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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培根(BACON,F.)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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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说百味人生

培根说百味人生试读:

出版者的话

“大师思想集萃”系列丛书收入阿德勒、洛克、康德、弗洛伊德、罗素、尼采、荣格、培根、叔本华、马斯洛十位大师的智慧结晶,力图向读者展示大师们的思想精华,引领读者深刻理解人的本质、感悟人生真谛、关注生活现实、丰富自己的人生。

本丛书收集的作品,主要涉及思想大师们对人的本质和人生的深入思考和论述的内容,分为十卷,其中包括:《阿德勒说自我超越》《洛克说自由与人权》《康德说道德与人性》《弗洛伊德说梦境与意识》《罗素说理想与历程》《尼采说天才与灵魂》《荣格说潜意识与生存》《培根说百味人生》《叔本华说欲望与幸福》《马斯洛说完美人格》

为了适应读者的阅读要求,我们在编译的过程中,本着深入浅出、风格恬淡、常识与经典兼顾、推理与想象并用的原则,在保留大师经典思想原貌的基础上,依照从理论到实践的总体逻辑关系,对各大师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梳理,并添加了部分标题。这样做,并非想完整而准确地概括大师们的学术思想体系,目的仅仅在于方便读者理解和接受大师的思想智慧,并与当下生存现实进行结合,自省、自励、自进。

我们建议读者阅读时,不必对各位大师的理论观点,句句视为经典、全盘吸收,同时明辨各位大师思想中的唯物与唯心、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之差别。我们乐意看到读者对此丛书进行批判性阅读,比较性借鉴,深思后践行。

在条件成熟时,我们会陆续推出大师们关于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的实践与约束等主题的作品。

本丛书编辑及出版事宜由本社“大师思想集萃”编辑组负责。出版此套丛书并非意味着本社赞同这些大师的所有思想和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本社各位编辑同仁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努力,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赞赏。

感谢广大读者的惠购、赏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

序言

培根是英国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伟大作家,也是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他在许多方面都有显著的成就与表现,我们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就可知道培根的成功是靠他的智慧。他把这些智慧写下来传给后人,对人类文化作出了巨大奉献。为了说明他在各方面的成就,我们得先从他的家世谈起。

1561年1月21日,培根生于英国伦敦。他的父亲尼古拉斯·培根爵士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培根后来也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和官职。他的母亲安尼库克是爱德华六世的老师——安东尼库克爵士的女儿,她是尼古拉斯·培根的继室。培根家共有8个孩子,培根是最小的。培根小时候非常聪明,12岁就入剑桥大学攻读法律,16岁就派驻法国做见习外交官,工作两年后因父亲病逝,返回剑桥再学习法律。培根在他23岁那年成为国会议员,46岁当司法部长,57岁升任掌玺大臣——这时是詹姆斯一世王朝。当他61岁那年升到子爵时,因受贿案遭人指控而罢官,从此归隐田园,专事著书写作。1626年的4月,培根在伦敦雪地挖洞做冷冻鸟的实验,因高龄经不起风寒而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享年65岁。在成就方面,就文学而言,培根写下了许多论文,集印成册的有各种版本的《培根论文集》;就科学而言,他的《归纳法》、《学术的进步》和《新工具》对科学界的影响非常深远;他的《亨利七世传》既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著作;他的《新大西洋》既是哲学著作,也是文学著作……不过,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应该还是《培根论文集》。

这本书可以说是培根一生智慧的结晶。我们在编译的过程中,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对本书的后半部分内容,在原稿的基础上添加了部分标题,使读者更易于理解。

可以说,本书文字精练,行文流畅,深入浅出,风格奇突,常识与经典兼顾,推理与想象并用,与一般空想、肤浅的散文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可以从这本文集中读出培根的智慧,从而丰富我们的人生。

第一讲 幸福与人生

一、把握幸福的时机

时机如同市场,只要你耐心地稍加等待,物价常会跌落。但是,情形有时候却像西比拉的买卖(西比拉曾将九本完整的法典卖给罗马王塔昆,塔昆嫌价钱昂贵,不肯接受。于是,西比拉毁弃三本,六本的价钱仍如原价,并问塔昆要不要,塔昆再度拒绝。接着,西比拉再毁掉三本,仅剩的三本仍是原来所开的价钱,再问塔昆要不要。这时,塔昆眼见宝典即将被全部毁掉,便以原来九本的价钱买下那剩下的三本法典。——译者注)。她最先送来的是完美的货品,如果你嫌价钱昂贵而不买,接下来她就会逐渐把货品减少,而仍索要原来所开的价钱,这便是时机,一旦失去便不会再来。正如古人所说:“当时机把有发的头伸出而无人去抓时,回头它便伸出一个秃头来了。”或者说是时机传给你壶柄,而你不去接,等一下它便将壶腹转向你,叫你难以握住它。

所以,能在事情开始的时候准确地把握时机是最聪明的。乍看之下危险很小的事,其实是不小的。危险既会予人以威胁,也会欺骗人。有时候当危险尚未来临之时便迎向前去,半路将其截住,总比待在那儿眼巴巴地看着它逐渐靠近要好些,因为看久了,反而会对它无所恐惧。反之,当月光照在敌人的背上,在我们的前面留下影子时,我们为影子所蒙骗,以为敌人已在眼前,因此便在敌人未到之时就轻易开枪射击,以致招来危险,这便是另一个极端的现象。时机成熟与否,一定要计算准确。对事情的开端一定要仔细观察,看准了就不可拖延。像地狱之神普鲁托那个隐身帽,固然是一个好的设计,但他成功的主要因素还是在于会守密与行事迅速。事情在执行时,守密不如速办,因为速办像是子弹在空中飞过,速度之快,人的肉眼是赶不上的。

善于在一件事的开端识别时机,这是一种极难得的智慧。例如,在一些危险关头,看来吓人的危险总是比真正压倒人的危险要多得多。只要能挺过最难熬的阶段,再来的危险就不那么可怕了。因此,当危险逼近时,善于抓住时机迎头痛击,要比犹豫躲闪更有利。因为犹豫的结果,往往会使你错过了克服它的机会。但也要注意警惕那种幻觉,不要以为敌人真像它在日光下的阴影那样高大,倘若在时机不到时过早地出击,结果反而会失掉获胜的机会。

总而言之,善于识别与把握时机是极为重要的。在一切大事业上,人在开始做事前要像千眼神那样察视时机,而在进行时要像千手神那样抓住时机。特别对于政治家来说,秘密的策划与果断的实行更是保护他的隐身盔甲。因为果断与迅速乃是最好的保密方法——要像疾掠空中的子弹一样,当秘密传开的时候,事情却已经做成了。

二、父母与子女

父母的喜悦隐而不宣,他们的忧虑与恐惧也都是这样。他们的喜悦无法以言语来形容,他们的忧虑与恐惧也不随便向别人透露。他们为孩子们辛劳而引以为乐,因孩子们的不幸而备感辛酸。他们因子女而增添了自己在生活上的忧虑与负担,但也因而减少了自己对死亡的挂怀与恐惧。虽然动物也都能传宗接代,延绵不绝,却只有人类才有记忆、功德和持续不断的伟大工作。有许多没有孩子的人对人类做了最有意义的工作,由于他们的肉体不能绵延下去,所以便把精力转移到努力创造事业上。因此,我们可以说,那些没有子女后嗣的人,才是最关心人类后代的人。

看重成家立业、光宗耀祖的人,对子女往往特别溺爱。因此,孩子不仅被看做是他们种族的延续,同时也被视为他们事业的继承人。于是,孩子既是他们的子女,也是他们生命力重现的个体。

父母——特别是做母亲的,对子女的爱都非常偏颇,而且父亲与母亲的爱差别很大,有时简直不合情理。所罗门说得好:“聪明的孩子使父亲高兴,愚笨的孩子使母亲担忧。”在孩子众多的家庭里,通常是较大的孩子获得重视,而较小的孩子则被宠坏,中间的孩子便易于被忽略,然而那些中间的孩子却常是最有出息的人。父母对子女在金钱方面不可太吝啬,不然,子女们便容易变得鄙贱或刁滑,或是与不正经的坏人交结,并且一旦他巨金在握或变得富有时,便会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所以,做父母的在金钱方面要保持权威,控制的尺度不可太紧。无论父母、师长或家属,他们都常会以一种傻而笨的态度去鼓励年幼的孩子之间互相竞争,结果孩子们成人以后便彼此不和,以致家庭中时起纠纷。意大利人对自己的子女和侄甥近亲都一视同仁,不分亲疏。由于血缘的关系,我们会看到,和我们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像叔父或舅父的情况较多,而像自己父亲的情况反而较少。孩子因年纪轻,性情不稳定,兴趣容易改变,父母应该及早为他们择定一个适当的职业和一个发展方向。父母对孩子们的倾向不必太重视,别以为是他们性情所近的事他们就必定会做得大有成就。除非孩子们对某种事物特别感兴趣或倾向特别明显,这时当然还是要顺着他们的性情与天分去发展。不过,下面这句格言也有它的道理:“选择那最好的,习惯会把它变得容易且有趣。”家庭中的小儿子通常最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按法令仅长子有继承权,小儿子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于是他不得不凭借自己的力量,为自己开拓一条生存的道路。然而,如果他们的长兄失去继承权时,他们就未必会有所成就了。因为他们之中继承了财产的,则不愁衣食,自然便不求长进了。

三、婚姻与独身

人在结婚生子以后就像是给命运之神做了人质一般。因为妻儿使你牵挂,他们无形中成为你事业的包袱,你的许多计划和理想也都难以实现。的确,对公众有益的工作,无不是由独身或没有子女的人完成的,因为这些人的感情早就与大众相结合,他们一切也都奉献给了大众。但是,有子女的人,我们相信他们是最关心将来的人,因为他们会关心自己心爱的子女将来会如何。有的过独身生活的人纯粹是出于自私,他们只想到自身,不关心将来,他们觉得将来无关自己之事,有的则将妻儿视为讨债鬼。还有些愚蠢且贪婪的富人,竟然以子女多而洋洋得意,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显得更富有。他们或许会听到这样的话:“××真是个大财主。”但有人却不以为然,插嘴说:“是的,可是他的子女很多呀!”好像有了子女就会使他们的财产分散或减少似的。

恪守独身主义者多半是为了要保持自由,特别是那些妄自尊大和性情古怪的人,他们对一切的约束都很敏感,甚至连腰带袜带都认为是犹如桎梏一般的束缚。独身者可能是最好的朋友、主人和仆人,但并非是最好的国民,原因是这种人无牵无挂,随时都可能远走高飞。所有的亡命之徒也大多是独身者。独身生活对于牧师倒是很合适的,因为这样他们的慈爱之心才会普惠世人。法官与地方行政官吏是否结婚倒不重要,如果他们有贪赃枉法和接受贿赂的行为时,下属与他们串通为恶的情况,比妻子与他们串通为恶的情况更多。对军人而言,结婚倒是好的,因为他们的长官可以拿他们的妻儿来提醒他们,他们便不敢胡作非为了。我想土耳其的下级军官之所以会变得更为卑劣,是因为他们不重视结婚。由此我们相信,妻儿会束缚一个人的行为。

独身的人在经济上固然显得较为宽裕,也较为慷慨大方,但他们会因为感情没有地方发泄而变得非常冷酷无情。因此,任命这种人去做严厉的审判官,倒是很合适的。能体贴妻子的丈夫大多是行为庄重的人,古希腊伊锡卡国王尤利西斯就是这样的人,人们说他是“不爱长寿爱妻子”。

贞节的妻子认为自己有贞节的美德时,常会变得骄傲而自以为是。如果一个妻子认为她的丈夫聪明,自然会对他忠实顺从;如果她对丈夫有了猜疑或嫉妒,那她就再也不会这样了。妻子是丈夫青年时期的爱人,壮年时期的伴侣,老年时期的保姆。所以,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有结婚的理由。

但是,有人问希腊著名哲学家泰利斯,一个人该在什么时候结婚,他却回答说:“年轻人不妨再等等,年老的人莫存此念头。”往往有些性情好的女人却嫁给了一个性情坏的丈夫,也许是因为她们认定自己的丈夫脾气坏,所以,如果她们的丈夫偶尔对她们和善些,她们就会认为那实在是难能可贵了。也许她们以能够容忍自己丈夫的那种坏脾气而引以为傲。有些女人不听亲友的忠告而选择一个坏丈夫,这样就更能表现她们容忍的美德,因为她们必须用这一点来为她们的愚蠢作辩护和掩饰。

四、爱情的得失

在剧场上比在真正的人生中更能看到爱情。因为爱情既是喜剧的题材,也是悲剧的题材。可是,在真正的人生中,爱情有时像是海上的女妖,有时又像是复仇的女神,老在那里搞恶作剧。你也许会说,古今的伟大人物中很少有为爱情而至颠倒发狂的地步,这也正可以说明伟大的人格与伟大的事业会摒除这种“脆弱的感情”。当然,也有例外,曾经统治过罗马帝国半边天下的马克·安东尼与罗马十大立法者之一的克洛迪斯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安东尼固然是一个淫逸无度的人,但克洛迪斯却是一个严肃而聪明的人。由此可见,脆弱的心灵固然容易让爱情闯入,而防御坚强却守备不严的心灵,也会让爱情乘虚而入。人是造物主为创造高贵事物而创造出来的,然而,就如伊匹寇拉斯所说的一句不怎么高明的话:“人彼此之间都有好戏看。”这似乎是说,人除了跪在命运之神面前演戏以外,就别无他事可干。人类虽不会使自己像禽兽那样为嘴巴所驱使,却也甘心“你看我的戏,我看你的戏”,为眼睛所支配。但是,眼睛原是为了更高尚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过度的热情却会使人不顾事实真相而夸大其词。

但说来也怪,在爱情方面,热情的夸张描绘却很合适。热情不仅流露于恋人的言语之间,就是在他们的思想中也是这样的。有人说,谄媚不分大小,热情则有高低,一个恋人的热情是远超过一切的。一个人不管怎样骄傲,怎样自大,也不会像恋人那样,把他所爱的人捧到天上去。有句话说得好:“人在恋爱中是不会聪明的。”这种弱点别人看得非常清楚,恋爱中的人自己却觉察不出来。

如果只是单相思,那么,被爱的人就会把这种情况看得较为清楚。爱情原本就有这么一个现象:如果对方不以同样的感情对待你,那就是在暗地里轻视你,这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因此,人们对这种感情必须特别小心,因为它不仅会使你失去其他的东西,而且连爱情本身也会失去。荷马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对一个人因爱情而失去其他东西这一点,在故事的开端就写得很透彻。帕里斯选择了爱与美的女神阿芙罗狄忒,并接受了恩赐的美女海伦,于是他把财富女神朱诺和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礼物丢弃了。所以,凡对爱情过于重视的人都很容易丧失他的财富和智慧。

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人们在脆弱的时候,这种热情最易泛滥成灾,只是在逆境中,这种热情不太引人注意罢了。因为顺境与逆境都易煽起爱情的烈焰,所以爱情是愚蠢的产物这一点也就由此更加显现出来了。如果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爱情,那也要有所节制。也就是说,恋人要将爱情与生命中其他重大的事情分开,否则,一旦爱情干预到其他方面的事情时,那便会使他们的幸福丧失,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实现他们过去的目标了。英勇的军人总是沉迷爱情,这一点我总是不明白,想必这与他们沉迷美酒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冒险总是以失去快乐为代价的。人们的天性中已暗藏爱别人的意向与动机,这种感情如果不是爱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便会倾向于大众,于是他们的爱转变为仁慈与博爱,我们所见到的有的僧侣便是这样的人。婚姻的爱使人类延续不绝,朋友的爱使人类臻于善境,淫逸的爱则使人类败坏堕落。

五、友谊与合作

古人曾说:“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没有比这句话更把真理与谬误混为一谈的了。如果说,当一个人脱离了社会,甘愿遁入山林与野兽为侣,那么他是绝不可能成为神灵的。尽管这样做的目的,好像是要到社会之外去寻求一种更高尚的生活,就像古代的埃辟门笛斯、诺曼、埃辟格拉斯和阿波罗尼奥斯那样。

有些人之所以宁愿孤独,是因为他们在没有友谊和仁爱的人群中生活,那种苦闷犹如一句古代拉丁谚语所说:“一座城市如同一片旷野。”人们的面目淡如一张图画,人们的语言则不过是一片噪音,这使得他们宁可逃避也不愿进入社会。

由此可以看出,人与人的友情对人生是何等重要。得不到友谊的人将是终身可怜的孤独者,没有友情的社会则是一片繁华的沙漠。因此,那种乐于孤独的人,其性格不是属于人而是属于野兽的。当你遭遇挫折而感到愤懑抑郁的时候,向知心挚友倾诉可以使你得到开导,否则这种积郁会使人致病。医学告诉我们,“沙沙帕拉”可以理通肝气,磁铁粉可以理通脾气,硫黄粉可以理通肺气,海狸胶可以治疗头昏。然而除了一个知心挚友外,却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舒通心灵的郁闷。只有对朋友,你才可以尽情倾诉你的忧愁与欢乐、恐惧与希望、猜疑与劝慰。总之,那压在你心头的沉重的一切,通过友谊的肩头都被分担了。

正因为如此,连许多高高在上的君王也不能没有友谊,以至许多人宁愿降低自己的身份去追求它。

本来君王是不能享受友谊的。因为友谊的基本条件是平等,而君王与臣民的地位太悬殊了。于是,许多君王便不得不把他所宠爱的人擢升为“宠臣”或“近侍”,以便与他们亲近。罗马人称这种人为“君王的分忧者”,这种称呼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他们的作用。实际上,不仅那些性格脆弱、敏感的君王曾这样做,就连许多性格坚毅、智勇过人的君王,也不得不在他的臣属中选择朋友。而为了结成这种关系,他们是需要尽量地忘记自己原来高贵的身份的。

罗马的大独裁者苏拉曾与庞培结交。有一次,苏拉竟容忍了庞培言语上的冒犯。庞培曾当着苏拉的面夸耀自己说:“崇拜朝阳的人自然多于崇拜落日的人。”伟大的恺撒大帝也曾经与布鲁图斯结为密友,并把他立为继承人之一,结果这人恰好成为诱使恺撒堕入圈套而被谋杀的人。难怪安东尼后来把布鲁图斯称为“恶魔”,仿佛他诱惑恺撒的魅力是来自一种妖术似的。

毕达哥拉斯曾说过一句神秘的格言:“不要损伤自己的心。”确实,如果一个人有心事却无法向朋友诉说,那么他必然会成为损伤自己心的人。实际上,友谊的一大奇特的作用是: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双倍的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的忧愁。所以,友谊对于人生,就像炼金术士要寻找的“点金石”一样,它能使黄金加倍,又能使黑铁成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规律。在自然界中,物质通过结合可以得到增强。而人与人难道不也是如此吗?

如果以上所说已证明友谊能够调剂人的感情的话,那么友谊的又一种作用则是能增进人的智慧。因为友谊不但能使人走出暴风骤雨的感情世界而进入和风细雨的春天,而且能使人摆脱黑暗、混乱的胡思乱想而走入光明与理性的思考。这不仅是因为一个朋友能给你提出忠告,而且因为任何一种平心静气的讨论都能把搅扰着心头的一团乱麻整理得井然有序。当人把一种设想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他也就渐渐看到了它们可能招致的后果。有人曾对波斯王说:“思想是卷着的绣毯,而语言则是张开的绣毯。”所以,有时与朋友一小时的促膝交谈可以比一整天的沉思默想更能令人变聪明。

其实,即使没有一个能对你提出忠告的朋友,人也可以通过语言的交流而增长见识。讨论犹如砺石,思想好比锋刃,两相砥砺,将使思想更加锐利。对一个人来说,与其把一种想法紧锁在心头,倒不如把它倾吐出来,哪怕倾吐给一座雕像,也是多少有点益处的。

赫拉克利特曾说过:“初射之光最亮。”但实际上,一个人自身所发出的理智之光,往往会受到感情、习惯、偏见的影响而不那么明亮。俗话说:“人总是乐于把最大的奉承留给自己。”而友人的逆耳忠言恰好可以治疗这个毛病。朋友之间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出忠告,一是关于品行的,一是关于事业的。

就前者而言,朋友的良言劝诫是一味最好的药。历史上的许多伟人,往往由于在紧要关头听不进朋友的忠告,而做出后悔莫及的错事。尽管人也可以自己规诫自己,但毕竟如圣雅各所说:“虽然照过镜子,可终究是忘了原形。”

就事业而言,有些人认为两双眼睛看到的未必比一双眼睛看到的更多,或者以为一个发怒的人未必没有一个沉默的人聪明,或者以为毛瑟枪不论是扛在自己肩上,还是支在一个支架上都会打得一样准。总之,他们认为有没有别人的帮助,结果都一样。但这些其实是十分骄傲而愚蠢的说法。在听取意见时,有人喜欢一会儿问问这个人,一会儿又问问那个人。这当然比不问任何人好,但也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两种危险:一是这种零敲碎打来的意见可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看法,因为最好的忠告只能来自诚实而公正的友人;另外,这些不同来源的意见可能会互相矛盾,使你莫衷一是,不知所从。比如,你有病求医,这位医生虽会治这种病却不了解你的身体情况,结果服了他的药,这种病虽然好了,却又使你得了另一种病。所以,最可靠的忠告也还是只能来自最了解你事业情况的友人。

友谊对于人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益处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益处,这些益处多得如同一个石榴里的果粒,难以一一细数。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么只能这样说:只要你想想一个人一生中有多少事务是不能靠自己去做的,就会知道友谊有多少种益处了。所以古人说,朋友是人的第二个“我”。但这句话其实还不够,因为朋友的作用比这一个“我”要大得多!

人生是有限的。有多少事情人还来不及做完就死去了。但一位知心的挚友,却能承担你未做完的事。因此,有一个好朋友实际上是使你获得了又一次生命。人生中又有很多事,是一个人所不便自己出面去办的。比如,世人为了避免自夸之嫌,因此很难由自己讲述自己的功绩。人的自尊心又使人在许多情况下无法低首去恳求别人。但是,如果有一个可靠而忠实的朋友,这些事就可以很妥当地办到。又比如,在儿子面前,你要保持父亲的身份;在妻子面前,你要考虑丈夫的脸面;在仇敌面前,你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朋友,就可以全然不计较这一切,而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地替你出面主持公道。

由此可见,友谊对人生是何等重要,它给你带来的好处是无穷无尽的。总而言之,当一个人面临危难的时候,如果他没有任何可信赖的朋友,那么我只能告诉他一句话——那就自认倒霉好了!

六、逆境与顺境

罗马散文家辛尼卡以大儒学派的口气说了一句名言:“顺境中的好事为人们所期望,逆境中的好事则令人们惊奇不已。”如果说奇迹能支配天命,无疑地,因为奇迹之事多半出现在逆境中。辛尼卡还有一句较深刻的名言:“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同时具有人性脆弱的一面与神性安全的一面。”这种诗的语言显得尤其优美,超越性的意境常蕴藏在诗句中,其实诗人一直在忙于描述神秘的事物。希腊神话中说海克里斯是怎样地“乘着一个泥壶渡过重洋,去救释偷火种给人类的英雄普罗米修斯”,把这个以脆弱的小身躯用基督徒的毅力和决心,渡过世间惊涛骇浪的过程描写得十分生动。

一般说来,顺境的美德是节制,而逆境的美德则是坚忍。从道德的观点来说,坚忍是更勇敢的德行。《旧约》中视顺境为神所赐的福,而《新约》里则视逆境为神所赐的恩。神所赐的恩比神所赐的福含有更大的仁慈,并且更明白地显示了造物主的恩宠。如果你倾听《旧约》中大卫的竖琴声,你所听到的除了颂乐之外,还有无数的哀音。在《旧约》中,对约伯苦难所作的记载远比所罗门的福祉更多。在顺境里也有许多可怕的和不能称心如意的事情,而在逆境中不能说完全没有慰藉与希望。当我们看到妇女在沉重色调的布面上绣出明艳的花样时,比看到在鲜明的布面上绣出颜色沉重的花样更觉得赏心悦目。眼睛既寻求这样的快乐,心灵所企求的快乐更可想而知了。

因此,德行同高贵的香料一样,越是压挤研磨,就越能散发出香味来,这是由于顺境易于暴露罪恶,而逆境却更能显现德行的缘故。

七、友情的益处

“喜欢独居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仙。”亚里士多德这番话概括和总结了孤独的人的特性。生来就不喜欢与人交往的人,说他有几分兽性,倒也是真的。可是,说他有几许神仙特质,倒也未必,除非这个人比较希望或喜欢做个曲高和寡的人,就像某些不信宗教的人,如克利特诗人埃匹门尼迪斯、传奇性的罗马皇帝奴马和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亚波洛尼厄斯,以及古代的隐士和神父。然而人们并不了解孤独的真义和范畴。拥挤的人群并不是友好的伙伴,擦肩而过的面孔也无非是个画像,没有友情,相互之间的攀谈只不过是铙钹发出的噪音。有句拉丁谚语说得好:“一个大城镇就是一个孤寂的大地方。”因为在大城镇里,朋友是分散的,大都没有像较偏僻的地方那样敦亲睦邻。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没有真正的朋友的世界只是广漠的荒野。就孤独本身来说,凡是天生不会交友的人便带兽性,而非人性。

友情主要的益处是能将心头萦绕的种种心事向朋友充分表露或和盘托出。我们知道,阻塞和窒息是身体上最危险的病症,在精神上也是一样。你可以用肝精养肝,用富含铁的东西养脾,用杏仁养肺,用海狸香精养脑,但是除了真正的朋友之外,没有任何良方可以医治你的心灵。对朋友,你可以用真切的忏悔或自白来表达你的忧愁、快乐、希望、疑虑、忠告以及压在心头的任何情绪。

说也奇怪,君王和独裁者也非常重视友情,他们不顾本身的安全与尊严,常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争取友情。就君臣这方面来说,除非臣仆都很能干,君王会罗致几个和他们智慧相当的人来做朋友,但常因地位的差距而不能产生友情。这种人现在的语言称之为亲信或宠臣,意思似乎是恩宠或谈话的对象。但是,罗马人称他们为“患难与共的人”,这说明一种关系和友情。显然,不仅软弱而多愁善感的国君会这样,就是最精明能干的统治者也常会这样做。

当苏拉统治罗马时,他起用庞培(后来继位称帝),后来庞培因权势过高而成为苏拉的对手。他对苏拉的规劝使得苏拉能够听从,因为他采用的方法常常是赞美而不是打击。再有,就恺撒来说,布鲁图斯也是享有这样特权的人,恺撒在他的遗言中也明确指定布鲁图斯是他自己侄儿以外的继承人,这种大权的旁落是置恺撒于死地的主要原因。恺撒曾有几次不祥的预兆,恺撒的妻子卡尔普尔尼亚也有这样不祥的预兆,比如,恺撒想解散元老院,布鲁图斯便轻轻把他从座椅上拉到一旁,劝他等卡尔普尔尼亚决定之后再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确很得宠,所以西塞罗在演讲词中一字不改地引用安东尼的话,称布鲁图斯“是妖冶的女人,把恺撒迷惑了”。另一位罗马皇帝西维拉斯与他的护卫统领普洛汀纳之间的友谊更是密切。西维拉斯强迫他的长子娶普洛汀纳的女儿为妻,又常庇护普洛汀纳而辱骂他的儿子,且致函给元老院说:“我要推崇这个人,愿他长生不老,后我而终。”如果在这些帝王中有一位像明君罗马皇帝屈简或罗马皇帝倭利留斯那样伟大的人,我们也许要大为称赞的是他们的智慧。他们不仅贤明,且意志坚定、热爱生命,但他们却仍觉得自己的幸福是残缺的(其实他们是极幸福的人),还必须有一个朋友,这样他们才认为幸福是完整的。虽然他们都是有妻室儿女的国君,但与朋友却不能不结下情谊。

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兼政治家科明牛对哈迪公爵作了深一层的观察,他说哈迪公爵从不把心事告诉别人,尤其是极为困难的事。后来他认为哈迪公爵的缄默的确对他的智力有损。如果愿意的话,科明牛也大可以批评第二任君主路易十一,他缄默不语,简直是在折磨自己。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说了一句隐晦的话:“不要吃掉你自己的良心。”的确,将这句话说得明白而刻薄些,那些没有朋友安慰的人,就是吃掉自己心肝的人。不过,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我就用这件事来把友情的第一种益处作个结语),向朋友倾诉心事会产生两种效果:可以使快乐加倍,也可以使忧愁减半。凡是把自己愉快的事告诉别人的,无不更感快乐;凡是把自己不愉快的事告诉朋友的,无不忧愁顿减。这的确是一种医治心灵的手术,犹如炼丹者的药石,有时以毒攻毒。然而,不必求助于炼丹者,我们也可以在自然现象中找出明显的例证,因为就自然界的事物来说,二物合并可以增强力量,也可以产生活力。从另一方面说,二物结合可以减少或消除相异性,对心灵来说,也是这样。

友情的第二种益处就是使我们的理智健全而优异,正如第一种益处对于感情一样。在感情方面,友情能使内心从暴风雨中拨云见日;在理智方面,友情能使思想从黑暗昏眩中理出头绪来。这不仅是因为朋友的忠告,在一个人心烦意乱时,与朋友聊聊天,也可使纷乱的思绪理出条理来,而使人变得聪明些。也就是说,谈话一小时的收获,比思索一天的收获来得大。雅典政治家塞米斯克里斯对波斯王曾说过这样精辟的话:“语言好比缀锦的花毡,把它摊开来展示,花样鲜明夺目,思想却像是包扎起来的东西。”就启迪理智而言,友情的益处不限于忠告(当然良友的忠告是最好的),即使没有忠告,也可互相切磋琢磨。总之,我们宁可把心事向一具雕像或一幅肖像倾诉,也不要闷在心里。

现在再为友情的第二种益处作补充说明。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塔斯有句隐语说得好:“正直的见解永远是最好的。”的确,从朋友那儿得来的忠告,其中的见解总是比我们自己的高明,因为我们自己的见解常为感情或习俗所影响。朋友的忠告与自己对自己的忠告,这之间的差别犹如忠言与谀词。世间善于阿谀的人莫过于我们自己,补救阿谀的办法莫过于朋友的忠告。忠告有两种:一是关于态度的,一是关于事业的。能使朋友的心灵健全的首先是忠告,它唤起对自我严格的检讨,就像一种药剂因过分刺激而有侵蚀性。阅读伦理之类的书则嫌单调死板,观察别人的过失,可借别人的过错警惕自己,但有时也未必适合自己的处境。最好的药方就是朋友的规劝。许多人因缺乏朋友的规劝而铸成大错,做出非常荒唐的事来,损害了名誉和财产,正如圣·杰姆斯所说,他们好像照镜子的人,顷刻之间就放大了自己的形象。谈到事业,一个人或许自以为是,常常看不到自己的弱点,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然,能够看重自己也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但是,忠告能使事业顺利发展。接受忠告的方式有很多,比如集思广益,这样做也可能遭遇两种危险:一是除忠实的朋友外,他或许得不到忠告,因为给人以忠告的人毕竟是少数,且要诚恳去征询;另外一种危险是他所得到的忠告立意虽好,但也许有害或不安全。换句话说,忠告可能是祸患,也可能是良药。就像你请了一位医生,你以为他能医治你的病症,而他对你的身体状况却不了解,这位医生一方面很可能会把你的病暂时医好,另一方面则损害了你的健康,结果他既医治了你的病,也伤害了你。但是,熟悉你事业状况的朋友,会注意如何使你的事业顺利进行。因此,不要听散漫而无全局性考虑的忠告,他们无异是在使你分心,使你迷惑,非但不能指导你,反而使问题越变越复杂而不能解决。

友情的益处除了这两种(感情方面的宁静与理智方面的支持)外,还有另外一种,就好像石榴,里面全是果核。这是说,朋友可以在一切活动或任何场合中帮助我们,他们也可参与其中。想要明白友情的多种功能,不妨看看有多少事无法亲自处理,而后我们就会明白古人所说的“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并非完全对,因为朋友不止是另一个自我。世上有许多人已经撒手人寰,却留下许多热切的愿望未能实现,如希望完成某种工作等。如果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就可以安心瞑目,因为这些事情在他死后会有人为他继续办到。所以,在实现我们的愿望方面,我们似有两种生命。我们只有一个躯壳,而且这个躯壳只限于一个地方。然而我们有朋友,人间的一切事情无不可以借朋友之手而实现。有许多事我们自己不好说出口,且不便去做的,可请朋友代行;对于自己的功劳不便自夸,也不肯随便叫别人去说,这时朋友则可代为言说。这类的事还有许多。再就是如果我们有了许多无法摆脱的关系,别人就不能抹杀它的存在。对儿子,我们只能以父亲的身份说话;对妻子,我们只能以丈夫的身份说话;对仇人,我们也不能不考虑身份来说话。但是,朋友会代替我们,他可以不顾及刚才所说的那些关系而能因地制宜地说出真相。这类琐碎的事情太多了,我只提供了原则。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能很恰当地去担任一个角色,同时又没有朋友的话,他就可以下台而不必再演这个角色了。

八、养生与长寿

我们常发现某种食物吃了对身体有益,某种食物吃了则对身体有害,这种自我体验与观察的智慧,倒是一种医疗原则之外的好办法,也是最好的养生之道。我们常这样说:“这东西吃了不会有什么不好,所以我可以吃。”但是,如果改成这样说会更妥当些:“这东西吃了对我的身体不好,所以我不要吃。”

我们年轻时身体强壮,做什么事都容易犯下过度的毛病,但是到上了年纪时就不得不偿还这笔体力透支的债务了。年纪是不能拿来赌气的,当你上了年纪时就不可以去做你年轻时能做的事,这点要特别留意。

在饮食方面,如果因身体的原因,必须将主食改用另一种时,副食也应该予以配合而改变。日常生活与国家大事的改变是同样的道理,多种配合的改变总比单一的改变更稳当可靠。你最好时常对自己的饮食、睡眠、运动和衣着等各方面加以检查。如果发现你的某种习惯有害,你就得设法逐渐改掉它。但是,如果你的习惯改掉之后,你顿感不适的话,那还是把它恢复过来为好,因为即使改掉那种习惯是对健康有益的,而身体却不能适应,那就不如不改。要辨别出什么才适合自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理想的长寿法则是,在饮食、睡眠或运动的时候,排除思虑,放松心情,保持愉快的精神。嫉妒、疑虑、烦恼、愤怒、焦虑与郁闷都要避免。心中要充满希望,如果高兴,最好放声大笑;娱乐不可过度,并且要有变化;要多欣赏美好的景物,探索新奇的事物;多阅读可以增长见识的书籍,如历史、小说和自然科学等。

在未生病的时候对药品要有些认识,这样在生病时就不会感到无所适从。饮食要配合时令,药品不可固定服某一种,如果既成习惯,则另当别论。配合时令的饮食较能增进健康、减少疾病。身体有什么不适,要马上去看医生,不能忽视。生病时方知健康最重要,健康时最重要的是运动。一个人平常如果能注意锻炼身体,一旦生病,如果病情不是太严重,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注意饮食和作息便能康复。塞尔萨斯是一位医学专家,学识非常渊博,他为我们定下了高明的养生之道:“在生活方面,我们确实会做出一些反常的事,以求调节、变换生活,但要多偏重有益的方面才是。”我们有时禁食,有时饮食,但吃饱是很重要的。睡觉时以沉睡较好。我们有时坐卧,有时运动,但运动是最为有益的。只要保持身体健康,自然不易感染疾病。

有的医生过于顺从病人的脾气,不急着给他们真正的治疗;有的医生却又呆板地按顺序对病人进行医治,而不去注意病人的情形。请医生最好是请这两种之间的。如果请不到这样的医生,那就将两种医生都请来。但要记住,请医生要请医术高明,又对自己身体状况有所了解的。

九、长寿与健康

人怎样才能长寿,这并非完全决定于医学。人对生理卫生的了解,也是最好的保健药品。对于一种欲望,如果人能断定“它对健康是不利的,因此我应该戒除它”,肯定比断定“它对我好像没什么害处,可以放纵它”要安全得多。要知道人在身强力壮的青少年时代所养成的不良嗜欲,将来到了晚年是要一并结算总账的。人要注意自己年龄的增长,不要以为自己永远可以做与过去相同的事情,因为岁月的确是不饶人的。如果需要改变一种饮食习惯,那么最好对饮食重新全面地调整一下。因为大自然中存在一条规律,就是改革一部分不如改革整体。当你在饮食、睡眠、运动等方面试图采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时,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要操之过急,以免适应旧习惯的身体不能适应新方式。

经常保持心胸坦然、精神愉快,这是延年益寿的秘诀之一。人尤其应当克服嫉妒、暴躁以及埋在心里的怒火、积郁不解的愁思、无节制的狂欢、内心的隐痛等。人应当经常保持一种怀有希望、愉快、明朗、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从事一些对身心有益的学问的思考——如阅读历史、格言或者观察自然等。

无病时不要滥用药物,否则疾病降临时,药可能就不生效了。但也不要忽视身体的小毛病,应当注意防微杜渐。当有病时,就要努力恢复健康。健康时,则应当经常进行体育锻炼。许多体力劳动者在生病时容易较快地恢复健康,说明锻炼对增强体质是多么重要。

古人认为增强体质的方法之一,是设法适应两种相反的生活习惯。但我认为最好还是加强对生命有益的习惯——例如禁食与饱食,还是以饱食为好;失眠与睡眠,还是以睡眠为好;静止与运动,还是以运动为好。当然古人的说法也是有些道理的,因为进行广泛的锻炼是能够改善人的适应能力的。

有些医生很放纵病人,而有些医生则要求病人绝对服从自己。这两种医生都不好,理想的医生应当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在选择医生的时候,还要注意,医生的名望固然很重要,但一个了解你身体情况的医生则可能是最好的。

十、情感研究与心理训练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情感的研究。同对身体用药一样,我们应该先了解身体,其次了解各种病症,最后了解各种治疗方法。至于针对心理用药,在知道了人的性情的各种特质以后,其次就该知道心理的各种疾病,那无非是情感激动与扰乱。古代民主国中的政治家常把人民比做海,而把演说家比做风。因为如果没有风的吹动与扰乱,海自身是平静的;人民,如果没有那些煽惑的演说家来扰乱他们,也是平和与驯良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妥当地说,人心的本质是平静与止息的,如果情感不像风那样把它鼓动起来。在此处,同前面一样,我又觉得奇怪,亚里士多德写了好几册的伦理学,而从没有论到情感——伦理学的主要论题。而在他的修辞学中,情感只是附带的在次一级的地位被研究,他却论到了它们,并且,还把它们处理得很好,看来它们只限于这点篇幅。但在它们正当的所在,他却把它们剔除了。因为不是他的关于快乐与苦痛的论辩就可以满足这种研究的要求的,如同我们不能概括说处理光的性质,就是处理色的性质一样。因为快乐与苦痛的各种情感是同光一样的。在这个题目上,我认为坚忍派的工作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在他人的记述上看出来。或者还是同他们一般的讲学态度一样,就是只在辨析的精微上,而不是在实际与详备的说明及意见的发挥上。同样,我看到有讲到几种情感的优美的著作,如论愤怒、论遇到诡异事件的慰藉、论羞怯与其他。但是诗人与历史的著作者是这种学问的优良教师,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他们很逼真地描写出情感是怎样被激起与怎样被平静地抑制下去,它们是怎样呈现出来、怎样运用、怎样互补、怎样蓄积与增加力量、怎样在一个里面又包含一个,它们又怎样互相冲突与此消彼长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各种情形。最后的一种,在道德与政治事件上尤为有用。比如,怎样使一种情感抵制另一种情感,怎样使一种情感克服另一种,就像禽兽那样,这些禽兽,要不是如此,恐怕我们是不能这样容易就获得的。政治组织所凭以维系赏与罚的极好的运用,就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用恐惧与希望这两种最有力量的情感来压抑与控制其余的情感。

现在我们讲到自己所能支配,在心理上有一种力量与影响,可以左右意志、嗜欲与改变品性的那些事项。其中,哲学家应该研究习惯、示范、仿效、求胜、伴侣、朋友、称赞、责备、劝勉、名誉、法律、书籍。这些都是在伦理学的书籍中有确定用处与可以影响心理的东西,而可以用来恢复或保持心理的健康与良好状态的药方,也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在这里,我们详细地讨论一两个作为例子,如要把它们都讲到则太费篇幅了,因此我们就把“习惯”再提出来讲一下。

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见解是一种疏忽的见解,他说习惯不能改变天然生成的性质。他以下面这件事为例:假如有人把一粒石子向上抛掷一万次,那石子并不会因此就自己上升,而我们也不会因常常听、视,听力与视力就比以前进步。虽然在绝对受自然支配的东西上,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在自然可以容许有一点改变的东西上,就不然了。他或许可以举以下事例:一只紧的手套,用久了是会变松的;一根拐杖,是可因使用而向着与它生就的不同的方向弯曲的;我们因为常说话,可以说得更响亮;而我们因受惯了冷热,对冷热更能够忍受。诸如此类,与他所讨论的品性问题更相关,要比他所举的那些例子更来得合适一点。但是,如果承认了他的结论,就是说,德行与恶行无非都是习惯,那么,他更应该教人怎样去监督这种习惯。因为对心理作适当的调整与运用的规则,是与对身体作适当的调整与运用的规则一样的。

如果你要做的事并非你主要目的所在,而只是次要的,你就会更愿意去做,而且更觉得有趣与快乐,因为心理对必要与强迫有一种必然的嫌恶。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关于处理习惯的真理。习惯依着这些真理养成了,真可谓第二天性,但是,如果还是受着或然的支配,却常会变成一个自然的模拟者,生出那些残缺与伪装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要讨论书籍与研究,和它们对于品性有何影响,不是有关于那些事件的各种很仔细的指导规则吗?不是有一个基督教的著作家很愤慨地把诗叫做“恶魔的酒”吗?因为它增加了诱惑,带来了心神的扰乱与虚妄的见解。亚里士多德的意见不是有关注的价值吗?他说青年人不是适合道德哲学的聪明的人,因为他们还没有从他们情感的沸热中沉静下来,也没有受到时间与经验的磨炼。古代著作家那些很好的书籍中都谈论“这些著作”,因为它们不是为人在成熟与沉静的时候所诵读与思考的,却几乎专供儿童与初学者诵读,所以于生活的改进上奏效如此小,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吗?这不也是正确的吗?青年人在宗教与道德中还没有充分的历练之前,对政治事项是更不适宜的听者,怕的是他们判断不正确,会把事物认为除了利用与幸运外,没有真正的差别,如这句诗说的那样,“成功的罪恶就叫做德行”,同这一句,“为了同一罪恶,一个人得了绞刑,一个人得了王冠”。诗人说这些话是讽刺的,为了德行怀着愤慨,但是政治的书籍却是以严肃与明白的态度来说的。马基弗利这样说:“如果恺撒是被打倒的,他比凯替林还要可憎。”好似一个极端贪婪与嗜杀的人与世上最优越的人之间,除了幸运更无其他的区别可言。还有,就在伦理学的书籍里面,不是也有同样应予警戒的地方吗?不然的话,他们会把人弄得太拘泥、傲慢和与时代不合。同西塞罗说凯图那样:“他崇高的德行是他所固有的,他的短处不是出于他的天性,却是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关于由研究灌注于品性的那些特性与效果,还有许多别的真理与指示。我们在道德理论开端的时候已经列举过的其他各项,如伴侣、名誉、法律等,其用处也都是这样的。

但是有一种心理的训练方法看来是要比其余的更贴切与细密,它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人的心理,有时是较为完善的,有时则处于较为污坏的状态中。所以这种方法的目的是维持心理完善的时候,消灭与去掉坏的。有两种方法曾经用来维持那好的和永恒的决心、遵守或习用。这些都应该重视,不在它们的本身而在它们能使心理在持续的服从中。消除坏的也常以两种方法来实行,对已往的补偿或救赎,对未来的一种开始或新纪录。但这一部分看来似乎属于宗教,而且是应该如此的。因为凡是好的道德哲学(像曾有人说过的那样),无非是宗教的侍婢。

在所有的方法中,最为扼要的,而且是把心理引回到德行与好状态的最高尚的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一个人生活上可以为他的能力所达到的好的目的选出来向他自己提出来。如果我们假定两件事情,那就是,一个人有志于正当与好的目的,而且对那些目的的实现是有决心、道德操守与真意的,那么,他自然会同时求适于各种德行。这正像是自然的工作。而同时其他的方法就像手头的工作。如同雕刻家在刻造一个人形的时候,他只把现时正在做着的部分刻造成某种模样,在他正刻面部的时候,仿佛那要作为身躯的部分还是一段糙石,直等他做到那一部分为止。但是自然在造成一朵花或一种生物的时候,却不是如此,它在同样的时候,把各个部分都造成了。同样,要想凭习惯来养成德行,当一个人在厉行节制的时候,他并不能使坚忍或相类的德行得到多大的进步,但在他致力于好的目的时,凡是因他要想达到这种目的而觉得应该注意的任何德行,他都有一种潜在的倾向来使他遵依。这种心理状态,亚里士多德曾经很好地说明过,他说这不应该称为德行,却应该把它称为神圣的。他这样说:“把那种超越人伦的神圣或英杰‘亚神’的德行与兽性的罪恶对等,是很自然的。”他又说:“同我们不能说兽类是恶或善一样,我们也不能说神是恶或善,神的境界是与善不同的一种东西,同兽的境界与恶不同一样。”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普林尼在图拉真安葬时的演说,“实是当面致图拉真的赞词”里面把何等的荣誉归于图拉真。他说:“人除了要继续得到同图拉真一样的主宰外,对于神不必再有别的祈求。”仿佛他不仅是神的性情的一种模拟,并且还是神的一种典范。但这种还只是异教时代非神圣的讲话,只有心理神圣状态的一点影子。宗教与神圣的信仰“基督教”是把博爱印在人的灵魂上,来把他们引向这种心理的神圣状态的。这种博爱很恰当地被称为“全美之束”,因为包罗了全部的德行而把它们扎缚在一起。色诺芬曾很优美地论肉感的爱,无非是神圣的爱的一种虚伪的模拟,“爱是比一个用着左手,‘拙劣’地以诡辩教人者更好的教师”。就是说,爱能够比“以诡辩教人者”把人教得举动更为得当。他称那种人为“用着左手的”,因为有了那么多的规则与教训,他还是不能这样巧妙地“善用他的右手”或容易地教一个人知道自重与自律,同爱所能做的那样。同样,如果一个人的心是真为博爱所燃着了,博爱确能比一切道德哲学的教训更有效地把他忽然提升到更高度的完美。同博爱相比,那些道德哲学的教训不过是一个诡辩派的教师。不但如此,色诺芬还很正确地观察出,所有其他的情感,虽然它们可以使心灵振起,但它们都是以狂欢或过度的扭捩与丑恶来促成这种情形的,只有爱能够提高心理而同时仍使它安静。同样,在各种其他的美德上,虽然它们提高了天性,它们仍有过分的流弊,只有博爱是不会过分的。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人生哲学的那个总括的部分,那是研究分立的人,按照身体与心理两者合成的那种性质来研究的。在这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出心理的善与身体的善似乎又有一种关联或符合。因为同我们把身体的善分做健康、美好、力量与快乐一样,心理的善,按照我们理智与道德上的知识来研究,也归结为这几点:使它健全,不受扰乱;使它美好,因为恰当而增加了光彩;对于生活的一切责任感与活泼。这三种情形,在身体上同在心理上一样,都是很少联合在一起而常是分离的。因为我们常可以看到许多人有着很强的智力与勇气,却因为心理的扰乱而缺少了健康,而在他们的行为中也见不到美好和适当;还有些人虽然举止优雅,却既没有做好事的美意,也没有做好事的毅力;还有些人心理虽然正直与经过改进,但既不能举止优雅,也不能处理事务,这种情形或有两种可以结合,但三种俱全却很少有的。至于快乐,我们也断然地认为心理是不可成为没有感觉,却能够保持快乐的,只以快乐的本体,而不以它的强度与力量为限。

第二讲 态度与人生

一、假装与缄默

缄默是一种柔性的策略和智慧的运用,因为知道在何时该说实话,也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出来,那是要有敏锐的机智和坚毅的心志才办得到的。因此,最会缄默的人是懂得以退为进的聪明人。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托说:“丽维亚兼有她丈夫的机智与她儿子的缄默;机智是奥古斯都·恺撒大帝的长处,而缄默正是提比留的优点。”就穆尚纳斯鼓励维思派尚攻打维特留斯一事而言,塔西托又说:“我们无法攻破奥古斯都洞悉万物的见识,也无法攻破提比留的谨慎与缄默。”这种机智与隐而不宣的特性,显然是一种习惯与能力,需要详细地研辨事物或问题的性质。即要懂得辨别什么可以公开,什么应该守密,什么可以含混其词,在何时何人面前可以公开……这就是塔西托所说的治国处世的方法。在他看来,缄默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柔性策略和习惯性行为。如果一个人对事物或问题没有精准的辨别能力,就要采用一种谨慎而安全的办法,就像眼力不好的人要小心走路一样。世间最能干的人,他们为人处世都有一种光明磊落的精神,而且有遇事慎谋而能断的能力。他们很像是经人训练过的马,何时该停步,何时该转弯,都十分有把握,在他们觉得应该隐而不宣时,他们就会缄默。这种手段他们运用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他们向来被人认为是光明磊落的,偶尔隐瞒什么,人们也不会察觉。

掩饰自己的真情有三种不同的程度:第一种是不给人以机会知道自己的秘密,使人莫测高深,不知究竟,这叫保密;第二种是用暗示或言辞使人以为情形并非如此,这叫掩盖;最后是对自己不明白的事假装明白,这叫伪装。

第一种,保密。能听到别人说出一些什么,这是他的优点。凡是会保密的人都能先听到别人坦白的话语。世间哪里有人愿意把心事向一个多嘴的人倾诉呢?一个人如果被公认为是个会保密的人,那么人们便会向他透露心事,就好像室内越是没有空气,就越容易将室外的新鲜空气吸收进来一样。宗教上的忏悔并非是为了什么世俗的利益而着想的,而是人们在把秘密吐露出来后,心中会感到舒畅许多。因此,人们会将许多事情向一个会保密的人吐露。神秘常出自秘密,不管是肉体上或精神上的,如果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那实在太不雅观了。一个人如果不轻易透露他自己的心事,人们对他的态度和行为就会更加敬重。而多嘴的人多半是虚荣的,并且也容易受到欺骗。一个爱谈论自己所知道的事情的人,往往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也喜欢谈论,因此我们相信:保密的人是聪明而遵守道德的。就保密方面来说,一个人脸部的表情比语言还要明显些,更能使人一望便知。所以,一个人如果常由他脸部的表情暴露他的心事,这可说是他最大的弱点。

第二种,掩盖。常是出于事实的需要。因此,爱保密的人多多少少都带有伪装的成分。人都有几分聪明,凡事都不容模棱两可,也不愿徘徊在坦白与隐秘之间中立,人们必然要旁敲侧击,想引出别人的实话。如果那个人不肯说实话,他们便从他沉默不语的神态去寻求答案。而模棱两可或含混其词的答话是无法长久被人容忍的,所以不稍加掩饰的话,秘密是守不住的。因此,可以说掩盖是因秘密而产生的。

第三种,伪装。我认为是比较罪恶而且不聪明的行为。但是在较重大的事件中,伪装的罪恶性又要另当别论了。普通的伪装行为是一种罪恶,这并不是因恐惧而产生需要伪装的心理,而是因为一个人在某些情形下有所需要而做作,习以为常后,他以后遇到什么事都会伪装,除此之外,他是别无办法的。

伪装和保密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打倒反对的势力,这种力量令人惊异,因为一个人要是把自己的意图公开的话,那就等于是在警告敌人;二是能给人以适当的掩饰机会,因为一个人如果表明了自己的意图,那就得干到底,否则就是失败;三是比较容易发现对方的秘密,因为一个坦白的人,虽然一般不会公开地反对他,内心却总是不赞同他的。西班牙有句谚语说得好:“谎言可以引出实话。”然而,伪装与保密也有三个坏处:一是常因显示了自己的怯懦而误事,就像羽箭未能射中目标一样;二是容易使人感到困惑,导致人们根本不与他合作而将他陷于孤立;三是失去争取信任这一个重要的手段,这是伪装和保密最大的坏处。一个人最理想的气质是:坦白的心境、保密的习惯和适当的缄默,如果其他的补救办法都没有了,而后才去利用最后的一个办法——伪装。

二、大胆与冒失

古希腊雄辩家狄莫西尼斯被人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演说家最重要的才能?”他这样回答:“第一是动作,第二是动作,第三还是动作。”这虽然是寻常的道理,但聪明人却不可忽视它。狄莫西尼斯本身是个演说家,但他对自己所推崇的才能——动作,却并不怎样擅长。动作原是伶人或演员的技艺,对演说家来说本应是无关紧要的,但我们这位演说家竟把它看得如此重要,好像这才是演说家的最高技巧,有了它就不再需要别的了。这是什么缘故?说来很明显,这便是利用人性中愚蠢的成分多过聪明的成分的事实,动作最能引动愚蠢的心灵,所以只要是能引动愚蠢的心灵的东西就是最有力量的。政治圈内的大胆和这种情形十分相像。在政治圈内所需要的,第一是大胆,第二是大胆,第三还是大胆。大胆是由无知与简单的意识而引起的,这比别的性质要卑劣得多,但缺乏判断力和勇气的人都很容易受到它的蛊惑和束缚;即使是一个聪明的人,当他在糊涂的时候也会受到欺瞒。所以,在民主国家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大胆创下了各式各样的奇事或伟绩,而在君主国家里,就没有那么大的成就。

由于大胆是不守诺言的信誓,它用于事情的开始时有效,但过不多时就会行不通。政治圈内的这种人也像医界的江湖郎中一样,他为人治病,也许碰巧有两三次成功,但他说不出科学的根据,无论如何是无法长久取信于人的。有些人也是这样的态度,当他答应办大事却无能力办到时,便临时改变主意,对人敷衍支吾一番就算了。

判断力强的人常把大胆的人当戏看,即使不怎么高明的人,也会以取笑的态度来看那些大胆的人。荒谬如果使人好笑,那么大胆无疑就具有这种好笑的本质。大胆的人失去面子时,脸上会毫无表情,就像一块木头一般,令人看来更觉得好笑。胆小的人失去面子时,倒还有伸缩的余地,不像大胆的人那样,如同下棋遇上残局,动弹不得,因为他们一动便可能要面临输棋的窘境。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大胆的人常是盲目的,因为他们做事总是贸然向前,看不到危险与困难,所以这种人不能与他共商大计。不过,当你决定方针以后,叫他们去实行倒是好的。因此,我们不可让大胆的人做统帅来指挥一切,而应叫这种人去当副手。商量一件大事时得顾及种种危险,而实行的时候,如果不是有很明显的危险,倒也无须顾虑太多。

三、迅速与效率

太讲求迅速是最不利于行事的。这就像医生所说的“匆促消化”,这种情况免不了会在体内留下许多未完全消化的食物,而成为疾病发生的原因。所以我们对一个做事缓慢的人,不能以时间来衡量,而需拿事务的进展情形来做标准。比如说,赛跑时未必脚步跨得大、两脚提得高就可以跑得快。做事也是这样,是否迅速,要看那个人是否一直努力,而非一时兴致所至,奋发一下便完了。有些人急着将事情结束,或把未完成的事看做是完成了,这不过是想使人相信他真有做事的能力罢了。简化工作程序与偷工减料是不同的,在匆促中马马虎虎所做的事,常常在以后又得重做。聪明的人在看到一些人想把事情匆匆忙忙做完时,经常用这句话告诫他们:“慢点儿,这样我们才能早些把事情做完。”

从另一方面来看,真正的迅速倒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时间与事务的关系,就像金钱与货物的关系一样。如果一件事做得太慢或费时太多,便等于是买了一件价钱昂贵的东西。西班牙人做起事来是有名的慢,因此,有了这样的谚语:“让我的勾魂使者从西班牙来吧!”意思是说,这样的勾魂使者一定是来得非常缓慢的,人就可以活得较长久了。

听一个做事有经验的人讲话时,尽量不要打断他,但要特别留意的是,只有在当他把话题扯远时,你才可插话使他的讲话回到正题上。如果一个人在说话时被人打断,他便会反复地说没有说清楚或已说完的话,便会变得啰啰唆唆使人厌烦。然而,在别人说话时总爱插嘴打断别人话的人,比那种反复地说同样话的人还要使人厌烦。

当然,说话重复是浪费时间,但如果反复讲述一件事情的重点,而避开许多不必要的言语,这样做反而是经济的。在处理急务时不宜絮絮叨叨,否则就像披着长袍赛跑一样,有累赘的感觉。一个人在说话时无须先作介绍、道歉或绕圈子,因为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的举动,看来像是恭谨,其实是在虚伪作态。不过,当对方有成见的时候,说话太直却又不好,因为成见的消除需要委婉的言语,否则便谈不拢,就像在上膏药之前,要先敷些润肤剂一样,不然药力就难以渗透到皮肤里去。

最要紧的是做事要有顺序和要懂得怎样分门别类与提纲挈领。但分门别类也不可太琐碎。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将工作分段来做,做起来也就不会怎么彻底。然而,将工作分得过于琐碎,自己反而会弄糊涂。在适当的时候去做事情,可以节省时间,反其道而行,常常是徒劳无功的。做一件事情通常可分三个步骤:一是准备,二是讨论,三是执行。事情如果要做得快,准备与执行的工作最好由少数人去做,而讨论却应有许多人参加。如果能事先拟定一个工作方案,做起事来速度也会加快,因为这个方案即使弃置不用,多少也会有一点指引的作用,比起含混而无目标总要好些,这就像灰烬比起尘土来是较好的肥料一样。

四、信任与疑心

疑心就像蝙蝠,总喜欢在黑暗的地方飞翔。人应该防止疑心的产生,至少也应对它善加控制,因为疑心会蒙蔽心灵、离间朋友,会阻碍事业的继续发展。疑心也会使帝王暴虐无道、丈夫无端生妒、聪明的人变得抑郁或优柔寡断。这种情形的发生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因为缺乏头脑。即使最勇敢的人也免不了有这种毛病。比如说,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他比别人勇敢,却也比别人多疑。不过,具有他这种气质的人,疑心对他并无大碍,因为他不会随便猜疑,在确定猜疑的事是否为真以前,他必会先思考揣摩一番。一般来说,胆小的人容易生疑心。

不能彻底明白事情的真相,是最容易引起人们疑心的因素。所以,人们应彻底了解事情,以消除心中的猜疑。怎样才是对的呢?别过分要求别人,别认为与自己来往的人或自己雇用的人都应该是圣贤。别人也是有想法与目的的,对自己忠实比对别人忠实更重要,这种起码的道理你难道不明白吗?因此,不让疑心扩大的最好方法是,一边假定你猜疑的是对的,而预筹对策去补救;一边则假定你猜疑的是不对的,而设法去把它压制住或消除掉。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当有它这回事,以作防范才是。即使这是多余的,对我们也无害。

自己心中所起的疑心不会太重,如果是从别人的谣传中而起的疑心,那就重得多了。个人如果要排除疑心的存在,最好是开诚布公,或直接和自己猜疑的人面谈清楚,因为这样比较能认识清楚事实的真相,也能使对方从此以后特别小心,以免再发生令人起疑心的事。可是,这种直接面谈的方法不可用于小人,因为当他们发觉自己被人猜疑时,他们便再也不愿讲实话了。意大利有句谚语说:“疑心纵容信义离去。”似乎信义真因疑心而远离。其实,如果我们发现别人正在猜疑我们,我们就应设法消除别人的那种疑心。

五、愤怒与控制

想要把一切愤怒的感情完全消除,那只是斯多葛派的一种夸张的说法。我们还有更好的说法,那就是这句神谕:“可以生气却不要犯罪,可以含怒却不可含怒到日落。”这句话是表示在程度上和时间上,我们应对愤怒加以规范与限制。即是说,生气不可太过火,发怒不可太长久。

我们现在先来谈谈如何矫正发怒的意向与习惯;其次再谈谈如何制止愤怒,免得伤害到别人;最后再来谈谈如何引起或缓和他人的愤怒情绪。

对于第一点来说,你除了在愤怒消失后心平气和地去检讨愤怒所带来的恶劣后果和对人生的不良影响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辛尼卡说得好:“愤怒像炸药,碰到东西就一同毁灭。”当一个人失去耐心时,他的灵魂也就无法保全了。黄蜂在螫人时,连同生命都投进去。人绝不可如黄蜂那样,一时不能忍耐,会使别人被你伤害,连你自己也会随之受损。无疑地,愤怒是一种卑下的情绪,专向小孩及女人、老人、病人等体质弱的人侵袭。你得注意的是,当你发怒时,在你的怒气中只能带点轻蔑的意味,而不可带半点恐怖,这样的愤怒便会显得高超,而非软弱怯懦的行为。这种情形,耐心去做终将会做到。

至于第二点,愤怒的产生有三种主要的原因。一是对外来的伤害过于敏感。一个人如果不觉得自己受了伤害,当然便不会发怒,因此敏感而又脆弱的人,在受了许多事情的困扰以后必定会常生气,而性格刚强活泼的人,却一点也不会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再是如果一个人把别人对他的伤害,想象为充满轻蔑的成分,那他当然会怒火中烧。轻蔑这种事使人更难容忍,所以,当一个人觉察到自己被人轻蔑时,就会怒气冲天,气得不可抑制。再就是当人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攻击或损害时,自然也禁不住会非常恼怒,这一点从自信方面着手是可补救的,即康沙尔福所说的:“一个人的自信应该像磐石般坚固,不是别人所能轻易摧毁的。”但是,在所有抑制愤怒的方式中,还是以拖延时间为最好的方式。要自认报复的时机尚未成熟,又相信不久以后将会出现一个报复的机会,这样便可以逐渐把愤怒冷却下来,愤怒也就自然平息了。

在发怒的时候如果想控制自己,避免惹祸,有两件事必须要注意。第一,言语不可过分尖酸刻薄,因为对方会因为听到了这类的言语而感到特别刺耳;普通的侮辱尚可忍耐,而特别的侮辱就叫人无法忍受了。而且发怒时不可以把秘密泄露出去,不然他便不适于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第二,生气时,不可忽然放弃你的工作。不管怎样都要留有余地,绝不可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来。

最后,关于如何去激怒别人或缓和别人的愤怒,这就要看你选择的时机是否适当了。人们在最顽固和脾气最坏的时候,是最容易被人触怒的。此外,前面已经提过,在你伤害别人的时候,若又带着轻蔑的意味,那是会使人无法忍受的。在这些激怒人的情形下还有补救的方法。第一种补救的方法就是你得选个适当的时刻。如果你猜想你的事务会惹某人生气的话,就应该在他心情好的时候提出,因为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种补救的方法是要尽量避免别人怀疑你的行为中带有轻蔑的意思,你可以解释那是出于误会或恐惧或是脾气不好等,而并无半点轻蔑的意思。

六、性格与习惯

让我们在柏拉图关于洞穴的那个假想上,再来考虑人自己的个性与习惯,那些用来蒙蔽我们的虚伪的模样:如果一个幼孩在地下的洞穴内住到成年,忽然来至地上,他一定会怀着奇异与怪诞的想象。同样,虽然我们的身体是住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但是我们的心灵是禁锢在自己的天性与习惯的洞穴内的,这种习性予我们以无限的谬误与虚妄的见解,如果我们不对它们加以勘察的话,在这种错误或不健康的状态中就会有“好古与喜新”,我们已经举了好些例子,在前文已约略说过了。

最后,来考虑文字用来蒙蔽我们的虚伪模样,哪些是照着流俗的智能制造与应用的。虽然我们自以为能够管理文字,而且管理得很好,可是,文字同鞑靼人的弓一样,确能回射到最有智慧的人身上,造成很有力量的迷乱与误判断。所以,在一切的辩难或争辩上,我们几乎都要应用数学家的智慧,在开始的时候就对我们所用的文字与名词下定义,使人知道我们怎样理解他们,以及他们的意思是否与我们相同。要不是这样,我们便常会归结到那实在应该重新开始的地方,就是关于文字的问题与异义。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妄图使我们与这些误谬与虚伪的模样分离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与我们的天性与生活状况不可分,但是对它们的提防是与人的判断力的正当使用极有关系的。对于这三种虚伪的模样的特殊驳辩或提防,我认为完全缺乏。此外,还有极好的判断,在我看来是不大有人提到的,所以也属缺乏,这就是把不同的证明应用于不同的题目。因为证明只有四种,就是以心灵或感官的直觉、以归纳、以三段论法、以一致。这里面的任何一种,在科学上都有它们最适用与万不能用的地方。在有些事件上严厉与精密要求较严格的论证与在别的事件上以疏忽的证明为满足,都是使学问受到损害与不进步的最大原因。依着学问的性质,支配与指定适当的证明方法,我觉得是目前仍旧欠缺的。

知识的保管或保存,或记载,或记忆。记载有两部分,字形的性质与记录的顺序。论到字形或其他字或物的可见符号的技术,它与文法最为接近,因此我把它归属于适当的地方。处置与排列我们所保存于记忆中的知识的方法,应将它照最常用的项目精密地分列。在这一点上,我并非不知人们使用这种分列的书籍无充分理由的嫌恶,无非是有碍诵读的疾速与使记忆弛懈。因为敏捷无非是学问上的一种矫伪的事情,所以除非饱学的人,照最常用项目记录是研究时极有用处与必要的一件事,因为这种办法可以担保发现的迅速与资料的可靠。但就是我曾见的照要目分列的著作,也并不具有充分的价值:它们全部都只具一个学派而不具世界的面貌,而且都是关于流俗的事项,毫无生命。

论到学问的保管的另一种主要方法便是记忆,我觉得这种能力只得到了微弱的研究。现在有一种讲记忆的技术,不过依我看来,还有比那种技术更好的方法,在那种技术上也还有比现在更好的运用。这种技术固然可以提高到极大的夸张的程度,但在实用上是没有效果的,并不是说它会使自然的记忆负担过重,也不是说它对本来的记忆有何危险,如同有人想象的那样,而是没有效果,就是说要把它在事务上认真地加以应用是不便利的。所以,听过一次就能复述多数名字或单字,或未经准备便可吟咏许多诗句,或对一切事物都作成滑稽的比喻,或将一切事物作为谐谑,或以无理的异议指一切事物为虚伪或加以反驳,或与这些相类的事,我并不将其比走绳、舞蹈的伎俩看得更重。这里面,前者在心灵上同后者在身体上一样,都是奇异而没有价值的事。

记忆的技术是只建立在两种目的上的:一个是前知,一个是表征。前知免除了我们对所记忆之事无方向的搜寻,而指示我们只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去搜寻,只搜寻那与我们记忆所在的地方有关联的。把心智上的意思变为感觉上的影像,便更容易引起记忆。在前知与表征的规律中,能够找出比现时所行用的更佳的实用法则。在这些规律之外,还有许多并不逊于上述的辅助记忆的方法,但我于开始时就决定不以此类的事为重点,因为它们不过是处理得不好。

现在还有第四种理智的知识,这一种是关于人的,关于我们的知识向他人是表示或传达,我将以“传授”这个名词为这种学问之名。传授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关于传授的工具;第二部分,传授的方法;第三部分,传授的表明。

传授的工具是语言或文字。因为亚里士多德说过:“字是意思的影像,而字母又是字的影像。”意思却并不一定要用字来表示,凡是能够充分表示异同,而这种异同为感觉所能看出来均可。人的意思是可以用手势来表示的,虽然不能十分正确,却仍可以应用。我们还知道中国与临近东南亚各国的习惯,是以象形符号为文字的,他们一般并非表示字母与字,却是表示实物或观念。所以彼此言语不通的地域与省份,却能彼此文字相通,因为同一个象形符号为人所公认的范围,要比在各部分里通行的语言来得更广,他们有极多的象形符号,其数量之多当与词根相等。

这些意思的符号有两类:其一是符号与意思相类或相合的,其二是依习惯的。第一类的是象形文字与手势。象形文字无非是持续的印象与表征。手势可以比做暂时的象形文字,它们与象形文字的关系同口说的语言与笔记文字的关系一样,区别是它们不能久存。但是它们同语言一样,却总与所指的事物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如同波理安道在有人征询他怎样可以维持新篡取的君主地位的时候,他吩咐那使者跟他走,回去就向臣民讲述他所做的事。他走到他的花园里,把最高的花枝都削去了头,表象维持独裁地位的方法就是芟夷贵族,使他们不能抬头。依习惯的就是刚才说过的,象形符号与文字。虽然有人曾欲以精细的探究,或者实际恐怕,还是聪明的想象,把一切名称的成立,认为都是根据理智与意象的、优美的、可崇敬的推想,但是其中含着很少的真实,而且没有多大的成果。这一部分关于事物的符号与一般意思的知识,我觉得尚未经人研究而属缺乏。虽然这种研究看来或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以字母拼成的语言文字远胜过了一切其他的方法,但是,因为这一部分有关知识的造币厂,我以为应该把它提出来加以更精确的研究。

七、欲望与意志

现在我们要讲讲研究人的欲望与意志的学问了。在这种学问的处理上,凡曾有著作的人,照我看来,仿佛都是以教人写字自居,只陈列了字母与字母的联系,却没有关于执笔与结字的教法或指示。所以他们只制成了好的模型,带着善行、德行、责任、幸福的轮廓与肖像,加了很好的说明,把他们作为人的意志与欲望的真正目的提出。但是怎样来获得这些好的目的物,与怎样规范与驯制人的意志,使他们适合这些企图,都完全没有讲到,或只极疏略与毫无实益地认同了一点。因为不是有了“人心德行的养成是由于习惯而不是天性”这种的论辩,或是“高尚的心理可动以教训与劝诱,而寻常的一类则可动以赏罚”这种区分与诸如此类散碎的暗示与略说,就可以为这一部分的缺乏辩解。

这种缺乏的原因我认为就是暗礁导致学问的船舶遭到了毁灭,这个暗礁就是人们历来鄙视致力于平常的事情,他们的适当处理却是最有智慧的教训,但是相反,他们却把好多大半是某种灿烂的或辉煌耀眼的材料缀合成了学问,那些都是为了要使论辩精妙或语论畅达优美从而令他们获得荣耀而选出来的。教训应该使人喜爱他们的课业,而不是喜爱他们的教师,因为它是指向读者的获益,而不是指向作者的得名。所以,那可以同德摩斯梯尼结束他的劝告那样来结束的教训,才是对的:“如果你实行了这些话,你不但今天就要称赞向你讲这些话的人,而且不久,你因为私人利益的情况的改善,还有庆贺自己的理由。”

有这样天赋的人也不必怕得不到那些乏味的赞许,而确实得到的幸运,他所获得的才辩、机智与学问的美誉,与发表《伊尼阿斯》的英武举动所获得的相符,“我也不能怀疑,要把我的题目从这样低的地上抬举起来,以文字的壮丽来文饰我这题材所能给予的卑下材料,我需要加上如何的苦功”。这是一定的,如果这个目的是认真的话,那人可以在闲空的时候去读的东西,却是真的去教导与实行合理的生活。这些心灵的田园诗,关于它的耕作是并不比德行、责任与幸福灿烂的叙说少了价值的。所以,关于道德学问主要的与根本的分类,似乎是善的典范与心灵的训练或修养,一个说明善的性质,一个规定怎样抑制人的意志去使他与善的关系符合于适应的规则。

无论在哪一件东西上,都有一种善的二重性:一个是把这件东西当做全体或有着单独存在的东西看,还有一个是把它当做一个较大的物体的一部分看。后一种在程度上是较为重大与有价值的,因为它趋向于对一种性质较为普遍的要素的保存。

因此,我们看到有某种较感性的铁移向磁石,但是如果超过了某个量,它就放弃了对磁石的爱慕,向地移动,这个地是与它同类的重大物体应在的地方。我们还可以看见一个例子,水与重物都是向地心移动的,但是因为不肯破坏自然的连贯,它们却会从地心向上移动,为了它们对世界的责任而放弃它们对地的责任。这种善的二重性与它们比较的价值,是更深地刻镂在人身上的,如果他不堕落的话,在他看来,对公众责任的保全,应该比生命的保全要宝贵得多。照伟大的朋友那句可纪念的话,在他受了委任要去救济灾荒而为朋友的友好所力阻,说他不该冒险在这样恶劣的气候中出海的时候,他只回答他们说:“我一定要去,但我不是一定要活。”这是可以很明确地加以肯定的,说的就是,从来没有一种哲学、宗教或其他的教训,同耶稣教那样明白与极端地赞美有社会性的善与抵抑属于个人的善。同样,上帝把自然的规律,给予了我们以前说过的无生命之物,把基督的规律给予人类。所以我们读到上帝所选择的圣徒时,在一种博爱与同情的无穷感动中,愿他们为上帝所赐福而在永生簿上铭刻他们的名字。

这个确立了就可以用来评判与决定道德的哲学,便是伦理学所从事辩论的大部分。它决定了干涉那看重思考的还是看重实行的生活问题,而与亚里士多德反对的不同。因为他偏袒思考的生活所学的各种理由都是自私的,而关于一个人自己的快乐与尊重的,同幸运的哥拉斯论哲学与思考的比方并没有很大不同。在哈罗问他是何等人的时候,他回答说:“如果哈罗看过奥林匹亚竞赛运动,他会晓得有些人是为要获得奖品来试他们的运气的,有些人是来售卖他们物品的商贩,有些人是来寻乐与会朋友的,有些人是来观看的,我就是一个来观看的人。”但是人该知道,在人生的剧场里,只有上帝与天使能做看客。教会也不能认为此点尚有疑问,虽然他们说“上帝看他的圣徒之死,极为宝贵”,这句话是他们常用来赞美他们的“献身宗教”与清苦的生活的。除非常带着这种辩护,否则就是寺院的生活也并不只是思考的,他们还要不断地祷告与祈求,这是很正当的教会的一种本分,或是同摩西在山上住得那么长久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写出上帝的规律。

八、煽动与纷扰

治理国家的人应该知道国家动乱的征兆,通常当人民已无上下之分时,动乱的征兆就最为明显,这就好像自然界的暴风雨在昼夜交接的时候最大一样。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家有大动乱之前也是这样。“暴风雨知道前兆,

祸起萧墙有暗争。”

对国家的诽谤和放肆的言论、太多的流言、损害国家利益的歪曲报道,这些都是暴乱的征兆。罗马诗人维吉尔说,流言女神是巨人家族中的姐妹之一:“大地的母亲因为怀恨诸神,

生下一女起名流言;

她是巨人家族中最年幼的一个,

她是巨人西亚斯和安塞拉多的妹妹。”

流言好像是过去煽动的残留物,实则是未来煽动的前奏。不管我们如何辨别,暴乱的煽动与流言的煽动都是如同兄弟姐妹般平行的事。国家的良好政治和合理的措施本可令人满意的,但一经流言打击、恶意中伤,便成了百无是处,正如塔西托所说:“对于政府的不满如果普遍存在,则好的政治与坏的政治将同样遭到攻击。”切勿认为流言只是骚乱的象征,只要加以压制就可以补救。只有不轻信流言才是制止流言之上策,如果不断地压制,反而会使流言传播得更久。塔西托说顺从自然不是部下对长官那种俯首听命的服从,而是要有所辨识地顺应。纷争、辩论、对命令不满,这些都是摆脱束缚的方法和不听命令的表现。尤其,当执政的人以温文畏缩的态度发言,而反对者却以大胆放肆的态度讲话时,动荡的表现更是明显。

主张权谋的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说得好:“国家应为民父母,如果有所偏袒,便会像一条载重不均的船倾向一边去。”例如,法国亨利三世起初介入消灭新教徒的联盟,不久倒戈,自己反受攻击。假使国君成为某种运动的同谋,而当其他方面的势力大过国君时,国君的名位就已名存实亡了。

假使纷争公然兴起,政府的威信便会失去。政府最重要的行动应该是像行星在天体中的运行,每一颗行星都是由一主动力推动而迅速前进,大行星自身的运转却是缓慢的。假使大行星运行过猛,塔西托则说:“太放任了,有违服从(顺从自然)的原则。”这也表示整个轨道已经出了毛病。威信像是上帝赐给国君的束腰带,可随时放松。维护政府的四大纲领是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如果国君的威信发生了动摇或有减弱的征兆,人民就会祈求清明的政府,就像祈求一个晴朗的天气一样。我们暂且不谈这些,先来谈煽动的因素,再来谈谈煽动的动机,最后谈谈补救的办法。

煽动的因素是值得研究的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防止煽动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消灭煽动的因素。例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要控制、消灭可燃的星星之火。煽动的因素有两个:极度的贫穷和不满。当然,如果大多数的财产被吞没了,大多数的人便会赞成骚乱。罗马诗人鲁肯描写罗马内乱以前的情形说:“财产因高利贷而被吞没,信用动摇了,许多人因战争而获利。”“许多人因战争而获利”的投机取巧心理,就是国家将乱的必然征兆。假使较有名望的人都遭遇了贫穷的处境,平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则危险就会紧迫而扩大,因饥饿而生的叛乱是最激烈的。至于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就像人发烧产生的不适或恐怖、痛苦情绪一样。政府不要以民众情绪的不满程度来判定危险性的大小,因为这样做会过于偏激。其实,当政府对民众的压迫太重时,那种被激起的不耐烦情绪可能变成不稳定的因素,会破坏社会安定。另外,政府也不要因为民众不满的情绪常常发生,就错误地认为即使时间闹得很久,也不会引起什么乱子,而继续高枕无忧。并不是说云雾一定会变成暴风雨,暴风雨也未必会骤然而至,可是它是引发暴风雨的基础和前提,正如那句西班牙俗话:“吹灰之力可以断弦。”

煽动的原因和动机有宗教改革、重税、法律和风俗的改变、某种特权的丧失、一般的压迫、不公平的升迁、起用平庸或陌生者、饥饿、散兵游民、激烈竞争,以及其他一切惹起民众团结起来进行反抗的因素。

关于补救的办法,有一些基本的预防法,至于适当的补救办法,则必须对症下药,这项工作与其说是统治者的事,不如说是议事者的事。

第一种预防就是除去一切足以引起叛乱的本质上的因素,那就是国家的贫穷问题。为了消除贫穷,就得使贸易平衡、培植工业、消除游荡与懒惰的习尚、以法律节制浪费、改进耕作土壤、调整物价、节制税收的浪费等。一般说来,我们必须预先筹划,使国内的人口数目不超过生产总量所能负荷的程度。人口的计算也不要单以数目来作限制,因为人口少而消费量过大时,比人口多而生活较节约、储蓄较丰富危险得多。所以,贵族显要增加得过多,平民的比例过低时,国家必然贫穷。僧侣增加过多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对生产毫无补益。饱学之士过多也会发生同样的弊病。

我们也要记住:某国的收入就是另一国的损失(因为一处有所得,另一处就必有所失)。只有三种东西可以从甲国销售给乙国:一是天然产品,二是工业制造品,三是交通工具。所以,如果这三个生产的轮子都转动起来了,财富就会源源而来。经营和运输较物品本身更有价值,更易充实国库,这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例。荷兰在这方面的成绩就很卓著,他们把最佳的矿产善加经营和运销而带给国家财富。

最重要的是政策的运用要最佳,使一国的财富不要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不然的话,即使有大量的生产也会有饥饿的现象。金钱好比肥料,除非散开,否则是没有用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办法就是对高利贷的剥削、货物或某些事业的垄断以及大牧场等加以控制。

为了消除不满的情绪,我们必须明了一国之内有两种国民,即贵族(或类似贵族者)与平民。如果他们之中只有一部分不满,危险性就不会太大。因为平民若得不到贵族的煽动,往往不会轻易作乱;而贵族若得不到平民的支持,则力量不足。真正的危险在于贵族们恰好等到平民的不满情绪爆发时才表明自己的不满。所以诗人(荷马)曾杜撰了神话来警示我们:天神听说众神有叛意,便听从智慧女神的意见,派人去召唤百手巨怪来协助,否则,天神早就被众神缚起来了。这个寓言自然是隐喻一国之君若想安安稳稳,必需要得到平民的拥戴才行。

对于民众的痛苦和不满的情绪,应该给予他们适当发泄的自由,让他们发泄出来,这才是一个安全的政策。如人体内的体液、汗水等,如果不让它们排出,或者受伤的淤血倒流体内,就会有生疮或恶性肿瘤的危险发生。

的确,用熟练的政治手腕培养民众,把民众从这个希望转到另一个希望,可以说这是防止不满毒素的唯一的良药。当一个政府不能使民众心满意足时,却能以希望来取得他们的拥护,这也是贤明的政府。政府在祸患来临时,利用一线希望妥为安排,这个策略做起来并不难,因为不论个人或政党,都容易以希望来自我安慰,至少都会故意装出不相信有祸患来临的样子。

政府一定要使民间没有适当的首脑人物,要使那些不满现状的群众无所依靠。这种未雨绸缪的办法是大家熟悉的,也是防患于未然的最佳做法。我认为一个适当的作乱事件的首领应该是个伟大而有声望的人物,他是获得不满者的信任与人民的拥戴者,但他对于自己的一切也是不会满意的。这种人可以用迅速而诚恳的办法加以笼络,使之对政府妥协,或让他和他的同党互相倾轧,这样就可以达到分裂的目的。一般说来,分离反对党,使他们不致过于亲密而保持距离,或说至少使他们互不信任,这种办法并不坏。如果执政者意见分歧、党争频繁,而反对者却协同一致的话,则局势就变得极为凶险了。

我曾注意到国君发表机警而犀利的演说,反而引起叛乱。恺撒说:“西拉不学无术,所以不知如何称霸世界。”这句话闯下了大祸,因为他把人民的希望击破了,以为他只知独裁,不知其他。迦尔巴说:“我不收买士兵,而是征用士兵。”这句话也惹来杀身之祸,因为这句话使士兵们失去了获得犒赏的希望。同样,普洛巴斯说:“有我活着,罗马便不需要军队。”这句话使士兵们大为失望。这类事情不胜枚举。国家在动荡不安的时候,国君出言不能不慎,尤其是像刚才提及的演说言辞,虽短短几句,却比长篇大论更引人注意,犹如飞矢不胫而走,因为这些话反倒透露了君王的心声。

最后,为了应付一切事变,国君必须有一个或更多的骁勇之士来保护他,压制煽动,防患于未然。否则,纷乱一起,朝野震惊,一发而不可收。这种危险就像塔西托所说的:“一般人的性情是这样的,少数人喜欢恶作剧,多数人爱看恶作剧,而大众却会承认恶作剧是事实。”在军事方面的人物须有信誉,不可喜爱争端,不可讨好群众。另外国君也要与政府的其他官员保持友好的关系,否则,他们便如不当的补药,反而比疾病对身体更为有害。

九、聪明与野心

曾经有人作过这样的评论:“法国人内心比外表聪明,而西班牙人外表比内心聪明。”这正如使徒圣保罗曾说的一样:“有虔敬的外貌,却没有虔敬的内心。”许多人虽有不凡的仪表,但是,在智慧与能力方面却并无不凡的表现,这便是所谓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种外表好看、看似聪明的人,常是诡计多端的人,他们故意用立体镜把平面的影像照成立体,但有识者对这种把戏是不予理睬的。

有一种人常常故弄玄虚,言语含混其词。比如说,他对某事明明知道得很清楚,却对人说他不清楚,在另一场合又装出一副对这件事情非常明白、只是不便说出的样子。有一种人对什么事情都爱用表情与手势来表达,表现出一副外表很聪明的样子,像西塞罗说派索讲话时的那种神情一样:“当他答话时,把一边眉毛直向脑门竖起,而另一边眉毛又垂到了下巴。”有一种人的成功专靠言辞夸张与态度专横,他们把办不到的事,说成可以办得到。

有一种人会把自己不能办到的事情说得毫无价值,对自己的无知自以为是,认定自己的见解是真知灼见。有一种人在辩论时,不针对辩论的理由或观点来说,却狡黠地说些讨好世人的话,以博取人们对他的好感。格里亚斯说这种人是“愚蠢的人,以花言巧语来破坏事情的本质”。柏拉图也在他的《演讲录》中不屑地提到仆洛底卡斯,说是如果让他准备一篇演讲词,他将自始至终去谈别人与自己看法的不同。这种人不检讨自己,却专门批评别人,于是他们以批评出名。因此,别人有什么提议便会遭到拒绝,而他们这些批评者反被接纳。

错误的判断会损害事情的本质。世上最虚有其表的人便是这种空虚的人。他们常诡计多端地去冒充富人和才子,设法获得好的名誉。我们如果雇用人员,切忌雇用这种自作聪明的人,还是雇用笨拙一点的人较为妥当。

如果让野心自由发展,那就会像愤怒一样,使人变得活跃、认真、气盛;可是,当野心受到阻碍时,又会使人变得非常狠毒。如果一个人的野心有发展的机会,他就会只顾忙碌,倒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如果他的欲望遭到阻挠或挫折,他便会怀恨在心,对任何人都加以敌视,对任何事情都感觉不满,就好像只有天下大乱才能使他愉快一样。如果国王或国家聘用这种人,那是很危险的。如果非聘用他们不可,那就得妥为安排,就得逐渐提升他们,永不可使他们降下来。不过,这样做是很难的,所以最好是不聘用这种人,因为他们的野心是永远也不会满足的,他们永远都想往上爬,如果你不提升他们,他们就不会好好做事。所以,最好不要聘用有野心的人。

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才有必要聘用有野心的人呢?对于这一点,我们来探讨一下。作战时必须任用有能力的指挥官,这时候就顾不得他有多大的野心了,因为他的优点可以弥补他的缺点。况且,任用没有野心的军官,就像是任用没有武器的军官。国王如遇危险或遭人猜忌时,任用有野心的军官来保护自己较为有用,因为这是普通人无能为力的事,普通人除非像鸽子一样被蒙住了眼睛,才会不顾四周的一切直直地往上飞。利用有野心的人去打倒另一个有势力的人也是很有效果的,提比留斯利用马克洛打倒塞安纳斯便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把这些情形稍加说明一下:出身卑微的人比出身高贵的人的危险性小些,性情粗暴的人比性情温和的人的危险性小,刚提拔上来的人比资历较久而刁滑的人的危险性小。有人认为国王有宠臣是一种弱点,其实这倒是一种对付野心家的好方法,因为褒贬奖惩之权一旦操在宠臣的手中,那就不至于有谁敢过于傲慢了。此外,还可以用一种方法来牵制他们,那便是同时任用多位有野心的人,使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掣肘。但是,在这种情形下,还须安排一些中间人士从中调停,以维持均衡的形势,政局才能稳定,不然就会像船舱里不放置压船的沙囊一样,船身一定会颠簸得非常厉害的。国王须利用一些出身卑微的人,以作为对付野心家之用。让野心家知道他们的位置并不稳固,随时都可能会垮台,这种方法只能对付那些胆小的野心家。因为这种方法固然能使胆小的野心家战战兢兢,不敢乱来,但会使得胆大的野心家发起意外的变故和危险。如果真有打倒他们的必要,又因顾及安全问题而一时未能办到,那就要改变手段,不妨对他们假意赐给恩典或予以贬黜,使他们如置身蛮荒之中,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些想在大事方面出头的野心家,通常比那些对什么事情都怀有野心的人的危害较小些,因为后一种人常把事情弄得十分混乱,致使事务无法进行。但是,野心家如对事业非常热心,那其危险性就比其他的随员要小。

一个人想出人头地,实在不是一件易事,虽然这是有益于公众的事。相反,如果一个人高居众人之上而背离公众,那他对人就会有所伤害了。从诚信的三个特点去辨认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诚信的第一个特点是鼓励人们把事情做好,第二个特点是使人有接近国王或权贵的机会,第三个特点是使人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具有第一种意向,即使他有野心,他也是一个诚实的野心家。国王如能在野心家的身上辨出这些动向来,他就是一位聪明的统治者。国王或政治家们对官吏的选择,一般说来,应该任用责任感重于提升欲、事业心重于虚荣心的人,应该让他们知道,爱管闲事和诚心做事是不同的。

十、残疾与心态

残疾的人对造物者通常存有报复的心理,既然造物者对他们不仁慈,也难怪他们对造物者要冤冤相报了。因此,残疾的人像《圣经》上面所说的,大都是“缺乏自然的感情”,这可以说就是对造物者的一种报复。

肉体和心灵之间不存在一种协议,即使造物者在某一方面弄错了,它的另一方面也不会脱离常轨。即使人的肢体残缺得无法挽救,但心理状态仍有补救的余地,因此有时性格可以用道德纪律来加以克制。所以,我们不可把残疾看成是一种象征,而要将它视为一种原因。象征的事物并不可靠,而原因却常伴随着某种结果。身上有缺陷的人常会遭人看不起,于是他总设法摆脱自己的困扰,所以有残疾的人往往非常大胆,这种大胆起初是出于自卫,日久就成了习惯。并且,他们都是很勤奋的,又喜欢注意别人的缺点,他们要发掘别人的短处,好像这样可以使自己获得补偿似的。

上级往往看不起残疾的人,当然也就不会嫉妒他们;上级如果非亲眼看到他们功成名就,是绝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不会相信他们也会升官发财的。总而言之,残疾对一个聪明的人来说倒是升官发财的有利条件。古代的国王常宠信宦臣或身边有残疾的高官,因为对一般人怀有嫉妒心的人最能舍命效忠于一人。但是,国王对所宠信的残疾者并非以贤者或良相来看待,而仅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心腹耳目而已。一般残疾的人都是如此,可以的话,他们总是在设法消除人们对他们的轻视。所以,我们看到了有劳期、苏利曼王之子、驼背的伊索、秘鲁传统嘉斯卡、脸孔丑陋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他们都是身带残疾而成就非凡的人物。苏格拉底只是脸孔丑陋而非真正的残疾,就像一般人中有许多这样的人,却也都应该列入残疾者心态的人之中。

十一、礼节与仪容

道德与礼节二者的关系就像宝石与金银的关系一样,它们互相衬托而更显光彩。如果人们深察礼节,便会发现,一个人想博得大众赞美的情形跟经商发财有相似之处,即商业上的那句俗话:薄利多销以致富。的确,利薄自然金钱会源源而来,而巨利的获得,往往只是偶然间的事。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在小地方的表现,常能获得人们极大的赞扬,因为这类表现的机会较多,且能经常受到人们的注意。而大的德行便不会常常如此。所以,注意礼节能使人的声誉提高。西班牙伊莎贝拉皇后说:“这(礼节)是永久的推荐书。”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难,只要你不轻视礼节就行了,并且你可以从观察别人的行动中去学到礼节,无须担心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礼节要表现得自然才显得可贵,如果过于做作那就会失去它的价值。有些人的举动,像是字字都经过推敲的诗句一般,但是这种注重小节的人,对重大的事务又怎能领悟呢?一个人如果对人不讲一点礼节,别人也会这样对待他,这样一来,别人对他的尊敬自然会减少。特别是在陌生人或拘泥于形式者的面前,更不可忽略礼节。

太过讲究礼节的人反而会令人讨厌,而且会使人怀疑他的举止是假的。当然,如果一个人在恭维别人时,能想出巧妙的辞令,再加以适当地运用,这样必能收到奇效。和同辈朋友相处,大家大都不拘礼节,但你这时最好表现得严肃些。当你和地位低的人相处,而别人对你尊敬时,你又该表现得亲切些。

从恭维别人这一点来说,要注意恭维不可过分,过分的恭维等于是在贱卖自己的人格。一个人顺从别人是好的,但必须表明这是对他的尊敬,而不是唯命是从;赞同别人的行动也是好的,不过要加入自己的见解,就和在接受别人的意见时,可加入一些自己的不同见解是一样的道理;在顺从或跟从别人的行动时,要附加一点条件;在赞同别人的建议时,也无妨陈述自己对同一问题的看法。要特别小心的是,不可太过于恭维别人,因为无论你怎样完美,嫉妒你的人都会以此来诽谤你其他方面的美德。太过于重视行为规则与拘泥形式,会使你在事务上坐失良机,那损失是很惨重的。所罗门说:“看风的不必播种,望云的不必收割。”因此,聪明的人是自己去创造时机,而不是等待时机,人们的行为要像所穿的衣服一样,不可太狭小,这样行动才能够自如。

十二、赞美与荣誉

赞美能反映美德,就像一面镜子能反映体态一样。如果赞美是来自普通的人,那常是虚假而不可靠的,泛泛之辈的赞美远不如有操守者给予的赞美。因为一般的人并不懂得太多的美德,所以他们的赞美是低一等的。出于崇拜与敬慕的赞美也只能算是中等的美德,而最高的美德他们常是不能察知的,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表面上的美德。

当然,声誉就像河水,可以载浮载沉。有判断力的人都会同意,“好的声誉犹如香膏散发芳香”。它芳香四溢,而且久久不易消散,这种香膏的香气比花朵的馥郁还要持久。有许多赞美的出发点都是虚假的,我们不能不加以怀疑。有的赞美只是在奉承谄媚。如果他是个普通的奉承者,那么他的赞美人人都会,也就更加微不足道了。如果他是个狡猾的奉承者,他的赞美将会费尽心机,而能博得对方的欢喜,因而让对方对他赏识。如果他是个莽撞的奉承者,从他的赞美中反而可以暴露出他的缺点,使对方知道他心存不轨。当你告诉别人说他是个怎样的人时,就是暗示对方要做个怎样的人,这便是所谓的“借赞美施教”。

有的赞美是恶意而有害的,因为那是故意要激起对方的嫉恨,因此,赞美者是最坏的敌人。希腊有句谚语:“恶意赞美的人鼻子要起脓包。”这也像英国的一句俗话:“撒谎的人舌头会生疮。”

适当的赞美对人当然是有益的。所罗门说:“清晨起来,大家如果对朋友祝福,就算是诅咒他。”所以,赞美要是不恰当,便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嫉妒和嘲笑。除了少数的情形外,对人本身的赞美通常都是与人不相宜的,但是若赞美他的事业,那就显得非常慷慨而优雅了。罗马的红衣主教们(包括神学家、僧侣、哲学家)把军事、外交、司法以及其他的职务都称为“代理执行官的事务”,这充分地表现出他们对于世俗事务的轻视与嘲笑的态度,似乎在说那些都是代理执行官和执行小吏的事。事实上,他们所谓的“代理执行官的事务”,比起他们那种深奥的玄学,倒是能做出一些更有益于人类的事。圣保罗在夸耀自己的时候时常这样说:“让我打句诳语。”但是他在提到他分内的事时则说:“我很敬重我的职分。”

十三、虚荣与自负

在《伊索寓言》里有个很有趣的比喻:“停留在车轴上的一只苍蝇很自负地说,‘你们瞧,我使多大的一阵尘土扬起!’”有些虚荣的人也像那只停留在车轴上的苍蝇一样,常把别人辛劳所成的事说成是自己的功劳。这种喜吹嘘、爱虚荣的人常成群结党,因为他们不这样就无法与人相比,就会露出自己虚饰无能的尾巴来。他们也喜欢妄发谬论,以表现自己的骄傲。但是,这样一来,他们便把什么秘密都泄露出来了,结果也就无所获益。这就像法国那句俗谚所说的:“话语多,成功少。”

然而这类人也有他的用处,例如说,你想使人赞扬你的伟大与道德时,那就可以利用他们去替你鼓吹、制造声誉,而后你便可以如愿以偿。罗马史作者利维在述及叙利亚王安提阿克和亚细亚的游牧民族希克索斯族的事情时曾这样说:“有时候在当事的两者之间撒谎会造成很大的效果。”比如说,一个人想联合两个国家共同作战去对抗第三国,这时他就得向他们吹嘘对方的军事力量,那样才能达到目的。当一个人居于甲乙双方之间时,对甲方表示关切的心情,对乙方装着袒护的样子,结果双方都会对他产生信任。这种无中生有的事例,是因为撒谎会带来信念,信念便会带来实质的好处。虚荣对军人是很重要的,因为虚荣能使人产生勇气,而创出许多英勇的事迹来。具有虚荣性格的人,在从事大规模或富有冒险性的事业时,能勇往直前,毫不顾虑、迟疑;而性格质朴庄重的人,只能把船撑得平稳,而不考虑使船远航,换句话说,这种人就是只能使事业稳定,而不能使事业有大发展的人。文明的传播也有赖于虚荣的力量。“轻视虚荣的人,著书时仍然会把自己的名字置于封面上”,这又何尝不是虚荣的表现呢!甚至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格伦等伟大的哲学家也都有很强烈的虚荣心。虚荣无疑能长久地使后人追忆你,西塞罗、辛尼卡、普林涅斯等名作家的声名,如果不是凭借着虚荣的力量,哪能流传得这么长久?因此,声誉中若是渗入虚荣,就像在天花板涂上油漆一样,既能光亮,又能耐久。

然而,以上所说的虚荣,并非类同于塔西托讲穆尚纳斯的那种虚荣,他说穆尚纳斯“有一种奇才,能使自己的一切言行表现得很优越”。这并非出于前者的虚荣,而是慷慨与谨慎的天性使然。这种性质在某些人身上不但表现得很贴切,而且也很优雅,因为宽大、忍耐与谦虚本身,就是一些做人的虚饰技术。而在这些做人的技术中,没有比普林涅斯所说的那种更好的了,他主张,一个人对于别人的美德应该尽量赞扬。普林涅斯说得好:“赞扬别人也就等于是在赞扬自己,因为就赞扬本身来说,别人与你定是相近的;如果别人不如你而受到赞扬,那么你就更值得赞扬了;如果别人比你强,却受不到赞扬的话,那么你也就不值得赞扬了。”虚荣的人为智者所鄙视、愚者所叹服、奉承者所崇拜,而人们则常为自己的虚荣所奴役。

十四、光荣与声望

光荣的获得,能充分体现出一个人的德行与价值。有些人过分强求光荣与声望,这种人虽常被人谈论到,却不能使人钦服。相反,有些人常是不擅长表现自己的德行,以至于使人们对他们的评价降低了。

一个人如果能够完成前人未尝试过的事,或者虽有人尝试过却中途放弃了的事,或者是已经完成却效果不佳的事,那么他所获得的光荣,就会比在后面做了更困难的事的人要大得多。一个人的行动如果能使各党各派以及各个团体都满意,那么他就更能获得大家的赞扬了。有些事做成功了,所得的光荣还抵不过所受的耻辱,做这样事情的人当然是最不擅长保持自己的光荣的人。别人失败而自己成功时,所得到的光荣就像一块有了许多个切割面的钻石,常会反射出最鲜明的光彩来。所以,在追求荣誉方面,要鼓励一个人努力去战胜他的敌手,如果可能的话,就利用对方的弓矢来赢他们。

小心谨慎的仆从有助于增加一个人的声望,西塞罗这样说过:“一切声望都来自仆从间。”嫉妒为光荣的蠹虫,所以要消灭它。自己有什么表现时,最好说明自己的目的不在声望,而在完成事业,也不可把成功归于自己的道德与才能,而应归功于造物主的恩典。

统治者的光荣的等级可按下列次序排列。第一等为国家的创建者,如洛玛拉斯、塞拉斯、恺撒、奥图曼、伊斯梅尔等。第二等为国家的立法者,也称为“第二创建者”或“长久统治者”,因为在他们死后,人们仍会用到他们所制定的律法来统治庶民,如赖寇加斯、梭伦、查士丁尼、爱德加、西班牙国王卡斯提尔、西班牙律法的制定者爱尔丰斯等。第三等是拯救者或“救星”,他们或是结束了痛苦的长期内战,或是把祖国从异族或暴君的奴役下拯救出来,如奥古斯都、维思派尚、奥利梁纳斯、塞奥乡里卡斯、英国的亨利七世和法国的亨利四世等。第四等是为国争光的将军们,他们或为祖国拓扩领域,或为祖国驱除外寇、保卫疆土。最后一等则为历代的贤君,他们秉公治国,在他们统治之下国民享有太平盛世。最后两种情形的事例太多了,不作赘述。

老百姓与臣属的光荣等级可按下列次序排列。第一等为能够替君王分忧担劳的大臣,这种人可以称得上是君王的“左右手”。第二等为在战争中能对君主或统治者作英勇保卫的领导人才。第三等为宠臣,限于能取悦君王或统治者,而对人民无害者。第四等为那些职位高而可胜任的能干官吏们。另外还有一种不常见的,却可列为最光荣之一的是那些为国家利益而不惜赴汤蹈火的人,如利格拉斯、帕布利狄云穆斯等人。

十五、理智与情感

人类知识关于心灵的有两部分:一部分探讨心灵的本体和性质,一部分探讨心灵的能力和功用。属于第一部分的为心灵原始的研究,即心灵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外来的,在怎样的限度内它不受物质公理的约束,它的永不消减性和其他各点。关于这些,勤力探讨的程度未见得高过说法分歧的程度,因此这里所有的工作看来似乎都是一个迷阵而不是一条通路。虽然我以为这种知识,即使按照自然的状态也可予以比向来更真切与确实的探讨,但是到了最后,仍要以宗教为界限,要不然,就会受到欺骗与迷惑。因为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心灵的本体不是从天与地中提取出来,却是直接由上帝输入人身的,所以除却偶然之外,心灵不能受到关于天与地的公理的约束,那些公理是哲学的论题。因此,关于心灵的性质与情况的真实知识,只有从给予它本体的灵感中得来。关于心灵的这一部分的知识有两种附属物——预言与催眠,按照向来的处理方法,这些都只发出了妄谈而没有真知灼见。

关于人心灵的能力的知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它的了解与理智,一类是关于它的意志嗜欲与情感。第一类生出决定或判断,第二类生出行为或实行。想象在评判与执行这两种范围以内都是一种中间者或传达者,因为感觉在理智未曾判断以前先传达于想象,理智在判断未曾执行以前也先传达于想象,想象总是在受意志指挥的动作之前的。不过想象的“日神”具有两个不同的面貌:他向着理智的面貌有着真的印象,向着动作的面貌有着善的印象。但这些总是有两个面貌,“同姊妹的面貌一样”。可是想象却不是仅为传达者而已,它还在传达的任务外授予了或也篡取了不少的权能。亚里士多德说过:“心灵对于身体,有主人对于奴隶那样的管辖权;但是理智对于想象,有行政官对自由的市民那样的管辖权。”这种市民也许有一天自身也会成为行政官。因为我们看到,在信仰与宗教的事件上,我们常把想象抬高到理智之上。这就是宗教所以总用比喻、先兆、寓言、幻象、梦境来抵达人的心灵的原因。并且,在足以掩饰与隐蔽事物真相的辞辩与其他同类印象所能为的劝诱里面,对理智最大的力量,是从想象来的。可是,因为我不能找到确系恰当的属于想象的学问,所以我觉得没有要变更上面分类的理由。诗咏只是想象的一种乐趣或游戏,而不是它的一种工作或任务。最后,想象的或暗示的理智虽然是修辞学的论题,我想最好还是把它归于理智的范畴。因此,我们就满足于上面的分类,就是说,人生的哲学有两种,一种是理智的,一种是道德的。

人生哲学的理智部分,在大多数有才智的人看来,这是各种学问中最无兴味的一部分,而且觉得这无非是微妙与难以处理的一个纲。有人作过很恰当的比喻,知识是心灵的食物,所以在人对这种食物嗜欲的性质上,多半的人同在沙漠中的以色列人的嗜好那样,他们都愿意回到肉锅边去,而不是吃厌了。有些食物,虽然是天上降下来的,但是总没有肉那样富于营养与能够长力气。因此,人通常喜欢富有血肉的各种学问,如政治、道德,人的喜好、称誉、幸运都在这些上面旋转着,且与它们有密切的联系。不过同是这一种光明,却可以使多数人水样的与柔软的天性坼裂而与它不相容。但是照物的真价值来讲,理智的学问其实是其他各种学术的总论。因为亚里士多德很适当地说过:“手是工具中的工具,心灵是形象中的形象。”所以可以很正确地说,理智的学问是学术中的学术,它们不仅指引并且还能证实与加强。

第三讲 圈子与人生

一、帝国与君主

帝王常常惶恐终日,对人生无所寄望,他们在万民之上,地位至尊,荣华富贵无以复加,当然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再冀求的了。可是,他们却反而因此备感烦恼,终日生活在惶恐的幻想与阴影中,心事重重,无法自遣。《圣经》上说:“天也高,地也厚,君子的心何所度。”这也算是原因之一了。当一个人的心中没有主要的目标,却满腹猜疑的时候,他的爱恨便令人难以揣测了。同样,帝王也会为一些琐事烦心,如搭建楼亭、提升某人的官爵、精通某项技艺(比如尼罗王会弹竖琴、杜密善王精于射术、高莫达王长于剑术、卡拉卡刺王善驾战车)等。我们在大事情上有了成就之后,如果停滞不前则会沮丧,如果我们在小事情上面不时有些进展,则会感到精神爽快,不明白其中道理的人是不会相信我这个说法的。我们也常读到一些帝王的历史,这些帝王早年驰骋战场,南征北伐,战无不胜,但这种进展终会停止,因此他们到了晚年忧闷不乐而皈依宗教。亚历山大大帝和岱奥克里王就是这类帝王。近代的例子如查理五世,一个想往前发展的人,一旦猝然停下来,就会怅然,觉得大势已去,今非昔比了。

就帝王的恩威这件事情来说,难得的是懂得恩威并施,这算是一种美德。恩威并施与喜怒无常蕴涵了两种不同的概念。然而,前一种是恩德与威严交互使用,而后者与前者却是大不相同的。维思派尚问阿波洛尼洛斯:“尼罗王为什么会失败?”阿波洛尼洛斯答得好:“尼罗王抚琴的指法纯熟,曲调优美,而治国之时,则有时把弦调得太高,有时又调得太低。”的确,宽严失调都易使王权崩溃。

近代的帝王都是等遇到危难时才以巧计去避开的,却不见有人先采取预防的措施,这等于是在跟命运打赌。采取这种忽略祸患的做法,就可能大祸临头。帝王有许多的困难,其中最大的是他们心里的事。据塔西托说,帝王的欲望大都很强烈而又互相矛盾,所以既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能不择手段则是帝王的致命错误。

做帝王的要设法对付邻国、妻子、儿女、僧侣、贵族、绅士、商贾、平民和军人等,如果他稍不留神,这些人都可能使他罹难、丧生。

首先来谈一谈邻国。由于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形,想定出一个对付邻国的一般法则是不可能的。但是,永远不变的原则是有的,那便是做帝王的应该经常有适当的防御措施(比如说,扩张领土、垄断贸易或入侵等),防止邻国变得比自己强大,以免遭受威胁。这种事情应该成立委员会专职负责。欧洲三强联盟时,英格兰的亨利八世、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互相防范,严加监督。他们中间如有人被侵犯领土,两国则联合制止,必要时共同讨伐,誓将失土收复,绝不在中途轻言和解或暗中牺牲对方。与这种联盟性质相同的组织,还有那不勒斯的斐迪南王、佛罗伦斯的梅第奇王和米兰的斯福查王的联盟。中世纪的经院学派主张,两国之间,如非一国先侵犯另外一国,就不应该宣战。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正确,如果是一国为了避免即将发生的危机,而采取正当的防卫措施,那么即使对方从无侵犯事实,也是合法的作战理由。

谈到妻子这一方面,历史上更有许多惨不忍睹的例子。例如利维娅毒死夫君奥古斯都大帝;梭利曼一世的王妃洛克莎拉娜为了想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土耳其王,而暗杀皇后之子穆斯塔法,结果破坏了皇室律法,扰乱了帝王血统的继承;英国爱德华二世的皇后暗中使他退位,而后再将他杀害。由这些例子看来,帝王妻子的危险性实在太可怕了。

至于子女方面,悲剧的事例就太多了。帝王通常猜忌自己的子女,这真是件极不幸的事。像前面提到穆斯塔法遇害后,土耳其王室的继承传统就受到严重的破坏,直到现在,自梭利曼大帝以后的数代,都被怀疑是异族的血统,因为梭利曼二世的血统已被大家认定是可疑的。君士坦丁大帝把他那为人忠厚温和的儿子克利普斯暗杀后,皇室的安宁也同样受到影响,皇太子君士坦丁二世和康斯坦斯的结局也都很惨。另外有一个太子康斯坦修斯也非常不幸,他被朱利安王讨伐以后,不久就病故了。马其顿菲力普二世的太子狄密区斯被自己的兄弟诬告叛国而被处死,他的父王后来发现他是被误杀后,也因忧郁成疾而辞世。像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帝王们从猜忌子女的行动中得到好处是很少见的,当然,子女们确实有叛乱行为的当属例外,像梭利曼猜忌太子巴加札特以及亨利二世的三个儿子叛变等。

谈到教士僧侣,他们要是势力庞大、倨傲不恭,那就不能说没有危险了。例如,坎特堡大主教安塞姆和贝克勒都曾企图要把王权与教权集于一身,不过他们所遇到的国王威廉二世、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也都是骄傲固执的,所以他们的野心难以施展。教会造成的危险并不在于教会本身,而在于教会圈外的势力,或者是由于教士的选举与任职不是靠君王或圣旨授予的权力,而是靠平民百姓的拥戴。

至于贵族,只要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就不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发生。然而,如果对他们加以压制,那时君主的主权虽然显得更有尊严,但是却会变得更加不安,更不容易贯彻命令。关于这一点,我在《英王亨利七世传》中也曾提及。亨利七世压制贵族,所以在他那个时代不断有内患发生,贵族表面上虽然仍旧服从他,但一旦事情发生时,他们便袖手旁观,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结果是君主事事都得亲自处理。

说到绅士,由于他们散处全国各地,所以不致成为大患。虽然他们时常大唱反调,不过并无大碍。他们跟贵族一样,只要他们没有掌握大权,便不致发生危险。由于他们与平民最为接近,关系最直接,所以如果发生骚乱事件,他们是出来缓和局势的最佳人选。

再谈到商人,他们对于国家而言,就像静脉与人体的关系,如果他们生意清淡,国家的四肢虽然依然强壮,但血脉枯竭,四肢便自然会变得倦怠、羸弱不堪。国家不要只对营业税打主意,其实营业税的加重对整个国家的税收益处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虽然国库增加了部分收入,但对整个国家而言却有损失,因为某方面的税收提高了,贸易数量反而会因此而减少。

至于平民,如果不是在他们之间出现伟人,或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受到干扰时,也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发生。

最后谈到军人,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要求恩赐,厚享薪俸,那将对国家贻害无穷,这一点我们可从土耳其的近卫军和罗马的侍卫队的叛变中得到证明。如果由不同的指挥官带领,将他们分派到一定的地方去驻守,并且不轻易给予赏赐,这样就能使他们成为捍卫国家的武力,不致发生祸患。

帝王犹如太空中的星球,对整个太空而言,星球在时令方面有好坏不同的影响。虽然他们很受人尊敬,却很少得到休息。有关帝王的一切讨论,记住下面两点将有助于理解:“帝王得记住,你是一个人;同时也得记住,你也是一个神,或说你是造物主的代表。”前者约束帝王的权力,后者约束帝王的欲望。

二、计议与策士

人与人之间最坦诚的是互相信赖。其他有关信任的事,例如,生活方面托付朋友的有田地、财物、子女、债务及其他特殊的事情。贤明的君主对策士的信赖,并不会对自己的尊贵有所损伤。这种情形就是上帝也有过,上帝替耶稣取了许多名字,其中一个就叫做“策士”。所罗门这样说:“有筹划计算才有安定。”无论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一再计议才会妥善,否则便会颠倒反复,矛盾重重,像个醉汉行路般踉踉跄跄,结果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所罗门看出策士的重要性,所以凡事必依策士的计谋、策略而行。当年古犹太王国江山之所以破碎,是因为被谗言所误。如果我们想不被谗言所误,就必须谨防两点:就人这方面来说,要提防幼稚浅薄的人所献的计策;就事这方面来说,须提防激进的建议。

古代的帝王和策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他们也都能将策士操纵自如,这些情形我们可从书本上看出来。例如,在古希腊神话中,天神朱庇特娶了墨提斯。墨提斯象征策士,他们的结合就象征帝王与策士的密切关系。另外传说他们在结合之后不久,墨提斯怀孕了,可是,天神朱庇特不等墨提斯分娩就把她吃掉了,想不到他自己竟因此怀孕,后来就从脑壳里生出一个身着铠甲的雅典娜(即智慧女神)。这个奇异的寓言,隐喻着一个治国的秘密方法:帝王要利用策士。帝王每遇事件发生即令策士献计,这可比做怀孕期;等计策运筹妥当,即将付诸实施时,就好像胎儿已生长成形,即将分娩;然而,帝王却在这个时候把大权收回,不让策士去执行。之所以要这样做,乃是要使天下的人以为一切功劳都是帝王的,而非依靠策士(因计策商定后,要依赖武力推行,就像雅典娜以全副武装出生一般),要天下人以为这份功劳不仅是由帝王的威严而产生的,也是借帝王的头脑计划出来的,这样才会增加帝王的荣誉。

我们现在再来谈谈使用策士的弊病与补救的办法。通常使用策士的弊病有三:机密容易泄露;容易降低帝王的权威,一切事,帝主都比较不能自主;献计的人多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当他们对君主的利益未予顾及时,君主就有受到欺蒙的危险。这些弊病有一种补救的方法:将大臣们集合于宫中议事。这个办法意大利的学者主张过,法国有几个朝代也曾实行过,可是这个办法所产生的弊病反而更加明显。

关于一切国家大事的秘密,君主不必一一告知策士,需要斟酌权衡,把该讲的向策士讲,不该讲的则守密。策士们所献的计策,也并不一定全都采纳。国王应该知道,朝廷里的秘密可能会由自己身边策士之类的人泄露出去。谗臣议士常以出卖议事秘密牟取私利,所以他们之中很少有人不是唯利是图的。谈到危险性,一个多嘴的人自然远超过有口德的人。有些事的确是需要绝对保守秘密的,除了帝王以外,最多只能让一两个亲信知道。要能做到这样,帝王本身必须是坚毅果断与足智多谋的。帝王必须选任贤德之士做策士,并且更需要的是忠实可靠不违帝王旨意的人。像英王亨利七世,他遇有机密大事时,除了穆登和弗克斯这两位主教之外,便不再向其他的人透露。

在降低权威这一方面的补救办法,前面希腊神话中的那个寓言已说得非常明白。事实上,如果帝王能利用策士的计议,而由自己来拿主意,则自己的权威不但不会降,反而还会提高,并且,这样做也不会因听信策士的谗言,而失去臣属对自己的爱戴。可是,如果某一个策士的权威太大,或数人互相勾结,到了可左右宫廷势力时,那情形就严重了。不过,这种情形如果及早发觉,仍可设法补救。

最后要说明的弊病是献计的人有私心,因此做帝王的要起用本质诚实、真挚、坦率、正直的人。策士们通常都是互相防范的,很少有互相勾结的事情发生,所以若有争权或假公济私的事发生,帝王都会得到报告。不过,帝王们应该像了解自己那样去了解策士们,那才是最好的补救办法,所以说“贤明的君主贵在知民”。从另一方面来说,策士们不应去揣摩君主的性格。他们的精力应该集中在帝王所交代的事务上,而不是去卖弄自己的谋略,这样他们的目的才是献策,而非讨君主的欢心。在帝王方面,他的咨询办法有两种,即分别咨询与集中咨询。这两种方法如果并用将是最有益的。私下征询意见比较自由,当众咨询则比较郑重。私下我们可以随意表现自己的性情,在大众面前我们就不喜欢有人随意表现自己的性情了。所以,两种方法并用最为合适。对职位较低的人不妨采用私下征询的办法,这样他们才敢于把意见自由地表达出来,而对于高职位的人则采用当众咨询为宜,以维护彼此的尊严。帝王们在询问大臣对事情的意见之外,也要询问他们对人选的意见,否则询问也无用,因为一切事情都需要挑选适当的人来处理。考虑人选的品质不可仅仅凭他的等级地位,就像不能仅凭自己的模糊记忆或他人的精确描述,因为重大错误的酿成或伟大智慧的显示都在于对人的选择。古语说得好:“书籍是最好的顾问。”的确,顾问常不肯说真话,只有书籍才会记载真实的话,特别是有治国经验的人所著的书,帝王们要多加研究。

有些地方现在举行参议会,那只能说是一种平等的集会,在会议上只谈谈各项事务,并未深入研讨,并且因为过于匆忙,所以连考虑后再作决定的工夫都没有。因此,遇有重大的事情时,最好是今天交议,等到明天再去讨论,因为这样才有充分的时间作较周详、缜密的思虑。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的协商会议是个严肃而有秩序的会议。我主张请愿的案件要划出一个特别的时间,这样请愿人才能得到被接见的机会。并且,决定国家大事的会议要从容计议、专心讨论,这样才不致受到干扰。在会议中最好挑选中立分子为委员来进行讨论,不可以在双方争执不下时求折中。关于贸易、财务、军事、申诉以及某些特殊问题,也应各设一个常务委员会来进行研讨。对那些有特殊技能和专业的人,应让他们在各常务委员会上首先发表意见。如果需要,再让他们在参议会上发言。但要注意的是,别让他们成群结队地去,以免扰乱议会秩序。帝王在出席会议时,不可发表太多的意见,因为帝王的意见既出,议员们便只好顺从,不便再把自己的意见贡献出来,结果就失去了议会的效果。

三、费用与理财

金钱是供人使用的,花钱的目的在于得到荣誉与为善。因此,额外的花费是否值得就要看具体情形了。倘若为了国家利益而自动捐献财产,这样不仅国家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就是个人也会因做了善事而在将来能进入天国。个人的日常开销要看财力而定,最要紧的是开支不要超出自己的负担能力,也不可以听信仆人的话,随便他们花用。花钱有技巧,要支配得很恰当。购物须选价廉物美的,要使实际花费低于外人的估计。一个人如果要维持现在的经济状况,日常开支不得占收入的半数以上;如果想要发财,开支则不可超过收入的三分之一。大人物也应亲自清查自己的财产,这并不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可是,有的人不这样做,其原因恐怕除了他们自己疏忽成性之外,也害怕一旦发现亏空而忧烦。然而,你不找出伤口,创伤又如何能治好呢?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财产无法亲自去处理,用人就得小心,并且所雇用的人还要常常调换,因为新人不会像旧人那样大胆狡猾。不能亲自处理自己财产的人,对自己的一切收入和开支最好都先确定一下,以免有透支的危险。

你如果在某一方面产生了浪费,就得在另一方面设法节省。比方说,饮食方面太浪费了,服装方面就得节省;屋里摆设豪华,马棚就得简陋些。人的财产到底是有限的,如果各方面都奢侈浪费,结果可能会弄得倾家荡产。

清理债务时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就和欠债太久不还一样,对自己不利。拖延债务须付利息,这固然是一种损失,但是如果急于还债,而把东西或产业廉价出售,这样的损失更大。再说,突然把债务偿清了,对于欠债成了习惯的人来说,他还是会再去借债的。慢慢还债的人却养成了勤俭的习惯,这既可以在钱财方面少受损失,在精神方面也会获得许多益处。

当一个人的财产需要弥补时,换句话说,当他的财产亏空时,那就什么都要节省了,即使是小的地方也不可忽视。节省小钱并非不光荣的事,屈辱着去赚小钱才是有失体面的事。有些开销如开了先河,便无法停止,这类的开支要特别小心,如果这种开销仅此一次,那就不妨慷慨一次。

我把财富称为德行的累赘,因为财富相对于德行而言,就像辎重车辆相对于军队一般。你不能把辎重车辆留在后面或抛弃掉,然而在某种环境下行军,辎重车辆不但无用,反而会变成累赘,说不定会因为要照顾那些东西而打败仗呢!

事实上,财富过多是无用的,因为一个人所需要的钱财是有限的,超出限度以外的钱财便是多余的东西。因此,所罗门王说:“钱财多的地方便会有许多人来消耗它,对于钱财,主人除了一饱眼福以外又有什么用?”多余的钱财只能使主人落个有钱的虚名,对他并无一点实用的价值。并且,当一个人的财富达到了某种限度之后,超出的财富并不会为他增加乐趣。这些超出的财富他可以储存起来,或者赠与他人,他也许会因此而享有富翁的虚名。由于他已有足够的钱财,所以超出的财富对他来说是毫无用处的。你可曾看到,有人出高价购买珠宝古玩或铺张华贵的陈设,想使他那多出的财富显得有些用处。也许你会说,财富可以救人于危难或解除困境。所罗门王说:“富人想象财富是一座坚固的堡垒。”这句话说得很妙,因为他说那是“想象”而已。其实不然,被钱财所毁的人比被它所救的人要多。

不要去找额外的钱财来挥霍,要用正当的手段赚取钱财,花钱要得当,该慷慨的时候就慷慨捐赠,该存下一些钱财的时候就存下一些。对钱财也不要过于轻视。西塞罗在评论婆修玛斯时说得好:“他热衷于积聚财富,为的是要做些好事,而不是贪婪。”因此只要运用得当,财富的价值仍然是很大的。我们再来看看所罗门王怎样说:“想要急着发财的,难免会适得其反。”所以积财要有耐心,不可以操之过急。诗人们在想象财神普鲁塔斯奉天神朱庇特的命令而来时,说他是一拐一拐地走得非常慢的,而奉地狱之神普鲁托的命令而来时,他却走得非常快。这是比喻用正当的方法和诚实的努力去取得财富的过程是很缓慢的,相反,因某人死亡而继承财产时,则可以很快地获得财富。另外,因为普鲁托是魔鬼,所以我们可以给予另一种解释:财富从魔鬼那里来得特别快(如以欺诈、压榨或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发财的办法很多,然而多半是不正当的方法。节俭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是也不见得清白,因为当一个人过于节俭时,他对慈善义举也就不肯出钱了。

最自然的致富之道是利用土地。大地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它给予人类许多恩典。只可惜,现在的人如果要靠种地致富也是非常慢的。不过,资本雄厚的人如果一心经营农场,是能获得极大的利益的。我以前认识一个英格兰的有名而富有的贵族,他是个畜牧家,他除了有那数不尽的羊群和阡陌相连的稻田以外,还是个大木材商,也是大煤矿、大铅矿和大铁矿的矿场主人,还有其他数不完的财产。因此,大地在他看来就像是藏有无尽宝物的海洋一般,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有一次我听一个人说,他赚小钱很困难,赚大钱倒很容易。这句话颇有道理,因为有的交易金额很大,却只有少数极有钱的人才能做到。人有了许多钱便可以积存货物,而后待价而沽,从中获取利润。这种人也可以做没有钱的人的老板,这样一来可以利用他人的能力来赚钱而增加自己的财富。普通商店赚的是规规矩矩的钱,他们获利的主要方法有两个:一是勤劳;一是公平交易,名声好。如果以投机取巧或囤积居奇的手段去做损人利己的交易,就是不正当的。中间商多半是以低价购入,而后高价卖出的,他们转手之间便获取巨利,不仅是卖主被剥削,顾客也同时被剥削了。

与人合资做生意也很容易赚钱,只是伙伴要选择诚实可靠的,不然,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放高利贷是最好的赚钱办法之一,因为放债的人坐享其成,别人等于是在替他流汗,而且连假日也要照算利息。这简直是犯下戒律了,它固然是一种保证无风险的方法,但是也有它的弊端,因为经纪人常将并不富有的人看成是有钱的人,而尽量从他们身上榨取钱财。

有人因很幸运地发明或发现了什么而取得了专利,他们往往会获得巨利而成富豪,在康纳利岛上经营糖业的人就是这样发财的。所以,具有发明或发现天赋又兼具判断能力的人,不一定是绝顶聪明的,只要时来运转,他自然会发一大笔财的。

把金钱贷出去收利息,而自己不敢拿金钱去做生意的人,永远无法得到大的财富。但是冒险成性的人也往往会落得倾家荡产。因此,在你未有确定把握能赚到某笔钱以前,最好先有个打算,以免发生意外。假使没有人限制你,从事专卖或垄断事业倒是发财的最好机会。如果你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商人,你能判断出什么是畅销的货物,那就不妨大量搜购货物,等到利市时售出。当然,替人做事所得的报酬是正当而光荣的,而以谄媚逢迎或其他卑劣的手段获取钱财,那就很可耻了。如果是专从人家遗嘱的执行或监护权中谋夺利益,那就更可鄙了,因为他们所做的勾当,与逢迎贵族比起来,实在是更无耻。

有些人表面上轻视钱财,对这种人不要太相信。其实,他们不过是得不到钱财,才假装对钱财漠视的,一旦他们捞到钱财,就会比什么人都狠心了。钱财有时像是长了翅膀,会不胫而走。对某些小钱不必太计较,有时把它放出去了,它倒会带回更多的钱财呢!

人到最后,不是把财产留给亲人,就是留给大众。但是不论留给谁,都以适量最有益。遗产太多,继承人便成了众人谋算的对象,除非他的年龄与经验各方面都已成熟,否则总是会遭人暗算的。同样的情形,如果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而大量地捐赠,这就像供物中没有放盐一般,不能保存较久,又像是外表粉饰漂亮的坟墓,里面却会很快腐烂。人们要谨记,遗产的价值不在数量之多,而是在于与继承人的身份是否相符。遗产的馈赠最好是在生前,不要等到死后才赠给别人。因为活着的时候给人礼物可说是一种恩惠,而死后才把自己无法享受的东西送给别人,那就称不上是慷慨的行为了。

四、富国强兵之道

雅典政治家塞米斯托克里斯有一次赴宴,席间有人请他弹琵琶,他说:“我不擅长弹琵琶,不过我能将小市镇变成大城市。”他说这话时一副傲慢、不可一世的样子,但这句话(如果稍微修改而用在政治上)可以表示两种治国才能。我们且把历代的王公卿相认真地加以分析,就可以发现有的人能把小国变为大国,却不会弹琵琶;也有许多人弹起琵琶来指法熟练,却无法把小国变成大国,这类人往往会使鼎盛的国家沦为破碎江山。有许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为了讨好主子,都不惜施以卑鄙的手段或诡计,这种勾当便称为“琵琶小技”,加在他们头上并不为过。这种事情只图一时之快,只与个人利害有关,对国计民生毫无裨益。也有一些大人物在处理事物上,谨慎从事,不致酿成大错,但是并不能增加国家的威望与财富。国家真正的精神何在?怎样才能保持那种精神?这是谋国者应把握的主题。怎样能够做到既不过分高估自身的能力,以致费力不讨好,也不低估自己的能力以致凡事缩手缩脚?

一个国家的大小是可以测量出来的,它的财税收入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然而,工作中最易犯的错误就是对国力的错误估计。耶稣不把天国当做一个大果核,却把它比做一粒芥子,虽然那是一种极小的颗粒,但是刺激性极强,传播也很快。同样的道理,有许多国家地大物博,可是不易扩张和治理;有的国家虽小如芝麻,却具备了变为大国的基石。

设有坚固的城堡,储备有丰富的火药、军械、铁骑,但没有训练有素的强悍国民的国家是不会强大或打胜仗的。因此罗马诗人维吉尔说:“狐狸对于绵羊的多寡是不在乎的。”亚贝拉的波斯军浩如烟海,使亚历山大的大将为之惊愕,于是有人告诉亚历山大大帝,最好是夜间去偷袭。但是亚历山大说,他不准备以偷袭而窃取胜利。后来他果然以少取胜,轻取敌师。亚美尼亚人提格尼斯率领四十万大军驻扎在一个山头上。当他发现罗马兵力不过一万四千人的时候,便哈哈大笑起来说:“那些人凑个使团有余,要是打仗就太少了。”然而不到日落时分,骁勇的罗马士兵便把他的部下打得落花流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我们可以下个结论:国家是否强大,关键在于国民是否英勇。如果国民怯懦无能,即使国家军械不缺乏也不堪一击。梭伦对克里沙斯王说:“陛下,谁有最精良的武器和勇敢的士兵,谁就可以占有天下的一切财宝。所以,作为一国的君主,如果人民都不是勇敢善战的士兵,那么就别高估自己的力量。”从另一方面说,人民只要有勇敢的精神,便可知自己的力量。反之,即使威风一时,不久也会威风扫地、一败涂地。

一个国家的国民不可能既是小狮子,又是卧在羊圈中的驴子。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负担的苛捐杂税过重,就永远不会成为勇敢尚武的国民。这里所指的是人心,而不是钱包。所以,同一种税捐,自愿与强迫,却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因此,赋税过重的国家是不会强大的。

一个国家的贵族如果增加得太快,平民的情绪就会变得消沉,这是执掌国事者应密切注意的。比如丛林,如果我们任它蔓草杂生,这里便不会有排列整齐的小树生长,而只会有一片杂木矮丛而已。国家也是这样,如果绅士太多,必然会出现贫富分化,社会矛盾重重,人心涣散。所以,人口多的国家不一定就强大。比如,英国的土地和人口虽然较少,可是武力却较强,因为从英王亨利七世开始,就给农场和农舍制定了一种标准,即土地分配有一定的比例,使每个国民都能安居乐业,而不致过着贫贱的生活,即使是地主也是握锄头的人,不只是雇工才握锄头,这样便可以达到诗人维吉尔笔下古意大利的境界:“举国皆兵,大地丰收。”

有一种国家也是不容忽视的——奴仆享有自由的国家。这种自由奴仆并不亚于义勇骑兵队。因此,贵族显要享有富贵,仆徒如云,他们慷慨好施,国税因而增加,兵力自然强大。反之,如果贵族显要寒酸的话,国家的兵力一定也会贫弱的。

尼布甲尼撒梦中那株枝叶繁茂的大树,不论它的负荷多重也要生长下去。他的意思是说,要全国原有国民与归化国民都联合起来担起国家的重任,国家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凡是以宽容的态度容纳从外国来归化的人的国家,都将成为一等强国。不要以为靠少数的国民、最大的勇气和最佳的策略,就可以强大起来。如果不能宽容归化的话,国家恐怕只能支持短暂的几年,结果还是会崩溃的。斯巴达最喜欢容纳归化的民族,所以它可以安稳地守卫一定的领域。可是,当他们扩张疆土的时候,正如树枝过多,突然狂风大作,必定会被风折断。历史上最欢迎归化的是罗马人,他们不仅允许归化(他们称为公民权),而且彻底地接纳归化。也就是说,你不仅有贸易权、婚嫁权和遗产权,也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不但使个人归化,也使全家、全城,有时甚至全民族归化。此外,他们还有移民的风俗,把罗马的种子移到别国去,连这些权利也都包括在内。把这两种办法合起来,结果不是罗马扩张到全世界,而是全世界扩张到罗马来,这便是可靠的富强之道。有时我觉得很奇怪,西班牙的本国人这么少,怎么会控制这么大的版图?我们应记住,西班牙的版图正如一株树干,比当初的罗马与斯巴达都要大,他们虽然不像斯巴达那样容纳归化的人,可是他们利用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在正规军里容纳外国人,甚至在高级长官中也有外国人。不过,他们目前已感到本国人越来越缺少了。菲力普四世颁布奖励生育子女的命令,我们从这道命令上也可以看出端倪。

一个国家要富强,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扩充武器装备当做主要的任务、研究和工作。我们以前所说的都是战争的训练工作,但是,如果没有目标和行动,又如何谈训练呢?洛马拉斯死后送给罗马人一份礼物:最重要的是注意武器装备,这样便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斯巴达国家整个组织都是为这个目标而制定。波斯人和马其顿人都曾经一度武器装备充实,不过为时短暂。高卢人、德意志人、哥德人、撒克逊人、诺曼人都曾一度武器装备充实,不过也渐渐地衰微了。在当今的欧洲国家中,还算强盛的只有西班牙。但是,我们最关注的事也就是我们最受益的事,所以在这里也不必再多谈了,只要指出这一点加以注意就够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一个国家必须制定一种法律,以备在作战时作为适当的借口。因为人性天生有是非感,我们的国家如果要作战,一定要有理由,最低限度也要有似是而非的理由。土耳其人以传播律令为作战的理由,所以他们的出师永远都是名正言顺的。罗马人战胜归来,认为扩张疆土是他们大将的荣誉。可是,他们发动战争时,并不全靠这个理由。当然,要想富强,第一要警觉,无论是自己的边疆民族、商人或外交使节,只要受到侮辱,都要立刻为他们复仇,不可拖延;第二要随时准备支援盟国或请求盟国援助。罗马人就是这样,他们和几个别的国家联盟,一旦遭受侵略,便请盟国援助。不过,罗马人总是走在前面,他们决不让别人有抢先的荣誉。至于古代干涉别国内政的战争,我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如罗马人为希腊殖民地的自由而出师,斯巴达人为建立或推翻民主或寡头政治而出兵。外国人假借正义或保护的名义而出兵,声称为解救别国国民而战。总之,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及时把握作战时机,那它是不会富强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运动就不会健康,自然界的事物和社会团体也都是这样。就一个国家来说,出师有名并且用意光明磊落的战争,就好比有益的运动。内战实在是像一阵寒热病所发的高烧,但是对外战争就好像运动后所发的热,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懒惰的和平使勇气丧失、道德沉沦。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国民都武装起来,则这个国家一定会富强。如果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虽然耗资很大,可是在邻国之间,它可以起领导的作用,至少也享有虚名。在西班牙就是这种情形,他们经常保持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海上的霸权就是一个帝国的缩影。西塞罗曾写信给庞培的将领亚提科斯谈到庞培准备攻打恺撒的事说:“庞培的政策像是塞米斯托克里斯说服雅典从海上进攻波斯的政策,他认为谁有海上霸权,谁就是强者。”毫无疑问,他是虚荣心太强,想把恺撒的力量消耗殆尽。关于海战的效果,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奥古斯都击败安东尼的亚克汀之战,便决定了第一帝国由谁来执掌;1571年利邦多的战役,土耳其击败了西班牙联军,便确定了土耳其的伟大。历史上以海战获胜而结束纷争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是一国之君要全力以赴才能成功。无疑,谁控制海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在陆地上称霸的则只是海峡以内的而已。迄今欧洲海上的优势属于英国,一来是因为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在内陆或绕着海岸,对英国有利;二来是因为东西印度群岛的大部分都像是海上霸权的附属物,全都在英国的控制中。

后世的战争与古代光荣的战争比,似乎黯然失色。现在为了鼓舞士气也有各种等级的勋位,且颁赠时不分军民,此外还有勋章以及伤残病院等设施。然而,在古代,在战胜的地方都竖立起阵亡将士的纪念碑,授予个人花环与桂冠,后世国君以获得荣誉者的名字作为国号或帝王名号。大将凯旋的光荣、兵士解甲时所得到的大批赏赐,这些都足以提高士气。当年罗马人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炫耀战绩,而是定下一种聪明的制度,它包括三种酬劳:荣誉归于大将、金银财宝归于国库和赏赐归于军队。可是,那些荣誉对亲自率兵出战的帝王并不合宜,因为荣誉是属于帝王本身或他的子弟的,故要酬劳的只有后两项,即赏赐有功的部下一些彩衣或赏赐大将一些锦旗而已。

总的来说(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这小小的躯体无法再增加什么东西,但在国家这个大躯体上,一国之君有力量增加它的广度与大小,因为他可以借法令、制度和风俗等,为后世种下富强的种子。然而,这些事常被忽略,而让运气去作决定了。

五、讲话的艺术

有的人讲话不是在显示他的见识,也不是要对有待辨别的是非发表见解,而只是要表明他能在任何情形之下自圆其说,使人称赞他的机智。这样的讲话能获得别人称赞的只是那如珠妙语,而不是真正的道理。有的人对普通的话题长于谈论,不过他们的谈话却十分刻板而少变化。讲话少变化会使人生厌。最恰当的讲话态度是懂得控制话语的内容,当某一话题发挥完毕时,巧妙地转移话题,并以主动的姿态控制话题。在演讲或普通交谈时,都要懂得作些变化,所谈问题要用浅显的道理加以印证,使人容易听懂,说明一件事情的经过时带点说理的言辞,在闲话中夹杂些意见,在笑话中来点正经的话题,这样才不会使人因听同一种话语太久而感到厌倦。

在有些场合谈话要避免诙谐,如遇到宗教问题、国家大事、个人急事和令人同情的事等。但是,也有人认为,当对方的头脑不清醒时,说些比较刺激的话也许可以使对方振作精神。过于情绪化的言语应加以节制:要好好勒住缰绳,别轻易扬起鞭子!

我们要辨清机智与带讥讽的急智之间的差别。喜欢用讥讽的语气说话的人,人们对他的话会有所畏惧,因此这种人要防备别人对他记仇。肯向人讨教的人,不仅能增长见识,也讨人喜欢。如果所问的问题是被问者的专长当然更好,因为这样被问者可以借机发表他的见解,并且会很得意,发问的人也因而受益匪浅。但要注意的是,别问些无聊的话,否则会惹人讨厌。

在自己讲话时,要给别人讲话的机会。如果一个人说个不停,不让别人插嘴,那么就要设法制止他,使别人也有讲话的机会。像16世纪流行的轻快的双人舞,如果跳舞的人停不下来,音乐师便会出来制止。

如果你不懂装懂,别人虽不揭穿你,但别人绝不是不知道你对自己不懂的事装懂。在说话中要提到自己时,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我认识一个人,他常这样揶揄某一个人说:“他总爱说他自己怎样怎样,结果把自己说成圣贤了。”如果想要自夸而又不失面子,有一个办法:当你发现别人身上也有你所具备的优点时,你就尽量夸奖他就对了。

说话不可太随便。我认识英国西部的两个贵族,一个在家常常保持严肃的态度,而在外面却爱嘲讽他人;另一个则喜欢对那些到他家来参加宴会的人说:“请向我说句实话吧!难道席间连一句和谐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吗?”客人都说了实话。而那位贵族却说:“我以为他的话会破坏席间的气氛呢!”结果弄得彼此都不愉快。所以小心说话比雄辩好些,措辞得当也比恭维好些。只会口若悬河般作长篇大论式的讲话的人是不会交谈的人,他的讲话显示了他做人太不活泼。但是,只会说些闲话而不会作长久辩论的人则又未免显得太浅薄怯懦了。有时,虽然话不及正题,却起到了引述的作用,这样的话说多了往往会令人生厌,然而,一点引述也没有的话却又太不婉转了。

六、放债的利弊

许多人对放债这件事予以冷嘲热讽的攻击。他们说,十分之一的税收原是奉献给上帝的,然而现在却为魔鬼所享用,实在令人惋惜。在这个世界上,最敢冒犯周末、假日、安息日的人就是放债的人,因为这种人使借债的人连礼拜天都要工作。放债的人就是维吉尔所说的雄蜂,维吉尔的诗句是这样说的:“他们把不从事生产的雄蜂从蜂巢里逐出。”上帝把亚当贬落到人间后,所制定的第一条戒律就是:“你要用自己的血汗去换面包,不可用他人的血汗去换面包。”人们又说:“放债的人所戴的帽子都是橘黄色的。”而放债正是犹太人的专长。以财生财是违反自然的。我认为,人类既然有悭吝的性格,对于放债生息这件事当然也就应该没有所谓不可以的这种说法。世上难免有互相借用的事,而人心又大都是吝啬的,有谁愿意把自己的东西慷慨地借给别人呢?因此,放债生息的行为是应当被认可的。国家设立银行以及政府要人民报告收入的来源,便有人怀疑这是否合理,并提出过机智的质问,可是一直都没有人敢以实用的眼光来谈论有息放贷。我们最好把放债的优点与缺点一一列举出来,而后慎加取舍,并且要留意别让放债的长处被短处掩盖了。

放债生息的第一个缺点是,人们既然可以用放债的方式赚钱,那社会上做生意的人就不会多了,因为要是世间没有这种偷懒的行业,人们就必须把资金投到贸易上去,而贸易才是国家财富的枢纽,就好像人体的血脉一样。第二个缺点是,容易使商业不振,由于农人坐享田租,农产品就不会增产,而商人坐吃利息,营业当然也不会好。第三个缺点是,由前两个缺点所产生的结果,那就是商业不振以后,税收无法提高,国家的税收自然也就减少了。第四个缺点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由于放债收利息是绝对不会亏本的事情,别的行业都没有它可靠,财富很快就会都集于放债者的手里。然而,国家的财富平均分散在多数人的手里才能兴盛起来。第五个缺点是,贬低了土地的价钱,因为财富的主要作用是买与卖,可是放债的办法对买与卖都很不利。第六个缺点是,如果没有放债的障碍,就会促进财货畅通与工商发达以及社会进步,同时还会增加许多新发明。如果大家都坐吃利息,工商业便无法振兴,社会也难以进步,自然就不会有什么新发明了。最后一个缺点,它导致许多人破产以及国家贫乏。

现在来谈谈放债的优点。第一个优点是,放债虽然在某些方面会妨碍贸易,但在另一方面又会促进贸易,因为商务的推动大部分是要靠年轻人付出利息借债来经营的,所以,要是债主要收回资金或不愿放债时,商务就会停止了。第二个优点是,放债生息会使借款人陷入困境,那么借款人就会以低价出卖房地产进行抵债,与其说是债务在啃食他们,不如说是无情的市场在吞没他们。至于典当也是如此,因为开当铺的人也要收取利息,纵使你不还利息,他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没收你的抵押品。我记得英国有个刻薄的富人常这样说:“这该死的放债办法,造成了无典当抵押品的没收。”第三个优点,即最后一个优点是,我们如果要借钱而不付利息,那完全是空想,借钱的办法如果受到压制,那将会引起许多难以想象的不便,所以,谈到要废止放债这个办法,那简直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世界各国在从前都无放债生息的办法,而今却已有放债的种类与利率的不同了。如果要取消这种办法,那只有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去了。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放债办法的改良和限制,即说明要如何来避免上述的缺点和保留上述的优点。当我们把放债的利弊两相比较之后,便可知下列两件事有调整的必要:第一,须将放债者的利齿磨钝,使他们在咬人时狠不起来;第二,须有一种办法来鼓励富人贷款给商人,这样一来不但不会使商业停顿,反而会使商业更有生气。如果想达到这两个目的,应该采取下面两种办法,就是将利息分为两种:大利息与小利息。如果把利率压低到某一个比率,借款的人会感到便利而多借,这样反而会造成商人负债过多而不易赚钱。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做生意是最赚钱的,因此除了商人以外,别人是负担不起较大利息的。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设立两种不同的借贷利息:一种是自由而普遍可行的;另一种是只借给领有执照的商人,而且是有固定场所与经营方式的商人。第一,一般的利息应低到百分之五,由政府自由贷放,不得收罚金。这样做,可以解除国内借款者的一些困难。另外,也得把土地的价格提高一些。要把为期十六年的置产贷款利率降低为百分之六,非置产者则应在百分之五。这种办法可以刺激工商业或其他生产事业的改良,因为有了低利率,人们便都会愿意投资于这种企业。第二,政府对某种人应该发给执照,准许他们以较高的利息借款给某些较大的商业经营者。但是,下面几点应该注意:利率规定的对象固然是商人,但也要定得低一点,以使借款者除了感到有利于改革经营外,也感到真正能负担的便利。无论商人也好,一般人也好,都能确实受惠。不必创设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也能使人人有支配金钱的便利是最好的。并不是我完全不喜欢银行,而是因为有人怀疑银行,甚至不能容忍它。国家把执照发给债主时可以收取一些手续费,其余的利息都归债主所有。手续费不收过多的话,债主是不会不高兴的。国家收取少许的手续费后,以前收受利息百分之九的人现在减为百分之八,这样他也不会放弃原来的行业而改去冒险投资别的行业。这样的债主越多越好,但须限制他们住在某些商业城市中,以免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拿别人的钱去放债,使收受百分之九的利息的债主,再去别人那里拿百分之五的利息的钱来转手借放。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说以前某些地区只是可以放债而已,现在却都公开承认,这未免太不妥当了。但是,我的看法是,假如政府对日益炽盛的暗中放贷的风气故意装做不知,那倒不如公开承认而收缓和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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