得,那是一种对生活、对人生甘之如饴,充满无限渴望的感受。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花一虫,社会生活的一人一事,都会在作家心中焕发出生命的热爱与美好的趣味。在林语堂笔下的自然景物、人与事及其都市往往不是外在化的,而是内化的,有着血脉关联的,具有灵魂的融会。如《秋天的况味》、《乐享余年》、《动人的北平》、《苏东坡传·序》等,那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抒情,还是一种与自然万物合而为一,和谐共处的人生感受。而且,这些作品笔调闲淡、醇熟、从容而快乐,极得陶渊明美好人生观的情致,读之常常有春风化雨之感,给人以满面春风之意。在《文章五味》中,林语堂极力推崇清醇文字,因为其味隽永,读来有甘美之妙;相反,却非常反对那些过于酸苦,缺乏醇美之文。从中也可看出林语堂深得陶渊明的趣味。另外,在不事权贵,讲究个性自由这些方面,林语堂也与陶渊明有共通之处。林语堂还谈到陶渊明成熟的幽默,如经常抚无弦之琴,又如酒喝多了,他就让客人自便,而他自己则离席睡觉去了。这种不酸腐、无辣味的幽默是真正理解了生命悲剧和快乐人生后的必然结果。

有一次,陶渊明告诉他的儿子要善待仆人,他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林语堂非常赞赏这句话,认为这是合情之举,是“一句极平易而极伟大的话”,并说:“这便是陶渊明的温情。大概他已经到了仁者存心相忘于道的境地,所以能这样伟大。”(《温情主义》)陶渊明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着林语堂对仆人的态度,也影响着他的近情思想。比如,林语堂一向对家里的仆人帮工很友好,让汽车司机之女叫他外公,对厨师、洗衣工都有说有笑,和蔼可亲,对电工也引以为知己,常常对他的聪明才干大加赞赏。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林语堂夫妻外出,他们提前告诉仆人不回家过夜了,但因为有事突然回来,令他们吃惊的是,厨师和洗衣娘姨在他们的床上睡觉。这使妻子廖翠凤大为恼火,坚决要赶他们俩离开林家,但林语堂还是网开一面,辞了洗衣娘姨,将厨师留了下来。后来,林语堂还将厨师住在农村的老婆接过来,让她洗衣服。林语堂女儿林太乙说:“父亲的人生哲学是近人情的。他说:‘人在世上只能求做个合情理、和气、平易近人的人,而不能希望做个美德的典型。’”(《翠凤拉住了轻气球》)林语堂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谈论近情:有一个人的女儿从外地写来一信,她请求父亲让她继续升学。父亲马上否定了女儿的想法,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支付女儿的学费,结果在信中父亲力陈何以不能让女儿继续上学,有理有据,不容置疑。林语堂认为此时女孩的父亲是个合理的人。但当要将信封口之时,父亲又将写好的信拿出来,在信末加上了这样的话:好了,女儿还是准备继续升学吧,至于学费一事我自己来想法子就是了。林语堂说此时的父亲是个近情的人。正因为父亲近情,他才显得可爱,有人情味,尽管不合道理。

总之,陶渊明主要是一个和谐者,而不是一个叛逆者。他的一生都是与世界人生融化为一体的快乐主义者,人们很少看到他内心的冲突。在这一点上,林语堂虽然深得陶渊明的思想精神,但却没有达到陶渊明那样纯粹的境界,他与鲁迅、与赛珍珠以及与许多人的矛盾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对功、名、利、欲的强调和重视是这样;他对女儿之死,对晚年生命的叹息亦可做如是观。如果说,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得道诗人,那么,林语堂还未能修炼成功。也是在此意义上说,林语堂将陶渊明推崇为和谐生活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认为没有任何人比他更卓越。这也是林语堂酷爱陶渊明的前提与基础。四 灵魂贴近苏东坡

苏东坡死于公元1101年,离现在相去900多年。在这近千年的时光流转中,苏东坡以中国文化、文学和艺术的集大成者滋润和哺育着一代代中国人,其流光溢彩也波及了世界其他各地;而另一方面,对苏东坡的研究探讨也一直没有间断过。只是这些研究或偏于寻章摘句,或重视意义阐释,或多为学理义理分析,与一个真实而鲜活的苏东坡相去甚远。其中林语堂等少数几个人对苏东坡的研究可能是个例外。

林语堂曾在《读书的艺术》中说过这样的话:“世上常有古今异代相距千百年的学者,因思想和感觉的相同,竟会在书页上会面时完全融洽和谐,如面对着自己的肖像一般。”林语堂称这种现象为“灵魂的转世”。以此为前提,林语堂推演说:“苏东坡乃是庄周或陶渊明转世,袁中郎乃是苏东坡转世。”林语堂的这一概括非常精妙,它将人们尤其是文人心灵世界的共感、共知、共鸣这些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之处非常准确地传达了出来。只是不知道林语堂想没想到他自己与苏东坡的关系,那是否也是一种“灵魂的转世”?

在林语堂的一生中,苏东坡是个关键人物,因为我们常常可以从林语堂的文章中看到“苏东坡”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到关于苏东坡文字的引述。甚而至于,除了心有余暇写出《闲话说东坡》之妙文外,林语堂还有兴趣考证苏东坡与其堂妹小二娘间的爱情关系,尤其细究苏东坡对堂妹的无限倾慕和难以告人的幽恨;也有兴趣考证苏东坡并没有什么才女式的妹妹苏小妹存在。因为在林语堂心目中,苏东坡已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可以倾心交谈的知己了。到1936年,林语堂举家远涉重洋去美国时不惜淘汰许多珍本好书,但关于苏东坡的100多种研究资料他却全部带在身边,这占去了他行装的很多地方。对于这一点,林语堂表示说,一方面是因为准备到国外翻译或写作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孤独的海外客居中时时可有苏东坡做伴。林语堂曾这样深情地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苏东坡传·序》)

1945年,林语堂开始着手写作《苏东坡传》,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之一。在这两年多的写作生活中,林语堂可与苏东坡朝夕相处,共话心语,一起探讨关于政治、社会、人生、意义和理想等问题。一些难解之谜林语堂都在此时向苏东坡“请教”,而在林语堂的理解中苏东坡的光芒更为四射开去。只要看看他为这本书写的序言,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在被林语堂列为比《生活的艺术》和《京华烟云》更得意、更珍贵的这本《苏东坡传》里,我们可以体味到两颗灵魂在广大无垠的时空中进行的亲密无间之对话,这是一次灵魂的贴近,也是一次意味深长的灵魂之转世。

这可不是一篇一般化的序言,更不是那种哼哼唧唧、味同嚼蜡的八股介绍文字,而是一首诗,是从心灵最深处流淌出来的甘洌清泉,它会使那些含混焦渴者满足,紧张者放松,低迷者振奋,忧愁者欢乐……一句话,它会给读者插上翅膀,在天地间自由地飞翔。林语堂按自己的理解概括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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