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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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眸（上）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历史回忆
上海滩黄金梦
老上海有条不成文的规矩，逢八月半和过大年，东家都会给工作了多年的保姆打点金首饰，一对耳环，一只金戒指……相当于今天的年终奖越来越升，一个钟头一个价，聪明的上海人兑买黄金也力避通货膨胀，将金戒指拗直，视金价起落，每天剪成一段段卖黄金黄澄澄亮堂堂，老上海俗称“黄货”，从来被中国人视为财富和吉祥的象征。
或许因为黄金亮得太招摇太张扬，虽然称为硬通货，但好长时间市面流通的货币却是白银，老话“财不露白”，就证明这一点。可能因为白银比较轻便容易携带，且黄金的基数太大，除非大宗买卖，如置业、买地，一般人们不会随身携带黄金，多用以作为首饰佩戴。
但黄金亮得粗俗，但凡有身价的人都不屑佩戴金首饰。中国历代兵荒马乱，时局动荡，黄金方便携带藏匿，所以黄金在老百姓中地位始终固若金汤。
上海的黄金交易量居世界第三位
上海金业的形成约在清光绪初年。那时上海已有几十家金号：大丰永、大丰恒、天昌祥等，一般都聚集在南市，自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黄金交易在上海已初具规模，黄金行业同仁为了谋求同业之间的共同利益，各大金号组成了金业公所并向政府注册立案。
金业公所就设在山西路北无锡路铸范里那种老式石库门房屋里，东西两块砌在墙角里的界石，刻着“金业公所”四个大字，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清除界石上的浮土，“金业公所”四字仍清晰可辨，不知现在这两块界石还在不在。
当时，上海黄金来源主要吸收中国北方和四川等地的黄金，另外从印度和日本进口。印度赤金和日本金币，因为工艺好，在上海市场很受欢迎。当时进口的金沙，生金和金币，大多被融化后重新制成金条。金条分十两（老称16两为一斤）和一两制，俗称“大黄鱼”和“小黄鱼”，由于金价走势的涨跌，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吸引众多人热衷于炒金，挣个差价。
据说当年南北无锡路一带终日人头挤挤，金业公所成日车水马龙，因为炒金客经常就近用午餐，将附近的本帮餐馆德兴馆面店的生意也带得红红火火，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就这样打出来了。想来那种架势与今天的购金热潮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黄金交易量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居世界第三位、远东第一位。从三十年代开始，全国各地的金市均以上海的金价为依据标价。而且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价格每日还要电告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孟买等世界各大金融市场，上海金市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黄金交易市场，对世界黄金价格的升跌起重大影响。
黄金虽然价格昂贵但起售点低，一般小市民镶个金牙买个桶箍戒一对金耳环，也还是可以的。老上海有条不成文的规矩，逢八月半和过大年，东家都会给工作了多年的保姆打点金首饰，一对耳环，一只金戒指ςς相当于今天的年终奖。其实，东家也不太破费，因平时女主人去金楼银楼买首饰都有类似今天的“积分”，到年底，店家会送一个很大的折扣，如是皆大欢喜，老祖宗们可真会做生意。
三次金市风潮
上海自有黄金交易以来，共有三次金市风潮。第一次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风潮的诱发原因是印度金矿工人罢工，以致印度赤金上市量骤降，从而引起金价陡升，一日之中，开盘价与收盘价每条黄金要相差10两银子之多。受该次风潮影响破产者极多。
第二次大的金潮应在抗战期间。1937年抗战开始，上海金业市场被迫关闭停业，由于初时租界尚未被日军所占，孤岛呈现一片畸形的繁荣，黄金交易也卷土重来，虽然为黑市交易，起初偷偷摸摸后来光明正大。
时局的动荡，总会刺激金价的狂升，保值的黄金就成了投资者的主要目标，孤岛时期租界房价如坐直升机，待价而沽，只认金条，黄金的保值功能充分体现，黑市金价一路飙升，黄金的投机买卖诱导物价上涨，成了恶性循环。
别说平民百姓受不了，不少大家如华人第一地产大商程谨轩的儿子程霖生、程贻泽叔侄俩就因为做标金而破产。按理来说，程家家大业大，“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会败得那么惨。但程霖生、程贻泽叔侄俩在上海滩素有小孟尝君之称，家里养着大批食客，程贻泽还养着几支足球队、篮球队和棒球队，挣钱慢花钱快，再加上他们不识古董字画，却又喜欢收藏，屡屡上当受骗，家底已开始捉襟见肘了。为了尽快翻本，他们（主要是程霖生）开始涉足投机交易。
时局的动荡总是刺激着金价的抬升，保值的黄金就成了投资者追逐的主要目标。上海的金货市场一直是效仿英国的空盘交易方式，所谓空盘交易，也就是定期买卖，但并非是真买实卖。黄金的买卖双方并不是现场交割，买空卖空之说就是由此而出。
买卖过程中，买进的称为做“多头”，卖出的称为做“空头”，以每日金价高低来确定赢亏之数，或支付或收进。炒金者进入交易市场，必须先交付一定数量的现金作押金，再根据押金的多少决定买卖的大小，既可做空头也可做多头。行家称此交易为做标金。
由于黑市金价的涨跌，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且有很多大炒家联手从中弄虚作假兴风作浪，更有黑道白道之人在内翻云覆雨操纵市场，因此这种炒金方式风险极大。金价的暴涨暴跌，令不少人倾家荡产，报上经常有做标金失败跳黄浦江的报道。
做标金交易，以100两黄金起计，每一笔交易交割炒家均需付给“炒金黄牛”和市场一定数量的佣金。在炒金过程中，若炒家亏损，需要补进资金。若不补进，则要从押金底数中扣除，押金不够扣的，前期投入的资金全部没收，这一点交易所是很绝情的，没有面子可讲。程霖生热衷做标金也就伤在这里。当他发现亏损已经超过押金，就将物业抵押，拿到资金再去填数。
如是恶性循环，可能有人连档存心欺诈这对“富二代”、“富三代”。其实此时，程家已分家，程霖生与侄子程贻泽在经济上已无瓜葛。程贻泽本可以坐视不管，但他为程氏家族大义所趋，就将叔叔的债务重担接下来。叔侄俩原以为有庞大的地产物业作后盾一定会翻本，岂料一·二八淞沪战后，上海经济萧条，地产买卖一度呆滞，押款极低，根本填不满程霖生做标金的亏空。
到后来，上海地产再大幅飙升时，程氏叔侄的地产都已败光了。很快，他们就将南京西路1522弄成条花园里弄、北京西路的程家花园（现市政协所在）、南京西路的德义大楼都输在这场投机交易上（当然不一定全部做黄金交易）。
破产的程霖生蜗居在德义大楼的一套小单元里，家徒四壁，闭门不出，天天酗酒。据说，去世后床底下仅存一大堆威士忌空酒瓶。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用红笔一路标出德军的进军路线。他已穷得连过年的钱都没有了，找出仅存一对夜明珠想找朋友换几个钱过年，昔日与他称兄道弟的朋友个个避之不及，一怒之下他把两颗夜明珠扔抽水马桶里冲掉了，但想想又后悔，连夜叫来通渠工从粪管里再找出来……
侄子程贻泽也好不到哪里去，蜗居在北京西路祖屋顶层。好在，他还有一位红颜知己，当年红遍上海滩的“黑猫夜总会”舞女唐八妹陪伴在侧。这位唐八妹，年轻时以貌美著称，且喜欢游泳，为此程贻泽特地在程家花园私宅内，为唐八妹造了个私人游泳池。后程家花园抵押给他人，成为上海有名的夜花园——丽都花园。解放后，丽都花园改为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当年程贻泽金屋藏娇的小洋楼和游泳池，在后来改建时都被拆了。
唐八妹虽说出身风尘，却是有情有义，在程贻泽破产，众叛亲离之时，一直不离不弃。听说解放后，程贻泽以摆香烟摊为生，1982年因患癌症在仁济医院去世，终年七十八岁。唐八妹至九十年代初还健在，笔者见过她与海外程家后代的合影，依然风姿绰约。
1948年，国民政府公布金圆券发行等法令，以200比1的比例强行收兑老百姓手中的黄金，之后金圆券的信誉又一落千丈，黑市黄金的价格越来越升，一个钟头一个价，聪明的上海人兑卖黄金也力避通货膨胀，将金戒指拗直，视金价的起落，每天剪成一段段卖……
第三次大的金潮虽然发生在香港，但受直接影响的却是上海人。
在1949年，大批上海人带着金子南下香港。根据历来经验，但凡时局动荡，金价必暴升。想来，这些南下香港的上海人中，不少在上海都是经验老到的炒金客。50年到51年期间，这些上海人在香港狂吃金货，准备囤积赚个差价，捞他一把。不料，犯了经验主义错误。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英国政府为了平息这次炒金风潮，持续不断地从他另一个殖民地国家印度调配大批黄金进港，印度本身就是黄金产地，所以要多少黄金就能进来多少。
很快，这场黄金风潮给平息下去了，但大批押上仅有身家来炒金的上海人输得焦头烂额，跳海跳楼的时有听闻。哈同的一个干儿子就是在这场炒金风潮中自杀的。不少上海人，带着满身伤痕重返老家上海。
98元一两的价格
解放了，政府严禁黑市买卖黄金，从此中国黄金价格划一为每两约98元人民币，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
1966年“文革”抄家，不少不显山不露水的老百姓家里都抄出大小黄鱼，著名实业家姚锡舟其中一后代为了财不外露，用金条砌在家中的壁炉膛里，所谓真金不怕火烧，炉膛烧得乌黑，但只要用布一抹还是亮澄澄，用这个方法他躲过了日本人，也躲过了国民党金圆券的大洗劫，却躲不过来破四旧的红卫兵小将。
犹记得“文革”初外滩中国银行门口，排着长龙以98元一两的价格兑卖黄金，皆因为黄金在当时被视为剥削罪证，变成人民币还容易混一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社会上广为流传一则小道新闻：西区某人家一位老保姆在擦拭玻璃窗时坠楼生亡，金戒指、金镯子滚了一地。据说，原先是密缝在她贴身的腰带里的。
如今老百姓富了还是不忘老祖宗的教诲，有钱就买点黄金，以前常说黄金美钞为硬通货，而今美钞跌得厉害，黄金依旧坚挺，然上海人老经验：黄金用来压箱底好过拿出去炒。
40年前的今夜，毛泽东紧急搬家
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专列驶入北京丰台站，他把掌握北京军政大权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召到专列谈话。他首先和李德生确认北京是否安全。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让李德生在南口布置一个全副武装师，守株待“兔”。当时军队调动权在毛泽东手里，林彪调不了军队，调一个排也要毛泽东批准。
毛泽东的理发师周福明回忆：“9月12日晚上，南巡刚回来的主席吃过饭就睡下了。往常总理来之前都要事先通知，这次匆忙闯来，又神态严肃，我凭着多年来在主席身边工作的经验预感到出了大事。总理对我说，快把主席叫起来，有事向他汇报。不一会儿，总理出来了，对我们说，林彪要逃跑了，其他情况目前还不清楚，为了主席的安全，必须马上转移。屋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迅速收拾东西。汪东兴告诉我，在保证主席需要的情况下，轻装上阵，做好打仗的准备。”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中央警卫团成立了高射机枪和高炮大队，分在两处，一处设在故宫西华门角楼，一处设在钓鱼台国宾馆南。钓鱼台布置好了，但高射机枪根本弄不上角楼，只好拉倒。”“9月12日午夜我睡了，汪东兴亲自打电话，说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你负责立即布置钓鱼台的一级战备。我马上组织以假山为掩体，架起机枪，并迅速挖好工事，桥头设置钉板路障，阻断各楼之间的路径，天亮才搞完。”
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想到，一件震撼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几小时后发生，周总理也因此三天三夜没有回过西花厅。
所有发生的一切我们都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天晚上，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一起出逃，最后摔死在温都尔汗。
周总理的秘书赵炜回忆说：这天，钱嘉栋、赵茂峰、纪东和我都在办公室里。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放下电话，我们一时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定有大事儿发生了，否则下面不会出现这样的报告。
那天值班的是纪东同志，他马上打电话到大会堂，请值班卫士把这个消息报告周总理。没一会儿，大会堂回电话了，总理让纪东马上过去。纪东走后，我去找邓大姐，告诉她这些情况，邓大姐听完后嘱咐我们一定要注意接听电话。
9月14日下午两点多钟，确定林彪一伙摔死在温都尔汗，这时忙碌了两天的周总理才吃了一顿安生饭，听说那天他还喝了点茅台酒；
从9月14日午夜开始，周总理向中央有关部门主要负责领导通报林彪事件，这次分批通报直到15日下午四点才结束。之后，周总理才回到西花厅。
特殊秘书：重庆谈判毛泽东贴身警卫陈龙
毛泽东的“秘书”
1945年8月28日，一清早，社会部许多同志就离开了枣园，脚步匆匆地沿着清凉山下的大路向东门外新建的飞机场走去。
刚由延安军民亲手修建的飞机场，平整而又宽阔，这里已经集聚了从各个方面赶来的一千多军民和党政机关干部。大家远望着一架停在那里的双引擎军用座机，默默地伫立着，等待着。
这里没有鲜花，也没有笑容，整个机场的气氛严肃而又凝重，极容易使人联想起狂风暴雨袭来前那沉闷的瞬间。
远处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人们纷纷翘首向大路望去，两辆吉普车转过山嘴驶进了机场。大家热烈鼓掌，迎接从第一辆车上跳下的周恩来和王若飞，还有佩着短剑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
从后一辆车上走下一个身高腿长的外国人，他就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
周恩来、王若飞走到人群间，和熟悉的同志握手、话别。赫尔利则站在汽车旁，目光阴沉地望着四周，也许他正为自己一出现而掌声顿失感到不快吧？
这时，延安军民十分熟悉的那辆带篷的中型汽车也驶进了机场。车门一开，在一阵滚雷般的掌声中，走下了毛泽东和随行的胡乔木、陈龙。
社会部的同志们奋力鼓掌，看到自己的战友英姿焕发地站在毛泽东身边，承担着寄托亿万人期望的神圣使命，每个人心中都感到十分自豪。可惜，陈龙的夫人海宇因有紧急工作未能前来送行，若是她看见这动人的场面，一定更会激动不已。
有些送行的延安百姓，没有看到护送的部队，感到十分纳闷，重庆可是虎穴狼窝，没有部队保驾怎么成？“谁说没有？瞧——那不就是，中央社会部三室主任陈龙同志。”人群中有很多人认识他。“呀！单枪匹马，这不成了当年的赵子龙了吗！”“比那时处境可复杂得多！谁不知道蒋介石那个人！”
毛泽东要去陪都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消息一传开，就像一阵狂风刮过了黄土高原，人们的心头再也无法平静。人们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为领袖的安危担忧。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这也是我党为避免内战，实现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愿望所做的重大努力。而毛泽东亲赴重庆更是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齐天大勇。单是这一点，便可昭我党之大信于天下！
道理是通了，但是心头的石头怎么也搬不掉，许多人都是通夜未睡赶到机场来送行的。
从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到现在，仅仅是半个月的时间，中国乃至世界形势，犹如天际不测的风云，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接。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一传开，延安一下子就变成了沸腾的海洋。有的人打起了腰鼓，有的人扭起了秧歌，还有的人敲起了脸盆、水桶，人们用一切能够表达感情的方法表达着心中的狂喜。
在枣园社会部的窑洞里，更是热闹非凡。
陈龙和马敬铮、甘露、慕丰韵、孙振、刘祥纶、海宇等同志兴高采烈地忙着扎灯笼和火把。连远在后沟的凌云、王鉴、许凤图、钟永骥也兴冲冲赶来了。听见一阵欢快的锣鼓敲打声，陈龙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带着大家跑了过去，跟在队伍后面，踏着铿锵的锣鼓声，扭起了陕北秧歌。
火炬游行队伍从枣园走到杨家岭，融进更多的灯笼火把之中，又朝南关新市场走去，那里已是一片灯笼火把汇成的海洋。
陈龙眼里流着欢欣的泪水，和大家一起唱着、跳着、呼喊着，好像一切外在形式都不能尽情表达内心的狂喜与欢乐。
多少年啊，多少回，他在梦里梦见的那一天，终于走过了十四年的漫长岁月来到了延安。此时此刻的激动和喜悦，是难以用语言和文字能够表达的。
当然，在那天晚上，陈龙还不知道，从“九·一八”那天起就下令不抵抗，在八年抗战中屡战屡败，一直退守到中国腹地的蒋介石，竟借日寇投降之机，为对付他的心腹大患——中国共产党，又在策划着消灭共产党的新阴谋。
8月14日，蒋介石向延安发了一封紧急电报：“延安毛泽东先生钧鉴，倭寇投降，和平世界永久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将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8月20日蒋介石又发急电，措辞更加恳切，说什么：“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先生之惠然一行……”
为此，毛泽东两次回电蒋介石，提出：“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先生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8月23日，蒋介石又来第三次急电：“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期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蒋介石三次提出“请”毛泽东“惠临陪都”居心何在？一时间，在党中央引起了不同的猜测。
提起“蒋介石”三个字，不禁有人咬牙切齿。他靠第一次国共合作上台，口喊联俄联共，却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屠杀无数共产党人。“西安事变”后，他口称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却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残杀新四军数万官兵。十几年来刀兵相见，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不了解蒋介石的本性。他三次电邀一定要我党领袖亲去重庆，难说不是诱我党上当的弥天骗局。
虽说美国多次表示愿出面担保来去安全，可一旦出现意外，什么借口不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况且，同是美国政府要员，堂堂的驻华陆军总司令魏德迈就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中共领袖朱德、毛泽东依照建议到达重庆，但不能担保彼等之安全，因此举纯系中国问题。”
一面说保证来去自由，一面又说“不能担保彼等之安全”，这相互矛盾的说法，难道不是有意安排的退身之步吗？
一部分领导同志出于种种考虑，坚决不同意毛泽东亲去重庆。要和谈，蒋介石可以来延安嘛，我们也保证他来去自由。
而毛泽东却以特有的果敢和智慧提出：打是针锋相对，谈也是针锋相对。
为此，党中央连续开了两个半天的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
虽然同意了，却没有一个人不为毛泽东的人身安全担忧。
谁都知道，作为陪都重庆的敌情是何等复杂。那里是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也是美蒋特务横行的天下，军统、中统的臭名早已昭著海内外。这些年有多少仁人志士死在他们暗杀的枪口下，杨杏佛、邓演达、史量才……
那里还有连蒋介石也无法控制的日、伪潜伏的特务；公开和暗中投敌的汉奸；还有从明、清年间就盘踞在山城名目繁多的封建帮会，他们手下都豢养了一群流氓和打手。
如何保证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当时已成为全党最担心的头等大事。
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选派最忠诚、最勇敢、最机警和富有牺牲精神的人，形影不离地跟随着毛泽东，以保护他平安归来。
谁最适合承担这样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当时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一起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康生一连提出几个人选请毛泽东选择。
毛泽东听完，沉吟片刻后问道：“你们那里不是有个陈龙吗？”“有。只是这个同志的脾气不好。”康生答道。“听说他带兵打过仗？”毛泽东没有理会“脾气”问题又问道。“在东北抗联当过参谋长，我们有时还叫他将军呢。”李克农连忙介绍情况。“那么还是去个武的吧。”毛泽东略作思忖作出了决定。
中央社会部与党中央同在枣园办公和居住，毛泽东很熟悉这些同志们，他独具慧眼，心中早就有了明确的人选目标。
回到社会部，康生和李克农立即把陈龙找来，向他当面交代了这项在中国保卫工作历史上最重大、最艰巨的使命。
他将化名陈振东，以主席秘书的身份，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全面负责毛泽东人身安全的保卫工作。
李克农还特意提到，这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并解下随身佩带多年的左轮手枪送给了他。
抚摸着带着首长体温的手枪，陈龙的心情十分激动，领袖的信任，首长的嘱托，在心头燃起一团烈火。
他语气坚定地向首长保证，就是抛头颅、洒热血，豁出命也要保卫主席的人身安全。
作为一个卫士，枪法必须百发百中。自从离开东北，他就很少打枪。为尽快恢复到当年神枪手的标准，他清晨对着山沟、对着坡地上自己种的南瓜瞄准，晚上又插上蜡烛和线香，手持双枪练习射击。不消几日，就恢复到了双手出枪，枪响必中的水平。
由于工作关系，陈龙尽管对国民党的政治系统和特务机构十分了解，但这次去的毕竟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为了全面掌握重庆的情况，他连续找到了几位从重庆回来的同志，详细了解那里的敌情变化和风土人情。
当然，也还有一些在当时，甚至以后多年都属于绝密方面的安排，诸如通过国民党内部乃至上层人物，了解和掌握重庆当局和特务机关的决策及变化，还要和南方局社会部及我党有关情报部门，建立和保持密切联系，以应付突然变化……
此行是去和重庆当局打交道，总要有一身体面的行装。陈龙除了刚领到的一套灰布制服，脚上还穿着一双磨得快露脚趾的布鞋。在延安真还很难找到一双像样的鞋子。
曾任过陕北财经工作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李富春同志爱莫能助，只好把脚上的皮鞋脱下来给了他，换穿了他那双破布鞋。
同在准备行装的毛泽东，也一样窘迫，他也领到了一套布制服，却没有一顶像样的帽子，周恩来只好把从重庆戴来的那顶盔式遮阳帽戴到他的头上。
8月27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偕张治中飞临延安。毛泽东要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消息迅速传开。出发在即，陈龙又详细检查了各项工作的准备情况。尽管准备工作是充分的，心里仍不免有一种莫名的忧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情，是担心自己生死难卜吗？不是。这种忧虑早在他投身抗日前线时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如果说历史上曾出现过这种心情的话，那便是在东北长白山下的一个村庄里，被任命为“抗联”第二军参谋长的时候，当年他只有二十六岁。敌强我弱，环境险恶，有如千斤重担的军事指挥权，落在了一个青年的双肩……而今又产生了这种心情，他深感肩头的担子十分沉重。
出发前的一夜是在紧张和忙碌中度过的。陈龙来不及和海宇说几句道别的话，便赶到枣园小礼堂。在那里聚集着党中央的负责同志和在重庆担任保卫工作的龙飞虎、颜太龙，还有毛泽东的警卫员舒光才、戚继恕等人。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着警卫工作中将会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和细节；互相联络的方法和暗号；在飞机上和到重庆后的警卫分工与配合……
朱德和刘少奇见到陈龙，语重心长地叮嘱他：“主席的安全交给你了，你要做好工作，遇到危险要用身体保护主席。”
林伯渠、李富春也不无担忧地告诉他：“为保卫主席的安全，必要的时候要做自我牺牲的准备。”
已经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近十年谈判的周恩来，也感到此次重庆之行事关重大，他握着陈龙的手说：“我们大家都来做主席的警卫员，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飞机的引擎发动起来了，陈龙和龙飞虎、颜太龙先行登上机舱，对座位进行了详细检查，留下龙飞虎和颜太龙两个人守在机舱，自己又走下飞机，请主席登机。
毛泽东和赫尔利、张治中、王若飞、胡乔木、陈龙在飞机的舷梯旁摄影留念后，便陆续登上了飞机。
毛泽东走到舱门口，停住步，回身环顾着送行的人群。见人们依依不舍地像潮水一样向飞机旁涌来，毛泽东摘下头上的盔式帽，高高举过头顶用力一挥。
飞机平稳地滑过跑道，斜刺着飞向高空。陈龙瞥了一眼窗外一闪即逝的延河和宝塔，心中默念了一声“再见”，便转过头，把注意力放回在舱中走动的美国机组人员身上。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有生以来最艰巨的历程开始了……
夜宿林园
飞机飞离延安不久，便在西安机场降落。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和赫尔利、张治中下了飞机，与前来迎接的国民党西北战区司令胡宗南握手、交谈。为防不测和意外，陈龙、龙飞虎、颜太龙三个人一直留在机舱中，直到加完油，毛泽东等人登机，飞机飞越秦岭，径直向西南方向飞去。
秦岭不仅是黄河、长江的分水岭和中国的南北分界线，它还是我国气候的分区带。
8月末，在陕北高原的延安已经感到“天凉好个秋”，可是在山城——重庆这个著名的“火炉”里，还是炭旺火红，灼热逼人。
28日下午一点半，九龙坡机场呈现一片热闹景象。为了抢发这条中国乃至世界的头等重要新闻，许多中外记者早就来到这里。
国民党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偕副秘书长雷震和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到达后，接着赶到的是在重庆的各党派的领袖们：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谭平山和刚刚从苏联回来的郭沫若夫妇。
在等候的人群中，心情最激动的莫过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主任钱之光、王炳南等同志，他们为迎接自己的领袖都兴奋得彻夜未眠……
机场上没有仪仗队和鲜花，为数众多的是担任警戒的美国宪兵，还有负责“照料”一切的蒋介石侍从室警卫组长陈希曾。
三点三十七分，人们在炎热中等待了两个多小时以后，毛泽东乘坐的飞机才出现在机场的上空，最先冲出休息室的是美国记者和苏联记者，中国记者也不甘示弱，大家你拥我挤，各自都要为抢拍最佳镜头而占据有利地形。
欢迎的人群拥了过来，宪兵们如临大敌，拉开警戒架势，等候飞机降落。
机舱门打开，第一个出现在门口的是周恩来，大家热情地鼓起掌来。接着是毛泽东、张治中、赫尔利，一齐出现在机舱门口。人们以欢呼、鼓掌表示对这位象征着和平、团结、光明的伟人最热忱的欢迎。
这里是一片陌生的土地，面前是陌生的人，已经换上八路军军装的陈龙心情颇为紧张。当毛泽东和周恩来被一群新闻记者包围在中央的时候，陈龙和龙飞虎几次抢站到毛泽东的身旁。赫尔利大概为弥补在延安的缺憾，在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前，有意摆出各种显示潇洒的外交家风度的姿势，让记者拍照，口里不断地喊着“好莱坞！好莱坞！”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是记者们抢拍的焦点，便有意和毛泽东靠近，以便能够在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中占有更多的位置。
摄影、拍照的记者把毛泽东围得水泄不通，许多欢迎的人顾不得礼让，只好拼力拥挤才能和毛泽东握手。沈钧儒身材矮小，几次被人挤到圈外，他急得不停地喊：“我是沈钧儒！我是沈钧儒！”
欢迎的场面如此热烈，完全出乎几个警卫人员的意料，他们显得有些紧张，纷纷用求助的眼光看着周恩来。
一直忙着为毛泽东与欢迎者进行介绍的周恩来，马上领会了他们的意图，他从身边一个同志手中接过几个大纸包，高高举起说道：“新闻界的朋友，我从延安给你们带来了礼物，请来拿吧。”听到喊声，记者们一齐围向周恩来，毛泽东才在周至柔、邵力子、张澜等人的簇拥下走向早已候在一边的汽车。
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与赫尔利同坐美国大使馆的汽车，王若飞和胡乔木、陈龙则坐进了蒋介石拨给毛泽东乘坐的汽车。一路上陈龙注意观察街道两侧情况，他要尽快熟悉这里的地形地貌，以便在警卫工作中做到心中有底。
汽车驶到曾家岩的张治中公馆。这里又称桂园，将是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工作和会客的地方。
桂园的四周是竹篱笆墙，墙内是一座青砖二层楼房。为加强这里的警卫工作，在驻渝办事处担任保卫工作的朱友学、伍全奎以八路军副官身份提前到达这里。
龙飞虎和颜太龙马上介绍陈龙与他们接头。据朱友学报告，张治中全家已于日前搬走，只留下一个管家负责照料。原来在这里执勤的警卫排已经调出，现在在门前站岗的全是重庆宪兵司令部派来的宪兵。“这些人肯定都是宪兵队的‘特务宪兵’，既要提高警惕，又要多做他们的工作。”陈龙在随朱友学查看四周环境的时候嘱咐道。
桂园临着大街，说不上清静。田园风光的竹篱笆围墙更无安全保险系数可言，看来一切都要靠警卫人员尽职尽责地努力了。
当日下午五时，毛泽东一行又来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陈龙很早就听说这里有“重庆小延安”之称。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周恩来、董必武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这里领导着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工作。这里的干部们冒着随时有坐牢、杀头的危险，英勇斗争，勤恳工作，为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和新的反共高潮，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抗战胜利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毛泽东亲临这里，无疑给长期坚持敌后工作的同志们以巨大的力量和鼓舞。
到了这里就是到了家，望着一张张充满激情的笑脸，在机场上、在桂园的紧张和不安从陈龙的心头一扫而光。欢迎会后他马上找到了南方局社会部的负责人之一刘少文，研究下一步的警卫工作方案。
周恩来指示：毛主席在渝期间，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包括重庆乃至川东地下党最首要的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这个指示在毛泽东未动身之前，已经由南方局传达到各基层党的组织。
现在到了认真贯彻执行这一决定的时候了。要在敌人的心脏腹地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险系数，有一点最为重要，那就是要有反应灵敏、传递迅速的情报工作。
首先由刘少文全面而又详尽地汇报了南方局所属的地下党员和情报人员，在敌人营垒中占据的位置及能起到的作用。这些同志有的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核心的工作人员，有的是军统、中统的译电员、电话员，有的是在国民党要员身旁担任参谋、副官……
陈龙从中央社会部带来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情报关系名单，这里有国民党核心人物的家属和亲友，有身佩中正短剑的将校军官，还有可以出入敌人机要部门的高级官员……
从中央社会部到南方局的情报关系，已经构成了一个从国民党政府到中央党部，从军统、中统特务机关到宪兵队、警察局以及青、红帮组织的情报网络。这个情报网，基本可以控制蒋介石和特务机关的主要举动。
这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动员国民党中的左派和有民主倾向的上层人士，还有各民主党派的朋友们，还有每个基层支部的党员，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可靠的工人、店员……
当然，还应当特别通知活动在华蓥山、大巴山的游击队，做好紧急行动的准备。把游击队的调动提到议程，当然是为了应付最危险的局面。这可怕的局面会不会出现，谁都难以预料，但愿它不会出现。
七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陈龙、龙飞虎、舒光才等人乘坐蒋介石派来迎接的几辆小汽车，离开红岩村，沿着嘉陵江岸驶过沙坪坝，又沿着坡道拐来拐去，再穿过一个山洞，便来到蒋介石的官邸——林园。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林园，戒备森严，除了门岗和院内游弋的巡逻队，差不多隔十来步就可以看到一个全副武装的宪兵。如果说这里是官邸，倒不如说是兵营更恰如其分。
蒋介石今晚以东道主的身份，宴请毛泽东，名曰“洗尘”。
宴会厅里灯火辉煌，电扇飞转，多少年在战场上打得难分难解的国共两党领袖，今晚奇迹般地坐在了一起。
通常，在宴会桌的一端，只有一把椅子，那是蒋介石的专座，以表示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今晚，他不得不破例再摆上一把椅子。
这些年来，为取毛泽东的首级，他曾几次发出数十万大洋的悬赏。而今晚就是这位毛泽东却坦然自若地走进总统官邸与他肩并肩坐在一起，个中滋味大概只有蒋介石一人知道。
因为蒋介石最近正在鼓吹什么“新生活运动”，宴会的酒食饭菜安排得极为普通。就是这样的饭菜，对延安来的人也算是丰盛的。只是苦了陪坐的赫尔利、魏德迈、张群、陈诚、吴国桢、蒋经国等一群达官贵人。
斟上了第一杯茅台酒，蒋介石首先站起举杯祝酒，宴会算是正式开始。
在大宴会厅的一侧还有一个小厅，陈龙、龙飞虎、舒光才、颜太龙等人被安置在那里，由蒋介石的侍卫官们陪着吃喝。
大概是为了向延安来的“土包子”显示威风和阔气，那个在机场上“照料”一切的陈希曾穿了一套新军装，还特意宣扬他的手表带、纽扣、连皮靴上的刺马针都是金的。
他低估了这些来自延安的共产党人。
看到这些人对黄金不屑一顾，陈希曾便伙同几个侍卫官连连劝酒，他们的主攻对象当然是陈龙。看到陈龙连干几杯之后，一个官阶很高的侍卫官操着一口浓重的浙江味普通话问道：“陈先生是哪里人？”“东北人。”陈龙答道。
陈龙的回答大出此人的意料，他又问道：“不对吧，毛泽东先生是湖南人，陈先生怎么会是东北人？”“你们几位都是浙江人吧？还可能都是奉化的。”
听到陈龙的话，几位侍卫官都连连点头。“可我们这几个人倒是天南海北，龙副官、舒副官、颜副官都是江西人，这里既没有湖南人，更没有湘潭人。”“陈先生说的未必是实情。”一位侍卫官用挑衅的口气说。“你们听我的口音，还有，我们东北人小时候要睡头，后脑勺是平的，这些毕竟都是实情。”陈龙从容地答对着。
又有几个人向陈龙敬酒，他们想把陈龙灌醉，希望他能在酒后吐真言，不然让他出点儿洋相，也可以把共产党丑化一番。
看到陈龙又喝了几杯，陈希曾又问道：“陈先生一定与毛先生沾亲带故，不然何以能担任卫士长重任？”
陈龙笑了笑：“我与毛主席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所以能担任秘书职务是因为我会炒菜。”“什么？炒菜？”陈希曾的惊讶不仅表现在脸上。“是啊，炒菜。”陈龙笑着用两手比划挥动菜勺的姿势。“那毛先生喜欢吃什么菜？”陈希曾立即追问，大概他想打陈龙一个措手不及。“他喜欢吃的……”陈龙扫视了一下桌面，“这里没有，他喜欢吃辣椒炒苦瓜。”
几位轮番敬酒的人陪干了几杯之后，感到天旋地转，有些支持不住了。有人估算陈龙至少喝了七八两酒，可他依然是神清气爽，谈锋稳健。由于两颊染上了红晕，越发显得他雄姿英发，气度不凡，陈希曾不由得暗暗佩服陈龙的“海量”。当陈龙端起杯要给他们敬酒的时候，几个侍卫官不禁连声告饶。他们心里明白，论口才，论酒量，都不是这位陈卫士长的对手，如果再喝下去，出洋相的倒可能是自己。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一场在中国近代史上称得上是最高层的宴席，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便宣告结束。
天色已晚，主人“盛情”地留毛主席等人住在林园。
林园有几幢在当时称得上豪华的楼房，毛泽东被安排在二号楼，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三号楼。
未等毛泽东等人走进房间，陈龙等人已经把住房的一切陈设都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遍。接着周恩来又进房间检查一次，他看了床上、床下，连枕芯也取出来看了看，嗅了嗅，又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从现在起，你们要保证这里不要离人，”周恩来严肃地作交代，“也不要让别人进来。”
陈龙对警卫工作做了认真的分工，在警卫毛泽东住处的同时，还要派人去警卫周恩来和王若飞的住所。
毛泽东来到屋中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真是深入虎穴了，看这次能不能弄点儿‘虎子’回去。”
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朗声说道：“我看只要努力，总有可能。”“在老虎身边睡觉，你们怕不怕？”毛泽东环顾大家问道。
回答这句话并不难，喊一声“不怕”比什么都容易。可是要说真心话——大家都有点儿七上八下的。“我原来是有点儿怕的。”毛泽东语气轻松地说，“既然人家如此‘热情’招待，我觉得跟老虎挨得近了，反而有安全感。这叫‘旅途劳顿，休息一日’，就住一两夜吧，以后还是要回红岩村去。”“跟老虎挨得近了，反而有安全感”，这是一句充满辩证和哲理的话，陈龙觉得心里受到鼓舞。“住就住！看看他敢怎样。”陈龙看毛泽东已经上床，便把龙飞虎叫到房外，愤愤地说道。
舒光才被安排在毛泽东房间打地铺。
颜太龙、齐吉树重点照顾周恩来、王若飞住的那幢楼。陈龙和龙飞虎就在毛泽东房间外面的沙发上假寐。
假寐就是闭着眼睛，让耳朵来捕捉四周可疑的声音。
半夜时分，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几名巡逻宪兵走到楼前。
陈龙和龙飞虎微眯双眼，装着打鼾，双手都慢慢地伸到衣中，摸到了顶着子弹的枪柄。
脚步声停止了，宪兵们隔窗驻足向里面观望。偏偏这时，一群蚊子飞到陈龙和龙飞虎的脸上，尽管咬得令人难以忍受，为了表明睡得香甜，却不能用手去轰。
脚步声渐渐走远了，陈龙和龙飞虎长吁了一口气，睁开眼睛，驱赶着成群的蚊子。
天快亮的时候，又走来一队宪兵，两个人又装了一阵熟睡，直到宪兵离去。
天终于亮了，不眠之夜总算熬了过去。毛泽东走出房间，信步向院心走去。
陈龙陪着毛泽东踏着小路，向埋葬着国民党政府前主席林森的那片树林深处走去，龙飞虎、舒光才在距离十多步的后边跟随着。
刚走过林森墓，前面走来几个人，为首的是蒋介石，他也是早晨出来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的。
谁也未料到这两个人会在这条狭路上相逢。
起初，双方都因突然和意外而显得有些尴尬。但是，两位政治家很快掩饰了这种情绪，向对方伸出了手。
不远处有一个圆形石桌，几个石礅，两个人互相谦让几句便走过去坐了下来。
陈龙和跟随蒋介石的三个卫士都退到两侧，相互留神地注视着对方。他们成了国共两党领袖首次谈判的目击者。
毛泽东和蒋介石先谈天气，都说天气很好。接着又问对方起居情况，都说昨夜睡得很熟（这两个观点双方倒是完全一致）。
接着蒋介石说起今天的日程安排，上午由张治中来商谈会谈程序。下午他将率政府谈判代表与中共代表首开谈判……
因为29日下午的谈判结束得很晚，毛泽东仍然住在林园。
陈龙和警卫人员在白天没有机会合眼，夜里只能假寐，还要巡逻，只要毛泽东在这里住一天，就要坚持这样做一天，至于这样下去，身体是否能够支持得了，谁也未去考虑，因为这是保卫主席安全的需要。
吃过晚饭，毛泽东在灯下看报，陈龙坐在主席对面，从这里还可以望见楼前的院子。突然，电灯灭了，整个楼里一片漆黑。陈龙立即站到毛泽东身边，在外面警戒的龙飞虎、舒光才也疾步跑进屋中，环站在主席的周围。
来到重庆，陈龙就听说过，重庆是“天不晴、路不平、灯不明”，但是，在总统府里停电，这倒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刚刚点上蜡烛，窗外便闪过几道手电光，影影绰绰看见几个彪形大汉朝这边走来。
陈龙低声命令：“注意！”几个人同时伸手握住了腰间的枪柄。
有人在门外粗声粗气地喊了声：“报告！”
毛泽东轻轻挥了下手，陈龙应了一声：“请进。”
一个全副武装的侍卫官阔步走了进来，敬了个举手礼：“蒋主席来看望毛先生。”
毛泽东微微一笑：“欢迎！”说着站了起来。
可是这位侍卫官还不退回，他站在那里打量着陈龙等人：“毛先生在这，请其他各位回避一下。”
陈龙不满地盯了他一眼，身子却向主席靠近了一步。
毛泽东泰然地向龙飞虎和舒光才挥了一下手：“你们出去吧。”
龙飞虎和舒光才对毛泽东的话有些不解，迟迟不动。
毛泽东又挥了一下手，笑着说：“你们不出去，人家可能不敢进来。”
显然，他们已经知道这些警卫人员都是身带双枪的神枪手。
龙飞虎又望了望陈龙，陈龙暗暗地点了点头，两个人只得怏怏退出。
陈龙一直站在毛泽东身边，作为秘书，他是有理由留下的。
窗外、门外已经站满了警卫宪兵，几个侍卫官簇拥着蒋介石走了进来。
也就在这一刹那间，就像方才突然熄灭一样，电灯又突然亮了。
陈龙明白了，这是蒋介石（要不就是他手下的人）有意搞的一套鬼把戏，无非是给毛主席一个“下马威”！“卑鄙！”陈龙在心中暗骂一句。
危楼脱险
30日早晨，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乘车离开林园前往市区。
两天一夜，警卫人员没打一个盹，他们是靠着耐力、意志和对领袖的忠诚才熬过来的。
脑袋发沉，干涩的两眼起了红丝，两夜一天，陈龙一直处在极度紧张和担心之中，说来倒也奇怪，直到现在仍毫无困意。他觉得睡觉这个生理需要好像已经不存在了。
林园，留在陈龙的印象中是一座危机四伏的魔宫。
上午，陈龙随同毛泽东、周恩来拜访宋庆龄、美国大使赫尔利和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下午，随同毛泽东到桂园会见7月份访问过延安的国民党参议员黄炎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和民主人士柳亚子、王昆仑。晚上又出席了张治中在桂园举行的欢迎晚宴。宴后，毛泽东等人坐车回到红岩村。
前两夜，毛泽东住在林园，使红岩村的同志们忧心长悬。今晚毛泽东就要回来了，《新华日报》报社和曾在曾家岩工作的同志一齐聚到红岩村。
大家忙着布置会场，排练文艺节目，他们要在有限的条件下，创造一个最欢快的气氛来迎接敬爱的领袖。
毛泽东虽然忙碌了一天，又一连上了一百多级石阶，衬衣透湿，但他见到这些坚持在敌后工作的同志，心情仍然十分愉快，不停地和大家握手谈笑。
陈龙则和刘少文、舒光才到二楼查看给毛泽东安排的卧室。
这里原是周恩来同志工作和休息的房间。为了让毛泽东能够休息得更好，床单、被褥都洗得干干净净。整个房间两面向阳，宽敞明亮，桌椅、用品布置得井井有条。对面是周恩来的房间，陈龙、舒光才就住在两个房间的楼道中。
毛泽东休息后，陈龙便与钱之光同志一起到楼外查看地形，检查保卫工作的落实情况。
红岩村地势较高，从化龙桥上来，除了要登一百多个台阶外，还要走一段石板路。
为了监视这里的一举一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四周安插了无数个明卡喑哨，还构筑了机枪阵地和瞭望台。
在那条石板路的中段，长着一棵黄桷树。路，在树前分成两条，一条通向八路军办事处，一条通向特务机关的据点。如果万一走错路，就会落入敌人的魔爪，所以有人把这棵桑科落叶乔木叫作“阴阳树”。
办事处楼房的每一扇窗子都在敌人的枪弹射程以内。
陈龙不由得暗自仰天长叹，如果把林园比作魔鬼的宫殿，而红岩村则是被魑魅魍魉团团包围的一座孤岛，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承担如此重大的保卫任务，该是何等艰难！
尽管他两眼干涩，极度困倦，可躺在床上只睡了三四个小时，已经深潜在头脑和心灵中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又把他突然唤醒。该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今天，毛泽东要在桂园宴请柳亚子、王昆仑、屈武、侯外庐等民主人士，菜肴要从附近的菜馆烧好送来。为防止敌特投毒暗害，地下党组织已经在两家菜馆作了安排。这还不够，还得派专人监视厨房，从进菜到切菜、上勺装入提盒里都要亲自过目，不然难以保证安全。这还不行，凡送来的饭菜自己都要先尝一口。
周恩来曾与陈龙详细分析过毛泽东在重庆面临的几种危险，暗杀、制造车祸都有可能。但这一切都会引起轩然大波，也许敌人不至于这般愚蠢，他们很可能选择自然事故和投慢性毒药等能够为自己解脱的方法。因此，周恩来提醒陈龙在这些方面要特别警惕。
还是在离开林园的那天，周恩来就告诉陈龙，为庆祝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中苏文化协会要举办鸡尾酒会，同时举办图片展览，邀请毛泽东参加，同邀的还有在渝知名人士三百多人，为扩大我党在蒋管区的影响，毛泽东已经同意出席。
这是毛泽东来渝后首次要在公开场合露面。
陈龙和刘少文到中苏文化协会附近查看。
这个地方叫黄垭口，地处闹市，商场店铺鳞次栉比，从早到晚总是熙熙攘攘，它的对面便是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报社。如果毛泽东在这样繁闹的地方一出现，势必要出现人山人海、交通堵塞的场面。
这种场面，对于任何一个政党的政治家都是需要的，而对保卫工作则是最大的难题。
靠着出众的才能和经验，陈龙认真地分析了地形、地势和利弊条件，迅速地拟定了一个警卫方案，与刘少文等人商量后，请周恩来批准。这个方案包括：红岩村办事处、《新华日报》报社的同志到黄垭口一带上岗；动员重庆地下党的同志到这一带“逛街”；还要通过我们的情报关系控制特务机关、警察局和青、红帮中反动分子的一举一动……
周恩来基本同意这个意见，又作了几点补充，动员的力量不应仅是党员，还应包括进步的工人、公务员和学生。
重庆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都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远的不说，半年前发生在重庆的“胡世合事件”，就充分显示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和主导力量。
9月1日傍晚，中苏文化协会门前小轿车来往如梭。出席酒会的宋庆龄、张澜、冯玉祥、沈钧儒、郭沫若、史良等知名人士，还有孙科、陈立夫、陈诚等国民党政府要人先后到达。天上虽然下着雨，马路两旁还是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当周恩来、王若飞陪同毛泽东走下汽车时，越聚越多的围观群众冲开了宪兵警察松散的警戒线，纷纷聚拢过来。周恩来、王若飞、陈龙、龙飞虎、颜太龙、舒光才等人紧紧围在毛泽东的四周，簇拥着他走进了会场。
会场里的气氛更是热烈，五百多位与会的各界名人争先恐后地围上来和毛泽东握手、问好。冯玉祥眼含热泪紧紧拉着毛泽东的手，两人激动地举起酒杯。国民党元老覃理鸣握着毛泽东的手低声呜咽，久久说不出话。毛泽东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笑声、掌声、祝酒声。因为担心毛泽东不胜酒力，周恩来、王若飞、陈龙不得不接杯代饮。酒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苏联大使彼德洛夫夫妇邀毛泽东到楼上参观。
楼上还有反映苏联建设成就的图片展览会。毛泽东在张治中、邵力子、冯玉祥等人陪同下登楼观看。谁知参加酒会的人也纷纷拥上楼来，人们都要一睹毛泽东的风采。
上楼的人越来越多，秩序有些混乱，陪同的张治中、冯玉祥已被挤散。这时，一直紧跟在毛泽东身边的陈龙忽觉楼板一阵颤动，他已经注意到这座楼房的质量不佳，却未料到马上就要出现险情。
他看见周恩来、王若飞的脸上也露出紧张的神色，大概他们也察觉到这一危险信号，但是，毛泽东还被众多的人围在核心，似乎毫无察觉，仍在和大家谈笑。应当怎样对付这意外的危险局面？
今晚这里是重庆名流荟萃的地方，这里是表现外交礼仪的场合。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既不失礼节，又能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
疏散围聚的人，制止更多的人上楼，是一个办法。但，此时此刻的人们，渴望见到毛泽东的感情已经近乎狂热。这股狂热是难以用力量控制和约束的。怎么办？
忽然，楼板又一次颤抖，墙上一处泥灰簌簌落下。
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
这正是周恩来提醒大家要万分警惕的自然事故！
这个危险一旦发生，那才是亲者痛，仇者快！
就在这一霎间，陈龙看见周恩来向他发出一个示意明确的暗示。
军人的素质，卫士的机警，几乎在同时起了作用，陈龙马上从毛泽东的身后挤到了前面，一只手挽着毛泽东的胳膊，另一只手用力推开众人，低声向毛泽东说道：“快走！”也许是因为说得太着急，毛泽东还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只见周恩来、王若飞、龙飞虎等人也一起上前，拥着毛泽东向楼梯走去。
楼梯上还有人向上拥，严严地堵住了下楼的去路，周恩来马上走到前面，一边儿劝说一边儿用两手分着众人奋力开路，大家簇拥着毛泽东才算从楼上挤下来。
看到毛泽东已经下楼，楼上的人蜂拥挤到楼梯口，地板又发出一阵响声，整个楼房都在颤动。
也许已经有更多的人意识到了巨大的危险就要出现，楼上楼下引起一阵骚动，人们纷纷跟在毛泽东的身后向外拥。
正门和院里还挤满了人，许多没有看见毛泽东的人还在向楼内拥，此时此刻，那些身着警宪服装公开维持秩序的宪兵、警察几乎全都不知去向。
院里人太多，那里更不安全，在前面开路的周恩来迅速而又机敏地引导毛泽东拐到楼后的一个侧门。人们随后又拥了过来，这里是一条深长的胡同，如果让人们拥进，毛泽东将进退两难，那情况会更加不堪设想，陈龙只得担当断后的任务。
他站在一道门的中央，两手死死地把着门，用身体阻挡拥来的人群。
人们还在向前拥，陈龙大声呼喊着，用尽全身力气死命地顶，也许只争取了几分钟，陈龙便被人推开。但这时毛泽东已经安全地走到胡同口，坐进了开往红岩村的轿车里。
陈龙直到坐进汽车才松了一口气，总算从这座危楼里脱了险……
忧患与共
用寝不安眠、食不甘味来形容陈龙这一周来的生活状况，并非过分。
他的两眼布满血丝，嘴唇干裂，人也明显地瘦了。周恩来几次告诉他抓紧时间休息，可是他做不到。他肩上的担子太重，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毛泽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不得不下令：休息一天一夜，并且要当天没有谈判任务的王若飞监督执行。
毛泽东这一天早上去桂园的时候，就没有让他跟随。
陈龙只好站在楼门前眼巴巴望着毛泽东远去的背影出神。
这时，王若飞从二楼窗口探出身子喊道：“陈振东——上来！”
陈龙怏怏不乐地走到王若飞的房间。
看他走进，王若飞两手扶着他的肩头，把他按在椅子上，回身关上房间的门，又神秘地把手指伸到嘴唇边，做了噤声的手势。
陈龙奇怪地望着他，闹不清这位饮誉党内外的著名政治家到底要干什么。
王若飞打开了床头的一个皮箱，像变魔术似的拿出了一瓶土陶瓷瓶装的茅台酒，放在茶几上，悄声地告诉他：“这是我舅舅从贵州带到延安的，一共两瓶，在延安喝了一瓶。”
陈龙在延安见过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他胸前尺把长的银须，特别引人注目。
王若飞又打开橱柜拿出了一个碟子，一个纸包，碟里装的是卤味豆腐干，纸里包的是麻辣牛肉干。“主席昨天就向我交代了这个重要任务。”王若飞笑着说，“我要完成好。”
陈龙听着心头一阵发热，两眼有些湿润。“来！我们今天把它喝干。”王若飞性格豪爽，乐观而又风趣。他还有个雅号——“酒仙”，大概他的酒量在办事处所向无敌。
自从那次总统府宴会回来，他听龙飞虎等人说起陈龙的酒量，今天决定会他一会。
陈龙的酒量练自东北抗联的密营，酒是那时冬天御寒的佳品。王若飞的酒量是在内蒙古草原练就的。两个人边谈着往事边推杯换盏，越喝越觉得经历、性格都十分相近，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两人直喝到下午，茅台酒喝光了，又接着喝土烧，喝完土烧又喝葡萄酒，直喝得陈龙有点儿腾云驾雾之感，便在王若飞的床上睡了过去。这一觉直睡到第二天凌晨。
两个人后来谁也说不清一共喝了多少酒。
但有一点陈龙一直很清楚，这是他在重庆四十余天中睡的唯一一晚好觉。
9月2日晚，蒋介石在官邸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作陪的有冯玉祥、吴铁城、孙科、莫德惠、白崇禧、陈立夫等国民党高级官员。宴会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单独举行了会谈，就军队编制、驻地国大代表等问题交换看法。
9月5日，国民党在广东集中一个军两个师兵力，开始向解放区和游击区发动进攻。
9月6日，毛泽东在林园与蒋介石会谈。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举行的午宴。
9月12日，胡宗南、孙连仲的部队在河南集中二十万人，沿平汉线开始进攻解放区。
很清楚，当时蒋介石的策略就是边打边谈，以打压谈，以争取时间聚集力量，准备大打。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毛泽东在红岩村通过三楼的机要电台，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毛泽东在电报中说：“你们打得越好，我在重庆就越安全。”这句话的另外意思就是说，如果打得不好，他在重庆的安全就没有保障。
陈龙通过情报关系得知，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已经有人扬言，愿以自身性命去换毛泽东一死。
这份情报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作出布置，一面通过公开方式向国民党当局和重庆宪兵司令张镇提出警告；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情报渠道和上层关系，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施加影响，使特务头子们知道，一旦发生这样震撼全国乃至世界的大事，单单拿几个小特务开刀是不行的，恐怕连戴笠也得变成替罪的羔羊。
9月中旬，上党战役和解放区各战场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双方一时难分胜负，蒋介石对重庆的谈判便施出了拖的一着。
从谈判一开始，毛泽东除了和蒋介石会谈外，具体条件的谈判都是由周恩来、王若飞承担。
自9月17日蒋介石在林园找了赫尔利，想以美国名义迫使毛泽东同意把军队交给国民党的阴谋失败以后，再也不露面。这样一来，只要桂园没有会客和拜访，毛泽东只好每天待在红岩村。
这段时间对毛泽东来说是十分艰难的。
如此夜以继日地工作，加之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焦虑，毛泽东的脸色变得憔悴，夜间睡眠越来越少，甚至还彻夜失眠。周恩来很担心毛泽东的健康，特地请了一位老医生为毛泽东检查身体。医生说：“问题就是毛泽东的脑子用得太多了，必须设法让毛泽东的脑子在夜间松弛下来。”
可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不论是举行文艺晚会，还是跳舞会都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在这一段艰难的日子里，陈龙每日每夜都陪伴在毛泽东身边。
为了让毛泽东吃得好些，他亲手炒毛泽东爱吃的苦瓜和辣椒，每天早晨陪毛泽东散步，向他讲东北抗联的斗争情况，讲杨靖宇，讲周保中、魏拯民……
毛泽东总是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让陈龙回答。“你认为东北抗联失利的原因是什么？”毛泽东问道。“没有设法建立起巩固的游击根据地，这是最主要的。”陈龙答道，“原因是气候条件太恶劣，日寇在东北的统治是全方位的。”
毛泽东点了点头：“还有什么？”“不能低估王明和教条主义的影响。”陈龙语气深沉地说，“可惜这两点，我是到延安以后才懂得的。”“好！懂了就好，这多年教条主义把我们害得好苦。”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接着两人又谈到情报和保卫工作，陈龙介绍了他在苏联学习时看到“契卡”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听了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保卫工作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否则不堪设想……
在与领袖共忧患的时刻，陈龙像小学生一样虚心求教，得天独厚地学到了从书本上、课堂上无法学到的理论知识和经验。
应当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几十天的言传身教，深刻地影响着陈龙的后半生。
山城枪声
自从毛泽东一到重庆，蒋介石的心腹、智囊、谋士便一个接一个地向蒋介石献策、献计，目的只有一个，设法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尽管有人怂恿戴笠尽早下毒手，但戴笠有自己的算盘。特别是听到有人告诫后，便拿定了主意——绝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去为别人当替罪羊。
还有人出谋：让谈判无限期地拖下去，把毛泽东长期困在重庆。这不失为一良策。蒋介石这几天就采取了“拖”的战术。
他有意拖延，一方面要困住毛泽东，一方面要看初试锋芒的几场战役的结果。这里，他最关心的还是“上党战役”。可直到9月末，上党地区战事进展情况并不理想。共产党方面以著名军事家刘伯承、邓小平为首，指挥着太岳纵队七千健儿与他指挥的阎锡山近两万人马在上党地区展开鏖战。9月20日，屯留、长子、壶关被太岳纵队占领，长治处于被我军合围之中，上党战役已露败相。
谈判桌上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好像看穿了对方“拖”的阴谋，连续几次作出重大让步，不断推动着谈判向前进展。“拖”，有点儿拖不住了；打，又不一定能打赢。蒋介石有点儿一筹莫展了。
有几位谋士看出了蒋介石的心思，连连又献毒计——把毛泽东、周恩来软禁起来，扣作人质，逼迫共产党让步、就范！据说这条计策曾引起蒋介石的兴趣。
陈龙迅速地把这份情报报告了周恩来。
10月初，重庆官场也曾流传这个消息，这是不是敌人准备动手有意放出的试探性气球呢？
许多关心毛泽东人身安全的各党派朋友纷纷提醒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
谈判桌上的斗争日趋白热化，国内的形势更加动荡不安。9月30日，美国军队在塘沽登陆，10月1日旋即占领秦皇岛。
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兵，根据美蒋秘密协定，正通过飞机、军舰从西南、缅甸向内地源源运送。全面内战一触即发。
10月3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研究谈判情况，商讨制止内战的方针策略及与延安连续电报往来之后，已是凌晨。毛泽东刚刚躺下，便被秘书王炳南唤醒，告诉他蒋介石派杜聿明、邱清泉在云南昆明用火箭炮、坦克车包围了龙云的官邸，逼着他交出兵权，龙云目前生死不明。
周恩来、王若飞也披着衣服来到主席的房间，他们马上意识到，这是蒋介石用武力解决异己的一个险恶开头。
他对龙云能够干得出的事情，也能对共产党干得出！
看来，必须采取措施进行反击。不然，一切都无法保障。
经过对局势的认真分析后，周恩来及时作出布置。首先，说服国民党谈判代表，同意在报纸上公布国共和谈已经取得成果；向国民党朝野人士表明共产党的和平愿望；向全国人民公布我党在和谈中所作出的重大让步，以争取各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同时，他又指示陈龙，利用一切可以接近国民党政府实权人物的情报关系，向蒋介石施加影响，使他尽快打消可能自食苦果的罪恶念头。
更主要的一点是全力加强对毛泽东人身安全的保卫工作，红岩村的干部全部参加站岗放哨，人员不够，从《新华日报》报社抽调。
当然，在制定这些措施的同时，为以防万一，也做了应付最坏局面的安排……
尽管形势日益险恶，毛泽东依然从容地来往于桂园和红岩村之间，每天都与各界人士会晤、畅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书写了《沁园春·雪》一词，赠柳亚子先生。
国共和谈进展情况的公布，特别是《沁园春·雪》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的名字冠盖山城。加之情报工作的巨大作用，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他的谈判代表在和谈协定上签字画押。
中共谈判代表团及时宣布毛泽东将在近日返回延安。
10月8日晚，张治中在林森路军委大礼堂举行欢送晚会。在重庆的国民党要人，各党派、文化界知名人士共五百多人出席。
终于熬到这一天，回程有期，陈龙和警卫人员都很高兴。特别使陈龙感到放心的是这个礼堂宽敞高大，肯定不会出现9月1日在中苏文化协会那里的危险。
哪知，也就是在这天晚上，却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情。
欢迎会伊始，张治中在讲话中宣布，国共和谈协定，将于10月10日签字，还表示愿伴送毛泽东回延安。毛泽东也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强调“和为贵”，再一次表明了共产党的和平诚意。
谁知就在这时，却传来一个噩耗：在离红岩村不远的嘉陵江边公路上，传出一声枪响，年方三十五岁、外表颇似周恩来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饮弹身亡。
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没有惊动毛泽东，只是向王若飞、陈龙低声叮嘱一句注意毛泽东安全后，便与重庆宪兵司令张镇匆匆坐车赶往金汤街市民医院探望。
原来，这天下午，李少石用车送岳父廖仲恺先生生前的挚友柳亚子先生回沙坪坝，在返回市区途中，突遭枪击，子弹从车后工具厢射入，洞穿李少石胸部，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晚七点四十分逝世。
回红岩村，天黑路远，张治中担心路上不安全，劝毛泽东留在市区住宿。
毛泽东显得分外地冷静和沉着，他谢过张治中的好意，仍坚持回红岩村。
周恩来对张镇说：“今天就用你的车把毛泽东送回红岩村。你必须绝对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如果出了事情，首先唯你是问。”
张镇连声承诺。
走出军委大礼堂的大门，陈龙就紧紧跟着张镇。这是陈龙作出的紧急布置，并要龙飞虎等人紧紧围着毛泽东。他要盯住张镇，若是一旦发生意外，他将先擒住这个宪兵司令做人质。
在周恩来、陈龙左右护卫下，毛泽东坐进了张镇的汽车，张镇坐在车前座。一路上，陈龙的左轮手枪枪口一直在暗中对着他。
当夜陈龙又是一夜没有合眼。
10月10日，是国民政府的双十国庆日。国共双方经过四十余天的在谈判桌上、战场上的反复较量，终于以共产党让出南方八个解放区，把四十三个师军队裁缩二十个师的重大让步，达成了协议。并由周恩来、王若飞、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在桂园举行了签字仪式。
蒋介石没有出席，毛泽东在楼上也没下来。
这一夜毛泽东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就起了床。他在屋中踱步沉思，片刻，坐在桌前挥毫写了“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的悼文。
11日上午，从林园到九龙坡机场由宪兵沿途警戒。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张治中和蒋介石的送行代表陈诚分乘三辆汽车奔赴机场。
机场上前来送行的邵力子、郭沫若夫妇、陶行知、章伯钧、茅盾及为数众多的中外记者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新华日报》报社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已经先行到达。
毛泽东热情地和送行的人握手告别。
仍留在重庆继续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充满感情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连声说道：“保重！”接着他又紧紧握着陈龙的手亲切地说，“这些天辛苦了你。”
在重庆谈判期间，陈龙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教导下，圆满完成了保卫毛泽东安全的任务。
毛泽东已经走到了舷梯旁，舒光才和齐吉树以及后来从延安赶来的贺清华已经对飞机进行了检查。陈龙和钱之光、王炳南、龙飞虎、颜太龙紧紧握手，便跟随毛泽东登上了飞机。
张治中、王若飞把毛泽东让到靠舷窗的座位上。
C—四十七运输机呼啸着冲上蓝天。
紧张万分的四十三个昼夜总算熬了过来，毛泽东终于平安地坐上了返回延安的飞机。
第二章 新中国的斗争
新中国制定土改法背后的阶级和斗争
1、中南局、华东局相关人员被召进京
中共中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提交6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同时，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做《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为了起草好这两个文件，刘少奇在大量阅读书面汇报、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还有重点地召集有关人员进京，当面听取他们的意见。根据时任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的杜润生回忆，1950年上半年，他曾两次被召到北京。一次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廖鲁言让他带中南局的几个干部赴京，同去的有中南局土改委员会调研处处长张根生、湖北省农工部长任爱生等，只汇报情况。刘少奇和朱德到会听取他们的汇报。
另一次是为商量刘少奇的土改问题报告，中南区的有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湖北省委副书记刘建勋和杜润生。华东只来一位，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刘瑞龙。根据《杜润生自述》记载：两次都住在灵境胡同的红楼上，开会到中南海。“两次会议都由刘少奇召集。他讲了新区土改，应有准备、有领导，有法可依。我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土改必须有秩序，讲政策，搞得更好一些。我们都就地方情况做了汇报，还谈了今后对土改的意见。因为中南局布置得早，河南已经干起来了，有了一些先行一步的经验，刘问得比较仔细，汇报时间占得较多。”
……“参加会后，让我们列席中央准备通过土改法和少奇报告的会议，并告知会议由毛主席主持。”
2、黄克诚和饶漱石争论
关于刘少奇召集进京，黄克诚在《自述》中也曾有所回忆：
在土地改革政策问题上，我和某些同志有过争论。1950年春，新区土改开始前，刘少奇曾召集华东的饶漱石、江西的陈正人和湖南的我，参加讨论“土改法”，准备写一个土地改革工作报告。会议上，为了如何处理富农的土地问题，我和饶漱石发生了争论。我主张湖南要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饶漱石反对，刘少奇当时未作结论。
我认为，过去康生在土改问题上过“左”，得到一些同志支持，实行了“贫雇农”路线、“搬石头”等等错误作法。那时我在东北，我坚决反对这样做，跟他们争得很激烈。但现在我认为饶漱石右了，因为政策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像湖南这样的地方和那些土地非常集中的地方差别很大。这里大小地主一共也没有多少土地，而贫下中农人数却很多。只靠分地主的土地，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达不到土地改革的目的。所以，我对饶漱石说：你主张土改法怎么写，我不管，但湖南必须征收富农的多余的土地，否则，贫雇农就分不到什么土地了。
3、双清别墅：富农放哨，中农睡觉
杜润生等人列席的会议，会场设在香山双清别墅。
会议那天，他们几个人早早就去了，别人还未到。闲着无事，黄克诚说：“我们先到毛主席那里去！”他和毛泽东熟悉。
到了会客室稍候，毛泽东出来接见他们。稍事寒暄，毛泽东就转入正题。据杜润生在《自述》中回忆：主席问到土改的情况时说，刘少奇同志请你们来，出点主意。你们两个区是新区土改的大头，两个地区的人口加起来有两亿几千万（当时新区人口总共3.1亿），你们要早走一步。土改是我们民主革命留下的一个“尾子”，但这“尾子”还不小，是个大尾巴。土改搞好了，第二步建设本钱就大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刘瑞龙先介绍了华东的经验，他说：“这次土改要避免过去土改的缺点，要更注重政策，更有准备。但封建势力的抵抗还是很厉害的，不能低估。进城后，替地主说话的人更多了。”
毛主席笑着说：“城里的人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要说话。这也是好事，可以逼迫我们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
问到对中南方面的意见，黄克诚率先回答，他只讲了湖南一个省的事，说省里政治情况比较复杂，统战情况更复杂。土改反封建既要坚决放手，又要掌握政策策略。然后他向毛主席介绍说：“杜润生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是中南局分管这个事情的，了解情况全面一些。请他向主席汇报吧。”
这是解放后，杜润生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黄克诚让他讲，他一下子不知道从哪里开口，有些为难。
毛主席倒是很随意地问：“杜润生同志是哪个省人，以前在哪个地区工作？”
杜润生忙说：“我是山西人，以前在太行区工作。后来从中原局到华中局。”
毛主席点上一支烟，说：“自古三晋之地，人才辈出，三皇五帝，建都、打仗在此发迹。八路军也是在山西壮大起来的。”他接着话锋一转：“你们杜家出人才，历史上有杜预、杜佑、杜甫等，这几位姓杜的都很厉害。”
原先有些紧张的杜润生一下子轻松起来。关于土地改革，他提出了几点看法：“一是中南准备把农村工作当做当前的中心，这是已经向中央请示过的。我们把农村搞好了，就可以保证城市的供给，还可以有一个好的政治、经济环境。二是土改要分阶段。中南局讨论过，农村分配土地之前，第一阶段是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主要是摧毁反动政权。这一步实质上是政治斗争，是为了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把农村称霸一方的封建势力代表和国民党的武装匪徒扫除。如果不摧毁反动势力，就建立党组织，就分配土地，光搞经济、不搞政治，群众就会感觉没有政治依靠。我们可以一面摧毁敌人的基层统治，一面通过斗争发现积极分子，建立政权。第一步是先建立农会，第二步再分配土地。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到‘一切权力归农会’，新区恐怕也有这么一个时期。”
毛主席赞许地点点头说：“这个安排很好。政权是根本。一国如此，一乡也如此。基层政权搞好，国家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你回去就这些部署写个报告给中央。”
后来，杜润生很快写好了报告，送中央政研室。毛泽东同意这个部署，批示说：“我们同意杜润生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经过了这样的秩序。过去华北、东北及山东的土改经验也是如此。”批示以中央名义发出。以后杜润生等人又提出，土改应分为三个阶段，增加了土改复查与组织建设阶段，对此毛泽东又批示说：“将土改过程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阶段是很必要的，各新区均应教育干部照三个阶段的各项步骤去做，不要省略和跳跃。”
在这次会见中，还谈到了富农问题。杜润生说：“这次我们向少奇同志汇报了邓子恢同志的一个意见，他主张没收富农的出租土地或多余土地。因为据我们调查，中南地区地主、富农的土地加起来只有40%多，很少有70%的地方。这个数字和主席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数目字有点差别。无地、少地的农民数量非常大，高达70%以上，人多地少，不够分配。如果不动富农，光分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
毛泽东语气有些沉重地说：“土地就那么多，这是客观事实，多说并不就变得多了，少说了也不会变少。你们的意见是有根据的，是以第一手材料做基础的，我当然听你们的。全国怎么样，还弄不清楚，将来都会搞清楚的。至于富农问题，我还是主张保存富农，以不动为好。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反封建，城乡资产阶级都要保留，这有利于生产，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生产落后。‘富农放哨，中农睡觉’，保存富农有利于刺激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将来贫农因为分地少、有困难，我们有了政权，可以从另外方面安排就业或想其他办法。你们回去后可向子恢同志做点解释。”
随后，黄克诚、杜润生等人列席了由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
关于会议的具体情况，杜润生在《自述》中说：
这次会议，先讨论婚姻法草稿（由党的妇女委员会主任王明提出解释），后讨论土改问题。记得当时有一位老同志讲到土改中要注意教育农民节约，分田后大吃大喝不好，应该防止。毛主席插话：“千年受苦，一旦翻身，高兴之余，吃喝一次，在所难免，此后注意就是了。”此话既讲理、又讲情，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通过这两次会面，我感觉毛主席很平易近人，很和气，注意听取别人意见，具有既坚持原则，又从善如流的大政治家风度。
这次毛主席是同意了我们的一条意见，否定了我们的另一条意见。黄克诚、陈正人留下参加中央全会，我和刘建勋返回……
听说中央全会中，在富农问题上黄克诚和饶漱石发生争论，饶拥护中央的意见，黄则主张采纳邓子恢的意见，相持不下。后来，关于富农问题中央决定仍予以保留，基本不动，但允许个别地方因地制宜，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征收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在实际执行中，至少在中南和西南地区，富农的多余土地还是全变动了。
4、穆青在河南省的调查
虽然毛泽东主张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但中南区邓子恢、黄克诚等人的意见又不能说没有道理。显然，《土地改革法》里面，关于动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条款还要斟酌，不然，一旦形成法律文字，和实际情况相比，不好操作或不便操作，会使土改工作被动。鉴于这种情况，中央责成有关部门和中南区再就动不动富农出租土地问题进行调查。
新华社记者穆青在河南省的范围内做了《河南富农土地人口调查》。
关于不动富农问题，穆青调查的结论是：“动与不动，农民所得相差无几。”
穆青调查的范围是8个地委11个县的28村，共6519户，32669人，土地83504.72亩。如果所有土地、人口绝对平均，每人可分得2.55亩。动富农的多余土地，让他们保留中农水平，第一种“中间不动两头平”，每人平均可分得2.18亩。富农的所有土地都不动，地只没收地主的土地来分配，第二种“中间不动两头平”，每人平均可分1.95亩土地。动富农的“两头平”与不动富农的“两头平”，每人相差仅0.23亩。
用同一材料来看，其百分比，被调查的28个村，共有地主214户，人口1483人，土地12101.21亩，如果按第一种“中间不动两头平”，需留给地主土地3134.84亩，还能没收土地8966.37亩，占农民应有的土地23.2%。富农285户，人口2079人，土地11179.94亩，除按中农水平留地6444.9亩外，还能征收多余土地4735.04亩，占农民应得土地的12.4%。公地808.97亩，占农民应得土地2.09%。贫农3769户，人口17760人，原有土地24119.35亩，占其应得土地62.4%。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不动富农土地的话，农民则少得12.4%的土地，拿农民个人来说，每人少得地0.23亩。
关于只没收富农的出租部分，穆青的调查是：33个村共有10728户，人口49715人，土地141742.02亩。地主453户，人口2642人，土地28082.11亩。富农422户，人口2732人，土地16176.69亩，自耕10401.94亩，出租5774.75亩，其出租部分占富农所有土地的35.7%。如果按第一种“中间不动两头平”，农民平均每人可分得2.57亩；如果按第二种“中间不动两头平”，每人平均可分2.54亩，相差数仅0.03亩。
至于雇工是否可以不分地，穆青在调查中了解到，河南省委认为应该分，如实在不够分，得保证其不失业，并提高其工资至少能养活一人，但在土改法中不能有雇工不分地的规定。不动富农后农民生产资料的问题，河南省委也认为可以解决，主要办法当然是依靠互助换工，必要时政府也可贷款。
过去河南省是按政务院批准的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条例执行的，现在他们正在考虑是否秋后这一半地区也按照中央行将公布的土地法来统一执行。
5、中共中央政研室在中南区的调查
在穆青调查的同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也在中南区的鄂、湘、赣、豫、粤五省进行了调查：
关于富农所占土地比重及出租土地情况，调查结果是这样的：（1）据各省材料来看，富农在中南区农村，一般的占人口百分之五左右，占有土地百分之十五左右；从其占有土地每人平均数来看，一般的相当于当地平均数的250%左右，有些地区也有超过300%以上，个别地方也有不及200%者。（2）富农出租土地者，在河南约占富农总户数的30%以上，鄂湘赣三省则皆在50%上下，多者达到三分之二。其出租的土地，在河南约占其所有土地的35%，鄂湘赣则在40%左右。（3）另外富农放债者也很普遍，河南约有25%的富农放债，河北有40%放债，湘、赣则有50-70%的富农放债。
关于不动富农土地，贫雇农分田情形的计算各省则有所不同：
一是一般情况：据各省典型材料推算看，不动富农，贫雇农分得土地约达全村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在土地集中地区则可达到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五，基本上可以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在土地不很集中的地区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土地比较分散的地区可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但分散地区的个别村庄也有的达不到百分之五十。有些地区由于土地数量少，土地占有关系又比较分散，动了富农出租土地也不能完全解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
二是局部地区的特殊情况，一般是富农占地太多（如湖南某些乡），甚至超过地主占有的数倍，而地主土地和公田又不多，如不动富农出租土地，贫农得地后要少二个月至四个月的粮食。湖北也有一部分地区如不动富农，分地后贫农要缺一至四个月的粮食。
另外有一种情况是有些乡、村中根本就没有地主（如江西的一部分老苏区），公田也不太多，如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则不能解决贫雇农最低的生活问题，在这些地区则应有一部分村庄要动富农出租土地的一部。
调查还在湖北省做了三个典型村的详细计算，其中黄陂县新义村（土地集中村庄）的计算结果如下：
1.按普通计算结果：
全村每人平均2.36斗田。动富农出租部分，贫雇农分田后可达到2.29斗田，占全村平均水平的97.3%。
2.按实际户计算（有些下中农要分田，有些贫农也许还多于分田水平，非农业人口可以少分或不分田等），结果：
A、全村可分的土地有：地主的3235.76斗田，公田199.2斗，征收小土地所有者（留中农水平2.54斗田的200%）8.75斗田，加上分地户原有之土地，贫农805.63斗田，中农617.5斗田，共计4776.84斗田。减去应留机动土地0.4%计24.9斗田，减去出租外村土地1389斗田，照顾佃户（以本村租入地主公田土地10%计算）233.1斗田，实际尚余可分配田3129.84斗。
B、全村分地人口共1614人。计地主（除去不需分地者25人）136人，贫农1156人，中农（只需分地者）290人，其他职业（按应分的原则）32人。
C、根据以上人口、土地，按三种方案分配的结果是：
不动富农时：甲、照顾佃户及非农业人口，贫雇农分田后，每人可到1.95斗田，占全村水平的82.5%；乙、不照顾佃户，贫雇农分田后每人可到2.07斗田，占全村水平的87.5%；丙、都不照顾，贫雇农分田后每人可到2.12斗田，占全村水平的89.5%。
若动富农出租土地，可增加可分田121.36斗田，这样分的结果，贫雇农每人可以多分0.1斗田。
虽然是在同一个中南区，各地土地占有情况的差异还是很大，动还是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不同地方的分田水平显然不一样。如果法律上一刀切，势必对今后的土改工作造成被动，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针对富农的政策到底最后如何规定，中央决定，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继续讨论。
土地法的颁布
1、七届三中全会：焦点仍是富农政策
1950年6月6日到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列席会议的有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和有关工作人员43人。会上，毛泽东提交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分别就土改、财经、外交与统战、军事等问题作了报告。尽管会议内容很多，但讨论新区土地改革问题，是这次中央全会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的报告中，把土地改革摆在了第一重要的位置，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与否，是获得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
会议审议了关于新区土地改革的三个文件：一是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二是将由刘少奇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三是《农民协会组织通则》（草案）。
在审议土地改革法草案时，焦点问题仍然是关于富农政策问题。一直主张应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中南局的同志仍坚持他们的原来意见。他们强调，在中南一些土地比较分散的地区，特别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老苏区，如果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就会使贫雇农分得土地的数量减少很多，幅度在10%-20%。因此，他们建议：不要把不动富农的出租地说死，应该灵活一些。对于那些土地特别少，不征收富农的出租土地就无法解决大多数贫雇农最低限度的生活的地区，可以经过省人民政府批准，允许在这些地区实行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政策。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接受了中南局的这个建议，将原先土地改革法草案中规定的“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改成“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2、土改总路线和土改委员会
七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为了加强对新区土地改革的领导，这次会议还决定，由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刘伯承、邓子恢、黄克诚、饶漱石、叶剑英、彭真、刘澜涛组成中央土改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
3、不要四面出击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会上还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特别强调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他说：“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的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列举过“我们的敌人”，毛泽东又分析目前面临的困难：“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工人和失业的知识分子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因为形势如此严峻，所以我们必须稳步前进，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团结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认真、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好少数民族，集中力量向国民党残余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进攻，而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也有从“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出发点考虑的因素。
4、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土改法（草案）》
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全国委员会委员149人，及不兼全国委员会委员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25人，列席会议的有特邀人士、地方政协委员会推选的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由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
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接着，他就新区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土地改革法》（草案）中有关政策提出依据和酝酿起草经过，以及在进行土地改革时应该注意的若干事项，作了说明。
在系统地说明了土改的“必要性”、“正义性”和各项相关方针政策后，刘少奇指出：“明确地说明土地改革的这一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现在仍然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基本理由与基本目的可以驳倒一切反对土地改革、对土地改革怀疑以及为地主阶级辩护等所根据的各种理由。而现在各种反对与怀疑土地改革的意见，实际上仍然是有的。”因为会议的重要目的就是要统一思想，尤其是要打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思想，所以他特别强调，在城市各界人民中，“解释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法令，使他们了解，并同情农民，帮助农民，而不要去同情地主，帮助地主，更不要去庇护地主，庇护自己亲朋戚友中的地主分子，应该告诉这些地主分子，要他们老老实实地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和农民协会的决定，而不要去进行反抗和破坏活动，以免遭受可以避免的打击。这也是组成反封建统一战线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5、民主人士要过好土改关
在会议讨论中，不少民主人士表露出“和平土改”的幻想，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一些从地主阶级营垒中走出来的开明绅士和起义将领，则对土改表示怀疑、不满以至抵触。他们说“地主养活农民”，“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地主的好处不可一笔抹杀”，“土改偏差很大”，“斗争过火”等等。有的甚至说，党和国家的干部“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地方的农会常常被土匪流氓把持”，等等。不少人以“江南无封建”等言论，对土改进行抵制。出席会议的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这些言论也表现附和和共鸣。“江南无封建”的说法，是民主人士、著名学者董时进提出的。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公开信，标题是《董时进上毛主席书》，自费铅印，四处散发。他提出“江南无封建”论，不赞成在江南进行土地改革。据说这封公开信散发到他的家乡垫江县武安乡，也受到农会干部和贫雇农的批评。嘲笑“董博士不了解实际情况”。
所以，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在土改问题上的争论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针对上述对土改的各种怀疑、幻想和抵制的言论，中共在会议过程中以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传统手法，对民主人士进行反复的说服和教育。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分别约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些从地主阶级营垒分化出来的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座谈，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并在小组和大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力图在共同纲领基础上统一认识。结果，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主席张澜、民建中央召集人黄炎培、民进主席马叙伦、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在会上分别表态，宣布拥护土地改革法草案。起义将领刘文辉、卢汉、邓锡侯等也表明支持和拥护土改的立场。
比如邓锡侯说：“这样一个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我个人，我可以坦白地说，是和我本阶级（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相冲突的。”“我愿诚恳地拥护这样的一个土地改革，我要坚决的放弃本阶级的利益，来服从全国人民的利益，服从整个革命的利益。”“我抱定决心，不仅做到军事上的‘起义’，而且更要做到阶级上的‘起义’。”
毛泽东也很清楚，民主人士还有思想问题。他在6月23日作题为《做一个完全革命派》的闭幕讲话，着重点就在于要民主人士过好土改关。并强调如何对待土改是关系到是否革命的严重的立场问题，要求民主人士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站在农民一边。他说：“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祝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上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
同时，毛泽东又鼓励民主人士，“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毛泽东的话显然是有分量的，许多民主人士已经清楚地看到，进行大土改，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任何阻拦都是螳臂当车，是唐·吉克德似的幻想。他们中间有些人，前些年曾经坚持过“第三条道路”，实践证明，那是一条不可能存在的道路。这样一种情势下，与会者的思想自然会更容易统一。
会议经过审议，同意刘少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进行了若干有益的修改和补充后，同意并建议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
6、毛泽东签署主席令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八次会议，根据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建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6月3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主席令，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分为总则、土地的没收和征收、土地的分配、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方法、附则等6章40条。至此，在全国新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有了新的法律依据。
解密新中国领袖们的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
中共中央确定在北戴河夏季办公，实际上带有半休养半工作性质。
从1954年以后的每年暑期，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办公的主要形式是接见外宾、开会、决定重大决策。
为了保障领导人正常办公，中央于1954年成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期工作办公室，为中央机关服务。同年11月，国务院正式确定北戴河休养区的使用方针是：为中央暑期办公服务。
这一年，北戴河海滨接待避暑和休养人员36，800多人，其中有中央领导30人，部局级干部154人。从上述数字看，还是一般干部、职工到此疗养的占绝大多数。
夏季办公制度确定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专门组成了暑期警卫、服务班子，奔赴北戴河工作。在当地也有一个暑期工作班子，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再加上警卫师四团的人员，一同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浴场和外出活动的服务和警卫工作。
中央警卫团的工作，都与北戴河当地公安警卫部门取得联系。双方共同商定了各项安全措施和相关的制度，对首长住地、启用浴场进行了安全检查，并在海中设置了防鲨网。
北戴河的夏季很热闹，除了游泳外，中维路的国务院大会议室、中直的小礼堂，还定期放电影和举办交谊舞会。
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在国务院区域工作避暑的首长的大部分休息时间，都是在垂钓中度过的。在北戴河钓的是海洋中的鱼，这与在淡水湖泊、池塘钓鱼大不相同。海鱼咬钩有它的规律，受时间、风向、潮汐等自然现象的影响，没有钓海鱼经验的人，钓的时间再长也不可能有多大收获。
有一次，警卫人员陪贺龙到国务院第一浴场的防波堤上钓鱼，四五个人每人一根轮竿，挂串钩，从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两个小时就钓了满满两水桶的鱼。而下午1点一过，只看见鱼在水面游来游去，可就是不再咬钩。
有几位老帅还喜欢“夜钓”，特别是徐向前元帅。他住在“东山”，每当睡不好觉的时候，便经常乘一艘小渔船，深夜到海上垂钓。东山海域情况复杂，多礁石，甚至听说有鲨鱼出没伤人的事。尤其是在夜色昏黑之际，有坏人也不易发觉，这对保证首长安全非常不利。据警卫人员回忆，每逢首长夜间外出钓鱼，他们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出意外。
毛泽东自1954年4月首次到北戴河一游后，这一年夏天又到此住了很长时间，直至9月间。其他领导人回北京后，他仍留在那里，可见非常喜欢此地。
对于那年夏天的情景，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保健医生徐涛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生动的记载。
1954年，毛泽东来到北戴河，就在北戴河办公。考虑到他以后会经常到此，中直疗养院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号楼。这一年夏天，中央首长来得特别多，开会也方便。每天工作之余，毛泽东一定要去游一次泳。
那一年游泳，有几件事留给我印象特别深。
毛泽东游泳喜欢热闹，尤其喜欢和年轻小伙子姑娘们成群结伙地游。这时他便会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他侧泳仰泳，自然轻松，一边游一边和年轻人聊天，兴致极高。
一天，他游到兴头上，旧话重提，忽然朝我喊：“小徐，你不是游得好吗？我们比一比。”“行啊，我们比速度。”我朝他靠近。“你聪明，我也不傻。我不跟你比速度，我跟你比耐力，比持久。”“那不行，比赛都是比速度。”
我知道毛泽东下了水就不愿上岸，就那么不停地游。我可不行，时间一长非抽筋不可。“你别骗我，有比速度的就有比耐力的。要达到胜利的彼岸，首先必须有耐力。要坚持时间长，要游得远才行。”
毛泽东不慌不忙只管向远处游。他游泳的轻松自如完全如他后来在词中所写那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半小时后，我坚持不住了，气喘吁吁爬上船，乘船随毛泽东遨游大海。毛泽东指指我挖苦道：“他很进化么，很有办法，游不过岸就划船划过岸。”
大家都笑。许多人游不了多久也得上船喘口气，然后再下水陪毛泽东游。毛泽东每次游泳只下一次水，下去就要游个够。不够不上岸，上了岸便不再下水。无论走路游泳，他都是那句话：“我这个人不喜欢干回头事”。
像往常那样，毛泽东游了一个多小时，经我们一再劝说才上岸。
卫士们替毛泽东擦干身体。毛泽东在沙滩上漫步，嘴里念念有词。他天天这样念，有时夜里工作疲劳，出门观海也是这样念，听多了我便记住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河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一天晚上，主席遥望大海又在念。我问：“主席，这是谁的诗啊？”“写得好吗？”“很有气魄，很美。”“这是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中的第一首，《观沧海》。”“曹操还会作诗呀？”“嘿，你这个大学生呀，确实该补补课。”毛泽东缓慢地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
我大吃一惊，简直目瞪口呆。别说我没听说过这种肯定曹操的话，我坚信那时全国99.9%的人也未曾听说过，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闻所未闻啊！无怪后来郭沫若写了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在全国引起那么大震动。
我喃喃地说：“曹操？哪个曹操？”“还有哪个曹操，三国的曹操。”“他，他不是白脸奸臣吗？”“你知道个屁。”毛泽东愤然时喜欢这样骂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我就是从那天起，开始重新认识曹操。我见主席看的是《古诗源》，后来也设法买到一本，保存至今。上面有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名篇。
那几天，毛泽东总看《古诗源》。有一天，他让卫士找地图来，一边查地图一边说：“曹操是来过这里的。”
我惊讶：“曹操也来过这里？”“当然来过，上过碣石山。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
这一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停留最久。其他中央首长都走了，他没有走，直到九月天凉，仍每天下海游泳。可惜他登碣石山我没能一道去。他写了著名的词《浪淘沙·北戴河》。他说南唐后主李煜也写过《浪淘沙》。李煜的词意境和语言都好，但是风格柔靡，情绪伤感，他不喜欢。他说他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我喜欢毛泽东的《浪淘沙》。特别是最后两句，将曹操的“秋风萧瑟”顺笔一颠倒，便成了“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跟在毛泽东身边，迎秋风听海潮，词中的意境和情绪感觉格外强烈，可以说动人心魄。
徐涛的这段回忆，生动地描绘出当时毛泽东的心情。此时，新中国的建设蒸蒸日上，毛泽东心情非常好。除了游泳外，还触景生情，重新认识曹操，而且所用的标准，是破除了千年来封建文人以刘姓的汉朝为中心的正统观念，用的是“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一生产力标准。这种正确的历史观，确实令当时的人耳目一新。
毛泽东第一次到北戴河住的是“章家楼”。此楼因是天津巨商章瑞庭所建而得名，张学良当年也住过这幢楼。这年夏天毛泽东第二次到北戴河，开始也住这里，后来才搬到刚落成的中直疗养院1号楼。
陪毛泽东到北戴河的秘书田家英，带上了刚刚4岁的长女曾立，他们住的是“章家楼”后楼，该楼是章氏晚辈儿女建造的。
据当年的同伴回忆，这位从未出过北京的曾立第一次看到金色的沙滩，碧绿与蔚蓝相衔的海天，异常兴奋。她在这里很快就结识了几个年纪相仿的伙伴，成天泡在松软的沙滩和不时漫过脚面的海水间玩耍。出乎预料的是，这给了她新鲜乐趣的沙滩，成为她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曾立这一代孩子进入幼儿园接受最初的启蒙，就知道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每天都通过幼儿园教室墙上的画像加深着对毛泽东的印象。久而久之，在曾立心目中的毛泽东，就是墙上的肖像画。她从未想像过，画中的毛泽东会活生生地出现在她的面前。
有一天，曾立和平时一起玩的伙伴又来到海滩，远远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穿着泳装的爷爷。他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一面晒太阳，一面理发。这位爷爷光着两只脚丫，把一双大拖鞋甩在了一边。
出于孩提的天真和顽皮，她和伙伴悄悄地爬到椅子背后，伸出小手把大拖鞋掏到身边，刨了个坑，把拖鞋埋在了里面。接下来，她们心痒难挠地躲到一边，等待着观看这场恶作剧的高潮。
这位大个子爷爷理完发站起来，发现拖鞋不见了，就围着椅子找起来。当他身子转过来时，曾立蓦地感觉他的面孔是那样的熟悉，就和墙壁上的画像一模一样。虽然她们并没有立即把这个高大的爷爷和画中的毛泽东往一起联系，但心里不免犯起嘀咕。毛泽东看见这两个神色不安的孩子，已经猜出了八九分：“你们两个小鬼是谁呀？我的拖鞋不见了，你们大概知道它们飞到哪里去了吧？”
曾立和伙伴顾不上回答，连忙跟着找鞋，可由于慌张，竟忘记了埋鞋的位置。理发员有些急了，要呵斥孩子。毛泽东对他摆了摆手，示意不要吓着孩子。他耐心地和孩子们一起寻找。
这时，田家英有事找毛泽东，来到海边。他见自己的孩子和毛泽东在一起，就告诉孩子，这就是毛主席。“他真的是毛主席？”曾立后来回忆此事时说：“当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不可思议，画上的伟大领袖，就这样站在我身边？和我说话？”
田家英得知由于自己孩子的恶作剧，使毛泽东半天找不到鞋子，批评了曾立几句，毛泽东以他的幽默调侃说：“家英啊，你的小鬼是要我多晒一会儿太阳么，你就不要批评了嘛。”
田家英听后，也同毛泽东一起哈哈大笑。拖鞋终于找到了，毛泽东亲切地抱起曾立，这是她感到最幸福的时刻。
那时的田家英，深得毛泽东信任和称赞，在同代人中提升很快，除一直任主席秘书，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在毛泽东的身边，他又是管事最多的一人，不仅掌管着毛主席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还用10多年的心血为毛泽东建立了一个图书馆，由刚进城时的10个书架发展到上万册书籍。毛泽东写文章和诗词经常引据古籍，一般都要田家英查找和核对。
解放后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时间经常不分日夜晨昏颠倒，田家英也适应着这种工作方式。在难得的闲暇中，他主要精力又用于到荣宝斋等旧店铺购买和搜集字画，往往买回来先送到毛泽东那里，两人共同欣赏切磋。虽然有29岁的年龄差距，在如同父辈的毛泽东眼中，田家英是与他有着最多共同业余爱好的人。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深受清廉作风的熏陶，在50年代初夫妻二人还只有一块手表，有一点钱除育儿外便用于买书。熟悉的人说，他的文风也酷似毛泽东。毛泽东发言从不愿找人起草稿子，在党的“八大”前却破例让田家英代写了2，000多字的开幕词，大会上宣读时竟34次被掌声打断。毛泽东却带着欣赏的口吻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在组织编辑《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诗词》时，田家英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逐字逐句推敲核对并征询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其中也凝聚着田家英的一份贡献。
田家英因在文史方面有深刻的造诣，尽管连中学都未读完，却担任了《红旗》杂志常务编辑、中共党史编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可以说，他是自学成才的典范。
在“大跃进”之前，作为秘书的田家英与主席在工作上也亲密无间。1959年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后，开始发现过“左”的错误并试图纠正，同年夏在庐山会议上赞同彭德怀的观点。他被人揭发批判后，毛泽东认为属于认识问题还是加以保护。1961年田家英到浙江调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起草了著名的农业《六十条》，纠正了此前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过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分歧未能弥合。
田家英对毛泽东一直由衷敬爱，却始终坚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原则，抵制“大跃进”的错误。1959年春田家英到成都郊区的大丰镇时，在“浮夸风”之下竟有干部说大话称“亩产3万斤”。田家英走家串户认真调查后，鼓励干部讲老实话，顶住造假的压力，并要求不能按吹牛的指标征购，要保证老百姓的口粮。朴实的农民把他称为“田青天”。他满腔忧郁地走上了庐山，直言了对上一年北戴河会议决定的大办“人民公社”持基本否定的意见。
1961年初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派去了浙江农村，在那里他看到了全面的饥荒，看到了骨瘦如柴的儿童和老人，看到普遍的浮肿……在各界人士参加的会上，他开口便以中央工作人员的身份道歉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对不起各位父老。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讲到此，他竟泣不成声。有人劝他不要说违反原有政策的话，他却满腔激愤地强调，只能按毛泽东所说的，“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不能囿于现行政策和领导人说过的话，对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要敢于推翻！”
尽管庐山会议的余悸还在，田家英仍冒着风险上书要求取消北戴河会议后大办的公共食堂。毛泽东作为一个伟人，冷静下来之后还是接受了这一意见，并同意田家英起草一个人民公社的《六十条》，这一文件对扭转农村形势起了重大的作用。不过，随后田家英赞同的“包产到户”则没有被接受，这也是时代和历史造成的局限。
田家英自认为在近代中国只崇拜两个大学问家——毛泽东和鲁迅。他不仅在文史爱好方面与深爱的领袖结成忘年交，而且在多年耳濡目染中，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两项最基本的为人处世原则：“实事求是”和“为人民服务”，终生也只对这两条原则负责。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无论是毛泽东、彭德怀还是田家英，其实都是在苦苦探索一条尽快使国家腾飞之路，其间出现曲折和分歧也完全正常。面对大跃进欲速则不达的恶果，田家英曾说过令那时的人们吃惊的一番话——“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
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时，再回想这番话，人们会更加钦佩田家英的远见和胆识。
田家英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一再想离开中央，到基层工作，一些省委书记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却总舍不得放他走。1965年末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了《海瑞罢官》的一些事，惟恐天下不乱的江青等人便要借题发挥，田家英整理记录时却将这段话删去。他完全懂得此举可能引起的后果，但为了维护党的事业和毛泽东本人的长远威望，他还是义无反顾。随后，江青等人把“篡改毛主席著作”这一吓人的罪名加在他头上。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通知“停职反省”。他沉思了一夜，第二天便以死抗争，死时仅44岁。
对于田家英的最终结局，许多同志都感到痛惜和遗憾。深知这位才子的人却分析说，田家英以其特殊身份，是党内最早预见“文化大革命”会带来浩劫的人，他不愿看到也不能容忍这场灾难。
田家英的意外之死，震惊了党中央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去世前不久，又怀念起这位跟随了自己18年的秘书，曾带着沉重的叹息说了一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1980年中共中央为田家英举行了追悼会，在悼词中评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在1954年的北戴河海滨，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田家英及其女儿曾立，都不会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那时大家在共同的追求下，还有着那样纯真的革命感情和美好理想！
在全国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邓颖超一直体弱多病，处于休养状态。自50年代中期起，她在夏季也到北戴河避暑，而且经常是先于周恩来到达北戴河。
1958年夏季，邓颖超已经到北戴河好几天了，约定随后就到的周恩来却迟迟没有到。这位日理万机的总理，经常会有突然发生的事要处理，被绊住了便不能脱身。每当这种时候，她就会对周恩来生出缕缕特别的思念，于是就每天往北京打一个电话。她拨通电话，只要“喂”一声，就大致能听出周恩来的身体状况，知道是不是感冒了，是否又咳嗽了。
有一次邓颖超秘书张元的女儿萧远音教会了她唱《敖包相会》，还把“我等待着美丽姑娘呦”，改成了“我等待着心上的人儿呦”。邓颖超随之给周恩来打电话，唱了一曲《敖包相会》。
周恩来听了很奇怪，说：“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唱这首歌的？”邓颖超说：“大米（萧远音）在我这儿呐，她知道我想你了，就教我唱这首歌。她还说你听了以后，就该过来了。”
那时的北戴河海滨，真是一片其乐融融的情景。50年代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一书中也回忆说：
每年七八月份是全家去北戴河的日子，除了我们，许多人家都去……这个季节就成为这些地位相近的家庭之间，一年中最愉快的交际季节。大家去北戴河都是坐火车，这种交际就从火车上开始。
五浴场是中直几个大浴场中最大的，全天开放，但大人们不能像我们成天泡在海里，他们要开会。所以他们在中午前后出现，毛泽东出现更晚，总是下午三四点才来。
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之余，在海边下棋、游泳是重要的娱乐活动，罗点点书中还特别提到了彭德怀。
在我们的记忆里，彭德怀元帅好像从不到北戴河，在我们这些家庭的交际场里，从来没有他的影子，我们能说出北戴河的别墅群里哪一座是谁家住过的，但是没有人回忆得起彭元帅住哪一幢楼。
彭德怀一生保持着清贫作风，又无儿无女，性格也与众不同，不大愿意参加娱乐活动，也不想疗养，这是他总不去北戴河的原因。
中央首长们夏天常去北戴河避暑，夫人们自然也相随，在这里成了相互往来的场所。然而，个别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嫉妒等心理不平衡现象。这一点，在江青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江青自全国解放后，就长期处于养病状态，4次去苏联治病。她因做放射性化疗，身体反应比较大，回国后也很少同毛泽东在一起，而经常单独到南方疗养。据当事者回忆，江青有时也到北戴河海滨来，游泳却不多，经常是在海边晒太阳。
江青游泳水平不行，只会“狗刨”。当时浴场里的女人会游的不会游的都很多，大家一般都并不在意自己游得是否难看。可是江青却不然，她有一种特殊的自尊心，特别是一看到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下海游泳，更是看不惯。王光美会蛙泳、侧泳和仰泳，江青看到王光美会游这几种姿式，鼻子里哼一声，不屑去看第二眼。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江青在延安时便表现出强烈的嫉妒心，看不得别的女人比自己穿得漂亮。毛泽东也批评她，就是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江青这些毛病表现在北戴河的浴场，毕竟还没有什么。后来此种心理用于“文化大革命”那种反常状态下的政治斗争，便发展成为一种迫害狂，不仅王光美等人遭难，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深受其害。
中共中央自1954年建立的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持续到1965年夏天。这一年夏天国内经济状态大有好转，政治气氛却显得沉闷，尤其是在毛泽东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后，许多干部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不正常，交际大大减少。大多数电影和戏剧因被打上“封、资、修”的标签而被禁，这使海滨剧场也显得单调和冷清。北戴河海滨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个夏天，中央来的领导人已不多，预示着一场人为的风暴将会来临。
自1965年11月至1966年7月，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有8个月住在南方不回北京，返京后直接在中南海领导运动，也不再来北戴河。在1966年，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随后中央机关内也卷起相互攻击、揭发和贴大字报的风潮，以致“当权派”们几乎人人自危。在这样一个夏季到来时，到北戴河避暑根本无从谈起。原来设立的暑期工作委员会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取消。
北戴河的暑期办公制度就此中断了18年，然而此间中共中央在那里召开的诸多会议和留下的重大决策，却留在了史册之上，值得人们认真地反思。
第三章 政治回忆
胡耀邦被迫下台前后
胡耀邦是力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坚决身体力行的。早在1986年，我（胡耀邦的政治秘书、本文作者刘崇文）有一次去中南海勤政殿看望他，他就对我说：“小平同志跟我谈了，明年党的十三大，我不再担任总书记了，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也都退下来。”他是将之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我的。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流露出一种高兴的神情，说：“我今年已经71岁，明年就72岁了，从1980年到现在，已经担任了六年总书记，明年十三大一定要退下来。”
李汉平（胡耀邦的警卫秘书）曾告诉我，在十二大选举总书记时，胡耀邦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别人，他在那时就已经作好了退下来的准备。他还跟汉平说：“到那时，我想找一个靠近农村的中小城市，住到那里去，不再干预中央的工作。”
所以，1987年1月，中央在开胡耀邦的“生活会”（对胡的错误进行批评）时，他对自己的去留毫不在意。然而，在开“生活会”之前，胡耀邦则完全被蒙在鼓里。那时每年元旦前，中国桥牌协会都要为中央领导举办一次名为“运筹与健康”的新年桥牌赛。1986年底的那次桥牌赛，邓小平和胡耀邦都参加了。比赛结束后，胡耀邦还兴致勃勃地说：“今年该是我的冠军了！”然而，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没过几天，邓小平就找他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他，接着中央召开他的“生活会”，最后被免去总书记的职务。
事后，胡耀邦对我说：“那时，我既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又已经决定十三大从总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哪里会想到还有什么问题呢？”
胡耀邦还告诉我，后来，杨尚昆到上海征求（李）先念开“生活会”的事，（李）先念对杨尚昆说：“我看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生活会’我不参加了。”（李）先念说耀邦“阳的多，阴的少”，也有人说他“为人宽厚，吵架不记仇，好共事”。
胡耀邦为人宽厚，不会搞权术、耍手腕。长期以来，不少人好心劝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他却认为，在党内“防人之心也不可有”。当时，邓力群（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虽对胡耀邦积怨很深，但他也坦言：“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
1988年11月，邓力群在长沙要求见胡耀邦。虽然在头一年的“生活会”上，他曾罗列了大量的“罪状”系统地批判胡耀邦，但胡还是同他畅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感慨道：“我没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就在这次见面时，邓力群曾要胡耀邦与他联手反对在他的下台中“起了不好作用的人”，但被胡耀邦拒绝了。可是，当李汉平听说了邓力群的想法后，就不假思索地说：“好呀！咱们也报个仇嘛！”胡耀邦听后，严肃地批评说：“我真没想到，你（李汉平）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
我记得：好像是李瑞环说过，我们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胡耀邦听说后，对这句话十分赞赏，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1986年10月8日晚，也就是胡耀邦被迫下台前不到两个月，我去勤政殿看他。实际上，当时已经在削弱他的权力了。可他对此毫不介意，平静地对我说：“从现在起到明年，我要集中精力抓好三件事：一个十三大报告，一个班子，一个把精神文明建设抓出点成效来。”不料，他满腔的报国热忱很快就付诸东流了。
下台前，胡耀邦对干部年轻化和废除终身制很有感触，他曾对我说：“老一辈现在已无能为力了，年纪都大了，力不从心，还得靠70岁以下的。”“年纪太大，既不能控制局势，又不能控制自己。”并且他一再说，领导人退下来后，“要真的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这既是他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有切肤之痛的感受。
我对胡耀邦说：“1956年波匈事件后，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过废除终身制的问题。”当时，我还把刘少奇的讲话找出来给他看了，讲话中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作了八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影响。华盛顿作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刘少奇的这次讲话中还说：“毛主席有一次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
当时，我问胡耀邦：“为什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统、总理、部长卸任后可以退为平民，而我们却很难做到呢？”他反问我：“你怎么看？”我说：“无非一不放心，二不放权。”他听后感慨地说：“官本位是封建社会留下的残余影响，所以我们要改革。”
1982年中央关于老干部退休离休的决定，是胡耀邦亲自指导起草的。当时，为了顺利推行老干部离退休，他主张给老干部增加荣誉津贴（文件上叫生活补助）。有人不同意给，有的则不同意给那么多。胡耀邦说：“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有许多补贴，什么伙食补贴，工作误餐，办公用房，出差补助，等等，退休后多数同志有困难。我们不像那些发达国家，现在还是低薪制，多数老干部退休离休后确有困难。任何事情都要注意，思想向先进看齐，但政策要照顾多数。”
1987年春节，也就是胡耀邦被免去总书记职务后不久，著名国学大师文怀沙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赠给他一副对联：民望藏饥渴，公行胡滞留。次年，胡耀邦在烟台休养时写了一首古风，要儿子胡德平送给文怀沙，请他指正。对胡耀邦的这首古风，文怀沙虽对其评价甚高，但他觉得还有点拿不准，就去请教钱锺书。不料，钱老却淡淡地说：“既不帮忙，也不帮闲。”胡耀邦得知此事后，不仅不气恼，反而对钱老的为人表示欣赏。
胡耀邦的文章、报告和讲话，从来都是由他亲自设计、构思、主持撰写或亲自口授文字措辞，然后亲自修改定稿。他从不照念别人替他写好的稿子，或署名别人代他写好的文章。他最反对说空话、大话、套话，反对党八股、一般化、四平八稳、死板、枯燥。因此，他的文章人们爱看，他的讲话人们爱听。
胡耀邦曾告诉我，他那篇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文章，（胡）乔木看了后说：这样的文章我写不出来，2000多字，概括了毛（泽东）的一生，没有套话。还有纪念王稼祥的文章，朱仲丽（王稼祥的夫人）看后哭了好几次。他还说，他原来还准备写一篇纪念（任）弼时的文章，可是“下台后试了几次，怎么也写不成了，没有那个气势和高度了，不在总书记那个地位，有些话就写不出来了”。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病逝。在举行追悼会和遗体送八宝山火化的那天，天安门广场和十里长安街两旁，挤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送这位已被免职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最后一程。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谏毛泽东“万言书”原文
骨鲠于喉，不吐不快。只有毛泽东能扭转乾坤，他想找毛泽东面谈。
不巧，院门口的哨兵说：“主席睡觉了。”
彭德怀怔怔站了几秒钟。毛泽东睡觉难，党的高级领导人都知道这个事实。一旦睡下，连鸟都不许从头上飞过。建国后，也就是彭德怀闯过一次毛泽东的卧室，那是因为抗美援朝有紧急军务。
战争毕竟已经过去，庐山的气氛是这样清幽恬静！彭德怀无声叹息，转身缓步踱去。
如果这个13日早晨毛泽东不曾睡觉，如果彭德怀能够与毛泽东面谈，那么中国的某一段历史，至少是彭德怀的某一段个人历史，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无奈，在13日这一天早晨，他们失之交臂，演出了今天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历史剧。
便是这一天夜里，彭德怀写下了那封著名的致毛泽东的信：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一九五八年较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长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质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一九五八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贫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折，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一次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碳、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杨应彬：回忆从事秘密工作的日子
我是抗战前一年（1936年）在上海加入党组织的，之前我还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左翼教联”。小时候家里很困难，全靠母亲挑担子维持生活。在家乡广东大浦常有红军活动，从小我就知道红军、共产党是为穷人求解放的。加入组织后，我更坚定了为穷苦大众奋斗的信念。1937年，我到国民党张发奎的部队报到，那时抗战已开始，周恩来同志有指示：上海人太多，要想办法撤退一点，到西北或是战地去。我根据上级指示，参加了战地服务队成立的“特别支部”，队里有10名共产党员：左洪涛、刘田夫、文学家何家槐，还有从监狱里出来的王河天、朱河康……我们在那里长期“隐蔽”了下来。从战场退下来后，1938年我到了武汉，当时部队的同志流动太频繁，很难做工作，后来周恩来同志在武汉接见了我们，给我们讲了一些道理。他说张发奎的司令部是一个战略据点，撤退出来容易，要再进去却很难，大家想去延安参加进步工作我们当然欢迎，但你们是共产党员，党员就要听从组织的安排，组织让你留守张发奎的司令部你就不能走，要坚持。最终我们留在那儿坚守了四年，我和黎亚（郑黎亚，杨应彬夫人）是最后才走的。直到1947年我们才根据指示撤到香港。这段时间里，党在基层开展的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对我们年轻党员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说起在敌后“潜伏”的经历，可以这么概括：我们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吃着国民党的饭，却干着共产党的事。当时我经由上级派遣，进了国民党军校进修学习，毕业后在参谋处作战科当参谋。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因职务之便，我获悉中共、国民党和美国三方要解决东江纵队北撤的问题。三方面的人士到了广州之后，下榻沙面宾馆。不料国民党谍报队的人化装成宾馆的服务员、炊事员，监视当时的中共代表方方等人。我打听到后马上告诉左洪涛，要想方设法通知方方，左洪涛便以行营副官处代理处长身份，去和方方见面。在握手时，他趁机把一张纸条递了过去，上面写着“这里的工作人员均是特务，要小心”。这样，内情就被同志们知道了。
后来谈判结束，三方代表继续在广州谈判北撤的具体事宜。当时东江纵队的主力、骨干2500多人，打算按约定在大鹏湾集合登船。但蒋介石想趁我们的部队集中时把队员消灭，这事被我知道后，立即转告左洪涛，左洪涛当天就找到《华商报》主编、民主人士萨空了，要他把这一特急情报转告林平（即尹林平）。林平一方面想办法通知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一方面告知方方和东江纵队，同时在香港通过媒体作了揭露，打了国民党一个措手不及。我们自己的部队也作了随时作战的准备。最后他们没办法，只好放弃了计划——蒋介石的阴谋被识破了。第二天早上，左洪涛跑来跟我说：“杨应彬，杨应彬，送到了，送到了！”黎亚不解，私下偷偷问：“隔壁还有特务住呢，你们讲什么‘送到送到’？”我便解释了一番，夜晚我们相视而笑——一个消息救了两千多人，这是大事啊，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要不然我们党的事业损失就大了。
我和黎亚的恋爱是抗战“抗”出来的，我们那时决定不打败日本鬼子不结婚，日本受降那天我们才正式订婚。但结婚要请示张发奎，张长官说：“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要很好地回答我。你们俩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都是的话可以结，都不是也可以结，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为什么？如果枪毙了一个，另一个就守寡了。”我们听后都笑了：“张长官，我们跟了你八年抗战，还不了解我们吗？我们都不是共产党员。”“都不是那就结吧。”当时组织上交代我们结婚不能马虎，你不是共产党员嘛，群众结婚都那么郑重，我们当然也要举行婚礼。后来我们就在迎宾馆大厦宴请亲朋好友，张发奎做证婚人，他的部队还帮忙奏乐。司令部里面的许多长官都来参加了，张发奎后来讲道：“结婚是好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1949年，我从粤桂边纵队赶赴香港，参加接管广州的工作。当时常能收到香港的《华商报》，九月二十几日，报纸就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国旗、国歌等。当时我因为做过一些图上作业，便自告奋勇来设计红旗。请几位女同志买了一些红布、黄布、白布，对照着新闻稿连夜赶制了一面（后与标准的国旗对照，完全一致）。10月1日早上就把红旗升起来了，北京的五星红旗因怕遭蒋介石的飞机轰炸，是在下午升的，我们那里可能是全国最早升起五星红旗的地方。
当时大家没有经历过新中国，心里也不知道新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但我们有信心，相信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总是会逐步前进的。当然后来我们也走了一些弯路，经受了一些挫折，但只要能改过来就好。现在党走过90年了，我们党在革命年代是有功的，但在建设年代也有过，“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让人民受苦，搞“文化大革命”就犯了更大的错误了，打倒了一批干部：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都是自己人害了自己人，讲“文革有罪”是没有错的。改革开放后，这30多年来情况就好多了。
说到现在的共产党员，他们年轻，勇敢，向上，很多东西我们老一辈共产党员要向他们学习，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地方值得年轻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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