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鸿一瞥：CCTV首席财经主播陈伟鸿自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伟鸿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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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鸿一瞥：CCTV首席财经主播陈伟鸿自述试读：

序言：我们都是这世界的一瞥风景

为了你的出场，我用什么热场？

在一个焦灼的时代，我和你，还在进行着一场不那么轻率的对话。思想的慢火悄悄熄灭，财富的动车永不停歇。我们彼此裹挟，希冀在对话的气场中成为那只惊鸿，留一瞥，给彼此。

十年之后，终将一瞥投向自己。

2003年，加盟《对话》不及三年，却名列《新周刊》中国电视榜单“最佳财经节目主持人”，“虽专业而内敛，虽内行而平和”是它给予的颁奖词，刚刚踏入财经主持领域的边缘，“内行”之说显然过誉于我；十年之后，我有了一份豪华版本的对话名单，再度收获了这个“最佳”，而“在观点交锋和头脑碰撞中驾驭现场”评语中的“驾驭”又让我心生忐忑。

但是，我仍然感恩这份权威大刊，是它，提前为我描摹了那个期许中的自己，那份属于未来的梦想。如果自己有什么会与“内行”和“驾驭”相关，倒是在命运的海面上，我正在学习如何内行地驾驭自己的内心，风平浪静，抑或风起云涌，这一路上掠过惊鸿无数。我与对话者在彼此生命轨迹的碰撞瞬间突然绽放的朵朵浪花，是大千世界中的匆匆一瞥，却让人内心泠然。对话，是犹如双桨一般的重要力量，驱动着我，又平衡着我。

在异化中对话，是一种冒险？背景由历史和现代拼接而成，喜欢背景的人除了政治家，就是对话者。而我的对话分明是在历史和现代的异化中进行。诚如美国学者彼得斯所言：“中国既是最古老的社会，又是最年轻的社会，说它最古老，那是因为它有四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说它最年轻，那是因为它面对着时间上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进程，是因为它那姗姗来迟却又遽然实现的现代性。异化使我们看不见自己身上奇异的陌生之处；倘若我们的任务是克服这样的异化，那么与中国和世界的相会--世界自有其未来和过去--就有机会达到《论语》所谓‘恕’的境界，中国和世界的遭遇就可能既是单向的撒播，又是双向的对话。”如何在短兵相接的语境重新发现并构成对话的玄机？发起者与聆听者都无法缺席。虽然这个世界的秩序很难通过纸上谈兵被搅动，但并不妨碍媒介生意的越发兴隆。对人的理解和对历史的理解生成对话之中的真理，它引领我们与对手达成伙伴一样的相依为命。先对话，而不是先冲动。

在内化中对话，是一种幸运。主观作用于客观，客观反作用于主观，得以构建一个完整的交流系统。就像雕刻家从未雕刻出完全符合想象的雕像，这个世界的强硬就在于和谁的意志都不配合。对话，是激荡岁月一个舒缓的出口，享受从我到他的传播，也接受从他到我的说服。他人的世界犹如他方的景色，总有一块新大陆在交流的入口处闪耀光泽，与他人、与外界达成深度的和解，这是一种让内心愉悦的科学逻辑。《从海豚到迷幻药》有句话说得很酷：你的本质，我的本质，人人的本质都连接在一起。在任何时候，在整个银河系中，始终存在着直接的完全的交流。而良好的交流，自如的交流，内心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始终具有治疗的价值。走低的是喧哗，走高的是内化，在与人的拥抱中顺从神祇，从容驶入愈加开阔的生命航程。

我们都是世界眼中的一瞥风景，而自己，也从别人的风景里审视世界。生长于海边的我总是希望能够看透水深之处的真相。少年时，看海，惊诧于表面的喧哗与翻滚；至中年，潜海，却震撼于琢磨不透的厚重与诡异；一个为所欲为的魔力时代又扑面而来，与3D打印巨头米歇尔对话，打印出童年的巧克力棒和老唱片是他的梦想。而我只想问对面的这位创意高手：大海，我心中的那片海，又该如何打印出来？这绝非一个顽童似的恶意调侃，而是试图开掘未来的美妙冲动。

在路上，展开越来越自我的旅程，持重的肉体卷裹冲动的心，在每一个关节点上寻求动态的平衡。

一切都在路上，大数据、资本、工业革命、市场、制度，它们彼此莫名交集，扯开的是一场又一场的颠覆与被颠覆。

未来，正以亘古不变的时空法则，挟裹着人类上路。而人类，这时空之路上的过客，选择对话，是为了彼此印证，飞鸿已去，唯有生命之痕，永存。

时代和我一起“长大”

南中国，总是以出其不意的动作，发出别具意味的信息。

2012年年末，深圳，莲花山笼罩在冬日的暖阳中，我与三位老人坐在了一起，他们身着便服，一副泯然于众人的做派，但其身份与履历显然不那么平常：原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原中共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和原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深圳、珠海、广州是他们的城市，而我的城市，是厦门。四个南中国的城市有一个共同的称号--经济特区。此时此刻，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位沉默的老人，他就是“经济特区”的缔造者，矗立在莲花山顶的邓小平雕像。

20年间，三位老人先后两次陪同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在我的追问下，“改革开放、特区命运、焦虑的领导者”，许多与之相关的、密存于官方档案中的“真相”被他们一一破解。“您怎么知道邓小平会来深圳？”“1992年元旦的凌晨5点，中共中央办公厅给中共广东省委发了一个绝密电报，这个绝密电报只有一行半字：‘小平同志要在南方休息，请你们做好接待安全工作。’”见多识广的陈开枝忽然没有了淡定。

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将邓小平称作“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和陈开枝一样，梁广大、李灏等官员也急切盼望这位老人来解决一个困扰他们许久的问题：很多声音冒出来，反对搞开放，反对搞特区。搞，还是不搞？

弥漫于南方的焦虑氛围让邓小平根本无心休息，9点到达深圳，9点半就出了门，却越看越高兴。“回来我扶着他上车的时候，他又说了一句：‘那些人真放屁。’当时那种反对办特区、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太强烈了。”

高调亮相的邓小平以行动击破了暧昧的氛围。“我们心里非常的高兴。”在莲花山公园里，梁广大再次提到了邓小平当年说的话：谁不坚持改革开放，谁就没有好下场。“特区，搞还是不搞？”这个论调仿佛一种疾病，曾经在特区的成长史上反复发作，它考量的是最高领导者的远见和勇气。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曾有一部南下的专列从京城悄然启动，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南中国。于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就有了一番不一样的景观。这个景观有一个特殊的称谓--经济特区。“特区”之“特”注定了它会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孩子，当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它经历了从孕育到诞生的艰辛历程，在经济开放由南向北依次蔓延时，我也跟随自己的父母，乘坐绿皮火车，从西北开往南中国，从陆上到海上，一场迁徙式的旅行承载着真切生动的民生记忆。

我是个标准的闽南人，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这是一个三面环海、位于福建南部的小镇。作为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的大学生，父亲和母亲因为支援内陆，被分配到了西安的煤矿设计院工作。出生没多久，我就和两个姐姐一起，告别闽南的故乡，在三秦大地西安开始了童年生活。日后，曾经看到过一幅20世纪70年代西安的老照片，昔日的十三朝古都堪称“满目萧然”，勾起了我有关童年的回忆。那时的我常被工程师父亲、母亲带到工作地，他们称作“下现场”，在一个小孩子看来，所谓的“现场”就是空旷的野地、满眼的黄土和深不可测的煤矿巷道。秦地地高多风，风卷黄土，一阵风过去，我常常会被呛到，感觉眼睛里和耳朵中都塞满了黄土，回到家照下镜子，俨然一尊刚出土的秦俑。

安海别称“鸿江”，外出谋生的安海人都喜欢给子女取名“鸿”，以寄托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这也是父母给我取名为“伟鸿”的原因。虽然从小生活在西安，但父母却一直教我说闽南话。从三秦到鸿江纵然相隔数千公里，每年五口人都要一起回家。父亲、母亲工资不高，旅行的费用是个不小的数目，每次回家母亲都要拿出自己的金项链剪掉一段，拿去当铺典当，才能凑够回家的路费。从西安出发，先要坐火车到上海，那时候对上海的唯一记忆是可以买上几包大白兔奶糖，标有“上海冠生园”字样的点心，是当时亲人、朋友间最为体面的馈赠礼物。然后一家人转车到鹰潭，再转鹰厦线才能到达安海，一路下来至少要走一个星期。

似乎几天前还被朔风与黄土包围，一下车，扑面而来的又是一阵风，只不过是来自海洋的风，与西北中国强烈的土腥味不同，它带来的是一种浓烈的海腥味，是夹杂着海蛎子味、大黄鱼味、青蟹味的故乡气息，它既熟悉，又陌生！虽然是土生于南，却土长于北，在故乡的老人们看来，我近似于他们口中的“北猴”，这是闽南人对北方人的特有称呼。闽南人家的饭桌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的螃蟹，我是回到了奶奶家以后才第一次尝到。热气腾腾的清蒸螃蟹端上桌，奶奶把第一个就放到了我碗里，我这个“北猴”看到这样一个怪物，实在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奶奶就在旁边教我，壳要怎么剥开，蟹腿里面的肉要怎么嘬出来。小孩子吃饭哪有那么多耐性，随便嚼几口、弄几下就觉得已经吃完了。奶奶坐在旁边就叹气，哎呀，这怎么算吃干净！多年过后，这个细节还会被我时时想起，这也许就是一个离乡人特有的乡愁！

伪“北猴”的乡愁终结于1983年。这一年，从福建走出去念大学的父亲、母亲，离家十数载之后，终于作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引进人才返回了故乡，我也进入了父亲曾经的母校--厦门一中读书。从此告别一年一度的漫长迁徙，“故乡”和“家”终于真正重叠在一起。初始定居厦门，觉得这里并没有父亲描摹的那么光鲜。当时厦门的经济特区建设刚刚开始起步，古老而细小的街巷遍布整个城市。我们一家人住在石坊横巷一套亲戚的平房里，在滴滴答答的雨水声音中度过了第一个漫长的雨季。每天上下学，我要穿过家门口混乱拥挤的菜市场，拐过七八条街巷，才有公交车可以坐。但是，特区的“特”就在于超越常规的急剧变化。1984年，邓小平视察厦门，并专门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原来2.5平方公里的湖里经济特区一下子扩大到全岛，他的这句题词几乎天天出现在厦门的媒体上，成为了厦门人最熟悉和亲切的一句话。作为高中生的我，也曾经在这个热潮当中跃跃欲试，和“特区”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前身，是厦门投资贸易洽谈会，每年的9月8日在厦门召开，因此也被叫作“98贸洽会”。有一天我们的老师在班上宣布，“98贸洽会”需要一些英语班的学生去当志愿者，欢迎大家积极报名。冲着“志愿者”这个新鲜的概念，我赶紧报了名。贸洽会的展馆设在富山国际展览城，现在算是市区中心，可在当时的厦门，这种过了火车站还要走很远才到的地方，算是郊区中的郊区。无论我之前有过怎样的想象，走进富山国际展览城那一刻还是被震撼了！我突然间发现，世界好像就在眼前。那是我第一次集中看到来自各个国家财经领域的大牌企业，日本的索尼、松下、佳能，美国的卡特彼勒等都设立着展位。在那样的年代，任何人一进去恐怕都会被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阵势击败，眼睛被各种飘舞的彩旗和精美的宣传所吸引，我心想，他们聚在这样一个地方，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我们志愿者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派发宣传品，当时这可是一个紧俏的活儿，那些印着商家Logo的纸袋和背囊，甚至印刷精美的产品宣彩页，只要一拿出，瞬间就会被参观者争抢一空。走出物资匮乏的年代的人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对彩色的生活充满了向往。相对于这样的“被追捧”，让我们这群小志愿者更骄傲的是，平时课堂上学习的英文也派上了用场，当现场参观者与展位的外国机构进行交流的时候，我就充当临时翻译。“国际化”（International），这个躺在书本里的有些遥远的潮词，自己终于和它撞了一下腰！即便志愿者每天的“工资”就是中午的一顿盒饭，但捧着那个洁白的饭盒，也感觉相当满足和自豪：和每天回家吃饭的其他同学相比，我已经见过了不少“世面”，也享受着内陆青少年所没有的“特区特权”。

特区是新锐的，也是温暖的，父母的工资单中多了一项“特区补贴”，久违的满足感也显示在他们的表情中。仿佛是一块被重新唤醒的土地，厦门不再那么沉静，一排排崛起的厂房，一个个透着洋范儿的企业名字，出现在我看世界的视野中，成为我青春记忆的鲜明背景。这是一个有更好的生活可能的地方，因为这里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充满各种未知的可能。

又一种可能发生了，同样是从南中国到北中国之间的迁徙，只不过这次的起点是厦门，目的地北京既是古都，又是首都。随父母从内陆到定居厦门17年之后，因为在央视工作的缘故，我又开始了从南向北的穿梭。因为有了飞机，旅程不再漫长，却总会有故事发生。2005年的一天，我乘厦航从厦门返回北京，在同一个机舱遇到了时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长的于伟国，本不想前去打扰，但他还是认出了我，两个人聊得最多的是特区，是厦门。没承想，7年后的2012年，我们有了一次真正的对话，此时的厦门特区已经走过近30年的开放历程，于伟国在厦门市委书记的职位上也已历经3年光阴。

虽然已经不在厦门生活，但这里还是父母的家，厦门之于我，永远是仅次于安海的第二故乡。为了做好这期节目，我特意提早几日赶回了厦门，只为再一次亲近这个伟大的特区。厦门之变化，是所有厦门人有目共睹的，数座跨海大桥的建成，将厦门岛变成了厦门市，“变大”是最为显著的感觉。“岛内外一体化”这个词不仅执政者于伟国在谈，连鼓浪屿上的诗人舒婷也在谈：“前不久，厦门实行岛内外一体化，都算经济特区，特殊的地方法规惠及的范围加大好几倍。现在的大厦门，人口大概有200万，其中一半是新移民。无论是洋博士还是打工仔，他们都在为厦门做巨大贡献，融入本地社会，甚至悄悄影响着厦门和厦门人。”外面的世界愈加精彩，大厦门风生水起，诗人却分明将自己与所有的影响隔离，心甘情愿地生活于鼓浪屿上那所老房子里，甚至不允许别人说厦门半个“不”字，偏爱一座岛屿和一座城市到近乎偏执，舒婷自嘲为“厦门沙文主义”大发作。诗人的腔调，在我看来是任性而唯美的，因为类似于“岛内是欧洲，岛外是非洲”的说法自学生时代就响在我耳边，优美的环境加上优裕的生活让厦门岛内人慢慢养成一种难以撼动的“安逸”态度，如今这样的安逸却似乎成为了大厦门发展的阻力。

对话尚未开启，就吸引了厦门内外诸多媒体的关注，外界将我称为“咱家人”，将于伟国称为“当家人”，并希望两个名字中都有“伟”字的男人碰撞出一期“伟大”的《对话》。“伟”不好说，“大”倒是很贴切。和于伟国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他，他们眼中的于书记特别喜欢说“大”这个字，做事要有大的气度，视野要有大的格局。再次见到于伟国，他并没有急于说到“大”，反而透露了一种“很大”的忧虑：“我们的干部一出差，千方百计都要连夜赶回厦门，理由是在外地实在不习惯，看来看去还是厦门好。每次听到他们这样讲，我很不高兴。这表面上是在赞美厦门，实际上是一种狭窄的小岛思维。可怕的是，这样的思维在岛内企业上也表现出来，他们不愿意走出岛外发展。”

于伟国的忧心忡忡反映了执政者的深谋远虑。进入21世纪之后，特区的政策与普区基本拉平，特区已经逐渐丧失“特权”。厦门岛经过30年的发展，人口密度已经超过香港，林立的企业厂房已经让小岛不堪重负，但许多外资企业又面临新拓展，又都在向他申请建设用地。“伟鸿，你认为我能将这种情绪真实地带到节目现场吗？”一个执政者的真心，远胜一档节目的意义，在策划会上，于书记与我这两个新旧厦门人一致选择了“走出小岛思维”作为节目的讨论主题。或许是由于都经历过岛外思维的碰撞，因此在思索城市发展路线的时候，我们的目光都会习惯性地向厦门岛之外望去。于伟国把现在的厦门发展路径比喻为“由拳头变为手掌”，意思是说经济特区由以前的厦门岛，辐射到了岛外4个新区的范围。城市的面积扩大了，可这是否意味着城市真正地成长了起来？“变大的方式有很多，有人会非常高调地说，我要把它做大，这也是个变大。那么于书记，您渴望的变大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我的真心之问。“对于城市的发展，我更愿意用‘长大’这个词，就像小孩长大成人一样。按照城市发展的规律，城市一步一步地长大。”这是于伟国的回答，没有修饰，又不乏激情。在心里，我为这个执政厦门的山东男人打了高分，也许是因为他本人也来自一个半岛地带--胶东半岛，所以才会真正懂得厦门。“长大”是一座城市发展的规律，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处置大与小的关系，是不是我们一直都渴望“大”，于是就可以将所有的“小”都抛掉，是不是我们要发展、要奋斗，就一定要拒绝诗人一样美好的小“安”心境？我身边越来越多的厦门朋友开始谈论“岛内岛外一体化”的概念，一些朋友也开始将家安在岛外，每天在跨海大桥上穿梭，周边生活设施和配套建设的问题，常常被他们提起。厦门是一个注重生活细节的地方，这种细腻和讲究隐匿于厦门人每日开张的功夫茶，以及那一手可以握住的小茶盅里。城市“长大”之后，如何兼顾细节，做到大小均衡？这不仅是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所关注的，也是像我这般父母在这里生活，自己今后也打算回来养老的离家游子所关心的。宽阔的街道和林立的高楼在我眼里并不能代表厦门，走在新建的步行街和商业区，我很难分辨出这里和其他城市的区别。但只要钻到厦门的小街古巷里，看到依然还在开门营业的老字号店铺，来上一碗柔糯脆嫩的土笋冻，真真是“酸醋芥末芫荽香，鸡鸭鱼肉我都不稀罕”，或者跟着爸爸妈妈再去当年小巷的老菜场，小贩们挑着满满当当的担子，一边放着青菜，另一边盛着刚从礁石上抠下来的海蛎，他们手脚麻利地剥开海蛎壳，海腥的鲜香味立刻混着一种叫作生活的东西扑面而来。高楼林立的繁华背后，也许只有这种经久不散的小而浓的味道才能成为牵引灵魂回归的气息。城市虽然在变大，但是包裹在大骨架之外的那些有温度的血肉，才是真正让人留恋之处，这也正是老厦门的独特魅力所在。

2006年，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做客我的节目，刚刚在演播室落座，忽然一只不识趣的苍蝇盯上了这位如日中天的学者，易教授很生气，大呼：堂堂的中央电视台演播室怎么会有苍蝇！只这一呼，我就认定了这位高人绝不是厦门人，虽然他在厦门生活了20余年。在我看来，厦门人可以用一个“温”来形容。他和别人接触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是有温度的，但这个温度又是被控制的温度，不像北方人那么豪爽，一下子就达到了沸点，而是一种渐进式的慢热。易中天先生曾经撰文《解读厦门》，也说厦门人的性格实在是难以概括，我想就是这种“不紧不慢”的温，让他感到厦门人的城市人格和文化性格都不是那么鲜明。厦门人的话不多，一起吃饭的时候不像在北京，天南海北的段子一个接一个，但是他会花时间听你说话，真的来和你交朋友。他不似易中天先生一样，有着湘人的辣道，而是用内里的一种温和，融到功夫茶徐缓流下的茶汤里，圆融而包涵。他不躁进，有时候还让你觉得有些温吞，但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在这片各方潮流竞相交汇的海域上，不被外界扰乱的淡定心态，或许才能伴随着厦门这座城市，以及与这座城市共同长大的我自己，在经历了青年时期的拔节生长之后，跨越到饱满深厚的中年岁月。“夹喜兜漏（这是哪里）？”这是我--一个离家12年的厦门人回家之后，用乡音向观众、更是向我自己提出的问题。

与于伟国书记的对话现场设在厦门的虎头山上，我的身后就是大海，偶尔有轮船缓缓驶过，轮船更远处，则是我年少时曾经爬过无数次的鼓浪屿日光岩。家乡的三角梅也搬了过来，另一边放着白色三角钢琴，天风海涛里，《鼓浪屿之波》的琴声缓缓流淌。这幕“最厦门”的场景让我在一瞬间感到恍惚，仿佛时空穿越，回到了那些在这里长大的日子。古老的鹭岛、30岁的特区、40岁的我，城市与人，在各种细密的空间里，交错集合。

一个正在长大的城市，一个继续开放的美丽特区，走出小岛思维，做好“大”和“小”、“不安”与“安”的辩证文章，用“大”海一样的胸怀去呵护那份美好的“小”，用一颗不安分的进取之心去捍卫那份古老的“安逸”。

一座小岛的悬疑志

1983年，厦门的雨季刚刚过去，父母的单位就为我们全家解决了住房。一家人离开了漏雨的小屋，从拥挤狭窄的小街巷，搬到了水清沙白的鼓浪屿。大海，开始以温暖开阔的姿态走进我的生活。父母的单位是厦门工业设计院，办公地点就设在鼓浪屿上的原英国领事馆，而我们家就居住在领事馆的后院。身为高级工程师的爸爸和妈妈分别在一楼和二楼上班，只要我有事，就可以随时顺着馆内的原木楼梯跑上跑下去找他们，馆内地面铺设的是很有闽南特色的红色地砖，越用水洗，越发温润，岁月打磨，让它在沉淀的红色中静静散发着典雅，虽然是硬质，却无丝毫的锐气。木质的楼梯也是这样，灵秀而厚重，精致又拙朴，双脚踏上去，发出的是一种近似古典音乐的声响。最为好奇的是，一座堪称巨大的铁皮保险柜就安放在我的家里，它是原来英国领事馆遗留下来的，属于文物，表面已经有一些斑驳，从住进来开始就从来没有人动过它，似乎挪动一下，里面的秘密就会抖搂出来。这座历史感强烈的建筑并没有让我陷入对于过往的追溯，相反，它成为一个特区少年体味生活、观察世界的制高点。

作为最早在厦门修筑领事馆的国家之一，英领馆占据了轮渡码头上地势最高的位置。站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鹭江的海面。每天，只要我愿意，走出温馨的两居室的家，穿过凤凰木的树丛边缘，就能看到辽阔的海面，天风海涛，豁然开朗，仿佛一个隐秘的私家花园。“当他闲适地躺在沙滩上，而不是在办公室里工作时，他的灵魂才会喊道：‘人生真美丽啊！’”，那时的我常常从父亲的书架上漫无目的地寻书来读，林语堂先生《人生的盛宴》中的这段话于我心有戚戚焉，典型老男人式的油而滑的感慨让一个正为分数发愁的读书郎情何以堪！但是，生活在鼓浪屿的读书郎显然要比同学幸福得多。每每起了大雾，或是来了台风，轮渡无法通行，我就有了最正当的不去上学的理由。我可以随便在鼓浪屿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以看书的姿态尽情地发呆。若无心读书，也不想思考，就围绕小岛走路，即使走路也不会无聊，一定会有钢琴声作为你的背景声。最记得，在漫无目的的游逛中，我竟然在一个小巷中有了此生最大的“艳遇”：我“发现”了林语堂先生曾经住过的“廖墅”！这栋两层高的私家别墅虽然显露出了没落的景象，但依然掩饰不住当年的雍容气度。1919年1月，就是在这所大宅里，廖家二小姐廖翠凤嫁给了牧师的儿子林语堂，未过多久，林语堂就带着新婚的妻子远走高飞，到美国哈佛大学求学去了。

闲适是岁月馈赠给鼓浪屿的礼物，富裕也分明是闲适的前提。19世纪后半期，当一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无力维护一座岛屿的宁静，外来势力和本地商人却使它成为了“地球上最富庶的三个地区之一”。20世纪20年代，全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乐观，在令人陶醉的20年代，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鼓浪屿更加喧嚣、热闹。距厦门本岛仅0.25英里，鼓浪屿是香港的微型翻版。作为国际商业、文化交流的温床，这个小岛曾经拥有14个国家的领事馆，还有众多全球主要贸易机构的办事处，以及数百座由厦门本地新贵兴建的雅致公

[1]馆。

追求财富和讲究腔调在故乡人身上实现了和谐的融合。当厦门的富人们在鼓浪屿上兴建自家的公馆时，我的太公的造园计划也在谋划中。晋江颜氏是泉郡望族，先祖为孔子门生七十二贤人之首颜回，其后代开枝散叶，居于海内外多处，太公一族在安海繁衍生息。我的太公很早就在厦门生活、经商，他平日喜欢与朋友游览鼓浪屿私家花园，鼓浪屿随地势高低起伏建造的中西结合的楼宇、庭院、园林营造风格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情趣和建屋造园理念。20世纪20年代末，太公便在祖上购于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宅基地上，建造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策园”。策园坐落于安海成功西路234号，由一座中西风格的两层红砖楼和地势由西向东迭次有致下降的花园组成，占地面积千余平方米，其中红砖楼占地100多平方米，余下皆是花园、庭院。居家有花园在安海这个历史古镇虽不罕见，但策园一亩多地的园林规模在安海却是不多的。

太公是一个颇有品位的人，亦爱风雅，他在园中扁柏树下竹径之旁雕塑“策园”壁塑。壁塑上书“策园”两字颜楷，中间为团形篆书“福”字，两旁是对联，下联为“园居勤习静依然陋巷心斋”，联文深情缅怀其先祖颜回居陋巷之俭朴静心，而今有园可居应不忘祖上好学勤奋之德行。

岁月沧桑，90多年过去了，策园往日的规模和园中的景致已今非昔比，但每次折返故乡，这里永远是我追怀先人、颐养性情的乐园。如今100多岁的龙眼树还在结着硕果，它们和含笑、桂花、蜡梅、梅花、翠竹、鱼池、古井依然在静静地陪伴老屋和策园的后人。

福建人被誉为“中国最富冒险精神的人”，堪称中国的新英格兰人。他们驾驶船只远航，足迹遍布中国沿海各地，远至马尼拉、文莱、[2]新加坡和爪哇，有时候甚至到印度探险。按照当时落后的交通情况来计算距离的话，厦门对于安海而言已经是另外一个花花世界了，但向往外界、四方开拓的商业精神激励着爷爷早早就离开家乡安海，从中学起就到厦门读书。毕业回到家乡后，爷爷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小时候走进爷爷所在的渔业公司，带着海腥味的算盘珠子在爷爷的手中上下翻滚的景象，成为了我童年时期关于商业最早的记忆。母亲的家族中，太公早早就到厦门创业，外公也是自幼就到厦门同文书院念书，这所书院是同文中学的前身，创办于1898年，是厦门较早的以教授国文和英文著称的学校。1947年，外公留在厦门友联信局担任经理，处理菲律宾的侨批业务。所谓“侨批”，是指早年在海外发展的华侨通过海内外的民间机构汇寄到国内的一种融家书与汇款一体的特殊邮件。安海一带对外经商的历史悠久，外公和爷爷都处理过侨批业务。侨批上有儿子问候年迈双亲的；有父亲要求赎回被卖女儿的；也有父母盼儿早日回归的……一封封侨批，其实记录的是一个个家族的发展史，亦是福建人开拓进取的商业精神的历史见证。

出走海外的故乡人带回来的不仅有大把的金钱，有古典雅致的私家园林，还有外来的商业品牌。安海镇所属的晋江市如今已成为中国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县级市之一，拥有40家境内外上市公司，位列全国县级第一，“晋江模式”也和“苏南模式”一样，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四大经济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晋江的常住人口是300万，其中海外侨胞、侨眷就占到了200万。海外的人把耐克的旅游鞋引入进来，家庭作坊式的制鞋厂从此慢慢增加。或许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代工厂开始放在晋江，才刺激了晋江人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之后的安踏、361度、乔丹、贵人鸟、七匹狼、劲霸、利郎等制鞋和服装产品，都是那时在晋江催生的本土品牌，如今在亚洲和世界都声名赫赫。在安海，更是诞生了中国内地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外合资的民营企业--恒安国际。记得小时候从西安到安海探亲，与那座安静的内陆城市不同的是，这里似乎人人都在经商，从模具生产到玩具制造，产业中心的形成时间在全国都是最早的。连家里帮忙的阿姨每个星期都会去工厂里拿一些牙刷的半成品回来加工，把牙刷毛和刷柄固定起来，然后到工厂交回成品，计件领取工资。这些经济行为在北方都是不曾见过的。敢于冒险，不吝吃苦，一群“疯狂的老板”使得晋江成为“一座可怕的城市”，到了晋江，果真是不穿名牌都很难啊！

老板们无论来自厦门，还是晋江、安海，正是他们组成了闽南商人圈，在亚洲贸易圈层，曾有学者称其为“亚洲的犹太人”。对于比肩犹太人这个背井离乡的民族，许多闽南商人并不感到被冒犯，而是感到自豪，因为犹太移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勤劳和对教育的高度重视而生存下来。和犹太人一样，安海人似乎也喜欢漂泊。凭借着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安海港在明朝时期泉州港发展衰落之后，依然保持着频繁的商贾往来。明朝的安海又称“安平”，安平商人的足迹遍布海洋四方。东南海域著名的大海商郑芝龙曾经在安海港内聚集了上千艘海船，进行海上商贸往来。明朝隆庆年间，菲律宾的吕宋岛开通了海上贸易，招募华人到当地经商，一开始问津者寥寥，安平商人李寓西、陈斗岩率先远渡吕宋岛，结果收益丰厚。于是安海乡亲纷纷效仿，在[3]明朝就出现了十户九商的情景。商业的启蒙和自然地域有多大的关联，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会发迹于英伦半岛？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有过论述：“英国的地理位置使北欧最强大民族中最强大的成员移来居住；自然淘汰过程使那些最勇敢而依靠自己的人相继移入英国。而英国的气候比北半球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宜于保持精力。它没有崇山峻岭的阻隔，它的任何一个角落离可通航的水道都不超过20英里，所以，英国各地都可以自由往来，完全没有自然障碍；再加上在英国，长子继承制使贵族之家长以外的诸子倾向于自谋生计，并且不同阶级的融合使得英国的政治很有条理，同时也使企业冒险具有贵族那种勇敢而传奇式的抱负的性质，因此英国人天生适合发展现代工商业。”“商性”不就是这样形成的吗？

也许并非天生喜欢漂泊，只是生存的自然环境，迫使故乡人更自觉地走向海外逐富的开放之路，他们的商性也许更多来自“天赋”。古老的财商隐藏于故乡的私家花园中，也彰显在帮忙阿姨手中正加工的牙刷里。由开放的海洋文化所塑造的商业DNA，就这样自如地融进了安海人的血液中。

和安海典型的“草根”商人不同的是，爷爷和外公都是经过校园知识的学习，之后才在这个天赋财商的地域拥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而我的第一次出门挣钱，甚至早于爷爷和外公，大学还未毕业，就开始了“奋斗”。

我最早发现的“商机”，是在家住鼓浪屿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厦门旅游业逐渐升温，清静的小岛上涌进来一波又一波的外来人，他们在我的家门口指指点点，这种感觉很怪异。好玩的是，还有一个口若悬河的人带领着他们指指点点，原来这就是“导游”。回想自己的鼓浪屿岁月，已经在无形当中担任了多次这样的“导游”，每当有岛外或者厦门以外的亲人来到鼓浪屿，我都是一位热情的义务小导游。鼓浪屿是位美丽的魅力女性，在老鼓浪屿人看来，她因为极度的美丽而容易引人迷失，诗人舒婷作为资深的岛民，也曾经多次在兜兜转转的巷道中迷路。而我，似乎很少发生这样的美丽乌龙，每次都会将亲人们从最高的日光岩安全地带回最老的原英国领事馆。也许是和“导游”真有些缘分，离开厦门考入福建师范大学后，从大一开始，我就在亲戚的介绍下，加盟中国青年旅行社驻厦门分社，利用假期的时间担任兼职导游。刚刚上岗是跟师傅一起带团，过了一个学期，我就开始独立带团。那个时候，台湾客人逐渐增多，我带着台湾同胞们经常跑的线路是华北线和华东线，但有一次真就发生了“乌龙”。大学二年级寒假，我以领队的身份，带领一个台湾团从厦门起程到北京，再从北京到杭州。那是我第一次独立北上，冷得套了三件毛衣还直哆嗦。领队的责任是在整个行程中全程跟团，和每一站的地陪取得联系，做好衔接工作。我怎么也没想到，真正让我哆嗦的时刻出现在了最后一站--杭州。当天我们入住的是杭州的一家五星级大饭店，我的房间和客人的房间分属不同的两栋楼。第二天按计划是早晨七点出发，要从杭州坐车到上海，然后送旅行团从虹桥机场出境。那个年代可没有手机能定闹钟，所有叫早电话都是让酒店的总机打过来。安排完团队所有的事，我踏踏实实地睡去了。美梦是被从窗口透进的那一缕阳光刺破的。我揉揉眼睛，猛然发现已经九点钟了！我噌的一下坐了起来！看到团友们“人间蒸发”，我当时就傻了，来不及去理论为什么我的叫早电话未响，我迅速地塞完行李，叫酒店送我到公共汽车站，搭上最快能赶往上海虹桥机场的车。由于对杭州到上海的线路不熟，每到达一站，我就急切而且反复地询问司机和售票员同一个问题：这是距离虹桥机场最近的站吗？就在司机和售票员人品大爆发之前，我终于听到他们说：“你可以下车了！”下车了，哪里有虹桥机场的影子啊？忽然，面前驶来一辆救赎我的三轮车，三只轮子几乎以飞起来的速度一路冲向机场。到那里一看，我带的旅行团成员都开始办理登机手续了！还好，没耽误他们的行程。台湾的团友们看到从天而降的我，喜出望外。那位最爱开玩笑的阿姨见到我，还热情地咨询了最后一个问题：下次来上海，从这个机场到最近的公交站，如何走？上帝！一个来自鼓浪屿的好孩子，终于在“诡异”的上海，而不是海上迷失！

类似的有惊无险的经历考验着我初次与社会打交道的能力，不仅让我有机会游历了许多城市，更有意义的是，因为接待的多是海外团和台湾团，这样一群特殊的游客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另外一个世界的信息，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吸引力。当然，最直接的收获，是通过自己的劳动，第一次拥有了小小的财务自由：大一的时候第一次跟着师傅带团，一天下来师傅就给了我200元港币的薪水。当时200元港币比国内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还高，这么一笔“巨款”虽然一年只能有几次挣，却早已让不满20岁的我备感满足。

几乎和我离开厦门去福州读大学的同时，父母的单位搬离了鼓浪屿，我的家移居到了厦门大学附近。装满了我成长记忆的原英国领事馆--自己曾经的家，有段时间忽然变成了一座钱币博物馆，那一刻，我有种穿越的惊悚。在我看来，仿佛是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贵族小姐脱下优雅的丝质长袍，猛然换上了20世纪廉价的尼龙超短裙。

当游客们在那栋古老的别墅中穿行，我忽然想起了那个曾经隐匿在我家多年的老式保险柜。当我专程去寻它，早已没了踪影。我的英国领事馆，我的铁皮保险柜，在它安静而隐忍的表面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押宝人文，还是豪赌资本？这是一部潜伏于我心中的，关于一座小岛的悬疑志。

[1] 潘维廉著：《商业老厦门——现代中国商业与工商管理教育的摇篮》，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

[2] 潘维廉著：《商业老厦门——现代中国商业与工商管理教育的摇篮》，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

[3] 陈咏民著：《古韵安海》，方志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非典型性财经男

财经生活显然是一种被格式化的生活。

西装革履，双手抱臂，露出带陀飞轮的手表和微微泛光的精致袖扣。双眸凶气逼人，时刻重装上阵。身边出没的财经大牛们，其平面造型总是和他们的职业一样乏味。

第一次在《福布斯》亚洲版看到马云的封面照片还是2000年。好意外，没有经典的双手抱臂也就罢了，居然还穿着蓝色格子衫和卡其布裤子！封面标题上，大大的三个英文单词“Fighting for Eyeballs”（为眼球而战！）醒目夺人。那一刻，这个双拳紧握、摆出战斗姿势的非典型性财经男，令见过许多典型财经造型的我，眼前一亮。“今天有这样一个事实，我希望告诉大家，目前全球最大的B2B电子商务网站，也就是企业对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网站就建在我们中国。而它的领导者呢，就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虽然他并没有什么名牌大学的教育背景，甚至高考也考过三次，可是今天的他却屡屡出现在世界一流学府的殿堂。他就是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云先生！”第一次正式见面，是在我的节目中，我的开场白尚未结束，马云就很具“正式感”地出现了，说实话，刚刚“夺去我眼球”的“马大帅”又让我跌了一下眼镜--他穿着一件极不合体的黑色西服！好看还是难看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场他的女性拥趸为之疯狂，直接将一个“邪”字赠予了身着黑色大西服的马云，将其赞誉为“伟大的巫师”，这也太拽了！被装在盛大“巫袍”中的这位小个子，于节目现场喷薄出惊人的能量，狂人狂语，淹没了周围的众生和世界。“你应该去找个服装造型师。”节目结束后，我们一起聊天，我向他推荐了一位服装设计师朋友。他默默地接过了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谢谢伟鸿！”马云收起纸条，彼此打量，相视而笑，默契尽在不言中。

今天的马云已然成为“教主”，但不变的是他顽童般的气质。如今，他的装束和他的五官一样特别，锐意十足的年轻派成为了他的新名片，而且颇有坚持到底的意思--即使是出席最正式的颁奖晚会，一派深色系的财经要人里，他也泰然自若地鲜艳着，冬穿毛衣夏套T恤，红绿黄三种颜色，以不变应万变。

我的设计师朋友告诉我，马云真的找他咨询过，但我从没问过马云为何会舍弃西服？就好像从来不曾有人问过，一直西装革履的我，是否也有过休闲版本？在各种财经范儿的男人中，从马大侠主打的“随意、年轻、潇洒、自我”之中，我分明看到了那个曾经的“自己”。同为师范大学修成，又曾经同为英文教师，也许，我和马云有诸多共同的无法舍弃的情结--师大生的范儿＆英文教师的范儿！

杭州师范学院，是马云的母校。福建师范大学，则让我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的跨越。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福建师大，正在为国家刚刚确立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培养大批人才，在中小学教育领域的世袭地位坚不可摧。与此同时，这所百年老校厚积薄发的人文滋养，也让我如同一块被扔进大海的海绵，呼吸之间，冒出多元的气泡。

与厦门的洋派作风不同，自唐宋以来就屡出状元、进士的福州，以典雅沉蕴的文化气息，熏染着我的大学时光。始建于1907年的福建师范大学，前身是由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先生所创办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遥想当年，陈老校长21岁进士登科，离开福州老家进入北京翰林院，官至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少年得志。中法战争之后，因举荐有误，官职骤降五级，回乡赋闲25载。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秉承“非发展实业和教育不能救国”的理念，陈老先生组织修建了福建省第一条铁路--漳厦铁路，之后又创办了福建省历史上第一所高等院校--优级师范学堂。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与留学生，被派往福建各地以及南洋各国的闽籍中文学校任教，对振兴闽南中小学教育意义深远。陈宝琛的妻子王眉寿也创办了福建女子职业学堂，首次在全省招收女性学生。之后学校扩建，改称福建女子师范学校，著名作家冰心早年曾就读于此。东南一隅教育欣荣之盛况，传至京城。1909年，陈宝琛再度奉召入京，翌年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1]末代皇帝宣统授读。

1988年，意大利导演贝鲁奇的中国史诗电影《末代皇帝》荣获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当时正在福建师大念英语专业的我，每次在存有数万册陈宝琛私家藏书的学校图书馆里借读英文原著，都会有一种古今穿越、中外交杂的“灵异”之感。倘若时光倒流80年，图书馆的藏书，是不是还陈放在小皇帝的书桌上；陈老校长教授溥仪四书五经的时候，十几岁的皇帝是否也刚刚和苏格兰太傅庄士敦学完英文；末代皇帝的书架，会不会也和现在的图书馆一样，既排列着陈太傅的私藏典籍，也堆放起苏格兰老夫子推荐的欧洲宪政史？

年轻人毕竟还是没有太多耐心沉浸在故纸堆里，现实世界的一举一动，更容易吸引我和同学们的视线。作为1984年国务院首批开放的沿海14个港口城市之一，福州的市场化程度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着，当同学们流连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寻根热潮，与萨特、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大家实现灵魂拥抱的时候，我却在校图书馆的“内部读物”中发现了哈耶克的一本小书，书名我已经遗忘，但他关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鼓与呼，让我对彼时的中国沿海经济走势有了稚嫩而独立的思考；后来，我曾经又在故纸堆里与凯恩斯相遇。在与同学们争论着改革中的中国到底需要哪一种理论支撑时，我不会想到，两位大师的观点之争将从此伴随着我，也伴随着整个国家的发展，跌宕起伏，在实践中一次次被证实又被推翻，与身处于这个时代中的人一样，被发展的洪流裹挟着一路向前，无法停歇。

得风气之先，使得一颗年轻的头脑有了主见，也提前将海岛的朦胧诗杂糅着对岸的文艺腔调一起温习，由此酝酿出的是一段更为自由、开放和浪漫的集体回忆，它也许只属于20世纪80年代师大外语系的学生们。师范院校一般都是女生居多，外语系女多男少的现象尤其明显。我们班21个人，只有7个是男生，由于男生太少，宿舍楼采取了男女混居，共住19号楼，男生住一楼和二楼的一半，一扇门进出，无形之中，就多了许多与女生相遇的机会，于是，惹得其他院系的男生们好生羡慕。更为美妙的是，朦胧的男女们还有大热的朦胧诗作陪：

雾打湿了我的双翼∕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岸啊 心爱的岸∕昨天刚刚和你告别∕今天你又在这里∕明天我们将在∕另一个纬度相遇

诗朗诵是那个年代男女同学间最优美的抒情方式。一首美好的朦胧诗从女孩儿口中缓缓念出，旁边的男生用肩上的小提琴拉出悠扬的旋律，这样的节目，成为每次院系学生晚会的压轴亮点。同样热爱诵读与音乐的我，貌似看不上男生与女生之间的甜腻，更乐于以更为自由与个人化的方式，投入到了“广播”的怀抱，不仅担任了校园广播站的主力播音员，同时经营着外语系的另外一大亮点--外语系之声（Voice of F. L. D）。

练就播音员基本的职业功夫--标准的普通话可谓煞费我心。身边没有师傅，就拜新华字典为师，每天查拼音，一字一句，努力去掉闽南腔。闽南人说普通话的一大死穴，就是卷舌音。小时候考汉字注音，毛主席的“主”，我要在“zu”和“zhu”之间来回纠结，铅笔字写了又擦，擦了再写，最后交卷，改成什么算什么，完全无厘头。大一的播音时光，字正腔圆成为主攻方向。每次轮到自己的节目播出，我都会早早地从食堂打了饭回来，坐在宿舍外的走廊上，边听边吃，这也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还好我这位班长没有因此被同学们指责为脱离集体的“自恋狂”。不过，这样的坚持使我等来了突如其来的成功--我脱口而出的每个字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准确的普通话。

对播音和主持越来越心醉的我，又把我们外语系一套音响设备充分利用了起来，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办起了“系电台”，我的角色绝对是采、编、播三合一。节目出台了，可是“电台”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外语系的学生每天都要听《美国之音》训练听力，于是众人一起拍板，就仿照这个全球著名电台“VOA”创造出我们自己电台的名字--外语系之声（Voice of F. L. D）。如果说校电台使我的播音实现了正统和规范，而在自己的“外语系之声”，我释放出了更多的自然和随意，以流行音乐作为工具，开始经营这块广播试验田。从卡伦·卡朋特乡村风格的《Yesterday Once More》，到约翰·列侬摇滚范儿的《Imagine》，外语系的音乐风格向来是“洋气无边界”。就连挑选中文歌曲的时候，我也秉承多元风格，除了让崔健回荡在北方大街小巷的《一无所有》南下至海边的校园，也不忘记让张雨生的《大海》带着他的哀愁，传到海的这一边。

一海之隔的台湾，当时正是流行音乐的黄金期。享受特区“特权”的我，每次从师大放假回厦门必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跑到厦门大学去淘卡带。许多进口卡带，还有走私没收的打孔磁带，都被厦门大学的学生买来翻录，再以七毛钱一盘的价格售出，外面还贴上用黑白复印机印刷出来的模糊封面。外语系广播里传出的张雨生、王杰、齐秦的歌曲，都是我淘卡带淘来的。原材料备齐，我便开展起自己的小试验，把从台湾广播节目里听来的各种编排模式，依葫芦画瓢地沿用到自己的音乐广播里。所有的叙述都顺着当期节目的主题，与音乐进行穿插。我不会专门介绍“下面请听某某歌曲”，而是让歌曲配合我的台词，说完一段话，就播放某个相关的音乐片段。每做完一期，心里就惦记：下一期应该谈论什么主题呢，最近有没有新的流行歌曲出来？拿着小收音机的手，随即调到蔡琴主持的《日正当中》，或是另外一档台湾广播《亚洲之声》。

从粉丝到试验员，我的角色与生活，随着收音机的调台，一并跳转。广播那头的世界，越来越引起我的好奇。就像每一个电台痴心粉丝一样，我按照广播里提供的地址，给《亚洲之声》的主持人吴瑞文寄去观众来信。不曾想到，居然在一个月之后收到了回信！负责任的节目制作人在信中感谢了我这位大陆听众的热心支持。秀气端正的繁体字，写在印有“Voice of Asia”（亚洲之声）台标的信纸上，瞬间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通向海外的窗。广播台里，齐秦《外面的世界》悠悠响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在广播中遇到更美好的新世界的我，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个新世界会将我带离一个正常的师大学生既定的轨道。

外面的世界，的确精彩。毕业那一年，刚刚步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的热浪翻滚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越来越多的体制内职工变成了个体户，“下海”成为最热门的话题。面临毕业的我，也开始犹豫到底是听从国家分配当老师，还是彻底打破铁饭碗，加入到下海大军？外语系日语专业的同学们，由于专业本身不在中学开课，因此毕业之后多数选择进入外资企业工作。他们的“下海”决定，让我回想起在厦门贸洽会第一次看到彩旗招展的“松下”、“佳能”、“索尼”等外资品牌，令人耳目一新，跃跃欲试。

外面的世界，却也无奈。教师是一条能看得到未来走向的路，我也知道应该如何去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如果选择外企之路，它背后的风浪和变化究竟是怎么样？虽然做过实习导游，但在这一条路上，充满着太多的未知。作为一个“鼓浪屿的好孩子”，大学里年年拿奖学金的班干部，“听话”是最熟悉的行为，也是最安全的选择。岁月是一趟一去不返的列车，从这里转弯，还是在下一站停靠，人生的关键选择往往都在快进站的几个瞬间做出。走上毕业工作的这条路，我最终选择在教师的站点下车。我的行囊里，是幼儿园就对老师产生的崇拜之情、中学时代站在讲台上领读英语的自豪之感，以及师大厚重多元、知明笃行的治学风范。教书育人，这份最初的梦想，实现起来，会有多难？

重返熟悉又陌生的母校厦门一中，我如履薄冰般地走上了从师之道。这所同样古老的名校是父亲的母校，也是我高中就读的学校。在这里，我成为了一名中学英语老师。经常穿着休闲格子衫和圆领毛衣的我，看上去和中学生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能算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师”。我的年纪小，如师友，亦如兄长。作为班主任，我常常在周末邀请学生来到家里，爸妈会做好可口的饭菜，看着我与一帮学生大快朵颐。下午，我会带着他们跑到海边去唱歌、做游戏，天空海阔，阳光和暖。我的作业量小，主张寓教于乐，英语课不必死背课文。我的脾气小，看重的是师生的情谊。学生考试成绩低于隔壁班，不会罚背单词、抄写课文，而是对他们说：“这件事完全在于你们自己，你们努力不努力，其实是你们的面子问题，也是我的面子问题，你们看着办。”凭着之前同吃同乐的“情分”，学生们也很给我“面子”，下次考试成绩马上提升。“小师”得到了学生的支持，也带给我一份肯定：教书育人，实现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难。

记得2004年第20个教师节即将来临时，我采访了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钟秉林教授，同样是教师出身的钟校长一再强调，师大的人文关怀底色，不能改变。“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需要有非常扎实、深厚的人文关怀。教师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教书匠，而应该是一个研究者，而这研究的对象，是人。”以人为本，这句通行于全世界的教育理念，同样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要了解人，就需要了解更多“教书匠”以外的学识。

也许是年轻使然，没有经验也没有条条框框。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学，一起玩，一起解读心中的秘密，一起分享成功的快乐。我带的第一个班是高中一年级，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领会课文内容，我会带领着他们将课文改成剧本，并将每一个人变成剧本中的角色，轮番上台表演，不知不觉中，所有的知识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脑海；为了调剂紧张的学习生活，我和同学们一起并肩去郊游，在湛蓝的天空和碧蓝的大海之间嬉戏和欢唱，共同拥有了一张被太阳化妆后的“红扑扑的面孔”；我会组织女生成立时装表演队，会教男生现代舞《New Life》。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们习得了更为鲜活和丰富的知识。执教一年后，学校计划开办全部使用国外教材的英语实验班，作为被选中的优秀青年教师，我不得不离开原来的班级。得知消息后班长带头跑到校长办公室去求情，却没有批准。依旧记得与同学们告别的那个下午，教室里静极了，从未有过的安静带着一种压抑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

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吃饭，忽然接到学校的电话，让我关注10月1日的《厦门日报》。带着好奇打开报纸，原来是同学们在报纸上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几乎占据了整幅版面，是一篇叫作“留住阳光，留住春天”的文章，作者署名“厦门一中高二年级（6）班”。标题上面的引言里写道：“陈老师不是报上宣传的先进，他只是一位比学生大六七岁的普通教师。但是，他理解学生，关心学生；学生欢迎这种朋友般的老师。”学生们在文章里回顾了我和他们一起度过的高一时光：军训、英语课表演剧本、海边郊游、参加文体比赛……结尾还写着：“我们由衷地感谢和真诚地祈盼：陈老师，有空再回到班上，好吗？”

38颗心灵的呼唤，传递出的真诚炙热强烈，已然湿润了我的心灵，那些与孩子们共度的时光瞬间填满了我的内心。作为老师，我曾经幻想过三年之后，他们毕业时，我如何舍得与他们分别？如若真的面临分别，自己又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当真正面对着迅速到来的分别，我的言语表达功力却消散殆尽。原来生命里真的会出现那样一个时刻，一切都安静下来，只有空气里的温暖爱意，缓缓流入遗憾的峡谷。

凭借着对广播的热爱，仍在校园教书的我，在厦门广播音乐台谋得一份兼职工作，平静的教书生涯展开了丰富的另一面。这是我第一份正儿八经的主持工作，因此激起了我从未有过的热情。我的兼职工作时间恰巧在中午时分--一点到两点，虽然放弃了酷爱的午觉，在校园与电台之间来回奔波，但也乐在其中。采、编、播、控四合一的高标准，每天60分钟的直播状态调动起我全部的激情，在这里，我找回了大学时代的主持感觉，把美妙的音乐与听众共享。每天的这一个小时，是我最快乐的一个小时，也是我与自己的听众交换快乐的一小时。因为时间紧迫，常常顾不上吃午饭就打开话筒问候听众。经常听我节目的一位阿姨，不知从哪儿了解到这一情况，特别从厦门岛外坐三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在我下节目的时刻，等在电台的门口。素未谋面的阿姨神奇地认出了我，并将一个暖暖的手包递过来--打开蓝色布包，白色搪瓷锅里，猪肉馅的饺子依然热气腾腾。这份来自听众的浓厚爱意，更加激发了我对自己这份兼职工作的热爱。

青春年华的我，还有一份爱意也悄然萌生，有些迟到，却不影响它的甜蜜。与曾经是中学的同学、大学时代的“死党”的她，两人“相安无事”多年，灵魂却在电影院中重新相遇，原来我们都是“剧院幽灵”。除了学生、广播和音乐，电影堪称我的又一热爱。工作之余，常常与同学朋友相约观看电影，而她往往是唯一一个陪我看完最后一行字幕的人，电影一次次落幕，两人的情感戏份却缓缓拉开了帷幕。可也是这个“她”，在我们的情感朦胧未知的暧昧时分，正在与全家人准备迁居香港。也许，这就是一位校园“小师”的青春，纠缠着教学磁带上的英文原声；直播间里的港台流行音乐，以及那份来得恍惚又即将远走的爱情。《厦门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似乎是一次前瞻的预言。四年之后的一天，我真的离开他们了。离开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决绝：为了我爱的你们，我必须离开，因为对广播、对主持的热爱，已经影响到了对你们的爱。要捍卫好一份教书育人的责任，离开是尊重自己，也是尊重教育的最好方式。

我还记得最终离开校园的那天下午，独自一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收拾东西。在柜子的深处，突然发现了一副被我没收的乒乓球拍。球拍还很新，手柄处用胶带仔细地绑好，我却完全忘了这是哪一个孩子的球拍，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被我没收掉。就在那一刻，所有关于校园的记忆、梦想与执着，如潮水般从四面卷来，汇聚到心中，翻江倒海。窗外的景色依旧，远处操场上，学生奔跑的身影就如同昨天曾留下脚印的自己。只是这一次自己的前进，再也不是沿着螺旋楼梯往上爬，而是彻底地离开这座敬仰已久的象牙塔。

小时候，我特别崇拜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因为她不仅戴着眼镜，而且爱皱着眉头说话。戴眼镜加皱眉头等同于有大学问，这是我对老师的第一个认知。这种认知挑逗起了内心的一种向往：我也想成为她这样的人。回到家里，我会偷偷地将门的背面当作黑板，拿着从学校带回来的粉笔头，模仿着那位老师去写字，去讲课，小小心灵充盈着难得的陶醉。

梦想从未褪色，只是又一个更大的舞台在我面前铺开。临走前，我将球拍留在了空荡荡的办公桌上，窗外斜阳正暖，细小的尘埃漂浮在球拍上空的阳光里，安静而自由。转身带上门，“咔嗒”一声，我与原来的世界就此告别。有些东西，还是留在校园里更好一些吧。休闲版本的我，就像那个无人认领的乒乓球拍，被命运之手扔在了校园里，永远定格在那段独一无二的青春时代。

时光流转，人到中年的我，在厦门一中百年校庆之际，故地重游。在杰出校友的照片墙上，我看见了父亲的照片和名字。目光正前方，他对应的另一面墙上，正好贴着我自己的照片。父子两代，在摆放着陈至立、郭跃华、舒婷等众多校友照片的陈列室里，遥遥相对。父亲最终是以高级工程师的身份，跻身科学家校友行列；而我，则被放在媒体人一栏中。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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