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广志,澳门科技大学唐廷枢研究中心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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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研究(第1辑)试读：
文前辅文集 刊 名：唐廷枢研究
主办单位：澳门科技大学唐廷枢研究中心
主 编：林广志
Tong King Sing Studies VOL.1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唐嘉乐（澳门科技大学）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戴龙基（澳门科技大学）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
金国平（暨南大学） 黎志刚（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林广志（澳门科技大学） 马敏（华中师范大学）
容应萸（日本亚细亚大学） 汤开建（澳门大学）
田卫平（澳门大学）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
主 编
林广志（澳门科技大学）
副主编
赵殿红（澳门科技大学）
何宁宇（澳门科技大学）
第一辑
集刊序列号：PIJ-2018-307
中国集刊网：www.jikan.com.cn
集刊投约稿平台：www.iedol.cn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唐嘉乐（澳门科技大学）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戴龙基（澳门科技大学）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
金国平（暨南大学）
黎志刚（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林广志（澳门科技大学）
马敏（华中师范大学）
容应萸（日本亚细亚大学）
汤开建（澳门大学）
田卫平（澳门大学）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
主 编 林广志（澳门科技大学）
副主编 赵殿红（澳门科技大学）
何宁宇（澳门科技大学）发刊词
唐廷枢（1832～1892），广东香山唐家村（今珠海市唐家湾镇）人，近代中国著名买办，洋务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重要实践者，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在工商业实践中“仿西技、用西人”，立志以实业自强、求富，实现救国夙愿。他一生创造的多个“中国第一”，在近代工商业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唐廷枢为代表的一大批香山优秀人物群体，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大潮中奋斗不已，贡献卓著。他们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富强奋斗拼搏、创新实干的精神，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明中叶澳门开埠以后，迅速发展成为连接东西方贸易的国际枢纽。香山地理位置优越，较早受西风熏染，风气大开。入清以后，不少香山人进入澳门从事商业、手工业、服务业及教育工作，或从澳门出发，走向世界。香山和澳门两地交流频繁，共同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景观。为推进香山、澳门历史文化研究，发掘和弘扬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建设“人文湾区”，澳门科技大学于2018年成立“唐廷枢研究中心”，开展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香山人物群体，香山、澳门历史文化，香山、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等领域的研究。
欲唱好戏，先搭舞台。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决定创办《唐廷枢研究》学术集刊，以汇集国内外学术力量，持续开展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集刊名为《唐廷枢研究》，所刊内容则不限于对唐廷枢个人及其家族的研究，而是旨在反映中国“近代化”的样貌，举凡晚清以降洋务运动、洋行活动、工商业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等论文，皆在收录之列。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时代，“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更好地走向未来。唐廷枢等一批时代精英，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需要我们共同总结之、分享之、光大之。
期待学界同人惠赐大作，并多提宝贵意见，共同办好《唐廷枢研究》集刊！林广志2019年10月10日专题论文唐廷枢家族与澳门关系考述——以唐氏家族族谱及《中国丛报》资料为中心[1]汤开建
明中叶以后，澳门发展成为欧亚各国进行东西方贸易的繁盛的国际港口，香山唐家湾邻近澳门，面对金星门一带，地理位置优越，较早受西风熏染。唐氏家族于明初迁到香山釜涌境即唐家，后又迁到新会，直到嘉靖年间，唐氏家族三大房于唐家会合，实现“合族而居”。唐氏家族所建的“唐家五堡”体现了完整的粤南宗族聚居模式。明中叶葡萄牙人在澳门开埠之后，唐家湾的唐氏族人就与澳门持续发生关系。清乾隆以后，唐氏族人受澳门、广州两地商业贸易的影响，逐渐进入澳门从事商业、手工业、服务业及教育工作。唐廷桂、唐廷枢、唐廷庚家族作为唐家湾唐氏家族的重要部分，亦与澳门联系密切。唐氏三兄弟的父亲唐宝臣曾在澳门马礼逊学校工作，并将三兄弟送入马礼逊学校读书，使其接受了较完整的西式教育，为其成长为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先驱打下了坚实基础。马礼逊学校对唐氏三兄弟等人的培养教育，既表现了学校教育为基督教传教士在华传教的重要方式，也体现了澳门为中国近代化发展所做的人才准备。【关键词】 唐家湾；澳门；唐廷桂；唐廷枢；唐廷庚《唐廷枢研究》第1辑，第1～27页。
Tong King Sing Studies
近代广东香山唐家村（今珠海市唐家湾镇）的唐廷桂、唐廷枢、唐廷庚三兄弟，被称为“中国工商业近代化先驱”，是近代史研究中颇为引人关注的人物，不少学者对此发表了极具创见的高论。但大多数研究者是着眼于唐氏兄弟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尤其是他们在工商业方面所创建的业绩，很少有人关注唐氏兄弟以及他们的家族与澳门的关系。唐氏兄弟家居唐家湾镇，此地在明清时期属香山县上恭常都，毗邻葡萄牙人居住的澳门，与香港也仅一海之隔。可以说，以区域而言，在这里居住的人们，是最早接触西方人士的人群，也是最先认识西方世界的中国人。至今人们还常说：“上恭常都人勇于航海、不畏[2]波涛，纷纷到海外谋生。”从清代乾隆年间开始，一代又一代的唐家湾人奔赴澳门、香港、上海、天津、汉口及海外各埠。19世纪中叶，美国西部开发，唐家湾人参与了加州的采金运动。咸丰五年（1855），唐家湾人唐步瀛写了《金山埠记》，记录美国的西部开发历
[3]史。他们凭借勤劳与智慧，创造和积累财富，这使得该地区出现了一大批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重要人物。本文主要挖掘唐氏家族的族谱资料及近代西文报刊中关于唐氏家族的报道，来考证唐家湾地区的唐氏家族与澳门的关系以及澳门为中国近代化而做的人才准备。一 唐家湾的地理位置及唐氏家族的迁入
唐家，原指位于香山县石岐东南的一自然村落，由于该地与淇澳岛相夹形成海湾，故该地又称唐家湾，亦称唐家环。唐家湾，位于珠江口西岸，北面、西面邻中山市南蓢、三乡两镇；南面、西南面与界涌村和东坑村及神前村接壤；东临珠江口，与香港大屿山隔海相望，海湾前临金星门，其水道穿过金星门注入伶仃洋。唐家湾在唐代之前即有早期村落出现，自宋以后，大量中原人士迁入该地区，各自建立村落。但当时并无唐家之名，这一块土地被称为“釜涌”，又作“虎[4]涌”。唐家湾面临金星门，而金星门又是从珠江口出入海上的交通要冲，万历《广东通志》称：“香山县南一百里曰金星门，二星对峙[5]如门。”《重修香山县志》称：
自金星门南迤西，经鸡拍、吉大至澳门；自磨刀角南迤东，经南野角、秋风角至澳门。澳门为广州南戒尽地，无澳夷居之，则为孤岛；[6]有澳夷居之，则为要区。故昔人屡忧之。
又据《重修香山县志》：
金星门自澳门东岸起，曲折向东北约十一里，至波拉富（译曰陡山）角（即高岸角）。及转此角则忽偏西，而成深湾曰金星门港。港距口外二里，仅深二拓至三拓，及离波拉富角约半里，则深七拓至八[7]拓。淇澳岛南半与波拉富角之间，阔约半里，为金星门港口。
据清人蔡显原《金星门纪事有序》：
金星门在邑城东南唐家、旗（淇）澳二村之间，上距东洲门七十里，下距蚝镜澳二十里，门上下皆内洋。当门处阔百余丈，水极急。门内十余里，灯笼洲以旗（淇）澳为东南障遮零丁洋之口，可避飓风。灯笼洲东海虽阔，有暗沙，如门限不能横抵灯笼洲，故兵船、番舶在旗（淇）澳东则由零丁直抵虎门，在旗（淇）澳西则由金星门出入。[8]
明中叶以前，面临金星门海的唐家、鸡拍只不过是由珠江口进入南海的交通要道旁的海湾；明中叶以后，由于葡萄牙人进入澳门，澳门成为欧亚各国进行东西方贸易的繁盛的国际港口，因此唐家湾及其面临的金星门一带变得更为重要，成为番舶、兵船经常出入的海上要道。《重修香山县志》载：
道光十三年春，有夷船来泊金星门，踵至者五十余只，淇澳乡人[9]白上官驱之乃去。
林谦《退思斋杂录》称：
先是，水师提督李增阶遣视金星门，东至旗纛澳一百七十余丈，汪洋巨浸而水浅，西至唐家村一百四十余丈而水深，欲以十余巨舰载沙石塞之，不果。十三年前，有奸民引夷人如李法测量，盖欲于此停泊销售，偷漏关税故也。继又于唐家、淇澳树表量地，皆绘图识墨。复于淇澳山建英吉利国旗，大有营造意。因英夷放债西洋夷，质其夷楼土库（夷人储货曰土库），鹊巢鸠居。英夷无驻冬之例，则以候帐为名。既盘踞澳门，且欲跨金星而有之，居心殊叵测。秋九月，恭常都绅士控诸大府，督抚张文告檄，筑炮台于门之左右，岁拨舟师守之。董役者苟且粉饰，未几摧剥，夷人旋得新安之香港地，尤利便不复至。[10]
道光十三年以前，还有本地华人勾引英国人来金星门水道进行测量，直接到了唐家、淇澳“树表量地”“绘图识墨”，甚至在淇澳山竖起了英吉利国旗。英吉利大有想“盘踞澳门，且欲跨金星而有之”的野心。因此，处于海上交通要道的金星门唐家湾，早已经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觊觎的地方。到道光十三年时，竟有外国船只五十余只停泊在金星门，这些外国船只上绝大部分为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所以由此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之前，西方贸易者已经直接到达了唐家湾的家门口。
在清代从唐家到澳门还设有专门的海上“长行渡……往沙梨头、[11]澳门、唐家、海门一”。而从陆上而言，由于唐家湾距离澳门不远，位于香山县石岐和澳门关闸之中间点，其中有古官道，从唐家南下到[12]茭塘下村，至杨寮村，经神前迳至山场村到澳门。据称，最早标注唐家湾的地图是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海上航行图。此图笔者未见，但在日本外务省澳门档案中保存有一幅明治42年（1909）的香山县全图，其中标出了“唐家村”和“唐家环”的方位。
从上述香山县全图可以清楚地看出，从唐家湾到澳门无论是从水路还是陆路，道里都很近。据此可以看出，唐家湾在香山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
唐家湾唐氏家族始祖为居俊公，名唐陶，字绍尧，为北宋神宗时[13]参知政事唐介之后，原系广东南雄府保昌县沙水村珠玑巷人，宋[14]季避难逃至香山县恭常都唐家乡居住。咸丰五年（1855），唐步瀛《本族由南雄迁居香山来历记》称：
昔我祖唐绍尧列第二十名，此时系宁宗十一年，改嘉泰为开禧元年。岁次乙丑，蒙知府钟文远准给路引，凡遇关津，不得掯阻留难。缘此奔波到广州府地面，分住各县，今五大县望族，半是珠玑巷子孙，详载广事类赋内。我祖绍尧公遂卜居于香山东南角釜涌境，后改名唐[15]家乡焉。
乾隆四十七年（1782）唐圣霈之《唐氏族谱旧序》称：
居俊公我之始祖也，乃宋宰相唐介九代孙，原居南雄珠玑巷，跟帝昺播越来至香山沙涌马南保家，居三日，乱益笃，帝昺不能久留，至涯门溺水死。我祖偶失落新会，遂住居新会焉。公生璟，璟生九子，吾祖属第七，其他八房不知所生凡几矣。兆七公生子康顺，及长，游学东莞，数世以来，流离迁徙，迄无定在。康顺公乃抚子子英公曰：念吾族之未蕃，良由所居之无他地，若图吉地，莫如香山。是以五世祖子英公于洪武二十七年始来居唐家乡。生六子，长广礼，居鸡拍；次广达，居唐家一堡；五广通，居唐家五堡；六广润，适东莞，余二[16]房无嗣。
民国《香山县志续编》卷3亦称：
上恭镇唐家唐族始迁祖绍尧，宋度宗时，由南雄珠玑巷迁居新会，[17]复迁香山唐家乡，遂家焉。
据前引唐步瀛文可知，唐氏家族迁入香山境最初是落脚于“釜涌”境内，“釜涌”是香山县南的一个大地名，宋代曾在此地建城。南宋咸淳元年（1265），唐居俊从南雄珠玑巷迁到唐家，唐家那时称“釜涌境”，后称“鹅峰岭”，又因村庄所在地形似塘而改称“塘家”。明嘉靖三年（1524）《梁氏家乘》序言中，开始有“唐家村”[18]的正式记载。以后因村中唐姓居多，且靠近海湾，故称“唐家[19]湾”，沿用至今。唐家村在嘉靖二十七年的《香山县志》中亦有记载：
长安乡恭常都故延福里，在县东南一百里，一百二十里内村二十[20]二曰：上栅……鸡拍、唐家、翠眉……
根据《梁氏家乘》和嘉靖《香山县志》可知，至少在嘉靖之前唐家村就已经建成了。唐氏家族于明初迁于香山釜涌境后，居停时间不久，又迁到新会，直到明朝初年唐氏兆七公之孙子英公时再迁回唐家，兆九房仍居唐家本村。嘉靖年间，唐族兆八房第九世祖唐森轩从外县迁回唐家定居，从此唐氏家族三大房广礼、广达、广通汇合，最终实[21]现“合族而居”。前引唐圣霈之《唐氏族谱旧序》中所谓“唐家一堡”“唐家五堡”，即唐氏家族迁到唐家湾时一共建有五个粤南宗族聚居模式的“堡”来安顿各房氏族。三大房移居唐家后，唐子英房所居地为唐家一堡，豪杰房所居地为唐家二堡，森轩房所居地为唐家三堡，[22]而唐家五堡为后来梁氏家族所居。唐家湾镇上的民居，迄今仍保持着被称为“堡”的完整的粤南宗族聚居模式。当地的宗族观念深厚，同一家族聚居在一起，随着人丁的繁衍壮大，子孙不断“分房”，每分一房支脉便新修一栋房屋，久而久之，形成以“堡”为单元的整齐统一的村落建筑组群。每“堡”一般有70～80户，全镇现共有五堡。每个堡都自成体系，家族与姓氏的宗祠、寺庙，以及商业、文化建筑等一应俱全，生活于其中非常方便，类似于今天的住宅小区。[23]二 早期唐氏家族与澳门的关系
由于唐家湾所处的极为优越的地理位置，自唐氏家族明初正式定居该地区后，该地人民与外地的接触和交往便日渐频繁。由于邻近海旁，明代时即经常遭到海寇的窃掠：“隆庆二年七月初三日，白艚贼[24]船二十余只突至香山县唐家、九洲地方打劫。”据康熙二十三年刑部观察畲象斗《十四世善广公八衮开一寿文》：
吾乡去京师万里，僻处海陬，泽国也。象犀珠玉，翡翠丹砂，以[25]及奇花芝草，珍禽异兽，天下之至宝萃焉。在人才亦如之。
道光七年（1827）梁尚举撰写的《重修三庙碑文》载：
唯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重修后，风俗敦庞，人心厚懿，士气腾茂，农谷丰登，商贾往来之繁，鱼盐居积之富，迨有过之而无不
[26]及。
上述材料可以反映出至少到清朝初年，唐家湾地区在唐氏家族的开发下已经成为农谷丰登、商贾往来、鱼盐积富、天下至宝荟萃的富裕的水乡泽国。特别是清代以来，欧洲各国商人纷纷从远洋经澳门入黄埔到广州贸易，澳门葡萄牙人及欧洲商人的商业贸易风气对一衣带水的唐家湾人影响甚重。再加上澳门开埠以后，由于澳门各行各业的[27]需要，不仅“闽粤商人，趋之若鹜”，而且拥有各种技艺的平民百姓也大量进入澳门，为澳门葡萄牙人服务，如陈吾德所言“百工技艺[28]趋者如市”。而这些进入澳门的平民百姓大多是澳门邻近地区的人民，唐家湾人进入澳门者也不少。
据《香山唐氏子英房谱》载，在清乾隆、嘉庆、道光时，即有唐家族人赴澳门经商：
世镛，号笙以，德邵公孙，百珩公长子也。公生乾隆辛卯年正月初二日，卒道光丁亥年四月廿二日。行述：公父文玑翁，少孤家贫，业油漆，在澳营生。赋性醇厚，气度恬静，目不知书，而言行多与古人暗合。其得于家教者素也，少年运蹇，生理旋起旋伏，因远客雷琼海口贸易数年，复回澳，渐见顺适，家道小康。而性喜交游，重然诺，凡澳内当道诸友，时相往来，乡人下澳者，欸接周至，铺中几同逆旅焉。嘉庆戊寅年，族叔士鲲公为旌表文玑公孝行事，谋于公曰：请旌须浼各宪衙门照应，约费数百金，方可成事。公欣然允诺，无少吝惜，其孝亲之心，有乃父之风焉。建坊旌表后，声价甚高，澳中绅士咸敬[29]重之。
唐文玑为唐世镛之父，唐氏家族达祖长房第十八代孙，少年时就开始学习做油漆，后来在澳门营生，中途在雷琼海口贸易数年，后又回澳门经营商业，极具信誉，澳门绅士咸敬重之。给唐文玑建坊旌表的时间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而他实际进入澳门经商的时间则应在乾隆中后期。
又据《香山唐氏子英房谱》载：
宏聚，讳逸才，号福星，冠千公孙，朝琏公子也。公生乾隆壬寅年三月二十三日，卒同治癸亥年九月初八日。公年仅二龄，痛深失恃，甫壮而父复见背。当其时，四壁萧然，一身孤苦，后客港澳，托足异地，苦心经营，幸而克俭克勤，锱积寸累，遂置田园长子孙，家称小[30]康，公之力也。
唐宏聚是唐氏家族翠祖长房十九世孙，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甫壮应指其30岁左右，即嘉庆末道光初他就来到澳门经营商业，而且累积了一定的财富，后又到香港营商。施其乐公布的资料[31]称，1851年年底，唐廷桂跟随他的伯父到美国加州经商，并称唐廷桂的伯父曾经在1845～1849年担任香港Sheriff公司Charles G.Holdforth的买办。Holdforth后来离开香港前往旧金山，所以唐廷桂[32]跟着他的伯父一起前往。此人应该不是唐廷桂的嫡亲叔伯父，因[33]为唐廷桂的嫡亲叔伯父均在道光三十年（1850）之前去世，这位带唐廷桂前往美国的伯父，应该是唐氏家族唐廷桂的族伯父。笔者怀疑，这位唐廷桂的族伯父可能是同治二年（1863）逝世的唐氏家族翠祖长房十九世孙唐宏聚。又据《香山唐氏子英房谱》载：
十八世祖清诰赠奉政大夫候选巡政厅泽秋，讳士润，号滋田公。行述：泽秋府君，兰轩之父也。幼年失恃，及长而父逝焉，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零丁孤苦，家无担石，日即行佣，夜复读书。壮岁游澳门，学皮匠三年，业成往吕宋埠佣工。忠厚待人，俭勤持己，东翁甚器重之。未几，稍有积蓄，复返澳门，开设茂盛皮鞋店。鸿图大启，骏业[34]维新，数年之间，生财有道，营宅置产，大振家声。
唐士润是唐氏家族翠祖三房十八世孙，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壮年时到澳门学习皮匠3年，后又去往吕宋打工，稍有积蓄后，复返澳门，并在澳门开设“茂盛皮鞋店”，后发财置业，其在澳门学皮匠和开皮鞋店的时间，应在道光中后期。这应是见于文献记载的在澳门开设皮鞋店的最早的一家企业。又据《香山唐氏子英房谱》载：
金秋，演襄公孙，度千公长子也。公在澳门贸易，精会计，善居[35]积，为忌者暗用毒药死。惜哉！
唐金秋生卒年不详，但族谱记载其弟霭秋生于道光十四年（1834），则知金秋也应该生于道光初年，他到澳门贸易，应该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从上述《香山唐氏子英房谱》中找到的唐文玑、唐宏聚、唐士润、唐金秋应该都是乾隆、嘉庆、道光时期从唐家湾走进澳门的早期华商，有做油漆而发家者，有做皮鞋而置业者，当然也有专门从事商业贸易者。他们来澳门之前，都不是富家豪门子弟，而到澳门以后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节俭，积累财富，创基立业。他们的成功为唐家湾的唐氏族人树立了榜样，所以这一时期来澳门佣工作业者在族谱中还有不少记录。《香山唐氏子英房谱》记载有菊祖善广房十八世孙唐际轩，世居[36]唐家乡。进庠第二年馆于澳门。所谓馆于澳门，即在澳门当教[37]师，当时与他同时在澳门当教师的还有其唐家湾的同乡卢天炽。唐际轩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嘉庆七年（1802）来到澳门开馆[38]授徒，当起了教书先生。族谱中还记录有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唐龙福，年当弱冠，秉性刚方，见义勇为，乡人有鲍君占泮者甚器重之，遂任以省澳华艇职事。公胆雄力壮，勇敢善战，往来[39]海盗为之侧目，由是得赏花红。所谓“任以省澳华艇职事”，就是在澳门到广州的中国船艇上担任护卫。其在澳门的时间也应该在道光时期。族谱中还记载了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卒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只活了41岁的唐倬千，他是一位清洁工人，到澳门专门去[40]装粪运回唐家，在途中溺水而死。族谱中还有很多关于唐氏家族与澳门关系的记录，但由于族谱记事太简，大多不知其详细事迹。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明中叶葡萄牙人在澳门开埠后，毗邻澳门的唐家湾的唐氏族人就应该与澳门有了联系。但清乾隆以后，唐氏族人受澳门、广州两地商业贸易的影响，开始有人以手工作业的方式进入澳门，或经营实业，或经营贸易，有担任教书授徒之职的，还有从事武装护运船货之事的，甚至还有充当淘粪工人直接为葡萄牙人服务的。三 唐廷枢家族与澳门的关系
唐廷枢家族虽然是唐家湾唐氏家族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子英房这一支，唐子英房属于居俊公之子唐璟第七个儿子兆七公之后，而唐廷枢家族则是唐璟第八个儿子兆八公之后，但也是于明初从新会迁至唐家湾定居。唐廷枢的祖父名唐尚勋；父亲名唐方玠，字广善，号宝臣。其父：
生于嘉庆四年十月初三日，终于同治三年八月廿七日，受享六十六岁。葬于土名龙忽尾。公平生好善，胆识过人，排难解纷，和亲睦[41]族。公以长次三三子诰封朝议大夫，以次子诰赠荣禄大夫。
我们从《唐景星家谱》中很难找到唐宝臣与澳门的关系，但当时在澳门生活过的西方人在其记录中，却经常提到这位养育了几位近代名人的父亲。如英国海军军官寿尔（Henry Noel Shore）著、张雁深摘译的《田凫号航行记》称：
招商局现在的经理唐镜心和他的一个兄弟，都是Brown医生早期的学生。他们是Brown医生的一个苦力的儿子。唐镜心开头在海关，以后在怡和洋行任职。据我所知，他是从怡和被找来经理招商局的。[42]
唐镜心即唐廷枢，据寿尔的记载可知，唐廷枢的父亲曾经为澳门马礼逊学校校长Brown（布朗）医生工作过，寿尔称之为“苦力”。查英文原著这句话为：
Tong-King-Sing，the present manager of the “China Merchants Company”，as well as his brother，were both pupils of Dr.Brown in [43]their early days.They were the sons of one of his coolies.
这里的翻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难理解的是coolies这个词，虽将其译为苦力，但其又并非指最为下层的出卖苦力的劳动者。唐廷桂1852年写给美国加州州长毕格勒（Bigler）的一封信称：在美国人眼中的中国“苦力”，不但不是契约劳工，而且有许多是商人、工程师和教师；他们不但不是“被强迫服从的劳工”，而且是“受人尊敬的[44]阶级”。笔者认为，唐宝臣在马礼逊学校应该不是一般的充当杂役的听差，而是能帮助布朗医生对学校进行管理的中上层华人。笔者怀疑其很可能是布朗最早雇请的华人中文教师，因为马礼逊学校从一开始就有中文教学，正因为这种身份，唐宝臣才能与布朗医生熟识对话。还有一条材料可以作为旁证：
在1897年的香港《政府宪报》中的《香港遗嘱年历》（Hong Kong Probate Calendar）中，有一份莫名其妙的记载。1897年6月1日，财产管理部门将1845年11月28日于香山去世的Tong A.Tow的财产，授予了他的独子Tong Chick，这份财产估值5000元。这有可能就是唐氏三兄弟的父亲。唐景星于1892年去世了，最小的儿子可能也于1897年去世，这就使得唐茂枝（Tong Mow-chee，Tong Chick或者Tong A-chick）成了他唯一的儿子。唐茂枝于1897年7月6日在上海去
[45]世。
对于施其乐的这一段考证，笔者怀疑其记录的去世时间有误。因为据族谱记载，唐宝臣去世的时间是在同治三年（1864）八月二十七日，因此上面的“1845年”当为“1864年”之误。唐宝臣去世的时候还留下了5000元遗产交给了他1897年唯一剩下的儿子唐植（Tong Chick），这就说明唐宝臣生前的个人收入并不低，所以我们推断他在布朗医生的马礼逊学校所任的应该是管理人员或者教师，而非下层的杂役。
从上一部分我们所列出的乾隆、嘉庆、道光时期众多的唐家湾唐氏族人来澳门从事商业、手工业、服务业及教育工作可推知，嘉庆四年（1799）出生的唐宝臣至少在道光十九年（1839）之前即已来到澳门，因为这一年冬天马礼逊学校在澳门正式开办。1845年，唐宝臣曾向马礼逊学校校长布朗医生倾诉，他将他的儿子送到这个学校，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布朗校长引用他的话称：
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不为任何私利，肯为我们的孩子提供食宿和教育？可能这就是他们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父母和国家，前往另一个国家的原因。但是现在，我完全理解你们了。我把我三个孩子一个个地送到你们的学校，然后他们就读期间并未受到过任何伤害。最大的孩子已经完全具备担任翻译的能力了，另外两个也在学习一些不错的知识。你们教授给他们的宗教知识，使他们变得更好。而你们的宗教在之前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我相信你们的宗教是真理，尽管我的国家的传统不允许我信奉它。如今，我一点也不恐惧，[46]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劳动完全是为了他人的福祉，而非个人利益。
布朗引用的这位父亲的话并没有署名，这是施其乐通过对这个学校学生名单的仔细推敲，才确定的这位父亲就是唐亚植（Tong A-chick）他们的父亲。唐宝臣的这一段话可以说明几个问题：首先，1845年以前他对基督教是不认同的，而且感到非常可怕，但在马礼逊学校工作五六年后，他改变了认识，不仅对基督教没有恐惧感，而且认为基督教是真理，基督教的牧师们所做的工作，完全是为了他人的福祉，而非个人的利益；其次，从马礼逊学校开学到1845年，他先后把他的三个儿子，即唐廷桂、唐廷枢、唐廷庚，送进马礼逊学校学习；最后，马礼逊学校还负责为进入该校学习的中国孩子免费提供食宿和教育，唐宝臣将唐氏三兄弟送进马礼逊学校学习时，唐父需要跟学堂签署一份授权书，允许马礼逊学校为三兄弟提供为期八年或者直到学业结束的教育，作为回报，学校会为学生提供食宿、衣服等。[47]唐宝臣在1839年马礼逊学校开办之前即已进入澳门，据现存材料，至少到1845年之时，唐宝臣还在布朗医生身边工作，马礼逊学校迁到香港后直到1849年春季关闭，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唐宝臣应与马礼逊学校相始终。
澳门马礼逊学校招生伊始，其所招收的学生大部分来自香山县。那个时候，只有那些非常贫穷而无力送子女上私塾的家庭，或是希望今后令其子女服务于外国人的家庭，才会送孩子上外国人开办的以英文作为授课语言的学校。由于唐家湾的唐氏家族从乾隆到道光时就有不少先人如唐文玑、唐宏聚、唐士润、唐金秋、唐宝臣等，与欧洲人打过交道，他们都知道学习英文在当时商业贸易中的价值，所以唐家湾的唐氏子弟进入马礼逊学校学习者在当时的学生中位居第一。我们查到的名单有：Achik（亚植，唐廷桂，1839年11月4日）、Akü（亚枢，唐廷枢，1841年11月1日）、Ata′un（亚天，1841年11月1日）、Ayuk（亚运，1841年11月1日）、Aiu（亚有，1843年4月7日）、Afu（亚扶，唐廷庚，1843年4月7日）。继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之后，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也在澳门开设了一家中英双语学校。他认为唐景星的家乡，对于基督教氛围的接受度特别高。马礼逊学校一共有8名来自唐家湾或周边地区（指上栅，Shanchéung）的学生入学，其中3位是唐氏兄弟，哈巴安德的学校同样有8位来自唐家湾的学生。哈巴安德还曾经设想将他的英文学校设在唐家村。当这一设想无法实现时，他向他的传教团建议，应当允许[48]学校将教授圣经列入课程大纲。这也可以反映出，邻近澳门地区的唐家湾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已有西风浸润之势。
唐家湾唐氏家族中第一位进马礼逊学校的是唐廷桂。据《唐景星家谱》载：
诰授资政大夫二十世祖茂枝公，乃宝臣公长子也，讳廷桂，字建安，号茂枝。生于道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终于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49]七日。在上海病故，寿享七十岁。
唐廷桂，西文资料又称Tong Mow-chee、Tong A-chick、Tong Chick。唐氏三兄弟中年纪最长的唐廷桂，于1839年11月4日以亚植（A-chick）的名字入学，时年11岁。在这一天，他与另外几名男孩作[50]为第一批拥有学校学籍的学生被录取。澳门马礼逊学校是在被解散的郭士立女塾的基础上创办的，1839年11月4日正式开学，据《中国丛报》第12卷公布的1844年在校学生名单，1839年招收的第一批学生留下的共6人：Aling（亚灵，澳门人）、Atsuek（亚焯，上栅人）、Ahop（亚合，亭山人）、Ayun（亚远，上栅人）、Awai（亚伟，上栅人）、Achik（亚植，唐家人）。前面5位学生或因行为恶劣被开除，或因迁居、战争而离开学校，还有一位则是因为父亲将其领回家，[51]故只剩亚植一人留在学校。紧接着1840年又招收了第二批学生，共6人被录取。这些学生分别是年龄最小的Alun（亚伦，澳门人）、Afun（亚宽，土贡人）、Tinyau（天佑，南屏人）、Akan（亚根，Ngau-hung-lai）、Awan（亚旺，澳门人）、Awing（亚闳，南屏人）。1840年招的这批学生，有2人在当年就离开了学校，还有4个学[52]生与1839年留下的亚植作为第一班的常任生留下了。1841年1月1日，Wong Ashing（黄亚胜，15岁，来自澳门）成为班级内的最后一[53]名学生。这里的亚植就是时年11岁被其父唐宝臣送进马礼逊学校的唐茂枝，或称唐植。容闳的《西学东渐记》称：
玛礼孙学校于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开课，主持校务者为勃朗先生……予入是校在一八四一年，先我一年而入者已有五人，黄君胜、[54]李君刚、周君文、唐君杰与黄君宽也。
非常奇怪，容闳在回忆中提他入学的时间是1841年，而马礼逊学校学生名单记录他是1840年11月1日入学。还有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唐廷枢，而没提其长兄唐廷桂。唐廷枢是1841年11月1日入学的，此外，马礼逊学校是于1839年11月4日开学的，很显然这两处是容闳的记忆有误。
这就是说，来自唐家湾唐氏家族的唐廷桂，实际上是澳门马礼逊学校成功招收的第一位学生，而且从招生到毕业，一直在马礼逊学校读书。马礼逊学校是1842年11月迁往香港的，由此得知，唐廷桂在澳门学习的时间前后一共有4年，他应该是最早受布朗医生影响的中国人，也是受影响最深的中国人。当时马礼逊学校的学生写了一篇英文文章，记载了他们在马礼逊学校的日常生活：
我很高兴在这所学校。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洗漱，然后去花园散步摘花。7点我到学校的图书馆上课，学习中文书籍，中午12点去玩耍。每天早、晚7点去客厅向上帝祈祷……晚餐后，我们去花园跳绳和玩耍。9点钟上床睡觉。在安息日我们读圣经，上帝创造了世界、天堂、太阳、月亮、星星和万物。上帝用了6天创造了世界，只有一[55]天未进行创造，就是今天——安息日。
由上文可知，输送基督教信仰，是马礼逊学校的主要办学目标。唐廷桂与他的同窗们每天早、晚需要进行两次祷告，并且学习圣经的内容。布朗医生评价说，男孩们在他的指导下，举止和性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布朗医生满怀期待，期待唐廷桂等人的最终转变：
可怜的男孩！如果他们成为基督徒，他们将面临很多困难，就像在基督教盛行的国家中，许多宗教专业人士的信仰会受到动摇一样，[56]在这里，每一个角落里的人都反对他们。
显然，布朗医生的传教路线是有效的，他使澳门马礼逊学校成为一个良好的传教基地。在布朗医生的影响下，唐廷桂接受了洗礼，并[57]在此后短暂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一名积极的布道者。
唐廷桂不仅在马礼逊学校布朗医生的影响下加入了基督教，还接受了良好的西式教育，特别是英语语言的学习和训练。据称唐廷桂很快就掌握了英语，当他仅仅学习了6个月的英语时，在导师的监督和建议下，就已经能够给校长以前教导的纽约聋哑机构的学生写信，这[58]表现了他语言学习的迅速进步。1842年1月14日，唐廷桂在澳门马礼逊学校学习了两年多后，在澳门发表了一封英文信，这可以反映他当时的英文水平：
布朗先生是我一生中认识的最好的老师，马礼逊学校也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学校。我认为在中国没有一个学校能比这所学校好。
我听说纽约有一所聋哑学校，如果一个中国人是聋哑人的话，直到去世他也无法学习到任何东西，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
学校成立时有5个男学生——大约9个月后，因为中英战争，他们有些人回家了。后来，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位叫亚灵（Aling）的学生回家了，因为他做了一件很坏的事，并且他对上帝不忠诚……
现在在这所学校，我们的老师任命了一个班长，让学生们在老师不在的时候保持安静，维持学校的秩序，按铃让学生们去学习，并向[59]老师汇报。
这封信表现了此时唐廷桂拥有的英文能力，表达了他对马礼逊学校的崇高敬意。
1842年，唐廷桂作为在马礼逊学校生活和学习最久的学生，与[60]其同学黄天秀一起，被派往上海领事馆担任翻译，前后共6个月。在上海服务期间，唐廷桂和黄天秀得到了英国领事馆方面的高度赞扬。英国领事巴富尔先生（Mr.Balfour）对这两个学生的能力和行为都很满意，他认为唐廷桂和黄天秀十分称职，以至于到6个月的约定期限后，巴富尔先生仍不愿将他们送回去。此外，他还要求更多的学生来取代他现在的翻译团队，他认为与马礼逊学校的学生相比，他的[61]现任译员“没用且麻烦”。此次上海之行，不仅使唐廷桂的英文能[62]力得到普遍认可——认为他“已经完全具备担任翻译的能力”，还扩大了他的眼光，放大了格局，使其产生了敏锐的政治嗅觉。1845年，唐廷桂回到香港，在农历新年假期后继续在马礼逊学校学习。高年级的6名学生撰写的文章于1845年11月发表。其中一篇名为《中国政府》的文章似乎出自唐廷桂之手。该篇文章指出了中国政府不公正和腐败的现象。作者对政府行政的结构和做法非常熟悉，并对政府的渎职行为持批评态度。虽然关于这几篇文章的作者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这些潜在的证据皆表明，《中国政府》极有可能是唐廷桂所写，这反映了唐廷桂在上海领事馆担任翻译期间的所见所闻对他的影响。[63]
1849年春，香港的马礼逊学校被迫关闭，唐廷桂与他的两位兄弟唐廷枢和唐廷庚只能转学到理雅各（Dr.James Legge）管理下的香港英华书院就读。但唐廷桂转学到英华书院不久后便开始工作。[64]1851年年底，唐廷桂跟随他的伯父到美国加州经商。
由上可知，唐廷桂在马礼逊学校度过了极为丰富的学生时代，可以说，他的绝大部分教育是马礼逊学校及布朗医生赋予的，因此唐廷桂对布朗医生始终存在感恩之心。有一次布朗医生访问上海时，在轮船招商局工作的唐廷桂兄弟接待了布朗医生和他的学生，他们告诉布朗医生，他们现在的职位实际上都是他赋予的，他们赠给布朗医生一[65]个漂亮的盒子，盒子很重，布朗医生打开时发现了600美元。唐廷桂是唐氏三兄弟中追随布朗医生时间最久的学生，他于1839～1849年在马礼逊学校学习和生活，除了在上海领事馆短暂地担任译员，其余的时间一直在马礼逊学校，可以说，他是受马礼逊学校影响最深的学生，这也是为什么唐氏三兄弟中，只有唐廷桂接受了洗礼。值得一提的是，在唐廷桂的求学生涯中，他在澳门马礼逊学校接受教育的3年显得尤其重要。
唐廷枢为唐宝臣次子，《唐景星家谱》称：
诰授资政大夫二十世祖景星公，乃宝臣公次子也，讳廷枢，字建时，号景星。生于道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终于光绪十八年八月十七日。在天津病故，运柩回籍，葬于吉大。知府衔蓝翎候选同知。光绪二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奏调福建候补道；四年，运粮案内两湖总督李等奏赏二品衔；光绪拾八年三月，直督李奏赏换花翎。例授正二品夫人妻陈氏，乃河头埔人也。生一子，名荣浩，字藻兴，居忧。生五女：[66]三适望厦黄惠和。
唐廷枢与澳门的关系发生是在其进入澳门马礼逊学校读书之前，据唐廷枢《英语集全·自序》载：
余幼时偶与二、三友人到澳门一游，将及澳，见官汛、炮台、房屋枕行倾倒，诘其故，为番人滋事所致。及抵澳，见番人楼台庙宇宏壮可观，其炮台、船只坚固，却与内地不同。心异之，欲究其人从何而来？所然何事？但想言不通，字不达，欲究无从，莫若先学其文字，便可彼此言语相通，即决意请西洋国博学者受之师。后两月，一长者问余所学，告以故。长者曰：“何不学英语乎？英国比诸西洋国尤胜，其艺尤巧，其人在我国贸易尤多。”余曰：“然。”遂就学数年，颇得其绪，深究之，略能通晓音义。自此洋务中人多来问字。余见烦扰，[67]因辑此书，以作闭门避烦之计。
根据唐廷枢《英语集全·自序》，他应该是1840年左右曾和唐家湾的同乡一起到澳门游玩，看见澳门关口的“官汛、炮台、房屋枕行倾倒”，倾倒的原因是“为番人滋事所致”，由此可以判定他来澳门的时间应该是1840年8月英军攻打澳门关闸之后。这一次中英之战，英国人破坏了澳门关闸的汛口、炮台及周边的房屋，故唐廷枢见到中国方面的汛口、炮台、房屋“枕行倾倒”，而澳门葡萄牙人的“楼台庙宇宏壮可观，其炮台、船只坚固，却与内地不同”，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年少的唐廷枢心生疑窦，想要了解其中的原因，又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得其真相。这种情况激发了少年唐廷枢学习西方语言的强烈欲望。序中的长者应该不是布朗医生，因为少年唐廷枢与长者有一段对话，那时唐廷枢还不懂英文，且布朗也不通中文，故知此长者应是当时生活在澳门的一位对西方文化比较了解的华人。这位华人是谁，目前尚无资料考证。但是，就是在这个华人长者的指引下，唐廷枢进入了马礼逊学校。而按照唐宝臣的说法，是唐宝臣受布朗医生的影响，而将唐廷枢送入马礼逊学校的。当然，这两点并不矛盾，与布朗医生有一定交往的唐宝臣，将唐廷枢送入马礼逊学校，而唐廷枢自己在华人长者的指引下也有了进学校学习的愿望，所以唐廷枢就开始了长达8年的马礼逊学校的学习生活。1878年6月，《远东月报》刊登了介绍唐廷枢的传记：
唐景星君于1832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地方。其早年教育，自1842年至1848年得受于香港马礼逊学校，继进英国教会学堂，由是[68]于1851年充香港巡理厅翻译。
很显然，当时的英文刊物对唐廷枢早期受教育情况的记录是错误的。和其胞兄唐廷桂一样，唐廷枢亦在马礼逊学校接受了完整的西式教育。唐廷枢进入马礼逊学校时，当时学生名单上的名字为Akü，应当是唐廷枢的小名，10岁，来自唐家，1841年11月1日入学，1842年[69]1月1日离校。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回忆称：
予入是校在一八四一年，先我一年而入者已有五人，黄君胜、李[70]君刚、周君文、唐君杰与黄君宽也。
容闳的回忆也是错的，据马礼逊学校学生名册，容闳（Awing）入学的时间为1840年11月1日，而唐景星（Akü）入学的时间在1841[71]年11月1日，比容闳整整晚了一年，所以不能称之为先容闳一年入学者。
唐廷枢在澳门马礼逊学校接受了一年的教育后，于1842年随学校迁往香港。马礼逊学校的英语教育使唐廷枢英语进步极快，在唐氏三兄弟中，英语学习成绩最好的是唐廷枢。唐廷枢擅长英语，是有口皆碑的。在他离开学校担任香港巡理厅翻译期间，乃至后来当洋行买办的时候，他在这方面的能力，得到普遍的赞扬。有人称赞他“英文[72][73]写得非常漂亮”，有人夸他“说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而[74]巡理厅的上司则把他看作“华人和欧籍翻译中能力最强的一位”。甚至在中国人当中，唐廷枢的英语水平也颇为人所称道，人们争说他[75]对“英人之语言文字，一一尽得其奥窔”。唐廷枢对基督教的态度与乃兄不同，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子，但是他没有信奉基督教的[76]表示，虽然他还是到教堂参加礼拜”。理雅各在他出版于香港的《1850年伦敦传教会香港预备学校及神学院报告》（Report of the Preparatory School and 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Hong Kong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for the Year 1850）中这样评价唐廷枢：“他是一个聪明的少年，曾经在马礼逊学校接受教育的程度相当于七到八年级的学生。唐廷枢因假期一直留在这里直到八月底，之后他进[77]入了一个委托代理和拍卖的服务机构。”19世纪，传教士开办的学校通常以8年制为评定标准，理雅各的评价意味着，至1849年春季马礼逊学校关闭后，唐廷枢被分配到他的学校之时，其已达到8年制教育毕业的水平。可见，唐廷枢的教育绝大部分是在马礼逊学校完成的，尤其是第一年唐廷枢在澳门受到的英文启蒙教育，这一年他的进步十分迅速。从此，唐廷枢从澳门走向香港，然后又从香港走进中国内地，成为开创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先驱者之一。直到晚年，又参照澳门青洲水泥厂建设的经验，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创办了唐山细绵土厂，这也是[78]应该提及的唐廷枢与澳门关系的佳话。
唐廷庚作为唐家的幺子，追随两位兄长的步伐进入马礼逊学校读书。据《唐景星家谱》载：
诰授通议大夫二十世祖应星公，乃宝臣公三子也。讳廷庚，字建廉，号应星。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三十日，终于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五日，寿享六十二。以候选道于光绪六年，两湖总督李翰章由运粮案[79]内奏赏三品衔。
唐廷庚，字建廉，号应星，小名亚扶（Afu或Afoo），生于1835年12月。马礼逊学校学生名单记载：“亚扶（Afu），8岁，唐家湾[80]人，1843年4月7日入学。”用他父亲唐宝臣的话说，唐廷庚也是[81]他送入学的，并与马礼逊学校签了8年的学习合同。由唐廷庚1843年4月入学到1849年春季学校关闭可知，唐廷庚在马礼逊学校前后一共学习了6年，后因学校关闭与两位兄长一起转学到香港英华书院。[82]该学校的校长理雅各将唐廷庚列为高年级的6名学生之一。他认为唐廷庚与他的两位兄长相比，还需要更多教导。事实证明，唐廷庚的英文确实不如他的两位兄长掌握得好。1872年4月8日，唐廷庚在其所写的一份回复中，响应了理雅各为广州教会医院建造一座小教堂募集捐款的呼吁。施其乐分析称，这份回复说明唐廷庚的英语没有他的[83]兄长们好。
来自唐家湾的唐氏三兄弟对马礼逊学校所给予他们的教育而带来的利益表示深深的感激，因此，他们对之前就读的学校所主办的事业做出了慷慨的捐献。1862～1863年，唐廷桂和唐廷枢分别捐献了35港元，唐廷庚捐献了30港元。1856年，理雅各从他以前的7名学生那里收到捐款，用于资助在香港工作的华人。唐廷枢作为一名政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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