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陈舜臣
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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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甲午战争 / (日) 陈舜臣著 ; 李长声译. - - 北京 :文化发展出版社, 2018.9ISBN 978-7-5142-2414-6Ⅰ.①甲… Ⅱ.①陈… ②李… Ⅲ.①长篇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1396号Copyright © 1984 by CHIN SHUN SHIN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北京）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甲午战争[日] 陈舜臣 / 著李长声 / 译责任编辑：周 蕾 装帧设计：易珂琳责任校对：郭 平 责任印制：杨 骏特约监制：海 莲 版式设计：朱明月出版发行：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 号 邮编：100036）网 址：www.wenhuafazhan.com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印 刷：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787mm×1092mm 1/16字 数：317千字印 张：28印 次：2018 年9 月第1 版 2018 年9月第1 次印刷定 价：79.00 元ISBN ：978-7-5142-2414-6译序麒麟志在昆仑河陈舜臣是东汉陈寔的后裔；陈寔，就是把窃贼叫作“梁上君子”的那位。祖上从河南颍川南迁福建泉州，再搬到台湾，父辈经商，又移居日本。他出生在神户，那里有陈家墓地，碑上还刻着颍川。虽然生于日本、长于日本，几乎从未遭受过歧视，陈舜臣却抱有强烈的中国人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不妨碍他成为日本小说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人意识格外把他成就为出类拔萃的日本小说家。或许这足以教那些老大不小才渡来日本，却拼命比日本人更日本人的中国人脸红。二十来岁时日本战败，台湾光复，陈舜臣又变回中国人。读大阪外国语学校（今大阪外国语大学），跟日本数一数二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同校。太郎学蒙古语，舜臣学印度语。本打算留校做学问，可是，非日本人在国立学校的前途到讲师为止，当不上教授（这个潜规则直到1982年才被打破），只好走别的路。国籍变来变去，到底是什么折腾了自己的命运呢？陈写历史小说《甲午战争》也是要探究这个问题。1990年陈舜臣加入日本国籍。关于台湾，他写道：“也听到有人说还是日本统治时代好些，其实并不是那样的。那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统治云云，怎么说也是被外国控制。这种屈辱，朝鲜人也是有同样感觉吧。”作为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名震日本、韩国和中国，而走上文坛之初，叫响的是推理小说。那是1961年，陈帮父亲经商十多年，用汉文写商业尺牍，但安能久事这种笔砚间乎，于是开始写小说。任何小说都含有推理要素，从日本小说史来看，今后最受欢迎的，非推理小说莫属，这么一想便创作了推理小说《枯草之根》。陈舜臣上大学时，英语教材是柯南?道尔，几乎耽读了福尔摩斯的全部探案，这应该是他与推理的宿缘。写《枯草之根》那年三十六岁。他当初曾想用笔名，叫“计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放弃学者梦，他曾回台湾谋生三年，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和几位朋友聚议开书店，其中二人不幸被国民党枪杀，有一人溜之大吉，后来当上了“总统”，李登辉是也。陈舜臣笑着回顾：“假如我留在台湾，也会被逮住杀掉，因为不善于逃之夭夭。”1963年，还只是初出茅庐，听说给他的稿费仅抵所谓中坚作家的三分之一，勃然变色，拒不应约，可见那敦厚可亲的相貌之下有一副傲骨。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今，仍信奉作家应为认可自己价值的人而写，绝不媚俗，违心让出版商给包装成“摩登女郎”。陈舜臣以推理小说成名，迄今推理小说界唯有他连获江户川乱步奖、直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这三大奖，但实际上，不仅其推理小说取材于历史，如《枯草之根》就是以19世纪3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兴衰为背景，而且出道不久就接受讲谈社编辑的建议转向写中国历史小说，1967年出版长篇巨著《鸦片战争》。名为舜臣，写中国的历史也令人望而生“信”。他知道同为历史小说家的井上靖所用史料出自何处，更知道用别的史料来写会更好，但仍亲自调查史迹，搜集资料，从不假手于人。《鸦片战争》大获好评后，陈舜臣接着写了《甲午战争》《太平天国》，再后来写《小说十八史略》等。从时序上来看，好像倒着来，其实写近代以前，也是为考察历史如何走到近代这一步的。日本小说家写中国故事大都盯住唐代以前，例如三国，恐怕也因为那时候日本还处于原始状态，笔下只好把历史的久远上接到中国。陈舜臣的文学功绩更在于写中国近现代史。《甲午战争》这部小说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竹添进一郎、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描写战争前夜的中国近代史。陈舜臣认为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不幸历史的原点。书名直译为“大江不流”（出版者因出版需要改名为《甲午战争》），他曾在随笔里写到这书名的由来：“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时局非常焦虑，形容为‘青山沉睡，大江不流’。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并想把它写进作品中。”他说的这句话出自谭嗣同的五言律诗《夜泊》：“月晕山如睡，霜寒江不流。”这表明他要用淡淡而娓娓的笔致，描写垂老的晚清怎样被青春萌动的明治打败，更捕捉那个时代的气氛，写出中国人的闭塞感。《甲午战争》中的所有人物都史有其人，虽有所加工渲染，但基本上不予褒贬。诚如他自己的感觉，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非常多，以致小说有一点儿被史料拉着跑的感觉。甲午战争给朝鲜造成的灾难更深重，陈舜臣侧重描写了中国和朝鲜的内部情况，韩国有两三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甲午战争》，好些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陈舜臣的历史小说读来很有趣。他说过：“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经过推理和虚构而成的混血儿吗？也许是乱说，但我完全觉得历史小说也包括在广义的推理小说里。”又说：“历史时代要靠资料及其他来把握，而把握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有意识地把历史题材与推理手法结合起来，既是历史小说，又是推理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恐怕日本小说界无有出其右者。写历史小说需要正确的史观与丰富的知识。陈舜臣也写历史通俗读物，如《中国通史》，但小说是小说，史实是史实，他一向严加区别，不像某些学者取悦于大众，故意把故事与史实搅在一起，蒙人卖钱。司马辽太郎的史观被称作“司马史观”，他死后此史观更被人宣扬。陈舜臣也自有史观，可惜在日本还没人归纳，可能这件事需要中国的研究者来做，而且更胜任也说不定。陈舜臣的《小说十八史略》开篇写道：“人，唯其人，一贯追究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的史观。”这是他给中国人总结的史观，大概也就是他本人的基本史观。作为同学、同行加挚友，司马辽太郎这样评价他：“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首先，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待。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如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温暖。再加上略微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现场，在神户过日常生活，也成为他产生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的一个要素。对中国的爱与对神户的爱竟不乖离，合而为一，真叫人惊奇。”陈舜臣很想写王玄策：“历史当然由胜利者来写，而且多是从正统的立场加以选择。例如王玄策三度出使印度，打仗也获胜，却可能因为他身份过低，《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没有立传，而且著述也几乎都失传了。我也有拯救这种人的心情。”后来执弟子礼的小说家田中芳树不负厚望，创作《天竺热风录》为王玄策树碑立传，想来陈舜臣聊可释怀。青春梦未了，陈舜臣自学波斯文，尝试翻译，当年躲在防空洞里也不释手，2004年终于出版了奥玛?开俨（Omar Khayyam）的《鲁拜集》。郭沫若曾汉译《鲁拜集》，说：“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小说家陈舜臣也写旧体诗。日本人一般是喜爱杜甫，有一种读“私小说”似的情趣，不大接受李白那种夸张的表现，如“白发三千丈”，但陈舜臣自称是李白派。他吟有七律《古稀有感》，最后一句是“麒麟志在昆仑河”，曾撰文向日本人解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麒麟之志更高远，是在那黄河发源地的昆仑山。我也要像孔子一样“绝笔于获麟”。陈寔的儿子们非常贤德，有“难兄难弟”之誉，更难得的是这种贤德遗传到陈舜臣，文为德表，范为士则。日本文学当中的中国历史小说一类由他确立，踵迹其后的有宫城谷昌光、酒见贤一、冢本青史等。田中芳树称颂陈舜臣是巨大的灯火，写道：“所谓中国题材小说，现在正成了路，这是那些高举灯火走过荒野的先人们的恩惠，而最明亮温馨的灯火健在，令人不禁从心里感谢。”李长声于日本高洲【第一章】提督与青年1七月，偕水师统领丁公汝昌率各船团回防济师（增援军队）。复偕丁公先赴韩境沿海一带，荡舢板，探查陆兵下岸处。中途潮退，舟胶于滩。公及丁公赤足履沙石行里许。迨登岸，两足皆破裂。丁公笑曰：“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这是《容庵弟子记》中的一段文字。容庵，是袁世凯的号。此书共四卷，是袁世凯的弟子沈祖宪和吴闿生二人撰写的。书中记述了袁世凯事略，但出自门生之手，当然是按袁世凯的口味写的，似可当作他的自吹自擂来读。上面所引的文章能使人想见袁世凯反复向其徒众和家属讲述他年轻时代的情景。文中的“丁公”，是后来在甲午战争中自刭身亡的水师提督丁汝昌，而单单一个“公”字，指袁世凯。所记七月，是1882年（清光绪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即壬午年。这年朝鲜发生了“壬午之变”，清政府派兵援助。清军三千人，由庆军统领吴长庆指挥，丁汝昌负责运送。据吴长庆的书简记载，舰队到达仁川海面是七月七日辰时——这里的日期是阴历，若按阳历，则是8月20日辰时，即上午八时前后。事实上，开始登陆是翌日辰时。足足花费了一整天，是因为仁川易于登陆的地点已停泊了七艘日本舰只，只好避开，另觅地点。清军舰队在三十多公里之外的南阳府海面抛锚。袁世凯同丁汝昌驾着舢板找寻登陆地点，正赶上退潮，船不能动了，只好赤脚步行一里多路上岸。清代的一里，不过是五百七十六米。走过这段布满乱石、碎贝壳的海滩，袁世凯的脚被擦伤出血了。丁汝昌见了，笑道：“真难为你这位少爷了！”丁汝昌的语气，仿佛是袁世凯在与他并肩统率军队。其实，那时候两人的身份差别很大。也许后来当上总督、大总统的袁世凯回顾往事时，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身份总有一种错觉吧。当时丁汝昌是与派遣军司令吴长庆同级的将领，而袁世凯不过是吴长庆的一名幕僚而已。幕僚也称幕客，是个人私设的秘书，并非由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吏。原来袁世凯科举落榜，属于国家公务员考试不合格者。幕僚也有因主人的保荐而得到中央政府任命的，但那必须有相应的理由。袁世凯在朝鲜非常活跃，得到吴长庆的推举，终于“奉旨，以同知用，并赐花翎”。同知是知府的副手，正五品。所谓花翎，是用孔雀羽毛做的垂在帽子后面的装饰物，特为赏赐给五品以上有功绩的官吏。这是那年九月的事，可见七月在朝鲜登陆时，袁世凯还是个白丁，不能与从一品的水师提督丁汝昌平起平坐。“你看看我的脚！”坐在沙滩上，丁汝昌把脚伸到袁世凯面前。“嚄！”袁世凯大吃一惊：提督的脚底板似乎相当硬，竟然没出一点儿血。“咱俩走的可都是一样的沙石滩啊！”丁汝昌道。“您的脚底板真够硬的。”“比草鞋是结实多了。”“简直像牛皮一样！”“这是练出来的，哈哈哈……”丁汝昌放声大笑。“太可怕了！”袁世凯瞟了一眼提督的脚掌，毫无顾忌地说道。“纨绔子弟！”丁汝昌心里又念叨了一遍。丁汝昌忽然羡慕起袁世凯来。这个无官衔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是河南项城名门望族的后代；而丁汝昌出身于安徽庐江的贫农家庭，从淮军的一个士卒，经历千难万险才升为将领。恰似由小伙计熬成大公司经理的人，对华贵之家出身的新职员的成长环境，往往会蓦地生出一种妒忌之感。他把脚放到沙滩上，端详袁世凯的脸。“您怎么了？”袁世凯问。“让你看了这么半天的脚底板，怪不好意思的！”“不好意思？您这是说到哪儿去啦……锻炼是件好事嘛！要知道有今天，我也在山野里打赤脚，练一练脚底板了。”“现在也为时不晚。”“对……我这就开始练。”“随你的便。”丁汝昌喃喃说道。他并不是存心练出脚底板的。生在贫困家庭里，少年时代的丁汝昌从来没穿过鞋。投身军旅也是为了糊口。那年月，当兵的都是吃不上饭的人。也许比乞丐好些吧！人们常常是抱着这种心情从军的。丁汝昌与众不同的，大概就在于胸怀大志。他有一种志向：不管怎样，当了兵就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番事业。在一群与失业者禀性相同的士卒当中，稍稍正经些，显露头角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平平常常地干两下就会引人注目。丁汝昌是刘铭传的部下，曾讨伐过捻军。刘铭传是李鸿章创建的“淮军”的将领。捻军，是在河南、安徽、山东一带造反的起义军，好像与南方的太平天国相呼应似的。所谓“捻”，有拉帮结伙之意，最初产生于农村共同体之中，是行侠仗义的集团，与私贩当时属于专卖的盐有关。若是干非法营生，就变成自卫的武装。发生灾荒时，这种武装集团便揭竿而起。蒙古族出身的将领僧格林沁率骑兵与捻军作战，惨遭大败。如此强大的起义军，被李鸿章采取分割作战，终于土崩瓦解。朝廷军的骨干是淮军。丁汝昌在讨伐捻军中立了功，从下级军官升为中坚军官，进而跻身于高级将领之列。“因为那家伙识文断字啊！”昔日的伙伴们半带妒意地说。的确，丁汝昌很好学，不仅在少年时代，从军以后也孜孜不倦地学习。然而，最幸运的恐怕是他当上清军中为数甚少的水师将领。他的出生地庐江县是水乡泽国，他从小熟悉水，船就好似鞋子。升为高级将领以后，他被调到水师。在陆军中，人才济济，是难以超群出众的，但海军方面竞争者就不多了。仅仅是幸运吗？不，我自己努力了！丁汝昌常常这样自问自答。他以重金雇用通晓外国语的幕僚，翻译有关海军的书籍，努力吸取新知识。关于海军的知识，他被公认为首屈一指。但出类拔萃也是一种苦恼。对于海军的事情，连一个水平相当的谈论对手也没有。不被人理解是苦恼的。丁汝昌闭上眼睛，又回想起欧洲之行的种种场面——雾茫茫的伦敦街道、巴黎的凯旋门、柏林的歌剧……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记忆犹新。他是奉李鸿章之命，前往英国购买军舰，并考察法、德两国的海军。丁汝昌睁开眼睛。云雾蒙蒙，隐约看见停泊在海上的大清舰队。那里有他搭乘而来的军舰“威远号”，运载兵员的招商局的“镇东号”和“日新号”，还有装运武器弹药的“泰安号”……“真可谓威风凛凛啊！”袁世凯说。“差远啦！”丁汝昌应道，仍眺望着船队的暗影。“噢？如此还……”“同英国水师相比，我们的舰队简直是玩具！”丁汝昌站起身，环视四周，他要选定登陆地点。“我做点儿什么呢？”袁世凯问。“我没打算叫你做什么……只是想让你多知道些海军的情况。”“多知道些海军的情况？”“必须让大人物好好了解一下海军。”“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你是未来的大人物呀！”丁汝昌说完笑了，然而，他的侧脸却显得很凄楚。2关于使中国和日本都兴师动众的朝鲜“壬午之变”，略说几句。这个事件被称为“军乱”，的确是军队起了重要作用。朝鲜李氏王朝已经现出日薄西山的征兆。政界的派系斗争无休无止，官吏压榨农民，腐败到了极点。而派系斗争的幕后，是清廷和日本牵着线。自明代起，朝鲜奉中国为宗主国，所以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明政府曾派军救援。明、清交替之际，朝鲜从旁观望，权衡双方的力量，先是向清交出人质，誓约服从，及至清兵攻明，要它出兵时，却又拒不从命。对此，清廷当然曾严加责问。清太宗崇德六年（1641年），清军攻打明朝的锦州时，朝鲜派水军五千，供粮食万石，明确地表明了归附清廷的立场。到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清平定了中原，放还朝鲜人质，并将进贡的数额减掉一半儿，其后也时有减免。魏源的《圣武记》中有记载：朝鲜虽为外藩，实同内服。自康熙以后，国有大饥，则以海运漕粮赈之，国中讨贼，则颁万金以犒有功之将。对于外藩，清政府采取不过于干涉主义，这种放任政策，使外藩实质上享有独立。就朝鲜而言，当初毋宁说朝鲜方面更想靠拢清政府，因为遇到灾荒，能得到紧急救济，连功臣的赏赐也给承担了。可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露了马脚，其软弱无力已是路人皆知。在朝鲜内部，“投靠清朝绝非上策”的主张日益增强。恰恰从这时候起，日本因明治维新而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有了实力，开始向朝鲜扩张。日本依据1876年的《江华条约》，在釜山和元山设置了特别居留地。在居留地里，日本把持了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享有进口免税的特权。于是，日本商社把大量的外国商品带进朝鲜，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手工业者。同时，日本商社囤积粮食，使米价成倍上涨，剥削平民。此外，日本政府还向朝鲜派出军事教官，企图把朝鲜军队日本化。日本在朝鲜扶植亲日势力是必然的，亲日派自称“开化党”，多数是不满现状的人。他们把执政集团称作“事大党”，加以反对。而事大党一如既往，大都有依靠中国的思想。由于日本插手，开化党的势力日见强大，事大党逐渐衰落。到1881年时，形势急转直下。“壬午之变”就是试图把逆转的局势再逆转回来。发端是朝鲜民众的反日行动。三菱公司职员大渊吉威、大仓建筑公司职员儿玉朝二郎、东本愿寺和尚莲元宪诚三人，在日本人居留地以外的安边府，被激愤的民众袭击，莲元当场死亡，大渊、儿玉身受重伤。这时，唯恐天下不乱、虎视眈眈的是大院君李罡应。其父是第十六代仁祖的七世孙，从李氏朝鲜的王族来说，这是较远的一支，但成了第二十一代英祖之孙恩信君的继嗣之后，一下子近了起来。第二十五代哲宗一死，依照宗例，李罡应的次子李命福继承了王位，就是李太王。由于年幼，生父大院君摄政，从1864年至1873年，大权在握，为时十年，史称“大院君执政时代”。大院君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从行政组织到军制、文教，对旧制大动手术，修改户籍法，向两班（士族）征税。他的执政固然有进步的一面，但对外却采取攘夷、锁国主义，严厉镇压基督教。大院君颇有才干，但过于独断专行，结果政治上漏洞百出，被政敌钻了空子。他的政敌是李太王之妃闵氏一族。在大院君看来，作为自己的儿子的妃子，是他亲自选定的，竟然忘恩负义。而闵氏一族认为：太王已经二十多岁了，总有个大院君这样的保护人，实在讨厌。外戚掌握实权，在朝鲜是合情合理的。闵妃与胞兄闵升镐攻击大院君失政，鼓吹国王亲政。1873年，大院君不得不交出了摄政权。这时大院君才五十三岁，年富力强，却被迫引退，所以此后九年间他一直是切齿扼腕，痛恨至极。名为国王亲政，实质是闵妃及其背后势力掌握了实权。这时候，发生了反日骚乱。反日情绪最强烈的是军队。日本向朝鲜派了军事教官，企图使朝鲜军队日本化。旧式军队的官兵是最怕整编的。兵饷拖欠了一年之久，六月份好歹用粮食代替，发了一个月的饷金，但那粮食却是发了霉的。官兵们怒不可遏，拥到军资监殴打经办人员，并越级向武卫都统使控告，但毫无结果。“壬午之变”被称作“军乱”或“军变”，就是因为暴乱的主力是军队。一年不发兵饷，好容易领到，却是霉米，所以官兵们忍无可忍了。这是自发的暴动，但伺机以动的大院君岂能放过它。你们吃不上饭，原因在日本！闵妃一党与日本勾结，必须铲除！大院君不失时机地煽动。暴动的目标指向日本公使馆和闵氏家族。《江华条约》已缔结五年，而日本公使馆是前一年才开设的，被朝鲜军队和汉城贫民一举烧毁。公使花房义质从长崎向外相井上馨呈上一份报告：本月二十三日午后五时，暴徒数百人，突然袭击公使馆，矢石弹丸横飞，馆舍被纵火焚烧。竭力防守七小时，政府援军却始终未到。冲开一角，直奔王宫，而城门紧闭。不得已撤至仁川府。休息间，又遭该府兵卒袭击，巡查二人当场死亡，三人负伤，此外尚有死伤。突围后从济物浦登船。二十六日在南洋（南阳之误）而遇英吉利测量船“弗莱因夫西斯号”，备受款待，伤员亦安抵长崎。据闻，二十三日暴徒同时袭击王宫及闵台镐、闵谦镐两家。鉴于仁川之不测，釜山、元山等处亦不可疏忽。护卫舰“磐城号”现在元山，另一舰已派往釜山，担当护卫，并探听京城事态及国王、政府之安危。近藤书记官、水野大尉等二十四人已到长崎，堀本中尉等八人生死不明。花房义质七月三十日午后十二时三十分，于长崎事后查明，这次事件中被杀的日本人有堀本中尉等十三人，其中有尸可认者十二人。堀本中尉是日本政府派遣的军官，在下都监（日本式军事训练所）负责训练朝鲜军。“堀本久居下都监，最为韩人所憎……”正如《东京日日新闻》所报道的，当地人认为下都监是官兵失业的原因，堀本成了众矢之的。那天，他没在公使馆，正在下都监。民众向他投掷石块，他头扎抹额，拔刀迎战。不意被人绕到身后，用棍棒击伤右手，战刀落地。一人拾起战刀，将他砍死。大院君进入王宫，清除闵党，夺回政权。外面纷纷传说大院君在王宫内把儿媳闵妃毒死了，于是，政府向全国发布了讣告。后来判明闵妃逃到忠清道清州，平安无事，政府又布告全国，取消服丧令。3“膺惩之师”，日本曾多次以这种名义动员军队。明治七年（1874年）向台湾出兵，就声称不是要和清廷交战，而是向杀死漂流到台湾的日本人的土著兴师问罪。公开为对外战争进行动员，“壬午之变”的出兵是第一次。代理陆军相山县有朋向东京及熊本两地的镇台发出动员令，命令他们在福冈编成混合旅，并指令其他镇台待命。海军命令“日进号”“天城号”“金刚号”三舰火速驶赴朝鲜，“磐城号”已盘驻在朝鲜海面。这支舰队的司令官由东海镇守府司令长官仁礼少将担任。陆军由西部监军部长高岛少将指挥，冈本大佐任参谋长，已经回国的花房公使又与高岛少将一道搭乘工部省的“明治号”重返朝鲜。“明治号”到达仁川是8月12日午前十一时，“金刚号”三天前在这里抛了锚。8月20日袁世凯随丁汝昌勘察登陆地点时，花房公使已经走进汉城的王宫，向朝鲜国王提出了强硬要求：派遣特使赴日本，以国书谢罪；严惩罪犯；抚恤被害者家属，弥补损失；赔偿出兵费；为保护公使馆，日本有权驻兵；扩大开港地方的权益；放宽旅行限制。这就是后来签订的《济物浦条约》。“日本以什么姿态出兵呢？”丁汝昌朝前走，袁世凯跟在后面问道。“军人不应该管那类政治问题。”丁汝昌答道。“是的……”袁世凯嘴上这么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摇了摇头。丁汝昌没有看见他身后的年轻人的动作。不了解政治状况，就难以采取果断的、临机应变的军事行动。军人更应当关心政治，袁世凯心里想。“你不是军人，当然可以议论政治。”丁汝昌缓步踏着沙滩，温和地说道。他对身后的年轻人有了好感。“不，岂止要议论，希望你大议特议。我们军队是只管打仗……政治上的事，问我这样的军人，实在答不上来。”“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人也不明白吗？”“不明白。”丁汝昌停下脚步，又朝海上的舰队望去。“迟了一步啊！”袁世凯说道。他指的是日本动作迅速，而清军落后了一步，但从他的语气中却听不出惋惜之意。倘若我说出这句话，语气一定会更加悲愤激昂，可这个年轻人几乎是无动于衷。迟钝，还是沉着？莫非是有教养？丁汝昌暗想。“就因为中堂不在啊！”说完，丁汝昌回过头来。袁世凯正眯缝着眼睛仰望天空。“中堂在的话，能更快一些吗？”袁世凯问。“我想，多少会快些的……”中堂，是对宰相的雅称。自唐以来，把负责国政的人叫作中堂。清代不是宰相制。军机大臣也有多人。清制最高职位为大学士，而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体仁阁等处，都设有大学士。因此，中堂这一称呼，只用在代表其时代的核心政治家身上。丁汝昌所说的中堂，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当年四月，因母亲去世，他卸下所有职务。本应离职二十七个月，但国家多事，只准服丧百日。“壬午之变”恰恰在这期间发生了，临时代行李鸿章职务的是两广总督张树声。张树声是安徽合肥人，与李鸿章同乡，也是淮军的最高将领。李鸿章虽在守制，但其实是张树声的幕后人，这是谁都清楚的。不过，表面上他不在朝廷，所以决策迟缓，人们自然要认为是李鸿章没主持朝政所致。对，我非做一个这样的人不可……哪怕只有五分能力，也要人们相信我有十分能力！袁世凯暗暗想。丁汝昌把李鸿章奉为“信仰”，而这时的袁世凯还没有什么信仰之类的东西，但他深知信仰是强有力的，是奋斗的智慧。对于什么能使自己成功，什么能使自己失败，袁世凯有极其敏锐的嗅觉，简直称得上是天才。这也许是一种本能吧。不论什么事，他都把它同人生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提起袁世凯，人们马上会想起他是李鸿章的四大门生之一，是其军事遗产的继承人。的确如此，但“壬午之变”时，袁世凯还没有跟李鸿章直接结识，作为吴长庆的幕僚，他只不过是李鸿章的间接下属。“你多大了？”丁汝昌突然改变了话题。“二十四。”“在你这个岁数时，我才是淮军的一个小兵，而中堂已经是进士了。人生真是千差万别啊！”话题又拉回到中堂身上。“真是了不起的人物！”袁世凯缩了缩脖子，说道。进士是科举最高级考试的合格者。清代原则上每三年举行一次这种考试，参加者必须具备“举人”资格。当举人也必须过几个考试关。哪个小镇出了一名举人，就会像过年一样热闹。三年一次，万名举人云集北京，接受考试，能考中进士的不过三百来人。应试没有年龄限制，有的人头发白了，还要进考场。李鸿章的前辈曾国藩中进士是二十八岁，林则徐是二十七岁，后来提倡变法的康有为是三十八岁。当然，康有为在考中进士之前，就已经是相当出名的一流学者了。二十四岁考中进士，应当说是了不起的。“你不打算考一考吗？”丁汝昌问。“一点儿也不想。”袁世凯立即答道，随后高兴得笑出声来。他心里认为没这个必要。“为什么？”“我从小就讨厌读书，再厌烦不过了！”“娇生惯养！”“啊？”“想读书而不能的人，这个世上多得很哪！”丁汝昌又补充了一句。心中暗想：我也是其中一个。“这不正像提督说的吗……人生是千差万别的。”袁世凯满不在乎地说。4那个时代大都是一个大家族在一起共同生活。在河南省项城县堪称郡望的袁家，在县北的张营修建了碉堡式宅院，附近的人们称之为“袁寨”。在重视亲缘同乡关系的时代，家族中出了杰出人物，就会给这个家族带来兴旺。袁家出了“大官”，那就是袁世凯祖父之弟袁甲三。他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了进士。曾国藩是三年后的道光十八年中的进士，所以袁甲三是他的前辈。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比曾国藩晚三期。在清代，同期考中的进士称为“同年”，相互之间如亲戚一样，交往密切。查考进士及第的年份似乎很无聊，其实，明白了这个问题，对许多事情就易于理解了。进士出身，在军务上威名远扬，这一点，袁甲三与后辈曾国藩、李鸿章相同。袁甲三是漕运总督，但这是名义上的官职，实际上他正指挥军队与捻军作战。因为出了个总督，项城县张营的袁寨当然是一片兴旺景象。袁甲三出征时，也要从家族中挑几个可靠的青年当幕僚，被选中的有袁世凯的叔父袁保庆。中国的大家族中，同一辈分的人，包括堂兄弟，名字里一般都有一个相同的字。比如，袁世凯的上一辈都有个“保”字，他的父亲就叫袁保中。袁世凯排行第三。叔父袁保庆膝下无儿，这也许是他跟随袁甲三频频出征的缘故吧。子女满堂的袁保中把袁世凯过继给他。虽然当了养子，起初仍住在同一个袁寨里。袁世凯八岁时，养父袁保庆调任山东道员，于是被带往山东。道员也称道台，正四品。不久，袁甲三的密友马新贻当了两江总督，他认为同样当道员，还是江苏好一些，于是为袁保庆安排了职位，先是扬州，继而是南京。袁世凯自然也跟随迁移。大概在南京易于谋生，袁保庆调任南京后，袁保中也举家迁来。袁世凯是个称王称霸的人。养父母觉得他不是亲生儿子，有所容忍，而亲父母因为已经把他过继给了弟弟，尽管住在一起，也不便多加干涉。袁世凯虽然还是个孩子，却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情况。袁世凯受到两边父母的溺爱。他们为他请了私塾教师。然而，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经常逃学。家庭教师中有一个姓曲的人，擅长拳法、马术和其他武艺。袁世凯对读书写字只是应付而已，却专心致志地跟曲先生学武艺。他十二三岁时就能骑烈马，为此而自鸣得意。同治十三年（1874年）袁保庆死在南京任上。此时袁世凯十六岁，已经在江南度过五个春秋。这期间，马新贻、曾国藩、何璟、张树声先后就任两江总督。马新贻在任上被暗杀，曾国藩也在任上病死，匆匆接任的何璟因父丧离职，于是江苏巡抚张树声代行两江总督。这是仅仅五年间的事，在袁世凯幼稚的双眼里会留下怎样的印象呢？养父袁保庆的葬礼，由他的好友刘铭传和吴长庆主持，办得极其隆重，他们对故友的遗属也做了安排，袁世凯又回到项城县。袁世凯作为高官显宦的公子住在南京时，当过总督的人中，曾国藩是李鸿章的前辈，马新贻、何璟与李鸿章是同年进士，张树声和李鸿章是同乡。刘铭传和吴长庆都是李鸿章创建的淮军的将领，袁世凯虽然同这些人没有直接关系，但似乎已经注定他是属于李鸿章派系，大概明智者早就给他们这样分群归类了。养父死后，袁世凯在家乡无所事事。堂叔袁保恒看了训斥道：“年纪轻轻，一天到晚游游逛逛，成何体统？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喽，住在乡间，优哉游哉，还是把你这小子送到北京去吧！”袁保恒的弟弟袁保龄，是直隶候补道，即道员候补。袁保龄不论哪方面，与其说是官吏，毋宁说是学者。教育族中子弟，他是再适合不过的了。而且，因为赴京应考的书生很多，袁保恒指望竞争意识能激起袁世凯的向学心。第二年，生父袁保中去世。这时，最为严厉的袁保恒从陕甘总督左宗棠的酒泉守将升任吏部右侍郎，调到北京。那段日子可真难熬啊！每逢想起这一时期的往事，袁世凯总是皱起眉头。袁保恒本来就是冷若冰霜的人，再加上怀有一种族长意识，总是对族中子弟毫无顾忌地施加体罚。娇生惯养的袁世凯开始受到严格的监督和管束。他并不怕体罚，怕的是读书。每天伏案读书，真不如让叔父打一顿好受些。袁世凯次年回乡应乡试，名落孙山。乡试合格，才能成为有资格参加进士考试的举人。他失败了，生母和养母两人乘机劝他与于家姑娘结婚。十八岁的袁世凯偕新婚妻子返回北京。适逢河南一带大旱，袁保恒被派往赈灾，于是袁世凯又随行回乡。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袁保恒死在河南开封。这个毫不留情的监督者一死，二十岁的袁世凯顿时觉得如释重负。后来，袁世凯经常这样说：“我好歹能读书，能写不太难看的字，多亏了叔父……”不过，当时他对袁保恒的死，一定抱有一种解放感。他把手边所有的书都烧掉了。再也用不着读书了！袁世凯对朋友们说：“丈夫志四海，安能郁郁于笔砚之间，虚度岁月？”“丈夫志四海”，是三国时期的诗人曹植的诗句。袁世凯丝毫不喜欢读书，对诗却有几分兴趣。背诵四书五经，他厌烦得不得了，而喜爱的诗总是主动地背诵。叔父去世那年，袁世凯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长子克定。两年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他向督办山东海防的庆军统领吴长庆求情谋事。吴长庆听说袁世凯要来，不禁有些犹豫，说：“那是袁家的不肖子孙啊！”过了一会儿，又自言自语似的说：“也好，说不定能派上用场。”袁家的事情，吴长庆听到过种种传闻。袁世凯厌弃读书，行为放荡，是人所共知的。吴长庆本人也不那么爱学习。他不是进士出身，而是参加淮军以后一步步升上来的。他跟随李鸿章出入沙场，看到读书人在战争中毫无用处，非常厌恶。挚友的遗孤袁世凯从小喜爱骑马舞剑，吴长庆也略有耳闻。也许这样的人反倒有出息吧。淮军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李鸿章的私人军队。吴长庆指挥的军队叫“庆军”，刘铭传的军队叫“铭军”，张树声的叫“树军”，都冠以个人名号。由此可见，清末军队已经私有化，代价是养兵费用必须由首领自己掏腰包。“好！就让袁家劣子当幕僚吧！”吴长庆这么决定了。果然，袁世凯是个值得重用的人物。吴长庆受命去朝鲜，把他编进随员之中。“中堂在的话，至少能比现在提前两天或三天！”崇拜李鸿章的丁汝昌又提起他。“还是看看登陆地点吧！哪里好？”年轻的现实主义者袁世凯把老练的空想主义者丁汝昌叫回到现实中。“啊，但愿海面风平浪静……”说着，丁汝昌苦笑了。他一下子还无法返回到现实中来。把日本决定出兵朝鲜的消息最早通知给清政府的，实际是德国公使。当时，德国认为日本的背后有英国支持，所以它让清政府也出兵。为开赴朝鲜而集结在山东半岛的烟台的大清舰队，因装载煤炭迟延了一天。阴历七月五日起航，遇上风暴，折了回来，又耽搁了一天。实际上，日本方面在军舰“天城号”将要开出横滨时，发现海员中有疑为伤寒的病患者，于是进行舰内消毒，也拖延了一天。“事已至此，再谈什么中堂守制、狂风暴雨也无济于事嘛！”袁世凯说道。“是啊……”丁汝昌注视着袁世凯的眼睛，袁世凯把眼睛滴溜溜地转动了几下，露出讨人喜欢的神情。丁汝昌认识袁家的几个人，曾经同袁甲三、袁保庆一起跟捻军作战，与袁保恒也有一面之识。他觉得自己见过的袁家人当中，袁世凯最出色。他不知胆怯为何物，充满青年人的勃勃朝气。他的神情，既像是自然的无忧无虑，又像是一种矫揉造作。【第二章】拘捕大院君1清政府有关朝鲜“壬午军乱”的记载上，除了吴长庆、丁汝昌两个提督外，经常提到名字的将领还有总兵吴兆有、河南候补道魏纶先、副将张光前和何增珠等。另外还有道员马建忠，在清军未到之前，曾在朝鲜海面坚守，堪称是吴长庆的左膀右臂。至于袁世凯以及他的前辈张謇却从未提及。奏章及上谕中未曾提过名字，并不能证明就是不重要的人物。袁世凯是吴长庆的幕僚，未被正式任官，还不是清廷之臣，即“天朝官员”，因此，政府文书中不会提到。至于袁世凯的功劳，全包括在吴长庆的业绩之中。其实，这倒不限于袁世凯，所有幕僚无一例外，吴长庆幕下的张謇也是如此。张謇是江苏省南通人，字季直。长袁世凯六岁，这年整整三十岁。幼时被誉为神童，受到通州知州孙云锦的垂爱。孙调任南京时，作为私人秘书，偕之同去。每月俸银十两，年仅二十一岁，在那个年代可算是很优厚了。南京是中国的副都，张謇在此结识了很多人。南京之行成为他一生中重大的、用金钱换不来的转折点。十二年后，张謇中了进士，成绩是一甲第一名，出类拔萃。进士的第一名叫“状元”，被誉为天下第一有才华的人。张謇文才出众，时常应邀诗文唱和，得以广交权贵，二十四岁时当上吴长庆的幕僚。吴长庆和孙云锦是世交。当时，吴长庆是记名提督，实授总兵。所谓记名，就是有其官名而无其实权，实际授权称为实授。如果提督相当于中将，那么，总兵大概相当于少将。有一次，吴长庆在孙云锦家，孙夸耀说：“我这里有一个文才出众的年轻人！”说完出示张謇的诗文。吴长庆出身淮军，人们常误以为是一介武夫，其实，他是个书生，喜欢别人称他为“儒将”，对于诗文颇有鉴赏能力。“嗯，嗯……”吴长庆看了诗文之后，不由得暗暗叫绝，确实是奇才。“算是个才子吧？”孙云锦很自豪。“的确出众……能否割爱，让他到小弟处？”吴长庆直截了当地提出。吴长庆本身有文学素养，对幕僚们所写的文章很不中意，为子女请的西席也不称心。他希望找一个更好的文牍和西宾。看了这篇诗文，他动心了，认为这个人胜任而有余。“这可碍难从命啊，先时总督大人也有此意，被我一口回绝了！”孙云锦连连摇头。当时在南京的两江总督是福建出身的沈葆祯。他是林则徐的女婿。“总督和我大不相同，你我是父辈以来的世交，而且，沈总督物色此类人才门路甚广，我却没有。我平素深为此事揪心，请看在世交的情分上，让他到我那里供职吧。”吴长庆死乞白赖，非要张謇不可。“好吧……”孙云锦终于屈服了，他也非常爱惜张謇之才，但觉得与其让他屈就于自己这个小小的整修运河的小吏身边，还不如让他成为有权势的吴长庆的幕僚，这样能有更多的出头机会。于是，孙云锦同意张謇改仕。“愿你早日飞黄腾达，要好自为之！”临别时，孙云锦向张謇赠言叮嘱。张謇原名长泰，十六岁时改名育才，字树人，趁新仕吴长庆之机，又改名謇，字季直。张謇在吴长庆处的第五年，袁世凯也当了吴的幕宾。当然，袁世凯并不是吴长庆请来的，而是凭借父辈的交情挤进来的。袁世凯来吴长庆处的第三年是壬午年。据张謇写的年谱记载，袁世凯来到吴长庆的登州任所后，吴命袁世凯跟随张謇就读，但袁世凯厌恶读书。命题作文，则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欲予删改，无从着手”。然而，偶遇吴长庆军务过于繁忙，张謇试以袁世凯协理时，则是“井井有条，似颇干练”。袁世凯厌弃读书，却具有实务才干。吴长庆奉命出差朝鲜时，与首席幕僚张謇研讨此行应偕何人前往，何人留守。张謇毫不犹豫地推荐：“应带袁世凯前往，他一定能有用场。”“嗯，有道理，幸亏带来了世凯，今天能派出的也只有他了。”吴长庆在“威远号”里，暗自庆幸。风狂浪大，铁舰也像树叶一样，在波涛中摇摆不定，人们都为晕船所苦。水师官兵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出乎意料的是，袁世凯却满不在乎地哼着小曲。吴长庆想：这个人的神经真够健全的，或许他根本没有神经！的确，在官兵苦于晕船之际，能派给任务的，也只有袁世凯一人了。文墨天才的张謇，筋疲力尽。军务干才的朱铭盘，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已不堪用。停泊在南阳府海面的大清舰队提督丁汝昌，决定乘舢板亲自调查一下登陆地点，并要求吴长庆指派一人同去。虽然吴长庆已是实授提督，而丁汝昌这时只不过是记名提督，但他是海军提督，如果只为调查登陆地点，是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的。不过，有同级提督，或者说是比自己稍高一点儿的提督吴长庆在，还是敦请派出一名观察员同行为好，否则，恐怕事后会被责难为“擅自决定”。吴长庆听了丁汝昌的提议，立刻决定：“让袁世凯同去吧！这个年轻人有朝气，很适合。”“啊，就是那个项城袁家之子？”丁汝昌也注意到这个年轻人，打听了他的出身和经历。正当全体官兵唉声叹气、疲惫不堪之际，唯独他一人大吃大嚼，活跃于舰船之上，十分显眼。“出身虽高，却颇有可用之处，请随意驱使。”“这个年轻人，任你怎样驱使，也不会讨饶的。”于是，袁世凯同乘丁汝昌的舢板前去。2“日本花房公使已在四天前抵达汉城，谈些什么不知道，不过，现在可不容我们再慢慢悠悠，应当从速进军。”马建忠极力主张道。“壬午军乱”爆发时，正值李鸿章在家守制，北洋大臣张树声代行他的职务。张派道员马建忠和记名提督丁汝昌二人开赴朝鲜，称“东渡观变”。丁汝昌是一介武夫，观察全由马建忠负责。马建忠是天主教徒，曾留学法国，是中国最早留学欧洲的人，最了解海外情况，尤其深知朝鲜。这年三月，马建忠为列席朝、美缔结友好条约来朝鲜。这个朝、美友好的幕后，有李鸿章的意图活动着。美国派培利远航到浦贺，于1854年同日本缔结了友好条约，下一步的目标便是朝鲜。1866年，在朝鲜近海曾发生两起美国商船沉船、船员被杀事件，所以美国急于缔结友好条约，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但没能得到满意结果。1871年发生美舰攻击江华岛事件。1878年，美国政府派遣薛斐尔提督，请日本做仲裁人与朝鲜当局接触，也未成功。这些事大大刺激了实权宰相李鸿章。李鸿章从重要奏章档案库中找出了黄遵宪上奏的《朝鲜策略》，他记得六年前曾同黄遵宪会过一面，并交谈过，也想起了他曾赞许过这个“霸业之才”。那年，黄奉调驻日公使馆参赞，去日本赴任，当年一月又调任旧金山总领事。黄遵宪是著名的诗人，在中国和日本广为人知。清代二百六十年中，若举五名大诗人，黄遵宪应为其一。他不仅是诗人，还是出色的外交官、爱国者。黄遵宪关于朝鲜问题的论点，是朝鲜之祸在于俄国，因此，中、日应与朝鲜紧密团结，以备俄人之入侵。黄遵宪以外交官的敏感和诗人的灵感，觉察到物色不冻港的俄国必将以不可抵挡之势南下。李鸿章反复阅读了《朝鲜策略》。他并不完全同意黄遵宪的意见，心想：黄驻日四年，对日本的估计过于温和。至于朝鲜问题将是国际问题，这点他非常赞成。朝鲜当局拒绝同美缔约，实属万幸。假如美国由日本仲裁，同朝鲜谈妥，日、美实力在朝鲜得以加强，将置中国于何地？这种假设的答案是明显的。目前清廷对朝鲜的宗主权已经是空具其名，将来肯定会越来越削弱。既然美国这么倾心于朝鲜，那么，清为宗主国，自当为之斡旋。于是，李鸿章邀请美国薛斐尔提督来天津。当时，直隶总督的驻地已由保定移到天津。在天津进行了预备协商之后，接着在朝鲜继续交涉。这次作为清方代表赴朝鲜的，就是擅长法、英两国语言的马建忠。这里，无暇述及《朝美友好条约》的详情，主要一点是美国想把朝鲜当作独立国家，与之缔约，而清廷则想强调宗主权。结果，条约中“朝鲜乃清之属国”一句，由于美国方面的反对，只好拿掉。但朝鲜国王另致美国总统的备忘录中，提及属国之事，那落款是“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一年，即光绪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美国总统对这个备忘录，未做复文。条约终以清政府妥协而签成。接着，英、德两国也要求以此为蓝本，谈判缔结条约。马建忠就以清政府代表的资格滞留朝鲜，参与这些外交谈判。因此，没有比马建忠更了解朝鲜局势的了。他看见日本的迅速行动，大为忧虑。受命东渡观变的马建忠，向同行的丁汝昌说道：“日本一定会出兵，我国也应增派援军。你火速归国，带兵前来！”马的官位虽低些，但关于此事，他有命令丁汝昌的权限。丁汝昌立即归国，率领吴长庆指挥的四舰六营兵力，开赴朝鲜。一营有五百人，六个营共三千人。袁世凯、张謇等这时才第一次踏上朝鲜，等待援军的马建忠立刻命他们速去汉城。的确是时间紧迫，刻不容缓。丁汝昌归国调兵的日期是六月二十九日（阳历8月12日）。这时，日本军舰“金刚号”已经到达朝鲜。而在前一天，日、清两国舰船还互致礼炮。日本“金刚号”为丁汝昌提督鸣炮十五响，清“威远号”向仁礼景范少将答礼，鸣炮十一响，他们认为海军少将相当于三等水师提督。丁汝昌乘坐的“威远号”于上午四时离开朝鲜海域。当日上午十一时，载着花房公使的“明治号”到达仁川海面。次日，即阳历8月13日，朝鲜官员赵宁夏和金宏集来到仁川，会见花房公使，试图延缓花房公使进入汉城。马建忠同花房公使和竹添书记官会见，征询日本的意见。花房公使终于在8月16日从仁川出发前往汉城。马建忠眼睁睁看着日本兵从鼻子底下走过，其担心是显而易见的。援军到达那天，马建忠接到金宏集的情报：“我国国王本日接见日本公使花房义质。”他的心情更加焦虑。次日，大院君李昰应急报，花房已将日本方面的要求抛了出来，限三日内作答。马建忠连连提出：“切切不可耽搁。”清军在南阳登陆后，吴长庆先命右营出发，性急的马建忠同先头部队一起开进汉城。右营管带是吴孝亭。马建忠来到南阳驻地，通知吴孝亭前来商议军务。接到大院君的急报，马建忠急得团团转，而吴孝亭却迟迟不露面。马建忠真想吼叫一通，但总算忍住了。过午时分，吴孝亭终于来了。马建忠来不及寒暄，立刻叫他“日内进军水原，明日到达王京（汉城）”。真想斥责他几句：“行动迟缓！”但为了军务，马建忠不愿多说，必须争分夺秒。“岂有此理！你也不问问可能不可能，太过分了！”吴孝亭满肚子不高兴。“怎……怎么回事……”马建忠张口结舌。担任军职的人，有的军衔高，身份却低。副将吴孝亭和马建忠同是二品职，但在级别上却有很大差别。马建忠是中央派出的，与提督同级，上奏表章时常与吴长庆、丁汝昌两提督并列署名。而吴孝亭是吴长庆的下属，吴长庆一句话就可以撤他的职。马建忠之所以惊讶，并不是因为遭到下级军官的顶撞，而是因为在此分秒必争的时刻，竟有人不顾国家大事，拒绝服从命令。“你问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不知道军卒遭了多少罪？”吴孝亭语气强硬。“我知道遇到了风暴！”“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吴孝亭大发雷霆，竟摆出动手殴打的架势。他心想：士卒已经筋疲力尽，还要让他们强行军到水原，太无情了。难道你没有人心？“现在是国家紧急关头！”马建忠不顾对方的愤怒，也翻了脸，声音粗暴。“你想在这个关头建功立业？”“住口！”“哈哈，我说得过分了？……文官岂知武官苦，你们的功劳，总是靠那些可怜的士卒的牺牲！”“住口！住口！住口！”马建忠指着吴孝亭的鼻尖大声呵斥。“住口又怎样？”“给我滚出去？”马建忠把指着对方的手指，转向屋门。“当然可以，这就走。”吴孝亭站起来，缓缓转过身，朝屋门走去。3多少年后成为历史主宰者的大人物，关于他无名时代的行迹，往往有人造出许多传说来。“壬午军乱”时东渡朝鲜的袁世凯，也不例外。在此国家危急、千钧一发之时，副将吴孝亭竟以“军卒疲惫”为借口，抗命不前。马建忠禁不住怒火中烧，要求提督吴长庆撤换他，是很自然的。——有一个副将，强调军卒晕船，体力耗尽，拒不接受进军命令，要求缓行一日。提督吴长庆怒不可遏，当场撤掉了他。由谁接任呢？吴长庆回顾左右，袁世凯就在身边。于是他命令道：“你去接替！”从此，袁世凯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传说。关于“壬午军乱”时清政府的动态，马建忠留下了比较详尽的日记。马建忠，江苏丹徒人，别号适可斋，著有《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述生平言行。全书记言四卷，记行六卷，计十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石印刊行。其中壬午日记，记叙翔实，是贵重的史料。除了时刻之外，还记录了气候、温度。例如：阴历七月二日（阳历8月15日），丁汝昌舰队尚未到达之前，日本仁礼少将前来答礼，恰值正午，寒暑表指向华氏九十六度。又如：当日午后四时半，侦探人员归来，备述所见。可见，马建忠向各地派出了谍报人员，不断搜集着情报。据马建忠的日记记载，吴孝亭来见，拒绝向水原进发，盛怒而去，时间是阴历七月八日（阳历8月21日）。翌日，上午八时，吴长庆致函马建忠，有云：“右营（管带为吴孝亭）军卒多患病，兹派后营（管带为张仲明）代之。”仲明，是张光前的字。马建忠遂与张光前部进发。他恨不得一步跨到汉城，命令二百军卒轻装疾进。从马建忠的日记来看，吴孝亭要求缓行后，接替他的先锋任务的是张光前，而不是袁世凯。然而，决不可因此而低估袁世凯所完成的业绩。在总司令吴长庆的一言一行里，体现着袁世凯的意志。不久，袁世凯便受命指挥一个营的兵力。从南阳到汉城进军途中的情况，没有记录可查，但可以断定他一定发挥了惊人的军事才能。日本出兵朝鲜，口实是“壬午军乱”中日本军民十余人被杀害。清政府出兵，理由是朝鲜乃清之属国，发生骚乱，应由清政府协助整顿政治，并借此强调了一番若有若无的宗主权问题。朝鲜常驻清廷的官员称“领选使”。当时的领选使是金允植，“壬午军乱”时他向清政府报告：“罡应（大院君）勾结匪党，图谋不轨，危及社稷，逆迹久著……”乱政的是国王之父大院君，要整肃政体，必先惩办大院君。日本这时也已知道唆使反日暴动的人是大院君。中、日双方都把大院君当作罪魁祸首。马建忠心急火燎，因为如果日本方面先行逮捕、惩办元凶大院君，那么，清政府的面子就会丢尽，等于向世界宣告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只是徒有虚名而已。马建忠赶到汉城的时间是阳历8月23日，正值处暑。这时花房公使已撤至仁川，似乎要表明日方决不妥协。次日，马建忠急赴仁川，傍晚到达，立刻会见花房公使。二人从六时半一直谈到八时。马建忠素来办事认真，同日方会谈时，若是笔谈，一定会留下记录。但这次会谈没有笔录，估计是用英语进行的。花房公使肯定震怒了，他提出三日为限的要求，未见答复。而且，朝鲜国王命首相洪纯穆同日方会谈，洪纯穆却致函花房公使，声称：“奉命勘察山陵吉地，非三四日不能回京。山陵在朝鲜事关重大，必须先办，同贵国谈判俟归来再议……”在朝鲜，人们认为墓地的吉凶关系着后代子孙的命运，因此，选择墓地是无比重要的。首相此去，选择国王陵寝之地，固然是为了确认未来的吉凶祸福，但国王还很年轻，精力旺盛，选择墓地不在此一朝一夕，显然，目的是拖延时间。“既然国王准备同我国求得问题之解决，任命洪纯穆为代表，为何其后又命他前往山陵？难道认为山陵之事比谈判更重要？岂有此理！”花房忍无可忍，两肩不住颤抖。“花房先生，目前在朝鲜并不存在什么政府。”马建忠说道，“国王没有自主权，怎么能和别国进行交涉？一切都需国王恢复自主权之后才行，目前急于交涉，即使谈妥，究竟能否有效，很难保证。恐怕不久的将来，又会问题百出。我国出兵只是为了惩办乱党，一俟肃清乱党，国王就会恢复自主权。”次日，花房回访马建忠寓所。郑重其事的会谈昨日已经进行，今天主要是以轻松的日常谈话为主。因为都是外交官，共同的友人也多。另外，马建忠的哥哥马建常，此时是清政府驻神户领事，同花房也颇熟悉。花房说：“您与令兄相似极啦！”清政府提出要恢复朝鲜国王的自主权，意思不外是除掉大院君。采取什么方式，日本无从推测，不过，原则上是赞成的。但日本担心，清廷对朝鲜徒具虚名的宗主权会因此而产生实质性的效果。临别时花房说了句“善为处理，恭候佳音”。马建忠再次返回汉城，积极策划铲除大院君。马建忠在天津与直隶总督见面，研究了清政府对于朝鲜问题的根本方针，即“隔离大院君”。把野心勃勃的大院君留在朝鲜是危险的，应当予以彻底隔离。最好的对策，是把他劫持到中国。阳历8月26日午后，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三位清政府官员，造访大院君私邸，表示敬意。马建忠让吴长庆少带卫兵，可见他在大事上用心周到。当时下着小雨。礼节性造访之后，三人分别返回寓所。不多时，三人又会合于汉城外兵营，因为作为礼节，大院君必然前来回拜。下午四时，大院君李昰应率家臣数十骑来到。马建忠邀请大院君笔谈，约两小时，用纸二十四张。寓所内有健卒百人和轿夫十六人，待机行事。马建忠在笔谈中写道：“君知朝鲜国王为皇帝册封乎？”大院君执笔写下两个字：“知之。”马建忠将笔蘸饱墨汁，一气写出：王为皇帝册封，则一切政令当自王出。君六月九日之变，擅窃大柄，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室轻皇帝也，罪当勿赦。徒以于王有父子之亲，姑从宽假，请速登舆至马山浦乘兵轮赴天津，听朝廷措置。大院君的脸色忽然变得苍白，他狼狈地向四周扫了一眼。这时候，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吴长庆，接着是丁汝昌。马建忠抓过浑身发抖的大院君的手腕，把他拉到外面。“不坐，不是我自己的轿子我不坐！”大院君在为他准备妥当的轿子前面连连摇头，拼命抵抗。“好吧！就坐你自己的轿子，准备启程！”马建忠说。4“登瀛洲号”，这艘押送大院君的清舰正停泊在马山浦待命。淅沥小雨渐渐变成滂沱大雨，大院君坐在有罩盖的肩舆里，轿夫和护卫他的水师健卒则是全身湿透。指挥这次“诱擒”作战的丁汝昌骑在马上，虽然穿着西洋雨衣，连头顶一起罩住，依然被淋湿。轿夫们替换着抬轿，心里发急，但脚下泥泞，行进不快，因是轻装急行，未带粮食。“到达马山浦，我会让你们撑破肚皮的！”丁汝昌在马上大声鼓励道。若是一般声音，就会被雨声淹没。是夜，阴雨泥泞，沿途不准停息。军士等冒雨忍饥，行百七十里，次日午抵马山浦。根据此则记录，可知这是一次艰难的强行军，是在大雨中把大院君转移到“登瀛洲号”的。管驾（舰长）是叶伯鋆。扣押大院君的地点，是吴长庆麾下黄仕林的营舍。当夜，吴长庆入汉城，命令张光前、何增珠两副将的部队戒严。马建忠留在黄仕林营舍，但彻夜未眠。他的日记中简洁地记着：“是夜，宿于黄营。雨声达旦未止。”弄走大院君后，便着手肃清乱党工作。诱擒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的，大院君的党羽一时并未察觉。大院君的长子于次日下午三时照会清政府方面：“家父尚未归来……”清政府方面则以毫不知晓来搪塞。次日马建忠的日记中才出现袁世凯的名字，写道：十五日（阳历8月28日）晨，庆军会办营务处袁慰亭（袁世凯的字）至，与密谈剿除乱党事。请归告吴军门（吴长庆）。午后，慰亭返，云：“吴军门如约。”慰亭即欲指挥一切。袁世凯的头衔为“庆军会办营务处”，这并不是正式的官职。“请让我去整治乱党！”袁世凯道。“噢？你今年多大岁数？”马建忠问。“您上来就问岁数，真叫人扫兴！”袁世凯厌烦地说，“二十四岁。”袁世凯似乎在质问：难道二十四岁有什么不妥当之处吗？“我只是随便问问。比我小十四岁……你是军人吗？”袁世凯犹豫了一下，立刻狡黠地眨眨眼睛，说道：“我决心当一名军人。”“那么好吧，肃清乱党是军人的事，我打算把军人的事安排得妥帖些，请等一等吧。”“等几天就行了吗？”“是啊，元凶大院君被扣押，已经押解天津，乱党失去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