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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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诗文鉴赏辞典 (中国文学名家名作鉴赏辞典系列)试读：
前言
柳宗元（773—819）唐文学家。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书院正字，调蓝田尉，回朝为监察御史里行。顺宗即位，擢礼部员外郎，与刘禹锡等积极推动永贞革新。其年八月，顺宗被迫禅位于宪宗，革新失败，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未至，再贬永州司马。元和十年（815）春，奉召至京师，三月，改贬为柳州刺史，卒于任所，世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皆倡导古文运动，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并称“韩柳”。
柳宗元主张“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认为文学须“有益于世”（《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应“辞令褒贬”，“导扬讽谕”（《大理评事杨君文集后序》）；肯定“词正而理备”、“言畅而意美”，反对“阙其文采”（同上）的作品；推崇先秦两汉之文，取其精粹以为己用。韩愈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文集序》引）。其文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被贬谪后所作尤为世称赏。议论文多表现其政治、哲学见解，《封建论》、《六逆论》、《天说》等识见迥绝，立意新警、论证严密、语言犀利。寓言小品以《三戒》、《蝂传》、《罴说》等为代表作，继承先秦寓言而有所发展，表现对社会现实深刻观察和讽刺。传记散文多以下层人物为描写对象，如《种树郭槖驼传》、《捕蛇者说》等，在不失传记文特点的同时糅进寓言与小说的某些特征，写出人物遭遇和品格，有所寄托，寓意深刻。其山水游记富有开创性，不局限于描摹客观景物自然美，而是把自身遭际和主观情感融入其间，境界凄清幽峭，沁人心脾。“永州八记”尤享盛名，被后人视为山水游记之典范。某些骚赋借比兴以寄讽谕，抒胸臆以吐幽怨，颇得屈骚神髓。其诗歌多作于被贬之后，通过对南国奇异山水风物的描写以抒写其迁谪生活中的幽愤之情及怀友思乡之情，在中唐诗坛自成一家。五古语杂玄理，淡雅有味，与陶、谢相近。七古颇具汉乐府遗意。近体诗抒情写景，无不言婉意深，声情悠扬，别具风韵。苏轼评柳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见解恰切而精当，素为世人所接受。有名作《江雪》、《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等。今存《柳河东集》。
柳宗元生平事迹见《昌黎先生集》卷三二《柳子厚墓志铭》、《全唐文》卷六〇五《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文集序》、《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六八。
本书是本社中国文学名家鉴赏辞典系列之一。精选柳宗元代表作品61篇，其中文31篇、诗30篇，另请当代研究专家为每篇作品撰写鉴赏文章。其中诠词释句，发明妙旨，有助于读者一窥柳宗元名篇之堂奥，更好地领略柳宗元古文之雄深雅健、立意新颖，诗歌之深沉简峭、清新淡雅的艺术特色。另外，书末还有附录《柳宗元生平与文学创作年表》，供读者参考。不当之处，尚祈指正。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2014. 7
【文】
段太尉逸事状
【原文】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1]，汾阳王以副元帅居蒲[2]。王子晞为尚书[3]，领行营节度使，寓军邠州[4]，纵士卒无赖。邠人偷嗜暴恶者，率以货窜名军伍中[5]，则肆志，吏不得问。日群行丐取于市，不嗛，辄奋击折人手足，椎釜鬲瓮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杀孕妇人。邠宁节度使白孝德[6]以王故，戚不敢言。
太尉自州以状白府，愿计事。至则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见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乱，若何？”孝德曰：“愿奉教。”太尉曰：“某为泾州，甚适，少事；今不忍人无寇暴死，以乱天子边事。公诚以都虞候[7]命某者，能为公已乱，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请。
既署一月，晞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坏酿器，酒流沟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晞一营大噪，尽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将奈何？”太尉曰：“无伤也！请辞于军。”孝德使数十人从太尉，太尉尽辞去。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因谕曰：“尚书固负若属耶？副元帅固负若属耶？奈何欲以乱败郭氏？为白尚书，出听我言。”
晞出见太尉。太尉曰：“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罪且及副元帅。今邠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言未毕，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愿奉军以从。”顾叱左右曰：“皆解甲散还火伍[8]中，敢哗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请假设草具[9]。”既食，曰：“吾疾作，愿留宿门下。”命持马者去，旦日来。遂卧军中，晞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过。邠州由是无祸。
先是，太尉在泾州为营田官[10]。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给与农，曰：“且熟，归我半。”是岁大旱，野无草，农以告谌。谌曰：“我知入数而已，不知旱也。”督责益急，农且饥死，无以偿，即告太尉。
太尉判状辞甚巽[11]，使人求谕谌。谌盛怒，召农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铺背上，以大杖击二十，垂死，舆来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市谷代偿，使勿知。
淮西[12]寓军帅尹少荣，刚直士也。入见谌，大骂曰：“汝诚人耶？泾州野如赭，人且饥死，而必得谷，又用大杖击无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马，贱卖市谷入汝，汝又取不耻。凡为人傲天灾、犯大人、击无罪者，又取仁者谷，使主人出无马，汝将何以视天地，尚不愧奴隶耶！”谌虽暴抗，然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一夕，自恨死[13]。
及太尉自泾州以司农[14]征，戒其族：“过岐[15]，朱泚幸致货币[16]，慎勿纳。”及过，泚固致大绫三百匹。太尉婿韦晤坚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谢曰：“处贱无以拒也。”太尉曰：“然终不以在吾第。”以如司农治事堂，栖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终[17]，吏以告泚，泚取视，其故封识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18]，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上史馆。今之称太尉大节者，出入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间[19]，过真定[20]，北上马岭[21]，历亭障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22]，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会州刺史崔公[23]来，言信行直，备得太尉遗事，复校无疑。或恐尚逸坠，未集太史氏，敢以状私于执事[24]。谨状。〔注〕
[1]“太尉”句：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段秀实因邠宁节度使白孝德的推荐，任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刺史。这里是以段秀实死后追赠的官名称呼他。
[2]汾阳王：即郭子仪。肃宗宝应元年（762），因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有功，进封汾阳郡王。代宗广德二年正月，郭子仪兼任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观察使，出镇河中。蒲：州名，唐为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
[3]“王子晞”句：郭晞，郭子仪的第三子，随父征伐，屡建战功。历任御史中丞，加御史大夫，检校工部尚书。
[4]寓军：在辖区之外驻军。邠（bīn）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
[5]“率以”句：意谓大都用贿赂手段在军队中列上自己的名字。货，财物，这里指贿赂。窜，不正当地混入。
[6]白孝德：安西（治所在今新疆库车）人，李光弼部将，广德二年（764）任邠宁节度使。
[7]都虞候：军队中执法的长官。
[8]火伍：队伍。古代军队编制十人为火，五人为伍。
[9]假设草具：意谓代办一般性的食物。草具，粗劣的餐具。
[10]营田官：唐制，诸军万人以上置营田副使一人，掌管军队屯垦。
[11]巽：通“逊”。
[12]淮西：今河南许昌、汝南、郾城一带。
[13]自恨死：此处与事实不符。按白孝德初任邠宁节度使时，署段秀实为度支营田副使，事在广德二年。而据宋世綵堂本注引《段公别传》云：“大历八年（773）令谌犹存。”作者可能是得之于传闻而误记。
[14]司农：即司农卿，为司农寺长官，掌国家储粮用粮之事。德宗建中元年二月，段秀实自泾原节度使召为司农卿。
[15]岐：州名，治所在今陕西凤翔。
[16]朱泚：幽州昌平（今属北京市）人，时为凤翔府尹。幸：或许。
[17]终：去世。
[18]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806—820）。九年为公元814年。
[19]“宗元”句：柳宗元曾于贞元十年（794）时游历邠州一带。周，在岐山下，今陕西眉县一带。（tái），古县名，治在今陕西武功西。
[20]真定：可能是“真宁”之误。真宁，今甘肃正宁。
[21]马岭：山名，在今甘肃庆阳西北。
[22]姁（qú）姁：和悦貌。
[23]州刺史崔公：指永州刺史崔能，作者的上司。
[24]执事：旧时书信中称对方，不直称其人，而向其侍从左右执事者陈述以示尊敬。此处指韩愈。【鉴赏】
此文作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柳宗元贬居永州时，是作者给当时在史馆任职的韩愈修史时作参考的。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中，谈了其写作动因：“太尉大节，古固无有。然人以为偶一奋，遂名无穷，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难在军中，其处心未尝亏侧，其莅事无一不可纪。会在下名未达，以故不闻，非直以一时取笏为谅（信）也。”很明显，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是要辩正当时一些人对段秀实为人的曲解。事情要追溯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的部队在京师哗变，德宗仓皇出奔，原卢龙节度使朱泚被叛军拥立为帝。段秀实时在朝中，一次被召议事之时，他突然用手中的笏猛击朱泚的头部，同时唾面大骂朱泚“狂贼”，终被杀害。柳宗元对段秀实的忠勇行为深表敬仰。然而朝中也有人散布流言，说段秀实的这一举动是“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柳宗元听后极为愤慨。他深知其为人一贯刚直，“遇不可，必达其志”。为了让人们了解段秀实，作者取其生平逸事三则，经恰当剪裁组织，生动描写，鲜明渲染，说明段秀实的刚勇是出自其性格之必然，从而使流言不攻自破。
此文取材于真人真事，作者通过三件逸事，塑造了一个不畏强暴，关心人民，临财而不苟取的封建时代正直官吏的形象，同时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丑恶现象也有所揭露，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史料价值。
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即第一个事件：勇服郭晞。作者依次写悍卒肆志，自荐平乱，诣营陈辞，请留宿营，突出了段秀实外柔内刚的性格。事情的起因是郭晞纵士卒残害百姓，为所欲为。作者先详细地叙述了士卒肆志之状：天天成群结队地在街市上强索财物，不能满意，就奋击折人手足，将各种瓦器都砸碎，狼藉满地，裸露着臂膀扬长而去，至撞杀孕妇人。写暴行之惨烈，如在眼前。接着作者指出了士卒之所以敢为所欲为的症结所在，因为汾阳王郭子仪的缘故，白孝德只是心中忧伤却不敢说明。紧接着作者又写段秀实自荐担任都虞候前去平乱，显示了他的刚勇无畏。不久，在郭晞士卒十七人再度横行时，段秀实果断地派士兵捕捉了他们，并一一斩首，把头插在长矛上，竖立在街市示众。这里“注”和“植”两个动词，非常有力地突出了段秀实的“勇”。这是一写其勇。段秀实为民除了害，大快人心，然郭晞士卒岂肯罢休，立时都披上盔甲，事件进入高潮。此时白孝德震恐，而段秀实从容镇定，临危不惧，决定诣营陈辞。作者极写郭晞士卒剑拔弩张，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反衬了段秀实的大智大勇。段秀实不带卫士，不带佩刀，坦然出现在郭营，使郭晞士卒愕然。段秀实知道，要治服郭晞，不可能凭借武力，只能晓之以理，因此，辞卫士，解佩刀，选年老腿跛的人持马，这是从心理上消除对方的戒备。作者这样叙写的寓意是：段秀实是不怕死的。他外柔内刚，平易而又刚强的个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至此，段秀实已渐居主动地位，他向郭晞慷慨陈词，指明利害关系后，终于折服了对方。这是二写其勇。至此，事件似已告终，不料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写了段秀实要求留宿军营一节。为什么要写这一情节呢？掩卷细想，却又不难理解，段秀实用大义和利害晓喻郭晞，使郭晞心悦诚服，再拜谢罪，顾叱士卒说：“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郭晞到底有无约束部下的决心，段秀实要探明白。留宿军营，既显示了段秀实的坦荡胸怀，又可考察郭晞改过的诚意和决心。这是三写其勇。
第二段即第二个事件：仁愧焦令谌。段秀实除了以刚勇取胜对方外，还具有仁信爱民之心。这则逸事叙述他同情、救助、安抚一个无力交租而惨遭毒打的农民。作者通过段秀实一系列外在的行动，展现了他对农者的怜悯之情。写这则事件的结局，作者让第三者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出场，由他怒斥焦令谌的不敬、不耻、不愧，从侧面烘托了段秀实仁厚慈惠的爱民之心。
第三段即第三个事件：节显治事堂。段秀实不仅具有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爱民如子的高贵品质，而且还有清正廉洁的节操。作者写段秀实洞察朱泚之心，拒不收礼，将礼物栖之梁木的逸事，颂扬了他的高风亮节。这则逸事作为段秀实拿笏击泚行为的补充，说明他的气节，不仅表现在大处，而且见于小处，人物形象更显得光彩。
上述三则逸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虽各异，彼此间也无联系，但其精神是相通的。从作者客观的叙述中，使人感受到了深沉的赞颂之情。
第四段交代写作本文的时间、原因及材料的来源，以说明逸事状内容之不谬。
此文在结构上也颇具匠心。所记逸事的开头，作者都写明了事件发生的时间。按顺序，“仁愧焦令谌”之事应在“勇服郭晞”之事前，作者将它移后，把“勇服郭晞”提前来写，其好处是能充分体现写作主旨。因作者要反击小人诽谤段秀实以笏击泚是“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的流言，就一定要强调他“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的本质，而“勇服郭晞”最能说明这一点。另外，这种先后倒叙也符合读者的欣赏心理。作者先写剑拔弩张的气氛和激烈的场面，能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印象。然后写段秀实性格中仁信爱民的一面，对百姓的和好眷眷之意，文势跌宕起伏，布局富有变化。这样安排，能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本文的另一显著特色是，全文不着一句议论，寓情于事，以形传神，繁简得当。作者在行文中不感情用事，完全让事实和形象说话，他精心选取了段秀实生活中的三则逸事，充分展示其性格特征。作者有意把他和其他封建官吏对照写，这样更能显示其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爱民如子的可贵品质。全文虽有叙无论，但在叙事记人中，褒贬已自见。这种写法不仅符合史传的特点，且能发人深思。所叙三则逸事，繁简得当。“勇服郭晞”一事，作者花了很多笔墨写其事件的起因、发展、高潮、结局、余音，充分展示了段秀实的刚勇个性。诣营陈辞是这则事件的高潮，叙写尤为详细，令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仁愧焦令谌”一事，作者为展示段秀实的仁心爱民的品质，在描述其为被打成重伤的农者洗血、裹疮、注药、哺食、卖马、偿谷，不避琐细。而“节显治事堂”，作者笔墨简略，用的是以简代繁的手法，叙事行文虽寥寥数语，然而由于能抓住主要环节，收到了见微知著的效果，人物的识见和气节仍光彩逼人。（郑延年）
封建论
【原文】天地果无初乎[25]？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26]？曰：有初为近。孰明之[27]？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28]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29]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30]，鹿豕狉狉[31]，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32]。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33]。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34]，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35]。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36]，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37]。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38]，邦群后[39]，布履星罗[40]，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41]。合为朝觐会同[42]，离为守臣扞城[43]。然而降于夷王[44]，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45]。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46]，雄南征北伐[47]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48]。陵夷迄于幽、厉[49]，王室东徙[50]，而自列为诸侯矣[51]。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52]，射王中肩者有之[53]，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54]，天下乖戾，无君君[55]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56]之咎欤？遂判为十二[57]，合为七国[58]，威分于陪臣之邦[59]，国殄于后封之秦[60]。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61]。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62]，废侯卫而为之守宰[63]，据天下之雄图[64]，都六合之上游[65]，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66]，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67]，圜视而合从[68]，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69]，徇周之制[70]，剖海内而立宗子[71]，封功臣[72]。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73]。困平城[74]，病流矢[75]，陵迟不救者三代[76]。后乃谋臣献画[77]，而离削自守矣[78]。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79]，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80]时起，虐害方域[81]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82]，适其俗，修其理[83]，施化易[84]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85]，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86]。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87]，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88]，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89]。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致，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90]，得魏尚于冯唐[91]，闻黄霸之明审[92]，睹汲黯之简靖[93]，拜[94]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95]。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治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96]，不闻延祚[97]。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98]，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99]，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100]，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101]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102]。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103]。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104]，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105]。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注〕
[25]初：开端、原始阶段。
[26]孰为近：哪一个接近事实些。
[27]孰明之：怎么知道呢。
[28]势：历史发展的形势、趋势。
[29]彼：指生人，即生民、人类。
[30]榛（zhēn）榛：草木杂生貌。
[31]狉（pī）狉：野兽群行貌。
[32]《荀子·劝学》：“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此借用其字面，意谓初民一定要凭借外物作为维持生存之用。
[33]兵：武力、军队。德：恩德、威望。
[34]封：指封地内的人民。
[35]方伯：一州（二百一十国为州）诸侯的领袖。连帅：十国诸侯的领袖。见《礼记·王制》。
[36]里胥：一里之长。县大夫：一县之长。
[37]嗣：后嗣、子孙。奉：尊崇、拥护。
[38]五等：周代分封诸侯，根据封地的大小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
[39]邦群后：分封诸侯。邦，封国。此作动词用。后，君长。
[40]布履星罗：诸侯遍布各地，如众星罗列一般。
[41]轮运句：诸侯听命天子、尊奉王室，就像车轮以轮轴为中心而运转，像辐条会聚于车轮中心一样。
[42]朝觐（jìn）句：周代诸侯朝见天子，春见叫朝，秋见叫觐，随时见叫会，一齐见叫同。
[43]守臣：守卫疆土之臣。扞，动词，护卫。扞城，护卫朝廷之士。
[44]夷王：名燮，西周第九代君。
[45]下堂句：觐者，朝见天子的诸侯。按周礼，天子当在堂上接见诸侯，下堂迎接，是“害礼伤尊”。
[46]挟：倚仗。复古：指恢复了西周初期的盛况。
[47]南征北伐：宣王即位后，曾大举讨伐西北方的部族玁狁，把他们赶出国境；又进军东南，先后征服了荆蛮、淮夷、徐戎等部族。
[48]卒不能句：公元前817年，鲁武公带着两个儿子括与戏去朝见宣王，宣王立戏为武公的继承人，可是武公死后，鲁人却杀戏立括。事见《国语·周语上》。
[49]陵夷句：按历史顺序，当为厉、幽。厉王因国人暴动，被迫逃亡而死；幽王被犬戎杀死于骊山。
[50]王室句：幽王死后，太子平王宜血为避犬戎等部族的威胁，把京城由镐（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西北）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市）。
[51]而自句：周王朝已丧失了号召天下的威望，把自己降低到和诸侯一样的地位。
[52]问鼎句：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遂乘机率兵至洛邑附近炫耀武力。周定王派王孙满去劳军，楚庄王就问他周宗庙里陈列的鼎的大小轻重，显示了取周朝而代之的野心。事见《左传·宣公三年》鼎，指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当时被看做传国之宝。
[53]射王句：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诸侯伐郑，郑庄公出兵抵抗，大败王师，郑大夫祝聃射中周王的肩膀。事见《左传·桓公五年》。
[54]伐凡伯：公元前717年，周桓王派卿士凡伯去聘问鲁国，回朝时，在楚丘被戎人绑架，事见《左传·隐公七年》。诛苌弘：公元前493年，晋国大臣赵鞅不满周大夫苌弘参与晋国内乱，责问周朝，周敬王不得已杀了苌弘。事见《国语·周语下》。
[55]君君：尊奉天子。
[56]末大不掉：即尾大不掉，喻诸侯强于王室，不服从指挥。
[57]遂判句：指春秋时周朝的权势为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等十二国所分。
[58]合为句：指战国后期又合并成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
[59]陪臣：诸侯的大夫对天子的称谓。陪臣之邦：陪臣所建立的诸侯国，指三分晋国而建立的韩、赵、魏等。
[60]国殄（tiǎn）句：殄，灭亡。秦国在平王东迁之后才被封为诸侯，远在齐、鲁之后，故称“后封之秦”。公元前249年，东周君为秦庄襄王所灭。
[61]此：指分封诸侯。
[62]裂都会句：谓废除周代的封建制而设立郡县。都会，指诸侯的国都。
[63]侯卫：拱卫天子的诸侯。守宰：郡守、县宰等地方长官。
[64]雄图：形势险要的地方。图，区域。
[65]六合：上下四方，借指天下。上游：秦都咸阳，位于西北方，地势居高临下，如居江河的上游。
[66]亟（qì）役：频繁役使。万人：万民，百姓。句意指秦始皇征发百姓筑长城、造阿房宫、修陵墓等事。
[67]负锄句：背着锄头木棍被派去守边的人们。指秦二世元年二月派去戍守渔阳的陈涉、吴广等。
[68]圜视：互相顾视。合从：即合纵，联合起来。
[69]矫：纠正。枉：错误。指设郡县。
[70]徇周句：实行周代的封建制。徇，从。
[71]宗子：嫡系长子，此泛指同姓子侄。句意指刘邦分封同姓王。
[72]封功臣：指刘邦分封异姓功臣如韩信、英布等为王。
[73]奔命句：指汉初诸侯一再叛乱，国人忙于奉命奔走，救死扶伤。
[74]困平城：汉高祖六年，韩王信叛降匈奴，次年刘邦前往讨伐，兵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被围困七天。事见《汉书·高帝纪下》。
[75]病流矢：汉高祖十一年，淮南王英布反，刘邦亲往镇压，为流矢所中，次年终于死去。事见同上书。
[76]陵迟句：指高祖后惠帝、文帝、景帝三代都不时有诸侯反叛。
[77]后乃句：指文帝时贾谊、景帝时晁错、武帝时主父偃都曾献策，以削弱、分散各侯国势力。画，计策。
[78]而离句：诸侯势力分散，土地削减，无力反叛，仅能自守了。
[79]郡邑句：汉初有一半地区仍实行郡县制。
[80]桀猾：凶恶狡猾的人。此指安史之乱后的藩镇。
[81]方域：地方，指州、县。
[82]子其人：把自己管辖区的人当子女一样爱护。
[83]修其理：修明其政治。理，治理。这里作名词用。
[84]施化易：便利于施行教化。
[85]思迁句：一心只想升官罢了。秩，官阶、品级。
[86]黩货：贪得财货。事戎：喜兵好战。
[87]有理人二句：朝廷有治理百姓的法制，不让郡邑自搞一套。
[88]有理人二句：朝廷有主管法制的大臣，不容地方官员擅自专断。
[89]守宰句：地方官员不得实行自己的治理办法。
[90]且汉知句：且，提起连词。汉文帝曾召问汉中郡太守田叔：“公知天下长者乎？”答曰：“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文帝便再起用孟舒为云中郡太守。事见《史记·田叔列传》。
[91]得魏尚句：汉文帝时云中太守魏尚因小事被免官，后来冯唐在文帝面前替他辩明功过，遂恢复了他的原职。事见《史记·冯唐列传》。
[92]闻黄霸句：汉宣帝即位，听说黄霸执法公平，召为廷尉正。后来颍川郡太守，治绩为天下第一。事见《汉书·循吏传》。明审，明察精细。
[93]睹汲黯句：汉武帝时汲黯任东海郡太守，清静无为，很有政绩，后来武帝又召任为淮阳郡太守。事见《史记·汲黯列传》。简靖，简约清静。
[94]拜：任命。
[95]卧而句：武帝召汲黯任淮阳太守时，黯因病辞谢，武帝说：“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委，托。辑，安抚、安定。
[96]二姓：指魏的曹氏、晋的司马氏。陵替：衰落。
[97]延祚：国运久长。曹魏四十六年而亡，西晋五十二年而亡，东晋一百〇三年而亡。
[98]垂：近。祀：年。
[99]盖以句：相传汤放桀后大会诸侯，与会者数至三千。见《太平御览·皇王部八》引《尚书大传》。
[100]归周句：相传周武王伐纣时，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见《史记·周本纪》。
[101]臣畜：臣服顺从。
[102]理安二句：政治清明，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103]继世而理：世代相承以治理其封国。
[104]将欲二句：想要有利于国家，统一国人的视听。
[105]则又二句：遍布国内的却又都是世袭的卿大夫。世大夫，世袭的卿大夫。禄邑，分给世大夫的封地。尽其封略，遍布封国内。【鉴赏】
韩愈曾说柳宗元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见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司马迁的文章风格究竟如何，我们这里姑置不论，以“雄深雅健”四个字来概括柳文，特别是他的论说文，则是很确当的。“雄深”主要就其思想内容而言，谓其精警杰出、深刻透辟；“雅健”则主要是就它的语言特色而讲的，说它典正简洁、缜密精严、劲健有力。这和韩愈同类文章之笔力恣肆、才气横溢的风格特征是迥乎不同的。刘熙载说：“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艺概》卷一《文概》）正是对这种风格差异形象的概括与表述。“如水”，言其像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如山”，则谓其如重峦叠嶂，挺立峭拔。《封建论》一文，可以说就是体现了这种风格特征的一个典型例子。
本文所谓的“封建”，是指那种“封国土，建诸侯”的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为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建立和巩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废除“封建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郡县制。这为此后建立的统一的封建王朝开创了先例，对历代王朝的政治制度具有深远的影响。
但是自汉迄唐，对秦王朝废封建、设郡县的正确性与合理性，持否定态度的却大有人在，如班固（《汉书·诸侯王表序》）、曹冏（《六代论》）、陆机（《五等诸侯论》）、刘颂（《晋书·刘颂传》）等。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与上述带有保守、复古色彩的论调针锋相对的。它不仅在哲学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当时也具有反对藩镇割据的现实意义。苏轼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古、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东坡志林·论封建》）可见本文影响之大。之所以会这样，显然是和它突出的进步倾向和强大的说服力量分不开的。
文章以奇杰潇洒的笔调，从人类的远古时代开始了他的论述。第一段，说明“封建制”的产生和“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都是势所使然，而非什么圣人意志的体现。这个“势”字是全文的主脑。所谓势，就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或社会发展的规律。什么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柳宗元当然不可能真正理解它。但问题被这样提出来，无疑即有其进步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并非人的愿望所可左右，更不是什么神意的安排。
第二段，紧承首段“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之意，依据作者自己的认识，由下而上，逐层分说，来阐述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逐渐产生“封建制”的原因和过程。由于种种限制，柳宗元自然还不可能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作出科学的解释。他把人类对物质生活的要求，看作社会发展的动力；把那些倚仗暴力的统治者，看成是“能断曲直”、智明德大、受人拥戴的人；把人们主动层层听命，看成国家产生的原因。这些显然都是不科学、不正确的。但如上所说，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也力图从社会现象的内部去寻找社会发展变化以及国家产生的原因，这一点在当时无疑是显得颇为新颖特出、卓然自立的。与那种认为一切都是圣人替人类安排好了的观点相较，其进步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以下笔锋突转，畅论“封建制”与郡县制之是非利弊、优劣得失。第三、四、五、六四段，分别写周、秦、汉、唐四代，在广阔的范围内，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的分析和利弊得失的比较，论述了“封建制”的弊病和郡县制的优越，很有说服力。秦行郡县，二世而亡，这是一般主张“封建制”而非难郡县制的人以为最有力而常常搬出来的论据，如曹冏云：“昔夏、殷、周之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六代论》）刘颂云：“三代并建明德，及兴王之显亲，列爵五等，开国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长，近者五六百岁，远者仅将千载。逮至秦氏，罢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无辅，二世而亡。”（《晋书·刘颂传》）但作者并没有被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他指出秦之所以“不数载而天下大坏”者，另有原因在，“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是政策的错误，并不是郡县制所造成的。因而他对秦“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的措施与业绩，对它的作用与影响，仍给予充分的肯定与极高的评价。“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这种眼光与识力，是相当深刻的。
作者于正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接着更进而批驳了反对者的几种错误论调。一正一反，两相结合，从而既增强了理论上的说服力量，也使得文章有如重峦叠嶂，更显得开阖宏肆。
下边分别以三个“或者”领起的三段文字，依次反驳了三种错误论点：第一，实行“封建制”可以使政治修明，教化易行；第二，实行“封建制”可以使国祚永延；第三，“封建”是圣人之意，不可复议、变革。他再一次论古证今，论述了比之于“封建制”，郡县制有着巨大的优越性；秦行郡县而废“封建”是合理的、进步的，而自秦而后，凡再倒行逆施，恢复“封建制”的，其结果都很不美妙。联系上文所说汉初“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等语，这无异是在告诉人们：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保守、复古是没有出路的。
以上七段文字，其论述方式与语言，有详有略，有疏有密，极富变化。有的铺陈排比，显得很有气势，如论周代“封建”之失的第三段。有的繁征博引，层层深入，笔力纵横驰骋，如驳行“封建”则“施化易”的第七段。在这里，他不仅杂引周、秦、汉的史实，层层对比，步步深入，而且与上文绝不相复。“设使汉室”句以下，在上述事实的基础上，更据理推想汉代如果“尽城邑而侯王之”的种种弊端，笔酣墨畅，淋漓尽致。有的则要言不烦，抓住问题的要害，几句话解决问题，如驳“封建”国延、郡邑则促的第八段，以极其简洁扼要的语言，揭出了魏、晋封爵而促、唐代郡县而延的史实，然后反诘一句，即结束了他这一段的论述。他虽未再作任何分析辩难，但由于事实是最为雄辩的，因而对方的论点便不攻自破了。
从第三段以后，作者忽然把一开头提出的“势”字抛在一边，去畅论“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得失利弊，似乎有点像野马脱缰，珍珠断线，其实并非如此。“封建制”既然弊病多端，那么，为什么殷、周圣王都“不革其制”呢？第九段中作者回答说：“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不得已”也就是“势”。末段的最后更说：“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文章又回到了“势”字上来，与篇首呼应，遂使文章不仅神完气足，理酣意畅，而且首尾一体，结构完密。
同时，这里论“势”，又较前深入了一步。首先，“封建制”的产生，虽然是“势”所必然，但“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这毕竟是一种“私”的制度；它规定“继世而理”，每每导致“贤者”居下，“不肖者”居上；“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它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与进步。因而，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以“公之大者”的郡县制取代“私其力”的“封建制”，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是不应阻挡的。其次，“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宗元已经觉察到历史的客观趋势和参加历史活动的个别人物的主观愿望之间的矛盾，觉察到在个人的、偶然性的因素的背后，隐藏着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王夫之所继承：“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读通鉴论》卷一）随着对“势”的论述的深入，文章的内容也就更充实而深刻，更精警而有力了。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尧、舜、汤、武等，一直被人们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而柳宗元在这里却说他们之所以保持“封建制”，是“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是为了维护他们世袭的统治；相反地，对于几乎已成为众矢之的的所谓“暴秦”，却给予应有的肯定，说“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这种敢于反传统的精神，无疑是有助于文章的挺拔刚劲的。
唐自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即逐步形成，中经德宗的姑息迁就与宪宗的“以藩制藩”，藩镇之祸，愈演愈烈。这些藩镇都是大土地私有者，他们“各置副大使，以嫡长为之；父没，则代领军务”，“父子相承”，“以地相传”（《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四年）；“各招合遗孳，治兵缮邑，部下各数万劲兵。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旧唐书》卷一四三《李怀仙传》）实际上都是一些独立的小王国。“二王刘柳”集团是主张削平藩镇，维护国家统一的，《封建论》一文，正是他们这种政治主张在理论上的反映。文中对“封建制”“继世而理”的批判，也是对当时藩镇割据势力的批判。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有其积极进步意义。
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柳宗元当然不懂得政治制度的变化，是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变化的，因而也不可能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和变化的基础上，去论述“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去论述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他更看不到实行郡县制的封建王朝，就其中央政权来说，也是“继世而理”的，而认为它是最好的制度，只要最高统治者“善治兵”，“谨择守”，就可以天下太平。在这里，他已离开了他的“势”的观点，即发展的观点。其实，不管实行什么样的行政制度，长治久安的封建王朝都是不会有的，它只存在于地主阶级成员的主观想象之中。（高海夫）
桐叶封弟辩
【原文】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邪？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邪？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又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106]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注〕
[106]（quē）：小聪明。【鉴赏】“桐叶封弟”故事见于《史记·晋世家》和《吕氏春秋》、《说苑》，前者记为史佚之事，后二者记为周公之事，本文“古之传者”指的是后二者。“辩”即辨是非，别真伪，通过辨析事物的是非真伪而加以判断，是一种论说文体，兼重批驳与立论。
第一段言简意赅地叙述了桐叶封弟的故事。桐叶封弟故事主旨在“天子无戏言”，素来被认为是教导天子应该谨言慎行的正面事例，代代鼓吹。
第二段开篇立论，直言“吾意不然”。其不然之意分三层。第一层，封建诸侯首要在于当不当封，无论当与不当，皆应依理、礼而行。如若当封，周公应“以时言于王”，而不能“待其戏而贺以成之”，将国家大事当作儿戏；如若不当封，周公更不能以任何理由促成这个事实。而实际上，周公将国土与人民托付给一个弱童，“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此是非理；以天子的一个荒谬玩笑来决定国家大事，“成其不中之戏”，此是非礼。非理而且非礼，此举之错误可知。第二层更深入推演此举之荒谬，设想如果成王开玩笑的对象不是弟弟而是妇人宦官，难道周公也要以“天子不可戏”为理由促成封地？桐叶既然能封弟，自然也能封妇寺，这一结论正源于桐叶封弟本身的逻辑。如果说结论荒谬，那么只能证明桐叶封弟本身的逻辑就是荒谬的。第三层，天子的品德在于具体行为，行为恰当自然好，行为不当，自然要加以改正，如果玩笑之言、游戏之行都必须付诸实行，岂不是在教导天子铸成过错？所以成王的错误在于玩笑本身的不当，周公不但没有帮助他改正错误，反而使错误成为现实，终至不可挽救，“其得为圣乎？”
第三段破而后立，递进一层，从对桐叶封弟这一具体事件的分析上升到对辅君之道的探讨。柳宗元认为，周公辅佐成王应该以“道”，所谓“道”即“大中之道”。《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孟子·尽心上》“中道而立”，《中庸》“从容中道”，董仲舒“中者，天之用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柳宗元继承儒家道统，极力主张“大中之道”，强调“当”，“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断刑论》）。就本文而论，叔虞之封固然有“当”与“不当”，成王之行更在于“当”与“不当”，周公应该教导成王符合大中之道，不能逢迎天子的过失、巧言掩饰。在点明根本之后，柳宗元又从另一角度指出了周公的错误所在。大中之道当在“从容优乐”中求，使天子的行为自然而然恰如其分，而不能“束缚之，驰骤之”，否则必然归于失败，父子至亲尚不能像驱使牛马一样约束钳制，何况是君臣？从辅佐天子的根本道理来讲，桐叶封弟中的周公不但原则错误，具体方法也不恰当，那么，“桐叶封弟”一事的荒谬也就不问可知了。这一段是文章的关键，反映了柳宗元“大中之道”的思想核心。由于一二段的充分铺垫，作者所主张的辅君之道也就入情入理。
最后，柳宗元补上一笔，“或曰：封唐叔，史佚（周成王太史尹佚）成之”。这一笔既是学者的严谨，也是文学家的技巧。桐叶封弟本就有两个不同版本，以周公为说，那么第三段就自然而然由“周公辅成王”而延伸到对大臣辅佐君王之道的探讨，且周公素有“圣人”之称，质疑他的荒谬和错误，可使文章更有张力。且作者从始至终没有正面否定周公，凡质疑之处皆以疑问、虚拟之词：“其得为圣乎？”“必从而成之邪？”“亦将举而从之乎？”“若戏而必行之，是教王遂过也。”“宜以道。”最后，作者以桐叶封弟之事是“者”的小聪明、“非周公所宜用”为由，否认了第一段中故事的真实性。如此一来，文章既保证了逻辑严密、文气充沛，又不矢口直道而触犯圣贤，可谓两全。
而第一段简单之中也体现了作者的写作技巧。《史记·晋世家》中记“成王与叔虞戏”，《吕氏春秋》记“成王与唐叔虞燕居”，而柳宗元不言叔虞之名，直称为“小弱弟”，这为下文批驳桐叶封弟的不合理预埋了伏笔。《史记·晋世家》和《吕氏春秋》中记载周公的原话是“天子无戏言”，而作者改为“天子不可戏”，看似差别不大，却扩大了“戏”的内涵，为其后批评周公“成其不中之戏”做好了铺垫。前人评此文“字字经思，句句著意，无一句懈怠”（谢枋得《文章轨范》），“此等文并严谨，移易一字不得”（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笔笔锋刃，无坚不破”（林云铭《古文析义》），实非过誉。
桐叶封弟故事中，君主具有无上的权威，“天子无戏言”与其说是约束天子，不如说是深化了天子的绝对权力，而柳宗元指出“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认为天子也会犯错误，需要不断改正，这对“君权神授”观念是一种冲击。思及柳宗元积极参加永贞革新并为此付出惨痛代价的现实经历，他在本文中所体现的思想就更有其进步意义。（孔燕妮）
瓶赋
【原文】昔有智人，善学鸱夷[107]。鸱夷蒙鸿[108]，罍罃[109]相追。谄诱吉士，喜悦依随。开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颓然纵傲，与乱为期。视白成黑，颠倒妍媸。己虽自售，人或以危。败众亡国，流连不归。谁主斯罪？鸱夷之为。
不如为瓶，居井之眉[110]。钩深挹洁，淡泊是师。和齐五味，宁除渴饥。不甘不坏，久而莫遗。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绠[111]绝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复于土泥。归根反初，无虑无思。何必巧曲，徼觊一时。子无我愚，我智如斯。〔注〕
[107]鸱夷：盛酒的革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注曰：“用则多所容纳，不用则可卷而怀，不忤于物。”
[108]蒙鸿：广大。
[109]罍（léi）罃（yīng）：罍，古代一种容器，用来盛酒或水。罃，一种长颈汲瓶。
[110]眉：旁边，边侧。
[111]绠（ɡěnɡ）：汲水器上的绳索。【鉴赏】
赋之来源有两端，一是以楚辞为代表的骚体赋，二是以荀卿《赋篇》为代表的散体赋，后者以四言为主，托物讽谕。柳宗元这篇《瓶赋》继承了后者的传统。西汉扬雄写过一篇《酒箴》，以鸱夷和水瓶作对比，谓前者盛酒如小人，后者盛水如君子，前者以圆滑世故而承宠，后者以淡泊疏远而罹害，以此寄寓某种和光同尘的观点。《瓶赋》是《酒箴》的发展，作者尊瓶而斥鸱夷，认为宁可怀抱高洁而受害，也不能效仿鸱夷以害人。
此赋大意是说，曾经有智人效法鸱夷，因为鸱夷容量广大，不但使罍罃之辈甘拜下风，更善于奉承引诱，使人们欢喜亲近。它倾出腹中之酒，使人们饮之不倦。酒味甘甜，人们沉迷其中，夜以继日，直到醉态百出，放纵昏乱，乃至是非不辨，美丑不分。虽然说鸱夷本性如此，但人们确实因为它而受到危害，落到败兵亡国的下场还不知悔改。这都是鸱夷造成的罪过。水瓶居于井边，从深井中汲取洁净之水，以淡泊为法。水除了消除饥渴，还可调和五味。它的味道不甘甜，但也不会腐败，它清白如镜，反映人们的本貌，即使关系亲密也从不谄媚。它的益处很多，无论何时人们都离不开它。即使有朝一日井绳断裂，水瓶破碎，复归于泥土，也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归返本初，不忧不虑。何必投机取巧，妄图侥幸一时？“智人”不要认为这是愚蠢，真正的智慧正是如此。
酒，比喻小人的聪明，水，比喻君子的品德。小人往往因为巧佞投机而取容于当时，君子却因为品性高洁而遭受疏远（居井之眉）和伤害（绠绝身破），但巧曲徼觊只能是一时，才能与品德的价值历久弥珍，终究为人们所尊重，“孰能去之”，“久而莫遗”。前人多认为此文是柳宗元的“自喻”（廖莹中《柳河东集》卷二题解），章士钊认为不仅是喻己，“鸱夷似有慨乎退之（韩愈）”（《柳文指要》）。韩愈仇恨永贞革新，在《永贞行》中对包括柳宗元在内的二王八司马大加嘲骂与污蔑。柳宗元是否有以鸱夷比喻韩愈的意思不得而知，但他以瓶自喻是显然的。只是水瓶打破是功成事遂，复于土泥，而柳宗元的事业却失败了，不仅如此，综观他的诗文，悲凉怨愤之气郁勃其中，显然他并不能完全做到“何足怨咨”、“无虑无思”，这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也是情感与理智的张力。然而能够明辨是非，坚守志节，不滑泥扬波，哺糟歠醨，已是非凡的品德，苏轼云“子厚以瓶为智，几于信道知命者”（《东坡志林》），洵为善言。（孔燕妮）
牛赋
【原文】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112]满脰[113]。抵触隆曦[114]，日耕百亩。往来修[115]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116]箱以走。输入官仓，己不适口。富穷饱饥[117]，功用不有。陷泥蹙[118]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119]，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或穿缄滕[120]，或实俎豆[121]，由是观之，物无逾者。
不如羸驴，服逐驽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122]自与。腾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123]鼻，怒则奋踯；当道长鸣，闻者惊辟，善识门户，终身不惕[124]。
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注〕
[112]黄钟：乐律十二律中的第一律，此处用以形容牛的叫声。
[113]脰（dòu）：脖子。
[114]隆曦：阴晴。
[115]修：修，长。
[116]服：驾，拉车。
[117]富穷饱饥：此处富与饱作使动用，使穷人富，使饥者饱。
[118]蹙：踩踏。
[119]惭愧：感幸之词。意为多谢、难得、侥幸。
[120]缄滕：绳索。
[121]俎（zǔ）豆：古代祭祀时盛祭品的器皿。
[122]藿（huò）菽（shū）：豆类植物。
[123]齐（jī）：通“跻”，升。
[124]惕：担心，提心吊胆。【鉴赏】
这是柳宗元所撰的一篇短赋，柳宗元撰有“九赋”与“十骚”，《牛赋》就是“九赋”之一，具体创作时间失考。柳赋大多作于贬谪时期，这篇赋作于作者谪居永州时。文章所表现出的讽刺与不满，与其被贬谪的经历和生活有关。
永贞元年（805），为期不到两百天的永贞革新失败，以王叔文为中心的政治集团遭到了皇帝的打击。王氏赐死，处于这一集团中的柳宗元被贬谪永州，政治生涯受到极大的挫折，并从此再也没有被重用过，最终病逝柳州。彼时的永州被视为瘴疠之地，生活条件较差；政治的迫害加上环境的艰苦，让柳宗元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人生的失意打击，为其文学作品增添了许多情感色彩，譬如对时俗的讽刺针砭，对自身命运的哀叹自伤。而《牛赋》正是这样一篇作品。
赋文开门见山提出一个几乎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当人们把思维转移到牛身上之后，他开始对牛进行描述，其用心在于通过选词用句，让人们清晰准确地认知到牛的形象，进而也让人对牛所代表的意象、品格有所体悟。柳宗元四字一句，以短小精悍的文字和朗朗上口的韵律，展现出牛的忠厚稳重、正直善良的形象。在对牛的描写中，作者以“黄钟”之音来形容牛的鸣叫声，一方面极为贴切形象，另一方面，“黄钟”是所有音律的标准音，是处于低音与高音之间的“正音”，此处用通感的方式，以音律来展现牛的稳重和正直的形象。
作者从牛的外表、叫声、耕作时的状态着手，用生动简洁的笔触展现了牛的外在形象。复又描述牛善良而可贵的内在：对人类无私奉献的精神。天下稻谷虽然都是它耕作出来的，但它却一粒不食，全心造福人们。可是，这样一种忠厚纯良的动物，人们是怎样对待它的呢？人们得到好处，非但丝毫没有想到牛的功劳，反而还要将牛杀害，以供己用。与牛的善良相比，人是多么的不知感恩，残忍自私！
赋文有两层对比，人与牛的对比，只是一个小部分。作者想着重对比展现的，是牛和驴的差别。和牛的形象相反，驴是瘦弱的，跟在跑不快的马后面。可是这驴弱虽弱，却没有立场，还极能作怪。作者用区区五十六个字，将驴的轻浮无礼、无耻无能的形象展露出来。可就是这样一个人见人恶的东西，却因为“善识门户”而一辈子生活无忧。像驴这样，能容纳它的“门户”不会是什么正直的所在，而“善识”也不过是驴趋炎附势的反语讽刺罢了。
动物的意象，在许多文学家笔下，其实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折射。牛与驴是世人再熟悉不过的动物，作者选择它们来进行描写、对比，用意在于以动物的形象来自况与比拟，透过人、牛、驴三者的关系暗讽当时的现实。像牛一样忠正良善的作者，想要经世致用，却被统治者无视其政治才华和忠诚之心，丢到偏远之地；而朝堂内外，宦官小人得志，像驴一样横霸无忌。牛和驴的待遇体现了人的无能障目；而唐代当时的官场现实又何尝不是皇帝亲小人远贤臣、任拙罢贤的昏庸无能的反映？只不过，这一切不可明言，只能用比喻的形式抒发出来。
宋人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曾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牛赋》鲜明体现出柳宗元对屈赋之传统和精神的继承，它在形式上借用意象比拟抒怀，情感上抒发了内心的不满、自伤。同时，这篇赋文还带有几分寓言之风。通篇虽四字一句，柳氏却毫未因此受限，反而极善于用字造词，语句短小有力，形象鲜活，感情充沛，富有感染力，读之令人对牛生起同情与怜悯之心，而对驴深感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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