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勒特·哈丁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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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极限之内——生态学、经济学和人口禁忌试读：
致谢
普世教会团体、桂冠基金会和先驱基金会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帮助。我也非常感谢查尔斯·T·芒格、科迪莉亚·S·梅、约翰·H·坦顿及哈里·F·韦赫的长期而不断的鼓励。约翰·罗赫和休·H·伊尔蒂斯对本书的草稿给予了有益的评论。我的妻子简对我多年来的容忍难以言表，她颇有见地地对我进行了鼓励并提出批评。加勒特·哈丁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1992年11月1 极限的挑战
在1990年第二个全国地球日前夕发生了一桩有趣的事。20年前，人们是以大谈特谈人口问题来迎接第一个地球日的。那时世界人口是36亿。但是，在第二个地球日到来之时，人口论题几乎完全被忽视了。难道这是因为世界人口已经停止增长了吗？全然不是这样：在这相隔的20年里，世界人口增长了47%，估计达53亿——增加了17亿人（超过目前美国人口的6倍）。
常识告诉我们，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均享有的环境财富必然下降，垃圾处置也必然成为更大的问题。当然，常识有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常识在这里果然出了错，那么1990年地球日的主办者就应当大声疾呼：“我们已经发现了长期增长的秘密！”少数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确在捍卫这一立场，但大多数人将他们的主张与地心说者的观点归为一路，置之不理。但对于47%的世界人口增长，主办者总的来说保持着沉默。这是为什么？
答案源于两方面。一个属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已经知道，1990年地球日的策划者是迫于经济的压力而舍弃了人口论题。当策划者们恳请经济支持时，慈善基金和企业的董事们表示他们不乐意看到强调人口问题。金钱万能，花钱能够买到沉默。（资助者们为何避开人口在后文就清楚了。）
答案的另一方面更加微妙。人们早就意识到，某些我们最根深蒂固的观念不是纯粹而明确的，扮演思想看门人的是广泛的“全球性”态度，它只让那些对占据支配地位的现实图像没有异议的主张进来。德国人称这种态度为Weltanschauungen，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长词，它被恰当地译作“世界观”。除近代以外，整个人类历史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是一种有限观：资源是有限的，人性是确定的，入不敷出是有罪的。这一本质上保守的主张盛行于17世纪以前。
然后，科学和技术动摇了上述观念的基础。一个又一个假定的极限被证明是部分错误的。古已有之的保守、节俭行为的理由受到质疑。在这个世纪，我们新的时代精神生动地体现在一个航空公司的广告中：“现在乘飞机，以后再付款！”因为人是一种乐观的动物，他通常假定“我们”以后会更富有，所以保守主义被重新界定为靠信用卡生活。在公众的思想中，有限的世界观被无限的世界观取而代之。这一新的倾向令人陶醉。
思想的得力看门人是默默无闻的。它激起一种被称为禁忌的心理机制。这个南太平洋海岛的单词于1777年由库克船长引入英语。从库克时代至今，有关人口的讨论始终显著地受制于禁忌，这一事实很容易说清楚。在这个英文单词被创造前10年，苏格兰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将贫困归咎于人口过剩，在论述结束时他承认：“如何为这烦扰之事提出补救办法，而又不对婚姻产生约束；如何对婚姻加以某种约束，又不冲击时代精神，我承认我拿不出答案；因此，我听任人们的揣测。”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于1798年真正使人口辩论浮出了水面。在斯图尔特屈从于禁忌的力量时，马尔萨斯只有1岁。
尽管远非绝对，但人口禁忌仍然与我们如影相随。从众多事例中列举两个便可见一斑。1980年，《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有关“正在消失的森林”的2600字的文章。文中对人口增长在引发世界范围的森林滥砍滥伐中的作用只字未提。1989年，《纽约人》刊登了环保著作《自然的末日》26000字的摘要，其中只有79个谨慎的字眼是关于人口的。
从一种文化移至另一种文化的行为要素很可能经历一番巨变。禁忌也是如此。太平洋的岛民显然会毫不犹豫地把禁忌作为终止讨论的原因。与之相比，珍视言论自由和公开讨论传统的西方人，说出诸如“由于受制于某种禁忌，我们将不讨论人口”时会觉得尴尬。于是，他们改换了论题。每年都有几百篇关于人口过剩的病态影响的论文——交通拥挤、森林滥砍滥伐、物种消失、土壤侵蚀及空气污染——发表，但丝毫未将人口增长视作本质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美国，人口控制的实践问题与堕胎的道德问题纠缠在一起。这有点儿令人迷惑，因为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堕胎较为便利，则控制人口增长更为易于实现，但是人口控制在禁止堕胎的国家也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彻头彻尾的政治纠缠史仍在续写，但可以有把握地说，自1980年起，在几乎每一次关于人口的讨论中，堕胎都成为被有意扯入的不相干的东西。在30年前成为禁忌话题的堕胎现在依然被千百万美国人认为是粗鄙的，为此，人口控制论题也成了受到殃及的池鱼。
但这是后话。在马尔萨斯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对讨论人口控制的抵制来自其他方面，主要来自致力于将欧洲文化重塑为更人道的新形式的社会先驱者。那些试图使社会更富有同情心地对待儿童、妇女和穷人的改革者们常常视人口为分心之物。
起初，人口研究的主要支持者是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是首位英国经济学（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倡导强调经济学与人口之间的联系。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19世纪50年代继续着这种联系。但是，到斯图尔特论述的百年之际，人口科目事实上已经在经济学教程中消失。现在，在又一个百年之后，人口论题依然没有出现在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中。
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宣称，技术的进步加之分配的公平，将自然而然地解决所有被错误地标上人口标签的问题。资本主义世界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那里，放任精神激发了自动而几乎是没有痛苦的人口控制理论。“温和的人口转换”和“儿童存活假设”的理论（后文将讨论）事实上是在告诉人们“别担心！”统计的例证是如此模棱两可，以至于幸存了近半个世纪之后，这两种乐观的自动人口控制理论才被专业人士所放弃。（它们依然存留于大学校园和通俗出版物之中。）
人口控制的“别担心”理论等于是在重申宗教的天命理念。职业宣传家知道，迎合公众对乐观报道的渴望总是好营生。以佛的看法，这种行为是全然不对的。公元前5世纪，佛说：“我只讲授两件事：人类不幸的原由和摆脱不幸的途径。”我虽然不是佛教徒，但在这本书里，我将沿着佛的足迹行进——首先揭示人口问题上人类不幸的原因，进而指出我们摆脱不幸的希望之路。
今天，听了佛的陈述，许多人会认为，“多令人沮丧啊！为什么要接受对生活如此悲观的看法？”但他们错了：如果用我们这个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更熟悉的话重复一遍，这并不是一个悲观的看法。即“有些东西不能正常运转。我想修理一下，但在修之前我必须确切地知道它为什么不能正常运转”。一个为寻找解药而探求原因的人是不应当被判定为悲观主义者的。一般而言，大量探寻原因的工作必须先于对疗法的寻求。
近来，被我们虐待了几个世纪的环境成为人类普遍遭受的不幸的重大来源。描述不幸并寻求补救之策是生态学的责任。虽然生态学的命名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但直到1962年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前，公众还几乎不知道。自那时起，有关环境的令人沮丧的报道如雪崩般地压来，吞没了公众。
广而言之，大多数生态问题可归纳为简单的供求平衡问题。这听起来也许简单之极，但供给与需求这两个单词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事物。虽然我们常常不能准确地说出什么是极限，但供给是严格受到限制的。然而，需求在本质上是无限的，因为这个单词暗示人类可以创造需求。人类所能创造的需求没有内在固有的限制。造成供给与需求失衡的自然倾向是佛教“不幸”的根源。防止这种不幸，或至少使之最小化需要解决人口问题。这就是马尔萨斯的观点；也必须是我们的观点。
两个世纪以来，与人口问题时断时续的较量已使我们对极限的现实性和本质、进步的含义、指数增长的特点、利益的效用、规模效应和报酬递减的后果等有了很好的洞察。启示来自于许多方面，尤其是机械的控制论。新闻工作者渴望用简洁明了的一段话回答人口过剩的威胁，不幸的是，有说服力的简单答案是不存在的。但我想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可接受的答案必须具有的形式，它们的摘要见最后一章。
四个世纪以来，资源无限的错觉带来的平静使人类在大量花言巧语中挣扎着前进。人口理论的历史是一部一相情愿思想的历史。通过无数的计策，商业广告者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科学的保护原则上转移开去，暗示接受极限的现实性将成为一名悲观主义者。
但科学家们不会因保护法则而悲哀。相反，他们同意黑格尔的格言：“承认必然即是自由。”就此可以断定，有一天政治保守主义将被重新定义为在极限之内谋求生存。无限的世界观必将被抛弃。在我们能够接受这种必然性之前，我们必须摆脱过去支持着空洞人口增长理论的许多错误观念。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向这些错误的观念。2 人口过剩：逃到星星上去吗？“如果我们能够向整个宇宙扩张，为什么要担心地球上有太多的人？早期欧洲通过将其过剩人口运往新大陆而解决了它的人口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这一进程？我们的太空计划已经指出了道路。”这种可能性时常在公众集会上提出，我们应当严肃对待这一问题。只要还有逃向其他星球以回避人口过剩问题的一线希望，许多人就将拒绝通过努力以适应地球的极限问题。外星移民之梦
20世纪50年代，一位叫欧文·A·德布兰克的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强烈反对“一个时常挂在嘴边的看法，即节育是解决世界人口增长过快引发的问题的惟一方案”。为了在抑制人口增长之外另找出路，德布兰克说，我们应当欢迎人口增长并制定计划将过剩人口运往其他地方。这样我们能继续人类的千年传统，即在把老家弄得一团糟之后搬一个新家。
我们承认德布兰克的意图是好的。这符合他的价值体系：他是全国天主教福利委员会家庭生活局局长。该组织致力于鼓励大家庭。他们公开宣传的东西主要针对罗马天主教徒。
一些天主教徒赞成太空移民，因为教会统治集团反对人工节育。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科学本身已经成为千百万人的某种宗教。技术的奇迹已经使许多人对一尊被称为“进步”的神不加批判地顶礼膜拜，而这位“神”有时又被等同于永不停息的增长。如果控制人口增长是不道德的，那就意味着只有向其他星球移民才能矫正地球上的人口过剩。这样，有神的和无神的宗教就能够在概念的交点相会。
1958年，NASA（国家航空航天局）成立后4年，其国会监护人即科学和宇航委员会支持将太空移民作为“人口爆炸”问题最终解决办法的观点。受雇于NASA的技术人员无疑没有充分考虑德布兰克等人的建议，但是，如果一个机构在为其高薪职位的空间而战斗的时候，它的局长们完全不必急急忙忙地去纠正那些增加其预算规模的谈论。
适宜居住的行星有几个？这些星球对于我们这些地球人来说真的是可居住的吗？20世纪初，曾有人认为火星和金星是人类生活的可能之地。但NASA成立后不久发现，环绕太阳的其他行星都不适合我们这种生命生存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现在我们知道，一个在金星表面的人将不得不在足以将铅融化的温度下生活，他呼吸的是二氧化碳含量为96%的空气，在相当于我们的洋面1/2英里以下水压的大气压下劳作。（据推测，金星已经遭受了毁灭性的“温室效应”，而这正困扰着地球上的人类。）
至于火星，这个科幻小说中的常客，在这颗红色的行星上生活就像住在两倍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上。火星的空气中仅含有极少量的水分，其大气压力只是地球海平面大气压的1%；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温度都在华氏0度以下。因此，当谈起天体间的移民时，其实我们考虑的只是恒星间的迁移，移向太阳以外的其他恒星——假设它们有自己的行星。进一步的假设是，在这些假想的行星中，有几个也许像地球一样适宜于生命。（我们对发现另外的金星或火星没有兴趣。）识数：常识性的探讨
近年来，美国人认识到教育的成果不仅必须包括识字，还包括识数——创造性地处理数字的能力。当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需要充分的计算能力。这一事实并不一定吓着非专业的市民，因为（幸运的是）许多含义是能够依据简单的常识从数字中抽取出来的。一位18世纪的有趣人物塞缪尔·约翰逊的生活片段说明了这一点。虽然作为一部著名字典的编辑者，他的生活为文字所缠绕，但他具有一种以正确方式对待数字的敏锐感觉，博斯韦尔的《约翰逊传》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约翰逊：“如果我是乡绅，我不应过于好客，不应让我的房子里挤满了人。”
博斯韦尔：“先生，亚历山大·迪克告诉我他记得一年里有1000人到他家吃饭：在他那儿吃一次饭，就算一个人。”
约翰逊：“先生，那就是说每天大约3人。”
博斯韦尔：“你的说法让这一数字小了许多。”
约翰逊：“先生，那就是计算的好处。它使每件事在时不时地浮现在脑海里之前就确定了下来。”
博斯韦尔没能从数字中提取出最好的含义，因为他拘泥于“1000”这个大数目。然而约翰逊博士并不惊慌，而是继续将所提供的数字与其他相关的常识性数字即一年里的天数进行比较。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没有数字天生就是“大的”或“小的”；只有在和其他数字的比较中，它才体现出大小的性质。任何比较都会有些帮助，例如，显示所有改变了“新年新打算”的人数，如果他们脚对脚相接地躺着，从这里会延伸到哪里？廷巴克图吗？但是，真正有关的数字更好。不要像博斯韦尔一样惊慌；而是要像约翰逊一样找寻相关的比较。
并且，如果粗略的估计已经足够，就不要为了精确的数字而受折磨。一位陶醉于手算能力的约翰逊博士的现代仰慕者也许会用1000除以365，然后宣布每天客人的平均数是2.739726027。但是，为什么要为如此精确而费脑筋呢？粗略的“每天3个客人”就够精确的了。人口过剩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
一个时常被重复的质疑是：“既然人类已经成功登月，为什么我们不能——？”空白处填上说话者特别“想要做的事”。言下之意是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相似，所以在技术上不可能如此困难。
登月是一项伟大的技术成就。它同时也是一项政治成就。1961年，肯尼迪总统和国会倾全国之力，以求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这一计划。仅仅8年以后，1969年，首位宇航员就踏上了月球。为了更好地评价这一成就，请注意以下事实：从1919年（这一年火箭先驱者罗伯特·哈钦斯·戈达德出版了《一种到达极高处的方法》）到1969年恰好50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技术进步是多么令人惊叹啊!
不幸的是，处理人口过剩问题的真正困难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其他东西。这是一个理解并控制人类行为的问题。它们是些令人生畏的问题。自1798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使世界意识到“人口问题”以来，已经过了4个50年。人口分析并没有取得什么可与人类登月相比的成就。太空旅行和人口控制是截然不同类型的“问题”。对于前者的解答，我们找牛顿们；对于后者，是菩萨们。我们需要理解其中的原因。星际移民：一些有关的科学数据
距离
除太阳以外最近的恒星是半人马座的α星，距离为4.3光年。（“光年”是一种长度单位，而不是时间单位，它是指光在一年中所移动的距离。）从地球到半人马座α星的距离是25万亿英里。
运输时间
为了逃离地球，宇宙飞船的速度必须超过每小时25000英里。以25000英里/小时的速度，这艘宇宙飞船要用10亿小时才能到达半人马座α星——运输时间合计达114000年。设计出一种能够成功地自我维持10多万年的自给自足的人类移民队，这种想法是令人可怕的。还需要更快的速度。
即使是光速，到半人马座α星的旅行也要用4年时间，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物理学理由认为不可能接近这一速度。塞巴斯蒂安·冯·赫尔纳认为光速的3%是我们所能期望得到的最大速度，也就是2200万英里/小时。以这一速度，从地球到半人马座α星要花费140年。旅行需要5代人的时间。也许有人会认为，未来技术的进步能缩短运输时间；但另一方面，如果半人马座α星没有假想中的适于人类生活的行星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五月花号宇宙飞船将不得不再次“起航”，也许再过5代，它的乘客才有望找到新的地球落脚。
能量
不要以为五月花号宇宙飞船能够像地球一样，通过平常的农业就能够自给自足。阳光只能使飞船上的绿色植物在旅行之初的个把月里生长。远在飞船飞到海王星之前，阳光就不足以进行光合作用了，而人人都知道遥远的恒星是多么的暗淡。在黑暗中，植物要吸入氧气，就像动物时时刻刻所为。所以在远未接近海王星之前，植物就会同人类争夺氧气了。既然半人马座α星是最近的恒星，这就意味着140年旅行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将只有星光相伴。毫无疑问，这非常浪漫，但并不非常有营养。需要用飞船上的能源来再生氧气。从什么渠道能使移民队成员获得5代人在黑暗中生活所需要的能源呢？
弗里曼·戴森建议旅行者可以在飞船尾部一个接一个地投下氢弹，利用飞船和爆炸之间的屏障捕获10%的能量。（显然在我们的飞船出发之前，需要解决不少工程上的细节!）移动的移民队需要一种安全的存储和使用能源140年的方法。
成本
近年来，由于通货膨胀，对那些远离现实的梦幻项目的货币成本的估计已没有什么可信度，对此我们经验颇多。戴森提出了一种考虑这一问题的方法，该方法绕过了由通货膨胀引发的混淆。我们的祖先用于支付驶向美洲的历史性的五月花号旅行的积蓄和捐赠，可以表示为用于积累必须资本所需要努力的人年数。戴森认为，在五月花号将清教徒前辈移民带到北美的旅程中，需要一个人用7.5年的劳动来支付一个家庭的旅费。对于19世纪摩门教徒从伊利诺斯州到犹他州的历史性旅行，他计算的费用是每个家庭需要花2.5个人的年收入。对于一个设计最为周到的太空移民队计划，他估计每个家庭的费用是1500人年。如果我们假设每个家庭有四口人，则意味着每个人要用375年的劳动收入来支付太空旅行。
当我们以工作的人年数这一基本术语表示旅行费用时，显然，几乎没有哪位旅客能付得起他的旅费。一个人一生工作50年（从15岁到65岁），结果只是50个人年的工作，并且在其生活的进程中消费了这一数目的大部分。说出他能积累多少并非易事，但肯定不多。因此，宇宙飞船上每一位假想的移民都必须得到留在地球上的一大群人的资助。这一科学事实显然呼唤着政治制度的某种慷慨。
虽然与工作的人年数相比，美元不是基础的尺度，但是粗略地以美元表示旅费我们也会有所收获。考虑一艘核潜艇的情况。这是一部精心制作的机器装置，但显然不如一艘能够进行140年星际旅行的宇宙飞船那么复杂。一艘典型的核潜艇耗资10亿美元，承载140名水手。每个水手的登艇费用是700万美元（我们还忽略了数目可观的运行费用）。如果每一名水手都必须购买其在潜水艇上的位置（就如19世纪的英国绅士不得不在官方机构购买他们的资格一样），一个普通人在老到无法上船之前能赚够一笔支付登艇费的钱吗？一个普通人能够从一份普通工作中一年省下10000美元，这已是很难得的了。以这一乐观的储蓄率，他需要700年才能积累起所需要的登艇费。人口：解决办法赶不上增长速度
为了通过星际迁移来防止地球人口的增长，输出人口的速度必须与世界人口增长一样快。（更糟糕的是：如果我们承认这个世界已经人口过剩，人口必须以比这更快的速度输出。但是，让我们采取乐观的态度，忽略地球已经人口过剩的可能性。）
在1961年，肯尼迪总统提请美国投入登月计划的一年，世界人口增长了6400万。
在1969至1972年间，作为阿波罗计划（现在已停止）的一部分，有一打美国人在月球表面登陆。在作最后努力的那一年，世界人口增长了7600万。
1961年，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为2.1%。在稳定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一速度开始缓慢下降，1979年达到后阿波罗时代的最低点——1.7%，在这一点上稳定了10年，直到1989年它不祥地再次攀升到1.8%。虽然1989年的百分率比1961年的低，但百分率计算的基数更大了，因此，在1989年，世界人口绝对年增长数再创新高，达到9400万。
新闻舆论时不时地沉溺于乐观主义之中，报道说“人口增长正在减缓”。这既对也不对，有赖于如何解释这句话。“乐观”评价的制造者要我们注意百分率的下降，这一进程在印刷上可以这种方式表示：
2.1%→1.7%
但是关注绝对数增长的排印给出了不同的图景：
6400万→7900万→9300万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口增长的绝对速率年年增长。正是这种绝对增长，而非相对速率给环境带来压力。如此之多的观点制造者无法领会相对和绝对速率的区别，这真是美国人生活中悲哀的一面。或者他们是在故作乐观，而不愿意面对事实。
到1989年，世界人口日增长258000人。从1961至1989年的累计增长超过了22亿。必须注意的是，20世纪后半叶仅发生在一代人时段的增长就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世界人口。在世界人口增长了22亿的28年里，国家航空航天局设法使12个人登上了月球，每次3人，呆几小时。这些三人队与构成自给自足的移民队还差得远。（而且到月球的距离只是到半人马座α星的十亿分之一。）
人们可以继续游戏数字，但梦想与现实相隔如此遥远，以至于对数字的进一步推敲是无用功。而且，对星际移民问题的数字分析与应该考虑的人类和政治事实并没有什么关系。在一些有趣的数字之上的，只是一个使精确数字分析琐碎化的简单逻辑原则。五月花号宇宙飞船内的生活
不论人们还会对我们的宇宙飞船说些什么，它的质量是肯定有限的。并入其结构或进仓的旅客、货物的每磅重量都要破笔小财。在太空中急飞时，飞船不会通过打扫星际的尘埃而显著地增加其质量。太空的真空比我们在实验室中达到的最佳真空更空虚。的确，在高速下，飞船将遇到许多微小陨石，但它们必须是真正微乎其微的。（那些稍大一点的，就算质量是1盎司或稍重的陨石，都将对飞船构成严重威胁。以25000英里/小时的速度撞击飞船，1盎司的东西能造成巨大的损坏，修理将消耗飞船上某些珍贵的补给品。）在140年里，飞船上的乘客必须在绝对严格的预算下生活。这种预算的有限性必须在起飞之前就给他们以深刻印象。旅行者不得不在我们的民主立法机构通常不起作用的地方坚持下去：他们必须在自己的预算内生活。
显然，新五月花号上的居民不能是地球人口中任选出来的。这一点在他们的生育行为上会更为明显。既然他们的补给品和生活范围无疑是有限的，因此移民队人口的增加是不能容忍的。在登上飞船之前，个人生育权的概念将不得不被放弃。（注意地球也是一个有限的宇宙飞船，但这一事实在我们思考五月花号宇宙飞船的问题前并不明显。）取得乘坐资格
对一艘宇宙飞船上与经济有关的各种因素的数量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是以对未来技术进步最乐观的预计，通过这种方法解决地球人口过剩问题仍然是不太可能的。尽管这一分析令人沮丧，但是当与数字以外的分析相比，它事实上还是乐观的。
想象一下我们的飞船开始为它外星之旅载客那天的情形。准移民们获赠一本小册子，其中描述了在登上飞行舱后对人身自由的必要限制。他们被告知必须事先阅读这本小册子。在飞船的舱门口站着登舱官员，对于每一位候选人他问道：“你发誓接受旅途中宇宙飞船社区对你的生育的绝对控制吗？”
如果一位报名者说：“我接受，”登舱官员回应道：“那么，你可以上飞船了。”
但注意在以下情况发生的事，如果一位报名者说：“不，我坚决反对任何社区对我生育的控制。就此而言，不论在地球上或地球以外，生育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不应以任何理由加以剥夺。”
在这种情况下，登舱官员只有一个反应：“抱歉，伙计!调头回去重新加入生你的那个社区。有像你这样想法的人是不能被容忍登上星际宇宙飞船的。”
在我们称之为“地球”的航天飞船上种种模糊不清的限制，在五月花号宇宙飞船上是精确而不容置疑的。无节制的生育显然是一种反社会行为。如果有足够多的宇宙飞船，那么宇宙飞船将能够把生育控制的接受者全部带离地球，只剩下反对者——他们将使导致人口问题的“治疗”失败的过度繁殖问题永存下去。只有生育控制接受者将从地球上被清除出去。虽然按照他们的行为就没有必要用宇宙飞船载人离开地球了。矛盾推理
欧几里德几何学夸口说有一种被称之为“矛盾推理”的精妙而有力的分析技术。如果能证明某个问题的假设会导致逻辑悖理，那么这个问题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例如，假设也许使我们得到A既等于又不等于B的结论。这是一个悖理，因此不必进行更多的分析。不论是谁，如果认为一个不同的答案是正确的，他必须首先证明推断本身是错的。
作为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星际移民建议，已经被我们可称之为矛盾推理的方法所粉碎。不仅奇妙的数学，而且政治现实都裁定所提建议是不值得考虑的：为这样的迁移选择候选人，而选择的那些人的观念使得此类奢侈对策毫无必要，然而正是留在地球上的那些人，他们的观念在过去制造出了难题并将在未来继续下去。这一“对策”为自己选择了“失败”。
这一对星际移民的反驳作为实践中的权宜之计，首次发表于1959年的《遗传杂志》。对这篇论文的接受过程十分有趣。文章有两个不同的部分：数字分析和逻辑分析。文章的结论受到大众传媒的广泛关注，但是只报道了数字分析部分。然而逻辑分析显然是其中的决定性部分。报道为什么这样选择？
作为赞许的评论，人们可以说，报刊上强调数字是公众在使用数字思考方面终于取得进步的证明。数字嘎嘎作响已经成为时尚。没有人想与这种进步背道而驰，但是普遍不愿将逻辑包括在内是令人不安的。
也许拒绝关注矛盾推理表示对公平竞赛的极度喜爱？只要分析被限定于对数字的估计，就为不同观点留出了余地。争论得以继续。（事实上，争论定将继续，因为它是社交的一种形式。）接受矛盾推理的有效性和至高无上的作用是争论这一社会游戏的终结。
有些读者也许认为，为推翻宇宙飞船对策而投入的篇幅和时间过多了。但是在追随佛的道路上，我们在发现摆脱不幸的途径之前必须揭示不幸的原由。那些熟悉心理分析实践的人会意识到它也是佛的方向。探索现实的三条通道
解决问题没有康庄大道，形成一份在发现的过程中所使用观点的清单是有益的。星际移民建议的分析中暗含着3种方法，我们称之为文字，数字，生态。与其给出这些单词的精练定义，不如让我们通过例子逐步展开它们的含义。
文字法
最初的含义仅指对印刷品的管理，但是认为文字法也包括对口语单词的掌握是有益的。在文化的层面，人口问题经常受到言辞武器的攻击：人权、职责、责任、义务、生命的尊严、生存意愿、需求、利他主义、地球村、人类统一。这些武器是有力的激发器，但是两个以上的合并使用经常会造成矛盾。登上五月花号宇宙飞船，少数人放纵行使“生育权”最终将取消整个移民队的“生存权”。相互冲突的权利如何调和？显然，只有通过使之量化——计算——并采用数字化标准进行分配。非计算的辩术不足以使我们脱离权利的沼泽。
数字法
这个词好像是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的。它指用数字解决问题的实践和艺术。如果某个家庭中赚工资的人由于老板的过错而在工作中死亡，他的家庭应得到多少金钱赔偿呢？那些对数字有说不出的讨厌的人也许会喊叫，“你不能对生命标价。”这一陈述导致了以下两个推论之一：（a）“生命是无价的，”或（b）“生命没有货币价值。”两者都无法产生可接受的行动。前者的失败在于没有哪个雇主能付得起无限多的钱；后者的失败在于对受害人的家属而言，一分钱不付是令人无法接受的。雇主将反对前者；受伤害的一方则反对后者。在口头上，说金钱和生命无法比较是容易的；在现实生活中，公正要求我们以某种方式比较不能比较的东西。
在口头上，通过诸如“命定说”、“下一个边疆”、“人类贪得无厌的好奇心”、“我们统治一切的宗教责任”等，几乎所有的太空行动都被证明是正当的。但是如果我们得知某些“责任”的数字价格，我们或许会另有想法。通过移民来开发遥远的太空，其代价是高昂的；我们必须三思——计算地思考——而后行。
生态
这个词来自生态学，它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术语。大多数学科的名称是限制性的，界定一个较小的关注范围。生态学是一个宽泛的科学，它试图考虑在既定情形中所有有影响的因素：诸如热、光、湿度及化学制品等环境因素：诸如食肉动物、寄生生物和疾病等生物因素；以及随着时间流逝，人类在增加或削减其他因素上的作用。以既简洁又实用的方式界定生态学并非易事。只要说生态学家试图看到全部图景就够了。由于冒着巨大的风险，生态学家可能犯严重的错误；但范围狭小的答案是不够的。
生态学思想家经常被时间的后果所纠缠。他不满意于一个在起初看似完美的计划；他想知道，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行，那么经过一段较长时间后会有什么结果。当抗生素青霉素被采用时，医务工作者敏锐地意识到生态学的观点。在早期，由于青霉素价格昂贵，可以理解，医生通过使用最小剂量而试图使这种稀罕的药品得以维持较长时间的供应。其结果在生态学上是可预见的：以最小剂量对付致命感染的做法选择了个别最具抵抗力的细菌，使之很快成为医院中最具优势的类型，其结果是导致人类生命的损失。一旦自然选择的生态学被医学界所理解，新的策略随之被设计了出来。或者大剂量使用抗生素，或者根本不用。或者作为替代方法，内科医生试图通过迅速改换抗生素来愚弄“病菌”，希望以此摆脱对特定抗生素抗药性的进化。
文字—数字—生态的序列反映了这些方法被命名的次序，但它们运用的历史并非如此简单。无疑，词语的使用先于数字；但是，以最原始的方式，生态观也许比其他两个都早。“初民”身上那被复杂社会人群解释为不智的保守主义的东西普遍地产生于对生活复杂性的“本能的”和不可言传的认识。文明的人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重新获得某些原始的“神圣的”的世界观，同时不放弃形式分析这一虽有限但有力的工具。由于他们先做到了这一点，各种极限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由于对大局的认识更清楚，他们很少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几乎没有哪一种单一的看法会给出一个问题的最好答案。以这样一份问题清单对每一个可供选择的建议提出质疑是明智的：
文字方面的问题：“正确的词语是什么？”
数字方面的问题：“相关的数字是什么？”
生态方面的问题：“那又怎么样呢？”3 难以相处的一对：人口与发展
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提到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能够步行穿越北非，从大西洋到印度洋，一路上总是行走在树荫下。这种情形当时已不存在：那片土地正在变成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沙漠。希罗多德归纳道：“人类大踏步地走过风景秀美之地，而沙漠紧随其后。”在公元10世纪，一位萨曼王子确定了4个人间天堂：撒马尔罕地区、南波斯、南伊拉克及大马士革。今天任何一个参观过上述地方的人都不会称之为天堂。它们饱受战争之苦，但是战争只是其衰退的次要因素。
在整个历史上，人类对土地的开拓产生了这样一种进程：垦殖—破坏—继续前进。当乐天派撰写历史的时候，他们关注的仅仅是这三步曲的第一步，即北美的快速垦殖期间最为明显的令人向往的效果。1845年，一位现在姓名已无法考证的美国记者杜撰了一句永恒的短语：“在上帝赐予的这一大陆上实现命定的扩张。”“命定说”是一句我们喜爱的引人注意的词句。我们不欢迎把垦殖界定为破坏和抛弃的前奏的记者的话。
人类不停息地“继续前进”有赖于总有新的土地可供迁移。当然，乐观主义者是不容易被结果所吓倒的：直到1980年，一位乐天派轻松解释在这个各种可能中最好的世界上，一切是如何向着最好的方面发展：“每年沙漠吞没相当于马萨诸塞州大小的地区。所失去的大量土地是农田……然而，幸运的是，总有土地被替代或被耕种，以弥补损失的土地。”一位生态学家——他总是被“那又怎么样呢？”的问题所引导——会坚持要澄清以上引文：“总是”的意思是“永远”吗？如果是，它暗示着地球空间是没有极限的。在增长导向的经济中，生态学家不是最受欢迎的人这一点是不奇怪的。
无论何时，领土扩张终会结束，人类将被迫靠地球上有限的资源为生。有限资源的分配问题将变成人类事务的中心。马尔萨斯作为经济学家发现人口增长加剧了这些问题是必然的。马尔萨斯：走出革命，保守主义
在写作《人口原理》时，马尔萨斯的观点并非完全是他的原创——数十年后卡尔·马克思强调了这一事实。一些前辈已经清楚地阐述了马尔萨斯理论的一些重要部分，但是在他们的时代，公众的注意力被引向别处。
前言的第一句话表明马尔萨斯是如何开始写作该文的：“以下这篇文章源于同友人就戈德温的关于‘贪婪与慷慨’一文的谈话。”友人即是他的父亲。父亲—子女关系在政治上通常表现为保守—激进的关系。在这个家庭中，政见反了过来，父亲丹尼尔是卢梭的朋友与门徒。（事实上，在访问英格兰期间，这位法国哲学家是马尔萨斯家的客人。）年轻的马尔萨斯认为卢梭和他父亲对于人类未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钦佩法国的成就上，丹尼尔·马尔萨斯不比其他许多英国人更激进。他的信念是，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这场革命被看做是20年前发生在美国的、反抗英国殖民地的人类精神解放的续篇。通过将续发事件恰当地转变成趋势（它是“命运”的同父异母兄弟），一些政治权威人士怀疑，英国人会不会是命运的名单上下一个将被从根深蒂固的、外在权力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民族。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华兹华斯对当时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所带来的英国人对革命的幻想破灭的气氛，作了如下的回忆：
活在那个黎明是天赐的福，
但是年轻令人快乐至极！……
当理性看来使大众维护她的权利
当大多数人决心靠自己成功
一个青春妖妇……
法国革命爆发时，华兹华斯23岁。诗人柯尔律治21岁；随笔作家黑兹利特15岁。文人群体是法国大革命的英国支持者中的骨干。当恐怖取而代之的时候，骨干开始瓦解。
罗伯特·马尔萨斯继续走上了别人搭起的舞台，尤其是（如他的标题页告诉我们的那样）通过“对戈德温先生，M·孔多塞和其他作家的思考”。从文学常识看，马尔萨斯的文章是反革命的，但是反革命一词在这里不应被理解为是贬义的。通过同他父亲争论，32岁的罗伯特是如此干净利落地讽刺了英国人戈德温和法国人孔多塞的乌托邦，以至于兴奋的父亲竭力劝他发表他的评论，他这样做了。（他的父亲是否曾经改变过观点尚不清楚：他在两年后过世了。）
儿子的论证简而言之是：既然贫困使人们限制孩子的数量，那么根据假设，没有了各种苦难和忧虑的乌托邦将有违初衷。因为快乐的人们不受限制的生育将导致人口过剩，这样又会造成新的苦难。有了苦难才会达成均势——不是如戈德温和孔多塞设想的快乐。（马尔萨斯论证的详情见第11章。）戈德温的著作
1793年，在人们对英吉利海峡另一侧正在发生的事件仍怀有巨大热情的时候，威廉·戈德温（37岁）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著作，《有关政治正义的质询》。该著作为知识界提供了一首对无政府状态的引人注目的赞歌。正如亚历山大·格雷所说，事件发生了将近两个世纪之后，“今天，我们难以理解受尊敬的阶级看戈德温的《政治正义》时所显示出来的惊骇。”然而，考虑收集在方框3-1中的判断，如果你自问：“在这些理念中，我将用哪一条来教育我自己的孩子？”的话，这些反感的某些东西是可以想象的。从上下文中截取一段的做法也许会遭到反对，但这恰恰是一般读者从任何畅销书中摘取警句的方式。
方框3-1 威廉·戈德温的惊人见解
关于财产。（人类）没有处置任何可能落入手中的东西的选择权。他的每一分钱，甚至是每一次最小限度的权利行使都有来自于公正判定的目的。他只是个看管人。
关于诺言。诺言绝对被认为是一种罪恶，是与真诚而健康的理智本性相违背的。
关于合作。在某种程度上，通常用合作这一术语来理解的任何东西都是一种罪恶。
关于感激之情。如果以我已成为他的受惠者为理由，通过感激我们理解了一种我对他人怀有的偏爱之情，那么（感激）就既非正义，也不是美德。
关于遵守法律。没有什么事情比谈论我们已经承诺遵守法律更荒唐的了。如果法律有赖于执行的承诺，为什么要辅之以为维持法律所做的制裁？……只有一种力量能使我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即我自己理解的决定，我自己良心的命令。
关于战争。应当对我们的敌人施以最大限度的仁慈。我们应当避免无谓地毁灭一个生命，并且向不幸者提供所有便利。
关于工作。20世纪人的劳动足以向社区中的其他人提供绝对生活必需品，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如果这一劳动，除非数量非常小，在整体中被友善地加以分配，它将占每人时间的1/20……其结果是，社区中每位成员每天进行30分钟的体力劳动就足以提供整个社区的必需品。
最终的乌托邦。当地球人口不能再进一步增长，我们所假设存在的人也许将停止繁衍。整个社区将全是成年人，而没有孩子。世代将不再继续延续，在某种程度上，真理也将不再每30年而重新开始她的生涯。其他的进展也许被期盼与健康和长寿并驾齐驱。那里没有战争，没有犯罪，没有司法机构，没有政府。除此之外，那里没有疾病、痛苦、忧伤，也没有仇恨。每个人都以无以言表的热情寻求整体的利益。
也许对戈德温27万字的著作的最好总述是他的忠告“不顺从任何人”。戈德温的启示是不受富有者和掌权者欢迎的。[1]
有人主张查禁此书；但书价是如此之高——3几尼，因此也有人认为没有必要查禁。然而，尽管价格昂贵，它仍有广泛的读者群，并且不论是好是坏，其影响（通过衍生的作品）一直持续到当代。许多戈德温的主张依然被许多拒绝讨论人口的人所信奉。
如果一个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校园混乱的美国人看了方框3-1的主题，他可能有一种记忆错觉的感觉。戈德温竭力主张他的读者“既不要相信也不要给以”承诺、合作或感激。通过与先人批判法律、战争和合作，最近的幸存者对以前所谓“建立起的秩序”（在20世纪60年代它被称为“体制”或“系统”）表现出不屑。关于以尊重艰辛劳作为基础的社会，《有关政治正义的质询》没有发现任何值得称赞的东西。（听起来熟悉吗？）戈德温其人
现在工作的重点是思想——它们的结构、互动、历史以及它们影响历史的力量。在大部分时候，个性被忽略了。但有时例外是有条有理的，这就是其中之一。与马尔萨斯持相反观点的两个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有趣的个人经历。与之相反，马尔萨斯自己的经历却是异乎寻常的单调。
威廉·戈德温是怎样一种人？也许有人会合理地猜想他所采取的极端立场是对他早期的家庭教师的反抗——的确是这样。他的父亲是那种最刻板的卡尔文教派的牧师。对于我们的俄狄浦斯似乎只有一条路是开放的，威廉走上了这条路。儿子反对卡尔文教派，认为所有罪恶源自内心的观点，宣布个体的男人和女人在本质上是善的：人类的制度才是罪恶之源。戈德温说，我们应当废除制度。婚姻是一种制度，那么赶走它！当威廉遇到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他发现了一个有着相似观点的人。在写作《妇女权利的辩护》的过程中，她与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未婚同居，并有了一个孩子。沃斯通克拉夫特和戈德温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
在我们这个世纪，在性解放的早期，一些年轻夫妇沉溺于“我们不结婚，但假装已经结婚”的游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玛丽和威廉发现自己为其观念所迫而玩了相反的游戏。当玛丽怀孕后，这对夫妇意识到，如果是私生子的话，他们的孩子将遭受真正的世俗伤害，因此他们结婚了。但是，由于两人都被认为因最根本的原因而反对婚姻，因此，如果被人知道已经结婚，他们几乎不能在公众——他们的公众——面前抬起头来；因此，他们尽可能长地保守其合法结合的秘密。他们的游戏是，“我们结婚，但假装生活在罪恶中。”（骄傲造成了自相矛盾的事。）
这无疑是一桩幸福的婚姻。也许是因为生物学的介入，这场婚姻没有持续太长。温柔的母亲染上了产褥热，在生产后两周去世了——一个在塞麦尔维斯和巴斯德之前极为普通的偶发事件。她死后，把小玛丽留给了戈德温。
鳏夫敏锐地感觉到他作为单身父亲的无能为力，但直到一位寡妇，克莱尔蒙特夫人采取主动，他才摆脱了困境。一天傍晚，他坐在小阳台上，一阵响亮而清晰的声音从隔壁的公寓里飘了过来：“我能见见不朽的戈德温吗？”威廉上钩了。对玛丽而言，发生在她6岁时的这第二次婚姻不是幸福的婚姻。一有能力，继女就离开了家——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她是如何做到的。
戈德温通过写作养家，与现在相比，这在当时不是一个收入较高的职业。他是一个不幸的管理员：钱一经他触摸就蒸发了。他不断地向一些英国最著名人士借债。当钱消失于戈德温的家中时，没有几个作家不是吻别着大把的几尼的。即使是殷实的实业家乔赛亚·韦奇伍德（他是著名陶瓷厂的创业者的儿子，是年轻的查里斯·达尔文的亲舅舅）也“借给”戈德温大笔钱财。弗朗西斯·普莱斯，一位主张节制生育的先锋战士并且自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估计戈德温在10年时间里，每年糊里糊涂地打发了1500镑，“尽管如此，在最后的4年或5年里，他没有付过每年200镑的房租。”戈德温不折不扣地忠实于他在《政治正义》中所表露的惊人思想。
关于戈德温家庭的描写，不提及玛丽和雪莱的私奔是不完整的。还记得吧，戈德温是反对婚姻制度的。但是，当青少年的玛丽，不快乐于她作为继女的地位，跟已婚的诗人雪莱跑了的时候，戈德温气疯了。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训斥这个年轻的富豪，只有在富有的诗人被迫付了大笔钱财之后才缓和了他的指责。
私奔后1年半，玛丽生了一个儿子，此后不到一年，雪莱的妻子自杀了。两个私奔者结了婚。当她写完《弗兰肯施泰因》时，我们再次听到了玛丽·雪莱这个名字。虽然高高在上的文人雅士们也许不同意，但是人们可以证明妻子最著名的小说具有比丈夫最受褒奖的诗作更持久的影响力。
至于玛丽的父亲，如一位维多利亚评论家所概括，他继续成为“最杰出的寄生虫”，举债度过了他漫长的一生。对于戈德温，不幸的是，马尔萨斯的著作发表后，他的影响下降了。大约20年后，他试图亲手消灭马尔萨斯，但即使是他最好的朋友都不认为他会杀人。这位革命者的恰当的墓志铭也许是：
威廉·戈德温
1756—1836《弗兰肯施泰因》作者的父亲
创造马尔萨斯的刺激物孔多塞：终极中的勇气
孔多塞既是一名贵族又是一名学者。社会生活干扰和频繁要求会打断原创思想所要求的持续的努力，将这两种生活结合起来从来就是不容易的。然而，孔多塞设法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数学家。他渴望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但是他的家庭认为“le titre et metier de savant”（学者的头衔和职业）有损于贵族的尊严。最终他们发了慈悲，允许学院接纳孔多塞为院士。
在另一方面，孔多塞是高贵的丑小鸭：当革命逼近，他发现自己同情无产阶级。做革命的同情者可能比反对者更危险；1793年，巴黎律师皮埃尔·韦尼奥在被推上断头台之前说，“革命吞食了它自己的孩子。”当公正的孔多塞提出路易十六应当被投入监狱而不是被斩首时，他引起了他那嗜血成性的同胞的怀疑。意识到处境危险，他隐居了起来。
他的家庭必须受到照料。像许多贵族一样，他的婚姻是轻率的，但他越来越爱他的妻子，索菲。她现在被迫在一家妇女商店卖内衣。
在这个时候，孔多塞写道：“我将像苏格拉底和锡德尼那样死去。因为我已为国尽责。”那么，对他的女儿会发生什么呢？作为一名罪犯的后代，她将不能继承父亲的财产。离婚能使形势变得有利于孩子。在这里我们遭遇了关于婚姻主题的新变化。有鉴于戈德温和他的情人是为了对孩子的爱而结婚，孔多塞和索菲离婚也是同样的原因。
然后是有保证的几个月的隐居和写作。躺在一位艺术家遗孀的朴素的房子的底层，他草就了一部著作，完成后经整理有68000字。这只有戈德温论文长度的四分之一。从1793年7月开始写作，孔多塞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以初稿形式）完成这部著作。接着，在1794年3月，听到雅各宾派热衷于打听他的行踪，他不想连累女房东，便离开了隐居之处，另找住处。传说他被认为是一个不习惯于照顾自己的人。在一家小餐馆吃便饭时，他要了一份煎蛋饼。“几个蛋？”店主问。“一打，”贵族数学家回答道，这反映出他对家务方面的数字不熟悉。他很快进了雷恩堡监狱。第二天他死了。他是否自愿服毒，或者是否被他人杀害不得而知：但这要紧吗？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一场革命吞食了它自己的孩子。《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于作者死后的次年出版。英译本在同年出版。这是一部简洁的充满热情的著作。考虑到该书的写作环境，方框3-2中给出的结尾段落真称得上是崇高的。
方框3-2 孔多塞：一个有罪之人的梦想
这幅人类图画规划得妙极了，挣脱了所有这些锁链，获得了机会的支配，一如挣脱了进步的敌人，向着真理、道德和幸福，迈着坚定而稳妥的步伐，向哲学家展示了一幅对错误、犯罪和不公正聊以自慰的壮观图景。地球依然受其亵渎，他常常是其牺牲者!正是在对这幅图景的注视中，他为理性进步和保卫自由而做的努力得到了奖赏。他大胆地将这些与人类命运的永久锁链相连接；并因此而找到了道德的真正回报，进行最后尽责的快乐，对此，任何厄运都无法通过恢复偏见和奴役的罪恶而加以毁坏。这沉思对他而言是隐蔽之所，在这里，关于他的迫害者的回忆不会跟随而至，在这里与恢复他的权利和自然尊严的人生活在想象之中，他忘记了受贪婪、恐惧或嫉妒折磨且堕落的他；在那里，他真的同亲人生活在一起，生活在理想的乐土上，在那里他的理性能够为其创造，在那里他对人类的爱随最纯粹的快乐而增强。
[本书至此结束。]《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1795年进步的理念
要了解形成我们的无意识的现实图景的伟大理念并非易事。为了有助于描述无意识的意识，由物理学家转变为哲学家的托马斯·库恩把“范式”这一术语普及化了。这个意为“式样”的希腊语单词涉及比“理论”或“假设”更普遍且更少被关注的东西。它是否是最佳词语有待讨论，但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历史。当我们追求这个目标，我们将被一个又一个的范式所引导。三个伟大的历史范例已经被识别并标注。这就是黄金时代、无尽的循环和进步的理念。
黄金时代范式假设了一个曾经有过但不会再有（或者只有在我们通过道德的行动向着它奋力向前之后才会出现）的奇妙世界。这一观念是伊甸园神话的体现。有些不同的是无尽循环范式，它认为历史的不间断重复不是持久的进步：变化愈大，就愈无所谓（plus’a change，plus c’est la même chose）。
这两个范式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在出现很久以后他们才被命名。两者必定是老人政府（一个由年长者统治的社会）的产物。对老人而言，自然会感到自过去的好时光以来一切都一揽子地见鬼去了；或者感到每次进步都有衰退跟随。这些结论是经验的合法产物，或者它们仅仅是说话者内分泌改变的副产品？哪里能够找到一个不受年龄制约的仲裁人做判断？
最后是进步的理念，它将空间概念形象地延伸到历史时代的领域。这个理念也有古老的根源，但直到18世纪，它才变得有影响。在那时，欧洲人口的年龄构成正变得有利于青年，技术变化率正在加速。在过去的200年里，进步的理念是西方社会的支配范式。它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且与人口动态理论密切相连。这个概念发展的经典描述于1932年由英国历史学家J·B·伯里在《进步理念》一书中给出。现在关于这个论题有大量文献。
当孔多塞的书出版时，进步的理念向人们的意识大步挺进。在某些方面，他的梦想与戈德温并非差异巨大：“我们对人类未来状态的希望能被归纳为重要的三点：消灭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在一个又一个民族中平等的进步；最后，人类的真正完善。”
然而，孔多塞的论证较少强调政治和道德方面的转变。他将人类历史分成10个时代，其中前9个已经完成，而第10个才刚开始。这个时代以有形之物的发明和发展为特征：弓和箭、畜牧业、农业工具、制造业等等。
孔多塞所倡导的进步有些前后矛盾。该书的书名涉及某种确实非物质的“人类精神”（机智），他大胆断言“自然并未对人类才能的完善设下任何限制”。但是他以物质的例子支持他的论证——例如，发明。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进步理念的重点从精神（孔多塞的重点）转向了更多的有形之物。现在当人们说“你不能阻止进步！”时，他们的意思通常是“你不能阻止物质进步”。我们不必踯躅于这一重点的转变：这个转变，一如其反映了消费者的心理，为所有从事物质产品销售的人创造了新的机会。从销售理念中榨取利润变得更加困难。
孔多塞是一个大乐观主义者。当人类接近完美时，将会出现人口和人均财富及收入的共同增长。但他质问，
必定不会出现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其财产增长的时期？它所必然导致的，如果不是繁荣和人口的持续下降，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衰退过程，至少是好与坏之间的一种摆动。并且，在达到这一点的社会里，这个摆动不会成为几乎所有周期性灾难的稳定源泉吗？它不会成为所有进一步的进步成为不可能的标志点吗，并且在人类完善的制约下，在一段很长的时期中，它将到达哪一点，哪一点它永远无法跨越？……
但是，假设这一时刻竟然到来，不论是对人类的幸福还是无止境的完善，都不会引起什么令人惊恐的事；如果我们假设在这一时刻之前，理性的进步将发展到科学和艺术同等的状态……那么人类将认识到，如果他们对尚未来到这个世界的人负有责任的话，就不能只给他们生存，还要有幸福。……然后，就会有生存的可能方式的限制，并且，其结果是对最大可能的人口的限制。这就不会导致已被赋予生命的人过早死亡，因为它与自然和社会繁荣大相径庭。
当我们熟悉了马尔萨斯的著作后，我们会看到他的结论客观上与孔多塞的没有很大差异。最明显的差异在于重点不同。不论孔多塞如何坦白地承认人口增长的危险，他总试图给他的讲话以乐观的“一转”。另一方面，马尔萨斯通常试图着重指出否定的一面。
孔多塞和他同时代的人比马尔萨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舆论氛围有更大的影响。乐观主义比悲观主义更富吸引力。在历史上，因果关系是一个微妙的概念，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发展，进步的理念看来最有可能具有巨大的建设性的影响。确信没有极限，我们的鼓动者和激励者已经设法在明显的限制附近找寻出路。（关于是否有一些极限是真实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他们的成功并未回答。）未来的进步怎么样？
我们对于（物质财富）损耗和物质消耗造成污染加剧的忧虑日益增加，使我们怀疑是否最终不能接近我们唯物论世界的“完美的极限”。虽然不确定，但目前的趋势清楚得足以使我们中的某些人对太过自夸的“进步”抱别的想法。
即使物质进步被扼杀，我们也不必放弃进一步改善整个生活状况的希望。如果我们恢复孔多塞最初的对人类精神的强调，这种精神可能真正支配着“无止境的完善”（虽然经常这样说，但是“无止境”与“无限”不是一回事），那么可能性的储备将大大增加。我们需要重建历史的进步理念的早期含义，呼吁关注非物质领域未充分开发的潜力。这是本书的目的之一。但是，在朝着这个目的取得许多进展之前，我们需要粉碎有关人口增长的特征和结果的许多错觉，这些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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