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考(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日]户崎哲彦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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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考试读：

前言

这套丛书是十位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论著的荟萃，约略反映了日本学界中年一辈专家研究唐代诗文的重要成果。

三年前，我与同事张剑兄一起翻译川合康三教授的《终南山的变容》一书，常就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进行一些交谈。正值王水照先生主编的《日本宋学六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我收到老友高津孝和浅见洋二教授的赠书，欣忭之余又不免有点遗憾，觉得日本研究唐代文学的学者更多，成果也更密集，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介绍给国内学界。张剑兄是个有心人，马上同学苑出版社郭强先生商谈，决定推出一套日本学者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丛刊，嘱我组织稿子。这当然是个好事，我欣然从命，马上邀约我熟悉的学者，并请川合先生等资深教授参酌推荐，最后商定请松本肇教授等十位学者各自遴选自己的论文，编为一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一套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丛书。

这一倡议承蒙诸位先生慷慨应允，翻译、编集工作很快就开始进行。正当我热切期待各位作者的书稿时，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传来，郭强先生因病猝逝！我与郭强先生素昧平生，自项目开始以来，尚未谋面。乍闻噩耗，惊悼不已，更为他的英年早逝不胜惋惜。学苑出版社在郭强先生的努力下，历年出版不少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对当今学术的发展卓有贡献。他的去世，无论对出版社对学界都是个很大的损失。他的工作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因郭强先生离去，我不得不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另外寻找出版社。幸而得到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先生和汉学编辑室主任李晨光先生的支持，决定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这让我和各位作者深感欣慰。

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界，是我酝酿已久的夙愿。从三十年前开始研究唐诗，阅读松浦友久教授的《詩語の諸相》，我就不断受到日本学者论著的启发，萌生翻译、介绍日本唐诗研究成果的愿望。1984年初我翻译了松浦教授的《中国诗的性格》一文，发表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从此一发不可收，陆续翻译了三十篇日本学者的论文，除了几篇友人邀约的译稿，多数是自己研究所需的参考文献。阅读日本学者的论文，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解海外汉学成果对于我们研究的必要。同事刘跃进研究员多年来曾反复提到古典文学界“补课”的话题，其中亟需补的一门课，就是海外汉学。中国古典文学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海外每年都有不同语种的研究著作出版，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不了解这些成果，我们不仅会错过许多有益的启发、有价值的参考，甚至还可能出现课题撞车、重复劳作的结果。补海外汉学这门课，的确是刻不容缓的。

但要补海外汉学的课，又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许多国家、许多语种的研究著作，要去调查、介绍、翻译，这对我们的外语能力、经费和时间精力都是很大的挑战。近年，海外汉学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出版了一些专业刊物和研究著作。但我们对海外汉学的关注，整体布局还很不均匀，对日本、美国和西欧关注较多，对俄国（苏联）、东欧、北美和其他地区则了解较少。西欧也只是英、德、法、荷几国了解得多一点，其他国家我们还不太清楚有什么学者做出了什么成果。这种情形与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亟需改变。

就当今海外汉学的格局而言，日本汉学历来最受国内学界的关注。这不仅因为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交流便利，更主要的是日本学者的成果扎实细致，广受各国研究者的重视。欧美学者凡治汉学的，首先必学日语，阅读日本学者的论著。我接触到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欧美学者，基本都懂日语，能看日语文献。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不能不了解日本同行的工作。

日本在古代曾是中国文化的热心学习者、研究者，从奈良时代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开始，日本的僧侣、留学生乃至商人来华，无不搜购大量的汉籍舶载回国，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近代以来，中国国势衰弱，社会动荡，大量公私藏书流散市肆，日本汉学家来华游学，悉留意搜罗，满载而去。著名藏书家的藏书也成为日本财阀渔猎的目标，陆心源皕宋楼和董康诵芬室的藏书就分别被岩崎和大仓两家财团购去。丰富的汉籍收藏，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典籍和古典文学提供了良好的文献条件，也保证了其研究课题的专门性和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当然，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值得我们尊重的还是其专业精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我们常不免将日本汉学成果视为可资借鉴的利器，但许多日本学者，尤其是老一辈的汉学家，他们都是像欧洲学者研究希腊、罗马文化那样，怀着一种亲切的眷恋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这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历来都投入最大的热情（也许只有明治以后的一段时期是个例外），他们对学问的虔诚和好学的天性，更足以保证其工作及业绩的高水准。西方汉学家素来重视日本学者的成果，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今新一代汉学家，虽然较老辈的治学立场已有所不同，更多地是将中国文学当作外国文学来看待，但仍继承了日本传统汉学的专业精神，相比欧美汉学来，其学术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与欧美那些疆域广袤的国家相比，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足，近代以来一直以技术为立国之本，对新知识的反应和吸取极其敏捷。日本对外国的研究和了解，也明显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在日语里，信息一词的汉字写作“情报”，让人联想到军事和战争。日本学者做研究，确实就像是进行战争一般认真和精准，对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搜集得很完备。日本可能也是世界上翻译外国书籍最快、最多的国家，这使得日本学者总是能方便地掌握世界各国的学术动态，在较开放的视野下开展工作。而视野广阔，对别人的工作了解得清楚，就势必会限制自己的工作范围。就好像纪晓岚，学问有名的广博，同时人都奇怪他不著书，他说自己编四库全书，发现自己要说的前人都已说过了。事情就是这样，学问越深广，可能研究的课题就越细密，钱锺书先生便是个最好的例子。

我常感到，中国学者对日本汉学的议论往往流露出一种偏见，认为日本学者的论文选题狭小，行文饾饤，注重资料荟集而疏于思理分析。这显然是对日本汉学了解太少的缘故。研究课题的具体和细化，是学术成熟和深入的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虽不如我们多，但他们的著作因为用功专精和细致，常达到令人佩服的深度。尤其是国内学术研究中断的二十年间，他们孜孜不懈的工作积累了许多重要成果。即便是这套丛书的作者，许多论文也是在七八十年代发表的，那时国内的研究还处于复苏、起步的阶段，而他们所探讨的问题却已相当深入，可以说领先于中国学者许多年。我在《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的前言里，曾提到过自己当时感觉到的国内中唐诗研究方面与日本的差距，以及从日本学者的论文中得到的启发，相信这套丛书仍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唐代文学在中国，因为受到传统评价的影响，一向只有盛唐诗独领风骚，中唐相对来说不太为人重视。直到80年代以后，历史取向替代形而上学取向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主潮，中唐文学研究才逐渐受到关注，蓬勃兴旺起来。而日本则不同，由于大诗人白居易与平安朝文学的特殊关系，以白居易为中心的中唐文学研究，一直就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占有醒目的位置。1990年，由川合康三、松本肇等学者发起的“中唐文学会”成立，不仅团结了研究中唐文学的中青年学者，更改变了日本学术纵向延伸的学术传统，将一种与信息社会的特性相契合的学术运作方式带入了日本学术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都是中唐文学会的成员，但他们的成果绝不只限于中唐文学研究，而且他们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也是多样化的。

其中既有芳村弘道教授的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也有深泽一幸、松原朗教授那种富有创意的新颖探索；既有松本肇、赤井益久教授的宏大议论，也有下定雅弘、斋藤茂教授的精微辨析，还有户崎哲彦教授那样的现地考察。这些论著，无论其选题立论之旨如何，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言之有物，论不虚发，绝无人云亦云、了无新意的论说。这是严肃的学术精神加严格的学术训练的结果，也是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准的保证。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学者的有些研究相当地生活化，与自己的生活情趣紧密结合。比如丸山茂教授研究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与饮食习惯，就是中国学者较少注意的。另外，日本学者明显对自然名物感兴趣，这也许和他们中小学充分的自然知识教育有关。孔子论学《诗》的意义，不就有一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么？看看市川桃子教授对唐诗中花草果木的研究，就会感觉古典文学研究其实可以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距离很近，但我们经常都忽略了这一点。

说起来，这十位作者都是我熟悉的朋友，除了松本肇教授去年已荣休，其他九位都是各大学的中坚教授、活跃于当今学界的中年专家。多年来，阅读他们的论文成为我很好的学习机会，由熟悉他们的研究，进而了解了日本的学术。我很高兴有此机会，促成他们的论著在国内以中文出版。在此我要向各位作者和译者表示感谢，同时向中华书局和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努力的李晨光先生、孙文颖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我相信我们都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2011年1月10日

唐人所发现的山水之美与岭南地区——中国岭南地区文学研究的倡言

一 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的发展与岭南

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的发展，一言以蔽之，是指文官们对山水之美的发现由北向南的拓展。其阶段性特征表现在政治、地理和文体上。迁都、领土的扩大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文官的派遣，正是在这三者由北向南推移的过程中，山水文学才得到了不断地深入发展。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者主要是文人官僚，因此其发展与中国官僚体制的进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山水文学也不例外，并且关系更为密切。

学术界普遍认为，山水文学始于汉末魏晋时期，是当时政治混乱、社会动荡、文人纷纷逃离官场遁入山林的结果。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学带有很浓的老庄思想色彩，即所谓玄学为宗旨的“隐逸文学”倾向。对自然山水的喜好，在《老子》《庄子》中随处可见，从孔子的名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还有，在《孟子》里的梁惠王的庭园，《列子·汤问》里“知音”的故事中所讲述的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琴乐的鉴赏法等中也得以充分体现。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先秦及周代时，这种对自然山水的爱好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虽然如此，并没有因此而结出文学之果实。要将其以诗文的形式，以一定的篇幅表现出来，则须等到汉代官僚体制中文人的出现，诗与赋的表现形式得到发展以及此后由于社会动乱而引发的回归自然的潮流之后。对于这一点，据钱钟书（《管锥编》）引用清人恽敬（1757-1817）的《游罗浮山记》中的“古之善游山水者，以左徒为始”为证指出，积极地以山水景观为体裁的文学始于“行客、逐臣”，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不是隐士之回归自然，而是官僚被放逐地方的贬谪事件。例如，南朝宋代的谢灵运被公认为是山水诗的始祖，众所周知，谢灵运的山水文学是以左迁地永嘉郡为中心的浙江省的山水为舞台的，所以《文心雕龙·明诗》篇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另外，不应忘记晋朝的王羲之，诚如盛唐的独孤及在《马退山茅亭记》中说到：“周王（穆）之马迹不至，谢公之屐齿不及，……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遇右军（王羲之），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诚如中唐的裴通在《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中所讲的那样：“越中山水之奇丽者，剡为之最，剡中山水之奇丽者，金庭洞天为之最。”若论及对山水美的发现，当以会稽（唐代的越州）郡守王羲之意识到的为多。

中国古代的文官遭贬谪或者流放而不断地发现当地的山水之美，其背景是从西晋洛阳到东晋建康（即今南京）的迁都为止。不少人意识到这个地理上的变化——客观条件的变化。首都的南移，使得文官开始关注北方所没有的那些南方的自然景色。温暖的气候和秀丽的风光成了文官笔下的题材。与此同时，六朝的《方志》《山川记》的编纂也盛行起来，如在晋朝袁山松的《宜都山水记》、罗含的《湘中记》等以及由此汇集而成的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山水之类的记述俯拾即是，这也反映了晋代以后南方开发的情况。可以说，晋代的北方文学与南方自然风光的交融，极大地拓展了山水文学的领域。编者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山水之美，例如晋人袁崧（？—401）的《宜都山川记》里有这么一段：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疊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条，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仰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

此段引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卷34《江水》，《水经注》对唐代山水文学的影响也很大。可以说，这是文人在危险的三峡里发现山水美的第一个记载。在此之前，三峡因水流湍急，再加上暗礁险滩多，故被人一直恐惧，不敢接近。袁崧在此恶劣危险的地理环境里发现了所谓“山水之美”。除《宜都山川记》《水经注》外，还有晋人罗含的《湘中记》、宋人盛弘之的《荆州记》等，南朝人对于山水之美的发现，从华南的一些地理书中可窥见一斑。还有山水之美的发现与晋及以后的华南的开发与经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晋代，北方文学与南方自然环境交融，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的山水文学。王朝的南方经营和官僚的派遣这些政治因素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南方的经营涉及到文学创作的地方和题材，再加上南方经营须要更多的文官，这些都涉及到文学作者自身的变化。

继晋宋南朝之后，山水文学最兴盛的时代则是唐代。唐代山水文学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是以下几个背景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科举考试重视文学。国家政策上对文学的重视，普及了文人的诗文表现形式，并使之臻于完美。（二）道教与佛教比以往更为普及，特别是慧能、马祖等禅宗的盛行并向士大夫阶层的渗透。佛徒修行在深山幽谷，走遍各地，与地方文官的交流，影响到了文学作者。（三）南方的开发与统治。岭南地区也是山水之地，但其山水与江南不同。唐代的岭南道，特别是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由于少数民族内乱频繁，设置了不少的小州郡，往这些地方派遣包括被贬谪者在内的文官是非常有必要的。例如“开元四年七月敕：如闻黔州管内县官员多阙，吏部补入，多不肯去。……自余管蛮獠州，大率亦皆如此”。“十七年三月敕：边远判官，多有老弱”。（四）流刑的修订。隋朝规定“流刑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到了唐代，改为“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流放地延伸了一千里，说明那个地方在此之前是尚未开发的地区。衡州距京两千九百五十里，三千里以外的地方多是属五岭的北麓及其以南地区。（五）政治斗争与流放。安史之乱时，许多文官逃难去江南等地，到了中晚唐时官场政治斗争更为激化，流放频繁，其地多是南方，岭南是三千里之地，流放最多。例如“江北人配岭南者，送桂、广府”。

在唐代这种政治社会变化的背景下，文官发现所供职地区的山水之美并将其反映在作品中是很流行的。其代表性作家，我们可以举出元结、陆羽、独孤及、李渤、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吴武陵、元晦等等。那么，唐代山水文学与前代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呢？唐朝的发展至少有以下两个新的倾向：一是与地域的变化相伴随的自然美的变化；二是与文学风尚相伴随的文体上的变化。1．唐代山水文学的地理变化

说起来，唐代文学在作品发生地或者题材上，按地理上来划分，主要有三个地区：首先是长安、洛阳等都城；此外，作为地方，有西北草原、沙漠；再就是南方的瘴疠之地。唐朝以前的山水文学的主要作者有王羲之、孙绰、袁崧、谢灵运、谢脁等文官，其中包括陶渊明这样的田园诗人。山水文学的舞台是江南地区，尤其以长江到洞庭湖周围的中游地区为中心。但到了唐朝，继续往南推移，从湖南的潇湘流域到五岭及其以南的广东、广西，后来岭南地区成为其中心。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举出永州、道州、郴州、韶州、桂州、柳州等地。严格地说，此地包括五岭北麓，因此应称“泛岭南”，但地理上以五岭为一线，而包括其南北麓一带，本文称为“五岭线”。该地区自然、文化相近而又与北方大相径庭，因此本文一致用“岭南”一词。这种地理变化直接表现在唐人的作品中。如，孟郊《越中山水》中的诗句“日觉耳目胜，我来山水州”；裴通《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中的“越中山水之奇丽者，剡为之最”；白居易《冷泉亭记》中的“东南山水，馀杭郡为最”；刘禹锡《海阳湖别浩初师并引》中的“吴郡以山水冠世”等。苏州、杭州、越州等地，都位于长江下游以南，曾是晋宋以来山水文学的中心地。到了唐代，情况就不同了，诚如柳宗元《游黄溪记》中的“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永州）最善”；韩愈《燕喜亭记》中的“吾州（连州）之山水名天下”；《县斋读书》诗中的“出宰山水县（连州阳山县），读书松桂林”；刘禹锡《含辉洞述》中的“营道（道州）郁郁，山水第一”；《海阳湖别浩初师并引》中的“海阳（连州）又以奇甲一州”，沈佺期《自昌乐郡（韶州）溯流至白石岭下行入郴州》诗中的“我行山水间，湍险皆不若（一作“我行湍险多，山水皆不若”）。安能独见闻，书此贻京洛”；韩愈《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诗中的“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柳宗元《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中的“凡峤南之山川，达于海上，于是毕出，而古今莫能知”，《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记启》中的“今是亭之胜，甲于天下”。这些都表明了天下第一名胜从江南过五岭，移到了岭南地区。

这样，到了唐代，随着南方疆域的拓展以及文官的派遣，山水文学的中心由南朝时代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生存条件优越的长江中下游，开始向高温多雨、野兽出没、到处是毒动植物的五岭四周未开化的蛮夷之地迁移。2．唐代山水文学的文体变化

文学的体裁在唐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唐代以前的山水文学可以说是以诗歌、辞赋为中心的；到了唐代，就多向《铭》《序》《记》为中心的散文领域，表现形式拓宽了。《铭》（包括“序”）的代表性作家是元结，《记》则有柳宗元。这与唐代古文的复兴有关。诚如宋代欧阳修所评“次山（元结的号）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不减（韩）愈之徒”（《集古录跋文》七）。宋代的董逌也认为“唐古文，始自（元）结，至（韩）愈后大成”（《广川书跋》八），元结与韩愈、柳宗元都是代表性的唐代古文作家。元结的山水文学是在道州、永州完成的；柳宗元是在永州、桂州、柳州；韩愈是在郴州、连州、潮州，刘禹锡则是在连州，大多属五岭北麓及岭南地区。他们都是古文作家。

此外，古文作家还开拓了一种全新的局面。岭南山水之美的发现与古文作家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同之处。那就是：山水之美是作为被遗弃在穷乡僻壤中而发现的，这表明了一个心理过程。这种倾向在元结与柳宗元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关于这两人，宋代的高似孙评道：“（元）次山平生辞章，奇古峻绝，不蹈袭古今。其观柳州抑文英崛，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子略》四）后来清代的吴汝纶也说：“次元放恣山水，实开（柳）子厚先声。”（引自《唐宋文举要》）他们堪称唐代山水文学的集大成者。他们将岭南的山水之美与流放之感融为一体，由此萌生了对地方的同情以及对其优越性的发现，这跟耽于形式美矫饰的庙堂文学不同，却同方兴未艾的古文运动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如此说来，唐代山水文学的发展，体现了一种文学的成熟，即不仅是通过科举制度促使文人官僚辈出，还以诗、赋、赞、颂、铭等多种体裁使作者的文学才情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唐代山水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是对贵族趣味的都市化嗜好的反作用，并为朝气蓬勃的古文运动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这样，中国的山水文学就其作品与作家的数量之多及除诗歌之外还有“序”、“铭”、“记”等文体的这一点来看，到了唐代，呈现出了五彩缤纷的景象。加上以岭南地区为背景，题材得到了丰富，新的美景得以添加，中国山水文学愈加显得丰富多彩了。

由此，综观中国文学史，我们可以勾画出以下轮廓：从汉代和西晋黃河流域的山水文学的萌芽期，到东晋至南朝宋代的长江流域诗歌繁荣的开花期，进而发展到唐代岭南地区诗歌与散文全面丰收的成熟期。

二 唐代诗人所发现的山水之美的本质

唐代山水文学的新发展，可以从“五岭线”扩大地区和古文作家所拓宽的文学表现形式中体现出来。那么，对于其中心作家的元结与柳宗元这样的中国古代文人来说，岭南的山水之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作为外在物的客体与作为鉴赏者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中，找出几个要素加以说明。1．主体的共同特征之一：流放者与慰藉性

关于“美”的定义，从古希腊到今天的美学理论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提及一般的山水之美，通常被认为是作为外在物的山水所呈现的形状、色彩等外观美。而美丽原本是人所发现，是某种感性的东西，是非常主观的，并且与山水的观赏者或者所谓山水文学作品的主体的心理状况密切相关的。比如，早在唐代的独孤及就讲到“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慧山清泉寺》），“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马退山茅亭记》），白居易也说过“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白苹洲五亭记》）。这些论述都注意到美本身并非客体，而是观赏客体的主体心理属性的问题。这也是今天我们通过日常生活中所能理解得到的。因此，柳宗元在面对永州的山水时，作《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诗，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信美非所安，羁心屡逡巡。纠结良可解，纡郁亦已伸。高歌返故室，自罔非所欣。

永州，潇湘八景之一，自古以山水优美而著称于世。但香零山卧浮水中的光辉灿烂的潇水风光虽然很“美”，却让人感到其中少了一种“安”。缺少了“安”的山水之美并非真正的“美”。“安”是什么呢？就是由“纠结”、“纡郁”到“解”与“伸”，也就是从郁闷、郁积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中解放、解脱出来。如前所述，当时文人的山水文学主要是由远离朝廷官场或故乡的官吏们所创造的，他们所共有的心境是愤懑、忧愤、忧愁和乡愁。所谓“安”，就是从置身于异地他乡的这种心理状态中解放出来，它意味着“安心”、“安宁”和“安静”。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山水之美，什么是能带来“安”的山水呢？就此前的山水文学的研究来看，通常以“美丽”、“秀美”、“优美”来敷衍，或者多以“山清水秀”、“青山绿水”、“山紫水明”、“奇丽”、“秀丽”、“明媚”、“俊美”、“优雅”、“澄清”、“清静”、“幽静”、“清寂”、“调和”、“调谐”等等形容词来表现。这些形状论、色彩论和视听觉论等都是有必要的，但仅仅这些是不够的。什么才是“澄清”、“幽静”呢？这须从外在物客体与观赏者主体的关系上，从两者的交涉过程上来加以说明。即使视觉上多么“澄清”、听觉上多么“幽静”，也并不一定带来“安”，诚如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之一《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就说：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这说明了澄清、幽静并不一定是“美”。真正的“美”与主体的心理直接相关，这一点与外在客体有关，将在后面的《外在客体的共同特征》中作进一步探讨。2．主体的共同特征之二：北方人与新奇性

岭南地区山水文学中的山水之美的发现者都是文人官僚，以北方出身者居多。对于当地人而言，其山水空间乃日常生活的资本或者就是生活空间本身，既非观赏的对象，甚至于土民他们看也不看，并没有什么审美观。他们在那里劳动，在那里生活，就是他们的一切，换言之，土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柳宗元在论到永州山水时，作永州八记之一《钴鉧潭西小丘记》，所谓“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讲的就是这一点。还有，不光是柳宗元，元结在论及道州、永州的山水时，也说：“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右溪记》，作于道州）“古荒之，而无名称。……无人修赏，竟使芜秽。”（《朝阳岩铭并序》，作于永州）韩愈论及连州的山水时，也说：“丘荒之间，上高而望，得异处焉……于是，州民之老，问而相与观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无与燕喜者相比。’”（《燕喜亭记》）可见，将本地之山水当作美的东西来观赏的往往是偶尔往来的宾客。柳宗元、白居易等人在山水文学中常常用“宾”一词来表现。那么，这个“宾”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大多都是来自北方的。顺便提一下，称赞永州、道州山水的元结是河南鲁山人，称赞永州、桂州、柳州山水的柳宗元是长安人，还有在《燕喜亭记》《县斋读书》《郴口赠二首》等作品中称赞连州、郴州山水的韩愈是河南孟州人，在《含辉洞述》《吏隐亭述》《海阳湖别浩初师并引》《海阳十咏并引》等文中称赞道州、连州山水的刘禹锡是洛阳人。这些北方人到了南方，对北方所没有的山水都感到新奇和美丽。

反之，南方人或者岭南人在北方所看见的景观，比如面对大平原与地平线、黄沙与白雪覆盖的绿色山脉所形成的充满了对称美的雄伟景色，也许会觉得很美吧。同样的情况在边塞诗中也可以看到。高适、岑参等盛唐诗人所发现的可以说是中原所没有的西北沙场雄壮有力的自然美。不过，其心理状态不同而已。

如前所述，从盛唐到中唐，文官所在地的中心由当时中国版图最北端的寒冷干燥的沙漠地带向最南端瘴疠潮湿之地推移，两者在乡愁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相通的，而赴任者的动机却大异其趣，是完全不同的心理。到西北边塞任职大多是为求功名，或是从军凯旋的壮举，而到西南瘴疠之地却大多是被朝廷从官场往外流放，从而使自然与感受、观赏自然的作者之间的关系迥乎不同。一方是在赞叹雄壮而又恶劣的自然条件的同时，内心燃烧着希望去战胜它的欲望，而另一方则满怀失败的惆怅，只能在优美的自然山水中寻找慰藉了。3．外在客体的共同特征之一：喀斯特石灰岩

对于北方出身的人来说，岭南地区决非是舒适的生活环境。那里高温多雨，到处是毒蛇、毒虫、野兽和有毒的花卉，加上语言不通，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风土与文化迥乎不同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因风土、民俗的不同而带来的文化窒息感，韩愈、柳宗元这些流放者几乎异口同声地泄露了出来。流放的境遇与危险的生活环境二者交加相逼，愈加显得精神安慰的必要性。在异文化或者文化落后的地区，他们所能找得到的只有山水景观——那些北方所没有的，从世界上来看也是稀有的山水景观了。

那么，对这些北方人来说，新奇的景观是什么呢？比如说，柳宗元的《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就有：“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以茲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沣、镐、鄠、杜等是长安西郊以及南郊有名的庄园聚集地。北宋《（柳州）龙城图经·序》中“山石奇秀，平地忽崛起数百。韦曲、鄠杜盖无之”。道出了同样的山水景观，恐怕也是意识到了柳宗元所言了吧。《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又说：“桂州多灵山，发地峭竖，林立四野，……凡峤南之山川，达于海上，于是毕出，而古今莫能知。”但是，不光是永州、桂州、柳州，关于这一点，《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编者，明代的茅坤也有以下评价：按：子厚（柳宗元的字）所谪永州、柳州，大较五岭以南，多名山峭壁，清泉怪石。而子厚适以文章之俊杰，客兹土者久之。愚窃谓：公与山川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予间过粵中，恣情山水间，始信子厚非予欺，且恨永州以外其他胜概犹多，与永、柳相拮抗颉颃，且有过之者，而卒无传焉。

并非柳宗元所描述的永州与柳州的奇特的山水景观，大概五岭以南也大抵相同，都是“名山峭壁，清泉怪石”的奇景之地，只是因为没有柳宗元那样有文才的人滞留，没有写成诗文，从而不为外人知晓而已。如前所述，独孤及曾说过“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山水之美与文人相关。另外，韩愈发展了其“不平则鸣”的一贯观点，认为“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对柳宗元的文学才能与境遇的关系作了说明。茅坤的有关文学理论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他将独孤及与韩愈的理论结合起来，并从他们与岭南地理之间的关系来加以说明。那么，岭南地区普遍存在的山水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五岭以南”“永州以外其他胜概”的“名山峭壁，清泉怪石”、“岩穴”的本体又是什么呢？

不光是柳宗元，在涉及岭南地区的山水时，元结、韩愈、刘禹锡等人都赞叹其山之奇特、怪异，咏唱其水之清澄、明媚。如前所言，这是因为那些东西在北方乃稀有之物的缘故。长江以北的北方地区多丘陵、平原，特别是黄河流域，诚如其名字所表示的那样，黄土高原辽阔无边，混杂着黄土的流水奔腾不息，再就是黄沙飞舞的干燥地带。由于地质的差异，南北两地是完全不同的景观。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考察自然景观，可以说，北方的景观的本体是黄土，而与此相反，岭南地区的景观的本体是石灰岩。

喀斯特地带为北方所无，即使在南方，长江流域也没有。在中国，从湖南的南部到广东省、广西全境以及贵州、云南，都具有相当发达的岩溶地貌，其分布之广举世罕见。石灰岩与南方的多雨气候形成了拥有怪石、奇峰、岩洞的喀斯特地形，是由含大量碳酸的河水、雨水侵蚀、溶解而成的。也就是说，在喀斯特地带，存在着大量的岩石与水分，使得其山成为奇特、怪异的形状，其水质也不像黄河，不再浑浊，而是澄清透明，呈露碧绿的色泽。乳白色的石灰岩，这是高温多雨的瘴疠之地——岭南地区所共有的所谓“名山峭壁，清泉怪石”的本体，是从中唐时期就一直被大量介绍的山水之美的本体。4．外在客体的共同特征之二：两种空间构造

像岭南地区这样的自然地形，山多水多，而且结构复杂，富于变化，本应使人百看不厌的，可是这样新奇的地形与水质不能使当时的诗人、文士得到心理满足。那么，什么样的山水才能带来心理上的慰藉呢？这里有一个与山水的空间结构相关的问题。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东丘记》中说道：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郁，寥廓悠长，则于旷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回合，则于奧宜。因其旷，虽增以崇台延阁，回环日星，临瞰风雨，不可病其敞也；虽增以茂树藂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

开头的这一段即便在柳宗元的古文作品中也堪称代表作，富有启示。这不仅要从文章的内涵上来分析与评价，还应从修辞与结构上仔细品味。比如，古文大量使用助词构造长短句，使得其表达自由流畅，以二项对照的方式来追求语句彻底的匀整，支撑其中丰富的词汇与论说的展开等等。可以说，这是经过去粗取精，从骈文脱胎而来的柳宗元的古文里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依据柳宗元的分析，山水的“游之适”分“旷”与“奧”两种。他首先简洁明了地指出“旷”与“奧”这两种山水空间所构成的基本特征。接下来，如“其地之……”所展示的那样，“旷”是指山顶或高地那样的地方；“奧”则是在山林中为葱郁的林木所围绕之处或者洞穴之类的地方。继而，柳宗元换了个说法，把“旷”叫做“敞”，把“奧”叫做“邃”。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讲，可以把“旷、敞”称作“开放空间”，而“奧、邃”则是“闭塞空间”或“拥抱空间”。开头的所谓“游之适”的意思是指到山水的空间去游玩所得到的舒适感，跟先前所讲的“安”的意思有所相通。

现在，依然有许多人从形状、色彩来分析山水之美，而柳宗元却是从空间构造的特征入手。着眼点与众不同，结论出人意料。这不是随便臆想的，也不是为追求对仗表现而在修辞上所得到的结果。正如同我们从柳宗元所说的“势不同而理同”这个命题中所认识到的那样，那是由于柳宗元经常从“势”的现象与“理”的原理的层面上，对事物进行具有近代理性主义性质的构造性的阐释、探究的结果。这个出自构造论的结论不仅让人吃惊，而且从它跟今天的学说不谋而合的这一点来看，还让人感受到柳宗元敏锐的洞察力。比如日本学者品田穰说过：“人类的祖先从森林入平原，为防止外敌，保持一定透视的距离是有必要的。于是，从生存的必要性出发，在进化的过程中，透视效果好的自然景观就与某种可以因此无忧无虑的东西相联系起来，被认为有价值的无忧无虑的东西，作为一种内在的构造最终影响了人类的行动等更高层次的生活。”换言之，人类对自然风景的美感源自为确保自身的“种”的延续这么一种太古时代人类的生存体验。关于这种理论，英国的地理学家简·阿布罗顿（《风景的经验》1975年）很早就根据获得诺贝尔奖的动物学者康拉德·洛伦茨（1903—1989）的“动物行动学说”中的“眺望”与“隐匿处”的概念中提出来了。在中国，早有一种观念认为，蛮夷人的居住方式分北方的“穴居”与南方的“巢居”两种。《礼记·王制》、吴·项竣《始学篇》、晋·张华《博物志》等古籍中都论及到，穴居与巢居这两种方式反映了南北风土的不同，但在防避外敌（包括野兽、毒蛇等）和水、火等天灾，确保安全这个意义上是与“隐匿处”、“眺望”相对应的，而且与柳宗元作为“适”与“安”的基础的“奧、邃”与“旷、敞”也是相通的。也就是说，柳宗元根据自己游历山水的经验而得出的山水之美的理论，从山水的构造与人的关系这个角度，揭示了基于原始人的本能行动的人类审美观的发展历程。

唐代山水文学中的所谓“美”的发现，大抵都可以归入这种构造论中。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两种类型中，因诗人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元结《峿台铭并序》中说：毕皆幽奇。於戏，古人畜愤闷，与病于时俗者，力不能筑高台以瞻眺，则必山颠海畔，伸颈歌吟，以自畅达。

他指出因景观“幽奇”而得“畅达”，又能解放“愤闷”。其山水空间是高台、山顶、海边等，都相当于柳宗元分类的“旷、畅”。“峿台”在浯溪（在永州祁阳县）。此外，他还有浯溪岩壁、朝阳岩（在永州零陵县）、丹崖（在永州零陵县南）等地的作品。这些地方濒临湘水或潇水，都具有四周景物可以一览无馀的呈开放的空间结构。可以说，元结喜欢这种开放空间结构的山水。按照柳宗元提出的两种范畴而言，当时一般喜欢开放感的“旷”与“敞”，而不大喜欢有闭塞感的“奧”与“邃”。例如《文心雕龙》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也看出同样的倾向。但是柳宗元喜欢的却是“奧”与“邃”。柳宗元也曾写过登临永州的东山与西山的作品，但除了《始得西山宴游》《小石城山》以外，《钴鉧潭》《钴鉧潭西小丘》《小丘西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涧》等所谓《永州八记》以及《黄溪》所描述的景观无不是溪流的尽头或者山丘所拱围的幽深之地。还有潇湘合流处，后来成为“潇湘八景”之一而闻名于世，柳宗元在此所作的《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诗中所以有“境胜岂不豫，虑分固难裁。升高欲自舒，弥使远念来”，亦是因为那里有着空旷空间构造的缘故。更有意思的是朝阳岩。朝阳岩是由于“此邦之形胜也，自古荒之，而无名称”由元结开辟出来的名胜地。柳宗元也抱着“所怀缓伊郁”的目的而登临，并有“开旷延阳景，回薄攒林梢”的眺望，结果只是流露出“惜非吾乡土，得以荫菁茆”的乡愁而已。前面所提的“信美非所安，羁心屡逡巡”所讲的也是同样的意思。那首诗是“登蒲洲石矶”高处而咏“香零山”的，是空旷的潇水中的小岛。由此可见，开放空间里的山水之美并不能给柳宗元带来慰藉感，对他来讲，这不是真正的美。

元结眼里的美丽山水在柳宗元那里并不美。我们可以由此得出几点启示：（一）山水之美必定是能给人带来心情安逸舒适的东西；（二）在空间构造上，是利于眺望的高处或者被拱围著的幽深之地；（三）其能否给人带来更深层的精神慰藉，取决于观赏者的性情与境遇。那么，又有怎样不同的精神效果呢？像山顶或者楼阁那样的高处，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出，它能让人极目远眺心胸舒展，给郁积的心理状态一种开放感。因此有《黄鹤楼》《鹳雀楼》《岳阳楼》等诗，也有“登临”的俗习及其《登高》诗。人在他乡，登高了，精神就开放，灵魂可以飞翔回家。而另一方面，如“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回合……增以茂树藂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那样的山溪草木所环绕的幽深之地，形同圆屋顶一样的空间构造，不正如同大自然之母的子宫一样，有一种给人疲惫的心理状态带来拥抱感的效果吗？那样的话，柳宗元的所谓“旷”，换言之，可以称为开放空间，而“奧”则是拥抱空间了。

但是，至于“穹若洞谷”那样的洞穴，柳宗元却不喜欢。虽然刚才引述过的茅坤的评论里有“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这样的文字，不过，柳宗元很少表露过对岩洞的兴趣。道教思想很早就表现出对同壶中的那样的“洞天”、“洞府”世界的偏爱，另外，中唐以来，在岭南岩溶地带，岩溶作为名胜地被发现、开发出来，诸如李渤、吴武陵、元晦、韦瓘等文官以及僧侣都有作品。柳宗元对岩洞的描述不过《小石城山记》与《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中的几句而已，而且从这些文章来看，并不见得它喜欢“搜岩穴之奇”、“岩穴之怪且幽”。岩洞虽是“穹若洞谷”，但对于他来说，不是拥抱空间，也许是觉得像受禁闭那样的封闭空间。有必要将二者区别看待。

还有，如《小石潭记》所言：“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峭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虽然那是一个竹子环绕的“奧、邃”空间，由于前面“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实是沿溪流（愚溪）开放的半开放空间，在空间构造、规模大小上或许有差别，但跟《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和《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两首诗中所见的潇湘两江的岸上景色却是很相似的。柳宗元的所谓“奧”往往形成同心圆的结构，那是以自己为中心，为众多景色所围绕的空间构造。这一点，从《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袁家渴记》《石涧记》等文章中都可以看得到。而当你置身于作品所描述的现实境地时，你也会感受到这一点。对于柳宗元来说，不是清静、澄静、静寂的空间，也不单单是幽深的空间，而只有四周的怪石、溪流、树木、花卉等众多自然景物都朝向自己的那种构造，才能让他感到被拥抱一样的温暖的精神慰藉。王维也是著名的山水诗人，如辋川诗等，所爱空间构造与柳宗元相似，都属于“奧、邃”，但王维的山水空间似乎没有同心圆的结构。

总而言之，山水美的空间构造可分为“旷、敞”与“奧、邃”两种，前者以元结为代表，而后者至少可以再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幽深，如森林、竹林，以王维为代表；第二类是带同心圆性的，如小山阿、小溪曲，以柳宗元为代表；第三类是封闭、隔绝的，如岩洞，洞窟，仙人道士属此类。

三 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研究的方法及其必要性

上述的元结与柳宗元所偏爱的山水空间的构造特征及其差异，一旦站在其作品的创作原地，就能真切地感受到。但是，作为前提，首先必须查证作品的原创地。山水文学的研究，不仅是文学作品的解读，即使仅是为了解读，也须要考证创作原地，这一点与其他文学研究大异其趣。因此，在以前的文学研究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还得采用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交叉进行。1．田野作业的必要性

没有山水的考证，就谈不上山水文学的研究。只是闷在书斋里埋头研究文献是很不够的。只有在查证到作品发生地之后，才能确认作者在文中的“创作”、“表达”方式。山水的原形“实像”与作品中的山水“虚像”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作者的创作、表现。例如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记述路线、方位、距离、规模等，如“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二百步，又得钴鉧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写得极其详细，非常客观。但描写“西山”说“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西山特别耸立，宛如泰山，好像有千百丈。但是经实地考察、查证地点得知，西山今名粮子岭，海拔约160米，平地约100米，其相对高度才60米；又离西山约1公里之处有《小石城山记》的“小石城山”，相对高度约90米，比西山高一半。简单地说，《记》里的虚像西山1000米减实像西山50米等于950米，这个高度之差就是作家加工创作的东西，这个“变形”就是作家的文学“表现”行为。西山简直是“培”，而“培”为什么变成“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的“特立”高山？为何西山周围的其他高山消失了？因为作家柳宗元现在在西山顶，西山就是他自己。同样的理由，他在永州，因此永州优美，应该优美，正如《愚溪对》说：“以吾之愚而独好汝，……今汝独招愚者居焉。”《愚溪诗序》也说：“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因我卜居此地，故此地名为“愚”。事不同而理同，因我在西山顶上展望，故西山“特立”，都表现了自己。

这样，文中所描写的山水经过作者之手已经发生了“变形”，其大与小的夸张变形自不待言，另外，某些存在物由于被赋予了一定的意义还会从文章里消失。以前山水文学的研究，大都连这个出发点也没有顾及到，这是有原因的。一种情况是，研究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即使注意到了，经济上、物理层面上也不可能做得到。对作品发生地进行访问和调查，经济上的开支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欧阳修曾撰《集古录》，目为石刻研究的经典，《集古录后序》里说：“有力而不好，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即使解决了经济问题，也未必就一定能执行。笔者就碰到过那样的情况。80年代初期，外国人自不必说，很多地方就连中国人也是无法涉足的。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现在，除了军事基地等极少部分地区禁止进入之外，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已畅通无阻。通过对山水的方位、规模、形态等进行调查记录来查证作品发生地，接下来要想查明虚像与实像之间的差距，就易如反掌了。虽然，也还有像办理手续那样的麻烦，不过，长远来看，在扩大与深化田野作业的研究方面，前景是光明的。欧阳修最后说：“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2．历史地理学的必要性

实地查证之前，要对文献进行考证。光是田野作业还不能得到圆满的结果。首先是作品的发生地发生了很大变化。跟千年间的自然变迁相比而言，人为的改变更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四旧”破坏和最近的迅速开发影响尤为巨大。例如笔者1991年第一次去探访永州，当时已开始拦截潇水建筑水库，《永州八记》中的袁家渴、石渠等地正在施工，假如晚去半个月，都会见不着的。因此，有必要在那些山水依然存在的时候，尽早进行调查，并记录在案。若想了解其变化过程，或者是否发生了变化，能提供帮助的就是以方志为主的历史地理书。即使同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中国与印度或者埃及不同，它留下的历史记录的数目之庞大，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地理方面的记录也是如此。关于唐代山水文学的研究，除了从宋、明、清至今反复编纂的州志、县志、通志、一统志等史料之外，还有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清代的《读史方舆纪要》等。通过这些文献史料，我们可以了解到改名等情况。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历代诗人文士对那些山水的评价与保护的过程。这些历史地理书数目庞大，对其进行检索与解读是相当艰难的，而且有的还收藏在各地的图书馆里，不容易看得到。然而，这些史书信息量很大，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3．民族学研究的必要性

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的研究，主要开始于南方、岭南地区，因为那里的自然风土、文化、语言与北方远远不同，因此，除了查证考证作品发生地，还有必要对当地的风土、民俗、方言等领域进行综合性的研究。特别是有必要从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的侧面进行研究，这是以前的唐代文学研究几乎不曾涉及到的。唐代地域文学的另一极是西域文学、边塞文学。对丝绸之路和佛教东传的关注以及20世纪的敦煌文献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深的层次。比如把《大唐西域记》的研究跟岑参等边塞诗歌的研究结合起来，互相参照，相辅相成，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与此相比，岭南文学的研究还停留在浅显的层面上，而不管在流放文学、山水文学的意义上，还是就其作品和作家的数量而言，岭南文学都比西域文学、边塞文学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这里面也存在着对唐代文学里岭南部分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够、以及本地区民族学研究的滞后性问题。故而，在唐代岭南文学的研究里，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例如，在元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绅、许浑等人的诗歌里，就有许多与当地的自然、社会、风俗密切相关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如“步”、“泷”、“虚”、“渴”、“洞”、“莫”、“韦”、“钴鉧”、“莫徭”、“麻兰”、“欸乃”等等。只是咬文嚼字，不考证这些词汇，就无法正确理解其作品的含义，更谈不上鉴赏了，甚至还会造成误解。顺便提一下，这里“步”不是步行，而是码头；“泷”不是瀑布，而是溪谷中的湍流；“虚”不是空虚，也不是废墟，而是集市；“趁虚”谓“赶集”；“渴”不是干涸，而是逆流；“洞”不是洞穴、岩洞，而是村寨或部族；“莫”、“韦”皆为少数民族的姓，前者谓黄牛，后者谓水牛；“钴鉧”不是范成大所说的“熨斗”，而是釜锅之类，“麻兰”不是植物，而是楼房，或是山名；“欸乃”是衬词，今苗族、侗族民谣里依然沿用。4．石刻资料研究的必要性

岭南地区，石刻多，尤其是摩崖石刻居多，对山水文学而言，所刻的地点与文学内容直接相关，因此有必要进行实地考察或野外作业。

唐人作品都收入于《全唐文》、《全唐诗》及其补编中，山水文学的研究也要依据这套巨大卷宗和各种别集，然而距唐已千百年，抄写刊刻之际发生讹误不少，因此当研究古典时，校勘是不可避免的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就山水文学而言，幸亏有一些磨崖石刻。那些石刻从来不移不动，保留在原位，因此是留传至今的第一手资料。搜罗拓本、考据研究，清人为多，诸如《金石萃编》《金石续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此外，岭南部分还有张鸣凤《桂胜》（万历一七年1589）四卷，李文藻《粵西金石刻记》（乾隆四十二年1777）一卷，刘玉麐《桂林岩洞题刻记》（乾隆五七年1792？）三册，翁方纲《粵东金石略》（乾隆三六年1771）九卷附二卷，谢启昆《粵西金石略》（嘉庆六年1801）一五卷，张祥河《粵西笔述》（道光二五年1845）一卷，杨翰《粵西得碑记》（光绪二年1876），桂林文物管理委员会《桂林石刻》（桂林文管会1981年）三册，谭棣华等《广东碑刻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一册，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摩崖石刻》（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册等等。其中最忠实于原刻的就是《八琼室金石补正》，收入数量最多的是《桂林石刻》三册，但用的是简体字，而且错字不少，漫漶之处有可能利用《粵西金石略》校对。广西部分，也许是因为石刻数量太多，还没出版像《广东碑刻集》水平的录文书。

这些书虽然有释文、录文，但是不一定可靠，若有拓片，用它研究是最理想的。岭南石刻的拓片收集最多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第4册—第8册）广西博物馆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桂林博物馆·桂林石刻博物馆编《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第9册—第13册）广西桂林卷》、桂林文管会《桂林石刻》（桂林文管会1979年）一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桂林石刻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一册和桂海碑林《桂林石墨菁华》（漓江出版社1993年）。此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唐（第11册—第35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也收录得不少，并且都较古，清拓本居多。但是，严格地说，拓本是第二手资料，石刻本身是第一手资料，因此，若石刻尚存，用它是最理想的。

不过，提醒以下：原石尚存，即使没有漫漶，非常清晰，也不要百分之百地置信。朱熹作《昌黎先生集考异》，举出“石本不能无误之一证”（卷8），忠告说：“一以文势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石刻确是第一手资料，但还只不过是最重要的参校本而已。5．实证性研究的必要性

最后谈及这种研究法的意义。此前山水文学的研究之所以没有进行实地调查、田野作业，不只是由于经济上和物理层面上的原因，还由于对伴随着如此巨大难度的“表达”作实证性研究到底有多少意义这一点。对其价值缺乏理解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笔者曾作《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考》（日本·中文出版社1996年），是对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和《游黄溪记》共九篇作品两千四百字采用前文所讲的田野作业以及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实证性研究的结果，包括图片，将近两百万字。同事中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作这样的研究？它有什么意义？”而从没有人对此前唐代文学研究的意义提出过质疑，然而我相信其意义也必然存在于拙作之中。不仅如此，其实证性的研究还具有此前的研究所不曾有的积极意义，对将来的社会文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一）对本地方教育方面的贡献。接下来将是以地方为主体的时代。而在此之前，地方对中央通常感到自己的劣势，有一种自卑感。在中国，同样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著名的历史人物曾经赞扬过本地的山水，以诗咏唱，并记录下来，这些史实多少会使当地人感到骄傲。同时，有可能通过历史事实与作品来促进语文教育和历史教育。举例说明，柳宗元在《游黄溪记》中说永州山水在世界上最美丽，黄溪是永州之最，笔者经田野作业而考证，《记》里所提及的“泷泉”恐怕是“泷白水”之讹，就是现在的双牌县，以前也写为“泷泊”，又从“东屯”到“大冥之川”的“黄溪”就是从现在的福田村到大明江之间。“大冥之川”应是“大明江”。中国的语文教材常常采用柳宗元的作品，如果当地的学校能把《游黄溪记》当作辅助教材，其教育效果当会更上一层楼。考定地点以后，如果能在当地修建纪念碑，刻上作品，必定取得更大的效果。因此，在地方优势的发展和促进地方的文化教育活力方面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二）在开发旅游观光资源方面的贡献。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可谓方兴未艾，其热忱的程度是日本所不及的。在此次的访问过程中（1998年），我再一次感受到这一点。说起来，就历史与国土而言，其潜在资源原本就是日本无可比拟的。笔者曾于1991年、92年对中国进行短期访问，我感到中国的旅游业的发展与旅游资源的开发的确一年胜过一年、蒸蒸日上、十分活跃。在世界上、中国的旅游资源也是十分雄厚的，说她是旅游大国也不过分。虽然微薄，但是笔者相信自己的这一套研究方法可以为中国的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文物保护作出点贡献。作为外国人，自己的研究能与当地人的利益相关联并为当地人所认可，笔者确实很荣幸。（三）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贡献。今天，自然环境的保护已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对山水文学的地理作实证性研究，就是要发掘出“山水遗迹”，并探明其遗产的价值。笔者也在本文中使用“山水遗迹”、“山水遗产”这一概念。在这里，我将“山水”与对建筑物进行考古学的研究所发现的遗址遗存等量齐观，这也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道的保护世界自然遗产的精神一致的。不光是尼亚加拉瀑布和科罗拉多峡谷那样的景观风光秀丽，有很高的地质学上的价值，值得保护，同时，值得保护的还应包括许多文人墨客到过并留下诗文和绘画作品的地方，乃至建筑、庭园等领域。就曾经给全部的艺术——换句话说，就曾经给人类文化以深远影响这一点来说，“山水”不只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存在，她是自然与精神文化的复合体，是历史文化的遗产，这一点与所谓尼亚加拉等的“自然遗产”不同。对“山水”景点及其“石刻”等文物、文学作品进行确凿的考证方法就是找出埋没了的古代遗迹，这与考古发掘相似，故而称之为“山水遗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于“山水遗迹”的发掘，不仅对旅游观光资源的开发，而且我相信，对提高自然、环境与文化的保护意识以及最终推动这个目标的实现，必定会收到相当良好的效果。结 语

关于中国古代山水文学，我们可以从时间（时代）与空间（地区）的角度上把握到其发展的脉络。大体上可以说是，它是横贯黄河、长江、五岭三个大“风土线”，横断中国大陆，往南发展过来的。不过，加上北边的西北沙漠，可以算做四个。到了唐代，推至五岭一线，又增添了“序”、“铭”、“记”等新的体裁，文人作家辈出，迎来了其辉煌灿烂的成熟期。泛岭南地区在唐代文学研究或者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研究中理应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但以前的研究却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其原因是没有理解到其重要性。因此，我想在此提出“岭南地区文学”这个概念。这个地区文学的主要特征表现在流放、山水与少数民族文化上。流放与山水是唐代文学里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文学史上，它突出了唐代文学的自身特征。仅仅继续沿用以往对官宦文学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不够的。不光要加上地理、风土、景观、方言等领域，还有必要进行包括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在内的综合性研究。

众所周知，桂林正在掀起一场旨在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运动。广西师范大学地处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美誉的举世瞩目的名城，还设有华南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作为国家文科基地，人才济济，并已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我个人殷切期望广西师范大学能理解鄙人所讲的岭南地区在唐代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观点，并作为这一研究的基础，推进综合性研究，以此在山水遗迹的保护方面作出贡献。*本文为笔者于1998年给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所做的专题讲座，载《东方丛刊》第30号（1999年），原题《唐代诗人所发现的山水之美与岭南地区——中国岭南地区文学研究的倡言》，赵克、张民译文。后增刪，题《山水文学在唐代的展开》，载《彦根论丛》（日本·滋贺大学）第333号（2001年），2006年改稿。唐代桂林石刻的特点及其研究法——《桂林唐代石刻之研究·前言》一 石刻的史料性及分类

古人发明的金石是可以和今日的光盘相匹敌的记录媒体。他们刻入的符号跨越时空，成功获得了传达。现在我们看到的金石文字是千百年前的事实及讯息。这和后来出现的纸张、木简等的手写本和印刷本不同。手写本和印刷本因为可以长途搬运，所以在跨越空间方面有优势，但是却在跨越时间方面劣于金石。这个差异就是金石能和纸张、木简共存的理由之一。在金石方面，石刻不仅比青铜、铁器便宜，而且刻入、装饰等加工也容易，并且有耐腐蚀的特性。所以很早以前就被广泛应用。墓碑、墓志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和死者共同在土中却能永远的存在着。而在后世，认识到石刻不同于手抄本、印刷本的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如大家所熟知的欧阳修《集古录》那样，开始进行拓本的收集，同时应用于作品的校勘，也尝试应用于史书的补充，也为欣赏和临摹而作了法帖。众所周知，直至今日石刻仍被作为第一手资料而广泛应用于文、史、哲学的相互订正补遗等方面。就唐代来说，最近出版的《全唐诗补编》、《全唐文新编》、《全唐文拾遗》等收录的新资料中，依据石刻的就有很多。

对于岩石这种记录媒体的信赖及应用，从古到今，虽然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但在中国的却是内容涉及多个方面，非常的特别。例如从记录死者生平的墓碑、墓志开始，到记录同盟讨伐等政治事件，宗祠、寺庙、城池、庭院的建造，儒佛道的典籍，个人的文学、绘画作品，土地的契约等等，还包括都市、寺院、景观、人物等的各种图像，实际上涉及多个领域。即使在现代，不仅在以文学、历史、书法为中心的艺术方面，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绘画、建筑、地理学、医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石刻的多样性，不仅仅体现在文字方面，也体现在线性的绘画等方面，比文献资料的范围更广。例如在清代复兴的金石学，叶昌炽的《语石》（1901年）是其中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语石》中的四十二种分类较为成功地体现了石刻的多样性。但是四十二种分类其实过于详细，有必要对石刻进行大范围的分类。之后杨殿珣编辑的《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年）中，以《金石萃编》160卷、《八琼室金石补正》130卷为代表，共收录了136种约1350卷的庞大的石刻资料，把它们分成了七类，如（一）“墓碑”；（二）“墓志”；（三）“刻经”；（四）“造像”（包括“画像”）；（五）“题名题字”；（六）“诗词”；（七）“杂刻”（包括“砖瓦”、“法帖”）。这是根据内容而进行的分类，在数量上也是适当的。现在，如果注意到这些分类的内容，就可以从里面发现历史的变迁了。这七类并不是同时出现的，大约分为前半部分的（一）“墓碑”、（二）“墓志”、（三）“刻经”、（四）“造像”一类和后半部分的（五）“题名题字”、（六）“诗词”一类。后者比前者流行得晚。这种现象反映了从记录事件本身扩大到了记录感想的方面，换言之，从史学扩大到了文学。刻石是始于地下的“墓志”、地上的“墓碑”、“刻经”波及到在岩石上“题名题字”、“诗词”，而且也出现根据个人嗜好、信手涂鸦的现象。唐代是石刻的展开期，这和当时中国山水游览的兴起和文学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北宋朱文长的《墨池编》第六卷《碑刻》中根据时间和内容整理了大量的石刻，首先根据王朝时代分类，如《周碑》四件（收录数，下同。）、《秦碑》九件、《汉碑》九十四件、《魏碑》十一件、《吴碑》五件、《晋碑》十二件、《宋齐梁陈碑》十六件、《后魏齐周碑》二十五件、《隋碑》三十件，然后在唐朝又进行了下面的详细分类：

今据此作表而比较：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相对于唐朝之前历代的作品数量共206件（南朝禁止石刻）来说，唐朝一个时期却有893件，急增了4倍以上。所以对此有必要进行精细分类，大约分了十七种。而第16“艺文”成为了必要的种类，并且增加了相当的数量，有111件之多。而且这里的“艺文”和杨殿珣七分类中的“诗词”相当，属于文学类。但是分类却有问题。例如太宗的《登逍遥楼诗》和韩愈的《汉堂诗》归于第13“宫宇”类，却不在第16“艺文”类。另一方面“刻经”类却被归于第16“艺文”类，另外也注意到了第16“艺文”与第14“山水”是有区别的。在本书中收录的吴武陵《新开隐山记》也被归于第14“山水”类。被作为山水文学，广义上这一类分在文学类里也是恰当的。由此可见第16“艺文”中山水文学作品的增加最终导致了“艺文”类和“山水”类的细分类。二 唐代的山水文学与岭南地区

文学的发展与风土人情有密切联系。在中国，从自然地理方面来说，通常被划分为华北、华中、华南，而文学的发展区域也与此相对应。众所周知，从周代在北部的长安、洛阳定都以来，在那里出现了大量诗歌作品，而被编成《诗经》。这可以说是以黄河中游的风土为背景的文学。与此相对，南方出现了《楚辞》，与《诗经》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不同。那是以温暖湿润的江南风土为背景而产生的文学形式，可以说是长江中游的文学。《楚辞》之类的辞赋对汉代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汉代以后，文人官僚、知识分子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以京城为中心进行着创作活动。其中也产生了远离都市官场的创作趋势，如竹林七贤等人的玄言、招隐、游仙的文学、谢灵运的山水诗，陶渊明的田园诗等等。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基本是以北面的长安、洛阳为中心，黄河中游地区和以今天的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区域。但是到了唐朝，在这两大区域之外，又增加了其他重要的区域。它们是两大区域的外缘。也就是说，一个是黄河中游以西北、沙漠区域，一个是长江中游以南、瘴疠区域。黄河西北区域产生了边塞文学，长江以南区域产生了贬谪文学。从时代来看，前者是唐朝的前半时期，后者集中在唐朝的后半时期。可以说文学的领域已经从中央扩大到了周边。其中黄河西北地区的文学和语言，很久之前就因为是佛教东传和丝绸之路等主题的原点而被关注，并且随着一百多年前敦煌文献的大量发掘，进而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因此对西北地区的研究也在深入的进行着。与此相对的长江以南，尤其是岭南地区的文学，却直到今天都不被关注。但是在唐朝，重要的思想家、文人诗人被贬谪的地点却是长江以南的地区，在此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进而向中央传播。其中之一就是广义上的山水文学。山水文学这一类，从世界范围来说可以称作中国文学的特征之一。这是在唐朝的长江以南地区急速发展起来的。那里有京城和北方所没有的，并且长江流域也稀有的自然空间和景观。同时南方特有的山水景观和自然环境也启发了文人诗人的种种思索。山水文学通过观赏山水，并没有只停留在描写山水的文字层面上，作为文学表现，内容是多样的，有对山水美的感动，对个人的慰藉、影射、韬晦，以及对自己的处境、政界、世风的讽喻等等。南方的自然风土，使更大范围的艺术、精神文化得到了发展，不仅表现在文学，还包括了绘画、造园等方面，因而应该更多地被关注。

在唐朝，山水文化的发展有几大原因，首先作为统一国家的唐朝继承了南朝对南方的开发，也在南方的版图特别是岭南地区设置了很多的州县，从面积上看，岭南是州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与此同时也从中央派遣了官吏治理。其次以岭南为中心的南方有与中央北方不同的残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众多的民族，是拥有特异文化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原的文化没有波及的偏远地区，所以被用作官僚的流放地。隋朝的流放地离都城两千五百里，而唐朝的离都城则有三千里。这个距离的变化说明了流放地从长江的南部扩大到了南岭的北麓。再次唐帝国是前所未有的版图辽阔并且统治持续时间较长的王朝，王朝的稳定被强有力的政权实现了。从另一方面说是在中央党派纷争激化的时候，失败的一方被排除了。所以对官僚的贬谪之风盛行，就选定了被认为是化外之地的南方，特别是岭南作为流放地。与之相反，被贬谪的官僚都是在中央失败，同时很多也是极有能力的官僚。在那里被贬的官员一方面怀抱思乡的感情，观赏游览当地的自然，或者深深的隐藏政治理想，或者讽喻中央和世风，或者自己开发景观，将那些景观、足迹、所感等写成诗歌、文章，或留下了很多题名题词。只是他们的题名、诗文并没有像墓志和纪念碑那样刻在石碑上，而是选择了直接刻在当地的岩壁洞穴周边的岩石上的这种方式。北方不是流放地，因而这种石刻很少。并且因为他们选择了直接刻到自然岩石上的方式，才使这些石刻得以保存到今天。像墓志一样被埋在土里的算是例外，其他类的石碑很容易受到自然影响、或者遭遇战火、人为的破坏，而比较起来，刻在山体上的摩崖石刻不太容易遭受破坏。

岭南石刻，在作为中国文献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的同时，也是显示山水文学发展的物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摩崖石刻”。且说石刻的内容和形状的关系。现在，所藏石刻最多的是西安的“碑林”，大约有3300多件。但是西安碑林石刻主要是以碑文墓志为中心的，而岭南地区主要是“摩崖”。关于广义上的石刻，至今已有多种分类方法。主要是按照内容分类的，其他的也可以按照形状分类，如清朝冯云鹏《金石索》所说的“古者方曰‘碑’，圆曰‘碣’，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亦曰‘石刻’”分成两大类。依据前面提到的杨殿珣分类，“墓碑”、“墓志”、“刻经”等类属于“碑碣”，而“题名”、“题字”、“诗词”多属于“摩崖”。两者的共同点是都刻在岩石上，而“碑碣”类是刻在从山体切割加工的石板上的，“摩崖”则是直接刻在自然的山体上。从山水文学的研究的角度来说，“摩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作为一般的史料拥有较高的保存性，更是因其内容及所刻地点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而成为了重要物证。三 桂林摩崖石刻的重要性及其特征

前面提到的中国文学的风土线，长江以南最应该受瞩目的就是岭南地区，并且在岭南地区，桂林又是最重要的。桂林山水因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而闻名。早在清朝，叶昌炽撰《语石》提到“桂林山水甲天下，唐宋士大夫度岭南来，题名赋诗，摩崖殆遍”，“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在岭南地区题名诗文等刻石之风盛行是在唐朝。“岭南”是现在的广东、广西地区。广西的摩崖石刻数量很多，而桂林又居广西之首。

根据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桂林石刻》（1981年）上册《编辑说明》（页1），197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桂林市内，清末（1911年）以前的摩崖石刻有接近2000件，其中六朝隋唐有47件，宋489件，元31件，明361件，清503件，年代无考者138件，共收录了1569件。根据《桂林旅游资源》（1999年）中的《摩崖石刻》（p226），总计约2500件，其中桂林市内大约有2000件。总计数量的增加，不单单是由于20年间的新发现，主要是随着周边县的合并，桂林市区版图的扩大，进而石刻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了。其中2000件中的大半都是在城区20余座山中的。这样集中的石刻在全国也是罕见的。此外根据《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第九册）广西桂林卷》（1998年）的《前言》，桂林现存石刻已超过2000件，其中“摩崖”最多，占五分之四。从中国摩崖石刻的所在地来说，刻有《纪泰山铭》（开元十四年726年）的泰山和刻有《大唐中兴颂》（大历六年771年）的浯溪是较有名的，但现在为人所知的摩崖，泰山大约只有1200件，浯溪只有500件，两者的数量远远不及桂林。并且从岭南地区的摩崖石刻来看，广东现存约220余所，共2400余件。这些是广东全省，还包括清朝以后的社会主义建国初期的“革命标语”石刻在內的数量。直到现在也不清楚这2400件石刻中包括多少清朝以后的作品，到清末为止，广东省全体摩崖石刻的数量这一点上明显不及桂林一市。并且广东省是分布在220个地点，而桂林市则是集中在20余个地点。从唐代的石刻看，广东全省不过10余件，而其中韩愈的作品占了接近一半，从人数上看更少了。广东省保有的唐代石刻不过是桂林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在岭南地区，除了墓志、碑碣之外的石刻——摩崖石刻，桂林保有的最多，同时也是其他地区望尘莫及的。这就是世人评价桂林在保有唐宋以后摩崖石刻的数量上全国第一当之无愧的原因。这和桂林地区特有的山水美有直接关系。广西地貌特殊，从全国来看，再和广东比较来说，喀斯特地形尤其发达，桂林就在其中心，石山也很多，所以对摩崖石刻来说，桂林就是最适合的地点，这也是桂林山水美的起因。本来摩崖是指直接刻在山体上的石刻，但是桂林摩崖在刻石位置上显出与众不同。喀斯特地形发达，形成大量钟乳洞，桂林以洞口周边为中心的摩崖石刻，不仅有刻在洞外的，刻在洞内的岩壁上的也不是少数。总而言之桂林石刻的特征有以下三点：（一）包括了山水景观发现开发记录题字题名等的与山水文学相关的作品比较多。（二）多为摩崖的形式。（三）洞内也有摩崖石刻。摩崖和石板类的碑碣不同，不容易被破坏，尤其是洞内的作品。所以可以说即使在作为第一手史料宝库的岭南地区、桂林也是重中之重。

如上所述，石刻分类一般是根据内容，如果研究开始于对石刻本身进行调查的话，就需要进行其他分类了。除了清朝冯云鹏《金石索》中提到的根据形状的不同而分成碑碣和摩崖的二分法以外，如果研究摩崖石刻，根据石刻的场所和石面状态等进行分类就很有必要了。例如石刻是在洞内还是洞外，存在地点的不同，调查方式和需要的工具也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在洞外的，风雨侵蚀和龟裂较多，洞内就比较少了。但是洞内往往落脚点很差，并且需要照明。碑碣类大都是把石面磨平，然后刻字，摩崖类卻有不打磨石面而直接刻字的。就桂林的石刻而言，宋朝及其以后，大都是把石面磨平然后刻字的。唐朝的石刻大多是直接刻在没有打磨过的石面上，并且打磨的状态也有差别，有磨平的，也有简单削平的。这和按照直接书写在岩石上的字进行雕刻的方法（也就是书丹）以及按照贴到岩石上的纸上书写的字进行雕刻的方法也有关系吧。像这样根据石面状态的不同，需要的工具也不同。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的对应是这次调查中最困难的地方。例如本次是为获得基础资料，以相机拍照为主，进行的调查，不仅要考虑摄影的位置、角度、光源，还有天气，还要考虑时段、季节等一系列因素。四 石刻的拓本和本研究法

本研究是在事先通过方志、历史地理书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尽可能确定石刻的存在地点，赶赴现地，进行更详细的资料收集工作，与此同时，选择野外考察的方式，跋山涉水，对发现的石刻进行摄影。这次选用的摄影作业方式，不仅是因为得不到拓印的许可。例如为了在高十数米的悬崖上捶拓边长数米的石刻，而制作脚手架，不仅在物理条件上，在金钱面上也是有困难的。而相机的图像资料有拓本所没有的优点。（一）直到今日，研究者虽说使用石刻，其实所用石刻还大都是通过纸和墨取得的拓本。在这需要注意的是，拓本因为是根据保存性很好的石刻作成的，所以比印刷本、手抄本，以及帛书、木简等，都更忠实于原文，因此在历史文学艺术等多方面被作为第一手资料使用。但是，过度信赖是不可行的。严密的说，石刻才是第一手资料，拓本应该算是第二手资料。石刻和拓本的本质是有区别的，拓本是根据石刻而复制的，当然不及原物，如果原物还存在的话，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的调查。（二）无论拓本多么鲜明，也缺少原本的表现力，换言之，资料包含的信息量很少。原石经历千年风霜还保留原貌是不可能的。部分破损或者有龟裂，再或者生了苔藓，霉斑，附有灰尘等，像这样的原石的拓本，即使洗刷干净再取得拓本，还是用墨来捶拓的，不仅是龟裂、破损的部分，微小的附着物也一起，都被白色或者黑色表现出来了，在这一点上拓本不如原石的照片。拓本也不同于黑白照片。但是照片因为光源的照射而出现差别，需要相当的技术。拓本确实鲜明，因为只有黑白两色，但是没有的中间色其实是不鲜明不正确的。即使是黑白照片，也因为有中间色的表现，那是什么也可以简单作出判断，但是却不如彩色照片。只要是彩色照片，比如很暗的点是绿色的霉菌这种东西就知道了，并且连龟裂的深浅程度也可以知道。（三）今天用相机摄影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利用电脑对图像进行处理，只要准备了镜头，不容易接近的高处也可以简单的进行摄影。扩大缩小当然可以做到，光源和形状的修补和图像的数码化也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拍照高处的，上下的明暗、形状不一致的情况会发生，可以把图像数码化处理了，简单地做到接近原来的面貌。如果要扩大文字进行判断阅读，那需要600万像素以上的数码相机。而胶卷相机的信息量比这更多，也可以把胶卷转化成数码性质再使用。为了以防万一，用胶卷相机和数码相机同时摄影比较理想。

这样，就算有拓本资料，如果石刻还存在的话，取得原物的照片作为资料最理想。但是，像前面提到的，根据石刻的地点和状态不同，摄影的方法和工具也是不同的，实际上做到并不容易。

虽然可以说拓本比原石的照片差，但是也有拓本对研究有益的一面。如果原石被破坏，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拓本就是唯一的贵重资料了。或者说，是在侵蚀龟裂还不严重的时候取得的拓本是非常贵重的。保留到今天的桂林石刻的拓本，大部分是民国时期或者“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东西，其中也有清朝的拓本。这些拓本多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桂林石刻博物馆、广西省博物馆，还有我国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内，其中的一部分被影印出版，可以简单的看到了。桂林石刻的拓本影印中桂林石刻博物馆（在七星公园內“桂海碑林”）藏品最多。*本文即户崎哲彦专著《桂林唐代石刻之研究》（日本·白帝社出版2005年2月）《前言》。王娟译文，2007年改稿。广西兴安县乳洞岩石刻的特点及其分类——《中国乳洞岩石刻之研究·前言》一 桂林山水与乳洞岩的石刻

今天，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在日本也是脍炙人口的。这一句七言本来见于南宋广西路提点刑狱王正功之作《权府经略提刑大中丞公宴贺之诗》（嘉泰元年1201），但明清人则认为始于宋代大文豪范成大对桂林的评价。范成大任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淳熙二年（1175）赴新任地成都，路上著成《桂海虞衡志》，其中在第一篇《志岩洞》中提到“余尝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士大夫洛南南者少，往往不知，而闻者亦不信。……其怪且多如此，诚当为天下第一。”现今的桂林市，唐、北宋称为桂州，至南宋绍兴三年（1133）升为静江府。范成大介绍读书岩、伏波岩、栖霞洞等三十余所岩洞，都在桂林市内或近郊，接着提及郊外说：以上所记，皆附郭可日涉者。余外邑岩洞尚多，不可皆到。兴安“石［三］乳洞”最胜，余罢郡时过之。上、中、下亦三洞，此洞与“栖霞”相甲乙，他洞不及也。“附郭”即府治临桂县，说到其他周边诸县的岩洞中“最胜”者，首先举出“兴安石［三］乳洞”，这就是今天被称为“乳洞岩”的钟乳洞群。宋代兴安县，即今桂林市辖兴安县，唐名全义县。乳洞岩在县西南约6公里的董田村。范成大赴成都时，途经此地作诗，题为《兴安乳洞有上中下三岩妙绝南州率同僚饯别者二十一人游之》。至今“右十八人同游，至能之侄若、男莘侍行。岁月及道号在上洞”的题名石刻尚存在“中洞”内。“乳洞”，今又称“乳洞岩”。《说文解字》云：“岩：崖也，山边谓之崖。”“岩”不只谓山崖，还谓洞穴。在广西地区，喀斯特地形发达，一般用“岩”指钟乳洞。例如《桂海虞衡志·志岩洞》云：“龙隐洞、龙隐岩：皆在七星山脚。……有大洞门，高可百丈，鼓棹而入，……别有洞门可出，岩在洞侧。”“岩”与“洞”本有差别，“洞”是像隧道般的一条横着伸长或穿通的，“岩”是像石室、石屋般的岩层中凹入较深大的部分。而同书云：“叠彩岩：……太半有大洞门，入洞行十许步，则曲转，穿出山背。”“雉岩：亦江滨独山，有小洞。”“佛子岩：……山崒起莽苍中，山要有上中下洞。”“岩”殆谓石山，中有洞穴，故往往称“洞”。北宋韩拙《山水纯全集·论山》云：“崖下曰岩，岩下有穴，而名岩穴也，有水曰洞，无水曰府。”明时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云：“与客坐闲谈横州山水佳胜，……彼人呼‘洞’曰‘岩’。”故范成大云“乳洞有上中下三岩”。还有，“乳洞”本是一般名词，是指有石钟乳的石灰岩洞，相沿成习，变为专有名词，如“泰山”、“长江”等。

范成大是一位代表宋代的大文豪，在南迁之后的宋朝，自负熟知包括北方的天下山水名胜，据他的了解，兴安县“乳洞”“妙绝南州”与桂林“栖霞洞”相比美。栖霞洞即今七星岩，早在隋唐就很有名。众所周知，桂林以奇山及其岩洞驰名中外，范成大的《志岩洞》中说“天下第一”，直到今天以栖霞洞为桂林岩洞之最。范成大拿她相比，可见对“乳洞”的评价非常高。因此可以说兴安县乳洞岩也是足以向世界夸耀的名胜地，然而至今她的存在不仅在中国国内，即使在桂林当地，也无人所知。

兴安乳洞，山水景胜地，与桂林栖霞洞相媲美，也曾吸引了众多游人。古代风习，文官骚人探访名胜，题名题诗，留下刻石。清代著名金石学者叶昌炽《语石》（1901年）提到“桂林山水甲天下，唐宋士大夫度岭南来，题名赋诗，摩崖殆遍。”“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兴安乳洞，唐时属桂州，位于今桂林市北约70公里，当南下北上之路线，即“唐宋士大夫度岭南来”的必经之地。笔者曾对桂林石刻作过实地调查，经此得知，在桂林市区及其周边，现存唐宋石刻最集中者乃兴安县乳洞岩。并且，若干石刻除外，皆为摩崖石刻。桂林市摩崖石刻现存数量虽为全国之首，然而唐代石刻尚甚少，并且不集中。兴安乳洞岩多有唐代摩崖石刻，从数量上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全国第一，并且大多在洞內。

石刻分类，按照内容的分法，至今仍为主流，如叶昌炽著的《语石》、杨殿珣编的《石刻题跋索引》，均很有名。然而从形状上分类也是可能，并且是必要的。例如清代冯云鹏编著的《金石索》说道：“古者方曰‘碑’，圆曰‘碣’，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亦曰‘石刻’。”还有《辞源》解释“石刻”说：“刻有文字、图画的碑碣或石壁。”这是考虑到石刻的形状、存在状态而进行的定义及分类。实际上，民国徐乃昌编的《安徽通志稿》在《金石古物考》中将“石刻”分为“碑志”与“摩崖”，还有最近何华军著的《广西历代石刻档案述略》提到“两大类型”，也分为“碑刻”与“摩崖石刻”。笔者赞同此类分法。凡石刻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石板为材料的碑碣、碑志，二是在山体岩面上直接镌刻字画的摩崖。但，后一类有必要再细分类，一则洞內，二则洞外，笔者提倡的分类将在后详谈。今按照“碑碣”与“摩崖”两种分类来说，乳洞巖岩现存的唐宋摩崖石刻数量可能超过桂林市区现存的几所摩崖的集中地，这一点也允称中国第一。然而乳洞岩作为名景胜地的知名度已经失去了，几乎无人得知唐宋石刻的存在，虽然在民国时期及“文化大革命”前后官方做过正式调查，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对其进行学术性的研究，似乎还没有认识到其高度的价值。

如前所提，乳洞岩其地离桂林较近，唐宋石刻集中存在，但在清代中叶就几乎不被人所知。例如清代谢启昆编《粵西金石略》（嘉庆六年1801）15卷，收录的乳洞石刻仅有南宋李邦彦所撰的《三洞记》（建炎三年1129）一件。然而据笔者的调查及考证，现存的唐代石刻有六件，至于宋代石刻，至少也有20件。其中有僧侣及无名诗人文士之作，不仅如此，还有范成大的题名、张孝祥的题榜、方信孺的题名题诗等高官名人为数不少的作品。而且这些石刻也不是分散在一座大山中的，而是集中在极其狭窄之处。其数量也不少，主要是唐宋时期的石刻，约有30件，很有可能原来有40件左右，在全国来看，这也是极其罕见的。《粵西金石略》也仅收录了一件，直到现在都不为人知，因此清代奉敕编撰的《全唐诗》、《全唐文》等当然没有收入，即连整理最近发现的石刻等资料补遗而编成的《全唐诗补编》、《全唐文新编》、《全唐文补遗》、《全唐文补编》也都未收录。现存石刻，不仅作为千百年前的历史文物而贵重，而且作为补遗《全文》、《全诗》的资料，其实际价值则更高。一般来讲，宋代石刻从数量上看，比唐代骤增，从年代上说，比唐代晚几百年，现存率较高，因此文物价值比唐刻还要低，然而乳洞石刻宋人作品数量较多，都可以作为文史资料，价值很高。著名人的作品虽然有些收在新编的《全宋诗》、《全宋文》，但错脱不少，据此可以校勘，并且有不少作品在最近新编的《全宋诗》、《全宋文》及《全宋诗订补》中尚未收入，据此可以补遗。同时，以此为史料，也可以了解到诗人文士官僚等人的平生、事迹，也可以补充史书记载的遗漏，订正其错误。二 乳洞岩石刻的特征及石刻分类

石刻是第一手资料，其重要性无庸赘言，乳洞石刻的特点及其价值还在别处。如前所述，乳洞石刻大多是唐宋摩崖，并集中在一处。说起唐代石刻，不用说在桂林及其周边，就在全国也是少数。今比较一下现存石刻的收藏数量，西安市“碑林”的收藏超群出眾。据《西安碑林博物馆碑刻总目提要》（线装书局2006年），分为“碑石”556件，“墓志”1053件，“造像题记”70件，“经幢”63件，“2005年度入藏碑志”100件，共近2000件。收藏数量之多与其地有关，洛阳也是古都，是另一个石刻集中地，据《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9年），墓志共1360件（内有民国6件）。虽然众多，可大多是碑碣之类，是刻在加工的石料上的。而桂林是边缘的小城市，并在唐时是化外之地、流放地，石刻虽多，而墓志、碑石等类却极少，直接刻在山体的摩崖之类数量与此相反则超群出众。这与石刻的形制及镌刻的地点有密切的关系。刻在石板的一类，可以移动，因此容易收藏而保存，正如西安的“碑林”、洛阳的“千唐志斋”，都是搬到一个地方集中保管的。而对摩崖石刻来说，这种做法极其困难，基本是不可能的。根据这种石刻特征，将石刻分为碑碣与摩崖两大类，那保有摩崖最多的不是西安、洛阳，而是桂林。这种分类之所以必要，不只是因为它反映了可否保管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寻找、拓印等作业以及辨识字画等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碑碣类因可移动而拓印容易，辨字也不难。而摩崖则不同，非得进行实地考察，有时候还需要野外工作。此外，乳洞石刻还有别的特征，即大多刻在洞内。

笔者提出以可否移动为原则的分类，还有必要细分。对于不可移动的摩崖之类，还可以根据其位置细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刻入岩洞外的山体石面上的，另一类是刻在岩洞內的。所谓摩崖一般是指前者，现存数量上也占绝对优势。从内容上看，两类没有显著的差异，而从某种意义来说，比“碑碣”与“摩崖”两大分类还重要。地志等有记载的石刻现存与否，位于何处，或者找寻无载的石刻进行跋涉山川的野外考察，若从此开始调查研究，那么洞内外场差异是很大的因素，相当于墓志出土了的和还埋在地下的那样差别。乳洞的石刻大部分是摩崖，大部分存在于洞內。广西的岩洞大多是钟乳洞，乳洞岩就是钟乳洞。凡是钟乳洞，內部则幽深漆黑，高低起伏，曲折蜿蜒，寻找石刻极其艰难。其中也有长达数百米的，越进越危险。乳洞岩的“上洞”就是这样，约有250米。在一般情况下，洞内摩崖难处较多，发现石刻比洞外摩崖还要难，但是也有优点。洞内摩崖因为没有风吹雨打，比洞外摩崖保存得完整，因此字画清晰，易于辨识。如唐刻元晦题名、宋刻范成大题名。另一方面，因为刻在钟乳洞内，往往滴下含有碳酸钙石灰质的水溶液，附着在石面上，愈古愈多，辨识极其困难，如唐刻韦瓘题诗、宋刻方信孺题诗。这样，由于洞内外情况不同，因此需要按照地点来分别。

其次，不论是摩崖还是其他石刻，也可以并且也有必要根据工序上的不同来进行分类。乳洞内现存的石刻大多是文人官僚的题名题诗，大多是由石匠、刻工等工匠制造的，但是也有作者自己随手刻的。乳洞的上洞里刻有“僧元约，大和八年游”八字二行，这是唐代大和八年（834）有一个僧侶到此游览，捡起脚下的碎石刻在岩石面上留下的。这样信手涂鸦的东西在桂林的岩洞里随处可见，但都是今人乱涂写的。据悉，至今还没有发现唐宋古人的。乳洞那件石刻，虽然也属于乱涂写的，但距今约一千二百年，而且刻字方式也很特殊，因此非常珍贵。其实，记载形式并不特殊。桂林另一个著名岩洞芦笛岩，洞内曾有许多唐宋人用墨水写的壁书，虽说墨书与石刻根本不同，却与乳洞那件“元约”的石刻有共同之处。第一是记载形式：芦笛岩墨书也是因在洞内而得以保存的，那些壁书的基本形式是如“柳正则、柳存让、僧志达，元和元年二月十四日，同游。”“无等、僧怀信、觉救、惟则、文书、惟亮，元和十二年九月三日，同游。”写的內容大多是谁、何时、游，就是说以“人”、“时”、“事”三件为基本要素的程式化的东西，那件“僧元约，大和八年游”八字，记载形式与此相同，是最简单的。第二：更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作者与书人的一致。笔者发现这件石刻以后，认识到了根据石刻工序之异进行分类的必要性。不仅仅局限于乳洞岩，任何石刻到完成都具有几个过程。一般来讲，作者写好，然后刻工刻到岩石上，因此从过程来说，石刻虽是第一手资料，但是一般都是间接的创作。除撰文、刻字外，还有书写的工序。例如高官的墓志、颂碑，一般是请当时著名的文人来撰文，又请著名的书法家来书写的。例如西安“碑林”所藏的《多宝塔感应碑》（天宝一一年752）以颜真卿书闻名，其实有四个作者，即“岑勋撰，颜真卿书，徐浩题额，史华刻”。带匾额的主要是碑志类，因此匾额除外，每件石刻到完成都有撰、书、刻三道工序，有可能每道工序作者都不同，今以此类表示为〈撰≠书≠刻〉，因为三者不同，所以往往产生错字、漏字等失误。反之，又有三者皆同的〈撰＝书＝刻〉结构，“元约”的石刻属于此类。壁书没有“刻”的工序，撰者直接书写在石面上，元约石刻也是直接刻在石面上的，这类与“撰＝书≠刻”、“撰≠书≠刻”相比，不仅错漏字很少，而且不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经费，是最简单而轻松。现在可以称“撰＝书＝刻”为“直接石刻”，称“撰＝书≠刻”、“撰≠书≠刻”为“间接石刻”相区别。不用局限于乳洞石刻，就桂林等地的摩崖来说，“间接石刻”居多。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发现“直接石刻”，因此乳洞的那一件非常贵重。这样，直接石刻与壁书的简单随意性是相同的，而进一步推断说，乳洞元约石刻是随便捡起脚下的岩石碎片来随便刻上的，不用笔墨等工具，比壁书还要简单随意。

现在，乳洞内岩壁上信手涂鸦非常多，都是现今游客胡乱涂写的，因此唐僧元约的石刻很容易就被忽视了。但从记载的内容和形式上来看，可以判断是唐代原刻。为何直到现在仍能保存完好，这与石刻位置有着莫大关系。间接石刻一般是由刻工专家用工具刻上的，而直接石刻不经过那道工序，因此刻痕很浅，经不住千年风雨。假设直接石刻在洞外，则不可能保存至今。

笔者在上面提到两种分类的必要性，一是按照可否移动的形制特点分类，二是按照在洞内外的刻石地点分类，工序上直接间接的分类（匾额除外）同样也需要适用于那两种分类，参见下表。

这样，乳洞岩石刻之所以显得尤其珍贵，并不是因为它是石刻，也不仅仅是因为它包含大量的唐代石刻和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因为大量的摩崖石刻在洞內，还有直接石刻至今保存完好。三 乳洞岩石刻至今不为人知的原因

笔者研究结果表明，乳洞岩的现存石刻，包括年代无考者，共31件，若包括已毁的，则可能有40件以上。乳洞有这么多的石刻，为何至今不为人知呢？

首先容易想到的就是地理条件。乳洞地处偏僻险恶的山间。到目前为止，收入广西石刻最多的是《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4—8）广西省博物馆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五册，约900件，乳洞石刻仅有7件，其次是清谢启昆的《广西通志》（嘉庆五年1800）中的《金石略》十五卷，稍后独立编成《粵西金石略》，乳洞石刻仅收宋刻《三洞记》一件，也就相当于没有。《金石略》附录《待访目录》，说：“谨案：粵西金石之文，著录者，得四百八十有三种。然崖谷榛莽中，搜讨有所未及。又其石已亡而世或有拓本者，并存其目，以待后之君子。”因为石刻在崖谷榛莽，难以寻求，因此按照拓片或古书作“存目”，但《待访》中录乳洞的也只有一条“乳洞题字”，录自明代曹学佺的《广西名胜志》（天启六年1626稍后），云：“宋李邦彦名上层曰‘飞霞洞’，隶书‘玉溪桥’三字，还有张孝祥大书‘上清三洞’四字。”然而“飞霞洞”、“上清三洞”皆尚存，《广西省博物馆卷》也没有收录。后者刻在洞口，很大，宽340厘米，长70厘米，《三洞记》也应在洞口，若“搜讨”，则定会找到“上清三洞”等石刻。这个矛盾露出了《金石略》之虚伪，不仅搜索粗略，而且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调查过。

乳洞石刻在本地也不为人所知，原因不只是在“崖谷榛莽中”这地点的问题，也不只是调查不足。除此之外，恐怕还有两大原因。一个是上面提到的地点。乳洞石刻大多是在洞内，其中唐刻6件都在洞内深处，或在洞内高处，即使今天寻找也不容易发现。而且有的经千年风霜侵蚀严重，又有的附着石灰质溶解物，凹凸不清晰。这是一个物理性的原因，另外还有人为性的原因。

乳洞从南宋起开发为民间信仰圣地。今天三洞都在洞內置有三尊乃至五尊的石佛像以及祭坛、台阶等，周围作为道场。每个洞仿佛是个祠庙，唐宋石刻很少被人看到，也许是一般游客止步的缘故吧。南宋乾道二年（1166）张孝祥题榜“上清三洞”刻在下洞口，根据道教思想“洞天”化，也许有道士山人曾住在洞里。而组织起来集中开发的当在此后约一百年。宝祐元年（1253）以王慈敬为中心，佛教信徒开发成宗教道场。洞內有《道场》《偈颂》《赞》等石刻，其中几件重刻在前人的石刻上。这说明了王慈敬他们不顾唐宋名人题名的存在，自己找最适合的地点作为道场进行开发。《道场》傍边有石佛、台阶，桂林正式调查报告以为是清代康熙年间所造，然而从石刻内容及其位置关系来看，可能大多是王慈敬等开发道场时所造的。这样，游览的胜地变成宗教的圣地，一般游客难以接近神圣的空间，或许禁止游客进入了。直到元明，大家以乳洞为民间佛教的修行道场，竟没有名胜地的知名度了，也因此没有人来题名题诗，因此没有元明的石刻。乳洞的情况比较特殊，与桂林市区名洞现存的石刻相比会更加明显。市区的石刻数量，随着时代越下越多，例如桂林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的《桂林石刻》（1981年）分成三册：唐宋石刻为上册384页，元明石刻为中册258页，清代石刻为下册468页。这样随着岩洞利用方法的变化，其石刻逐渐不为人知了。四 乳洞岩的沿革

综述乳洞岩的沿革，大致可分为四、五期：

第一期，无名时期：唐代以前，虽然有些人得知其山水的景胜，但知名度还不高。乳洞岩到唐代以后以风景名胜驰名桂州内外。

第二期，山水名胜时期：唐代，尤其是中唐时期，僧侣、文人官僚得知或发现其景胜，多来游览。洞内有大和八年（834）、会昌四年（844）、会昌五年、大中二年（848）的题名、题诗。大中二年韦瓘的题诗有“尝闻三乳洞，地远□容□”等句，可知乳洞在大中年间以前已经有名。此外，晚唐段公路的《北户录》、刘恂的《岭表录异》以及北宋初的《太平寰宇记》中也有乳洞的记载。乳洞胜地之名有可能由僧侣传到官僚。例如桂林芦笛岩内有不少壁书，时期集中在中唐，还有游客大多是僧侣，由此可推测，当时在僧侣之间曾有探访桂林岩洞的风尚。乳洞前曾有寺院，何年创建未详，但《三洞记》（建炎三年1129）有记载，因此不下于南宋初。寺名亦未详，据明代方志，曾有“明真寺”在洞前，盖即其后身。唐宋时，既有人单独游玩，又有集体游览。乳洞在桂林之北，南下赴任，北上回归时，必经此地，因为是山水胜地，又因为离桂州城不远，所以官员被送到此地，举办饯别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范成大，他说“此洞与栖霞相甲乙，他洞不及也”、“妙绝南州”，给予很高的评价，诸如南宋周去非、明代袁袠，述及乳洞，皆提到范成大。

第三期，宗教基地时期：直到南宋后期，自宝祐元年（1253）起，由王慈敬组织民间佛教信徒，作为佛教道场而进行开发。山水胜地变成宗教圣地。之后，探访游览者变少了。元明时，虽有游客，如俞安期、袁袠、徐霞客等名人，但显得极少，也没有题名题诗。恐怕明真寺也在明代中期以前化为废墟，荒无人烟了。

第四期，复兴时期：直至清初，当地董田村名士侯氏做官，为复兴而尽力，洞前修建“飞霞寺”。康熙、乾隆年间，游客较多，当地官僚文士又来题名题诗，石刻尚存。

第五期，文物破坏时期：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将石刻、石佛以及寺庙视为“四旧”，遭到破坏，唐宋的面貌全失，有些文物毁灭归土，还有些文物下落不明。这可以分为一期。五 乳洞岩石刻一览表

最后附录《乳洞岩石刻一览表》。“存”中，笔者确认现存者以●标出，没能确认而有拓片者以◎标出，方志等有录文者以〇标出，方志等有记载者以△标出，据方志等可推知其存在者以？标出。“资料”：谢起昆《粵西金石略》简称“谢”，张运昭《［道光］兴安县志》简称“县”，林半觉《广西石刻志稿》简称“林”，张益桂《桂林文物》简称“物”，桂林市政府文化研究中心《桂林旅游大典》（页203、页294）简称“典”，刘涛等《桂林旅游资源》简称“资”、兴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兴安县志》简称“志”，《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广西省博物馆卷》、《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广西桂林卷》简称“拓”；“全”谓《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文》及其《补编》等，收录者以〇标出，未收录者以×标出。*本文即户崎哲彦专著《中国乳洞岩石刻之研究》（日本·白帝社出版2007年2月）《前言》的一部分，2007年改稿。关于成语“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出处和典据——王正功的诗和范成大、柳宗元的评论序 言

中国桂林的山水自古以来就很有名。清代的石刻家叶昌炽在他的名著《语石》（光绪二十七年1901）卷2《广西》条的开头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唐宋士大夫度岭南来，题名赋诗，摩崖殆遍。”唐宋时期，官吏、文人、墨客对桂林的访问络绎不绝，纷纷赞美它的山水之美，从此桂林山水誉满天下。如今桂林不仅在中国国內，而且在全世界也是很有名的。人们常用“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成语来概括桂林的山水之美。1998年夏，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访问了上海、北京、西安和桂林四个城市。据中国的报纸报道：克林顿访问桂林时，在市内的七星公园作了演讲，他在演讲中说“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桂林更美丽。”对桂林倍加赞赏。当然，他的赞誉之词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不知原文如何，但与汉语的“桂林山水甲天下”意思相近。能想象得出来，克林顿的这一赞誉之词很可能就是“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成语的汉译。

那么，全世界都知晓的“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成语，是什么时候产生，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明代万历二十二年（1594）访问了桂林的俞安期在他的《桂林岩洞杂咏》的序中说“昔人谓‘桂林山水甲天下’，非以岩洞胜乎。”据此可以推断“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七字名句，早在明代已经脍炙人口了。那么，“昔人”又是谁呢？2001年在桂林召开了《宋人王正功“桂林山水甲天下”研讨会》，证实了桂林市內的独秀峰上刻有南宋王正功的诗句中有“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出处，今天已成为定论。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说法。谭发胜、苗洁在《王正功生平拾议》（《桂林名城研究》1991年总第5期）中介绍了以前的说法，列举了“宋人李曾伯”、“明人董传策”、“清末金武祥”等，还说“甚至有人证明是唐以前的名作名言。”味水在《宋代广西科举史上两桩轶事——兼及“桂林山水甲天下”之出处》（《广西文史》2002—1）中也介绍了求证于“南宋李曾伯”、“清光绪年间……金武祥”的说法。此外，还有人求证于王正功以前的南宋范成大、唐柳宗元等人。据笔者所知，现在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1）清代金武祥的《遍游桂林山岩》诗里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绝妙漓江秋泛图。”

2）明代董传策《粵西山水歌》里有：“粵西山水甲天下，蜀中险绝此其亚。”

3）南宋李曾伯的《重修湘南楼记》里有“桂林山川甲天下”。

4）南宋王正功的诗句“桂林山水甲天下”。

5）南宋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里有“余尝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

6）唐代柳宗元的《撰訾家洲亭记启》里有“今是亭之胜甲于天下”。

金武祥的诗句应在明代俞安期之后，很明显是错误的。董传策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进士，他在南宁写的《青秀山记》里有“嘉靖甲子（四十三年）春正月上元日记”的记载，由此推断，《粵西山水歌》是这期间所作，比俞安期要早三十年把“桂林”称做“粵西”。董传策在《游桂林诸岩洞记》的末尾一段有“因复得《粵西山水歌》一篇云”的记载，这里的“粵西”是指“桂林”。李曾伯句也极为相近，写作“山川”。如果从年代看，确实可以说王正功是最早的，但这里边还有几个问题。实际上，明清时期并不认为“桂林山水甲天下”是王正功的独创，这是为什么呢？此外，举出范成大、柳宗元来，与其说是为了考察“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出处，倒不如说是为了从与此相类似的评价和论述中来寻求它的典据。这样说来，以前的说法中还有许多没有提到的东西。本文试图对“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成语的产生及其出处、典据做进一步的考察。一 王正功的诗及其发现

嘉泰元年（1210）任广西路提点刑狱、权府事的王正功（1133～1203）在桂林为进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安排了壮行宴，酒席宴上他作了诗，在诗的第二首的开头能看到“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句。这首诗由他的弟子刻在了独秀峰的东南壁上（长17+94=111cm，宽66cm；字径，篆额字径9cm，正文字径5cm），时至今日还基本上完整的保留着。王正功诗的校勘

传至今日的王正功诗，收在了作为中国的国家研究课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编辑出版的《全宋诗》第四十五册（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处编、傅璇琮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卷2442（页28269）里，他的诗只有三首。三首都是在桂林所作，它的石刻还都保留着。反过来可以说，现在所知道的王正功的诗只是在桂林现存的诗，所以这石刻是极为珍贵的史料。不过，《全宋诗》的收录和整理中有很多错误。（1）“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诗，《全宋诗》在注里根据《桂林石刻博物馆拓本》收录，把诗题写为《嘉泰改元……行宴享之礼作是诗劝为之驾》，但是，独秀峰读书岩的现存石刻为“……行宴享之礼。提点刑狱、权府事四明王正功作是诗，劝为之驾”。《全宋诗》缺少“提点刑狱、权府事四明王正功”这十二个字，编者、整理者可能会认为这段文字作为作者本人的诗题是不合适的。可是，出现“作是诗”三字就与诗题不相称了。与其把它作为诗题不如作为诗序来考虑更好。（2）《全宋诗》把第二首第五句写作“九关虎豹看劲敌”，但是“劲”字原石刻明显看得出来为“勍”字。从平仄看“劲”（仄）也是不适当的，应为“勍”字才是。（3）虽然《全宋诗》没有提及，但诗的上方本来是有篆额的。现在，篆额（长18cm）上面的一部分看不太清楚，由竖二字、横七字共十七字构成，可辨认为：“□府□略□刑□中□公□□□诗”。参照照片“桂林独秀峰刻《王正功诗》”。“略”字的上边从意思上看应为“经”、“刑”字的上边留下右下的部分从前后的意思来看应为“提”。“公”和“诗”之间的字上半部虽然看不清楚，但下半部分是“贝”字，与“贺”字相近。如果是这样，“……贺”和“诗”之间的字应为“之”。桂海碑林编《桂林石墨菁华》（漓江出版社1993年）可辨认为“□府经略提刑大中丞公□□□诗”。何英德氏的《读宋人王正功两首诗所想到的》（2001年11月初稿）为《使府经略提刑大中丞公宴贺之诗》。现在，根据何氏的读解，“使”应为“权”更好。《全宋诗》在其他地方，虽以石刻为依据，但误字很多，笔者认为应以现存的石刻为依据。王正功诗的发现与亡佚时期

王正功的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这首诗的石刻，在读书岩的洞口外人眼很容易看到的位置（面朝洞口，右侧=东南、高2.5m～3m），石刻本身也比较大（纵120cm×横65cm）。但是，据说王正功的这首诗并不是很早就为人知晓的。据谭发胜《王正功生平拾议》（1991年）说，石刻是“1983年文化工作者杨寅生、胡湘武在独秀峰整理石刻时发现的”。正因为这样，从1974年开始的根据石刻调查情况对石刻进行了抄录、对校、整理的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的《桂林石刻》（1981年）后记里，没有收入这一石刻。杨舲《释“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文博》1988年1期）也说“新近在独秀山读书岩发现”。这篇论文是在石刻被发现后所写的第一篇论文。另据味水《宋代广西科举史上两桩轶事——兼及“桂林山水甲天下”之出处》（《广西文史》2002—1）说，王诗的石刻“被钟乳石掩盖上了”。确实，即使今天我们仍能看到从石刻的上方渗透出来的钟乳石。

王诗石刻被钟乳石掩盖，很可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最完整地记录了桂林石刻的谢启昆的《粵西金石略》（嘉庆六年1801）和胡虔的《临桂县志》（嘉庆六年）里，虽然收录了刻在龙隐岩上王正功的《乳洞》诗，但没有收录刻在独秀峰上王正功的《宴贺之诗》。张鸣凤居住在桂林，调查了桂林的文物、历史，在他的著作《桂胜》里收录了当时保存的石刻，里面也没发现王正功的这首诗。此外，更早一些的黃佐的《广西通志》（嘉庆四年1525）里也没有收录。俞安期所说的“昔人谓‘桂林山水甲天下’”（嘉庆四年1594）也是据此而说的吧。不过，王正功的文集很早就散佚了。南宋楼钥《散请大夫致仕王君墓志铭》（《攻媿集》卷100）说“《有荆沣集》行于时”。但是，今天所知道的王正功的的诗只有刻在桂林的三首。关于王正功还有很多不明之处。所以，可以认为王正功的《权府经略提刑大中丞公宴驾之诗》在明代或者明代以前并不为人所知。二 明清人的范成大说及其背景

如此，王正功的诗句里虽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七字，但这首诗的石刻因被钟乳石掩盖而不为人知。可是“桂林山水甲天下”这诗句在明代已脍炙人口，于是，关于它的出处不再求之于王正功而求之于他人，这其中可能性最大的要属范成大说。明清人的范成大说

据桂林出身的画家朱树德在他所著《桂林八景题记》（光绪十七年1891年）中说：石湖（范成大的号）常评“桂林山水甲天下”，又非诸胜所能尽述也。

但是，范成大在他的《桂海虞衡志》里说：“余尝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其怪目多如此，诚为天下第一。”并未见“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说法。更早一些，在此三百年前万历十七年在桂林曾与张鸣凤有交往的地理学者王士性（1547—1598）著有《桂海志续》，在《序》中这样说到：昔宋范成大帅粵，爱其土之山川，及移蜀犹不忘，忆而作《桂海虞衡志》，称“其胜甲于天下”。

看来，明清人把《桂海虞衡志》中的“天下第一”理解或记忆为“甲于天下”、“甲天下”了。

此外，前文提到了以前的说法之中有董传策的“粵西山水甲天下”的诗句。董传策在他的《游桂林诸岩洞记》的开首说：“余阅宋范穆公成大《桂海虞衡志》，见其‘评桂林之奇……当为天下第一。’私窃意其为过言，乃今来游桂林，睹诸峰……其奇怪，夺目惊心，殆不可具状。昔人所以论列，犹为不及。”其篇末说：“因复得《粵西山水歌》一篇。”因此可以说《粵西山水歌》的开头所见“粵西山水甲天下”也不是王正功的诗，而是依据范成大的评论创造出来的诗句。

所以，明清人认为“桂林山水甲天下”为范成大之语。其原因可举出以下几点：（1）“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语见于王正功的《权府经略提刑大中丞公宴驾之诗》（嘉泰元年1201），但此诗在明代或明代以前已不为人所知。（2）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里有与“余尝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相类似的叙述。

但是原因还不止这些，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可以考虑进去。范成大说的背景

最初，王正功的诗（嘉泰元1201）以后，出现了很多与此相类似的表述。比如戴复古（1167—？）的《玉华洞》诗里有“忆昨游桂林，岩洞天下”；宝祐六年（1258）作的李曾伯的《重建湘南楼记》里有“桂林山川甲天下，三百年间无兵革之警”的表述。这些南宋人的表述里，不能否认有王正功诗句的影响。但是，王正功之前也能见到与之相似的表述。比如张洵《蒙亭唱和》诗（靖康元年1126）的开头有“桂林山水冠衡湘，蒙亭正在山水傍”的表述。这里的“冠”与“甲”同义。“衡湘”指现在的湖南省的衡山以及流经山脚的湘江，但这里可以理解为指从湖南到广西这一带。顺便说一下，崇宁元年（1102）作的李彦弼的《湘南楼记》里有“昔之赋客诗人，咸指桂林为湘水之南，尝试以湘南命焉”的表述，唐韩愈为柳宗元写的《柳子厚墓志铭》里的“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是很有名的。此外，张孝祥的《千山观记》（乾道二年1166）里有“桂林山水之胜甲东南。据山水之会尽得其胜，无如西峰”；绍定间（1228-1233）做了容州法曹的罗大经的《游南中岩洞记》里说“桂林石山怪伟，东南所无”。这里的“东南”是指南宋的版图。此外，常演的《桂林岩记》（淳熙丁酉1177）里有“桂林岩窦甲西南山水之胜”之说；张釜在象鼻山的水月洞刻的题名（绍熙五年1194）里也说“桂林山水之胜冠绝西南”。这些“桂林山水（之胜）甲／冠／冠绝……”的对象和比较的说法与王正功的诗相同。但是，比较的范围不同，“衡湘”、“湘南”、“东南”、“西南”等说法，还未达到“天下”，这是最大的不同。实际上在王正功之前，把范围推广为天下的是范成大。乾道九年（1173）范成大作为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赴任桂林，在他的《桂海虞衡志》（淳熙二年1175）的《志岩洞》里对桂林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余尝评桂林之奇，宜为天下第一。……诚当为天下第一。”“甲”是“第一”的意思，“为天下第一”这一散文式的表现用诗来表达，就是“甲天下”。由此可以认为“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说法是起源于范成大的。

但是，给予天下第一评价的并不是从范成大开始的。比如，孙觌（1081—1169）比范成大约早四十年的绍兴二年（1132）被流放象州时，经由桂林，作了《桂林十咏》，他在《序》文中写到：桂林山水奇丽，妙绝天下，柳子厚《记訾家洲亭》，粗见其略。余以六月六日度桂岭，更仆诣象，……名之曰《桂林十咏》。

如果把“桂林山水奇丽妙绝天下”改为诗句的话，也就是“桂林山水甲天下”吧。孙觌的表述比之范成大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更接近“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是在以前的说法里面，没有人提到孙觌。此外，比孙觌还早三年的建炎三年（1129）被流放到海南岛琼州的李纲（1083—1140）的诗题说道：道阳朔，山水尤其绝，旧传为“天下第一”，非虛语也。赋二绝句。

阳朔是桂林的属县。“绝妙天下”也和“天下第一”一样，与“甲天下”同义。不管表述如何，李纲比范成大早半个世纪，说出了“天下第一”。另外，范成大说“桂林之奇”，而李纲说“山水尤奇绝”。所以“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起源不应求之于范成大，而应求之于李纲。这也是以前的说法里没有的。但是，正如“旧传”所说的那样，这并不是李纲自己的评价，这一评价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了。关于这一点后文还要作详细的论述。在桂林山水中把阳朔评价为第一的要数沈彬（864？—961）、张师正（1016—？）等人的影响最大。张师正《倦游杂录》（元丰元年1078年以前作）中的《阳朔石峰》里说：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数百丈，竹木蓊郁，石如黛染，阳朔尤奇（一作佳），四面峰峦皆骈立，故沈水部彬尝题诗曰：“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两处争如阳朔好，碧莲峰里住人家。”

张师正于仁宗嘉祐四年为知宜州知事，可以认为经阳朔赴任时，通过唐代沈彬的《阳朔碧莲峰》诗，了解了阳朔“非常奇丽”的山水美的。《倦游杂录》里的《阳朔石峰》条，后来被阮阅《诗话总龟》（宣和五年1123）卷15《留题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绍兴十八年1148自序）前集55等处引用，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综上所述，桂林山水为天下第一的评价，早在范成大以前就出现了。但是明清时许多人却把它归之于范成大，这可以考虑到有几种原因。

第一，首先可以说是由于范成大有很高的知名度。范成大不仅在南宋时期，就是在明清时期作为宋代的官僚文人也是很有名的。在文学史上，范成大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为“南宋四大家”。附带说一下，陆游曾经被范成大招聘为幕僚。李纲、孙觌作为政治家也是很有名的，并留下了许多作品，但李纲、孙觌、王正功的文名是无法和范成大相比的。

第二，是著作等的影响。范成大不愧为“南宋四大家”之一，他的著作极多。诗文集《石湖集》就达一百三十六卷，另外还有《吴船录》《桂海虞衡志》《揽辔录》《骖鸾录》《菊谱》《梅谱》《吴郡志》等许多著作。他在桂林停留期间，作了很多的诗文，其中作成石刻被刻在山石上留传至今的也有不少。《桂海虞衡志》可以说是桂林以及周边地区的视察记录，《骖鸾录》是赴任桂林时的旅行日记。这些著作后来被历代方志引用，也是访问桂林的官僚、文人等爱读的书。其中《桂海虞衡志》今天虽然完本没有流传下来，但可以说它曾经是了解桂林的必读之物。很早作为广南西路桂林通判前去赴任的周去非所作的《岭外代答》（淳熙八年1181）中说：“石湖赏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观前人品题桂林之意，端不诬矣。”如他在序文中所说的那样，“晚得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又于药裹得所钞名数，因次序之，凡二百九十四条。”他摹仿的是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此外，之后明代王士性作的《桂海志续》，是《桂海虞衡志》的续编。这之外，岳和声的《后骖鸾录》（万历三十九年1611）在序中也说，摹仿的是范成大的《骖鸾录》。虽然和桂林无关，清代檀萃的《滇海虞衡志》也是摹仿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文豪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作为桂林的史料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留传至今的文献中要属明人张鸣凤的《桂胜》《桂故》对桂林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学等描述、介绍的最详细。在《桂胜》的各条里引用了晚唐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和范成大的《桂林虞衡志》的有关记载，对当时的情况作了介绍。明代袁袟在《游桂林诸山记》里说：“余尝读范石湖评桂山之奇为天下第一，今乃知非虚夸也。”清代闵叙在他的《粵述》里也说：“范成大称‘桂山之奇……为天下第一’。”在引用了《桂海虞衡志》第一篇《志岩洞》的表述后，作为“今录其尤著者”介绍了独秀峰、叠彩山等山峰岩洞二十二处，可以说是《志岩洞》的续篇、补篇。

由于这样的原因和背景，明清时求“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出处于范成大的人很多。但是原因还不止于这些，范成大说在当时是极为重要的主张，可以认为这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三 范成大的评论及其思想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淳煕二年1175）中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之语与成语“桂林山水甲天下”很相似。“天下第一”的评价是由他自身的体验和思想中得出的结论，这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上文论述的那样，在范成大之前，孙觌的《桂林十咏》（绍兴二年1132）里有“桂林山水奇丽，绝妙天下”；李纲的《道阳朔》诗（建炎三年1129）里有“山水尤奇绝，旧传为天下第一”之说。另一方面，张洵的《蒙亭唱和》诗（靖康元年1126）里有“桂林山水冠衡湘”；张孝祥的《千山观记》（乾道二年1166）里有“桂林山水胜甲东南”之说。范成大与张洵、张孝祥等人的见解虽有不同的地方，但也不是和孙觌、李纲等人站在相同的立场上对桂林山水进行再评价。范正大的见解，既与张洵、张孝祥不同，也与孙觌、李纲等人相异，而是一种新的评论、新的主张。“天下第一”的论证

范成大在他的《桂海虞衡志》第一篇《志岩洞》的序论中这样说道：余赏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闻者亦不能言。余生东吴，而北抚幽、蓟，南宅交、广，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万里，所至无不登览，太行、常山、衡岳、卢阜，皆崇高雄厚，虽有诸峰之名，政尔魁然，大山峰云者，盖强名之。其最号奇秀，莫如池之九华、歙之黃山、括之仙都、温之雁荡、夔之巫峡，此天下同称之者，然皆数峰而止耳。又在荒绝僻远之濒，非几杖间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冈复岭之势，盘互而起，其发也有自来。桂之千峰，皆旁无延缘，悉自平地崛特立，玉笋、瑤，森列无际。其怪且多如此，诚当为天下第一。韩退之诗云：“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訾家洲记》云：“桂州多灵山，发地峭竖，林立四野。”黃鲁直诗云：“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嵯峨。”

范成大的论述非常具体，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他把许多地方著名的山水从形状、数量、特征上进行比较，而把桂林山水评价为天下第一。其根据是他曾经东到今天的苏州，北到北京，西至四川，南至越南北部等地方。换言之，是他周游万里的结果。正如他写的那样，他知道“天下”的山水，这些都是缘于他自己的经历。具体性、客观性、经验主义，把这些都变成了具有说服力的东西。在范成大之前，也并不是没有写文章论述桂林山水的文人，但是没有人像范成大那样作过详细的分析、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来论证桂林山水为天下第一的。例如，比范成大早一百年，嘉祐四年（1059）路过桂林的张师正在他的《倦游杂录》“阳朔石峰”里说：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数百丈，竹木蓊郁，石如黛染，阳朔尤奇（一作佳），四面峰峦皆骈立，故沈水部彬题诗曰：“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两处争如阳朔好，碧莲峰里住人家。”

此外，胡仔比范成大大约早四十年访问了桂林，在他著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55里引用了张师正《倦游杂录》，并说：余初未之信也。比岁（绍兴六年1136），两次侍亲赴官桂林，目睹峰峦奇怪，方知《倦游杂录》所言不诬，因诵韩、柳诗云：“水作青罗带，山为［如］碧玉簪。”又云：“海上［畔］群峰［尖山］似剑铓，春［秋］来处处割愁肠”之句，真能纪其实也。山谷老人谪宜山，道过桂林，亦尝有诗云：“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嵯峨。李成不生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

作为根据的先例，范成大也引用北宋的黃庭坚、唐代的柳宗元、韩愈等先贤的诗文，用以补充自己的见解。但他并不是读了胡仔的这篇文章，从而摹仿的。胡仔和范成大所引用的柳宗元的作品是不同的。范成大引用的是《（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而胡仔引用的是《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诗。柳宗元有《浩初上人见贻绝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诗，因为“仙人山”在柳州，《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诗是在柳州作的。当时，这首诗被认为是咏唱桂林的。建炎三年（1129）被流放到海南岛琼州的李纲（1083—1140）的《送李泰发吏部赴官阳朔》诗里的“山作剑铓攒峻拔，水如罗带巧回还”二句也是摹仿柳宗元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说的是阳朔山水。范成大没有引用这首诗，他注意的是《訾家洲记》。胡仔和范成大之所以引用韩愈、柳宗元的诗文，与当时北宋对韩愈、柳宗元等古文作家的评价也有关系。作为言及桂林山水的大诗人南宋罗大经在他的《游南中岩洞记》里也说“桂林山石怪伟，东南所无。韩退之谓‘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谓‘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鲁直谓‘平地苍玉忽嵯峨’。”可见韩愈、柳宗元、黃庭坚三人在当时是最有名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范成大的评论与张师正和胡仔评论的不同。虽然都是根据自己的经历论述的，范成大所说的“余生东吴，而北抚幽、蓟，南宅交、广，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万里，所至无不登览”，实际上是基于自己遍走“天下”的经历，具体地指出这些名胜的不同、优劣，从而得出“第一”的结论。

范成大的经验主义的审美观与张师正、胡仔等人不同。他的这种新鲜感不正是从柳（宗元）文中学来的吗？在柳宗元的《游黄溪记》的开篇可以看到这样一段给人印象很深的文字：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

在山水名胜里，有名的地方有很多，但他作出了永州是最好的这一评价。在作出了这一评价之前，柳宗元先确定了自己曾经经历的地理范围。仅从行文上看，柳文简洁，而范文是具体的说明。此外，范成大引用的柳宗元的《［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有这样的叙述：大凡以观游名于代（世）者，不过视于一方，其或傍达左右，则以为特异。至若不鹜远，不陵危，环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竞秀，咸不相让，遍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川多灵山，发地峭竖，林立田野。署之左（东）曰“漓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峤南（岭南）之山川，达于海上，于是毕出，而古今莫能知。……凡名观游于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让以推高是亭者乎。……盖非桂山之灵，不足以瑰观。……非公之鉴，不能以独得。

范成大的“桂之千峰，皆旁无延缘，悉自平地崛特立”的论述，是对柳文“桂州多灵山，发地峭坚，林立四野”的详述。他又说：“士大夫南落者少，往往不知，而闻者亦不能言。”并且还就其他有名的山水说：“虽有诸峰之名，政尔魁然，大山峰云者，盖强名之”，“其最号奇秀……皆数峰而止耳”，“在荒绝僻远之濒，非几杖间可得”，他从规模、环境、位置等地方指出这些山水的缺点和不足，而对桂林山水作出“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冈复岭之势，盘亘远而起，其发也有自来”的地理环境全体的评价。可以这样认为，范成大的这些分析和评论，与柳宗元关于天下有名的山水的议论有共同之处。也可以说，范成大举出了具体的实例，对柳宗元的议论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明。范成大的论述很明显是意识到了柳宗元的《訾家洲亭记》开头的一段议论。另外，范成大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所说的“桂山”不是指桂林特定的某一座山，而是桂林诸山峰的总称。这大概也是受柳宗元的“桂林多灵山”，“盖非桂山之灵，不足以瑰观”的影响吧。很早以前，桂林的龙隐岩就刻有周刊的《释迦寺碑》（元符二年1099），碑文提到“桂林西郊多灵山”，这也是源于柳文。此外，与“天下第一”相类似的议论在柳宗元的《上裴行立中丞作撰〈訾家洲亭记〉启》里可以见到，文中说“今是亭之胜，甲于天下，而猥顾鄙陃，使为之记”。两者有着同样的审美观和相似的论述。如上文中所见到的那样，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岩洞》的序文，就是对古文大家柳宗元的山水记作了更详尽的说明，可以说是对柳文的注疏。但是，出现这一倾向的原因，不应只归于柳宗元、范成大的个性，而应该求之于唐人古文与宋人古文的不同，求之于唐宋间的变化。

由此可知，根据自己的经历详述了桂林山水的优点，第一个证明了桂林山水为“天下第一”的是范成大。这以后对桂林的评价有了很大的变化。上文提到的南宋人戴复古、李曾伯、王正功等人，很多是继承了范成大“天下第一”的看法。只是常演在他的《桂林岩记》（淳熙丁酉1177）中说“桂林岩窦甲西南山水之胜。……张、范二公自帅移镇，相继游观，大书苍崖”，提到了张孝祥、范成大。“桂林岩窦甲西南山水之胜”之语，是受了张孝祥的《千山观记》中的“桂林山水之胜甲东南”的影响。据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的《序》文说，《桂海虞衡志》是在范成大离开桂林，去成都途中的淳熙二年（1175）夏天写的。也许常演不知道有这本书。“天下第一”的政治思想

范成大的“余尝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闻者亦不能言”，是基于他自己的经验所作的评价，实际上也是基于他自身的政治思想。当时，虽说对桂林山水的评价是“冠”、“甲”，但比较的范围还只限于南方。张洵的《蒙亭唱和》诗（靖康元年1126）里有“桂林山水冠衡湘”；张孝祥的《千山观记》（乾道二年1166）里有“桂林山水之胜甲东南”；常演的《桂林岩记》（淳熙丁酉1177）里有“桂林岩窦甲西南山水之胜”；张釜的《水月洞题名》（绍熙五年1194）里有“桂林山水之胜冠绝西南”；罗大经的《游南中岩洞记》（绍定间1228-1233）里有“桂林石山怪伟，东南所无”的说法。他们这些南宋初期人的评价，评价的范围只限于南方，这是因为他们都从未到过北方。而范成大把评价范围扩大到了“天下”，把“北抚幽、蓟”的这些北方也包括了进去。之所以能有这种评价，是因为范成大有作为与金朝交涉的使节访问北方的经验。范成大访问桂林是在北方被金国夺走后的大约五十年。从当时的情形看，范成大的评价，不单是指明了地理范围，仍然把北半边看成是宋朝的国土，寄托了他那收复失地的政治信念和愿望。把“北抚幽、蓟”也包括在“天下”之中，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性的发言。

还能想象得出，范成大（1125—1193，字石湖居士）“天下第一”的再评价，也许是有意识地针对张孝祥（1132—1169，号于湖居士）的评价来的。张孝祥和范成大同为高官，都是当时有代表性的文豪。两人曾先后被左迁为静江知府兼广南西经略安抚使，但他们在桂林的言行中能发现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张孝祥在桂林的伏波山游玩，把“玩珠洞”改名为“还珠洞”。在宜山（漓山，即今象鼻山）游玩，把“水月洞”更名为“朝阳洞”。对此，范成大进行了严厉的责难。象鼻山水月洞刻有张孝祥的题名，曰：“丙戌（乾道二年1166）上巳，余与张仲钦（维）、朱元顺来游水月洞。……仲钦欣然举酒属余曰：茲亭由我而发，盍以名之。余与仲钦顷同官建康，盖尝名其亭曰‘朝阳’，而为之诗，非独以承晨曦之光，惟仲钦之学业足以凤鸣于天朝也。今亭适东向，敢献亭之名亦以朝阳，而岩曰朝阳之岩，洞曰朝阳之洞。”在这数年之后的乾道九年，赴桂林任职的范成大作了《复水月洞铭并序》，对张孝祥的改名给予严厉的谴责，说“以一时燕私更其号‘朝阳’，邦人弗从”，“百世之后，尚无改也”。这一谴责是针对文物改名所作的，没有把新名是否恰当作为问题。“以一时燕私”这一说法，表明了范成大基本的政治思想，是对为政者张孝祥的责难。虽然史书里没发现两者在政治上的冲突，但在对金的立场上两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据《宋史》卷389《张孝祥传》记载：“金再犯边（隆兴二年1164冬），（张）孝祥陈金之势不过欲要盟。宣谕使劾孝祥，落职罢。复集贤殿修撰、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渡江初（南宋初期），大议惟和战，张浚主复仇，汤思退祖秦桧之说力主和。孝祥出二人之门而两持其说，议者惜之。”由此可看出，在对金政策上张孝祥持观望、妥协态度。而《宋史》卷386《范成大传》记载了范成大作为使者与金交涉的情节说：“隆兴再讲和，失定受书之礼，上尝悔之。迁（范）成大起居郎、假资政殿学士、充金祈请国信使。国书专求陵寝，盖泛使也。上面谕受书事，成大乞并载书中，不从。……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书式，怀之入。初进国书，词气慷慨，金君臣方倾听，成大忽奏曰：‘两朝既为叔姪，而受书礼未称，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骇，曰：‘此岂献书处耶。’左右以笏标起之，成大屹不动，必欲书达。既而归馆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未之起也，金庭纷然，太子欲杀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节而归。”这一情节，很能说明范成大对金政策的立场。他厌恶继承了高宗及重臣秦桧议和路线的孝宗和张孝祥等人的软弱，毅然采取了不服从的态度。在对金政策所反映出来的二者的不同态度，只能说明他们二人政治思想的不同。对刚直的范成大来说，持妥协态度的张孝祥是卑怯的。“以一时燕私”，“百世之后，尚无改也”是对公私混同的具有贵族趣味的为政者的批判。由此看来，张孝祥和范成大之间有过冲突，范成大在赴任桂林之前，在桂林最有影响的是张孝祥。如果是那样，张孝祥的“桂林山水胜甲东南”和范成大的“桂林之奇，宜为天下第一”，也可以理解为是两者冲突的一种表露。“甲东南”承认不得已把北方割让给金国的南宋的领土。而“甲天下”是基于范成大自身曾到过“幽、蓟”等北方的经验和自负，还基于虽然被金占领的华北地域依然是宋朝领土的信念。在桂林，当时虽然已有高官的“甲东南”的评价，但范成大仍说出“天下第一”。这可以说具有政治意义，包含了促使张孝祥们进行政治意识改革的意念。

这样，在南宋初期关于桂林山水的定位尚未作出结论之际，戴复古《玉华洞》诗中的“忆昨游桂林，岩洞甲天下”。王正功《权府经略提刑大中丞公宴贺之诗》中的“桂林山水甲天下”，李曾伯《重建湘南楼记》中的“桂林山川甲天下，三百家年间无兵革之警”等等，都用了“甲天下”。这一说法不仅只是更换了范成大的词句，也继承了他的爱国思想。四 王正功的诗句与柳宗元说

南宋时期对桂林山水的评价，到了范成大时为之一变。王正功的诗句“桂林山水甲天下”虽说是继承了这一说法，但这句诗不一定是直接根据范成大的说法作的。可以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评价乃至这一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柳宗元。

第一：柳宗元关于桂林，在《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里说：“至若不骛远，不陵危，环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竞秀，咸不相让，遍行天下者，唯是得之。”还在《上裴行立中丞作撰訾家洲亭记启》里说：“今是亭之胜甲于天下，而猥顾鄙陋，使为之记。”关于这一点，在以前的说法中已经有人指出来了。如果把柳宗元的这种评价论述换成七言诗的话，那就是“桂林山水甲天下”。

最初“山水甲天下”这一说法，不止限于桂林，已是很一般的说法了。在唐代，就有些地方的官僚、文人游览当地的名胜时，得意地吹嘘说，此为天下稀有等等。比如，孟郊的《越中山水》诗里有“日觉耳芽胜，我来山水州”；韩愈的《燕喜亭记》里有“吾州（今广东省连州市）之山水名天下”；刘禹锡的《海阳湖别浩初师并引》里有“吴郡以山水冠于天下”；此外，刘禹锡的《含辉洞记》里有“营阳（今在湖南省道县）郁郁，山水第一”；裴通的《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里有“越中山水奇丽者，剡为之最；剡中山水奇丽者，金庭洞天（浙江省嵊县）为之最”；白居易《草堂记》里有“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北峰曰香炉峰，北寺曰遗爱寺。介于峰寺之间，其境胜绝，又甲庐山（江州）”。又，白居易《冷泉亭记》里有“东南山水，馀杭郡为最，就郡而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而言，冷泉寺（杭州）为甲”之类的说法。柳宗元关于桂林“甲于天下”的说法，也是从当时竟相追求山水的“最”、“甲”、“第一”的风潮中产生出来的。在这之前，根据自己的体验认为永州黄溪的山水为天下第一的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到了更远的柳州，从而得知桂林山水之美，并作了上述的评价。韩愈、刘禹锡、白居易都说自己左迁之地的山水为天下之甲，但是他们谁也没到过桂林。这是因为桂林“凡峤南（岭南）之山川，达于海上，于是毕出”，处于边境之故，所以“古今莫能知”也。实际上可以说，把桂林山水和“甲天下”结合起来的是文豪诗人柳宗元。

第二：在范成大之前就有人认为，柳宗元在他的《訾家洲亭记》里有把桂林山水评为天下第一的评价。孙觌在他的《桂林十咏》（绍兴二年1132）序中说，桂林山水奇丽，妙绝天下，柳子厚《记訾家洲亭》，粗见其略。余以六月六日度桂岭，更仆诣象，……名之曰《桂林十咏》。

这里所说的“桂林山水奇丽，绝妙天下”也就是“桂林山水甲天下”。孙觌说这一说法在柳宗元的《訾家洲亭记》里已有所介绍了。虽然在柳宗元的《訾家洲亭记》里并没有见到“桂林山水奇丽，绝妙天下”这句话，但确实给了读者这样一个印象，至少文人孙觌是这样理解的。此外，李纲说“道阳朔，山水尤奇绝，旧传为‘天下第一’，非虚语也。赋二绝句”（建炎三年1129）。如“旧传”所说的那样，这并不是李纲自身的评价，在当时这种评价已是很一般的了。同为在桂林阳朔县作的李纲的《送李泰发吏部赴官阳朔》诗中有“山作剑铓攒峻拔，水如罗带巧回还”的叙景诗句，表达了“山水尤奇绝”的意思，指出了“旧传为天下第一”的根据。前一句是根据柳宗元《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诗的“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所作。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绍兴十八年1148）前集55也引用了同一首柳诗。此外，胡仔所引用的张师正《倦游杂录》（元丰元年1078以前）的“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数百丈，……四面峰峦皆骈立”的这一论述里，也许已经意识到了柳《记》中的“桂州多灵山，发地峭竖，林立四野”这一评述。

当时，柳宗元的诗文已广为人知。如上文提到的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志岩洞序》里已见到了柳宗元的《訾家洲亭记》《游黄溪记》等文的影响。还有李师中在他的《蒙亭记》（嘉祐七年1062）中说“桂林，天下之胜处，茲山水又称其尤，而在城一隅，荒秽不治，若无人知者，数千百年间，岂天秘地藏，不以示人。”其中也有柳宗元的影响。桂林山水为天下之优，由于柳宗元的《訾家洲亭记》《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亭记启》而被人知晓，“而在城一隅”以下说的是发现景胜的愉悦以及用寄托山水的方法来表现被埋没了的名山胜水。至于这些词语的使用，在《永洲八记》及《永州崔永中丞万石亭记》《零陵三亭记》等柳宗元的代表性的山水游记中已有所见。李师中极有可能是读了柳文从而仿效的吧。众所周知，到了北宋，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被当作典范。特别是柳宗元，他的被总称为《永州八记》的山水游记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第三：那么回过头来看一下王正功的诗，他的诗里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参”二句。它们是源于柳、韩诗文的。后一句很显然是模仿韩愈《送桂州严大夫》的诗句“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所作。同题的诗白居易、张籍也作过，但数韩愈的诗最有名。援引韩诗，在王正功之前，除了上文提到的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以外，陶弼的《桂林》（庆历四年1044）里有“青罗江水碧莲山，城在山光水色间”；米芾的诗《送端臣桂林先生兼简信叔老兄师坐》（建中靖国元年1101）里有“骖鸾碧玉林，琢玉白琼瑶。人间埃瓂尽，青罗数分毫”；李彦弼的《湘南楼记》（崇宁元年1102）里有“慎昌黎之高篇兮，江山罗带而玉簪。系衔命而来游兮，若仙登而鸾骖”；尚用之的《蒙亭唱和诗》（靖康元年1126）里有“翠岫俯映青罗光，上有乔木摩穹苍”；张孝祥的《水调歌头·桂林集句》里有“青罗带、碧玉簪，……莫问骖鸾事”；范成大《怀桂林所思亭》诗里有“簪山奇绝送归时，曾榜新亭号所思”；赵夔的《桂林二十四岩洞歌》（绍兴甲戌1154）里有“山琢玉簪攒万叠，江分罗带绕千寻”；任续的《赋玩玉岩》（绍兴甲戌）里有“艮维矗孤峰，玉簪倚天杪”；张栻的《九日登千山观》诗（淳熙五年1178）里有“地形盘薄一都会，山色周遭万玉簪”；佚名氏的《穿山》诗里有“下瞰青罗江，古木郁萧森”；朱晞颜的《还玉洞题诗》（绍熙五年1194）里有“江波荡漾青罗带，岩石虚明碧玉环”等所引用的，实在很多。除此之外，宋代在桂林雉山下建造了“青罗阁”，七星山栖霞洞前建造了“簪带亭”。范成大的《骖鸾录》之书名也出于韩愈诗里的“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句。

如果王正功诗的第二句是源于韩愈咏唱桂林的有名的作品的话，那么第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就是源于柳宗元，不仅从词语、表达上，就是从联的构成上，也能看出这一点。在中国，使用前代诗人的名句作诗文的屡见不鲜。宋人喜欢把唐人特别是把韩愈、柳宗元的作品作为典故来用的很多。比如，陶弼的《桂林》诗里有“青罗江水碧莲山，城在山光水色间。莫道宜人唯桂郡，骖鸾客至只思还。”是引用了上文提到的韩愈的诗和杜甫的《寄杨五桂州谭》诗的“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此外，吴敏的《柳州》诗里还有“人事少陵诗外见，人烟子厚记中行”，是以杜甫、柳宗元为对句的。苏轼的《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郊翟秀才二首》其一里的“系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是来自韩愈的《送桂州严大夫》诗和柳宗元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诗的“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李纲的《送李泰发吏部赴官阳朔》诗的“山作剑铓攒峻拔，水如罗带巧回还”，也和苏轼的诗一样，援引的是柳诗和韩诗。楼钥的《顷游龙井得一联》里有“水真绿净不可唾，鱼若空行无所依”两句，前句模仿的是韩愈《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诗的“红亭枕湘红，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句；后句可以说是直接引用柳宗元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里的“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句。从中，可以看出唐人的诗句、名句常被用来作为宋人作诗作文的典故。特别是北宋中期以后，韩愈、柳宗元的评价越来越高，同时他们的作品经常被当时典故来使用。韩、柳的作品在对句上是很有研究的。范成大的“桂之千峰，皆旁无延缘，悉自平地崛特立，玉笋瑶簪，森列无际”句，是引用了柳宗元的《訾家洲亭记》和韩愈的《送桂州岩大夫》诗句。因此，可以说王正功的“桂林山水甲天下，绿碧罗青意可参”二句也极有可能是以唐代名人的作品，特别是以柳宗元的记和韩愈的诗为依据，而把它作成七言诗形式的。结 语

综上所述，“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成语，虽然出现在南宋王正功的诗里，但是与之相同的评价早已经在南宋初期范成大的名作《桂海虞衡志》里见到了，王正功的诗自从被钟乳石覆盖之后已鲜为人知，因而求之于范成大。但是实际上把桂林山水评价为天下第一的评价和论述在范成大之前，已出现于北宋的孙觌、李纲等人的诗里。孙觌、李纲等认为这一评价始于柳宗元。此外，宋人多以前代唐人的名作为典范来写作诗文。王正功的“桂林山水甲天下”是把柳宗元的散文形式变成了七言诗句的形式。从王诗下一句的“玉碧罗青意可参”里可以看得出明显地有模仿韩诗的迹象。虽然，韩愈赞美桂林山水的“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等诗句是很有名的，但是，韩愈的评价是从想象得来的。他这一评价的形成很有可能是受友人柳宗元作品的影响。韩愈的名句是在与张籍、白居易一起送严谟赴桂林的《送桂州严大夫》诗里所见到的。之后，范成大在《骖鸾录》里说“桂林自唐以来，山川以奇秀称，韩文公（愈）虽不到，在潮（州）熟闻之”。韩愈左迁潮州是在元和十四年（819），而潮州位于广东省东南，所以，不敢断言韩愈“在潮熟闻之”。柳宗元的《訾家洲亭记》等是元和十二年所作，韩愈应该在左迁潮州之前就通过柳宗元的作品，知道了桂林山水之美。韩愈赞美桂林山水的诗与张籍、白居易的同题诗不同，韩愈充分发挥了写诗的才能，使其特有的诗的意境更加饱满。这一影像的形成是与柳宗元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韩诗的“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参”，塑造了一个群山林立、江水环绕其间的仙境般的山水空间。这宛如仙境般的影像，与柳宗元的《訾家洲亭记》中的“环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竞秀，咸不相让……发地峭竖，林立四野……飘浮上腾，以临云气，万山面内，重江束隘，联岚含辉……颢气回合，邃然万变，若与安期、羨门接于物外”的影像有重合之处。若说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韩愈的作品用喻巧妙，而柳宗元的作品的特点在于叙景明晰。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诗歌与散文形式的不同。就是说，柳宗元用散文叙述的，韩愈则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韩愈诗里“山如碧玉簪”和“远胜登仙去”之间有“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柑”的偶句。柳宗元在柳州任刺史期间，为民种植柑橘之事是很有名的。柳诗《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里说“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韩愈在为祭奠柳宗元亡魂所写的《柳州罗池庙碑》里说“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赞颂了柳宗元的政绩。在桂林，百姓种植柑树是仿效柳宗元的行政，还是柳宗元向桂林的产业学习，虽然这一点还不太清楚，但“家自种黄柑”就足以让人想起柳宗元的政绩。此外，《柳州罗池庙碑》的《迎享送神诗》辞里的“荔子圆兮蕉黃”，模仿了柳诗《红蕉》；“鹅之山兮柳之水”模仿了柳诗《登柳州峨［鹅］山》，“穅稌充羨兮蛇蛟结蟠”模仿了柳诗《寄韦珩》的“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葡萄”这些给人印象很深的诗句。韩愈读了柳宗元的这些作品，揣摩其意，写了《碑》文。从内容和时间上看，完全可以认为韩愈《送桂州严大夫》是从柳宗元作品中得到的启示。*原载《岛根大学法文学部纪要·岛大言语文化》第14号（2003年1月）。陈洪杰译文。韩愈的岭南山水文学与柳宗元前 言

中国的山水文学发展到唐代，又开拓了几个方面。就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山水文学以诗歌为主，而到了唐代以《记》为主的散文就多了。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古文作家柳宗元（773—819）。他的好友韩愈（768—824）也写过不少山水文学作品，而且内容方面也有新的拓展，对唐代以及其后的山水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韩、柳二人的山水文学都有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对山水的恐惧以及憎恶等感受的表白。例如他们把石山比喻为剑戟，又把山林视为监牢等，这些都是新的视点、新的观念。一般认为所谓山水文学是歌颂或描写山水之美的，例如陶弘景（《答谢中书书》）早在齐梁时期就分析说：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

打动了诗人的视听，言尽了山水的真面目。然而，山水既是自然，也有恶劣凶暴的一面，因此人们常说“穷山恶水”。若以陶氏所举的山水称为“正”面，那就还有“负”的一面。这所谓的负面也应该是山水文学的对象。韩、柳多描写到岭南的恶劣、惊险、令人恐惧的自然环境，这丰富了山水文学的内涵，也就是中国山水文学到唐代展开的新的一面。

韩、柳是唐代古文作家的代表，在文学创作上早有互相影响的关系，他们的南方山水文学创作也不例外。他们先后被贬到连州、永州、柳州等地，在南方的生活经历使得他们的文学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韩、柳南方文学在题材、观念、比喻等手法上有相同之处，但从创作年代上相比，韩愈有不少作品可谓影响到了山水文学大作家柳宗元的作品。一 唐代山水文学的发展与韩愈

在中国，山水之好尚不仅是老庄独占之乐趣。《论语》云：“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云：“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列子》云：“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志在流水。”自古以来，中国人喜爱山水，表现在音乐、诗歌、辞赋、文章、绘画以及园林、风水，还体现到《本草》医药、道引、气功等方面。山水之好尚可视为是造成中国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的主要因素，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中国山水文学的发展，可分几个阶段。早在魏晋纷乱之际，文人高士逃避官场，追求玄学哲理，隐居江湖山林。到了南朝，除老庄思想外，还有来自西方的佛教这一新思潮，并逐渐渗入震旦神州。文人们在心理方面受到其影响，更加享受了对山川草木的乐趣，加上迁都江南，使得更多的文人生活在南方富于山水美的地理环境中。这段期间出现了王羲之、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陶弘景等著名的山水、田园文学家。到了唐代，道教、佛教提倡在深山幽谷修身养性，宗教思想深入而习俗化，王朝推进重视文学的政策，文人官僚经营庄园别墅等等，山水文学随著这些社会文化的变化有了更大发展。

在唐代，大多文官聚居长安、洛阳等北方大城市。他们爱好自然山水，在城里的宅第或郊外的别墅內争先恐后地营造园林，如山水诗人王维的辋川庄早已很有名，又如柳宗元的《钴潭西小丘记》说：“以茲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白居易的《池上篇》说：“十亩之宅，五亩之园，……灵鹤、怪石、紫菱、白莲。”这说明了在宅第、别墅等生活环境中摹拟山水的爱好已很普及。与此同时，又有不少文官宦游或左迁外地，他们休闲时欣赏当地的奇山秀水，并且乐意探访或主动去发现天下最美丽的山水景观。例如刘禹锡在连州所作的《含辉洞记》云：“营阳郁郁，山水第一。”营阳在道州，位于连州之西。裴通在越州所作的《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云：“越州山水奇丽者，剡为之最；剡中山水奇丽者，金庭洞天为之最。”白居易在江州所作《草堂记》云：“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北峰曰香庐峰，北寺曰遗爱寺，介于峰寺之间，其境胜绝，又甲庐山。”这种风尚影响到园林造景以及山水画等，推动了整个山水艺术的发展。在此种情况之下，唐代的山水文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自古以来，说起唐代山水文学作家，必定会提到“王、孟、韦、柳”四人。前三人主要写作在诗歌方面。等到中国山水文学发展到唐代时又有了另一方面的开拓，那就是以《记》为主的散文方面。作者有元结、陆羽、独孤及、韩愈、吕温、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吴武陵、裴通等等。其中著名的是古文作家元结、柳宗元。尤其是以所谓《永州八记》为代表的“游记”作品最为有名，对后人的影响也最大。因此从文体、体裁来说，中国的山水文学到了唐代，尤其是中唐时期，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除此以外，中唐古文大家还有韩愈。他不仅与柳宗元并肩推进了古文创作，还在诗歌方面很有成就。可是在讨论唐代山水文学时，人们一般关注柳宗元，很少有人提起韩愈。唐代既然有前所未有的爱好山水的风尚，那么文豪韩愈也不例外，应难免受其影响。韩愈确实写过不少山水文学作品，而且据笔者认识，韩愈对唐代以及其后的山水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韩愈的山水文学，可以分为诗歌与散文，后者主要是《记》，而从数量上看，诗歌形式的作品为多。

众所周知，韩愈以孔孟之道为己任，是人所公认的“儒家”，但他并不是守在书斋里的道学先生。他清闲时会到城外田园山林，欣赏自然之美。如他作有《南山诗》《游城南十六首》《城南联句》等诗歌，都是富有游记性的作品，这足见他在这方面的爱好。还有《示儿》诗里这么一段：庭內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花夏阴敷。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噓。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山鸟旦夕鸣，有类间谷居。

这显示了韩愈在京的生活环境。从这可以看出有各种植物、动物环抱家园，朴素幽静，读者会品到一种类似陶渊明等田园诗的风味，可见儒家韩愈也喜爱生活在富有自然或野趣的环境中。这种叙景诗歌可视为山水文学，但这首本来是五十句的长诗，此段仅占其四分之一。

在此提一下。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韩愈的山水文学作品比其他唐人要多。但是，什么才是山水文学，对其定义很难。至今称《中国山水文学》《中国山水诗歌》等的著作、文章甚多，编作者分析时，除“山水”一词外，还常用“自然”、“田园”、“景色”、“景物”、“风光”等词语。还有所收或所举的作品并不是从头到尾描写山水的。作品的题材、內容确实与山水有关，但篇幅往往不同。韩愈全篇描写山水的仅有《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不论是韩愈还是其他作家，整篇描写山水的作品非常少。虽说是山水文学作品，但往往记事叙景，或情景交融。甚至写景的只有两三句，也被称为山水诗。本文也该考虑到这一点，但客观的分析极难，暂不下定义。今据广义的了解，写景散见，篇幅较多的一概称为山水文学。

据笔者初步统计，流传至今的所有韩愈诗歌中，广义的山水诗约占五分之一。与同一时代的柳宗元、白居易相比，数量还不算多。韩愈有些诗中虽有写景的，但句数不多，直接的体验写得少，因此总体来说，山水文学的色彩不大明显。但是，韩愈作品的总数与其他唐代诗人相比并不少。除诗歌以外，韩愈还有描写山水的古文作品，但与柳宗元相比，数量就显得少了，《记》则不到柳宗元的四分之一，至于《山水记》更少。作品的数量与作者被贬谪南方的时间长短也有关，因此不应一概而论。但是，与李翱、吕温、刘禹锡等其他同时代的古文作家相比，韩愈的作品既不少，又写得非常出色，如《燕喜亭记》《记宜城驿》尤为可观。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韩愈描写山水的作品影响到后人的诗歌。山水文学对后人的影响，除韩、柳外，其他唐人则很少见。例如北宋陶弼的《桂林》一诗云：青罗江水碧莲山，城在山光水色间。莫道宜人唯桂郡，骖鸾客至只思还。

第一句、第四句出自韩愈的《送桂州严大夫》诗：“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柑。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陶诗的第三句出自杜甫《寄杨五桂州潭》诗的“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历代赞咏桂林的诗歌，数韩愈这首诗最有名。宋代著名文人范成大赴桂林时写过旅游日记，称作《骖鸾录》，末云：按桂林自唐以来，山川以奇秀称，韩文公虽不到，然在潮（州）乃熟闻之，故诗有“参天带水”、“翠羽黄甘”之语，末句乃曰：“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盖歆艳之如此。故余行纪以“骖鸾”名之。若其风土之详，则有《桂海虞衡志》焉。

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第一篇《志岩洞》也引用韩愈的“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这两句。宋时桂林建“青罗阁”于雉山，建“簪带亭”于七星山。当时与韩愈送严谟赴桂州的还有不少同事、朋友，流传至今的有白居易、张籍的《送严大夫赴桂州》，但宋人引用或作为典故的都是韩愈这首诗。此外还有宋代文豪苏轼的《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郊翟秀才二首》其一里有：系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

第一句也出自韩愈的《送桂州严大夫》一诗，第二句来自柳宗元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一诗。李纲的《送李泰发吏部赴官阳朔》诗中也有同样对句：山作剑铓攒峻拔，水如罗带巧回还。

又如楼钥的《顷游龙井得一联》云：水真绿净不可唾，鱼若空行无所依。

前一句来自韩愈的《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诗：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

后一句根据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的“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陶弼、李纲、楼钥虽不如苏轼、范成大，而都作为诗人也相当闻名。这样，宋代名人爱用韩愈写山水的名句，而且常把韩愈的诗句与已以山水文学为著名的柳宗元的诗文组合成对句，可见韩愈的山水文学对后人的影响之大。

不仅如此，韩愈对柳宗元山水文学的创作也给予了不少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面以岭南山水为主，对韩愈描写山水的表现手法及其影响柳宗元山水文学的特点谈一些浅见。二 韩愈的岭南山水文学与柳宗元

韩愈与柳宗元是所谓“古文运动”的两大旗手，他们早在长安时期就有交往，后来先后被贬谪，在配地仍然以直接或间接交换诗文的方式交流。如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一诗，现今的《柳集》诸本里没有提到“食虾蟆”的诗文，看来柳宗元是在柳州时写《食虾蟆》诗，寄给韩愈的。清人朱彝遵评论韩愈此诗说：“只是戏笔，下句则故为俚以取快，亦俳谐之类。”柳诗失传，但从题材和韩诗中可窥见二人相好之厚。另外，柳宗元有《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支持韩愈，《与韩愈论史官书》鼓励韩愈，寄了《与史官韩愈致段太尉逸事书》。韩愈有《赠别元十六协律六首》一诗，是看到柳宗元的《送元十六山人南游序》之后作的。柳宗元的《天说》《送浩初序》，都是收到韩愈书信之后写的批驳韩愈的文章。由此可见，韩、柳二人在思想上、文学创作上一直在互相琢磨切磋。

从山水文学的角度来说，韩、柳之间虽然互相影响，但总的来说，韩愈对柳宗元的影响多于柳宗元对韩愈的影响。其影响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种。先看韩愈描述之中柳宗元的痕迹。韩愈的《柳州罗池庙碑》很有名，是为祭奠柳宗元而作的，碑末有《迎享送神诗》（俗称《荔子碑》）云：荔子丹兮蕉黃，杂肴蔬兮进侯堂。……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粳稌充羨兮蛇蛟结蟠。

从这些字眼中也能看得出韩愈读过不少柳宗元的作品。这些诗句都表现了韩愈对柳州山水的深刻印象。韩愈未曾到过柳州，但对山水写得很具体。如“柳之水”，谓柳州的江河，即“柳江”，唐时又名“浔江”。柳州江河很多，而代表柳州的就是柳江，因此韩愈说“柳之水”。但是上面的“鹅之山”就不同，即“鹅山”，当时不大有名。“柳江”见于《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鹅山”则不见于这些书中。然而柳宗元有《登柳州峨山》一诗，“峨山”又见于柳宗元的《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柳集》诸本皆作“峨”，《韩集》诸本皆作“鹅”，不知孰是，而韩愈所说的“鹅山”指的应该是柳宗元诗文中的“峨山”。同时，“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的部分令人想到《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中的山水景色。此外，“蛇蛟结蟠”可能来自柳宗元《寄韦珩》的“悬蛇结虺如蒲萄”诗句，“蕉黃”也许来自柳诗的《红蕉》。韩愈的《罗池庙碑》本来是为了祭奠柳宗元的亡灵而写的，从当时的礼节、习惯来讲，作者应该参考或依据对方的作品，因此在《罗池庙碑》中能看到柳宗元作品的痕迹是毫不奇怪的。但，笔者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不是这一类，下面举出具体的实例，探讨二人创作上的影响关系。1．关于“造物者”、“神气”的议论

众所周知，围绕“天”的存在，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吴武陵等人之间曾有过议论。柳、刘等站在无神论的立场，批驳韩愈所说的“天”的“赏功”、“罚祸”、“报”、“怒”等观念，坚持否定“天”的神格化。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主题中有“造物者”这一创造自然万物的主体存在，这是由“天”的议论引发的。《永州八记》的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中说“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提到“造物者”的存在，然后第八篇的《小石城山记》里说：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于中州，而列是夷狄。……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在此否定了“造物者”“灵气”之说。据“或曰”之说，其“气”有“灵”，对人、物都起作用，而且对“中州”中华的作用和对“夷狄”边缘地区的作用不同。“或曰”可能是指韩愈，或是以韩愈为代表的思想。韩愈被贬到连州阳山县后，归途经衡州，写了《送廖道士序》，此篇提起南岳衡山的“神气”对郴州土物及人物的形成影响时说：其水土之所生，神气之所感，白金、水银、丹砂、石英、钟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寻之名材，不能独当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而吾又未见也。

韩愈所说的“神气”概念与柳宗元所说的“气之灵”有所相同，二者指的都是对物和人所起的神妙灵活的作用，然而韩愈以为神气在边缘集中于“物”而不作用于“人”。韩愈确实有这种思想，如韩愈在《送区弘南归》一诗里也说：汹汹洞庭莽翠微，九疑镵天荒是非。野有象犀水贝玑，分散百宝人士稀。

这些作品表明了韩愈早有与柳宗元所说的“楚之南少人而多石”相同的看法。柳宗元在《送诗人廖有方序》里也有同样的说法，开头说：交州多南金、珠玑、玳瑁、象犀，其产皆奇怪，至于草木亦殊异。吾尝怪阳德之炳耀，独发于纷葩蘾丽，而罕锺于人。

宋人（见百家注本的注）也注意到了二人的关系，说：“公（柳宗元）此序与昌黎《送廖道士序》大意一同。”其实，二人的思想不同。韩愈说：“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而吾又未见也。”而柳宗元在《送诗人廖有方序》后一段里却说：今廖生刚健、重厚，孝悌、信让，以质乎中而文乎外。为唐诗有大雅之道，夫固锺于阳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

结果，他否定了前段提到的“罕锺于人”之说。同时，这说明了柳宗元明确地否定了韩愈之说。评廖有方为“孝悌、信让”，这就是对于韩愈所说南方没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的反驳。

廖道士与廖有方并非一人。韩愈的《送廖道士序》作于永贞元年（805），《送区弘南归》作于元和元年（806），柳宗元的《送诗人廖有方序》作于永州，元和元年以后，十年以前。另有《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南宋人孙汝听注：“元和十一年，有方进十第，改名游卿。”而柳宗元在《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里回顾说：“自遭斥逐禁锢，益为轻薄小儿哗嚣，……秀才无乃未得向时之益，而受后事之累，吾是以惧。”应该是被贬不久之后所作。《小石城山记》作于元和七年或八年。《送诗人廖有方序》前一段所说的观念不仅与《送廖道士序》相同，也与韩愈的《送区弘南归》相同。由此推测，柳宗元《小石城山记》里的“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这一句是在韩愈言论的影响下写的。韩愈确实有神气在南方多锺于物，少锺于人的这种观念。这与韩愈的儒家“道统”观念有所相通。韩愈把佛教视为夷狄思想，然而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里以为佛教“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二人的思想根本不同，是针锋相对的，据上面几篇作品可知，这种矛盾推动了诗文的创作。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将南方山水美的形成之迷作为一个题材，是从“天”的议论开始的，那么可以说，韩愈的言论和思想对柳宗元山水文学主题的形成起到了不少作用。

附带论及刘禹锡的看法。刘禹锡也被贬到岭南连州，在那里作《海阳湖别浩初师并引》说：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

这“乘气”的观念与韩愈所说的“神气之所感”相符。“潇湘间”指永州一带，“浩初”是僧侣，也是柳宗元的朋友。柳宗元曾在永州议论过“造物者”的有意志性，刘禹锡与柳宗元都承认这种“气”的存在及功能，但对于处在偏远地区的人性的认识却与韩愈不同。韩愈认为潇湘以及岭南一带的人性因“神气”少而野蛮，然而刘禹锡则认为“清慧而文”，这种认识与韩愈之说正好相反，近于柳宗元。2．山水形状的描写法

韩愈曾在连州写过《燕喜亭记》，属山水文学。《记》中的描写手法与柳宗元山水游记有共同之处，从中可窥见韩愈对柳文的影响。韩《记》说：行于其居之后、丘荒之间，上高而望，得异处焉。斩茅而嘉树列，发石而清泉激，辇粪壤，燔椔翳，却立而视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洼者为池，而缺者为洞。若有鬼神异物，阴来相之。……州民之老，闻而相与观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无与“燕喜”者比。

韩愈他们发现了“异处”山水之美及其乐趣。这种游览作法也见于柳宗元的《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石渠记》和《石涧记》等山水记，还有“鬼神异物，阴来相之”这种看法也与上面所说的“造物者”的议论相同，这也是对不可思议的天然造形美常用的一种解释。这里要注意的是对山水形状的描写手法。“斩茅而嘉树列，发石而清泉激，辇粪壤，燔椔翳”，炼句工稳，而最精彩的是“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洼者为池，而缺者为洞”这一句。作者抓住地形的特点，形容巧妙，还考虑到对仗、声韵等效果，描写得非常奇妙。这些字眼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与柳宗元著名的山水记里的表现手法类似，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云：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岈然洼然，若垤若穴”这八个字，对仗工整，这种山水写法在柳文中很罕见。“岈然”形容“高”，谓高山，故“若垤”；“洼然”形容“下”，谓低谷，故“若穴”。这种写法极似韩文，二文这样分析比较更清楚：韩文：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洼者—为池，缺者—为洞。

柳文：高 岈然—若垤（山），下 洼然—若穴（谷）。

当然不完全一样，若全同，则是剽窃。而此“若”字义通“成”、“为”，则八个字可以换为“岈然成垤，洼然成穴”或“岈然为垤，洼然为穴”，深层结构极似韩文。此外，柳宗元的《游黄溪记》里也有句：缺者为崖峭岩窟。“岩窟”谓“岩洞”，也极似韩文的“缺者为洞”。柳文虽写得简短，形容对象与韩文不完全相同，但对地形的看法有所相通，文章表现以及用字也有所相同。这样类似绝不是偶然的，很有可能柳宗元读过韩愈的《燕喜亭记》。来看一下两篇作品的创作时间，《燕喜亭记》作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始得西山宴游记》作于元和四年（809），柳文在韩文之后。柳文仅有八字，简而有劲，韩文易懂而漫长，可能是柳宗元学韩文而对此进行了加工。3．用“剑戟”比喻石山的表现手法

柳宗元在柳州作《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云：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这首诗很有名，主要原因在于“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这两句新奇的表现，深深印入到读者的脑海里。例如苏轼的《书柳子厚诗》（《东坡题跋》卷2）云：仆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傍诸峰，真若剑铓。诵柳子厚诗，知海山多尔耶。柳子云：“海畔尖峰若剑铓，秋来处处割人肠。……”

又《对韩柳诗》（同书）云：韩退之诗云：“水作青罗带，山为碧玉簪。”柳子厚诗云：“海畔群山若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陆道士云：“二公当时不相计，会好做成一属对。”东坡为之对云：“系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此可编入诗话也。

苏轼的对句见《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郊翟秀才二首》其一。李纲的《送李泰发吏部赴官阳朔》诗中也有同样的对句：山作剑铓攒峻拔，水如罗带巧回还。

韩、柳二人描写岭南山水，都很新颖，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韩愈将桂林的石山视为“碧玉簪”，加以赞美，柳宗元则把柳州的石峰看成“剑铓”，表现忧愁。“二公当时不相计，会好做成一属对”，则可以说柳宗元“剑”的形象属于“负”，“簪”的形象属于“正”。此外，柳诗《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也云：临蒸且莫叹炎方，为报秋来雁几行。林邑东回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汤。

岭南地区确实有林立奇峰的特殊地形，柳宗元看它就联想到剑戟。但这种看法并不算新奇。柳文留给苏东坡、李纲等宋代名人的印象很深，其实，爱把石山看成剑戟的就是韩愈，如《郴口又赠二首》其一云：山作剑攒江写镜，扁舟斗转疾于飞。

还有《送区册序》云：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

这些“作”、“侔”是隐喻，字义同“如”、“似”。此外，韩愈有“石剑”的专用语，如《答张彻》诗云：泉绅拖修白，石剑攒高青。

还有《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彻》诗云：地遐物奇怪，水镜涵石剑。《南山诗》云：参参削剑戟，焕焕衔莹琇。

此等“剑戟”亦谓石山奇峰。关于用剑戟比喻石山的表现法，宋人方世举注《南山诗》指出已见于《水经注》“立石崭岩，亦如剑杪”，这与柳文“似剑铓”、“似戟”的比喻手法相同，都是明喻。但韩愈用过五次，竟作成了“石剑”的词语，可谓是韩愈爱用的比喻法，又集中在一段时期。除《南山诗》外，其他四例指的都是岭南连州一带的石山，皆作于贞元十九年（803）末至元和元年（806）之间。韩愈对岭南的奇峰形成了固定的形象，因为那些石山很有特色，留给他的印象极为深刻。惟《南山诗》一首作于召还到京之后不久的元和元年秋初，可见在岭南时掌握的比喻手法影响了《南山诗》。

那么，韩愈对“剑”是如何形容的呢？韩愈作过一篇题《利剑》的古调诗：利剑光耿耿，佩之使我无邪心。

故人念我寡徒侶，持用赠我比知音。

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谗夫，使我心腐剑锋折。

决云中断开青天，噫，剑与我俱变化归黄泉。

据此分析，凡“剑”的形象有三：（甲）形状：长而尖锐；（乙）颜色：发光清洌；（丙）功能：作为武器，刺、斩，能伤害人。前二者都是外观的特点，是给诗人留下了视觉上的印象。后者蕴含刺伤、斩杀等功能，是内在特点，让诗人感到恐惧，如人们常说“刀光剑影”，佛教也有“刀山火海”、“刀山油锅”等说法。当然，这三种形象不可分开，诗人比喻都包括这三个特点，故用得恰当，但是韩、柳二人对“剑”的形容有些不同。韩愈用的重点主要在于（甲）和（乙）的方面，如“廉利”、“参参削”（“参参”，长貌）、“高青”。此外，韩愈的《感春三首》其三云：“艳姬蹋筵舞，清眸刺剑戟。”宋人孙汝听注：“言眸子清朗，如剑戟之刺，甚称其俊快也。”但柳宗元的用法注重于（丙）。他在柳州时，对一样连峰既说“岭树重遮千里目”（《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诗），又说“海畔尖山似剑铓”。后一句主要是（丙），虽与韩诗“石剑攒高青”等相同，但用“尖”字来强调特点，然后说“秋来处处割愁肠”，因“尖”，故“割”。这样用“剑”的比喻表露了诗人的恐惧情绪。韩愈的比喻应该一样，如“地遐物奇怪，水镜涵石剑”之后，说“荒花穷漫乱，幽兽工腾闪”，这表现了潛藏在南方山川里的各种危险性，映在江水的“剑”样般的石山不仅仅代表其“高”、“青”的视觉性特征，同时表现了诗人的心理感受，那就是似一把把利剑袭来的恐惧感。这样，用“剑”比喻奇山秀峰的修辞法与用“莲”、“塔”、“林”、“簪”等的比喻完全不同。4．用“玉簪”比喻石山的表现手法

如上所提，韩愈曾用“簪”来比喻桂林石山，苏东坡提到韩愈“碧玉簪”与柳宗元“剑铓”的不同之处。但是，韩愈也用过“剑”的比喻，而且用得比柳宗元还多。柳诗作于元和十一年（816），比韩诗晚十年。韩、柳之间经常交流作品，很有可能柳宗元学到了韩诗的手法。然而韩愈对同样岭南的石山为何用“碧玉簪”来比喻呢？其实这是韩愈岭南山水诗中的例外。“碧玉”谓清澄，“簪”谓高而尖锐，这两点在“剑”的三种印象中与（甲）、（乙）相同，而“簪”并没有“剑”的（丙），不表示什么恐怖感，反而让读者感觉到美丽可爱，二物形象根本不同。那为何韩愈用“碧玉簪”呢？原因有二。因为那首诗不是根据韩愈自己的经验写成的，他从来没到过桂林，其美化是想象出来的。又因为那首诗是欢送朋友赴任的，赞美朋友的新任之地而鼓励，是交际上的礼节和做人的情理。同样的理由，柳宗元在《桂林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里说：桂州多灵山，发地峭竖，林立四野。……盖非桂山之灵，不足以瑰观，……造物者之设是久矣。

赞美长官“裴中丞”任地的山水，还说出造物者所设置等有神论。其实，那些“发地峭竖”“林立”的山就是自己说“尖山似剑铓”的岭南石山。柳宗元对山水的赞美及其有神论的解释都是向长官取悦奉承的。

韩愈虽然没到过桂林，但到过岭南连州、郴州一带，对岭南的山川早有一定的了解，那首诗虽然不是韩愈咏出自己经历过的，但是“簪”的外在形象与“剑”有所相同，就是韩愈对岭南石山形成的固定的印象。因为韩愈有这种感受，自己咏诗时表现为“剑”，然而给人送诗时表现为“簪”。反过来说，如果韩愈没有形成如“剑”的形象，会作不成“碧玉簪”的比喻。韩愈有到过岭南的经历，所以与白居易、张籍的诗不同。现在举出三人的诗歌做一下比较，就会更清楚。韩愈诗：苍苍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柑。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

白居易诗：地压坤方重，官兼宪府雄。桂林无瘴气，柏署有清风。山水衙门外，旌旗艓中。大夫应绝席，诗酒与谁同。

张籍诗：旌旗过湘潭，幽奇得遍探。莎城百越北，行路九疑南。有地多生桂，无时不养蚕。听歌难辨曲，风俗自相谙。

友人赴任，欢送寄诗时，一般找出新任地的宜人之处而尽量歌颂。从这一点看，白、张二人咏地的部分不多，又没有什么特点，如白诗“桂林无瘴气”、张诗“有地多生桂”，都只是在京所得的知识而已，当时谁都知道，然而韩愈则不同。朋友赴任，其地是桂林，山水自古闻名，因此该歌颂的就是山水之美，但白、张二人都没到过岭南，因此咏不出来。白居易只能说“山水衙门外”，张籍只能说“幽奇得遍探”，都很一般，不具体，不足以令人感动。柳宗元的《訾家洲记》说：“遍行天下者，唯是得之。”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说：“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闻者亦不能言。”白居易“能言”而“不知”，韩愈既富于文才，又有经验。韩愈到过连州、潮州等地，体验了岭南的自然风土，熟悉与北方如何不同，又读过柳宗元的桂林作品，能想象得出来，因此韩愈那一首里咏山水的文字较多，都歌颂其地宜人，表现得具体，比喻得恰当。正因为如此，韩诗得到很高的评价，尤其是描写山水的“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两句，脍炙人口，流传至今。

总而言之，一人形容一样石山，有时用“碧玉簪”比喻，又有时用“剑戟”比喻，前者属“正”的形象，后者属“负”的形象。这样，韩愈到过岭南的经历对韩愈文学的题材、表现等各方面有很大的影响，使他写出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作品，他将山林为牢房的比喻法也是其中之一。5．将山林视为“牢狱”的比喻及其观念

柳宗元在永州写过一篇叫《囚山》的赋。这篇作品也属于山水文学，但与《永州八记》等山水游记不同，非常特殊。不但在柳宗元作品中，而且在历代山水文学中也极为罕见。宋人晁补之《续楚辞》指出了这一点：仁者乐山。自昔达人有以朝市为樊笼者矣，未闻以山林为樊笼也。宗元谪南海久，厌山不可得而出，怀朝市不可得而复，皆陷阱也，故赋《囚山》。

这也说明了对山水“正”、“负”相反的形象。

据了解，将朝市看成樊笼的古代“达人”之中最有名的是陶渊明，他的《归园田居》其一首结尾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比他早的有老子、庄子等道家。道家向往“自然”，回归田野山林，孔孟等儒家却与此相反。儒家追求文明制度，推动了官僚社会化。因此“以朝市为樊笼”，“复得返自然”的观念可谓属于老庄思想。简单说，这表明了儒家的“朝”与道家的“野”的对立。之后，随着官僚制度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化、复杂化，又随着佛教思想的渗入，文官们开始寻找逃避充满矛盾的官场的出路，产生了所谓的“吏隐”、“中隐”等意识形态，就是摸索“朝”与“野”统一的生活方式，诸如宋之问、王维、刘禹锡、白居易等，唐代自称“吏隐”的文官居多。他们不论在京或左迁外地，身为官而心不羁，向往生活在大自然中那样的自由境界，唐代爱好山水的风尚也是同出一辙的现象。因此，即使有“以朝市为樊笼”的发言，也不应归于道家思想。例如韩愈排斥道、佛，自称并被称为儒家，他有一首叫《独钓》的诗：一径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长減蒲芽。坐厌亲刑柄，偷来傍钓车。太平公事少，吏隐讵相赊。

他尚未退休，有公务而“独钓”。“独钓”是一种隐士的姿态。他乐意过“吏隐”的生活。还有在《东都遇春》里说过：有船魏王池，往往纵孤泳。水容与天色，此处皆绿净。岸树共纷披，渚牙相纬经。

都表示了对美丽自由的大自然界的向往，然后提到“樊笼”的生活，说：在庭百执事，奉职各只敬。我独胡为哉，坐与亿兆庆。譬如笼中鸟，仰给活性命。

这样，“以朝市为樊笼”并不代表什么哲学思想上的派别。当时文官多少有以官场为樊笼的观念及对吏隐的向往。这不局限于东方，甚至基督教社会也多少有回归自然的愿望，如卢梭（Rousseau）、华茲华斯（Wordsworth）。但如前所述，中国从很早就形成了普遍的价值观念，因此涉及到诗文、绘画以及造庭园。例如晁补之开头说的“仁者乐山”，出于《论语》。《论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据晁补之的理解，自古有乐山乐水的生活，儒家圣贤也乐山乐水。因此“以山林为樊笼”的文官却很少，在唐以前可能只有柳宗元一人，直至宋代，晁补之“未闻”。但在唐代，柳宗元稍后有白居易《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铭》（宝历元年825）说“汨市朝，溺妻子，非违也；囚山林，摈血属，亦非违也”之语。在宋代还有陆游。陆游仿效《囚山赋》作了《囚山》一诗，陈造作了《后囚山赋》。这也是柳文对宋人的影响之一。

其实，柳宗元不是第一个人，据笔者所知，还有韩愈。例如他在《祭河南张员外文》里回顾被贬到岭南时说：彼婉娈者，实惮吾曹。侧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阳山，以尹鼯猱；君飘临武，山林之牢。岁弊寒凶，雪虐风饕。颠于马下，我泗君咷。

其中，“我落阳山，以尹鼯猱；君飘临武，山林之牢”这四句总结了他们生活在岭南的自然环境，作文极为巧妙。“阳山”即连州阳山县，“张员外”即朋友张署，被贬到“临武”，即郴州临武县，在州西南。两地相近，都在五岭正中。“以尹鼯猱”、“山林之牢”两句相通，都表现了流放地野蛮而恶劣的环境，也都表露了对“婉娈者”如此处分“吾曹”的愤怒。

严格地说，“以山林为樊笼”与“山林之牢”不同。宋人文谠注“山林之牢”说：“言险恶之地如牢狱也。”“樊笼”谓牢笼，把人比喻为小宠物，又把官场比喻为鸟笼，而“山林之牢”的“牢”谓监牢、牢房，把自己所处的“山林”这种恶劣、野蛮的生活环境比喻为牢房，就流放地说最妥当。换句话说，“樊笼”主要表示拘束感，“山林之牢”则与此同时又表示出一种恐怖感和抗议之意。韩、柳二人用法的共同点就在这里。柳宗元的《囚人赋》说：楚越之郊环万山兮……攒林麓以为丛棘兮，虎豹咆喊代狴牢之吠噑。……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

说“柙”、“牢”，不说“樊笼”。南方的自然环境因恶劣危险，似牢狱，而“匪兕吾为柙”、“匪豕吾为牢”等说法意味着把人看成野兽的那些凶恶无能者的狠毒的用意，包含着对政敌处分的抗议，因此韩愈也说“以尹鼯猱”。韩、柳的比喻及其观念可谓相同。

这样，“樊笼”的比喻表示对官场的拘束与对自然的向往，而“囚山”、“山林之牢”的比喻则都表示对自然的拘束与对官场的向往，脱身向往的方向正好相反。“吏隐”的观念应在两者之间，但与“樊笼”相同，都认为自然美丽溫柔，如下图：

这表明了由于官僚社会发展到唐代产生了矛盾而又复杂化的文官观念。人做官僚，政治思想或生活理想难以实现，又多少感到不自由，但发牢骚也不容易，若一发，大则赐死，小则被流放，囚在“山林之牢”，或被贬为地方官吏，只好游览山水，一时舒眉展眼。“以山林为柙牢”的人对自己的处分表示抗议，而“吏隐”的人就甘受现实，自己韬光养晦。到了中唐时期，向往“吏隐”者渐多，“以山林为牢”是对山水的一个新的比喻，也是一个新的观念。从韩、柳二人作品的时间关系上看，柳宗元的《囚山》作于元和九年（814），韩愈的《祭河南张员外文》作于元和十二年（817），有可能韩愈看到《囚山》这新奇的观念和“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的说法，受到启发，炼句为“山林之牢”。然而韩愈写的是贞元十九年（803）之事，或许已有这种感受，不知当时的韩愈作品中是否有类似的比喻表现，但传到今天的作品中没有，因此难以确定谁先谁后。目前至少可以说两点：“以山林为樊笼”的观念，说得准确些，“以山林为牢狱”与“囚山”相同，都是“自昔未闻”的新观念，这不只是柳宗元独有的，还有韩愈。

晁补之的指出很有启发。韩、柳山水文学特点不仅在赞美山水这“正”的方面，还在“以山林为樊笼”这种“负”的方面，进一步来说，韩、柳山水文学的共同特点就在于对山水“负”这方面的恐怖、憎恶的表白。三 对山水风土的惊异与恐怖

如上所述，韩、柳二人的山水文学有“剑”、“牢”的比喻，都表露了对自然的一种恐怖感。据了解，柳宗元的山水诗文很有名，歌颂和赞美永州、桂州、柳州等南方的自然，诸如《永州八记》《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记》《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等作品。其实，他的赞美只是一个方面，这一点早在宋代，邵博就曾指出过。《邵氏闻见后录》卷14说：柳子厚（《游黄溪记》）云：“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以妙语起其可游者，读之令人有翛然出世外之意。然子厚别（《与李翰林建书》）云：“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蝨，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子厚所前记《黄溪》《西山》《钴潭》《袁家渴》，果可乐乎。何言之不同也。

若就时间而言“前记”，则不正确，所举的《黄溪》《西山》等作品都在《与李翰林建书》之后。《游黄溪记》里的描写与《与李翰林建书》里的表白之间有矛盾，竟让邵博怀疑所谓《永州八记》里的作者心理。确实，柳宗元对永州自然怀有强烈的恐惧感，这种感受容易引起“囚山”、“山林柙牢”等观念，因此《与李翰林建书》里接着说“譬如囚拘寰土”。这种感受，不仅仅见于邵博所提的《与李翰林建书》里，还在《囚山赋》《惩咎赋》《闵生赋》等永州所作的《赋》作品中也能看到。后来柳宗元又被贬到柳州，也没有多大变化，而用诗歌形式直接表现的较多。如上所述，对柳州山水风土的恐惧感，除了用“剑”比喻奇山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诗以外，还在《岭南江行》《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寄韦珩》等寄人的诗歌中也流露得较明显，但这些诗歌还有别的特点，后文详考。

韩愈也被贬到岭南连州，诗文中表现的心态与柳宗元基本相同，既有“剑”、“牢”的作品，还有《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县斋有怀》《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彻》《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永贞行》《忆昨行和张十一》《刘生》《县斋读书》等不少诗歌，也都表露出对岭南山水风土的恐惧感。但，他写的有矛盾，对一地有时写“美”，有时写“恐”，或在一首之中先写“美”，后写“恐”，可以说“美”后来“恐”，或“美”中有“恐”，进而说，他似乎想揭露这种“美”是欺骗而隐瞒人的貌相。例如《祭河南张（署）员外文》回顾流放地的山水之美说：郴山奇变，其水清写。泊砂倚石，有遌无舍。“郴”谓郴州，位于连州东北。《答张（署）十一功曹》诗里说：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筼筜竟长纤纤笋，踯躅闲开艳艳花。

张署也被贬到郴州南部的临武县，与连州接壤。后句说：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

先描写山水之美，而后表露了恐惧感。又《县斋读书》诗说：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萧条捐末事，邂逅得初心。哀狖醒俗耳，清泉洁尘襟。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青竹时默钓，白云日幽寻。

然后说：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

这首诗也先赞美山水，而后表露恐惧。前面的那些诗句都同陶弘景所说的“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没有多大区别，都属于“山川之美”。韩愈咏的都是郴州、连州一带的山水，在五岭接壤。那里山水很有名，如南宋《舆地纪胜》卷61《桂阳军》“风俗形胜”门云：“湖南山水甲天下，桂阳又居其高。”卷90《韶州》“风俗形胜”门云：“韶州佳山水之名闻于天下，而韶石为之最。”韶州在郴州之南，在连州之西。贞元十九年（803）韩愈被贬到连州阳山县，元和十四年（819）被贬到潮州，途经韶州，作《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还有初唐诗人沈佺期、中唐诗人刘禹锡等都赞美郴州、连州一带的山水，详见后文。韩愈说“出宰山水县”，自己认为连州阳山县富于山水，从而把那里的山水描写得那么美，欣赏得那么其乐陶陶，也令读者向往那美丽幽静的山水环境。然而韩愈在别的诗歌里则表现得不同，如《八月十五夜赠张（署）功曹》里说：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螫熏臊臊。

还有《永贞行》里说：湖波连天日相腾，蛮俗生梗瘴疠蒸。江氛岭祲昏若凝，一蛇两头见未曾。怪鸟鸣唤令人憎，蛊虫群飞夜扑灯。雄虺毒蜇堕股肱，食中置药肝心崩。

也都是在连州时写的，与上所举的截然不同。还有《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里回顾连州生活说：远地触途異，吏民似猿猴。生狞多忿很，辞舌纷嘲啁。白日屋檐下，双鸣斗鸺。有蛇类两首，有蛊群飞游。穷冬或摇扇，盛夏或重裘。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气象难比侔。疠疫忽潜遘，十家无一瘳。猜嫌动置毒，对案辄怀愁。

这些诗句都表现出了诗人惊异以及恐惧的心态。诗人对同样的山水已不赞美了。这种感受及其文字表现也都很像柳宗元的《囚山赋》《岭南江行》等作品。邵博对柳宗元说“果可乐乎？何言之不同也”，同样的怀疑也可以向韩愈问。他们一方面领略南方特有的清山秀水，一方面嫌憎南方特有的穷山恶水。他们面临着奇异美丽的山水，为何变得心惊胆战？这种矛盾应该如何解释呢？所谓“山水”是个总称，往往换成“自然”一词，这些概念与“社会”、“文化”等概念相对，就是上面所题的“朝”与“野”的对立，其内涵涉及多方面，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可能有如下几个共同的原因。1．自然气候、风土：

韩愈在《县斋读书》里说：“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答张（署）十一功曹》里说：“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这些诗都先描写山水之美，后表现出恐惧感。据此，恐惧的主要原因是北方与南方风土之不同。北方人以为南方“多毒”，“瘴疠之气”是其中之最，因此韩愈常提到，如上所举的“疠疫忽潜遘，十家无一瘳”，“蛮俗生梗瘴疠蒸”，“海气湿螫熏臊臊”，还有《刘生》“毒气烁体黃膏流”，《永贞行》“江氛岭祲昏若凝”等句。在《县斋有怀》里还说：湖波翻日车，岭石坼天罅。毒雾恒熏画，炎风每烧夏。雷威固已加，飓势仍相借。气象杳难测，声音吁可怕。

这里“毒雾恒熏画”指的也是瘴疠之气。此外，可知韩愈还论及连州特有的“雷威”、“飓势”等自然“气象”，都感到惊异。至于气候，《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里还说：穷冬或摇扇，盛夏或重裘。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气象难比侔。疠疫忽潜遘，十家无一瘳。

虽说山水奇异美丽，然而地处亚热带，炎热多湿，不适合北方人。柳宗元也是北方人，《与萧翰林俛书》里说：“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怵惕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此《书》作于元和四年（809），柳宗元在永州生活已四年，因此习惯了。但，起初跟韩愈一样，也认为是“炎毒”之地。让北方人惊恐的气候不只是温湿之差，还有“雷”、“飓”。不知连州打雷如何，而关于岭南的大风，柳宗元也在《登柳州城楼》诗里说“飓母偏惊旅客船”。这些称“飓”的大风是南方特有的，大概就是今天所谓的“台风”。“雷霆”也许是指南方特有的疾风骤雨（squall）时发生的。这样，南方高温多湿、雷霆、飓风等气候气象都与北方不同，因此令北方诗人感到惊恐。2．自然界的生态圈：

南方的自然风土与北方不同，因此动植物的生态系也就不同。二地相隔越远，相差越大，人的惊恐之感基于差异而产生，恐惧的幅度也应该与此地理差异成比例。在岭南地区，草木繁茂，至冬不枯，草丛山林中既有狰狞的动物，也有毒性很强的昆虫、植物。例如《祭张河南张（署）员外文》里说：我落阳山，以尹鼯猱。《刘生》诗里说：阳山穷邑惟猿猴。《八月十五夜赠张（署）功曹》诗里说：蛟龙出没猩鼯号。《燕喜亭记》里说：繇郴（州）逾岭，猿狖所家，鱼龙所宫，极幽遐瑰诡之观，宜其于山水饫闻而厌见也。

据韩愈的了解，在岭南，鼯、猿之类颇多。关于“以尹鼯猱”一句，有别的解释，在后面细谈。《刘生》诗里又说：越女一笑三年留，南逾横岭入炎洲。靑鲸高磨波山浮，怪魅炫耀堆蛟虬。山欢噪猩猩愁，毒气烁体黄膏流。

这也表明韩愈对南方的认识。南方的野生动物中，看来韩愈最怕蛇，如《八月十五夜赠张（署）功曹》诗里说：下床畏蛇食畏药。《永贞行》诗里也说：江氛岭祲昏若凝，一蛇两头见未曾。怪鸟鸣唤令人憎，蛊虫群飞夜扑灯。雄虺毒蜇堕股肱，食中置药肝心崩。

有“两头”的蛇不知是哪一种蛇。唐·刘恂《岭表录异》云：“两头蛇：岭外多此类，时有如小指大，长尺许，腹下鳞红，背错锦文，一头有口眼，一头似蛇而无口眼。云两头俱能进退，谬也。昔，孙叔敖见之不祥，乃杀而埋之。虑后人见之，必受其祸。（见贾谊《新书·春秋》）而南人见之以为常，其祸安在。”韩愈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诗里也说：白日屋檐下，双鸣斗鸺。有蛇类两首，有蛊群飞游。

确实，南方毒蛇毒虫甚多，这也是韩愈所说的“南方本多毒，北客恆惧侵”的原因。柳宗元也常提到蝮蛇、毒虫之类，如《闵生赋》说：余囚楚越之交极兮，邈离绝乎中原。……雄虺蓄形于木杪兮，短狐伺景于深渊。《与李翰林建书》里也说：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蝨，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

此外，柳宗元还有《捕蛇者说》《宥蝮蛇文》，皆作于永州。但不管是谁，对这些因素都多少会感到恐惧。除了自然风土、生态系以外，他们还写到南方少数民族的特殊文化，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3．少数民族文化：

韩愈对当地居民及文化感到惊异，并屡次提到，可见其印象相当深刻，例如《送区册序》里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诗里说：远地触途异，吏民似猿猴。生狞多忿很，辞舌纷嘲啁。《县斋有怀》诗里说：夷言听未惯，越俗循犹乍。指摘两憎嫌，睢盱互猜讶。

连州是现在瑶族聚居之地，据刘禹锡的诗歌（后面举出）可知，没有多少变化，在唐时汉族应该更少。据韩愈的了解，当地居民的语言、长相、服装以及性情也都与北方汉族不同，但是“生狞多忿很”等则是他的偏见，也是源于他儒家思想对于南方少数民族的藐视。

如上所提，韩愈在连州认为鼯、猿遍地都是。《汉语大词典（12）》“鼯猱”条（页1413）引韩愈“我落阳山，以尹鼯猱”一文说：“旧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若是这样，韩愈的“吏民似猿猴”这一句也应该可以同样理解。甚至于白居易也在《自江州至忠州》诗里说：巴人类猿狖，矍铄满山野。敢望见交亲，喜逢似人者。

不管是何地，若在异国他乡，因语言不通，文化不同，当代人都会感到恐慌，更何况在古代。北方汉族自古以来统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往按照自己的传统文化与之进行比较，容易造成误解。例如杨谭《兵部奏剑南节度使破西山贼露布》（《全唐文》卷377）云：“臣闻：天分四序，寒暑莫同；地裂八方，华夷各异；言语不达，讵可以政令齐；苞茅不供，乃可以干戈服。”至于儒家韩愈，他早有强烈的“中华”、“道统”的排外思想，以为“神气”的作用离中华越远就越少，在南方集中于物，稀少于人。韩愈曾说过“分散百宝人士稀”，“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而吾又未见也”等话，这都是连州时期的认识，因而说出了连州“吏民似猿猴，生狞多忿很”。此“吏民”与“官民”不同，“吏”本谓胥吏，即小官。唐时岭南一带，土著有权有势的被选而任吏。据韩愈的了解，岭南人都生来狰狞野蛮。还有，韩愈在《黄贼事宜状》里对广西的少数民族也说：衣服、言语，都不似人。……蛮夷之性，易动难安，遂至攻劫州县，侵暴平人，或复私仇，或贪小利，或聚或散，终亦不能为事。

韩愈对连州等岭南地区的恐惧感与这种观念有关。

柳宗元本来没有韩愈那么强烈的排外思想和藐视，在永州体验过土民语言文化，《与萧翰林俛书》里说：“楚越间声音特异，舌啅噪，今听之怡然不怪，已与类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哓哓，昼夜满耳，闻北人言，则啼呼走匿。”在永州已四年，适应当地生活，土话也学会了。但后到岭南柳州，语言、文化都更不同，如《柳州峒氓》里说：“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寄韦珩》诗回顾刚到柳州时的景色，写得最深刻：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桴鼓手所操。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

当时生活在南方，生命面临着各种危险，既有瘴疠毒气、雷霆、飓风、蝮蛇、蛊虫，又有“鬼手”、“噬毒”。韩愈也屡次提到过，如“猜嫌动置毒”、“食中置药肝心崩”、“下床畏蛇食畏药”，宋人方世举注：“南方多蛇，又多畜蛊，以毒药杀人。”土民有时置毒，或许是事实。韩、柳做官，主要任务是统治行政，而在土民的眼里，他们都是剥削者，都是破坏自己的生活及其传统文化的外人。韩愈到任后，第一个工作是说“初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就是让土民按期缴纳租税。这样，韩、柳作为官员，生活在潜有种种危险的环境里。恐怖感不仅仅源于与北方不同的恶劣自然风土，还基于与不同文化的接触等原因。因此，即使看到山水之美，也不顺眼，反而感到恐惧。对北方汉族官僚来说，这些情况都是难免的，会感到有某种程度的恐惧。只能说与柳宗元相比，韩愈表现得较多，感受得也比较深刻。但是，韩、柳山水文学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仅在这里。4．地形地貌：

先回顾一下《邵氏闻见后录》的提问，他指出二文的矛盾，其一是《游黄溪记》“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其二是《与李翰林建书》“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蝨，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二文确实有矛盾，但是如上分析，二文所描述的对象却不同，前文是永州的“山水”，后文是永州的自然生态系，如“蝮虺、大蜂”、“射工、沙蝨”等，不管是谁，都会害怕。因此二文实在不算矛盾，真正的矛盾就是对“山水”本身的感受。如前所述，“山水”内涵多，《游黄溪记》里具体指的是“山水”中的地形地貌及其景观。南方地貌与北方不同，山多江多，故显得山奇水秀，柳宗元有时候赞美南方山水，主要是其特有的地貌，甚至于叹为观止矣，然而有时候又憎恶它，对美丽的地貌发愁、愤怒。如《囚山赋》“楚越之郊环万山兮，……攒林麓以为丛棘兮。”这就是柳宗元山水文学中的真正的矛盾，韩愈作品中也有这种矛盾。如上所述，韩愈在《送区册序》里说：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彻》里也说：地遐物奇怪，水镜涵石剑。

南方与长安、洛阳等地不同，山林多，石山多，尤其是连州位于五岭的中心，因地高、峰多，故江小、流急。还有《县斋有怀》里说：湖波翻日车，岭石坼天罅。毒雾恒熏画，炎风每烧夏。雷威固已加，飓势仍相借。气象杳难测，声音吁可怕。

韩愈列举连州独特的自然景物、自然现象，而在这里对“湖波”、“岭石”等山水却感到有一种威胁。这样，韩、柳二人对南方的山水都有赞美、惊恐的两面。总的来说，柳文赞美的较多，韩诗惊恐的较多，而他们都具有矛盾，这是与众不同的特点。原因何在，是否与他们的处境有关？5．被贬谪的处境

他们对山水环境的恐惧感还有心理方面的原因。韩愈在被贬到连州时作《同冠峡》，说：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维舟山水间，晨坐听百鸟。宿云尚含姿，朝日忽升晓。羁旅感和鸣，囚拘念轻矫。潺湲泪久迸，诘曲思增绕。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

这首诗的前一半描写山水清秀幽静之美，而读到后一半，美丽的山水却给诗人增添了悲哀之意。程学恂评论说：“公南迁诗，似无甚意义者，中极悲悄。须是反复沉吟，乃见所感深也。”描述山水上的矛盾表明了诗人复杂的心理。《淮南子·道应训》说：“夫物盛而衰，乐极则悲。”诗人目睹物候之变，可能预见到自身的将来。凡人在异国他乡，心理自然多愁善感，接触到美景，往往引起乡愁，因此或忧闷或悲伤，何况被贬谪的人。但是诗人被贬谪的心态表现的不一定一样。例如唐代北方文官到过岭南的有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褚遂良、元结、戴叔伦、李翱、吕温、刘禹锡、吴武陵、李绅、李渤、李商隐、李德裕等等，被流放、被派遣、被调动或宦游，总的来说，他们的作品中也都流露出了一定的惊恐不安的情绪，而出乎意料的是都没有韩、柳那么多。现在略示一二，以便比较：

沈佺期（？—713？）有《自昌乐郡（韶州）溯流至白石岭下行入郴州》诗说：驰波如电腾，激石似雷落。崖留盘古树，涧蓄神农药。乳窦何淋漓，苔藓更彩错。娟娟潭裹红，渺渺滩边鹤。岁杪应流火，天高云物薄。金风吹绿梢，玉露洗红箨。

此地也在五岭，与连州接壤，地点与韩愈所配地相近，韩愈也走过郴州路，但他写的大多是穷山恶水，沈佺期写得惊异中有美，接着写到“匍匐缘修坂，穹窿曳长索”等走路的艰难，最后说出这些话：濯溪宁足惧，磴道谁云恶。我行山水间，湍险皆不若。安能独见闻，书此贻京洛。“我行山水间，湍险皆不若”二句，一作“我行湍险多，山水皆不若”。诗里提到“惧”、“恶”、“险”，谓恐惧、恶劣、危险，都是应该能感受到的，韩愈也表露这些感受，但是在沈佺期这首诗里都否认了岭南山水中所潜在的“惧”、“恶”、“险”等一切“负”面，因为他是在从流放地州归还途中写的，心里应该高兴舒畅。描写地点虽然与韩愈相近，但韩愈诗多是被贬时写的，情况不同，当然情绪也不同。韩愈在《祭张署文》里说“山林之牢”，而后面回顾说：余出岭中，君俟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州奇变，其水清泻。泊砂倚石，有遌无舍。

在这里又赞美了郴州山水。“山林之牢”具体指的是张署被贬之地、郴州临武县的自然环境，后者“州下”指的是郴州郴县，严格地说，地点稍微不同，但是描述不同的主要原因不在这里。《祭张署文》叙述经历，后文写的是召还时的回顾，因时间不同，处境不同，故心情不同，山水的描写也不同了。由此可知，虽是一样流放，然而处境不同，表现也就不同。那么，人被贬谪后，一定要表现出恐慌、恐惧吗？也不一定。

沈佺期有特殊的经验，曾被流放到州。州位于唐朝版图的最南部，即今越南之地，风土习俗都与中国迥然不同，因此惊异程度应该非岭南地区所能比。沈佺期在《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诗里说：炎方谁谓广，地尽觉天低。百卉杂殊怪，昆虫理赖暌。闭藏元不螫，摇落反生荑。疟瘴因茲苦，穷愁益复迷。火云蒸毒雾，阳雨濯阴霓。周乘安交趾，王恭辑画题。少宽穷涸鲋，犹愍触藩羝。配宅邻州廨，斑苗接野畦。山空闻斗象，江静见游犀。………

这首长诗描写一千三百年前州的民俗风情，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现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虽然诗人表现出一定的惊异，但是并没有韩、柳他们那样深刻的忧愁、恐慌。诗题《赦到不得归》，情况稍微不同，这也许是心情不同的一个原因。沈佺期的现存诗歌较多，流放途中和配地所作的还有《入鬼门关》《初达州》《州南亭夜望》《三日独坐州思忆旧游》《从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等，但是这些诗歌都是抒情多，叙景少，但对异国风情的描写却寥寥无几，如“铜柱威丹徼，朱崖镇火陬。炎蒸连晓夕，瘴疠满冬秋”，“山柏张青盖，江蕉卷绿油”等几句。即使诗人被贬到州，诗歌也不一定表示其惊异、恐惧。与韩愈相似的有宋之问。

宋之问（656？—712？）连坐被贬为岭南泷州参军事，后又流放钦州，赐死。《早发韶州》诗里说：炎徼行应尽，回瞻乡路遥。珠崖天外郡，铜柱海南标。日夜清明少，春冬雾雨饶。身经火山热，颜入瘴江消。触影含沙怒，逢人女草摇。露浓看菌湿，风飓觉船飘。直御魑将魅，宁论鸱与鴞。虞翻思报国，许靖愿归朝。《入泷州江》诗里说：孤舟泛盈盈，江流日纵横。夜杂蛟螭寝，晨披瘴疠行。潭蒸水沫起，山热火云生。猿躩时能啸，鸢飞莫敢鸣。海穷南徼尽，乡远北魂惊。泣向文身国，悲看凿齿氓。地偏多育蛊，风恶好相鲸。余本岩栖客，悠哉慕玉京。

这两首描写的是岭南的气候、风土、生态系以及少数民族文化，惊异、恐惧交叉。这一点与沈佺期的作品不同，却与韩愈连州五言诗有所相似，但沈诗太整齐，不如韩诗带有散文性的具体生动。此外，宋之问的《过蛮洞》《经梧州》《下桂江悬黎壁》《下桂江龙目滩》等诗里有几句描写岭南山水，表现出作者一定的惊恐，而篇幅最多的仅有这两首，没有写对地形地貌有恐惧感的作品。宋之问的诗歌之中，《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诗较有名：逐臣北地承严谴，谓到南中每相见。岂意南中岐路多，千山万水分乡县。云摇雨散各翻飞，海阔天长音信稀。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

虽然描写岭南恶劣的自然，但是“千山万水”、“海阔天长”等描写得不太具体，而且恐惧感也表现得不太明显，这些只集中在“瘴疠”一词上。他在被流放时，逗留桂州，因此他的岭南诗歌中咏桂林的最多，有《桂州三月三日》《始安秋日》《桂州黄潭舜祠》《登逍遥楼》《桂州陪王都督晦日宴逍遥楼》等等。例如《桂州三月三日》，虽然开头说“代业京华里，远投魑魅乡”，作者明知处分的严重，却说“始安（桂州的旧名）繁华旧风俗，帐饮倾城沸江曲”，受到款待，歌颂桂林，他的桂林诗歌大致如此。

唐时被贬连州的著名诗人，还有刘禹锡（772—842），他是柳宗元的盟友，元和十年（815）被贬为连州刺史，流放地跟韩愈一样，而比韩愈晚十二年。他在连州的诗歌较多，但内容大多与韩、柳不同。虽然有这些诗句：桂阳岭，下下复高高。人稀鸟兽骇，地远草木豪。《度桂岭歌》海云悬飓母，山果属狙公。《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

但惊异、恐惧之感非常少见。刘禹锡在岭南连州时，乐意欣赏山水，如《海阳十咏》《海阳湖别浩初师》《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说什么“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还有，刘禹锡以当地少数民族的风情习俗为题材的诗歌也不少，诸如《沓潮歌》《连州腊月观莫徭猎西山》《莫徭歌》《插田歌》《送周鲁儒赴举》等，他觉得新奇，感到有兴趣，就取材作歌，并没有惊恐的情绪。他到连州以前，被贬到朗州，也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就已有就地取材创作的态度。这一点与韩、柳很不一样，可谓是刘禹锡诗歌的特点。刘禹锡的《海阳十咏》中有《吏隐》，可以说他那样的态度好像体现了“吏隐”的生活。

要而言之，韩愈写过南方山水的优美、自然地貌的奇异，但是从数量来说，还是极少，远远不及描述恶劣、危险的自然环境之多，因此诗文大多表现了惊异、恐惧交迫、惴惴不安的情绪。他为何描述恶劣、危险？因为是北方人、汉族文官，处在南方的自然风土，再加上接触少数民族的不同文化，在他们眼里这些实在太让人惊异，甚至于把美丽的山水地貌也视为牢房。他为何心情战战兢兢，杯弓蛇影呢？因为中央官界的敌人驱逐他们。他那恶劣危险的表现就意味着政敌对他们处分的苛刻，他们越觉得环境恶劣、危险，就越感到憎恨、愤怒。因此，恶劣危险的环境表现就是心理充满的忧愤的发洩，包含着抗议之意。这一点，韩、柳有共同之处，但是手法上还有稍微不同的地方，下面稍做一提。

韩愈的诗歌，表现惊异、恐惧的感受很直接，还有描写实景、实物很具体，因此很明显，容易举出例子。柳宗元也有这样的作品，但还有其他的一类，这是他的特点，例如著名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诗说：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第二、第三两联描写的都是作者在柳州目睹的实景，都体现了“接大荒”、“百越文身地”的惊恐，与此同时，借景表达“愁思”的心态。又如著名的《岭南江行》诗说：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黃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弓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

第一、二、三的三联也都是目睹的实景，同时借景表明了“忧来”忧愁的原因。这种表现手法是柳诗成功的特点，因此出名。又如《寄韦珩》诗里说：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

这些叙景跟上面两首一样，都表现了阴森森的恐惧空间。这种情景交融的手法在韩愈的山水诗歌里罕见。韩愈惊恐的表现还主要是表现在异物和异常气象方面，例如《永贞行》里说：湖波连天日相腾，蛮俗生梗瘴疠蒸。江氛岭祲昏若凝，一蛇两头见未曾。怪鸟鸣唤令人憎，蛊虫群飞夜扑灯。雄虺毒蜇堕股肱，食中置药肝心崩。左右使令诈难凭，慎勿浪信常兢兢。

又如《县斋有怀》里说：“湖波翻日车，岭石坼天罅。毒雾恒熏画，炎风每烧夏。雷威固已加，飓势仍相借。气象杳难测，声音吁可怕。”《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里说：“穷冬或摇扇，盛夏或重裘。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气象难比侔。疠疫忽潜遘，十家无一瘳。”也都一样。柳宗元的手法在借景抒情，表现间接，然而韩愈直接表述，甚至于“吏民似猿猴”、“猜嫌动置毒”等句，心里想什么，就写什么，无所畏忌，又多用五言的短句形式，带着散文性，有嘴快笔锐之感。又如《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里推测“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的原因说：“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洩，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这种猜疑之语，若是柳、刘，是不会写的。《旧唐书》卷160本传说：“（韩）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新唐书》卷172本传则说：“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旧唐书》又说：“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新唐书》补充说：“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不少变。”可谓韩愈“真率”、“明锐”这性格也反映在他的山水诗歌上。

还有一点不同，柳宗元于永贞元年（805）被贬为永州员外司马，元和十年（815）被贬为柳州刺史，韩愈于贞元十九年（803）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元和十四年（819）被贬为潮州刺史。柳宗元在柳州时，对岭南山水仍然感到惊异、恐惧，而韩愈被贬到潮州时，虽然感到一些恐惧，但是没有贬到连州时那么严重，作品数量也没有那么多，在任时间的长短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他在连州约一年半，在潮州约半年。但到潮州时，途经岭南作《泷吏》诗一首，说：南行逾六旬，始下昌乐泷。险恶不可状，磐石相舂撞。

昌乐泷在郴州、韶州之间。后面提到岭南及潮州的风土，说：岭南大抵同，官去道苦辽。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洶洶。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

贬到潮州时的作品中，明显表露出恐惧感的只有这一首，而连州时期的诗文十几首，包括回顾的作品，几乎每首都表露出惊异、恐惧等心态，足见他的恐惧感减少了。韩愈恐惧山水的作品为何集中在连州时期？因为当时韩愈还年轻，仅三十六岁，又是第一次遭贬谪，比柳宗元早，并且配地在岭南，比永州还远。就中国的自然、文化来说，五岭这大山系是一个界限，阳山县位于其南，又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除了这些客观的因素之外，韩愈有自己的看法，认为离京华越偏远越野蛮，这种中华观念比柳宗元他们要强，因此像咒语一样把自己束缚起来，在岭南看什么都杯弓蛇影，增加了恐惧感。结 语

综上所述：1）中国山水文学到了唐代大为发展，韩愈也有描写景色、景物等山水文学的作品，从数量来说，虽然远不如著名的山水文学作家柳宗元，但与其他唐人相比，也不算少，尤其是被贬到岭南连州时的作品。2）韩愈的文学作品给宋人以影响，他的山水文学也不例外。还有他的作品对柳宗元山水文学的主题、表现手法等方面也产生了不少影响。3）虽然一般认为所谓“山水文学”是描写山水之美的，但所有的山水文学不一定都是歌颂山青水秀的优美幽静的作品。韩愈山水文学的特点，主要是在连州时所作的特点，在于对山水的惊异、恐惧等心态表露，这种作风与柳宗元有所相同，但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文学中还是罕见的。因此本文提议山水文学可分为正负两面，现以描写山水美的为“正”，以描写恶劣险恶的为“负”。这与遭贬谪人的心理有关。据一般的理解，所谓“山水文学”是在逃避官场生活而向往自由、美丽温柔的山水空间这归属大自然怀抱里的观念之下发展起来的。到了唐代，随着官场生活里存在的矛盾激化，文官往往被贬谪或被驱逐到南方，结果大大推动了山水文学的发展，导致山水文学的内涵更加复杂化。这时期的山水文学有赞美山水而舒情恬适的一面，所谓“吏隐”的观念属于这一方面，同时又有归思、乡愁等忧闷的一面，甚至于惊异、惊恐，进而造成厌恶、憎恨。北方汉族文官诗人，不管是谁，来到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多少都会感到忧愁、惊异。韩、柳也都有赞美、忧愁的一面，但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就是视山水为剑戟、牢房的观念，他们的特点在于对山水的恐怖、憎恶。4）韩愈咏连州的诗歌中，五言长诗较多，记事、咏物，带着散文性，有点像《异物志》，又似旅游日记。这一点在柳宗元诗歌中很少见，柳诗抒情居多，七言律诗借景抒情的交融手法是柳诗的特点。5）韩愈岭南山水文学中所见的惊异、恐惧以及憎恨之情感，也许与他的中华观念有关。他对南方的藐视增加了对南方的惊恐、厌恶。

韩愈的山水文学作品，除在连州等南方所作之外，还有在长安、洛阳等北方所作，这一点也很值得一提。柳宗元几乎没有北方的山水文学，主要因为做官以后他在北方的时间很短。

韩愈的北方山水文学并没有恐惧感，另一个特点是韩愈喜欢并善于描写北方冬末春初的景物，尤其是雪景，诸如《寒食日出游》《辛卯年雪》《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喜雪献裴尚书》《春雪》《春雪间早梅》《早春雪中闻莺》《咏雪赠张籍》《春雪》（佚诗）《春雪》以及《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见寄》《酬蓝田崔丞立之咏雪见寄》等等。唐代诗人中如此喜爱雪景的实属罕见，并且其诗歌作得好，如明人李东阳《麓堂诗话》评韩愈雪景诗为“冠绝古今”。不知韩愈对北方寒冷的喜爱和对南方炎热的厌恶是否在心理上有相通之处，反正他在南北两地的经历使得他的山水文学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上更丰富多彩了，这种作品的宽度是柳宗元山水文学所没有的。就韩愈的山水诗歌而言，不管是南方所作还是北方所作，都有散文性、游记性、观察性的特点。另外，他对昆虫等小动物生态的观察的细腻会令人想到法国的法布尔（1823—1915）。关于这些问题，拟在另一稿专题探讨。总之，从中国山水文学发展史来说，韩愈的山水文学作品也是不可忽略的，应该更多关注。*载《韩愈研究·第三辑》（张清华主编，文联出版社2002年），原题《略谈韩愈的山水文学——与柳宗元南方山水文学的关系》，2006年改稿。桂林华景洞《李珏题名》石刻与许浑《寄李相公》两首诗考前 言

许浑（788？—860？），字用晦，号丁卯，晚唐的代表诗人之一。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总序》云：“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丽，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胡应麟《诗薮》外篇卷四亦云：“俊爽若牧之，藻绮若庭筠，精深若义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铮铮者。”综观唐代诗坛，将许浑、杜牧（803—853）、温庭筠（812？—870？）、李商隐（813？—858）四人视为晚唐代表。又后人多将杜牧、许浑相比或相称。

最近，多数学者投入于文献搜集和整理中，同时也有唐代诗人评传、年谱等方面的研究积极进行，已发表了相当多的成果，并且涉及到以前不为人关注的一批“小诗人”，研究显得全面。至于许浑的研究，虽有专著，但与杜、李、温等相比，尚显不足。例如专家指出许浑有两首寄李珏的诗，但了解得不够正确。这两人的关系极为重要，因为唐代著名的政治事件有“牛李党争”，李珏（785—853）为牛党的中心人物之一。探讨与李珏的关系是在许浑生平事迹研究以及作品编年等作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与此同时，我们又能把许浑的诗歌作为资料，深入探讨“牛李党争”这人唐代重大事件的过程。除文集、史书外，我们要更多地注意摩崖石刻。

桂林曾有一块摩崖石刻，姑名《李珏题名》，对研究许浑与李珏关系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桂林旧城西北角有宝积山，位于今中山北路西，其西北跟一座小山连接，华景洞在其北麓，规模较大。洞口高5米，洞深50米（今封锁），面积约850平方米。桂州刺史元晦开发于会昌五年（845），建“岩光亭”于洞前。元晦曾作十韵诗，见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岩光亭”条，石刻已毁，宋明人追和。华景洞，现在不太有名，但自开发以来，吸引了不少历代诗人官僚流连于此，他们题名题诗，镌刻洞口，《李珏题名》是其中之一。一 “牛李党争”与许浑《闻韶州李相公移拜郴州因寄》诗

许浑曾作《闻韶州李相公移拜郴州因寄》（收于《全唐诗》卷534）和《寄郴州李相公》（收于《全唐诗》卷537）。据最近发表的研究成果，专家得到一致的结论：（一）这两首诗题中所谓“李相公”是同一人，即李珏。（二）这两首诗都作于宣宗会昌六年（846）。

但笔者以为《闻韶州李相公移拜郴州因寄》一首作于会昌五年，而另一首《寄郴州李相公》却不是作于五年，也不是作于六年。这个问题与第一个共同点“李相公”的解释有关。笔者以为不是一人。下面先探讨《闻韶州李相公移拜郴州因寄》诗的问题。

在晚唐，牛僧孺党与李德裕党的斗争激烈，随着皇帝的不断更迭，两党高官或入或出。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8记载当时政局的转变，其中有这么一段：会昌六年三月，武宗驾崩，……宣宗即位。宣宗素恶李德裕之专，……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

五月，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

八月，以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长史，封州流人李宗闵为郴州司马，恩州司马崔珙为安州长史，潮州刺史杨嗣复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为郴州刺史。僧孺等五相咸武宗所贬逐。至是，同日北还。……

九月，以荆南节度使李德裕为东都留守，解平章事。

为何“昭州刺史李珏为郴州刺史”发生于会昌六年三月？主要原因是武宗驾崩，宣宗即位，就是皇帝交替，如谭优学《许浑行年考》（页154）说，因为“武宗朝重李党，宣宗立，恶李党，重牛党，李珏乃牛党要人，故即得量移。”这是《通鉴》以来直到今天对于包括李珏的所谓“牛党五相”的一般了解。其实，《通鉴》与两《唐书》所载各有矛盾。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可能是袁枚、钱大昕、谢启昆等清初学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卷9云：“郴州刺史李珏、桂管都防御巡官试秘书省校书郎元充，会昌五年五月廿六日同游。时珏蒙□移郡，之任桂阳。校书以京国之旧，邀引寻胜。男前京兆府参军阶、进士潜、□、揩从行。”

凡九行，自左而右行，刻于粵西之风洞。甲辰岁袁简斋（枚）游粵中拓以诒予。考新旧《唐书》二史载，（李）珏罢相后，事多相抵牾。《旧传》云：“武宗即位之年九月，与杨嗣复俱罢相，出为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三年，长流州。大中二年，征入朝为户部尚书，出为河阳节度使。”《新传》云：“武宗即位，为山陵使，罢为太常卿，贬江西观察使，再贬昭州刺史。宣宗立，内徙郴、舒二州。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迁河阳节度使。”今据此刻，珏移郴州刺史在武宗会昌五年，则《新史》云“宣宗立，内徙郴”者已不足信。《旧史》并脱漏“移郴”一节矣。《通鉴》“会昌六年八月，以昭州刺史李珏为郴州刺史”、“宣宗以是年三月即位”与《新史》相应。以石刻证之，则《新史》与《通鉴》皆误也。据《通鉴》，珏自桂管观察贬昭州刺史，《旧·武宗纪》则云：“贬端州司马。”初无长流之事。《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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