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鹏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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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威村的雨季试读：
楔子
桃花源记陶渊明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黑颈鹤2017年1月称尼村称尼村香格里拉 中国一
望远镜中出现目标，那是四只黑颈鹤，个头比同样迁徙到纳帕海越冬的绿头鸭、斑头雁大了很多。它们站在一片凸出于水面的冻土之上，神态放松，完全看不到小鸭子小雁子那种东张西望的慌张。
冻土与我脚下的土地被水面或者冰面阻隔，这一道道天然屏障也是黑颈鹤们安全感的来源。我试着把一只脚踏上岸边的冰面，当身体前倾，重心刚转移了一半，就听到从脚下传来“咔啦咔啦”的冰裂声，裂痕像叶脉一样由近及远地发散出去，让我不敢再多走一步。不用等到中午，这层薄薄的冰面就会在阳光的强势进攻下化为乌有。
香格里拉的冬天昼夜温差很大，白天阳光直射时能有十四五摄氏度——只要别刮风，温度随着白昼的消失而迅速下降，在夜的最深处，温度计上水银柱顶端对应的刻度往往指向一个比-10℃更低的温度。气象记录记载，1969年1月31日，当地气温极值为-35℃。
我住在纳帕海旁边一个叫作称尼的村庄里，村里只有几十户人家。藏族民宅大多坐西朝东，跟汉族民宅坐北朝南的传统迥异。这是因为藏族阿妈每天早晨要给牦牛挤奶，初升的朝阳照在身上手上，不会感到特别寒冷。除了在朝东一面分布着楼梯门廊，其余三面都糊着厚厚的土坯，足有半米厚，冬天再冷的风都吹不透。这里的房子都盖得方方正正，通常三四丈宽，四五丈长，如果是三层的话，总面积能有五六百平方米，远远望去，就像一座座敦实的大粮仓。每幢藏房里往往只住五六口人，人均面积之大让城里人只有羡慕的份儿。我住的这幢也不例外，任何人在看到它的第一眼，总会发自内心地感叹：“好大啊！”而我和它之间的缘分，还要从两年前的那个4月说起。二
2015年4月，我蜗居在束河背包十年青年公园里写作。每天晨昏颠倒，大多数时候都保持着固定的姿势，坐在椅子上，坐在床上，坐在马桶上，弯着脖子，抱着笔记本，十指翻飞，噼噼啪啪。时间一长，无论坐骨神经还是颈椎都有点受不了。
一天下午，店长崔岩发来一条微信，说有一位藏族朋友来找我谈合作。我并不认识什么藏族朋友，之前的确来过几拨谈合作的人，但最后都不了了之，于是直截了当地回复：“不见。”正是写到收不住笔的时候，不想被无关紧要的事情打断思路。可没过多久，小崔又发来信息：“还是见见吧，人家第三次来了，前两次我都帮你挡掉了，知道你忙。这个藏族大哥很好说话，我一说你忙，人家就礼貌告辞，说下次再来。特别真诚，再不见就有点不合适了。”
见面地点在背包十年的三层天台。此时正是所谓“人间四月天”，任何跟春天有关的美好词汇放在这样的天气里都毫不违和。从我们坐着的位置，抬头就能看到不远处的玉龙雪山，银茫茫的，白得耀眼。这也是我把青年公园选址于此的原因之一。
眼前的这位藏族朋友名叫扎巴格丹。扎巴先生四十岁出头的样子，跟我握手时劲道十足。他的眼窝很深，鼻梁很高，头发很长，盖住了一侧的耳朵，露出来的另一侧耳朵上挂着一枚金耳环，满满一副异域腔调，乍一看还以为来自印度或者尼泊尔。
他坐下后立即赞美：“好舒服啊——你这个地方！会有客人来了就不想走吧？”
我点点头说：“是有一些长住客，有的会住一两个月。请问您想谈哪方面的合作？”我开门见山，打算速战速决，心里仍旧搁着那篇写了一半的文章。
扎巴先生说：“背包十年我来过很多次，很热闹，很美的嘛，一看就花了很多心思。我的老家，香格里拉，也有一个老房子，这次来就是想问你有没有兴趣再开一家分店？”
我说：“一家就够了。”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被语气中那种拒人千里的寒意惊住了，扎巴先生也是一愣，我赶忙解释：“做完这家束河店，我就没有开新店的打算了。实在太累了，哪儿哪儿都得操心。不信您问小崔，束河店开业那天我就跟他说：‘就这一家了，这辈子打死我都不会再造青旅了。’”小崔在一旁不住点头，因为其中艰辛，他最清楚。束河店从破土到开业整整用了十个月时间，那抽筋断骨的十个月，现在想来，仍旧心有余悸。每天早晨，我俩从大研古镇开一辆电动三轮车到束河的施工现场，然后就是一整天的忙碌，我不是蹲在路边画设计图，就是在网上购买马桶、花洒、床垫、垃圾桶，还得在现场监督工程质量，一天下来，连晚饭都咽不下，吃完饭一个字都不想说，体力和精力都被严重透支着。
扎巴先生笑着说：“我明白，我明白，我自己也造过房子，也是每天着急，不过房子盖好后的那种成就感也是让人开心的嘛！”
这下我也笑了，扎巴先生是懂我的人。支撑着我熬过那十个月的正是一点一滴的成就感。这儿多了块瓦，那儿添了块砖，今天图书馆摆了一排书架，明天从咖啡馆传来第一杯拿铁的香味，这一切的一切，我都知道，也很满足。我清楚地记得合闸通电那天，我们在院子里搞了一个亮灯仪式。我站在院子正前方，先让大家把所有灯都关掉，眼前就漆黑一片，然后在我的指挥下，先开走廊灯，开房间里的灯，再开公共洗手间和浴室的灯，最后把所有能亮的设备全打开，包括每个人手机里的电筒。亮度每提高一层，我就会拍一张全景照片，当满院生辉后，不知为何，照相机背后的眼睛却有点模糊了。
扎巴先生继续说道：“我听说束河店的房子都是你自己盖的，那的确太辛苦了。我家房子不用盖，主体建筑都在，你只要做出适合青旅的改造就可以了。”
听这话的语气像是他已经帮我拿定主意，可我对那所老房子还完全没有概念，于是我又出了一个难题：“如果让我改造，我对公共空间的要求非常高，您看我的束河店，一共三个院子，我拿出整整一个院子做公区，咖啡馆，餐厅，天台，书吧，露天电影院……”我边说边站起来从三楼天台指着楼下每一块被我提到的区域，然后继续说道：“不知您家的老房子有多大，小的我可完全没兴趣。”这句话也有点挑衅的味道。
扎巴先生笑着说：“香格里拉嘛，地方大的嘛。先去看看，至少在面积上，保证不会失望。我知道你一直在写作，也不能天天写啊，出去找找灵感，对写作也是有帮助的嘛！”他说这句话时，我正好下意识地把脖子往上扬了扬，扭了扭，心想这理由倒是正中下怀，本来我也打算这星期出去旅行一次，给颈椎放几天假。“那好嘛，您安排时间吧，可我也只是去看看，成不成到时再说。”我学着扎巴先生的语气说道。
扎巴先生笑着说：“去看看就好嘛！不成也没关系，先交个朋友嘛！”
我也笑起来说：“好嘛好嘛！”三
跟扎巴先生见面后的第三天我应邀前往香格里拉。
汽车从丽江上行，先走一段高速，经过松园桥后正式进入香格里拉地界，随后沿214国道经虎跳峡、哈巴雪山、小中甸，看到标志性的大白塔后不再直行，而是拐上一条村路，再开两公里，就到了称尼村。全程大约三个小时。
扎巴先生打开两扇暗红色厚重的木门，那幢老房子就蓦地出现在眼前，我忍不住惊叹：“好大啊！”现在这房子已经空出来，等候着它的新主人。
扎巴先生带我走进房子内部。按照藏式民居的传统，一层通常用来关牲口。爬上一段楼梯后，我看到二楼左手边有一道狭窄的木门，一步迈入后里面竟豁然开朗。扎巴先生说，这是家族成员聚会的地方。房子中间有一根木柱，粗得需要两个成年人合围才能抱住。靠墙处安置着一个火炉，烟囱直通房顶。我抬头一看，烟囱眼旁边的木梁上全都黑乎乎的，像是腻着一层油垢，应当是常年烟熏火燎留下的痕迹。四壁挂着唐卡，也在一些木板上画着与藏传佛教有关的彩绘，还用木料雕凿出一些暗格，摆放着香炉、铜壶等日常用具。一面墙上斜挂着一把猎枪。如果在眼前的画面中再添进炉火、人与欢声笑语，那无论多大的寒意都能被挡在外面了。
朝南和朝西的墙壁上镂空着几扇窗户，由于外面的土坯墙很厚，于是窗台深得可以当桌子用。我站在窗口眺望，远处是连绵的雪山，称尼村之外再没有任何建筑，苍茫草原延伸到雪山脚下。可能刚下过雪的缘故，眼前的世界呈现出灰白色调，站在天边的几只牦牛就成了画布上的小黑点。我突然心念一动，想起《尘埃落定》里的麦其土司和他的傻儿子，他们会不会也经常站在窗边，遥望着自己的家园，他们看到的与我看到的会不会是同样的景象？有一刹那，我觉得自己就是土司的后裔。
会客厅旁有一座经堂，经堂背后连着卧室。卧室里横亘着一个大木箱，扎巴先生说，这是家里的粮仓。
通往三楼的梯子垮掉了，临时搭起的这架也有点不稳，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我也爬得呼哧呼哧的，我知道这是高原反应作祟，香格里拉的海拔比丽江足足高了一千米。
整个三层空空阔阔一大片，没有任何隔断，顶着一个人字形屋顶。地上铺满晒干的草料，应该是用来喂牲口的，没走几步，就荡起厚厚的灰尘。还看到几个木架子，挂着两三个牛皮囊，拴着几个铜铃铛。扎巴先生说：“都是以前马帮用的，他们走茶马古道时，用牛皮囊装青稞面，铃铛挂在头马的脖子上。”
在老房子里走了一圈，主楼副楼看了，前院后院也都参观了，尤其是后院，场地豁大，小崔说：“这儿不错，都可以搞个音乐节了。”看到几头牦牛正在后院快乐地吃草拉屎撒尿，小崔兴奋地说：“就叫牛粪音乐节！”
扎巴哥现在住的地方就在老房子隔壁，在他家吃完午饭后我感到一阵困乏难耐，这也属于高原反应症状的一种，他安排我在客房里休息。一觉醒来已是黄昏时分，我先到独克宗古城转了一圈，目的是要了解从老房子到古城的距离。
晚上嫂子在家里为我们准备了牦牛肉火锅，除了高原牛肉，配菜都是刚从山里挖的，口感十分清爽。胃口大开后，高原反应引发的疲惫感也一扫而空了。饭后扎巴哥提议喝点青稞酒，我怕高原反应加重就自己少喝一点，他多喝一点。我们围炉而坐，本来是你一句我一句地闲聊，可渐渐就变成了他的独角戏。我也乐意听，因为扎巴哥的人生简直就是一段传奇。
也不知从何时起，我对他的称谓从扎巴先生变成了扎巴哥。四
扎巴哥的父亲在年轻时沿着茶马古道去了印度，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小扎巴也在那个炎热的国度出生长大。他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生活，说那时没有电视电话，每晚唯一的娱乐就是听父亲给大家讲关于家乡的故事。“父亲总提到家乡洁白的雪山和幽蓝的湖泊，太美了，小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回到家乡。父亲说家乡是个叫作‘称尼’的地方，在藏语里，称尼村的意思就是水旁的村庄。”
扎巴在十六岁那年回到故乡，在学校里跟一群比他小七八岁的孩子一起学习汉语，他被大家亲切地叫作大哥哥。虽然他语言天赋不错，可毕竟半路出家，于是语调里就混进了一点点咖喱味儿。
毕业后扎巴进入政府机关，当所有人都觉得他将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时，他却突然辞职了。要知道那还是在公务员属于金饭碗的1995年，在那样的年代做出那样的选择不仅需要魄力，还要有承担不稳定生活的勇气。
下海后的扎巴成立了香格里拉最早的涉外旅行社，由于他精通汉语、藏语、英语和印度语，为人又无比热心，于是把导游这个行当做得风生水起。许多国外来的考察团都点名必须由扎巴随行。几年后扎巴还和他们合作出版了《茶马古道》《澜沧江的故事》等英文作品。
扎巴哥的梦想还不止于此。“以前马帮入夜后除了自己搭帐篷，有时也会入住尼仓，这就是最早的民宿形态了，我想在茶马古道上重新建起尼仓。”为了让更多旅行者有个落脚的地方，他到美国和瑞士学习酒店管理，回国后建成了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里第一家精品酒店，取名“阿若康巴”，翻译成汉语就是“来吧，朋友！”他说自己做的一切都源于对香格里拉——也就是故乡的热爱。
讲到这里，扎巴哥问我：“小鹏，可不可以给你读一首诗？”我笑着说：“洗耳恭听。”
那首诗叫作《故乡与我》（作者：德勒少爷），扎巴哥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读：
我不能拾起一块故乡的石头
就说，故乡是我的
我只有把石头放回故乡的土壤里
故乡，才是我的
我也是，故乡的
我不能捧起一汪故乡的雪水
就说，故乡是我的
我只有把雪水洒进故乡的江河里
故乡，才是我的
我也是，故乡的
我不能依恋一个叫故乡的地方
就说，故乡是我的
我只有把自己放进故乡的人群中
故乡，才是我的
我也是，故乡的五
虽然同为四月天，可香格里拉的气温比丽江至少低了20℃。白天阴了一整天，还零星下起雪来。雪花落在衣服上会瞬间消失，落在草地上就慢慢积成淡淡的灰色。这天晚上仍旧住在扎巴哥的家里，我几乎和衣而卧，盖了两床被子都没暖和过来，还被压得喘不过气，只敢把脑袋露在外面，呼出的气都是白的。
所有的觉都在下午睡光了，到了晚上神志异常清醒。我开始认真盘算起扎巴哥的提议，并在心中架起一座天平，天平两端分别是优势与劣势。
首先，它足够大，各种公共空间摆得开放得下。我最喜欢二楼那个家族聚会的地方，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历史沉淀，几乎不用大改，以我对中外旅行者的了解，越是老房子老物件老故事才越时髦，越符合他们的审美。
其次，这次来香格里拉的路上我看到丽香高速公路和铁路都已开工，用不了几年，等高速公路和火车全线贯通，来这里就方便多了。而且香格里拉也是滇藏线上的重要一站，南通玉龙雪山，北到梅里雪山，这里还有石卡雪山，这一线的自然风光简直堪比瑞士。
第三，住在村子里的好处是可以体验纯正的民族风情，可以跟当地村民学习打酥油茶，做糍粑，围着篝火跳锅庄。村子后面连着高山牧场，可以徒步，可以骑行，可以野营，各种户外项目都可以大施拳脚。这也暗合了最近流行起来的生态旅馆的概念。
琢磨完优势，我发现这里的劣势也同样明显。
首先，就是位置偏僻。虽然我仍旧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道理，但青年旅舍面对的群体都是学生党和背包客，他们对公共交通的依赖程度很高，而称尼村别说不通公交车，连门牌号都没有。
其次，淡旺季也是一个让我头疼的问题，下午我到古城时看到店铺的数量比游客还多，而且不到五点就纷纷打烊，据说这里只有夏天是旺季。
最后，就是高原反应了，连我这个长期生活在高原的人（丽江海拔2200米）第一天来都不适应，更别说从内陆来的旅行者了。记得几年前陪爸妈到香格里拉旅行，我妈一直恶心呕吐，下撤到丽江后症状才有所缓解。
优势与劣势在天平两端势均力敌，让我很难决断。可就在那天夜里发生的一件事，让天平发生了倾斜。
第二天回丽江之前，扎巴哥并没问我是否已经做出决定，还是我主动提出想要再去老房子看看，又问他家里是否有卷尺，我说要去量一下尺寸，回去后就打算趁写作空隙开始找思路画设计图了。六
现在是2017年1月，背包十年香格里拉店已经开了大半年。2017年的春节，我也是在这里度过的。原本以为在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店里会十分冷清。没想到天南地北来了几十位客人。有的过来观鸟，他们说冬天的纳帕海就是候鸟的伊甸园。有的为了感受藏族风情，农闲时的藏族同胞几乎把时间都用在串门和过节上面。还有几位长住客，每天看看书，喝喝茶，看起来无所事事，又仿佛生活本该如此。
春节那天，我们一起包饺子，吃牦牛肉火锅，热气腾腾的年是年节是节。
二楼那间用来聚会的大屋早已成了人气最高的地方。每天晚上，我们燃起火炉，甭管外面怎么天寒地冻，室内却温暖如春。大家要么端着酥油茶，要么举着香格里拉啤酒。看着他们，我总会忍不住笑起来，也会被这样的氛围感动。我做到了，这是我和扎巴哥一起为旅行者搭建的尼仓。扎西德勒，我最亲爱的旅人。
有时大家会问我一些关于旅行的问题。大多数问题我都在之前的各种分享会上回答过很多次，并且渐渐形成了一套所谓的标准答案。
有人问：“小鹏哥，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
标准答案：“我去过许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亚马孙、撒哈拉、好望角……但每次回答这个问题，答案都不一样，一定是刚去过的那个地方，因为印象最深刻，感受也最新鲜。现在肯定就是香格里拉了。其实这个世界也没什么好与不好的地方，只有自己喜不喜欢。每次遇到自己喜欢的目的地，我都会多待几天，没什么意思的，可能马上拍屁股就走。”
有人问：“能不能说一件旅行中最让你感动的事情？”
我通常会讲那个“love is acircle”（爱是一个圆）的故事。当时我在法国山区迷路，被当地好心的老太太解救。当我要对她表示感谢时，她说，不用谢，如果她的儿子在中国旅行时遇到麻烦，相信也会有好心的中国人帮助他，因为love is acircle，她一脸虔诚地说道。
又有人问：“小鹏哥，讲个印象最深的故事吧！”
标准答案：“多年前，我在印度旅行，加尔各答是其中一站，我到了特蕾莎修女的……”提问者笑着打断我说：“小鹏哥，这个故事我都会背了，你到了特蕾莎修女的仁爱会做义工，帮瘦骨嶙峋的老头洗澡，还给他们洗衣服喂药。能不能讲一个你从没写过的故事？”套路被拆穿后，所有人都笑起来，我脸上也有点挂不住。这下可难住了我，因为心头的每个故事都在书中写过了。我低着头，眨着眼，在记忆里仔细搜索，十几秒的静默之后，我抬起头：“的确还有一个存货，从没写过，不过这个故事稍微有点长，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声音简直震耳欲聋。
我往炉膛里添了两块木头，火苗被木头一压，瞬间就暗了暗，可不一会儿，火光就从木头底下龇出来，眼前又一片明亮了。
我调整了一下坐姿，找来一个靠垫枕在后腰，因为我要讲的故事真的很长，还没想好从何处讲起。
只是觉得这个故事和眼前的炉火也有点相似——黑暗与光明总是相伴而生。旅行如此，人生如此，万事万物皆如此吧。南乌江上2008年5—6月孟威村孟威村琅勃拉邦老挝一
2008年的上半年，我住在北京通州区一个叫旅游新村的单元楼里，跟留学时的同学合租了一个两居。
我的房间不到十平方米，一张单人床，床头和床的一边倚着墙，床脚连着一张棕红色的写字台，上面放着几个经久未刷的水杯和碗。写字台对面是个在超市买的简易衣柜，里面叠放着几件衣服，更多的衣服直接堆在地上，每次进屋都得先刨个坑才能落脚。到处都是书和杂志。简单地说，我的家就是一个垃圾场。
当时我的职业身份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只会写游记的撰稿人。在外人看来这绝对是一份风光无限的工作，又可以旅行还能赚钱养活自己。可外人不知道的是，这一行收入十分微薄，我写1000个字，收入只有300元人民币，而我的美国同行写同样的字数能赚1000美元。而且这一行拖欠稿费现象相当严重，从交稿到出刊大约需要两三个月，通常还要再等三个月才能收到稿费。被拖个一年半载也是常有的事，既不能发脾气，还得小心翼翼地问编辑：“请问，我那篇菲律宾的稿费是不是快发了？”虽然每年总收入也有六七万，却被随机分配到十二个月，饥一顿饱一顿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这些钱除了用来维持我在北京的日常开销，大头还得用来旅行。没有新的旅行体验我就写不出新的稿件，写不出新稿就意味着零收入，那又吃什么喝什么，我想不出除了喝西北风还有什么东西是免费的。这就是我在2008年上半年最真实的生存状况，有时连迈进肯德基麦当劳的门槛都得提前想一想算一算。当一个人每天疲于应对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时，再去谈什么梦想只会显得幼稚可笑。
而那一年我已经三十岁了，已经过了即使幼稚一点别人也没话说的年龄。
论语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所谓三十而立，指的是一种事业有成的饱满自信，再加上后面几句，几乎把中国男人的一生定了性。仿佛到了这个年龄做不成这个事你就应该去面壁思过。而那时的我，显然还什么都立不起来。
2008年的社会环境也跟今天截然不同，现在什么旅游达人、直播网红层出不穷，而当年却正好相反，跟我同时期开始旅行后来“死”在半路的朋友不计其数。毕竟人过三十，也是该做点所谓的正事了，于是大多数人选择了一份安稳的工作，重新进入朝九晚五模式。
究竟应该坚持还是放弃，是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要琢磨好几遍的问题。白天还好，戴个面具混入人群假装风平浪静，到了夜晚躺在床上，望着空茫茫的天花板，那种无所事事的迷惘能将人所有的自信和坚强撕成碎片。就像落入无底洞，一直在下落却什么都抓不住。
把这种自我否定情绪放大到极致的是那年4月公映的一部电影。《立春》，顾长卫导演，蒋雯丽主演。那部电影在上映前宣传了很久，我一直以为它会应景地在立春那天上映，可能由于审查的原因，一直拖到4月，跟沙尘暴一起来的。
那天上午，我一个人走进王府井东方新天地的地下影城，因为是工作日，影院里没几个人，我一个人占了一整排。当时那家影院在北京还算相当时髦，座椅舒适，可我却越看越不舒服。
蒋雯丽在电影里演了一个丑女人，大龅牙，蜡黄脸，她的名字叫王彩玲，是一位不知几线小城的音乐老师。王彩玲总觉得自己嗓子好，有天赋，动不动就吊个嗓子飙个高音，做梦都想到国家歌剧院当首席。在她身边出现的小角色也全都物以类聚，有的想当画家，有的跳了半辈子芭蕾，只不过是个男的。
这些小人物的日常跟那座N线城市的语境格格不入，也让他们的一举一动显得十分可笑，并纷纷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在影片最后，王彩玲领养了一个女孩，过起持家教女的烟火生活，画家下海成了商人，只有芭蕾男还在坚持，当然下场也最惨。
顾长卫导演的镜头语言平实却充满张力，把一个个小人物理想撞上现实后的粉身碎骨用琐屑生活的细水长流表现了出来。虽然电影公映时已是春天，可坐在影院里的我却如身处寒冬。尤其看到王彩玲穿上漂亮的演出服跳楼自杀（未遂）的场景，我自己也像死了一回。
看完电影的那几天，我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特别糟糕。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王彩玲啊，虽然生活在一线城市，却只敢住在五环之外。自命不凡、志大才疏这些成语用到自己身上仿佛也很恰当。王彩玲的确获得过去国家歌剧院面试的机会，可连歌剧院扫地的大爷都能听出来她唱得不怎么样。当才华支撑不起梦想时，也是到了该认命的时刻。我对自己说，要不然就算了吧，找一份跟专业相关的工作，彻底斩断环游世界的念想，我甚至已经做好从最底层员工干起的打算。
可我不甘心啊，尤其每次想起《立春》开头那段王彩玲的独白：“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里还没啥春天的迹象，但是风真的就不一样了，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这段话就像一剂春药，总能把不安分的人引入歧途，比如王彩玲，比如我，我们都渴望在死寂的生活中真实地发生点什么。
于是脑子里念头一闪，一下子从电影画面跳转到银行卡上的存款数字，是否足够一次长途旅行？这能否成为溺水者顺手抓住的那根稻草？二
经常旅行的人都会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旅行这件事并不是从你踏出家门的瞬间才算开始，而是要比那更早，往往发生在你起心动念的时候。
在起心动念和踏出家门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制订旅行计划（跟团爱好者可以跳过这个步骤）。怎么去，去多少天，在哪儿住，去哪儿吃。就在你一边查攻略一边写计划的时候，那些未知的风景，可能会遇到的人，即将发生的故事，就能让大脑皮层比身体预先兴奋起来。这绝对是每个旅行者的春药。
我的旅行计划还要更复杂一些，每年年初都会制订一个年度旅行计划，虽然年底总结时老是货不对板，因为变化太快，计划永远赶不上。年度计划的紊乱并没有让我慌张沮丧，因为心底还有一份坚如磐石的长期计划。
在美国有一个世纪旅行者俱乐部（TCC），把全世界划分成324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去过100个以上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会员。记得当时全世界只有9个人去过全部324个目的地，而我的长期计划就是成为世界第十个、中国第一个在这个星球的每个地方都留下足迹的人。
324，减去当时已经去过的几十个，剩下的该怎么各个击破？为此我制订了周密的战略部署。其实旅行时可以把许多地缘相近的目的地串成线、连成片。比如只要有申根签证，就几乎能把欧洲走遍，三个月时间大概需要5万元；走西伯利亚大铁路，到圣彼得堡后还能继续往南前往波罗的海三国，一个月大概需要两万元；中南半岛五国，两个月用不了一万元；美加线、澳新线，还有让我心心念念的南美线……当我把所有在途时间跟旅行费用用Σ求和，得出的结果是：十年，五十万元。按照我当时的收入水平，至少需要十几年才能让梦想落地。这计划诞生在我二十八九岁的时候，眨眼间就到了2017年，而我也已经到了三十八九岁，即使同样的计划让现在的我去执行，也依旧困难重重。抛开时间跟金钱两个变量不说，光签证一项，仍有许多目的地让中国旅行者无法涉足。可话又说回来，谁没有过二十啷当岁时的异想天开，又有谁不乐意跟这个世界最大程度地亲密接触？年轻时的任何想入非非都不过分，就怕你想得不够。
当年的我特别需要一个领路人，他的经验可以让我参考、模仿、借鉴，可是并没有。在黑暗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并不美妙，走着走着就渐渐失去了方向。尤其在三十而立的关口将至的时候，以前从没有考虑过的年龄因素竟然成了压力之源。就像小时候多大的炮仗我都敢点，长大后看到别人放炮我都会躲远点。
要么画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要么为自己重新找一条出路。这是在2008年那个春夏之交的季节，我决定说走就走之前给自己立下的军令状，这也让那次旅行还没出发就显得有点悲壮。
那年4月底时银行卡里还剩下不到2000元，好在5月初有两三笔稿费先后入账，可加一起都不够一张前往欧美国家的机票。324个目的地中的绝大多数都被我一一放弃，最终只有“中南半岛五国，两个月用不了一万元”成了选无可选的方案。
中南半岛，因位于中国南部而得名，旧称“印度支那半岛”。半岛上一共有五个国家，分别是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在热带气候控制下，这里终年炎热。在我的计划中，我会沿着湄公河顺流而下，依次前往这五个国家。这条河的国内部分叫作澜沧江，起源于青藏高原，流出国境线后一路灌溉滋养着那片南境之地，也被称为中南半岛的母亲河。
沿着一条大河行走也是我的夙愿之一，这愿望跟一本书有关，书名叫作《湘行散记》，是我在湘西凤凰旅行时无意间发现的。
1934年初的那个晚冬，刚过而立的沈从文回家探望病中老母。他的轻舟沿沅水逆流而上，两岸被白雪覆盖的林木，一道道顺流时从不曾注意到的激流险滩，如一幅看不够的画卷，在身前铺展。
水中行舟二十余日，长久的寂寞也催生了创作欲望。独站船头的沈从文发现，刚才还增了几分豪情添了几分酒量的绝色风景竟变得有些模糊，而在命运洪流中始终一往无前的弱小生命却一个个清晰具体起来。
那吊脚楼上烈性的风月女子，却能为个水手等到望眼欲穿。那有些滑头的七十七岁老纤夫，干起活来却比年轻人还拼命。那当过土匪性格莽撞的水手，却把沈从文给他抽荤烟的赏钱换成几斤橘子送给这体面书生。
无论妓女、纤夫、水手，他们的影子本来渺小得微不足道，他们的故事本来零碎得称不上故事。“他们百年前或百年后的生活可能跟现在一模一样。但他们仍旧忠诚地活着，担负起自己那一份命运，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也从不逃避为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湘行散记》）
沈先生把这些细碎片段串联成一条波涛汹涌的长河。去发现一条河的万千变化，也是感受生命变化的一种方式吧。这种感觉，我非常想要，尤其是在我的生命之河正经历雨季的时候。
想法成熟后，我只跟《时尚旅游》杂志当时的编辑总监黄芸姐交流过，一方面想听听她的建议，同时还有一个私心，就是提前预约杂志版面，争取做一个大专题。大专题通常都在18页以上，稿费也比普通文章多两三倍，而且《时尚旅游》从来不欠稿费，这样回来后的生活不至于太狼狈。黄芸姐说既然是大专题就得写出深度，“你就尽可能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写你最想写的就好。”
出发前我还把通州的房子退掉，这样就能少交三个月的房租，让旅行资金相对充裕，也才能多走一些地方，增加一些见闻。现在看来，当时的做法，多少有点孤注一掷。但我总觉得“孤注一掷”应该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作拼尽全力。
临行前的准备工作还包括把银行卡里的大半积蓄换成美元，剩下的钱也都取出来，因为我怕随着湄公河的流向走到偏远的地方，找不到自动取款机。行李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反正能背到身上的，几乎就是我的全部。
就在万事就绪的时候，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了。三
2008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件是8月份的北京奥运，开幕式就把全世界观众看得一脸惊艳，再加上闭幕式上奥委会主席罗格那句“无与伦比”的评价，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升到满格。奥运后我再出国旅行，听到的大多是溢美之词，并且语带真诚：“奥运会，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
2008年的另一件大事就是那年5月12日发生的里氏8.0级汶川地震。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把巴蜀大地震得地动山摇，也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引发了一场强震。
5·12之后的那几天，我借宿在朋友家里。电视几乎24小时连轴转，而且只锁定两个频道，央视新闻和四川卫视。这俩台每天滚动播出所有关于地震的第一时间报道，播着播着还经常被更突发的新闻打断。那几天的我，情绪完全跟着电视走。当直播画面切到从废墟里传来的呼救声，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企盼奇迹发生；当幸存者被成功解救，我也会跟着从现场传来的欢呼而欢呼；眼看着黄金72小时在一分一秒地遗失，我就特别希望现实世界能跟电影里的情节一样，炸弹都倒计时只剩五秒了，英雄还能扭转乾坤。
从电视里我看到当时的抗震队伍可以分成国家队和民间队。国家队由军队、武警、医疗专家组成，民间队里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地震发生当晚，成都的上千辆出租车已经自发前往都江堰灾区；在成都军区总医院，很多伤员的护理工作都由志愿者来完成。国家队是抗震救灾的核心力量，如同天降神兵，铺路搭桥，救死扶伤，给受灾群众带来无限希望；作为个体的志愿者能量虽小，可五十根筷子绑在一起就谁都掰不断了。
地震一周后，救灾工作的重点从现场搜救过渡到灾后重建。2008年5月19日到21日被国务院设定为全国哀悼日，并在5月19日下午14点28分，全国默哀三分钟。
那一刻，我在天安门广场。广场上人山人海，人人胸前佩戴着一朵白花。当默哀结束，几万人竟自发举起右手，握成拳头。所有人齐声高呼，中国万岁，加油中国。可其中并不包括我的声音，因为我已哽咽发不出声，只能高高地举起拳头，一次又一次。我分明能感受到一种力量，那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力量。
随后我买了一张飞往成都的机票，当朋友们知道我要去当志愿者后，都马上约我见面并把他们对灾区人民的心意塞进我的行李。奶粉、卫生巾、药品、帐篷，都是电视报道中灾区最紧缺的物品。托运行李时，地勤帮我把超重行李办理了免费托运。那个时候，全中国的人都是善良的。
抵达成都后我先去团市委报到，然后被分配到一个巨型仓库搬火腿和矿泉水。每天都会有大量救灾物资从全国用卡车运到成都，志愿者要把这些物资化整为零地从大卡车搬到小货车上，再运往灾区各地。虽然是上百号人流水作业，但单一动作的密集重复很快就让人汗流浃背。大家喊着“雄起”的口号，唱着“团结就是力量”，恍然还以为回到了大学军训的时候。
志愿者中有几个刚从汶川回来，聊天时他们很少提汶川这个地名，而是用“前线”代替，也很少提成都，而是用“后方”代替。他们说话时声量很足，如同凯旋的英雄。他们说前线的真实状况非常惨烈，“有的连电视台都不敢播，惨到家了！”一些还未去过前线的人听得热血沸腾，随即表态：“我今晚就去！”仿佛来四川而不去汶川，胸前就少了一枚勋章似的。
不过我对这种前线后方的说法并不感冒。我来成都的目的仅仅是尽己所能地帮点忙，并不是为了扩充视野丰富阅历。虽然我随身带着相机，但在团市委劳动时一张照片都没拍，因为我的身份并非记者，而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志愿者。
那天下午收工后，有的人当晚就随运送物资的货车奔赴前线了。我没去，但也不想无所事事地闲着，就想起之前央视的报道，跟同样来自北京的志愿者老韩商量后，我们一起坐上了前往成都军区总医院的9路汽车。
第二天一早我和老韩被安排护理一位来自北川县的老乡，他在地震中没了一条胳膊。老乡被救出后就直接送到医院，说不定他的家人仍在四处打听他的下落。老乡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清醒时嘴唇翕动，我把耳朵凑到他嘴边，可他讲的方言如同梦呓，完全无法分辨。我担心他的需求由于无法交流而不能被及时处理，于是赶忙请求志愿者中心调配一位本地护工照料老乡。
我们的新工作是护理一位刚送来的战士。走进病房时，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小战士紧闭双眼，眉头一蹙一蹙的，像在忍耐极大的痛苦。他左腿大腿根往下的部分被牢牢裹了一层石膏，同时被朝斜上方牵引着。有点医学常识的老韩告诉我，这是为了让腿部末端血液回流，腿的位置要高于心脏。
我看到床头贴的标签上写着这位战士姓孙，后来我们都管他叫小孙。
所谓护工就是照顾病人的吃喝拉撒睡。早中晚去食堂打饭（这也是需要两个护工的原因，一个去打饭，另一个还能贴身照应）。打好饭再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喂小孙吃掉。
小孙完全无法动弹，于是大小便也得在床上解决。这也是让小孙最尴尬的时刻，小便还好，每次大便他都会涨红了脸跟我们小声说出他的需求，说话时眼睛直往地上看。
小孙并非没有家人，但他不敢跟家人实话实说，中国的孩子嘛，都有个报喜不报忧的毛病，主要还是怕爸妈担心。
经常有部队领导到病房慰问，带来鲜花、水果和一些营养保健品。领导一出门，小孙就把水果零食统统往我们手里塞。他是一个有自尊的孩子，并不想心安理得地受人恩惠。
我们从军队领导口中知道了他负伤的经过。
小孙隶属于成都军区某红军师摩步团。5月19号凌晨，他和战友每人背着50斤大米进入灾区运送物资。行军途中他的腿被砸伤，小孙以为是小伤，一直拖到21号傍晚，指导员发现他的伤口已经红肿化脓，才强行把他送到附近的医疗点。第二军医大学的教授马上为他进行清创、膝关节灌洗引流和石膏固定，如果延迟手术，就会有被截肢的危险。
在照料小孙的一个星期中，我和老韩住在医院篮球场上临时搭建的军用帐篷里。5月下旬的成都已经有点闷热，躺在地垫上，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想起一天下午遇到的一位来自阿坝州的老阿妈，已经七十六岁高龄。她身上的衣服搭配得很杂，都是志愿者送的。只有一件破旧的蓝围裙从没换过，旁边的护工告诉我，蓝布口袋里面有一串钥匙，是她老家房子的。可能连她自己都清楚，房子没了，门没了，锁也没了，可对她来说，那一串钥匙，就是家啊。
又想到自己。自从退掉通州的房子，口袋里就一把钥匙都没有了。一直以来，我并不在乎口袋里是否有车钥匙房钥匙，不在乎被这个社会称为“失败者”，但就在交出钥匙的那一刻，我竟然有了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就像被主人遗弃的宠物，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我不知道脚下的路还能走多久，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走上那条回家的路。
一星期后，小孙的面色愈发红润。不愧是军人，体格很棒自愈能力很强！说话也比之前洪亮许多，也更爱笑了，只是在想要拉屎撒尿时仍旧会先脸红。
5月下旬，成都各大医院里的伤员开始往全国分流。那天上午，医院里开来几十辆救护车，小孙也被抬进其中一辆，当天就会乘军机飞往北京。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分别的场景。只记得说了两次再见，一次跟小孙，一次跟老韩。
我和老韩又一次坐上9路汽车，到成都市区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他坐当晚的飞机回北京上班，之前跟领导请了10天假，单位上下都十分支持他的志愿者行动。我直接去了成都火车站，买了当晚前往昆明的硬座车票。
新的旅程，终于可以了无牵挂地开始了。
作者注：
老韩叫韩健宇，到今天我们仍旧经常碰面，也经常在微信上互损几句。
小孙叫孙华彬，灾后被军区授予“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现在已经当上了连长。四
说了无牵挂是因为尽完了自己的一份责任，国难当前，如果不出点力气，而是按照原计划出国旅行，我的良心过不去。可人终究不是吃饱就睡，睡醒就吃的单线思维动物，一件事了无牵挂了，还会有更多事被牵挂起来。
那一晚从成都到昆明的火车上，我睡得极不踏实。虽然类似的火车旅行以往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第一次背包就是从天津到桂林的24小时硬座。环境也雷同：列车运行时的高分贝噪声，花生啤酒矿泉水的叫卖，聊天的嗑瓜子的打呼噜的，方便面跟火腿肠混在一起的气味，早就应该因熟悉而习惯了吧。可那一夜无论换怎样的姿势，就是睡不着。看来人心真有七窍，而我的每一窍都在琢磨着不同的事情。三十而不立，无家可归，究竟该坚持还是放弃。一想到即将到来的旅程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次长途旅行，回来后就要投简历找工作了，我的心就像被重拳击中，空空地疼。我甚至责怪起之前的若干次旅行，是你们让我见识了世界，是你们让我站到了高处，可现在你们却告诉我此路可能不通，我甚至能感到垫脚的基石已经开始松动——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变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
第二天上午抵达昆明。第一件事就是到一路之隔的长途客运站买好当晚前往琅勃拉邦的国际车票。325元，18点出发，24个小时。
这是一辆卧铺车，几十张不容翻身的狭窄铺位纵向排成矩阵。前面人的脑袋跟后面人的臭脚不过几厘米的距离。我睡在下铺，靠窗的位置。我把宽大的车窗想象成电影屏幕，打算躺着看一场流动的电影。可长途车刚开出昆明市区，天空就马上沉下脸来，很快窗外的风景就只剩下214国道上的路灯了，数路灯倒是治疗失眠的好办法。
大巴车中途进了两次休息站。大家都下车松松腿晃晃肩膀，再把吸了半夜的车厢里的污浊空气吐个干净。满天都是星星，有的始终明亮，有的一闪一闪，它们像银色的尘埃，不管夜风再大，也一粒都吹不走。
凌晨五点汽车抵达磨憨口岸后就停下不走了，一长串的车子都在等海关上班，乘客也趁这个空当下车洗漱吃早点。围过来几个换外汇的小贩，每个人的腰包里都鼓鼓囊囊。1元人民币=1250老挝基普，反过来就是1万老挝基普=8元人民币（请把这页折角，当你在本书中读到各种以老挝币标注的价格又算不出合多少人民币时，翻到这页就一目了然了）。我也换了一些，马上变身成百万富翁。
在中国海关盖完出境章，又在老挝海关办理入境手续。计划在老挝停留10天左右，签证给的30天应该绰绰有余了。
踏出国门后天色也已大亮，我的电影屏幕终于派上了用场。道路两侧的梯田应该刚经过一轮灌溉，田间水面反射着阳光，远远近近的山峦就被缠上了无数条银色的丝带。
黄昏时抵达琅勃拉邦。长途汽车停在郊区的客运站，卸下一小部分乘客后，还要继续开往老挝首都万象，那里才是它真正的终点。我拦下一辆电动三轮车打算进城找住的地方，刚上车雨点就像黄豆一样洒下来，虽然三轮车有顶棚，可架不住雨势夺人，很快我就全身湿透，落汤鸡一样。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狼狈，反正背包防水，相机护照没事就好。至于我自己，早就做好了在东南亚的雨季被一次次浇透的准备。我喜欢这样的大雨，裹卷着能量和激情，而且打在身上，并不觉得冷。本来东南亚的最佳旅游季节是从每年11月到转年三四月，那时阳光晴好，也不会热得睡不着觉，而6到9月份往往雨量充沛，河水暴涨，道路也经常被泥石流冲断。不过既然我决定要写湄公河与生活在河流两岸的人，显然雨季去才更合适。
琅勃拉邦主城区建在一座半岛之上，由湄公河与南康河交汇而成。三层以上的建筑在这里是绝迹的，因为楼房高度不能超过庙宇的尖顶。
作为老挝北部著名的佛教名城，琅勃拉邦有33座庙宇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名录，其中又以两河交汇处的香通寺香火最旺。老挝人大多信仰小乘佛教，青年男性在成人礼前，都要先受戒为僧侣。
毕竟只是一个常住人口不到十万的小城，听不到西贡的摩托轰鸣，也找不到曼谷Paragon那类世界级购物中心，却让人感到身心安宁，容易产生长久生活在这里的冲动。
作为前法属殖民地，在这儿到处都能发现殖民者留下的蛛丝马迹——用法文单词拼成的商店招牌，街头巷尾四处弥漫的法棍香味。印度支那风格的建筑多采用大理石和廊柱，本地民居大多使用木头。一家咖啡馆只用红黑两种颜色作为主色调，而本地最常见的色彩是金与银。这也是西方旅行者喜欢琅勃拉邦的原因吧，既有神秘的东方情调，也有熟悉的家乡味道。
洋人街（Th Sisavangvong）就是琅勃拉邦的王府井。街道两侧星罗棋布地遍布着酒吧、书店、餐馆、纪念品商店、旅行社、外币兑换处……从早到晚，街上潮汐般起伏着各种金发碧眼。每天下午四点半，这条街的一半会被封掉，一个临时搭建的苗族夜市粉墨登场。每个摊位都不大，四角用铁棍支撑，头顶一块红色防雨布，用一根不知从哪儿拉来的电线连一个灯泡作照明。说是苗族夜市，但售卖的商品完全投老外所好，木雕、灯笼、纸伞、土药、油画、T恤衫……价格低廉，还有继续还价的余地。
一条小巷与洋人街垂直交叉，每晚都会挤满食肆排档，也像王府井的小吃一条街。根本不用刻意寻找，各种食物混在一起的复杂味道肯定能把你吸引到这里。烤鱼、烤猪肉、炸蜘蛛、炸蝗虫，反正河里游的，山里跑的，基本都能在这儿吃到。虽然香气四溢，但卫生状况就只能睁一眼闭一眼了，到处盘旋着苍蝇，还是戴荧光绿墨镜那种。每晚我都会来这儿囫囵吞下一碗面。基本款就是面条配青菜再加几块被煮成白色的肉片，佐料按照个人口味自由添加，长豆角、干辣椒、柠檬汁、薄荷叶，再点两滴鱼露，就能搭配出万千种滋味。这样一碗面通常要价8000基普。
另一处每天点卯的地方是一家叫作L’Etranger的书吧加咖啡馆。一层卖书，二层提供咖啡和茶饮料，这里的茶有25种不同口味。一层的书架直达房顶，在知识面前，再高的人都显得矮一截。其中一个书架售卖跟老挝及东南亚有关的书籍（看到两本湄公河大画册，摄影师找的某些角度可作为日后行程的参考，可精装硬封，贵得我买不起），更多的是英文原版小说，按照男女作家的类目摆放，显眼位置都留给了畅销书作家，史蒂芬·金、丹·布朗、西德尼·谢尔顿……书籍可买可租可换，借书每本每天5000基普，换书通常是同类型书籍两本换一本。每晚会在二楼放映一场电影，纪录片居多，可放映机十分不给力，每半小时就会自动关机，可能因为热量散不出去，店员就马上端起风扇对着吹。
从洋人街往北走不了多远就看到湄公河了。河面宽广得让对岸看起来只是缥缈的一条虚线。水波荡漾，从东往西奔流而过。也是雨季的缘故，泥沙被从水底卷起并融入水色，看起来满目浑浊，视线只能看清水下几厘米的区域。码头边泊着几百条船，长长短短，有的跑长途，有的就近捕鱼。按照计划，几天后我也会从这里登船，前往泰国的清孔，途中会经过著名的金三角。
在琅勃拉邦我还有一份社交方面的收获，就是跟家庭旅馆老板的儿子成了朋友。一天晚上他带我到哥们儿聚会的地方。那是一处郊外的啤酒屋，老远就听到从劣质音箱里传出来的改编成老挝语的中国歌，这种感觉倒是十分熟悉，就像我们小时候喜欢听的许多粤语歌都是日本人作曲的。Beerlao（老挝啤酒）是当地人最喜欢的啤酒，无论黑啤黄啤酒精含量都不低，两瓶下肚就微醺。
在“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下文简称L.P.）的东南亚版中，不仅对琅勃拉邦有非常详尽的介绍，还推荐了附近几个原生态村庄。当我读到其中一句评语时，心就比身体提前飞了过去——“有些旅行者只想在孟威村住两天，可收拾行囊时却发现已经待了几个星期。”五
到现在我也没算清琅勃拉邦与孟威村之间到底相距多少公里。村庄位于湄公河上游南乌江一侧，不通公路，每天只有一班船进一班船出。要从琅勃拉邦先坐三小时汽车再转一小时渡船。当我们无法用具体的米或者公里来度量两点之间的距离时，往往取而代之以时间。比如星系之间，光要走多少年。
每天早晨九点出发的小客车并不是开一个侧门乘客鱼贯而入那种，更像加装了顶棚的皮卡，车尾留个豁口，乘客可以蹦上跳下。后车厢的座椅分左右两排，中间堆着行李。座椅上的皮革表面被划出几道口子，边缘坚硬，坐上去有点硌。刚上车时乘客不多，还能把腿伸直，人们随着车身颠簸，身体左摇右晃的，就差跳起舞来。
小客车没有固定站点，只要路边有人招手，司机就来一个急刹车，车上乘客瞬间朝驾驶室方向倒过去，所有人都叫起来，当然距离驾驶室越近的人叫得也越惨。车子停下，身后的口子吃掉几个人后继续上路。人越上越多，座位就越来越挤，再颠起来时，身体的摆幅也相应收窄，就像木乃伊跳舞，根本伸不开手脚。
后来上车的大多是本地人，每个人都大包小裹，像是赶集后各自回家。各种崭新的农具，中国产的收音机，甚至还有羽毛球拍。本地人讲老挝话，听不懂的是内容，看得到的是情绪，个个露出喜悦之情。他们上车时本来素不相识，但很快就像刚分开不久的亲人，熟络得甚至愿意为对方拆开包裹展示战利品。
路况很差，司机却开得飞快，有几次我的身体突然就被颠起来，脑袋撞到车顶。突然有乘客用力拍了几下后车窗，同时嘴里大喊“qiào qiào qiào”（翘翘翘），紧接着就是一个急刹车。这可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遇到劫匪，自己就要死翘翘。那个乘客十分麻利，拿起行李跳车而去。第二次听到“翘翘翘”时，我判断这应该是停车的意思。
大雨时断时续，可每次都下得很认真。雨大时会潲进车厢，先淋湿我们的后背，随后得寸进尺地浇到包裹上面。本地人心同所向，自己淋湿无所谓，却不能容忍出现货损。很快车厢里“翘翘”声一片，我也起哄似的跟着喊起来。司机停车，把卷在车顶的防雨篷布拉下，再用铁丝跟端板固定，乘客也都帮忙绑铁丝。雨停之后，太阳露出头脸，车厢马上变身烤箱。翘翘翘！司机停车，解铁丝，再把篷布卷到车顶。再次开动时，因为有了刚刚的烤箱经历作对比，马上感到四面八方全是小电扇，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一副极享受的表情。
老天似乎在故意考验司机耐心，这雨下得就像浇花，这儿洒一片，那儿洒一片。司机在此起彼伏的“翘翘”声中，停车，放篷布，绑铁丝，再停车，解铁丝，收篷布……忙得不可开交，车速也就慢了下来。
中午十二点半才到廊多镇码头，好在渡船两点才开。廊多是一个集市小镇，主路边摆满各种货摊。一些背包客会在廊多停留几日，去参加前往附近溶洞和苗族村寨的徒步旅行。江面上架着一座石桥，过桥后我看到成片的小客栈和咖啡馆，大多建在江边，走势随河道变化而蜿蜒。住在这里的都是老外，看书、喝咖啡、晒太阳、避雨。无所事事又似无比充实。我在心中飞速计算出他们每日的生活成本，不过五六十元人民币。在物价便宜的地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乌托邦的另一个版本。
再次回到码头时，发现空地上多了十几个孩子，三三两两推着独轮车，车上都是热带水果。菠萝1500基普一个，香蕉2000基普一大把。应该是他们的家长发现了开船前的商机，于是打发孩子过来赚点外快。
突然之间卖水果的小孩全都一溜烟儿跑没影了，把独轮车丢在原地。我也跟着跑过去，只见一处凉亭下两个瘦弱的男孩在掰手腕，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在掰胳膊，两条小胳膊缠在一起，两个小拳头互相勾住。俩小孩都在暗自使劲儿，小眉头一皱一皱的，嘴唇抿成一条线。他俩都有各自的啦啦队，围观者远比当事人兴奋，纷纷吹起尖锐的口哨。
下午两点，终于坐上从廊多开往孟威村的渡船。船身瘦长，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顶棚和船帮被漆成淡绿色，倒是与两岸夹江而立的青山十分映衬。山都不高，被江面腾起的水雾笼罩，仿佛山与山之间隔着一层柔白色的面纱。江水呈暗黄色，是适合在激流中咆哮的颜色，可在南乌江这条波澜不兴的水路，就显得有点儿英雄迟暮。
刚上船时，掌船人不停调配两边乘客的重量，在他眼里，无论人、猪或是行李，都会被快速换算成公斤。船舱内左右两排木凳上坐了二十几个乘客，逼仄的空间让相视而坐的两个人只能膝盖抵着膝盖，像几十条蜷缩在一起的螃蟹腿。
乘客可以分成泾渭分明的两种人：本地人和背包客。前者有到城里赶集的农民，个个满载而归；有身上裹着橘黄色袈裟的和尚，鸠形鹄面又黑又瘦；还有几个孩子，依偎在大人身旁。背包客则来自世界各地，英国、以色列、法国、中国……他们也更容易辨识，背着大包，裹着头巾，戴着太阳镜，手捧旅行攻略。
L.P.上关于孟威村的介绍只有寥寥数语：来到孟威就像梦幻一样的经历，那里与世隔绝，没有电，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信号，却保持着纯美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
孟威村并不是计划中探访湄公河旅程中的一站。但显然，“有些旅行者只想到这里住两天，可收拾行囊时却发现已经待了几个星期”这句评语影响了我的选择与决定。可见旅游攻略的评论部分最考验写作者功力，对一个阅读者从未去过的地方，美丽漂亮之类的形容词并不能让白纸染墨，而往往“那座古塔有看日落的最佳角度”“那里的菜场可是摄影师的最爱”这类侧面的描述总能点燃旅行者心中那条连着冲动的引线。
渡船开行不久就下起大雨。雨点把江面打出无数奶黄色水泡，又噼噼啪啪砸在船顶，像非洲鼓手的疯狂表演。
没人被大雨影响心情。背包客们继续用比船头马达和瓢泼大雨更高的分贝聊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打算在孟威村住几天？之后的话题通常会扩展到书籍、音乐和电影。
坐在身旁的是个六七岁的当地女孩，躺在妈妈用臂窝搭成的枕头上，摇着摇着就睡着了。掠进船舱的雨点舔着女孩浓黑的头发，慢慢在发梢汇聚成晶亮的水滴，待时机成熟就“啪嗒”一声，落入妈妈的肘弯。坐在母女对面的是个本地男孩，大约十六七岁的年纪，牛仔裤T恤衫，还把头发染成黄色，是到了懂得时尚的年龄。他从身前的菜篓里拿出一条冰镇丝瓜，用刀剜着吃。又故意剜出一小块放在女孩唇边，丝丝凉气让她的眉毛在梦中皱了一下又慢慢舒展开来。
大雨来去匆匆，雨霁后的天空没有出现彩虹。我把头向后仰到船舱外，直到头发碰到江水。天地就倒转过来。江边的水牛，水中的湿地，捕鱼的小船，都好像飘浮在空中之城。
一路行船要经过几个江边村落。大多村庄没有泊船的码头，只用岸边碎石搭起一条通往村口的土路。母女下船的小村也不例外，停船的位置和岸边还有两三米远。母亲先跳进齐腰深的黄泥汤里，再把女儿和行李抱到岸上。站在岸边的女孩望着远去的渡船，不停挥舞着小手，如同风中摇曳的烛光。
当两岸风景不再让视觉兴奋，当每个转弯不再有惊喜，突然发现视线所及的最远处闪着几个彩色斑点，渐渐那些模糊的斑点扩散出房子的轮廓。是十几间建在江边错落分布的竹楼。船行渐近，连房顶的芦苇顶棚都清晰可见，层层向下铺展得整齐顺滑，像水鸟抖擞后的羽翼。马达声渐渐小了，孟威村的码头已近在眼前。
码头边还停着十来条渡船，都以船头抵岸，一下下吻着岸边湿滑的礁石。每条船的颜色都不一样，混在一起色彩斑斓，却被阳光晒得有点浅。船尾则各自散开，像打开的巨大花瓣。
马达停转后，掌船人从船舱里抽出一根竹竿，双手交错握着，把竿子一头直插进水底，再一拧劲，船身就像圆规一样在水面划了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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