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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15 18: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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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白修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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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

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作者:[美]白修德排版:skip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10-01ISBN:9787508678221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讲故事的人

他应该听从那鼓声的指引吗?

那声音告诉他,新一轮大选又将拉开帷幕:游行尚未开始,击鼓的人坐立不安,走来走去,练习的鼓声透露出他们紧张的心绪。在美国,几乎没人能抵抗这声音的诱惑,游行队伍集合的过程,正是美国政治活动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20年来,他追随着这些声音,一遍又一遍往返于美国各地。他循着这些声音,赶赴集会之地,穿梭其中。城镇广场上,漂亮的姑娘们头戴筒状有檐军帽,一边挥舞啦啦队彩球,一边踩着踢踏舞的舞步;大城市里,人们聚集在竞选场所中,高声呼喊。这一切的热闹,将在11月的某个夜晚,新总统诞生之时,戛然而止。

除战争以外,这世上再没有什么能比美国总统大选更令人激动的了。过去的他,不但为之着迷,还将报道美国大选变成了自己的职业。不过,随着1975年的夏日接近尾声,大选步入白热化阶段,他搜集到的故事越来越多,所产生的困惑也越来越多了。

关于总统的诞生,是否多搜集一个故事,就能了解得更多?在这一场美国政权的移交中,美国人民追寻着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但这个新的东西要如何定义呢?这场大选依旧令人兴奋,但却没了过往大选所能赋予其报道的清晰的历史脉络。

他困惑极了,连片刻的豁然开朗都苦寻不到,就像被挡在重重障碍之后。他会从1976年初选阶段疯狂的游行中抽身而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待上几天,缓一口气。这期间,这间办公室会成为他的窝,就像过去一样。在这里,总有忙不完的琐事,总有待回复的邮件——这些虽然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但,至少以前,他是喜欢的。

而如今,他发觉自己变了,过去最喜欢的历史系学生来信,居然没来由地令他烦躁恼怒。这些学生或年轻,或年长,来信的目的都是询问过去某个时刻,他所亲眼见证的事实:中国的革命,亚洲的胜利,欧洲的复兴,美国政治的转向。通常,这些提问者想知道的是,在他公开发表的内容以外,他还知道些什么。他们追求的是学者们所谓的“论证”,之所以写信给他,就是想要从他这名记者口中,挖出藏在他记忆中和笔记本上的原始材料,以支持那些“论证”。好的记者会将事实组织成“故事”,但好的历史学家会将别人的生活和经历组织成“论证”。不过,一般来说,真正博学之人是不会因一个记者的答复而改变自己的“论证”的,但这些来自历史系学生的信件也无可厚非。而在他重新投入到采访竞选游说活动的工作之前,这位讲故事的人想知道的,是自己对奇闻逸事与细枝末节的旺盛好奇心,是否也致使自己一直以来都忽略了“论证”,也忽略了在美国人民开始自治的这第200个年头中正上演的这场大选与其背后真相间的联系。

身为一名讲故事的人,他过去一直很喜欢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征服者》(Conquistador)中的诗句,在这首[1]史诗中,麦克利什借贝尔纳尔·迪亚斯之口说道:“……但是我……我见到了孟特儒(Montezúma);我见到了行军中的西班牙军队,以及他们制服上倾斜缠绕的花纹;掩盖在颜料下的脸;帽子上的羽饰……我们是一切的主宰……”

在麦克利什生活的年代,我们美国人确实曾是一切的主宰。但这些历史系学生中,似乎没有谁正儿八经地关心过图像、声音和味道,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与为完成当下的美国政权移交,以及之后的美国政权国际国内部署而展开的竞选活动毫无关系。没人有兴趣听他讲述,在日本投降的那个周末下了一场怎样的雨,当美军轰炸机低空飞过,太阳在其留下的轰鸣声中露出头来时,日本降军又是怎样一副落汤鸡的模样;没人有兴趣听他讲述,1947年炙烤欧洲的那场旱灾,不仅促成了马歇尔计划,还提升了当年勃艮第白葡萄酒的甜度,造就了百年来最棒的勃艮第白葡萄酒;没人有兴趣听他讲述,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将军在昆明开设的妓院与他和史迪威(Stilwell)之间就摧毁日军政策所展开的伟大论战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也没人[2]有兴趣听他讲述,1960年,在约翰·F.肯尼迪回到家时,欢腾的波士顿大街上所洋溢的狂热与欢乐,这在当时看来就像是另一场集会,但事实上却不是。

陌生人总喜欢问记者“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在目前的中期选举阶段,不但令这位讲故事的人心烦意乱,也令他愤怒。

他的愤怒绝大多数源于自己,因为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中,他居然未曾为回答这个问题而有片刻停留,未曾为回答这个问题而去深入挖掘。不仅如此,过去在写作中,他总会有那么几分钟文思如泉涌的时刻,仿佛那些文字已经在无意识中组织好了,就那样顺畅地变成了纸上的一个个段落,而现在,这样突如其来、会让他狂喜的灵感出现得越来越少。这一次,他所观察到的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他现在所报道的这个美国充斥着奇奇怪怪、模棱两可的形态,他的思维已无法将它们梳理、组织成清晰的故事。没有堆砌起更多可供报道的事实,没有可供调侃的奇闻逸事,没有值得欣然接受的理念,因此错误也无所遁形,显露在他眼前:他旧有的思想已不足以适应眼下他真切见到、感受到的这个世界。

因此,随着这场令他烦躁的大选缓慢推进,他的困惑也越积越多。美国是如何走入它的历史上如此奇怪的一个时期,而他又是如何随着它一起走进这种处境的?旧有的虔诚与新生的技术是如何迈入政治联姻这样诡异的局面的?这些事件的发生过程,他亲眼见证了绝大部分,亲自报道了许许多多;但因记者职业准则的约束,他只能为“客观”而放弃以自己的角度去解释它们。

逐渐地,他产生了一种想法:也许回顾过去会比继续报道新的事件更有用处。与继续增加新的观察资料相比,回顾他过去40年报道生涯中所遗漏的内容,是否真能让他了解得更多?可能,但可能性少得可怜。如果他选择继续报道新一场的竞选游说,观察狂热民众的咆哮与欢呼,听击鼓之声,看弧光灯扫过夜空,然后再以记者的职业角度,追问是谁把投票团体召集到一起,在这群人中为竞选“打前站”,他们是想在这一地区赢得哪些人的选票,他们如何看待美国万象的彼此拼凑与整合,结果又能多了解些什么呢?

不过,回顾过去意味着讲故事的人即使不情愿,也必须先重新认识自己,这之后,他才可以重操旧业,继续给公众撰写一则又一则的政治故事,他希望,当读者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可以将它们串联到一起,露出历史的模样。

现在,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在报道中有些过于追求流行了。年轻时有一阵子,他是个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那是他那一代人的流行。亚洲爆发战争的那些年,他又对权力和军事着了迷。欧洲重建时期,他又对美国人正直的品行深信不疑。再之后,他的热情回归美国政治活动,开始将其视为一场个人寻找自我身份的冒险。如果历史由人创造,他就要找出那些创造了历史的人。这个想法作为当时的一种流行,在他脑海中持续了许多年——领导力是人类寻找自我的一场艰难远征,而在这场远征中,领导者会左右他人的生活。

尽管他无法完全摒弃这一旧有思想,但他知道,这个想法已经不足以解释如今的政治现实了。此刻的他意识到,在政治中,个人身份与思想的联系,要远比与自我、本我或周身各腺体的联系来得紧密。每一个伟大的政治身份都是以某一种思想为核心——这一思想是领导者自己过去加在他自身的,被他吸收,先改变了他,然后经由他加诸其他人身上。讲故事的人有些吃惊地意识到,这一简单的想法正是[3]多年前还生活在波士顿的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开始了解不同思想的缘起。只是那些童年时代的箴言很早就被他丢弃了。长大的他明白了,掌握这个世界话语权的是钱、枪和权。而思想说了算的想法,思想是一切政治起源的想法,在此刻,在他60岁的时候,又冒了出来,迫使他的思维重回青春期。他一路以来所报道的政治人物,无一例外,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思想容器。陆军、海军、预算,以及由它们所控制的竞选组织,都源自塑造它们的思想,或可以由它们传播与强制执行的思想。无论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尼克松和霍尔德曼,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还是戴高乐和莫内,他们的身份都来自他们一直以来被灌输的思想,以及他们选择灌输给他人的思想。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果敢的行为与高洁的品德,他们的创造与历史的发展,均来自他们的头脑而非腺体。

他认为,根据个人身份的来源可以将人类分为两种,源自自我思想的是大人物,源自他人思想的是小人物。绝大多数普通人都生活在盒子中,如同生活在蜂巢中的蜜蜂一样。这个盒子贴着怎样的标签,是总裁、副总裁、执行副总裁、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工会代表、协会成员、学校老师、警察,是“屠夫、面包师、乞丐、小偷、医生、律师,还是印第安部落酋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盒子塑造了他们的身份。这个盒子就是一种思想。150年前,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爵士创立了伦敦第一支专职的警察队伍,现如今,无[4]论是伦敦的“波皮们”还是纽约的“警察们”(cops)都生活在罗伯特·皮尔爵士所发明的盒子里。耶鲁大学的斯特林(Sterling)教授,以及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里所有伟大的物理学家们,一样也生活在贴有他人思想标签的盒子里。一名飞行员早晨醒来,在前往只有一条跑道的简易机场的路上,他可以怀揣着自己是整个空军最炙手可热的飞行员这一想法——但归根结[5]底,他也只是威廉·米切尔思想下的产物。即使是前往外太空最勇敢的宇航员,也只是拥有了衍生于罗伯特·哈金斯·戈达德(Robert Hutchings Goddard)火箭学思想的一种身份而已。

在公众认知下的所有普通人,都只是某种思想的俘虏或后裔。在他们一大早出门工作时,他们知道自己要去办公室、商店、法院或危险的处境中做些什么。他们或称职、或快乐、或糟糕地做着各自的工作。有时,他们会对自己的顶头上司或下属职员产生怨恨;但一般情况下,无论你是身处煤矿里,还是坐在某报社的本市新闻编辑室内,这份工作对你的吸引力,与其说来自金钱,不如说来自同事间的情谊。而且,你是怎样的人,取决于你做怎样的事,而你所做的事,正是源自他人的思想,无论你知道与否。只有极其富有的人,或农夫,可以从这个由众多盒子组成的系统中逃脱出来。富人可以逃脱,是因为财富本身可以掩藏或买到身份。而极其富有的人可以成为最大的收藏家,他的收藏可以是毕加索的画作、唐朝的马雕塑、珍稀的书籍、邮票、赛马、刺绣、旧钱币或女人。他们可以借此逃避现实。而农夫也可以从其他人的思想束缚中逃脱:农夫可以靠自己的田地自给自足;天气、市场、自己劳作的质量和投入的程度,这些将他与不受思想影响的另外一种原始人类生存条件相连。或者——也许?——就连农夫也无法逃离。毕竟,在白修德出生的年代,超过半数的美国人生活在乡村,耕田种地。而如今,只有4%的美国人还在靠种地生存。必然有某些[6]思想与他们的数量减少有关,这些思想可能来自贾斯汀·莫里尔、[7]莫迪凯·伊齐基尔或《农业调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因此,在竞选活动的间隙,他开始自问:他是谁的思想的产物?他所从事的行业又装在贴着什么标签的盒子里?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讲故事的人知道自己身处一个无法定义的行业,从事信息贩售的活计,是人物、事件、革命、斗争、运动的普及者;明面上是客观的记录者,私底下随大溜。就像吟游诗人出售自己的诗歌一样,他用自己的故事换取关注、掌声和金钱。不过,身处1976年的他,并不知道该如何组织那些故事,才能将它们与历史关联,他已束手无策。他可以像以前一样阅读笔记——但找不到曾经的节奏了。40年来,他一直相信只要有足够的钱、足够的善意、足够的常识,再加上些许的勇气,任何政治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但现在,在1976年的大选活动中,他可以察觉到矛盾的滋生,这一发现推翻了他之前的想法,令他无比沮丧。旧的模式再也装不下他的故事了,旧的“记者”盒子也再也装不下他了。不过,他也不想待在名为“历史学家”的盒子里,那会令他很不自在。在他身上,有两种思想激烈地对立着,一种是他想要去相信的,一种是他的报道强加给他的。

要解释他的困惑,就必须回到最初。而即便在最初,一样存在着思想之间的冲突与碰撞。

童年的他住在波士顿,他在那里知道了什么是大萧条,察觉到了政治给他们家、他的家人带去的恐惧和惊吓,并在一个又一个父母以为他已睡着的夜晚,躲在厨房旁的小卧室里偷听他们的谈话。这些就是一切的开端。

首先出现的记忆是母亲的哭声,那是某天深夜,因为没钱给就要开学返校的孩子们买鞋,母亲对着父亲哭了起来。之后,父亲回到床上,因为和父亲睡同一张床,他能感觉到父亲的辗转反侧、彻夜无眠,而一旁的他只能努力装睡,让父亲以为自己毫无所知。他还有两个弟弟,也睡在这间卧室里,只是床要更窄一些。母亲和妹妹则睡在另一间卧室里。

他们一家在波士顿无亲无故。除了作为人口统计数字,除了对他们彼此而言,他们就像不存在一样。社会学家有句话,他一直很认同,那就是,萧条所造成的最严重后果不是饥饿,而是抹杀了穷人的身份。穷人没有工作,他们不过是一具具毫无用处的皮囊,他们没有生存的位置;但这些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的是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会令他们陷入自我否定中:如他父亲一般。

白修德的父亲没能挺过大萧条时期,他去世时,白修德才16岁,保护母亲与弟弟妹妹的重担压在了他的肩上。许多年后,他的书开始受人喜爱,但自己的父亲,一个爱书成瘾的人,却没能亲眼看见自己儿子的书摆放在书店的橱窗中,这是他心中莫大的伤痛。过去,他爱父亲,却也恨他,因为在父亲眼里,自己儿子只是个“野”小子,混迹街头,浸染在自己反感的乌七八糟的街头文化中。不过,他也因此变得坚强,这是件好事,因为他的故事正是从街头开始的。当一个系统分崩离析,历史总会将崩坏的残渣丢到街头。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是在有轨电车上卖报纸,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这可是实打实的10个小时,从凌晨5点一直到下午3点,连吃午餐的时间都没有。其间,他会跳上有轨电车,把自己硬塞进拥挤的乘客中,高喊出当日的头条,然后再换一辆车继续叫卖。如果遇到友善的司机,为他减缓了车速,他就会直接从行驶中的电车内跳下,快速跑回街角,跳上另外一辆电车——一整天,他就这样跳上去,跳下来,跑回来,再跳上另一辆,不断重复。这份繁重而单调的工作不但锻炼了他的肺,也锻炼了他的脑子。

他的老板是个没什么文化但却相当友善的人,“拥有”许多个街角,他工作的这个街角就是其中之一,此外,他还“拥有”金属臂章,那是电车公司发放给报童或报童老板的,这些臂章等同于卖报许可证,戴着它们的人才能在电车上售卖报纸。当时的他只是个打工的小男孩,街角和臂章都不属于他;它们属于他的老板。而当时,他对自己的老板是心存感激的。

他在这里学到了重要的东西。只是这期间,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新闻系统中了。他只是个报童,这是个过了气的职业。当时,每份报纸2美分,卖100份才能赚到两美元——其中他只能分到70美分。当老板把这个街角交给他管理时,这里每天能卖出约300份报纸;一年半以后,他选择辞职离开时,这里的日销量已达400份,有时,当他机灵地抓住了人们的兴趣点,或者有什么历史事件登上了头条,日销量甚至能飙上500份。这就是他学习了解思想的开始——什么时候得自己编个吸引人的副标题来吆喝,什么时候该让历史发出呐喊。

对波士顿的电车报童来说,叫卖开头都是一样的套路:“出售《环球报》、《邮报》、《先驱报》、《纪事报》咯!《环球报》、《邮报》、《先驱报》、《纪事报》!买报纸吗?”紧跟着就该抛“卖点”了,而这“卖点”就得各报童自己想了。冬日凌晨5点的波士顿非常寒冷,他会站在电车司机的电热器旁,读着报纸上能吸引顾客的头条。而最能促进销量的当属波士顿《美国人报》上那些耸人听闻的标题,当时,该报纸是赫斯特报业集团旗下最差的一家。某天下午,《美国人报》刊登了一则关于流产的新闻,报童可以这样吆喝:“哦,快来看咯,快来看咯!波士顿东发现了27具婴儿尸体,都泡在一个桶里哟!一个桶泡了27具婴儿尸体咯!”这样一喊,报纸就能卖得很好。但在来自外界的消息中,还有更能帮这个年轻报童提高销量的东西——历史性的“大事件”。在1933年的严寒中,美国经济崩溃,历史性的“大事件”出现——罗斯福开始干预经济。那天早晨的叫卖声是:“哦,快来看咯,快来看咯!罗斯福关闭银行了!所有银行都关门了!快来看咯!”

银行关门的叫卖比婴儿泡在桶里效果更好,报纸也卖得更多。因此,历史非常重要。美国禁酒令的废除让那天的报纸销售额比往常多出了两美元,几乎与银行关门那天卖得一样多。“事件”的具体情形显然是重要的,而他想要“了解内情”;他也确实在机缘巧合下进了这个圈子。波士顿当地一所大学给他提供了奖学金;而“拥有”他和那个街角的老板也认为他应该接受那笔奖学金,放弃这份街角的工作,去上大学。

现在,也就是距当时40多年后的1976年,他已经在这个新闻(图像、人物、思想)传递系统中待了很久很久,经验老道,能够驾轻就熟地将事件包装成“故事”,与此同时,他也深信,如果自己能正确地捕捉到新闻事件,就能正确地捕捉到历史,也正是这一深信,令他难以做回当初那个男孩。那个男孩虽然似懂非懂,但却能突然间抓住能帮自己提高销量的卖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历史性事件。

他觉得自己的故事应该从那个男孩开始讲起,那个得到当地大学奖学金的男孩。而那所当地大学正是哈佛,当时的哈佛正处于荣光最盛的时期。他将在那里开始两种思想——自己的街头思想与新鲜的学院派思想——的磨合。也是在那里,他将开始了解这个行业,也将在老师们的打磨下,被放入那个贴着“报道”标签的老盒子里。在人们心中,记者是出售事实的;学者才是负责解释这些事实的。

不过,老实说,在他的故事中,哈佛大学也不是真正的起点。他对历史的探求起源于他对美国思想如赤子般的爱,这份爱习得并传承自他的家庭。正因如此,他虽然一直努力想将1976年竞选活动中的经历都包装成可以组成“故事”的“事件”,但那旧有的关于家、街头、学校的思想却不断干扰着他——这个想法就是,美国是所有人类,包括他作为移民的外祖父和父亲,一直以来勇往直前所追寻的目标和承诺。他在世界各地追寻着这个思想留下的痕迹。但如今,他知道,那套旧的思想在如今的故事中毫无意义,或者是这些思想本身已经失去了意义。

为什么会这样?1976年的竞选活动与过去——他的过去,美国的过去——究竟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他心中慢慢滋长,成了比根据新一轮大选写一本新书更具挑战的任务。要讲清楚这个故事,可能要写一卷、两卷甚至许多卷的书。美国是如何得到权力的?美国是怎样使用它的?历任美国总统是如何从那些被认为是美国“人民”的人群中获取到这股可用于杀戮,也可用于治愈的力量的?

直到下笔的那一刻,他也没能想出,这样一个故事的结局会是怎样的。他唯一确定的只有这个故事的开端——这个开端就是波士顿。

[1] 贝尔纳尔·迪亚斯(Bernàl Díaz),曾参与西班牙在中美洲的征服战争,著有《征服新西班牙信史》。——译者注

[2] 约翰·F.肯尼迪于1960年当选美国总统。——译者注

[3] Theodore H. White,西奥多·H.怀特,白修德的英文本名。——译者注

[4] 波皮(bobby),英国口语中的警察。——译者注

[5] 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全名为威廉·“比利”·米切尔,是重要的早期空军战略家和空军倡导者之一。——译者注

[6] 贾斯汀·莫里尔(Justin Morrill),曾任美国国会众议员,提出并推动通过了旨在促进美国农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莫里尔法案》。——译者注

[7] 莫迪凯·伊齐基尔(Mordecai Ezekiel),曾在美国政府及联合国粮农组织中担任农业经济学家,是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经济顾问,为罗斯福总统贡献了许多农业政策。——译者注|第一部分|波士顿:1915—1938第一章回忆练习

1915年5月6日,波士顿犹太人区,我出生了。

当时,没人告诉我这里是犹太人区,因为像我父亲和外祖父一样来此定居的犹太人,早已将犹太人区这个概念留在了曾经生活的国度。

美国是片开放的土地。尽管过去就像行李,跟着他们一起到了美国,并且作为情感纽带,让数以百万犹太移民紧密相连,但他们是来开拓新生活的,他们希望这个国家是不同的,更希望事实告诉他们,这里确实是不同的。

我们是波士顿犹太人。

当时,有很多犹太社区正在美国的土壤中萌芽,它们各具特色,不拘一格,这一点是我后来作为政治记者奔走于美国各地时才察觉到的。每一个犹太社区都会带上自己城市的色彩和气质。芝加哥犹太人,无论是在政坛还是商界,都比辛辛那提等地的犹太人更加强大、坚韧及刻苦。巴尔的摩犹太人与底特律犹太人截然不同。好莱坞犹太人也不同于来自各大学城的犹太人。其中,能够创造出自己文化的只有纽约犹太人,他们的社区足够庞大,只有在这里,意第绪语报纸可以创下喜人的销量,意第绪语的画家、诗人、剧作家、演员可以拥有自己的受众;在这个文化中,犹太雇主雇用犹太缝纫工,犹太石匠服务于犹太承包商。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新的历史,同一时间有如此多犹太人聚居在同一个地方,是自提图斯(Titus)摧毁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圣殿(Temple)并放逐犹太人之后从未出现过的。纽约的犹太人社区,在其成员向郊区、向美国各地分散前,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是迄今为止被压制的、被驱散的能量与天赋的内向爆炸。当他们从欧洲各地来到同一个陌生国度,同一座陌生城市,这些纽约犹太人内部默默酝酿出了一股无法抑制的活力,这股活力不仅是重塑纽约文化的力量之一,也是重塑美国文化的力量之一。其他的美国犹太人社区与此相反,他们吸收了自己所在城市的思想,接受了当地陌生文化中的标准和价值观,即使这些标准和价值观念他们既无法察觉到也无法用言辞表达出来。这些标准和价值观由外而内,吸引并改变了构成这些犹太人社区的每一颗粒子——每一个人。只是当时,这些“粒子”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重新排列或重新塑造——这一点在波士顿表现得最为显著。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社区中出生的,也是被这样的犹太父母抚养成人的。面对国会山上那些老波士顿人,我们必须表现成什么样子,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可能会怎样看待我们,我一无所知。但在我出生前后,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学者们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调查新移民如何一步步改变了老波士顿的本质。在探讨了加拿大裔(当时重要的移民群体)、波士顿爱尔兰裔(已经站稳脚跟,并对其他移民构成威胁的群体)以及新来的意大利裔(即将形成拥有萨珂和凡宰[1]特特征的意大利裔社区)的特征后,他们也给犹太人(带有“异常渴望购置房地产”特征的群体)留了几页篇幅。

这些异常渴望购置房地产的犹太人中就有我的外祖父塞缪尔·温克勒(Samuel Winkeller),一个装玻璃的学徒工,一个不被需要的零售店店主,但在他自己眼里,他是音乐家,有着铜铃般高音的兼职唱诗班领唱。无论在客观超然的社会学学者眼中,他是多么贪婪的样本,现实中,他就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自己有能力可以让家人穿暖时,有了自己的子女;身材纤瘦,以自己的凡戴克式尖髯为傲;拥有戏谑的幽默感,但又是个十足的正统派(Orthodox)。他这一辈子都一贫如洗;而令他骄傲的是,1912年他用2000美元买下了位于多切斯特(Dorchester)伊利街(Erie Street)上的那栋木头框架的房子。那可能是他整个家族拥有的第一个家,第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因为,在东欧生活的数百年中,绝大多数犹太人要么是被禁止购买土地,要么是太过恐惧而不敢购买土地。他爱那栋房子。它有两层,共8个房间。他和妻子,以及我未婚的舅舅纳曼(Naman)住在二楼。一楼留给了他的女儿女婿(我的母亲和父亲),以及他渴望拥有的外孙、外孙女们。

我就出生于母亲的卧室中——是他们花25美元请诺尔顿(Knowlton)医生到家里来接生的,一如我父亲在我们“家族圣经”[2]中所记录的那样。当时的波士顿还没有犹太医生,诺尔顿是自我童年起就一直为我看病的医生,他是一个言辞尖刻、双目有神、严肃干练的扬基人,会到犹太人区为贫穷的家庭看病。

我的记忆就是从那栋房子开始的。

如今,伊利街上的那栋房子成了简陋的棚屋,位于波士顿混乱的黑人贫民区深处。但回到我的童年,翻阅我的回忆,它是美丽的:当扬基人迁往别处时,它留了下来。

在我曾报道过的所有美国大城市中,都上演着一出种族的芭蕾,每个城市的“舞蹈”都各有特色,舞步缓慢但变化确凿无疑,它们奠定了各地政治活动的基础。在美国东海岸的国际化大都市中,老派的新教徒让位给了爱尔兰裔,爱尔兰裔后来又让位给了意大利裔或犹太人,而犹太人又让位给了黑人。芝加哥地势较低的6个区也是从爱尔兰裔手中传到了犹太人手中,再从犹太人手中传到了黑人手中,老旧的犹太教堂上仍然雕刻着希伯来语的戒律,但已经是属于黑人的教堂。纽约哈莱姆(Harlem)区的主要人口也经历过从爱尔兰裔到犹太人,再到黑人的过程。在洛杉矶,博伊尔高地(Boyle Heights)成了犹太人的,然后又成了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在美国中西部以及北美五大湖周围,这场种族的芭蕾还卷进了其他民族群体——波兰人、斯拉夫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但就在波士顿这个地方,犹太人越过了爱尔兰裔,从市中心的西区迁到了多切斯特,而原本居住在这里的老派新教徒迁到了南边的郊区。

因此,伊利街上的这栋房子不知不觉间将我与新英格兰的过往直接联系了起来。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可能曾在这里栽培过花木,打造出了当时整个街区最美的庭院。我在学校里,在朗费罗(Longfellow)、惠蒂埃和爱默生(Emerson)的诗歌中,在桑顿·伯吉斯(Thornton Burgess)的童话故事里,曾读到过无数生长于新英格兰的花卉,而它们,在我家后院中都能找到。丁香花丛下是铃兰在生长;在我们穷到买不起郁金香球茎之前,我们的庭院里,卷丹与郁金香的呼吸声从未断绝。从客厅向窗户望去,近处是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笔下的牡丹,然后是一小块绿意盎然的空间,紧接着,远处,是母亲喜爱至极的杏树,独自生长,花满枝丫。金银花和雏菊,矮牵牛、福禄考花和三色堇花圃交错轮替着;夏天,院子里满是万寿菊和金银花,到了秋天则是大丽花的海洋。院子里原本只有两棵果树——梨树和樱桃树,后来,外祖母又种了棵桃树,搭起了葡萄藤。

这株葡萄藤有着特殊且重要的意义。禁酒令被写进了法律,但法律归法律。我的外祖父母需要葡萄酒来完成安息日的仪式,享受犹太人的假期。因此,他们用自己种的葡萄和樱桃,酿出了一大壶一大壶的葡萄酒,储存在地下室中。小时候,我会和朋友一起,偷偷溜进地下室,品尝还在发酵中的葡萄酒,这时的酒其实都没酿好,要等到秋天才能真正饮用。这条街上,家家户户都藏有葡萄酒,要么是自制的,要么是走私的,对他们而言,传统习俗的要求凌驾在这片土地的法律之上。我的外祖父母是非常热爱美国的移民者——但禁酒令和遵守禁酒令并不包含在这一对美国夫妇的爱国主义中。

除了花园中的花,这栋房子与过去的新英格兰还有着另一种联系。楼上的阁楼里堆着许多物什,是这房子之前的主人留下的,对我来说都是无主的珍宝——黄铜床架、彩色玻璃灯具、旧的《斯克里布纳杂志》(Scribner’s Magazine)和《国家地理》,以及成堆的其他书籍。这些书里我最喜欢的是《蓝夹克1863》(Blue Jackets of ’ 63),它是本老书,不过比我父亲书房里那些严肃的书要有趣得多。这本书讲的是1863年美国海军与南方叛军作战的故事,从书名就能明显看出,这书该是个系列,只是其他几卷都不见了。可以肯定的是,这套书出版于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是给退伍军人看的。南北战争是六年级才教的课程,但在此之前,我就已经是忠诚的美利坚合众国公民了。“我们”解放了奴隶。在楼上的阁楼里,我与法拉古特(Farragut)海军上将和格兰特(Grant)将军同游,但在楼下的街道上,我只是个犹太人而已。

我们就在伊利街上的这栋房子里,见证了现代社会的一步步降临。记得在我小时候,冬天里送奶的都是马拉雪橇,大清早,人还未醒,叮当的马铃声就已传了过来。如果着火,大群硕大的马匹就会拉[3]着“云梯消防车”、“护林熊”和“消防软管”哐哐哐地从街道另一头赶来。伊利街上用的都是煤气灯;每个黄昏,点灯的灯夫都会从我家门前路过,活脱脱就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诗歌《点灯人》(Lamplighter)中的李瑞(Leerie),妈妈曾给我们读过这首诗。生活在我眼前不停改变着模样,奇迹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发生,不断发生。曾经,为了让家里暖和起来,我们在地下室里摆了个煤炉,我不得不学会如何给它添煤;厨房里,妈妈和外祖母用来做饭的那两个炉子,以前是烧木柴和小煤块的,现在燃油成了新的燃料。过去,房子里点的是煤气灯,我还记得天花板上易碎的煤气灯灯罩,每次更换我都得加倍小心——紧接着,就在那一年,我家通上电了!布了电线,通了电,一个崭新的世界打开了,因为电给我们带来了收音机。我的一个有钱表兄送了我们一台矿石收音机,当时他正准备换一台新款的电子管收音机。只要你足够心灵手巧,用一根猫须就可以拨弄上面的晶体检波器,让你收听到任何内容。就在那一年,也就是1927年,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扬基队赢得世界职业棒球联赛季末冠军赛的消息,听到了发生在纽约的夏基与丹普西(Sharkey-Dempsey)的拳王之争,甚至还有人们为林德伯格搭乘飞机前往巴黎之行的祈祷。随着电话的普及,电话公司派遣教员前往学校,教移民家庭的孩子如何使用电话上的拨号盘,再让孩子们反过来教会自己的父母。有了收音机、电话、电灯,世界变了,男孩子们也开始慢慢接收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

这些思想汇成了一条条潺潺的溪流。

家庭是这股溪流的源头,在源头中,思想也在互相碰撞。

我父亲大卫·怀特(David White)自称是社会主义者。1911年,妇女参政权论者为争取女性投票权而在波士顿公园游行,他当时就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对此,他非常自豪。1927年夏天,意大利工人萨珂和凡宰特被无辜处死,当晚,父亲让我们为他们守夜,彻夜无眠。当时,作为家里年纪最大的孩子,我和姐姐记得并永远也忘不了资本主义对工人做了什么。周末,他会和我们一起散步,为我们解释这个世界。我想起了自己12岁时的某个周日下午,我拿出一本旧《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快速翻阅,在书中,我看到了一幅漫画,一个巨人被绳子绑在地上,他斜着眼,一点一点抬起自己的身子,绳索咔嚓咔嚓,一根接一根地断掉。就像儿童版《格列佛游记》中,格列佛在小人国挣脱绳索的那幅插图一样。我让父亲给我解释那幅画在说什么,并由此知道了中国;中国正在经历革命,一旦革命胜利,它就会成为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忽视的巨人,而父亲说,它是一定会胜利的。在此之前,我只见过一个中国人,他是伊利街上的洗衣工,被所有孩子嘲笑,喊他“中国佬,中国佬,支那鬼子”。但我父亲说,我们不应该那么做;我们必须尊重中国人;他们正在与帝国主义做斗争。

不过,无论我父亲年轻时有多么朝气蓬勃、多么激进,自我记事以来,他就像我见过的其他人一样,充满忧郁。我父亲矮矮胖胖的,虽谢顶了,但拥有美丽的棕色眼眸和洪亮低沉的声音。他一定曾是个浑身充满力气、精力充沛的男人,那时的他有着炼钢工人般壮硕的胸膛和前臂,能徒手掰弯钉子,但在他自己眼里,他是个学者;只是随[4]着我日渐长大,他的精气神也渐渐耗尽了。我父亲出生于一个拉比世家,据说是哈西德派创始人巴尔·谢姆·托夫(Baal Shem-Tov)的后裔;我父亲的父亲托德罗斯(Reb Todros)先生离开俄罗斯,去了耶路撒冷,每晚睡前都会做礼拜,在哭墙(Western Wall)边祈祷。听说,因为自己的儿子大卫移民美国,打破了这个家族世代为拉比的传统,并成为一个信奉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这位老父亲伤透了心。

不过,事实是,托德罗斯先生出发前往圣地朝圣之前很久,我父亲就已经离开,去了自己心中的应许之地——1891年1月,16岁的他离家出走,从平斯克到了波士顿。而他也只是俄罗斯犹太人大规模移民潮中的一个。早在9年前,因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Czar Alexander Ⅲ)颁布了残忍的反犹太人法令,俄罗斯就开始出现了犹太人的移民浪潮。父亲离开后,他的家人是否想念过他都成问题。托德罗斯先生有12个女儿、5个儿子,我父亲是最年幼的,而且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

无论在抵达前,大卫·怀特心中的美国梦发散着多么灿烂的光辉,但抵达没多久,那光芒就褪去了。在波士顿,他没有家人也没有家,夏天,他推着手推车沿街叫卖,夜里仍然只能待在街上,睡在手推车下面,冬天,他对工作来者不拒,找到什么做什么,夜里就睡在打工的地方。不过,不知怎的,他居然还有精力学英语;夜里还在基督教青年会(YMCA)学习免费的法律课程;后来,他千辛万苦攒够了学费,成功考入美国东北大学,读上了真正的法学院。1904年,他通过律师资格考试;8年后,他有了妻子,紧接着,又有了4个要养育的子女,不过他还是不怎么关心钱,只有买书要用的钱例外。他的客户都很穷,他收取的律师费用从来不会超过他们的承受能力;最终,在大萧条时期,这些客户一毛钱也付不出来了,他也随之成了货真价实的穷人,买不起吃的,也买不起穿的。当时,虽然我们住的是我外祖父母的房子,他们住楼上,我们住楼下,但还是要交租金的,这笔钱他自然也拿不出来了。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善良绅士的人,但此刻,他衣衫破旧,孤独绝望,身上唯余身为学者的那一丝骄傲。他被迫到波士顿贫民区为房东收租,那些房东几乎与自己的租客一样穷,不是已经破产就是濒临破产,之后,甚至连他的骄傲也要一并破碎了。1931年,他突发心力衰竭,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的母亲,玛丽·温克勒·怀特(Mary Winkeller White),在父亲离开的那一瞬间坚强了起来,但也可怕了起来。她1890年出生于波士顿;小的时候就随家人一同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住在哈佛附近的一间地下室里。当地的爱尔兰裔经常用石头砸她家的窗户,最终逼得他们又搬回了西区,开起了零售店,西区是犹太人聚居区,[5]对他们来说很安全。我的外祖父前面已经提过了,他叫萨姆·温克勒。不过,无论是外祖父一家,还是我们一家,一家之主都是我外祖母——她有着虔诚的信仰,一副尖利的嗓子,为人严厉,精力旺盛,她在美国住了整整50年,但直到去世,一句英语都没说过。她说意第绪语;她总在发火、闹脾气,活脱脱悍妇一个,因为嫁给了一个想要成为音乐家和歌手的男人而满怀怨恨;后来,眼见着自己女儿嫁给了我父亲,她心头的怨恨之火就烧得更旺了。我父亲是一个律师,一个社会主义者,不信仰任何宗教,总是把钱花在买书和写诗上,一掌握英语就不再使用意第绪语,正是这一切惹她厌烦。就性格而言,她比她身边的所有男人都要更加男人,在她身边,那些男人就像活在地狱一样。

她自己的背景很有趣。她来自东欧的一个犹太人小村庄,那个村庄坐落在一条小河上,河的一边是白俄罗斯,另一边就是东普鲁士了。她家是犹太人里极少真正拥有土地且在土地上耕种的家庭之一;她家也贩牛;暗地里,也在边境上干些走私的买卖。他们最重要的走私商品是其他的犹太人,这些犹太年轻人都是被征召到俄罗斯军队中的,后来因为军中反犹主义盛行而逃走,试图偷偷溜进德国,并通过德国,想办法前往像但泽或不来梅那样的港口城市,最终乘船到美国去。因此,外祖母一家也逃了,成了波士顿的牛贩子。不过,她骨子里还是个村妇,打理花园才是她的乐趣所在;如果有马匹经过伊利街,留下了新鲜马粪,她会猛地冲出去,把那热气腾腾的粪便扫到一起,收集起来,给她的花做肥料,每次她这么做,都会让我们这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外孙外孙女羞愧难当。在外祖母看来,什么都浪费不得——尤其是钱。因为没钱,所以她对钱也格外痴迷,像着了魔一样。也许所有人中,我是遗传她最多的,遗传了她对钱的痴迷,以及她老念叨的话:“穷人就是残废,富人才有自由。”“看法这么奢侈的东西,有钱人才能有。”她相信,除了能存起来、能摸得到、能握得住的钱,其他奖励都毫无价值。

外祖母看不起父亲,这是我母亲生命中的诅咒。母亲与我父亲大卫·怀特相遇在波士顿西区的工人圈(Workmen’s Circle),那是一家社会主义者的俱乐部会所;她当时19岁,自愿去那里做服务生,上一杯茶2美分,一杯咖啡3美分。在那里,她邂逅了这个帅气的年轻律师,一个社会主义者。数年后,她正式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父母,而她的父母也很骄傲,自己女儿遇到了一个“有学识的”人,而且还是个律师,因此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之后,在外祖父买下伊利街这栋房子后,他们一同搬到了多切斯特,以为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了。

只是事与愿违,在那里开始的是矛盾与冲突。

楼上的外祖父母说意第绪语,楼下的我们则说英语。楼上,每个周五夜里都要摆上蜡烛、葡萄酒和白面包(麻花辫一样的白色面包),庆祝安息日。楼下,父亲如钟般端坐——作为无宗教信仰的人,他已将宗教看作迷信,这样的仪式,他不会参与分毫。我就是夹在这两个家庭间的小卒子,被外祖母专横的命令所驱使,因母亲想要同时取悦自己母亲和丈夫的愿望而两头忙碌。对此,我其实乐在其中;外祖母在为晚上庆祝仪式做好要用的白面包后,还会特别为我烘烤一个馒头大小的小白面包。之后,她会将我叫到楼上,加入祈福式的祈祷。我会用希伯来语完成传统的祈福祷告,然后得到一杯红酒。我外祖父是个欢快的人,如果我做得格外好,或者闲晃到楼上去吃晚餐(晚餐通常是鸡肉和鸡汤),他就会很开心,给我倒上一点点黄色的纯波兰伏特加。每当这时,外祖母就会尖声咆哮,说他是想害我变成酒鬼,通常,我会在楼上听完一大通咆哮,偶尔再听点歌才下楼回自己家去。

在这一文化冲突中,母亲夹在正中央。当时,正统派犹太教徒是蔑视犹太女性的;我母亲,以及我聪明伶俐的姐姐,都没能去读希伯来语学校。母亲16岁时,还被迫从公立高中辍学去打工。母亲是近视眼,如果不是公立学校的一位老师将我这位移民外祖父叫到学校,气愤不已地坚持要求,她可能一辈子都配不上眼镜。不知怎的,不管是因为学校的这段经历,还是因为她自己的童年经历,她是这个家里最像美国人的人。我之前提过,我父亲是个社会主义者;我外祖父母被骨子里的犹太人特质禁锢着;但生于美国,曾经是所有老师最喜爱的学生的她,想要“融入”美国文化——即便自己“融入”不了,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融入”其中。

很多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母亲对有教养者的体面是多么渴望,我也才意识到,在她心里成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她在犹太正统信仰死板的亚文化中加入了老波士顿清教徒的习俗——如果我们谁说了一个脏字,她就会用长条的黑焦油皂洗我们的嘴。美国的假日我们会像犹太假日一样庆祝。感恩节会有丰盛的饭菜,美国独立纪念日也会燃放爆竹。1919年,军人归国,她会站在铁路侧线边,朝他们挥手,目送这些步兵们乘火车,从波士顿码头前往德文斯堡(Fort Devens)复员点。那一年,我4岁,她给我和姐姐买了星条旗,这样我们也可以向那些“军人哥哥们”挥舞致意。那些步兵隔着火车窗户,向我们这些欢呼迎接他们回家的孩子们挥手,甜蜜地飞吻,扔出硬硬的糖果。她是个保守的人,政治上如此,社交上也如此。在我们家里,只有父亲会谈论政治,而且他说来说去都是在向我们强调,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没什么两样,都是在欺骗人民。不过,我母亲是个共和党人。她这一辈子只给两个民主党人投过票——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F.肯尼迪。如今,她每每回忆起自己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6]Goldwater)投过票就自豪不已,因为他可比林登·约翰逊“有教养得多”。

她心中曾闪过怎样的梦想,我无从知道。在绝大多数婚姻关系中,总是一人做主,一人纵容。但在她的婚姻关系中,根本没有做主的空间,也没有纵容的空间。整个家都是我外祖母说了算,而生活和贫穷不会纵容任何人。我笃定,像舞蹈、舞会、丝质长礼服这样的东西是我母亲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她曾告诉过我,她小时候唯一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洋娃娃,但没人买给她。因此,这个梦一直萦绕在她心头,挥之不去,直到60多岁时,有了自己的外孙、外孙女,她才为送他们礼物而买了人生中第一个洋娃娃。她只希望能安全地活下去,至于自己的孩子,她的梦想一直是他们能有“好的工作”,当个“公务员”,可能的话,到学校里当个老师,这已经是她最大的野心。她不希望他们去工厂做工,也不希望他们“经商”,因为街坊邻里做了小商贩的犹太人,处境比他们那些做工的顾客还要更不安全。她坚持要让自己的孩子们成为有学识的人,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安全”,因为有学识一定能找到工作。因此,我们都被推出去学习,而学习分了好几个体系——希伯来语学校、街头学校和公立学校。

送我去希伯来语学校是我外祖母、外祖父和母亲共同的决定,父亲只能以沉默表示反对,而我的抗议根本没用。父亲成长在平斯克的一个信奉拉比教义的家庭,他之所以抗拒,也许与他曾厌恶过那个崇信拉比教义的家庭的狭隘有关,也许与他对自己父亲授课的那所犹太教法典学校的记忆有关。而我的抗议单纯出自动物贪玩的本能——早晨8点就要起床去公立学校,上到下午3点半才放学,放学后我只想在街上玩耍,并不想再匆忙赶去另一所学校继续上课。在那所学校,我不但得多上两个小时的课,授课语言还是我完全陌生的。加上那里的老师过度认真且话语尖刻,学生只要犯错就得挨耳光,完全不像公立学校里的爱尔兰裔老师那般平易近人。

不过,我还是没逃过,进了希伯来之家学校(Beth-El Hebrew School)。这里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是刚刚移民过来的年轻学者,他们“一战”后从欧洲来到这里,谋求的是在波士顿大学里接受非宗教教育的机会;他们夜里教希伯来语,是为了挣钱维持生计。他们给孩子们教书格外严格,上课时,如果孩子们因为太过疲惫而没有反应,他们就会大发雷霆。他们鄙视我从家里习得的意第绪语,因为对他们来说,鄙视意第绪语是自己优于他人的一种表现;不过,以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为首要政治原则的他们,出于原则问题,在课堂上是一句英语也不说的。他们将要复兴希伯来语,让它成为人们的常用语言;刚入学的头两年,在教授这门古老语言的字母表和发音时,他们还会用上一丁点儿的英语,过了这两年,我们就开始深入学习希伯来语《圣经》了。他们不但只用希伯来语给我们解释,填鸭式地强行给我们灌输,还要求我们用希伯来语给彼此解释书里的内容。

那段教育就是场噩梦,但我开始爱上它了。到我10岁时,父亲仍坚持认为,母亲他们不应该逼我去经受那种噩梦般的折磨。当时,和我一样在美国街头长大的朋友们,绝大多数都在用发脾气和流眼泪的方式跟家里抗议这种虐待。而母亲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让我自己决定还要不要去。当时,我的上课时间已经改到了夜里6点到8点。最终,我决定继续,因为公立学校的作业我可以趁4点到6点这段空当完成,解决了作业,6点到8点的课也就没那么难以忍受了。

10岁到14岁这几年,我继续在波士顿希伯来语学院(Hebrew College of Boston)念夜晚的课程,当时学的内容就是希伯来语《圣经》。我们从这部圣经中的《创世记》学到了《历代志》,从《列王记》学到了《先知书》,而且是把“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都学完了。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吸收,在其中思考,直到这古老的希伯来语成为我们脑海中的工作节奏,直到这古老的希伯来语成为我们的第二语言。它有着均衡的语言节奏,艰涩的宣言式句子。我们在公立学校课堂中写下的句子,换成希伯来语,就成了一幅幅花边组成的图案。

希伯来语是种很难学的语言,几乎和学中文的难度不相上下;但希伯来语的《旧约》是本引人入胜的书,一旦你开始学习,就会被它牢牢吸引。它的主题和故事都是很老派的——神迹,爱,恨,杀戮,攻击,牺牲,奇迹,以及最重要的,复仇!不过,无论多迟钝的孩子,都会被约瑟的经历、约瑟那让人心生温暖的复仇故事所吸引,当时,作为法老(Pharaoh)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在一众坏心肠的兄弟们面前表明身份,将他们的性命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最终,宽厚的他选择了饶恕。按照规定,这本书是我们必须要背的,每一行、每一句、每一个情节。考试的时候,考卷上摘录了各种句子,问我们:“……是谁对谁说的?”我们必须用希伯来语写下这句话出自哪一本书、哪一行、哪一个情节。有些很简单,比如:“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但也有一些比较模糊,比如:“箭在前头,越来越远”或“如今有太多仆人起来反抗自己的主人”。

在希伯来语学校,记忆就是学习的基础,而这段记忆之深刻,是年轻孩子脑海中的千沟万壑,就算数十年也无法填平抹去。即便现在,只要想起《圣经》里的什么句子,我脑中的记忆都会自动检索,在其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希伯来语句子,如果没找到,我就会心绪不宁,心浮气躁。那段记忆均源自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在那里,天性热爱棍子球游戏、击球、棒球、跳水、电影的年幼犹太裔美国男孩,小小年纪就会被迫了解生活在三千年前的游牧人与农夫,被迫了解牧羊人夜里如何看管自己的羊群,了解有斑点的羊,了解炙热的夏天和拯救生命的甘霖,只是那时的他们都不知道这些雨就是公立学校地理课上所说的,季风带来的降雨。后来,在哈佛,《钦定版圣经》被我的一位老师指定为补充读物,这本《圣经》中的英语表达确实妙不可言,只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脑海中就已经装了一本翻译版的《钦定版圣经》,我总也忍不住要从自己的记忆中翻找,找出自己曾经翻译过的版本——比如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一句。翻腾在我脑海中的记忆是:“一切皆空,一如牧风。”这句古老的希伯来语,两种翻译方式都没错,但“一如牧风”才是游牧民在描述徒劳无益的举动时会用的表达,才是被迫学习希伯来语的波士顿小男孩们会自己默默翻译出的版本。《圣经》中的表达富有韵律、短小精悍,充满了各种意象与民间传说,让我沉浸其中,不可自拔。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那原来是我人生中参与的第一场关于历史的高强度研讨。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宗教,如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是历史的故事,历史的叙述。宗教之所以存在,是人类努力在解释自己为何闯入这世界,如何闯入这世界,是谁为了什么目的将人类放到这里,而那个目的要如何实现。所有宗教都披着华美的外衣,用殉道者、传道者为神圣事业而献身的故事装点自己。但究其本质,它们还是故事,向普罗大众解释他们现在以及以后的位置。

根据我从这本《圣经》以及犹太人传统中所了解到的信息,犹太人的历史是非常严酷且令人费解的,有着令人非常不快的经验和教训。上帝选择了犹太人;他将他们从埃及解放了出来;他们身上只是出现倔强与傲慢,上帝就会惩罚他们,从无例外。只有他们忏悔才能得到救赎。当他们狂热崇拜别的神明时,上帝就选择摧毁他们。但这一切都是古老的历史——化石般的历史。上帝最后一次对犹太人施以援手已经是两千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灾难一个接着一个砸向这个民族,而当时,犹太人历史上一场最大的浩劫,也就是“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还未上演。为什么?亲爱的主啊,这样的命运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学校里那些严厉的年轻男教师,身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心中都抱持着同样的问题。尽管他们与当地长者所签署的教育合同规定,传统、祈祷仪式、《圣经》都是他们必须教授的内容,但他们自己内心却在否定《圣经》中这一简单的史学理论。他们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他们而言,历史在于未来,这个未来是指,没有上帝帮助,凭借他们自己的努力,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实现犹太民族的救赎。这些老师对拉比的蔑视甚至超过了他们对意第绪语支持者的蔑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接受美国教育,然后服务于犹太民族的事业。

关于他们所教授的犹太复国主义,到今天,我只记得一句,一句希伯来语,出自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之口。“任何事,只要你下定决心,就能做到。”(Im tirtsu, ayn zeh hagadah.)这句习语我听过许多不同语言的版本;我也曾亲眼见过,男男女女,学生和游击队员,在山峦,在街头,不断被这个想法所鞭策着,认为有志者,就能让梦成真。不过,当时的我并不认为犹太民族的夙愿可以仅凭犹太民族的意志而成真;但在我最珍视的那些记忆中,还珍藏着那个波士顿的夏夜。我们在富兰克林公园野餐,当时,夜里的富兰克林公园还是安全的;盈盈月光洒落园中,山峦也柔和了轮廓。野餐前,我们从报纸上读到了这样一则消息,会有一架了不起的德国齐柏林飞艇(Zeppelin)飞越波士顿上空,在新泽西州莱克赫斯特(Lakehurst)着陆。我们痛恨齐柏林飞艇,因为那是希特勒的东西,而希特勒对犹太人犯下了邪恶的罪行。因此,我们聚集于此,或聊天,或闲逛,或坐着,男孩们女孩们依偎在一起,直到那架齐柏林飞艇出现在我们头顶,它腹部的光射到地面,随飞艇快速移动着。它一出现在我们视线中,我们立刻围成一圈,跳起了霍拉舞,以示反抗,我们不停地唱着、跳着,直到它彻底从我们头顶消失。在那一刻,犹太民族的梦想,以色列人的梦想,都是那么短暂,那么虚幻,让这舞也成了无望之舞,不过是我们一厢情愿的陶醉。不过,30年后,犹太民族的梦想已经变成拥有一支军队,由众多武装军团组成,其中有空军,有枪支;[7]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我以美国记者的身份,搭乘飞机,飞越西奈沙漠,飞行期间,会不时地中途逗留。而就在犹太民族取得胜利的次日,我亲眼看见犹太民族的旗帜飘扬在苏伊士运河和沙姆沙伊赫城的上空。白底加蓝色大卫王之星(Star of David)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当我还是波士顿街头的小青年时,那个曾触动我的想法,如今已经发展成了一支军队,一种军事力量,一支可防御亦可杀戮的突击部队。

对于在波士顿街头长大的我来说,认可思想的力量就如想到人类可以进入外太空一样遥不可及。不过,波士顿犹太人区的大街小巷恰恰是最能证明思想之力量的地方。这里,美国思想一刻不停、毫不留情且势不可挡地侵蚀着犹太人以习俗和传统构筑的无形之墙。曾经,在生活于欧洲大陆的那数百年光阴中,犹太人正是凭借这些无形之墙保护自己民族的思想。现在,哪怕是像我外祖母这样令人畏惧之人,能保留下来的传统思想也只有她的坏脾气而已。我小时候所生活的波士顿,仅大波士顿地区(Greater Boston)就有100万人口,但其中的犹太人还不足11万,不足以形成如纽约犹太人一样的文化能量。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纽约犹太人保留下了诸多欧洲犹太人聚居城镇的文化。而在波士顿的移民,和美国任一城市的移民一样,都可以像自己父辈一样,继续信仰自己的宗教,妻子们在家里可以保留所有的老习俗,从安息日前夕点蜡烛祷告,到逾越节家宴,到为普林节烘焙犹太[8]式三角蛋糕,再到秋天时装点茅庐。但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必须学会美国小商贩的生存法则,母亲必须把孩子送入美国学校,将他们置于美国文化的影响之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消亡的是宗教的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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