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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荣祖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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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聚心史

槐聚心史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汪荣祖著.—北京:中华书局,2020.1(汪荣祖作品)

ISBN 978-7-101-14307-2

Ⅰ.槐… Ⅱ.汪… Ⅲ.钱锺书(1910~1998)-学术思想-研究 Ⅳ.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76179号书  名 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著  者 汪荣祖丛书名 汪荣祖作品责任编辑 高 天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http://www.zhbc.com.cnE-mail:zhbc@zhbc.com.cn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版  次 2020年1月北京第1版202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印张13 插页8 字数310千字印  数 1-8000册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4307-2定  价 58.00元书成自题灰飞骨尽赤心存,梦里依稀识旧痕。浩浩钱潮风捣海,悠悠逝水我招魂。红尘聊供先生笑,妙语何须俗子论。遥想京城肠断处,南楼孑影独黄昏。中华新版序

钱锺书先生自少年起,才情已经毕露,二战后《围城》与《谈艺录》两书问世,声名鹊起,惟因时局骤变,沉潜约三十载;至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后学术交流,钱先生随团赴美,于寻常谈话间,即出语不凡,无意间展露字正腔圆的外文、淹博的中西学问,令举座惊艳,遂名驰遐迩;一生积学用之一朝,挥洒自如,势所必然。自海外载誉归来后,国内知吾华有此奇才,始大轰动。又适逢《管锥编》巨著问世,虽文意深奥,不妨畅销;新著之外,久已绝版之旧文、旧书也一一重印问世,大受青睐;小说《围城》重印后尤其热销,拍成电视剧更是家喻户晓,天下无人不识君矣!

语云“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钱先生亦难免,盖因名重而遭忌嫌,乃俗世所常见。钱学得自天赋、得自家学、得自时代。后人三者难兼,鲜能望其项背。凡欲下视钱学以鸣高者,虽刻意挑剔、牵扯,往往见树不见林,或见林不见树,甚至误读曲解,自以为是而不免贻笑。或因钱学难缠,遂议论其性格。槐聚与世无争,有如市隐,何来争议?然而凡具风骨的学人,多少有“知识人的傲气”(intellectual arrogance),何况钱氏博学多识,论文阅世每能推见至隐,一针见血,词气不免直言无忌;固然有人赏识,拍案惊奇,甚至五体投地;然亦有人难以忍受,嘲讽其不饶人之性格,视其批评为骂人,甚至有人东施效颦,以骂人作为批评。最颠倒黑白者,莫如扭曲其淡泊名利为热衷名利。其晚年盛名非其预期,更非追逐可得,只因时空巨变,其学始大显,博得大名。但是盛名之累,使其不得安宁,自叹“浮名害我”。钱先生晚年逃名唯恐不及,北美诸名校曾屡以最高讲座邀请,西欧汉学会议以贵宾相招,均一一婉拒,与当时竞欲出国访问,甚至不惜请托乞求之情景,相比之下,犹如天壤之别。利则由名而来,无非是版税稿费,有人有鉴于钱书畅销而爱“书中钱”,于是侵权滥印,实为文明社会所不容。然忌钱者,不谴责奸商之恶,反讥受害者为利兴讼,宁有是理?最后钱家所得之巨额稿酬由杨绛先生全数捐作清华奖学金,嘉惠学子,足表心迹。

钱先生独学孤行,置毁誉于度外,自谓已至谀不喜而毁不怒的境界。但盛名之下,无端之传闻不断,仍使其感到困扰,于言谈间曾感叹“老糊涂信口开河,小钻风见缝插针,一人言虚,万人言实”,殊觉无中生有、积非成是的无奈,尝告诫吾辈习史者曰:“见此等消息,必存戒心,无采入传记也。”钱先生晚境如此,自比湖上朝天之龟,动弹不得,深憾“人海无风亦起波”,痛恨为“众蝇所啄也”。

钱先生晚年衰病,深知“老景增年是减年”,极不愿将性命作人情,更加珍惜与妻女相处的日子。他们仨真是人间的奇遇,相聚在一起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经过时代的艰辛,再也不愿意生离,但终不免死别。最伤感的莫过于钱瑗先两老而逝,钱先生不久亦弃世,留下杨绛先生一人,书斋独守十八年,在孤寂的心情中完成钱先生遗著的整理工作。我有幸认识他们仨,蒙钱先生不弃,能亲其人,互通音讯,故于其身后,亟思撰写一书作为对一位前辈学者与忘年交的追思与纪念,以志文字因缘。

此书所谓“心史”,不是一般的心理传记,更无意迎合心理学理论,而是利用言之成理、行之有素的若干心理学概念与学说,冀有助于深入了解传主的思想与行为,获致“如烛照幽”之效。心理学也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而是在20世纪新创的独立学门,成为宗教、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之外的另外一大领域,其原创者弗洛伊德亦得以与耶稣、马克思、爱因斯坦三位犹裔巨子并称。钱先生自少年时即习知弗洛伊德之重要,并借其说为阐释之资,我亦追随而已。

我虽蒙钱先生首肯写他,但自知学力有所不逮,难以尽窥槐聚堂奥的宫室之美,唯恐有负钱先生的期望。《槐聚心史》于2014年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初版,曾经三刷,并慨允尽快在大陆出简体版,适北京中华书局正欲重印拙著多种,并愿意将此书纳入,重新校阅,多有修订,谨此表示衷心感谢。汪荣祖2017年7月19日弁言

钱锺书字默存,号槐聚,于前清宣统二年庚戌十月二十日(西元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1998年12月19日卒于北京,享寿八十八岁。钱氏出身江南书香之家,从小受到中国传统经典的熏陶,少年时又有机会入教会学校,打下良好的外文基础。年未及冠,考进第一流的清华大学外文系就读,在校期间,从众名师游,更有博览群书的机会,使他在校期间不仅所写诗文峥嵘,而且已能发表具有批判(1)与识别眼光的考据文字。毕业之后,考取庚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就读于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完成学业后又留法进修一年。如此充实的学历,益之以深厚的禀赋以及后天的勤奋,使他成为罕见的奇才,在国际上被称为“很可能是20世纪中国最博学之人”(arguably the most learned man of letter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其实,就兼通中西学问而言,他很可能是20世纪最博学之人。在他的时代,单就国学来说,尚有不少非常博学之人,但绝无能像钱锺书那样兼通西学之深;单就西学来说,西方博学之士固然屈指难数,但难能兼通中学。钱锺书作为兼通中西学问的大家,谓之空前绝后并不为过。空前,因中国前乏西学,更少通解西学之人;绝后,来者固然必有聪敏绝顶之人,然时代剧变,家学已成绝响,教会学校不再,钱氏所具备的后天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在现代的社会背景与教育制度之下,可以预知像钱锺书这般学人,已随风而逝,不太可能再

(2)现了。

研究钱锺书这位杰出的学人,自有其重要意义;事实上,书写者早已成群,若再平铺直叙其生平,整齐排比其所说,复述其文而释之,或以讹传讹,或想当然耳,皆无必要,也难餍读者的期盼。如何深窥其内心世界,发见其人格特质;登其学术堂奥,欣赏其博学多能,固然不易,却值得尝试。适多年前,承邀参加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华人的人观与我观:跨学科及跨文化研究”优势重点拔尖计划。我原拟研究中国近代思想中文化多元论者的人观与我观,每年预计完成论文一篇,于过去三年间,曾先后研究章太炎、陈寅恪、钱锺书三人,并完成每人约二三万字的论文。但一旦进入钱锺书的世界,欲罢不能,愈写愈长,很快将一篇论文的篇幅扩大到成为一本专书,也了平生一大心愿。

我写这本书在我读书生涯中,既感挑战,又觉新鲜。所谓挑战,就是如何跨越学科。我于求学期间虽亦曾涉猎有关心理学的知识,尤其是心解史学,但因囿于史学范畴,浅尝即止,未窥堂奥。然因参与杨国枢、黄光国等心理学家们的研究计划,获得自修与学习的机会,涉猎了更多有关“自我”“认同”“心解”“人格心理学”诸方面的书籍与论文,眼界为之大开,获致更多启发。不过我自知西方学理未必是真理,更不能套用,必须谨而慎之,诚如钱锺书所说,学理之效,如烛照幽,求其增添见识而已。

我平生读史每恨仅能从不完备的文献中揣摩情势,遥想古人古事。今钱锺书已成古人,回首前尘,庆幸曾与钱先生音容相接,故不仅能读其书、知其人,亦曾亲闻其咳唾,聆听其言、得观其行。十余年之间,虽天涯相隔,仅有四次趋府侍谈的机会,然书信往还不辍,仍保存钱先生许多长函短简,笔墨亲切,温语奖饰,屡言吾侪交谊,心殊感之。钱先生在《谈艺录》新版引言中提到我,说是“远贻新刻,济吾所乏”。我于通讯时,偶尔寄书与文给他,但他从不开想看的书单,我只有想当然耳。有一次,他来信说:“上周加拿大学人来赠Irving Howe,World of Our Fathers,述犹太人移殖美国事,颇饶趣味。先生博览,想早寓目。其导言中引Peter Gay,Freud,Jews,and Other Germans,不意今晨忽奉远赐此书,故人深情厚意,大似(3)telepathy,E. S. P.,所谓心心相印者,非耶?”真是巧极,后来我又寄他彼得·盖伊(Peter Gay, 1923—2015)著作多种,他尤喜读我最欣赏的盖著《史学风格》(Style in History)一书,并加援引。

我最早读到的中书君诗是,“白行简《三梦记》云:有两相通梦者,因广其意:My dream thou brok'st not,but continued'st it.Donne. The Dream.梦乡分境隔山川,蝴蝶庄周各一天。安得五丁疏凿手,为(4)余通梦两钩连”,为之倾倒,印象深刻。我与钱先生有通信往来后,曾于1980年5月17日驰函求教:“五丁之典似出《水经注》,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粪金,蜀王信以为真,令五丁拉回石牛,为秦军开了道。然则五丁应指力士,未审然否?”钱先生于5月29日复书说:“五丁之典,诚如来谕,鄙意欲言物易钩通,而心难贯穿耳”,并以八行书写赠此诗,改“梦乡”为“睡乡”,改“蝴蝶庄周”为“蝶适槐安”,改“安得”为“那得”,《槐聚诗存》出版时又将“蝶适槐安”为“枕坼槐安”,将“疏凿手”改(5)为“开路手”,改“通梦两钩连”为“凿梦两通连”,一再推敲,臻于完美。

犹忆在中学时偶读神州国光版的《围城》与开明版的《谈艺录》,即心仪其人,但未曾梦想到有朝一日能够拜见其人,成忘年交。华盛顿与北京于1979年建交后,互派学者,钱锺书到访美国,轰动学界;他的新篇旧文,遂又成为畅销书。我先冒昧驰书致意,始结文字之缘。当时我亟思到中国大陆访问,寻于1981年得到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会的资助,于同一年的夏天搭泛美航机,自华府经东京、上海,于夜间抵达北京,宿于宣武门的向阳宾馆,为我童年离开大陆后,首次归来,重睹神州河山、旧京宫阙,甚是兴奋。翌日为7月6日,一早即雇车前往三里河钱寓,登楼叩门,钱先生虽知我来,不意就此登门拜访,略感惊讶,随即笑迎,因按当时的规定,见面之前须经接待单位联系,经安排后才能会见。我不知有此规定,成了不速之客,幸未带来任何麻烦。初次见面时,钱先生已年越古稀,然望之如中年人,夫人杨绛女士亦在座。我坐在宽敞的客厅里,但见陈设简朴,墙壁上挂有一幅吴大澂写的篆体对联。至午时留用午膳,当时宾馆用餐极为不便,过时不候,我只好厚颜留下与两老一起用餐。钱、杨两先生并以新鲜的广州荔枝飨客,甜美难忘。

谈次我呈阅《史家陈寅恪传》1976年香港波文书局初版本,请其评阅,因谈及陈氏及其学。钱先生说:陈先生学问之博实,无可置疑,然思想上是否通卓,方法上与记诵上是否有缺失,文笔是否洁雅,自有公论,不容曲笔。陈先生通外国语至多,而与外国文史哲巨著,似未能通解,如在《柳如是别传》中说,牧斋以柳为“柏拉图理想”,即因未尽解柏氏之书故。《别传》颇有可商榷处,戏称传主乃“柳岂如是”,而非柳如是也。我问钱先生在清华读书时曾否与陈氏有过从,答称在校时未上其课,同事时亦未请益;在清华接触较多的师长为吴宓先生。又问是否认识萧公权先生,谓在清华读书时已知其名,然未曾谋面。钱先生言及两年前有海外访客来,一意欲套问大陆知识分子受难情状。他笑而不语,非有所顾忌,其心情可以“衣带渐宽终不悔”尽之。后来读到杨绛在《从丙午到“流亡”》一书中写道“我问(默(6)存)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为“衣带渐宽终不悔”做了更明确的脚注。

同年9月,我自台北携妻儿经香港乘海轮抵沪,10月溯江到武汉晤唐长孺教授后,乘火车入京,于10月19日即往三里河钱府拜望。钱、杨二老见到两孩甚是高兴,钱先生以美式英语与孩子逗乐。当时《管锥编》已闻名海内外,乃其平生压卷之作,钱先生提到意大利某学者虽不懂中文,然见此书广引意文著作,特在报刊介绍。并承钱先生相告,《管锥编》尚有未竟之篇。钱先生询及近来作何研究,我答称此行主要研究章太炎,因谓章氏原配系丫头,可见诸章行严之《柳文指要》。又谓此书因毛主席之捧而红,实则文理尚有不通之处。进而言及许多人为其崇拜者所毁,自孔子至鲁迅皆然。聆此思及钱先生不喜人捧、怕出名,非故作谦怀,实有深意在焉。又谈到陈寅恪,谓1949年后忽蒙其惠书称赞《谈艺录》,乃陈夫人笔迹,心甚感之,此函毁于“文革”。予问陈氏父子皆能诗而陈寅恪以诗证史,介于文史之间,未悉尊意云何?答称陈先生诗做得好,学钱牧斋,亦受李义山之影响。渠老太爷陈三立大有诗名,然除特有的高亢之气外,可取之(7)处无多。陈先生混文于史,实有违文学意趣处,其读《会真记》以自传考论之,尤违文学基本理论所谓fictionality。复旦中文系蒋秉南教授曾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稿本给钱先生校正,此书已刊行,虽不完备,但颇有参考价值。钱先生惋惜陈先生晚年双目失明,竟穷如此精力为柳如是立传,刻意求全,觉得不值。之后我转往上海,仍驰书问候。翌年2月返美前辞别,来书云“得书知返美期逼,未能把别,益增惆怅”,并自谓:“七十老叟诵少陵诗‘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之语,此别益觉凄警矣!”令我感愧不已。至今回想,当时吾尚在壮年,而今亦七十老叟矣!

越五年,我趁参加1986年在杭州举行的纪念章太炎学术会议的机会,于会后先赴西安访黄永年教授,雁塔夜话,极为尽兴;7月6日乘火车到北京,又得面见钱先生。此次按规定求见,承北师大王宁教授等人接待并约定至钱府会见。予宿于钢院之外招二楼,午后四时在室中打电话至钱府,钱先生接话即热情地说“某某兄啊!我很高兴又将见到你”,并约定8日十时相见,共进午餐,予唯有称谢而已。是日北师大派车来接,九时三刻抵达钱府,我独自登楼,钱先生启门,杨绛与钱瑗亦在座。此次钱先生谈兴甚浓,晤谈良久。我携新购得之《〈管锥编〉研究论文集》一册相示,钱先生见之微笑,即至客厅书桌奋笔疾书数行于书端。钱先生说,时人常问渠夫妇治学方法,而所谓方法即科学方法,仍不脱欲求秘笈或秘方的心理。我谓此来各校学生亦多以此相询,窃以为文史之学与科学本质有异,彼法未必可用。钱先生甚以为然,谓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Logic不同,盲目效法则如“garbage in,garbage out”所谓artificial intelligence虽多智能,但无emotion(情感)耳。偶及钱先生经历,当年确有谣传钱氏将出任毛泽东英文秘书,如同南书房行走,以至于储、冯诸君设宴款待,皆风派人物也。钱先生说,若欲做官,早就做矣,社科院副院长职百辞不获,三年后尚须续任,然“绝不管事,任我撒野,每年最多开一次会而已”。

我因曾研究《观察》言论而问及储安平,钱先生谓“鄙夫妇与储熟识,此人极热衷政治,‘文革’时某日出门未归,死非其辜,实堪怜悯”。我说据闻储氏“tall and handsome”,钱先生笑称“tall and handsome”乃宏观之印象,若微观之,则“thickish lips,loose mouth and a very weak chin,which would be of some interest to physiognomists”。盖熟知者始能知其短(No one is a hero to his valet de chambre),但拉丁语曰“只说死者之善”(de mortuis nil nisi bonum),即吾华所谓死者为大也。足见钱先生之风趣幽默,且观察入微,而又通情达理。

我又问张东荪,钱先生说此公头脑极清楚,然政治兴趣亦浓,于朝鲜战争前曾参与机密,后因泄露中国将参战之秘给一资本家而遭斥逐,大鸣大放后与储安平同为右派,他们两人还想拔大萝卜、小萝卜呢!又谈到陈寅恪,钱先生说,陈氏如一“eternal refugee”(永远的避难者),对共产党固然疑惧,对国民党则“despise,feel disgusted”;渠自身亦有矛盾,如治学崇汉学,却尊宋学。韩昌黎倡古文而定道统,集封建文化于一身,在大陆人人得而唾溺之,陈先生写《论韩愈》似有纠偏微意,惜推韩过甚,反授人以柄,即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所谓“Too much magnifying of man or matter doth irritate contradiction(of praise)”(过度赞美人或事必然招致反弹)。我曾复述陈氏所谓韩愈与唐代小说的传播有密切关系,他认为“此论有谬”,指出六经与小说皆散而不骈,唐人传奇在古文运动前已有,使陈先生之言而信,则韩氏并元稹《会真记》、陈鸿《长恨歌传》皆古文运动之产物矣。后来得见《容安馆札记》始知钱先生早有此见:“俗学每谓唐人传奇大盛,韩、柳古文与有力焉,余素非之。逋翁国朝数语已可见传奇行文自有相承旧体,不待韩、柳(8)矣。”钱先生也不同意韩愈文以载道之说,谓“昌黎以文、道分别为二事,斥庄之道而称庄之文”,又说“宋人以昌黎入道统,尊之而(9)实诬之也。近人论韩,更如梦呓矣”。钱先生说,陈先生晚年无人可谈,故颂柳如是之才学,若有所弥补,斯乃其痛苦症结之所在。蒋天枢亦知之甚稔,因其忠于乃师,不愿道也。蒋编《事辑》曾经钱先生修订,陈氏诗集中许多错、缺字亦由钱先生补订。有关陈寅恪论战文,钱先生皆曾寓目。钱先生尊陈先生其人、爱其诗,而于其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则有如冰炭。

我问钱先生既早已发表《林纾的翻译》一文,何以未写严复的翻译?答称曾有计划写而未果,今老矣!谨授君写如何?因谓曾见曾纪泽日记说,严早年国文文理不通,然《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删除此条。纪泽并责郭嵩焘过誉严复,使其骄纵,唯严复后来学八股文有成。钱先生说,又陵英文并不甚佳,意译盖有藏拙之嫌,可以一笔带过,不加深究。至于译者加入己意,乃世界各地之通例,不足为异,绝非严复所创。章太炎曾于私函中评严林文,谓严文似制举之文,渠评点老庄文,家藏毕见云。

我曾寄赠Jonathan Spence(史景迁)撰Emperor of 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Hsi(《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钱先生说,研究明清以来史事如不看当时人诗文集,不免失之千里,如康熙语李光地洋人作怪云云,史景迁即不知,盖不读文集故也。又说中国学者不通洋文,亦不能治近代史。我问到钱先生诗集,并出示《国风》所载中书君诗,答称正在修改旧稿,以后会出版。

问钱先生战后是否果有台湾之行,答称1948年春曾随故宫代表团到台北两个月,后来杭立武欲接钱氏一家入台,以包车运送行李,(10)台湾大学也有聘书来。决定不走只是不愿离开文化之根,不愿再流亡而已。钱先生有句曰:“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11)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最后一句,尤见心境。钱先生说,“文革”之前,1959—1960年已曾下乡,钱瑗曾至京郊穷苦农村及山西农村八个月,谓之“思苦饭”。钱先生认为今日之开放是真的,并用“open society”一词,然都市经济改革问题甚多,投资未如预期,有投机倒把诸事。钱先生因问贵校是否有高干子弟就读?我说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日多,但看不出是否高干子弟。

问钱先生生平,答曰钮先铭与邹文海所记多有不实之处,吴组缃(12)所谈尤虚妄。钱先生忆及初进清华时,有一天罗家伦校长忽传话要见,初甚紧张,不知出了何事?文凭伪造乎?原来是罗校长告知因国、英文俱佳而破格录取事,始感释然。钱先生说《诗可以怨》一文已由香港《译丛》(Renditions)杂志英译,法译亦在进行中,并将出法文论文集,且示我法文校样,谅系译者请其过目也。英文本钱传作者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及其妻余宝琳(Pauling Yu)亦欲译钱文,唯渠夫妇乃“bad correspondent”(疏于通问),因托我带去《七缀集》与杨绛撰《记钱锺书与〈围城〉》各一册给他们。偶及香港宋淇,谓乃宋春如之子,宋家在上海与香港皆拥有大洋房,上海豪宅1949年后由傅雷住。又谈到美国Stanford大学刘若愚教授因喉癌于数月前逝世,钱先生说刘氏去年曾过访,很活跃的样子。杨绛颇关心张爱玲近况,我说相传她有病,深居简出,夏氏兄弟颇捧她,杨先生说夏志清乃张之“admirer”(仰慕者),钱先生笑说,凡女士志清都admire。我出示黎东方评Sterling Seagrave著The Soong Dynasty(《宋家王朝》)谓黎文似有宋美龄笔意,不知是否授意借名或代笔?钱、杨都已看过中译本,钱先生说季康看得津津有味。

我呈阅《史传通说》未竟稿,钱先生略翻阅后说“比《康章合论》有趣,一定要细看”,并提醒先引经典古籍而后附以近世学人之说,庶几穷源探本,而非数典忘祖,因谓新版《谈艺录》序文中提到汪荣祖,许多人问此何许人耶?钱先生说是我喜欢的一个年轻学者,闻之汗颜,得此鼓励,乃决意完成《史传通说》一稿,且蒙钱先生惠(13)序、题签书名,谓“聊志吾两人文字因缘”云,令我感奋不已。

移晷,钱先生说康有为受廖平所著书启发,尚有流传未广、鲜为人引证之李审言丈《药裹慵谈》卷六所记,沈曾植曾亲告审言,谓曾以廖书与南海持回视之,南海以此心醉《公羊》,非由龚定盦上溯刘申受也。最后又说:“这顶乌纱帽一再摔都摔不掉,现在都换年轻人了,我这个七五老头子在那里干什么?三年一任到期,仍要我再干一任,坚辞不允,我只好更加放肆,什么事也不做。”此次钱先生谈锋甚健,为时最久,临别时赠我美国哲学家内格尔(Thomas Nagel, 1937— )新著The View from Nowhere,谓值得一读。杨先生亦赠其新著多种。临别钱先生说,古人云“一会见面一会老”,愚夫妇暮景桑榆更深,一会见面一会少(多少之少,非老少之少)之叹,惜别倍感依依,令我动容。钱瑗雇车赴北师大,顺道送我至钢院下车,一路畅谈,得知她曾学俄语,现积极从事英语教学工作,谈话神情,令人振奋。

又过了两年,在1988年的5月20日周五自美东飞西雅图,22日飞香港,24日转往广州,应邀出席在中山大学召开的陈寅恪学术研讨会,会后游桂林,6月2日清晨飞抵北京,宿于玉渊潭之望海楼,步行可至钱府,遂于6月2日下午3时往访。钱先生垂询广州陈会经过后,谓陈先生不喜共产党,瞧不起国民党,既有遗少味,又不喜清政府,乃其矛盾痛苦之所在,并重申前说。我问冯依北究系何人?答称据知冯原姓刘,诗中如彻骨云云,宋诗多见。我曾寄先师萧公权诗词,故问意见,钱先生答称萧先生自是名家,今能此者已不多,惟不免举轻若重耳。叶公超亦喜作旧诗,差萧先生远矣!因谓许多名人之透明度日见昭然,如毛、如鲁迅皆然。历史确须不断重写,即因透明度之日见昭然也。我曾寄胡颂平记《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其中说未曾见过钱锺书,钱先生曾回函说博士健忘。语次又提到此事,钱先生说不仅见过,而且见过三次。第一次在上海合众图书馆。第二次在陈衡哲家吃饭,陈以蟹壳黄小烧饼待客,胡嫌寒酸,故印象深刻。第三次谈时事,大意具见胡日后发表之“Stalin's Grand Strategy in China”反共文字之中。钱先生曾提到胡适品格高,因当时世人皆以为胡不二色,尚不知胡身后出现不少艳闻也。钱先生谓近年收到不少台湾出版之书,少见精彩之作。钱宾四虽系史家,然其回忆录极不可靠,穆记事时间亦多误,若谓在常熟见到子泉、锺书父子,大谬不然,钱先生说生平不曾到过常熟,感叹如此历史与“fiction”(小说)何异?今日回首往事,侍谈极欢,甚感与钱先生相识恨太迟,相见恨不数。当年笔录实记,今日重睹,音容宛在,弥足珍贵,故简述于此,如存佚闻。

1989年6月4日北京发生动乱,公诸国际媒体,震动一时,我曾去信问安,7月13日杨绛先生回函说:“北京动乱,谣言满天飞,官话当然不如谣言动听,但我等身居此间,深知官话非全饰说。我等皆安好,请勿念。”钱先生附笔说:“奉书弥感关注,愚夫妇托庇平善,此生尚有晤面期也。17世纪英国诗人Earl of Roscommon有言:It was best to sit near the chimney when the chamber smokes.言殊中肯,吾兄寻味之,一笑。”后来收入《槐聚诗存》的《阅世》七律,即记此感。

钱先生于1989年之冬剧发喉炎,牵动哮喘宿疾,来信说:“幸医(14)药及时,未致狼狈,然奄硠二月余,亦甚委顿。”1990年后,右拇(15)指痉挛,“举毛笔如扛鼎,用铅笔写亦不能成字,甚矣吾衰!”此后钱先生病躯日衰,常住医署,未便造访,但从通讯中,可知他病得很辛苦。他于1994年2月23日来函有云:“去春住医院三月,卧手术台上六小时,割去左肾(乃Big C),内人陪住医院,辛劳万状,渠身本患血压、心脏,以此加剧。出院后又逢寓所修缮,椓椓丁丁,昼夜喧扰,如是者又四月余。现在愚夫妇皆惶惶以就医服药为常课,谢绝(16)一切外务。”此1993年3月5日动的大手术风险很大,幸而顺利完成。到1994年7月钱先生因肺炎住院,却又发现膀胱中有癌细胞,经由激光切除很成功,但导致仅存的一肾,功能衰竭,利用人工肾应急,一个多月后始解除危机,改用“透析”(haemodialysis)法,使肾功能有所恢复,在扶持下可走几步路。到10月底又因感冒而引发高烧,常在39.4度,人因而变得极为虚弱,怕吃药呛着,改用鼻饲。因用药无效,只好用降温垫以物理降温;体温上升,就开降温垫,“现在已(17)一百多天,但烧仍不退”。到1995年4月情况未变,主要是高烧使精神不济,钱瑗来信说,“如果能连续两三天不睡降温垫,则精神就好一些,也有兴趣听我们讲讲各种事情。最近几天又在发烧,精神就(18)差一些”。又过了一个月,体温稍降,“情况还算稳定”,不过“仍(19)十分虚弱”。到了这一年的8月,钱瑗告知:“我父亲的情况尚称稳(20)定,只是每天仍需用冰毯物理降温。”又一个月后,钱锺书病情反复,使家人“体会到什么是多灾多难”,钱瑗在信中说:“前不久,情况有所好转,有一个多星期没睡‘冰毯’,听力也恢复了,说话也比以前‘活泼’点,对时事、家事也有兴趣点了。但也开始有点‘不乖’,如拒绝理发,两次把鼻饲管拔出来(也许是在睡梦中拔的,拔了一半,感到很不舒服,就干脆全拔了出来,放在枕边)。再把管子插进去时,有一次插得不合适,食物呛进了肺,引发高烧,不得不一(21)天睡三次冰毯,今天总算好些了,不过人又很虚弱了。”但没有多久钱瑗也病倒了,于1996年1月18日入住西山脚下的北京胸科医院,我与内人曾寄卡(get⁃well card)祝她早日康复,并送她《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英文版录像带让她在病中观赏解闷,她很高兴,对她的病仍表乐观,在信中说:“我住院快两个月了,自我(22)感觉不错,下星期又要去检查(做CT等),看治疗是否有效果。”(23)哪知检查的结果是肺癌晚期,自此再也没有接到她的来信。他们母女、父女情深,钱瑗得了重病瞒着母亲杨绛,杨绛知道后更不敢告诉卧床累年的钱先生,最后还是瞒不住,也免不了刻骨铭心的悲痛。钱瑗于1997年3月4日病殁,钱锺书于翌年12月19日逝世,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人年过期颐。

钱先生谢世后,杨先生曾于1999年元月初惠函,我于元月23日回信说:“元月五日手示,昨始递到。晚于上月二十日即得恶耗,又看到李慎之先生在《新民晚报》上的文章,以及新华社的报导。默丈走得如此洒脱,真似化鹤归去,其境界远远超越尘世。我想若追随众贤之后写悼念文章,不如写一本书作为永久的纪念。晚重读了钱先生给我的七十几封信,并一字一句誊写了一遍,内容实在丰富,无论古文或白话,皆是绝妙文章,晚将影印一份以备尊览。”我在信中还提道:“上月在南加州与何炳棣先生聚谈了几次(记得默丈在信中提到何先生与你有姻亲),何先生看到我写的《史传通说》,笑称‘俨然钱体,难怪他会视你如忘年交’。我听后惭愧之余,又感荣幸。”

我寄给钱先生求教的撰述中,他的确最喜欢《史传通说》一书,于1988年12月16日来函曰:“奉书及惠赐新著,喜甚。弟序之题之,兄犹以为未足,并以拙稿传真,荣宠至矣!何以克当?新著快读一过,学识明通,词笔雅适,新旧学者,辈侪中无足偶比。齿及不才,再三再四,独不虑偏爱之讥乎?是则美中不足耳!”我更感激的是,钱先生于赞赏之余,也指出书中的不足之处:“大著已卒业,通识博闻,益我神智,开我心胸,必为名世之作。体例极具条贯统纪,吾国《史通》而后,无此综赅之著,而文笔亦明畅可诵。百尺竿头,求更进一步者,则援征近世学人著作较夥,求之古籍者较少。即就第一篇引拙著,‘非记言乃代言’一节论之,弟原引Livy,Hegel既早在当世学人持此说之前,而Hegel之言,实即本于Thucydides自道(详见《谈艺录》补订本页363—365)。兄先引Thucydides自言,而附近世学人之说于后,庶几穷源探本,而非数典忘祖矣。John Selden尝云:‘To quote a modern Dutchman where I may use a classic author is as if I were to justify my reputation,and I neglect all persons of note and quality that know me,and bring the testimonial of the scullion in the kitchen.’(John Selden,Table Talk,ed. S. W. Singes,revised W. S. W. Anson,p. 101)弟老而顽固,甚赏此语,读吾国及欧美近日学人著述,每有‘To cite as an authority a modern academic where he may use a classic author’之叹,故于兄有厚望焉,不惜遭高明之嗤(24)鄙也。”偶见有人批评钱先生“厚古薄今”,不重视近人著作,其实是误会,他要强调的是“穷源探本”,重视原创。古典成为经典自有其高度的原创性,后人引用阐发,不能掠美。借用钱先生的话说,原创者是“说自己的话”,引用者是“说人家的话”,不能“用自己(25)的嘴,说了人家的话,硬说嘴是自己的,所以话算不得人家的”。作学术研究势必要认清谁说的是自家的话,哪张嘴说的是别人的话。

记得与钱先生面见时,曾提及想写钱杨文学姻缘与槐聚学记;先生初谦让,直谓不鼓励任何人研究他,后来连声说好,戏称“你要写,我放心”,令我感奋。然我却迟迟未敢下笔,岁月蹉跎,以至于今,偶有疑难,恨不能起先生于地下问之也。幸杨绛先生行年虽已越百岁高龄,体犹清健,十余年来仍容我有多次趋府请益的机会。

我于2003年10月赴天津参加“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6日转往北京。翌日与吴学昭女士通电话后,九时半坐出租车赴北京西城三里河钱寓访杨绛先生。进门见客厅如旧,墙上改挂陈石遗的对联与条幅各一。杨先生说我的《史学九章》槐聚五论,长达百余页,很能阐释锺书的想法,惜锺书不能见之。她气色出乎我意料地好,健步又健谈,只是有点耳背。她说钱锺书留下不少尾巴由她来收拾,有许多烦心的事。正说话时,电话铃响,乃无锡钱锺书纪念馆事,都是为了招引游客作为景点。她说政府要做,她无法反对,但要什么文物,一概不给。她只在故居住不到十天,原来的家具早已没了,那些家具都是别处弄来的,还要标明哪张床是杨绛睡过的。她又说锺书在医院时,有人不断打电话来骚扰,甚至说钱锺书死了吗?显然恨之入骨。她送我《围城》中英文对照本,并签名代奉,又示我已出手稿影印本三巨册,密密麻麻,十分壮观,谓共有四十五册之多。关于《宋诗纪事补正》,有杨绛序,原稿钱先生做过批注,由栾贵明誊钞,钱先生又批改过一次,之后由栾续做,但栾说他与钱之订补难以分辨,不肯注明,以至于有人指出有些错误以钱先生的程度不应该有,等于让钱先生背了黑锅。杨先生特别提到,锺书晚年很欣赏陈寅恪的诗,曾说早知陈先生如此会作诗,在清华读书时,一定会选陈先生的课,成为恩师,但也不必讳言,他们在释诗上有不同的看法。夏志清写文章谈《我们仨》说钱瑗嫁给工人,在共产党统治下一事无成,皆非事实。钱瑗先后二次结婚,夫婿都是书香门第;而她的英语教学事业在北师大有目共睹。杨先生说,夏捧钱锺书却又捧张爱玲,张在沦陷区上海曾参与东亚共荣活动。夏志清称杨绛为“大姐”,因他曾court小妹杨必。接着杨先生说,有一位海外作家写钱锺书传颇令她失望,她提供的资料未善加利用,却多有侵权,最不可取的是引用明显不实之事,虽略做辨正,却又何必?午时吴学昭女士来,我们步行至三和居午餐。杨先生很少外出吃饭,“文革”后这是第二次,上一次是与亲家吃饭,吴女士说善仪与我的面子大。三和者,天和、地和、人和也,名菜有清蒸桂鱼、香酥鸡、红烧乌参。钱先生生前有(26)意将所藏《柳如是别传》相赠,但吴女士在席间说,此本已不存在。

杨先生于钱先生身后,整理编辑遗稿,不遗余力,大批读书笔记之出版,嘉惠学子,阙功至伟。杨先生十余年来勤于练字,文学之外,书法亦已自成家。钱先生生前所谓“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谁曰不然?

本书分内外两篇,内篇写钱先生的生活世界,外篇写其学术世界。万物所寄身之地球为既已存在的世界,有其自然规律与景观;万物中唯有人类能解释此外在之世界,凡人对此外在世界的认识,莫不由人所建构,而由人所建构的世界则可分为微世界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由人在其文化群体中观察其周遭的形形色色以及体会个人的处境,凭其最基本的思考,以所创之语文,将之呈现出来。“微世界”有异于生活世界,是一抽象的形而上学之思考境界。“微世界”亦即是人所建构出来的富有系统的知识,包括宗教、哲学、文学、史学、科学等方面,需要精密的文字与专业的知识和思考才能建构。所以生活世界与微世界是两种不同的世界,人人都有生活世界,唯有专家或学者才(27)拥有微世界。钱锺书对其所处“生活世界”的认识如何?他对此认识的反应与诠释是什么?他又如何建构其学术微世界?从“行动者的自我”可观察“个人”的生活世界,而“能知者的自我”则有助于了解其人的学术“微世界”。

钱先生是不世出的学人,除了要了解其生平、人格特质与处世心态之外,不能不深探其学,其学横跨文史哲三大领域,先生之学既广且深,我虽欲登堂奥、探细微,终感力不从心,唯能尽所知略陈其人其事,及其学术宫室之美,以与同好共享云尔。书后列出钱译西文名词,皆钱先生细心考究所得,足可备览。此稿既成,已是钱先生辞世的第十六个年头,临风遥想,惆怅无已,欲献此书,墓门何处?先生若有灵,亦能识我心乎?(1)可见之于他当年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书评与考据文章。(2)即如钱锺书的同辈好友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也自认,虽亦出书香门第,所受乃西式教育,家学已失,钱乃彼辈之“特例”,详阅李慎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锺书先生》,李明生、王培元编:《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页4。(3)见《钱锺书复汪荣祖书》(1982年8月7日)。(4)见《国风》,第8卷第8期(1936年),页373,署名中书君。(5)参见钱锺书:《睡梦》,《槐聚诗存》(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页14。(6)杨绛:《从丙午到“流亡”》(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页127。(7)陈石遗亦说:“陈散原诗,予所不喜。凡诗必须使人读得、懂得,方能传得。散原之作,数十年后恐鲜过问者。早作尚有沉忧孤愤一段意思,而千篇一律,亦自可厌。”见钱锺书:《石语》(北京:三联书店,2002),页479—480。(8)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3册,页2003。(9)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3册,页1769、1770。近见钱先生读冯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有云“后世只推尊昌黎之文,不及其道,所谓摧陷廓清者,亦指文言”,见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第10册,页89。(10)后来台湾学者林耀椿对此行有专文叙述:《钱锺书在台湾演讲》,收入沉冰主编:《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页226—234。(11)钱锺书:《赴鄂道中》,《槐聚诗存》,页119。(12)李洪岩:《吴组缃畅谈钱锺书》,牟晓朋、范旭仑编:《记钱锺书先生》(大连:大连出版社,1995),页122—125。此文原刊于1992年元月份的北京出版《人物》杂志,文中所谈如钱问吴“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开四十几本英文淫书单、钱纠赵万里之误使赵折服由钱代上课等,显然都是无稽之谈,令钱先生气恼。然而无稽之谈已入史传,见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的生平与学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页79、78。(13)语见《钱锺书复汪荣祖书》(1986年9月5日)。(14)语见《钱锺书复汪荣祖书》(1990年3月23日)。(15)语见《钱锺书复汪荣祖书》(1991年1月3日)。(16)吴学昭记此次手术经过甚详,阅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北京:三联书店,2008),页363—364。吴说住院两个月,二年后钱瑗在信中说住院半年多,应以钱先生说的三个月较正确,因离住院的时间较近。(17)《钱瑗复汪荣祖陆善仪书》(1995年3月1日)。(18)《钱瑗复汪荣祖陆善仪书》(1995年4月10日)。(19)《钱瑗复汪荣祖陆善仪书》(1995年5月11日)。(20)《钱瑗复汪荣祖陆善仪书》(1995年8月3日)。(21)《钱瑗复汪荣祖陆善仪书》(1995年9月4日)。(22)《钱瑗复汪荣祖陆善仪书》(1996年3月12日)。(23)详阅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页376—377。(24)钱先生此函写于1986年8月23日,所阅乃我初稿,一语道破,令我受益匪浅,卒因于西洋古典名著学力尚浅,难符钱先生的期盼为憾耳。(25)语见钱锺书:《近代散文钞》书评,《新月》,第4卷第7期(1933年6月1日),页2;《钱锺书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页105。(26)据汪荣祖2003年10月17日周五日记。(27)参阅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台北:心理出版社,2001,2003),页8—10。导论

心理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为研究个人提供了概念、方法,以及学理,使“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成为犀利的治学工具。钱锺书早已注意及之,称之为“心解”之学,于其大学时代已熟知心理学(1)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及其门徒的学说。弗洛伊德经多年思考后于1923年出版《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这本小书,首揭人的心灵结构由“本我”(Id,es)、“自我”(Ego,Ich)与“超我”(Superego,Über Ich)所组成。“本我”是最原始的本性,完全是潜意识的,无法控制的力量;“自我”是自觉而理性的,如果“本我”像是一匹野马,“自我”可譬喻为“驭马师”,导向正途;而“超我”则是良心的呼唤,对“自我”作道德约束。所以“自我”除必须面对现实世界的“骚扰”之外,下有“本我”的挑激,上有“超我”的制约。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既有反叛(2)“超我”的危险,也有臣服于“本我”之虞。

人一出生,呱呱坠地,蒙昧无知,在生理上只有依靠父母的养育,完全依附父母,父母叫他“阿大”,他也自称阿大,在心理层次仅有“本我”,只具备强烈的原始欲望,需要立即满足,如感到饥饿或其他不适,马上会哭闹不休,只有潜意识的自我需求。满足基本的需求之后,就会有“信任感”,用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 1902—1994)的话说,也就能解决了出生下来的“危机”;否则会对不确定、不可知的环境产生疑虑与不安全感,并会影响到后续的生命。当小孩逐渐成长之后,才会从潜意识中出现有意识的“自我”,而后才有了“自我”。婴儿的慢慢成长,将片段的潜意识凝聚为有意识,有如在茫茫(3)大海上逐渐浮现的岛屿。自我意识浮现的过程,由教化推动,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孩儿最先进入的“社会”,就是家庭。心理学家发现,大部分的婴儿要到十八至二十四个月时,才“认得自己”(4)(self⁃recognition),也就是说,大约到两岁时孩童已能分辨人我之别,亦即取得了“自我”的感觉,学龄儿童则能以家庭或教室来界定他们的自我。埃里克森也认为两岁正是“自主感”(sense of autonomy)成长的时期,孩童能有表现其“才能”的机会,如果遭遇到无法表现或表现失败的挫折,则会对幼小的心灵产生“羞愧”与(5)“迷惘”,会种下过度依赖或苛求他人的“祸根”。

弗洛伊德的学说经过埃里克森的拓展,将“自我”视为“人格理论”的核心,即所谓“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他认为“自我”是一个正常人的根本,直接与创造动力、艺术表现、逻辑思维、情绪宣泄相关,以及为人生与经历与行为提供意义与和谐,并演成(6)“自我”在整个人生中如何成长之说,为“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建立了理论架构。

历史学家们长久以来一直怀疑“心解”是否真能解古人之心,盖既已往生之人,如何能起死回生,将其置于病榻之上作心理分析?著名史家彼得·盖伊力排众议,认为凡文史学者莫不从事解释工作,所以都属于业余的心解者,自当深思心理分析运用之道,不宜轻易排斥,并进而畅述有关“心解”的诸多议题,传记与历史的关联、方法上的(7)陷阱,以及不必局限于“心解”的观点,皆可解治史者借助“心解”之惑。心解作为史学方法纵然具有高度的争议性,无可怀疑的是,在过去百年来由弗洛伊德创发的心解学,追寻潜在意识对历史人物的影响力,为整个世纪的知识氛围定了一个不可回避的方向,改变了自我及其社会的看法,许多新的词汇与概念,诸如“本我”“自我”“超我”“压抑”,以及“心解”等等,成为日常用语,影响到各种不同的学术(8)领域,史学自无可能置身事外。

研究一个人物,原应掌握此人的个体或本我、自我、超我,以及身份与人格。人一出生就有个体,但个体在成熟之前,只是一个受到大人保护的生物体。以研究儿童史著称的法国学者阿里艾司(Philippe Ariès, 1914—1984)就曾指出,在中古之前连孩提的概念都没有,因小孩是大人的附属体而已,至十六七世纪仍视小孩为大人(9)之所钟爱与欢愉的宝贝。18世纪的西方,仍以小孩为应受保护的脆弱个体。在中华父权社会里,儿辈更具依赖性。小孩先在家庭中“社会化”(socialization),包括牙牙学语,获得名字,初步辨识年纪与性别。然而入学与同学交往,慢慢从孩提到成年,在“青春少年”(adolescents)阶段,个体多少受到入学前以及童年时代“社会化”的影响,诸如父母对孩子的教导、老师对学生的训诲、身体的成熟,再由于环境与文化因素的熏陶,个体所处之境遇有其意义;由于不同的境遇,意义亦不尽相同,以及认知的发展、品德的培育,在心理的(10)层次上逐渐形成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

心理分析往往聚焦于个人,而忽略了环境中的文化因素,观察人(11)格的发展必须兼顾内在心理因素与外在文化因素的互动。个体的人格则是由文化与社会环境所塑造,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吸取文化,接受训练与教育。大多数人共享同一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使文化持续(12)发展,而社会化使其成员无意或有意行其必行。文化既有其一致性,自然能够形塑人格,人格乃是文化的“内化”(culture internalized in the individual),文化是人格的“主观小宇宙”(subjective microcosm)。(13)

人类学家强调,“自我”乃社会与文化经验的产物,“自我”应可在特定社会中建构出来。在社会秩序中有身份者,谓之“人身”(person),或“社会行动者”(agent⁃in⁃society),或有身份之人,因不是人人都有身份,唯具有身份之人始能影响人生。合乎社会准则与规范的行为,出之于具有判断与选择能力的人;人可能做出错误的(14)判断与选择,甚至触犯道德或法律,但势必会受到社会的制裁。人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呈现不同的身份;不过,若谓扮演社会角色愈多,愈具行动能力,人格愈伟大,则是荒诞的。社会中不同类型的人,代表社会结构与价值的各种模式,只是同一类型中人,活(15)动能力不一而已。将人视为社会的行动者,更能凸显社会秩序与文化形态。

然而“社会化”也不能过度强调,认为个人完全由社会与文化所形塑,以至于忽略了个体内心的挣扎与冲突,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以及“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一方面,心理学家观察内心潜在的冲突要比社会学家所见外在的顺从,更见精致入微;如果说社会学家认为人是“社会动物”(social animal),心理学家则认(16)为人是没有完全社会化的动物。所以史家彼得·盖伊主张在“社会人”(the social share in the individual mind)与“顽固而独特的自(17)我”(the stubborn and unique self)之间取得平衡。人类学家华勒斯(Anthony F.C.Wallace, 1923—2015)进而指出文化与人格是两套系统(an intersystem relation and there as itself a system)。每一个人由于天生或后天的偶然因素,即使在最合群的社会里也有所不同;不过,这些不同只像是同一座房子内的不同设计,仍属于同一蓝图。换言之,人格既有社会文化的普遍成分,也有其独特性。心理学家荣格(Carl G.Jung, 1875—1961)也认为,个性是特殊的,常常是例外的,并无一成不变的理论或规则可循。不过,个人也是人,所以也可(18)以从人类通性中去理解。华勒斯更从“才性”(genius)、“世界观”(world view)、“思潮”(ethos)、“议题”(themes)、“价值”(values)、“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基本人格结构”(basic personality structure)以及“范式人格结构”(modal personality (19)structure)诸方面作为分析个人的模式。

在此必须回顾一下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思想走势,由于进化论的流行、客观知识的当红,以及科学的昌明,导致思想界趋向“普世主义”(universalism)。例如才兼文理的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怀德(Lancelot Law Whyte, 1896—1972)于二战后著书立说,认为人类思想文化将合而为一,下一代的人将成为他所谓的“单一人”(unitary man)。怀德虽非全盘西化论者,但他无疑以先进的欧洲文明为主体,以摆脱传统的心物二元论,容纳百川,无论种姓、阶级、文化,皆统而一之,成为完善的普世一元之思想与文化,“单一人”于焉出矣(20)。然而,于今视之,怀德于20世纪中叶虽预见到环球化之大趋势,但文化多元之发展应出乎其意料之外。物质文明或日常生活虽渐趋于同,但精神文明不仅歧异且有冲突,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所谓之“文明冲突”实即精神文明之冲突。所谓“单一人”仍然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

个人既然无可避免受到不同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由西方文化中提炼出来的心理分析学理,也就未必能正确解释沉浸于非西方文化之个人。所谓华人本土心理学,就是要从中华文化中去建构自我;由于社(21)会与文化之异,华人固然不宜“太过依赖西方的概念与理论”,但也不能以中西文化之异,将华人与洋人作简单的两极区分,若谓西方(22)是“自恋”的文化,中国文化是“自制”的文化云云,又未免过于两分地约化。人性无论华人或洋人仍有其相通之处,如何从通性中见特性,从特性中见通性,或如文化心理学者所说的,“一种心智,多(23)种心态”(one mind,many mentalities),才不至于以偏概全或顾全略偏。

既然多种心态才能说明特定文化中个人的心态,华人本土心理学者黄光国据哈里丝(Grace Gredys Harris, 1926—2011)女士对“个人”(person)、“自我”(self)、个体(individual)的区分以及佛教“欲界”(Kamadhatu)、“色界”(Rupadhatu)、“无色界”(Arupadhatu)三个修炼境界的启示,为华人我观、人观之研究开出(24)一新模式,称之为“自我的曼陀罗模型”。“个体”即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佛教的“欲界”,与其他生命共有的本能欲望与冲动,属生物学的层次。“个体”经社会化而成为“个人”,由该社会的特定文化界定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意义与价值,亦即佛家所谓的色界,属社会学的层次。“自我”乃一个人的主体,在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行动,并能反思其行动,属心理学的层次。自我因而是行动者,且能觉察与反省其行动;自我也是能知者,记忆并储存与整合其所获致的知识。

作为行动者的自我,了然与他人的区别,获致“自我认同”;同时自觉与外在客体之间的关系,身为社会群体的一分子,而产生“社会认同”。个人认同社会,与人沟通,有时需要调适,而调适或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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