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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17 06: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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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当年明月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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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第伍部):帝国飘摇

明朝那些事儿(第伍部):帝国飘摇试读:

第一章 致命的正义

严嵩的反击

严世蕃入狱了,严嵩倒台了,在很多人看来,徐阶同志的屁股即将挪到首辅的宝座上,事情已经圆满结束。

有这种看法的人,大致是不懂政治的,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好商量,但只要涉及利益二字,翻脸会比翻书更快。

而翻脸的程度及其表现方式,就要看利益多少了,动嘴动手,还是动刀子动导弹,都取决于此。要知道,平时上街买菜,为几毛钱都要吵一吵,而在皇帝不大管事的当年,首辅的宝座就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也是最大的利益,不打出个天翻地覆、沧海桑田那才有鬼。

徐阶清楚这一点,严嵩自然也知道,几十年的政治经验让他很快由震惊中恢复平静,并开始积聚反击的力量。接下来,他将用行动告诉对手,自己之所以能够屹立政坛二十年不倒,绝非偶然。

徐阶,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吧,较量才刚刚开始。

事实上,严嵩之所以能够超越之前的杨廷和、郭勋、张璁、夏言等人,成为最为强大的权臣,靠的绝不仅仅是严世蕃的聪明,还有他的同党。因为一直以来,严嵩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严嵩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股势力,一个利益共同体。我当了郎中,你就是员外郎;我当了侍郎,你就是郎中,大家共同进步,共同发财。

现在徐阶竟然要整治严大人,那还得了?老婆才买了首饰,儿子要上私塾,我还指望升迁,你徐阶敢动我们的饭碗,就跟你玩命!

刑部右侍郎鄢懋卿就是上述人等中的一员。自投靠严嵩以来,他做了很多坏事,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杨继盛最终被杀,作为回报,他获得了管理盐政的美差,捞钱简直捞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之前嘉靖同志每年只征六十万盐税,他上任之后,竟然要求改征一百万,既可以讨好皇帝,又能够趁机敲诈地方,不愧为奸人本色。

所以当严嵩下台的消息传来时,他立即找来了严党的同伙,紧急商量对策。鉴于严嵩已经退休回家,在仔细分析形势之后,鄢懋卿决定了第一步行动计划——解救严世蕃。

作为严党的智囊,严世蕃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眼下最重要的,是把这位仁兄捞出来,让他拿个主意,大家这才好办事。

但这件事谈何容易。严世蕃由皇帝下旨查办,涉及严重经济犯罪,住的是京城模范监狱,不是打架斗殴关进派出所,等人担保就能搞定的。

更麻烦的是,这件案子是皇帝交办,按例由三法司会审,而所谓三法司,是指大理寺、都察院和刑部。所以要想捞人,必须摆平这三大部门,一个都不能少。

鄢懋卿是刑部右侍郎,刑部的事情自然好办,但严嵩已经倒了,内阁没有说话的人,大理寺和都察院怎么解决?

这就是鄢懋卿面临的大致情况,看上去确实很难办,但事实结果告诉我们,他做到了:

经过三法司会审,一致认定严世蕃贪污罪名成立,查实金额共八百两,着令发配雷州充军。

多年的工部侍郎包工头兼机要处长,原来只值八百两,还真是个吉利数字。

当然了,处理结果也不可谓不重。所谓雷州,就是今天的广东雷州,在当年是著名的蛮荒之地,到那里充军十有八九回不来。

但历史对我们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缓可以转无期,无期可以转有期,有期再转保外就医,事情就解决了。严世蕃自然也不例外,但他的方法比较简单——逃跑。

这位兄台刚走到半路,不知是买通了押送人员还是自行决断,竟然就这么跑了回来。按说要是逃犯,总得找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藏起来,起码没有人认识自己。可严世蕃实在是艺高人胆大,他竟然跑回了江西,堂而皇之地住下来,照常上街买菜东游西逛,比衣锦还乡还衣锦还乡。

重大贪污犯变成八百两,充军充回了家,严党的势力确实超出了徐阶的想象,但当他正准备回击时,皇帝突然下达了一道谕旨,正是这道谕旨使事情再次失去了控制。

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说句寒酸话,就算是条狗,养二十多年也有感情了,何况严嵩长得比狗精神得多。所以在驱赶了严嵩之后,嘉靖便感到了一种孤独,很快,这种孤独就演变成了同情,于是他下令:“严嵩退休了,他的儿子也已认罪,今后有人再敢上与邹应龙相同的奏折,立斩!”

这下徐阶完了,他本已准备趁势追击,用奏章把严世蕃淹死,嘉靖的命令刚好击中了他的要害,转瞬之间,他失去了所有进攻的手段,只能坐在原地,等待着对方的反击。

徐阶之所以对严世蕃如此执著,是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是一个破坏能量太大的人,只能关在笼子里,绝不能放归大自然。以此人的智商,如果稍有不慎,自己就会被置于死地。而事实也验证了他的预想,不久之后,严世蕃就出招了,不但狠毒,而且致命。

严嵩退休之后,按道理应该回老家,他却在经过南昌的时候停了下来,因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而且他很清楚,事情还没有结束。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严嵩的直觉,这位老江湖在南昌等来了皇帝的谕令和他那聪明绝顶的儿子。

在谕令中,严嵩看到了希望,而在他的儿子那里,他找到了反败为胜的方法。

严世蕃依然十分沉着,他告诉自己的父亲,虽然事已至此,虽然徐阶已经成为首辅掌握重权,但他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只要突破一个人——蓝道行。

严世蕃那个只有一只眼睛的脑袋,却有着极为可怕的智慧,在无数的表象之下,他牢牢地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一点也没错,蓝道行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嘉靖之所以驱赶严嵩,是因为神仙不喜欢他,而不是蓝道行。所以只要证明那天在沙盘上写字的人不是神仙,问题就都解决了;要是顺便能把徐阶拉上,说明他与此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是欺君之罪,必死无疑。

到那个时候,严嵩将光荣返聘,继续牟取私利消极怠工,严党将再度掌权,所有的一切都将回到起点。

行动开始,严嵩先命令朝中的同党送钱给蓝道行,希望他反戈一击,指证徐阶策划此事,事成之后保证升官发财。

蓝道行拒绝了。

既然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严嵩出钱买通了宫中的太监,指使他们诬陷蓝道行,并将其关入了监狱。更为恶劣的是,他还疏通狱卒,对蓝道行严刑拷打,百般折磨,逼他诬陷徐阶(似乎也算不上诬陷)。

蓝道行依然拒绝了,虽然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却始终不吐一字。

软的硬的都不吃,严嵩纳闷了,在他看来,蓝道行不过是个江湖骗子,一个吹牛的道士而已,怎么会如此强硬?

从道士到钢铁战士,只是因为一件东西——信仰。在这个世界上,信仰是最为坚固的物体,一旦坚持,就很难动摇,而金钱、美色在它的面前,是极为软弱无力的。

蓝道行是一个道士,但他却信仰王学,他相信,在这位传奇人物的光明之学中,他能够找到真正的光明。所以无论是利诱还是威逼,金钱还是皮鞭,他都决不屈服。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是任何物质无法动摇的力量。而对于这些,利欲熏心的严嵩,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蓝道行挺住了,徐阶也挺住了,严嵩一击不中,再次开始了等待。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会逐渐想起他,同情他,到时配合朝中的严党势力,他必定能东山再起。

这是一个不错的打算,事实上也很有可能,之前的那道谕令已经部分证明了这点。令人费解的,却是徐阶的态度,严嵩此次大举进犯,可从头至尾,他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更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反扑,虽然这对他而言十分容易。

政治家是这个星球上最坚忍的动物,他们从不轻举妄动,只有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才会发动最后的猛击。经过严世蕃和蓝道行事件,徐阶已经看清了严嵩的真正实力,他知道,虽然自己身居首辅,但是严嵩对皇帝仍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而在朝中,严党依然拥有强大的势力。

所以现在只有等待,等待对手的下一个破绽,它一定会再次出现。

于是,徐阶对严嵩的攻击不但毫不在意,反而还经常写信问候在南昌的严嵩,恭祝他身体安康,多活几年。他明知严世蕃擅自逃窜回家,也从不派人去查,就当做不知道。

更有甚者,在徐阶成为首辅之后,他的儿子曾经对他说,老爹你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终于熬出头了,应该找严嵩报仇。

出人意料的是,徐阶竟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要是没有严大人,我哪有今天的地位,你怎么能够这样想?”

对儿子都这样,别人更是如此,久而久之,这些话都传到了严嵩的耳朵里,让他深有感触。

原先当次辅的时候低调做人,现在大权在握,也不落井下石,徐阶的举动使严氏父子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徐首辅是一个厚道人。特别是严世蕃,他当逃兵跑回来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要想整治他,把柄是现成的,徐阶对此却毫无动作,所以这位自负天下第一聪明的人也由衷地感叹了一句:“徐大人不坑我啊!”

严世蕃是个太过聪明的人,所以他也有点太过自负,在这十几年中,他从没有把徐阶放在眼里,把他当做看门大叔之类的人物,肆意欺凌,蛮横无理,然而徐阶都忍了。现在的徐首辅依然故我,丝毫没有报复的打算和行动,看来他还准备继续忍下去。

严世蕃放心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逃兵身份,堂而皇之地在江西盖豪华别墅,准备当土财主,享受之前十几年的腐败成果。

然而狂得过了头的严世蕃并不知道,从不坑人的徐大人此时正在挖坑,一个比上次更大的坑。因为所谓复仇,从来都不是热菜,而是冷盘。

严世蕃不了解徐阶,徐阶却了解严世蕃。他很清楚,这位独眼龙天才虽说聪明绝顶,却也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

估计是因为身体残疾,严世蕃存在某种心理问题,简单说来就是有点变态。综观他的一生,只做坏事,不做好事,着实不易,而且他穷奢极欲,做事情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比如当年他母亲死了,本该在家守孝,帮老爹干活,他却只是每天躲在家里搞女人,对老爹交代的事情全然不理。严嵩同志都八十多了,头晕眼花,公文看不懂,青词写不来,几次被皇帝骂得狗血淋头,才有了后来下课倒台的事。

所以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严世蕃是一个天才的幕僚,却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他不懂得隐藏压抑自己的欲望,在这一点上,他和自己的父亲差得太远。他当逃兵也好,盖别墅也好,徐阶一概不管,因为他相信,自己等待的那个破绽必将在这个人的身上出现。

成也世蕃,败也世蕃,命也。

一块砖头引发的血案

在徐阶看来,把严世蕃放出来比关在笼子里好,让他去飞,让他去闯,终有一天会惹出麻烦的。

正如所料的那样,麻烦很快就来了,但肇事者不是严世蕃,而是另一位老熟人——罗龙文。

这位仁兄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他是胡宗宪的同乡,为剿灭徐海当过卧底,立过大功,但之前也说过,此人心胸狭窄,好挑是非,不太讲道理。所以在胡宗宪倒台后,他因势利导,不知钻了谁的门路,竟然投奔到了严世蕃手下,所谓臭味相投,两人很快结成知交。

既然是知交,严世蕃充军,罗知交也充军。同理,既然是知交,严世蕃当逃兵,他自然也当了逃兵。不过他没有逃到江西,而是再次审时度势,投奔了他当年的敌人——倭寇,成为了逃兵兼汉奸。

虽说饭碗有了,但抢劫毕竟是个高风险的活儿,不比京城里自在,久而久之,罗龙文越来越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也越来越痛恨坑他的邹应龙与徐阶,经常对人大声疾呼:“必取邹应龙与徐阶的首级,方泄我心头之恨!”

这大致也就算个精神胜利法,他一无钱,二无人,凭几个抢劫犯,也就只能在千里之外发发牢骚而已,反正京城里的人也听不见。

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自己的这句话正是最终毁灭的起始。

很快,京城的徐阶就听到了这句话。天真的罗龙文并不知道,作为严世蕃的重要同党,从他逃跑到投奔倭寇,都有人在一旁监视着他,看着他由逃犯成为抢劫犯,却从来没有人去制止。因为在徐阶看来,这个人现在的举动,将会成为诛杀严世蕃的利器。

得知这句话后,徐首辅立即开始了行动,他不但将此话向皇帝上奏,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还调派大量锦衣卫保护自己和邹应龙的家,并公开表示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严嵩整治蓝道行之时,可谓是生死攸关,徐大人却稳如泰山;一个人在千里之外威胁了几句,他却如此激动,归根结底,只是因为一个原因——政治目的。

只有把罗龙文的事情闹大,才能引起所有人的警觉,从而引出严世蕃。罗小弟做了倭寇,严大哥自然也逃不脱干系,而对于这位独眼龙,皇帝大人一直就没什么好感。

严世蕃和严嵩已逐渐被逼入死角,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徐阶的掌控之中,但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一件偶然事件的发生,却让这场好戏早早落幕。

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块砖头。

与罗龙文不同,严世蕃不沮丧,也不发牢骚,他正在江西袁州一心一意地盖自己的新房。恰如徐阶所料,严世蕃实在有够嚣张,按说一个逃犯,找几个狐朋狗友,盖了小茅屋住,躲着过日子也就罢了。可这位兄台竟然找了四千多民工,还唯恐人家不知道,每天敲锣打鼓地开工修豪宅!

当然,严世蕃敢如此招摇,袁州的知府大人自然也是打点过的,所以也没人去管他。

可惜的是,明代的官员编制并非只有知府。

工人多了,自然会聚成一团找乐子,就在他们说说笑笑的时候,一个人路过此地,便多看了他们两眼。这帮人正好干完了活儿想找事,就向这位路人挑衅,说着说着,不知是谁无聊,还朝人扔了块砖头,当场挂彩。

这位兄台还算理智,也没有大打出手(对方人多),只是走上前来找他们的领导——严世蕃的仆人理论。

可是严府的仆人态度蛮横,根本不予理睬。旁边有人看出苗头,觉得这人举止不一般,估计是个官,便提醒这位仆人客气点。

毕竟给严世蕃跑过腿,平日见过大场面,所谓宰相门人七品官,这位仁兄眼睛一横,当场大喝一声:

老子在京城见过多少大官,你算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快滚!

面对这位凶仆,路人一言不发,捂着伤口,带着羞辱默默地离开了。

仆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大祸也就此种下。

这位路人的名字叫做郭谏臣,时任袁州推官,正如那位仆人所说,并不是什么大官,但这位狗腿子明显不了解官场的某些基本概念,比如背景、靠山,比如一荣俱荣等等。

郭谏臣是一个推官,主管司法,也就是当年徐阶曾干过的那份工作。虽然他不如徐阶有前途,但他有一个要好的朋友,这个人的名字叫林润。

于是在饱受屈辱却无法发泄的情况下,郭谏臣将自己的委屈与愤怒写成书信,寄给了林润。

谁不好惹,偏偏就惹上了这个人,只能说是严世蕃气数已尽。

林润,字若雨,福建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这位仁兄虽说资历浅,却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先被分配到地方做县令,由于表现突出,很快就被提拔到南京担任御史。

要知道,在短短几年之内由地方官升任御史,是很不容易的。由于御史要经常上书皇帝,如果运气好某篇奏疏得到领导赏识,像胡宗宪那样连升几级也是很有可能的。

而这位林润可谓是御史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性格强硬,而且十分聪明,刚上任不久就敢于上书弹劾自己的领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著名贪官鄢懋卿,且弹词写得滴水不漏,让人抓不住任何把柄。

虽然最后这次弹劾因为严嵩的庇护而不了了之,但林润的骂功与机智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便请这位兄台吃了顿饭。

在饭局上,面对财大势大的严世蕃,林润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反客为主,谈笑风生。这件事情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后一直对林润十分客气,唯恐得罪了他。

然而林润最憎恨的人正是祸国殃民的严氏父子,所以当他收到郭谏臣的书信时,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弹劾严世蕃。

虽然之前邹应龙已经告过一次,而且嘉靖曾警告过,敢再拿此事做文章者,格杀勿论,但林润仍然决定冒一次险。

和杨继盛不同,林润并没有杀身成仁的打算,他的这步棋虽险,却是看好了才走的。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他很可能与徐阶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于目前的形势,他可谓了如指掌。经过之前的罗龙文事件,嘉靖的耐心已到了顶点,只要再点一把火,愤怒的火山就会彻底喷发。

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二月,林润正式上书,烽烟再起。

这是一份十分厉害的弹章,在文中,林润再次运用了他的智慧。他不但弹劾严世蕃擅自勾结盗匪,欲行不轨,还爆出了那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罪行——逃兵。

刻意隐藏两年,只是为了今天。

看到奏章之后,嘉靖果然大怒。他再次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严令查办此事,逮捕严世蕃。

天下无双

在得知谕令内容之后,徐阶却没有丝毫兴奋,反而显得十分焦急,并立即派出了密使,要求务必在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林润。

徐阶似乎过于着急了,谕令下达后,林润自然会知道,不过迟一两天而已,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为明智的决定,正是这关键的一两天,改变了事态的进程。因为徐阶很清楚,林润的奏疏虽然言辞犀利,却并没有实据,目前唯一能证明严世蕃有罪的,不过是半路逃回老家而已。

而当谕令公开后,朝中的严党成员必定会给严世蕃报信。以严世蕃的智商,一定会马上溜号,跑回充军地雷州。如此一来,林润就成了诬告,事情也就会不了了之。

所以决定事情成败的,是信息传播的速度。

徐阶的预料一点没错,就在谕令颁布的当天,严世蕃的儿子、锦衣卫严绍庭便连夜出发赶去报信。但当他上气不接下气到达江西时,看到的却只是一片狼藉。因为两天之前,林润已经到此一游,抓走了正在砌砖头的严世蕃。

这还不算,林御史送佛送上天,连小兄弟罗龙文也一起抓了,并上了第二封弹章,历数严世蕃的罪恶,连人带奏疏一并送到了京城,严世蕃再次成为了囚犯,再次来到了京城。这一次,所有的人都认定他将彻底完蛋,包括徐阶在内。

然而当这位严大少爷进入京城之后,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再度发生了。

严世蕃和罗龙文刚刚到京,便解掉了身上的镣铐,堂而皇之地接受朝中官员的宴请,吃好喝好后连监狱大门都没去,就直接住进了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豪宅。

总而言之,这二位仁兄并非囚犯,反倒像是前来视察的领导。

目睹这一奇观的徐阶再次震惊了,两个朝廷钦犯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嚣张,而朝廷百官却视若无睹,无一例外地保持了沉默。大理寺不管,刑部不管,都察院也不管。

难道只有我看到了这一切?!徐阶禁不住颤抖起来,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严嵩倒台了,严世蕃也二进宫了,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严党竟然还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还能如此肆无忌惮、无法无天!

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徐阶开始了新的思索,他终于认识到,这是一股极其顽强的势力,是一个无比坚固的利益共同体,而要彻底毁灭它,单靠常规手段,是绝对办不到的。

要击破它,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而严世蕃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既然弹劾没有用,逮捕没有用,甚至关进牢房也没有用,那么我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杀了他。

要让所有胁从者都知道谁才是朝廷的真正统领者,要用最严厉的手段告诉他们,依附严党,死路一条!

就在徐阶下定决心的时候,严世蕃正颇为轻松地与罗龙文饮酒作乐。但同为囚犯,罗龙文却没有严世蕃那样的心理素质。虽说严党关系广势力大,不用蹲黑牢,也不用吃剩饭,但毕竟自己是来受审的,如果到时把干过的那些破事都摊出来,不是死刑立即执行,至少也是个死缓。

然而严世蕃笑着对他说:“我等定然无恙,不必担心。”

罗龙文松了一口气,他以为严世蕃已经搞定了审案的法官。

严世蕃却告诉他,负责审理此案的三法司长官,刑部尚书黄光升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寺卿全都不是严党,而且素来与他有仇,隐忍不发只是时机未到,到时一定会把他往死里审。

还没等罗龙文消化完这个噩耗,严世蕃又接着说了一件让他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已派人四处散播消息,为杨继盛和沈鍊申冤,他们之所以会死,全部是我等所为。相信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三法司那里。”

罗小弟就此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他大声向严世蕃吼道:“你疯了不成?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不要慌,”严世蕃依旧镇定自若,“这些罪名不但杀不掉我们,还能够救我们的命。”

他平静地看着一脸疑惑的罗龙文,自信地说道:“杀我的罪名自然有,却不是三法司的那些书呆子能够想出来的,在这世上,能杀我者,唯两人而已。”“一个是陆炳,他已经死了;另一个是杨博,我已打探过,他前不久刚刚犯事,现大权旁落,在皇帝面前已说不上话,不足为惧。”

于是,自信的严世蕃发出了最后的预言:“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

我的计划万无一失,是绝不会落空的,陆炳死了,杨博废了,世间已无对手,举世之才唯我一人而已!谁能杀我?!

徐阶能。

在十多年前夏言被杀之时,他还只是个未经磨砺的副部级愣头青,无论是权谋水平还是政治水平都还差得太远。但经过多年的血雨腥风,他已习惯并掌握了所有的规则和技巧。到了今天,他已具备了参加这场死亡竞赛的能力。

事实上,从严世蕃进京的那天起,他的一举一动就已在徐阶的严密监控之下,从花天酒地到散布消息,徐阶都了如指掌,与三法司的官员们不同,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就明白了严世蕃的企图,并了解了他的全盘计划。

这是嘉靖年间两个最高智慧者的对决,胜负在此一举。

这是最后的考验,十余年的折磨与修炼,历经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终于走到了这一步,优势已尽在我手。在我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个敌人。

杀了此人,天下将无人能胜我。

徐阶的正义

正如严世蕃所料,三法司采纳了街头巷尾路边社的意见,将杀害杨继盛、沈鍊的罪名套在了严世蕃的头上,所谓冤杀忠臣、天下公愤之类,写得慷慨激昂。

完稿之后,他们依例将罪状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阅。

徐阶似乎已经等待他们多时了。他接过稿件,仔细看完,然后微笑着夸奖道:“这件事情你们做得很好,文辞犀利,罪名清楚。”“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徐阶突然收敛了笑容,用冷峻的口气说道:“你们是想杀严世蕃呢,还是想要救他?”

这是一个侮辱智商的问题,几位司法干部当即涨红了脸,大声叫道:“那还用说,自然是要杀了他!”

看着激动的同志们,徐阶笑出了声:“此奏疏一旦送上,严世蕃必定逍遥法外,诸位只能白忙一场了。”

这又是个什么说法?众人目瞪口呆,愣愣地看着徐阶,等待着他的解释。“你们并不明白其中奥妙,虽说杨继盛之事天下已有公愤,却绝不可上奏皇帝,要知道,杨继盛虽是为严氏父子所害,斩首的旨意却是皇上下达的。“当今皇上是英察之主,从不肯自认有错,你们如果把这条罪状放上去,岂不是要皇上好看?如此受人欺瞒,皇上的颜面何存?到时皇上发怒,严世蕃自然无罪开释。”

徐阶说得没有错,严世蕃的如意算盘正是如此。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他先放出风声,说自己最害怕杨继盛事件,然后诱使三法司的人将此罪状上达,因为嘉靖皇帝的性格他十分了解,这位仁兄过于自负,认定自己天下第一,没人能骗得了他,也从不肯认错。

现在你要告诉他,兄弟你错了,人家借你的手杀掉了杨继盛,你还在上面签了字,你是个白痴冤大头,他自然要发火,否定你的说法,于是严世蕃同志刚好可以借机脱身。

这招十分狠毒,即所谓拖皇帝下水,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出、用得上的。比如后来的上海滩第一老流氓杜月笙,也曾用过这手。当时正值解放前夕,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打击投机,干得热火朝天,结果搞到了杜月笙的头上,不但毫不留情,还明确表示整的就是你。

杜月笙也不争辩,乖乖受罚,暗中却指使他人检举孔祥熙儿子投机倒把,把事情直接闹到了蒋经国那里:如果你不处理他,凭什么处理我?

于是轰轰烈烈的上海金融保卫战就此草草收场,蒋氏家族和孔氏家族都是一家人,有事好商量,杜流氓也得以解脱。

但严世蕃却没有杜月笙的运气,因为他的对手是徐阶,是一个足以与他匹敌的人。

书呆子们头晕眼花了,他们的脑袋还没回过神来,只是傻傻地问徐阶,既然如此,那就请您出个主意,定个罪名,我们马上去办。

然而徐阶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他们更为吃惊,这位深不可测的首辅大人只是微微一笑,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份早已预备好的奏疏:“我已经写好了,你们送上去就是了。”

怎么着?难道您还能未卜先知?

怀着对徐大人的无限景仰和崇敬,三法司的官员们打开了那份奏疏,杀气扑面而来。

简单说来,严世蕃的罪名有以下几点:首先他和罗龙文是哥们,而罗龙文勾结倭寇,严世蕃也与倭寇挂上了钩,他们聚集海匪,并企图里通外国,逃往日本。

其次,他勾结江洋大盗,训练私人武装,图谋不轨。

最后,他还占据土地修房子,而根据现场勘查,这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严世蕃狗胆包天,竟然在上面盖楼,实在是罪大恶极(这条罪名当年胡惟庸也挨过)。

看完了这封奏疏,三法司的书呆子们也已断定了严世蕃的结局——必死无疑,因为嘉靖最为反感的两个词语,正是“犯上”与“通倭”。

三法司的官员们揣上这份致人死命的奏疏,哆哆嗦嗦地走了,临走时,他们以无比敬畏的眼神向徐大人告别。而徐阶依旧礼貌地回礼,面色平静,似乎之前的那一切从未发生过。

在近三百年的明代历史中,这是让我感触极深的一幕,每念及此,不禁有毛骨悚然之感。因为在这场平淡的言谈分析中,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蕴含着一种更为可怕的智慧。

作为当时世间最为精明的两个人,严世蕃和徐阶都敏锐地抓住了这场斗争的最关键要素——嘉靖。事实上,严世蕃死不死,放不放,并不取决于他有没有罪,有多大罪。别说内通日本人,就算他勾结外星人,只要嘉靖不开口,严世蕃就死不了。

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严世蕃简直比嘉靖还要了解嘉靖,他知道这位皇帝是死要面子的人,才想出了这一绝招,如无例外,安全过关应该不成问题,可惜他偏偏碰上了徐阶。

只要分析一下前面的那段对话,你就能明白,徐阶的城府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恐怖。

他破解了严世蕃的计划,还提前写好了奏疏,定好了罪名,而要做到这些,他必须了解以下三点,缺一不可:

首先,他十分清楚嘉靖的习性,知道他打死也不认错,所以他明白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

其次,他知道三法司的那帮蠢人的想法,也料到他们会定哪些罪名。

能够掌握皇帝和群臣的心理,已经极为不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两点,严世蕃也了如指掌,因为他的诡计正是建立在此之上。

但徐阶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是因为他还掌握了最重要的第三点——严世蕃的心理。

他不但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法官是怎么想的,还知道严世蕃的想法,甚至连他用的阴谋手段也一清二楚。自负天下才智第一的严世蕃机巧狡猾、机关算尽,却始终在徐阶的手心里打转,最后被人卖了还在帮着数钞票。

对人心的准确揣摩,对事情的精确预测,还有深不可测的心机谋划,这是极致的智慧,在我看来,它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在这场暗战中,严世蕃输了,却输得并不冤枉,因为他输给了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而真正可悲的人,是嘉靖。

这位天资聪慧、刚愎自用的皇帝,终于为他的自以为是付出了代价。一生都致力于耍心计、控制人心的他,最终却沦为了两个大臣的斗争工具,他的脾气和个性被两位大臣信手拈来,想用就用,想耍就耍。

就这样,木偶的操控者最终变成了木偶,也算是报应吧。

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句,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徐阶和严世蕃之所以能把皇帝捏着玩,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嘉靖同志爱面子,要换了朱元璋,估计不但严世蕃活不成,连办案的那几个书呆子也跑不掉,大家携手并肩一起见阎王。所以千万不要乱用此招,教条主义害死人啊。

不出徐阶所料,奏疏送上去之后,嘉靖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复核之后,立斩严世蕃、罗龙文,真是比他儿子还听话。

和许多人想象中不同,明代的死刑制度是十分严格的,草菅人命,那是谣传。地方官是没有权力杀人的,死刑的复核权归属于中央,确切地说,是皇帝。

每次处决名单送上来,皇帝大人都会亲自批阅,也不是全杀,看谁不顺眼,就在上面画个钩,这人就算没了,等到秋决之时砍头了事,这才能死。要是这次没轮上,那还得委屈您在牢里再蹲一年,明年还有机会。

而按照严世蕃的情况,最多也就是个秋决,可是在徐阶同志的大力帮助下,嘉靖极为少有地做了特别关照——立斩。

死到临头的严世蕃,却依然被蒙在鼓里。他毫不知情,还在自鸣得意地对着罗龙文吹牛:“外面有很多人想杀我,为杨继盛报仇,你知道不?”

罗龙文已经不起折腾了,他毕竟心里没底,看着眼前的这个二百五,气不打一处来,又不好翻脸,只好保持沉默。

似乎是觉得玩笑开过头了,严世蕃这才恢复常态,拍着罗小弟的肩膀,给他打了保票:“你就放心喝酒吧,不出十天,我们就能回家了,说不定我父亲还能复起(别有恩命未可知),到时再收拾徐阶、林润,报此一箭之仇!”

罗龙文这才高兴起来,但说到具体问题,严世蕃却又只字不吐,看来他十分喜欢这种逗人玩的游戏。

严世蕃同志,既然喜欢玩,那就接着玩吧,趁你还玩得动。

很快,满怀希望的严世蕃等到了他企盼已久的结果——大批锦衣卫和立斩的好消息。

正是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好吃好住好玩的严世蕃突闻噩耗,当即晕倒在地,经泼凉水抢救成功后,虽然神志恢复了清醒,却留下了后遗症——不停打哆嗦。一直哆嗦到严老爹派人来看他,让他写遗书,他都写不出一个字。

罗龙文自不必说,相信老大哥这么久,最终还是被忽悠了,怎一个惨字了得,整日抱头痛哭,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年死在抗倭战场上,好歹还能追认个名分。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辛酉,严世蕃和罗龙文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

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无恶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恶贯至此,终于满盈。

在严世蕃被处决的那一天,京城民众们奔走相告,纷纷前往刑场观刑,并随身携带酒水、饮料、副食品等,欢声笑语,边吃边看,胜似郊游。

人缘坏到这个份儿上,倒也真是难得了。

也就在这一天,一位在京城就读的太学生不顾一切地挤进人群之中,占据了最佳的观刑地点,他的手中还高举着一块布帛,上面只有七个醒目的大字——锦衣卫经历沈鍊。

在亲眼目睹严世蕃的头颅被砍下之后,他痛哭失声,对天大呼:“沈公,你终于可以瞑目了!”

言罢,他一路号哭而去。十几年前,当沈鍊因为弹劾严嵩被贬到保安时,曾不计报酬,免费教当地的贫困学生读书写字,直到他被严嵩父子害死为止,而这个人,正是当年那些穷苦孩子中的一员。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等待了太久,而他终究看到了公道。

徐阶终于实现了他的正义,用他自己的方式,不是礼义廉耻,不是道德说教,而是阴谋诡计、权术厚黑。

严世蕃死得冤不冤?冤,实在是冤。

罗龙文勾结倭寇,不过是想混口饭吃。他又不是汪直,凭他那点出息,就算要找内通的汉奸,也找不到他的头上。

严世蕃就更别说了,这位仁兄贪了那么多年,家里有的是钱,当年的日本从上到下,那是一穷二白(不穷谁出来当倭寇)。严财主在家盖别墅吃香喝辣不亦乐乎,干汉奸?别逗了,当天皇老子都不干。

至于占据有王气的土地,那就真没个准了。当年没有土地法,凭严世蕃的身份,随意占块地是小意思,但你硬要说这块地有王气,那谁也没辙。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徐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他曾派人实地勘察,确系王气无疑。

可这事儿哪有个谱,又没有权威认证机构,但徐大人当政,他说有那就算有吧。

唯一确有实据的,是纠集亡命之徒,收买江洋大盗。但严世蕃同志本就不读书,是个彻头彻尾的混混,平时打交道的也多是流氓地痞,发展个把黑社会组织,那是他的本分,况且他似乎也还没干出什么惊天大案,图谋犯上更不靠谱。

所以结论是:严世蕃是被冤杀的。

那又如何?

杨继盛、沈鍊,还有那些被严党所害的人,哪一个不冤枉?还是那句老话:对付流氓,要用流氓的方法。

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再次引用无厘头的周星驰先生在他的《九品芝麻官》里,说出的那句比无数所谓正直人士、道学先生更有水平的台词:“贪官奸,清官要比贪官更奸!”

我想,这正是最为合适的注解。

事情的发展证实,徐阶对严党的判断完全正确。严世蕃一死,严党立刻作鸟兽散,纷纷改换门庭,希望能躲过一劫。但徐阶并不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人,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就连续罢免调离了二十多名严党成员,可谓是雷厉风行,把持朝政十余年的第一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

但这件事尚未结束,还剩下最后一位老朋友,需要我们去料理。

严嵩的家终于被抄了,事实证明,他这么多年来,虽说国家大事没怎么管,捞钱却是不遗余力。据统计,从他家抄出了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三百万两,名人书画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光抄家就抄了一个多月,连抄家的财物清单都被整理成书,后来还公开刊印出版,取名《天水冰山录》,成为了清代的畅销书。

严嵩至此才彻底绝望,儿子死了,爪牙散了,嘉靖也不管了,他终于走到了人生的末路。而面对着忙碌的抄家工作人员,这位仁兄在沮丧之余,竟然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严嵩表示,因为家里的仆人多,所以希望能够留点钱给自己,做遣散费发放。

看着这个一脸可怜的老头,抄家官员于心不忍,便把这个要求上报给了徐阶,建议满足他的要求。

徐阶想了一下,便一字一句地说出了他的回答:“我记得,杨继盛的家里没有仆人。”

现在是祈求慈悲的时候了吧,那么夏言被杀之时,慈悲在哪里?杨继盛、沈鍊被杀之时,慈悲在哪里?不出一兵一卒,任由蒙古骑兵在城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时,慈悲又去了什么地方?!

严嵩就此净身出户,孤身一人回到了老家,这里曾是他成功的起点,现在又成为了失败的终点。所谓兴衰荣辱,不过一念之间。

胜利再次到来,而这一次,是如假包换、童叟无欺的胜利,没有续集。

十几年的潜心修炼,十几年的忍耐,在愤怒与仇恨、诡计与公道中挣扎求生的徐阶赢了,从奸党满朝到一网打尽,他凭借自己的毅力和智慧,逐渐扳回了劣势,并将其引向了这个最后的结局。一切的一切都如同预先排演一般,逐一兑现。

除了一个例外。

在此前的十几年中,徐阶曾无数次在心中彩排:反击成功后,应该如何把严嵩千刀万剐,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却改变了之前的打算。

看着黯然离去的严嵩,徐阶的心中萌发了新的想法,不要杀他,也不能杀他。

自嘉靖初年得罪张璁被贬时起,三十多年来,徐阶从一个刚正不屈、直言上谏的愤青,变成了圆滑处世、工于心计的政治家,但在他的个性特点中,有一点却从未变过——有仇必报。

十几年来,他对严嵩的仇恨已经深入骨髓,现在是报仇的时候了。面对这个罪行累累的敌人,他决心用另一种方式讨还血债,一种更为残忍的方式。

罢官抄家,妻死子亡,但这还不够,还远远不足以补偿那些被你陷害、残杀,以致家破人亡的无辜者。

我不会杀你,虽然这很容易,我要你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个地死去,就如同当年杨继盛的妻子那样;我要你亲眼看着你曾经得到的所有一切,在你眼前不断地消失,而你却无能为力。

继续活下去,活着受苦,严嵩,这是你应得的。

嘉靖四十四年(1565)四月,严嵩被剥夺全部财产,赶回老家。没有人理会他,于是这位原先的朝廷首辅转行当了乞丐,靠沿街乞讨维持生计,受尽白眼,两年后于荒野中悲惨死去,年八十八。

正义终于得以伸张,以徐阶的方式。

第二章 奇怪的人

奇人再现

严嵩倒了,徐阶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了朝廷首辅,朝政的管理者,此时的内阁除他之外,只剩下了一个人——袁炜。而这位袁炜,偏偏还是徐阶的学生。

于是徐阶的时代来到了,继严嵩之后,他成为了帝国的实际管理者。

其实后世很多人会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徐阶和严嵩有什么不同?严嵩贪污,徐阶也不干净;严嵩的儿子受贿,徐阶的儿子占地;严嵩独揽大权,徐阶也是。

表面上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不同的。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明,那就是:严嵩怠工,徐阶干活。

如果考察一下明朝的历代首辅,就会发现这帮人大都不穷(说他们穷也没人信),要单靠死工资,估计早就饿死了,所以多多少少都有点经济问题,什么火耗、冰敬、炭敬等等,千里做官只为钱,不必奇怪。

但徐阶是干实事的。与严嵩不同,他刚一上任,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挂上了这样一块匾: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而他确确实实做到了。

在严嵩的时代,大部分的官职分配,都只取决于一个原则——钱,由严世蕃坐镇,什么职位收多少钱,按位取酬,诚信经营,恕不还价。徐阶废除了这一切,虽然他也任用自己的亲信,但总的来说,还是做到了人尽其用。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李春芳、张居正、殷正茂等第一流的人才得以大展拳脚。

在严嵩的时代,除了个别胆大的,言官们已经不敢多提意见了,杨继盛固然是一个光荣的榜样,但他毕竟也是个死人。于是大家一同保持沉默,徐阶改变了这一切。他对嘉靖说:作为一个圣明的君主,你应该听取臣下的意见,即使他们有时不太礼貌,你也应该宽容,这样言路才能放宽,人们才敢于说真话。

嘉靖听从了他的劝告,于是唾沫再次开始横飞,连徐阶本人也未能幸免。但是与此同时,贪污腐化得以揭发,弊政得以纠正,帝国又一次恢复了生机与活力。

徐阶是有原则的,与严嵩不同,严大人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顾天下人的死活,可以抛弃一切廉耻去迎合皇帝。这种事情徐阶也做过,但那是为了斗争的需要,现在是让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了。

嘉靖想修新宫殿,徐阶告诉他,现在国库没有钱给您修。

嘉靖想继续修道服丹,徐阶告诉他,那些丹药都是假的,道士也不可信,您还是歇着吧。

甚至连嘉靖的儿子(景王)死了,徐阶的第一个反应都不是哀悼,而是婉转地表示,我虽然悲痛,却更为惦记这位殿下的那片封地,既然他已经挂掉了,那就麻烦您下令,把他的地还给老百姓。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以免浪费。

对于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嘉靖虽然不高兴,却也无可奈何。他看着眼前的徐阶,这个人曾为他修好了新宫殿,曾亲自为他炼丹,曾无条件地服从于他,但现在他才发现,这个性格温和的小个子并不是绵羊,却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他虽然觉得上了当,却没有办法,严嵩已经走了,所有的朝政都要靠这个人来管理,想退个货都不行,只好任他随意折腾。

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还有绝对的欲望,也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这才是一切祸患的起始。严嵩所以屹立数十年不倒,贪污腐败,横行无忌,正是因为嘉靖有着无尽的欲望,而严嵩恰好是一个无条件的迎合者。

现在徐阶出现了,他虽然也曾迎合过,但那不过是伪装而已,他真正的身份,是制衡者。

很多人并不清楚,在漫长的明代历史中,徐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重要到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他最伟大的成就,并不是打倒了严嵩,而是他所代表的那股势力。

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后,随着时代的变迁,明朝逐渐形成了一个极为特别的权力体系,皇帝、太监和大臣,构成了一个奇特的铁三角,皇帝有时候信任太监(比如明武宗),有时候信任大臣(比如明孝宗)。

而在政治学中,这个铁三角的三方有着另外一个称呼:君权、宦权和相权。这就是帝国的权力架构,他们互相制衡,互相维持,在此三权之中,只要有两者联合起来,就能控制整个帝国。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前两种组合都已出现,皇帝曾经联合太监,也曾联合大臣,而无论是哪一种联盟,第三方总是孤立无助的。

只有一种情况,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事实上,也没有人曾期待过那种局面的出现,因为在那个君临天下的时代,它似乎永远不可能实现。

但它的确成为了现实,而这个奇迹联盟的开创者,正是徐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打破三角平衡、为这一奇迹出现创造条件的人,竟然是嘉靖。作为明代历史上最为聪明的皇帝,他有着前任难以比拟的天赋。

凭借着绝顶的智慧和权谋,他十六岁就解决了三朝老臣杨廷和,然后是张璁、郭勋、夏言,而在打击大臣的同时,他还把矛头对准了太监,严厉打压,使投身这个光荣职业、立志建功立业的无数自宫青年,统统只能去洗马桶、倒垃圾。综观整个嘉靖朝,四十余年,竟然没有出过一位名太监,可谓绝无仅有。

他不想和任何人联盟,也不信任任何人,他相信凭借自己,就能控制整个帝国,而他所需要的,只是几个木偶而已。

一切都如此地顺利,帝国尽在掌握之中,直到他遇上了严嵩和徐阶。

经过二十几年的试探,严嵩摸透了他的脾气和个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影响并利用了他。

而徐阶则更进一步,在打垮了严嵩之后,他成为了一个足以制衡嘉靖的人。嘉靖要修房子,他说不修就不修;嘉靖儿子的地,他说分就分。这是一个不太起眼,却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它意味着一股强大势力的出现,强大到足以超越至高无上的皇权。

这才是徐阶所代表的真正意义,绝非个人,而是相权,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力量。

当年的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因为他希望能够控制所有的权力,现在的嘉靖也是如此。他们都相信,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仅凭自己的天赋与能力,就能打破权力的平衡,操控一切,而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对抗社会规律的,它就如同弹簧一般,受到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度就越大。

作为超级牛人,朱元璋把劳模精神进行到底,既干皇帝,又兼职丞相,终究还是把弹簧压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嘉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和老朱比起来,他还有相当差距,所以在他尚未成仙之前,就感受到了那股强大的反扑力。他的欲望已被抑制,他的权力将被夺走。

所有敢于挑战规则的人,都将受到规则的惩罚,无人例外。

当三十多年前,嘉靖在柱子上刻下“徐阶小人,永不叙用”字样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这个所谓的“小人”将会变成“大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的所有强权——包括皇帝本人在内。

伟大的转变已经来临,皇帝的时代即将结束,名臣的时代即将到来。他们将取代至高无上的帝王,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

但徐阶只是这一切的构筑者与开创者,那个将其变为现实,并创下不朽功业的人,还在静静地等待着。

总而言之,嘉靖的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无论他想干什么,徐阶总要插一脚,说两句,不听还不行,因为这位仁兄不但老谋深算,而且门生故吏遍布朝中,威望极高一呼百应,要是惹火了他,没准就得当光杆司令。

那就这样吧,反正也管不了,眼不见心不烦,专心修道炼丹,争取多活两年才是正经事。

徐阶就这样接管了帝国的几乎全部政务。他日夜操劳,努力工作,在他的卓越政治领导之下,国库收入开始增加,懈怠已久的军备重新振作,江浙一带的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万历年间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起源于此。

你成你的仙,我干我的活,大家互不干扰。历史证明,只要中国人自己不折腾自己,什么事都好办。在一片沉寂之中,明朝又一次走上了正轨。

徐阶着实松了一口气,闹了那么多年,终于可以消停了。但老天爷还真是不甘寂寞,在严党垮台后不到一年,他又送来了一位奇人,打破了这短暂的平静。

但请不要误会,这位所谓的奇人并不是像严世蕃那样身负奇才的人,而是一个奇怪的人,一个奇怪的小人物。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嘉靖皇帝收到了一份奏疏,自从徐阶开放言论自由后,他收到的奏疏比以前多了很多,有喊冤的,有投诉的,有拍马屁的,有互相攻击的,只有一种题材无人涉及——骂他修道的。

要知道,嘉靖同志虽然老了,也不能再随心所欲了,但他也是有底线的:你们搞你们的,我搞我的,你们治国,我炼丹修道,互不干扰。什么都行,别惹我就好,我这人要面子,谁要敢扒我的脸,我就要他的命!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老虎屁股,都不去摸,即使徐阶劝他,也要绕七八个弯才好开口,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

但这封奏疏的出现,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使嘉靖同志的愤怒指数成功地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高度。

奇文共享,摘录如下:“陛下您修道炼丹,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但您听说过哪位古代圣贤说过这套东西?又有哪个道士没死?之前有个陶仲文,您不是很信任他吗?他不是教您长生不老术吗?他不也死了吗?”

这是骂修道,还有:“陛下您以为自己总是不会犯错吗?只是大臣们都阿谀奉承,刻意逢迎而已,不要以为没人说您错您就没错了,您犯过的错误,那是数不胜数!”

具体是哪些呢,接着来:“您奢侈淫逸,大兴土木,滥用民力,二十多年不上朝,也不办事(说句公道话,他虽不上朝,还是办事的),导致朝政懈怠,法纪松弛,民不聊生!”

这是公事,还有私生活:“您听信谗言不见自己的儿子(即陶仲文所说的‘二龙不可相见’理论),不顾父子的情分,您天天在西苑炼丹修道,不回后宫,不理夫妻的情谊(真奇了怪了,关你屁事),这样做是不对的。”

此外,文中还有两句点睛之笔,可谓是千古名句,当与诸位重温:

其一,嘉者,家也;靖者,净也。嘉靖,家家净也。

其二,盖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

这就不用翻译了,说粗一点就是:在您的英明领导之下,老百姓们都成为了穷光蛋,他们早就不鸟你了。

综观此文,要点明确,思路清晰,既有理论,又有生动的实例,且工作生活面面俱骂,其水平实在是超凡入圣,高山仰止。

文章作者即伟大的海瑞同志,时任户部正处级主事。此文名《治安疏》,又称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当然,也有个别缺心眼的人称其为天下第一骂书。

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骂人不难,骂好很难,而骂得能出书,且还是畅销书,那就是难上加难了。整个中国一百多年来,能达到这个高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李敖。

而在我看来,如果把时间跨度增加四百年,那么海瑞先生必定能加入这个光荣行列。

嘉靖愤怒了,自打生出来他还没有这么愤怒过,自己当了四十多年皇帝,竭尽心智控制群臣,我容易吗我。平时又没啥不良习性,就好修个道炼个丹,怎么就惹着你了?

再说工作问题,你光看我这二十多年白天不上朝光修道,那你又知不知道,每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老子还在西苑加班批改奏章,不然你以为国家大事都是谁定的。

还有老子看不看儿子,过不过夫妻生活,你又不是我爹,和你甚相干?

所以在嘉靖看来,这不是一封奏疏,而是挑战书,是赤裸裸的挑衅。于是他把文书扔到了地上,大吼道:“快派人去把他抓起来,别让这人给跑了!”

说话也不想想,您要抓的人,除非出了国,能跑到哪里去?

眼看皇帝大人就要动手,关键时刻,一个厚道人出场了。

这个人叫黄锦,是嘉靖的侍从太监,为人十分机灵,只说了一句话,就扑灭了皇帝大人的熊熊怒火:“我听说这个人的脑筋有点问题,此前已经买好了棺材,估计是不会跑的。”

黄锦的话一点也没错,海瑞先生早就洗好澡,换好衣服,端正地坐在自己的棺材旁边,就等着那一刀了。

他根本就没打算跑,如果要跑,那他就不是海瑞了。

青天在上

作为一位有着极高知名度的历史人物,海瑞先生有一个非同寻常的荣誉称号——明代第一清官。

但在我看来,另一个称呼更适合他——明代第一奇人。

在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明朝,要想功成名就,青史留芳,一般说来都是要有点本钱的,如果不是特别聪明(张居正),就是运气特别好(张璁),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而海瑞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他既不聪明,连进士都没中,运气也不怎么好,每到一个工作岗位,总是被上级整得死去活来,最终却升到了正部级,还成为了万人景仰的传奇人物。

正德九年(1514),海瑞出生在海南琼山的一个干部家庭。说来这位兄台的身世倒也不差,他的几个叔叔不是进士就是举人,还算混得不错,可偏偏他爹海翰脑袋不开窍,到死也只中了个秀才,而且死得还挺早。

父亲死的时候,海瑞只有四岁,家里再没有其他人,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

虽然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析,海瑞的那几位叔叔伯伯实在不怎么厚道,明明家里有人当官,海瑞却没沾过一点光,童年的生活十分困苦,以至于母亲每天都要做针线活贴补家用。

很明显,在海氏家族中,海瑞家大概是很没地位的,大家都看死这对母子闹不出什么名堂。实际情况似乎也差不多,海瑞同学从小既不会作诗,也不会作文,没有一点神童的征兆,看情形,将来顶了天也就能混个秀才。

虽说境况不太乐观,但海瑞的母亲认准了一条死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不管家里多穷多苦,她都保证海瑞吃好喝好,并日夜督促他用心学习。

这就是海瑞的童年生活,每天不是学堂,就是他娘,周围的小朋友们也不找他玩,当然海瑞同学也不在乎,他的唯一志向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很多史料都对海瑞的这段经历津津乐道,不是夸他刻苦用功,就是表扬他妈教子有方。而在我看来,这全是扯淡,一个好孩子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孤僻,没人和他玩,天天只读那些上千年前的老古董,加上脑袋也不太好使,于是在学业进步的同时,海瑞的性格开始滑向一个危险的极端——偏激。从此以后,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对,就是错,不是黑,就是白,没有第三种选择。

此外,小时候的艰苦生活还培养了他的顽强个性,以及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轻易认输的精神,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虽然在他此后的一生中曾经历过无数风波,遇到过许多人,他却始终信任,并只信任一个人——母亲。

在困苦的岁月里,是母亲陪伴他、抚养他,并教育他,所以之后虽然他娶过老婆,有过孩子,却都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说句寒心的话,他压根就不在乎。

孤僻而偏激的海瑞就这样成长起来,他努力读书,刻苦学习,希望有一天能金榜题名,至少能超越自己的父亲。

然而他的智商实在有限,水平就摆在那里,屡考屡不中,考到二十多岁,连个秀才都混不上,没办法,人和人不一样。

但海瑞先生是顽强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继续考!就这么一直磨下去,终于在二十八岁那年,他光荣地考入了县学,成为了生员。

说来惭愧,和我们之前提到的杨廷和、徐阶相比,海瑞先生的业绩实在太差,人家在他这个年纪都进翰林院抄了几年文件了。就目前看来,将来海瑞能混个县令就已经是奇迹了,说他能干部长,那真是鬼才信。

当然海瑞自己从没有任何幻想,对他而言,目前的最大理想是考中举人。

那就接着考吧,不出意外,依然是屡考不中,一直到他三十六岁,终于柳暗花明了,他光荣地考中举人。

下一步自然是再接再厉,去京城考进士,海瑞同学,奋斗!努力!

进京,考试,落榜,回家,再进京,再考试,再不中,再回家。一眨眼六年过去了。

奋斗过了,努力过了,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实力,不考了,啥也不说了,去吏部报到吧。

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在明朝,举人也是可以做官的,不过要等,等现任官死得多了,空缺多了,机会就来了。但许多举人宁可屡考不中,考到胡子一大把,也不愿意去吏部报到。有官做偏不去,绝不是吃饱了撑的,要知道,人家是有苦衷的。

首先这官要等,从几年到几十年,就看你运气如何,寿命长短,如果任职命令下来的时候,正赶上你的追悼会,那也不能说你倒霉。

其次这官不好,但凡分给举人的官,大都是些清水衙门的闲差、小官,什么主簿、典史、教授(从九品,不是今天的教授)之类的,最多也就是个八九品,要能混到个七品县令,那就是祖坟起了火,记得一定回去拜拜。

再次这官要挑,别以为官小就委屈了你,想要还不给你呢!你还得去吏部面试,大家排好队站成一排,让考官去挑,文章才学都不考,也没时间考,这里讲究的是以貌取人,长得帅的晋级,一般的待定,歪瓜裂枣的直接淘汰。顺便说一句,相貌考核有统一规范,国字脸最上等,宽脸第二,尖嘴猴腮者,赶回家种红薯。

最后这官窝囊,在明代最重视出身,进士是合格品,庶吉士是精品,至于举人,自然不是次品,而是废品。

有一位明代官僚曾经总结过,但凡进士出身,立了功有人记,出了事有人保,从七品官做起,几十年下来,哪怕灾荒水旱全碰上,也能混个从五品副厅级。

但要是举人,功劳总是别人领,黑锅总是自己背,就算你不惹事,上级都要时不时找你的麻烦。从九品干起,年年丰收安泰,能混到七品退休,就算你小子命好。

海瑞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好在他运气还不错,只等了五年,就等来了一个职位——福建南平县的教谕。

所谓教谕,是教育系统的官员,通俗地说,就是福建南平县的教育局长,这么看起来,海瑞的这个官还不错。

如果这么想,那就错了。当年的教育系统可没什么油水,没有扩招,也没有择校费,更不用采购教材,四书五经就那么几本,习题集、模拟题、密卷之类的可以拿去当手纸,什么重点大学、重点中学、重点小学、重点幼儿园,考不中科举全他娘白费。

而县学教谕的上级,是府学的教授,前面说过,教授是从九品,教谕比教授还低,那该怎么定级别呢?这个不用你急,朝廷早就想好了,这种职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不入流。

也就是说你还算是政府公务员,但级别上没你这一级,不要牢骚,不要埋怨,毕竟朝廷每月还是发工资给你的嘛。

就这样,海瑞带着老母去了南平,当上了这个不入流的官,这年他四十一岁。

已经四十多岁了,官场的青春期已过,就算要造反也过了黄金年龄,海瑞却踌躇满志,蓄势待发,换句话说,那是相当有战斗力,把这个不入流的官做得相当入流。

县学嘛,就是个读书的地方,只要你能考上举人,上多久课、上不上课其实都无所谓,所以一直以来,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现在不同了,既然海瑞来了,大家就都别走了。

他规范了考勤制度,规定但凡不来,就要请假,有敢擅自缺课者,必定严惩,而且他说到做到,每天都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一个都不能少。

这下学生们惨了,本来每天早退旷课都是家常便饭,现在突然被抓得死死的,这位局长大人脸上又总是一副你欠他钱的表情,于是不久后,海瑞先生就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绰号——海阎王。

难熬归难熬,但学生们很快也发现,这位海阎王倒有个好处——从不收礼金。

所谓礼金,就是学生家长送给老师的东西,不一定是钱,什么鸡鸭鱼肉海鲜特产,一应俱全。说实话,这玩意儿谁也不想送,但如果不送,难保老师不会特意关照你的儿女:置之不理、罚搞清洁、罚坐后排等等,那都是手到擒来。

但海阎王不收,不但不收礼金,也不为难学生,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虽然他很严厉,却从不因个人好恶惩罚学生。所以在恐惧之余,学生们也很尊敬他。

其实总体说来,这个职业是很适合海瑞的,就凭他那个脾气,哪个上级也受不了,干个小教谕,也没什么应酬,可谓是得心应手。

但人在江湖漂,总要见领导,该来的还是要来。

一天,延平知府下南平县视察,按例要看看学堂,海瑞便带着助手和学生出外迎接,等人一到,两个助手立马下跪行礼,知府同志却还是很不高兴,因为海瑞没跪。

不但不跪,他还正面直视上级,眼睛都不眨。

知府五品,海瑞没品,没品的和五品较劲,这个反差太大,知府心理实在接受不了,但在这么多人面前,发火又成何体统,于是知府大人郁闷地走了,走前还咕嘟了一句:“这是哪里来的笔架山!”

两个人跪在两边,中间的海瑞屹立不倒,确实很像个笔架,也真算是恰如其分。

虽然他说话声音不大,但大家都听到了,由于这个比喻实在太过形象,所以自此以后,海瑞先生就有了第二外号——海笔架,两个外号排名不分先后,可随意使用。

大家都慌了,海瑞却若无其事,他还有自己的理论依据:教育官员不下跪,那是圣贤规定的(哪个圣贤待查),我听圣贤的话,有什么错?

知府大人不爽了,但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面。不久之后,一位巡按御史前来拜访了,前面提过,所谓巡按御史,虽说才六七品,却能量极大,能干涉巡抚总督的职权,何况是小小的知府。

知府诚惶诚恐,鞍前马后地服侍,御史大人摸着撑饱的肚皮,边打嗝边说:下去看看吧。

这一去,就去了南平,消息传下来,知县也紧张了,御史说到底是中央干部,说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能要人命,于是他带领县城的全部官员,早早地迎候在门口,等着御史大人光临。

御史来了,知县一声令下,大家听从指挥,整齐划一、动作规范地跪了下来,除了海瑞以外。

这回知县麻烦大了,上次不过是三个人,笔架就笔架,也没啥,这次有几百个人,大家都跪了,你一个人鹤立鸡群,想要老子的命啊!

御史大人也吃了一惊,心里琢磨着,这南平县应该没有比自己官大的,好像也没有退休高干,这位哥们是哪根葱?

等他弄清情况,顿时火冒三丈,但当着这么多人也不好发火,只好当没看见,随便转了转,连饭都没吃就走人了。

知县擦干了冷汗,就去找海瑞算账,破口大骂他故意捣乱。可海瑞同志脸不红气不喘,听着他骂也不顶嘴,等知县大人骂得没力气了,便行了个礼,回家吃饭去了。

软硬不吃,既不图升官,也不图发财,你能拿他怎么样?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因为无欲,所以刚强。

海瑞确实没有什么欲望,他唯一的工作动力就是工作。在他看来,自己既然拿朝廷的工钱,就要给朝廷干活,升官发财与他毫无关系。

这样的一个人,要想升迁自然是天方夜谭,但老天爷就是喜欢开玩笑,最不想升官的,偏偏就升了,还是破格提升。

嘉靖三十七年(1558),海瑞意外地接到吏部公文,调他去浙江淳安担任知县。

这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此之前,海瑞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小官,花名册上能不能找到名字都难说,现在竟然连升六个品级,成为了七品知县!

无数举人拼命钻营送礼拍马屁,几十年如一日,无非是想捞个知县退休。海瑞干了四年,别说礼物,苍蝇都没送一只,上级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这么一个人,怎么就升官了?

原因比较复杂,据说是福建的学政十分欣赏海瑞,向上着力推荐了他,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教谕,他的工作十分认真,而且干出了成效,这已经充分证明了他的能力,对于帝国而言,马屁精固然需要,但那些人是拿来消遣的,该干活的时候还得找有能力的人。

关于这个问题,朝廷大员们心里都有数。

于是海瑞揣着这份任命状,离开了福建,前往浙江淳安,在那里,他将开始新的传奇。

潜规则的覆灭

在城门口,海瑞见到了迎接他的县里主要官员,包括县丞、主簿、典史,当然,也有教谕。个个笑容可掬,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并纷纷捶胸顿足,叹息海县令怎么没早点来。

这些仁兄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知道这里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叹息当初为啥没有向朝廷请愿,把这人早点赶走。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海县令似乎也不例外。他一到地方,便公开宣布,从今以后,所有衙门的陋规一概废除,大家要加深认识,下定决心,坚决执行。

所谓陋规,也就是灰色收入,美其名曰计划外收入。历史最悠久、使用最频繁的有两招,一个是银两火耗,另一个是淋尖踢斛,具体方法之前已经介绍过,这里就不多讲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陋规也不断推陈出新,到了海瑞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上瞒朝廷、下宰百姓、方法灵活、形式多样的完美体系。

我们说过,明代的官员工资是很低的,虽说勉强能够过日子,但辛辛苦苦混个官,不是为了过日子的。明代的官嘛,出门要有轿子,家里要有仆人,没准还要多娶几个老婆,你突然要他勤俭节约,那就是要他的命。

海瑞就打算要他们的命。

海大人发布了规定,火耗不准收了,余粮不准收了,总而言之,所有朝廷俸禄之外的钱都不准收。

开始大家都不以为然,反正类似的口号喊得多了,我们不收你也不收吗?他们相信等到这三把火烧完,海县令会恢复理智的。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海瑞先生却迟迟没有恢复的迹象,他始终没有松口,而且也确实做到了。他自己从不坐轿,步行上下班,从不领火耗,每天吃青菜豆腐,穿着几件破衣服穿堂入室。

完了,看起来这兄弟是玩真的,不但是火把,还是个油库,打算用熊熊火焰燃烧你我。

一定要反击,要把这股歪风打压在萌芽之中!

不久后,淳安县衙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景象,县丞请假了,主簿请假了,典史请假了,连县公安局长(都头)也请假了。总而言之,大家都罢工了,县衙完全瘫痪。

这即是所谓“非暴力不合作”,你要是不上道,就看你一个人能不能玩得转。

他们端起了茶,跷起了腿,准备等看好戏,最终却看到了奇迹的发生。

没有师爷,不要紧,主意自己拿;没有文书,不要紧,文件自己写;没有人管治安,不要紧,每天多走一圈,就当是巡街;审案的时候没有助手,不要紧,自己查,自己审,自己判;判下来没人打板子,不要紧,家里还有几个老下人,凑合着也能用。

而海县令的私人生活也让他们大开眼界。自从搬入县衙,海瑞同志就把自己的家人动员了起来,每天老婆下厨做饭,这就省了厨子的钱,每天老仆上山砍柴,这就省了柴钱。海瑞自己也没闲着,工作之余在自己家后院开辟了一片菜地,浇水施肥,连菜钱也给省了。

就这么七省八省,海县令还是过得很艰苦,全家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灰头土脸,与叫花子颇有几分神似,说他是县太爷,估计丐帮长老都不信。

情况就是如此了,看着海兄弟每天上堂审案,下地种菜,大家的心里越来越慌,这位大爷看来是准备长期抗战了。无奈之下,只好各归其位,灰色收入还是小事,要被政府开除,那就只能喝风了。

于是众人纷纷回归工作岗位,继续干活,不干也不行,话说回来,你还能造反不成?

久而久之,大家逐渐习惯了艰苦的生活方式,而对海大人的敬仰,也渐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因为他们发现,海县令可谓是全方面发展,不但约束下级,刻薄自己,连上级领导,他也一视同仁。

在明代,地方官有火耗,能征税,所以油水多,而京官就差得远了,只能等下面的人进京的时候,才能大大方方地捞点好处。所以每次地方官到京城报到,都要准备很多钱,方便应酬。

淳安虽然比较穷困,财政紧张,但这笔钱生死攸关,是绝对省不得的,历任知县去京城出差,至少都要用到近千两,这还算是比较节省的。

海瑞也进京了,去了一趟回来,支出交给县衙报销,财务一看数字,当时就呆了,空前绝后,绝无仅有——五十五两。

此数字包括来回路费、车费、住宿费、吃饭费、应酬费以及所有可能出现的费用,是一个绝对破纪录的数字。

这个纪录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我来告诉你:上路时,要能走路,绝不坐车;随身带着几张大饼,能凑合,绝不上饭馆;赶得上驿站就住驿站(驿站凭县衙介绍信不要钱),赶不上绝不住私人旅馆,找一草堆也能凑合一宿。

到了京城,能不应酬就不应酬,要非吃不可,随便找个面摊大排档就打发了,要做到即使对方的脸红得像猪肝,你也不要在意,要使用联想法增加食欲,边看边吃,就当下饭菜了。争取多吃点,回去的路上还能多顶一阵,顺便把下顿的饭也省了。

遗憾的是,即使你能做到,也未必可以打破这个纪录,因为海瑞先生瘦,还是精瘦(可以参考画像),吃得不多不说,衣服用的布料也少,想要超越他,那是非常困难的。

与得罪京官相比,之前冒犯下属实在是件小事,但要和后来他得罪的那两位大人物比较起来,这几个京城里的小官实在是不值一提。而由一个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由无名小卒到闻名遐迩,也正是由此开始。

第一个大人物是胡宗宪,当时他已经是东南第一号人物了,其实说来滑稽,以海瑞的背景和官衔,别说得罪,想见胡总督一面,起码也得等上半个月,还要准备许多给门房的红包。

但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方法,海瑞兄不但让胡宗宪牢记住了他的名字,且一分钱没花,还从胡总督那里额外挣了好几千两银子。

说到底,这事还得怪胡宗宪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虽说他本人也贪,但还不至于和海瑞这种级别的人打交道。可惜他的儿子没有他的觉悟。

话说胡公子有一个习惯——旅游,当然他旅游自己不用花钱,反正老子的老子是总督,一路走过来就一路吃,一路拿,顺便挣点零花钱,这还不算,他还喜欢反复游览同一景区,走回头路,拿回头钱。

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知府知县盼着他去,毕竟是总督的儿子,能美言两句也是好的,反正招待费不用自己出,何乐而不为。

但是海瑞不愿意,在他看来,国家的钱也是钱,绝对不能乱花,对此很不感冒。可是不感冒也好,不愿意也罢,该来的还是要来。

在一次游览途中,胡公子恰好经过淳安,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当地招待所,等着县太爷来请安,事情就此开始。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海瑞的耳朵里,尽管下属反复强调这是胡宗宪的儿子,海瑞的回答却只有一句:“胡宗宪的儿子,又不是胡宗宪,管他作甚?”

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接到指示,就按打发一般客人的标准请胡公子用饭。海瑞先生自己吃糙米饭,喝咸菜汤,他招待客人的标准自然也高不到哪里去。于是很快第二个消息传来,胡公子大发脾气,把厨子连同招待所管理员吊起来狠打了一顿。

大家都急了,正想着如何收这个场,让总督的儿子消消气,海瑞却把桌子一拍,大喊一声:“还反了他了,马上派人过去,把他也吊起来打!”

这个天才的创意超出了所有人的思维范畴,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包括打人的衙役在内。看见没人动,海瑞又拍了一次桌子,加了一把油:“去打就是了,有什么事情我负责!”

本来就不待见你,竟然还敢逞威风,打不死你个兔崽子!

好,这可是你说的,反正有人背黑锅,不打白不打,于是众人赶过去一阵火并。虽说胡公子身边有几个流氓地痞,到底打不过衙门里的职业打手,被海扁了一顿,这还不算,海县令做完了打手还要干抢劫,连这位胡公子身边带着的几千两银子也充了公。

人打完了,瘾过足了,鼻青脸肿的胡公子被送走了,海大人也差不多该完蛋了。这就是当时众人对时局的一致看法。打了人家的儿子,抢了人家的钱,还不收拾你,那就真是没有天理了。

海瑞却不这么看,他告诉惊慌失措的下属们,无须害怕,这件事情他能搞定。

怎么搞定?去磕头请安送钱人家都未必理你!

不用,不用,既不用送钱,也不用赔礼,只需要一封信而已。

事实确实如此,万事如意,天下太平,一封信足矣。

奇迹啊,现将此信主要内容介绍如下,以供大家学习参考:

胡大人,我记得你以前出外巡视的时候曾经说过,各州县都要节约,过路官员不准铺张浪费,但今天我县接待一个过往人员的时候,他认为招待过于简单,竟然毒打了服务员,还敢自称是您的儿子。我一直听说您对儿女的教育很严格,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呢?这个人一定是假冒的,败坏您的名声,如此恶劣,令人发指,为示惩戒,他的全部财产已被我没收,充入国库,并把此人送到你那里去,让你发落。

胡宗宪看到之后哭笑不得,此事就此不了了之,海瑞依然当他的县令,胡宗宪依然抗他的倭,倒是那位胡公子,据说回去后又挨了老爹一顿臭骂,从此旅游兴致大减。

这是一段为许多史书转载的记录,用以描绘海瑞先生的光辉形象,但事实上,在它的背后,还隐藏着两个不为人见的重要信息:

首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海瑞先生虽然吃糙米饭,穿破衣烂衫,处事坚决不留余地,却并不是个笨人,蠢人做不了清官,只能当蠢官。

而隐藏得更深的一点是:胡宗宪是一个品格比较高尚的人,虽说海瑞动了脑筋,做了篇文章,但胡宗宪要收拾他,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总督要整知县,随便找个由头就行了,儿子被打了,脸也丢了,胡总督却没有秋后算账。所以他虽然不是个好父亲,却实在是个好总督。

这一次,海瑞安全过关,但说到底,还是因为遇见了好人,下一次,他就没这么幸运了。

说来惭愧,明代人物众多,但能上兄弟这篇文章的,毕竟是少数,因为篇幅有限,好人也好,坏人也罢,只有名人才能露脸。

就以严党为例,其实严嵩的手下很多,我算了一下,光尚书侍郎这样的部级官员就有二十多个(包括南京及都察院同级别官员在内),当年虽然耀武扬威,现在却啥也不是,所以本着本人的“写作三突出”原则(名词解释:在坏人中突出主要坏人,在主要坏人中突出极品坏人,在极品坏人中突出坏得掉渣的坏人),在其中只选取了严世蕃、赵文华和鄢懋卿出场,其中赵文华是配角,鄢懋卿跑龙套。

但事情就这么巧,鄢龙套虽说已经退场,却又获得了一次上镜的机会,全拜海瑞所赐。

真是机缘巧合,在当年像海瑞这样的小人物,竟然和朝中的几位大哥级红人都有过联系,得罪完胡总督,又惹了鄢御史。

嘉靖三十九年(1560),鄢懋卿受皇帝委派,到全国各地视察盐政。鄢兄的为人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真是打着电筒也找不出闪光点,每到一处吃喝嫖赌无不涉猎,还要地方报销,这也就罢了,偏偏他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还四处发公文,说自己素来俭朴,地方的接待工作就不要太铺张,要厉行节约。

就这么吃吃喝喝,一路晃悠,鄢大人来到了浙江,准备由淳安路过。海瑞不想接待,也没钱接待,希望他能绕道走,但鄢大人毕竟是钦差,你要设置路障不让他过,似乎也说不过去。

于是海大人开动脑筋,又用一封信解决了问题。

这封信十分奇特,开头先用了鄢懋卿自己的告示,大大地捧了他一番,说您不愧是清廉官员的典范,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等等,然后突然笔锋一转,开始诉苦:

不过我也听到过一些谣言,说您每到一地接待都非常奢华,我们这里是个穷县,如果按那个标准,我们实在接待不起,况且还违背您的本意。可万一……那我们不就得罪大人您了嘛。

卑职想来想去,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向您请教,给我个出路吧。

这就算是捅了马蜂窝了,鄢懋卿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毕竟是老江湖,他派人去摸了海瑞的底,发现这哥们儿软硬不吃,胡宗宪也吃过亏,于是钦差大人一咬牙,绕道走!

海瑞再次赢得了胜利,却也埋下了祸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胡宗宪那样的风格。

无畏

当然,海大人除了工作认真、生活俭朴之外,有时也会奢侈一下。比如有一次,他的母亲生日,海县令无以为贺,便决定上街买两斤肉,当他走进菜市场,在一个肉摊面前停下来的时候,现场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惊人的一幕。

人人都知道,海县官是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自己吃菜,自己种菜,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别说买菜,他不把自己种的菜拿出来卖,搞市场竞争,就算积德了。

然而他买肉了,竟然还买了两斤,等他付完钱,接过肉一声不吭地扬长而去时,在场的人这才确信,他们刚才看到了一幕真实的场景。

肉贩子激动了,他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壮怀激烈,仰天长啸:“想不到我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啊!”

海县令竟然买肉了!

在那个没有电话、送封信要好几天的年代,海县令的这一壮举以惊人的速度被传播到了大江南北,知府知道了,巡抚知道了,很快,胡宗宪也知道了。

于是,在之后召开的一次政务会议上,胡总督高谈阔论一番抗倭形势之后,突然神色一变,以一副极为神秘的表情向大家通报了这个消息。

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海县令竟然买肉了!

似乎很可笑,不是吗?

我不觉得。

一晃三年过去了,在海瑞的治理之下,淳安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官吏们的生活水平却在不断下降,可他们又惹不起这位活阎王,只能埋头干活。但临近年终,唉声叹气的官员们却突然变了模样,往日愁云密布的脸孔,开始绽放憧憬的笑容。

这和发年终奖无关,要知道,在海阎王手下干活,这类型的玩意儿基本上不要指望,真正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是一个小道消息——海阎王就要高升了。

明代的官员制度规定,但凡地方官,每三年由上级部门考核一次,对照吏部的标准打分,如果是劣等,就要被记过警告,没准就要回家种红薯;而要能评个优等,就能升官。

海瑞无疑是优等,不管别人对他有何等看法,他的工作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对淳安县的官员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及时雨,他们开始积极准备送行仪式:永别了,海大人,无论您去哪里,只要不在这里就好,祝您一路顺风。

就在众人带着对未来的无限向往埋头准备时,确切的消息下来了,不是消暑的大雨,却是平地的惊雷。经过吏部考核,认定海瑞为优等,应予晋升,为方便工作开展,决定就地提拔为嘉兴府通判,即刻上任。

完了,彻底地完了,这下整个嘉兴地区都轰动了:你们淳安县城自己倒霉不算,竟然还要闹腾上来?

淳安的例子就在眼前,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嘉兴的官员们随即开始了紧急总动员,大家纷纷回家查家谱,无论是三姑六婆、七姐八姨,吃过饭的,见过面的,点过头的,只要是个人,有关系,统统都去找,务必要把海瑞赶走。

很快,海瑞就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弹劾,弹劾者是都察院监察御史,联系到鄢懋卿同志的职务和他的为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我们不难猜出其中奥妙,至于弹劾的罪状,那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因为它意味着海瑞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要是名声不大,鬼才骂你。

但后果仍然是极其严重的,海瑞失去了通判的职位,并接到了吏部的第二道调令——改任江西兴国知县。

兴国是个穷地方,调去那里似乎也算一种发配,所以看上去,这是个合乎情理的结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鄢懋卿之前的预计,在他的授意弹劾下,像海瑞这样毫无背景和关系的人,不但无法升官,还会被革职查办。但他万没想到,此人虽然未能晋升,却也保住了官位。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其中必有名堂,所以吃惊之余,他也没敢再找海瑞的麻烦。

鄢懋卿的直觉没有错,在看似孤立无援的海瑞背后,确实隐藏着另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大人物,他就是当年的那位福建学政,现在的吏部侍郎朱衡。

在这个世界上,有正直的人,自然就有欣赏正直的人,朱衡就是一个。别人厌恶海瑞,他却赞赏有加,所以之前他力排众议,向上级推荐了海瑞,破格提拔了他。

而三年之后,他再次挺身而出,保住了海瑞,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朱大人偏偏就去了吏部,还偏偏是个副部长。

就这样,海瑞去了江西兴国,继续当他的县令,因为朱衡的保护,他安然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危机,此时他四十九岁,依然是个七品芝麻官,再混几任就光荣退休,这似乎已是他的宿命。

如果此时有人告诉他,短短几年之后,他这个小人物将闻名天下,并成为中央的高级官员,重权在握,恐怕连海先生自己都不会相信。

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命运之神实在很照顾海先生,他虽然性格不对,天赋不高,运气却出奇的好,虽然他后来惹出了更大的麻烦,却依然涉险过关,安然无恙——因为另一位大人物的帮助。

在海瑞看来,兴国和淳安除了名字不同,没有什么两样,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这下又轮到兴国的衙役们受苦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兴国的这几年,海县令竟然没惹过事,想来还是因为地方太穷,没人从这儿过,自然也就没有是非了。

就在海县令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一道出人意料的调令,命他即刻进京,就任户部云南司主事。

此时是嘉靖四十三年(1554),还没到三年考核期,而户部云南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官,从地方官到京官,从七品到六品,一切都莫名其妙。

虽然海瑞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自然又是那位朱副部长帮忙的结果。就这样,海县令成了海主事,职务变了,地方变了,人却是不会变的。

在地方当县令就敢和总督对着干,按照这个标准,到了京城,如果不找皇帝的麻烦,那简直就没有天理了。

在亲眼见识了真正的政治黑幕和贪污腐化后,海瑞终于忍无可忍,写下了那封天下第一名疏,用他的正直痛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皇帝。

在明代,骂皇帝的人并不少,却只有海瑞先生脱颖而出,名垂千古,对此我只能说,不是侥幸,绝不是侥幸。

因为骂人固然轻松,却还要看你骂的是谁。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要论难伺候,嘉靖同志绝对可以排在前三名。这个人极其难搞,不但疑心重,还好面子,但凡骂过他的人,比如之前的杨最、杨爵、高金等人,只是提了点不同意见,就被拉了出去,不打死,也得打个半死。

好汉不吃眼前亏,事实证明,言官之中还是好汉居多,许多人本来就是为骂而骂,纯粹过过嘴瘾,将来退休回家还能跟邻居老太太吹吹牛:想当年,老子可是骂过皇帝的咧。

基于这种动机,在骂人的时候,诸位言官是要考虑成本问题的,而嘉靖同志太过生猛,不是打就是关,亏本的生意还是不做的好。

海瑞偏偏就做了这笔亏本的生意,因为在他的思维里,根本没有成本这个概念。他只知道,他是朝廷的官员,吃着朝廷的俸禄,就该干活,就该做事,就该为民做主!

他不是不清楚呈上奏疏的后果,所以他提前买好了棺材,据说是他亲自去挑的,好棺材还买不起,只能买口薄皮的,好歹躺得进去,凑合能用就行。

他的老婆在家等他下班,却看到了这口棺材,顿时惊得目瞪口呆,随即痛哭失声,海瑞却只是平静地对她说:“记得到时把我放进去就是了。”

如果说杨继盛是死劾,那么海瑞大致就是死谏了,虽不是当场死亡,也等不了多久。要知道,脑袋一团糨糊、盲人瞎马地掉下山崖,那叫失足;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昂首阔步踏入深渊,才叫勇敢。而这口棺材,正是他勇气的证明。

不知死而死,是为无知;知死而死,是为无畏。

海瑞,你是一个无畏的男人。

第三章 天才的对弈

不听话的下属

一切正如海瑞预料的那样,皇帝震怒,满朝轰动,关入监牢,等待处斩。但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自己的情节应属于极其恶劣、罪大恶极、斩立决都嫌慢的那一类,可左等右等,挂在头上的那把刀却迟迟不落下来。

因为皇帝还不打算杀他,在听完黄锦的话后,他愣了一下,捡起了那份奏疏,看了第二遍。

嘉靖不是个笨人,他知道,一个人既然已买了棺材,自然是有备而来,而在对这份奏疏的再次审视中,他看到了攻击、斥责之外的东西——忠诚、尽责和正直。

于是他发出了自己的感叹:“这个人大概算是比干吧,可惜我不是纣王。”

能讲出这种水平的话,说他是昏君,那也实在太不靠谱了。

海瑞就这样被关了起来,既不是有期,也不是无期,既不杀,也不放,连个说法都没有。他自己倒是很自在,每天照吃照睡,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看起来命是保住了,实际上没有。

要知道,嘉靖同志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就算他懂得道理,知道好歹,你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似乎也有点太过了,一个千里之外的杨慎他都能记几十年,何况是眼皮底下的海瑞?

终于有一天,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便发火了,火得受不了,就开始骂,骂了不解恨,就决定杀。

眼看海瑞就要上法场,第二个保他的人出现了——徐阶。

徐阶与严嵩有很多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别人倒霉,严嵩会上去踩两脚,而徐阶会扶他起来。

徐大人实在是个好人,不收钱也办事。他认定海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便决定拉他一把。

但是这事很难办,因为嘉靖这号人,平时从不喊打喊杀,但一旦决定干掉谁,大象都拉不回来,之前也曾有人上书劝他放人,结果被狠打了一顿,差点没咽气。

但徐阶再次用行动证明,嘉靖这辈子的能耐算是到头了,因为这位内阁首辅只用了一段对话,就把海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皇上你上了海瑞的当了!”

嘉靖带着疑惑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看着发出惊呼的徐阶。“我听说海瑞在上书之前,已经买好了棺材,他明知会触怒皇上,还敢如此大逆不道,用心何其歹毒!”

歹毒在什么地方呢,听徐老师继续忽悠:“此人的目的十分明确,只求激怒陛下,然后以死求名而已。皇上你如果杀了他,就会正中他的圈套!”

嘉靖一边全神贯注地听,一边连连点头,是的,无比英明的皇帝陛下,怎么能受一个小小六品主事的骗呢?就算上当,也得找个有档次的高级干部嘛——比如徐阶同志。

就这样,海瑞的命保住了,他继续在监狱住了下来,对他而言,蹲牢房也算不上是啥坏事,反正家里和牢里伙食差不多,还能省点饭钱。

事实上,在徐阶看来,海主事闹出的这点麻烦实在是小儿科,他现在急于解决的,是另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在严嵩当权那几年,内阁里只有徐阶给他跑腿,后来徐阶当权,就找来自己的门生袁炜入阁跑腿。可是这位袁先生似乎不打算当狗腿子,压根没把老师放在眼里,时不时还要和徐阶吵一架。徐大人当然不会生气,但自然免不了给袁炜穿穿小鞋,偏偏这位袁先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郁闷之下竟然病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告病回了家。

不听话的走了,就找两个听话的来,这两个人,一个叫严讷,一个叫李春芳。

严讷兄就不多说了,他于嘉靖四十四年入阁,只干了八个月就病倒了,回了老家,内阁中只剩下了李春芳。

这位李春芳同志,那就不能不说了,他的为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厚道,太厚道了。

在几百年后看来,作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状元,李春芳是不幸的,因为与同科同学相比,他的名声成就实在有限,别说张居正,连杨继盛、王世贞他也望尘莫及。但在当时,这位仁兄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当张居正还是个从五品翰林院学士的时候,他已经是正二品礼部尚书了。

他能升得这么快,只是因为两点:一、擅长写青词。二、老实。自入朝以来,外面斗得你死我活,他却不闻不问,每天关在家里写青词,遇到严嵩就鞠躬,碰见徐阶也敬礼,算是个老好人。

所以徐阶挑中了他,让他进内阁打下手。

事情到了这里,可以说是圆满解决了,但接下来,徐阶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正是这个判断,给他种下了致命的祸根。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内阁首辅徐阶力荐,经皇帝批准,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任文渊阁大学士,与其同时入阁的还有吏部尚书郭朴。

在这个任命的背后,是一个精得不能再精的打算。

高拱不喜欢徐阶,徐阶知道。

自打嘉靖二十年(1541)高拱以高分考入朝廷,他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认识——要当,就当最大的官;要做,就做最大的事。

高翰林就这样踌躇满志地迈进了帝国的官场,准备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实对他说——一边凉快去。

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翰林院新人、七品编修高拱唯一的工作是整理文件,以及旁观。

他看到了郭勋在监牢里被人整死,看到了夏言被拉出去斩首,看到了严嵩的跋扈、徐阶的隐忍,他很聪明,他知道如果现在去凑这个热闹,那就是找死。

直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在这一年,他成为了裕王府的讲官。

对于籍籍无名、丢进人堆就没影的高翰林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高拱牢牢地抓住了它。

自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太子去世以后,嘉靖就没有立过接班人,不但不立,口风还非常之紧,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裕王、景王若即若离,时远时近。

这件事干得相当缺德,特别是对裕王而言。按年龄,他早生一个月,所以太子应该非他莫属,但嘉靖同志偏偏坚信“二龙不相见”理论,皇帝是老龙,太子就是青年龙,为了老子封建迷信的需要,儿子你就再委屈个几十年吧。

不立太子也就罢了,可让裕王想不通的是,按照规定,自己的弟弟早该滚出京城去他的封地了,可这位仁兄仗着没有太子,死赖着就是不走,肚子里打什么算盘地球人都知道。

于是一时之间群魔乱舞,风雨欲来,景王同志还经常搞点小动作,整得裕王不得安生,唯恐到嘴的鸭子又飞了,整日提心吊胆,活在恐惧之中。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高拱来到了他的身边,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位讲官除了耐心教授知识之外,还经常开导裕王,保护他不受侵扰,日夜不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高拱不求升官,也不图发财,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这位软弱的王爷,并用自己的行动对他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面包会有的,烧饼会有的,皇位也会有的,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还有我。

所以在那些年,虽然外面腥风血雨,裕王这里却是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有高门卫守着,无论严嵩、徐阶还是景王,一个也进不来,比门神好用得多。

裕王很感激高拱。

关于这一点,严嵩清楚,徐阶也清楚。

于是高拱就成了抢手货,双方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严嵩当政的时候,高拱从一个讲官被提拔为太常寺卿(三品)兼国子监祭酒,成为了高级官员。

高拱没有推辞,他慨然就任,却不去严嵩家拜码头:朝廷给我的官嘛,与你严嵩何干?

等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退休了,徐阶当政,高拱再次升官,成为了礼部副部长,没过多久他再进一步,任正部级礼部尚书。

傻子也知道,这都是徐阶提拔的结果,然而高拱却依然故我,官照做,门不进,对徐大人的一片苦心全然无视。

说句实诚话,徐阶对高拱是相当不错的,还曾经救过他一次:原先高拱曾经当过会试的主考官,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岔子,出了个惹事的题目,激怒了嘉靖。皇帝大人本打算打发他回家种地,好在徐阶出面,帮高拱说了很多好话,这才把事情解决。

现在徐阶又一次提拔了高拱,把他抬进了内阁,然而高拱的反应却大大地出乎了徐阶的意料。

他非但不感激徐阶,还跟徐阶捣乱,自打他进内阁的那天起,就没消停过。而闹得最大的,无疑是值班员事件。

当时的内阁有自己的办公楼,按规定内阁成员应该在该处办公,但问题是,嘉靖同志并不住在寝宫,总是待在西苑。当大臣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握皇帝的心思,对这么个难伺候的主,要是不时时刻刻跟着,没准明天就被人给灭了。所以但凡内阁大臣,都不去内阁,总是待在西苑的值班房,且赖着不走。

终于有一天,嘉靖没事散步的时候去了值班房,一看内阁的人全在,本来还挺高兴,结果一盘算,人都在这儿待着,内阁出了事情谁管?

嘉靖不高兴了,他当即下令,你们住这儿可以,但要每天派一个人去内阁值班,派谁我不管,总之那边要人盯着。

于是内阁的大臣们开始商量谁去,当然了,谁都不想去,等了很久也没看见人自动请缨,于是徐阶发话了:“我是首辅,责任重大,不能离开陛下,我不能去。”

话音还没落,高拱就发言了:“没错,您的资历老,应该陪着皇上,我和李春芳、郭朴都刚入阁不久,值班的事情您交给我们就是了。”

徐阶当时就发火了。

从字面上看,高拱的话似乎没错,还很得体,但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徐阶自然明白这位下属的真正意思,估计高拱先生说话时候的语气也有点阴阳怪气,所以二十多年不动声色的徐首辅也生气了:严嵩老子都解决了,你小子算怎么回事?

虽然发火,但是涵养还是有的,徐阶同志涨红了脸,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所以看起来,高拱似乎有点不识好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但凡混朝廷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不欠人情,欠了要还。

这才是高拱与徐阶两个人的根本矛盾所在,徐大人认为高拱欠了他的人情,高拱认为没有。

徐阶不是开慈善机构的,他之所以提拔高拱,自然是看中了他的裕王背景,虽说自己现在大权在握,但毕竟总有下岗的一天,要是现在不搞好关系,到时高拱上台,想混个夕阳无限好自然死亡就难了。

可惜高拱也很清楚这一点,要知道,在斗争激烈的嘉靖年间生存下来,官还越做越大,绝不是等闲之辈能做到的,他早就看透了徐阶的算盘。

按照皇帝现在的身体,估计熬个几年就能升天了,到时候裕王必定登基,我高拱自然就是朝廷的首辅,连你徐阶都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哪要你做顺水人情?

加上高拱此人身负奇才,性格高傲,当年不买严嵩的账,现在的徐阶当然也不放在眼里。

精明了一辈子的徐阶终于糊涂了一回,他没想到提拔高拱不但没能拉拢他,反而使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

更为麻烦的是,徐首辅在摸底的时候看走了眼,与高拱同期入阁的郭朴也不地道。他不但是高拱的同乡,而且在私底下早就和他结成了政治同盟,两人同气连枝,开始跟徐阶作对。而李春芳一向都是老好人,见谁都笑嘻嘻的,即使徐阶被人当街砍死,估计他连眼都不会眨一下。

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徐阶曾两次用错了人,正是这两个错误的任命,让他差点死无葬身之地。这是第一次。

当然,现在还不是收场的时候,对于高拱和徐阶来说,这场戏才刚刚开始。

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提醒了徐阶,他终于发现高拱并不是一个能够随意操控的人,而此人入阁的唯一目的,就是取自己而代之。

虽然走错了一步,在内阁中成为了少数派,但不要紧,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只要再拉一个人进来,就能再次战胜对手。

天才,就是天才

何心隐帮助徐阶除掉严嵩后,在京城晃了半年,当他飘然离京之时,曾对人说过这样一番话:“天下之能士尽在京城,而在我看来,能兴我学者并非华亭,亡我学者也非分宜,兴亡只在江陵。”

这是一句不太好懂却又很关键的话,必须要逐字解释:

所谓我学,就是指王学,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描述王学的生死存亡与三个人的关系。而这三个人,分别是“华亭”、“分宜”与“江陵”。

能兴起王学的,不是“华亭”;能灭亡王学的,不是“分宜”;只有“江陵”,才能决定王学的命运。

在明清乃至民国的官场中,经常会用籍贯来代称某人,比如袁世凯被称为袁项城(河南项城),黎元洪被称为黎黄陂(湖北黄陂)。套用这个规矩,此段话大意如下:

兴我王学者,不是徐阶;亡我王学者,不是严嵩;兴亡之所定者,只在张居正!

何心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居正的职务是从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

请注意,在这两个称呼的后面,没有之一。

嘉靖四年(1525),湖广荆州府江陵县的穷秀才张文明,终于在焦急中等来了儿子的啼哭。

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儿子的诞生给张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喜悦,而在商议取名字的时候,平日不怎么说话的祖父张诚却突然开口,说出了自己不久之前的一个梦:“几天之前,我曾梦见一只白龟,就以此为名吧。”

于是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张白圭(龟)。

虽说在今天,说人是乌龟一般都会引来类似斗殴之类的体育活动,但在当年,乌龟那可是吉利的玩意儿,特别是白龟,绝对是稀有品种,胡宗宪总督就是凭着白鹿和白乌龟才获得了皇帝的宠信,所以这名也还不错。

此时的张白圭,就是后来的张居正,但关于他的籍贯,却必须再提一下,因为用现在的话说,张家是个外来户,他们真正的出处,是凤阳。

两百年前,当朱元璋率军在老家征战的时候,一个叫张关保的老乡加入了他的队伍。虽然这位仁兄能力有限,没有干出什么丰功伟绩,但毕竟混了个脸熟,起义成功后被封为千户,去了湖广。

这是一个相当诡异的巧合,所以也有很多讲风水的人认为,这还是朱重八太过生猛,死前就埋下了伏笔,两百年后让这个人的后代拯救明朝于水火之中。这种说法似乎不太靠谱,而事实的确如此。

当然,和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比起来,张文明的生活要强得多,起码不愁吃穿,有份正经工作,但要总拿穷人朱五四开涮,也实在没啥意思,毕竟和他的同龄人比起来,张文明这一辈子算是相当的失败。他虽然发奋读书,二十岁就考中了秀才,此后却不太走运,连续考了七次举人都没有中,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是个秀才。

父亲实现不了的梦想,只能寄托在子女身上。据说张白圭才几个月,张文明就拿着唐诗在他面前读,虽说他也没指望这孩子能突然停止吃奶,念出一条“锄禾日当午”之类的名句来,但奇迹还是发生了。

不知是不是唐诗教育起了作用,张白圭一岁多就会说话了,应该说比爱因斯坦要强得多,邻居们就此称其为神童。

一晃张神童就五岁了,进了私塾,而他在读书方面的天赋也显现了出来,过目不忘,下笔成文,过了几年,先生叫来了他的父亲,郑重地对他说:“这孩子我教不了了,你带他去考试吧。”

所谓考试,是考县学,也就是所谓的考秀才,张文明领着儿子随即去了考场,那一年,张白圭十二岁。

张白圭的运气很好,那一年的秀才考官是荆州知府李士翱。这位兄弟是个比较正直爱才的人,看到张白圭的卷子后,大为赞赏,当即不顾众人反对,把这个才十二岁的孩子排到了第一。

这是个比较轰动的事情,整个荆州都议论纷纷,可李士翱却只是反复翻阅着张白圭的答卷,感叹着同一个词:“国器!国器!”

他约见了张文明和他的儿子张白圭,在几番交谈和极度称赞之后,李知府有了这样一个念头:

在他看来,乌龟虽然吉利,但对于眼前的这位神童而言,顶着乌龟的名字过一辈子似乎也不太妥当,于是他对张文明说道:“你的儿子前途不可限量,但白圭之名似不大妥当,我看就改名叫居正吧。”

此后,他的名字便叫做张居正。

秀才考上了,下一步自然就是举人了。和考进士不同,举人不是隔年就能去的,按照规定,您得在学校再熬个两三年,过了资格考试才能考。但那是一般性规定,张秀才不是一般人,所以他第二年就去了。

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正是这次破格的考试中,张居正遇上了那个影响他一生的人。

在考试开始之前,考官照例要向领导介绍一下这一科的考生情况,于是湖广第一号人物顾璘得知,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也来考试了。

六十五年前,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曾应考举人并一举中第,他就是闹腾三朝、权倾天下的杨廷和。所以对于这位后来者,顾璘不敢怠慢,他决定亲自去见此人一面。

两人见面之后的情节就比较俗套了,顾巡抚先看相貌,要知道,张居正同志是明代著名的帅哥,后来做了首辅,跟李太后还经常扯不清,道不明,传得风言风语,年轻的时候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是面试关,满意通过。

然后就是考文化了,据说顾巡抚问了张居正几个问题,还出了几个对联,张居正对答如流,眼睛都不眨一下。顾璘十分惊讶,赞赏有加。

两人越说越高兴,越说越投机,于是在这次谈话的结束阶段,巡抚大人估计是过于兴奋了,一边说话,一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解腰带。

当然,顾巡抚绝对没有耍流氓的意思,他的那条腰带也比今天的皮带贵得多——犀带。

在将腰带交给张居正的时候,顾璘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将来是要系玉带的,我的这一条配不上你,只能暂时委屈你了。”

事实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裤腰带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具寓意的场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预言。

在明代,衣服是不能随便穿的,多大的官系多高级的裤腰带,那也是有规定的,乱系是要杀头的。而像顾璘这样的高级官员,系一条犀带招摇过市已经算很牛了。

但他认为,眼前的这个少年可以系玉带,而玉带,只属于一品官员。

懵懵懂懂的张居正接过了这份珍贵的礼物,他看着顾璘的肚子,随即做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自己多了一条用不了的腰带。

张秀才捧着腰带回去备考了,顾璘也收起了原先满面欣赏的表情,跑去找到了主考官,下了这样一道命令:“这科无论张居正答卷如何,都绝不能让他中第!”

这是一个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顾巡抚翻脸的速度似乎也太快了点。但巡抚的命令自然是要听的,于是张秀才费尽心机写出的一张答卷成了废纸,打破杨廷和先生纪录的机会也就此失去。

郁闷到了极点的张居正回到了家乡,开始苦读诗书,准备三年后的那次考试,蒙在鼓里的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多年以后,张居正再次遇见顾璘时,才终于得知原来罪魁祸首正是这位巡抚大人,但他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感动得痛哭流涕。

顾璘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曾亲眼见过无数像张居正这样的年轻人,身负绝学才华横溢,却因为年少成名而得意忘形,最终成为了一个四处游荡以风流才子自居的平庸官僚。所以当他看见张居正的时候,便决定不让这一悲剧再次上演。

只有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够走得更远。张居正,你的未来很远大。

嘉靖十九年(1540),带着不甘与期望,张居正再次进入了考场,这一次他考中了举人。

正如顾璘所料,张居正还是太年轻了,十六岁的他在一片赞赏声中开始迷失,认定自己中进士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书也不读了,开始搞起了兴趣小组之类的玩意儿,每天和一群所谓名士文人聚会,吃吃喝喝吟诗作对。转眼到了第二年,张才子两手一摊——不考了。

反正考上进士易如反掌,那还不如在家多玩几年,这大致就是少年张居正的想法。

玩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不干正事,每天只玩就比较无聊了。就在张居正逐渐厌倦这种所谓的“幸福”时,真正的痛苦降临了。

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中,张居正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确立了第一个志向,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敌人。

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只是一个穷秀才,但他的祖父张镇却是有体面工作的,具体说来,他是辽王府的护卫。

荆州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却正好住着一位王爷——辽王。说起这个爵位,那可是有年头了,当初朱重八革命成功后分封儿子,其中一个去了辽东,被称为辽王。到了他的儿子朱老四二次革命成功,觉得自己的诸多兄弟在周围碍眼,便把北京附近的王爷统统赶到了南方。辽王就这样收拾行李去了荆州。

根据明代规定,只要家里不死绝,王位就一直有,于是爷爷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铁打的爵位,流水的孙子。两百年后,这位孙子的名字叫做朱宪。

这里顺便说一句,有明一代,出现过许多怪字奇字,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要说《新华字典》、《康熙字典》,火星字典里都找不到,原因很简单,这些字压根就不存在。

说到底,这还要怪朱重八,这位仁兄实在太过劳模,连子孙的名字都搞了一套规范,具体如下:自他以后,所有的儿子孙子名字中的第三个字的偏旁必须为金木水火土,依次排列,另一半是啥可以自便。

可是以金木水火土为偏旁的字实在有限,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什么“照”、“棣”、“基”之类的现成字要先保证皇帝那一家子,取重名又是个大忌讳。于是每一代各地藩王为取名字都是绞尽脑汁,抓破头皮,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自己造字,确定偏旁后,在右边随便安个字就算凑合了。

这是一个极为害人的规定,其中一个受害者就是我,每次看到那些鬼字就头疼,什么输入法都打不出来,只能也照样拼一个。

而这位辽王朱宪(为省事,以下称辽王)除了名字让人难受外,为人也不咋地。自打他继承辽王爵位后,就把仇恨的眼光投向了张居正。

这说起来是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张居正从来没有见过辽王,而他的祖父,所谓的王府护卫张镇,其实也就是个门卫,门卫家的孩子怎么会惹上辽王呢?

归根结底,这还要怪辽王他妈。这位辽王兄年纪与张居正相仿,同期吃奶同期入学,所以每次当张居正写诗作文轰动全境的时候,辽王他妈总要说上这么一句:“你看人家张白圭多有出息,你再看你……”

被念叨了十多年,不仇恨一下那才有鬼。

但恨归恨,长大后的辽王发现,他还真不能把张居正怎么样。

在很多电视剧里,王爷都是超级牛人,想干啥就干啥,抢个民女,鱼肉个百姓,那都是家常便饭。但在明代,这大致就是做梦了。

自从朱棣造反成功后,藩王就成了朝廷防备的重点对象,不但收回了所有兵权,连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有地方政府严密监视控制。比如辽王,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荆州府,如果未经允许擅自外出,就有掉脑袋的危险。

说到底,这也就是个高级囚犯,想整张居正,谈何容易?

但仇恨的力量是强大的,当张居正洋洋得意、招摇过市的消息传到辽王耳朵里时,一个恶毒的计划形成了。

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护卫张镇被莫名其妙地叫进王府,然后又被莫名其妙地放了出来。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回家不久就死去了。

这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死亡事件,种种迹象表明,张镇的死和辽王有着很大的关系。对此,张文明和张居正自然也清楚,但问题在于,他们能怎样呢?

虽说藩王不受朝廷待见,但人家毕竟也姓朱,是皇亲国戚,别说你张神童、张秀才、张举人,哪怕你成了张进士、张尚书,你还能整治王爷不成?

这就是辽王的如意算盘,我整死了你爷爷,你也只能干瞪眼,虽说手中无兵无权,但普天之下,能治我的只有皇帝,你能奈我何?

张居正亲眼目睹了爷爷的悲惨离世,却只能号啕大哭悲痛欲绝,也就在此时,年轻的他第一次看到了一样东西——特权。

所谓特权,就是当你在家酒足饭饱准备洗脚睡觉的时候,有人闯进来,拿走你的全部财产,放火烧了你的房子,把洗脚水泼在你的头上,然后告诉你,这是他的权力。这就是特权。

在特权的面前,张居正才终于感觉到,他之前所得到的鲜花与赞扬是如此的毫无用处,那些游山玩水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除了吟诵几首春花秋月外,屁用都没有。

荆州知府也好,湖广巡抚也罢,在辽王的面前,也就是一堆摆设。拥有特权的人,可以践踏一切道德规范,藐视所有的法律法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弱者,只能任人宰割。

辽王不会想到,他的这次示威举动,却彻底地改变了张居正的一生,并把这个年轻人从睡梦中惊醒。正是在这次事件中,张居正明白了特权的可怕与威势,他厌恶这种力量,却也向往它。

站在祖父的坟前,陷入沉思的张居正终于找到了唯一能够战胜辽王、战胜特权的方法——更大的特权。

我会回来的,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向你讨要所有的一切,让你承受比我更大的痛苦。

向金碧辉煌的辽王府投去了最后一瞥,紧握拳头的张居正踏上了赴京赶考的路。此时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张居正二十岁。

不管情绪上有多大变化,但对于自己的天赋,张举人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够中第,然而现实再次给他上了一课——名落孙山。

这是一个张居正无法接受却不能不接受的事实,他的所有骄傲与虚荣都已彻底失去,只能狼狈地回到家乡,苦读不辍,等待下次机会。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再次赴京赶考,此时他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考中就好,考中就好。

赵丽蓉大妈曾经说过:狂没有好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张居正不狂了,于是就中了,而且名次还不低,是二甲前几名,考试之后便被选为庶吉士,进入了翰林院庶吉士培训班。

庶吉士培训班每三年开一次,并不稀奇,但嘉靖二十六年的这个班,却实在是个猛班。班主任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学员中除了张居正外,还有后来的内阁成员李春芳、殷士儋等一干猛人,可谓是豪华阵容。

正是在这个培训班里,张居正第一次认识了徐阶,虽然此时的徐阶已看准了张居正,并打算把他拉到自己门下。但对于这位似乎过于热情的班主任,张居正却保持了相当的警惕,除了日常来往外,并无私交。

十分滑稽的是,张居正虽对徐阶不感冒,却比较喜欢严嵩。在当时的他看来,严大人六十高龄还奋战在第一线,且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实在让人佩服得紧。

所以在此后的两年中,纵使夏言被杀,可怜的班主任徐阶被恶整,他也从未发出一言一语,表示同情。恰恰相反,他倒是写了不少赞扬严嵩的文章,每逢生日还要搞点贺词送上去。

对此,徐阶也无可奈何,但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能够体谅到他的一片苦心。

上天没有让他等得太久,嘉靖二十九年(1550),张居正与严嵩决裂。

在这一年,“庚戌之变”爆发了。张居正眼看着蒙古兵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放火又抢劫。严大人吃了又睡,睡了又吃,就是不办事。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张居正愤怒了,对严嵩的幻想也随着城外的大火化为灰烬,他终于转向了徐阶。

此时徐阶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高级官员,在张居正看来,他是可以和严嵩干一仗的。可几次进言,这位徐大人却只是笑而不言,对严嵩也百般依从,毫无反抗的行动。

难道你竟如此怯弱吗?张居正没有想到,自己寄予重望的老师,竟然是个和稀泥的货色,只顾权势地位,不敢挺身而出。当然了,愤怒归愤怒,张居正自己也没有站出来,毕竟他此时只是一个七品翰林院编修,况且他也没有杨继盛那样的胆子。

严嵩日复一日地乱来,徐阶日复一日地退让,张居正日复一日地郁闷。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忍受了,便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请病假。

在临走的时候,他给徐老师留下了一封信,痛斥了对方的和稀泥行径,其中有这样一段极为醒目的话:“古之匹夫尚有高论于天子之前者,今之宰相,竟不敢出一言,何哉?!”

从字面上理解,大致意思是:徐阶老师,你还不如匹夫!

看到信的徐阶却仍只是笑了笑:

小子,你还太嫩了。

第四章 成熟

天下,己任

嘉靖三十三年(1554),带着一腔愤懑,三十岁的张愤青回到了家。说句实话,他选择这个时候回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此时朝廷正斗得你死我活,杨继盛拼死上书,严嵩大施淫威,徐阶左右逢源,一片腥风血雨,按照张居正的那个性格,想不卷进去都难。

不搞政治,又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只好游山玩水了。于是在那三年之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这一轮全国三年游不但没有舒缓他的心情,却使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原来人生可以如同地狱一般。在看过了无数百姓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求能够多吃一顿、多活一天的惨象后,张居正发出了这样的长叹。

从神童到秀才,再到举人、进士、翰林,纵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快,但张居正的一生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不缺衣食,有学上,有官当。

而直到他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之后,才明白了这样几个真理,比如: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食物,没有食物,就会开始变卖家产,从家具、房子到老婆、孩子,到了卖无可卖,就会去扒树皮,树皮扒完了,就去吃观音土,而观音土无法消化,吃到最后,人就会死,死的时候肚子会胀得很高。

同时他还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诗词书画,也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哀愁,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碗掺着沙子的米饭。对那些骨瘦如柴、眼窝深陷的饥民而言,一幅字画是王羲之的还是怀素的,一点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字画纸够不够厚,方不方便消化。

在看到那些倒毙在街头、无人理会也无人收拾的尸体时,他有时也会想,这些人生前是不是也有过妻子、丈夫、孩子,是不是也曾有过一个欢笑的生活,一个幸福的家。

就在张居正为此痛心疾首之时,一个冤家却再次找上了门来。

这个人就是辽王。说起来,这实在是个缺心眼的家伙,听说张居正回来了,竟然主动找来,只为了一个目的——玩。

作为一个藩王,待在荆州这么个小地方,平时又不能走远,只能搞点吃喝嫖赌,真是大大的没趣。所以在他看来,张居正可谓是供消遣的最好人选。

这位仁兄还很健忘,他似乎不记得眼前这个玩伴的祖父曾被自己活活害死。而张居正则成为了玩具,被叫到王府,陪这位公子哥每天饮酒作诗,强颜欢笑。

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张居正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人生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

比如这位辽王,含着金钥匙出生,丰衣足食却依然不知足,鱼肉着属地的百姓,想用就用,想拿就拿。他要做人,百姓就得做牲口,他要潇洒地去活,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

每当张居正结束应酬,离开丰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辉煌的王府门口时,总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和无家可归只能睡大街的流浪者。

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

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当无数的贫民受到压榨,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时候,高贵的大人们却正思考着明天去何处游玩,该作一首什么样的诗。

这些在官员们看来并不稀奇的场景却深深地打动了张居正,因为他和大多数官员不同,他还有良心。

面对着那些乞求和无助的眼神,面对着路旁冻饿而死的尸骨,张居正再次确立了他的志向,一个最终坚持到底的志向——以天下为己任。

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点说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地球人都知道,却似乎只有外星人办得到。

几百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写下了一本书,名叫《国富论》。在这本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著作中,亚当同志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

只要回家照照镜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则十分靠谱,试问有谁愿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拼搏、奋斗,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顺便说一句,没准人家还不领你的情。

不是个傻子,也是精神病。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

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伟人,所以说伟人不是那么容易干的。

孔子应该算是众多伟人中的一位,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寻求真理,普及教育。当然,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心灵鸡汤”或“励志经典”,在我看来,他倒像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

他流浪数十年,周游四方,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屠杀与破坏,但他依然选择了传道,把希望与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行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绝不是乐观,而是——悲悯。

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

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伟人。他锦衣玉食,前途远大,不会受冻,更不会挨饿。他可以选择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资历混前途,最终名利双收。

然而和那位骑着摩托车横跨南美洲的格瓦拉医生一样,在见识了世上的不公与丑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

在黑暗之中,张居正接过了前人的火把,成为了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所以我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十分阴晦、十分邪恶,即使它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依然应该鼓起勇气,勇敢地活下去。

所以我相信,希望是不会死去的。

天赋,无与伦比

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时的他已经脱胎换骨,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做。

如果单以智商而论,嘉靖年间的第一聪明人应该还轮不上徐阶,因为从实际表现上看,张居正比他还要厉害得多。

在那年头,想在朝廷混碗饭吃实在不易,为了生存,徐阶装了二十多年孙子,还要多方讨好妥协,而张居正的表现却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这位年轻人虽然刚刚三十出头,且在不久之前还是个标准愤青,但在短短几年之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不可测的政坛高手。当时徐阶已与严嵩公开对立,除了个把胆子大的,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唯恐被严党当做敌人干掉。即使像吴时来、邹应龙这样的死党,每次找徐阶都是趁着夜里,悄悄地进府,通报的不要。

唯一的例外就是张居正。他总是白天来,还喜欢坐官轿,高声通报,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甚至在朝堂上,他也敢公开和徐阶交头接耳。

而更为奇怪的是,对于这一幕幕景象,严嵩及其党羽却不感到丝毫奇怪,也不把他当做对手,因为张居正和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虽然没有深交,却也经常走动。

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张居正的行为也无疑是典型的两面派,但在当时,连精得脑袋冒烟的严嵩都认为,这位张翰林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从不结党,坦坦荡荡。

明明是徐党,明明是耍手段,那么多人都看着,就是看不穿。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嘉靖朝中,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

而对此怪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张居正是个超级牛人。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可怕的政治天赋。即使在最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也能够进退自如,在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如此绝技,估计连国际红十字会也望尘莫及。

所以在那几年里,虽然外面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张居正却稳如泰山,安然无恙。

可要是由此认为他安分守己,那你就错了。在徐党中,他大概是最为激进的一个,经常在徐阶面前喊打喊杀,大有与严嵩不共戴天的气势。

然而徐阶只是微笑,他安排吴时来、董传策、张翀试探严嵩,命令邹应龙弹劾严世蕃,但张居正这颗棋子,他却从未动过。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而现在,还不是让他上场的时候。

事实上,张居正不但没有出场的机会,连官都升得慢,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一转眼都十多年了,还是个正七品编修,连杨继盛都不如。

对此张居正也想不通,怎么说自己跟的也是朝廷的第二号人物,进步得如此之慢,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但当两年之后,他听到那道任职命令之时,所有的抱怨顿时烟消云散,他终于知道了徐阶的良苦用心。

嘉靖三十九年(1560),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因工作勤奋努力,考核优异,升任右春坊右中允,兼管国子监司业。

右春坊右中允和国子监司业都是六品官,看上去无足轻重,也不起眼,但事实绝非如此:

右春坊右中允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太子的来往公文,以及为太子提供文书帮助;而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的副校长,仅次于校长(祭酒)。

现在明白了吧,成了右中允,就能整理太子的文件,就能和太子拉上关系,这叫找背景。当上中央大学的副校长,所有的国子监学员都成了你的门生,这叫拉帮派。要知道,蒋介石就最喜欢别人叫他校长,那不是没有道理的。

况且这两个职务品级不高,也不惹人注意,没有成为靶子的危险,还能锻炼才干,对于暂时不宜暴露的指定接班人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算盘精到这个份儿上,真是不服不行啊。

但天衣无缝总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当时的国子监校长恰好就是高拱,而这一巧合将在不久之后,给徐阶带来极大的麻烦。

徐阶对张居正实在是太好了,好得没了谱。嘉靖三十九年,徐阶与严嵩的斗争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双方各出奇招,只要是个人,还能用,基本都拉出去了。但无论局势多么紧张,作为徐阶最得意的门生,张居正却始终没有上阵,只是安心整理公文,教他的学生。

照这个势头看,即使要去炸碉堡,徐大人也会自己扛炸药包。

这一切,张居正都牢牢地记在心里,他知道徐阶对自己的期望。

严嵩终究还是倒了,倒在比他更聪明的徐阶脚下,于是张居正的前途更加光明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被提升为右春坊右谕德。

右谕德是从五品,也就是说张居正在四年之间,只提了半级。然而当他听到这个任命的时候,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因为这个右谕德的唯一工作,就是担任裕王的讲官。

裕王跟徐阶从来就不是一条线,能把张居正安插进去,那实在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就这样,张居正进入了裕王府,成为了裕王的四大讲官之一。说来有趣,其他三位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分别是:当年的老同事高拱,当年的老同学殷士儋,还有当年的老师陈以勤(高考时是他批的卷)。

这四位讲官就此开始了朝夕相处的教学生活,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成为帝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徐阶本打算让张居正再多磨砺几年,到时再入阁接班,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自己的错误判断,高拱已然占据了优势,必须提前开始行动了。

但当徐阶准备收获自己栽培了十几年的庄稼时,意外发生了。

他惊奇地发现,在张居正这块自留地上,竟然长出了杂草。

杂草的名字叫做高拱。

高拱这个人人如其名,性格高傲且极其难拱,与他同朝为官的人很少能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他不但自负才高,且常常藐视同事和上级,动不动就是一句:你们这帮蠢……

或许你会奇怪,这人自己不蠢吗,群众基础如此之差,怎么还能升官?我告诉你,高先生可不蠢,你要知道,他虽然瞧不起上级同事,却很尊重老板(皇帝)。经常写青词送给嘉靖,且文辞优美,当时的大臣们公认,他写这种马屁文章的水平可排第二(第一名是状元李春芳),徐阶都要靠边站。

更何况,他手里还捏着一个裕王,有如此雄厚的资源,鄙视也罢,骂也罢,你能怎样?

所以他的朋友很少,郭朴算一个,张居正也算一个。

郭朴是他的同乡兼战友,就不多说了,而张居正之所以能成为他的朋友,完全是靠实力。

高拱曾经对人说过,满朝文武,除叔大(张居正字叔大)外,尽为无能之辈。

刚到国子监的时候,高拱对自己的这位副手十分不以为然,把张居正当下人使唤,呼来喝去。人家到底是个副校长,这要换了个人,估计早就闹起来了。

然而张居正一声不吭,只是埋头做事,短短几个月,就把原先无人问津的国子监搞得有声有色。高拱就此对他刮目相看。

几年之后,当两人以裕王讲官身份重逢的时候,高拱已经彻底了解了这个人的学识和器量,于是他第一次放下了架子,每次见到张居正,居然会主动行礼,而且经常找他聊天,交流思想。

久而久之,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还经常一起相约出去游玩。正是在一次郊游之中,高拱向张居正袒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屹立在晨风之中的高拱面对着眼前的江山秀色,感慨万千,对站在身边的张居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以君之才,必成大器,我愿与君共勉,将来入阁为相,匡扶社稷,建立千秋不朽之功业!”

张居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人,然后他走上前去,面对这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坚定地点了点头。

是的,这也正是我的目标。

在那一刻,五十二岁的高拱与三十九岁的张居正结成了联盟,一个雄心万丈,于危难中力挽狂澜、建功立业的志向就此立下。

天下英雄,尽出于我辈!

老谋深算的徐阶很快就发觉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他知道,要指望张居正一边倒,帮他打击高拱,已经不可能了。但高拱在内阁中气焰日渐嚣张,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遗憾的是,对徐阶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事情是这样的,在当时的朝廷里,有一个叫胡应嘉的言官,话说这位仁兄有一天闲来无事,便干起了本职工作——弹劾,这次他选中的目标是工部副部长李登云。

他的本意其实只是骂骂人而已,可问题是他的弹章写得实在太好,没过几天,消息传来,李登云被勒令退休了。

这下子胡应嘉懵了,虽说一篇文章搞倒了一个副部长,也算颇有成就,但问题在于,这位李登云有个亲家,名叫高拱。

完了,胡应嘉同志这下麻烦了,得罪了高拱,迟早吃不了兜着走,而且他还由路边社得知,高拱大人对此事极为恼火,准备收拾他。

无奈之下,胡应嘉决定铤而走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搏。他开始打探消息,准备先下手为强。

很快,他就得知了这样三个消息:首先,嘉靖最近得了重病,身体很不好。

其次,高拱搬了家,住到了西安门。

最后,高拱曾把自己西苑值班房的一些私人物品搬回了家,还经常回家住。

这三个情况看上去毫无关系,也无异常,但杀人的血刀却正隐藏其中。胡应嘉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计策,并随即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封弹章。

我曾整理过明代言官的奏疏,看过不下百封的弹章,骂法各异,精彩纷呈,但要论阴险毒辣之最,那还要算是胡应嘉的这封大作,数百年后读来仍让人毛骨悚然,冷风刺骨。“臣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上奏,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高拱身受陛下大恩,却于皇上病重之时脱离职守,擅自回家,并将其值庐(即值班房)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中,臣实不知其有何用心?!”

毒,实在太毒了,要知道,嘉靖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大臣另有所图,当年徐阶提议立太子,都差点被他给废了,现在正值病重之时,高拱就开始收拾行李了,这不摆明了是要另起炉灶吗?

按照嘉靖的性格,如无意外,他看到这封弹章之日,即是高拱毙命之时。而这条毒计更为阴险的地方在于,胡应嘉已经看透了高拱与徐阶的矛盾,他知道,一旦此文上传内阁,挑起战火,高拱必定认为是徐阶所主使,到时全面开战,这个黑锅就可以转嫁给徐阶,没准还能得到他的赏识。

顺便提一下,胡应嘉是徐阶的老乡。

这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一石三鸟之计,胡应嘉布置完毕,便得意洋洋地等待着高拱的死讯,却没有想到他疏忽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

病人是容易被激怒的,但要是病到一定程度,也就不怒了。

此时的嘉靖同志已经病入膏肓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就等着去阎王那里报到,哪里还有精力去看胡应嘉的弹章?于是胡言官这份饱含杀人热情的文书就落入了高拱的手中。

当高拱看完这份奏疏之后,顿如五雷轰顶,冷汗直冒。他大为恼火,当即认定这是徐阶的阴谋,公开表示与首辅大人势不两立,并连夜找到郭朴,商量反击的对策。

内阁里被人排挤,张居正被人插足,现在又多了个胡应嘉,徐首辅恨不得去撞南墙。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另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

嘉靖死了!

终于还是死了,死并不奇怪,这么晚才死,那才是怪事。

要知道,这位仁兄几十年如一日,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修道中去,并以大无畏的精神亲身品尝了据说吃了能长生不老的新型药品——金丹,据分析,其主要成分包括金(Au)、银(Ag)、汞(Hg)以及多种重金属、矿物质。

嘉靖是个好同志,就这么些玩意儿,他一吃就是四十年,且毫无怨言,而他竟然还是坚强地活到了六十岁,奇迹,真是奇迹。

说实话,对于这位仁兄,我并不感冒,但没有办法,他当政四十余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频发,不写也实在说不过去,而回过头来,看看这位天才皇帝的一生,实在令人感慨。

嘉靖是个聪明人,十六岁就能控制朝政,操纵群臣,而他的下属大都能力超强,文臣夏言、徐阶、胡宗宪全都权谋老到,武将戚继光、俞大猷、谭纶个个凶狠强悍,可谓是人才济济。

然而国家却变成了这样一副样子,正如海瑞所说,百姓穷困潦倒,家家干净;官场腐败横行,贪诈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逐渐滑向崩溃的边缘。

出现如此之怪象,只是因为两个字——自私。

嘉靖很自私。他认为做皇帝就是来享福的,没有义务,只有权利,而为了享受,就必须分裂群臣,让他们斗来斗去,自己的地位才能稳固;为了享受,就必须修道,这样才能活得更长。至于国计民生,鬼才去管。

总之一句话,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朱厚熜——还是死了。

不过如此!

所以对他的死,也只有一个字可形容:

该!

不朽

在嘉靖崩掉的那一夜,第一个接到死讯的人,是徐阶。

当然,你要指望他号啕大哭,痛不欲生,那是不太现实的。但听到这个消息后,徐阶确实沉默了,并非默哀,只是因为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一个千载难逢的反败为胜之机已经出现,就在这个死人的身上。

他立刻下达了命令:“把张居正叫来!”

此时的张居正只是一个翰林院学士,还不是内阁成员,自然也没有值班的义务,所以当他从热被窝里被人叫出来、顶着北京十二月的寒风跑进宫时,还是一头雾水。

徐阶告诉他,皇帝死了。张居正却极为平静,不置可否。

死就死了吧,又不是我爹,有啥好激动的。

但他还是激动了,因为徐阶又说了一句话:“要写一道遗诏,我来拟,你来写。”

张居正的手发抖了,因为兴奋而发抖。

在明代,皇帝活着的时候可能发布过无数文件,但最重要的一份却是他死后的遗诏,因为这是他一生的总结,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将在这封文书中被确定。

而遗诏最关键的秘密在于,它根本就不是皇帝本人的遗嘱,却是由大臣代写的,所以大多数遗诏都被写成了检讨书,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连街头混混都不如的也不在少数。反正您已经死了,还能爬起来算账不成?

遗诏在手,天下在握。

所以能参与这份历史性文件的草拟,张居正极为兴奋。他知道按照规定,自己这个五品翰林院学士根本没有动笔的资格,但现在,他坐在桌前,手握着毛笔,和千千万万天下人的命运。

他抬起头,向站在身边忙着沉思造句的徐阶投去了感激的一瞥。

但他并不知道,当他埋头写作之时,徐阶也曾反复审视着他,眼光中充满了得意。

太好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这是徐阶政治生涯中最为精彩的一招,也是他政治智慧最为辉煌的闪光。

在这个夜里,他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将积蓄了二十多年的怒火全部发泄,彻底否定了几十年胡搞乱搞的嘉靖,痛斥他的乱政怠政,当然,从程序上看,这些话都是嘉靖同志自己说的,怪不得别人。

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嘉靖遗诏》。据说全文刊出后,举国欢腾,许多文人纷纷写诗讴歌此文,个别不地道的,竟敢在大丧期间放鞭炮庆祝。皇帝干到这个份儿上,失败,太失败了。

凭借着这封遗诏(作者大家心里有数),徐阶的威望达到了顶点,权势也如日中天,高拱的气焰被打压了下去。但此招最为高明之处却并不在此。

天真的张居正并不知道,当他提起笔、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他与高拱已经彻底决裂。

正是因为遗诏极为重要,所以根据惯例,其拟定必须由内阁大臣共同商议决定,但在那天夜晚,到达现场的人,却只有一个徐阶,高拱、郭朴、李春芳都不知道,统统被放了鸽子,这是大忌中的大忌。

李春芳是个老实人,也就算了,高拱和郭朴却不是好打发的。竟敢背着我们吃独食?饶不了你!

不久高拱得知,与徐阶一同草拟文件的还有一个人,而此人竟然就是张居正。张居正是什么级别?凭什么拟遗诏!

他大吃一惊,又怒不可遏,一颗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从此以后,张居正不再是他的朋友和伙伴。而对于张居正而言,在老师和朋友之间,他只剩下了一个选择。

姜还是老的辣,狐狸还是老的精。

一天之后,京城监狱的看守得知了嘉靖的死讯,他们商议了一下,便开始分配工作,买菜的买菜,买肉的买肉,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然后请牢里的一位犯人吃饭。

这个犯人名字叫做海瑞。

自从骂完皇帝,海瑞先生的名气是一天大过一天了,无数官员把他当做榜样,有些老百姓甚至把他的像挂在家里,早请示晚汇报,成了不折不扣的偶像级人物。

现在皇帝死了,以海瑞的名头,自然是无罪开释,加官晋爵。看守们也想求个进步,便打算投个机,请海大人吃一顿,将来也好有个照应。

饭菜送到牢房里,海瑞一看,有鱼有肉,再一算,太上老君的生日还差得远,自己的生日更不靠谱,明白了,这是断头饭。

所谓断头饭,就是杀头前吃的饭,一般说来都还不错,咱中国人仁义,坚决不给阎王增加负担,保证不让一个饿死鬼去报到。当然了,这顿饭一般人都吃不下去——心理压力太大。

可要搁到海瑞身上,那就是两说了。海猛人二话不说,提起筷子就刨,狼吞虎咽,吃完了还要舔,等到盘子能够照出人影,他终于吃完了。

然后他坐了下来,看着看守,那意思是我吃完了,你们怎么还不动手。

看守被他那种找死的眼神看得发毛,便小心翼翼地对他说:“海先生,您还不知道吧,皇上已经驾崩了,您很快就能出去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被写进了大大小小的史书,堪称史上之奇观。

在听到这句话后,海瑞呆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大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哭到喘不过气,然后就开始吐,先吐这顿的,再吐上顿的,最后是黄胆水。

看守呆住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吓得魂不附体,紧紧贴着墙壁,一动也不敢动。

海瑞是真哭,嘉靖死了,他很悲伤。说来真有点讽刺意味,嘉靖信任严嵩、信任徐阶,给了他们高官厚禄,结果一个把他当工具,一个把他当傀儡,唯一为他的死而感到悲哀的人,竟然是那个痛骂过他、又被他关进监狱的海瑞。

嘉靖,原来你竟如此地孤独。

而对于海瑞的这一表现,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评价,捧他的人刻意回避,压根不提,骂他的人说这是他愚昧与盲从的集中体现。

记得在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套连环画《说岳全传》,算是我的历史启蒙教材,在每本连环画的前言部分,会介绍本集故事梗概,但无论是哪一集,下面总会有这样一句话:请读者注意,岳飞的行为是封建忠君思想的体现,应该予以批判。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句相当无耻的话。

封建社会嘛,又没有民主推荐、差额选举,除非你自立门户,不然除了忠君还能忠谁,难不成去信上帝?

在封建时代,就做封建时代的事,说封建时代的话,别指望人家有多高的觉悟,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

海瑞没有看过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书,嘉靖活着的时候,海瑞骂他,是尽本分;嘉靖死的时候,海瑞哭他,也是尽本分。

本分,本分而已。

但哭是哭不死的,哭完了还得活,不出看守们所料,海瑞很快就被释放了,几年之后,他将再次出山,并闹出更大的事情。

十天之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皇帝的死讯,这其中也包括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的一个平民。对于这个消息,他表现得十分平静,因为十几年前,当他见到尚在壮年的嘉靖时,就已经料定,这位磕药的皇帝是撑不了多久的。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回到简陋的小屋里,继续写他的那本书。

三十多年前,作为一个想要考取功名的秀才,他曾三次参加乡试,不过运气不太好,总是考不上,于是一气之下,便干起了父亲的老本行。

虽说名落孙山总是一件悲痛的事,但这个人的落榜实在值得全人类放鞭炮庆祝,因为他的名字叫李时珍。

事实上,李时珍原本不想做医生,因为他的父亲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也有点钱,但在那年头,四书五经才是正道,医学算是杂学,那么医生就是杂人了。

杂人自然是不受待见的,有钱又如何,就是瞧不起你!所以李时珍的老爹千叮咛万嘱咐,将来千万不能从医。

李时珍是听话的,但就是考不上,你有什么办法?更为麻烦的是,二十岁的时候,他还染上了一种极为难治的肺病,百般折腾,死去活来,才算保住了一条命。

于是不久之后,久病初愈的他找到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考了,请将医术传给我。”

父亲想了一下,点头同意了。

我所经历的痛苦与折磨,不想再让别人承受。

在我看来,这大致就是李时珍的行医动机。

虽说读书不在行,但摆弄药材,李时珍还是很有点天赋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见过的怪病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丰富,医术也越来越高。

这么看来,现在医院里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坐镇门诊,二三十岁的医生只能坐在一旁打苍蝇,也实在不是没有来由的。医术如何暂且不说,人家毕竟多活了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但李时珍明显不是一个具备现代观念的医生,一点潮流意识都没有,他给穷人看病,竟敢不收上百万的医疗费,竟敢热情问诊嘘寒问暖,竟敢免除所有的检验费、治疗费,实在是“罪大恶极”!

行医十几年,不计成本,只求救人,李时珍就这么坚持了下来。他的积蓄越来越少,名声却越来越大。

于是到了嘉靖三十年(1551),他迎来了人生的一场大变,在这一年,几个人找到他,十分客气地把他请到了楚王府,希望他担任楚王的私人医生。

能吃饱饭,还有无数的医书和药材资源,李时珍不是傻瓜,他答应了。

在楚王府,李时珍干得很不错,治好了很多人,被称为神医,名震天下。

好东西人人都想要,尤其是嘉靖这样的人,所以在听说李时珍的大名后,他便告诉楚王,你另外找一个医生,把这个给我送过来。

就这样,李时珍进入了太医院,并见到了大明帝国最高级的病人嘉靖。

其实能进入太医院,李时珍是很高兴的,能做到太医,也算是医生中的成功人士了,不得意一下,实在也说不过去。

但没过多久,他就想走了。

具体原因并不像许多书上所说的那样,什么嫉恶如仇、厌恶庸医等等,李时珍不是海瑞,走南闯北混了那么多年,场面上的事情还是过得去的。他之所以要走,实在是因为力不从心。

李时珍是神医,在那个年头,只要不是天花、肺结核之类的绝症,他基本上都能搞定,可问题在于,他那位唯一的病人是没病找病。

嘉靖其实身体很好,只要能够坚持锻炼,每天早上跑跑步打打太极拳,活个七八十岁应该不成问题。可他的目标过于远大,七八十?至少也要活个七八百才够本。

于是他开始没事找抽,日复一日地吃重金属和水银,还美其名曰金丹。李时珍倒是劝过他,也想帮他,却毫无用处。

这实在怪不得李时珍,因为要从科学门类来分,嘉靖同志弄的这一套应该算是有机化学,隔行如隔山,李医生当年也没搞过化学,只能爱莫能助了。

太医院别的没有,医书和药材是不缺的,于是嘉靖接着磕他的药,李时珍接着搞他的研究,直到有一天,他认为自己已经学不到更多东西了,便打起背包,收拾资料,离开了这个他曾无限向往的地方。

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时珍回到了民间,这一年他三十五岁,见过最穷的贫民,也看过最富的天子,到过寒酸的茅舍,也走过金銮大殿,人世间的富贵、疾苦他已了然于胸。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爹就是被一堆奇形怪状的药材给治死的。在表示哀悼的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李时珍的那个年代,患了感冒开给你几剂砒霜应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没办法,咱中国地大物博,药材植物也多,到底哪种东西治什么病,谁都搞不清楚,被乱治胡吃搞死的人,也只有阎王才能数得清。

忆往昔,他此起彼伏,于是他决定写一本书,写一本囊括所有植物药材以及正确用法的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本草纲目》。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起,李时珍开始写这本书,要知道,医书不是小说,你不但要写出药用植物的形状、外貌,还要详细描述它的特点、疗效。坐在家里胡编乱造,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

所以从决定写书的那一天起,李时珍便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奇特而艰苦的生活。

作为曾经在太医院干过的医生,此时的李时珍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来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医术且不说,想想当初这人给皇帝都号过脉,那就是御医,说起来咱这辈子还看过御医,也够吹个三五十年的。

名声大了,收入自然也高了,李时珍就算闭着眼睛号脉,混个百万富翁也绝不成问题。然而他默默地收拾行囊,开始远行,足迹踏遍了全国十三省,无论是名山大川,还是悬崖峭壁,凡是有药材的地方,就有他的踪影。为了弄清药物的疗效,他曾亲自品尝过许多药材植物,好几次差点植物中毒,一命呜呼。

为了写这本书,李时珍从一个名医变成了流浪汉。他居无定所,风餐露宿,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放弃了宽敞的诊所,也放弃了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生活。

但他依然执著地写了下去——为了更多人的幸福。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历经二十六年,李时珍走遍了全国各地,尝遍了无数植物药材,查遍了世上的所有医书,最终完成了这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共计十六部,五十余卷,全书记载药物一千九百余种,还详细记载了这些药物的采集、制作、特性、治疗病症,并全部附有手绘插图(佩服),此外书中还收入经检验有效的方剂一万一千多则。

李时珍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去世,他没有能够看到此书的出版。

三年后,《本草纲目》正式印刷发行,很快脱销,并迅速传入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一带,几十年后又传入欧洲、北美,并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的权威书籍。而李时珍也得以超越嘉靖、徐阶、张居正,成为被世界公认的伟大科学家。

而对于《本草纲目》的意义,其实不需要用它的传播范围以及受到的夸赞加以肯定,我们只要知道,它的出现已经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直到现在仍然继续,这就够了。

鲁迅先生除了痛斥庸医外,自己也当过医生,当然,之后他又不干了,原因大家在课本里都学过,他觉得医人无用,“启发民智”才是正道。

对于这个判断,自然不能说错,但凑巧的是,我看过一个类似的故事。

在很久以前(具体多久我也不知道),有一个医生,这位医生的医术很高明,很多人来找他看病。

当时恰逢战乱,打得你死我活,敌对双方的受伤士兵都来找他治疗,他来者不拒,悉心照料使他们很快康复。

很快,他就惊奇地发现,原先治好的人竟然又负伤了,还是来找他,没办法,战争年代刀剑无眼,其实我们也不想光荣负伤,您受累了。

看起来这场仗时间很长,不断有新伤员来找他,但让人高兴的是,老伤员似乎越来越少——战死了就不用治伤了。

如此周而复始,他终于崩溃了。我治好了他们,他们又去打,然后又负伤,我再去医治,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于是他丢掉了药箱,远离了诊所,跑到山区隐居起来。

但没过多久,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又回到了诊所,照旧开始医治那些负伤的士兵。

于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你会回来医治这些人?”

他笑着回答:“因为我本就是个医生啊!”

这就是最终的答案。

无论徐阶是否斗倒了严嵩,无论张居正是不是一个杰出的改革家,都不关李时珍的事,他只是一个医生。他知道,生命很珍贵,也很柔弱,作为一个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生命的存在。

这就是明代医生李时珍的觉悟,以及他抛弃荣华富贵,历经困苦三十年著书救人的唯一动机与目的。在我被吸收为医学事业中的一员时,我严肃地保证将我的一生奉献于为人类服务。我将用我的良心和尊严来行使我的职业。我的病人的健康将是我首先考虑的。我将尊重病人所交给我的秘密。我将极尽所能来保持医学职业的荣誉和可贵的传统。我的同道均是我的兄弟。我不允许宗教、国籍、政治派别或地位来干扰我的职责和我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我对人的生命,从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的尊重,即使在威胁下,我决不将我的医学知识用于违反人道主义规范的事情。我出自内心和以我的荣誉,庄严地作此保证。——1948年世界医学会《日内瓦宣言》

我知道,李时珍没有读过这一段宣言,但他做到了。

他告诉我们,最伟大的人是没有派系的,最伟大的爱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在我国漫长的你死我活斗争史中,我写下了这一节,并以不朽命名,以纪念这个医生,这个超越信仰与差别、以一己之力挽救无数人生命的伟大人物。

伟大的李时珍医生永垂不朽。

禁书

与上一节不同,这一节我考虑了很久才落笔。按说嘉靖都死了,追悼会也办完了,事情就完了,该他儿子出场了。

如果还要接着搞总结,相信会有人说我啰嗦,天地良心,我从来不管小事,问题不闹得天翻地覆,鬼哭神嚎,是断然不会被写下来的。而这嘉靖年间的最终问题,如果不写,实在是对不起那几位光辉人物,于是我毅然决定,把这个最后的问题写完。

嘉靖年间是个多事的时代,嘉靖本人复杂,连带着他的大臣、子民跟着一起复杂,什么事都有,什么人都出,忠臣、奸臣、骂臣、海盗、汉奸、英雄,还有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多国友人进来掺和,不热闹是不可能了。

对了,还漏了一个,文人。

嘉靖这四十五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时期,有人说是嘉靖中兴,也有人说是亡于嘉靖,但有一点是大家都不否认的——灿烂的文化。

除了杨慎、王世贞、徐渭等人的诗词书画外,更值得人们骄傲的是,在这个时期前后,伟大的明代四大名著已经全部诞生,并得以发扬光大。它们分别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金瓶梅》。

由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老熟人,所以成书年代也差不多(明初),而到嘉靖年间,由于市民文化普及,这两本书已经家喻户晓,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至于《西游记》,我们目前得知的是,其作者为吴承恩,江苏淮安人,其他情况不是不详,就是存在争议。吴先生就如同孙猴子一样,神出鬼没,难以捉摸。

而《金瓶梅》,应该是争议最多的一本书了,连成书时间都存在争议,不过大抵也就是嘉靖后期到万历之前的这一段,跑不了多远。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金瓶梅》是一本具有伟大意义的杰出著作,它应该被堂而皇之地与其他三本书摆在一起,被后人顶礼膜拜。《金瓶梅》的作者以其精湛的笔法、深刻的思想,勾勒出了西门庆、潘金莲等知名人物(拜“水浒”所赐)的形象,并以这些鲜活的人物描述了明代中期的市民生活、被冲击得千疮百孔的封建礼教,以及不可遏制的思想解放与性解放潮流(拜王守仁心学所赐)。

即使从文学体裁上讲,它也是杰出的,连一些红学家也认为,《红楼梦》关于人物日常生活的写作,是承继自《金瓶梅》的。

疑问最多的,大概就是此文的作者了,那个所谓的“兰陵笑笑生”如果要列出嫌疑名单,是可以另写一本书的。其实作者不留名倒也可以理解,毕竟这书里还有些不堪入目的东西(专用名词糟粕),咱们到底是礼仪之邦,有些事情上不得台面,写了这么个玩意儿,总还是有点不良影响,要顾及脸面。

而王世贞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作者嫌疑人,说起来还和严世蕃先生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很多人认为,金瓶梅中的这位西门庆是有原型的,而原型就是严世蕃。

其实就生活腐化而论,西门庆和严世蕃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西门庆的老婆说起来也就潘金莲那么几位,严世蕃那就多了去了,基本都是两位数起算;要谈贪污的钱财数目,更不知从何说起,西门大官人才什么级别,严侍郎可不是吃素的。

当然,说他们两人有关系,那也不是凭空讲白话,人家还是有证据的,比如严世蕃同志又叫东楼,东楼和西门似乎还对得上;再比如严世蕃同志有个小名,叫做庆儿,这种类似猜谜类的玩意儿数不胜数,就不多说了。

而王世贞之所以被扣上这个帽子,实在是因为他和严嵩有仇,且名声太大,文章写得太好,大家觉得如此精彩的一本小说,不是寻常村夫或是文学青年能写出来的,思来想去,就是他了。

当然现在也有许多人说王世贞不是作者,并列举了很多证据,我不搞考证,也就不写了。

不管有多少争议,但至少我们知道,明代曾有过怎样辉煌的文化,伟大的四大名著自诞生之日起,便已成为了经典,此后的五百年中,除了一部《红楼梦》,无书可望其项背,不知道后面那帮人都干吗去了。

但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在当时,四大名著之中,有一本是禁书,如果藏有此书,是要惹麻烦的。

我大致知道许多人的答案,但我要告诉你们,不是那一本。

被禁的那一本,是《西游记》。如果你还记得,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唐僧师徒四人曾经到过一个叫车迟国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皇帝推崇道教,迷信成仙,还搞出了几个虎力大师之类的邪门道士,最后被孙猴子一顿收拾,见阎王去了。

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它会被禁了,这种骂人不吐脏字的把戏历来就不少见。还有那句著名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除了孙猴子外,估计也没人敢说。

总而言之,那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时代,至少我认为如此。

第五章 最终的乱战

明穆宗朱载垕

公元1566年,朱载垕继位了,年号隆庆。他等了二十多年,终于等死了自己的老子,等到了皇位。

这位仁兄能混到这个位置实在不易,因为他是奉遗诏登基的。遗诏是怎么回事前面已经说过了,嘉靖忽悠了儿子那么多年,临死也没说句接班的话。

不管怎样,毕竟已经是皇上了,隆庆开始召集大臣们上朝。

被嘉靖冷落了那么多年,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大家都十分激动,滔滔不绝,唾沫横飞,甚至在朝堂上公开对骂。然而从第一天起,大臣们就惊奇地发现,这位皇帝似乎有点不对劲。因为无论下面吵得多热闹,上面的这位兄弟却一句话都不说,始终保持沉默。

隆庆是个很可怜的人。

他是嘉靖的第三个儿子,皇位根本没他的份,安心做个藩王,好好过日子就行。可偏偏老天爷开眼,前面两个都没能熬过去,于是老三就变成了老大。

但这对于他而言,实在算不上一件好事,因为嘉靖同志不但命硬,还极难伺候,能和他打交道的,也都是徐阶、严嵩这类老滑头,以朱载垕的智商水平,只能是重在参与了。

而现在看着下面这帮杀气腾腾、脸红脖子粗的陌生人,他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怎么会待在这种地方,和这些人打交道?

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口说话,不管好坏,按照言官们的光荣传统,一定会被骂,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说话了,看你们还能怎么样?

不久之后,隆庆终于明白,原来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骂法。

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这个人叫郑履淳。他慷慨陈词,严厉指责皇帝继位以来,放任大臣发言,自己却不说话,长此以往国家怎么得了?

说来有点搞笑,因为这位郑先生时任尚宝丞,是管机要文件的,并不是言官,就算要骂,怎么着也轮不上他,不知是不是穷极无聊,想找点事情干。

于是皇帝愤怒了,老子都不说话了,让你们去骂街,竟然还是闹到了我的头上,说话也骂,不说话也骂,你要造反不成?!

恨得牙痒痒的皇帝终于没能忍住,随即命令把郑先生拖出去打屁股,然而终究还是放了他。

隆庆兄终于雄起了一次,这实在是不容易的,因为在执政的大多数时间内,他是比较窝囊的。

除了说话的问题外,皇帝大人还惊奇地发现,原来做皇帝,也是可以很穷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都有三把火,作为大明帝国的统治者,刚刚登基自然也想摆摆场面。于是隆庆下令,由户部拨款,为后宫购买一些珠宝首饰,算是送给诸位老婆的礼物,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并不过分。

然而结果是,户部尚书马森上书表示:你买可以,我不出钱。

这句话看似耸人听闻,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要知道,在明代,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户部相当于财政部,而财政部的钱,就是国家的钱,皇帝是无权动用的,即使要用,也要经过财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内阁分管财政部的大学士(一般是首辅)层层审批,还要详细说明你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准备用多久,打不打算还,什么时候还。

要不说清楚,一个子儿都甭想动。

所以历代皇帝要用钱的时候,大都会动用内库,也就是他们自己每年的收入,除非是穷得没办法,一般都不会去找户部打秋风。

既然明知,为什么还要去触这个霉头呢,因为他就是穷得没办法了。

原先内库还有点钱,但传到他爹手上,都拿去修道和给道士发工资了,等传到他这里,已经是一穷二白,干干净净。

现在马森不给,他也没办法,本打算再下一道谕令,希望这位部长大人手下留情,多少施舍点,但就在此时,大麻烦来了。

言官们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大家兴奋了,这回有事干了。

首先是给事中魏时亮上书,严厉批驳皇帝的浪费行为。很快御史贺一桂跟进,分析了买珠宝的本质错误所在,还没等皇帝大人回过神来,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出场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詹仰庇,人送外号詹三本,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

这位詹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进士,换句话说,他刚当官才两三年,虽说资历浅,但可谓人浑胆子大,看见大家上书,他也上了一本:“陛下你要知道,历史上的贤君都不喜欢珠宝,比如某某某某(此处略去),现在您刚刚登基,就开始喜欢这类东西,一旦放纵后果不堪设想,我听说两广还在打仗,您怎么能够本末倒置呢?”

皇帝又愤怒了,户部不给钱,我也没追究,你们还一拨一拨地上,老子不还没买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然而这一次,他忍了下来,没有发作,继续保持沉默,珠宝的事情也不提了,就当没这回事。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詹三本又行动了。

不久之后,这位仁兄在宫里闲逛,偶然看见了太医,就上前打招呼,一问,是进宫给皇后看病的。换了别人,这事也就完了,但詹三本不是别人,他就开始琢磨了,这皇后怎么就生了病呢,再一打听,原来是夫妻双方闹矛盾,皇后搬到别处去住了。

好了,好了,用功的时候又到了,詹三本琢磨来琢磨去,又上了第二本:“臣最近听说皇后已经搬到别处居住,而且已经住了近一年,最近身体还不好。臣觉得这件事情陛下不应该不理啊,要知道皇后是先皇选定的,而且一向贤淑,现在您不去看望皇后,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得了?“所以希望皇上听我的话,前去看望皇后,臣就算死,也好过活着了(虽死贤于生)。”

这就是无理取闹了,人家夫妻俩吵架,与你何干,还要你寻死觅活?

隆庆收到奏疏,大为恼火却不便发作,不回答又不行,只好回了个话:“皇后生了病,所以才住到别处去养病,我的家事你怎么知道,今后不要乱讲话!”

就这样,詹仰庇出名了。他本来预计这次投机是要挨板子的,但现在居然毫发无伤,这笔生意做得太值了,正是所谓——中外惊喜过望,仰庇益感奋(原话)。

感奋不已的詹仰庇再次感奋了,他决定再接再厉,把弹劾进行到底。很快,他就上了第三本,这一次他把矛头对准了宫内的宦官,说他们多占田产,收取赋税,希望皇帝陛下驱逐他们。

事实证明,詹仰庇先生的弹劾,欺负欺负隆庆皇帝这样的老实人还是可以的,但对付真的坏人,那就不灵了。宦官们立刻找了个由头,坑了他一把,把他赶出了京城。

起于弹劾,终于弹劾,詹三本到此终于功德圆满。十几年后他还曾经复起,担任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为了巴结当时的大学士王锡爵,甘当打手四处骂人,后又被人骂走,事实证明这位仁兄是典型的没事找抽型人格。

隆庆皇帝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说得好听是读过书的大臣,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如内阁的那几头老狐狸,实在是疲于招架。

所以从登上皇位的那天起,他就意识到了这样一点:皇帝是不好干的,国家是不好管的,而我是不行的,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自己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

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判断使大明王朝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那么谁是信得过的人呢?对于隆庆而言,自然就是身边的那几位讲官了,除殷士儋外(原因很复杂,后面再讲),高拱、张居正、陈以勤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在隆庆初年(1567),礼部尚书陈以勤与吏部左侍郎张居正同时入阁。至此内阁已有六人,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

请注意上面的六人名单排序,它的顺序排列实在非同寻常。

在明代,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先入阁的是前辈当首辅,后来的只能做小弟当跟班,那小弟怎么才能做首辅呢?很简单,等前辈都死光了,你就能当前辈了。

这里特别说明,早你一天入阁就是你的前辈,你就得排在后面,规矩是不能乱的。可能有人要问,要是两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

那也简单,大家就比资历吧,你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我是嘉靖二十六年的,那你就是前辈。如果连资历也相同,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你是正部,我是副部,你还是前辈。如果官级也相同,那就比年龄,反正不分出个先后不算完。

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以勤同时入阁,但论资历和官级,他都要差点,只能委屈点,排在第六了。

其实这种排序本也说不准,要说起来,排第二的李春芳还是陈以勤的学生,谁让人家进步快呢?这种事情,不能怨天尤人。

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表,考虑到排序,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张居正要想接班,至少也得等到七八十,这还是保底价。

不过幸好,除了论资排辈外,我国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比如不斗到死不罢休的斗争哲学。

就在张居正刚刚入阁之后不久,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来临了。

正所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这次挑事的又是一位老熟人——胡应嘉。

弹劾,归隐

虽说上次投机不成,没有搞掉高拱,反而结了仇,但胡应嘉没有辞职,更不退休,这位仁兄注定是闲不下来的。很快,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为他提供了新的发挥途径——京察。

明代的官员制度是很严格的,每三年考核一次,每六年京察一次。顾名思义,京察就是京城检察,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按此范围,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都是考察对象(知府正五品)。

当然,也包括京城的京官。

这么一算起来,那些整天叫嚷的言官也都是考察对象,全国十三道监察御史统统是正七品,六部六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给事中才从七品,算是包了饺子。

我查了一下,这个条例是明宪宗朱见深时开始实施的,很怀疑这是不是朱同志受不了骂,故意这么干的。

如果这真是他的本意,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一百多年来,每次京察的结果总是地方官倒霉,言官安然无恙。想想也是,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并不是内阁大学士,连皇帝都怕言官,两位部长大人怎么敢干得罪人的事情呢?

但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除了地方官外,许多原先威风凛凛的御史、给事中都下了课,乖乖地回了家,朝野一片哗然,敢闹事的却不多。

因为此时的吏部尚书是一个超级猛人,他虽然没有入阁,却比大学士还狠——杨博。

说来惭愧,这位当年严世蕃口中的天下三杰竟然还活着,而且老而弥坚。这次京察是由他主导的,那就真算是一锤定音了:

想当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陪大学士巡边,之后镇守蒙古边疆,杀了二十多年人,又干了十几年政务,严嵩在时都要让老子三分,你们这些小瘪三,也只能去欺负皇帝,免了就免了,辞了就辞了,你敢怎样?

想想倒也是,现在的内阁成员中,除了徐阶外,其余五人见到他都得恭恭敬敬地行礼,谁还敢动他?

但这世上从不缺胆大的,胡应嘉估计是得罪了高拱,反正豁出去了,就摸了这个老虎屁股,他上书弹劾了杨博。

当然,弹劾也是有理由的。虽说这次从中央到地方,撤掉了很多的官员,但唯独有一类人却丝毫未动——山西人。而“凑巧”的是,杨博就是山西人。

狭隘的老乡观念是要不得的,是一定要摒弃的,这就是胡应嘉弹劾的主要内容。但文书送上去后,杨博还没做出反应,内阁就先动手了。

具体说来,是高拱要解决胡应嘉。他握着胡言官的那封奏疏,大声疾呼应该让胡应嘉趁早滚蛋,回家当老百姓。

之所以会落到这个局面,只是因为胡应嘉先生过于激动,结果忽视了一个程序问题。

京察的主办单位是吏部和都察院,而作为给事中,也是要参与其中的。胡应嘉全程办理了此事,却一言不发,现在京察结束了才来告状,你早干吗去了?

高拱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他辞严色厉,一边骂胡应嘉还一边斜眼瞟徐阶,那意思是你能拿我怎样。而郭朴也趁机凑了回热闹,跟着嚷起来,要严惩胡应嘉。

像徐阶这种老江湖,自然是不吃眼前亏的,如果再闹下去,就要骂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他腰一弯,就势打了个滚:“那好吧,我也同意。”

高拱,这可是你自找的,不用我出手,自然有人收拾你。

事实说明,高拱兄还是天真了点。他万万想不到,处罚令下达之日,就是他倒霉之时。

自打胡应嘉要贬官的传言由路边社传出之后,高拱就没消停过,京城里大大小小的言官已经动员起来:胡应嘉替我们说话,既然高大人要他下课,我们就要高大人下台!

最先跳出来的是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他们分别弹劾高拱滥用职权、压制言论等罪名。但高拱不愧为老牌政治家,轻而易举便一一化解。

然而当听说另一位言官准备出场弹劾时,高拱却顿时感到了末日的来临,这个人的名字叫欧阳一敬。

欧阳一敬,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给事中,从七品。

这是一份并不起眼的履历,但只要看看他的弹劾成绩,你就会发现他的可怕。

嘉靖年间,他弹劾太常少卿晋应槐,晋应槐罢官。

接着,他弹劾礼部尚书董份,董份罢官。

后他调任兵科给事中,弹劾广西总兵(军区司令员)、恭顺侯吴继爵,吴继爵罢官。也正是因为这位仁兄的一状,饱经沧桑的俞大猷大侠才得以接替此位,光荣退休。

三个月后,弹劾陕西总督陈其学、巡抚戴才,陈其学、戴才罢官。

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很有胆、很敢弹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接着往下看,因为他还曾经弹劾以下这些人(排名不分先后):

英国公张溶、山西总兵董一奎、浙江总兵刘显、锦衣卫都督李隆等等。

所谓英国公,就是跟随永乐皇帝朱棣打天下的那位张玉的后代,最高公爵,世袭罔替。山西总兵和浙江总兵都是省军区司令员,而李隆都督是特务头子。

弹劾结果:以上官员中,除英国公张溶外,全部罢官。

总而言之,在欧阳一敬不到十年的弹劾生涯中,倒在他脚下的三品以上部级文武官员合计超过二十人,并附侯爵一人、伯爵两人。

当我看到这份成绩单时,总会不禁感叹,原来骂人也是有天赋的。

骂神出马,自然不同凡响。欧阳一敬实在是剽悍得紧,不但弹劾高拱,还捎带了杨博,并大大夸赞了高拱的奸恶水平,说他比历史上的著名奸臣蔡京同志还要奸。

在弹章的最后,他还体现了有难同当的高尚品质:“胡应嘉弹劾的事情,我事前就知道了,你们要处罚胡应嘉,就先处罚我吧!”

这种江湖义气,实在颇有几分黑社会的神韵。

这回高拱扛不住了,可还没等他开始反击,另一个人却蹦了出来,此人就是他的学生齐康。

齐康也是御史,但老师吃了亏,同行也就顾不上了,他立马站出来,先骂欧阳一敬,再骂徐阶。但是事实证明,骂架和打架的道理大致相同,人多打人少才能打赢。

齐御史刚出头,就被欧阳一敬方面的口水彻底淹没。而徐阶兄也不甘示弱,趁你病要你命,还找来了几个六部官员,大家一起去踩高拱。

这下再也扛不住了,隆庆元年(1567),屁股还没坐热的高学士主动提出辞职回家,一个月后,他的同乡好友郭朴也退了休。

徐阶,算你狠,我们走着瞧!

就这样,徐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这也只能怪高拱兄不自量力,徐首辅久经考验,当年孤身一人,尚且敢跟严嵩对干,如今天下在握,皇帝都不好使,何况高学士,内阁里你排老几?

高拱走了,最伤心的人是皇帝,但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说了不算。

此时的徐阶已经比皇帝还皇帝了,隆庆被他抓在手里,动弹不得。皇帝说:中秋节到了,咱们摆个宴席,庆祝一下。

徐阶说:铺张浪费,你就不要办了。

皇帝说:那好,我听你的。

不久之后,皇帝又说:我这么多年一直待在北京,想要出去转转。

徐阶真是个直爽人,说了一大堆话,概括起来两个字:不行。

隆庆终于出离愤怒了,我爹还不敢这么管我呢!你凭什么?!一气之下,他毅然收拾行李,还是去了。

虽然这次英雄的举动为他赢得了一次自助游的机会,但长此以往,怎么得了?高拱又走了,身边连个出主意的人都没有,就在皇帝大人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件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徐阶致仕了,他放弃了首辅的位置,打好包裹,准备回松江老家。

这在当年,算是一件奇闻。要知道,以徐首辅的地位和威望,想干多久就干多久,想灭谁就灭谁,完全是天下无敌的状态,所谓金盆洗手、急流勇退,那只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然而童话确实成为了现实,而原因也十分简单——疲惫,以及欣慰。

隆庆二年(1568),徐阶六十六岁,暂住北京,即将退休。

四十八年前,他十八岁,家住松江府华亭县,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叫聂豹的七品知县,听从了他的教诲:“我将致良知之学传授于你。”

四十五年前,他二十一岁,来到北京考中了进士。在大明门前,他见到了首辅杨廷和,听到了他高声的预言:“此子之功名,必不在我辈之下!”

三十八年前,他二十八岁,面对首辅张璁的怒吼,他从容不迫地这样回答:“我从未曾依附于你!”

然后他前途尽毁,家破人亡,被发配蛮荒之地,在那里,他第一次见识了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残忍。

二十年前,他四十六岁,看着自己的老师夏言被人杀死,不发一言。

因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规则,报仇雪恨也好,伸张正义也罢,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四年前,他六十二岁,经过十余年的忍耐与经营,他除掉了严嵩,杀死了他的儿子,成为了一个工于心计、城府深不可测的政治家,世间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现在,一切又回到了起点。

当年的青年才俊,现在的老年首辅;当年的热血激情,现在的老到深沉。从黑发到白发,从幼稚到成熟,一切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志向。

徐阶这一辈子,被人整过,也整过人,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但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没有背弃自己当年的誓言。在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许多正直的官员得以任用,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高拱与张居正的伟大新政由他而起,我想,这已经足够了。

在为国效力的同时,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斗争事业。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第一线勤勤恳恳地斗,奋发图强地斗,干了一辈子斗争工作,也该歇歇了。

虽然皇帝陛下第一时间就批了他的致仕申请,且唯恐他反悔,当即公布天下,发退休金让他走人,明显有点不够意思,但徐阶却并不在意,因为他已欣慰地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那个报国救民的理想,将由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去实现。

张居正,我相信,你会比我做得更好。

除了张居正外,对另一个人的提拔与关照也让他备感安心。他认为,这个人将成为张居正的得力帮手。

这个走运的人,就是我们的老相识海瑞先生,自打从牢里放出来,那可真叫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官复原职,很快就升了官,当了大理寺丞(正五品),专管审案,也算发挥特长。

不久之后,这位当年的小教谕竟然当上了都察院佥都御史(正四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级官员。

海瑞能够飞黄腾达,全靠徐阶。在徐首辅看来,海瑞是个靠得住的清官,是应该重用的,临退休前把他提拔起来,将来还有个指望。

然而事实证明,这正是他人生中第二次错误的任命,很快,一次致命的打击就将向他袭来。

但此时的徐阶依然是幸福的。他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一切,微笑着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个带给他痛苦、仇恨、喜悦和宽慰的地方。

隆庆二年(1568)十一月,徐阶回到了松江府华亭县,他又看到了熟悉的风景,和他离弃多年的家。

四十多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一切就此开始,而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

他推开了家中的那扇门。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我回家了,终于。

你的命运,在我的手中

世界上的事情实在是说不准的,短短两年,高拱和郭朴走了,徐阶也走了,原本甩尾巴的张居正一下子排到了第三。当然,这只是看上去很美,因为甩尾巴的依旧是他。

所谓老实人不吃亏,李春芳现在有了充分的心得,像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从来不争不闹,居然也成了首辅,而陈以勤则当上了次辅。这两位老好人脾气不大,才能不高,以一团和气为指导思想,整天就忙着和稀泥,劝架,从不惹事,看起来,和平终于来临了。

不过终究只是看起来而已,很快,一场新的狂风巨浪就将掀起,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

隆庆三年(1569),赋闲在家的徐阶突然接到了仆人的通告,说有人来拜会他。作为朝廷前任首辅,地方上那些小芝麻官自然要经常上门拜码头,为省事起见,但凡遇到这种情况,仆人会直接打发他们走人。

但这一次,是个例外。仆人告诉他,来访的这位虽不是官,却比官还牛,口口声声说有紧急机密的事情要找徐阶,且口气极大,极其嚣张。

于是徐阶也好奇了,他把这个人叫了进来。

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自称姓邵,别号“大侠”,没有官职,没有身份。然而他进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久经沙场的徐阶目瞪口呆。

他说的这句话是:我能帮助你再当上首辅,你愿意吗?

等徐阶确定自己的耳朵没有问题后,便大笑了起来。他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笑,在他四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遇到过无数怪事、怪人,但眼前此情此景,实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我在内阁混了十几年,九死一生才当上首辅,天下到处都是我的门生亲信,皇帝都要服我管。你既无官职,也无名望,也就算个二流子,竟然要扶持我当首辅!

差点笑岔气的徐阶挥了挥手,让人把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赶了出去,在他看来,这是退休生活中一次有趣的娱乐插曲。

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在他放声大笑之时,这位邵大侠并没有丝毫惊慌与尴尬,在他的眼中,只有两种情绪在闪动:失望,以及仇恨。

于是被赶出徐家之后,他立刻调转了方向,前往另一个地方——河南。在那里,他将会见第二个人,并兑现自己的诺言。

十几天后,高拱在自己的家中见到了这位邵大侠,也听到了他的承诺,但与徐阶不同的是,他相信了眼前的这位神秘访客。而一个传奇也就此开始。

我最早是从一些杂谈笔记中看到这一记载的,当时只是一笑了之,从古至今,像邵大侠这样的政治骗子一向不缺,拿着几份文件,村长就敢认部长的,也不在少数。

一个无权无势的无名小卒,怎么可能把高拱扶上首辅的宝座?打死我也不信。

然而打不死,所以我信了。

因为在后来的查阅中,我发现,有许多可信度很高的史料也记载了这件事,而种种蛛丝马迹同时证明:这位邵大侠虽然是个骗子,却是骗子中的极品。

邵大侠,真名不详(一说名邵方),具体情况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混混。

这位仁兄自小就不读书,喜欢混社会。一般说来,年轻人混到二十多岁,就该去找工作娶老婆了,但他却是个例外。对他而言,混混已经成为了一种事业,从南混到北,从东混到西,最后混到了京城。

正是在京城,他圆满完成了转型,成功地由一个小混混变成了巨混混。因为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虽不起眼,品级不高,也不是内阁成员、六部部长,却有着不亚于内阁首辅的权势。

他的名字叫做陈洪,时任御用监掌事太监。

前面曾经说过,在太监的部门中,司礼监权力最大,因为他们负责批红,任何命令没有他们打钩都不能算数。而这位陈洪兄虽也干过司礼监,此时却只是个管日用品的御用监。

但事实上,这位陈兄是当年最牛的太监之一,究其原因,那还要感谢嘉靖同志。

因为嘉靖不信任太监,加上当时的内阁过于强悍,都是夏言、严嵩、徐阶之流老奸巨猾的人物,所以司礼监的诸位仁兄早就被废了武功,又练不成葵花宝典,每天除了在公文上打钩外,屁都不敢放一个。

于是御用监脱颖而出了,你再威风再嚣张,吃喝拉撒总得有人管吧,日常用品总得有人送吧,这就是关系,这就是机会。所以不起眼的陈洪,却有着极为惊人的能量。

但太监是不能自己随意出宫的,有钱没处花,有劲没处使,于是邵大侠就成为了陈太监的联络员,而高拱,就是陈洪的第一个同盟者。

绝顶聪明的徐阶赶走了高拱,安插了张居正,在他看来,高拱已经永无天日,事情已经万无一失,却没有想到,还是留下了这唯一的破绽。

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经过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幕交易与协商,高拱又回来了,此时距他离去仅仅过了一年。

得意了,翻身了,凭借着一个太监的帮助,高拱以十倍于胡汉三的精神状态回到了京城,在他看来,天下已尽在掌握。

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三年后,他将沿原路返回老家,而赶他回家的,是另一个太监。

所谓人走茶凉,有时候也不一定。听说高拱回来了,隆庆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他,并刻意叮嘱好好工作,天天向上。

说是这样说,但毕竟人走了一年,原先在内阁排老四,现在也只能去甩尾巴了。朝廷的规矩,就算天王老子,也不能插队!

但皇帝大人实在很够意思,为保证高老师不至于被排在前面的几位熬死,他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正是这个花招成就了高拱。

在下令高拱为大学士进入内阁的同时,隆庆兄还悄悄地送给他的老师一个职务——吏部尚书。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根据历朝的惯例,为保证皇帝大权在握,内阁大学士不能兼管吏部。因为吏部是人事部,是中央六部中权力最大的部门,如果把人事权和政务处理权都交到一个人的手中,不出鬼才怪。

但咱们谁跟谁啊,战火中结交,斗争中成长,是铁得不能再铁的兄弟,不信你高老师还能信谁?

于是大权在手的高拱准备行动了,为了得到那最高权力的宝座,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必须先铲除几个敌人。

高拱黑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那群叽叽喳喳的言官们终于要吃苦头了,高学士不是隆庆皇帝,说整你就整你,绝不打折扣。于是短短几个月中,二十多名言官不是撤职,就是调任,反正当年只要朝高先生吐过口水的,基本都被罚了款。

这些小鱼小虾都在其次,高先生最惦记的,还是欧阳一敬。

为了对付这位传说中的骂神,高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欧阳兄主动辞职了。

骂神不愧为骂神,骂人厉害,闪人也快,见势不妙立刻就溜号了。但不知是不是骂人太多,过于缺德,或是高老师玩了什么把戏,这位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不明不白地死了。对他而言,没有死在骂人的工作岗位上,实在是一种遗憾。

现在只剩下胡应嘉了,欧阳一敬好歹还是个帮凶,胡先生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但让高拱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是没能整治这位仁兄。

因为胡应嘉的避祸方法更有创意,他直接就死掉了。

在得到高拱上台的消息后,胡应嘉由于心理压力过大,几天后就不幸死亡了,对一个死了的人,还能怎么整治呢?也就这样吧。

言官们完蛋了,高拱快刀斩乱麻,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和那些只会骂人的家伙比起来,这个敌人才是真正的威胁。

高拱王者归来之时,在欣喜之余,他也惊奇地发现,自己只能排在第五了,而多出来的那个第四内阁学士,就是赵贞吉。

说起这位赵兄,也算是老面孔,之前他曾多次出场,骂过严嵩,支持过王学,时任礼部尚书,现在入阁,可谓功德圆满了。

但自打这位声名显赫的尚书大人来后,内阁的其他四位同志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因为赵兄弟一反常态,热衷于惹麻烦,一天到晚都要没事找事,从李春芳到陈以勤,都挨过他的骂,最惨的是张居正,每天都被横眉冷对,心理压力极大。

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心态问题。

要知道,李春芳和张居正都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进士,陈以勤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的,而赵学士,是嘉靖二十年(1541)。

论资历,他是内阁里最老的。他当官的时候,其他的内阁同事们还在家啃书本。现在他虽然也入了阁,却排在最后,连张居正都不如,咱中国就讲究个论资排辈,你要他倚老而不卖老,那实在是要求太高。

但好在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是老实人,张居正翅膀没硬,也不怎么吭声,所以内阁里每天都能听见赵学士大发感慨,叹息“老子当年”之类的话,也没人敢管。

现在高拱回来了,排在了最后,赵学士终于找到了心理安慰,开始找高拱的麻烦。

可实在不巧,高学士也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论资历旗鼓相当,而他也不把赵贞吉放在眼里:混那么多年才入阁,只能说你无能!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目标是首辅,就算赵贞吉不找他,他也要去解决赵贞吉,不把你解决掉,我怎么当老四?

很快,他就纠集手下的言官弹劾赵贞吉,加上他还是吏部尚书,各级官员一起上,不搞掉你誓不罢休!

可赵学士也不是省油的灯。事实上,在当时的内阁里,唯一能与高拱对抗的人就是他,因为十分凑巧,在内阁里他恰好分管打手机关——都察院。

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的都察院可算是疯人院,里面许多人都是穷极无聊,一放出来就咬,咬住了就不放,一时之间又是口水满天飞。

然而赵贞吉没有高兴多久,就惊奇地发现,那些言官突然安静了下来,也不再卖力骂人了,不管他好说歹说,就是不动。

对于此中奥妙,我们还是请高拱同志来解释一下:“别忘了,老子是吏部尚书,还管京察!”

要明白,言官骂人那是要计算成本的,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海瑞那种赔钱赚吆喝的也着实少见。

赵贞吉绝望了,高拱已经胜券在握。但就在此时,一件出乎双方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高学士排到了第四,而赵学士也排到了第三。

因为陈以勤辞职了。

陈以勤实在受不了了,他本就是个老实人,准备干几年就回家养老,偏偏这二位不让他休息,整天闹来闹去,高拱是他当年的同事,而赵贞吉是他的老乡,帮谁也不好,于是他心一横——不干了,回家!

但辞职的归辞职,该斗的还得斗,很快赵学士就败下阵来,收拾包袱回家了。而高拱则再接再厉,直接超越了张居正,排到了李春芳的后面,成为了次辅。

全国人民都知道,李春芳是热爱和平的,于是大权就落在了高拱的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收手了,然而直到此时,他才终于亮出了自己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敌人——徐阶。

斗争形势是复杂的,斗争路线是曲折的,而敌人是狡猾狡猾的,所以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找好突破口,才能一举搞定。

而现在,这个突破口已经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海瑞。

第六章 高拱的成就

海青天的实力

隆庆三年(1569),海瑞终于得到了他人生中最肥的一个职位——请注意,不是最大,是最肥。

大家同样在朝廷里混,有的穷,有的富,说到底是个位置问题,要分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十天半月不见人,穷死也没法。而某些职位,由于油水丰厚,自然让人趋之若鹜。

而在当时,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更是闻名遐迩,万众所向,它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吏部考功司、兵部武选司、兵部武库司。

文选司管文官人事调动,要你升就升;考功司管每年的官员考核,要你死就死。这是文官。

武选司管武将人事任命,战场上拼不拼命是一回事,升不升官又是另一回事;而武库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管军事后勤装备的,不肥简直就没天理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肥差,也是众人日夜期盼的地方。然而和海瑞先生比起来,那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他要担任的职务,是应天巡抚。

所谓应天,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无锡以及安徽一部。光从地名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光是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一半。

而海瑞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自然也是徐阶暗中支持的结果,对此海瑞也心知肚明。他虽然直,却不傻。

但如果徐阶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估计他能立马跑去给海先生三跪九叩,求他赶紧退休回家养老。“海阎王就要来了!”

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相信也后无来者的壮观景象出现了:政府机构没人办公了,从知府到知县全部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平常贪污受贿的官员更是不在话下,没等海巡抚到,竟然自动离职逃跑。

而那些平时挤满了富商的高级娱乐场所此时也已空无一人,活像刚被劫过的。大户人家也纷纷关门闭户,听见别人说自己家有钱,比人家骂他祖宗还难受。高级时装都不敢穿了,出门就套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浑似乞丐。恰巧当时南京镇守太监路过应天,地方上没人管他,本来还想发点脾气,再一问,是海瑞要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不住了,赶紧走!

走到一半又觉得不对,便下了第二道命令——换轿子!(按照规定,以他的级别只能坐四人小轿)就这样连走带跑离开了应天。

于是等海巡抚到来之时,他看到的,已经是一片狼藉,恶霸不见了,地主也不见了,街上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到了原始社会。

但这一切似乎并未改变海瑞的心情,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张榜公布,欢迎大家来告状,此外还特别注明免诉讼费,并告知下属,谁敢借机收钱,我就收拾谁。

告状不要钱!那就不告白不告了,于是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了。

每天巡抚衙门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人潮汹涌,人声鼎沸,最多一天竟收到了三千多张诉状。而海阎王以他无比旺盛的精力和斗志,居然全部接了下来,且全部断完,而结果大多是富人败诉。

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然而事实上,它所代表的并非全是光明和正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刁民。

所谓刁民,又称流氓无产者,主要工作就是没事找事,赖上就不走,不弄点好处绝不罢休,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这种人也不在少数。而海瑞照单全收,许多人借机占了富人的家产,自己变成了富人,也算是脱贫致富了。

但总体说来,海巡抚还是干得不错的,毕竟老百姓是弱势群体,能帮就帮一把,委屈个把地主,也是难免的。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海瑞大张旗鼓地干,却没有人提出反对,也不搞非暴力不合作,极其听话。说到底,大家怕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徐阶。

得罪海瑞无所谓,但徐阶岂是好惹的,所以谁也不触这个霉头。

然而随着追究恶霸地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平静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海瑞终于发现了应天地区最大的地主,而这个人正是徐阶。

其实徐阶本人也还好,关键是他的两个儿子,仗着老爹权大势大,在地方上肆意横行,特别喜欢收集土地,很是捞了一把。而徐阶兄不知是不是整天忙着搞斗争,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怎么管他们,所以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徐阶同志的深刻教训再次告诉我们,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子女,那是十分重要的。

不过海瑞倒是不怎么在乎徐阶的教育问题。他只知道你多占了地,就要退,不退我就跟你玩命。

但看在徐阶的面子上,他还是收敛了点,给徐大人写了封信,要他退地。

徐阶还是很有风度的,他承认了部分错误,也退了一部分地,在他看来,自己救了海瑞的命,还提拔了海瑞,现在又带头退地,应该算是够意思了。

可海瑞却不太够意思,他拿到了徐阶的退地,却进一步表示,既然你有这个觉悟,那就全都退了吧,就留一些自耕田,没事耕耕地,还能图个清静,我是替你着想啊!

徐阶当时就懵了,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还是内阁首辅主动退休,准备回家享享福,你要我六十多岁重新创业,莫非拿我开涮不成?

于是他又写信给海瑞,表示自己不再退田,希望他念在往日情谊,高抬贵手,就当还我的人情吧。

可是事实证明,海瑞兄的脑袋里大致没有这个概念,这位兄弟几十年粗茶淡饭,近乎不食人间烟火,什么是人情?什么是欠?什么是还?

到此徐阶终于明白,自己混迹江湖几十年,竟然还是看走了眼,这位海瑞非但油盐不进,连砖头都不进。

他下定了决定,要顽抗到底,并摆明了态度——不退。

海瑞也摆明了态度——一定要退。

双方开始僵持不下,就在这时,高拱来了。

最好的工具

活了这么大年纪,高拱从来没相信过天上会掉馅饼,但现在他信了。

虽然已经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敢对徐阶动手。这并非因为他宅心仁厚,只是徐阶地位太高,且在朝廷混了那么多年,群众基础好,如果贸然行动,没准就被闹下台了,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冷眼旁观。

等他知道海瑞正在逼徐阶退田的事情后,立即大喜过望,反攻倒算的时候终于到了!

原因很简单,如果用自己的人,大臣们一望即知,必定会去帮徐阶。现在大家都知道,海瑞是徐阶的人,你自己提拔的人去整你,我不过是帮帮忙,总不能怪我吧。

海瑞,是一件最合适的利用工具。

高拱很快对海瑞的行为表示了支持,并且严厉斥责了徐阶的行为。海瑞得到了鼓励,更加抖擞精神,逼得徐阶退无可退。

于是徐阶准备妥协投降了。他表示,愿意退出全部的田地。在海瑞看来,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就在此时,事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朝廷里的言官突然发难,攻击徐阶教子不严,而一个叫蔡国熙的人被任命为苏州兵备使,专职处理此案,很巧的是,这位蔡先生恰好是高拱的学生,还恰好和徐阶有点矛盾。

事情闹大了,徐阶的两个儿子被抓去充军,家里的所有田产都被没收,连他的家也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烧掉了,徐大人只能连夜逃往外地。

看起来,海瑞赢了,然而事实证明,最后的胜利者只有高拱。

隆庆四年(1570),海瑞接到了朝廷的命令——收拾东西走人。

于是仅仅当了半年多巡抚的海瑞走了。他本着改造一切的精神跑来,却发现被改造的只有他而已。

海瑞先生岂是好惹的,这么走算怎么回事?他一气之下写就了另一封骂人的奏疏。

在海瑞的一生中,论知名度和闹事程度,这封奏疏大概可以排第二,仅次于骂嘉靖的那封。

要知道,骂人想要骂出新意是不容易的,既然骂过了皇帝,骂其他人也就没啥意思了,但海瑞先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的骂人天赋。这一次他找到了新的对象——所有的大臣(除他以外)。

而他在奏疏中,也创造了新的经典骂语——“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这句话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在古代骂对方是妇人,比骂尽祖宗十八代还狠。于是满朝哗然一片,然而奇怪的是,却没有人出面反击。

究其原因,还是海瑞先生太过生猛,大家都知道,这位兄台是个不要命的主,要是和他对骂,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所有人都原地不动,愣愣地看着海瑞大发神威。

只有两个人说话了。

第一个是李春芳。作为朝廷的首辅,他不表态也说不过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既没有攻击海瑞,也没有处分他,却拿着海瑞的奏疏,说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照海瑞的这个说法(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我应该算是个老太婆吧!”

还真是个老实人啊。

另一个人是高拱。其实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也算拜他所赐,在这最后摊牌的时刻,他终于揭示了其中的奥妙:“海瑞所做的事情,如果说都是坏事,那是不对的;如果说都是好事,那也是不对的。应该说,他是一个不太能做事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

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

所以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

隆庆五年(1571),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但这位主角的戏份还没完,十多年后,他将再次出山,把这个传奇故事演绎到底。

在海瑞的帮助下,高拱终于料理了徐阶,新仇旧怨都已解决,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

其实从根本上说,高拱和徐阶并没有区别,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实干家,都想做事,都想报效国家,但根据中国的传统美德,凡事都得论个资历,排个辈分,搞清楚谁说了算,大家才好办事。

现在敢争敢抢的都收拾了,高拱当老大了,也就该办事了。

于是历时三年、闻名于世的高拱改革就此开始,史称“隆庆新政”。

说实话,这个所谓新政,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也找不出高先生搞过什么新鲜玩意儿,他除了努力干活外,既不宣誓改革,也不乱喊口号,但他执政的这几年,说是国泰民安、蒸蒸日上,也并不夸张。可见有时候不瞎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

但要说高先生一点创新进步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外,可谓无人匹敌,但这位高兄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是因为他虽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用人。

具体说来,他用了三个人。

第一个,叫做潘季驯。

一般说来,要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并不需要惭愧,但如果你的专业是水利,那我只能劝你回去再读几年书。

几年前,我曾看到过这样一条新闻,大意是水利工作者们开动脑筋,调集水库积水统一开闸,冲击泥沙,缓解了黄河的淤积情况,意义重大云云。

虽说搞水利我是门外汉,但如果没有记错,早在四百多年前,潘季驯先生曾经这样做过,而它的名字,叫做“束水冲沙法”。

潘季驯,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浙江吴兴人,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学家。

这位兄台高考成功后被分配到江西九江当推官,管理司法,官运也不错,十几年就升到了监察院右佥都御史,成为了一名高级言官。

恰好当时黄河决堤泛滥,灾民无数,高拱刚刚上台,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去收拾残局。恰好有一次和都察院的一帮言官吵架,潘季驯也在场,高拱看这人比较老实,也不乱喷口水,当即拍板:就是你了,你去吧!

张居正是个比较谨慎的人,觉得这样太儿戏,就去查了潘季驯的底,急忙跑来告诉高拱:这人原来是个推官,法律和水利八竿子打不着,他怎么懂得治水?

高拱却告诉他:只管让他去,他要不会治水,你只管来找我。

事实证明,高学士的眼光确实很毒。虽说没学过水利专业,潘季驯却实在是个水利天才,他刚一到任,堵塞缺口之后,便下令把河道收窄。

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大凡治河都是扩宽河道,这样才有利于排水,收缩河道不是找死吗?

施工的人不敢干,跑来找潘季驯。

潘季驯说你只管干,出了事我负责。

于是奇迹出现了,收缩河道之后,黄河不但没有泛滥,决堤的出现也大大减少,大家都惊叹不已。

看上去很神奇,实际上很简单。在长期的观察中,潘季驯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形成了岸上河,于是河堤也越来越高,稍有不慎一旦决堤,后果就会极其严重(住在黄河边上的人应该深有体会)。

而要降低河道,就必须除掉河里的泥沙,好了,关键就在这里,怎么除沙呢?

找人去挖,估计没人肯干,也没法干;找挖掘机,那还得再等个几百年。用什么才能把这些泥沙除去呢?潘季驯苦思冥想,终于醒悟,原来制胜的武器就在他的眼前——水。

收紧河道,加大水的冲力,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冲走,所谓“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就此大功告成。

除此之外,他还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名叫滚水坝。具体说来,是事先选择一个低洼地区,当洪水过大之时,即打开该处堤坝,放水进入,以减轻洪峰压力。

这就是流传至今、众人皆知的治水绝招——分洪。

有这么一位水利天才坐镇,泛滥多年的黄河得到了平息,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

这是第一位,算是个干技术的,相比而言,下面的这位就麻烦得多了。

黄河泛滥,多少还有个期限,等汛期洪峰过了,该埋的埋,该重建的重建,也就消停了。但是暴动就不一样了,要闹起来你不管,指望他们突然放下屠刀,皈依我佛,那种事《西游记》里才有。

隆庆四年(1570),永不落幕的两广叛乱再次开演了。在当年,这个地方是蛮荒之地,文盲普及率较高,不读书自然不服管,不服管自然不纳税,不纳税自然是不行的。于是来来往往,双方都喜欢用拳头刀枪讲话,每到逢年过节,不闹腾一下,那就不正常了。

但这次闹腾的动静很大,两广全境都有叛乱,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派了几个人去都被打了回来,于是高拱一拍脑门:“没办法了,派殷正茂去吧!”

殷正茂,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是当年传奇科举班的一员,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王世贞的文采,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但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军事。

他虽是文官出身,却极具军事才能,多次领兵出战,从无败绩,被认为是一代名将。按说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为什么直到没办法才找他呢?

原因很简单,他太贪。

这位兄弟虽说很有才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原先当地方官就吃农民赋税,到军队后就吃士兵的军饷。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贪得名闻全国,着实不易。

果然,任用殷正茂的消息一传出,就如同往厕所里丢了颗炸弹,分量十足。在大贪污犯殷正茂的面前,大臣们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异口同声地表示绝对不行。

高拱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表示一定要用,每天朝廷里都吵得天翻地覆,最后还是高学士水平高,只用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我就派谁去!”

这就不好玩了,殷正茂即刻光荣上任。

但他的亲信、给事中陆树德站了出来,劝告高拱,人你可以派去,但军饷你要看紧,最好在户部找个人随从前去,搞好财务审核制度,要内防家贼。

然而高拱说:“不用派人,所有军饷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

陆树德急了:“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我知道。”高拱却笑了笑,“那又如何?”“我拨一百万两军饷给殷正茂,他至少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或许他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朝廷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殷正茂不去,谁去?”

一切确如所料,殷正茂去后,仅仅几个月就平息了叛乱,班师凯旋,当然了,军饷他也没少拿,如果不贪,那就不是殷正茂了。

但高拱还是赚了,说到底,这是个成本核算问题。

在高拱的正确指导下,潘季驯和殷正茂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和第三个人比起来,前面这二位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为这位最后出场的压轴主角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连朱元璋都没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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