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舆情调控的渐进与优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侯东阳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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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舆情调控的渐进与优化试读：

侯东阳的新作《中国舆情调控的渐进与优化》，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在论文阶段就有幸拜读，因它的厚重和严正，成书之后翻阅再三，随发感慨如下：

一、天下最难控制的东西是什么？它不在身外，就在身内，它就是人心，也就是人的意识，人的思想、意志和情感

控制人的思绪，对个体而言，就是规范个人的意识活动，其中包括个体的思想自由。对群体而言，那就是调控舆论和思想意识，规范所有社会成员的所言所思，这就是史书上说的“治心”。佛教把降伏其心比喻为降龙伏虎，形容治心的艰难程度。对一个群体或一个国家来说，最难治理的是其成员或国人的心、臣民的心。个人的成败，国家的兴亡，往往就看治心效果如何。秦朝和隋朝，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承前启后、显赫一时，但两个朝代都很短暂，究其原因，两朝舆论调控失当显得至关紧要。致使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舆论失控尤为重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古今如此。

与其他政党相比，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之后，在治理民心和调控舆情方面，有其天然的优势。因为它以科学世界观作为指导思想，它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常言道，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绝没有一己的私利可求。它和人民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是鱼与水的关系。而且它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历来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和方针，及时了解民情，全面反映民意，科学集中民智。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证明，在许多历史时段，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可以凭借优势，做到政通人和，做到政府决策与民心民意相和谐的，像在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里，人心治理和舆情调控呈现出史前未有的崭新局面。但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们也许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十年“文革”，十年触目惊心，那惊天动地的政治运动，那席卷全国的舆论狂潮。这既是政治决策的失误，也是舆论调控的败笔。物质上的损失是巨大的，人心的挫伤是惨烈的。特别是经济和人心，已临近崩溃的边缘。当然，最可怕的是滋生蔓延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失去信仰和信任的舆情，是最难振奋和驾驭的。

政治决策是一种领导艺术，舆论调控是一种治国艺术，二者相辅相成。政治决策和舆论调控都要民主化和科学化。

民主有两层含义。一是政体意义上的民主，它与专政相对应。政治民主解决谁来当家做主的问题，谁专谁的政的问题。二是组织原则意义上的民主，即当家做主的人们在内部怎样行使自己的权利，在中国就是人们常讲的民主集中制。既然是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实行舆论调控，调控的起点、过程和结果都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有益于国计民生，切实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强奸民意，欺瞒公众，强加于民，钳制言论，都是违法的。舆论调控者绝不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新中国成立以来舆情调控的败笔，多出于调控者的瞒“天”之过，也就是把百姓边缘化，侵犯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序关于民主集中制，在学术界是颇有争议的。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党内实行民主制，并没说民主集中制。其实，集中是民主制的应有之义。民主制的核心思想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的意见一旦通过，少数人必须服从和执行，带有强制性。少数人虽然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继续表达和争鸣，但行动上必须与多数人保持一致。那时候的集中来源于民主，最后又归于民主，马克思不在民主制前面加上“集中”二字，是有充足理由的，着意反对的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专权制。列宁生活在武装斗争和地下活动的条件下，在党内无法实行公开制、选举制和监督制，因此特别强调集中制。后来吸收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卢森堡的意见，改为民主集中制。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也接受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那时候的民主集中制，集中多于民主而归于集中。到了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这种集中制的弊端日渐显露，出现了个人专断和全党全民的狂热崇拜。改革开放初期，党的领导人多次提出要实现政治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实行多于集中而归于民主的组织制度。

舆情调控属于政府行为，行为走向是上情下达，也就是群众路线里的下半截：到群众中去。我们不是追求舆情调控的优化吗？优化的具体标准是多层面的，但有两项指标不可缺失。一是趋同的效率。通过有效传播等技术手段，在舆论场中快速形成主流，意见趋近一致，造成有益于调控者一方的舆论强势。在传播手段高度现代化的现今时代，做到这一项还不算十分艰难。近十余年间，美国在中东等地发动了多场战事，经过美国政府和主流传媒的努力，支持政府用兵出战的舆论相当强劲。这在我们看来，效率虽高但说不上是优化。文化大革命中社会舆论高度一律，竟然维持十年之久，当然也算不上优化。这里就需要用另一个标准加以衡量，那就是善恶是非的标准。舆论的善恶，首先要看它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进而看它多大程度上维护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

这样的优化指标怎样来实现呢？那就看舆论调控者在实行“集中”即调控之前，在贴近群众、了解民意、汇集民智上下了多大工夫。不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吗？同样，没有对民情民意的深入体察，就没有对舆论指手画脚的权力。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舆论调控者养成了眼光一味向上的习惯，对国情社情民情的熟知远不如对上级精神的揣摩。民心只可顺，不可逆。不把顺着上级和顺着民意统一起来，舆论调控优化就无从谈起。

需要捎带说明的是，在某一具体的舆论场里，如南方科大的几十名学生参加不参加高考的争论，是不能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处理的。舆论不是决策，多数人的意见只有心理上的压力，对少数人没有强制作用。我们说实行民主集中制，其实施范围限定在操控舆情的宏观层面上。

二、我国的舆情调控是渐渐走向优化的，至今不尽如人意之处尚多

这不仅仅是因为调控者的民主意识有待强化，还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舆情特征直接相关。

刘少奇早就说过，理论准备不足是我党的一大缺点或弱点。这一弱点由两个社会原因造成：一是中国革命总是一场激战接一场激战，一个高潮连一个高潮，很少有喘息和修整的机会，很少有静下来学习学习、总结总结的环境。这样就有碍于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有碍于对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有碍于对发展态势的科学预见。二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平均文化程度较低，多数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这有碍于学习理论的热情和自觉性。同时，文化程度偏低的大多数党员，对文化远远高于自己的领导人物非常容易产生一种盲目的崇拜心理。由于缺乏分析判断能力，遇到意见纷争很容易跟风，且深受封建主义官本位意识的影响，认为谁官大谁掌握的真理就多。个人迷信很有市场，个人崇拜很容易成为社会风气、舆论狂潮。民主革命时期，为什么接连发生了几次大的左倾错误，党内越左越革命的偏激思想长期占据压倒性优势？新中国成立后，三年“大跃进”，没有不吹牛的省，没有不吹牛的县，没有不吹牛的乡，吹牛舆论席卷全国，甚至连大科学家都陷入漩涡。文化大革命一搞就搞了十年，有几人站出来断然反对？即便来势最猛的所谓“二月逆流”，对“文革”虽说气愤填膺，深恶痛绝，但也难说击中了要害，触动了根本。只有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才结束这场冠以革命圣名的灾祸。

毫无疑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我们获得真理的代价是不是过于大了些？在实践中折腾的时间是不是过于长了些？为什么非要头碰南墙、碰得头破血流了才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样的调控舆论，既有悖民主原则，也有悖科学化精神，是不可能走向和保持优化状态的。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余年的建设，党员的文化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各种学习条件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先进程度。党对革命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较前更为系统、更为冷静的梳理，我们的“治心工程”与舆论调控正在走上民主化与科学化的轨道，舆论场中呈现出多元化与包容性的格局。不同的舆论主体空前活跃，不同舆论间的矛盾与撞击频频发生。现代化的传播工具特别是网络，极大地扩展了社会公众的参与机会和监督空间。中国的网民已经超过三亿，形成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舆论队伍。中等收入的阶层及西方所说的“中产阶级”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对舆论质量的提升，舆情调控的优化，铺垫了新的基石。但是中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和总体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那种一哄而起、刮风跟风的畸变性舆论仍然时有所现。北京、上海相继建起著名的国际贸易区，简称CBD，全国其他省份甚至中小城市纷纷盲目效仿，以此作为政绩的主要体现。某省经过几届领导，投入了数百亿元资金建起的CBD新区，由于功能不全，不宜百姓居住，被公众戏称为“死区”。而省属十几个地市也不顾实际效果争先恐后建起了新开发区，其中一小城市建起了十分气派的城东新区，六车道或八车道的马路纵横交错，两旁是移植来的绿树，路灯模拟北京长安街的宫灯。从早到晚，宽阔豁亮的通衢大道上，基本见不到汽车奔跑，自行车与行人更少。报纸广播连连报道称赞，百姓们摇头痛斥：“就知道糟蹋庄稼地！”期间，我们的舆情调控是怎样追求优化的？是怎样代表民意的？我们的传媒是如何睁着眼睛说瞎话，为所谓的政绩工程使足了劲儿大吹大擂的？有几个公务员，有几名记者，是敢于说实话、报实情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的党与国家，我们民众的心理防线，受到了不亚于左倾浪潮的强劲冲击，这就是来自市场经济自发性的无孔不入的侵蚀和颠覆。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正确的，没有市场经济的自发动力，就没有三十余年社会财富的迅猛涌现，就没有世界第二经济实体的地位。但它对社会的运作方式和价值观念，对民众的生活方式与道德意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催化力量。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舆情调控能不能承担起这样的历史责任：与相关机构携手，筑起一道阻截商品交换侵入非准入领域的长城，也就是明确规定，有一些东西绝对不能成为商品进入市场，不能卖也不能买，例如官职、“党票”、文凭、学位、职称、伤人性命和毒害灵魂的物质与精神产品，等等。如有违反，严加惩处，绝不姑息。这应当成为舆情调控的道德底线。有了底线防守，我们才能唱响主旋律。例如，现在提出要着力提高教育质量，教育质量为何有所降低？提高教育质量从何抓起？不从根本上治理文凭、学位、学术职称上的商品化，教师不用心教，学生不努力学，提高质量岂不是一句随便说说的好听话？现在老百姓每天吃饭都提心吊胆，奶有毒，肉有毒，蔬菜有毒，水果有毒，粮食有毒，食用油有毒，百姓们已是怨声载道。传媒加以揭露，应当理直气壮。不揭不批，不足以平民愤，因为这是每天都要吃进肚子里的东西，事关生存安全和性命。它太基本，太根本，太紧要了，违法者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与舆论的鞭笞。通过有力的舆情调控，我们可以加速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制化。

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也非法进入了舆论监督领域，侵蚀着我们的传媒业。企业主不是屡发“封口费”吗？这是一种浅层的交易，深层的和变相的交易，那就难以数计了。企业主作为主体，它也在调控舆情，控制舆论。企业主的手段无非是出钱，而一些传媒出卖的是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许多传媒的舆论监督锋芒是相当锐利的，其中不少是因为舆论监督才脱颖而出，站稳了市场。近些年，不知不觉中，它们的锋芒不见了，他们的监督范围缩小了，碰软不碰硬了。不能说媒介缺乏专业主义精神，但身处市场经济，其批评自由和监督勇气在利益的等价交换中不可能不受到消磨，这是舆论调控实现优化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三、东阳的鸿篇大论，论的是“舆情调控”，而不只是“舆论调控”

舆论调控属于舆情调控的一部分。书中说：“广义的舆情就是舆论及其社会情境。”调控舆情自然要比调控舆论更加宽泛。药家鑫案件中，药家鑫究竟该杀还是不该杀，曾经是一争议相当激烈的舆论话题。怎么有效调控这一舆论？光靠舆论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法律手段，对该案作出公正审判，舆论才能得到平息。前面讲的，控诉食物掺毒的舆论，不能只靠谴责奸商来调控，而是需要惩处罪犯和加速市场法制化来平息。舆论的情境，包括了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层面，调控起来需动用经济、政治、法律等手段。当然，其中的新闻手段，还是唱主角儿的。舆论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是与日常生活、政治生活、哲学世界观都很贴近的一方热土，调控起来就是难度很高的综合工程和系统工程。把舆论比喻为社会的皮肤，是说它处于社会的表层、浅层。其实，舆论并不浅。即便是人的皮肤，它也与五脏六腑、骨骼筋肉休戚相关，内在相连。在中医中，治疗皮肤病，还需调理人的脏腑和气血。

善无止境。舆情调控的优化程度永无止境。更甭说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不足。东阳对舆情调控的研究只是到了一个阶段，要做的研究还很多，更加丰硕的成果定会结满枝头。

感慨发多了，赶快止笔。项德生2011年6月   第一章 舆情调控及其研究第一节 舆情调控的重要性一、舆情调控在世界普遍存在

任何一个政府都非常重视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和控制，以维持其政治和文化上的领导权，其间只是各自的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各种社会团体、商业组织甚至个人也使用各种公关、经济和语言等手段试图影响舆论，只不过政府对舆论的调控更具社会性意义。

美国是号称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实际上美国政府对舆论的控制无处不在。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用各种案例说明美国政府和商业组织如何通过新闻媒体、公共关系产业、学术思想界来“制造”共识，而且在全球范围推广其价值信条，并借助军事力量“制造”没有同意的同意，主宰民众思想，控制舆论方向。他得出一个结论：“政府‘越民主’，就越有必要控制民众的思想，以确保他们对统治者的服[1]从。”乔姆斯基描述了美国那些工商界如何借助公共关系“控制公众的思想”，其理想的状态就是：尽量防止人民去胡思乱想，所以要想办法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去收看美式橄榄球“超级杯”大赛、情景喜剧或暴力电影，不时地把他们召唤起来喊喊诸如“支持我们的军队”之类的空洞口号。为了让人们支持政府的对外战争，美国政府往往利用媒体造假新闻激发人们对敌对国的愤恨，或者让美国人感到该国的威胁。像《纽约时报》这种以商业为基础的精英媒体，通常都是配合政府的宣传，因此被称为“档案记录报”。乔姆斯基说“在美国基本不存在文字审查，但是思想控制是一项繁荣的事业，实际上，对于一个建立在精英决策、公众批准或是被动接受这一原则基础上的[2]自由社会来说，它是不可或缺的”。

美国曾长期驻白宫的记者海伦·托马斯在《民主的看门狗》中详细讲述了美国历届政府如何通过新闻管制影响民众的判断，她认为：“每届政府都会就当时的环境、时间等因素设法以不同的、独特的方[3]式去管制新闻，现代的政府还利用了各种技术手段。”现代社会的新闻媒介越来越受控于金钱，公共关系产业、民意调查等都是为政治或集团利益服务，美国《当代心理学》杂志曾刊登文章《民意调查是为支持现状而工作的娼妓》。对美国所谓的新闻自由，人们印象最深的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政府对新闻报道的限令被媒体所接受，“9·11”以后政府对媒体施加了越来越多的压力乃至威胁，让媒体与政府口径一致。如果媒体不顺从，就可能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而美国民众也默许了情报部门对他们通信的检查和窃听，这些说明在“国家利益”面前任何组织和个人都需要放弃某些自由。

俄罗斯学者穆尔扎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言论自由是一个哲学范畴，在现实中，这种自由恰好为操纵社会舆论提供了方便”。美国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没有地方或联邦政府的许可是不能公开发表演说的，直到1964年，最高法院才通过裁定：“抗议书或请愿书[4]——对政府的批评——在美国将不再被看做是犯罪。”美国并不是没有舆论控制机构，美国新闻署一直以来都是舆情调控的政府机构，美国之音就是在它的直接控制下，由政府拨款向海外进行政治宣传。2003年2月，美国总统签署命令，正式成立白宫“全球宣传办公室”，阿富汗战争后，该机构成为政府常设宣传部门。伊拉克战争前夕，布什对“全球宣传办公室”进行了特别调整，由白宫、国防部、国家安全会议高级官员组成，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他们编造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勾结、屠杀伊拉克人民、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新闻”，引导美国媒体舆论一致宣称“伊拉克是邪恶中心”、“美国为了抵制恐怖袭击必须先发制人”等，而战争结束时上述的“新闻”中有相当部分被证实是子虚乌有，只不过是美国发动战争的借口。

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只是西方民主国家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口号下，政府不能公开地宣称对舆论进行控制，而是采用非常隐蔽和艺术的调控方式，特别是将民众引入消费主义的陷阱中，消解人们对崇高政治理想的关注，从而成为沉默、顺从的公众。二、当前中国社会舆情调控的必要性

舆论是社会的皮肤，它能最敏感、最快速地觉察社会的动态，是社会动向的风向标。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理目标，和谐社会最基本的一点是要在沟通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通过引导形成比较一致的社会舆论。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建立在民众合意的基础上，为大多数民众的公共利益和共同的心愿服务，使人民心情舒畅、生活幸福。和谐社会的舆论应该是和谐的，舆论不和谐是由社会矛盾引起的，不和谐的舆论又会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必然带来社会的不和谐。中国当前社会几个方面的问题凸显舆情调控的复杂性和必要性。1.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甚至激化，出现了各种不和谐的社会事件

近年来中国社会频发各种群体性突发事件，如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陕西府谷事件、江西铜鼓群体冲突事件、重庆海南等地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等，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吉林通钢、河南林钢事件、云南陆良事件、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福建泉州暴力抗污事件、江苏吴江平望事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等，2010年天水市甘谷县征地事件、江苏邳州市拆迁事件、海南临高县群众集体上访事件、昆明市城管和民众冲突事件，还有幼儿园频发的被袭击事件、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事件等。种种迹象表明，群体事件爆发越来越频繁，而且越来越严重，1993年，群体事件8709起，2006年增加到90000起，[5]2007年至2009年每年均超过了90000起，尤其是特大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些矛盾发生的原因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所总结的：能源等资源紧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益突出，城乡发展、地区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随着改革的深入触及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劳动者就业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了社会组织和管理的难度等。社科院在“2010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认为，2009年群体性事件多发源于民怨太深，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这些问题未得到及时解决，造成游行、集体上访等各种群体事件发生。政府在处理群体事件时显示出了一定的应对能力，所以目前对群体事件基本上处于可控制[6]的境地，但是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认为这是一种“刚性稳定”，是以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因此如何化解民怨、倾听民情、引导舆论，是舆情调控最紧迫的工作，而要从根本上减少群体事件，关键在于解决社会矛盾引发的各种民生问题。2.长期以来，中国对舆论的调控以堵为主，造成社会严重的政治焦虑

突发性事件不断发生，民怨累积，这样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缺乏体内自动平衡机制的有缺陷的社会，是一个不具备自我警报系统的[7]社会。长此以往，无疑充满了危机和陷阱”。湖北石首事件被强硬的手段平息之后，记者再到当地采访，一些民众都避讳不谈，但是内心对政府的做法并不完全认可。这种硬性的堵塞在一定时期可能有效，但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问题。当前社会已经出现很多极端行为，如开胸验肺、以死抗争，前赴后继跳楼、跳桥，在风口浪尖仍然袭击幼小儿童以泄愤，以枪扫射法院等，当种种极端达到一定规模或形成有组织的行为时，社会危机就会爆发。我国周代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治理民众就像治理河川一样，如果一味堵塞，一旦河堤崩溃，势必造成河流泛滥成灾，危害更大。“是故为川者决之使[8]导，为民者宣之使言。”针对种种社会焦虑情绪，应当通过舆情调控手段进行适当疏导，建立社会舆情正常疏导机制作为社会的减压阀，消除普遍的社会心理压力，才能真正保证人们心情舒畅，社会和谐稳定。3.多元化信息社会使得舆情调控比传统社会更加困难

现代社会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各种媒体特别是新型媒体如网络和手机短信等，使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机会增多，人们思想意识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舆情调控更加困难。互联网虽然有政府管理部门、网管等作为守门人，但是由于其匿名性、虚拟性等特征，比较难以守住。过去，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而这些信息源又为少数的经理人、总编、主持人、记者和专栏作家等“媒体精英”所把持，但“随着媒体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这些精英的话语权正在日益削减，公众破天荒地开始参与新闻与信息的创[9]造和扩散过程”。美国NBC新闻和PBS的前总裁劳伦斯·格罗斯曼不得不黯然承认德拉吉所代表的力量，“互联网使我们都成为记者、广播人、专栏作家、评论员和批评家”，“当每个人都成为记者、广播人、专栏作家、评论员和批评家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座新闻丛[10]林，好坏参半，优劣共存。”当网络成为一个新兴的大字报，就意味着社会进入一个大众麦克风的时代，人们把自己的个人情感、单位里的矛盾、社会中的不公平等情况都在公共平台上公开，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舆情；同时有关部门和领导对新媒体下舆情工作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有的手段粗暴简单，一味打压，或者一概斥之为谣言；有的面对汹涌的网络舆论反应迟钝；有的仍沿袭传统的调控方法等。由于不能适应新形势下舆情变化的要求，舆情调控工作日渐艰巨。

4.“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没有大的改变，我国在国际舆论中仍处在被动和弱势地位

一直以来，由于西方媒体的强大和冷战政策，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缺乏话语权，造成中国的国际形象被歪曲、妖魔化，而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中声音微弱且被贴以政治标签。另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与西方媒体的舆论渗透密切相关，如今中国也成为西方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对象。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西方为了遏制中国，一直宣扬“中国威胁论”，不断制造舆论攻势。事实上，在中国一些群体性事件的背后有西方势力的参与，特别是西藏“3·14”事件、新疆“7·15”事件等，是境内外反动政治势力勾结煽动而起，西方媒体借机大做文章，有时为了政治目的不惜歪曲事实真相。舆论调控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综合表现，也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体现。所以加强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改变西方国家对中国带有偏见的舆论形象，是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三、中国政府对舆情调控的重视

舆情调控首先要了解舆情，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咨询民情，胡锦涛、温家宝多次到各地调研、在网上与网民直接对话。中宣部设立了舆情信息局，全国各省宣传部成立舆情信息处，在社会各组织和团体中广泛设立舆情信息直报点，收集重要、重大的舆情信息供中央参考。各级政府在信息公开的同时，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了政府、媒体之间的联动机制，加强对权威信息的发布，及时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胡锦涛总书记在2009年1月举行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思想宣传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可见中央不仅重视舆论宣传工作，而且对民众参政议政从最初的笼统重视到逐步形成一系列的制度规范，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使。政府听政于民，从舆情中咨询民意，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各级政府逐步建立了向人民负责的问责制度、上访制度和网民留言办理制度等各项与舆情有关的制度，切实解决民众民生问题和思想疑难问题，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舆论调控思想。

党和国家领导人近年来多次提到要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牢牢掌握对舆论的领导权和主动权，舆情调控能力成为一项考验党和政府能否维持稳定的政治局面、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指标。经过近年来几次大的舆情考验，中国政府和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明显提高，但在很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特别是如何防止错误的舆论对社会造成混乱和困惑，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是当今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能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使领导和群众、决策和舆论的关系达到和谐，深刻地体现着执政党对舆论的影响能力。要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党和政府就需要尽可能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理顺各种社会矛盾，调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应当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顺民意、得民心，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要建设这样的社会，除了在社会治理中逐步解决实际问题外，最主要的是营造政通人和的政治氛围与和谐的舆论环境。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指出：“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进行深入研究，拿出切实措施，取得新的成效。”2010年9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胡锦涛又强调，要深刻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对舆论的引导和调控，在社会中形成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提高公民的素质和道德水平，化解和理顺不满情绪，协调各种社会关系，是党和政府目前最重要的执政内容之一。第二节 国内外舆情调控研究现状

国内外关于舆论和舆论控制的研究非常多，政治越是民主，舆论现象在社会中越突出，其研究就越如雨后春笋般活跃，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兴起，学者们对舆论的关注更多。一、国内舆情调控机制研究

由于舆论现象的突出和政府的重视，舆情调控是近年来学界、新闻业界研究的热点，相关的研究指南也都倾向于这方面。2006年笔者拟定的“舆情调控体系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申请教育部项目成功，此后相关的课题不断出现，主要有2007年国家广电总局高校人文社科项目“我国社会转型期和高新技术革命下的舆论调控研究”，2008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2009年“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研究”。2010年国家社科项目指南中有关舆情调控的项目有：中国特色新闻舆论监督思想及机制研究、社会舆情预警问题研究、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情研究、传统主流媒体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网上舆情分析研判机制研究、提高涉藏和涉疆舆论引导力对策研究等。该年度国家重大课题“舆论引导能力与国际传播能力研究”就涉及舆论引导与舆情调控方面。1.四大数据库关于舆情调控的论文统计

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四大论文数据库资料，日期截至2010年6月5日，以“舆论控制”作为题名检索到的论文有23篇，作为关键词的有74篇，文中使用该词的共3133篇。另外，以“舆论调控”这一专有名词作为题名的共24篇，其中3篇重复，6篇是硕士论文，最早的发表时间为1991年。将“舆论”与“调控”分开作为题名搜索又增加8篇，其中2篇是硕士论文。把“舆论调控”作为关键词的有17篇，文中提到该词的有566篇，涉及新闻、思想、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当然多数是新闻传播方面的，有传统媒体的舆论调控，也有大量网络舆论调控的研究。“舆论调控”作为专有名词出现在论文中的最早时间是1989年。

以“舆情调控”为题的只有1篇，发表于2008年，无以其作为关键词的，文中提及该词的有29篇，“舆情调控”作为专有名词出现在文章中是在2001年。无“舆情”和“调控”分开作为题名的。

用“舆论引导”作为题名的共有1488篇（其中前期有重复论文9篇），从1979年到1984年间以舆论引导为题的论文没有，1985年有1篇，1989年是研究的一个小高潮，“舆论调控”一词也是在该年度出现，显然是与“六四”事件有关联。其后相关文章的出现断断续续，从1995年开始每年稳定在三四十篇，2005年开始逐渐增多，近三年相关论文发表出现高潮，特别是胡锦涛指示要加强媒体舆论引导能力后，研究舆论引导能力的文章增多，内容涉及报纸、广播、电视、手机、网络等各种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研究，网络舆论引导成为研究最多的方向。有对历史上舆论引导经验的总结，也有从个案探讨舆论引导的技巧，还有针对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舆论引导。媒体方面主要有引导中存在的问题、引导能力、引导策略研究，研究角度有公共危机、社会思潮，研究范围包括高校、部队、工会、城市、农村等。改革开放以来四大论文数据库以“舆论引导”作为标题的论文数量注：2010年只统计在总数内，未列入图表。

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以“舆情调控机制”作为题名的论文，但文章中运用该词的有1篇，是笔者所带研究生参与教育部课题“舆情调控机制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时所写的《群体事件中谣言的传播与控制》。以“舆论调控机制”作为题名的论文有1篇，全文中使用该词的有17篇。2.舆论调控的理论研究

刘建明在1990年发表的《浅论舆论的调控》已经将舆论调控作为专有名词，认为党和政府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需要对舆论进行调控，并论述了舆论调控的功能、方式（硬性调控和软性调控）、途径（思想政治工作、民意测验、新闻传播媒介）。杨尚德在《新闻舆论调控的几个问题》（1992）中主要谈了经济宣传中应该把握的几个问题：①不走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②不转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③不刮风，不偏颇，不单调。沈世纬在《加强改革开放的舆论调控》（1992）中谈到：为推动改革开放，新闻机构必须强化舆论调控，首先要发挥新闻舆论的先导作用；加强新闻舆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坚持改革开放宣传的科学性，即不刮风、不起哄、不偏颇、不搞一刀切、不搞一次完成式的“过程论”。薛云峰在《主旋律的内涵及舆论调控的“度”》（1996）中认为：注意新闻舆论调控的度，就是要坚持质和量的统一，情与理的统一。濮端华在《对新闻舆论调控的探讨与思考》（2003）中认为：新闻舆论调控系统的主要构件有调控主体（显性主体是大众传播媒介，隐性主体是某一社会组织）、调控客体（社会行为）、调控模式（正导：正面导向。制导：对偏离行为的批评与警告）。新闻舆论调控的内在机制是：提供社会认知，校正价值评价，形塑社会心理，并对新闻舆论调控提出了一些现实思考。王凡在《舆论调控：执政党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能力》（2005）一文中从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角度强调了舆论调控的重要性。舆论调控是执政党领导舆论工作的重要手段，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是舆论调控的关键，把握舆论调控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是搞好舆论调控的重要方法，这些原则和要求就是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的方针，切实做好舆论监督，坚持“三贴近”、“三符合”和“三满意”方针。韩运荣的《舆论调控研究的理论与视角》（2007）一文，对中西方舆论调控研究的视角进行了比较，西方关于新闻舆论的调控研究主要体现了四种研究取向：①传媒（新闻舆论）是否“应当”被调控？②舆论是否“可能”被调控？③如何调控？依据是什么？④舆论是多大“程度”被调控？而我国舆论调控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①舆论是否“应当”被调控？是否“可能”被调控？②“如何调控”，其依据是什么？③多大“程度”被调控？河南大学赵克强的硕士论文《新时期舆论调控研究》（2007）分四个大的部分：舆论调控的内涵与机理，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及对舆论调控工作的挑战，如何通过各类媒体实施舆论调控，构建新时期的舆论调控体系。该文提出了一些好的框架，如舆论调控体系除了依托新闻媒体进行舆论调控外，还要建立舆情信息的汇集和分析机制、舆情的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健全的社会信息披露制度。高菲在《论政府新闻发言人舆论调控的实施依据》（2008）中认为：舆论的社会功能、意见信息消费需求、舆论调控的社会效用等因素是政府新闻发言人实施舆论调控的重要依据。政府新闻发言人通过实施舆论调控来达到增强政府舆论影响力的目的。张蓝冰的文章（2008）以“舆情调控”作为论文题目，并以2008年南方雪灾中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和铁道部发言人的言语之争引发的网友热议作为案例，认为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对此事的署名时评道出了争论的实质和当下的意义，这两篇评论共同指出“炮轰”铁道部彰显民主。而这种“民主监督说”既是事实，又符合当下我们党大力倡导民主的实际情况，可谓“四两[11]拨千斤”地解决了有可能扩大的争论，给舆情以很好的导向，更给今后类似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除了论文外，很多舆论学的著作中都提到了舆论引导，陈力丹的《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2002）主要讲媒介如何根据舆论的不同特征进行引导，也介绍了大众媒介引导舆论的几种常用方式：一种是人类历史上的传统引导、内部引导和他人引导，另外三种是说服、议程设置和沉默的螺旋。他还对当时舆论导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而廖永亮舆论调控研究的专著《舆论调控学——引导舆论与舆论引导的艺术》（2003）比较全面地梳理了舆论调控的要素，对我国的舆论调控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论述了舆论调控的客观根据、目的、原则、体系，舆论调控的关键，舆论调控的二级形态，舆论调控与新闻自由，舆论调控的重点媒介，最后介绍了舆论调控的三种方法：媒体控制、方针引导、内容督察。该书的内容比较全面，且其研究框架有重要参考价值。3.对舆情调控机制的研究

夏文蓉的《论舆论传播与引导机制》（1999）是较早研究关于舆论调控机制方面的文章，她提出在宏观上应建立一种制度以充分发扬民主，确保社会传播渠道的畅通；在中观层次上，通过社会组织协调意见，当一种舆论需要在社会中扩散时，社会决策层通过社会组织开展讨论等，比较容易把握舆论传播的走向和状态；在微观层次上，可以通过控制舆论领袖具体地控制舆论传播。其中，她突出了社会决策者在舆论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可通过控制舆论领袖进而把握一般社会成员的舆论取向的过程。印度尼西亚海啸后，学者们开始对舆论调控机制进行研究，并结合具体案例提出了各种舆情调控机制。濮端华在《海啸引发的传媒反思：构建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舆论调控机制》（2005）中提出了舆论预警机制、舆论动员机制、舆论预后机制、舆论缓释机制及其内容和原则等。盛沛林、秦超的《印度洋海啸灾难爆发时的信息传播——兼论媒体的新闻舆论预警机制》一文，探讨了新闻舆论预警机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并总结出实施新闻舆论预警应遵循的客观性原则、科学性原则、适时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但文章主要是从具体事例来谈特定时期的舆论调控机制，未能在整体上对舆论调控机制加以建构。刘毅在《建立健全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2005）中主张舆情调查制度化，以反映民意，并对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雷跃捷、唐远清在《论如何建立健全舆论引导工作格局和工作机制》（2007）中提出，要建立健全以党政主管机关为主导、以行业自律为基础、以专业监督和社会监督为辅助的舆论引导工作格局，为正确舆论导向提供组织保障；要建立健全完善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为正确舆论导向提供制度保障；要加强研究，促进舆论管理工作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法律手段为主转变，探索建立舆论引导工作管理的长效机制。彭祝斌、邓崛峰在《论科学构建舆论引导机制》（2010）中提出建立科学的舆论引导机制：统筹兼顾——建立健全以全面协调为特征的综合引导机制；以人为本——建立健全以舆论调控为核心的全程引导机制；持续规范——建立健全以法律规制为基础的长效引导机制。

由于中国当前最急迫的是突发事件中的舆情调控问题，所以开始有学者专门针对突发事件的舆情调控机制进行研究。赵良英在《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与机制建设》（2008）中提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需要把握的几个关键环节：做好日常舆情监测与研判，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信息，及时回应虚假信息和社会关切，组织力量正面引导舆论。在舆论引导机制建设方面：提议明确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的责任；完善新闻发布制度，提高新闻发布效果；加强网络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加强协调，形成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合力。暨南大学黄婷在硕士论文《突发事件社会舆论调控模式研究》（2008）中将突发事件社会舆论调控研究分解为模式推导、模式建构、模式分解三个阶段，根据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突发安全事故等提出了社会舆论调控的几种不同模式，并对模式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形成由信息披露、舆情监控、议程设置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构成的舆论调控运作机制体系，使调控模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舆情调控机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张克生的《国家决策：机制与舆情》、陈月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机制与舆情》以及中宣部舆情信息局出版的《舆情信息工作概论》和《舆情信息汇集分析机制研究》等。其中都谈到舆情调控机制的建立迫在眉睫，特别是中宣部已经按照其著作中的框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舆情信息直报点，建立了舆情预警机制，并以科研单位如天津社科院舆情研究所为研究基地进行相关研究分析。

从上述可见，“舆情调控”概念主要是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提到，而论文一般习惯使用“舆论调控”，这可能因为论文基本上是就事论事，即针对某个或某些具体的舆论展开论述。4.网络舆情调控及其机制研究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网络媒体的日益崛起使得政府、媒体及普通大众都对网络舆论日益关注，网络舆论调控逐渐成为学者们广泛关注的研究热点。在CNKI搜索中，我们可看到从2001年至今，网络舆论的研究一直呈直线上升趋势。针对网络媒体和网络舆论的特殊性，许多学者就网络舆论调控提出了一系列的分析思路和切入角度，其中依托传统的舆论学分析，结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差异性成为学者们普遍的研究视角。

林恩全的《浅议网络舆论及其控制》（2004）一文，提出了网络舆论控制的两种方法，即技术层面的“硬控制”和非技术层面的“软控制”，网络舆论控制的重点应在非技术层面。袁涛《网络舆论的引导》（2004）提出网络媒体可通过开辟专门的板块对网络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与回馈，从而达到适时调控网络舆论的目的。彭鹏在《网络舆论的功能及调控策略》（2005）中，对网络舆论正负两个方面的功能作了分析，并从宏观政策、网络伦理的建构和强化“把关人”三个层面提出了网络舆论的调控策略。武汉大学郑杨的硕士论文《网络传播的舆论调控研究》（2005）中谈到了网络传播舆论调控的基本问题、网络传播舆论调控的难点、应对策略思考，其中提出的策略主要是：扶植并控制传统媒体背景的网站，组建大型综合性网站以实施重点调控，立足“开”和“导”、加强政策和法律调控，强化社会控制，加强技术手段控制等。叶惠敏、戴冠中在《基于综合集成方法的网上舆论倾向分析与评估系统方案》（2005）中以论坛网站为例设计了基于综合集成方法的网上舆论分析和评估系统方案，这是对网络舆情调控的一种量化研究方法。杨卓的硕士论文《网络舆论的发展与社会控制》（2006）以控制论为理论基础，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探讨了网络舆论的社会控制问题，初步构建了较为科学的网络舆论社会控制机制。电子科技大学刘昊的硕士论文《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与调控策略研究》（2006）重点研究了网络舆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波动律原理探索建了网络舆论形成的机制，并提出了对网络舆论的调控策略。

孙宜山《网络传播中舆论引导的特点分析与实施》（2007）一文重点分析了网络新闻媒体在进行网络舆论调控时应把握好“度”。王璜、陈正辉在《略论网络舆论及其引导》（2007）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依法治网的建议。周道华发表的《构建和谐社会与网络舆论的引导》（2007）对网络舆论引导和社会的稳定和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陶建杰的《网络舆情联动应急机制初探》（2007）探讨了网络舆论危机的化解问题，提出有效化解网络舆论危机的监测、预警、应对三个环节，从整体上构成网络舆情联动应急机制。闫丽的硕士论文《我国网络舆论调控模式初探》（2008）从网络舆论的基本属性着手，分析了网络舆论的形成、传播特点及社会影响，提出了网络舆论调控的两个模式：动态调控模式和社会调控模式。荀瑶的硕士论文《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网络舆论调控》（2009）认为，针对网络舆论应采取以“软性控制”为主，“硬性控制”为辅的调控方针，增加危机信息发布的透明度，建立运转高效的危机信息管理、发布机制。这些研究对网络舆论调控的机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但缺乏大家认可的通用模式，而且很多是具体操作层面上的研究。

网络舆论研究专著以刘毅的《网络舆情研究概论》（2007）为代表，该书对网络舆情与政府治理的关系进行了详尽分析，指出电子治理为政府管理提供了新的范式，对公共决策影响较大。中宣部舆情信息局出版的《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理论与实务》（2009）中的网络舆情概述、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的地位作用、网络舆情信息的发现和研判、网络舆情调查、网络舆情信息的编写等，是对网络舆情调控工作的具体描述，代表着中国网络舆情调控的方向。

中国的具体国情注定我国学者要从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即立足中国国内政策的需要，探讨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舆论调控机制，因而研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二、对国外舆情调控的研究1.西方学者关于舆情调控的研究

20世纪西方研究舆情调控的第一次浪潮是宣传技巧的研究，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中，宣传战、舆论战、心理战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潮，李普曼的《公众舆论》、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及霍夫兰耶鲁学派的劝服技巧等都是有关调控手段或方式的研究。西方对于宣传、传播和舆论方面的研究可以从《宣传、传播和舆论指南》一书中获得文献索引，书中介绍相关论文和著作共计2558条，在“20世纪的政治传播家”、“传播内容研究”两章中专门谈到了舆论控制。现代传播技术导致了宣传权力的集中化，“今天，众多新闻代理机构、主要报纸和新闻杂志、广播网和电影制造商控制着世界的新闻和舆论传播主渠道”。而这些媒体越来越多地被垄断在少数人手里，“以至于它们非常易于监督和被政府宣传头脑们置于直接的控制下。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宣传体制下，几十个或者数百个人就能够完全控制[12]全国受众的注意力”。对传播内容不存在是否控制的问题，关键是控制的多少或大小的比较。该书的主题索引“宣传策略和技巧”、“根据宣传机构名称进行的宣传分类”、“传播控制和审查”下列出的主要书目和文章都是与本书相关的文献资料，有些已经被翻译成中文。

随着传播学中的批判学派兴起，他们研究的重点是控制研究，也就是媒体的所有权及其控制问题。近年来随着西方对舆论调控的增强，出现了一些学者从批判的角度来研究舆论控制问题，如美国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对美国如何在国内外“制造共识”的系列研究。俄罗斯穆尔扎的《论意识操纵》揭露了美国针对苏联的意识操纵，他首先从意识操纵的概念、历史入手，分析了苏联的意识特点、西方意识操纵的方法和成功的原因，从异于西方研究的角度让人们看清美国的舆论操纵手法。美国学者阿什德（David L.Altheide）的著作《传播生态学》则主要从电子技术层面揭示了美国控制的文化范式，证明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控制无处不在，特别是一些传播范式在反恐战争中被双方所利用；在因特网世界里，电子范式控制渗透到了人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中。他特别详细地列举了一些案例，描述了新闻媒体传播范式对舆论的控制，如英美对1982年爱尔兰共和军在伦敦制造爆炸案的报道，就显示了一些共同的新闻范式，说明大众媒介为公众提供了关于事件的重要信息及它们对我们生活的意义，而这类事件的报道比纯粹的主题类型报道更易受到意识形态上的控制，表明西方的媒体意识形态是通过具体的事件报道体现的，而不是专题性的宣传。2.中国学者对西方舆情调控的研究

为了借鉴西方舆情调控的经验，中国学者近年来对西方政府舆论控制手段的研究逐渐增多，并加强了研究的力度和深度，总结出了一些特点。谈玉才的《西方国家舆论控制的特点与我国舆论管理的缺陷》（1989）将西方与中国的舆论调控进行了比较，认为西方舆论管理法制化，有多元的舆论环境、意志独立的传媒系统，可以严格约束社会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而且加强了对舆论的技术性控制；而中国打上的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烙印，舆论管理体制存在一些缺陷：缺乏多元的舆论环境和相应的社会心理；舆论的法制管理极不健全；传媒系统行政化、单一化；舆论和决策之间的关联过于僵硬，缺乏一种合理错位的、有弹性的联系；缺乏对舆论的立体性考察；对舆论的调控和引导能力不强。纪忠慧的《美国舆论管理的概念及研究范畴》（2006）则研究了美国的“舆论管理”概念及理论和实践。韩运荣在《英美舆论调控特点解析》（2008）中指出英、美同属西方民主国家，其传媒均发挥着“看门狗”的功能，但美国传媒的舆论调控具有“不唯权意”、“不唯民意”和“不唯专家”三个特点，使其通过政治议程设置介入政治决策过程中；相形之下，英国传媒则显现了顺从政府的特点。表面上看，英美新闻自由度不同，限制方式的侧重点不同，但其实质在于两国民主的理念和实践的差距。梁相斌（2009）将外国政府操纵舆论的手段归结为：直接编造假新闻，为媒体设置议程，公关公司制造新闻，政府用资金控制媒体等。张艳梅、安平（2009）认为西方国家进行舆论“软控制”的特点是：健全和完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巧妙控制和引导舆论；发挥政治人物的影响力，为媒体设置议程；引进传媒人才和公关公司，制造媒体事件，巧妙“泄密”策划宣传；高度重视突发事件，及时的舆论引导和强大的危机处理能力是舆论控制的关键；通过大财团操纵传媒，表达权力的声音。

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是有关国家政府在具体事件中对舆论控制的研究，如程曼丽在《从车臣战事看叶利钦的舆论控制》（1995）中认为：叶利钦在车臣战争开始之初就展开舆论攻势，首先强化政府的舆论机构，统一新闻媒体的宣传口径；其次对不听命于政府的新闻媒体采取强硬手段，以消除不利影响。俄政府对舆论采取集中统一控制取得了明显效果：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内部舆论，统一了对外宣传口径，维护了总统尊严。程曼丽的《谈伊拉克战事中美国反常规的舆论控制方式》（2003）谈到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反常规的两个举动：一是允许新闻记者近距离地接触战争，报道战事；二是没有打哑作为政府喉舌的伊拉克国家电视台，使它基本上无障碍播出，直至巴格达失守。这种舆论控制方式有意创造一种透明而对称的信息传播环境，提供多样化的报道视角和全方位的战事新闻景观；同时避免了单一信息环境下非正式渠道虚假信息传播带来的负效应，在对比和相互印证的基础上强化了主体传媒的权威性和可信度。王亮在《现代高技术战争中美国舆论战略的新趋向》（2003）中认为自海湾战争以来世界战争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现代高技术战争中，美国的舆论战略也随之呈现一些新的趋向，主要表现为奉行更为积极的威慑舆论战略，采取更加成熟的新闻管制政策和实施“非线性”的心理战、舆论战略三个方面。蔡鹏举的硕士论文《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政府舆论控制策略分析》（2005）更加系统地研究了美国进行舆论控制的时代背景和舆论控制特点、手段，揭示了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政府舆论控制的战略、策略和技巧等，并对舆论控制的效果进行了评价。刘文富、金戈、郭效东（2008）认为五角大楼操控舆论的手段有九招：第一，收买名嘴充当“木马”；第二，自己开办“媒体中心”；第三，积极组建“网战”部队；第四，开设网站控制舆论；第五，卫星电视全国转播；第六，编造“英雄”愚弄百姓；第七，网罗罪名威胁他人；第八，雇用公司[13]“公关”媒体；第九，高价收买别国“喉舌”。

还有一些文章专门研究西方政府的新闻控制，如展江的文章《美国政府对新闻界的调控》（1996）全面地介绍了政府对新闻界的硬性和软性调控两大手段。软性调控手段包括有效控制公务信息、对信息发布直接调控、笼络新闻界头面人物、必要时敲打新闻界等；硬性手段分为行政、司法和资源调控等方式。陈月生的《国外政府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和影响研究综述》（2006）认为国外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主要体现在政府首脑控制、政府机构控制、议程设置控制以及事后的新闻检查、战时新闻检查等限制措施，这些措施遵循的原则是确保新闻舆论符合“法律”，符合政府的利益与社会秩序等，这导致新闻往往难以做到公正、客观。对意大利、新加坡、日本等国的新闻管理和新闻舆论调控也有相关研究成果，在此不一一叙述。

对于西方在新媒体技术条件下的舆情调控，也有一定的研究。如燕道成、蔡骐在《国外网络舆论管理及启示》（2007）一文中，对国外网络舆论管理的多元化与差异化特征加以分析，为我国的网络舆论管理提供了“多管齐下”的参考意见。石萌萌《美国网络信息管理模式探析》（2009）分析了美国对网络的管理模式：网络行业与用户自律、经济调控、技术手段控制和法律法规控制。谢新洲、王靖华在《美国政府对互联网信息传播息的管理及其启示》（2009）一文中谈到美国政府对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管理体系主要包括对网络不良信息的管理、电子商务秩序的协调以及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建构三个方面。美国的互联网管理对中国的启示是：完善网络立法制度；政府加大对网络安全技术研究的投入；政府整合各种资源提高网民素养，特别是通过学校对未成年人进行网络知识的教育。在全球化日益明显的今天，这些针对国际舆论环境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学者在全球文化背景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舆论调控机制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在国内出版的一些国际传播方面的书籍中也有对西方舆情调控方面的论述，如李希光、周庆安主编的《软力量与全球传播》从全球传播的角度对舆论调控的机制进行了全面的剖析，特别强调了舆论“同化”对于国家战略的直接影响。

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中国学者正在总结外国政府舆情调控的经验，希望对中国舆情调控的更加科学化、更富于技巧性有所助益，但是直言中国舆情调控不足的研究或论著相当少。三、舆情调控的相关概念1.舆情调控的概念

对舆情的调控可以有不同的说辞，传统上讲究民主的一般说舆论引导，比较强硬的说舆论控制，后来就综合使用“舆论调控”这个概念。这里的“调控”一词，是借用我国经济管理中常用的“宏观调控”一词的含义，既包含“控制”之意，又有“调节（即引导）”的意思，是指从全局高度对事物的运行和发展予以总体上的指导和调节。廖永亮在《舆论调控学》中认为“调控”一词主要包括以下几层意思[14]：①管理、规范；②协调、指导；③限制、监督。

学者们对“舆论调控”所下的定义在文字表达上有所不同，但所表达的内涵基本上是相同的。如“舆论调控是指国家以各种形式，有目的地对舆论进行干预，使其朝着有利于国家的方向发展，并使舆论[15]发挥积极的作用”。“舆论调控是执政者为保证健康有序地发展，并对思想、对社会、对政权产生有益的稳定和促进作用，运用直接手段和间接手段相结合的方法，从系统、综合和全局的角度，对一定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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