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朗霍尔（Ron Hall） 丹佛摩尔（Denver Moore）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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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另一个你(修订版)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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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摩尔和朗·霍尔的故事让我感动落泪。这两个人在各自的危机下形成友谊，鼓励我们对平时接触的任何人要更有同情心。真的是一本好书！——芭芭拉·布什，美国前第一夫人
这是一个令人感叹的故事，关于悲剧、胜利、坚持、奉献、信念以及人性的坚忍不拔。黛博拉·霍尔坚定地奉献于帮助他人。她的离世让认识并爱她的人感觉生活中出现一个大洞。她对游民的服务，感动了成千上万个人。这其间，她让两个社会地位天差地远的灵魂更接近。现在，他们的精神感动了全世界无数人。——瑞德·史提戈尔，得州桂冠诗人
这故事是关于上帝的爱如何交织起两个男人的生活，启发并改变人心。朗·霍尔和丹佛·摩尔邀请你和他们走一段有关成长、痛苦与喜悦的旅程。一个人拥有世俗的成功，另一个人赤贫，通过一个善良女人的愿景与坚持而相会。他们的故事给我们一个信息，要活出自己，对别人的生活产生正面的影响。——卡罗尔·赖德，《魅力女人百分百》作者
这是我所读过最激励人心、最感人的故事，包括信念、坚忍与友谊。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愈疗、宽恕的力量，以及无条件的爱如何改变生命。很多人挂在嘴上，但很少人做到。毫无疑问，本书里的人做到了。
朗、丹佛、黛比，真诚谦卑并毫无保留地分享他们的故事，纵使有缺陷，还是会改变每一个读者。这个惊人的真实故事让我们不忘爱的无限力量。——马克·克雷门，《当幸福来敲门》制片人
这本书不只是一个回忆录，它更捕捉到可以改变我们社会的独特精神。如果一个人可以放下自己的需求和歧见，愿意诚心诚意关怀另一个人，那么，奇迹便会出现。借由书中两位主角，我们看见他们各自都成长了，也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面。很感谢朗与丹佛分享他们的故事，也希望这个故事可以启发更多人，让他们愿意以简单的一己之力，改变这个世界。——李克·派瑞，得州州长
保罗使徒在写给歌林多的信上写道：“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这本书说的正是关于黛博拉·霍尔的信仰、希望与爱，她相信上帝、希望世界更美好，她永恒不渝的爱永远地改变了两个男人的一生：一个是她的丈夫——朗，富有的国际艺术品交易商；另一个是丹佛·摩尔，这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认为露宿街头可以让他的生活更上一层楼。
朗·霍尔与丹佛·摩尔以自己的话语叙述故事，让你的心弦随着叙述人的不同而改变，一时温暖一时痛苦。这种独特的双作者风格，以诚恳坦率的方式，谱写出引人入胜而情感丰富的故事，让人体验生命的改变。——迈克·蒙克里夫，沃思堡市市长
富豪与流浪汉，这两个生命几乎很难有交集的人，却奇妙地相遇了，并且，这样的相遇也改写了他们各自生命本来的基调——生命的质地事实上无关乎社会阶层的高低，但大部分人却还是迷惑，以至于执迷；无论是在世间的成就感中重复某种生活模式，或者是在失去盼望中自我放弃，都是活在一个框架中。
我们的人生或许没有富豪与流浪汉这般极端，但仔细想想，谁不是活在一种框架中呢？而这样的框架又该怎么样打破呢？
什么样的人该读这个故事？伤心的人、绝望的人，还有怀疑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伤心的人、为什么要有绝望的人，以及让别人伤心的人、让别人绝望的人。说到底，就是他，就是你，就是我……这不是一个故事，这是许多人生命旅程剖面的集合。——彭蕙仙，作家
1.丹佛
呦——贫穷如我
死了之后的归宿在天堂……
有钱人一辈子过得好命
死了之后的归宿在地狱……
要在那万古磐石找个家才好，你还不懂吗？——黑人灵歌
在认识黛比小姐之前，我从来没跟白种女人说过话。可能只回答过几个问题——算不上说话。对我而言，那风险已经够大了，因为我最后一次蠢到开口跟白种女人说话，不但差点被打死，还几乎瞎了眼。
那时我十五六岁，正走在我住的棉花庄园前面一条红土路上，那里是路易斯安那州的红河郡。庄园又大又平坦，像一堆农田排在一起，然后有条支流从中间蜿蜒流过。丝柏树像蜘蛛一样蜷伏在水里，水是淡淡的苹果绿色。那片土地有许多不同的农田，每一块面积都是一两百英亩，边缘都种有阔叶树，大多是胡桃树。
但路边的树不多，所以那天我从姨婆家（她是我祖母的姐妹）走回来的时候，感觉很开阔。没多久，我看见一位白人小姐站在她的车子旁，一辆蓝色的福特，大概是1950或1951年份的车型。她戴帽子穿裙子，可能刚从城里回来。她望向我，一副想知道怎么修破胎的样子。所以我停下来。“您需要帮助吗，女士？”“是的，谢谢你。”她说。老实讲，她看起来心怀感激：“我真的需要。”
我问她有没有千斤顶，她说有。我们就讲这么多。
我把破胎修好之后，三个白人青年骑着枣红的马从林子里出来。我想他们是去打猎，他们骑马快步出现时没看见我，因为他们在路中间，而我低下身子在车子的另一边修理轮胎。马蹄扬起的红土围绕着我。一开始我没动，心想等他们离开再说。可是接着我决定站起来，因为我不希望他们认为我在躲。这时，其中一个人问那白人小姐需不需要帮忙。“我看不需要！”一个红发、有着大颗牙齿的家伙看到我时这么说，“已经有黑鬼帮她了！”
另一个黑发、看起来有点狡猾的人，把一只手放在马鞍的鞍桥上，另一只手把帽子往后推。“小子，你干吗骚扰这位好小姐？”
他自己也不过是个小子，大概十八九岁。我什么也没说，只看着他。“你看什么看，小子？”他说，吐了一口口水到土里。
另外两个光是笑。白人小姐没说什么，只低头看她的鞋子。当场只听得见马打响鼻的声音，像龙卷风要来之前的黄色警戒。然后一个最靠近我的小子，拿出一条草绳绑在我脖子上，像绑小牛一样，用力扯紧，使得我无法呼吸。绞索刺入我的脖子，恐惧从我的腿爬到我肚子。
我看了他们三个人一眼，他们都不比我大多少。但他们的眼神冷漠又恶毒。“给你一个教训，要你以后别再骚扰白人小姐。”拿绳子的那个人说。这就是那几个年轻人最后对我说的话。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不想多讲，因为我不想要怜悯。那个年代在路易斯安那州就是这样，我想密西西比州也是。因为两年之后，有人跟我讲过一个叫艾密特·提尔的黑人被打到面目全非的事。
他对一个白种女人吹口哨，然后一些好人家的男孩——林子里好像充满这种人——也不喜欢这个黑人这么做。他们把他打到一只眼睛掉出来，然后在他脖子上绑了一台轧棉机，从桥上丢到塔拉哈奇河里。听说，直到今天，走过那座桥的时候还可以听见被淹死的年轻人从河里传出来的哭声。
像艾密特·提尔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只是大部分没有上报。有人说，在红河郡的海湾里，满满堆到青豆色河岸的，都是被白人丢去喂鳄鱼的黑人碎骨头，以惩罚他们垂涎白种女人，或只是没有正眼看人。这种事不是每天都有，但这个可能性，像鬼魂一样高挂在棉花田上方，威胁着大家。
虽然照理说，奴隶制度在我祖母还是小女孩的时代就应该结束了，可我在棉花田工作了快三十年，还是跟个奴隶一样。我有一间不属于我的小屋、两条赊来的工作裤、一头猪，还有一间屋外厕所。我在农场种植、翻土、捡棉花，然后将所有棉花交给拥有土地的主子，没有支票和薪水。我连支票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可能很难想象，但我就这样从小不点开始，干了无数个季节，一直到那个叫肯尼迪的总统在达拉斯被枪杀。
那些年里，一号公路旁边有条穿越红河郡的载货火车轨道。我每天听着那汽笛声，想象它大声念出我可以去的地方……比如纽约或底特律，我听说有色人种在那边工作是有钱赚的；或是去加州，听说那里几乎人手一沓像煎饼一样的钞票。
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继续穷下去的生活，走到一号公路旁，等火车稍微减速，然后跳了上去。一直到门再次打开我才下车，结果那里刚好是得州沃思堡市。一个不会读书写字，不会算术，除了在棉花田工作以外，什么也不会的黑人到了大城市，他没有太多白人所谓的“就业机会”。所以我最后露宿街头了。
我没打算粉饰：街头会让一个人龌龊。我龌龊，是个游民，犯过法，待过安哥拉监狱，在遇见黛比小姐前又无家可归了多年。关于她，我有句话：她是我认识的最瘦、最多管闲事、最咄咄逼人的女人，不论是黑人或白人。
她那么咄咄逼人，害得我没法不让她知道我的名字叫丹佛——她自己去查了出来。我长时间试着躲开她。但过了一阵子，黛比小姐让我开始讲些我不爱讲的事情，那些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讲过的事，甚至包括那三个拿绳子的年轻人。接下来就让我来告诉你，这里头到底包括了哪些事。
2.朗
人一辈子，总有些不体面的时刻会永远留在脑海里。
某件发生在1952年的事，烧灼在我的脑海里，像长角牛身上的烙印。当时，所有学童都要带尿液样本到学校，让公共卫生人员筛检重大疾病。作为沃思堡市河边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我像其他乖巧的男孩女孩一样，小心翼翼地用塑料杯带着我的尿液样本到学校。但我搞错了，我没交给护士，而是直接拿给波小姐，她是我碰到过的最恶毒最丑陋的老师。
我犯的错误，让她暴怒到让人以为我是直接把尿液样本倒进她桌上的咖啡杯里。为了惩罚我，她像教官一样押着我的双手，叫全体二年级同学到操场，然后拍手叫我们注意。“同学们，我有事情宣布，”她用粗哑的声音说，老烟枪似的嗓门像大卡车的烂煞车一样刺耳，“朗·霍尔今天不参加休息时间。因为他笨到把他的塑料杯带到教室里，而不是拿到护理室。接下来的三十分钟，他的鼻子要贴在一个圆圈里。”
然后波小姐拿了一根新的粉笔，在学校红砖墙上画了一个圆圈。圆圈画在我不踮脚站的时候鼻尖上方三英寸之处。我觉得受到了羞辱，悄悄走向前，踮起脚把鼻子贴到墙上。五分钟后，我的眼睛变成了斗鸡眼，只好闭上。因为我想到妈妈警告我不要学斗鸡眼，否则眼睛会永远变成那样。十五分钟后，我的脚趾和小腿严重抽筋，二十分钟后，我的眼泪洗掉波小姐画的圈圈的下半段。
怀着童年被羞辱的厌恶，我痛恨着波小姐。长大以后，我真希望能寄给她一封信，说我并不笨。但我有很多年没有再想起她，直到1978年6月，某个风和日丽的一天，我坐在我的奔驰敞篷车里，沿着沃思堡市的北大街开。我像个摇滚巨星，大门口的保安挥手叫我开进米肯机场的私人停机坪。这时候我在想，如果能让波小姐、几个前女友——拉娜和丽塔·盖尔巴——还有我1963年霍顿高中毕业班的全体同学排成游行队伍，让他们看看我如何超越了我的中低阶级出身，那应该很完美。回想起来，我很惊讶那天我是怎么开到机场的，因为在从家里到停机坪的那十英里路程中，我一直在欣赏后视镜里的自己。
我把车开到一个站在私人喷气机“猎鹰”前等候的飞行员身边。他身着黑色便裤、烫熨过的白衬衫、油亮的牛仔靴，挥手向我致意。得州机场里的高温让他眯起眼睛。“早安，霍尔先生，”他提高音量以盖过喷气机的嗡嗡声，“你需要帮忙拿画吗？”
我们小心且一次一件地把三幅乔治亚·欧姬芙的画从奔驰移到猎鹰上。这几幅画的总值接近一百万美元。两年前，我把同一批画以五十万美元卖给南得州一个极富有的女人；两幅是欧姬芙最具代表性的花朵，一幅是骷髅画。当她在她的爱马仕支票簿填好金额、撕下一张私人支票时，我开玩笑地问她是否确定支票可以兑现。“我希望没问题，亲爱的，”她笑着用她甜腻又拖长的得州音调说，“银行是我开的。”
现在，这位客户要转手这几幅欧姬芙画作。新的买主是个年约五十的优雅女性，她拥有麦迪逊大道上最高级的百货商店之一，可能连沐浴时都戴着珍珠，而她也正要离婚。那天下午她办了个午餐会招待我，并邀请了几个爱好艺术的社交名流朋友，庆祝她最新的斩获。
毫无疑问，她也奉行“最棒的复仇就是过得更好”这套哲学，她把离婚所得到的一笔赡养费（就跟国王绑架赎金一样多）拿来买欧姬芙的画作，买入价格几乎是之前的一倍。她的富有程度让她连付一百万都不必讨价还价。我当然没意见，因为这样下来，我做这笔交易的佣金是十万美元整。
我的客户派“猎鹰”从纽约飞过来接我。登机之后，我在奶油色的皮沙发上伸展四肢，浏览当天的报纸头条。飞行员驾机如箭一般朝跑道前进，先往南起飞，然后轻轻向北。攀升的时候，我往下看着沃思堡市，亿万富翁即将改变这个城市，改变的幅度将不只是表面的：地上的大洞，预告了闪亮的钢筋玻璃大楼即将在此兴建。艺廊、咖啡店、博物馆和高级饭店不久会进驻，连同银行及律师事务所，一起把沃思堡从死气沉沉的小镇变成充满活力的都会中心点。
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有系统地迁移游民人口，事实上，这是个很明确的目标，为的就是让我们的城市更适合居住。从三万英尺往下看，我暗地里高兴流浪汉就要被赶到铁路的另一边，因为我厌恶每次去沃思堡俱乐部健身的路上，都会碰到行乞的人。
我的妻子黛比不知道我如此反感，我小心地不让她知道我抱持着如暴发户一样的精英主义。毕竟，九年前我还在卖康宝浓汤，赚取四百五十块的月薪，七年前我才买卖我的第一幅画，而且是悄悄使用（也可说是偷用）黛比的50张福特汽车股票，那还是她从得州基督教大学毕业时父母送她的礼物。
对我而言，这些都是遥远的历史了。我像枚火箭，从罐装浓汤蹿升到投资银行，再到艺术界的顶点。简单来说就是，上帝赐给我两种好眼力：一是对艺术，一是对买卖。但那时的我可不这么想。我的想法是，我把自己从中低阶层乡下男孩，一路引导到“福布斯”前四百名，过那种稀有的生活。
我刚开始涉足艺术交易时，还保留白天的投资银行工作。但在1975年，我卖掉一幅查尔斯·罗素的画，净赚一万美元。买主住在比弗利山，他穿一双白蟒皮镶金鞋头的牛仔靴，镶满钻石的皮带扣大概是盘子那么大……之后我便辞掉银行的工作，在没有退路之下，冒险进入艺术界。
我的冒险得到了报酬。1977年，我卖出我的第一幅“雷诺阿”，然后在欧洲待了一个月，在传统世界的艺术精英圈子里打响了我的名号，证明了我对艺术的眼光。没多久，朗与黛比·霍尔银行户头后面的零就不断增加。我们的收入比不上我们的客户，他们的财产净值在五千万元到两亿之间。但我们受邀到他们的社交圈里做客：在加勒比海乘游艇出游，去犹加敦猎飞鸟，在小岛度假胜地或别墅里寒暄交流。
我照单全收，一整个衣柜的阿玛尼西装变成我的“制服”。黛比没有那么迷恋财富。1981年，我从亚利桑那州斯科特斯德的劳斯莱斯展示厅打电话给她，车商对我手上一幅重要的画有兴趣。“你一定不敢相信我刚用画换了什么！”她在我们位于沃思堡的家一接起电话，我立刻这么说。我就坐在那个“什么”里——一辆价值16万美元、火红色的“险路”敞篷车，白色皮革内装，红色滚边以搭配车身。我口齿不清，又快又急地对着我的卫星电话大声喊。
黛比听完，然后作出宣判：“你敢把那东西带回家就给我试试看！连展示厅都不可以开出去。要是被人看到我坐在那种车里，我会很难堪，更何况是停在我们车道上。”
她刚才真的把劳斯莱斯顶极车系称为“那东西”吗？“我觉得应该会很好玩。”我试图说服她。“朗，亲爱的？”“什么事？”听见她甜蜜的语气让我燃起一丝希望。“那辆劳斯莱斯有后视镜吗？”“有。”“你往里头看，”她说，“有看见一个摇滚巨星吗？”“呃，没有……”“你记住，你是以卖画为生的人。现在你给我下车，把你那霍尔特姆市的屁股坐上飞机回家。”
我只得照办。
黛比不屑劳斯莱斯的那年，我在沃思堡大街新兴的文化特区日舞广场开了一间艺廊，并雇用一位叫派蒂的女士来管理。我们展示了印象派和现代大师的画作——莫奈、毕加索及同期的画家，那些画至少都价值好几十万美金，所以在标价及仓管方面也很小心谨慎，因为还有许多流浪汉还不愿搬去新的住所，也就是东南部公路的底下。他们油腻又臭烘烘，每天都有几个人进来纳凉、取暖或探勘一番。黑人占大多数，而且我坚信他们全都是酒鬼和毒虫，虽然我从来没有花时间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不在乎。
有一天，一个吸了毒的黑人，穿着肮脏磨破的军队工作服，脚步不稳地走进来。“那幅画卖多少钱？”他含糊地问，并用手指猛戳一幅二十五万美元的“玛丽·卡萨特”。
我担心他抢劫，试着迎合他而不讲事实。“你口袋里有多少钱？”“五十块。”他说。“你五十块给我，就可以带着那幅画走出去。”“才不呢，先生！我才不花五十块买你那幅画！”“嗯，这里不是博物馆，我也没收门票，所以如果你不买，我要怎么付租金？”然后我便请他离开。
几天后，他带着一个看起来同样龌龊的伙伴，到我这来砸窗抢劫，拿了一袋现金和一些精工珠宝后便往人行道冲。派蒂按下我们几天前才安装的紧急呼叫钮，我从楼上套房往下跑，上演一出电影里的经典追逐战。抢匪闪进巷子，跳过垃圾桶，我在后面紧追，一边大喊：“拦住他们！我被抢了！”
一开始我全力冲刺，但过了一会儿便慢下来，忽然想到要是我逮到那些流浪汉能怎么办。（我提高音量以弥补渐慢的速度）警察在几条街口外逮到他们时，两个抢匪手上空空如也，十条街口的一路上都是他们掉的二十元钞票和珠宝。
这件事完全加深了我认为流浪汉等于流氓的印象，他们如同一群蚂蚁，等着破坏高尚人士的野餐。那时我完全不知道，上帝如何以他精巧的幽默感，安排了其中一个人来改变我的命运。
3.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为什么我的名字叫丹佛。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只叫我小家伙。好像在我还是个小不点的时候，波波——我的爷爷，会把我放在他工作裤前面的口袋里到处走。所以人家才叫我小家伙，我猜。
我妈对我来说很陌生，她只是个年轻女孩，年轻到没办法照顾我。所以她做了该做的事——把我交给波波和大妈妈。在红河郡的庄园和农场就是这么办事的。在有色家庭里，什么组合都有。也许一个成年女性住一间长屋子，采棉花养她的弟弟妹妹，就是个家庭。或者叔叔阿姨抚养姐妹的小孩，那也是个家庭。很多小孩就只有妈妈，没有爸爸。
部分原因是穷。我知道现在这个年代讲这些不中听，但这是事实。往往，男人们在庄园上当佃农，环顾四周，不知道为何自己每年都这么努力在田里工作，却让拥有土地的那个人拿走所有的利润。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佃农制，让我告诉你那是怎么运作的：那个人拥有土地。然后他给你棉花种子、肥料、骡、几件衣服，以及所有你在一年内需要的东西。只不过他不是真的给你：他让你在商店里赊账，但那是他的商店，位于他拥有的庄园上。
你犁啊、种啊、照料着，直到采棉花的时候到来。然后到了年终，棉花收完，你就去跟那个人结账。照理说，棉花是一人一半对分，或者六四分。但等到收成的时候，你赊欠那个人太多，你的庄稼就被吃掉了。就算你不觉得会欠那么多，或是那年的收成特别好，但终究是那个人称了棉花以后写下数字，只有他看得懂账簿里的数字。
所以你工作了一整年，那个人什么都没做，但你还是欠他。你没别的办法，只好在他的土地上再做一年以偿还那笔账。结果就是：那个人不只拥有土地，他还拥有你。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应该是应该，数字是数字，全都给白人，什么都不留给黑人。”
当我还是个小家伙，人们说有一个人叫罗斯福，他住在一栋白色房子里，试着改善有色人种的生活条件。但是还有很多白人，尤其是警长他们，希望一切维持原状。这经常让有色人非常气馁，然后他们决定站起来就走，抛弃自己的女人和小孩。有的人是坏蛋，但有些只是很羞愧自己没办法做得更好。那也不算是理由，但这是真相。
我认识的人中，没有谁既有妈妈又有爸爸。所以，我和我哥哥瑟曼、大妈妈及波波一起住，我们没有想太多。我们也有个姐姐赫莎丽，但她已经长大了，住在别的地方。
大妈妈是我爸爸的妈妈，只是我不叫他爸爸，我叫他毕毕，他只是偶尔回家。我们跟大妈妈还有波波住在一座有三个房间的小屋，地板上的裂缝大到可以直接看到土地。屋里没窗户，只有木百叶窗，夏天热的时候我们不介意地上的缝；但冬天时，寒气就会从裂缝探出丑陋的头来咬我们，我们就试着用木板或锡罐的盖子挡住。
大妈妈和波波是有趣的一对。大妈妈是个“庞大”的女人——我的意思不只是她骨架大，她横的、直的，全身都大……从前她用面粉袋给自己做洋装。那个年代的面粉袋其实很漂亮，上面印着花或者鸟，要七八个大袋才能做一件大妈妈的洋装。
另外一方面，波波有点瘦小，站在大妈妈的旁边，看起来更加弱小。她可以把他揍扁，我猜想。但她是个安静的女人，而且很慈祥，我从来没见过她打人，甚至连高声说话也没有过。但不管大妈妈如何温柔，她也还是一家之主。波波除了自己的嘴巴之外，什么都管不了。但波波可以照顾好大妈妈，她不必去田里工作。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孙子身上。
但大妈妈不只是我祖母，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爱她，也愿意照顾她。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她身体不太好，总是在痛。那时候我常帮她去拿药，我不知道她吃的是什么药，她总是管那些药叫红色恶魔。“小家伙，去帮大妈妈拿两颗‘红色恶魔’，”她会说，“我要舒服一下。”
我帮大妈妈做很多特别的事，比如把脏水罐拿出去倒，或到畜栏里抓一只鸡扭断它的脖子，好让大妈妈炸了当晚餐。每年，波波都会为感恩节养一只火鸡，喂它吃特别好的料，让它长得又高又壮。当她认为我够大的那一年，大妈妈说：“小家伙，你去外面把火鸡的头扭断。我来把它煮了。”
我跟你说，这活可真是不好干。我出去找那只公火鸡，它看到我马上一溜烟就跑掉了，像是魔鬼在追它。它跑过来又跑过去，踢起地上的土，叫得像是我正在杀它一样。我追那只“鸟”追到腿快断掉，一直到那天，我才知道火鸡会飞，它像一架飞机一样，飞到一棵高高的丝柏树上。
那只“鸟”也不是傻瓜。它一直待到感恩节过了三四天之后才回来，害得我们那年只好吃鸡肉。
火鸡逃跑后，我很笃定这回一定要挨平生第一次揍了。但大妈妈只是笑个不停，笑到我以为她快爆炸。我想是因为她知道我尽力了，她就是这么信任我。事实上，她对我的信任超过对我爸爸和我叔叔、伯伯——她自己的儿子——的信任。比如她绑在腰上那条放钱的腰带，她只允许我到她洋装下把钱拿出来。“小家伙，你到下面帮我拿两个十分和一个二十五分出来。”她会说，并让我把钱拿出来，交给收钱的人。
大妈妈总是会留东西给我，像是一些薄荷糖或是玻璃瓶盖，我就可以拿来做卡车。要做卡车的时候，我就拿一块木头，把四个瓶盖钉上去，前面两个，后面两个，然后就有一辆卡车可以在地上推过来推过去。但这种时候少之又少，我从来不是爱玩的小孩，也从来没有在圣诞节要过礼物。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生命中第一次悲剧出现的时候，我会有那样的反应。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一天晚上，大妈妈的腿又疼了，叫我给她拿两颗“红色恶魔”之后就上床睡觉了。没过多久，我和瑟曼也睡了，但我们的表哥丘克说他还要在火炉边坐一会儿——他那时候跟我们住。
我和瑟曼的房间是屋子最里面的一间。我没有床，只有个床垫放在木板上，几个水泥砖垫着。但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我头上就是窗户。夏天的时候我可以开窗，闻到泥土温暖的味道，看着星星对着我眨眼。
那时候的星星似乎比现在多，没有什么电灯遮蔽天空。除了月亮在黑暗里切开一小角，夜晚黑得像糖蜜一样，星星就像碎玻璃在太阳里发出的光。我有一只小猫，在它还是一团小毛球的时候我捡到的。我现在不记得以前叫它什么，但它每天晚上都睡在我胸口。它的毛让我的脸发痒，它的呼噜声对我而言就像催眠曲一样，那个节奏让我安稳入睡。那天晚上，我好像已经睡了一阵子，猫忽然从我的胸口一跃而起，跳起来的时候还抓伤了我。我大叫一声醒来，这时小猫已经跳到了窗户上，大声叫个不停。我起来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月光下，我看见屋子里有烟。
一开始我以为是幻觉，就使劲揉了揉眼睛，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烟还在，还一直转啊转的。我先把猫从窗户赶出去，然后跑到大妈妈的房间。虽然没看见火，但我知道房子着火了，因为烟越来越浓。火焰不知道在哪里，但我的喉咙和眼睛都像烧起来一样。我一阵猛咳，跑到前门，发现波波因为出门工作，把门锁了起来。我知道我还能够得到后门的木头闩子。
我跑回房间，试着把哥哥叫醒。“瑟曼！瑟曼！房子着火了！瑟曼，快起来！”
我使劲摇着他，但他睡得太死，怎么都摇不醒。最后我把他的毯子掀起来，尽全力用拳头打他的头，他这才跳了起来，气得跟淋湿的猫一样把我扑倒。我们滚倒在地上打了起来，我一直对他大叫说房子着火了。过了一分钟他才听明白，然后我们俩赶忙从窗户跳到外面的草丛里。虽然瑟曼年纪比我大，但他跌倒在地上以后就开始哭。
我脑子里飞快地想着我能做什么，大妈妈还在屋子里，丘克也是。我决定回去，试着把他们弄出来。我跳起来抓住窗户边缘，赤着脚一扭一摆地蹬着木板往上爬。进屋后，我往前面的房间跑，尽量让身体比烟还低。这时候我看到，丘克还坐在火炉边，一手拿着火钳，盯着火的眼神很呆滞。“丘克！屋子着火了！帮我扶住大妈妈，我们要赶快出去！”但丘克只是继续捅着火炉，完全恍惚。
我抬头看见火星从烟囱底下冒出来，像旋转木马一样混入打着转的烟里。这时我才知道是烟囱着火了，可能连屋顶也着起来了。我一直咳个不停，但还是得想办法救我祖母。我压低身体摸索着到她房里，她像瑟曼一样睡得很熟，我一直摇她，但她就是不醒。“大妈妈！大妈妈！”我对着她的耳朵大叫，但她比较像死了而不像睡着。这时我能听见烟囱里火焰的声音，像火车一样轰隆响着。我一直拉大妈妈，试着把她拉下床，但她太重了。“大妈妈！拜托你！大妈妈！醒醒！房子着火了！”
我以为烟把她呛死了，我站在那儿，心碎成两半，眼泪从脸上滚了下来。一部分是因为悲伤，一部分是因为烟。这时里面很热，我知道我一定要出去，否则也会死在这里。
我跑到前面的房间，对着丘克大喊大叫又咳嗽：“你一定要出去，丘克！烟把大妈妈呛死了！赶快出去！”
丘克只是转过头看着我，眼神跟死人没两样。“不，我要和大妈妈留在这里。”我奇怪，他甚至没咳一声。然后他又继续捅着火炉。
这时一个爆裂声，吓了我一跳，马上往上看去：屋顶就要塌了。烟很浓，已经连丘克都看不清楚了。我趴下来摸索前进，直到摸到圆形火炉的炉脚，确定我已经靠近后门。我再往前爬一点，看见一小道月光从门缝底下射进来。我站了起来，尽可能往上够，勉强用指尖勾到木头闩子。门一下子就打开了，我滚了出去，黑烟像一群恶魔一般紧贴在我后背翻腾着。
我跑出去找瑟曼，他在靠大妈妈房间那一边的屋子前大哭着。我也在哭。我们看见火舌沿着屋檐包围着木板，然后烧掉屋子一侧的墙。一阵热浪逼得我们退后，但我止不住大叫：“大妈妈！大妈妈！”
火像龙卷风一样一直盘旋到黎明来临，轰隆与爆裂声不断，散发着黑色的味道，闻起来像原本无法燃烧的东西却在疯狂燃烧。最可怕的是大妈妈在屋顶烧塌的时候醒来，我可以看见她在火焰和烟之间打滚，呼喊着主的名字。“上帝啊，帮帮我！救我！”她在浓烟里大喊、扭动和咳嗽着。紧接着又是一个巨大的爆炸声，大妈妈尖叫着，我看见一块大木头掉下来把她压在床上。她再也没有移动，但继续大喊：“上帝啊，救我！”
我只听见丘克叫了一声，之后就没再发出声音。我站在那儿尖叫嘶吼，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祖母被烧死。
4.
我刚才提过，我家不是富有人家。我出生在沃思堡的中低阶层地区，叫做霍尔特姆市。那个城市很丑陋，全得州都买不到介绍这个地区的风景明信片。一点也不奇怪：谁会想参观一个家家户户的院子里只有破烂拖车房屋、拆光零件的汽车，还有绑着长链条的看门杂种狗的地方？以前我们常开玩笑说，霍尔特姆市唯一的重工业，是三百磅重的雅芳直销小姐。
我的爸爸叫厄尔，是由单亲妈妈和两个没结婚的阿姨抚养长大的，她们俩爱吸盖瑞牌的烟，浸过烟草的口水老是沿着下巴往下流，然后在皱纹里干掉。我最讨厌亲她们。爸爸从前是个充满喜感又风趣的人，在可口可乐公司工作四十多年之后退休。然而不知道从我童年的哪一天起，他掉进了威士忌瓶子里，一直到我长大以后才出来。
我妈妈汤米是得州拜瑞市一个佃农的女儿。我们身上穿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她做的，她烤饼干，在我参加小联盟时帮我加油打气。小的时候，她和兄姐都骑马上学——同一匹马。她哥哥叫巴弟，她姐姐叫艾薇丝，跟猫王艾维斯的发音一样。
汤米、巴弟、艾薇丝，以及后来最小的薇达梅，全都在外公杰克·布鲁克斯的黑土农场上捡棉花。
这个嘛，大多数人都没兴趣买得州的黑土农场，因为一点也不浪漫。就地形来看，多是平地，因此没有那种沐浴在夕阳下的小山丘可以让你站在上头，望着庄园房屋，宣称灵魂深受爱尔兰式对土地热爱的感召。事实上，土地本身贫瘠透了，那糟透的土壤就像水泥的原始形态。一点点晨雾，都会让穿着工作靴的脚每走一步就像拔起一根泥柱。半英寸的降雨量，也会让最勤奋的农夫想把牵引机开回柏油路上，1因为不想在接下来的几天边咒骂边挖出他的“约翰迪尔”。
这也不意味着我外公家缺少任何乡村趣味，那地方位于沃思堡东南约七十五英里的科西卡纳外围。我哥哥约翰和我，都选择到这里过暑假，我们认为这比起花三个月时间，经常到无尾猴子酒吧把爸爸找回来要好多了。
所以每年六月，妈妈开车带我们回家时，我们都开心得像放假的军人，从她的庞蒂亚克跳下来，冲向外公外婆有着沥青屋顶的农庄。房子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像一个盒子的形状。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才有屋内自来水管的，只记得我还小的时候，后门旁边有个贮水槽，专门用来接屋顶流下来的雨水。要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就从贮水槽舀一点水，用外婆在后门廊放的一个瓷盘里的熔岩肥皂洗手，触感像是用砂纸摩擦皮肤。你要是在黑土农场工作，也只有熔岩肥皂才能洗净手上的泥巴。2
外公像头骡子一样勤奋工作，是个真正的红脖子。这是因为他每星期有六天都穿咔叽裤、长袖咔叽工作衫和工作靴在工作。他全身雪白，只有手晒成古铜色，像皮革一样；当然了，他的脖子从左到右满布印度红的粗皱纹，像沃土上的犁痕。他是个正直诚实的人，愿意向任何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他也是我有生以来所知最勤奋工作的人。巴弟舅舅给我讲外公的故事，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身回到得州。战后，二十多岁的外公想尽办法照顾妻子和四个小孩，并负担一个小农场。有一天，他问一个叫伯恩斯的老农夫邻居，他怎样才能养活全家。“杰克，你照着我做吧，”伯恩斯说，“我工作的时候你就工作，我去城里你就跟着去城里。”
你大概可以猜到，伯恩斯先生从来不去城里，我外公也很少去。3黄尘时期和经济大萧条时期，外公瘦到必须在口袋里放石头才不会4被风吹走。那个时期连银行也没钱，就算你是洛克菲勒，也借不到五分钱。外公坚韧不拔地撑了下去，他白天一整天都在田里捡棉花，晚上用骡车拉到轧棉厂。他在棉花垛上睡觉，排着队等着轮到他轧棉，天亮时再拉回田里，重复这首“棉花华尔兹”直到这一季收成结束。
夏天大部分日子里，我和约翰都跟外公在田里捡棉花，有时候坐在牵引机的车盖上。没跟外公在一起的时候就常惹麻烦。外婆在农场旁靠路边有一个很大的桃子园，我最喜欢果园里水果成熟时空气中丝丝的甜味。熟透的桃子是最棒的手榴弹。有一天，约翰跟我比赛，看谁能从最远的地方用力击中路过的汽车。“我赌我可以先击中！”约翰从他的战斗位置大喊着，他站在一棵高高的满挂成熟水果的树上。
我在另一棵树的两根树枝中间，排好黏糊糊的“子弹”：“我赌你不行！”
我们试了几次，其中一个人——我们到现在还是不晓得是谁，终于击中一辆福特车的风挡玻璃。开车的是个女性，她把车停到路边，大步走进农舍跟外婆告状。听她的控述，仿佛我们用野战炮攻击过她一样。外公回到家以后，从桃树上砍下一根细枝，把我们俩狠狠打了一顿。我们另一次挨鞭子，是在未经允许下，把包括锡屋顶在内的整间鸡舍漆成可怕的淡蓝色。
可是，外公自己也喜欢胡闹。回想起来，他的一些恶作剧倒不算是恶作剧，而比较像是教男孩怎么变成男人。有一次，他把约翰和我丢进马槽，目的是要教我们游泳，事后才想起来他自己也不会游，根本没办法救我们。不过我们俩很快就学会了游泳。
有一年我们待在老家过圣诞节，约翰跟我打开两个闪亮包装，里头是一副拳击手套。外公把我们俩塞进他的小货车里，载着我们到巴瑞的加油站，当年那种地方也是老人下象棋、喝咖啡、聊天气和讨论牲口价格的地点。外公早已偷偷打电话给城里的家长，只要是年纪与我们相差三岁左右的小孩，就会请他们把小孩也带来。那天早上，他们乘着圣诞节的尘土赶到加油站，用小货车围成一个拳击场。约翰和我得和来的每个小孩对打，早餐时间还没到，两人的鼻子就都挂了彩，我们觉得很棒。外公自己笑得岔了气。每年圣诞节早上骑着新生的小牛，看它们用温暖的鼻息在寒冷清晨的空气里画出花纹，还有，那一次是我最爱的圣诞节回忆。
在农场上，外婆的工作是挤牛奶、养小孩和照顾花园，冬天给桃树、青豆和南瓜搭遮蔽，然后每天给外公做两个巧克力派。他晚餐吃一个，消夜再吃一个，一辈子维持6.1英尺、140磅重的瘦高个子。
以前大家说外公跟基尔迪看起来像，基尔迪是在布鲁明·葛罗理发店工作的黑人擦鞋匠。老基尔迪也是个瘦高个，嘴里没一颗牙齿，以前他常把下巴往鼻子上贴来娱乐大家。外公有一次给约翰五十美分，叫他亲基尔迪一下，约翰开心照做，不只因为赚到糖果钱，还因为大家都喜欢基尔迪。
直到今天，基尔迪还是得州布鲁明·葛罗市里唯一葬在玫瑰山墓园的黑人，和纳瓦罗郡最显赫的白人家庭的祖先同眠在一处。
在乡下其他地方，可能只有死人才不担心隔壁睡了个黑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直接跳过得州科西卡纳市，就像湿润的春雨可以不顾农夫最殷切的祈祷，直接跳过一块干枯的地一样。
上世纪五十年代，南方的社会秩序就像煤炭放在雪堆上那么显而易见。科西卡纳市的白人家庭大多住在农场上，或在城里排列整齐又刚刷好油漆的房子里。有色人有自己的居住区，在铁路另一边靠近轧棉厂和牲畜交易所的畜栏那边。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个正式名字，但我只听过别人称那里为“黑鬼城”。
在当时，这似乎不是什么坏事，因为住在那里的人都很和善，有很多人在外公的田里工作。就我所知，他们的名字都叫黑鬼，姓跟我们的名字一样：比尔、查理、吉姆等。有些人甚至叫《圣经》中人物的名字，例如亚伯拉罕、摩西、艾萨克。所以有“黑鬼比尔”和“黑鬼摩西”，但从没有人叫他们正式的姓名，比如我叫朗·雷·霍尔，或我外公叫杰克·布鲁克斯。说真的，那个年代似乎也没理由知道他们的姓，因为不会有人要开支票给他们，也绝对没有什么保险单要填之类的。我从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黑鬼城是一排排的两房简陋木屋，用灰色木材或是像从船难中捡回来的木头盖成，排列得像二手车厂的汽车。有人称其为“盒子屋”，因为我后来发现，那些屋子小到如果站在前门对着房子开枪，子弹会直接从后门射出去。
或许房子是在别的地方盖好的，因为房屋和房屋之间挤到没办法挥动榔头。仿佛有人用起重机把房子吊过来，直接放在锯好的桑橙树干上，因为下面一览无余。反过来想这也是好事，因为这些开放的地窖，让狗和鸡在得州的烈日下有地方遮阳。
外公雇用很多有色人和一些白人来帮他照顾棉花田。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开着卡车到黑鬼城，听到喇叭声、有能力除杂草，或那天也想工作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会从屋里蹒跚走出来，边走边穿衣，然后爬上卡车。卡车上没什么安全扶手或硬性的安全规定，外公就尽量开慢一点，以防把人甩出去。
干了一个早上的活儿后，我们再把所有工人装上车，拉到兼做杂货店的加油站。工人们在白瓷肉品柜台的玻璃窗前排队，选一块厚熏肠或红椒腌黄瓜火腿和一块车达乳酪，外公站在收银台付账，会再加上一罐沙丁鱼罐头或几个生洋葱让大家分着吃。大家都拿着用白色包装纸包好的午餐，到商店后面坐在地上吃。那边有个贮水槽供饮水，罐子用黑色带子绑着，这样就不会有人搞错要用哪一个罐子喝了。
安排好有色工人之后，我们就跳回货车上，载那天来工作的白人回到农舍用晚餐。外婆总是摆好菜等着，炸鸡、新鲜眉豆、自己做的热奶油面包，然后总会有个派。我那时候虽然小，但看到有色工人在加油站后面的地上吃午餐肉，而白人工人像家人一样聚在一起吃热腾腾的家常菜时，也会因此觉得不安。有时候我有冲动想做点什么，却一直没有。
一天工作结束后，外公会付给所有工人同样的工资——一人三块或四块，然后拉着他们回城里。他一向和大家公平交易，甚至无息贷款给黑人家庭，在冬天工作不多的时候帮助他们撑过去。杰克·布鲁克斯借贷都是只握手，不记账，因此外婆也不知道都有谁欠了他们的钱。也因此，科西卡纳的黑鬼非常敬重他，1962年外公过世了，有些人不请自来向他致意及还债。
六七岁时我也开始在田里干活儿了，就是和他们一起劈棉花。
十四岁那年中的一天，我和一些人一起劈一长排的棉花，那时汗如雨下，还得对抗跟小型外国车一样大的蝗虫。黑土农场上的蝗虫是邪恶昆虫，像刺果一样会挂在你的衣服上，如果你要把它剥下来，它就会吐出恶心的咖啡色汁液。那天热得难受，热气在身边嗡嗡作响，仿佛外公把棉花种在有很多虫子的外星太阳下。
为了打发时间，在我身边劈棉花的两个人开始聊起他们晚上的活动安排。其中一个大家叫他黑鬼约翰，我有记忆以来他就开始帮外公工作。他一锄头锄进一片新鲜的强生草和刺夺麻丛里。“等太阳下山，”他跟他的朋友艾摩斯说，“我就要到芬妮那边喝杯啤酒，再找个女人。真希望现在就能去，真的快要烤焦了。”“我跟你一道，”艾摩斯宣告说，“只是我无法决定要一个女人和两杯啤酒，还是一杯啤酒和两个女人。”
约翰对着艾摩斯狡诈一笑。“你何不叫两个女人，然后一个给朗尼·雷？”
我知道他们说的“芬妮”是“点唱机酒吧”，传说那里是个黑漆漆又烟雾弥漫的小空间，是三教九流的流连之所。但十四岁的我还是没想过一个男人可以简单地“叫一个”女人，更别说是两个。我低下头仔细听着，假装正在锄一块特别难锄的杂草。
约翰不吃这一套。“你怎么这么安静，朗尼·雷？”他取笑我，“你是说，你没喝过温热的啤酒也没抱过冰凉的女人？”
虽然我很年轻，虽然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东西我没经历过，但我也不笨。我站直身子，把稻草帽往后推，对着约翰微笑：“你是不是讲反了，约翰？你的意思是说冰凉的啤酒和温热的女人吧？”
接下来的一分半钟，约翰和艾摩斯表现得好像需要叫救护车一样。他们跌在彼此身上，大吼大笑，笑声像音乐传遍田里。直到约翰终于回过神来，把我的天真掀开一角。“不，朗尼，我没说反！”他说，“芬妮那儿的女人，火辣到要坐冰块冷却一下才能‘办事’。‘芬妮’小姐才不把冰块浪费在啤酒上。”
这就破坏了大规矩——外公外婆绝对禁酒。约翰认为我生日当天必定得体验一下“温啤酒”，并且把这个当成了他的任务。笑了我几天之后，他和艾摩斯终于对我“下手”。“你晚上到‘芬妮’来，我们帮你搞定。”约翰承诺。
于是，在一个热气腾腾的八月傍晚，我悄悄把外公的“雪佛兰”从山上农舍推到山下，安静启动引擎，开十英里到了科西卡纳。我那劈棉花的同伴正在铁路那边等我。
我还不曾在没有外公带领的情况下自己去黑鬼城，所以我很紧张，我们三个人沿着泥巴路走在盒子屋之间，路上连一颗灯泡都没有。大多数人坐在门廊里，在黑夜里瞪大眼睛看着我们，漆黑之中只有偶然一盏煤油灯、一根划亮的火柴，或是香烟的橘色微光。我们仿佛走过了大半个得州，才听见飘来的吉他声，像梦一样，一栋矮房子在黑暗中逐渐成形。
走进“芬妮”，屋内是烟雾迷蒙和暗红色灯光。一个体态丰满的女人站在肮脏的舞池前低声唱着蓝调，让整个地方像热带的雨落到滚烫的沙上一样热气蒸腾。约翰和艾摩斯介绍我给他们的朋友认识，他们把我当地方名流一样打招呼，塞给我一罐蓝带啤酒后就离开了，啤酒就跟他们说的一样，是温的。
接下来的一小时，我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盯着赤裸着上半身的汗湿男人和洋装紧贴着皮肤的女人侧影，他们交缠着身体，那种性感舞步我前所未见。但我听过这种音乐，真正现场的蓝调，演唱者的名字通常叫闪电霍金斯或胖莎拉。午夜时分，沃夫曼·杰克在拉里多的广播节目里，在受杂音干扰中传来的现场演出。
我假装痛饮蓝带啤酒。然而等我确定没人看见的时候，把啤酒泼到肮脏的地板上，因为我发现啤酒的味道令人作呕，让我想起去无尾猴子酒吧找父亲的往事。
5.
没过多久，大妈妈的房子就被烧成一堆冒烟的红色木炭。火熄灭之后，我光坐在旁边哭，不懂上帝为什么要夺走我最爱的人。
一段时间后，有人带我和瑟曼到大海湾和我爸爸毕毕同住。他对我来说很陌生，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他以什么为生，只知道他在城里工作，好像是在什里夫波特市，在我阿姨佩莉·梅的家再过去一点。他在铁路局工作大概能赚一点钱，因为他有钱买车，而且还是双门的大车，像庞蒂亚克那种。
毕毕身材魁梧，身高不到六英尺，但看起来很高。从小我就知道他女人缘很好，毕毕也爱女人，常同时跟三四个女人交往。礼拜天的早上他不会踏进抹大拉的马利亚浸信会教堂一步，因为其中一两个女友是已婚妇人，她们跟丈夫都是会众。
但这不代表毕毕不爱耶稣，他只是得想别的法子在礼拜天拜访他。于是，他跟我和瑟曼上教堂的方式，就像开车看露天电影。教堂距离道路不远，外观漆成白色，门口有棵薄壳胡桃树，树荫下有些参差不齐的杂草。我们不像其他人，停好车从对开的大门进入，毕毕是直接把他的庞蒂亚克停到教堂旁边。他们一定是知道我们会来，因为毕毕开过去的时候，牧师就过来把靠车这一边的窗户打开，我们就能坐在车子里听布道。
我看不见教堂里头，但我能听到唱诗班以及会众唱圣歌的声音。如果有我喜欢的，我就跟着唱。
他的手中有河流和高山
他的手中有汪洋和大海
他的手中有你，他的手中有我
他的手中有全世界
我希望他的手中有大妈妈也有丘克。我很确定他们的确在他手里。
唱完之后，牧师就开始布道。他有自己的一套风格，他喜欢先用温柔低沉的声音起头，像唱摇篮曲一样，但没过多久，便激动到冒出一身正义凛然的大汗。我记得他说“上帝”的方式有点拖长，“上——帝”。
他最爱讲的就是罪。“罪就是什么呢？罪就是上帝给你一个射击目标，但你没射中。”他会说，“懒惰是罪，因为‘上——帝’给你的目标是勤奋；愚蠢是罪，因为‘上——帝’给你的目标是智慧；欲念是罪，因为‘上——帝’给你的目标是贞节。现场有没有见证人？”“阿门！”整个教会的人大喊，“赞美耶稣！”
我看不见说话的有谁，因为窗台比我高很多。但我记得里面的人反应非常热烈。布道结束之后，唱诗班接着唱歌。然后会有某个人把奉献盘递到窗外，毕毕就丢些钢板进去再递回去。
我跟瑟曼和毕毕住在一起还没几个礼拜，有一天晚上，毕毕离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一个解释版本是，他的车在一号公路上抛锚；另外一个版本则是有人对他的车动了手脚。不管哪一个才是真的，总之他把车驶离公路，停在大海湾社交俱乐部旁，然后有人从林子里冲出来把他捅死了。有人说，杀死他的人是其中一个跟他有关系的女人的丈夫。我一直不晓得那人是否也是星期天和我们一起做礼拜的会众之一。
隔天，我叔叔詹姆斯·史提克曼驾着骡车来接我和瑟曼。我们搬到另一座农场，詹姆斯叔叔和艾莎阿姨在那里当佃农。
很多人说，佃农制就像新的奴隶制度。许多佃农（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少数的白人佃农）不只有一个主子，事实上有两个。一个是承租地的地主，第二个就是让你赊账买东西的商店店主。有时候两者是同一个人；有时候是不同的人。
拥有土地的人总是要你种越少食物越好，然后多种一点棉花好让他卖钱。在红河郡，这表示棉花是从门口种到路边。拥有土地的人最后变成你的主子，因为不管你交出去多少捆棉花，你永远欠他。我跟瑟曼、詹姆斯叔叔及艾莎阿姨一起住的第一年，我们好像交出两捆或三捆棉花。隔年我们交出五捆，但还是欠债。我们没拿到钱，什么都没有，唯一得到的特权就是再住一季，以偿还我们欠的钱。我虽然只是个小孩，但也在思考为什么我们工作那么辛苦，但每年还是欠债。
我知道那时候的白人瞧不起黑人，他们觉得我们又懒又笨。很多年之后，我还发现他们把黑人佃农当做额外的负担，觉得我们像象鼻虫，会带来破坏。有人跟我说，他忘了在哪里听到一个农场主说：佃农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要，没有任何期待，也不试着去拥有什么，他们只会浪费和破坏一切。
我想那个农场主一定不认识我的詹姆斯叔叔。叔叔辛苦替主子种棉花，期待用这份工作得到的报酬来供养我们。他也是有话直说的人，没有人惹他——连主子也不会。又过了三年，詹姆斯叔叔受不了继续负债，他跟主子说他受不了了，打算举家搬到一个大庄园，听说那边的待遇比较好。主子也没说什么，他并不在乎詹姆斯叔叔欠他的钱，所以他没来追我们。
我们搬去的庄园非常广阔，一块又一块的田中间种着成排的胡桃树，每一块田都属于“棉花王”。我们到那里的第一年，棉花田里花开得正盛，我记得那一排又一排、一亩接着一亩的红白花朵从四面八方迎向蓝色天空。
那个庄园的主子雇用詹姆斯叔叔和艾莎阿姨捡棉花，也做一点佃农耕种。大妈妈的姐妹（我的姨婆）也住那里，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只记得以前我都叫她阿姨。也许是因为我很怕她，以及她用树叶树根磨粉的那套怪力乱神的行为，特别是那次她祈雨成功以后。
詹姆斯叔叔用一头叫吉妮的骡子犁田。那时候，大家常争论到底是马好还是骡好。我从小到大都站在骡这边。骡的寿命比马长，不像马那么容易生病，也不会抱怨夏天太热。而且你可以训练骡的智力。当你说“吉”它就右转，说“吼”它就左转，吹口哨它便过来；可是马不是这样，你叫它做什么它还挑剔。骡子也不会踩到棉花树丛，不像马那么笨。骡子也不必浪费时间去喂它，吉妮会去林子里满足自己的需要。
詹姆斯叔叔和吉妮犁田的时候，瑟曼和我就跟在后头。有时我们胡闹起来，把泥巴往对方的头上丢，当然这只发生在詹姆斯叔叔没注意的时候。他一朝我们看过来，我们就一派认真，春天时帮忙撒棉花种子，夏天时帮忙抓夜盗蛾的幼虫。可是当我们一静下来，就很想念大妈妈，想到胸口痛。艾莎阿姨也跟我们在田里工作。她是个淡色皮肤的漂亮女人，高挑又亲和。她和詹姆斯叔叔一起工作，一起劈棉花、锄地，也一起捡棉花。等太阳晒到头顶，她就撩起裙摆回到屋里煮饭，因为她负责煮饭。
你或许以为那个时候只有女人才煮饭，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只不过女人在屋里煮，男人则在林子里煮。
禁酒令早就解除，但在红河郡的商店还是买不到威士忌。我告诉你，林子里的玉米酒酿酒场简直跟树林里的伞菌一样多。
提到酿私酒，很多人以为就是乡巴佬和红脖子在大白天里坐在自5家门廊，拿着玻璃密封罐喝“白色闪电”。有的时候是这样没错。詹姆斯叔叔曾跟我提过一个他认识的白人佃农酒鬼：大部分时间，他就拿着一壶酒躺在院子里，跟猪一起懒在那里也一样开心。詹姆斯叔叔有点瞧不起他。
但正派体面的人也酿私酒。我认识一些黑人，在别处的白人庄园或农场工作，而那些白人是银行家之类的，没有一个不在自己的地方酿私酒。他们在林子里藏了个酿酒场，隔三差五就可以小酌一点威士忌。我大了一点之后，主子也带我去过那里一两次。“爬高一点，看到有人靠近就叫我。”主子跟我说，于是我便爬到树上把风，注意警长是否出现。
总之，詹姆斯叔叔家是艾莎阿姨煮饭。我们杀的东西她都能变成一道菜，负鼠、浣熊、兔子，什么都可以。
艾莎阿姨也种菜，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摇摆小猪超市。唯一可以去的是主子的商店，买一点盐、胡椒和面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没法自己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吃的东西大多从林子里或土里来。艾莎阿姨的菜园有许多好东西，比如豌豆、利马豆、洋葱、番薯和马铃薯。我记得她切野桃子或野梨子用糖熬煮时所散发出的甜味。早上她拿出小面包和果酱，散发出黏糊糊的甜味，像夏天的天堂。
我们自己种青菜、羽衣甘蓝、芜菁甘蓝和芥菜，用猪背部的肥肉和一点盐一起炖，再配上一大块玉米面包。玉米粉是我们拿自己种的玉米到主子商店旁边的小磨坊去磨的，商店里的白人会帮我们磨玉米，然后主子把磨的钱记在我们账上。我从来不晓得确切是多少钱。
他还会给我们免费牛奶，因为牛是我们照顾的。但要是有牛产不出奶，就会怪在我们头上。
圣诞节是杀戮时刻。每年主子都给我们两头猪去养。圣诞节一到，我们就把猪杀掉，挂在熏制房里。我管理熏制房，负责生火和看火，这个工作最棒了，因为我没事就能偷吃一小块肉。
艾莎阿姨喜欢做猪油渣，现在已经很少见了。首先，她在一个大的铸铁洗手盆下面生火，再倒进一大堆猪油，然后一直煮到油冒泡泡，上面浮起一块块脆硬的油渣，这就是猪油渣。油渣的味道会让田里工作的人丢下锄头，吸着鼻子走到滚沸的锅旁，像蚂蚁追逐教堂的野餐。我们把它当糖果吃，油渣还可以做猪油渣玉米面包。
那两只猪通常可以让我们撑一整年，因为我们连一丁点也不浪费。白人比较挑剔猪肉部位，我们不会。我们吃猪鼻子和猪尾巴，以及中间的一切——从头到尾都不放过！
如果一整年就只有这么多肉可以吃，当然一点都不能浪费。就算如此，我们还是得另外想办法加菜。我猜大概除了臭鼬以外，我们什么都能吃。有一次我在屋里给一只臭鼬下麻药，艾莎阿姨一看到就大叫：“你这小子，把那只臭鼬给我拿出去！”
詹姆斯叔叔打我屁股，但不是当场，因为我实在太臭了。我得先去溪里用碱性肥皂洗掉臭味，然后才回家被打屁股。
我被打过不少次，通常是用一根胡桃树的树枝。有时候，我会走到我不该去的远方，只为了跟一个我喜欢的女生讲话，因为我觉得回去被打屁股也值得。我最常因此而挨打。“小孩子心里都是些蠢想法，”詹姆斯叔叔板着脸说，引用《圣经》的话，“棍子的惩罚肯定可以赶走那些想法。”
不过有时我惹了麻烦，他只是笑着看我。“这次我不打你，”他会说，“但你再敢做一次，我就好好打你一顿。”有一次我累积了大概四份的挨打量……
他照管我们的愚蠢，艾莎阿姨则照管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我们很少生什么病，但真的生病时，阿姨一定有治疗方法——用她称之为“牛立茶”的东西。
牛立茶是淡咖啡色的，有点像主子商店里卖的立顿茶，但要浓得多。牛立茶是用牛粪上长出来的白色伞菌泡的。但泡的时候有个秘诀：不只要用伞菌，还必须加上一点点牛粪。所以才叫做牛立茶。“牛”就是牛粪，“立”就是立顿。至少艾莎阿姨是这么跟我说的。
泡牛立茶的方法：把伞菌和一点点干牛粪磨好以后过筛；不能用新鲜的绿色牛粪，因为这样不能磨；干牛粪磨成细粉末以后，放到一块布上，然后扎起来；加一点蜂蜜到沸腾的锅里，把布包放进水中，直到冒出泡泡，水变成咖啡色。牛立茶就做好了。
我生病的时候，艾莎阿姨就会叫我喝一整罐。“良药苦口！”她会说。然后她送我上床躺平，盖上一堆被子，管它是夏天还是冬天。到了早上，整张床透湿，床单变成黄色，但我的病就这样好了。我到快长大成人时才知道我喝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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